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

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精选9篇）

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 篇1

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 他的主要著作有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和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已经成为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书。贝尔虽不是专业的传媒研究学者, 但由于大众传媒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从社会大文化的视角对大众传媒作了深入的透视与剖析。目前,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视角给予此书较多关注, 但从传播学角度, 对于此书中论及传媒文化部分则极少关注, 本文试就《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对贝尔的媒介文化观作以梳理和评述。

一、贝尔研究大众传媒的文化背景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多处讲到电影、电视、广告、期刊, 但他在论述这些文化现象时是把它们作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电影、电视、广告、期刊与资本主义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只有了解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态度和思维理路, 才有可能对他的媒介文化观有深入的了解。

什么是文化?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 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24“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 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 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 通过一个象征系统, 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1]24文化除了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 解释人类面对的困惑外, “就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 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identity]的连续过程”[1]81。贝尔之所以要下大功夫研究文化,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前后对立的不一致状态, 他称其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起步于韦伯和桑巴特。众所周知,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 他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5) 一书中认为,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即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的精神内涵是“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 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calling]结合起来, 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1]12。

韦伯认为, 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在早期正是通过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 经过艰苦奋斗, 才达到上升发达的状态。但资本主义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在达到顶峰的状态后, 却丧失了这种精神信仰, 奢华和享乐成为第一原则。贝尔非常认同韦伯的观点, 同时, 他又在韦伯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状况做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贝尔研究的另一个学术资源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 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里,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先天性特征是对于物质的“贪婪攫取性”[acuisi—tiveness], 赢利原则和现世原则使资本主义成就了勇敢、开拓、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气质。贝尔将韦伯与桑巴特概括的这两项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 并细致追索它们的演变轨迹。

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好像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资本主义却能将两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 或者说它们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 后者体现了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的骚动激情, 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理性观念。

理性传统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特色, 不论是科技理性、人文理性, 还是经济理性, 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近代西方文明正是在理性的支配下达到了极致。但是物极必反,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 理性亦然。在以德国哲学家为代表的理性哲学达到极度辉煌之后, 理性法则自然暴露出其种种缺陷。于是,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迅速崛起, 开始影响西方文明。近代以来韦伯强调的禁欲苦行被边沁的功利主义所替代, 它冲破了长期以来为人设定的种种规范, 肯定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非理性、感性、生命冲动、个人体验在现代文明中取得了合法性地位, 并逐步成为正统。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域存在着文化霸权,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但贝尔认为具有资本主义主宰性的文化则是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强调自我, 强调“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非理性的张扬自我, 以自我的欲望为目的, 对于传统的宗教标准与道德标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也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资产阶级原本那种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于名望和欲望的孜孜以求发生冲突, 社会行为已经从宗教那里转移到世俗权力手中, 现代主义文化成了主宰公众的主导力量。

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就是对传统的否定与反叛, 就是将群体、理性、规范、道德踩在脚下, 张扬自我、感觉、非理性、欲望。现代主义这一根主线从16世纪开始就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 它们都逐渐让位给个人。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立个人, 他拥有自决权力, 并将获得完全自由。随着这类‘新人’的崛起, 开始了对社会机构的批判, 这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 它首次把个人良知遵奉为判断的源泉, 对地理和社会新边疆的开拓, 对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 以及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过去变得无关紧要了, 未来才是一切。”[1]61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 现代主义的兴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对长期以来理性偏激的一种校正, 是对死气沉沉文化主体的一种激活, 是对人的感觉与生命力量的一种肯定, 正是现代主义的崛起, 西方文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恢复了文明本身的生命与活力。但是, 非理性原则一旦被强调到极致, 同样也是一种灾难。放纵自我、放纵欲望, 追求奢华、追求享乐, 彻底抛弃道德、规范、约束、责任, 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将带来极大的灾害。上帝要人灭亡, 必先使人疯狂。现代文化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同时, 在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后, 在拼命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 又沦为欲望的奴隶、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人逐渐异化为“非人”, 人在得到自我的同时, 又丧失了自我。在现代社会, 人类精神的困厄不但没有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而减轻, 反而病情变得加重, 人在砸碎宗教偶像的同时, 彷徨在精神的废墟, 找不到前行的方向。正如贝尔在书中指出的:“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 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 因为这种新生的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 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 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1]74

存在与虚无, 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和海德格尔思考的命题, 也是贝尔思考的命题。如何走出虚无, 使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是“此在”充满意义, 具有价值, 这就成了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破解的文化难题。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不一定使人感到幸福, 奢华的生活并不一定让人感到充实, 欲望的放纵并不能一定使人感到踏实。贝尔给出的答案是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 需要恢复道德的约束。在强调个人自由、权力、平等的基础上, 整个社会和个体本身需要规范和约束。通过对人的欲望约束, 使理性与非理性取得平衡, 从而保持文明的延续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二、从文化的立场解析传媒

文化不是孤立的自生体, 文化的根基是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复合体, 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 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 致使文化变成可以交换的商品渗透到整个社会。现代文化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技术的进步, 随着火车、汽车、飞机的出现, 人们开始离开封闭的乡村走向城市和工厂。另一方面, 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广告的出现, 又使信息广泛传播, 娱乐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基础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与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 反过来消费需求又刺激着生产。资本主义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以消费为特征的文化, 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已经不需要文化, 而只需要娱乐。文化已经不是艺术, 不再追求永恒, 不再追求高雅, 而是商品, 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消费品, 目的就是为社会所享用。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1]91

贝尔认为, 大众传媒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 颠覆老的习俗, 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 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1]3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改造的先行者, 它在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的享乐欲望、确立人们的价值判断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电影, 他认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 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 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1]115比如电影在塑造青少年性观念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传统社会, 性的知识既不可能在学校得到, 也不可能在父母那里得到, 性是文化的禁区, 是精神的禁区, 它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 不能公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性的观念在西方也逐步开放。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隐秘话题经过电影变成了公共领域的公开话题。电影制造了时尚、制造了流行, 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 开启了人们心中欲望的闸门。作者在书中举例:米德尔顿的居民世代相传, 认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 人们有关性的行为……总是被尽可能地排斥在视觉和注意力之外。在电影里却是例外, 年轻人因而都喜欢聚集在银幕之前。“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 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 讲电影上的笑话, 摆演员的姿势, 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 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在他们设法表现这种老练, 并以外露的确信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犹疑时, 他们遵循的‘与其说是……他们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 不如说是……自己周围的另一种世界的生活’。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 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 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非法酒店的合法化, 以及人们在狂欢聚会上放纵自己的习惯, 都为所谓的‘自由’观念提供了例证。”[1]115路易斯·雅各布斯写道:“人们一面嘲笑道德观, 嘲笑电影上男女主角老式的‘善心’, 一面开始注重物质上的享受。”[1]115

如果说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 那么广告术、一次性使用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戴维·M·波特评论说:“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 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 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理解十九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1]115

论及广告的作用, 贝尔认为:

第一, 广告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志。“广告颇不寻常的地方是它的普遍渗透性。如果没有灯光标牌, 什么才能作为大城市的标志呢?人们乘飞机掠过市区时, 可以看到在夜幕的背景上。一丛丛五彩缤纷的灯光广告在闪烁不停, 宛如晶莹的宝石。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区———泰晤士广场、皮卡迪利大街、香榭丽大街、银座等等———人们攒聚到闪耀着的霓虹灯广告下, 汇入熙来攘往的人流之中, 分享都市的活力。”[1]115广告改变了都市生活的面貌, 成了现代文明门面上的“烙印”。如今, 广告已经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入每一户家庭, 广告在城市真是无孔不入, 既成就了都市的辉煌, 也使都市变得喧嚣、杂乱和无序。

第二, 广告“是货物的标记, 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正如流行的做法那样, “广告术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小汽车被说成是‘美满生活’的象征, 它的诱惑力无处不在。可以说, 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而得以存在。人们所展示、所炫耀的, 都是成就的标志”[1]116。在消费社会中, 广告无处不在, 人们按照广告宣传的那样购物和生活, 同时, 在心理上也得到某种认同与安慰。广告所宣传的商品, 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身份、一种地位的象征, 人们只有获得广告上宣传的东西, 才会感觉到自己融入了社会, 才会感觉到自己活得有面子。人们在追求广告宣传的所谓“品质生活”, 实际上都成了广告的奴隶与资本的奴隶。人们心甘情愿地吃苦受累, 被物质生活重压而不自觉,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是广告的受害者。

第三, 广告是社会的中介, 它改变着人们的习俗与生活方式。“在成分复杂、社团众多、地位流动的社会里, 广告术也起着多种‘中介’作用”。[1]118美国是一个社会变动非常迅速的国家, 而处于社会变动中的人们, 又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 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 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在这方面, “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 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妇女》杂志、《家庭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 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 如何装潢家庭, 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 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16最初的变革主要在举止、衣着、趣尚和饮食方面, 但迟早会在更根本的方面产生影响, 比如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儿童和青年的消费观念、青少年一代的道德观念, 以及社会上许多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第四, 广告是欲望的发动机。贝尔认为:“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人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 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1]11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广告不只激起人们的物质占有欲, 还激发人们日益高涨的情欲。比如美国著名杂志《花花公子》1970年的发行量达600万份———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 夸大他们的性能力。美国《时代》杂志在一则名为《加利福尼亚———令人兴奋的州》的封面报道中, 对加利福尼亚这个浪漫而充斥情欲的地方大肆渲染:“正大光明, 无拘无束, 大家一道群居, 寻欢作乐, 正是加州的好处所在。这些安乐乡的公民似乎永远是懒洋洋地闲荡在游泳池边, 饱享日光浴, 身背行装穿山越岭, 裸着身子在海滩上嬉戏, 每年长高一点儿, 忙着从圣诞树上摘钱, 不着上装四处兜风, 在红杉林里跋涉———停下来喘口气时———他们便要面对妒嫉的世界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1]119同样, 1973年的一期《纽约时报》在为东部航空公司所做的广告上, 也在不遗余力地鼓吹情欲, 从而达到自己的营销目的:“请您像鲍勃和卡罗尔、泰德和艾丽丝、菲尔和安妮那样欢度假期吧!”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有意模仿电影《鲍勃和凯洛尔、泰德和艾丽丝》。这部讽刺片描写了两对友好的夫妇如何笨拙地相互交换配偶取乐。东部航空公司接着宣告:“我们送您飞往加勒比海。我们为您租好海边小屋。先飞后付。”这样蛊惑人心的广告实际上是鼓动大家去过一个像电影里人物那样的假期, 如果把这样的提倡同富兰克林提出的包括禁酒、节俭、沉静, 还有贞洁等十三条美德略作比较, 显然思想要开放得多。在这里, 广告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 当然是使资本主义丧失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这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 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自身极其严重的矛盾”[1]119。一方面, 现代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让人变成“组织人”, 变成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服务现代社会的理性法则和商业法则。另一方面, 商品和广告却助长人们追求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 晚上却“放浪形骸”。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谓“自我完善”和“自我现实”的实质。

三、对麦克卢汉的批评

麦克卢汉是当今世界著名的传播学家, 也是一位喜欢预言未来的学者。他的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热媒介、冷媒介”“地球村”的论断, 在我国传播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但是, 麦克卢汉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理解传媒, 而不大关心媒介的人文属性, 他夸大了技术对于世界的影响, 造成了媒介人文价值的“悬置”。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贝尔从两个方面对他进行了批评。

第一, 麦克卢汉是资本主义享乐时代的预言家。“享乐主义时代还有着它胜任的预言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享乐主义时代是市场的时代。此时的知识变成了以公式、广告标语和二进位数编制出来的信息号码。人掌握了这些号码, 就能轻松自如地理解周围复杂的世界。麦克卢汉这位作家不仅能利用编码方法为享乐主义时代下定义, 而且在自己的文体中试用一套入时的公式, 把这一时代的思想用号码法表示出来———真是精于此道, 无与伦比!他的做法是把媒介看成信息, 因此思想仅占第二位, 或不算数。有些媒介是‘热的’, 如广播, 它把听众排斥在外, 另一些媒介是‘冷的’, 如电视, 它需要人们身临其境。印刷文化是线性的, 视觉文化是同步发生的, 等等。这些概念并非让人用来进行分析, 或者用实证手段加以检验;它们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 为的是加强人们置身于新交流方式中的舒适感。它们是心灵的蒸汽浴。总之,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121在贝尔看来, 麦克卢汉的学说, 与其说是一种理论, 不如说是一种广告。他的研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 而是在为资本主义寻找合法性依据。他通过一套时髦的理论, 为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他说“媒介即讯息”, 看似客观, 却掩盖了媒介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立场。在他的理论中, 信息是第一位的, 思想则是第二位的, 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思想。在我看来, 麦克卢汉的理论之所以不谈思想, 是因为人们有了思想, 就会反思资本主义的宣传机器, 就会有一种反抗意识和批判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 “信息”这一科学术语进入传播学, 不是揭示了传播的本质, 而是掩盖了传播的本质。信息好像是客观的、中性的, 但传递多少信息、多大程度上传递信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则是由人掌握的, 人是信息的传递者和掌控者。人们传播信息都有一定的目的, 不仅仅是让人知晓, 更重要的是影响他人。因此, 贝尔认为, 麦克卢汉的理论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 是“心灵的蒸汽浴”, 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同样是预言家、未来学家, 贝尔与麦克卢汉的立场截然不同。

第二, 麦克卢汉的理论没有对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迄今为止, 中国传播学界很少有人对麦克卢汉的理论提出质疑, 更不用说否定了。人们把麦克卢汉当作大师崇拜, 把麦克卢汉的理论当作经典、当作金科玉律, 从来很少有人敢于反思和批评。贝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于‘热’‘冷’两种传播媒介的区分, 他关于电视创造的‘全球村’的概念, 在我看来, 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 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有什么意义可言的话。”[1]156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大规模通信网络的普及倾向于把较大的社会分解成支离破碎的种族单位和原生单位。然而, 要形成系统的知识则更需要一种文化的聚合力。他详细分析了印刷媒介与视觉媒介的区别:印刷媒介强调词语、概念、思维、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而视觉媒介主要是电视和电影, 它们把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 而不是强调词语, 引起的不是概念化, 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 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 而是滥情和怜悯, 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 观众反应很快, 不是变得矫揉造作, 就是厌倦透顶。……电视作为媒介中最‘公开’的, 则有它的局限性。然而, 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 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1]157贝尔认为:“现代美学如此突出地变成了一种视学美学。”[1]155“我相信,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156与贝尔相比, 麦克卢汉虽然看到了电子技术所带来的重大变革, 但他并没有指出变革之后的文化实质。如果说麦克卢汉只是在表层对于文化表象作了简单的描述, 却未对内容进行严密的论证和思考, 那么贝尔不只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观, 还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作了深刻的揭示, 同时, 还表达了对于未来的深切关怀。这一点, 正是贝尔超过麦克卢汉的独特之处。

四、结语

读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你会感到, 此书的核心问题是作者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示的同时, 积极思考和寻找解决这些矛盾的答案。作为一个学者, 贝尔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思路是沿着自由主义的理路缓缓而行。他在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艾赛亚·伯林、托克威尔、边沁、罗尔斯等人的基础上思考自由与平等、公正与效率、公共与私人这些现代文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依照他的观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道德约束。“当没有抑制时, 当人们根据经验确定行为的可否时, 即使有了美学上充分的理由, 人的那种要探索一切、寻求一切感觉的冲动也会导致堕落、肉欲、对他人的腐蚀和谋杀。”[1]339在此书的结尾, 他重新肯定了自由主义, 他说, 应当将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 唯有如此, 我们才可据有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 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 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 它将促进这样一种形势, 在那儿, 在相关领域之内, 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1]344贝尔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 但其思考的本身无疑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从传媒研究的角度看, 贝尔的研究对我们有如下启示:一是传媒研究必须开阔视野, 必须将传媒研究放置到大文化研究之中才有意义。大众传媒不是孤立的社会存在, 它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将传媒放置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才会发现传媒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传媒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二是传媒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范畴, 还应深入到文化价值的范畴。技术与人文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只看到一个方面而无视另一个方面, 只会造成研究的盲目或对社会的误导。贝尔之所以批评麦克卢汉, 用意也在于此。三是传媒研究应该重视传媒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导向。在商业社会里, 传媒不应该是商业的奴隶, 不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夸大事实、违背事实, 而误导受众, 不能因为媒体的好处而有意迎合大众。大众传媒不是欲望的发动机, 它应该是社会道德底线的维护者, 因此, 应该对大众传媒自身的非理性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限制和约束。四是传媒研究应该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研究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不能一味地歌功颂德、不能一味地迎合传媒的不良习气, 应该保持一种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的批判立场。贝尔对大众传媒的批评, 也许从力度上不及法兰克福学派, 但其思考的体大虑周则远远超过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 不要迷信权威, 不要迷信书本, 不要迎合时尚, 保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最为重要。这是中国传播学能不能出大家的前提条件。五是传媒研究要有“破”有“立”, 在“破”与“立”之间, “立”更重要。传媒研究不只有批判和解构, 还要有思考和建构。传媒作为社会文化之中坚, 其基本作用是什么, 价值立场是什么, 价值导向是什么, 社会职能是什么, 作为传媒研究者应该有所思考。通过系统化、理论化、深度化, 而不是零散化、感觉化、表面化的思考,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主体性的传播理论和话语体系, 而不仅仅是西方传播理论的移植和抄袭, 这应该是中国传播学奋斗的目标和理想。回到东方, 回到中国, 是建构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

摘要：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虽不是研究传媒的专著, 但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大众传媒作了深入的透视。他认为电影是窥探世界的窗口, 又是一组白日梦, 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 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广告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志, 是货物的标记, 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 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 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他还批评麦克卢汉是享乐主义时代的预言家, 他的理论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 是心灵的蒸汽浴, 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传媒,批评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 篇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要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刻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们不可能主观选择；但对其判断必须及时准确，认识超前或滞后都会干扰社会发展进步，甚至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

过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成熟定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相应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不仅表现在落后地区、农村发展不充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而且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如高质量的医疗、教育还是稀缺资源，高等级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刚刚起步，有的城市还存在不少“城中村”。因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与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它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要”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其衍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既有的“硬需要”没有消失，并呈现升级态势，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新生的“软需要”则表现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对共同富裕，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了相应要求。

可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是巨大的，也是极为深刻的，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这一时期呈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仍然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对于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

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 篇3

关键词：人与自然矛盾,自然界,矛盾分析法,马克思主义矛盾论

一、人与自然矛盾概述

人与自然矛盾,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表现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在人类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帝之类的东西,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同时, 人的生存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

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表现在, 人与自然在实践中逐渐分化。在马克思看来, “由于人的介入, 自然界已丧失了它往日的地位, 而成为人们的劳动对象, 成为人们借以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3]人通过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 实践活动也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避免。

当然, 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始终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只考虑统一, 而不考虑对立, 人只是作为一般的自然存在物, 在大自然的统治下被动地生存, 那么人就丧失了自己人的类特性, 人与其他动物就没有区别。人只不过是自然的一个成员, 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不存在。与之相反, 只考虑对立, 而不考虑统一, 人与自然只是一种完全敌对的关系, 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着大自然, 大自然又无情地报复着人类, 长此以往, 人与自然的矛盾将激化到无法调节的地步。因此, 在人与自然矛盾中, 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 没有统一也无所谓对立, 无论离开对立或者离开统一, 都不能称其为矛盾。

二、人与自然矛盾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认为, 事物是由矛盾构成的,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矛盾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即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不同的特点, 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 事物矛盾的双方也各有其特点。

(一) 人与自然矛盾的普遍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普遍矛盾, 它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问题。

1. 人与自然的矛盾无时不在, 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 人类为了维持生存, 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取天然的生活资料, 这时人与自然矛盾开始萌芽。到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人们为了发展生产力, 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 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人与自然的矛盾愈演愈烈。因此,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普遍矛盾。

2. 人与自然的矛盾无处不有, 它遍布于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12年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环境展望》综合报告指出, 世界仍然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 地球上各个系统的承受能力正在被推至生物物理上的极限。该报告对最重要的90个环境目标进行了评估。在这90个目标中, 只有4个目标取得了重要进展, 而气候变化、鱼类资源、沙漠化和干旱等24个目标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取得进展, 8个目标所反映的状况出现恶化。[4]同时, 据该组织公布的材料显示, 地球的十大病症, 如土壤遭到破坏, 气候变化异常、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面积锐减等, 正在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因此, 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域单独存在的问题, 它表现为一种全球性的综合问题。

(二) 人与自然矛盾的特殊性。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其表现形式、发展程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却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1. 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在原始社会中, 人类被动地适应自然, 靠获取天然生活资料为生, 人与自然矛盾处于萌芽阶段。到了农业社会, 由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以及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足, 致使人类对自然界形成了小规模的破坏, 人与自然矛盾逐渐发展。但是工业社会以来, 生产力极大提高, 人们为了物质利益, 企图成为大自然的主宰, 违背自然规律, 最终造成了生态灾难, 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严重激化。现阶段, 随着生态危机的频繁出现, 人类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以及自己的行为, 并试图采取行动, 以重新谋求与自然和谐相处。

2. 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就我国而言, 我国各地区的大气污染程度不同, 大部分重点城市的大气环境仍处于较重的污染水平。其中, “北方城市的大气污染重于南方城市, 大城市污染重于中小城市, 城市污染重于农村。”[5]在水污染中, “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污染程度从重到轻依次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6]“海水污染最严重的为东海, 其次是渤海, 南海水质相对较好。”[7]就世界各国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明显多于发达国家。有能力治理的发达国家, 一方面推卸其肇事者的责任, 另一方面将污染向落后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 其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结果, 最终必然是发展中国家人与自然矛盾更为突出。

3. 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 矛盾的双方也各有不同的特点。

人和自然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它们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 自然规律是客观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们不能改变、创造或消灭自然规律。“在自然界中 (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 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8]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9]人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人类总是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之中, 这些关系制约着人类的发展。同时, 人还具有实践性。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活动, 人类可以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社会实践是人的生存基础和存在方式, 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

“世界不会满足人, 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0]人与自然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 旧的矛盾解决了, 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因此, 如何调节这一矛盾显得尤为重要。

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实出路

(一) 承认人与自然矛盾的普遍性, 转变错误的思想观念, 敢于正视矛盾。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这一矛盾并不会因为人们的误解而改变, 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阶段,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的利益需求, 违背自然规律, 任意改造自然, 奉行人类中心主义, “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 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 认为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11]。这只会导致部分人急功近利, 忽视对其行为后果的反省, 最终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因此, 为了切实解决环境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转变错误的思想观念,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重新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 敢于揭露矛盾, 正视矛盾。

(二) 善于把握人与自然矛盾的主要方面, 分清主流和支流, 坚持以人为本。

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 人与自然界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 各有其特点。自然规律具有客观性, 人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人能够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 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而自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 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时, 要抓住人与自然矛盾的主要方面, 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 坚持以人为本的观点。以人为本在强调以人为主体的同时, 还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共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与自然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 遍布于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区域, 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域, 其表现形式、发展程度又有所区别。这就要求在处理矛盾问题时,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行为主体, 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就全球来说, 各国要开展广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发达国家应承担国际义务, 依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解决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将发展与治理有效结合起来, 尽可能避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同时,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国际环境方面的法律制度, 以帮助解决各国间的环境纠纷。就我国来说, 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个人来说, 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自觉养成环保的好习惯,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要正确认识自然的价值, 树立勤俭节约意识, 身体力行, 坚持适度消费和节约消费, 反对铺张浪费, 提高商品利用率, 减少环境污染。

四、结语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视角, 对人与自然矛盾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应用矛盾分析法, 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现实出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只有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团结协作, 共同奋斗, 才能共享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第1卷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24

[3]杨松茂.用实践的观点去审视人与自然发展的协调性[J].经济问题探索, 2005, 3:79~82

[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5 (中文版) [R].2012

[5]陈佐.环境污染忧思录——浅谈我国环境污染现状与可持续发展[J].铁道劳动安全卫生与环保, 2001, 3:146~150

[6]陈红书.浅析我国水资源与水污染治理现状[J].云南环境科学, 2003, S1:66~69

[7]陈宜菲.我国水环境污染现状及其防治[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 35:187~188

[8]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第4卷

[9]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第3卷

[10]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第3卷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报告 篇4

王汉威 151220108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贝尔对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发达资本主义背后的文化危机的深刻阐释。

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而知名。他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60年代的美国，已然是世界霸主，经济飞速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也意欲称霸，发动越战，担忧社会主义主义的阵营的壮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即文化角度，嬉皮士文化的崛起席卷整个美国，垮掉的一代竟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在作者贝尔眼中即是大众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造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危机”和“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侵蚀”。60年代的文化情绪近乎疯狂而不可理解，将种种与人类普遍价值观相悖的东西视作对自身的解放，在表现自我中丧失自我，反认识、反理性的文化形式层出不穷。这不禁让人想起一战之后美国柯立芝繁荣下的迷惘的一代，人们纸醉金迷的同时确是对人性深深的失望，正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末尾，“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直至回到往昔岁月。”表现了当时人们在经济发达的空虚下对人性的追求。此时经济与文化间的矛盾已初露端倪。而到了60年代，这种精神危机进一步爆发，此时的人们已不是单纯的失望，而是自我的丧失，这种“往昔岁月”在他们眼中则成为原始欲望的宣泄，追求感官的刺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领域间的断裂，即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文化的发展趋势难以与经济相匹配，这种压力加之政治因素，诸如反战愿望、无政府主义流行，终于造就了许多人口中“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的畸形儿。更为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小部分人的游戏，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不断扩散，甚至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审美观，造成艺术解体等许多后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长久以来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时，人们还是陷入了信仰的缺失。

在各个领域断裂过程中，文化、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动节奏，在时间长短上也迥然有别。贝尔在考察动荡时期的美国后，认为是都市社会、国家政治体系、公社制社会和后工业化世界带来了美国的变革。其中，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资源，以知识集约为技术从根基上开始塑造所有的现代经济体制。重视教育、重视技术决策的作用、重视技术群体和新的精英层之间的冲突，这都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困境。

而解决信仰缺失，看似简单，就是重塑人们的宗教信仰，发挥自古以来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事实上，贝尔也看到了这种方案的实际性，宗教信仰是人类在长久过程中缓慢构建的，一旦流失，便很难在重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在依靠重建宗教信仰的方法渺茫的情况下，贝尔又提出了公共家庭的构想。后工业化时代文化的症结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享乐主义，即无度的欲求。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涉及到国家财政学，应把需求与欲求明确区别开来，但这并不容易做到，需要在政治上做出种种努力：构建大众哲学，建立与公共家庭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自由与平等的问题上按照每个人所赢得的成就予以分配，按照适应于每个领域的权力和特权予以分配。划分公众与私人，同时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原则。

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 篇5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1957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既是他长期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总结,也是对1956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回应。

1956 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国际上。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深夜,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作了全面否定。秘密报告经西方国家披露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犹如爆发了一次强震,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一些共产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一方面,在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群众中间发出了要求在独立平等基础上重新调整对苏关系,改革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强烈呼声;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趁机四处活动,企图借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颠覆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在国内。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安置方面遇到一些困难,发生了闹事事件。从1956 年9 月到1957 年3 月,全国约有一万多名工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在农村地区,出现了社员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也有一些错误议论。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许多党员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在行动上陷于被动。针对群众闹事事件,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这些事件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压服。对于实行“双百”方针后,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些错误东西,有些人也坐不住了,对“双百”方针出现了怀疑和抵触情绪。

这样,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新出现的矛盾,尤其是日渐突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科学内涵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揭示并论述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没有做出具体分析。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实践中曾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这样的认识,但其未对这一矛盾展开具体阐释。斯大林曾长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到了晚年,尽管他在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却没把它作为全局性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他指出,与其他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特点及其性质决定了,它的解决可以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即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解决。

(二)如何划分和解决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

首先,如何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说,人民和敌人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和敌人都具有特定的指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一切拥护、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集团,都属于人民的阵营;而一切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其次,如何解决两类矛盾。毛泽东指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分清敌我的矛盾,必须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分清对错、是非的问题,因此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具体列出了解决不同领域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思想政治范畴,采取说服教育、讨论的办法解决,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经济建设方面,坚持适当安排、统筹兼顾,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科学文化领域,实行“双百”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在党派关系上,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族关系方面,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党群关系上,“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

再次,关于一定条件下两类矛盾的转化。毛泽东指出,两类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互相转化。敌我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相反,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为什么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毛泽东明确说道,其重要目的就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开展一场新的战争,以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提升中国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进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贡献和历史缺失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如上所述,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提出并具体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划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系统阐述了两类矛盾的性质、特点、解决途径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二,新时期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不仅为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根据,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可以通过自身来解决,改革不是像过去的阶级革命一样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方面和环节。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南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正确认识和分析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化解各种社会危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历史缺失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二重化。1957 年6 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方面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胜败还没有完全解决,阶级斗争依然很激烈。同年10 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第二,矛盾判断标准的简单化。毛泽东把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敌我的根本标准是不确切的,这容易带来敌我区分上的随意性,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和“文革”的悲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他把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简单地归结为是非问题,也值得商榷。如管理问题、公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观念转变问题等,这些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用是非来判断了。

第三,矛盾解决途经的绝对化。毛泽东曾经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3]他还说道:“所有的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显然,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唯一的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在现实中不可能解决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4]对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缺失,我们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对待,过于苛求完美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坚持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摘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对于化解新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改革中各方面利益关系,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民粹主义——概念、矛盾及出路 篇6

关键词：民粹主义,卢梭,人民,危机感

民粹主义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跨越两个世纪, 期间既经历了如火如荼、一呼百应的兴盛局面, 也有过备受批判、人人避之不及的冷淡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民粹主义又大有复兴之势, 欧洲的反对欧盟运动和对福利国家的争论、北美的党派竞争、拉美的复兴经济举措以及中国台湾的民主选举中, 无不飘荡着民粹主义的身影。

一、“民粹主义”概念辨析

“民粹主义”的定义一直模糊不清, 许多学者都试图对它下定义却难以概括出它特有的属性, 因此大部分民粹主义研究者 (如保罗.塔格特、加文.基钦、玛格丽特·卡农范等) 或者从诸多政治运动中来提炼出它的核心思想, 或者将其细分成诸多流派。一般说来, 现代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强调平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 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 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 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从字面上来看, “民粹”一般认为指的是部分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出于对“人民的崇拜”而将人民视为“精粹”, 即“以民为粹”。民粹派将“人民崇拜”作为基本的信仰, 认为真正的智慧和创造力属于人民, 崇尚人民的力量、智慧和品格, 他们坚信“在人民中保存着真正生活的秘密”, “在人民中潜藏着社会真理”, “人民是真理的支柱”①。“民之精粹”是对“民粹”的另一种解释, 反映出另一类精英对大众的态度, 一方面他们承认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和获得人民支持的意义, 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民是消极落后和愚昧保守的象征, 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才是人民的精粹。因此, “民之精粹”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 他们重视人民, 关心民生, 但不相信人民自己有力量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在民粹主义发展进程中, “作为大众主义的民粹主义”和“作为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一直交织发展, 甚至在同一个民粹派人物身上都会显现, 很难将其区分清楚。

二、民粹主义的内在矛盾及现实评价

虽然在世界各大洲都有民粹主义的身影, 但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写道的那样:“民粹主义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 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 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②。作为一种介入政治的民粹主义, 它风头正盛时一呼百应, 普通大众毫无免疫地“中毒”了, 而它到了穷途末路时, 普通大众又瞬间“清醒”过来, 避而远之。各种批判也随之而来, 那时的民粹主义犹如丧家之犬, 政治运动也进入一段时间的平静时期。总之, 民粹主义大起大落的政治生命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本文就是试图从对它的定义的分析、各种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运动的考察来找出相关的线索。

(一) 在民粹主义的内涵方面

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界都从各自的立场来概念化民粹主义, 至今仍争论不休, 并且每个地区的民粹主义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特定的历史条件, 因此要从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政治实践中概括出广泛认同的定义存在一定困难。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也望而却步, 导致民粹主义定义方面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最为普遍的做法是找出公认的民粹主义的核心原则, 并用这种原则来对照, 找出代表事件的相似之处, 从而指出这种理论是否为民粹主义。即使是这样, 争议也无法避免, 例如毛泽东理论是否为民粹主义就在国内外有诸多分歧。一方面, 定义的困难使民粹主义一直处于散漫的状态, 没有一种学派或者政党明确地标榜自己为民粹主义, 而且这也使民粹主义理论的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 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在各个地区都有, 但长期的、成片状的、有深厚基础发展却很少, 这使得民粹主义既出现历史断裂又没有形成一种一贯发展的理论体系, 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民粹主义的理论繁荣和政治实践。另外, 正因为民粹主义在概念上的不明确性, 普通大众很难区分什么是民粹主义, 而别有用心之人却借着民粹主义的旗号获取政治利益, 或者是民粹主义定义的模糊使得自身一直没有形成独立体系, 很容易依附于其他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学说, 甚至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 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 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③

(二) 在民粹主义的实践运用方面

出现了理论的发展跟不上实践的发展的情况。以往的民粹主义历史实践表明, 民粹主义运动通常发展非常迅速, 具体形势转换也很快, 而在这种快速的变动之中, 理论的缺失会使实际的实践失去方向感。在美国人民党运动过程中, 形势的变动导致支持率的大量下降, 而领导层面又没有制定针对当时情况的具体策略, 导致了人民党运动的失败。理论上的相对滞后在很多时候会制约实践的发展, 民粹主义历史上的失败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 民粹主义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政治运动, 是为特殊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 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 民粹主义或者只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政治策略, 只是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号而并无民粹主义的信仰, 这在当今美国总统竞选演说中多次出现。但有一些政治家确实是有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类似民粹主义的信念 (如庇隆) , 也正如上所说的, 这些政治家并没有民粹主义的理论积淀, 所在的党派也没有一些真正从事民粹主义理论发展的学者, 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有明显的差距, 因此在面对巨大危机时就显得束手无策, 只有以失败告终 (这在列宁和庇隆两人的政治策略上有鲜明体现) 。

(三) 在民粹主义的求助对象方面

民粹主义也存在很大的缺陷, 民粹主义主要求助两个对象:一是“人民”, 一是危机感。

一方面, 民粹主义的灵魂在于人民, 没有了人民的支持, 民粹主义就失去了根基。在民粹主义的动员期和实践前期, 人民确实得到重视, 但当民粹主义领袖地位逐渐上升时, 对人民的“崇拜”会转化成对领袖的崇拜, “人民”逐渐成为一个抽象的整体, 一个象征符号, 一种语言修辞。人民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可以控制的群体。因此, 民粹主义的历史实践往往从对人民的高扬开始到对人民的控制结束 (如法国大革命时期) , 这也是民粹主义难以逃脱的悖论, 又如庇隆统治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大众的支持, 但在实践中, 他常常还需要依赖强力和个人魅力来维持这种支持;另一方面, 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变动剧烈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时期, 各种思想十分活跃, 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 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共识面临调整。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中, 社会的变动会激发潜藏的矛盾, 有的还因此引发了反社会的情绪或反制度的思潮。特别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 会引起那些已经习惯传统模式的人们的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会激发“怀旧情绪”和危机意识, 这也是民粹主义出现和蔓延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些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通过宣言这种危机感, 并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法而获得大众支持, 民粹主义因大众在最彷徨时候发现了这根救命稻草而大受欢迎。当社会度过这一转型时期, 这种原先求助的危机感便不再发挥作用, 民众热情开始降低, 民粹主义也到了它的末路。

三、民粹主义的历史出路

虽然民粹主义在以往的实践中或多或少都失败了, 但民粹主义的发生机制已经形成了, 只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 它又会卷土重来。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标志, 它在全世界蔓延, 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它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 意味着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种转型时期, 资本的流转变得更加迅速快捷。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陷入了贫富分化、绝对贫困化和国家政治经济地位彻底边缘化的境地。外国资本出于市场和商业利益的考虑扶植独裁政府, 使民主和人权受到威胁。而民粹主义代表着一种在政治上关注普通民众, 反对精英操纵和拒绝牺牲普通民众现实利益的进步意识形态。因此, 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它的合适的生长条件, 它会在一定时期、在经济发展滞后以及政治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产生出来。所以, 民粹主义并没有过时, 它仍旧保留着顽强的生命力, 如何正确地利用民粹主义变得非常迫切。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 民粹派政治的最近回归充当一种提示, 就是民粹主义不是早期的发展阶段的遗物, 而是现代公民和政治景观的一种重要的和持久的特征”④, 玛格丽特.卡农范认为“从本质上看, 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落后的象征, 它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影”, 保罗.塔格特认为它是一张“政治晴雨表”……民粹主义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种积极反应, 它不是凭空或者偶然产生的, 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民粹主义关注民生和人权, 是对普通大众的热切关怀, 也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因此, 并不是简单地消灭民粹主义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在现代社会, 民粹主义还预示着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中西方政治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社会不稳定、代议制政体的缺失所带来的危害以及经济全球化给边缘国家产生的影响。而随着大众时代的到来, 大众文化的传播, 民粹主义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民粹主义带有很强的依附性, 它可以很好地隐藏于某种理论之中而为特殊的政治目的服务, 因此加强民粹主义的理论研究应该可以成为未来民粹主义的研究方向, 使民粹主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说, 也使得实践发展与理论建设步伐一致, 而不是沿用已经过时的理论, 这对民粹主义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另外, 为了防止在大众社会中过度的民粹主义动员而使社会陷入癫狂状态, 加强社会舆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也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2]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3]马龙闪, 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试论戴季陶主义主要观点及矛盾 篇7

一、戴季陶的人生经历与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的产生和戴季陶本人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从时间上看, 戴季陶主义产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即1924年, 而戴季陶本人的第一次自杀行为, 发生在1922年, 当时他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 可以想象, 怎样的打击足以让一个人宁愿去面对死亡。可能这次失败对于他来讲打击甚大, 令他心灰意冷, 甚至使他丧失了原本的勇气和斗志。因此作者认为, 在这样的心境下戴季陶的价值观同过去必定有所不同, 这也进一步体现在了他对理想的定位以及实现理想的途径上。

戴季陶主义正是产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它号称是“纯正三民主义”, 实际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 制造反动舆论。戴季陶本人早年曾做过孙中山的秘书, 因此使他的言论在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反响强烈。

关于戴季陶主义的观点, 主要有三点:第一, 打着“纯正三民主义”的旗号, 鼓吹封建道统说, 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正含义和革命精神, 将其说成是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第二,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反对阶级对立, 认为资产阶级固有矛盾的解决方式是通过资产阶级的道德觉悟, 实现阶级调和。第三, 分裂国共合作, 认为国共不两立, 否认国共“共信”和“互信”, 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戴季陶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诠释, 引来了瞿秋白等许多学者的批判和反驳, 我认为他的观点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中, 戴季陶指出中国奉行的思想武器, 应该是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的思想武器, 摒弃本民族传统文明而一味宣扬外来文化的思想, 是不足以带领中国走向独立民主的。

二、针对戴季陶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的矛盾之处进行分析

(一) 针对封建道统说的“纯正三民主义”和阶级调和说

1.违背五四运动

戴季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归结为儒家正统思想, 他认为三民主义可以用“仁”、“勇”、“智”三个字来概括, 这与五四运动提倡新科学、新道德的理念不符。此时的戴季陶已经丧失了五四运动时的一腔热血, 退回到了固有的对儒家的等级思想上。他企图放弃革命的手段, 寄希望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屈从于固有的政治权力。

2.违背民生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相同之处, 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孙中山认为, 要学习法国革命, 同时要避免这些革命出现的问题, 因此在土地问题上要学习社会主义, 从而避免第二次革命的出现, 防患于未然, “毕其功于一役”。

3.是一种封建愚民思想

戴季陶认为民生主义是以国民革命的形式, 在政治的建设工作上, 通过国家权力达到目的, 即以革命专政, 以各阶级的革命势力, 阻止阶级势力扩大, 而渐进的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的最佳途径当然是阶级斗争, 戴季陶本人也承认阶级矛盾的存在, 但由于他革命精神和力量的丧失, 反而倾向于阶级之间的相互制衡。于是他提出了通过资产阶级道德觉悟的方式, 使资产阶级自动放弃利益, 从而实现矛盾的缓和, 社会的平衡。然而资产阶级本身是不可能有所觉悟的, 于是戴季陶搬出儒家伦理思想, 也就是说, 人民只有遵从和屈服于这种等级制度, 表现出绝对的顺从, 才有资格得到统治阶级的恩赐。这种思想简直是一种愚民思想, 和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如出一辙。

4.是意识支配物质的唯心思想

戴季陶将“仁”、“勇”、“智”这三种道德准则作为三民主义的本质, 可以说是将意识当做是物质的本质, 也就是一种唯心主义。我们可以想象, 仅仅通过道德的约束, 是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 这些品德一直在被人们言传身教, 但是并没有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而戴季陶恰恰是舍本逐末, 抛弃了三民主义的实质作用, 要知道, 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革命任务, 没有一个是可以不通过切实的革命就能达到的。

(二) 针对“进化论”的理论基础

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中指出, 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 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这是他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依据。他所认为的排他性, 正好与他的阶级调和理论相矛盾。生存竞争, 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按照这种理论, 更不可能通过道德觉悟来改变矛盾现状, 反而更加倾向于阶级斗争, 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已经不适合社会需要的落后的阶级和体制, 实现社会的进化。

(三) 针对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共观点

戴季陶认为,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目的和性质上相同, 在哲学基础上不同, 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 而三民主义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故而认为, 国共两党没有“共信”, 更不会“互信”, “共信不立, 互信不生, 互信不生, 团结不固, 不能生存。”国民党生存的途径是独立, 共产党员必须放弃共产主义信仰, 才能加入国民党。

事实上, 戴季陶的反共排共, 分裂国共合作的观点, 恰恰证明了他对于自身阶级和自身理论的不自信。他从宣传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 再到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性, 是一步步走向消极堕落的思想历程, 可能他看到了革命历程的艰难, 加上他个人人生经历的挫败, 使其逐步降低了目标, 同革命渐行渐远。

摘要：戴季陶主义是产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反动政治思想, 它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妄图破坏国共合作。本文结合戴季陶的人生经历分析其“道统说”、“阶级调和说”以及反对国共合作的观点, 并试图找出这些观点中的矛盾之处加以阐述。

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 篇8

研究农民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 须界定二者的概念。本文认为农民传统文化是依附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根植于农民群体并传承下来表现为价值观念、道德习俗、宗教信仰等的各种意识形态, 包括产生于农民群体的或统治阶级在农民群体中灌输且被农民接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所认知、掌握、实践。

农民传统文化是矛盾复合体, 存在保守与革命、朴实与自私、坚韧与软弱等多样性。农民传统文化建立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小私有生产所有制经济基础上, 是世俗文化的一种。当前, 小农生产方式及其影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 农民传统文化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广大农村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前, 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主旨, 找到与农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认识, 润物细无声, 让伟大的中国梦成为助推社会发展的全民梦。农民传统文化中有建构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 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立场的一致性, 而马克思主义者就应找到二者相结合的路径,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 社会理想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契合点

农民的社会理想是具体的历史的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传统文化中农民追求的理想社会不能简单归结为“平均主义”, 其社会理想蕴含的合理内核是农民对公平正义的一种呼吁、向往、追求, 即力图在追求社会公平的过程中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更重要的是和谐是农民呼唤“大同”的社会过程中追求的生存状态, 其中有对家庭的和谐追求, 如“家和万事兴”;也有劳动的理想, 如“并耕而作”等, 这与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描写:“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 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③有相似之处, 但马克思更强调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的和谐---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总之, 农民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公正的大同社会——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

有的学者说“其中以均平理想为重要内容的‘大同’社会理想模式, 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相似之处。”①而马克思则证明了这种社会理想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 在这个制度之下, 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 有些艰苦的, 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 ——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 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 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②到近代, 工业文明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演进, 农民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为标杆, 力求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成为农民阶级实现社会理想的必然选择。党和政府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不断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和社会活力, 使得农民的社会理想不断现世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中, 同时谋求和实现着农民自身的幸福生活。

2. 政治立场的一致——农民的现世反抗精神与批判的、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马克思认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 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 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 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 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④基于以上分析, 有学者认为小农分散性的特点反映到其政治意识中, 则表现为阶级观念淡薄。本文认为农民阶级意识强弱和反抗精神的表现与统治者的强弱、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农民对于压迫的感知和认知度相关, 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农民的自我解放意识日益觉醒, “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⑤改革开放后, 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幸福指数持续攀升的同时,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也有了更强烈的期盼。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农民阶层体认到自身的阶级归属, 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诉求。另一方面, 党把群众路线作为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宗旨决定了必然要重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提高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和经济政治地位。

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成功解决农民的现实的最迫切、最根本的问题,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找到了现实路径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 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 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农民很重视现世的拯救和价值。有的学者说中国农民有“多神”的信仰, 这种多神现象恰恰反映了农民的现世性, 农民心目中的神是符合他们精神寄托的神, 能来世能救赎的神。他们一直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谁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就跟谁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 高度重视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系列问题的解决, 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十三届三中全会后, 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新世纪, 取消农业税、新农合、医疗保险城乡统筹、农业现代经营方式的革新等系列政策再次开拓了“三农”的发展空间。中国农民选择了共产党, 农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解决农民具体问题的过程, 此过程也不断深化着农民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二、农民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困难

1. 与时俱进——农民传统文化改造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

农民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与马克思主义开放的世界历史观的冲突实质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工业化大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打破个国别史, 开创了世界历史, “……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⑥随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深层变革影响着农民的精神文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初始传播过程中便遇到了问题, “任我们说得天花乱坠, 而且他们总是耳过风等于没有这么一回事的样子, 并且有许多青年农民说我们是发了疯。”农民是最注重现实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做耐心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界一体化”矛盾也是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矛盾。

2. 科学理念——农民传统文化中的经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的冲突

农民传统文化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 农民改造社会的过程中, 方法论表现为经验主义, 更多的是基于经验上的对现实利益取舍和利弊多少的判断。这里说现实利益, 而不是现世利益, 因为现实的利益是短暂的, 现世有更长的持续性。如土地革命过程中, 农民为了生存之本的土地, 可以打破经验上曾经可依附的家族势力的圈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 小农经济仍然存在的状况下, 农民的经验主义仍然存在。不能认为当代农民应用了现代工业技术的成果机械化的耕作、化肥、农药等, 就有了科学的理念。科学的评估、测算等对于土地小块经营的农民个体而言有诸多困难, 农民主要靠经验采取行动, 这就造成了农民个体抵御风险能力很低, 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

3. 人生价值——农民传统文化的自私性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冲突

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农民个体抵御风险能力很低, 自然造成农民追求私利和质朴的利他行为的矛盾, 反映到人生价值观是自私性和马克思主义高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矛盾。这些观念影响着农民的现代化。如改革开放后, 一批农民兴办工厂企业, 成了私营企业主, 虽然物质富裕了, 但精神层面仍保留着一些农民的自私自利文化传统, 这些传统文化思维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结合起来, 双重作用下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 如克服了农民自利性、利用农民的质朴的利他主义、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部分农村地区, 便较好实现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如以华西村便是较好的发挥了集体主义的协作方式, 而很多个体承包且缺乏联营的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农村小农经济和私利文化的弊端值得反思。

三、从农民传统文化看农民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1. 关键在于基层领导干部

陈毅同志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推车推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农民大众化过程中, 关键是教育好基层干部, 基层干部与普通农民联系最密切。一部分基层干部本身就是农民出身, 明白农民的习俗, 他们在本地区本部门有相当的影响, 最能通过当地的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和当地的情况结合, 不仅使马克思说中国话, 而且马克思说方言。而有的基层领导干部一手拿着中央惠农政策文件, 一面又在变相增加农民负担, 怎么能让农民信赖党的政策, 信赖马克思主义?

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世俗化, 还是现世化

马克思大众化首先不是将马克思庸俗化, 也不仅仅是世俗化, 世俗化是用农民的喜闻乐见的形式正确的诠释马克思主义;而现世化, 是指将马克思主义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农民有自己的判定标准,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相通的。马克思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头脑中改造过物质的东西而已”。面对中国农民传统文化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说教, 更需要现实世界有力的物质载体, 物质需要物质的力量解决农民的现世性问题。马克思说:“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土地私有制的必然规律”。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中分析了这一规律, 并通过考察“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畜牧业”得出结论:农户规模愈大, 畜牧的质量愈高。农民的生产不再只是本地意义的生产, 也受全国甚至全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如农产品市场存在谷贱伤农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的矛盾, 这就要求调整产品结构、发展农业技术。而这些都需要有现代思想的农民, 政府应制定政策, 提供软环境, 帮助农民在观念上打破地区之间的封闭状态, 放眼看世界, 使得农村的人财物在地区之间充分流动起来。

2.农民文化生活城镇化≠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

城镇化建设的时候, 我们看到也在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物质的建设和精神的建设不同步, 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 但是应该明白农民生活城镇化, 不等于实现了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农民用上了手机、洗衣机、冰箱、电脑等一些现代科技产品, 不等于农民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唯物史观, 不等于农民有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不等于农民有了政治参与意识和话语权。长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农民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和物质利益驱使下的功利主义思想结合, 可以导致其社会道德底线的沦丧。农村城镇化是农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农民现代化的一个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设想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某一个阶层的自由全面发展, 而是各个阶层的发展。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就不能不考虑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须实现亿万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中国的转型过程中, 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属于转型期, 当代农民思想观念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色, 也有时代特色。因此, 实现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须认识农民的传统文化、农民的现世化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 并通过现世化的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社会理想,现世化,农民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注释

1熊辉.农民文化传统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3) .

矛盾的唯美主义论文 篇9

“印象主义”并不像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那样是一个近代美学的范畴, 它主要是一种艺术语言风格的指称, 以及这种语言风格所聚集起来的一批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的称谓。所以, 它与其说是一种关于艺术的新的审美观念思潮, 不如说是新审美思潮下油画语言发生重要变革的实践活动。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古典主义的美学革命, 导致了油画审美理想的时代性变革, 但油画艺术的技术形态却并没有超出传统的基本范围——不管是在形象的塑造方法上, 还是在色彩的基本观念上。可以说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油画艺术将传统技术语言形态发展到了它自身的极限, 但却并没有超越这一极限。从大卫到基里科, 从库尔贝到柯罗, 他们无疑启动、实践了油画语言深刻变革的进程。

印象主义画家从现实主义的库尔贝那里接受了尊重自然的观念, 注意利用面对自然的写生来排除那些陈旧、失效的绘画程式。他们发现, 传统艺术所谓的已经有方法把自然表现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样子的说法, 根本就是立足于一个误解, 即, 传统艺术只是用了一种十分造作的、程式的手法去表现人或物体的形象。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相信学院教条的规则, 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有振奋人心的新发现。

如一切新观点的产生一样, 印象主义的视觉发现并不能被大众立刻接受。传统的有关如何“画”、如何“看”的习俗十分牢固。但是现在, 印象主义画家告诉人们, 如果在户外观看自然, 我们看见的就不是各具自身色彩的单个物体, 而是被光混合在一起的一片丰富色彩, 并随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着。

当然, 这些发现不是全在一瞬间完成的, 也不是全出自一个人。最初的推动来自一位否定自己是艺术革命者的人:爱德华·马奈。后来给马奈带来极大成功的《草地上的午餐》, 在1863年提供给美展时遭到了评委们的断然反对, 只能与许多落选作品一起在美展大厅的另一端叫做“落选沙龙”的展厅中展出。马奈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青年画家们的领袖, 是当时艺术家经常聚集的巴黎盖尔波咖啡馆里的中心人物。虽然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印象派画展, 但人们还是把他看作印象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

印象主义没有美学理论的宣言, 也没有任何既定的纲领。他们走出画室和学院, 到大街和户外捕捉他们感受到的印象。从对待生活的态度来看, 印象主义是现实的信徒;但从作品的艺术风格来看, 印象主义更像是自然主义阵营的成员, 因为他们极少对现实生活作出评论, 只是记录。法国艺术评论家乔治·里维尔说:“为了题材的色调特点而处理题材, 不是为了题材本身——这就是印象派画家不同于其他画家的特点。”

最典型的印象主义绘画是风景或者其他户外题材, 画幅较小, 多是在户外当场画成的, 有着充满光感的明亮调子, 采用纯净颜色造成丰富的变化, 用多变而破碎的笔法在涂成白色的画布上作画。而最集中提倡这种印象主义的作画方法的代表则是《日出印象》的作者——克拉德·莫奈。这幅画出名之处就在于当此幅作品展出时, 一位保守的批评家觉得这幅草率而就的画和它的标题十分可笑, 就把这一派艺术家都叫做“印象主义者”。印象主义的称谓由此而来。作为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莫奈曾经说过:“当你外出作画时, 试着忘掉呈现在你面前的对象——一棵树, 一座房子, 一片田野或任何其他东西, 你只想, 这是一小块蓝方块, 这里是一个粉红色长方形, 那里是一条黄色块, 按这样画出来就正是你所看到的物体;准确的颜色和形状, 直到它与你面对风景时所获得的独特印象一致。”莫奈说他希望一生下来就是瞎子, 然后骤然恢复视力, 这样他就能以这种方式作画而不知道呈现在他面前的对象是什么了。同时代的画家塞尚曾这样评论莫奈:“莫奈仅用一只眼, 但我的天, 那是怎样一只眼啊!”

印象主义画家巧妙的利用了人眼的一个特殊功能:只要给它适当的暗示, 在一定距离外观看就能组成形象。这就像我们经常能在墙上的水迹中看出动物或风景的形象一样。雷诺阿的《游艇上的午餐》就是这种风格的绘画作品。画家借笔触的断续和颜色的丰富变化, 达到光学综合的效果。但是, 当观众还不熟悉这种画法时, 当他们习惯把鼻子凑到画面上去寻找细腻完整的形象时,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一片混乱的笔触中, 他们自然认为画家是发疯了。

后来, 公众才知道想要欣赏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就必须后退几步, 在一定距离外去领略那神秘的色块, 突然会发现各得其所, 在眼前现出形象的光感、空气感和早晚阳光下如画的色调。这时, 印象主义终于胜利了。回顾这场战争, 印象主义画家的那些观点遭到抵制并不奇怪, 而他们全面胜利的迅速到来却出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