现实主义手法

2024-09-28

现实主义手法(精选11篇)

现实主义手法 篇1

摘要:后世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定位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的“意识流”小说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但乔伊斯的早期作品《都柏林人》从创作意图、写作手法来看, 均以写实为主导, 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当时爱尔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现实主义

詹姆斯 · 乔伊斯 (James Joyce) , 爱尔兰小说家, 被西方评论界推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是较早运用意识流技巧进行创作的艺术大师。有人认为“他 (乔伊斯) 的出现, 标志着英美意识流小说的真正崛起, 其经典力作《尤利西斯》的问世将意识流小说推向高潮, 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第一部作品, 也是唯一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尽管它不像《尤利西斯》一般, 拥有宏伟壮观史诗般的图景, 且在表现手法和艺术表现力上也不够成熟, 但是, 美国文学评论家称赞小说集《都柏林人》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集”, 是一本将象征与写实巧妙融合的艺术典范。《都柏林人》以二三十年代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小说背景, 描绘了中下层市民的生活, 形象地展现出20 世纪初都柏林市民的市井生活及其丰富真实的内心状态, 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生活如一潭死水的麻木和绝望。

从写作意图方面分析, 乔伊斯创作《都柏林人》的目的是想把人们从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中唤醒。“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精神史。”[2]19 世纪中期的大饥荒后, 爱尔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英国政府用军队武力镇压暴动者。爱尔兰处于英国殖民统治和天主教会政治精神的长期双重压迫下, 民众生活困窘、思想压抑、苟且偷安, 更有甚者与压迫者沆瀣一气。乔伊斯对自己的同胞痛心疾首, 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1904 年, 应出版界朋友之约, 乔伊斯开始为一份刊物撰写小说, 并于1914 年出版, 这就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乔伊斯这一写作意图决定了小说集《都柏林人》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以写实为主要表现手法。至于选择都柏林为小说的故事背景, 是因为在乔伊斯眼中, 都柏林是整个爱尔兰精神瘫痪的中心。

《都柏林人》显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真实再现了都柏林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一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小说集中包含十五个短篇小说, 其中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取材于乔伊斯周围的亲友甚至作者自身。小说《死者》中描写加布里埃尔“在他没有胡须的面庞上, 一副眼镜屏挡着他一双灵敏的、永不宁静的眼睛, 眼镜上光洁的镜片和锃亮的镀金框架也在永不宁静地闪耀着光辉。他那有光泽的黑头发从中间分开, 又长又弯地梳向耳后, 在帽子压出的一道纹路下轻微地卷曲着。”[2]这与年轻时作者本人的形象很相似。小说中的加布里埃尔是学院里的一名教师, 每个星期三他都会写一篇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投稿给《每日快报》, 并得到15 个先令的稿费。1904 年, 乔伊斯结婚后偕妻子赴欧洲大陆, 宣布“自愿流亡”, 曾先后在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等地生活, 学过医学、声乐, 后以教授拉丁语言为生, 还经常向报刊杂志投稿以赚取稿费。加布里埃尔的妻子格莉塔念念不忘她已故的恋人迈克尔 · 富里, 并在小说的结尾向丈夫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迈克尔 · 富里患上肺结核卧病在床时, 听到了他深爱的格莉塔即将离开前往都柏林修道院的消息。在格莉塔动身前一天的夜晚, 迈克尔 · 富里不顾病情, 来到格莉塔窗外, 在大雨中向爱人告别。格莉塔在到达修道院后听说了迈克尔病逝的消息, 痛不欲生。这一情节取材于乔伊斯的妻子诺拉和她曾经的爱人桑尼 · 波德金。乔伊斯与诺拉结识后, 正是由于他的样貌酷似波德金, 诺拉才对乔伊斯一见钟情。

作者还在《都柏林人》中真实地再现了都柏林的建筑和街道。小说《两个浪子》里科利和莱内汉一边讲着风流韵事一边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溜达。“他们沿着三一学院的栏杆走去”, “百无聊赖地绕着斯蒂芬绿园彳亍, 尔后沿着格拉夫顿大街踯躅”, “沿着绿园北边匆匆而去, 到了梅里恩街拐角”。根据乔伊斯在书中对都柏林街道的描述, 简直可以为都柏林绘一幅地图。也有学者认为乔伊斯如此精确地描写街道建筑、地理位置等细节恰恰体现着作者对故土深切的思念。小说集《都柏林人》写于1904 到1914 年, 这正值乔伊斯远离爱尔兰辗转于欧洲各国期间。也许正是强烈的思乡之情使得他不厌其烦地在作品中细致勾勒出故乡的一笔一画。

《都柏林人》中还真实地描绘了人们的生活场景。《一朵浮云》中小钱德勒笨拙地哄着哭闹的孩子, “小家伙可怜巴巴地抽泣着, 一口气噎住了, 过了四五秒才重新哭出声来。”[2]《纪念日, 在委员会办公室》一文里, 读者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小说里出现的帕奈尔是19 世纪后期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 自治运动领导人。在他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十多年间, 将爱尔兰各个政党派别的势力凝聚起来, 使得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得一片繁荣景象。开篇“老杰克用一块硬纸板把灰烬耙在一起, 然后, 小心地洒在炉中圆顶似的煤堆上, 那些煤逐渐变白了。”[2]《无独有偶》中掰腕子输给外国人的法林敦回家后把怒气撒到孩子身上, “棍子打伤了孩子的腿, 他痛得发出一声尖利的哀叫。孩子紧攥双手, 伸向空中, 声音颤抖地哀求。”[2]无论是工作中的枯燥压抑, 家庭生活中的矛盾烦闷还是政治生活中的迷茫敷衍, 都暗示着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死气沉沉和民众精神的空虚麻木。

鲜明的写作意图, 照片式的人物、环境描写, 熟悉的生活场景, 无不表明《都柏林人》明确而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 可以说《都柏林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

注释

1[1]强月霞.难以逃离的瘫痪――乔伊斯《都柏林人》主题评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 (3) :27.

2[2]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孙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84:4, 207, 91, 130, 106.

现实主义手法 篇2

象征主义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流派和文学思潮,出现于1886年。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兰波、魏尔兰等象征主义名家发表了大量的象征主义作品。象征主义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它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不是要使读者理解诗人究竟要说什么,而是要使读者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体会到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象征主义诗歌十分强调音乐效果,可是诗句的音乐性不是单纯通过机械的协韵表现出来,而在于诗句内在的节奏和旋律。

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情调缠绵,音韵悠扬,徘徊沉吟,具有柔曲相融、扑朔迷离的朦胧模糊特征。我们通过对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学中李商隐诗词的梳理,不难发现它们在追求无尽的审美意蕴和表达的含蓄朦胧上有大体的相似性,存在着彼此相互暗合的层面。同时隐曲的共同特征也赋予了“象征”与“兴”两种范畴以表现上的暗示性与多义性。李商隐“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传统诗论中得出进一层见解,即言志咏物必须优游玩味。为言志而咏物,即寻找思想的对应物,以求收到“以心会心”的艺术效果,他反对以诗叙事,以诗发议论,这种导向内心,反陈述,重联想,重暗示的方法,成为其诗词中象征主义因素的主要特征。

李商隐的诗词突破以往诗人堆砌典故卖弄学问的风气,在词的表现方法、语言形式、艺术效果上走出新路,其象征主义因素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寻找对应物表现情感

对应物,顾名思义,即与主观对应着的具象。它不是对客观形象作描述,而是借助形象来表现内心世界。对于凭借外界形象暗示主观,李商隐的作品中很看重这一点,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曰:“文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这里的文指的是对客观形象的描写,不以问为妙,即不以精确描写客观为妙。他的 “妙”的标准,是一首诗词能使读者悟出超于字句之外的主观世界。这样他们必须选择一些可感性极强的具体形象表现他们复杂的微妙的感受和内心世界,“夜雨”、“落花”、“枯藤”、“落日”、“孤雁”都是诗人主观意识的对应物。

在此我们来看看以下两首诗词。

春雨・李商隐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诗人描写了主人公在春夜思念自己的情人,心中一片迷茫,惆怅不已。李商隐在这首诗中,赋予爱情以优美动人的形象。诗借助于飘洒迷的春雨,融入主人公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烘托别离的寥落,思念的真挚,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借咏迷的春雨表现迷茫、惆怅不已的心境在李商隐的作品中较多见。

(二)追求“空灵”的艺术手法

在李商隐的词中从头到尾的叙述方式常常被大幅度的跳跃所取代,他往往不作层层铺垫,联想也不再像桥梁似的推进,而是在感情的结晶体上多侧面地标出几个坐标点,造成“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他所崇尚的简约和含蓄就是指词的布局要恰到好处,既起到提示作用,又不把意思说尽,让读者从多侧面的提示、暗示中产生联想线条。在姜派词中一层与下一层的意象,表面看来没有联系,其中的联系被作者“镂空”或者说“省略”了。而这种写法便于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和生活经验去作补充和完成,他们避免描绘激情顶点,而把这一刻留给读者。因此前人往往在评论李商隐的词中用“空灵”二字说明其特征。严羽对这种跳跃式叙述评价极高, 称其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沧浪诗话》)这里的“尽得风流”大概就是指给读者引导并空出的想象天地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无题二首・李商隐

其一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

李商隐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第一首起联写女主人公深夜缝制罗帐。凤尾香罗,是一种织有凤纹的薄罗;碧文圆顶,指有青碧花纹的圆顶罗帐。李商隐写诗特别讲求暗示,即使是律诗的起联,也往往不愿意写得过于明显直遂,留下一些内容让读者去玩索体味。像这一联,就只写主人公在深夜做什么,而不点破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甚至连主人公的性别与身份都不作明确交代。我们通过“凤尾香罗”、“碧文圆顶”的字面和“夜深缝”的行动,可以推知主人公大概是一位幽居独处的闺中女子。罗帐,在古代诗歌中常常被用作男女好合的象征。在寂寥的长夜中默默地缝制罗帐的女主人公,大概正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对男子的深情期待中吧。接下来是女主人公的一段回忆,内容是她和意中人一次偶然的相遇――“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对方驱车匆匆走过,自己因为羞涩,用团扇遮面,虽相见而未及通一语。

颈联写别后的相思寂寥。和上联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片断表现瞬间的情绪不同,这一联却是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概括地抒写一个较长时期中的生活和感情,具有更浓郁的抒情气氛和象征暗示色彩。这两句是说,自从那次匆匆相遇之后,对方便绝无音讯。已经有多少次独自伴着逐渐黯淡下去的残灯度过寂寥的不眠之夜,眼下又是石榴花红的季节了。“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那黯淡的残灯,不只是渲染了长夜寂寥的气氛,而且它本身就仿佛是女主人公相思无望情绪的外化与象征。石榴花红的季节,春天已经消逝了。在寂寞的期待中,石榴花红给她带来的也许是流光易逝、青春虚度的怅惘与伤感吧?“金烬暗”、“石榴红”,仿佛是不经意地点染景物,却寓含了丰富的感情内涵。把象征暗示的表现手法运用得这样自然精妙,不露痕迹,这确实是艺术上炉火纯青境界的`标志。

(三)拟人化

李商隐把山水草木都当成它们象征、暗示、烘托自我的对应物,常常在描写外界事物时涂上极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看似言物,却是物非物。拟人化是他常用的描写手法,如:

代赠・李商隐

楼上黄昏欲望休,

玉梯横绝月如钩。

芭蕉不展丁香结,

同向春风各自愁。

芭蕉和丁香一同对着黄昏清冷的春风(诗以芭蕉喻情人,以丁香喻女子自己)。丁香结本指丁香之花蕾,丛生如结。此处用以象征固结不解之愁绪。

端居・李商隐

远书归梦两悠悠,

只有空床敌素秋。

阶下青苔与红树,

雨中寥落月中愁。

这是作者滞留异乡,思念妻子之作。次句“只有空床敌素秋”写中宵醒后寂寥凄寒的感受。素秋指秋天。使人联想起洁白清冷的秋霜,皎洁凄寒的秋月,清澈寒冷的秋水,联想起一切散发着萧瑟凄寒气息的秋天景物。对于一个身处异乡的客子来说,这凄寒的“素秋”便不仅引动了满腹的愁绪,而且是一种不堪忍受的重压。

三、四两句“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从室内的“空床”移向室外的“青苔”、“红树”,但并非客观描绘,而是移情入景,使客观景物对象化。寂居异乡,平日少有人来往,阶前长满了青苔,更显出寓所的冷寂。红树则正是暮秋特有的景象。青苔、红树,色调本来是比较明丽的,但由于是在迷蒙雨色、朦胧夜月的笼罩下,色调便显得黯淡模糊。在满怀愁绪的诗人眼里,这“阶下青苔与红树”似乎也在默默相对中呈现出一种无言的愁绪和清冷的意绪。这两句中“青苔”与 “红树”,“雨中”与“月中”,“寥落”与“愁”,都是互文错举。“雨中”与“月中”,似乎不大可能是同一夜间出现的景象。但当诗人面对其中的一幅月夕图景时,自不妨同时在心中浮现起先前经历过的另一幅雨夕图景。这样把眼前的实景和记忆中的景色交织在一起,无形中将时间扩展延伸了,暗示出如此般地辗转不寐,思念远人,已非一夕。同时,这三组词两两互文错举,后两组又句中自对,又使诗句具有一种回环流动的美。如果联系一开头的“远书”、“归梦”来体味,那么这“雨中寥落月中愁”的青苔、红树,似乎还可以让我们联想起相互远隔的双方“各在天一涯”默默相思的情景。风雨之夕,月明之夜,胸怀愁绪而寥落之情难以排遣,不禁令人满腹怅然,亦生怜惜之心。

(四)通感

李商隐善于以其独到的通感思维把政治寄托隐藏在恋情生活的画面里加以描绘,而又能成功地捕捉恋情生活与政治寄托在其情调、气氛、意境上的相通点,以达到水乳交融、息息相通、真假难辨的程度。

李商隐强调“妙悟”,他的词作力求调动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词中往往视觉,听觉,嗅觉、肤觉(触觉、温度觉)互相沟通,互相转化,在这里,我们统称为“通感”或“视觉转移”。如:

无题・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月光本来给人只有一种很轻微的感觉,却惹动了他的离情别恨?这里把看月光的视觉转换成了温度觉“寒冷”,更能烘托出静寂孤清的环境气氛,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觉到那帷幕深垂的居室中弥漫着一层无名的幽怨。

关于李商隐追求通感的语言效果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注重词的音乐美,在词的协律方面也是精心刻意的。比如在运用偶句时,他很注重在和谐中求得不和谐的和谐,在统一中求不统一的多变的统一。这使他的词显得整齐却一点也不板滞。

一千多年前的李商隐独树一帜,对暗示象征只有创作实践上的表现,谈不上理性的追求。因而他的暗示象征更难能可贵。同时,他的暗示象征在朦胧、虚幻方面总是有节制的,并没有走向思想内容的庞杂和观念的生涩难解。但毕竟与西方的象征主义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何况,象征主义理论的宣言与创作实践毕竟不是一回事, 或许他们在理论主张过分强调主观认定和“自我”出发,但并不一定在创作实践上就是唯心主义的。艺术总有它独特而倔强的一面。因而,即便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出现的大致相近的艺术倾向和表现手法是能彼此相应的。李商隐的暗示象征自然也如此。

现实主义手法 篇3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王晓宁(1984-),女,河北大城县人,燕山大学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从事文学作品市场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1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爱尔兰小说家,被西方评论界推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较早运用意识流技巧进行创作的艺术大师。有人认为“他(乔伊斯)的出现,标志着英美意识流小说的真正崛起,其经典力作《尤利西斯》的问世将意识流小说推向高潮,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唯一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尽管它不像《尤利西斯》一般,拥有宏伟壮观史诗般的图景,且在表现手法和艺术表现力上也不够成熟,但是,美国文学评论家称赞小说集《都柏林人》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集”,是一本将象征与写实巧妙融合的艺术典范。《都柏林人》以二三十年代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小说背景,描绘了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形象地展现出20世纪初都柏林市民的市井生活及其丰富真实的内心状态,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生活如一潭死水的麻木和绝望。

从写作意图方面分析,乔伊斯创作《都柏林人》的目的是想把人们从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中唤醒。“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精神史。”[2]19世纪中期的大饥荒后,爱尔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国政府用军队武力镇压暴动者。爱尔兰处于英国殖民统治和天主教会政治精神的长期双重压迫下,民众生活困窘、思想压抑、苟且偷安,更有甚者与压迫者沆瀣一气。乔伊斯对自己的同胞痛心疾首,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1904年,应出版界朋友之约,乔伊斯开始为一份刊物撰写小说,并于1914年出版,这就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乔伊斯这一写作意图决定了小说集《都柏林人》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以写实为主要表现手法。至于选择都柏林为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因为在乔伊斯眼中,都柏林是整个爱尔兰精神瘫痪的中心。

《都柏林人》显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真实再现了都柏林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一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小说集中包含十五个短篇小说,其中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取材于乔伊斯周围的亲友甚至作者自身。小说《死者》中描写加布里埃尔“在他没有胡须的面庞上,一副眼镜屏挡着他一双灵敏的、永不宁静的眼睛,眼镜上光洁的镜片和锃亮的镀金框架也在永不宁静地闪耀着光辉。他那有光泽的黑头发从中间分开,又长又弯地梳向耳后,在帽子压出的一道纹路下轻微地卷曲着。”[2]这与年轻时作者本人的形象很相似。小说中的加布里埃尔是学院里的一名教师,每个星期三他都会写一篇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投稿给《每日快报》,并得到15个先令的稿费。1904年,乔伊斯结婚后偕妻子赴欧洲大陆,宣布“自愿流亡”,曾先后在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等地生活,学过医学、声乐,后以教授拉丁语言为生,还经常向报刊杂志投稿以赚取稿费。加布里埃尔的妻子格莉塔念念不忘她已故的恋人迈克尔·富里,并在小说的结尾向丈夫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迈克尔·富里患上肺结核卧病在床时,听到了他深爱的格莉塔即将离开前往都柏林修道院的消息。在格莉塔动身前一天的夜晚,迈克尔·富里不顾病情,来到格莉塔窗外,在大雨中向爱人告别。格莉塔在到达修道院后听说了迈克尔病逝的消息,痛不欲生。这一情节取材于乔伊斯的妻子诺拉和她曾经的爱人桑尼·波德金。乔伊斯与诺拉结识后,正是由于他的样貌酷似波德金,诺拉才对乔伊斯一见钟情。

作者还在《都柏林人》中真实地再现了都柏林的建筑和街道。小说《两个浪子》里科利和莱内汉一边讲着风流韵事一边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溜达。“他们沿着三一学院的栏杆走去”,“百无聊赖地绕着斯蒂芬绿园彳亍,尔后沿着格拉夫顿大街踯躅”,“沿着绿园北边匆匆而去,到了梅里恩街拐角”。根据乔伊斯在书中对都柏林街道的描述,简直可以为都柏林绘一幅地图。也有学者认为乔伊斯如此精确地描写街道建筑、地理位置等细节恰恰体现着作者对故土深切的思念。小说集《都柏林人》写于1904到1914年,这正值乔伊斯远离爱尔兰辗转于欧洲各国期间。也许正是强烈的思乡之情使得他不厌其烦地在作品中细致勾勒出故乡的一笔一画。

《都柏林人》中还真实地描绘了人们的生活场景。《一朵浮云》中小钱德勒笨拙地哄着哭闹的孩子,“小家伙可怜巴巴地抽泣着,一口气噎住了,过了四五秒才重新哭出声来。”[2]《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一文里,读者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小说里出现的帕奈尔是19世纪后期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自治运动领导人。在他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十多年间,将爱尔兰各个政党派别的势力凝聚起来,使得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得一片繁荣景象。开篇“老杰克用一块硬纸板把灰烬耙在一起,然后,小心地洒在炉中圆顶似的煤堆上,那些煤逐渐变白了。”[2]《无独有偶》中掰腕子输给外国人的法林敦回家后把怒气撒到孩子身上,“棍子打伤了孩子的腿,他痛得发出一声尖利的哀叫。孩子紧攥双手,伸向空中,声音颤抖地哀求。”[2]无论是工作中的枯燥压抑,家庭生活中的矛盾烦闷还是政治生活中的迷茫敷衍,都暗示着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死气沉沉和民众精神的空虚麻木。

鲜明的写作意图,照片式的人物、环境描写,熟悉的生活场景,无不表明《都柏林人》明确而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可以说《都柏林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

注释:

[1]强月霞.难以逃离的瘫痪――乔伊斯《都柏林人》主题评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3):27.

现实主义手法 篇4

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是马尔克斯开天辟地的创造,在马尔克斯的创造中,他不断的吸收各个方面的资源,为自己创造进行了长期的积累活动。首先是思想的根源,马尔克斯虽然是哥伦比亚作家,但在他的作品中吸收了大量的现代元素,马尔克斯在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身上,吸收了很多艺术的灵感,这为他作品的现代性奠定了坚持的基础。其次,马尔克斯继承了拉丁美洲的本土文学传统。拉丁美洲的作家具有很强烈的拉丁美洲文学的独立意识,在马尔克斯同时代和之前的作家中,就有很多的作家创作出很多反映拉丁美洲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中的神奇现实主义的作品,例如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危地马拉传说》和《总统先生》、《玉米人》等作品,为马尔克斯做了很好的榜样。再次,马尔克斯的创作根源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它来源于印第安古老的传统文化,扎根于拉美的历史与现状,努力谋求拉美大陆的独立与发展。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并且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下,拉丁美洲的人们生活在愚昧、落后、贫穷的现实之中,拉丁美洲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与天灾人祸做斗争,这是马尔克斯创作中重要的乡土资源。最后,马尔克斯的创作资源的吸收是世界性的,他也大量的从阿拉伯东方神话故事中吸收养料。最终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审美品格与艺术思维方式。

二、象征性手法

从书名——“百年孤独”来看,就具有十分明显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一个世纪的孤寂和与世隔绝,象征着拉丁美洲近百年的社会历史现实。在马孔多生活的布恩家族的七代人,最终难以逃脱冥冥之中的宿命,他们像一个个循环的怪圈套在了一代代人的头上,他们的命运最终被羊皮卷中的预言所预示。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象征的表象,马孔多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程度低下、政治上麻木不仁、经济落后和受压迫、思想观念保守陈腐的境况当中。

猪尾巴的孩子在轮回循环中得到证明,我们从中可以见到,传统蒙昧的婚姻关系的存在。马孔多人对现代的科技是陌生的,面对吉卜赛人的磁铁和放大镜,他们反复的受骗, 可见他们对现代科学的无知,虽然在布恩家族的人沉迷于炼金术等科学的探索,但他们远远的落后了。火车的出现使他们大为吃惊,电灯又使他们彻夜不眠,电影也让他们大为恼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远离现代的科学与文明的事实。

布恩迪亚上校,稀里糊涂的参加革命,他经历32次起义都失败了,相继失去了自己的儿子,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留下的贵种。这里的人对政治从来没有觉悟,很多的生命在白白的流血牺牲。

外来的经济入侵,当地人手足无措的令人摆布,他们瞬间成为经济的附庸和经济的牺牲品。种植园、工厂、跨国公司出现了,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殖民者的手中,他们的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们的不满只能是遭到当局的镇压。镇上的人不得不无事可做,沉湎于毫无意义的“制作小金鱼”、“织裹尸布”、“洗澡”等活动。时间在重复的轮回,历史却在原地打转,愚昧和落后的事实亘古不变,这无疑将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

在《百年孤独》的象征中,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为一体,从远古人到现代的发展史的大背景来看,现代人同样重复着蛮荒时代的古人那样不断与命运抗争又不断失败的境遇,象征使整个马孔多的世界蕴含着跟多被人探索的意义。

三、魔幻性手法

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人神混杂、生死交融在一起的奇异世界,充分表现出魔幻的特性。小说的世界中,鬼魂常常出来与人对话,如阿吉拉尔的灵魂不断的出现在布恩迪亚夫妇的家园,人与神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人好像生活在过去、未来的统一时空中。小说中的人也常常超出现实世界中人的能力范畴,阿玛兰塔预示了自己死亡的时间,她答应全村的人给他们死去的亲人捎口信,致使家中的信箱被塞得满满的。类似这样的魔幻性在作品中我们常常能不经意的读到,这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生死概念,带给人不断地思考。

在马孔多的世界中充满着神奇的事物,例如 :吉普赛人飞毯可以载着人在空中飞翔。他们拖着磁铁在街上走过时, 各家各户的铁锅、铁盆就会吸走。在布恩家族的一个时期中, 家族的后人与情人做爱,家里的牲畜和家禽就会被感染旺盛的生殖能力,不断的繁殖。俏姑娘雷梅苔丝纯洁而美好,任何对她产生欲望或情感的人都会死于非命,最后她被飞起的床单裹着升上了天空。马孔多进入失眠时期,进入遗忘时期等等的描写,无不充斥着魔幻性。

小说中大量的运用神话、传说。《圣经》、《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等大量的世界经典的神话和传说元素被融入了马孔多的世界当中,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百年孤独》把魔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推向顶峰,它的魔幻源于现实,它象征性手法和魔幻性手法的运用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在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创作。

摘要:魔幻现实主义产生在拉丁美洲神奇的土地上,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问世,使魔幻现实主义走向成熟。1982年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魔幻现实主义用魔幻的手法来表现现实,它根源于现实。他在作品中大量的运用,象征性、魔幻性等手法,将现实的世界置于魔幻之中。

关键词:魔幻,现实,象征,夸张

参考文献

[1]加西亚·马尔克斯.黄锦炎百年孤独2003

[2]孙德彪.刘惠洲.曲元海.王放歌论《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期刊论文]-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2)

试析《远大前程》的浪漫主义手法 篇5

关键词:狄更斯;《远大前程》;浪漫主义;艺术手法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67-02

英国批评家大卫·麦森评价狄更斯时说:“狄更斯的创作充满‘诗的激情,他着意渲染自己的理想,他笔下的人物都超越现实生活的范围”[1],从《雾都孤儿》到《我们共同的朋友》,从《双城记》到《远大前程》,狄更斯都将浪漫主义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用小人物的生活境遇来描述整个英国的社会现实,在现实生活的描述中又融入怪诞的意象来追求深刻又现实的效果。作为“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2],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通过主人公匹普童话般的成长经历,与女主人公艾丝黛拉美满的爱情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狄更斯浪漫主义倾向的根源

(一)浓厚浪漫色彩的人生经历

狄更斯的墓碑上这样评价他的一生:“他是貧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3]狄更斯早年家境小康,但由于父母原因,家道中落后他当过鞋油场学徒,从事过律师、报社职员、新闻记者等职业,18岁初坠爱河,24岁一举成名。纵观狄更斯的一生,就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成长经历,父亲突然继承的大笔遗产让他从一个童工又重回校园,对妻妹玛丽的爱情又让他重燃对美好感情的向往,种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充满浪漫主义格调。狄更斯在小说中就经常运用各种不符合常理的情节来满足对自身不愉快经历的一种对抗,通过这种浪漫主义精神来表达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以及美好生活得向往。

(二)英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英国巨变的时代,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的出现使英国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阶级划分导致的财富不均让英国社会穷富差异极大,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描述:“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4]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也经常用批判手法表示对黑暗社会金钱至上的鄙夷,如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对狄更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分析可知,狄更斯深受莎士比亚影响,对此,玛西斯曾这样总结:“即使写小说,狄更斯也是为舞台而写。在狄更斯的不少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影子。”[5]除了在语言上受莎士比亚的影响,莎士比亚在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情怀也对狄更斯的写作颇具影响,而狄更斯后期的文学作品中与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在对现实主义批判中呈现浪漫主义色彩。

二、《远大前程》中的浪漫主义手法

(一)超现实人物塑造

席 勒对浪漫主义有这样定义:“现实主义中并不是没有理想,在文明的状态下,人们天性质朴、生活和谐,诗人所要做的就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即首要任务就是表现理想。”[6]席勒口中的理想主义就是浪漫。狄更斯在小说创作中,也尽可能地描写人本身应该有的生活而非人的现实生活,因此狄更斯经常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加入浪漫主义成分,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再加工。《远大前程》中的男主人公皮普生活在一个铁匠家庭,在姐夫姐姐的关照下虽然生活清贫但也幸福快乐,但这种平衡感在他遇到美丽的艾丝黛拉小姐后被打破。如果故事一直沿着这样的情节发展,那么皮普和艾丝黛拉由于阶级的不平等性,两人是决计没有机会相识相爱的。但是狄更斯一贯喜欢对笔下人物进行超脱现实塑造,小说中皮普突然获得了一名富翁的资助,他也有了接受上等教育的机会,皮普原本乏味平淡的一生开始出现了转机,他开始向往艾丝黛拉式的上等生活,并常常想起在艾丝黛拉小姐家中的情境:“艾丝黛拉的面孔在炉火中浮现出来,她的一头秀发在风中飘汤着,双眼轻蔑的望着我。时常在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望着木窗那边窗框勾勒的一方方夜幕,幻想着仿佛看见刚刚缩回面孔,并且相信她的面孔还会出现。”[7]作者以“我”的第一视觉进行写作,相信艾丝黛拉的面孔还会出现,这里就为皮普和艾丝黛拉一生的情感纠纠葛埋下了伏笔。对皮普的形象塑造,狄更斯运用了各种想象、夸张和具有浪漫情怀的手法,塑造出了一个符合狄更斯道德标准的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重色彩的人物。

(二)结局圆满的浪漫爱情故事

狄更斯的文学作品深受莎士比亚浪漫文风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爱情题材占据着重要部分,甚至影响着整个小说故事的发展。《远大前程》中,皮普对艾丝黛拉的爱就贯穿在整部小说的始终。皮普的出身与艾丝黛拉相差甚远,甚至在见识过上等生活后会对自己所处环境感到羞耻:“一两天后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突然想到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要自己走向不平凡。”[7]为了赢得艾丝黛拉的心,皮普用尽各种办法希望与艾丝黛拉结婚。由于艾丝黛拉从小受到养母的负面教育,她对任何男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并遵从养母的意愿与德鲁莫尔结婚。皮普劝诫艾丝黛拉:“最亲爱最亲爱的艾丝黛拉,千万不要让郝维仙小姐牵着你的鼻子走向致命的道路……在那些真心诚意爱你的人当中,至少你总能找到一个对你真情实意的人。”[7]皮普对艾丝黛拉的爱已经超越了个人情感。由于艾丝黛拉小姐性格上的原因,她与德鲁莫尔婚姻生活是不幸的,而且是她一手造成的,经过长达20年的痛苦婚姻,艾丝黛拉终于理解了爱情的真谛:“痛苦给我的教训比什么都深刻,现在我整个身心已经被拆散、被打碎,但我希望,能被重新组装的更完美一些。”艾丝黛拉在中年后终于接受了皮普的爱,虽然历尽坎坷,但狄更斯仍然给男女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幸福圆满的爱情结局,这也恰恰是狄更斯欢喜的结局,这就是他对社会现实不公做出的无声反抗,并用“圆满结局”的写作方式延续自己的浪漫主义风格。

三、梦幻荒诞、虚实相间的写作风格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他经常会借助笔下人物的视觉在现实生活中加上自己的想象,让读者“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分不清那个是现实,那个是梦境”[8]。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也数次运用想象,将现实存在的事物在脑海中加工再创造,以表达一种梦幻荒诞格调。

如小说里男主人公皮普在造酒作坊时候的见闻,可能源自于狄更斯在童年时候当学童的经历,因此他将造酒作坊塑造的阴森荒凉:“在造酒作坊最远的尽头,有一道旧围墙,过去是一座荒废了的院子……我看到这座荒废了的院子原来是这所宅子的花园,里面杂草横生,四处蔓延。”[7]狄更斯一开始就营造出一种荒凉的氛围,让男主人公皮普在心理上首先产生害怕,于是在进入酿酒作坊之后,心理上生出“阴森的气氛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是对艾丝黛拉的爱让他继续追寻:“我站在门旁边,四下里打量,看到艾丝黛拉正在几只早已熄灭了的火炉间走过,接着爬上了一座轻便铁梯,又从一道头顶上的长廊走了出去,好像她正要从那儿走到天上去。”[7]狄更斯将自己心里所想与现实相结合,用梦幻的手法——“她要到天上去”来将人的现实生活用夸张地表现出来,以展现作者的理想化诉求。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与现实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在梦境的行为或是愿望多是日常生活被压抑的‘本我表现。”[9]在《远大前程》第十章中,皮普对现实生活中“陌生人”的恐惧就反映到了梦境中,而小说中这种梦境的现实化描写经常出现,作者运用想象对现实加工,制造出梦幻荒诞的情景,这构成了狄更斯与其他现实主义小说家不同的风格。

综而言之,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中融入大量的浪漫主义创作情怀,他在皮普的一生中设置了各种巧妙令人诧异的转折点,并通过心理暗示将现实与虚幻相结合,运用莎士比亚式圆满爱情结局创造出了有别于其他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写作风格[10],表达了他对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而这种浪漫主义手法也对后代的其他作家產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罗经国.狄更斯评论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3.

〔2〕张佐堂,张一宁.浅论《远大前程》中皮普人性的迷失与回归及狄更斯的社会道德观[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2,(02):31-35.

〔3〕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6.

〔4〕狄更斯.双城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1.32.

〔5〕李增,曹彦.论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浪漫主义倾向[J].东北师大学报,2005,(06):66-69.

〔6〕毕娟.狄更斯小说中的怪诞世界[D].华中师范大学,2005.

〔7〕查尔斯·狄更斯.远大前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79.

〔8〕黄庭月.试论狄更斯创作的艺术特色[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439-443.

〔9〕刘立恺.狄更斯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倾向[D].湘潭大学,2013.

现实主义手法 篇6

一、莫言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资源

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资源。其一,莫言的小说中一些奇特的人物的行为逻辑,充分体现了先民的思维方式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他们行为逻辑的核心就是通过魔幻虚构结构来获得行为的源泉。同当下的理性与实用的逻辑、形成美学张力和思维距离。如《四十一炮》中工匠在肉神像面前的诋毁神像的话语,突然感到自己牙痛难耐、不得不自己祷告求饶、结果以自打自己耳光而缓解 !也就是说莫言塑造的神除了具有神圣的法力之外,还有凡人一样的情绪,生动地描绘了做贼心虚的俗人和拥有着七情六欲神的形象,这两种形象的对比和链接又塑造了极具反讽意味的现代人的形象。莫言在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中,运用的接触、相似的关系手段来塑造人物之间奇妙的爱情、亲情,透露出一种穿越时空与生死的界限,是对文学界创造方法的一种突破与创新。

其二,莫言的魔幻的小说中充斥着奇幻的情节,而这奇幻的设计来源于情节的互渗与照应。如《四十一炮》的叙述情节结构可以看作发散性的,小说中罗通与老兰的关系时好时坏、罗通出走、与老兰打架并分道扬镳的原因是因为野骡子,从而成就了罗通的前半生传奇 ; 结尾,因老兰和杨玉珍复杂关系,罗通一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并违法入狱,而罗小同却逃离了“食”海,走向了一条复仇的不归路。孤独和接触两种关系在莫言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运用,使得小说建构拥有神秘的立体空间感和隐喻性。

其三、魔幻时空的理性交叉再现,接触和相似关系相链接的互渗作用,使得人神鬼共处于同一个时空环境才更容易被理解。如在《四十一炮》中佛、鬼、妖和三维世界中的人共处于一个空间,莫言的作品中人、鬼、神三界可以相通联系、这样作品中的建构、叙述时间和空间可以穿插、挪移的合理自然。

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

莫言小说中的意识流的手法师承福克纳,他常在作品中使用魔幻、隐喻、意象、魔幻的手法来交错时空,从而意识流的叙事方式建构作品。更明显的是像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等作品中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流程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和依托。通过人物意识流动,并且又倾注人物的潜意识和潜在生命力的自然喷发。所以,人物的意识呈现片断状或松散的游移状态。这样就突显了他的小说的潜意识和个人意识。可以说,莫言这时期的作品创造,既融入了适合自己创作理论的意识流等艺术手法,又结合了中西方创作现状将独创的艺术想象为己所用。他在中国这方蕴含着传统叙事风范的古老大地上创造了一个展示“人”内心世界的新蓝图。在这一蓝图中,描写的核心是新时期文学界还没有刻意描画出的“感性”的“人”。主要是通过感觉描摹与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凸显人物的本真世界和主观意象。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恰巧“金色的红萝卜”在黑孩的眼中,这一意象已经不仅仅是客观的存在,而是带有延展生命的意蕴和憧憬在里面。

莫言运用意识流创作手法融入作品时,也常常通过部分人物对事物感知能力的描写,他小说中的很多情节也是由此体现出来。“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源于作品《透明的红萝卜》)黑孩的感官印象是他生命灵动的想象。也正因其灵动,莫言把他塑造幻化成生命承载体与理想的自然。

莫言发现了生命最本真的感觉,用走进灵魂深处的意识流小说笔法探究人的本真感觉,又从这些躯体的最真切感觉出发,挖掘生命的意蕴,而在这些感受中,又不断呈现着变幻着的、由旧我本体生发而出的新的生命存在。这是一种新我的存在,是生命的凝练,也是放下了苦难、悲凉、无奈之后的真正的生命欢喜。可以说,莫言用糅合多种艺术表现技巧的意识流小说笔法把这种欢喜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摘要:俯瞰莫言扬名时期的创作,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他的作品是中西方艺术手法的结晶,莫言尤其青睐于魔幻现实主义与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莫言在小说创作有意或无意的地将其融入创作。而魔幻现实主义与意识流笔法在他奠定文坛地位的小说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浅析超现实主义风格服装设计手法 篇7

1、颠倒错位

颠倒, 就是让事物原有的位置产生改变, 比如上下颠倒, 左右颠倒, 前后颠倒等, 虽然只是改变了事物的位置, 但产生的效果却有质的不同;错位, 就是使事物原本的结构产生错位, 将并没有太大联系的两者放到一起, 使其产生新的内涵, 具有新的视觉感受。

1937 年, 达利和艾尔萨设计了超现实主义服装的经典之作——“鞋帽”。女士戴在头上的帽子居然是一只倒放在头顶的高跟鞋, 不光有鞋跟还有尖尖的鞋头, 让人不禁莞尔。在现在看来也不失前卫的设计, 在20 世纪初期的西方上流社会里所引起的震动就可想而知了, 帽子所代表的礼仪一直在西方上流社会里都受到严谨的等级规范的制约, 什么地位、场所佩戴什么帽子是非常讲究的。因此, 艾尔萨“鞋帽”一经面世便引起一片哗然。达利和艾尔萨的“鞋帽”超凡的想象力, 给传统礼教以迎头一击, 同时也打开了人们的思维。紧接着他们又设计了“羊腿帽”、“鸡窝帽”等, 改变了人们对“常识”的认识, 和“习俗”的重新审视。即他们之后, 许多设计师也此为灵感拓展开来, 如:卡尔·拉加菲尔德的“沙发型帽子”“内衣帽”等等。

2005 年的秋冬时装发布会上, 新锐设计师维克托·洛夫 (Victor&Rolf) , 更是将女模特头安置在了床上, 当然她不是真的躺在床上, 而是用电影拍摄里借镜头的手法使站立的模特从视觉上看来就像是躺在床上的一样, 女模特就好像刚从睡梦中醒过来, 还裹在厚厚的被子里, 头发向四周披散开来并在枕头上固定住。

观众虽然看着的是一个站立着的人, 但从视觉心理上看, 却像是在俯视一个包裹在被子的女人。这种独特的体验感, 是因为视觉错位手法的运用, 打破了我们平时观看事物的逻辑。超现实主义服装设计师们以极其的对生活具有洞察力的表现手法, 带我们去观看到日常的另一面。

20 世纪以前的西方女性是不被允许穿裤子的, 就算是最低层社会的妇女穿着裤子也是会被人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象征。20 世纪初, 虽然女性独立运动已初显成效, 但是女性着裤装仍是被限制的。可是再过了不到半个世纪, 女性着裤装已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超现实通过梦幻等手段, 可能完全毁坏已在心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旧观念, 并在解决生活的主要问题时进而取代它们。

2009 年春夏发布会上, 日本设计师川久保龄为男人设计了裙子, 虽然有些民族服装里早就有男人穿裙子的实例, 但是在现代生活中还是没被日常所接受。可是, 说不定, 半个世纪后, 男人的衣柜里的裙子会不会有和衬衣一样的地位呢。

2008 年巴黎秋冬发布会, 设计师杰·J (Juun J) 将风衣的领子安放到西服上, 形成特殊的组合。

颠覆传统礼教, 打破常规逻辑, 给事物赋予新的现实, 成了超现实主义一贯的手法。它是心灵直接对阵所谓现实诸要素的证据, 其实有一些被当成反文明抛弃的东西, 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是行不通的。

2、矛盾

超现实主义喜欢创造矛盾, 因为, 超现实主义者的最终目标不是去摇动建立和规范人类经验的逻辑系统, 或是摆脱任何功利目的的干涉、甚至是心灵上的羁绊。而是, “正如《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所告诉我们那样:‘一切使人相信, 存在着某种精神点, 在那里, 生与死, 现实与想象, 过去与未来, 可言传的东西与不可言传的东西, 高于低, 都不再被看做是互相矛盾的了。’由于有了这种观点, 主观与客观, 现实与现象, 政治与艺术就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了, 因为在超现实主义看来, 艺术问题也好, 社会问题也好, 不过是一种更加普遍问题的特殊形式, 而这个更加普遍的问题, 就是表现人。”[3]

1937 年, 艾尔萨·夏帕瑞丽将超现实主义诗人、导演让·谷克多 (Jean Cocteau) 绘制一只古典花瓶应用到一件外套背面的刺绣花样上, 并且在花瓶的下面绣出代表古罗马立柱的线条,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侧面的脸形成了一只花瓶, 花瓶就像是超现实主义者形容的“连通器”。在这样的矛盾正负空间里, 男女的两只脸形成了花瓶的内容, 花瓶就是两只脸。它们相互依托, 形成同一。

1962 年, 高级服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的一款有女性身体侧面剪影的长袖连衣裙作品也表达出对矛盾的理解, 这件连衣裙的造型是极简单的A字形裙, 这条长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这条紫色的连衣裙的正面印上了一个肉色的女性的从肩到脚的躯体正侧面的剪影, 这个女性侧面的剪影的左手与连衣裙本身左侧的袖子完全重合在一起——剪影的左臂就是连衣裙的左袖, 同时模特的真实的头部也成了剪影的一部份, 这种色彩和形体的正负空间的运用, 使观者对眼前的模特的形象, 产生了朦胧的错觉。

1938 年, 艾尔萨与达利再次合作的另一经典超现实主义服装作品“掑毁的礼服”问世, 这条白色的礼服裙配有白色的头纱, 白色礼服裙上印有礼服被撕破的图案, 从视觉上看上去, 就好像礼服被撕毁的样子, 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撕毁破坏它, 与之相反的是, 礼服裙的白色头纱所呈现出来被撕毁的面貌, 却是设计师真正的破坏行为, 白色头纱被撕毁的样子与白色礼服裙上印的撕毁的图案一样的, 这种真实的撕毁与视觉感受上的撕毁, 同一时间在视觉上形成的印象, 使人产生模糊的心理感受。

3、形象并置

超现实主义创立意象中, 事物并置这一手法的运用是作品所共有的特点。意象是心灵的一种纯创作, 两个遥远现实的比较不能产生意象, 只有两个遥远现实的结合产能产生意象; 两个现实之间的联系越遥远和越恰当, 意象的情感力和意象的诗意现实就越强大。同时也是两个元素撞击的结果, 两个音符发出同一种声音, 产生第三种声音, 事物的并置也如同这样, 两个本身不太有关联的事物, 被无意识地并置在一起, 却产生了化学反应, 形成了第三种具有全新内涵意义的事物。

2006-2007 年秋冬高级时装展, 亚历山大·麦克奎因推出了他的“野性的呼唤”系列设计, 整个系列贯穿了人与自然的主题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 其中一件森林女神的礼服更是精彩, 在模特的头上长出了长长的鹿角, 脸被蕾丝从上到下的遮盖住, 隐约显出模特的面貌, 好似处于森林的浓雾之中, 给人详和、平静、高贵的神秘气息。

1948 年, 夏帕瑞丽与几位超现实主义者共同合作了经典的“骨骼服”, 一件黑色的长袖连衣裙, 用填充物在连衣裙的背部和前胸, 身体上脊柱和肋骨的地方, 做出一根一根的突起物, 类似人体排列的骨架。

看到这套服装的人会感到毛骨悚然, 但也都会惊叹于它超凡的创造力。但很少有人知道到这件作品其实是艺术家对于类似辩证法的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同时, 也用希区柯克式的黑色幽默幽默了一下大众, 引起人们震惊和思考。

2009 年巴黎春夏时装展上, 素有“针织皇后”之称的法国设计师索尼亚·里基尔展示了一款针织连衣裙, 模特手持毛衣棒针, 就像在织毛衣, 设计师把着装过程和制作过程并置到一起, 给人眼前一亮的同时让人会心一笑。

我相信, 这些作品凝结了设计师对日常的观测和体悟以及他的思想情感。这种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设计手法, 总是能带给人以惊喜, 所以创意也许就在日常生活中, 只看有没有发现创意的心灵。

总之, 某些并置的事物形象间或许南辕北辙没有共性, 也或者本身具有内部联系, 只是不被发觉, 当发现了它们的联接点, 要与观着形成交流, 这交流就需要建立在人心理上的生活经验, 否则谈不上“出乎意料”。

因此, 并置所产生的意象与个人的心理经历也有必然的联系, 这种经历蕴涵了个人的情感, 因此才能较容易产生共鸣。就像冷笑话一样, 西方最为经典的冷笑话放在另一个国度也不见得会被人所理解。

二、本章小结

超现实主义风格服装富有强烈的游戏感和联想性, 表现出顽皮、古怪甚至是荒诞的设计, 有着惊人的视觉冲击力, 往往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超现实主义风格服装往往呈现出丰富的结构和廓形, 努力追求无意识的结构。摆脱理性束缚, 无特定的标志性廓形, 既有如张扬的宽肩“V”字造型, 也有简洁的直身“H”造型。往往在一些装饰细节上, 如领部、袖子或口袋等表现超现实主义理念。

其设计素材通常是一些现实中存在的但原本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对象, 通过款式、面料、色彩、图案和配饰将他们整合与服装之中, 构成一个新的整体。

超现实主义风格时装特色之一是图案的运用, 设计师将带有喻示性和幻觉色彩的图案应用到设计中, 试图利用眼睛生理机能的缺陷, 巧妙寻求奇迹和梦幻。在设计手法上, 打破运用传统花卉图案的惯例, 喜欢从其它艺术, 如绘画、建筑、数码艺术等, 以及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各种生物中, 去获取的新灵感元素运用到服装的图案设计中, 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梦幻的色彩, 让人吃惊的视觉艺术效果。

超现实主义趋向于幻想主义, 服装不再只是一个穿着的可视可触的实体物, 更是设计师思想情感的表达, 心境的载体。

综上所述, 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与时装设计师在合作时, 设计师考虑更多的是时装能保证被大众接受的前提下, 如何将艺术家的语言运用到服装上。到了中后期,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与设计师的作品则尽可能使事物形象特征完整的呈现的同时又凸显形象间比照时的矛盾性。

摘要: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服装设计与超现实主义艺术一脉相承, 其创作思想都主张击碎思想的束缚, 用真正抒情的设计语言将梦幻和现实变成超现实融入作品中, 强调了想象和梦幻的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精神的美丑批判, 为探索人类未来更璀璨的文明服务。

李商隐诗歌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 篇8

象征主义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流派和文学思潮, 出现于1886年。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和马拉美、兰波、魏尔兰等象征主义名家发表了大量的象征主义作品。象征主义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 它所追求的艺术效果, 并不是要使读者理解诗人究竟要说什么, 而是要使读者似懂非懂, 恍惚若有所悟, 体会到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不追求单纯的明朗, 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 明暗配合, 扑朔迷离。象征主义诗歌十分强调音乐效果, 可是诗句的音乐性不是单纯通过机械的协韵表现出来, 而在于诗句内在的节奏和旋律。

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情调缠绵, 音韵悠扬, 徘徊沉吟, 具有柔曲相融、扑朔迷离的朦胧模糊特征。我们通过对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学中李商隐诗词的梳理, 不难发现它们在追求无尽的审美意蕴和表达的含蓄朦胧上有大体的相似性, 存在着彼此相互暗合的层面。同时隐曲的共同特征也赋予了“象征”与“兴”两种范畴以表现上的暗示性与多义性。李商隐“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的传统诗论中得出进一层见解, 即言志咏物必须优游玩味。为言志而咏物, 即寻找思想的对应物, 以求收到“以心会心”的艺术效果, 他反对以诗叙事, 以诗发议论, 这种导向内心, 反陈述, 重联想, 重暗示的方法, 成为其诗词中象征主义因素的主要特征。

李商隐的诗词突破以往诗人堆砌典故卖弄学问的风气, 在词的表现方法、语言形式、艺术效果上走出新路, 其象征主义因素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寻找对应物表现情感

对应物, 顾名思义, 即与主观对应着的具象。它不是对客观形象作描述, 而是借助形象来表现内心世界。对于凭借外界形象暗示主观, 李商隐的作品中很看重这一点,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曰:“文以文而妙, 然舍文无妙, 胜处要自悟。”这里的文指的是对客观形象的描写, 不以问为妙, 即不以精确描写客观为妙。他的“妙”的标准, 是一首诗词能使读者悟出超于字句之外的主观世界。这样他们必须选择一些可感性极强的具体形象表现他们复杂的微妙的感受和内心世界, “夜雨”、“落花”、“枯藤”、“落日”、“孤雁”都是诗人主观意识的对应物。

在此我们来看看以下两首诗词。

春雨·李商隐

怅卧新春白袷衣, 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 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 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诗人描写了主人公在春夜思念自己的情人, 心中一片迷茫, 惆怅不已。李商隐在这首诗中, 赋予爱情以优美动人的形象。诗借助于飘洒迷濛的春雨, 融入主人公迷茫的心境, 依稀的梦境, 烘托别离的寥落, 思念的真挚, 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借咏迷濛的春雨表现迷茫、惆怅不已的心境在李商隐的作品中较多见。

(二) 追求“空灵”的艺术手法

在李商隐的词中从头到尾的叙述方式常常被大幅度的跳跃所取代, 他往往不作层层铺垫, 联想也不再像桥梁似的推进, 而是在感情的结晶体上多侧面地标出几个坐标点, 造成“句中有余味, 篇中有余意”, 他所崇尚的简约和含蓄就是指词的布局要恰到好处, 既起到提示作用, 又不把意思说尽, 让读者从多侧面的提示、暗示中产生联想线条。在姜派词中一层与下一层的意象, 表面看来没有联系, 其中的联系被作者“镂空”或者说“省略”了。而这种写法便于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和生活经验去作补充和完成, 他们避免描绘激情顶点, 而把这一刻留给读者。因此前人往往在评论李商隐的词中用“空灵”二字说明其特征。严羽对这种跳跃式叙述评价极高, 称其为“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沧浪诗话》) 这里的“尽得风流”大概就是指给读者引导并空出的想象天地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无题二首·李商隐

其一

凤尾香罗薄几重, 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 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 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 何处西南待好风?

李商隐的七律无题, 艺术上最成熟, 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第一首起联写女主人公深夜缝制罗帐。凤尾香罗, 是一种织有凤纹的薄罗;碧文圆顶, 指有青碧花纹的圆顶罗帐。李商隐写诗特别讲求暗示, 即使是律诗的起联, 也往往不愿意写得过于明显直遂, 留下一些内容让读者去玩索体味。像这一联, 就只写主人公在深夜做什么, 而不点破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甚至连主人公的性别与身份都不作明确交代。我们通过“凤尾香罗”、“碧文圆顶”的字面和“夜深缝”的行动, 可以推知主人公大概是一位幽居独处的闺中女子。罗帐, 在古代诗歌中常常被用作男女好合的象征。在寂寥的长夜中默默地缝制罗帐的女主人公, 大概正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对男子的深情期待中吧。接下来是女主人公的一段回忆, 内容是她和意中人一次偶然的相遇——“扇裁月魄羞难掩, 车走雷声语未通。”对方驱车匆匆走过, 自己因为羞涩, 用团扇遮面, 虽相见而未及通一语。

颈联写别后的相思寂寥。和上联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片断表现瞬间的情绪不同, 这一联却是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概括地抒写一个较长时期中的生活和感情, 具有更浓郁的抒情气氛和象征暗示色彩。这两句是说, 自从那次匆匆相遇之后, 对方便绝无音讯。已经有多少次独自伴着逐渐黯淡下去的残灯度过寂寥的不眠之夜, 眼下又是石榴花红的季节了。“蜡炬成灰泪始干”, “一寸相思一寸灰”, 那黯淡的残灯, 不只是渲染了长夜寂寥的气氛, 而且它本身就仿佛是女主人公相思无望情绪的外化与象征。石榴花红的季节, 春天已经消逝了。在寂寞的期待中, 石榴花红给她带来的也许是流光易逝、青春虚度的怅惘与伤感吧?“金烬暗”、“石榴红”, 仿佛是不经意地点染景物, 却寓含了丰富的感情内涵。把象征暗示的表现手法运用得这样自然精妙, 不露痕迹, 这确实是艺术上炉火纯青境界的标志。

(三) 拟人化

李商隐把山水草木都当成它们象征、暗示、烘托自我的对应物, 常常在描写外界事物时涂上极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 看似言物, 却是物非物。拟人化是他常用的描写手法, 如:

代赠·李商隐

楼上黄昏欲望休, 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 同向春风各自愁。

芭蕉和丁香一同对着黄昏清冷的春风 (诗以芭蕉喻情人, 以丁香喻女子自己) 。丁香结本指丁香之花蕾, 丛生如结。此处用以象征固结不解之愁绪。

端居·李商隐

远书归梦两悠悠, 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 雨中寥落月中愁。

这是作者滞留异乡, 思念妻子之作。次句“只有空床敌素秋”写中宵醒后寂寥凄寒的感受。素秋指秋天。使人联想起洁白清冷的秋霜, 皎洁凄寒的秋月, 清澈寒冷的秋水, 联想起一切散发着萧瑟凄寒气息的秋天景物。对于一个身处异乡的客子来说, 这凄寒的“素秋”便不仅引动了满腹的愁绪, 而且是一种不堪忍受的重压。

三、四两句“阶下青苔与红树, 雨中寥落月中愁”, 从室内的“空床”移向室外的“青苔”、“红树”, 但并非客观描绘, 而是移情入景, 使客观景物对象化。寂居异乡, 平日少有人来往, 阶前长满了青苔, 更显出寓所的冷寂。红树则正是暮秋特有的景象。青苔、红树, 色调本来是比较明丽的, 但由于是在迷蒙雨色、朦胧夜月的笼罩下, 色调便显得黯淡模糊。在满怀愁绪的诗人眼里, 这“阶下青苔与红树”似乎也在默默相对中呈现出一种无言的愁绪和清冷的意绪。这两句中“青苔”与“红树”, “雨中”与“月中”, “寥落”与“愁”, 都是互文错举。“雨中”与“月中”, 似乎不大可能是同一夜间出现的景象。但当诗人面对其中的一幅月夕图景时, 自不妨同时在心中浮现起先前经历过的另一幅雨夕图景。这样把眼前的实景和记忆中的景色交织在一起, 无形中将时间扩展延伸了, 暗示出如此般地辗转不寐, 思念远人, 已非一夕。同时, 这三组词两两互文错举, 后两组又句中自对, 又使诗句具有一种回环流动的美。如果联系一开头的“远书”、“归梦”来体味, 那么这“雨中寥落月中愁”的青苔、红树, 似乎还可以让我们联想起相互远隔的双方“各在天一涯”默默相思的情景。风雨之夕, 月明之夜, 胸怀愁绪而寥落之情难以排遣, 不禁令人满腹怅然, 亦生怜惜之心。

(四) 通感

李商隐善于以其独到的通感思维把政治寄托隐藏在恋情生活的画面里加以描绘, 而又能成功地捕捉恋情生活与政治寄托在其情调、气氛、意境上的相通点, 以达到水乳交融、息息相通、真假难辨的程度。

李商隐强调“妙悟”, 他的词作力求调动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 词中往往视觉, 听觉, 嗅觉、肤觉 (触觉、温度觉) 互相沟通, 互相转化, 在这里, 我们统称为“通感”或“视觉转移”。如:

无题·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月光本来给人只有一种很轻微的感觉, 却惹动了他的离情别恨?这里把看月光的视觉转换成了温度觉“寒冷”, 更能烘托出静寂孤清的环境气氛, 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感觉到那帷幕深垂的居室中弥漫着一层无名的幽怨。

关于李商隐追求通感的语言效果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注重词的音乐美, 在词的协律方面也是精心刻意的。比如在运用偶句时, 他很注重在和谐中求得不和谐的和谐, 在统一中求不统一的多变的统一。这使他的词显得整齐却一点也不板滞。

一千多年前的李商隐独树一帜, 对暗示象征只有创作实践上的表现, 谈不上理性的追求。因而他的暗示象征更难能可贵。同时, 他的暗示象征在朦胧、虚幻方面总是有节制的, 并没有走向思想内容的庞杂和观念的生涩难解。但毕竟与西方的象征主义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何况, 象征主义理论的宣言与创作实践毕竟不是一回事, 或许他们在理论主张过分强调主观认定和“自我”出发, 但并不一定在创作实践上就是唯心主义的。艺术总有它独特而倔强的一面。因而, 即便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 出现的大致相近的艺术倾向和表现手法是能彼此相应的。李商隐的暗示象征自然也如此。

象征主义这个名词是舶来品, 也是现代外国文学中的流派之一, 然而象征主义的种种手法应该说在一千多年前的李商隐词的创作中就已经开始十分娴熟地广泛地运用, 今天我们在理解李商隐词的认识价值的同时, 需要对它的艺术价值重新给予应有的肯定和分析。这对于当代中国新诗继承民族传统, 对于新诗创作的繁荣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要:文章作者通过对李商隐诗歌的解读, 体会并描述了中国古代诗歌“近取诸物, 这取诸身”的象征比喻手法, 从中将李商隐诗歌表现中的意象、意境作了尝试性的再现, 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和象征主义超越特定文化时空背景下的共通的感受与理解。

关键词:李商隐,诗歌,象征

参考文献

[1]吴调公.李商隐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刘学锴, 余恕诚.李商隐[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4]余恕诚.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J].安徽师大学报, 1996.

[5]董乃斌.精神自由的强烈呼唤——论李商隐诗的主观化倾向[J].江海学刊, 1989, (1) .

[6]刘学锴.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J].安徽师大学报, 1993, (1) .

[7]余恕诚.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兼谈李商隐研究的方向问题[J].文学遗产, 1997, (2) .

现实主义手法 篇9

该剧主人公威利.洛曼的失败和困惑震撼了读者和观众的心。《推销员之死》这部作品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三个原因就是: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围绕主人公威利展开的激烈冲突,以及象征手法和其它提示主题的技巧的娴熟运用。本文着重分析一下象征手法在《推销员之死》中的运用。“象征是根据事物间的联系,借助联想作用,以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示抽象观念或思想感情的修辞方法。”[1]按征体的性质和来源分,象征可以分为人物象征、事物象征、动物象征和景物象征等类别。这部剧从人物到内容都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已不是作品中个别的、局部的象征,而是整体的普遍象征。”[2]

这部戏中的每个人物都不仅仅是一个个一般意义上的角色,而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让我们先来看看主人公威利·洛曼。在这部剧中,密勒成功地把生活中的小人物塑造成了悲剧的主人公。他认为,如果一个普通人放弃了一切来追求他强烈向往的东西,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悲剧的主人公。当然,他们总是处于困惑之中,比如,威利就对成功和幸福缺乏正确的认识,至少,他把自杀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令人质疑的。而另一方面,他的自我毁灭为的是家人的幸福,这又是令人同情的。为了信仰,他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

威利的遭遇是“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悲剧”[3],推销员是一项处于社会底层的职业,他们要不停的奔波,住在条件很差的旅店,见人还要低三下四地讲话。他们在推销商品的过程中,祈望实现自身的价值———赚到大钱,得到社会的认可。尽管深信正直的人品,加上执着的努力,他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钻石”。遗憾的是,经过一生的劳苦奔波,绝大多数推销员无法保证自己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三十四年了,威利一直为公司推销产品,穿梭在各大城市间,如今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想“跑码头了(be a road man)”[4]。于是他恳求少东家能让他在城里工作,可是,在“亲是亲、财是财”的少主人眼里,威利不仅不能在城里有份工作,而且,“不能代表公司去波士顿了(can’t go to Boston for us)”[4]。威利想停下来,因为他认识到一方面自己的身体不适合经常出差了,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从前“这一行里讲的是人品”“讲的是尊敬、义气,有恩必报”;“现在,光剩下牟利,再谈交情、义气,没人理你了。”[4]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力量在逼他出局。作者藉此揭露并抨击了美国工业社会重利忘义的一面。

同时,作为父亲,威利也失败了。他的儿子并没有按他的理念成长。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常年在外,没有和儿子进行经常地沟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念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他不愿放弃自己的梦想和面子,这是致命的。他为自己和儿子们设定的目标太高,又不愿承认自身的地位,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

威利的经历不只属于他自己,更属于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剧唤醒了那些用虚幻的梦想来欺骗自己的千千万万普通人。

威利的弟弟本(Ben)则代表了成功人士,是威利的偶像。那是威利引以为荣,并鼓励两个儿子效仿的对象,也是威利的精神寄托。本在年轻时代就钻进了非洲丛林淘金,二十一岁暴富。赚大钱出人头地是威利一生追求的目标。可惜自己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将本当成孩子们效仿的偶像。遗憾的是威利单纯看到了结果———本赚了大钱,却忽略了本发家的过程。在淘金者的法则中是不会推崇威利一贯奉行的诚实、勤劳这些美德的。在丛林中为生存的需要只能不择手段、不讲法则。正是对信奉的理想和实现的手段缺乏清醒的认识才导致了威利的悲剧。威利的两个儿子是按美国梦的标准教导出来的下一代,结果也只能是失败的,这再次证明了威利的梦想不切实际。

威利的妻子琳达(Linda)看上去贤淑驯良,相夫教子,很是完美。然而,她却是威利美国梦的怂恿者,是她使威利坚信自己是有成就的,而且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总是对威利寄予厚望,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努力。同时,她也尽量维护威利的虚荣,让威利陷入自己编织的网中,无法自拔。如果琳达能让威利更现实,抛开面子,放下架子,威利的人生也许就不会以悲剧告终。

另一个小人物,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是威利的欲望得到满足的象征。她不仅让四处漂泊、内心孤独的威利满足了生理的需要,而且,让他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威利渴望他人的认同和承认,他认为“只要别人喜欢你,就什么都齐了。”[4]然而,威利太不容易被人重视了,这个妇人却声称欣赏他,承认了他的社会价值。小人物的野心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当然是以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念为代价的。

戏剧中的许多事物也具有象征意义,比如,钻石、种子、橡胶管子、长筒袜、家及其周围的环境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和生活场景都对提示戏剧的主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推销员之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钻石了。钻石代表着“触手可及的财富,它证明了一个人的劳动(和生命)以及给后代留下物质财富的能力,这两样东西正是威利梦寐以求的”。[5]威利的弟弟本十七岁去了非洲丛林,二十一岁即因钻石而发达。非洲丛林隐喻了制度不健全的社会,而钻石则暗指社会中的财富。本就是靠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嚼肉暴富的。威利本人向往钻石,却想用与弟弟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他耗尽毕生精力证明了自己实现理想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美国梦”的神话只存在于人们的向往之中。威利用同样的理念去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他勤劳致富的梦想被彻底击碎了。

种子的象征意义也是非常明确的。威利在工作失意之际,不辞劳苦地买来了种子,种子原来只是希望的象征。在自己面临困境之际,威利还想播撒一颗颗希望。遗憾的是,他选择了错误的时间———漆黑的夜晚,错误的地点———由挡住了阳光的高楼大厦围起来的庭院。遥想当初,威利正当壮年,买下了这幢四周开阔的住宅,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旅程。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威利年纪渐老,庭院周围也耸立起了摩天大楼,那个视野开阔、可以播撒希望的家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四顾封闭、无法让种子生根发芽的狭小空间。时光变幻,境迁人非,一个生机勃发的年代和场所再也无法找到了。威利走投无路,只能偷偷地求助于橡皮管子,把它接在煤气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橡皮管子表明了威利“想要自杀的绝望企图”[5]。

另外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东西是长筒丝袜。这是威利送给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的礼物,因此“象征背叛和性的不忠。”[5]尤其是威利不时地发现自己的妻子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经常要补穿坏的袜子,这更加重了威利的负罪感。而在另一方面,不知名的女人是威利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些许承认的象征。他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喜欢和认同,这个女人声称喜欢他,而威利也慷慨的以长筒丝袜作为回报。得到一个小人物的认同却颠覆了威利自己秉承的价值取向――忠贞和诚实,尤其这个秘密被他的儿子发现,更是让他在儿子面前失去了尊严,也彻底地失去了儿子对他的尊重,这也是他自暴自弃的导火索。威利自身的局限最终颠覆了他的信仰。

录音机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代表了新技术和新生事物。老板对录音机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对威利的关注,这就证明了新生事物取得了主导地位。威利被淘汰的命运已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密勒成功地运用了作品中的每一样道具和情节,给它们都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使主题更鲜明,让人们在情节之外也感慨良多。让作品中描述的一切都能开口,为自己的主题服务再一次彰显了作家深厚的写作功底。

摘要:“象征是根据事物间的联系,借助联想作用,以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观念或思想感情的方法。”阿瑟·密勒在他的《推销员之死》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阐释主题。他主要运用了人物象征、事物象征和景物象征等方法。这些象征征体和本体联系自然,容易引起联想,使人物更形象,主题更深刻,增强了该剧的魅力。

关键词:象征,推销员之死,主题

参考文献

[1]张德明,张海城.“论象征”[J].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47-52.

[2]朱清.《推销员之死》的象征艺术[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68-69.

[3]朱新福.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悲剧[J].苏州大学学报,1996(4):87-90.

[4]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M].英若诚,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现实主义手法 篇10

打造幸福众生相

作为一档具备民生服务内核的公益圆梦类节目,《幸福来敲门》力求打造一档“接地气”的节目,切实帮助观众实现心愿、调解矛盾、解决困难。真实是民生服务节目的心脏,参与节目以及在节目中讨论调解的都是真人真事。

新版节目每期设置1~2例公益类选题,邀请4位有故事的“幸福求助人”做客现场,诉说情感、生活等方面梦想,2位明星嘉宾作为“幸福观察员”,为其解答困惑,提供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栏目分为四个板块:讲述幸福心愿、幸福观察团点评帮助、现场投票是否可以打开幸福之门,只有投票数量满200才能打开幸福之门实现幸福心愿。

从节目整体环节设置上来看,完全按照人与人之间、明星与素人之间、嘉宾与观众之间达到充分情感交互体验来设计,同时顺应了故事起承转合的发展,有利于在镜头前理清故事的思路。最后投票开启幸福之门的板块用于设置悬念,也有望成为节目中的收视最高点。

“公益也可以不煽情、不苦情,公益带来的是希望与温暖,这也是我們最终想表现的方面。”节目组介绍说,在真实的基础上,如何把故事讲得有意思成为节目组考虑的问题。打造有温度的情感人物才是一档节目的核心与动力。对于涉及情感的服务类节目而言,对当事人背后故事的挖掘,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煽情”,甚至“造假”的旋涡,更需要节目组苦下功夫,深入了解背后故事,敏锐捕捉生活细节。在这方面,《幸福来敲门》的编导花了很多时间,比如和“求助人”同吃同住,观察他们生活中的闪光点,并以凝练的表述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的故事。

是节目也是公益

三年级小学生黄岩为了帮助身患重病的同学杨硕尽快康复,重返校园,来到了《幸福来敲门》的舞台上寻求帮助。原来杨硕身患难以治愈的罕见病,身体里缺少一种酶,而唯一能用来维持生命的药物就需要每月10万元左右的费用,对于这个普通家庭来说,高额的治疗费让孩子求生的欲望变得奢侈,杨硕的父母不得不求助社会,寻求更多帮助。主持人和幸福观察员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之后,纷纷鼓励她勇敢地生活下去,当场向杨硕表示,所有的叔叔阿姨都会用自己的力量,通过不同渠道帮助她。在节目中,我们还看到了节目组到访两个孩子所在的班级,天津大港区桃李园小学三年三班的师生对杨硕重返学校的期盼,感受到来自小小年纪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爱,十分感人。首期节目中,患视力障碍的何亚君小时候因为父母一次失误而落下终身残疾,他的心愿是组建一支盲人马拉松队,让大众知道盲人也可以正常生活。节目现场,主持人涂磊、明星公益观察员斓曦、陈正飞及众多观众积极响应何亚君“盲跑接力”的提议,何亚君与父母消除了多年的心结,惹人落泪。虽然是一档电视节目,但《幸福来敲门》以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找到通往幸福的路。公益圆梦、情感帮扶,节目中弘扬的普世价值观让节目更具社会意义。

温情的电视化语言

户外真人秀喧嚣已久,当充斥荧屏过多的时候难免会让大家“想静静”。《幸福来敲门》播出后,业内人士给予高度赞赏。“不管户外真人秀还能横行荧屏多久,总该有一些电视节目让观众真正平静下来,敞开心扉,正视生活中的困境,传递有益的社会价值观。”

《幸福来敲门》是天津卫视在2013年推出的情感帮扶节目,被评为“广播电视创新创优栏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其表彰称:“导向正确、质量上乘,注重社会效益,追求改进创新,传播核心价值,引领社会风尚”。

“这是一档接地气的节目,我们会尽最大可能将‘服务’做到位。”《幸福来敲门》总导演介绍称,目前以“圆梦类、励志类以及家庭矛盾类”三种选题为主,在以后的录制中还将把选题方向投向更多热点话题和人物。

用一种温情手段展现公益帮扶类型节目的叙事内容,没有过多的特技更没有时下流行的花字角标,用好故事去吸引观众,用一种最纯粹的手法回归电视最本来的职能。不论是平台属性还是提升社会意义的需要,《幸福来敲门》的出现都显得更为必要和适宜,无论是对于观众的收看习惯还是电视台栏目制作的经验和专业性来讲,公益圆梦类节目在户外真人秀有些审美疲劳的当下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在别人不幸的时候,要抱有怎样的心态?《幸福来敲门》用一种独有的温情手法,探究国民幸福感的同情之感。导演组希望将主人公积极、乐观的一面展示给观众,从而树立一种积极的爱心理念。“不去深挖病痛,重视情感沟通。”总导演介绍说,节目在筛选帮扶对象时并不是“拼惨”,首先嘉宾要有合理的幸福心愿;其次他的心愿或是能够以小见大具有共性,或是不可思议具有个性。“节目中免不了有很多情感冲突,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不容易被情绪击倒的当事人,对于观众来说,也可以从当事人身上获取生活的正能量。”

现实主义手法 篇11

关键词:象征,象征主义,都柏林人,现实主义,瘫痪,现代主义

1 背景简介

《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之一。它是由15个短小的故事组成的一个合集,真实的描述了形形色色都柏林小市民的生活、思想、梦想、以及迷惘。由于作品中现实主义手法的使用,很多人认为此作品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实际上除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分之外,还有大量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以及创新。这些都使该作品与之前的作品显示出了闪耀的迥异之处,使该作品拥有了值得探析的另外的特色。

2 象征以及象征主义

2.1 象征的定义

有关象征的定义有很多。总体来说,象征就是指甲事物与乙事物有着重要的密切的关系,甲事物代表、暗示着乙事物。在象征活动中,象征是用小事物来暗示、代表一个远远超出其自身涵义的大事物,如十字架-基督、狼-贪婪。神话世界就是象征的世界,又因为神话是文学之母,所以文学与象征不可分离。在文学作品中有两类象征:普遍象征和语义象征。

2.2 象征主义的定义

作为一种创作美学,象征主义古已有之,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一道,是文学史上具有原型意义的三种基本创作美学。始于柏拉图,他不统一的物质世界分为二元的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现象世界是本体世界的模本。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然后波及欧洲其他国家,至20世纪2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性文学流派。

3《都柏林人》中象征主义手法的展现

3.1 作品标题的象征主义

初读《都柏林人》读者会认为这仅是一部有关个人成长的小说集,因为它分成了四个阶段:童年、青年、成年、以及社会生活。然而细细品读之后会发现各个标题所揭示的广泛深远的象征含义。比如,《一朵小小的云》作为本部小说的第8个故事标题,象征了主角的理想;《阿拉比》象征了故事中那个小男孩的异国以及东方的情愫。这里仅以《车赛之后》为例,剖析作品中象征主义手法的具体运用。此标题不仅指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车辆比赛而且也象征了19世纪欧洲帝国在爱尔兰领土上所进行的领土掠夺赛。这场竞赛的结局如同作品主人公吉米的命运一样。故事中的吉米竞赛胜利后和他的法国朋友一起庆祝。在这场英法争夺战中,他是真正的的输家。这与标题的象征含义相符合。标题暗示了在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帝国重组世界后爱尔兰人的真正的态度。文章标题让作者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清晰的传递了爱尔兰人民的讥讽态度,对于英法联军的争夺自己国家的领土麻木、熟视无睹。

3.2 环境描写的象征主义

在这部作品中,许多有关环境场景的描述都具有象征的含义。尽管就本身而言是细微和普遍的,但是却反映了故事的主题。这种象征主义手法在《姐妹们》《阿拉比》《车赛之后》《亡人》中最常见。以《阿拉比》中的一个故事场景为例。在《阿拉比》市场中的特殊环境就是都柏林这个城市大环境的缩影。这个作品中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表明社会环境的现实能够摧毁一个人对于生活以及爱情的向往之情。每人能够逃脱的掉都柏林这个城市的社会和道德颓废的这个现实即使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最终作品的瘫痪主题再次强调。

3.3 人物名字的象征主义

《都柏林人》这部作品集中,许多故事人物的名字都被乔伊斯赋予了象征的含义。比如在《伊芙琳》中主人公《伊芙琳》的名字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人类第一位女性的名字。乔伊斯选择此名字的寓意是主人公是逆来顺受的命运的受害者。通过其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展现了当时妇女所处的恶劣环境。在另一个故事中,主人公“lily”名字向读者传达了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此花在葬礼上使用的所以本身象征了死亡,其次它象征了死亡之门。此名字暗示了主题并且营造了一种极浓的死亡气息。

总之,詹姆斯·乔伊斯选择主角名字时是为了展现他为自己的祖国谱写道德篇章的目的服务的。这些名字是一种隐喻,暗指了所有的人物不能够摆脱都柏林这个城市瘫痪现实的影响。

4 象征主义手法在作品中的作用

首先,广泛系统的使用象征主义这一手法使作品的创作主题具有普遍化的意义,因为他的作品代表了一切时间和一切人物。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期是欧洲很多国家的转折时期。很多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萧条的局面并且陷入了危机之中。爱尔兰也被卷入进来。作者曾说过,他写此作品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是否能够走进都柏林人的内心,能够走入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中心,因为特殊融入普遍之中。由此可见,詹姆斯·乔伊斯的创作目的不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创造道德的历史而且对于整个西方国家而言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其次,象征主义加深了作品的主题。此小说通过连贯的故事集为我们展示了消极落寞的真实国家图景,在深层次的含义上揭示了该国家瘫痪的主题。国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祖国麻木、冷漠。这种瘫痪形式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体现是通过象征主义手法体现出来的。

最后,象征主义使《都柏林人》成为现代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使用了大量的非普遍意义的象征,这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一个标志。现代作家常常将自己的作品创作意图复杂化。在《都柏林人》中,某些部分的象征意义如此难以理解一直于无法界定作者的创作初衷。因此得出,由于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使作品具有了现代主义的特点。

5 结束语

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既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是因象征主义手法大量使用而具有现代主义作品的典范。通过标题、情节、人物名字设计、环境描写等处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揭示了乔伊斯为当时的都柏林谱写道德篇章的文学创作初衷。该手法揭示了当时的爱尔兰在社会、道德、精神以及其他各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瘫痪主题。除此之外,该主题具有普遍化的意义。都柏林人当时的命运也是英国人以及美国人的命运。《都柏林人.》这部作品因为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其成为现代主义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安知,译.乔伊斯文集插图本:I都柏林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2]陈新.英美名家短篇小说精品赏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4]鲁苓.顿悟与象征-都柏林人中“死者”的结局引发的几个问题[J].海南大学学报,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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