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判（精选6篇）
生态批判 篇1
摘要：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是一部关于非洲丛林狩猎的经典之作。该文试图从海明威的这部非洲题材作品出发,从生态批判的角度对海明威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对海明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
关键词：《非洲的青山》,人与自然,生态批判,人类中心主义
19~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虽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要,却也同时带来了种种的生态灾难。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生态文学批判也就应运而生,其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是彻丽尔·格罗费尔蒂。所谓的生态文学批判,即视生态保护为中心,研究自然环境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学问。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提高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及从生态文学批判的角度对诸多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解读。
海明威便是进入该文视线的经典作家,其在作品《非洲的青山》中,他以惊人的记忆,精湛的笔法,既体现了对非洲自然风光的热爱,但更再现了在非洲深山老林里的狩猎场景,使读者能身临其境般地去感受海明威与非洲野生动物之间那些斗智斗勇的精彩场面。据此,该文将以生态批判为视角,在赏析海明威对非洲自然风光的热爱的同时,深刻批判海明威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下对非洲野生动物的猎杀行为。
1 海明威对非洲自然风光的热爱
海明威虽然热衷于狩猎,但是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却是矛盾的,神秘的非洲自然景观也确实深深吸引了他以及同行人的眼球,这点是不可否认的。海明威笔下也深刻地体现出对这片土地风光的赞美。
他是如此赞美非洲的风光的:“非洲,那是一片苍翠的区域,茂密的森林覆盖着一个个大山坡,森林下方的小山丘尽收眼底,从山顶茂密的树林里往下看,流淌着几条水道,它们将整个地区划分开来。草原的东边吹来了阵阵凉风,山坡上茅草随风摇曳。天空中漂浮着许多白云,山坡上的森林里,高大的树木密密麻麻,枝叶相连,看起来人似乎可以在树枝上行走。”[1:46]“高大的树干看起来很光滑,底部有一圈树根,呈圆形的凸起状态,像动脉一般攀爬在树干上,黄绿色的树干像冬雨过后的法国森林一般。但是这些树的树枝展得都很开,树叶非常茂盛,树下阳光照耀着流淌的溪床,上面布满水草似的芦苇,茂盛得像麦子一样,有的高达十二英尺。”[1:47]
此处,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山清水秀,天高云淡,颇富异域风情的地方。作者由远及近,由上到下细致地描写了非洲独特的天空、山川、河流、树木,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广阔的草原上,望着远处那一幕幕震撼心灵的美景,意念之间也不免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非洲大陆的独特风景,这让海明威也深深陶醉。
让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幅美图:“我们驶出森林,来到热带稀树草原,稀树草原向前伸展,伸展到了一个四周都是芦苇、河床干渭的湖边,远处是波光粼粼的湖水和那群浅玫瑰红色的红鹤。硕果仅存的大树树荫之下,随处搭着几间渔民草房,风儿吹过草丛,干涸的湖床便呈现出一片灰白色,许多小动物受到了我们卡车的惊吓,于是奔跑在被晒干的湖面上。而它们,就是小苇羚,在远处跳动着,看上去有点怪,一副笨笨的样子,但是当它们站在你的面前时,你会发现它们是如此优美又利落。”[1:85]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当时作者笔下非洲优美风景的重现,描写的就像是一幅动态的油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无不像一架摄影机牵引着我们的眼球让我们一起去领略那些森林,群山和河流的壮美!波琳不禁感叹:“这儿的树真像安德烈的画。”[1:96]由此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精准,虽然朴素无华,但是充满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没有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删去了解释和议论,去除了比喻以及俗套,这些经过锤炼的文字,令我们深刻地了解到海明威笔下非洲的原始生态风光。
2 海明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是一种视人类本身或自身为中心、自身为唯一的观念。这种思想把人类看作是大自然中唯一的灵性生物,唯一一种具有内在价值属性的生物或产物,他是衡量一切价值的中心标准。而自然及其它生物、产物则不具有灵性,不具有内在价值属性,或只具有工具价值、使用价值。因此这种思想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言,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的根本利益。海明威之所以会热爱这片神秘的非洲大陆,除了这里的独特自然风光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非洲,是一个天然的野生动植物园,也可以被狩猎者们理解为他们所说的“天堂”。海明威来到非洲,主要目的本是打猎,因此,他对《非洲的青山》中非洲大陆的喜好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打猎这个真正原因,而自然风光的欣赏却是次要的。
海明威从小就在父亲的带领下爱上了打猎。特别是他在《非洲的青山》这部作品中,我们在扉页就能看见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东非与野兽的合影。因为海明威等人这次非洲之行的主要目的和意愿是狩猎,所以这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想要描写“非洲小说”的主要内容。虽然不能否认他对大自然风光的赞赏,但是占有欲驱动着他去狩猎,去猎杀那些存在于美好自然风光中手无寸铁的野生动物。这些狩猎行为也恰恰反映出了海明威在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下行为的残暴与血腥。
在文中,海明威曾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他如何给一头苇羚羊开膛破肚的。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我用手指触摸到了它前腿后面的心脏,感觉到了它正隔着一层皮跳动,于是我把刀子戳进去,但是由于刀子有点短,就把它的心脏推到了一边。手指上感觉热呼呼的,且富有弹性,感觉到刀子把它推开到一边,但是我将手转了一圈,就割断了大动脉,我感觉到热哄哄的血喷到了手指上……一旦放掉了血,我就用小刀开始给它开膛,依然想卖弄一番。我干净利落地将它的内脏掏出,挖出肝脏,割掉苦胆,将肝脏和苦胆放在一个长着青草的土包上,将肾脏等放在它的旁边。”[1:103]这是海明威描写给羚羊开膛破肚的场景,对他来说,这是享受胜利的喜悦时刻,是证明自己实力与勇气的时刻;但对于这头被捕杀的羚羊来说是极度不公平的。苇羚属于羚羊科,是地球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广阔无垠的非洲森林里,羚羊只是一个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存在,却被人类无情地剥夺了生命,剥夺了它存在地球上的权利。当然,这只苇羚的不幸只是众多不幸动物中的一个小小案例,在那片广阔神秘的非洲大草原上,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于惨案。在自以为是的人类面前,那些弱不禁风、手无寸铁的非洲野生动物们每天都面临着被捕杀的凄惨命运。
在这些镜头下,我们似乎能看到海明威曾因狩猎失败而苦恼,而嫉妒;因狩猎成功而自豪,而狂喜。仿佛猎人们总是高高在上,脸上洋溢着骄傲与自满。他们向本可以在非洲大陆上安安静静度过一生的动物们撒下了天罗地网,接着伴随着一声刺耳的猎枪声,四处便开始弥漫起血腥味与惨叫声。而在猎人们那痴狂、兴奋的脸上,我们却读出了动物的无奈、恐惧与牺牲;人类的残忍、狂妄与自大。这种杀戮行为实际上是以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为手段的一场战争;以野生动物的死亡为最终目的的一场战争;以验证人类勇敢与智慧的一场战争;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这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自然赋予地球上的动植物以特有的能量和生命,它们就是大自然的一切,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当然,也是拓荒者必须面临的挑战。狩猎者们同动物进行战斗,以杀戮的手段征服了它们,兼收并取它们的生命、能量、暴力和野性,从而证实了人类对大自然强有力的控制能力。
从伦理的道德角度来看,人类对自然并没有直接的道德保护义务,但是,如果强行要说人类对自然有这种义务,那么这种义务也就只是对人类本身有利益的义务,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方式。从而使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而然地将大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了,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与生态中心主义、生命伦理主义相对立的。
海明威这种通过战胜自然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做法,其实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行为。人类要征服自然,是不不可能、不现实的。无论他们曾经取得过多伟大的胜利,战争也好、掠夺也好、杀戮也好,他们最终也一定会遭到自然严厉的报复,这种报复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正如梭罗所说的:“大地只是已死的历史的一片段……不是化石的地球,而是活生生的地球;和地球比较,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都是暂寄在这个伟大的中心生命上。它的随意一个剧震,都可以将人类和动植物的残骸从它的坟墓中暴露出来。”[2:332-333]
同样,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作品中,也表现出了海明威试着证实人类是如何通过战胜自然的方法来实现自我的。海明威在书中描述,圣地亚哥老人是如何通过捕获大马林鱼来证明自己强大能力的,是如何通过战胜鲨鱼来确立自己人生价值方式的。故事中,在那场人鱼殊死搏斗中,圣地亚哥老人的内心充满了骄傲与兴奋,他把人类与自然的斗争视为维护人类尊严的必然途径或结果。
但是,对生态文学研究者和生态思想家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做法和思想是不可取的,人类绝不可以靠征服自然界去证实他们的伟大,他们的存在。诸多事实证明,人类是无法也不可能战胜大自然的,即使你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证实了力量的强悍,也最终会遭到大自然严酷的惩罚。可是故事情节中的圣地亚哥老人却觉得:“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3:68]这句话虽然被广泛引用在人生哲理上是正确的,但如果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就充分显示出其荒谬性。
假设地球最终变为荒芜之地,人类最终灭亡,曾经征服自然的喜悦又何谈闪耀永久?这种精神还有什么价值?有何意义?人类看重精神、看重尊严、看重面子,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它必须在基本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环境支撑和保障的限度以内。如果这种精神或虚幻的东西过度膨胀,膨胀到失去理智,突破自然生态系统承受的限度,那就必然要走向极端与灭亡。因为精神必须依靠自然源源不断地提供能源方可延续。
3 结束语
该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了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这部作品,适当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批判了海明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纵使他热爱自然风光,但不能建立在破坏自然的基础上。人类并不像海明威所想那样是地球上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产物,并不是一切和核心,自然及其它产物也并不只具有工具价值。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自然可以被人类践踏,但不会被征服!大自然能造就出人类,就必然有某种力量能制约我们,只是大自然比人类的心胸更宽广。所以人类应该勇于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和使命,尽可能地追求低碳化的物质生活和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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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nry.D.Thoreau:Walde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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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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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8]董衡翼.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 篇2
第一个感受是愤怒。因为我是家长，这本书把我给骂了一通，像一面镜子照着，它说的家长的这些问题都有我的份。在我自己的家庭环境当中，我和孩子的关系往往就是这么处理的。我自己的“原罪”在书里都有很生动的展示。被人批评总是不快乐的，因此我感觉到很生气。
第二个是感动。我要在这里对出版单位和作者表示感谢。因为我也曾经是孩子，我觉得这本书批评得对。总编鲁先生和作者冯林都提到了这本书可能让家长在孩子面前损失了很多尊严。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第一次汉语文化界代表成人世界在孩子面前为家长挽回了荣誉——家长们终于认错了。这本书的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我感觉很不安。我在这里可以批判别的家长，批判我自己。但是，回去以后我还会按我原来的办法处理跟孩子的关系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我们仅仅认识到中国家长的问题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目前这种父子关系的现状。因为望子成龙这种文化体制，已经决定了我们回家以后必须和我们来之前的思想状态是完全一致的。我回去还要跟孩子讲你必须好好学习，否则我就要打你屁股。并不是我们批评了，这个事情就能改变，这是基本症结之一。对于教育的讨论，在会上能够慷慨激昂，但回家之后，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仍然没有太多改变。我们作了批评之后，却不能像我们建议的那样生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意义超越了《家长批判》所涵盖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批判不同时是社会批判，对家长的批判不仅是不公正的，也找不到问题的深层原因，更找不到建设性的出路。
在我看来，目前令人忧虑的现状可以从历史境遇、精神现象和教育体制三方面去找原因。
对子女的压迫性教育和机会主义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子女成为生存竞争的优势者。这是中国教育的全部出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生存资源和人口的比例是极度不协调的。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转移为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关系，而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竞争优势。我们培养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在生产竞争中、生活竞争中成为优胜者。即使“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表面上超越了生存理想的社会理想，其实也建立在对资源配置的某种焦虑之上。因为这种教育目标的社会学前提是：家不齐、国不治而天下不平——匮乏将教育的目的结构性地锁定在生存需要上，最多是高扬为求治求善这种政治理想上。但求真这种需求被压抑了，人仅仅成为实用主义者，孩子仅仅是未来的职业者。如果人和资源的比例关系不得到解决，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中国家长批判》所要求的道德高度。为什么人和资源的关系达到如此紧张的程度。这同我们给定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先不展开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拙著《灾变论》）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思维中缺少终极关怀。人与人的关系压倒了人与彼岸世界的关系，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成为精神生活唯一的内容。由于缺乏对超越者的认信，我们就搞不清楚孩子是谁。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孩子仅仅变成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不会认为孩子同我们是平等的。基督教神学告诉家长：孩子是借你们而来，不是因你们而来。因此，对孩子不能采取接班人式的功利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家长和孩子之间从来没有成为兄弟关系，成为平等、民主关系的原因之一。
也和上述原因相关，或以上述原因为基础，我们建立了一种封闭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因垄断了教育资源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孩子进一步沦为残酷竞争的应试者。这种制度性的贫困，导致我们的孩子几乎没有了童年。
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
总的说来，出路在于担当责任，当然是家长担当责任。人不仅仅是一个适应者，更是能动者。具体说来，我以为我们至少应该从两个地方开始：
首先，在观念上的革命。一方面建设中国社会的新信仰，另一方面，把启蒙时代以来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观念传播并深化到中国教育思想中来。比如，可以在儿童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学习主义的观念，以取代教育主义。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开玩笑说：能否把教育部改成学习部。这是什么概念呢。教育是自上而下的概念，而学习是成人（老师与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真理的过程。
浮石小说与官场生态批判 篇3
一、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乱象与批判
浮石小说体现了中国官场罪恶一角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普遍现象。
在中国式官商关系的发展历史中,商人要想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左右逢源,必须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尤其是学会如何和官员处理好关系。商人看中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这些权力会为他们谋取更大的利益提供便利条件,而商人的本质就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一部分商人为了达到目的,就不惜触及法律底线,通过勾结政治不坚定、抵抗力低的官员,以达到谋取利益的最终目的。而官员一旦禁不起利益的诱惑,失去底线,就会沦为权利的奴隶。小说《青瓷》里有这样一段话非常经典:“公家跟公家的生意不好做,私人跟私人的生意也不好做,私人和公家的生意,就好做多了。”因此,很多官员把官位作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昌把官位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正如刘永侪在《中国官文化批判》中所言,“官位成了他们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公共权力则成了实现其个人利益的手段”。1《青瓷》中张仲平白手起家,将3D公司做成省内数一数二的企业,靠的是结交金字塔式的各级官员。从京城高官“老班长”到中层的省高院执行局局长“健哥”,再到市中院承办法官侯昌平,司法技术局彭主任、董处长以及基层的香水河项目的负责人胡海洋,张仲平都投其所好,不动声色地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以接交关系:如给“老班长”送去他喜欢的印度舞女;给侯昌平的儿子请名师,并拍卖其书法作品;帮彭主任的儿子搞定高考录取学校;并花660万巨款拍卖出健哥家的青瓷莲花尊,给健哥变相行贿。在《红袖》中,围绕流金世界裙楼近亿元拍卖委托权,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网。柳絮和陈一达作为拍卖公司一方,使出浑身解数周旋于官场重要人物贺桐和武扬之间,企图运用关系通过权钱交易让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一诚拍卖公司女老总柳絮通过省委书记秘书何其乐的关系,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贺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金达来拍卖公司的陈一达则和拍卖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伍扬关系密切。柳絮与陈一达之间的相互利益竞争实际上成为了贺桐和伍扬之间权力的较量。《皂香》中的洪均与他的好友于乐更是被权利拉拢腐蚀的代表。洪钧和于乐,均对权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官、有钱是他们的人生奋斗目标。在洪钧和于乐的理论里,“钱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如果混进共产党的队伍,害怕没钱没权?”2所以,于乐作为一名律师并不是真正为了公平正义而努力,而是为了钱而决定一场官司的输赢,谁出了钱,他就让谁赢,或者谁出的钱多他就让谁赢。洪钧更是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在几十年的混迹中,权钱双收。
在浮石小说世界里,商人要想获得一席之地,结交具有利害关系的官员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商人要想处理好与官场的关系,就要懂得找关系和经营关系。对此,《红袖》中有过这样一句拗口但经典的论述:“有关系就没关系,没了关系有了关系也就没有关系”。意思建立了良好的官商人际关系平台办事就会非常顺畅,如果没有刻意去拉关系,即使有些项目与其有关联,也办不好事。所以有人如此总结:“托关系是一种传递需求信息,交换支出和收益的本领。”3而怎么找关系既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又是一个操作技巧问题。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官员和商人为了做到彼此的勾结不被人发现、留下把柄,绞尽脑汁地精心布局,把获得非法利益的过程做得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浮石在其官场小说中,细致真切地展现出官场流弊。因此,北大教授张颐武表示,浮石富有艺术魅力地把裙带经济、国有资产流失等深层次话题再现了出来。
浮石小说通过展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细致真切地展现出官场流弊。如同浮石自己所说:“我的手术刀的指向无不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关系背后的利益交换以及对获取利益的规则进行公平设计的企盼。”4但进行公平设计并非易事,因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如此阐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它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可见,如何设置边界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怎样认识权力并且怎样处理权力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文明成熟的程度的体现。(亚里斯多德)
为此,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正是对我国乃至世界政治文明进程做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贡献。
二、以权猎色,以色谋财的怪象与批判
浮石小说除了展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乱象外,还展现了官场生态的不为人知的另外一角——以权猎色,以色谋财的怪象。毋庸置疑,浮石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却不是爱与美的化身,相反却体现出人性欲望的膨胀与价值观的扭曲。正如浮石在解释“皂香”名称由来时所言,这些女性人物散发出神秘的、罪恶般的清香,对很多人构成致命的诱惑,以致成为影响官场生态的筹码,使某些思想觉悟低下的官场人物众生颠倒,罪恶弥漫。
在浮石小说中,成功的男人几乎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不仅拥有钱财,同时还坐拥美色。男人有权、有钱就具有猎色的条件和能力,就会有女人投怀送抱。女人一旦拥有美色,愿意出卖自己,也可以把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从而发家致富。在《红袖》中,柳絮为了争取流金世界裙楼的拍卖权,为拍卖事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康庄大道,周旋于男人之间,不惜向多人出卖肉体。而男人们心甘情愿听从她的指挥,慢慢走上了她预谋已久的陷阱,争相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帮忙,讨得她的欢心。怀着“富婆梦”的柳茜的年轻貌美,被有钱人包养。后来看上了伍扬的钱财和权力,把伍扬迷得神魂颠倒,从而对影响拍卖权的归属。《皂香》在官场关系的背景下展开男女关系,书中每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至少都有一个情人,婚外情、包二奶等现象在小说中大量涌现。于乐不仅包养了姐妹花中的姐姐,同时强行占有姐妹花中的妹妹。王小薏是一名售楼小姐,为了加强自己的异性吸引力,参加了很多补习班,认真地在寻找优质男人,随时做好了摇曳生姿的准备。她对于初次见面的洪钧耍尽心机勾引;又一头扎入富二代章抱朴的怀抱;因有求于于乐,尽管与于乐仅见过一次面,就在半推半就中与于乐发生了关系。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渴望通过自己的肉体与美貌来换取物质上的利益。
而上述浮石作品中以权猎色、以色谋财的现象不仅折射出制度层面权力约束机制问题,更体现出人性层面深层次的内在约束力的问题。无疑,在浮石的故事中无论官员还是女性都存在着扭曲的价值观与畸形的道德观。他们价值取向偏移,活在当下,纵情享乐。浮石作品中的许多男人在获得权力之后,沉溺在肉欲的世界里。他们没有扶困济世的抱负与情怀,也谈不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动力。女性则是没有节操与底线的拜金主义,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金钱,她们可以直接屈服、迎合甚至主动推进“潜规则”。她们在职场并没有体现突出的智慧与才干,但在床上却以其魅惑对男性体现出巨大的征服力,似乎性能力就是她们征服世界的唯一利器。这无疑是一种价值观的偏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活在一个道德堕落的世界里,醉生梦死,不知今夕何夕。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尘世的一切,他们出卖尊严,蝇营狗苟,突破道德底线,最后必然导致人的糜烂与腐败、罪恶与挣扎、社会的退步与沦落。为此我们必须以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研读浮石小说,从批判的视角来引导一种恪守人生追求与坚持人格操守的官场生态。
浮石小说引发我们对权力约束失衡、价值失范、人性异化等官场生态问题的反思。如何建立正义、公平、法制的合理化官场生态,是我们正在探索与实践并逐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与空间。
注释
11.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89.
22.浮石.皂香(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5.
33.浮石.中国式关系[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20.
生态批判 篇4
20世纪下半叶, 美国战后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 一时间, 科技万能主导了社会的视听, 但科技双刃作用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日益激起学界的反思, 蕾切尔·卡森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卡森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寂静的春天》 (1962) 也被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 这部作品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1], 作品透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即便置于高度工业文明的当下, 仍具有现实批判和指导意义, 卡森由此开启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新纪元。本文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维度,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 以期在新视角下, 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思想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成的流派, 该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 该流派力主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重构, 以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即从制度的维度进行批判, 普遍认可, 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贝拉米·福斯特、安德烈·高兹等杰出代表。
本·阿格尔和威廉·莱斯批判并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危机必然产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来替代。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用所谓国家干预主义, 通过不断控制和引导公众的消费需求让民众沉溺于商品消费中, 以此来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这也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根源。莱斯对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追溯, 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走向非理性, 决定了对自然的非理性开发和利用, 最终造成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和贝拉米·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 奥康纳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引入“生产条件”的概念,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之外, 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 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福斯特则强调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也是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转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进行过论述, 他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生态危机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 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总体而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 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2], 赞同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途径是“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 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3]。
(二) 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1907年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 受其母亲的影响, 卡森从小对大自然、对环境充满了好奇与热爱, 就读宾夕法尼亚妇女学院期间, 因为对大自然的兴趣, 由文学改学生物学, 后在“美国渔业局”后改名为“美国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 并成为一些杂志的专栏作家。卡森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学创作, 早年的文学作品均涉及海洋及海洋生物的保护, 奠定了她在生态文学领域的名誉和地位。20世纪40年代, 卡森以海洋生物学家所独有的敏锐, 开始怀疑当时的一种新型杀虫剂DDT (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缩写)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着手就这一农药对生态链影响的调查, 开始撰写《寂静的春天》。这一时期, 卡森已罹患癌症晚期, 但她不顾病痛, 以顽强的毅力于1962年出版这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经典著作, 该作品最终被认为是生态文学发展历程中一座“里程碑”。
《寂静的春天》以寓言故事开头, 全书分十七章, 以翔实、专业的数据和实例陈述了新型杀虫剂DDT对环境和生物链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 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后果。这部作品的出版, 触及了一些集团尤其是化学药品制造商们的切身利益, 受到了各种打压和抹黑, 甚至遭受了无耻的人身攻击。但同时, 这部作品也受到了民众和环保人士的拥护, 唤醒了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民间意识”, 最终影响到了政府, 肯尼迪总统就曾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 书中的结果最终得以应验。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 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撰写前言时, 盛赞这部作品“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 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述评
(一) 《寂静的春天》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生态整体主义观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由美国生态博物学家利奥波德首先提出, 这一理论倡导人类的生存权应该以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为底线。利奥波德之后, 罗尔斯用“荒野哲学”, 奈斯用“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整体主义进一步完善和演绎。生态整体主义所强调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一致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协调”, 这正是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极力倡导的思想和理念。
卡森早期的作品即描述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大系统, 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依、不可割裂的联系”的生态整体主义初步思想。在《寂静的春天》中, 卡森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已日臻成熟, “地球上的植物是生命大网络的一部分, 一种植物与其他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我们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 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 以及网上的每一个连接”[4]。从《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架来看, 卡森通篇都在阐述自然生态体系中由于“死神的特效药”DDT的介入, 导致人类无可挽救的生态灾难。卡森所要呼吁的是, 人类作为大系统中的一环, 对维系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他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 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5]。不仅如此, 卡森还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态观, 以全新的生态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观来替代, 她曾反复指出, “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 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 呼吁现今生活的这一代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 而不是无视或者逃避它们”[6]。虽然对于美国工业革命初期,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在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大发展之后, 由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恶化, 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但在那个时代, 科技万能的思想仍占据着社会思想的绝对主流, 卡森以一妇孺的羸弱之躯, “质疑了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 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7]。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整体依存、环环相扣的前瞻性思想, 无疑从道德伦理层面, 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即便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 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 制度批判维度下的《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评析
《寂静的春天》描述了美国五六十年代一种新型杀虫剂的使用导致的人类生态危机, 卡森将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妄自尊大的想象”, 卡森仍然将“生态整体主义”局限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强调“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未能从制度批判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做深度的剖析。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的缺陷也为卡森所触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反击的机会。美国昆虫学家乔治·德克尔反驳卡森时这样陈述:“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 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 那么, 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 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 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卡森的反对者们谴责卡森“担忧死了一只只猫, 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化学工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甚至恶毒地模仿卡森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 制造民众对卡森作品的误读, 等等[8]。
就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证过“生态的整体性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来实现的”, 恩格斯也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 强调“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则是从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异化消费批判等维度进行的挖掘。事实上, 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与批判, 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有所区别的最根本标志。制度批判和异化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衍生和呼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 必然导致消费观念的异化;反之, 技术的滥用、消费观念的异化也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见,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作品中没有也无法从这一层面进行论述, 体现出其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局限性, 从这一角度,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四、结语
《寂静的春天》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影响了美国一代人, 也影响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方向, 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环保运动。这部作品也被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广为流传。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对当今环境恶化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摘要：文章通过回溯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中体现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在肯定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积极意义的同时,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新视角,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与评述, 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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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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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判 篇5
一、异化消费的内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消费领域出现的新变化,用异化消费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却忽视了消费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未能预见到资本家对人们的爱好和消费的操纵。资本主义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下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用高生产、高消费来延缓经济危机。异化消费现象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它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
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49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异化消费的内涵。
第一,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得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他们只有通过消费来寻求自身的人生意义,仅仅为闲暇时间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福利制度的完善和消费贷款等货币政策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本质,劳动的破碎化、被动化和外在化等属性仍然存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劳动过程极度缺乏自由和创造力。他们只有在消费领域才能获得创造性和自由。
第二,这种消费使人把满足、快乐等同于消费,把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这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人们并不是出于真正的需求而追求商品,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的刺激下去疯狂追求高消费,他们把市场强加给自己的需要当作了自己的真正需求。异化消费成为处在异化劳动制度中的工人不适当地逃避异化劳动的手段,工人以此来逃避高度协调和集中的生产过程,以及补偿因异化的、受操纵的劳动而遭受的不幸。
第三,这种消费支持着异化劳动,把异化劳动当作实现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异化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反过来又刺激异化劳动,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费行为成为一种驱使人们行动的异己力量。人们获得商品的过程并没有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外观对上号,消费仅被视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消费被人们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
二、异化消费的根源和危害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充满种种异化的社会,异化消费则是其中最为普遍的和主要的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异化消费的现象,其总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普遍化。“破碎化”、被动化和非主体化的异化劳动导致人们对异化消费的依赖,它迫使资本主义工业加速生产以满足虚假的异化消费,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合法性。垄断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阶段的扩大再生产纯粹是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异化消费,人们只能到消费领域去寻觅主体的感觉和呼吸“自由”的空气。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得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和再投资能够继续进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异化消费是一种过度消费,是人性的扭曲,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它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极大地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异化消费现象具有严重的危害。
第一,它大大增强人民大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感,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马尔库塞曾指出:“统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2]38第二,它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种种表现,转移并消解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资本主义国家对消费的干预和操纵可给其带来两个好处:一是维持相对较高的利润,抑制资本主义制度过多生产多余商品的趋势;二是使人们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就能够满足自己。第三,它严重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从而忘记了自身历史使命,这是异化消费造成的最为严重的恶果。在马尔库塞和高兹看来,当工人和他的老板可以得到同样的享受时,消费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工人怎么会感到有进行革命的必要呢?第四,它使人沉迷于物质的追求和消费之中,人的精神生活被牺牲,人其他能力的发展受到阻碍。“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体制妨碍人们发展那种直接参与可提供满足范围广泛的需求(建造房屋、种植粮食、缝制衣服)手段的活动能力和才能,相反却使得人的活动完全围绕市场购买力来进行。”[3]106第五,异化消费是一种对生态有着严重危害的消费。人们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是否幸福以及幸福程度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过度消费,是一种不必要的且有害于生态的消费,结果必然使人们的消费需求超出有限的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程度。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异化消费使得资源极度浪费、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必然产生,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对立。
三、异化消费的克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异化消费使原本作为满足人的需求手段的消费幻化成人的生存目的,这会进一步刺激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造成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异化劳动的恶性循环。只有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才能制止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防止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要消灭异化消费,就必须迫使资本家缩减商品生产,促使人们调整自己的需求和社会准则,向人们提供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同时应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现代工业发展的价值并不在于能够给人们带来满足过度消费的产品,而应该在于是否符合生态原则。人们只有不再追逐生产和消费的量的最大化,才有可能把生产和闲暇统一起来,在劳动中得到欢乐和满足。
在如何克服异化消费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莱斯强调,异化消费现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孕育着一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它使人产生社会变革的动力。克服异化消费的关键在于改造生产,使生产不再异化,以此使人们缩减消费需求,打破其对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全面依赖。克服异化消费的过程具有下面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再参加劳动,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1]497为了使工业文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需要发展一种新的需要观、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行没有增长的稳态经济,代替消费主导型满足观。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生态灾难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生活方式,采取一种新型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把人的需求问题当作更大的与生态相互作用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高兹则认为,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把大部分时间来生产和出卖人们并非绝对需要的东西,比如,化妆品、保健品、电子玩意、私人小汽车等。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改变人们的消费理念着手。他明确反对消费主义,主张消费那些必要的、质量好且经久耐用的产品,限制不必要的消费,以此来获得更多自主活动的时间,来进行自主的创造性活动,进而实现人在“消费得好些”的同时“劳动得少些。”
总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要彻底克服异化消费,必须从以下方面同时进行:重新思考人的需求,坚持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缩减人的消费需求,打破受独裁主义协调而导致的对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全面依赖;缩减工业生产;劳动也不再只是获得用于消费的财富源泉,它还是实现自我价值、保持自然平衡的源泉;需求方式、消费观念的改变将促成异化消费向“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在稳态经济模式问题上,早期和后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同看法。前者主张通过建立没有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工人管理化三者结合起来,使得人们真正表现自己,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这被他们视为改变“过度生产”和由此产生的“过度消费”的灵丹妙药。后者则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没有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的不现实性,主张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适度经济增长。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的异化消费批判理论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消费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综合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尤其是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各方面的恶果。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以及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其中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异化消费。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应该起来进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提倡适度消费方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批判理论对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实质,警惕我国当前社会中出现的不良消费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具体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异化消费批判理论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它要求人们重新认识消费的社会功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正确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之后,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消费行为来加强对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心理控制,工人们在对消费品的依赖中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依赖。第二,在资产阶级设法延长经济危机爆发周期的背景中,它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将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延伸到消费领域,这有利于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异化消费的本质及作用。第三,它正确看到了异化消费与人的异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异化消费行为会改变生产、消费和需要三者之间的关系,它会使消费背离其终极目的,使人的需要得到畸形的满足。它不仅会使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过度的满足,而且会使人们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不断物质化,有悖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消费社会使得人的异化在层层加深,异化已经在生产、消费乃至人们的休闲生活的一切方面无处不在,人们逐渐对异化丧失了批判能力和反抗能力。第四,它比较注重讨论由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对人们物质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提倡人们在物质上进行适度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消费与生态异化联系起来研究,推进人们从生态伦理层面来深入反思消费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比如什么样的消费才是既有利于生态又能满足人的正常需求的健康的可持续性消费?享乐主义的过度挥霍性消费、苦行僧或禁欲式的单一消费和消费不足与全新的生态经济伦理观念及其实践即绿色消费有何本质区别?怎样促进全球范围内代内消费与代际消费的公正与平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异化消费批判理论的不足之处也相当明显:第一,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在需要和异化消费之间存在着理论断层。第二,它所提到的需要基本上是指物质需要,很少涉及精神需要及其消费形态,从而使异化消费概念的内涵显得贫乏,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第三,它过高地看待消费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认为只要克服了消费异化,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迎刃而解,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第四,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消费领域发生,也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异化消费的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异化消费批判理论把异化消费拔高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主张消除产生异化消费的社会根源,而是把希望寄托于整个社会自发地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从而自然地消除异化消费并实现社会主义,在革命道路上最终滑向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走向了乌托邦。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角度对其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深刻批评,在丰富“异化消费”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产生根源和巨大危害,提出了具体建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批判理论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实质,警惕和克服中国当前社会中出现的不良消费现象。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消费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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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判 篇6
高兹认为, 在前工业社会中, 人们的劳动和生产等行为都是遵循着一种“够了就好”的基本原则, 人们能够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适量的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 当人们可自由地决定其各种需求和工作程度时, 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 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 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 ‘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 ‘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而是一个文化范畴。”[1]但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让情况变得大不相同, 人们的生产行为从满足自己的消费转为迎合市场, 人们开始学会计算与核算, 经济理性就发端于此。
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的生产追求利润、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增值的最大化, 而这种增值往往需要消费和需求也达到最大化, 想要达到这种最大化又需要增大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 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注重怎样使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 而不是重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与自然的相互平衡、生产活动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协调、力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产品以及努力使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事情。”[2]高兹还提醒我们, 尽管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进行环保工作的不得已和有限度以及有利可图, 他们只是转换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扩大化, 使其资本变相增值, 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综上, 在高兹看来, 经济理性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 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其基础是计算和核算;其特征是计算;其原则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危害是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化和物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高兹要求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 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的统一。所以, 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就提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选择就是建立先进的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 社会主义运动就限定其目标为限制经济合理性, 并且使经济合理性从属于更高合理性。”[3]这里的更高合理性在高兹看来就是生态合理性。
高兹认为, “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 来取得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 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1]其动机是保护生态环境, 追求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主张劳动是人与自然得以实现和谐的桥梁;其反对非理性而没有限度地追求高消费和消费的越多得到的幸福感越大的传统观念;其要求人们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重视精神生活, 在自主性、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态理性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高兹认为要实现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就要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 就要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是要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整体变革, “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 (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 到消费再到物质循环, 包括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 并要在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方面进行生态重建。”[3]
高兹认为生态重建有两种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 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一方面要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使生态效益最大化, 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 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中进行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 故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 这种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中人们的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消费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与资本主义存在很大不同, 牵涉到了范式的转换, 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了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因此, 高兹主张人们应该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在阐述生态重建的同时也说明了其与环境主义和“非工业”乌托邦的区别。
高兹认为, 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在他看来, 环境主义只是一种局限于体制内的环境保护的要求, “它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施加束缚和压制。但这些束缚和压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不起任何作用, 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使其经济理性的作用领域进一步扩张。”[4]环境主义与生态重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后者要改变前者的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的扩大, 它要实现环境主义所不能达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
高兹还阐述了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也不同于绿党的“非工业”的乌托邦。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乌托邦, 它认为社会体制应该单一化、简单化, 它设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全盘抛弃工业技术、功能专业化、劳动再分化和商品交换的, 只需要少数人组成小团体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来维持自己生存的稳定秩序。而生态重建相对于“非工业”的乌托邦的反对工业文明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一种范式转换, 而且生态重建不否定技术, 而是希望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应该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服务。显然, “非工业”的乌托邦与生态重建存在本质的区别。
三、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
高兹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弊端———使劳动和人发生异化。在他看来,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最大多数的手工劳动正在被消除, 劳动在不断被技术化和自动化的同时逐渐走向消亡。高兹认为,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不仅劳动发生异化, 更值得重视的是劳动者也处于异化状态。他认为,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异化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就是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人工作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其一, 工人被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即所谓的科技工作者“在设定生产程序时, 其实就是变相帮助统治者维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科技工作者对体力工人进行领导和控制……事实上科技工作者和体力工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已经形成”[5]。其二, 由于某些工作任务被机器所取代, 劳动生产原本作为劳动者的自主性行为, 却由于科技发展变成了一种受外界支配的行为。工人发现自己的劳动失去意义, 劳动热情退去, 劳动受到压抑。并且, “在一些发达工业中, 技术工人别无选择地被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所束缚, 他们只能遵从于那些机器的指令, 进行着没有自主性的劳作, 即使机器是在他们的监视或者指导之下进行运转的。脑力劳动者在失业、挫败以及工作技能的弱化中体会到他们自己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更加严重的异化”[2]。其三, 劳动分工使得一个工厂往往只生产一个或几个部件, 原来的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变成由几个相距甚远的多个生产单位组成, 造成生产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 使工人进一步分化, 使工人自治自决成为泡影。
因此, 高兹重视马克思的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观点, 赞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把劳动者变成了畸形物”, 把工人“变为一个局部的工人”, 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 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的观点[6]。而且, 高兹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前提已经妥协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其一, 工人的劳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正因为他们是对社会行动没有力量的阶级, 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 所以更加意识不到需要这样做。其二, 劳动再也不是工人自己的主观上的行为。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等等场合地点, 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早已被设置的行动, 它要从属于机械的运作而进行, 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处发挥。”[7]可见, 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遵循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经济理性而强行压迫给劳动者的, 人的劳动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 即科学技术的掌控和奴役。人的能动性丧失了, 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 劳动的真正意义被抹去, 人们在这种压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变得异化。
四、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失去劳动自主性, 造成其本身及劳动发生异化;另一方面又摧毁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使其失去革命战斗力。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使得一些工人被驱赶出生产部门, 成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失业者, 他们的生活处于雇佣状态, 没有稳定的工作场所, 劳动变得随机和间断, 长此以往, 这些雇佣者的劳动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 使其原有的阶级意识淡化, 但又没有被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同化, 他们长期没有主导性的阶级意识, 这样, 他们逐渐成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 (the post-industrial neo-proletariat)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 他们又衍变为“非工人的非阶级” (non-class of non-workers) 。同时, 高兹指出:“社会分工下产生的非阶级不应被理解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 而是应该指被用来排除经济理性和外部强制的实现个人自主活动的阶级。”[8]在高兹看来, “非工人的非阶级”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分工的否定, 并认为它将成为工人进行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
高兹认为, 工人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劳工战略来实现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劳动场所应该成为革命的发源地, 因为只有在生产的地方工人才是最直接地经受资产阶级专政、被其统治和分化, 只有在那里, 工人才会作为一个具有向心力的自决的集体而存在。不仅如此, 高兹强调要重视工会作用, 工会应该掌控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 维护工人的工资要求、劳动条件要求等等, 使工人可以对企业甚至社会做出决定, 使得企业的劳动生产、分工、收入等方面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通过这样, 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 逐步地参与到了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 工人的自由自决也顺应得到实现, 自治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
高兹希望未来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能够靠劳工战略来实现, 而且他指出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应该以如下工作为前提: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面对劳动岗位紧缺的现状, 高兹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将减少掉的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 而让他们去雇佣被驱赶出去的工人, 职业精英以廉价即可获得较好的劳动力, 被驱赶的工人也可以获得被雇佣和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二是将现有的劳动时间缩短, 减少到每天两个小时, 这样, 尽管劳动岗位少了, 但也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从事劳动的机会。不仅如此, 高兹还对未来的生产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工人将自由地以下述方式安排自己:在某个时期, 任何人可以在同样的企业多多少少地劳动标准的二十四小时, 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具有二至三个非全时工作, 例如, 春天从事建筑业, 而到夏末从事农业, 也就是说, 可以学习不同的技能和从事不同职业。”[9]
综上, 高兹设想“非工人的非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主张以劳动场所为争取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开始, 强调公平分配劳动岗位和人们自由安排劳动时间的重要性, 最终达到克服人及劳动异化的目的, 建立工人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五、简评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的批判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高兹的生态理性的论述体相对于一些单纯从生态危机表面进行分析的研究, 是从生态危机的深处寻求根源。并且他详细阐述了生态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和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阐明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见地深刻, 具有说服力。他的生态理性的论述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理性旋涡, 进入和正义、自由和人性相联系的生态理性, 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 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深刻含义。
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点。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问题时过度强调人的异化, 只看到了人们的劳动开始依赖于机器, 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其用来控制人们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内容的手段, 过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分工及社会分层日益细致之间的矛盾, 夸大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等级制关系, 而没有较好地处理好劳动分工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 没有正视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和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太多单纯以人为出发点, 偏重从人本主义和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批判问题, 而没有把人放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因此, 他得出的种种结论也不免会有偏颇之处。
摘要：高兹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利润动机, 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 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其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 高兹又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其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连的, 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造成一切异化, 尤其是人的异化, 故他也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进行批判。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两者进行改造的设想, 即建设以生态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进行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关键词：高兹,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劳动分工,自由自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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