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小说

批判小说（精选7篇）

批判小说 篇1

近年来,官场小说出现了许多具有忧患意识与现实主义深度的优秀作品,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但是因为有些官场文学的黑幕意识,许多读者将其作为实现窥视欲望与寻找“职场秘籍”的蓝本。浮石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以“青、红、皂、白”(《青瓷》《红袖》《皂香》《白绫》)在文坛产生一定的影响,展现官场“潜规则”,揭示官场罪恶。浮石小说反映了欲望膨胀和人性堕落的官场现实生态,从而使其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批判性的意义与锋芒。

一、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乱象与批判

浮石小说体现了中国官场罪恶一角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普遍现象。

在中国式官商关系的发展历史中,商人要想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左右逢源,必须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尤其是学会如何和官员处理好关系。商人看中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这些权力会为他们谋取更大的利益提供便利条件,而商人的本质就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一部分商人为了达到目的,就不惜触及法律底线,通过勾结政治不坚定、抵抗力低的官员,以达到谋取利益的最终目的。而官员一旦禁不起利益的诱惑,失去底线,就会沦为权利的奴隶。小说《青瓷》里有这样一段话非常经典:“公家跟公家的生意不好做,私人跟私人的生意也不好做,私人和公家的生意,就好做多了。”因此,很多官员把官位作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昌把官位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正如刘永侪在《中国官文化批判》中所言,“官位成了他们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公共权力则成了实现其个人利益的手段”。1《青瓷》中张仲平白手起家,将3D公司做成省内数一数二的企业,靠的是结交金字塔式的各级官员。从京城高官“老班长”到中层的省高院执行局局长“健哥”,再到市中院承办法官侯昌平,司法技术局彭主任、董处长以及基层的香水河项目的负责人胡海洋,张仲平都投其所好,不动声色地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以接交关系:如给“老班长”送去他喜欢的印度舞女;给侯昌平的儿子请名师,并拍卖其书法作品;帮彭主任的儿子搞定高考录取学校;并花660万巨款拍卖出健哥家的青瓷莲花尊,给健哥变相行贿。在《红袖》中,围绕流金世界裙楼近亿元拍卖委托权,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网。柳絮和陈一达作为拍卖公司一方,使出浑身解数周旋于官场重要人物贺桐和武扬之间,企图运用关系通过权钱交易让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一诚拍卖公司女老总柳絮通过省委书记秘书何其乐的关系,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贺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金达来拍卖公司的陈一达则和拍卖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伍扬关系密切。柳絮与陈一达之间的相互利益竞争实际上成为了贺桐和伍扬之间权力的较量。《皂香》中的洪均与他的好友于乐更是被权利拉拢腐蚀的代表。洪钧和于乐,均对权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官、有钱是他们的人生奋斗目标。在洪钧和于乐的理论里,“钱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如果混进共产党的队伍,害怕没钱没权?”2所以,于乐作为一名律师并不是真正为了公平正义而努力,而是为了钱而决定一场官司的输赢,谁出了钱,他就让谁赢,或者谁出的钱多他就让谁赢。洪钧更是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在几十年的混迹中,权钱双收。

在浮石小说世界里,商人要想获得一席之地,结交具有利害关系的官员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商人要想处理好与官场的关系,就要懂得找关系和经营关系。对此,《红袖》中有过这样一句拗口但经典的论述:“有关系就没关系,没了关系有了关系也就没有关系”。意思建立了良好的官商人际关系平台办事就会非常顺畅,如果没有刻意去拉关系,即使有些项目与其有关联,也办不好事。所以有人如此总结:“托关系是一种传递需求信息,交换支出和收益的本领。”3而怎么找关系既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又是一个操作技巧问题。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官员和商人为了做到彼此的勾结不被人发现、留下把柄,绞尽脑汁地精心布局,把获得非法利益的过程做得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浮石在其官场小说中,细致真切地展现出官场流弊。因此,北大教授张颐武表示,浮石富有艺术魅力地把裙带经济、国有资产流失等深层次话题再现了出来。

浮石小说通过展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细致真切地展现出官场流弊。如同浮石自己所说:“我的手术刀的指向无不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关系背后的利益交换以及对获取利益的规则进行公平设计的企盼。”4但进行公平设计并非易事,因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如此阐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它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可见,如何设置边界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怎样认识权力并且怎样处理权力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文明成熟的程度的体现。(亚里斯多德)

为此,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正是对我国乃至世界政治文明进程做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贡献。

二、以权猎色,以色谋财的怪象与批判

浮石小说除了展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乱象外,还展现了官场生态的不为人知的另外一角——以权猎色,以色谋财的怪象。毋庸置疑,浮石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却不是爱与美的化身,相反却体现出人性欲望的膨胀与价值观的扭曲。正如浮石在解释“皂香”名称由来时所言,这些女性人物散发出神秘的、罪恶般的清香,对很多人构成致命的诱惑,以致成为影响官场生态的筹码,使某些思想觉悟低下的官场人物众生颠倒,罪恶弥漫。

在浮石小说中,成功的男人几乎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不仅拥有钱财,同时还坐拥美色。男人有权、有钱就具有猎色的条件和能力,就会有女人投怀送抱。女人一旦拥有美色,愿意出卖自己,也可以把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从而发家致富。在《红袖》中,柳絮为了争取流金世界裙楼的拍卖权,为拍卖事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康庄大道,周旋于男人之间,不惜向多人出卖肉体。而男人们心甘情愿听从她的指挥,慢慢走上了她预谋已久的陷阱,争相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帮忙,讨得她的欢心。怀着“富婆梦”的柳茜的年轻貌美,被有钱人包养。后来看上了伍扬的钱财和权力,把伍扬迷得神魂颠倒,从而对影响拍卖权的归属。《皂香》在官场关系的背景下展开男女关系,书中每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至少都有一个情人,婚外情、包二奶等现象在小说中大量涌现。于乐不仅包养了姐妹花中的姐姐,同时强行占有姐妹花中的妹妹。王小薏是一名售楼小姐,为了加强自己的异性吸引力,参加了很多补习班,认真地在寻找优质男人,随时做好了摇曳生姿的准备。她对于初次见面的洪钧耍尽心机勾引;又一头扎入富二代章抱朴的怀抱;因有求于于乐,尽管与于乐仅见过一次面,就在半推半就中与于乐发生了关系。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渴望通过自己的肉体与美貌来换取物质上的利益。

而上述浮石作品中以权猎色、以色谋财的现象不仅折射出制度层面权力约束机制问题,更体现出人性层面深层次的内在约束力的问题。无疑,在浮石的故事中无论官员还是女性都存在着扭曲的价值观与畸形的道德观。他们价值取向偏移,活在当下,纵情享乐。浮石作品中的许多男人在获得权力之后,沉溺在肉欲的世界里。他们没有扶困济世的抱负与情怀,也谈不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动力。女性则是没有节操与底线的拜金主义,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金钱,她们可以直接屈服、迎合甚至主动推进“潜规则”。她们在职场并没有体现突出的智慧与才干,但在床上却以其魅惑对男性体现出巨大的征服力,似乎性能力就是她们征服世界的唯一利器。这无疑是一种价值观的偏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活在一个道德堕落的世界里,醉生梦死,不知今夕何夕。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尘世的一切,他们出卖尊严,蝇营狗苟,突破道德底线,最后必然导致人的糜烂与腐败、罪恶与挣扎、社会的退步与沦落。为此我们必须以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研读浮石小说,从批判的视角来引导一种恪守人生追求与坚持人格操守的官场生态。

浮石小说引发我们对权力约束失衡、价值失范、人性异化等官场生态问题的反思。如何建立正义、公平、法制的合理化官场生态,是我们正在探索与实践并逐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与空间。

注释

11.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89.

22.浮石.皂香(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5.

33.浮石.中国式关系[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20.

44.浮石.从《青瓷》到《红袖》:我的好“色”之旅[J].当代(长篇小

批判小说 篇2

李小平

【内容提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但他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鲁迅毕生从事着对国民性批判的工作。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因为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正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鲁迅的文学批判观念是以促进人的精神健全、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的，他旨在通过对愚弱国民灵魂的批判否定，重建新的理想的人性，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他将文学的审美超越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与人的现实价值的实现结合了起来，强化了文学观念中的批判性、真实性、历史感和超越性。《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的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阿Q正传》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艺术手法精湛绝伦，是鲁迅先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件珍品，是千古不朽的名著。

【关键词】：阿Q正传

鲁迅

小说

批判性 正

文：

一、从《阿Q正传》的思想主题看鲁迅小说的批判性：

《阿Q正传》通过阿Q的悲剧命运，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小说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小说特别透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揭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人们的“病苦”，以此“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形象总结：

鲁迅写《阿Q正传》的本意“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小说是把阿Q这样一个人物安置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历史的环境中，通过描写阿Q悲剧的一生来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就是说，小说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有着高度真实的描绘，深刻的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可以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形象总结。

（1）从小说反映的时代和环境来看，《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的，未庄是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波及的地方。

（2）从小说的各类人物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来看，阿Q原来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认为“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是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终究要推动他倾向革命，特别当他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发生恐慌时，他对革命更加“神往”了。从阿Q的向往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然而，阿Q对偶革命的认识却是十分幼稚和糊涂的，充满着农民式的私有思想和复仇情绪。当他鼓足勇气投奔革命时，却依然弄不清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去找了假洋鬼子。举人老爷害怕革命，把财产移到乡下来了；向来骄横的赵老太爷知道革命党进城的消息之后，一方面见阿Q“革命”了，便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另一方面与家洋鬼子串通一气，抢先向革命投机。未庄的人原先不知道什么革命，阿Q“革命”之后，未庄人都用惊惧和可怕的眼光看着他。（3）从这场革命的结果来看，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地主阶级篡夺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阿Q被当作抢犯抓了去，成了新政府的“惩一警百”的牺牲品。未庄人的精神状态仍旧是麻木和冷酷的。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要求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这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三、从阿Q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看的鲁迅小说的批判性：

《阿Q正传》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并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农民的精神枷锁，中国的民主革命很难有光明的前景。阿Q是旧中国受压迫和剥削最深重的贫苦农民，是一个贫困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但作为奴隶，他无家无业，没有社会地位，任人污辱和欺凌。但他在长期的屈辱生活中，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受奴役的奴隶地位，却无忧无虑，达观自得。总是用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来掩饰实际生活中的惨重的失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与陶醉，这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即阿Q主义或者叫阿Q相）。其主要特征体现在：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最能自尊自大，也最能自轻自贱；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欺善怕恶，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糊涂终生。但精神胜利法却不是阿Q的最根本特征，他的根本特征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他的所有的思想观念都不是从他的自身的生活体验和自然欲求中升华出来的，代表他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思想观念，是在消极的适应外界环境、适应封建社会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被动地接受现存的、社会上流行和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

阿Q性格是某种民族病态的集中显现。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出自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其历史来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历史紧密相联，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阿Q生活的社会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阿Q性格所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所以，阿Q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这一艺术典型有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面镜子，同时又有独特鲜明的个性，鲁迅对阿Q的性格揭露意在于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四、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及鲁迅批判精神胜利法的重大社会意义： 鲁迅小说《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的反映了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阶级对立十分严重的一个江南农村------未庄，是一个极其贫苦落后的流浪雇农，也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即鲁迅所说的“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借住在一个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阿Q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连准确的姓氏都不可考，地主赵老太爷竟然不许他姓赵，并且给了他一记耳光。未庄的人平时谁也不注意阿Q，只在活儿忙的时候才记起他这个廉价劳动力来。人们对阿Q可以随便嘲弄，使他的人格受到难以容忍的上伤害。然而可悲的是，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却似乎并无真正的愁苦，倒反而总是那么达观和得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阿Q虽然贫困和不幸，但在他身上却束缚着一种可怕的精神枷锁，那便是精神胜利法（即阿Q主义或者叫阿Q相）。

（1）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因此，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一种奴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表现。比如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之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尤其令人吃惊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发展到极致时，竟由“怒目而视”变成了“你还不配”，以丑骄人。

（2）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头上偏偏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当被别人扭住黄辫子，形势于自己很不利时，他可以大胆承认：“打虫子，好不好？我是虫子-------还不放么”？但不到十秒钟，阿Q又觉得仍是心满意足和得胜了：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而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是何等荒唐的阿Q式的逻辑！

（3）阿Q还欺善怕恶，怕强欺弱。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作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怕强欺弱的典型表现。

（4）此外，阿Q还十分麻木、健忘，特别是对于被压迫被海的麻木、健忘。他的糊涂和麻木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一生，如画圆圈时的思想状态，以及游街时竟因没唱几句戏而“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等等，都是精神极端麻木的表现。阿Q还患有一种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惊人的健忘症。他经常这样：在生活中受了侮辱，以“你算什么东西”等“妙”法“战胜”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番，“得胜”后，就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挨他一向瞧不起的“假洋鬼子”的打，是多么大的屈辱！但“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他慢慢的走，将到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种惊人的健忘症，使得他老是处于被侮辱中而不自觉。至于他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对“男女之大防”非常严以及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则都是封建道德观念的遗毒的具体表现。

以上，就是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阿Q主义的一些主要因素。但是，在阿Q身上除了阿Q主义之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劳动者的对压迫者的仇恨心理和要求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掀起时，阿Q甚至被革命所吸引，接近和要求参加革命。尽管阿Q对革命的理解荒唐可笑，只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但是，他对于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却是热烈而真诚的。因此，阿Q的阿Q性和革命要求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我们理解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思想性格时不能忽视的。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的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判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现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五.《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看的鲁迅小说批判性：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艺术描写的高度典型化。作品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从而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阿Q主义在当时虽有极大的普遍性，它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时却又有其特殊性。这说明，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极其个性化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而不是抽象观念的化身。

（2）精彩的细节描写。关于阿Q肖像画即使突出的例证之一。又如点灯的描写，出现在不同的段落里，使赵太爷的吝啬贪小的性格，一层深一层的从三个“例外”里反映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活化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

（3）强烈的批判与讽刺特色。小说中不仅有头尾两部分的议论，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份。这些议论都具有批判与讽刺的特色，是突现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小说的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所谓“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另如第四章“恋爱的悲剧”第一段的那些议论，不仅直接批判了阿Q的麻木、糊涂、健忘，而且抨击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及作品的中心思想。总之，作者那些诙谐而精辟的议论，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思想批判的色彩，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也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教养和突现人物独特的精神面貌。其次，作品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斯亦不足畏也矣”等等，不仅言简意核，富于表现力，并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诙谐性与讽刺力，是古语活用的范例。第三，是小说的语言包含着幽默感，并且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浅闺”以及“田家乐”、“大团圆”和关于动用众多的人马、枪炮捉拿阿Q的那段描写等等。第四，是小说使用了不少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放倒头就睡”等，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最后，《阿Q正传》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精练等特色，也同样是十分突出的。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它还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了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注

释：

（1）《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926年起改由北京书局出版，收1918年4月至1922年10月期间的作品共14篇。

（2）《阿Q正传》选自《呐喊》，是鲁迅最有影响的小说代表作，也是鲁迅惟一的中篇小说，1921年12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

参考文献：

批判小说 篇3

一.“看客心理”面面观

在了解“看客”一词之前,首先需要了解民众的思想状态和从在于民众思想中的糟粕。第一种是指国民性,也就是不受地域限制与阶级类型限制的民众的共同思想状态与文化习俗。鲁老先生对“国民性的分析”是以历史事实与民族的发展作为基础的,他能够深入剖析存在于民众身上的糟粕思想,并通过自己尖锐的笔锋将其揭露出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中国民众的思想,从而实现国民性的优化。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民众思想的角度出发, 鲁迅先生对存在于国民思想中的糟粕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都深深令人折服。

在《( 呐喊) 自序》中,鲁老先生提到:一个国家的民众如果在思想上不够强健,那么不管他们的身体如何健壮那么他们也只能是用来做炮灰或者是愚昧的热闹的围观者,这样的民众就算都病死也不足为惜。所以对于鲁老先生来说, 剖析存在于民众身上的思想糟粕,指出病态思想状态,并找出医治的方法,是他一身的奋斗目标。从鲁老先生的诗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忧国忧民忧天下。

所谓“看客”形象,是指鲁迅作品中一些普通的人,在鲁老先生的笔下他们貌似只是一群群围观的人,但是又和悲剧的发生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鲁老先生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个个愚昧、麻木的面影,他们与主人公一起共同构成作品的形象系列,以画龙点睛之笔,对作品主题的揭示产生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

鲁迅先生对国民劣根性揭示最深刻、对“看客”和“看客心理”描写最传神的作品当属《阿Q正传》,这部作品号称“旷代文章数阿Q”,确实当之无愧。在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充满真实感的阿Q,他有血有肉,是当时落后中国的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全民族的国民劣根性。在阿Q的身上, 这种“看客心理”是最明显的。

阿Q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自我麻痹来逃避现实逃避问题的围观者,在一开始,他从城里带来一套思想:认为只要是革命党就是反动派就该被处死,所以他便四处炫耀自己是如何杀死一个革命党人的事情,逢人便说看革命党人被杀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但是当革命党出现以后,他却又要顺从他们。 从他对革命党人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他身上不但存在着想要改变的想法,同时在这种想要改变的想法中又有狭隘的报复心理。阿Q以冤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死得糊涂,在他被处死之前,街坊邻居们挤挤嚷嚷地跟在他后面,走了很长的路不是为了给他送别而只是为了看热闹。 可怜的他最后看见围观者狼一样的眼睛,在那一刻,他才开始真正地了解了所谓“看客心理”。再看看我们这些围观看热闹的人,他们还意犹未尽认为还是砍头的是形式比较能如得了他们的眼。其实他本身已经成为了他之前所看的那些人的悲剧的重演,他顿悟了,可他的生命却也走到了尽头。

透过以上对鲁老先生笔下阿Q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鲁老先生对“看客”这一形象的描写看似轻淡粗糙,但所刻画出来的形象却是非常逼真,将那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人性的病态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鲁老先生通过自己严谨细致的角度与锋锐的笔尖,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陋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丑之为丑的根源性,让我们看到了改变社会形态与取得民族独立的必要性与紧急性。

二.“看客心理”与传统文化的现实思考

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是“以民为本”、“孔颜人格”等等。不过也正是这些思想在教育国民的同时麻痹着他们,束缚着他们,欺骗着他们,毒害了他们。如果一味盲从,那么它将成为扼杀国民个体性阻碍他们发明创造性发展遏制他们生产力,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刽子手,在这样的思想制度之下培养出的国民只能永远做低眉顺耳没有生命力的奴隶。传统文化就像一条完整的铁链,在先秦时期基本已经定型至于之后的一些变化也是微乎甚微的。

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看客们,无不管是电影中观看杀人的我国民众,还是酒店里面的员工、店长还有喝酒的人们,或者是祥林嫂、鲁四老爷等,鲁老先生都是借助这些人物的悲惨命运,血泪遭遇来对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中的糟粕部分进行控诉,同过自己的文字将一幅幅让人不寒而栗的旧社会的杀人不眨眼的罪恶现实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警醒了那个时代无数的爱国者勇敢地站起来为民请愿,为革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同时也让我们这一辈的人更好地认识历史,珍惜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

中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与统治阶级的对人民思想麻痹,造成了国民性的愚昧与社会的落后。面对眼前国家的衰落与即将灭亡,站在改革前沿上的鲁迅向国民高呼——拒绝“看客心理”,为祖国母亲的繁荣而奋斗。

小结

通过对鲁迅小说中体现出的“看客心理”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良苦用心:他通过揭露和批判民族的劣根性,希望为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找到新的出路。可以说,对看客心态的揭示和批判,是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他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

摘要：鲁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作家们中间的领军人物,同时又是获得了世界认可的新文学的典型作家。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众多作品曾经被郭沫若评为“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他一生都在做着批判国民性的工作,而在这其中,对看客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他的作品中,“看客”这一群体以及“看客心理”都有涉及和详细的阐述,对于这些冷漠的看客,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的,对于这样的一种“看客心理”,鲁迅先生是厌恶的。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窥见“看客”的身影,体会到他的哀愤。但是他却无力去改变,因为在这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国民劣根性,病态的国民和腐朽的环境成为了妨碍国家前进的最大阻力。

批判小说 篇4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新历史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基于文学的批判方法,表达了对历史的特别理解,致力于通过研究文学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对文本的解读和阐述,来探讨文本对于历史语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新历史主义批判的代表人物是格林布拉特,在他看来,新历史主义批判强调从政治权利、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从而把被形式化的传统重新颠覆过来,专注于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利话语关系等中心问题。[2]新历史批判理论具有两个特征,分别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政治化的文化批评,在操作的过程中通过承认个别的历史性、寻找迅速话语的空白来完成对相关文学作品和文化的研究。

《灿烂千阳》是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二本小说,被很多评论家赞誉为“超越《追风筝的人》的伟大作品”。小说用以情动人的细腻写法、温婉平和的叙事方式描述了两个女人之间的感人故事。私生女玛丽雅姆,在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母亲自杀,有三个妻子的富商父亲,为了面子将她嫁给大她二十多岁的喀布尔中年鞋匠拉希德,长期生活在动荡年代的家庭暴力阴影下。十八年后,战乱仍未平息,少女莱拉失去了父母与恋人,被邻居拉希德所骗,为了心上人的骨肉被迫嫁给了拉希德。从此两个女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两名阿富汗女性各自带着属于不同时代的悲惨回忆,共同经受着战乱、贫困与家庭暴力的重压,心底潜藏着的悲苦与忍耐相互交织,让她们曾经水火不容,又让她们缔结情谊,如母女般相濡以沫。最后,拉希德的谎言戳破,莱拉的恋人塔里克并没有死!就在拉希德毒打莱拉之时,忍受了几十年家庭暴力的玛丽雅姆挥动铁锹打死了拉希德,让莱拉带着两个孩子与塔里克一起逃到了巴基斯坦,玛丽雅姆自己走上了断头台……这是一个悲剧,但却是一个用爱救赎的故事,小说中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性形象,特别时其中的女性形象,从被歧视到奋起反抗,具有一定的新历史主义的批判意识。

二、新历史主义批判视角下的《灿烂千阳》研究

新历史主义的批判视角主张将对历史的考察引入文学研究,强调文学和历史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新历史主义的批判视角,可以让人们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真正去了解历史真相,从而打破教科书上对于历史的认知和描写。在新历史主义的批判视角下,历史不应该是一种宏大的背景和主流的文化思想,而应该是具体到某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新历史主义怀疑权威,重视实践,喜欢从某一个体的具体经历出发,来批判历史。

(一)再现历史场景,小视角描述大历史

卡勒德•胡塞尼出生于1935年的阿富汗。那时的阿富汗战乱频繁,所以他只好跟随父亲到美国避难,从而使他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产生了对于写作的热情。《灿烂千阳》讲述的就是战乱时期的阿富汗,从故事发生到结束,涵盖了两次阿富汗战争。但是对于战争的描述,卡勒德•胡塞尼没有采用历史学家的口吻来讲述战争的残酷、人们的不幸和政治家的不作为,而是通过两个女人的生活经历来讲述战争对于的残酷以及在战争状态下男人的无情和暴虐。[3]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对话、行为经历以及心理变化,可以清楚地让读者感受到灾难的可怕,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战乱中的阿富汗世界。

另外小说的时间跨度大,涵盖了两次阿富汗战争,但是小说的中心不是战斗英雄,而是饱受战乱之苦的平民百姓,以一种个人日记的形式,真实再现了两位女主人公对于命运的抗争。整部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分别叙述了两位女主人公在进入同一个家庭之前的从童年开始的生活经历;第三部分为小说的高潮部分,讲述了是玛丽雅姆和莱拉两个女主人公的关系转变,由开始的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到后来坚冰消融的相互扶持的关系的转变,直至最后她们成为彼此生命中最信任的人的过程;小说的第四部分中,玛丽雅姆为了保护莱拉要被塔利班处决,出逃到巴基斯坦的莱拉也带着对玛丽雅姆的思念,和自己的爱人踏上了新生活的征程。这四个部分看似是描述两个女主人的情感和命运纠葛,其实作者是想通过这些让读者体会到阿富汗战乱的残酷和人性的善良。

(二)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浓厚

新历史主义主义的批判视角强调的是,任何一个文学创造张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要么直接表达其意识形态内部和目的,要么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通过主流意识的心态的线性“疏离”来曲折表达。[4]

在《灿烂千阳》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历史场景和人物经历和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逃难到美国的卡勒德•胡塞尼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描写阿富汗战争生活时,他是以一种“他者”的身份进行写作,从而使得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相撞碰撞,而让作者始终处于一种“边缘人”的地位。他一方面想极力地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生活,另一方面又对故土表现出极大的留恋,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着很深的表达,从而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意识。

首先表现在对于性别歧视的揭示。在小说《灿烂千阳》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阿富汗妇女因为饱受压迫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最后不得不奋起反抗。阿富汗作为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妇女不允许离婚,男人可以一夫多妻。主人公玛丽亚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的附属,被自己的父亲卖给了自己的丈夫,而她因为流产而失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丈夫的宽容和谅解,而是暴打和埋怨。种种生活场景和语言对话,都表现出了阿富汗严重的性别歧视。其次是作者在小说中又进一步深刻挖掘了妇女被歧视的原因,就在于极端的宗教主义,表现出了作者颠覆主流权力和权威的新历史主义精神,[5]以及对于边缘位置弱势群体的关注,具有一定的西方进步思想。

(三)女性形象的历史变革

从新历史主义的批判视角来看,卡勒德•胡塞尼在小说《灿烂千阳》中实现了对阿富汗战乱时代的历史阐释使命,使得女性这种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并且通过奋起反抗,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女主人公玛丽雅姆私生女的身份使得她从小就生活在底层社会,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在母亲死后,她被父亲强迫嫁给丈夫拉希德,本来以为生活会有所改变,等待她的却是更加暴虐和惊恐的生活氛围,但是女性“自我”的被接纳性和压抑性,让她开始鼓起勇气接受和别的女人共侍一夫,随着一次次的流产,让她的美好生活一次又一次的幻灭。在遇到莱拉和她的女儿之后,因为有了要保护的人,所以变得勇敢起来,她身上的主体能动性开始复苏起来,她把让莱拉逃出魔窟过上好的生活变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开始一次次挑战男权的主体地位,参与了一次次的颠覆男权的行动,最后直至打死拉希德,挽救了莱拉的生命,也象征着女性对于男权社会霸权的颠覆。另一个主人公莱拉拥有一段美好的童年和青梅竹马的恋人,在面对不公时,能够做出反抗:她为了孩子,毅然嫁给拉希德,也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一次次忍受着拉希德的拳头和辱骂。在她身上,女性的主体的屈从性和能动性总是在交替出现,但是女性的主动能动性占主体地位,体现了其对于女性自尊、自由和话语权的不断追求,对统治权利的颠覆。

胡塞尼的《灿烂千阳》对于女性形象做出了历史的变革,在他的笔下,女性不仅仅是简单的对于统治权力的屈服,更多的时候则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并敢于对统治势力做出反抗。

三、结束语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对于当代的文化学术思想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明显的批判性、颠覆性和消除性,让人们开始转变对于传统历史的认知和理解,突破了文学所固有的森严壁垒。从胡塞尼的小说《灿烂千阳》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阿富汗战乱的历史背景,更可以感受到对于阿富汗女性地位的同情和产生代入感,让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鼓励可以战争困难,带来希望。同时作者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作为“边缘人”的美国人和思念故土的矛盾心理,并通过对宗教的严厉批判,让读者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战乱中阿富汗女性生活的不易,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盼望,从而揭露出女人和男人之间不应该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应该和谐相处,体现出一定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摘要：新历史主义通过对历史的独特见解,激发了一大批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的传统性和局限性的理解。《灿烂千阳》作为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二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以全新的视角和崭新的话语,从女性角度出发重现了阿富汗近三十年的战乱生活,并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对生活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独特见解。这样的叙事策略正好迎合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本文通过结合阿富汗的人文历史,从新历史主义的批判视角出发,对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进行研究和拜读,以期丰富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发掘《灿烂千阳》更多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灿烂千阳,卡勒德·胡赛尼

参考文献

[1]张玲.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解析《灿烂千阳》[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0.

[2]刘哲.《灿烂千阳》的新历史主义解读[D].河南:郑州大学,2012.

[3]柏玉凤.后现代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灿烂千阳》[D].四川:四川外国语大学,2015.

[4]付晶晶.《灿烂千阳》的叙事学解读[D].河南:郑州大学,2014.

[5]刘哲.《灿烂千阳》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现代商贸工业,2011(24):338-339.

批判小说 篇5

《猫与鼠》是《但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讲述了二战爆发后不久, 但泽 (现今波兰的格但斯克) 一个原本善良的中学生马尔克, 受纳粹英雄崇拜宣传的侵蚀、毒害, 在集体的压力下走向毁灭的故事。处于青春期的马尔克因脖子上格外凸出的喉结引起了同学皮伦茨的注意。在皮伦茨看来, 那喉结好似一只老鼠。他将一只猫按在马尔克的脖子上去捉那只“老鼠”。马尔克为了引开人们对他的喉结的注意, 想方设法做出许多不平凡的事, 甚至偷走了一名海军军官的铁十字勋章, 结果被学校除名。后来他自愿应征入伍, 因战绩卓著而获得了1枚铁十字勋章。功成名就的他一心想在母校作一次报告, 恢复过去受损的名誉, 却遭到了校长的拒绝。一气之下, 他打了校长, 然后逃上一条沉船, 潜入密舱,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这正如君特·格拉斯在《致中国读者》中所说的, 是“一场带来死神的猫与鼠的游戏”。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那么, 游戏到底是怎样进行的?有哪些来自“猫”的压力导致了马尔克这只“鼠”的灭亡呢?

“集体压力”无疑来源于主人公的生活环境。

当时正是二战时期, 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必然会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再加上日耳曼民族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而来的军国主义思想, 使得人人都对战争有异乎寻常的狂热。马尔克的同学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熟记各国武器装备的知识, 并称其为“学问”。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探索期, 这样的生活环境会给马尔克一种错觉:大家都这样做, 这是对的。此外, 马尔克因其硕大的喉结而显得与众不同, 且从小体弱多病, 很多体育活动对他而言都不像其他孩子那么容易。这使得马尔克觉得自己处于边缘化。此时, 为了融入同龄人的圈子, 随大流做大家都做的事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家庭是人出生以后接触到的第一环境, 必然会对人的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马尔克的父亲是一位牺牲了的英雄, 曾获得过一枚铁十字勋章, 家人谈起他总是很崇敬。被人崇拜是每一个男孩子都渴望的, 因此,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 马尔克有成为父亲那样的英雄的想法就再自然不过了。此外, 马尔克的妈妈和姨妈也非常崇拜英雄, 热衷战争。“当马尔克一连串报出许多意大利轻巡洋舰的舰名时, 他的姨妈兴奋得如同少女一样……”[2]这样的家庭环境无疑会使得成为英雄, 被人崇拜的思想在马尔克的意识里形成, 为他在学校里受英雄崇拜思想的毒害打下了基础。

马尔克另一个主要的生活环境——学校。学校里一个地点被强调了出来, 即礼堂。在这里, 举办了多次“英雄报告”。“英雄们”将战争描绘成游戏, 把战争场面描绘成美丽的图画。在这些描述中, 战争变得充满了正义。而校长克洛泽在每一次报告的开始或结束总会有一段推崇战争, 推崇英雄的讲话, 他曾说:“不拿你们的生命作代价, 你们的生命将一文不值……”[2], 鼓吹学生们到战场上去献身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教育”学生生命仅有的价值就在于为国而战, 去牺牲。学校本应是传播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 而小说中的学校推崇的却是军国主义思想和英雄崇拜, 学生们本应得到的关于道德, 良知的教育被删去。在这一环境中, 主人公原本在家庭生活中已经模糊形成的英雄崇拜和军国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

在这样的家庭, 学校以及社会背景下, 因为喉结而被边缘化的马尔克, 为了找到和周围世界的融入口, 抛却自我道德偷走海军上尉的铁十字勋章, 后来在战场一心为获得铁十字勋章奋力作战, 把回校作一场“英雄报告”作为唯一追求也就不足为怪了。就这样, 一个以一只有形的黑猫被按到马尔克脖子上去捉“老鼠”为开端的, 由纳粹军国主义和英雄崇拜这只无形的“猫”所操控的, 步步诱“鼠”深入的游戏, 最终以“鼠”的毁灭宣告结束。

从君特·格拉斯个人的生平可以看出, 马尔克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君特·格拉斯也像马尔克一样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 未及中学毕业又被卷进战争, 充当了法西斯的炮灰……《猫与鼠》这个故事虽是虚构的,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所反映的却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会的真实画面, 鲜活地再现了在纳粹军国主义和英雄崇拜思想的诱骗下, 一代甚至几代人, 尤其是青年人, 丧失了自我道德、自我价值和自我判断的能力, 被纳粹思想所侵蚀, 所蛊惑, 所蒙蔽的状态。主人公马尔克原本是个有良知和自我判断能力的少年, 却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周遭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的纳粹“有形猫”和“无形猫”所布下的陷阱, 最终走向了毁灭。他在逃进密室前发出的感叹令人沉痛:“要是事先有人提醒我一下, 结果绝不至于这样。”[2]然而跟马尔克一样经历被驯化, 被诱骗, 最终被毁灭的过程的绝不是少数人, 而是当时大部分, 甚至几乎是全部的人, 因此, 这样的提醒是不可能有的。人人都是受纳粹“猫”操纵的丧失了自我意识的“鼠”。

君特·格拉斯通过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将真实置于象征的帷幕下, 用冷静、客观的笔触为读者展示了那段充满了罪恶和黑暗的历史。这样的“猫与鼠”的故事很难不引起读者的沉思。它让人们能够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对那个时代生活的人的经历、思想状态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做理性的思考。作品对社会、历史以及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揭露控斥了纳粹军国主义文化及英雄崇拜思想对人的奴役和毒化, 并对人性进行了严厉的拷问, 对今天人们的道德观, 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自我判断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Neuhaus, Volker:Schreiben gegen die verstreichende Zeit.Zu Leben und Werk von Günter Grass[M].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7.

[2] (德) 君特·格拉斯, 著.猫与鼠:但泽三部曲之二[M].蔡鸿君, 石沿之,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63, 126-127, 173.

[3]冯亚琳.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4]王佩莉.我并没有什么可以感到遗憾的[J].外国文艺, 2000 (1) :67.

[5]马娅.君特·格拉斯和《猫与鼠》[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 2002 (15) :75.

[6]马娅.《猫与鼠》的象征意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 2004 (6) :140.

[7]周红.“欲”的剥示——论《但泽三部曲·猫与鼠》中赋启蒙精神的象征意象[J].辽东学院学报, 2006 (1) :51.

批判小说 篇6

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 主要指描写青少年经过生活的一系列磨炼和考验后, 获得独立应对生活的知识、信心和能力, 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年的小说类型。中国的成长小说起步较晚但生长很快,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更是直接跨过了《威廉·迈斯特的学年时代》和《大卫·科波菲尔》那样具有古典主义色彩的经典成长类型, 以对文学传统中关于意义指涉和道德判断的集体漠视, 对传统文化人格的拒载而完成自我割裂与对峙。而伴随着中国的成长小说成长的, 是“城市”这个欲望疯长和恐惧错综复杂的精神牢狱, 人们把现代文明的高楼大厦当做生存环境的坚硬外壳用来抵御自然界的一切侵袭, 而以占有和消费为目的的城市作为成长的终结, 却割断了人与大自然的亲近与交流, 使成长失去了生存的本真意义。

成长面对的人格断裂的社会现状使得成长小说面临着巨大的出路困境和迷茫。在新的社会生活和价值重构中, 成长面临的是一种缺失传统, 逃避现实的巨大迷茫, 残酷的现实在冰冷地打击积极成长的阳光的理想主义, 传统的断裂和现实的拒绝使成长小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心灵环境的荒漠化。

于是, 对峙成了成长小说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对于自我的张扬通过极为森冷的叙述, 使成长变得暴力和狂躁。因为害怕融入社会和大众变成社会机器的某一个零件, 自我欲望的彰显和强调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 而结局却无一例外是为成长主体戴上一个人格面具, 躲进远离自然, 充满防备和盘算的钢筋水泥躯壳里。成长主体经历成长的疼痛与蜕变, 最终怀着深刻的恐惧穿行于“城市”这样的心灵环境, 发现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 总有人比自己成功, 而这些“成功”不断地逼迫成长主体努力去寻找下一个成功, 然而所有的“成功”都难以填满心灵世界的荒漠化, 对物的无限追逐使成长远离对存在的本真意义的追问。

城市在日复一日不断发展, 城市的规划每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而人类精神却日复一日地风化、分解, 城市的扩张伴随着乡野的荒芜, 童年的消逝伴随着自然的破碎, 成长的结局只能陷入心灵的干涸和枯竭, 像《社戏》中那种诗意化的童年, 澄清的河水、朦胧的月夜、狡猾而勇猛的猹、可口的蚕豆以及纯真的童心、友善的伙伴, 都已经彻底地被最新型的平板电脑所取代。人类再也无法以自然为家, 现代都市也再找不到《扬州慢》里“过春风十里, 尽荠麦青青”的浓郁芬芳的诗意, 而带着一种天然性或者说自然性的面貌出场的成长小说, 其荒漠化的速度和程度使得文学精神越来越沦为被嘲弄的对象。

二

人类的功利主义导致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产生, 而“现代化侵略性地、积累性地、不公平地将‘自然的’空间转变为‘建构性’的空间”①。这种转变, 使人们的心灵环境越来越与城市的环境趋同, 而当人们的情感和个性日益受到货币基础的纯粹的理性的漠视时, 成长和成长小说在这场城市的盛宴中也不可避免地被同化和吞噬。

在经历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再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近一个世纪的革命进取主义和人性本能的挣扎之后, 在20世纪末, 整个文学和心灵世界的生存环境浮现出普遍颓废和衰败的景观, 而成长似乎很快就从林道静式的革命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人心的荒漠化和精神道德价值体系的严重危机, 不是使成长小说增加了更多而是失去了更多的精神内涵。个人的成长是对过往经验和欲望的怀想, 又不期然成为人类精神失落的一种隐喻。从林道静的革命理想主义者那种脸谱化的又高又空的人格面具, 到余华笔下那些残酷和冰冷的社会现实和生存恐惧影响下的迷茫者和逃避者, 再到韩寒、郭敬明这一代人的脆弱和故作天真或者故作成熟, 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秩序的傲慢和无礼被复制到饱受戕害的心灵环境中。在成长路上, 成长者总是会遇到美好向往和神性理想在与现实碰撞之后不可避免的破碎, 这些破碎之后漫天飞舞的碎片充满苦难的意味, 这似乎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而充满神性光辉的理想在现实中破碎之后, 心灵环境的沙化和精神家园的坍塌导致了一种蔓延到整个心理时代的焦虑与困惑。

“都市”是成长小说中物质的远离自然的外部生存环境的象征, 物质欲望急剧膨胀使心灵环境受到巨大的挤压而日渐萎缩, 如同土地沙化、森林锐减和湖泊干涸一样。随着外部世界和心灵环境所同时遭受的物化吞噬, 个体的生存环境陷入令人窒息的困窘, 因为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信仰来填补心灵空间的空白,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失去共同的精神信仰的精神废墟中极度的困惑和绝望, 虚无和放纵变成了蔓延整个成长小说的精神瘟疫。叶弥的《成长如蜕》展现了一个年轻人美好理想的幻灭和向现实妥协的过程, 成为一个时代的寓言式概括。石康的《晃晃悠悠》建构了一个彻底丧失信念, 颓废和虚无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欲望的无限膨胀留给人们的逼迫感和废墟感直接而汹涌。酒吧是“70年代生”的女性作家书写体验中的一个中心意象, 象征着欲望和狂欢, 是欲望的张扬之所, 在这里, 欲望彻底摧毁了任何束缚, 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无节制的狂欢气氛, 把精神虚无主义进一步推向极端。卫慧、棉棉的《上海宝贝》、《糖》与《告诉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以及周洁茹的《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为其代表。“80后”的作者没有经历过苦难, 也不想悲天悯人, 甚至也不愿意去寻求认可, 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编织着一个不愿长大的自我, 写的是荒芜的心灵环境中一种寂寞无聊的情绪体验和孤苦无依的心灵感受。郭敬明的《幻城》、韩寒的《三重门》、孙睿的《草样年华》、春树的《北京娃娃》等作品无一不以充满灵气的语言勾勒出一种孤独而叛逆的姿态, 不过, 优美的文字并不能掩饰作品内容的空洞, 强调自我而又在一种强调自我的潮流中失去自我, 尖锐和激烈也因用力过度而虚脱, 其间弥漫着的暴戾感和残酷感以及作者的冷漠更加缺乏价值判断, 缺乏悲悯, 叙述全然变成了一种森冷的技术工作——如同南美洲原始森林的伐木工人和日本的捕鲸者一样的工作。

三

舍勒曾经说过, 一切都是可以救赎的, 人类应该“懊悔”, 成长对于过往经验的懊悔和反思, 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中寻找重建心灵家园之路, 是成长小说实现自我救赎的关键。而海德格尔认为, “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类精神是一致的, 拯救的一线希望在于让诗意重回大地”②。成长小说的审美特质与古人“童心”、“性灵”审美追求具有一种内在的契合, 这使得成长题材的作品具备了天然的性情魅力, 这种天然性从生命本质出发, 在成长的起点, 人是一张白纸, 带有一种任性自然的特质, 各种自然流露的情性和意趣, 构成一种独具魅力的审美特征, 也使得成长小说更具有拯救的希望。在诸多的成长小说中, 既有诗性流溢的乡村画卷, 有对人生受难的悲悯和探寻, 有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敏锐的才情, 也有不断涌现的个性强烈鲜明的新生个体。以少年题材为主的成长小说, 以独特的视角、忧郁的审美情怀、真诚的情感价值与和谐、微妙的意境构成了其对美感内涵的独特阐释。

成长小说既有着荒漠化的结局, 也有着不少让人感动的另一面;成长小说的作家们有着放弃抵抗, 拥抱着内心自私和冷漠的自我逃避到精神废墟的一面, 但是那些与现实的生存环境尖锐的对峙和反叛, 未尝不是一种陷入流沙中的呼救。作家们笔下的许多少年形象是让人感动的, 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许多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美好情怀和作家自身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在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体验, 无数的作家和作品以质问、悔悟、虚构、写实等种种不同的姿态, 通过失控的情感和极为残酷的意象, 宣泄他们在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悲伤和哀痛。正如同孩子的眼光总是比成人更能发现自然的美, 成长小说蕴藏的幽深的憧憬和审美的文学精神, 尽管在强大的科技和物质构成的生存环境面前显得孱弱和苍白, 尽管其自身精神生态的荒芜使得其“拯救”的理想更容易招来嘲弄和讽刺, 但是在日益危急、脆弱的地球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面前, 这已经是我们剩下不多的希望之一。

参考文献

[1]劳伦斯·布伊尔[美]著, 刘蓓译:《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批判小说 篇7

一、作为内心的镜子的自然景物

哈代常常将自己称为“一个曾经写过几部小说的抒情诗人”, 作为一个以诗歌创作踏入文坛的人, 哈代很自然的具有了诗人的敏感和对自然的丰富的感受力, 哈代称诗歌既是他的“初恋”, 也是他“最后的爱”对诗歌的惯性的爱恋很自然地让他将诗意带入他小说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中, 营造出诗意的底色。

《德伯家的苔丝》中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在自然环境描写上, 他所创造的自然环境在整个英国文学史上都堪称一流。这些自然环境描写已经不是客观而冷静的描绘, 也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 而是人物性格、情感和心理变化的反映。

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在艺术实践中解决了性格对环境的依存关系。性格受环境制约支配, 反过来又影响着四周的环境, 这种依存关系在《苔丝》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哈代在《苔丝》的创作中, 将他诗歌中发展的创作手法融入其中, 即“将自然界的一个景色和人物的一种感情关系联合起来描写”, 他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 揭示人物的心灵历程;反之, 又通过人的心境来使自然景象充满人的脾气、人的感情。

最初对苔丝家生活的马勒村的描写, 完全是一个脱离了外面的世界“在纤巧的、精致的规模上建造起来的”一个安静的村庄, 未被打扰。在这个充满阳光的世界里, 女孩子们心中也洒满了希望的阳光, 憧憬爱情和梦想。而在纯瑞脊那个让人恐怖的布满迷雾的黑夜的森林, 苔丝不幸被亚雷玷污。

寒冬中的棱窟槐让本来就心灰意冷的苔丝更加痛苦而绝望, “在这个时期里, 奇怪的鸟……眼里都含着凄惨的神情”, 注视着在天寒地冻中挖萝卜的可怜的姑娘, 充满恐怖和乖戾的气息。

自然景物就像人物内心的镜子, 将苔丝的快乐、无奈、甜蜜、痛苦、绝望一一映照在镜子中, 随着苔丝的心情的变化, 自然景物也产生或温和或冷漠两种不同姿态。

二、多维度深入细致的人物心理刻画

哈代小说中那种萨克雷等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此时已大大削弱, 但是在心理描写方面比前期更深刻, 更多样化。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是《苔丝》突出的艺术特色, 它的心理描写不仅深刻, 而且通过多角度给予呈现。

首先是环境的间接反映就是环境描写对人物内心情感及心理变化的影射, 通过带有主观投射的自然环境可以感受到人物的情感波动。

第二种是叙述者和人物的混合视角, 也就是自由间接引语, 或者称为叙述性的内心独白。这样的内心独白中, 人物的心理表现往往和叙述者的立场和想法相重合。比如在苔丝跟着亚雷去养鸡场干活的路上, “她怎么可以这样感情用事, 回到父母那里, 把箱子弄回来, 把重整家业的计划全盘搅乱了呢?”这段心理描写就是叙述者用一种完全理解的姿态站在苔丝的角度上为苔丝表达的自责之意。有时候叙述者的声音远远大于人物的声音。

第三种是叙述者的客观表达。在安玑知道苔丝失身, 决定分开一段时间的时候, 作者刻画了两个人分离时纠结, “他们这两个人, 对于任何像是后会难再的离别, 都觉得非常痛苦, 所以他们如今预备着分手, 却假装着后会有期, 作种种猜想, 宽慰自己;但是两个人的心里却分明感觉到, 明天这番别离, 也许就是永别……”这一段作者仿佛跳进了两个人物的内心, 在里面窥探了一番, 然后细致地替他们表达了出来, 饱含情感, 让人们跟着叙述者一起进入两个主人公痛苦的内心, 替他们纠结。

第四种是人物自身的表达。一般在感情无法压抑处, 人物会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内心所想, 比如绝望的苔丝在给丈夫的信里写到“因为你不在这, 所以我觉得, 阳光之下, 没有一样值得看的东西。”还有一种是通过次要人物的语言表现。克莱是从布蕾谷的几个女孩儿的嘴里得知“苔丝才是最爱你的, 她可以为你去死”。

这些多维度的心理刻画, 将人物的内心丰满而真实的呈现, 同时将复杂的情感纠葛和内心挣扎很好的表现出来, 同时也在其中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倾向和态度。

三、悲剧美学

“突转”和“发现”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针对古希腊悲剧提出的戏剧美学理论。哈代的《苔丝》很好的利用了这种戏剧手法, 在情节的塑造上精心的设置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 通过偶然事件推进情节, 在本来缓缓的自然流动的情节下, 打破叙事的方向和节奏, 产生“突转”的戏剧效果。设置了死马事件、新婚之夜解释事件、寻亲受阻事件、父死事件等一些充满巧合的事情, 让苔丝逐渐陷入悲剧的境地, 而这种突然事件就像命运之手的安排, 用一种无法逃脱的巧合将主人公一步步地引向好像是命运为她预设好的死亡。

因为家里的马死了, 苔丝为了给家里补贴, 迫于父母的压力带着愧疚去纯瑞脊养鸡场做工, 这是她陷入泥潭的第一步, 在夜晚回纯瑞脊的路上被亚雷强奸, 一切的悲剧从这里开始。因为对过去的悔恨和对克莱的爱, 她在新婚之夜对克莱坦白了自己的过去, 在克莱说出自己犯过的错误之后, 本以为同样犯过错误的克莱可以和自己一样原谅对方。克莱却没有摆脱世俗伦理, 无法接受妻子的过去, 这让本来出现的转机再次跌落谷底, 而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却正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思想状况的基础上的, 因此自然而合理, 毫无生硬而刻意的感觉。而父亲的意外死亡让心疼和热爱家人的善良的苔丝没有选择的余地, 自然的倒向了亚雷的怀抱, 这也和主人公的性格相符合。

这些巧合事件在时间链条里环环相扣, 因果交替, 构成了人物悲剧命运的巧合情节。也引起人们的神经随着一系列的巧合被牵动着一齐起伏。

整部小说一直笼罩在一股悲剧的氛围中。这种氛围来自作者内心的悲观主义情绪, 他对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道德风尚和盲目的乐观主义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和厌恶, 却又无法找到出路, 于是陷入宿命论。

四、结语

哈代以苔丝作为自己理想的代言, 她的重情、善良、纯真、美丽是作者想象中的人性的皈依, 通过苔丝的思想言行与世俗的成见陋习进行抗争, 有时甚至亲自出马, 径直掷出投枪。

他把苔丝描绘成一首优美的诗, 一曲轻灵的歌, 一只浪漫的小鸟, “她的外表, 漂亮精致, 惹人注目;她的灵魂, 是一个有了近一两年来那样的纷乱的经验而完全没有腐化堕落的妇人那样。”这是哈代用一种诗人热烈的情感对苔丝的赞美, 却又不得不给她一曲悲歌的收场。读者在自然景物的陪伴下游历了人物的悲喜交替、纠结苦恼的内心, 在戏剧性的结构中随着故事起伏, 在命运无所逃遁的巨掌下体味苍凉和深深的悲悯。

参考文献

[1]吴迪, 著.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