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批判（共12篇）
现实批判 篇1
筅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张连生
毫无疑问, 学校文化已经成为当下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学校管理实践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校园文化进行系统研究, 在我国是1985年之后的事”[1], 自此之后, 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校园文化”的研究成果;大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 有研究者较早开始使用“学校文化”[2], 学校文化开始取代校园文化成为理论研究者更认同的说法。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理论研究者和中小学校长的以学校文化为主题的专著。至于学校管理实践工作者对学校文化关注的表现更是令人兴奋:有些学校大搞“学校文化建设年”;有些政府对学校的评估里要求学校必须把学校文化具体为“三风一训”;有些学校提出“文化立校”策略;有些校长在汇报、交流的时候言必称学校文化, 甚至在市场上更是出现了以学校文化规划与设计为业务的咨询项目。在目睹学校文化在研究和实践上貌似繁荣的景象时, 我们有必要对眼下的“繁荣”作出冷静的思考, 以期使学校文化在理论上更加清晰, 在实践上更加理性。
一、学校文化到底是什么:兼议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异同
尽管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如此繁荣, 但如果真正想对学校文化到底是什么取得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况且, 其中还不断掺杂着更被中小学校长们常用的“校园文化”;再者, 共识也未必能代替学校文化的本质。我们从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摘录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是什么”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中小学校园文化是指以中小学校园为地理环境圈, 以社会文化为背景, 以学校管理者和全体师生员工组成的校园人为主体, 在学校教育、教学、生活、管理过程中的活动方式和结果, 这种方式和结果以具有校园特色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为其外部表现并影响和制约着校园人的活动和校园人的发展”[3]。
“学校文化是学校特有的文化现象, 是以师生价值观 (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为核心以及承载这些价值观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4]。
“一所学校同样也有自己的个性, 这种个性在管理学上被称为组织文化”, “将组织文化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学校管理实践, 就有了学校组织文化,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校园文化。所谓校园文化, 就是学校全体员工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信仰、态度、作风和行为准则”[5]。
“所谓学校文化, 是指一所学校内部形成的为其成员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价值观体系、行为准则和共同的作风的总和。它表明一所学校的独特的风格和精神, 是联系和协调一所学校所有成员行为的纽带, 是学校的灵魂所在”[2]。
“学校文化是师生员工在学校组织背景下以特定价值观念为基础进行物质与精神创造的结果及其过程。作为一种组织文化, 学校文化是以学校为背景, 以师生员工尤其是学生为主体, 以多学科多领域广泛交流及特有的交往———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为基本形态, 以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和主要运作方式, 以积淀、凝聚、内控为优化机制的具有学校特色的一种组织文化”[1]。
“学校组织文化指的是, 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与各种环境要素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积淀下来并为其组织成员认同和遵循的信念、价值、假设、态度、期望、故事、轶事等价值观念体系, 制度、程序、仪式、准则、纪律、气氛、教与学的行为方式等行为规范体系, 以及学校布局、校园环境、校舍建筑、设施设备、符号、标志物等物质风貌体系”[6]。
“学校文化的表象是学校中大多数人在组织中表现出来的做事方式和处世态度, 其核心是这些做事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内隐规矩’和‘内隐概念’”, 而所谓的“内隐规矩”则是指“大多数组织成员在主导的或者说强势的做事方式的左右中形成不约而同的某种做事方式”, 所谓的“内隐概念”指的是“做事方式中体现的对于某个问题的价值判断”[7]。
“上网搜索‘校园文化’的资料, 共有633000项, 搜索‘学校文化’共有2150000项, 细细往下看, 会发现几乎所有资料都把两者混为一谈了。但我认为, 校园文化有别于学校文化。”“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相同点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反映学校面貌、制度规范和学校精神特征方面的内容。不同点有二:一是遣词上的不同, ‘校园’一般指一定的空间形式, 而学校一般是指作为社会重要的分支机构, 这样称呼在于它更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二是校园文化常用来指学生的活动, 而学校文化是涵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组织文化和环境文化等在内的。‘校园文化’可以看作是‘学校文化’的一个子系统”[8]。
“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是两个含义十分相近的概念。……我们认为, 校园文化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 (此类概念在教育领域还有一些) , 它的提出差不多与国外的‘学校文化’的概念同时, 但双方是从不同角度提出和用这两个概念的。我们目前的看法是, 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但在倾向上又是有微妙区别的, 区别主要在于:学校文化凸显的是组织价值和组织行为;校园文化是区域 (空间) 文化, 凸显的是主体价值和主体行为。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代替另一个, 更不能以‘接轨’的名义侵夺我们的发明权”[1]。
“尽管有的学者所使用的‘校园文化’概念几乎是‘学校文化’的同义词, 但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使用‘校园文化’一语的内涵要窄得多, 往往指反映学校价值的外在的现象, 有时甚至变为学校校园环境的代名词, 而且, 人们通常将‘校园文化’与‘建设’两字联系起来, 从而使‘校园文化’又体现为‘活动’的性质”[6]。
综合分析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我们不难发现:学校文化不同于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可能只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或具体表现;尽管论者的出发点不同, 但学校文化属于组织文化是基本的共识, 或者说, 学校文化研究借鉴了企业中的组织文化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成果;学校文化是有结构属性的, 无论是精神文化、规范文化 (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 、物质文化, 或者教师文化、学生文化, 亦或者是课程文化、管理文化, 学校文化都必然“由里及表”地表现为沙因的“默许假设、共享价值观、共享行为规范和象征性活动”, 其中, 默许假设是学校文化的核心, 更进一步说, 默许假设是学校精神文化的核心。
二、学校为什么需要有学校文化:兼议学校文化的功能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 “学校需要有学校文化”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因为, 学校就是个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会组织。但我们有必要反思, 我们的学校真的在传承与创新文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 我们的学校究竟在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其实, “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问题正是学校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 或者说, “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正是学校文化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时不去刻意提及文化中的糟粕或者文化的负向功能, 在承认文化多元性这一事实的前提下, 事实上每种文化里都存在着精华与糟粕, 或者说优势与劣势。未必像有些学者所说的, “文化无好坏之分, 学校文化亦是如此。各个学校所处的实际环境状况有所不同, 而这必然就决定了学校获得成功的方式以及学校文化的类型———这也正是不同的学校文化可以在不同的学校获得成功, 同一学校文化在不同的学校遭到不同境遇的原因所在”[9]。
学校之所以需要学校文化, 我们可以尝试从管理实践、学校管理实践发展的视角加以讨论。从常识的意义上说,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管理实践, 自从有了学校, 就有了学校管理实践。但我们能否以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 (或者说劳动工具) 为根据, 把管理实践大致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管理、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依此, 将学校管理实践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工业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 那么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管理实践的最显著的特点有可能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 农耕文明时代的管理实践是“人治”———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实践是“法治”———制度、规则至上、效率优先、人成了组织目标实现的工具;那么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呢?我们能否称之为“文治”———回归到人是万物的尺度, 找回人的尊严?组织文化的研究刚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组织文化研究从原来对技术、制度、效率等“硬件”的关注转向了对价值观、人的价值和人的高层次需要等“软件”的关注,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温柔、更具欺骗性的剥削花样。
学校之所以需要学校文化, 源于学校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 以及人们应对竞争的手段的考察。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 学校之间的竞争是生源的竞争, 因为没有好的生源, 再好的教师也培养不出好的学生;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师资的竞争, 没有好的老师, 好的学生将无从谈起;学校之间的竞争是校长的竞争, 因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学校之间的竞争是政策的竞争, 如果没有好的政策, 好些学校根本就没有好的基础。这些看法都具有一定条件的合理性, 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 好的学校就是生源好吗?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好教师的标准又是什么?而现实中某些好的标准其实是畸形社会背景下孕育的“怪胎”!从根本的意义上说, 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学校文化的竞争, 学校文化是学校之间竞争的软实力, 学校文化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因为, 学校文化是学校发展的遗传密码, 学校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和不可“复制性”。这也正是学校文化的最基本功能之一。
具体到学校文化的功能, 从功能的对象加以讨论也许会变得简单可行。学校文化的功能对象包括社会、社区 (家庭和家长在内) 、学校、员工、学生。在讨论学校文化功能问题时,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学校文化的负向功能[6]。由此看来, 学校不仅需要文化, 更需要正向功能强大的文化。而这样说的后果自然带来了下一个问题, 学校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三、学校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兼议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
应该说, 文化问题本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文化生成机制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问题, 绝不是校长、几位校领导或者他们邀请的专家在一起就能够设计或规划的。
依照文化哲学有关“文化生成机制”的研究成果, 依照学校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基本逻辑, 依照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优良学校文化的学校管理实践, 在此尝试将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观念、制度、行为、习惯、风气”逻辑进程, 这个逻辑进程在实践中形象地表现为“无形—有形—无形”。
之所以将“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这个逻辑进程, 是因为人的行为除了受“自然属性”支配之外, 作为“社会性动物”、“目的性存在”和“理性的存在”, 人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受“社会属性”支配。
1. 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观念
观念是学校文化生成的“基因”, 制度、行为、习惯和风气都是在这个基因的基础上生长的。人的行为、制度设计、习惯与风气的形成都无法摆脱观念的支配。
这里的“观念”从根本上讲是学校管理者尤其是学校初创者的观念, 这里的观念是学校管理者对于人生、人类社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的关系的系统思考, 是学校管理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化, 这里的观念最集中地表现为学校管理者的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 它是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取舍的依据。
问题的关键是, 作为学校管理者取舍依据的“观念”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会不会由此陷入“观念决定论”?在这里, 文化哲学的“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这一研究视角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并且,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的课题而言, 对于文化的存在形态作关于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 比关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更为重要。”因为, “这一区分与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文化自身的理解, 而且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演进开启独特的地平线”[10], 同样地, 这一比较与分析也为我们分析“学校管理者的观念”究竟从哪里而来提供了可信的分析框架。
所谓“自在的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感情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 “这些自在的文化因素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示范等方式而潜移默化地融进每个人的生活血脉中, 顽固地然而往往是自在自发地左右着人的行为”。而“所谓自觉的文化则是指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 它是通过“教育、理论、系统化的道德规范、有意树立的社会典范等自觉地、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引导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由此可见, 尽管学校管理者的“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其因生活时代和地区影响而形成的“自在的文化”, 但重要的是, 学校管理者的“观念”应更加表现为“自觉的文化”, 正是学校管理者的“自觉的文化”, 才会使学校管理者的“观念”更加理性, 更加接近于社会发展规律, 更加符合人性的追求。从宏观与微观的文化生成来看, “一般来说, 文化的演进或进步离不开文化内在的动力机制。我们认为, 正是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张力构成了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10]。
2. 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制度
一般来说, 制度与行为本不可分。因为, 行为乃制度规范下的行为, 制度乃为鼓励或约束行为发生订立的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有的学者把“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合称为“规范文化”[6]。
我们需对文化生成意义上的“制度”作广义的理解, 它不仅指我们熟知的显性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章、制度, 也指隐性的、强制力较弱的习俗、舆论, 简言之, 凡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鼓励与约束的要素都可以被称为广义的制度。具体到学校之中, 学校章程、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生行为规范、学生守则、岗位职责规定、考核制度、奖惩制度、仪式规则属于显性制度;学校风气、学校心理氛围、学校舆论等则属于隐性制度。无论是显性制度还是隐性制度, 制度的根本属性则是对学校成员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鼓励或约束”, 换言之, 学校制度的根本追求就是使学校提倡的“观念”得以在实践中、组织成员的行为上得以体现。在这里有必要对学校制度的产生作出逻辑说明, 简单地说, 制度乃是观念的具体化。或者说, 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与之匹配的制度。因为,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制度文化的提法才能够成立, 因为, 冷冰冰的制度背后存在着生动、鲜活的观念。
3. 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行为
所谓“行为”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本质特征”, 即实践活动。具体到学校, 从实践活动的主体看, 学校中的行为包括: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决策行为、沟通行为、交往行为;教师的教育、教学、管理行为和交往行为;学生的学习行为、交往行为。作为实践活动的上述行为具有明显的个体与集体双重属性, 但作为学校组织一员的管理者、教师或学生, 其行为的个体性或者说个性追求势必会因为组织利益受到程度不同的约束, 因为, “文化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首先表现为文化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规范体系;进而还表现为文化提供了特定时代公认的、普遍起制约作用的个体行为规范。”[10]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的价值观除了在人的言谈和论述中表达出来, 更多地是通过人的行为真实地表现出来”[10]。
4. 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习惯与风气
对于学校组织而言, 习惯、风气与行为密不可分, 习惯是“长期养成的不易改变的动作、生活方式、社会风尚”;风气是“社会上或集体中流行的爱好、习惯等”。因此, 与其说是习惯还不如说是“行为方式”;所谓的风气就是集体成员的习惯或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一贯的风尚和气度, 是学校成员行动的“自然依据”。因为, “每一所学校的校风, 实际上就表达了一种学校文化, 但校风不同于学校文化。学校文化蕴含着校风, 是校风的基础, 校风则是学校文化的集中体现。”因为, “把‘校训’变成学校中普遍存在的事实, 直到形成传统, 即使不立文字, 也可被人感受到, 才可谓之‘校风’”[11]。
对一所学校而言, 它的风气无外乎是我们常说的“校风”、“学风”、“教风”。对于学校集体而言, 集体成员的行为习惯以及由此形成和表现出来的风气, 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为, “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 无论上课不上课, 考试不考试, 学问都会好的。‘空气不好’, 无论考试如何严格, 校纪如何整饬, 学问都不会好的”[11];因为, “如果说简单而独立的个人习惯力量是伟大的, 而互相结合、联系及交融的集体习惯力量则更伟大。因为在这里有榜样的教诲, 同伴的安慰, 竞争的促进及荣誉的推动, 在这里甚至连习惯的力量也达到了顶峰”[12]。
学校文化的生成总是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 或者说, 学校文化必然会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色彩。与此同时, 作为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学校教育, 在社会现实中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学校文化不仅必然具有时代烙印, 同时, 学校文化更应该体现社会进步的方向。正因此, 学校文化的变革是必然的。学校文化的变革同样遵循了“观念—制度—行为—习惯—风气”这个逻辑。
值得指出的是, 学校文化的生成与变革历程并不是“自然的过程”, 因此, 学校是否有自己的独特文化, 与学校办学时间长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决定一所学校是否有独特学校文化的, 是办学者特别是学校创办者对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独特性的理解, 即所谓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葛金国, 吴玲, 周元宽.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重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2]朱颜杰.学校管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3]安文铸.学校管理研究专题.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7.
[4]俞国良等.学校文化新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5]吴志宏.学校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6]范国睿.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季苹.学校文化自我诊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8]陈桂生.学校管理实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9]赵中建.学校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0]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林语堂.谁最会享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12]刘光前, 张春悦.中外教育名文100篇.海口:海南教育出版社, 2007.
现实批判 篇2
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中后期，首先在法、英两国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其影响迅速波及整个欧美文学界，成为西方近代的高峰，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点，所以被高尔基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客观、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具有明显的批判性、暴露性和改良性。
1.司汤达
司汤达（1799～185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自称是“人类心灵的观察家”。创作了长篇小说《红与黑》，形象地展示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错杂的阶级矛盾，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贵族、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辛辣地嘲讽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
2.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他创作的《人间喜剧》《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的罪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3.狄更斯
狄更斯（1812～1870），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广泛而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描写了维多利维刚代的精神。重要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荒凉山庄》等。
4.果戈里
果戈里（1809～1852），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果戈里还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之一，1836年创作的讽刺喜剧《钦差大人》（1842年发表）揭露了贵族官僚阶级的冷酷，对“小人物”的遭遇表示了同情。1842年发表的代表作《死魂灵》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是俄国农奴制度崩溃时期农奴主阶级衰亡的历史，通过封建贵族农奴主形象的描写揭示了专制农奴不可避免地崩溃的趋势。
5.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评价为“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战争与和平》生动地描写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形象既复杂又丰满，常用对比的艺术方法来表述，体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创新，也超越丁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6.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揭穿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目，暴露了美国社会拜金主义、种族歧视和侵略扩张的实质。马克·吐温在文学史上以一个幽默讽刺作家而闻名。其主要作品《竞选州长》和《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等。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竞选州长》抓住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专事造谣诽谤这一典型特征，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挖苦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小说艺术夸张极为泼辣大胆、尖锐有力，但却令人信服，做到了在艺术的夸张中再现生活的真实。
婚恋剧呼唤批判现实主义 篇3
应该承认，这些年社会上的婚恋观在总体上比较稳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出现了一些让人唏嘘的情况。有的人，将真挚的感情抛在一边，唯金钱论、唯财富论，谁有钱就跟谁好；还有的人，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不管对方是否已经结婚，都任性地向对方表白，甚至不惜破坏别人的婚姻；更有的人，本来与对方两情相悦，可当后来发现对方社会地位比较低或收入比较低以后，便抛开曾经的甜言蜜语乃至海誓山盟转身离去。现实中，这样的人和事几乎天天都有，有意思的是，这些“剧情”在近期的婚恋电视剧中都有所体现，只不过，编导们在叙述这样的故事、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大多是在自然呈现，缺少了应有的批判精神。比如，在电视剧《婚姻时差》中，有一个叫媛媛的年轻女人，整天梦想着凭借自己的姿色“钓金龟”，明知道主人公、房地差大亨李海是有家有室的人，却不管不顾依然把李海列为猎金龟计划的头号人选。为了达到目的，她想方设法接近李海，李海对她始终有戒心，她便设计制造李海曾经与她睡过的假象，以此达到自己丑陋的目的。综观全剧，笔者看不出编导设置这样一个满身负能量、心理异常肮脏的人物形象是出于什么目的，也看不出编导刻画这个人物时有什么批判意味。这种人物出现在一部热播戏中，不管她接下来怎么表现，其所起到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编导有意无意将本该有的批判精神给忽略了。
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笔者想起批判现实主义的鼻祖巴尔扎克曾经有一部著名的作品《欧也妮葛朗台》。在那部名著里，巴老爷子所刻画的葛朗台也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拜金主义者的形象，这位葛老头因为贪财损失了很多，甚至葬送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强烈的批判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不但感受到作家深邃的思想，也会对人物形象及其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有比较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而这些判断对于受众正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加之作家有着高超的创作技巧，因而使得作品成为不朽的名著。反观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单就婚恋剧而言，明显的缺乏批判性，缺乏由创作者主动发出的对一些人物形象、对一些人的所作所为进行道德层面、价值层面的鞭挞。当然，毕竟是文艺作品，这种鞭挞不是通过空洞的说教进行的，而是通过情节、细节、台词等来完成的。这种缺乏与批判精神缺失的结果，是让一些对道德是非缺乏判断力的年轻人会盲目对那些应当被批判的行为进行模仿。久而久之，使得我们的电视剧非但不能起到教益作用，还有可能起到反作用，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所以，婚恋剧呼唤批判现实主义，这不是一个口号，需要的是编导们实实在在的行动。
电视民生新闻评论的现实批判 篇4
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民生新闻, 以晚报、都市报上的社会新闻和市井新闻作为最初状态出现, 从其诞生到成为各类媒体的宠儿, 前后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之所以会受到百姓的欢迎, 就在于它坚持平民视点、关注民生民情、为百姓排忧解难, 将话语权更多地交给平民百姓。民生新闻与其说是一种新闻样式、新闻体裁, 倒不如说是一种新闻操作的理念, 是在操作上对“公民社会”背景下新闻本质的回归或还原。
一般来说, “‘公民社会’指的就是在个人同国家政府之间, 有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社会组织, 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结构, 成为个人同国家相联系的中介。‘公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将单个公民动员起来, 结成利益共同体, 既阻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又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同时, ‘公民社会’又独立于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组织” (1) 。
目前我国作为一个巨大的转型经济体, 虽然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 但也存在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在转型和改革过程中,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的商品属性凸显。新闻价值观进一步开放而趋向于多元, 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进入价值重构阶段。这必然涉及新旧价值体系的碰撞和习惯价值的推倒重建, 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及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由此导致的公民价值观动摇和利益受损心理失衡需要有合适的渠道来缓解疏通, 而以前作为上层公共权力的电视媒体流转到社会中下层, 部分地将姿态放低, 提出民生新闻的市场定位, 从而迎合了部分具益诉求。
自2002年以来, 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栏目在我国掀起了一股“电视民生新闻热”。究其原因, 一方面, 是他们在差异化竞争中寻找到了自身的恰当定位, 迎合了受众对于自身在日益形成发展的“公民社会”中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 节目播报内容、形式相比其他电视节目如央视的电视评论节目《央视论坛》等更加体现民本倾向, 为广大受众所认可和接受。可以说, 公民社会成就了民生新闻的繁荣, 民生新闻促进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这就是民生新闻与公民社会间的关系。作为二元制的一方, 由于缺乏强大的公权力, 公民较之国家天然地处于弱势, 他们需要自身群体的代言人。
电视民生新闻评论
在我国, 电视媒体自身的舆论监督和议题设置功能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些只是在事实信息层面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 信息分为事实信息和观点信息, 观点信息处于较高的层面。时代要求电视媒体不仅要在事实信息上成为公民的“出气孔”, 更要求媒体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在播报事实信息的同时站在公民的立场上传播观点信息, 开办若干个新闻述评性节目。
纵观现今我国电视中出现的新闻评论形式, 大体可分为四类, 分别是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舆论监督的电视述评栏目;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平民化互动交流的电视评论栏目;以《央视论坛》为代表的评论员与主持人深度探讨型电视评论栏目和以《第七日》为代表的民生新闻电视述评节目 (2) 。
经过实践探索, 我们认为民生新闻中的新闻评论是由节目主持人在相关新特的风格表达出来, 既反映自身倾向, 又反映本台立场的评论 (3) 。例如, 2009年5月14日湖北电视台的《经视直播》, 共播报了27条新闻 (加上综合消息、外地消息等) , 其中在6条新闻的播报阶段完成后, 主持人江涛根据新闻,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口吻对其进行了长短不等 (长的大约40秒左右, 短的大约15秒左右) 的看法。2009年5月27日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 共播报了4条新闻, 主持人李向显都对其进行了表态。这种对节目本身有利的形式 (包括节目主持人在民生新闻中的新闻评论) , 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对新闻事件本身有突出效果。1.用一两句点睛的话点缀新闻报道, 使观众能够明白其中的滋味, 加强事件本身的宣传效果;2.透过对事件本身价值信息的解读, 表达主持人自身的民本价值取向, 使新闻本身在播报民生新闻的层面上又增添了一层人文情怀。例如对于一条想自杀的醉汉终被心理咨询专家说服获救的新闻, 《经视直播》主持人江涛作出了如下点评:“遇到不平的事, 也用不着寻死觅活, 多险啊!多亏谈判专家做工作。谈判专家辛苦啦!”短短数语, 就使整个新闻事件本身充满人情味;3.对报道中出现的各种观点信息进行整合, 廓清受众对事件本身各种矛盾、关系的理性认识, 并建设性地指出对事件所反映问题的解决方案, 促使有关部门对相关问题加以改善解决。例如北京电视台《第七日》, 曾通过新闻曝光和主持人评论反映了“路灯电线遭人盗窃致使没有路灯”的问题, 使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妥善解决了问题, 引起了网友慨叹:“呵呵, 有些事情就是怪, 非要媒体曝光证明了媒体评论监督作用的有力性。
对整个节目有重要帮助。1.通过主持人的评论表达了本台立场。主持人在作评论时依据的是客观事实, 也就是电视节目设立的“拟态环境” (李普曼语) , 而报道的信息源虽然大多数来自观众热线和投诉, 但电视节目自身对这些热线进行筛选的必经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本台立场, 主持人再进行评论时也彰显着民生新闻、民本取向, 从隐性层面上宣传了本台立场;2.通过犀利的评论让受众知晓此档栏目是在替自己表达话语权, 从而扩大节目的影响力, 提高节目的收视率;3.提升节目的经济价值, 如创造收视率的最高记录, 使整个时段的广告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等。
新闻评论促进电视民生新闻可持续发展
电视民生新闻平民化色彩浓、有效服务性强、报道领域宽、地域特色鲜明, 成为当下中国的媒体景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 给电视媒体带来了备受关注的社会效益和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 民生新闻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琐事, 如房屋渗水、看病就医、买菜购衣、就业上学等, 的确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了参照标准和行动坐标。然而, 由于民生新闻与市场化相伴而来, 因而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过程中, 媒体的职责被极大地拓展和延伸, 造成新闻容易只停留于琐碎和表面, 从而走进误区。如选材视域狭窄, 只是单纯停留在关注报道百姓的身边小事, 节目样式同质化现象严重。仅2004年一年, 就有200多家媒体向《南京零距离》取经, 不少节目干脆直接照搬“零距离”的名称, 内容及深度上止步于浅层表现, 部分节目迎合低俗趣味、流于平庸等。
网络上曾流传这样一则帖子:某繁华地段, 一只被主人牵着的小狗不慎从天桥上摔下。先期而至的甲电视台启用卫星直播车, 第一时间从现场发回消息;乙电视台则请来小狗的主人和天桥管理部门领导, 辩论谁是谁非;A报次日头版大字标题:《小狗摔伤谁之过?再次问责职能部门》……这不是笑话, 而是时下民生新闻生动的缩影。“小狗摔下天桥”的由头可能是虚拟的, 但相关场景却是真实的再现。这种选题、这种编排又到底体现了什么民生意识、人文关怀呢?在新的业态下, 电视民生新闻的许多缺陷和不足也日益暴露出来, 影响了它的健康持续发展。
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报道, 具有人文的因素, 虽然它反映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记录了凡人的生活, 具有人文因素, 带有平民文化特征, 但从总体看, 这是经过合成加工的文化‘产品’, 属于媒介制造而不是平民创造, 在现代传媒的精致包装下失去了原生态。传媒在力图贴近平民的同时, 实质上正在脱离平民, 靠近一个面目模糊的‘大众’ (mass) , 与其说它反映了平民生活, 不如说它给大众生活提供了谈资和消费的新选择。 (4) 于是, “人们因为专注于家庭琐事、身边小事、百姓难事而恰恰忽略了自己在整个社会博弈中所处的位置和被忽视的利益”。 (5)
从根本上讲, 正是由于现阶段公民社会的初级性, 导致民生新闻也有深层的生存危机。业界中也有人士已经察觉到了潜在危机, 正寻求突破。为了实现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着眼于公民社会高级阶段的特点和受众心理需求, 对民生新闻栏目进行适当的改革、调整。就本文来讲, 我们侧重从民生新闻中新闻评论的角度来进行论述。
《第七日》开播之初节目内容侧重于揭黑打黑, 显得锋芒毕露, 而现在的《第七日》已经不再是声色俱厉的指责, 而更强调去找出不合理现象的根源。尽管选题内容有所变化和发展, 但选题的出发点始终保持用平民的眼睛看待社会。《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则以犀利的评论和耀眼的光头受到观众的欢迎。在2003年的“全国十大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网上评选活动中得票数位列第2位, 被记者描述成“光头走到哪里, 人流就涌向哪里, 那个火啊!”但是目前不少观众表示孟非的评论没有以前那样犀利了。
上面只是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栏目的主持人的发展变化, 从微观层面展现民生新闻主持人的宏观变化历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主持人的评论风格都经历了趋向缓和的变化过程。可以预见的是, 今后主持人将更趋理性, 多提问题, 少下结论。
这样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民生新闻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媒体力量应在更宽广的公共生活领域导向与介入”。 (6) 这正是民生新闻节目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在更宽广的公共生活领域表达话语权的前提下要求主持人进行评论时更趋理性, 作为“意见领袖”, 要引导民众认识到进步, 避免滥用“话语霸权”, 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 应学习报纸的时评版面, 将评论办成公民话语表达的平等平台。
但是, 万变不离其宗, 在寻求转变的同时, 主持人应坚持以前的原则。如孟非所言, “可以轻松, 但不轻薄;可以通俗, 但不庸俗, 万事把握一个度就行。”给观众一个缓冲接受的时空预置, 实现主持风格的平稳、顺利转变。
相比上述两位, 《经视直播》的主持人江涛更多的是在进行温和的批判, 规整中透露着诙谐幽默、柔和中肯。但我们认为, 他还应顺应时代潮流, 向更趋理性和深度的评论风格进行转变。同时节目制片人应借鉴《第七日》的先进经验。《第七日》的节目主持人李向显在节目过程中根据述评新闻风格的不同更换了几件服饰, 在评论过程中, 不是传统的“坐而论道”, 而是“立对鸿儒”。在评论的同时还配以肢体动作, 充分利用了各种电视符号来增强评论的传播效果。此外, 出于优秀节目主持人对民生新闻节目品牌价值塑造重要性的考虑, 《经视直播》可以为江涛量身定做一些宣传片, 在其他节目的间隙播出, 以树立江涛的品牌形象, 便于更好地传播《经视直播》。同时, 《经视直播》在策划大型专题时, 可以借鉴同城媒体长江商报在“两会”期间推出的“武汉崛起”系列评论的操作模式, 将节目档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借政府、企业等宏观运行层面上的重大时机选取微观层面上的若干典型, 加以评论, 每个自成一环, 但又在内在逻辑上连成一体, 表现经视对武汉宏观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度。
摘要：公民社会成就了民生新闻的繁荣, 民生新闻则促进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自2002年以来, 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在我国掀起了一股“电视民生新闻热”。究其原因, 节目主持人在新闻中的评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本文根据电视民生新闻评论自身定位、特点等方面尝试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预测, 提出可持续性发展建议。
关键词：电视民生新闻,新闻评论,现实批判
参考文献
①王缉思:《美国“公民社会”研究》序言, 《美国“公民社会”研究》, 2004年5月版。
②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2月版。
③孟建:《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4 (7) 。
④姜红:《新闻秀——平民的还是大众的?》, 《新闻记者》, 2004 (12) 。
⑤周炯:《新意识形态下的中国电视民生新闻》, 载于博客中国www.blogchina.com
现实批判 篇5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现代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准化、强制性等特点,从而成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照搬这一理论主张限制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发展并不合适,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产业市场.
作 者：何亚平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91刊 名：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1)分类号：B15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现代大众文化 商品化 标准化 强制性
论《生死场》对现实的批判 篇6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04-01
写于1934年的《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萧红的写作风格和文学才情，甚至连鲁迅先生也亲自为其作序，胡风为之写后记，其艺术价值可见一斑。由于书中的故事是以农民为主角，以农村为舞台，并融合了当时抗日的背景，以农民作为一个主体，对生与死、社会与人性进行了一次解剖，并间接反映出社会及人生，是一部经典的传世名篇佳作。
一、艺术构成的农村缩影
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就是与其写作背景分不开的，而《生死场》也是如此。萧红写作时，正值抗日高潮，其时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华北形势也是处于危急关头。萧红由哈尔滨出走到青岛却发现华北也是危急万分，由此萧红自然是深受其影响，作为一个爱国者，面对此时严峻的形势，萧红涌起了写作激情，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一部充满着生活真实感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萧红对于当前的形势并没有作正面的描写，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角度——农民，而且还是一个偏僻农村里的农民。《生死场》所写的农民的艰辛生活正是以一个局部群体作为侧面来反映整个时代的背景。全书共有十七章，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
无论是处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还是处理民族矛盾，萧红都能恰到其分地把握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思想心态，因此《生死场》中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对民族存亡关头农民的反应与状态，使作品具有一种深刻的现实性和强大的震撼力，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萧红笔下的那个农村，正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观照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
二、女性意识与悲剧
《生死场》中，表现女性的重点的确在于生殖。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之类的描写，甚至还独立设立一个章节来表现生殖的痛苦，如此花费笔墨是为了表达什么呢？可以说作者是采取一种对比反讽的手法来鞭笞人类愚昧的精神状态，因为从远古的生殖崇拜、母系氏族的现象来看，女性生殖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神圣的仪式，而不应该被玷污。但作者在小说中却将过程描写得鲜血淋漓、痛苦不堪，一方面是为了从现实白描的手法体现女性的伟大与神圣，突出女性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将女性生殖的理想化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痛苦与血腥，揭示了女性只是作为生殖机器而存在，突出了现实农村社会中女性屈辱的地位、软弱的奴性以及愚昧无知的生存状态。所以《生死场》中的女性生殖描写是作者对现实中农村女性的一种鞭笞与同情。
在小说中王婆算是最有个性的女人，对于破碎的婚姻而大胆改嫁，对于丈夫的不满而公然“罢工”，对于赵三反抗二爷一事能提出有见地的意见……其敢作敢为的行为具备其他女性所没有的尊严与勇气，与而丈夫赵三面对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奴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就是如此个性的王婆，也不能彻底摆脱社会背景下的压抑环境，以至于服毒自杀，虽然最后依然坚强地、混沌地活下来，但由此可以看出王婆的个性只停留在能够自己本身，并不敢反抗或者说涉及男性的利益所在。而另一女性人物麻面婆更是悲惨，其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是一直帮着丈夫干活，没有自己主见和想法，只会不停地犯着各种愚蠢的错误，最后连死亡也只是一句话带过而显得微不足道。这一类人在现实社会中不乏其人，所以麻面婆在小说中只是作为女性愚昧的一个典型罢了。
三、生死与人性
书中通过农民的形象，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深邃的诠释和思考，突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 “力透纸背”的图画。小说中作为主角的农民一直都艰苦地生存着，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自然环境的影响、战争对生产的损害等等灾难。生活的重担、精神上的愚昧使得农民逐渐失去了“人格”，即使是生存着，却不知道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手伸进极冷的冰水里，一开始其痛苦不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手会逐渐失去知觉，陷入麻木状态。但他们对于最基本的生存問题却没有失去感觉，他们维持生命也只是出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而已。当人以动物本能性来思考的时候，任何伦理道德的亲情观念都不复存在，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大义。在这些活死人脑子里，活着的目的仅仅只是活着。这样的生活，其实也就丧失了生活的本质了，活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人而活着，本质上跟作为牲畜的马牛羊没有区别，同样地作为生存机器、麻木不仁，其精神上的生与死已经没有了界限。
四、对社会的怀疑与批判
作者的重心是在于人类个体的人性、存在、生死等命题，但也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批判。如对地主无情剥削压迫农民的批判，对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的批判，对农民的软弱和奴性的批判，对日本侵略的批判，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批判，对人失去人格而变得行尸走肉的批判…… 但作者对于这些批判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上，而是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社会问题。在对于农民觉醒参加革命，进行斗争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解释为民族大义、民族觉醒，但笔者认为作者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与怀疑。
小说中所提到的战争，尽管流露出雄迈的战斗意志，但同时作者也描写了因战争而带来的忧郁与痛苦。很多人都只看重加入革命是表达了民族的觉醒，而作者却充分感受到了战争的无奈及残酷，更关注是战争下人的生死状态，而不是战争。比起宣誓时的豪情壮语，更多的是对战争的质疑与思考。
这充分体现出了作者的人文关怀，而不是一味赞扬战争而是作出更深的思考。如果《生死场》真的只是一部单纯表达抗日的作品是不会出现如此惊人的话语的，可见作者并不想只停留在发泄情绪的层面，简单地以民族矛盾一概而论，作者更愿意从人性、民族内涵、历史精神等各方面思考这个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说，萧红的《生死场》是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的，重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是一部经典的传世名篇佳作。
现实批判 篇7
埃里希·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 他的消费异化理论是以人性论为前提的。人性, 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区别于动物的一般属性, 分自然、社会、精神三大属性, 弗洛姆的人性观是从生理和心理角度来讲的。人存在的意义是社会健康的标准, 以此批判社会的异化, 社会要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人适应社会。弗洛姆受到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启发, 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新人道主义思想。
弗洛姆认为, 人的存在有着内在矛盾。首先是生与死的矛盾。这会使人们认为生命转瞬即逝, 许多愿望不能达成。其次是潜能实现的愿望和生命短促之间的矛盾。另外还有个体化与孤独感之间的矛盾。存在于社会上的人没有了归属感就会寻找依靠, 比如精神寄托, 团体保护之类。弗洛姆认为, 人的各种欲望并非起源于人的本能需要和肉体的东西, 而是起源于人的生存状态, 即“人的境遇”。人的境遇的需要有:第一, 爱的需要和自恋。爱不是把自己融入他人, 也不是独占他人, 而是保留自己的思想, 赞许他人, 和他人融为一体。这样可以消除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矛盾。淡化异化对人们的影响。第二, 超越的需要。它可以消除生与死, 潜能实现与生命短促之间的矛盾。第三, 生存根基的需要。也就是人类自我归属的问题。第四, 自我意识的需求, 即人的自我认同性。存在感以及社会认同在人的境遇方面的作用。第五, 目标和献身的需求, 即从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解决问题的需求。
二、消费异化理论的核心异化论
哲学上的异化是指主题在发展过程中, 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 然后对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自身。[1]异化指一种体验方式, 在这种体验中, 人找不到自我的存在, 感觉自己是陌生的, 自己在不断的体验中与自己渐行渐远。如果说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 那么二十世纪的问题就是“人死了”。人的消费观禁锢着人, 如同死去, 人们感觉不到自己应该是个人世界的中心, 应该是行动的创造者, 而是感觉自己的行动和结果这些外在的东西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服从和崇拜它们。人生存在的目的好像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实现。
在经济领域里, 生产过程被异化了, 就连工作也被异化。工作不再是令人满足和愉悦的活动, 而成为一种责任和陈腐的观念。[2]人对于新获得的自由感到害怕, 因为自由就意味着责任, 当责任达到不可承受之重时, 人们会通过各种行动克服怀疑和恐惧。
弗洛姆消费异化的内容:第一, 他认为, 人与金钱相异化。“我们用金钱获得的东西, 我们对此事习以为常, 不把这种获得东西的办法当成一回事, 但实际上, 这是获取东西的最古怪的方式。”[3]也就是说, 是货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和心灵, 等价交换表面上是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行的原则, 然而, 金钱获得之后我们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 无论我们是否需要它, 这就是典型的消费异化。试想一下, 如果这大量的金钱不是通过努力劳动和合法渠道获得, 金钱在消费市场成了唯一的凭证, 那么会有大量的消费产品被无辜购买。就像弗洛姆所说“如果我有钱, 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 也可以买到一幅精美的绘画;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 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4]其实, 消费需要理性的观念, 将消费品最大程度的应用于所需要的人身上才是应有的消费观念。第二, 人们的消费行为本身、消费品的使用相异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购买房产、汽车、游艇、以致私人飞机, 积累个人财富。这种购买商品的行为不是消费, 而是为了炫耀资本而做出的异化消费。他们本身也许并不需要这些, 而异化消费作祟使人们在购买这些奢侈品后呈现出一种畸形的优越感。第三, 异化消费使人们更加痛苦, 无所适从。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是外表华丽的奢侈品?是内心的快乐体验?是价值的自我实现?还是购买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商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快乐是在人与世界的创造性关系中才能展现出来, 创造发明、解开数学题、看一本好书都可以产生快乐的体验, 为什么要被异化消费捆住手脚呢?为什么要在本末倒置的消费中依赖商品呢?回到健康消费中来, 从人的真正需要出发, 消费应该是对人有利的而不是相反。
异化的根源在于, 弗洛姆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私有制是深刻社会根源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认为, 心理上的孤独感和依赖感是异化的内在因素, 现实的存在和潜在的本质之间矛盾、以满足物质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工业社会是异化的外在因素。通过对异化心理的研究, 将异化的领域从人与劳动、劳动产品领域扩展到其他各因素, 扩展了我们的视野。
三、消费异化理论的落脚点健全和谐的社会
虽然弗洛姆提出的“健全的社会”构想具有空想性, 但是他留下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对我们生活环境、生活状态和发展中的中国来说都是可借鉴的理论支点。对弗洛姆的思想,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精神的完善。只有具备丰富的心理基础才能完成由“健全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
四、消费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健全的社会”不仅关注人的客观世界还关注人的主观世界。其中的异化消费理论全面的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健全社会的论断。它比较通透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病态, 为我们更好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现实的材料。他通过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疾病, 表达作者对人们处境的深深关怀, 表明一个主题就是健全社会其实就是人的健康发展。
弗洛姆的新人道主义的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当今社会人类已然形成了庸俗的消费观, 人们要摆脱物质的束缚, 使人真正成为人的途径有很多。其中, 消费异化理论提供以下观点: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做到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不可偏废其一。要充分体现人的自身价值, 要清醒的认识到人类除消费活动以外还有好多体现自身价值的事情, 使消费避免陷入无穷无尽的物质消费中。要有为整个社会贡献力量的责任感, 这样我们就会对未来充满信心, 免除被异化的危险。
弗洛姆在健全社会的全方位改革中提出的观点, 有些落后于先进的社会, 但是, 对于我们还是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 树立正确消费观。反对浪费性的消费, 文明健康消费对于社会发展有益无害。弗洛姆的观点认为, 单纯的物质消费不能带来快乐幸福, 只会成为物质消费的奴隶。鼓励消费者适度消费才是合理的消费方式。在我国处于向小康阶段无限接近的发展时期, 树立积极健康的消费观念非常重要。在正确的消费伦理指导下, 才能尽可能避免消费异化, 使消费真正成为幸福的手段。
其次, 关注生态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环境提倡绿色消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弗洛姆主张消费健康, 控制不必要的消费。当今创造绿色消费有利于身体健康, 节约能源, 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再次, 弗洛姆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方案, 例如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由专家引导健康消费, 开展健康消费宣传活动, 严格限制广告对消费者的诱惑等等, 应该说在现实社会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他提了关注弱势群体的消费理念。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年保证收入”, 提供免费的基本生存物品, 对富人征收高税收, 把异化的私人消费转移到公共消费上来, 以保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尽管我国可能没有实行这些方案的现实条件, 但可以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 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 但收入差距导致的消费不足还会在短时间内存在, 所以采取措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消费, 同时抑制异化消费刻不容缓。
总之, 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只建构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 这就决定了他的理论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异化, 只是对异化进行无力的批判, 但是他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把积极的社会消费观念作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手段很激励人心, 在道德上对消费异化作了批判也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郎明朗《弗洛姆异化消费理论及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2009年第2期.
[2]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年版, 第152页.
[3]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中国文艺出版公司, 1998年版.
现实批判 篇8
读《社戏》能让我们感受到那深厚的乡土气息。文章中说道，“一家的客，几乎都是公共的”可见村庄不大，而且人们都很好客。小朋友都因“我”的到来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游戏;掘蚯蚓、钓鱼虾照例归“我”吃;放牛，却又不敢靠近，招来小朋友们善意的嘲笑。这里充满着童年的欢乐，对于一个在封建家庭中成长的“我”来讲这些都是很难得的，而且还可以免念那些陈腐无用的经书，更没有什么规矩可蹈，所以这里才是“乐土”。“我”童年的这些小玩伴个个都聪明、活泼、热情，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有了看社戏的机会。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防止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桂生殷勤的为我买“豆浆”跑前跑后。这些都体现出了孩子的纯真质朴。
在文章中突出刻画了两个人物，就是胆大心细的双喜和宽厚善良稍带迂腐的六一公公。回程时因为肚子饿，大家商议一起去阿发家的地里“偷”罗汉豆，双喜劝止大家不能单偷阿发一家的，否则被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这说明双喜胆大也很细致。特别是和六一公公的对话，六一公公指责他时，他大胆的承认了，还给出了一个让六一公公都觉得必须要摘罗汉豆的理由“请客”。六一公公非但没有生气，还为“我”的一句“好吃”感激的不得了，在母亲面前夸“我”“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最后还送“我”一些豆。这就是童年的平桥村，民风质朴、淳厚，如山水一般令人沉醉、感动。
《社戏》中不但民风淳朴，景色同样优美。作者笔下的平桥村是“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也可能是因为偏远，较少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才更显的纯朴，是一方“净土”。“我”和小朋友们划船去看戏时，“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文中用抒情的笔调把去时的急切与回时的留恋紧紧融合在对月下水乡的描写中。最后作者以“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吃到过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结尾，意味深长。作者之所以那样怀念那夜的豆和看的戏，并不仅仅是豆好吃、戏好看，真正怀念的是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过程，还有平桥村那种朴实真挚、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现实批判 篇9
索德伯格的电影总是别具一格,但电影中的故事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如《英国水手》讲述了一个父亲为死去的女儿报仇的故事;《毒品网络》讲述的是警察与毒贩较量的故事。他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可以把一个被各种艺术形式复制了很多遍的通俗故事讲得独一无二 , 这归功于他影片中独特的人文诉求和时空结构。
一、批判现实主义的人文诉求
每一位导演都会在影片中追求自我独特的人文诉求,而索德伯格从《性·谎言·录像带》开始,电影中就充满了冷静、客观、理智的人文表达。虽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比如一些商业电影更注重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只要是能够引起观众和电影人广泛重视的作品,其中都存在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会把一些负面现实,客观地呈现在镜头当中。在表现过程中也不采取非常戏剧化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而是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去表达。在电影的表达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还原真相的白描
在索德伯格的第一部作品《性·谎言·录像带》中,体现了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直观表现。在影片一开场就将女主公安和男主人公约翰的婚姻存在背叛和非常严重的裂痕这一点表现了出来。并且不是通过旁白和台词,而是通过一组声画对位的镜头。在这一段影片中,画面是男主人公在和别人偷情,而声音却是女主人公在和心理医生探讨她对于这段婚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在这一组镜头中还出现了其他的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说男主人公的大学同学盖伦等。
在没有任何旁白和情节铺陈的情况下,索德伯格通过开场的20几个镜头段落,就完整地将与这个家庭相关的一些人物现状展现了出来,并且观众也能够通过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清楚地了解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微妙的情感。
(二)肯定答案的缺失
在索德伯格带有批判色彩的电影中,还具备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电影中肯定答案的缺失。其电影的结局总是开放式的,并不会给出一个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会给一个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结局。比如说在《毒品网络》中,每一条线索的人物在故事的结尾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结局,毒贩也没有落网,警察的缉毒行动也没有明确地表示是否继续。
以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和开放式结局来讲述一个故事,就像是在生活中观众遇到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做是需要自己思考和作决定的。电影中肯定答案的缺失会引发观众的思考和联想,这也是导演对观众的一种启发和信任。
二、突破常规模式的时空结构
在索德伯格的电影中,时空重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将普通的故事讲得不普通的一个法宝,这种时空重塑并不单纯是电影体裁的变化,而是富有内涵的时空重塑,通过重组电影的时空结构来深化电影中的批判精神。
一般电影中都会存在多种的时空结构,压缩的时空、被打乱的时空、被取消的时空等等。索德伯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打破了时空结构常规的模式,而随题材建立自己新的模式。英国电影导演卡洛尔·赖兹在1981年拍摄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是非常典型的、完整的被套层的时空结构,这部电影里面男女主人公都是演员,他们一起演着一部古代戏,导演利用戏里戏外相似的情节来转换时空,当现代的女主人公跌倒了,等她起身的时候就变成了戏里面的女主人公,电影里面层与层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
而索德伯格2002年拍的《正面全裸》,他的层与层之间的转换,就完全不是这么一个模式。比如说,在剧中茱莉亚·罗伯茨扮演的凯瑟琳是个记者,正在采访一位知名演员,采访到一半的时候,茱莉亚·罗伯茨突然摘下自己的假发,然后冲着镜头说,怎么还不喊停?并且索德伯格自己也直接出现在了镜头中,给两位演员讲戏,脸部被马赛克涂黑,非常地突兀不自然。在影片的结尾,另一条支线里的男女主人公在飞机上相遇了,对视的时候气氛非常美好,让观众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才是真正的结局。这时候镜头慢慢拉开,观众发现原来所谓的飞机只是搭建的摄影棚,拍摄电影的工作人员也出现在了镜头当中。当观众每次以为这一层时空结构里面的故事一定是真实的时候,突然地让观众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索德伯格采用这种恶作剧般的方式来在层与层之间转换,是为了服务于电影想表达的批判思想,反思当代媒体,解构虚假的“真实”。作为为我们提供大量讯息的媒体,信息“真实”与否是衡量媒体价值的重要指标。这部电影就是索德伯格对这一现实话题的一个批判性表达。希望观众能够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思考。
摘要：对于史蒂文·索德伯格的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我们很难用某个或某些词语将其归类,但对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会发现其电影中存在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即“时空重塑”与“批判现实”。这对于从事电影行业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
现实批判 篇10
一、《双城记》中对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表达
狄更斯在作品中强烈谴责法国大革命中的极端暴力行为, 其中讲述了两个城市的故事, 他对不理性的革命冲动, 主张用“人道主义”、“爱”和“宽恕”来消除社会和阶级冲突。为了很好地展示这个复杂的主题, 狄更斯用了很多技巧在这项工作中的表现, 包括使用的符号, 它的用途是完美的。在小说, 自然风景, 色彩, 声音和人物动作选择性地融入到符号世界中, 狄更斯, 变成作者思想的寓言形象。
第一, 颜色的符号。在两个城市的故事, 查尔斯狄更斯巧妙地使用了两种对比颜色, 红色能够有效地扩大和深化小说主题。在西方文化中, 红色是血的颜色。红色经常使西方人联想到“血”、“革命”、“暴力”和“危险”等方面, 许多视觉都是红色。狄更斯给了他们不同的暗示, 进而能够表达小说的复杂主题。在五章中, 狄更斯首先强烈地描述了红色。大酒桶已经掉了, 在圣安托万巴饥饿的路人停下来抢了红酒, 红酒在地上到处都是。它有沾满了许多双手, 也有许多人的脸上都是。而这一幕出现在爆发的法国前夕革命, 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使社会逐渐混乱, 使到处都是一片荒凉。饥饿的法国人民要推翻封建贵族的专制与暴力革命, 以此来改善生活条件。伴随着故事的发展, “红”逐渐进入人们的疯狂。这一转变贴切地表达狄更斯思想:暴力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消除阶级斗争;反之, 杀戮和报复就会使人失去他们的感觉变得麻木, 嗜血, 并成为一个新的压迫。使得与“红”风暴鲜明对比。
第二, 声音的象征。除了颜色的符号, 狄更斯还创造了许多声音符号来衬托主题。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风的声音, 雨的声音, 雷声, 海浪荡漾在小说中, 他们融合的有力交响曲。其主题是反复出现的“呼应的脚步”。
二、《双城记》中的浪漫主义表达
在两个城市的故事, 浪漫的爱情, 离别和团聚浪漫的人物, 这些都是以浪漫的形式来表达。尽管狄更斯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但是他却把浪漫主义融入到故事情节中。并且在处理的情节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和奇怪的转变, 这是戏剧性的。它也可以被归类为一个特征, 那就是展现了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故事色彩。
在《双城记》中, 利用外部观察总比其他作家更为精细和深入。狄更斯, 用他的创作能力和他的观察材料, 没有记录, 但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读者被狄更斯的作品迷住了, 这是艺术创作。在作品中有很多的傲慢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反感这样的傲慢和自负的人。我们感兴趣的是狄更斯的想象力, 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我们曾经认识的任何人。狄更斯可以利用幽默和夸张, 改变丑陋的一面, 只有在生活作品中展现艺术美, 才能更好地展现出作品的艺术美。所以, 普洛丝小姐, 曼奈特的忠诚的, 红色的脸, 使得少女变得生动和快乐。狄更斯被赋予了浪漫的气质。他的想象丰富, 充满诗意的情感, 他总是突破客观生活的描绘。狄更斯自己意识到, 他的艺术是一种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三、作品中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
我们可以看到该部作品和狄更斯其他作品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狄更斯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在一个城市的故事中, 把浓浓的浪漫色彩城市的故事真实地反映各种冲突中, 经常表现出各种不和谐, 怪癖, 萧条。在狄更斯笔下的细节充满了独特性, 经过笔者的研究, 这些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鲜明特点。然而, 作为一个完整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故事, 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是批判现实主义, 狄更斯的态度, 透视, 揭露社会的笔触是特别的犀利, 充满了批判的现实主义, 但童话中的人物漂浮在“真空”中的城市, 曼内特医生, 故事的情节发展是都是从悲痛到喜悦, 善与恶都有其结果, 童话般的结构有着明显的浪漫色彩。一个故事的结尾几乎是完美的, 它是作者的视野, 良好的未来社会, 它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作家在他的脑海中显露。该部作品是一个能够很好解释狄更斯查尔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同时, 狄更斯对于戴尔人物形象的设计中, 将其塑造成为充满理想的青年, 在个人情感上, 他总是钟情于故事的女主人公露西, 戴尔非常尊重露西的选择, 并没有将其情感强加在他身上, 直到最后使得他知道他的等待是有收获的, 从这一点上, 我们便可以看出, 这是狄更斯对于浪漫主义的构建, 使得每个故事都是充满了各种丰富的内涵。
总的来说, 关于《双城记》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这是该部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亮点。通过对人物形象以及丰富的情节设置, 使得整个作品都是充斥着批判现实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整个社会的思考。在构建批判现实主义的过程中, 狄更斯灵活地运用各种象征手法, 利用颜色的表达, 进而传达出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在对于作品人物中的爱情, 狄更斯总是以一种浪漫的手法来进行构建, 从而可以更好地传达出作品中丰富的内涵。
摘要：狄更斯, 作为英国著名的小说家, 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现实主义时代。在其作品中都是通过好人或者是受害者来进行描写。为此, 本文笔者便从《双城记》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进行分析, 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部经典作品。
关键词：《双城记》,批判现实,浪漫主义
参考文献
[1]伍厚恺, 论《双城记》的艺术特色[J];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03期.
现实批判 篇11
关键词：蛙 批判主题 蝌蚪 姑姑 反思
《蛙》围绕“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展开，并非是要写出计划生育的整个过程。莫言将计划生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以人物塑造为核心，产生了蝌蚪、姑姑、陈鼻、陈眉等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这里，笔者试图从蝌蚪和姑姑的形象分析入手，期望有所新的发现。
一、从“我”的形象分析
小说中的“我”，学名万足，乳名小跑，笔名蝌蚪，既是这五封长信的作者，同时也是信中的叙述者和话剧的剧中人。从给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中可以知道，蝌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的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1]。
小时候的蝌蚪虽然经历了大饥荒，吃草、吃煤、吃树皮，他却是一个调皮但满怀正义的人。他看到秦河为制止他人吃青蛙而挨打，会忍不住出手相助；看不惯红卫兵大队长肖下唇的小人得志、耀武扬威，就决定出手整他，将狗屎塞到他嘴里，把“毒蛇”挂到他脖子上。后来，蝌蚪当了兵，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三等功，成为了一个正排职军官。这时候的他依旧是充满着正义感，在女儿出生后，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遇到袁腮和郝大手的争执，义无反顾地充当起和事老，“一个抱着初生婴儿的年轻军官是很有力量的”。不过，蝌蚪将自己工作和前途看得重于一切，为了自己的事业他要求仁美堕胎，“部队有纪律，要是生了二胎，我就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回家种地”。他要抓住自己的命运，要离开庄户地，做一个城里人，这是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普遍想法。
蝌蚪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王仁美的去世，为了自己在部队里的职务，为了所谓的前程，他“亲手”将王仁美娘俩儿送进了地狱。此后，他开始变得懦弱，逐渐向命运妥协。较为明显的是和小狮子的结婚，“我想，人生一世，许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逆水撑船不如顺水推舟”，这和第一次与王仁美结婚时的“要！我盯着她的腿说”，有了明显的思想转变。蝌蚪向上级提交了请求转业的报告，带着小狮子去了北京生活，成了城里人，并成为了一名剧作家。但却因为受到了老北京人欺负，“我软弱地赔了钱，道了歉。先生，我们回家后抱头痛哭，决定回东北乡居住”，他认为“这里是我们的故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他不再具有作为军人的刚强，更多的是对现实、对命运的妥协。
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变是回到东北乡后，被张拳的外孙，那个“像豹子一样的小孩”满街追打。再次受到欺负，死里逃生后，他一方面是以“大人物之所以成为大人物，就是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之苦难，之屈辱”为理由，为自己的懦弱寻求思想上的安慰。另一方面，他开始变得自私，“我要这个孩子！我迫切地需要这个孩子！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宝宝，我的苦难，都是为他而受！”他不再考虑这个孩子的背后陈眉的苦难，作为代孕的直接受益人和抢走孩子的幕后主使，他又一手策划了高梦九断案这出闹剧。
在蝌蚪思想从刚强正直到懦弱无能再到自私自利的转变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是计划生育这一制度带来的悲剧，是时代带来的悲剧，同时也是人性的悲剧。作者对计划生育这一制度的批判，在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中同样有所展示。那个已经有三个女儿、妻子耿秀莲又再次怀孕的东风村张拳，在张金牙带着民兵将他按倒在地后，“张拳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呜呜地哭着说：‘我张拳，三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难道非绝了不可？老天爷，你睁睁眼吧……，”。那个“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的车把式王脚，在宁公安带着民兵将他从猪圈里抓出来之后，“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沉痛，令趴在他家院墙上、围在他家大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也跟着心中难过”。
这里，作者采取的是一种无声的批判方式。他没有对计划生育做出直接的价值判断，但在对蝌蚪、张拳、王脚等人命运遭遇的描写中，包含着对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对不合理制度的深刻批判。
二、从“姑姑”的形象分析
姑姑是以一个拥有“黄金般璀璨的出身”的形象出场的，加上她一口“令姑娘们羡慕的白牙”和高超的新法接生技术，就像她晚年回忆时所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王小倜的叛逃台湾，是姑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使得姑姑试图割腕自杀，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右派，成为红卫兵批斗的对象。也因此，大革命之后，姑姑做了公社卫生院主任，“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在对姑姑形象的刻画中，笔者看到的是：
（一）对平庸的批判
这里提到的平庸不是指她的碌碌无为，小说用大量的篇幅，细致地描写了姑姑“抓捕”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的整个过程，她不仅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大有作为”。这里的平庸是指思想上的寻常不突出，或者说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最能反映姑姑在强力执行计划生育制度时的内心想法的是：
姑姑虽然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
我知道这是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计划生育，把人口控制住就是大道理。我不怕做恶人，总是有人要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被姑姑认为“缺心眼”的蝌蚪媳妇王仁美也说“姑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党指向哪里，她就咬向哪里……”。姑姑只知道一味地、强力地执行政策，却没有个人的独立思想，这种思想的平庸造成了巨大的恶。经姑姑之手流产的孩子有二千八百多个，尽管她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支撑她的是国家计划生育的正义性，是“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的毛主席语录。在姑姑的认知中，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所以，以强制手段甚至不择手段地执行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作者对姑姑以暴力手段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描写，既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无声批判，同时也是对姑姑思想上的无作为、对她平庸思想的批判。endprint
（二）对人性的批判和姑姑的“笑”
在一次次的“执法”过程中，姑姑心灵同样受到了鲜血的腐蚀，这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对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的“搜捕”上。耿秀莲是一个有五个月身孕的孕妇，在被带回公社堕胎的铁皮机动船上，伺机跳水逃走。对姑姑发现耿秀莲逃跑后的非人性做法，小说做了详细描述：
姑姑说：慢慢地开，对，再慢点。
真是好水性，姑姑说，怀孕五个月了还能游得这样好。
姑姑微笑着，示意秦河把船速再放慢点。姑姑低声道：我倒要看看，这东风村的女人，水性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甚至于：
姑姑从裤兜里摸出一盒挤的瘪瘪的烟，剥开，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又摸出一个打火机……姑姑眯缝着眼睛，喷吐着烟雾。
在这里，她简直变成了一个玩弄生命于股掌之中的恶魔，最终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惨剧。同样的，作为王仁美的姑姑，她却没有一丝人情，在“搜捕”王仁美过程中株连四邻，再一次造成一尸两命的结局。在“搜捕”王胆过程中的斗智斗勇，甚至在其即将临盆之际，仍要将她带回去做流产手术，都展现出姑姑被腐蚀、被扭曲的人性。
需要注意的还有姑姑的笑，上述追踪耿秀莲过程中的“微笑”是鲁迅所说的看客心态，而她同时还是悲剧的制造者。逼王仁美现身过程中：
姑姑冷笑道：孙悟空本事再大，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姑姑冷笑着，对着人武部副部长说：开始吧！
“搜捕”王胆过程中：
姑姑便发出一阵冷笑，然后大喊：陈鼻，王胆，你们是自己出来呢？还是让我像掏耗子一样把你们从洞里掏出来呢？
到最后：
姑姑跳了一阵，突然冷静下来。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悲凉的笑容。
如果说，姑姑的做法是“失去理智而又无比理智”的，“我不抱怨姑姑，我觉得她没有错”是蝌蚪的主观判断；那从“冷笑”到众叛亲离的“悲凉的笑”，在对姑姑的笑的描写中，字里行间展现出的是作者对姑姑非人性做法以及扭曲人格的批判。
姑姑为什么会以如此高度的热情、强制的手段来执行计划生育？甚至于“伤没好利索就从院里跑出来，她有心事啊，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表面上，姑姑有个特别正面的出身，但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她被日本人抓走后受过“款待”，她父亲的死因有多种可能，她的男友王小倜叛逃台湾，甚至她本人也曾经“以自杀的方式向党示威”。这样看来，姑姑高度的工作热情中，包含着想以出色的工作成绩保护自己的因素，她害怕被组织抛弃，正向莫言本人说，“那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50年代都那么顺从，做了那么多伤害朋友的事情，就是怕被排除在时代外”[2]。姑姑心里正是因为缺乏一种归属感，害怕被集体边缘化，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在她冷血甚至残忍的做法中，有着和蝌蚪同样的懦弱和自私。
三、《蛙》的批判主题
对于小说《蛙》的主题，持“救赎说”的主要依据是，蝌蚪和姑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忏悔。蝌蚪通过写话剧的方式向死去的妻子忏悔，姑姑则选择了供奉泥娃娃的方式向经自己手流产的两千八百个婴儿忏悔。
（一）可笑的忏悔
蝌蚪的忏悔无疑只是一种空想，正如他给杉谷义人的第五封信中所说，“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之后，心中的负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这种忏悔是没有任何意义，也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姑姑嫁给民间艺术家郝大手，拼命地回忆起被堕胎孩子父母的长相，通过郝大手将她引流过的婴儿一一再现出来，“我让他们在这里集合，在这里享受我的供奉，等他们得了灵性，便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投胎降生”。她试图用这种近乎幻想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这种救赎明显是失败的，噩梦依旧缠着她。在蝌蚪和小狮子生育的问题上，姑姑重操旧业，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企图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却又犯下了新的罪过——非法接生和代孕本身存在的道德质疑。如果说在无法选择的年代尚有为了国家的利益作为借口，姑姑现在的所作所为便无法原谅了。话剧的最后，姑姑走向了自杀的道路，但被蝌蚪救下之后，脱口而出的竟是“我死过了吗”“这么说我再生了”。这其中又包含着作者的批判，对忏悔方式的批判，对忏悔不彻底的批判。
（二）话剧中的浮世绘，对整个社会的批判
有人认为最后的话剧部分是“一出庸俗的惨剧”，在形式上满足不了小说内在逻辑的自洽，“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感，而且降低了小说的文学品质”，“连批判对象本身都遭到了彻底的回避”。[3]这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小说的主题，话剧的设置是对制度批判、人性批判和忏悔批判的更进一步——对整个社会的批判。蝌蚪和姑姑口中的“疯子”“神经病人”陈眉，恰恰是整个话剧中最真实的一个人，她为了自己的儿子，大闹妇婴院、诉冤派出所、抢子满月宴、对簿“开封府”。反观其他人，刚刚上岗的小魏是一个正义者，但所长却以“干我们这一行的，既要保持警惕，又不能神经过敏”为由，置有明显线索的案件于不顾。电视戏剧片的导演和高梦九，在十万元赞助费面前，选择了妥协。其他人，如代孕公司雇用的打手、计划生育的曾经执法者姑姑和小狮子、有钱有权的阶级、帮凶帮闲的群众，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罪恶的行径。话剧通过高梦九断案这一主要矛盾，展现出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批判。
小说的最后一封信中，蝌蚪对杉谷义人也是对世界的发问——“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 ——点出了小说的批判主题并做了哲理上的进一步深化，可以说是莫言对小说《蛙》批判主题的一个总结。
四、《蛙》的现实意义
批判主题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启迪读者反思。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该书扉页处写着“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的读者”，明确表达出这篇小说的现实指向，即引导读者对历史进行反思。2012年再版的《蛙》，封面上印有“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则更深一层，是对人性层面和生命价值的反思。endprint
对历史的反思。王德威曾说“莫言以丑为美，避雅趋俗，他的叙述法则本身已是对历史的批评”。[4]不过，不同于《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中的叙述法则，《蛙》并没有大量运用魔幻色调的叙述和汪洋恣肆的语言，他以较为“朴实的叙述”手法勾勒出了近六十年中国农村生育史。抛弃了“幻想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并没有令小说的批判精神有所减弱，在对姑姑从“送子观音”到“杀人恶魔”转变过程的描写中，蕴含着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思考。直到今天，“没钱偷着生”“有钱的罚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富豪找人代孕的现象同样存在，小说对这段历史的叙述，通过一个个鲜活人物的悲惨结局，让读者认识到我们民族为生存做出的伟大牺牲，从而重新审视历史的正误。
对生命价值的反思。谈到剧本的题目，小说借蝌蚪之口讲出“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东北乡的图腾”，明确表达出小说的生命隐喻。对生命价值的反思主要通过姑姑形象的塑造完成，姑姑前期的生命价值观如其所说，“只要出了‘锅门，就是一条生命……我们给予他的，除了爱，没有别的。” 经历了被青蛙围追撕咬之后，她转向捏制泥娃娃以求自我救赎，对待泥娃娃的态度就是她的生命价值观。通过上文分析知道，对这两种生命价值观，作者均持批判态度，这种批判无疑加深了读者对生命价值和现实社会的终极思考。
注释：
[1]莫言：《蛙》，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下文凡关于《蛙》的引文均出自该书，不再另注。
[2]莫言：《“55”后对话“80”后——张悦然对话莫言》，《说吧，莫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页。
[3]李丹：《一出庸俗的惨剧——长篇小说<蛙>批判》，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
[4]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4页。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王春林.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评莫言长篇小说《蛙》[J].南方文坛，2010，（3）.
[4]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J].小说评论，2013，（1）.
现实批判 篇12
关键词：反现实主义,背叛情结,懦弱性,贪婪性,冷漠性
1.引论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 , 捷克裔法国作家, 自幼年便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学习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 经历过二战时期, 被迫戴上过黄星标志, 那时他的创造力和叛逆性格就已显露出来。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 获得巨大成功, 同时他还涉足文学评论, 如《小说的艺术》, 而后在1984年完成了巅峰之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是一部被认为是典型的反现实主义作品, 没有人能够否定这样一部著作的伟大之处。 确实, 它在阐述生命哲学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 “轻与重”, “灵与肉”, 这两对前人探讨无数次企求弄清的关系, 在他谦逊的笔下生动跳跃着, 外科医生托马斯与摄影爱好者特蕾莎、 画家萨比娜这三者的关系及他们面对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引发读者去思考。
感受生命中带给我们的轻与重, 而后选择。 在昆德拉看来, 自由为轻, 而责任为重, 同情心为重, 一切束缚到人、使人不得自由的皆为重。 但是, 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在轻与重之间何为正, 而从主人公托马斯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出他一直在选择轻, 追求轻。 从这个程度上讲, 追求轻即意味着背叛现状, 摆脱原位, 投向未知。 这种基于对现实不满而不断背叛现实, 企图寻求一片精神乐土的观念无疑迎合了当代不少试图改变不满现状却屡次失败近乎绝望之人的想法。 那么, 这种反现实主义真的毫无弊病吗? 这种一味追求理想层面的观念做法真的适合我们于这个现实社会的生存吗? 笔者是不这么认为的, 下面分别从托马斯这个角色出发就反现实主义的懦弱性、贪婪性及冷漠性论证其不合理性。
2.反现实主义的懦弱性
小说的一开始便抛给我们这样一个神秘的话题:永恒轮回。 生命并无轮回之说, 昆德拉之所以提轮回只是为了带出生命的唯一与不可重复性。 这种特性让托马斯在要不要面对特蕾莎这份爱情时犹豫不决。 “托马斯自言自语:einmal ist keinmal, 这是一个德国谚语, 是说一次不算数, 一次就是从来没有。 只能活一次, 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4]9。 假如生命真的有轮回, 假如生命真的得以无限重复, 那么托马斯大概就不会这么为难苦恼。 因为生命不会重来一次, 他无法检验自己将要做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他怕。
他怕错误, 怕失败。 之前不堪的婚姻已经让他不敢再轻举妄动, “性友谊” 是他在惧怕女人与渴望女人之间找到的平衡点, 他不知道一旦打破这个平衡, 他能不能承受住那份重———“是否该建议她来布拉格住下? 这份责任让他害怕”[4]7。这里的女人正代表着现实社会的欲望和责任, 他渴望着、需要着女人满足他的欲望的同时, 却又惧怕承受这些女人带给他的包括责任、压力等一切在内的沉重。 他企求背叛, 背叛现状而到达一个轻的境界, 在那里, 他可以拥有爱情又不用负任何责任, 这种对责任的惧怕恰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可是现实并不总是那么温顺乖巧, 当人们还在犹豫着不知道怎么选择时往往已被卷入其中, 所以, 托马斯还是没能摆脱特蕾莎。 他们还是在一起了。 托马斯用了一个“捆”字描述了他们在一起7年的生活[4]36。 在这期间, 托马斯过得并不痛快, 他还是继续游离于其他女人之间, 一边爱着特蕾莎一边背叛着与她的这段婚姻, 享受着所谓的自由, 同时他又不允许特蕾莎做出半点背叛他的举止。 放任自己随意背叛这个现实世界, 既要享受随时抛弃这个世界的自由, 又不愿意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 特蕾莎走了, 带着累人的爱情, 留下了托马斯要的自由。 “他去饭店吃饭。 他感到很伤心, 但吃着吃着, 原本绝望的情绪好像放松了, 仿佛绝望已经淡去, 只剩下几许忧郁……此刻他才发现, 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时更加美好”[4]35。 此时, 似乎托马斯的伤心瞬间便变成了对自由的享受。 可是仅仅不超过两天, “星期六和星期日, 他感觉到温馨的生命之轻从未来的深处向他飘来。 星期一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4]37, 这种绝对自由没有了重的束缚显得那么空洞、无味。 于是他背叛了想要并得到了的自由, 回到了特蕾莎身边。 然而重逢时刻的轻易到来并非让托马斯像小狗卡列宁一般欢呼雀跃, 当他想到自己以为的“es muss sein” (非如此不可) 到头来依赖的竟是他们之间如此偶然的爱情时, 他又开始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托马斯的周而复始的自由与被缚就类似于钱钟书的《围城》, 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却想出来, 打着“自由”的幌子, 任由欲望横流, 却没法承受住围城内的无奈。 托马斯把自己对特蕾莎的爱情归为所谓的“同情心”作祟———重;同时他又渴求着自由———轻。 这种对重的逃避而只想一味占有轻的自私何尝不是一种骨子里的懦弱。
3.反现实主义的贪婪性
“卡列宁讨厌变动。 对于一只狗来说, 时间运动不是直线式完成的, 它的流逝并不是一种不断向前的运动, 不是一步一步向远方推进, 而是循环运动……”[4]92卡列宁不喜欢变动, 生活中稍微一点不一样都可以让它生气不已, 这个“生活之钟”规律、呆板。 可是, 她却是不贪心的。 要知道, 那些寻求有可能只是让人穷尽一生瞎忙活的骗局, 到头来, 它竟是虚无, 就如同《等待戈多》的结局一般。现实如何, 不管喜不喜欢她都尽力去适应, 去生活, 而不是一味地想要背叛, 想要逃避, 寻求那些虚幻的想象。 连动物尚能懂得的道理, 为什么人就不懂呢? 这便是人的贪婪。
当托马斯遇到爱情时, 他想要爱情, 有了爱情他还想要自由, 有了自由他又渴望回归到特蕾莎的怀抱, 当一切都如他所愿时, 他内心却还觉得远远不够, 觉得一定还有某些完全符合他理想的未知在等着他探寻。 这种了无终日的对现实生活的背叛, 最终给托马斯带来的却只有虚无。 除此之外, 托马斯的上司对他一直器重, 而他曾守着那习惯于称作生活意义的医生和科学家工作, 但只是曾经, 他明显不满足, 他还想要表达的自由。 在发表了一篇有反当局嫌疑的文章后, 警察一直找他麻烦, 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会妥协的时候, 他反而毅然辞了职, 背叛了这种生活, 再一次投向了未知, 当了一名窗户清洗工。 不是他不想再当医生了, 因为之后他还总乐意地对别人的病情提供意见, 只是他觉得这种突然又不合常理的举动可以帮助他推翻那些压得他喘不过气的“重”, 他觉得这种背叛或许可以为他带来更好的、理想的生活。
事实上, 否决贪婪并不是让我们只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 而是在适当的时候面对现实, 为自己找一个点, 去奋斗, 去战斗, 不能一味追求虚无。 昆德拉说, 来到世上, 就是来到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的中间, 不拼尽全力, 就不可能从中逃出去[4]160。 托马斯总是在不断地背叛, 拼命要得更多, 到头来只能失去更多。
4.反现实主义的冷漠性
背叛总是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 托马斯与第一个妻子生活不到两年, 有一个儿子, 离婚后他竟可以做到完全不管前妻跟儿子。 究竟是一个多么冷漠的人才能做到对自己的骨肉不闻不问, 这一切到底是源于他前妻阻隔导致见儿子一面难, 是源于他已经累了, 还是他根本就对他儿子没有感情? 是托马斯俨然背叛了之前的生活,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可是从一定层面上讲, 这种背叛让他沦丧了自己的道德。
事实上, 托马斯的冷漠不止于此。 他总觉得自己对特蕾莎是有“同情心”的, 这也是昆德拉所谓的“爱情”。可是, 占有着一个女人的同时又背叛着这个女人, 继续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完全无视特蕾莎因嫉妒和没安全感而日渐憔悴几近神经质, 这样恐怕不是同情。 我们不可否认托马斯对特蕾莎还是有不一样的感情, 只是他太擅长关掉自己的感情, 擅长到他自己都未曾察觉, 自己已经如此冷漠不堪。
或许有人要反驳, 他给报社写的那篇文章不正证明了托马斯是一个热血青年吗? 报社确实发表了一篇声称托马斯医生写的具有反当局嫌疑的文章。 可是托马斯再三强调过, 那篇文章已经被改了三分之一, 并非他本意。 他关注着这场战争, 但是关注并不代表着关心, 如果你期望在他身上看到任何实际行动, 那么你就要失望了。 托马斯从未明确表示自己是站在哪一方, 他背叛着现实生活, 被迫辞掉了医生工作当起了一个轻松的窗户清洗工, 当读者觉得他是站在反当局的一方时, 他却拒绝了那个记者和儿子找上门的关于反当局的签字。 可见, 他根本不在乎这场战争, 他只是随着自己的意愿, 因为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背叛着他的当下生活。
萨比娜爱上托马斯是因为他的背叛性格, 是因为他的“不媚俗”, 可是他们可曾想到过他们对现实的这种背叛, 追求的这种不媚俗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 在媚俗的王国里, 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 在这里, 表面看上去什么都是美好的。) , 带来的却是对人世的冷漠, 对人情的冷漠。
5.结语
每一次阅读这本书, 都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书中的托马斯是否就是昆德拉实际思想上的化身, 是否就是昆德拉的精神之凝聚, 是他在精神上对当局的默默抗争? 在战乱年代, 人总是迫不得已, 人的抗争总是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我们只得从精神上寻求解脱。然而反现实主义却是一种懦弱。逃避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反现实主义是一种贪婪, 托马斯的反现实主义就是属于纵向追求的无止境, 是一种不可取的贪婪。 因为无法承受的“重”而一味背叛, 一味追求无止境。反现实主义是一种冷漠。托马斯的反现实主义他所背叛的这个世界里还有那些他爱着和爱着他的人。
背叛还是坚守, 这是个问题。 “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 它引起更多的背叛, 如同连锁反应, 一次次地使我们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4]11。 现实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在选择现实与反现实间也是一个现实, 我们挣扎在其间, 可是不能完全脱离之, 我们需要勇敢面对, 积极克服, 而不是一味地背叛。
参考文献
[1]Aji, Aron, Milan Kundera and the Art of Fiction[M].London:Rutledge, 1992.
[2]Kundera, Milan.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Z].Michael Henry Heim translated.Harper Perennial, 2010.
[3]Robert, Porter.Kundera:A Voice from Central Europe[M].Aarhus, Denmark:Arkona Press, 1981.
[4]米兰·昆德拉, 著.许钧, 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文中只标明页码的引用皆出于此书)
[5]米兰·昆德拉, 著.余中先, 郭昌京, 译.好笑的爱[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6]米兰·昆德拉, 著.董强, 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7]彭少健.米兰·昆德拉小说:探索生命存在的艺术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