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批判意识（精选8篇）
理性批判意识 篇1
在当今诸多媒体形式齐头并进的形势下, 报纸这种传统的媒介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强力冲击。纸媒只有扬长避短, 才能够在这种境地下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综合来看, 理性客观的新闻评论是纸媒相较于其他媒体而言最为突出的优势。对于都市报来说, 这种情况更为显著, 因为其面对的是普通市民阶层, 所以怎样将新闻评论这种理性客观的特点发扬开来, 是都市报能否赢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所在。
都市报贴近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 因而其中的新闻评论亦须关注百姓最为关切的话题, 保证新闻评论的理性客观精神, 也必须要以市民的角度出发, 表达于这一阶层有益的观念。相较于精英阶层来说, 市民阶层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群体, 他们的话语往往无法直接传达至决策阶层, 这时, 都市报新闻评论便能够起到桥梁的作用, 它能够将市民对现状的不满、对利益的维护以一种理性客观的笔触表达出来, 以得到决策阶层或者特定团体的重视。
如此一来, 都市报新闻评论便具备了一种“批判性”的精神, 它不是对市民阶层大大小小事件的简单评述和颂扬, 而是替百姓发声, 去发现关切到百姓利益的事件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的问题, 并以此质疑社会的某些风气, 甚至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这种“批判性”是都市报新闻评论的灵魂所在, 也是办报的宗旨之一。
一、都市报新闻评论与批判性
批判性是都市报新闻评论的重要特点, 与党政机关报对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宣传、正面颂扬不同, 都市报关注的往往是贴近市民生活的新闻事件, 而它的新闻评论也是如此, 它善于从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事件入手, 以一种质疑的态度表达观点。
(一) 新闻评论的定位
新闻是对事实的客观记载, 而评论则是基于事实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一份报纸, 不仅需要有事实新闻, 而且更需要有新闻评论, 它是一份报纸的旗帜和灵魂所在。新闻评论“具有传播政策导向、表达自身立场、反映公众信息和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借助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 对刚刚发生过的或发现的新闻事实、现象、问题, 在第一时间表达自己意愿, 是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1]而对于都市报来说, 由于它所面对的受众是普通大众, 所以在新闻评论中, 处于精英阶层的作者往往从这一群体出发, 寻找自己与大众利益的结合点, 以通俗的语言既表达自身立场, 又对大众起到了舆论的引导作用, 并以一种启蒙的方式促使大众对新闻事件进行理性的思考。
例如, 2012年6月28日的《华西都市报》有一篇题为《城管一“失足”, 常识便发笑》的新闻评论, 新闻事件为南京一名城管将摊贩踩在脚底下, 城管部门回应称该执法人员是协管, 不小心“失足”踩到摊贩。作者围绕着所谓的“失足”二字, 以近乎调侃戏谑的口吻, 对城管执法的不规范和态度的轻佻进行了讽刺, 作者的这一立场明显地体现了普通市民的立场, 而同时, 作者并未直言不讳, 而是另辟蹊径, 仅围绕“失足”二字, 虽然与市民的立场一致, 但角度不同, 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启蒙作用。
(二) 批判性思维
所谓“批判性”, 用通俗的话来说, 即对现实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著名的法兰克福批判学派认为, 批判思想“由于同其反映的既定社会相对立而成为历史意义, 照此而论, 批判思想本质上正是判断, 它决不推行一种不偏不倚的相对主义, 而是在真正的人的历史中寻求真与假、进步与倒退的标准”。[2]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具有批判意识的新闻评论来说, 它并不是表达对新闻事件的迎合或者绝对的正面肯定,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对事件的质疑态度, 去发掘背后的真相所在, 它实质上是对事件性质的一种判断。
都市报新闻评论所秉承的正是这种批判性的思维, 在这些评论中, 否定性的态度远多于肯定性的态度, 精英评论者们不是对事件和既定结论的曲意逢迎, 而是站在对立的角度, 对之进行理性的批评, 切中要害, 针砭时弊。正如新闻评论《城管一“失足”, 常识便发笑》, 作者并没有与城管部门保持一致的口径, 也没有对该新闻进行正面的解释, 而是站在对立的角度, 从“失足”二字看到了某些城管部门的丑陋嘴脸, 而在讽刺之余, 作者仍不忘谆谆教诲, 告诫城管应当“以人为本”, 可以看出, 批判意识并非是一种绝对对抗的态度, 而是借批评的话语达到激励社会进步的目的。
二、都市报新闻评论秉承批判意识的原因
与党政机关报纸不同, 都市报是带有显著的市场经济性质的报刊, 在市场经济中, 与报刊具有直接联系的是两大群体, 一方为报业集团, 另一方则是报刊的读者群, 这两方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报纸的风格。都市报新闻评论所具有的批判性的视角, 也是这种关系作用下的结果。
(一) 受众需求: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表达质疑性观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受众的需求是具有营利性质的公司和集团所关注的主要目标, 报纸媒体行业也不例外。而纵观当今的社会大众, 一种质疑性的声音为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个人所共同拥有, 这是由当前的时代背景造成的。
1. 社会转型期间的矛盾冲突
在当代的中国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革与转型, 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往往涉及到了大众百姓的切身利益, 如贫富差距问题、政府政策的执行问题、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等, 无一不备受大众的关注。而由于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善, 治理措施不到位, 以及传统观念等多种复杂的原因, 导致许多矛盾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妥善处理, 身处其中的社会大众必然需要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表达一种对既定现状的质疑性的观点, 发泄心中的不满, 而都市报的新闻评论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比如2012年6月28日, 《南方都市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电商盯着价格标签是舍本逐末》便重点围绕着电器商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展开评论, 并从消费者的角度对这些促销活动的实际效果提出了质疑, 这种质疑正是大众所需要的, 因为它关系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2. 大众的民主意识的增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各种矛盾丛生的当代, 大众的民主意识也空前增强, 他们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权利, 并反对那些对社会不利的观念和行为, 尤其是对于政府的政策, 大众也敢于对其提出质疑, “‘草根活动’是新闻词汇中最富有赞美意义的术语之一”, [3]这种积极参与, 融入社会的行为, 在多种媒体并存的时代里有增无减, 其中以网络媒体最为显著, 其堪称草根活动的“大舞台”, 大众在媒体中各抒己见, 或称赞, 或质疑, 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其他媒体中, 这种现象也有迅速发展的趋势, 就都市报新闻评论来说, 其以批判性视角来观察问题的方式也正是大众民主意识提高的体现。
(二) 报业集团:迎合受众需求, 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报业集团该做什么、如何去做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受众需求的影响, 由于社会矛盾的集中显现, 以及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增强, 大众迫切需要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社会现状表达质疑与不满, 这一形势使得以普通市民百姓为目标受众的都市报必须迎合受众的需求, 关注那些影响受众切身利益的事件。而在新闻评论中, 则需要表达出受众的质疑与不满的声音, 如此一来, 都市报才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睐, 被大众认定为它是“表达自己的声音”的报纸, 从而增加销售量, 使得报业集团获取持久而不菲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声望。
当然, 报业集团不会单单以出售报纸的方式盈利, 甚至报纸销售的利润远不及广告带来的利润, 但是, 前者却对后者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受众对报纸的需求量往往与广告商对该报纸的投入资金的多少有关。所以, 报业集团迎合受众需求, 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质疑, 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报业的广告收入。
三、都市报新闻评论的理性批判意识的进步意义
一种理性的批判意识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具有党政性质的报纸评论是“慈母”, 那么具有批判意识的都市报评论则扮演着“严父”的角色, 它不以肯定和赞扬的态度鼓励那些新闻事件, 而是以否定和质疑的口吻揭露事件所隐藏的不良倾向, 这是一种理性的声音, 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一) 于政:舆论监督, 促进政府政策的出台和执行
在我国, 媒体是政府的喉舌, 而党性原则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首要原则, 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 应当允许媒体中存在不同的声音, 监督政府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能力, 监督其是否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尤其是针对政府现行的政策所起到的实际效果进行监督与理性的批评。都市报的新闻评论往往承担了这一重任。
2012年6月22日, 《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文章《调控遭到阻力, 坚持还需更大魄力》, 便针对政府对房价的调控措施提出了理性的质疑, 评论认为, 政府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房价激增的现象, 但最终的效果并不理想, 许多地区的房价依然处于畸高状态, 货币政策与投资、地方政府与中央等都显现出了矛盾, 成为房价调控政策切实执行的阻力, 调控房价依然任重而道远。在这篇新闻评论中, 南方都市报便凸显了一种监督的作用, 它以理性的批判话语, 总结了政府政策的执行结果, 并督促了政府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二) 于民:引导舆论, 塑造大众的理性批判思维
都市报新闻评论以受众的需求为中心, 发出了大众心中的不满和质疑的声音, 对维护大众的利益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除此之外, 都市报评论更大的作用应当是正确引导舆论和批判的思维, 对大众起到一种启蒙的作用。
处于社会矛盾集中的时代的大众, 虽然具备表达不满与质疑的民主意识, 但这种表达往往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以群体心理学的观点来看, “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效力”, [4]在表达个人不满时, 人们往往或者随波逐流, 无法真正说明自己的观点, 或者采取过激行为, 危害他人安危。大众的这种思维和行动方式迫切需要一种“领导”, 将他们的声音归结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思维。
都市报新闻评论便起到了这种“领导”的作用, 它虽表达普通大众的观点, 但往往由精英知识分子进行写作, 将这些观点进行升华, 既能够将大众的不满情绪以理性的话语表达出来, 又能够对可以实现受众利益的部门施加压力,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大众的非理性行为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而起到的不可预计的后果, 从而真正地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而且在促使民众对现实进行理性思考方面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三) 于社会:针砭时弊, 批判不正之风, 改造社会风气
都市报新闻评论所针对的领域十分广泛, 比如教育、公司企业、娱乐、政府官员等, 可以说, 但凡大众能够接触到的、与大众利益相关联的领域, 都市报新闻评论都有所涉及。而在这些领域中, 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矛盾以及不良风气, 如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学生择校问题、农民工权益问题等, 这些无一不成为都市报新闻评论作者用笔尖进行“讨伐”的对象, 这些评论以理性的批判视角来判断事件的性质, 严词谴责那些不良的社会风气, 对端正这一风气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比如, 2012年5月14日, 《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评论文章《怎样避免评审的异化?教授应该是职务而不是职称》, 该文便针对大学教育所普遍存在的教授评职称这一现象进行了合理的批判, 评职称使得教师不在实际上下功夫, 而只会做出一些没有用途的文章, 教授的泛滥只是畸形地使学校形象“改善”, 却没有增添多少实际科研能力, 从而严重影响了大学教育的质量。这是一种学术风气问题, 也是一种体制和政策问题, 作者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评论, 针砭时弊, 无疑能够为那些热衷于评职称而不能自拔的教师们打了一针清醒剂。
总之, 都市报新闻评论所具备的这种理性批判意识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越是在社会的转型期, 越是需要这种批判精神, 于政、于民、于社会, 它都能够遏制不良现象,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积极发展。
四、批判意识背后隐藏的不足之处
都市报评论的这种理性批判意识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但在一些层面上, 其仍然存在某些局限之处。
(一) 作者以精英阶层为主, 缺少大众直接的声音
都市报新闻评论的作者往往是知识水平较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的专家、学者、专职评论员等, 这一精英阶层虽然在文章中秉持着理性批判的精神, 义正言辞, 富有正义感, 但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往往只能得到同一阶层中的人的认可, 文中所涉及到的说话的人物也很少是直接来自于普通大众,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评论所能够造成的实际效果, 尽管很好地引导了舆论, 却没有让普通人的要求得到切实表达。
(二) 对事件的批判难以触及到根本矛盾
都市报的新闻评论在对某一现象进行批判性评论时, 通常会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但这些大都是一些改良性的建议, 并且往往只能够存在于理论层面。当然, 这种现象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媒体存在的原则有关,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 媒体评论必然要小心翼翼, 尤其是这种带有批判性态度的新闻评论, 更要把握好其所论及的底线, 如果触及到了国家的“敏感部位”, 极易带动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三) 新闻评论少有精品
在市场环境下, 报刊注重新闻事实往往大于新闻评论, 因为新闻的时效性越高, 越能够使报业公司有利可图, 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明显比新闻事实的报道要弱得多。于是大量的新闻评论, 也成了大量的质疑和不满的杂烩, 其中也不乏雷同的观点, 缺乏新颖的思想。本以“立言”为目的的评论也几乎成为了快餐式阅读的牺牲品。
五、结语
具有一种理性的批判意识, 是都市报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这种批判意识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也是人民民主的一种体现形式。都市报新闻评论只有继续坚持这种风格, 在社会转型期坚持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而另一方面, 这种批判性思维也需要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 在快餐式阅读普遍存在的当代, 坚持以人为本, 以质取胜, 而不是曲意迎合商业化的盈利目标, 才能够做出更好的评论, 真正达到为报刊“立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崔立文, 彭文轩《.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的汶川地震评论研究[J].东南传播, 2010 (12) :131—133.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51.
[3]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37.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理性批判意识 篇2
先简单介绍一下伊曼努尔·康德的生平，生于1724年4月22日的东普鲁士哥尼斯堡，自幼养成了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情操。在哥尼斯堡大学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除讲授物理学、哲学外，还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火器和筑城学、自然地理等。1770年，他由讲师升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一直保持这一职位至退职。18世纪80年代，他曾两次出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他终身未娶。182月12日去世。康德生活作息的规律性，使被不同时代人们所称道的。开始我还有些怀疑，读了《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我深深地相信，读他的书尚应在固定时间下潜心研读方可，更何况写书者。
我选取《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出版)的118-144，作为读书笔记的读本。
先说明康德对《实践理性批判》的预设。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将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个先天综合命题的解决，延伸到《实践理性批判》中，引向自由意志的自己立法，确定了自由意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康德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说法，实践理性批判应当阐明的只是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它在这一点上成功了，那么它就不需要批判这个纯粹能力本身。“因为如果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反对它存在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就都是白费力气了。”
在泛论中，《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律的论证主要是在“辩证论”中提出的。纯粹理性是辩证的，即易受到一种不可避免的幻想的或实践上对于行动的关系。他要求有一切条件的绝对总体作为任何出现为有条件的东西的必然的先决条件。可是有一切条件的这个总体不能在现象范围内找得到，理性就进行在物自体的范围里来寻找。为了能进行纯粹实践理性辩论，需要假定意志是由一条普遍规律的形式而不是有任何内容所决定的。至善有两种成分，德行的实现，和完整的幸福。“如果道德律作为至善条件也已经被包括在至善概念中了，那么就不仅仅至善是客体而且就连他的概念及他的通过我们的实践理性而可能的实存的表象，也同时会是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了。”(P119-120)即是说，唯一纯粹的动机就是道德律本身，因为如果意志是为一个称为善的对象所决定，他就会不是纯为道德律所决定的了。
至善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最大的道德的善与最大的幸福一致。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在其实践应用中基于理性需要设定的一个至上的无条件的客体,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整个对象;然而，至善不能因此被看作意志的决定根据,意志的决定根据必须始终置于道德法则之下,而至善只是道德法则在决定意志的过程中促进和实现的一个客体。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律的论证主要是证明一个上帝的必要性;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增加了一个灵魂不朽的必要性。
至善意指无上、完整的东西,它包含德行(即无上的善)和幸福:“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P122)。德行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无上条件,即只有德行才使得我们有资格得到幸福。但是,人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幸福必然地要成为他普遍欲求的一个对象,为此至善要成就其完满性就必须包含有幸福。然而，“幸福与德性是至善的两种在种类上完全相异的`元素，从而它们的联结是不可能以分析的方式被认识到的……”(P12)。因此,幸福与德性只能以综合的方式即依照因果性法则被认识到。于是，“或者追求幸福的欲望必须是德行准则的动机,或者德性的准则必须是幸福的有效原因”(P125)。但前者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道德上只有道德法则而不是幸福才能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同时后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只能受到自然法则而不是道德法则的决定。所以,“德性的准则成为幸福的有效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指望的。于是,纯粹实践理性在设定至善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上的二律背反。
德行虽然不能必然地和幸福相联系,但至少可以把它与一种类似于幸福联系起来;于是,包含德行与幸福的至善,对有限理性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必然的,至少也是可能的,亦即至少可以成为我们不断追求从而不断接近的一个目标。于是,如果我们设定至善在这个世界中是可以完整地实现的,亦即设定人类意志在理想上是可以完全切合道德法则的,那么就必然地要导致三个公设,即:不朽、自由和上帝。
《实践理性批判》的“辩证论”第IV部分讲“灵魂不朽，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说到人的“意志中意向与道德法则的完全适合”是“至善的至上条件”，但这个至上条件又只有在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努力的“无限进程中”才能设想，而现实的人类又都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悬设一个灵魂不朽。灵魂不朽这一理念在此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有可能完成自己的道德使命，即让自己的意志做到完全符合道德律，而设定的，它不仅意味着“来世”，而且意味着永恒的道德努力。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灵魂不朽的设定只是为了让德福一致(至善)有一个在设想中可以实现出来的“理知世界”而设定的，它就只意味着“来世”。“由于感官世界并未向我们显露出那种联结，所以必须假定那个道德世界是我们未来的世界。所以上帝和来世是两个按照纯粹理性的原则而与这同一个理性让我们承担的义务不可分的预设。”
第V部分“上帝存有，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明确地将上帝的悬设从灵魂不朽的悬设中推论出来：“正是灵魂不朽这条法则，也必然如同以前那样无私地只是出于不偏不倚的理性，也就是在与这一结果相符合的某种原因的存有的前提下，而导致至善的第二个要素、即与那个德性相适合的幸福的可能性，亦即必定把上帝实存悬设为必然是属于至善(这一我们意志的客体是与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必然结合着的)的可能性的。”
如何由灵魂不朽的悬设导致上帝实存的悬设?这就是要把灵魂不朽视为我们的道德“义务”的必要前提。我们的道德义务是追求“神圣性”，以便使自己完全配得上幸福，这就必须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但这样一来，上帝就不单纯只是将德性和幸福加以摆平和合理配置的全知全能者，而且也是全善者，亦即引导人类不断提高自己道德水平的教导者。但康德的上帝不是神学家所信仰的上帝，也不是之前哲学家所论述的不可知的上帝。他是从道德实践要求肯定上帝的存在。他把上帝从知的世界拉到行的世界，从知识世界拉到道德实践世界。所以康德从善的必要性上，论述了上帝的可能。它“不应当只是包含自然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某种意志法则协调一致的根据，而应当包含自然与这一法则就他们将它建立为自己意志的至上规定根据而言的表象协调一致的根据，因而……还应当包含与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动机的他们的德性、即与他们的道德意向协调一致的根据。”
刑法“非理性”的理性批判 篇3
一、“人”、“理性”、“非理性”
方孔先生提出刑法的本质是人的低级动物性是完全非理性的, “新法学”应该以纯粹理性为基础。既然讲理性、非理性, 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是谈有关人的事, 我们也有必要弄清楚人是怎么回事。
《现代汉语词典》对人的解释是能制造工具并能熟练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生物学上, 人被分类为人科人属人种, 是一种高级动物。精神层面上, 人被描述为能够使用各种灵魂的概念, 在宗教中这些灵魂被认为与神圣的力量或存在有关。文化人类学上, 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生物, 尤其是能够建立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从人的各种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人首先是一种动物, 具有动物性, 而且这种动物性是人存在的基础, 是与人存在、发展共生共荣的, 这就是我们称人非理性的一面。但是, 人又不单纯是一种动物, 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 这里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理性的东西的存在。
理性指在认识过程中出现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形式和运用逻辑程序、手段、方法进行认识活动的能力。非理性指逻辑范围内所不能包容的、又在认识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的思维形式和各种心理因素, 它包括直觉、灵感、无意识、情感、意志、信仰等等。
现代社会是理性社会,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共识的存在, 人们往往忽视了非理性或者说是人的动物性因素的存在及价值。根本上说, 发展中的很多危机是由理性自身的擅变造成的, 在这种理性支配下, 人们将失去信仰和理想, 失去动力与目标, 失去自身的统一, 使人堕落到一个纯粹生物化的层面, 丧失完整意义上的自我。【2】
其实, 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人的两方面不同特性, 应是作为一个相互协调的统一体的, 其应和谐的共存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理性因素还是非理性因素都是人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分离的。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使用了一个比喻, 把灵魂比喻两驾马车, 理性是驾马者, 激情是驯服的马, 欲望是桀骜的马, 说明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关系, 同时也说明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 只要人类存在, 理性因素也好, 非理性因素也罢, 都是不可泯灭的。人的认识过程十分复杂, 并非只有理性、理智和逻辑的因素起作用。情感、意志、欲望和需要等非理性因素, 虽然它们本身不属于人的认识能力, 但是对认识活动发生与终止、对主体能力的发挥与抑制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的理性和动物性无法断然割裂, 人类的理性是在动物性的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人类失去了肉体, 精神也便无从寄托。所以当动物性基础受到削弱和威胁时, 人类的理性会受到更大的削弱和威胁。因此, 人的动物性或者说是非理性的存在是不可少的, 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 或者可以说是合理性的。
二、法学与“理性”、“非理性”
法学和理性、非理性的关系如何呢?是否如方孔先生所言的, “新法学”应以纯粹理性为基础, 完全排斥掉人低级的动物性呢?这个问题, 通过上述对“人”、“理性”、“非理性”以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 我们应该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在这里我们先不急看法学, 我们先看一个理性、非理性和管理的关系的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 但在研究决策问题时, 对古典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将理性绝对化倾向的批评却是相当深刻的。西蒙针对绝对理性说提出了著名的“有限理性说”, 他认为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做到绝对的理性的, 我们追求的应是有非理性伴随的相对理性。西蒙的“有限理性说”向当时流行的经济管理理论中的绝对理性说提出了挑战, 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面的例子应该说对我们探讨法与理性、非理性的关系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其实法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非理性, 而法律才是理性演绎的结果。法本身应是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的集合, 或者说理性和非理性体现在法的不同方面, 理性和非理性对于法来说是缺一不可的。“法是一种抽象的正义”这一观点的价值就在于:我们一切的关于法的理性其实都是基于“法”的非理性, 就是超乎理性之外的对公正的一种信仰。我们的以“法”为目标的法学研究是以对“法”的确定无疑的接受为前提的, 即我们相信“正义”是值得追求的, 而“正义”则是纯主观的一个东西, 很多时候主观判断的“正义”的理由往往不是理性所能了解的, 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感情的、本能的因素在里面。【3】
三、刑法存在的有理性
解决了“人”、“理性”、“非理性”以及法和理性、非理性关系等前提性问题, 我们就能够相对从容的探讨刑法不合理性的相关问题了。对于这个关于刑法概念的逻辑矛盾问题, 笔者在此就不作过多纠缠, 下面笔者将重点就基础不合“理性”、手段不合“理性”亦即犯罪和刑罚两方面进行一定的探讨。
正如方孔先生所言, 犯罪是刑法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是刑法大厦最重要的支柱。但是, 其并不如方孔先生所言的是完全不必要的和不合理的。首先, 关于犯罪与民事不法行为乃至一切“不法”行为有无本质区别, 有无独立存在必要问题。应当承认犯罪是属于不法行为之列的, 不然也不会成为刑法规范的对象。但是, 其他“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完全是无法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提并论的。犯罪因为其不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般不法行为, 普通的公众也不会把犯罪和一般的违法行为当做一类事情来看待, 犯罪就具有了其不同于其他一般不法行为的基础。其次, 关于犯罪的动物性即非理性本质问题。方孔先生认为, 人类的动物性, 而不是理性, 乃是犯罪的本质, 乃是犯罪在现实中区别于一般不法的根据, 乃是整个刑法体系存在的基础。但是, 犯罪的产生不完全是所谓的动物性造成, 其实在现实的中很多犯罪同样是基于人的理性分析后得出的选择。而且, 人类的动物性作为犯罪的本质也不是什么不对的, 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尺度上去衡量, 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人类有史以来, 刑法一直都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长期稳定存在着, 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人类基于长期的理性分析而得出来的结果。
刑罚的本质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人, 责任和预防是刑罚本质的两大要素。刑罚, 作为刑法特有的违法责任, 其目的的真正实现以给犯罪人造成一定的痛苦为前提, 只有使犯罪人感受到刑罚的痛苦才能起到改造犯罪人的目的, 即收到特殊预防之效。任何人都难以否认刑罚给犯罪人所造成的痛苦, 而且一般预防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科处一定刑罚来达到警戒或威吓潜在犯罪者之目的。【4】刑罚的强烈的剥夺性, 正是基于犯罪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强烈的为社会所排斥。刑罚的强烈剥夺性之所以表现为肉身性, 是因为对人之为人的基础——肉身进行剥夺, 在剥夺的强烈性方面是其他剥夺方法无可比拟的。但是, 人毕竟是有理性的动物, 这同样体现在刑法方面。人类对犯罪的处罚手段发展、进步, 肢体性的消失, 许多国家对死刑的废除, 轻刑化的趋势等正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刑罚手段的理性不仅在于给犯罪人施加多么强烈的痛苦, 还在于我们要以同等程度或强度去剥夺他们因犯罪所取得的利益 (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 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经过人类理性思维分析之后的内在利益和价值的对等。”【5】罚金和民事责任的赔偿完全不能等同, 罚金具有民事责任不具有的严厉性, 剥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遵循的原则是不一致的, 比如违法者对剥夺全部财产和民事责任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刑法的文明化趋向并不是刑法消亡的例证, 而应是刑法随时代发展的例证, 应是理性因素在刑法中发展的例证。我们可以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刑法较之古代社会应有相对地减少, 这是与社会本身相适应的, 但是, 刑法绝不会如有的方孔先生所言消亡, 刑法会在自己的领域保持自己的独立稳定存在。
参考文献
[1]方孔, 实在法原理--第一法哲学沉思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2]郑湘娟, 理性和非理性矛盾透视中的“以人为本”[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年04期。
[3]张栋, 关于法和法律在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 2000年05期。
[4]刘畅、莫晓宇,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J],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0年04期。
让时评“理性的批判”更有力 篇4
时评为什么有力量?时评为什么受青睐?有道是“新闻在被议论和关注时, 会产生更真实的力量”。时评的目的不在于穿越深远的历史, 而是通过对社会的监测、批判, 适时地促成社会现实的小步前进。虽然时评中也有激励精神、催人奋进的“号角”, 但更多的则是针砭时弊、入木三分的“匕首”、“手术刀”。时评契合了现代人对价值理想的思考与追求———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批判, 这是时评的价值所在。
时评兼有新闻和评论双重特点, 纵观近年来国内的公共事件:华南虎事件、宜黄拆迁案、邓玉娇案、健美猪事件、中石化茅台事件等等, 这些新闻的背后都无一例外地配有海量的时评。如果说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第一个推动主要由记者调查来完成, 那么强化新闻的使命就主要由时评来完成。时评的作用不仅是解读新闻还在于“爆破”新闻, 时评把这些新闻事件发掘出来, 带到公众面前集体讨论, 让大家来思考, 让大家来辩论, 让大家来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联系。使新闻报道得到深化和延伸, 加重了新闻报道的分量。好的时评, 不是易碎品, 而是历史的底稿。
在媒体“观点为王”时代, 谁的立论有思想性、说理有透辟性、论辩有逻辑性、行文有生动性, 谁就是“王”!
一、时评的批判, 力在理性。
时评的批判, 就是对新闻事件作甄别和审视, 对新闻中的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 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鲁迅先生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时评的文字要精当、准确、饱含激情, 但是仅仅有热情和愤慨, 谈不上思辨性和批判性, 就只是情感表达, 纵然这样的时评躯壳如何华丽时尚, 也无异于插科打诨。批判就要理性地思考、理性地表达, 形式要清晰, 才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彰显。既然时评是对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发表见解, 那么就要对新闻现象、新闻事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论述时观点要集中, 不要面面俱到, 要选好切入点, 深入剖析才能出奇制胜。有很多时评讲属于大众第一反应的道理, 仅仅停留于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 这样的时评就过于平庸了。世界上的大道理就那么多, 就看谁能“发人之所未发, 言人之所未言”, 这方面一是看作者组合材料的能力;二是看逻辑和方法是否得当。《南方周末》每年评选优秀时评时, 把见识、反响、锐度作为三个测评维度, 就是考察上述能力加上刊发后的社会效果。
一般来说, 时评作者都能从网络、报刊上掌握大量的信息, 但是只有运用好的逻辑和方法, 才能够把掌握的信息有效地组合起。逻辑和方法, 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和深刻揭示, 是人类在千百年来认识事物过程中被证明有效的逻辑工具, 写作者纯熟地使用逻辑和方法, 需要智慧和长期训练。写时评, 要基于常识常理剥茧抽丝, 从混沌到清晰, 从表象到实质, 说出真相来, 尽可能为公众提供“高附加值”的理性思辨, 尽可能丰富认知的新角度, 新见解, 新方法。
当然, 理性的思维尚需感性的文字来承载, 在逻辑和方法的基础上, 还需要精当的文字的张力和感染力。著名时评作者都有高的文字驾驭能力, 并自成风格。笑蜀的时评有敏锐独到的见解、轻盈灵动的文字, 不时显现、散发出真诚、质朴的光辉。熊培云的文字有“痛彻而热烈的美感”, 等等。遗憾的是, 当下泥塑木胎般的文字较多, 少有诸如“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这样有力度、有情怀、有质感的文字, 让读者初见已惊, 再见尤然, 经久传颂, 长久回味。
二、时评的批判, 贵在针对性。
所谓针对性是指时评针对什么而写?提出怎样的观点?要解决什么问题?针对性在时间上的表现是时效性要强。当下, 揭露腐败个案的调查性报道为时评提供了设置特殊社会议题、促进具体制度变革的素材。一件新闻事件爆出, 互联网上的发帖评论速度是适时更新的, 数量也是海量的, 也出现了一些观点独到、笔锋犀利的著名写手。相比之下, 纸媒体的更新速度则以天来计算, 最快的速度也是对前一天爆出新闻的评论, 所以纸媒体的时评观点要更有价值, 论证更缜密才能占领制高点。时评的针对性, 在时间上不妨把评论的对象按一周内发生的新闻作为上限为妥, 热点一旦冷却, 即便有独特的观点, 也变得无趣了。值得一提的是, 时评的篇幅以千字左右为宜, 太简短, 则作者说不透, 太冗长, 则读者看不进去。
笔者认为, 时评的针对性在空间上, 体现为地域的接近性。对同一热门新闻的时评云集, 给读者带来的好处是, 可以看到观点交锋的场面, 犹如高手过招的擂台, 观者非常过瘾。然而“火力”过于集中, 免不了不同报纸的时评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譬如关于清华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一事, 各大媒体都发出了声音, 可是大多数腔调都是批评和声讨, 许多媒体的观点认为二线品牌的真维斯配不上顶级品牌的清华。这种为了评论而评论, 拿不出真知灼见的议论, 反倒暴露了落后的势力心态与潜意识中的轻商心理。虽然清华是国人的清华, 但是东南西北都一窝蜂地“朝天骂”, 没有切中清华大学独立品格与人文精神的缺失这一要害之处, 缺乏针对性, 不甚了了。
之所以出现上述“朝天骂”不绝于耳, “异地评论”成主力的原因, 一方面, 由于媒体“异地监督”的禁令一直起效, 地方性媒体不可能参与外地新闻事件的调查, 而写时评却可以绕过这一壁垒, 走入“无障碍通道”;另一方面, 一些媒体或由于自身评论队伍不足, 或由于地方权力部门掣肘, 无力对本地新闻进行及时、有力的评述, 倒是乐于“跨省监督”。但新闻理论告诉我们:地域上的接近性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兴趣, 读者最关心的还是本地发生的新闻, 希望看到的是对本地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评。加强时评“本地化”, 要以创新的视角针对本地的社会热点现象、民意焦点话题做客观的评析, 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这样才能具有针对性、贴近性, 也能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才更具价值。
三、时评的批判, 益在启发民智。
事实证明, 当今社会要想控制言论的传播, 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表达权已成为公民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 宽容的言论生态是公民社会的大势所趋。网络等新媒体在诸多热点新闻事件的评论上, 以其反应迅速、写作自由、形式多样引领了舆论, 但传统媒体的时评表现也不遑多让, 在平衡感、权威性方面更具优势。2011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的时评, 此文肯定了“多元”、主张包容“异质思维”和“异见”, 反对扣帽子、抓辫子, 反对“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 主张在交流中化解矛盾, 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引得各大主流媒体、网站纷纷转载。虽然其论述的是“常识”, 但因《人民日报》发出这样的声音, 就显得特别给力。
近年来, 许多省份的高考语文作文, 都采用时评风格, 被教育届称为“时评体”作文。2011年高考作文题目选取了世乒赛夺冠、高晓松罪驾追刑等话题类作文, 这些作文题目紧扣时代脉搏, 关注敏感话题, 引导考生提炼出个性飞扬的思考, 书写出理性沉稳的声音, 让更多学生的社会思考能力得到了激活和发展。可以说, 这种思考、判断的习惯和能力, 不仅仅是高考学生应该具备的, 也是公民社会的稀缺资源, 但是现实生活中公众缺少这样的训练。
时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正在给公众“补课”。好的时评扎根于民间, 传递一种人文关怀思想, 从公众视角考虑问题, 关注民生、民权、民意、民情, 用理性点破公众的思想迷雾, 要给公众以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滋养;是啊, 还可以像时评所说的那样去思考啊;事情还可以像时评那样去看啊;问题还可以像时评人那样去想啊。时评是公民参政、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公众期待媒体能关注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 实际上就是期待自己参与到这场深化改革的历史进行时中。
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是时评兴起的土壤, 是时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催化剂和促进剂;而反过来, 时评的兴起和繁荣又助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民主。
四、时评的批判, 重在建设性。
最好的时评, 往往是在最需要发声的时候, 恰好站在了舆论的潮头, 成为一方意见高地。简单否定是容易的, 但它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离开了建设性, 批判就成了无声的呐喊。很多作者参与时评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影响公共政策, 使决策机制更民主、更理性、更科学。
2009年“开胸验肺”事件出现后, 各大媒体纷纷对此发出声音, 国内权威的纸媒体对此发表的时评, 有几百篇之多, 形成了有声势的公共讨论, 终于促动卫生部颁布尘肺病诊断新标准。再比如几起“跨省追捕”案后来能有比较好的结局, 就得益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仗义执言。但也应该看到, 时评界充斥着“经验主义”的写作模式, 架子拉得挺大, 一二三都列全了, 就是缺乏建构能力, 不能提出建设性意见, 沦为空泛的批评, 令人读起来苍白乏味。
显而易见的是, 如果时评作者无法占有更多的信息, 就很难产生比一般读者高明的建设性意见。这时候, 写时评也需要“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 这一群体主要是基于个人立场, 尤其是公民立场, 为了公共利益, 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表的意见。这一群体分布于各个阶层, 具备较高的、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养, 了解现实体制运行的规律, 时评作者不妨问计于这一群体, 在互联网的议论广场上, 去倾听他们建议。时评人还要尽力“打捞”那些在表达上的弱势群体, 同时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的声音, 作他们诉求的代言人, 并通过时评理性的表达转化为一种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一过程中, 时评无疑成为官方与民间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 时评的建设性, 本质上应该来自民间。
古语说:“大智兴邦, 不过集众思”, 时评代表了公众舆论, 执政者如果能够从公众舆论中汲取智慧, 转化为从政的思想养料, 就可以把决策风险减至最轻。如果普通人都能推动公共进程, 就不难找回希望, 重归理性与和平。归根结底, 时评的“说”恰恰就是实实在在的“做”, 时评正在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影响公共政策, 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浅析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篇5
1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和社会批判理性是联系在一起, 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进入了发达工业社会阶段。在这一时期, 以大机器的使用为核心的专业化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核心, “艺术”被大规模再生产和消费, 私人和社会、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被消除, 美国成为“福利国家”。这一切可以说是技术的贡献。但是, 美国这一发达工业社会出现了极权主义特征。极权主义消灭了对立向度, 整个社会都是单向度的, 这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马尔库塞深刻敏锐地观察到了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统治下, 其统治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技术理性, 据此展开了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
任何理论都有其理论渊源,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也受到在其之前的理论家的影响,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异化理论。马尔库塞刚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时便写了一部综述性的专著, 讨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 特别是其中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马克思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 提出了劳动异化概念, 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 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将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 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人丧失了自由自觉的超越性和创造性。马尔库塞认为, 异化不仅仅体现在劳动生产领域, 也体现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域等, 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马尔库塞通过批判技术理性的消极作用, 寻找替代性选择, 从而使人们实现自由。
合理性理论。韦伯将合理性区分为工具 (合) 理性和价值 (合) 理性。工具理性以功利目的和技术手段为核心, 价值理性以伦理、审美、道德一类价值意识为核心。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处于科学专门化和技术分化的过程, 工具理性不断膨胀, 似乎获得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历史进程的形式, 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人们生活于期间, 囿于工具理性的铁笼里, 日益受到不断加剧的异化力量的控制。马尔库塞接受了韦伯关于合理性的思想, 并进一步提出技术事实上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 是意识形态的体现。
此外, 马尔库塞深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影响, 特别是性格机制理论的影响, 对于当向度的人的压抑性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亦对马尔库塞有深刻影响。
2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如前所述,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极权社会, 技术理性成为新的统治形式, 在政治、社会、文化和话语领域等实现极权统治, 消除一切对立面。其思想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2.1 技术实体论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 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 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传统的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本身是无价值的, 其手段和目的是相分离的。技术一方面可以作为解放的工具, 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统治的手段。技术的价值取决于技术的使用者。在马尔库塞看来, 在发达工业社会背景下技术是价值负荷的。依照芬伯格的看法, 马尔库塞对于技术的看法持有“技术实体论”的立场。在马尔库塞看来, 技术不仅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媒介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媒介, 而且具有价值取向。技术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这个系统具有排他性, 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自主地成为控制社会的基本要素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者是意愿。马尔库塞指出其原因在于, 技术是一种谋划。随着技术的展开, 它逐步成为话语和行为、思想和文化的整个范围。也就是说, 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逐步被纳入了技术的制度之中, 并且这一制度排斥和吞没所有的可替代性选择。“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2.2 单向度的普遍化
极权社会不允许对立派别、对立意见和对立向度的存在, 对立性和超越性的因素被逐步清除出社会, “单向度”变得普遍化, 这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话语领域。
政治的单向度。马尔库塞认为政治领域的单向度体现在政治的一体化, 这种趋势通过对立派别明显的一致或趋同而清楚地显现出来。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奴役和剥削, 这一特征使得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 但马尔库塞指出, 高度发展的技术通过满足其使工人的奴役状态变得合意且更不引人注意的需要, 使得工人阶级逐步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 陷于社会的总体控制而丧失了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冲动。
社会生活的单向度。马尔库塞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单向度主要体现在虚假需求代替了真实需求。真实需求包括生存所需的物质需求和自由、解放;虚假需求则是一种压抑性需求, 是由外部社会强加给人的需求, 其实质为统治阶级为了获取资本利益而故意制造出的用以控制人的内心世界的需求。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广告宣传等媒体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商品消费上, 通过异化的消费来使得自己获得幸福的体验。在这样的虚假消费中, 工人和老板欣赏同样的电视节目, 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 连黑人都有了高级轿车。当代人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真实需求, 这也意味着批判否定向度的丧失。
文化和话语的单向度。随着技术理性的进步, 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正在逐步被清除, 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被消解掉。在马尔库塞看来, 艺术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向度, 其体现为艺术异化, 即对异化的存在的有意识超越, 是更高层次的异化。艺术的决定性特征更是和社会现实的区别。但是在当今社会中艺术已经被大规模生产和消费, 这不仅是一种量变, 更是一种质变, 带来的是“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和指控社会的特征被消除”。在话语领域, 马尔库塞认为单向度体现在西方传统思想的否定向度和辩证逻辑被消除, 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无否定向度的哲学大行其道。
马尔库塞从意识形态和统治方面解释了技术理性的消极影响, 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异化。这对于处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深水期,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规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技术的依赖性与日俱增, 从现实层面上看, 人性的压抑和异化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因而, 有必要 (下转第173页) (上接第76页) 对于马尔库塞以及其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深入研究, 审慎对待技术, 避免陷入单向度的泥沼中。S
摘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马尔库塞从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出发, 批判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的世界。其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 通过在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和话语领域全面消除对立性和反对性意见, 从而使社会与人都成为“单向度”的。对于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当代中国, 探究梳理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尔库塞,异化,技术理性,单向度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理性批判意识 篇6
学生的阅读体验是五彩缤纷的, 学生的解读结果是丰富多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阅读就可以随意发挥。当前,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与学生的异读现象屡见不鲜。教师和学生在解读文本的时候, 往往没有把握好“度”, 要么对文本过度阐释, 人为地拔高了文本的内涵;要么只走近却没有走进文本, 浅尝辄止。凡此种种, 造成语文教学的混乱和无效。先来看看语文选修教材课例《现代散文阅读》中《铃兰花》主旨探讨的片段:
师:学完了这篇文章你的感触是什么, 或者说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学到了什么?可以从任意一个角度来谈谈。
生1:爱可以使勇者无所畏惧。
师: (解说) 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的回答, 我突然就想到了:这是一个人战胜自我的故事。如果联系我们自身的话, 我如何去做成一件事情。小男孩克服了恐惧, 做成了“摘铃兰花这件事情”。还有别的理解吗?
生2:学完了这篇课文, 我觉得有些事情, 不要刻意去想, 就能战胜困难和恐惧。
生3:从课文的注释来看, 这篇文章应该写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小男孩对“地域”的恐惧,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对战争的恐惧?所幸的是这个小男孩在父母的帮助下战胜了恐惧。
师:我想问一句:你是学什么科型的?
生3:我是学文科的。
师:所以你谈到了世界大战。
生4:我学完了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
师:这也是一种观点。
生5:读完了这篇文章, 我感觉亲情是至高无上的力量。
师:你能不能把你这句话解释一下, 再具体一点?
生5: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有了超越原来的能力。
生6:孩子的成功离不开父母的激励和无微不至的爱。
生7:爱能激发人的潜能。
生8:恐惧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当一个人积极的心理暗示大于这种消极心理暗示的时候, 就不会恐惧。反之, 就会恐惧。
师:你的意思是说, 从你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某种心理暗示, 是吧?
生8:应该把作者在文中讲的爱的力量视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显然, 这篇文章中, 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战胜了消极的心理暗示, 小男孩战胜了对“地域”的恐惧。
生9:爱是相互的。
师:非常好, 在爱的力量下可以催生出一种和谐。
生10: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生11:学完这篇文章, 我很满足。师:为什么呢?
生11:因为故事中的小男孩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不再对“地域”恐惧。母亲也如愿以偿, 得到了美丽的铃兰花。这是爱的故事, 使我的心纯净。
师:看到这个故事很温馨, 很舒适而惬意, 是吧?好, 请坐。
生12:恐惧往往是由于自身造成的, 要战胜恐惧需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生13: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念给小孩子听的故事。
师:还有没有同学说, 我的感觉与这些同学的言论全不一样?
生14: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师:我就有点不明白, 你怎么会想到这一句?
生14:因为我觉得文中的父母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克服恐惧心理, 在孩子毫不发觉的情况下, 自己决心去摘铃兰花。
师:这是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模式。你既然这样说, 你能否举出我们今天的教育有时候不是潜移默化的?
生14:比如默写英语单词, 只是硬性地规定不会默写的每人抄多少多少遍。
师:你这样一说, 我忽然想起来, 星期一升旗的时候, 我们过多地是听到训斥:“同学们, 你们哪儿哪儿做得不好, 你们要怎么怎么样。”这种训话, 给人的强烈的感受是, 不管我怎么做, 我做的远远没有达到某种标准, 我都是有缺陷的。
师: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与这些同学的想法都不一样?
生15:凡事都要经过自己的努力, 都要有动力。
师:这个小男孩做成这件事情, 对母亲的爱就是他的动力。还有吗?
生16:即使是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 也可能有美丽存在。
师:好的。还有吗?……我们的讨论就到这个地方。对于同一个文本,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 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大家阐释得都很有见地。
听完这位老师的这节课之后, 我又把《铃兰花》这篇散文认真地看了一遍。我认为这篇叙事散文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小男孩对“地域”的恐惧, 让爱儿子的父母深表忧虑, 于是“巧设激励局”, 小男孩对母亲的爱使他战胜了恐惧。从这个故事中, 我懂得了爱的力量的伟大, 也使我觉得人生在世, 必须得接受考验, 只有勇敢地面对, 我们才可以战胜困难和可能的恐惧。
至于其他方面, 我在读书的时候没有想到。听了这节课, 我深深理解这位老师设计探讨主旨的良苦用心, 我更惊叹于学生们的思维之活跃和深刻。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学生们对这篇文章主旨的理解, 至少有以下几种:
1.爱可以使勇者无所畏惧。
2.恐惧和爱都是一种心理暗示。
3.爱是相互的。
4.恐惧源于自身。
5.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6.教育要讲究方法, 要注意引导。
7.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动力。
8.美丽无处不在。
如果再笼统一些, 便于把握, 这个主题应该有四个范围:关于爱, 关于恐惧, 关于教育, 关于美丽。从课堂教学语言来看, 这位老师是想让学生能够在文本的理解中, 敢于、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培养他们不盲从的思维品质。的确, 在某种意义上, 这堂课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或者说确实朝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新课程背景下, 我们强调对文本要进行多元化解读, 不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诚如这位老师在课堂上所说的:对于不同的文本,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 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
于是, 我看到这节课上, 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 一些见解颇有见地, 确实能够发人深省。不拘泥于教师的见解, 不盲从于别人的定论, 不囿于过往的成见, 学生将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感情经历与文本中的人物对话以及文本中的事件对接, 于是, 就有了感悟, 有了争论, 有了共鸣, 有了更深的思考……于是, 学生的自主性得到了彰显, 课堂的主人地位得到了保证, 课堂的有效性得到了重视——课堂的创新和创新的课堂就此出现。
但问题是, 这篇散文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就是“大家阐释得都很有见地”呢?进而, 我们思考:是不是任何文本都可以作出属于自己的理解, 是不是所有的理解都是符合文本自身的, 是不是与文本有关的理解都是正确的, 是不是任何文本都可以作无限的“拓展”呢?
我以为, 文本的理解要有个“度”的问题。
文章是特定的作者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的特定“产物”, 或者是情感的寄托, 或者是观点的表露, 或者是往事的再现, 或者是愿景的描绘……
现代文艺理论有一观点:“作品一产生, 作者就死了。”好像作者就像一种小昆虫, 完成自己的生育任务后就消亡了。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 向来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我们可以说, 一切阅读对于作者的创作原意而言, 都是误读;我们还可以说, 作品问世之后, “作者已死”, 读者通过阅读完成对作品的独特诠释。然而, 当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出现了一个特殊媒介———教师, 当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需要以教学达成沟通时, 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我们说, 至少在语文课堂上, 作者没死, 他活在他的作品里———他的思想靠作品而活着。尊重学生个性化的体验就等于学生怎么理解都行、怎么说都行吗?比如对王熙凤形象的认识, 对《荷塘月色》主题的理解, 对朱自清思想的认识等, 这都与个人所掌握的资料、个人的理解、个人的喜好有关。不能说怎么理解都行。解读不能脱离文本, 不能脱离作者的实际, 不能走得太远变成了“关公战秦琼”式的“戏说”。
误读教材就会误导课堂。一个失灵的罗盘会把课堂的航船引向何方?在目前的语文课堂上, “异读”渐渐成为一种教学现象, 我不禁要问:还有多少被“误读”与被“创造”的文本?
但我们并不反对个性化阅读。有人读《伐檀》, 不拘“反对不劳而获”的主题, 认为是劝勉劳动的赞歌;有人读《装在套子里的人》, 突破“揭露黑暗政治的鹰犬”的定论, 认为别里科夫与《一个小职员的死》中的小职员一样, 是个可怜的好人———他怕别人出事。这些反传统的“有创意的阅读”, 不都是“知人”“论世”“察己”的思维结晶吗?
所以说, 文本解读得有一个“度”, 课堂上, 教师引导学生解读文本得有一个方向。这个“度”, 是基于对文本的深度理解, 基于对作者心路历程的宏观观照, 基于对自身的微妙体察。这个“度”是对文本理解的限度和范围, 或者说是达到的一种境界。文本的理解要“适度”, 不能“失度”:不能“浅显”, 也不能“过度”。
教师如何把握这个“度”, 如何做到“适度”?笔者以为, 至少要做到两个“统一”。
1.要做到“文本内容理解和作者生平、写作背景了解”的统一, 以适作者、文本之“度”和教师体验之“度”。
文本是思想的结晶, 作品总是特定情境之下的产物, 教师在对文本的解读上, 要尽可能地了解作者彼时的境况, 彼时的心路, 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文本的深刻意蕴。这不是在倡导“作者中心说”, 也不是唯作者论。这是对文本作者的尊重, 并以此决定读者的理解深度。教师要尽可能地感知、省察, 以适作者的作品之“度”:恰当地把握作者在文中抒发的情感或者阐释的道理之深浅程度。
教师在文本解读中要尽可能使自己融入这项心智活动中, 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我”来, 当然, 这个“我”的由来是基于文本和自己的体验。
2.要做到“尊重个性阅读体验和有效指导”的有机统一, 以适引导、点拨之“度”。
学生是鲜活的个体。因其是鲜活的个体, 其对文本的解读, 才具有鲜明的个性。过去的阅读教学饱受批判的是所谓的“灌输式教学”,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之下, 教师成了教参观点的“兜售者”。这样的语文课堂上的学生成了一个个呆滞的“容器”, 其弊端莫大焉。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教学要倡导多元解读, 倡导“读者中心说”, 要求教师尽可能地尊重学生的个体体验。只要是合理的, 都理应受到鼓励, 以保证学生的参与解读的热情常在。但在实际的教学中, 教师往往丢弃了“只要”, 变成一味地肯定, 不论怎样的解读甚至是曲解, 都以“好, 很好, 有见地”之类笼统的评价语搪塞, 打着“尊重”的幌子, 而行不作为之实, 不能做“主体”, 干脆连本真的“主导”角色也丢弃了。长此以往, 师将不师。
理性批判意识 篇7
一、康德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理解
康德究竟是如何理解“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这里首先应当对此命题做两个层次的区分, 第一个层次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其次要单独将命题中的各个概念进行单独考察。事实上, 康德对“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批评正是由这两个层次分别展开的。
首先,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但我不能够说: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因为这样一来思维这一属性就会使得一切具有这一属性的存在者都成为必然的存在者了。因为我的实存不可能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 被看作是从‘我思’这个命题中推论出来的 (因为否则就必须预设这个大前提: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的) , 而是与‘我思’命题同一的。”不难看出, 康德认为“我思故我在”命题是通过三段论的推理得到的, 其中预设了大前提“一切思维的东西都是实存的”, 由于“我”是一个思维着的东西, 所以“我”存在。其次, 康德所谓理性心理学就是仅仅从“我思”的概念中, 不借助于任何经验进行推理。笛卡尔的这一命题中显然加入了经验性的东西, 从“我思”中推出了我的实存, 所以它甚至不能算作理性心理学而只能是经验心理学。
第二个层次, 关于“我在”, 其实就是在进一步说明“我”是什么。康德认为笛卡尔的“我在”就是在说“我”作为一个思维的东西是实体。也就是传统理性心理学所说的“灵魂是实体”, 而康德是将此作为理性心理学的谬误推理来进行批判的, 他认为这个命题中也隐含着一个三段论的推理, 即:
“大前提:所谓‘实体’, 就是指只能当做主语而不能当做任何其他事物的谓语的东西;
小前提:‘我’作为能思的存在者就是我的一切思维的主语, 而不是任何思维及思维对象的谓语;
结论:所以能思的‘我’是实体。”
康德认为这个三段论推理犯了四名词的错误, 大前提中的“主语”表示实际主语, 而小前提中的“主语”指的是逻辑主语。因此这个推理是一个无效的谬误推理。
二、康德对“我思故我在”命题中概念的改造
前文揭示了康德对于笛卡尔“我自故我在”命题的理解和批评, 那么这种理解和批评是符合笛卡尔的原意?这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第一, 从形式上看, 康德理解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预设了大前提的推理, 那么笛卡尔本人是这么认为吗?这一问题涉及到对“直观”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第二, 康德理解的“我思”与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否同一?康德与笛卡尔对“实体”概念的理解是否同一?究竟能否说“我”是“实体”?
(一) 命题的形式和“直观”概念
笛卡尔曾明确提到:“可是当我们发觉我们是在思维着的东西时, 这是一个第一概念, 这个概念并不是从任何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当有人说:我思维, 所以我存在时, 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 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他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看出它来的。”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笛卡尔并不认为“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隐含了一个推论的大前提, 因为我们发觉我们是思维着的东西是一个第一概念, 是没有前提预设的。此外, 一个三段论推理是需要中项的, 而笛卡尔认为不存在就不能思维。换句话说, 思维和存在这里是直接同一的, 这个命题不是一个推理的过程。那么, 究竟这个命题是如何获得的呢?这就要涉及到“直观”的问题。
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 笛卡尔明确地谈道:“我用直观一词, 指的不是感觉的易变表象, 也不是进行虚假组合的想象所产生的错误判断, 而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 这种构想容易而且独特, 使我们不致对我们所领悟的事物产生任何怀疑。”笛卡尔认为这种不可置疑的直观正是来自于人类“唯一的理性之光”。也就是说, “我思”的本质是理智, 而直观是理智的一种统一行动, 即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并在其总体性中去掌握一定的客观内容, 并且由它把握的事物具有明见性和确定性以至于不可被怀疑。实际上, 笛卡尔的直观就是理智的活动, 直观的过程也不需要借助经验, 因此可以被称为“理智直观”。“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 就是通过这种“理智直观”而直接把握到“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真理性, 同时直接把握到命题之间的必然联系, 没有任何推理的过程, 也不需要别的东西给它提供证明。
显然, 对于笛卡尔的这种“理智直观”康德是加以拒斥的。他在先验感性论中写到:“一种知识不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 它借以和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一切思维作为手段以之为目的的, 还是直观。”也就是说, 直观是指实现主体与对象直接联系的主体活动, 是起到联通认识和对象作用的。一切认识都是由经验开始, 受到对象的刺激而发生, 所以直观对于人类来说只能是一种感性的接受能力。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纯形式下才能够接受一切感性杂多, 直观只可能是感性的。因此康德所说的直观是一种“经验性直观”。而笛卡尔的“理智直观”不依据任何经验而获得某种认识, 康德将其看作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想, 是不具合法性的。
笛卡尔的“理智直观”是指对概念、命题以及存在的直观。而康德认为概念要有意义, 必须有经验性的运用。对于缺乏经验依据的“存在”的认识只能是虚假的规定。因此康德贯彻了经验论原则, 在人类的认识能力中排除了“理智直观”。所以即使“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在笛卡尔看来是直观到的, 但在康德这里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二) “我思”与“实体”概念
笛卡尔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什么是在思想的东西呢?就是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原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可见, 他是以思想这个属性来规定“我”的,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假设没有万物, 没有身体, 但思想这个属性是和“我”不能分开的。“我”是一个“思维着的东西”, 一个没有广延, 不能诉诸于感觉的东西, 在此意义上可以将“我”理解为“我思”。这个“思维着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笛卡尔认为, 任何性质或者属性都是要依存于一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就是“实体”。“实体”包括“上帝”、“物质”和“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笛卡尔理解的“我”虽然只是作为一个“思维的实体”, 但它却是实在的。从认识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只能认识到“实体”的一系列属性或者活动, 至于其本身则是不能直接认识到的。这样, 毋宁说笛卡尔所说的“实体”类似于“物自身”而不是应用于现象中的范畴。
而康德认为一切知识所以成立有两个依据, 一是“物自身”, 刺激我们的感官提供所必须的经验材料;另一个则是“我思”, 不过康德将其称之为“自我意识”或者“先验统觉”。它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方面它指先于经验的“先验自我意识”, 具有自身确定, 在一切意识活动中保持自身原始同一性的功能, 以此来保证自己并不是转瞬即逝的经验自我意识而随意识的经验内容改变而改变,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 这个“自我意识”又必须寓于经验之中, 是贯穿于经验意识中的自我意识。
实际上, 康德是将“我思”这一概念划分为了“先验我思”和“经验我思”, 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前者是最本源的自发性, 它本身不能作为经验对象来考察, 但却是在认识过程中伴随着一切表象, 并成为它们的统一性根源, “先验自我意识一方面只能存在于一切经验意识中, 只能作为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天形式而起作用, 因而不能脱离经验和经验自我意识, 但另一方面, 先验自我意识不是认识的一种主观心理结构或要素, 而是逻辑地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 它作为经验 (包括心里经验, 如经验性自我意识) 发生的全过程的基础, 在所有的直观、想象和概念的综合活动中始终保持同一。”这样, 按照这种区分, 笛卡尔的“我思”不过是心理学上的“经验性的我思”, 而康德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我思”应当是“先验的我思”而笛卡尔混淆了二者。
对于康德来说, “我思”是不能被实体化的。“实体”概念的规定有二, 一是作为逻辑上的绝对主语, 二是必须被理解为持存的。笛卡尔将“我思”看作“实体”是混淆了这两种规定, 认为只要证明了“实体”是逻辑上的绝对主语就能证明它的持存。其次, 康德所谓的“实体”是一个知性范畴, 只能运用于现象, 它必须结合直观才有意义。而“先验我思”是不能被直观的, 因此“实体”范畴并不能运用于其上。此外, “实体”范畴的运用是以“先验我思”为前提的。从康德对范畴的先验演绎来看, 一切概念在对经验对象的运用中都要体现出一种先验统一性, 即“先验统觉”, 它是一切概念综合之本源的先天条件。
三、康德对笛卡尔理论困难的回应
康德对笛卡尔“我思”命题中一系列概念的改造, 是由于笛卡尔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理论中存在一些困难。康德试图通过自己的先验哲学, 尝试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
首先是“自我”的连续性问题。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谈道:“现在我觉得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 只有它不能跟我分开。有我, 我存在这是靠得住的;可是, 多长时间?我思维多长时间, 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思维, 也许很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既然“我”在时间上并不是连续的而只是某个瞬间存在又瞬间消失的, 那么我们如何能保证“我”的连续性呢?笛卡尔借助上帝来保证“我”是一个同一的精神实体。但如果说“我”是以“上帝”为基础, 而认识“上帝”又要以“我思”为前提, 这就陷入了循环论的困难。休谟则根本上否定这个“我”的同一性, 认为“我”只是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的一束或一组知觉。而在康德看来, 笛卡尔想通过“上帝”保证的“我思”的同一性是一种人格同一性。它指的是在时间中的同一性, 这是需要直观参与其中的, 即所谓“经验自我”。而对于康德来说, “我”只是作为“先验自我”, 而它是作为一个逻辑前提。“我思”在一切杂多中表象为同一个“我思”, 这是一切思维所必要的一个逻辑前提。这样, “先验自我”是不在时间中的, 因此只有它才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恒常不变的“我”。
笛卡尔的另一个困境是身心关系问题。笛卡尔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不同的两种实体。前者是精神实体, 其属性是思维, 后者是物质实体, 其属性是广延, 二者是互不影响的。但常识又总告诉我们“灵魂”和“身体”总是具有某种一致性。因此笛卡尔必须对“身心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 最著名的即“身心交感”论, “认为灵魂居住在大脑的松果腺之中, 在那里借助于动物元气和精神系统与身体相互作用”, 但这依然不能突破身心二元论的局限。康德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在“物自身”的意义上肯定了“灵魂”和“身体”的同质性。也就是说, “灵魂”和“身体”作为现象来说的话只是作为内感官和外感官的不同对象而有所区分, 但如果作为“物自身”, 那么二者也许就是同质的, 也就不存在二者对立的问题。其次, 鉴于对“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的划分, 前者和作为“身体”的经验对象发生关系, 但是后者则是不能被带进这种关系的, 它不在时间和空间之中, 虽然其表象可以进入时间成为内感官的表象。因此, 身心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只是在经验层次对立。
总之,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既开启了近代哲学的大门, 将哲学的目光转向了主体,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近代哲学一系列的理论硬伤。康德对命题中一系列概念的改造, 正是尝试对近代哲学的一些理论困境进行突破和消解。
摘要：康德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进行了批判, 但这种批判并非是在笛卡尔哲学内直接进行的, 而是建立在对其“我思”和“直观”等重要概念改造的基础之上的。而康德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批判, 为笛卡尔遭遇的自我连续性问题和身心二元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笛卡尔,康德,我思,直观
参考文献
[1]康德著, 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303
[2]杨祖陶, 邓晓芒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274
[3]笛卡尔著, 庞景仁译.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144
[4]笛卡尔著, 管震湖译.指导心灵的规则[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理性批判意识 篇8
一、奇特的思想之树
《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的成书, 看得出,这不是先生突发奇想的偶兴之作,而是先生灵魂深处良久酝酿的结晶, 是先生在经济哲学领域这座富矿里开掘出来的又一块重金。也可说是他长期以来,超乎寻常的、奇特思维的产物。即将自然的理性之种,撒播于他那经济心灵的土壤之中,而生化出来的又一棵哲学灵感之苗。然后,再慢慢培育出了这棵经济哲学的思想之树。为何如此说呢?读读先生的这部巨著,你就会有同感。
从其立意构思的角度来看,先生是在熟读中西方经济学和哲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引入自然的时间和空间,并运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四组十二个哲学范畴,对自然经济要素,社会经济行为,人为经济结果进行的范式研究。这样,先生就为传统而僵化的经济学理论, 注入了哲学的智慧,注入了鲜活的灵魂。
从其谋篇布局的角度来看,该书共分为三大部分。这三个部分先生都是以自然时间与空间作为背景和条件的,然后又是以经济的自然数量、质量、关系和模态作为范畴的。在此基础上,先生再行全面的范式研究。第一部分为经济认识论。即对自然人口、资源、环境和价值这四个基本经济要素,进行理性的确证;第二部分为经济方法论。即对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种基本经济行为,进行理性的论证;第三部分为经济目的论。 即对人类社会、国家、家庭和个人这四项经济结果,进行理性的实证。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说,先生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前进,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自然经济要素比作人类的经济之根,那么,我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就如吸取其根系养料,并供给枝叶营养的树干。当然,人类的经济生活实际现状,也就如其枝枝叶叶了。根深则干壮,干壮则叶茂。这一道理见之于经济哲学理论。显然,《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就是钟光荣先生在这片荒野上栽下的一棵树。不仅如此,我认为它还是一棵既完整,又符合自然道德理性,更合于自然法则和自然目的的充满经济哲学思想的一棵参天大树。
二、奇妙的理论之花
细读钟光荣先生的 《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会深受启发和开悟。因为,在他的经济哲学理论园地里,可以看到,他所撒播的自然博爱情怀,犹如晨曦中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照耀着沾满朝露的繁花绿树,光芒闪耀;也如晚间一轮清澈无瑕的明月,辉映着湛蓝夜空中的满天繁星,熠熠发光。可谓美不胜收,能让人激活智慧,明辨方向。
他在“经济认识论”中写道:“自然经济要素,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自然经济要素搞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非常好理解了”(见《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 第11页)。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真正问题在于:对于社会人口符合自然生态比例的数量和方法,人口生存环境基本要素的指数和保障,资源利用和存量适应多少人口的数量和时间,财富分配最大公平与正义的依据和措施,这四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都没有找到答案。因此,对传统经济学加以理性批判,也就非常自然, 非常必要了。
他在“经济方法论”中写道:“人和其他物质一样,其需求与满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人在这个始终之间,突现了分配与交换两个环节”(同上,第185页)。因此,他又认为,等价交换,一方面只有在人人都能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在生活资料之间直接交换时才有可能。然而,当它一旦扩展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与生活资料进行交换时,也就必然会产生剥削和剥夺。因为,市场自由分配是“零和博弈”。等价交换无钱可赚,赚钱就是剥削或剥夺。所以,在不能实现生产资料人人平等使用的条件下,政府征收资本家的部分资源收益,再分配给资源丧失者,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既不是资本家的施舍,也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天赋人权”的自然平等返还。并且,这还要看是否做到了公平与正义的返还。
他在“经济目的论”中写道:“自然创造的经济结果,是一个最大的经济目的; 自然创造的万事万物的经济目的,也是顺其自然的随机目的。但人类的经济目的,则是在聪明与智慧灵动下的刻意目的”(同上,第321页)。由此,他认为,作为社会经济动机,则是达到经济全面繁荣目的;作为国家经济动机,则是达到国民财富共同增进目的;作为家庭经济动机,则是达到家庭收入最大增加目的;作为个人经济动机,则是达到个人消费最大满足目的。因此,经济目的的全部落脚点,始终都是在经济个人身上。所以,他认为,经济理性批判的全部意义、作用和目的,就在于将感性经济人,转变为理性经济人。
这就可以看出,钟光荣先生的全部经济理论,始终都是以自然经济事实与真理为根据,进而所做的科学探索。并且,他用自然公平与正义的道德理性来检验,而不以自利与偏私的功利意识来观照。所以,这才会使他产生神奇的灵感,在这棵奇特的经济哲学思想之树上, 绽放出奇妙的理论之花。这也正如他经常所说的:“真理不在主观个体里,而在客观全体中”。
三、奇异的智慧之果
钟光荣先生通过对自然经济要素, 社会经济行为,人的经济结果进行理性的批判,获得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紧密结合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一个是以社会经济与自然经济为核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协调发展的模态与逻辑” 图式;另一个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原则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的产物”的结论。
他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协调发展的模态与逻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符合自然道德理性的真理认识论。即从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最终见之于实践真理;二是符合自然法则理性的科学方法论。即从民主政治到自由经济,再到法制社会,最终见之于行为科学;三是符合自然结果理性的和谐目的论。即从环境友好到资源节约,再到公正分配,最终见之于自然和谐。显然,他的这一高度哲学化的经济社会模态与逻辑,不仅是放之普遍而皆准的理性模式, 而且也是普遍用之有效的理性方式。无疑,这是先生对经济与社会持续与和谐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光荣先生在本书附录中所认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原则,就是马克思充分肯定商品价值的自然属性,只不过他将其交给历史学和商品学去研究而已。他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并不是笼统的“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文精神,则是他对广大无产者的人文关怀。在全面把握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先生则认为劳动价值学说的本质,是肯定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获取价值,但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这样,先生也就把劳动自身存在价值、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即获取自然价值,自然创造价值,作了严格的区分。然而,后世的经济学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误将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错误看成劳动创造价值,这是十分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