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批判（精选8篇）
话语批判 篇1
一、引言
随着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日渐高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逐一地现场观看,体育新闻自然而然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能够向人们传达更及时、更专业的体育要闻,然而新闻报道中暗含着一些意识形态,会使读者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心理就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英语体育新闻的含义,必须对新闻语篇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二、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语篇分析方法。1979年,英国学者N.Fowler在Language and control中提出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概念。20世纪末批判性话语分析在西方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并迅速兴盛起来。批判性话语分析是批评语言学的一部分,认为语篇有其社会属性,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门旨在分析语篇如何产生其意义的跨学科的语言研究,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极具指导作用。Fairclough(1995)认为所谓批判性话语分析就是要从服务于某种利益的语篇中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环境对语篇的影响。简言之,批判性话语分析旨在挖掘语篇中权力与意识形态。因此,Fairclough(1995)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应遵循以下原则:关注的核心是语篇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发展和观念;语篇为某些权力和意识形态服务,语篇中蕴含着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语篇具备描述事实、社会关系和语篇衔接三种作用;语篇具有关联性;语篇反映社会的形式是间接而且隐蔽的。国内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2004年以来,语篇的批判性对比分析日益得到重视。在重视英语语料的同时,汉语语料的本土化研究初步得到加强,国内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发展迅速。从国内外研究情况可以看出人们对批判性话语分析越来越关注,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核心问题;2)语篇中的社会中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是否合理;3) 语境研究;4批判性话语分析视角下不同语言中语篇的对比分析。总体来看,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把批判性话语分析应用到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研究对象集中在政治或经济领域的新闻语篇上。本文以体育新闻语篇为研究对象,希望从批判性话语分析角度来分析英语体育新闻语篇中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三、批判性话语分析对体育新闻的启示
批判性话语分析对体育新闻阅读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体育新闻中蕴含的信息。
1.利用句法结构分析体育新闻语篇。句子结构能够体现出很多信息,语态、情态动词、实义动词等的运用都可以反映出一些信息。有些新闻标题中经常将谓语动词省略,如London bids farewell,U.S.top of the world (from Reuters)中省略了后半句中的谓语动词,因为冠军得主并非路透社所在国,也就是英国,所以含义表述清楚即可,无需着墨太多。
2.利用词汇及词汇之间的关系分析体育新闻语篇。体育新闻语篇中的词汇的运用也会向人们传递词汇本义之外的信息,如Anthony Davis after New Orleans made him the No.1pick.His Kentucky teammate,Michael Kidd-Gilchrist,wastaken second.(from The New York Times)从新闻中两个人物的出场顺序以及着墨多少可以看出戴维斯在专业方面受认可的程度要高于基德-吉尔克里斯特。
3.利用自己的认知分析英语体育新闻。有些报道是贴近人们的生活的,读者本身就会有一些认知,如Arthur Zanettihas won a medal for his psychology skills as well as his prowesson the rings when he became Brazil's first Olympic gymnasticschampion on Monday.(from Reuters)在阅读这则新闻时可以和当时国内体操运动员陈一冰获得银牌联系起来,我们感到的裁判的不公平在这则新闻中没有任何体现,因为英国作为主办国在这一问题的立场上一定是中立的,同时won a medal forhis psychology skills as well as his prowess暗示了比赛判决没有失误之处。
四、结语
体育新闻语篇都会带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或情感倾向,不过因为公众往往以娱乐的心态看待体育新闻,所以很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体育新闻中向人们传递了很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批判性话语分析是找出英语体育新闻语篇中与我们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最佳方法,也是更好地了解体育信息和西方文化的途径。
话语批判 篇2
关键词：“应该”；“我想”；学生自主性；教育话语方式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2）07-0008-06
教育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言说。教育作为人类的文化活动，非常依赖语言和话语，可以说，没有话语言说就没有教育。即使是作为行动存在的教育，也不是一种“无言的行为”，而是一种“有声的活动”。因此，要探求教育的价值取向，把握教育的基本范式，研究教育实践中的主导性话语方式就很有必要。
一、“应该”：作为主导性的教育话语方式
“你应该……”是教育中最常见且具有主导性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看似教育的一种“劝说姿态”， 实质上却是一种教育规训方式，具有强制性和被动性。其强制性体现在学生对教育背后隐形权威的盲目服从，“叫你做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其被动性是指学生总是处于被动告知的地位，被告知做应该做的事情，包括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法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教师告知的，学生没有自主性和自主权，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自主意识和自主权。
“应该”话语方式的可怕不在于其劝说的内容，而在于这种表达本身。应该承认，这种劝说话语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教学生去做对的事情，问题是，即使是对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总是替孩子做主。“应该”话语的内在逻辑是：“我（教师）就是标准，我就是权威，我告知你该怎么做，你（学生）无须思考，只要照着我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这样的逻辑，内在地包含着一些“不证自明”的预设。首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比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可以判断是非对错，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成人主义”的特征。第二，受教育者没有判断是非对错的基本能力，不能自己拿主意，不能自主决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第三，这种替孩子做主的方式具有教育上的合法性、合理性。一方面，基于能力上的差异，成年教师有这种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教师这样做是本着一种“我是为你好，你以后就会明白的”的良好愿望。
2010年，“钱学森之问”在全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参与者各抒己见，有说教育投入的，有说考试制度的，有说教师待遇的，有说大学学术的，但很少有人说到教育话语的。如何看待“应该”这种主导性的教育话语方式？对“应该”这种话语方式的反思，是解开“钱学森之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在我们看来，“应该”的教育话语是一种“灌输式”的教育话语，是一种规训化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窒息的正是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多亚尔等在《人的需要理论》中提出，自主与身体健康一样是人的基本需要，“由于身体的存活和个人自主是任何文化、任何个人行为的前提条件，所以它们构成了最基本的人类需要——这些需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行为者才能有效地参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1]也就是说，自主与吃喝拉撒一样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否则就会直接威胁到人的存在与发展，正如身体健康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话，身体就会生病，其生理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自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心理就会生病，无法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无法成为他自己，其“社会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从正面来说，自主性的满足对自我价值感的获得至关重要，“通过发现我们有能力干什么和没有能力干什么，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自我概念”[2]。自主性是自我概念或者自我认同形成的基础，没有自主性，一个人连起码的自我概念和自我认同都无法建立起来。而自我概念和自我认同的形成，才能让一个人在人世间找到立足点，并使其成为开创自己生活、参与公共生活、承担道德责任的根基。
教育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帮助成长中的人建构自主性，或者说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自主性的培养。需要强调的是，自主性的培养，对成长中的儿童来说更为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依赖他人的生命阶段，或者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依赖他人开始的。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都是那么脆弱，与动物相比，都是“早产儿”，因为多数哺乳动物一出生就会走、会跑，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要到一年以后。没有父母的悉心照料，婴儿根本活不下来。而父母的爱总是无穷无尽的，这很容易让我们形成依赖的心理和习惯，总是不愿意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因此，雅卡尔指出，“教育系统最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教每个孩子如何与他者交往以便自我建构。”[3]而“应该”话语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教育实践，一方面是儿童这种依赖性的放大和恶化，另一方面又是他们自主性发育的障碍。我们只是不停地告诉学生应该做什么，却从来没有启发过学生，自己想做什么。正如卢梭在《爱弥尔》中所提到的，“教给他一切的知识，却就是不教他认识自己，不教他利用自己的长处，不教他如何生活和谋求自己的幸福”[4]。经过这样的教育过程，很多孩子身体成长了，但自主性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成长，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用说去开创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去承担作为一代新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应该”话语方式塑造的是一种具有权威型性格的适应者，他们把世界当做一种被动的实体去接受，去适应。弗洛姆认为，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始发纽带割裂，人走向了自由，却更加孤独和无能为力。人通过两种方式摆脱这种状态：一种是逃避自由，消除自我，与外界建立消极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以实现，另一种是建立积极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劳动去实现。[5]教育本该做的是帮助学生与周围建立积极的联系，但是在“应该”教育话语及其实践之下，学生获得自身地位最直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听从他人的意见，和他人求得一致。学生在这样的教育中逐渐失去了自我，渐渐形成一种权威型人格，即一方面对权威的崇拜和抑制性服从，另一方面又对权威有无限的追求与向往。从小形成的这种权威型人格，成为学生进入社会后崇拜金钱、崇拜权力的性格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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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话语方式下的教育培养的是一种冷漠的旁观者，他们只是机械地遵从外在的权威，而忽视了自己还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我只做我应该做的”。这种旁观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参与意识弱，失去了积极参与社会的激情。正如弗莱雷所言，“人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这样的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创造者”[6]。二是内省能力减弱。“人们最根本的特性，其中之一便是内省”，“但一个人如果停止了内省，便面临着失去所有人类特有品性和成就的危险”。[7]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以各种借口来逃避自己的内心，在忙碌的表象背后，其实是对自我意识的忽视和怀疑。究其原因，在于我们从小就没有养成一种自省的习惯，我们不仅失去了和自己对话的能力，也逐渐失去了和别人真正对话的能力。习惯了在“应该”逻辑下生存的学生走进社会后凡遇到问题，就开始寻找各种能够给予他们“应该”命令的人，这就是现代社会里各种“专家”盛行的原因。三是民主能力薄弱。马斯洛认为“民主、自治的社会必须由自我行动、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成员组成，他们必须具有自己的观点，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我意志”。[8]我们总在批判政治不民主，却很少反思自己是否具有民主的能力。民主能力主要表现为独立性、批判精神、反思性。然而，如果个体从小便浸泡于“应该”的教育语境中，渐渐地认同服从是真理，批判、反思是异端，又何谈民主政治、理性公民呢？
二、“应该”教育话语为什么如此盛行？
“应该”教育话语方式与体制化的正规教育的本性密切相关。正规教育产生以前，未成年人的学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成人的工作与劳动，一种是游戏式的模仿。无论是哪种参与方式，都是未成年人亲身经历并有切身体验的，而“正式教育易流于疏离（remote）、死板（dead）——用寻常的字眼，就是抽象的（abstract）、咬文嚼字的（bookish）”[9]。原因在于正规教育是符号化的，符号化的好处在于知识容量可以无限增大，弊端则是易于“自成一世界”，脱离作为根基的生活本身，变得无关乎学生的生活经验。正规教育是一种有意图的教育，其中还蕴藏着与上述危险性相关的另一种危险性：教育变成“告诉”（telling）与“被告诉”（being told）的过程，而且“这种危险性并非理论上的，而是实际的。把注入当教导，把被动的吸收当学习”[10]。这种危险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学习内容脱离了学习者的生活体验，成了外在于他们的对象化的东西，无法在主动的建构性的过程中学习；另一方面，教育又是有意图的，这种意图一定要“实现”，结果只能直接“告诉”与灌输。这种“告诉”，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就是“你应该……”，这种句式所表达的教育贬低了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尊严，把学生当成了可以贯彻教育意图的物化工具。
“应该”在教育中的泛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教化传统和社会现代化相结合之后的产物。我国古代的教育总体来说是一种政治和道德教化的教育，目的在于通过对民众的教化，使之甘愿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这种教育所要追求的不是自主性，而是自主性的丧失。说得直白一点，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越低，统治者的统治则越安全、越稳固。与这种教育需要相适应，强制灌输性的教育成为主导性的教育形态，这正是教育奴化人性的一面。几千年过去了，虽然社会在发展、进步，但是，教育奴化人的遗毒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依然有许多变形的隐性遗存，比如等级观念，比如灌输式教学，比如死记硬背等。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教育话语方式正是封建时代强制灌输性教育的现代变形，因为这种教育话语方式同样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强制性、服从性的特征。
成人主义贬低未成年人的身份地位，突出成年人的地位，将未成年人视为可供成年人操纵、塑造的工具。教育领域往往是成人主义的“重灾区”，这是因为教师与学生在权力与利益上是不对称的，在社会地位、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现实中，师生关系无论从心理还是从价值方面来讲，往往都是学生有求于老师，学生家长有求于老师。不仅如此，教师与学生在地位上也是不对称的，教师扮演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承担着教育学生这样一种权力。这种不对称本来是自然的，如果教育民主文化发育良好，其实可以成为有利的教育因素；但如果缺乏教育文化的约束和教师自身的节制，这种不对称性就滑向了成人主义。可悲的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恰恰是后一种情况。“应该”的教育就是这种成人主义在教育上的投射。成人总是以“我是为你好”的名义去规范儿童的生活，把自己的愿望、偏好等投射、强加到儿童身上，忽视了儿童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性。要知道，即使是从同一扇窗望出去，儿童和成人也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正如卢梭在《爱弥尔》中提到的，在成人眼中把钱捐出去的慷慨孩子未必愿意与人分享糖果，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糖果才是他所真正喜好的。
现代教育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建构起来的，讲究效率是其基本特性。这种工业模式有超强的繁殖和殖民能力，有吞噬一切领域的本能，教育和学校也未能幸免。“在学校中，学习的‘空间’、‘时间’、‘人’、‘知识’和‘环境’，一切都是以‘效率性’原理为基础得以制度化的。”[11]为了达到高效率，最好的方式就是学生们听话，做顺从者，完全按照教师的要求去行为以便于“统一安排和管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只是一种类似于工业产品的被动存在。学校按照统一的“生产标准”去加工学生，以课时、学分和及格率等去评价学生。教育活动是可预测的，教育的过程是可控制的，所培训出来的学生的能力也是可计量，可以分数化的。“应该”的教育把社会的需求加在学生身上，为学生描绘一幅幅关于未来的虚幻美景，让学生误以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他们想要的，在这些需求得到暂时满足之后，也会觉得自己很“幸福”。然而，由于这种幸福的外在性和不确定性，学生总会若有所失、怅然若失。这是因为，自主性作为一种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人是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的。
由于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泛滥，人的工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人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工具。教育领域遵循着同样的商业逻辑，商业社会需要的是“随大流”的消费者，所以我们的学校“生产”的正是社会所需要的消费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足够的理性，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过剩的商品由谁来消耗？如果说社会是看不见人的社会的话，那么教育则是看不见“我”的教育。教育的工具化倾向使得教育越来越背离了其道德本性。马尔库塞说，“人们早就已经适应于这种控制的接收器”，[12]“早”在哪里？“早”在我们的教育中！如果儿童从小就适应了这种“应该”教育，对所接收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就像那只关在笼子里不断被电击以致对外界麻木的狗那样，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期盼他们成年后具有批判精神和践行民主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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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和对知识人的培养，使得标准化考试在学校中愈演愈烈，而标准化考试加快了“应该”的使用频率。考试与“应该”的教育具有相同的逻辑，即外在权威以规则性、合理性为名义使得学生盲目顺从。考试压在学生身上，成为学生永远无法超越的权威，永远无法摆脱的阴影。学生只需要了解考试的规则并依照其学习，而不需要考虑考试是否合理，分数是否真的能够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学生没有机会质疑考试的合理性，也没有精力去考虑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和分数相比，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没有意义。这正如盖托所指出的，“正是由于机械记忆的阻碍，高分学生被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剥夺了独立思考，以及聆听自己反馈回路的能力”[13]。
三、教育话语方式的转换：从“应该”到“我想”
“应该”的教育话语方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和教育基础，但因为其否定的是人性的基本需要，是对人的扭曲，因此必须得到更正。我们的教育必须学着说另外一种话语：“我想”。“我想”的教育话语是以学生内心的想法为基础，强调学生的参与性和主动性，目的在于激发学生敢于思考、善于思考，并将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一句话，它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满足学生的自主性需要为基本宗旨。
教育话语从“应该”到“我想”的转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教育要回归尊重人、尊重人的自主性上来。自主性是人的基本需要，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自主能力，才能形成自我概念，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才能正常参与社会生活，才能承担对人对己的责任。教育尊重人的自主性，首先要帮助学生理解自我以及自身所处的文化，而不是盲目地把社会的需要强加给学生。其次，要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教育不是“告诉”，而是启发和协助，用现实和思想材料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帮助。第三，教育要鼓励学生自己做出选择，帮助学生设定目标并付之于行动。一个拥有最低水平自主的人能够根据自身情况设立目标，有信心采取行动，正视自己的行动并且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此外，教育还要帮助学生打开生活的多扇窗，理解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追求批判性的自主。
二是关注教育中的对话。佐藤学认为，学习就是同情境的对话（建构世界），同他者的对话（结交伙伴），同自身的对话（探求自我），形成三位一体的对话性实践。[14]“应该”的教育是一种反对话性质的教育，它制造着教育中的孤独，学生既与自我隔绝，又与周围的世界分离。对话可以帮助学生与自我和周围世界的有效沟通，“对话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命敞开，使其成为创造和超越的生命，本身就充满了人性与道德的光辉，就是真正的道德教育”[15]。通过对话实现教育从“应该”到“我想”的转换，也是对学生角色进行转换的过程，“学生从被加工的客体转换为对话关系中的主体”[16]。从与他人对话的角度上说，弗莱雷认为，对话需要建立在“爱、谦虚和信任基础之上”，且“对话双方必须进行批判性思考”。[17]因此，实施“对话”式教育，要求教师以平等的态度关注学生的“我想”，相信学生，关爱学生。从学生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们得以自主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能够与自我对话，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一个人除非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倾向于倾听自己，倾听他自己的自我，否则他不可能明智地选择生活”。[18]很多研究发现，儿童在独处的时候与自我进行对话，皮亚杰认为这是儿童自我中心的表现，维果茨基认为这是儿童言语由外向内的过渡形式，即言语的外部交往内化为自我调节的机制。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也认为，儿童早期的对话“不是想象偶尔的和暂时的发挥，而是意识社会化的天真表露，这是长久的，是今后一切思考活动的基础”。总的来说，学生与自我的对话是同他人之间关系的内在结构化。学生能够和自我进行对话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意识到有一个“我”的存在，因此，教育要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并在此基础上接受自我。从促进学生进行自我对话的角度，教育在强调外显的语言和活动的同时，也应该有适当的关于“沉思默想”的引导，培养学生沉默静思的能力和习惯，为其内在自我对话的发育奠定基础。
三是对教育“原型”转换的思考。现代教育的“原型”是工厂，教育成果一如生产过程，以暴力加工为特征，强调效率，而无视学生的自主发展。将来的教育的“原型”应该是学习共同体，这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体差异、尊重多样性基础之上，强调交流与合作的模式。佐藤学将这种学习共同体的学校定义为“在学校内部构筑文化与教育公共圈的学校”，“不仅是儿童相互学习的场所，也是教师相互学习的场所，家长和市民相互学习的场所”。[19]在这种学习共同体中，儿童不再是被加工的产品，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学习不再是成人强加给儿童的任务，而是儿童与客观世界、与自我、与他人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儿童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而不再单纯地遵从成人社会给予的“应该”。
一套话语方式说久了，很难改口。教育话语方式的转换也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对此，我们丝毫不敢，也没有理由乐观。但可喜的是，新课程改革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从教学理念上，新课程改革抓住了教学的沟通、合作本质，批判了传统教学“以讲台为中心”，尤其是教学活动中教师“以专家的姿态，将各种经验、概念、法则和理论强制地灌输给学生，学生则记忆、背诵这些现成的知识”[20]。提出了教学模式从“人——人”系统到“人——环境”系统的转换，“教与学的关系是沟通中的相互作用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交互主体性的伙伴关系”[21]。教学活动的关注点不再单纯是教师的教亦或是学生的学，而是教师的指导作用和学生的自主性这样一对“不断生产、否定、再生产”的矛盾关系。这种以交往、沟通为实质的教学是一种对话、参与式的教学，师生之间不再是互斥的、孤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学习共同体”。在这种学习共同体中，教师不再是“应该”命令的发出者，而是对学生“我想”的激发者、支持者和帮助者。从教学运行体系上，新课程改革立足于学生的成长，倡导一种生成的、开放的教学，否定了以“应该”话语为主导的预设的、封闭的课堂。在学习方式的转变上，新课程改革一反传统学习方式的被动性、接受性、孤立性，强调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以帮助学生对“我想”的思考。当然，也应该看到，十多年的课程改革虽然成绩巨大，但也步履维艰，这些理念在实践中已经打了很多折扣，教育改革作为一项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孤立的课程改革实际上无法撼动已经根深蒂固的教育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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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向阳
话语批判 篇3
《别名格雷斯》 (1996) 是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部代表作品。小说中, 阿特伍德以一起十九世纪加拿大的著名案件为契机, 重新思考了案件反映出的性别、阶级等问题。女主角格雷斯作为仆人却协助谋杀男主人, 一度成为媒体等公共话语关注的“著名女杀人犯”。围绕格雷斯形成的公共话语是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性别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的。维多利亚时期意识形态强调男子属于公众社会, 而女子只属于家庭。对女性气质有二元定义:圣女 (美德与贞操) --荡妇 (邪恶与淫荡) [2]228。众说纷纭的公众观点正是据此将格雷斯描述成各种形象:圣女或者娼妓, 清白或者有罪。而格雷斯则如关在盒子里的玩偶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 阿特伍德并没有让格雷斯完全受制于十九世纪意识形态机器的权利话语。在与心理医生西蒙独处的话语空间中, 格雷斯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她并没有告诉西蒙他想得到的关于谋杀的真相, 而是讲述了一个个下层劳动妇女的故事, 她们的悲惨命运对这个虚伪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了辛辣的批判和讽刺。
格雷斯从小就意识到女人是性的牺牲品。当她13岁开始做女仆时, 她的弱势地位就使她成为男性的猎物。令她惊讶地是, 即使是她聪明世故的室友玛丽, 一个有“民主思想”的女孩, 也没有经受住主人儿子的诱惑。怀孕的玛丽只有三种选择:回家当一个未婚妈妈, 打胎或者当妓女。玛丽知道如果在主人家生下孩子, 也只能掐死他, 因为一个下层女人为上流社会的男人生了孩子就是对阶级差别的威胁和挑战。她的声誉一旦败坏, 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那时打胎是非法地, 所以手术往往秘密进行, 条件也极其恶劣。就像玛丽的遭遇那样, 一旦手术失败, 因为惧怕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暴露, 也不可能到另一个医生那里, 所以她只有等待死亡。最后一种选择就是做妓女。这是一个危险肮脏的职业, 所以从事这个职业的女人都活不长。这三个选择对一个单身准妈妈来说, 每个都意味着死亡。尽管玛丽挣扎着要活下来, 最后还是死于失败的堕胎手术。Rubenstein指出导致玛丽死亡的根源是19世纪性别意识的双重标准:男人可以自由地找乐子, 而女人却必须在婚前保持童贞。[3]265格雷斯对此社会现实也十分明了。当男雇主试图闯进她的房间时, 她就适时的放弃了这份报酬不错的工作, 因为一旦人们知道了这个雇主的行为, 就会谴责她在引诱雇主。一旦成为一个“堕落的女人”, 女仆们就不得不面对玛丽的三种选择, 而每一种都是一条绝路。
玛丽的经历在南希身上重演了。南希, 像玛丽一样, 确切的说她更加主动地希望通过嫁给男主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尽管在主人的宅子里可以打扮的像位“女士”那样, 但南希仍不能摆脱“坏姑娘”的称谓, 最终只是金尼尔先生的性猎物而已。性别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在金尼尔先生和南希身上再次得到体现:在二人事情败露后, 镇上的人们仍尊称金尼尔为“绅士”, 而对南希却唯恐躲避不及。同玛丽一样, 南希也因男主人而怀孕。怀孕的南希对男主人来说已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而这个事实将会带给她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冲击。她不得不对主人隐瞒怀孕的真相。然而, 金尼尔先生还是将注意力转向了更年轻漂亮的格雷斯, 并且故伎重演, 想用主人的特权来诱惑格雷斯。出于嫉妒, 南希不断报复格雷斯, 欲将其逐出门去。当南希死后, 世俗的性别偏见也不肯放过她。“不管是不是谋杀受害者, 她都没好名声。[1]”
通过格雷斯视角讲述的故事使读者更深刻的体察19世纪加拿大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她们在男性猎手的围捕下显得如此脆弱。一旦成为猎物, 女人们就不会逃脱“圣女—荡妇”的二元评价, 这也正是那个社会的典型性别意识形态。既然达不到“房中天使”的标准, 她们就只能成为魔鬼, 也因此应该被摒除。格雷斯及其伙伴们所遭受的不幸, 正反映出父权制社会的不平等性。格雷斯的讲述恰好与Patmore在《房中的天使》里为女性气质唱得赞歌形成鲜明对比。
在格雷斯被囚禁在监狱之前, 曾一度被关在精神病院。精神病院里的艰难处境使格雷斯对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更深刻的洞察。她所讲的疯女人的故事不仅对维多利亚性别意识形态加以挑战, 而且揭露了精神病院的虚伪本质—父权制社会管理国家的机器而已。Susanna Pauly对维多利亚时期性别意识形态和女性疯癫之间的联系作了深入的透析。她认为正是达尔文的有关生理性别区别的理论为此提供了科学后盾。达尔文认为通过自然选择, 男性在勇气, 智力方面优于女性。而女性在生理上适合生育在心理上更适合于哺育孩子。达尔文认为当女性蔑视自己的“天性”, 敢于挑战自己的既定角色的时候, 就容易患上歇斯底里症。因此, 当女人一旦不满于自己的“家庭主妇”定位时, 就被认为是患上了精神疾病。一些采用极端手段来挑战妇女行为规则的妇女往往被关到精神病院里。
这也正是格雷斯所描述的一些“疯女人”的情况。这些女人“不比英国女王疯”格雷斯用嘲讽的口吻描述这些女人, “很多人没喝酒时头脑很正常;她们的疯病是酒瓶里出来的”[1]34。Morgan研究, 禁酒运动在十九世纪的加拿大是很普遍的。在此背景下, “醉汉很难与女性联系起来”因为女人总是认为是最道德最贞洁的。[2]164。因此, 一旦女人做出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 比如说过量饮酒, 就会被看作异类, 甚至是疯子。对于如何界定疯癫, 一些女性学家认为所谓疯子就是那些因违背了社会规范而被看作“他者”的人。例如Rigney就认为“理智与疯癫被社会界定为两极, 只不过是男性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两元的界定来凸显自己的理性。”从这个角度看, 被关到精神病院的醉酒女人只不过是男性施展的权力的牺牲品而已。
尽管格雷斯表现的像一个受了冤屈的清白少女, 她无法通过自己的话语将自己解救出牢狱, 她也不能摆脱社会强加给她的身份。她真正能做到的, 正如Siddal所说:“她只能动摇人们对性别和阶级的既定观点。[4]”利用西蒙赋予她的私人话语空间, 格雷斯批判了普遍存在的对19世纪加拿大底层妇女建构和约束的社会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别名格雷斯[M].梅江海,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2]Morgan, Cecilia.Public Men and Virtuous Women[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3]Rigney, Barbara Hill.Madness and Sexual Politics in the Feminist Novel.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4]Rubenstein, Roberta.“Quilt and Guilt”.The World&I12.2 (1997) :262-67.
话语批判 篇4
当我们依偎在昔日现代主义推崇的精英文化的怀抱中的时候, 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征程。当大众成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份子, 大众文化日益繁盛之时, 似乎文化的话语权已经落在了大众身上。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美好, 但是, 文化的繁荣到底是被制造的虚幻假象, 还是真正的兴盛?文化的话语权真的已经落在了普通大众身上?揭开文化的面纱, 也许这一切看上去并不美好。
本文仅以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切入点, 分析当前网络文化的种种表象, 探析网络文化话语权的真正归属。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Mass Culture与传统民俗文化不同, 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 利用现代科技媒介手段作为艺术载体, 通俗化、大众化、市场化, 有相当利润的艺术文化品种。”[1]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感官的体验, 通过调动各种声光电等手段,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但是, 这就造成了理性被抛弃。所以西方理论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强力的批判, 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霍克海默反对个人生存被标准化, 期望通过理论批判来拯救人类, 使人类摆脱当前受剥削、受奴役的“异化”状态。在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 他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四种趋向。第一,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趋向。大众文化的制造只是生产者获取利润的手段, 它和生产日常用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文化工业用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 体现了启蒙走向反面以后的否定个体独特性的同一性思维模式, 同时它又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以文化产品牟取高额利润。”[2]第二,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大众文化之所以在当前如此兴盛, 究其原因, 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 因为后者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 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3]在网络社会中,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更加明显。第三,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趋向。从表面上看, 文化工业提供给人们的文化产品多样丰富, 令人目不暇接, 而实际上这些文化产品都具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第四, 大众文化的强迫化趋向。大众文化的繁荣, 一方面在时空上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 另一方面, 对受众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在表面上, 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了, 其实这都是生产者预先设置好的, 大众文化的受众永远只是被规定了需求的消费者, 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 他的“文化工业”理论较之霍克海默更加尖锐。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阐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第一, 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大众艺术的分裂。阿多诺人为,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一种纯粹的文化, 另一方面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文化。“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迫使文化将自身与日常生活隔离开, 将大众排除于自身之外, 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又促成了一种与日常生活虚假地统一起来的文化, 该文化清除了文化本应允诺的真正自由和幸福, 迫使人民大众只能享受一种伪文化。”[4]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极端的否定态度, 坚定地拒斥大众文化。第二, “自上而下”的大众文化。现在的“大众文化”多是从消费方面来定义的, 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是从生产上定义的。他强调的是大众文化的“自上而下”性。这之中首先包含的是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断裂。第三, 虚假同一性。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产品服从于一种虚假的同一性。“阿多诺不只是努力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 而且还努力揭露大众文化表面上的非标准化, 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自我掩饰特质。”[5]第四, 虚假的快乐满足。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娱乐文化, 不能为大众提供真正的快乐, 只能为大众提供虚假的快乐。“阿多诺将文化工业提供的快乐看成‘傻乐’, 把文化工业所提供虚假满足的功能与它消除真理、供给幻觉的功能联系起来, 表明娱乐的本身就内含了对大众的欺骗, 从而具有维护现存制度的功能。”[6]
二、网络文化中话语权的表象
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文化迅速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自由的文化领域, 俨然是普通百姓的乐土, 他们把网络看成宣泄情绪和发表看法的最佳途径。但是, 看似言论自由的虚拟网络中, 话语权真的掌握在大众手中吗?种种表象背后, 也许隐藏着真正的话语主宰者。
(一) “QQ与360之争”:“一切为了网民的利益”
这个事件的主角, 一个是中国IM的龙头大哥, 一个是新型的互联网软件开发公司。当两款软件之间发生冲突时, 腾讯公司竟然最终迫使网民在这两款软件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用QQ, 要么用360, 由网民自己选择。当然,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和平收场。但这出闹剧的背后, 我们却看到了网民网络话语权的旁落。其实在这场公司利益的争夺战中, 网民完全没有话语权。看似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其实永远是按别人设置的程序走而已。当腾讯公司迫使网民作出二选一的抉择时, 无论用户选择的是谁, 这都不是自己主宰话语权的表现。网民就像一只提线木偶, 无论做出多么复杂的动作, 牵扯他的永远是那一根根看不见的线。
(二) 网络视频:“想看你就看”
当我们从过去的纸质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已经悄然从文字转变成了图像和视频。网络视频通俗易懂, 更具直观性, 颇受人们的青睐。于是各大视频网站纷纷抢占网络市场, 比如优酷、土豆、六间房、迅雷看看等等。网民可以在线观看各种视频, 内容包罗万象, 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可是“想看你就看”, 却永远只是一句华丽的广告台词。当网民点开一个视频时, 便会弹出一组广告, 广告播放不完是不能观看视频的。这种强迫的广告植入方式, 网民永远是“不想看也得看”。而且, 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被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 网络一步步麻痹了我们的神经, 让我们欣然接受这些被制造的“视觉享受”,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便是, 我们将自己的话语权拱手相让。
(三) 人肉搜索, “网民力量很强大”
从之前的“虐猫事件”到“我爸是李刚”事件, 每当社会上一些引起群愤的事件发生时, 网民就会集合众人之力, 进行“人肉搜索”, 曝光其全部信息, 对其进行网络的舆论制裁。可是, 当我们触及真正的利益既得者, 一些敏感事件时, 我们的网络行为会被封锁, 网络账号会被冻结, 在论坛发的帖子会被管理员删除。也就是说, 我们只准在网络管理者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议论与言说, 只要我们没有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 便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一旦有损他们的利益, 我们的一切言行就会受到封锁。当然, 在网民行为有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时候, 被封锁是应当的, 但谁又能保证这之外的言论就能全部公之于众呢?网民的力量的确很强大, 可它就像被圈养的狮子,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困兽犹斗”。
(四) “小月月”一夜成名:想让你红你就红
2010年“十一”期间, 一个关于“小月月”的帖子迅速蹿红网络, 天涯、猫扑等各大论坛纷纷转贴。一个关于“小月月”的故事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该文章的作者蓉荣也一夜成名。这一夜之间就为广大网民关注的事件背后, 其实有一批幕后推手。是他们把这一事件散布到各个网站并炒作, 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把主人公“小月月”描绘成一个具有“凤姐”的“伟岸身高”和“芙蓉姐姐”般健硕的体格的“极品女”, 都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 就会有人为你包装和推销, 一切网络人气都可以制造。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焦点”。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得知一个信息时,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真的吗?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上“畅所欲言”, 我们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 永远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网络文化话语权
网络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大众文化。一方面, 它具有大众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 它又有别于大众文化, 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网络文化话语权, 涉及对网络文化的深层阐述, 只有厘清网络文化的种种特点, 我们才能深入到其核心, 懂得到底是什么主宰了网络文化, 即网络文化话语权到底掌控在谁的手中。所以, 对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探析, 其实是对网络文化的实质更进一步地分析。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网络文化的内核。
(一) 话语权的商品化逻辑本质
网络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运行, 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网络文化产品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一样, 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在利益的驱动下, 文化变成了经济, 艺术变成了商品。一切网络文化不再从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出发, 而从其带来的效益大小出发。网络文化完全以商品化的逻辑看待问题, 制造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产品, 供消费者选择。有时甚至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 他们可以去生产迎合受众低俗趣味的产品。网络文化的产品不是真正地以教育大众为己任, 而是在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去生产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 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绝不会掌握在大众手中, 大众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 在被提供的文化面前毫无选择的余地。网络文化产品背后掩藏着商品逻辑的本质。受众对网络文化产品进行消费的同时, 便把话语权“拱手相让”。
(二) 虚假的话语权主人
大众在网络中可以畅所欲言, 虚拟的网络隐藏了人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可以讲他们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 可以完全不用顾忌后果。在这里好像人们完全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 虚假的“主人”遮蔽了真正的话语权归属。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在于大众永远以一种非自我真实身份的形式在网络中“畅所欲言”。这种“隐身”的好处是大众可以在网络中发表对各种事件的看法而免受惩罚, 但它同时也昭示了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这种主人身份属于那个非自我真实身份的“我”。大众永远都不会以真实身份在网络中发言。
(三) 精英与大众的博弈:话语权的失控
文化的消费似乎从来都与阶级有关。精英与大众文化消费的阶级差异, 似乎在网络中得以消解, 各种人群都在网络中得到满足, 各取所需。但是, 这似乎又导致了一个极端:文化阶层界限的消褪导致话语权的失控。现今网络中充斥着对传统文化的解构, 对经典的嘲讽。文化在网络中失去了神圣的光环, 精英阶层在与大众的博弈中, 似乎在和风细雨中便悄然败下阵来。大众以其洪水般的阵势淹没了一切精英阶层的声音。但是, 少了主旋律的复调音乐只能是噪音而非乐音。网络文化中个体过度宣扬自我中心和话语权的分散, 只能导致网络的混乱和无序化。似乎在网络文化中, 我们应该稍稍强调点精英文化, 让社会上有主导性的声音存在, 而不是嗡嗡乱响。话语权的失控与无序必然会导致网络文化的危机, 虚假的民主繁荣下掩盖着文化的凋弊。
(四) 话语权的同一性与标准化
“一切导致和谐的力量都是意识形态的, 因为它掩盖甚至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的分裂和不和谐。真理主要不是在于坚持异质性, 而在于坚持分裂性和不和谐性。”[7]阿多诺曾经将抹杀社会内在的差异和矛盾, 制造虚假的社会和谐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试图制造和谐的背后总蕴藏着更大的不和谐。企图制造和谐必定要对不和谐的声音进行清除。大众的话语权就在这种清除与制造和谐中被同一, 而被同一的结果是话语权被统治者掌握, 这种大众话语权被剥夺的情形, 却被冠以创建和谐的头衔, 一切都被掩盖, 留下的只是被统一化的声音与虚幻的假象。其实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 和谐, 同一, 标准化等等类似的词语背后都试图在掩盖社会的不和谐与分裂。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麻痹大众, 统一对话语权的掌控。
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网络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 它带给人们种种便利,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网络文化, 引导它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的意义也即在于列举网络文化中存在的种种现象, 并揭示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本质, 以期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相反相成”的推动作用, 最终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建造更加规范的网络文化。
摘要：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2]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307页、309页
[3]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468页
话语批判 篇5
近年来, 由于网络媒体的广泛应用, 网络个人主义泛滥, 公众在公共话语空间表达时有许多不健康的行为, 缺乏明显的批判能力、鉴别力, 真假信息难辨, 社会意识严重失衡, 值得全社会高度重视。本研究将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引用大量事例和理论, 通过问卷调查、数字分析、走访客户等多种形式, 掌握第一手资料, 研究公众在公共话语空间中批判性媒介素养形成的具体途径, 通过分析这些数字、报告对批判性媒介素养缺失的原因进行剖析, 针对这些原因提出策略, 避免使研究流于形式, 缺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我们已经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的网络媒体时代, 媒介信息、内容、价值和观点的复杂多变性和非透明性让传统的媒介素养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挑战和削弱, 也使得公民在使用网络媒体时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公众现在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时代, 媒介素养要求公众实现从扁平化、无否定的“单向度”到会思考、敢质疑、能批判的“多维度”的蜕变。没有批判性媒介素养, 将造成一个可怕的无序的网络空间话语环境, 人人都将生活在一个不太可靠的社会中, 我们的生活质量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在网络自媒体时代, 公众缺乏批判性媒介素养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主要表现在公众在媒体、网络使用过程中盲从、缺乏批判性的思维、不能理性的理解互联网、运用互联网, 并探索和引导公众在“公共话语空间”时代怎样培养批判性媒介素养。
2 批判性媒介素养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形成研究成果
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 目前研究主要有: 陈安妮的《从单向度到多维度论数字化批判性媒介素养的形成》, 有《环球教育》编辑部的《培养批判性思维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 谢小红的《媒介素养教育之批判性解读媒介研究》, 吴颢的《基于建构视角的批判性媒介模型研究》, 肖经建的《未成年人的媒体消费与健康成长》, 李博的《自媒体视域下的大众媒介素养探析》, 彭兰的《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中国互联网20 年的渐进与扩张》。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地区来阐述批判性媒介形成以及重要意义, 从不同的观察方向提出批判性媒介素养的重要性。陈安妮从宏观上论述了批判性媒介素养的形成; 彭兰综述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20 年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传统媒体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公众表达的革命性变化。纵观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 但他们都没有从微观上来建构具体的批判性媒介养成的具体应对措施。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 CNNIC) 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4 年6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6. 32 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 27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 9% 。网络媒体传播和覆盖的广泛性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裂变循环式”传播就好像细胞分裂, 信息发布之后不断迅速传播、复制。所以, 在网络、自媒体时代下, 公众利用媒体网络表达观点, 发表言论, 转载内容, 跟帖成为当下社会的一大趋势, 它具有表达自由、缺乏集中控制、多对多传播、成员出于自愿等特征, 虽然有网络健康发展为主题的众多学术著作表述已经很多, 但是在目前这些研究中, 关于批判性媒介素养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形成还嫌单薄, 即缺乏深度的关于公众批判性媒介素养的研究文献和具体的微观应对措施。同时, 这种批判性媒介素养的缺失没有被上升到一种危机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和提出对策。本研究在“公共话语空间”成为网络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背景下, 将公众批判性媒介素养的养成作建设性、尝试性研究, 是时代的需要。
3 公众批判性媒介素养缺失及原因
3. 1 大众跟帖现象严重, 盲目“呐喊”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 不断出新的网络媒介产品让人们应接不暇, 例如QQ、MSN等聊天工具、社交网站, 以及网游、博客、微博、微信等”[1]。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以及无线网络的普及安装, 人人每时每刻畅游在网络世界里, 对于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大家一秒就可以获得, 对于网络上鱼目混珠的新闻报道和视频发布, 作为普通民众有时真的难以应付, 在无形中大众被网络牵着鼻子走。大众盲目的跟帖、呐喊, 根本就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而后再发表评论。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只把媒介看作娱乐消遣、社交联谊等的工具, 也时有通过网络媒介来寻找有助于增加自己知识量的信息, 而对自己作为信息受众在媒介传播中的地位认识不足, 对媒介传播对自身价值观影响的认知不够。网络新媒体环境下, 大众每天接触到的媒介信息量巨大, 如果大众只是单纯地接触甚至主动去接受这些未被自己过滤的信息, 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影响将是难以避免的。
3. 2 大众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及法律意识
大众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知识和社会责任, 觉得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和传播新闻是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只是为了好玩而发布, 只知道自己有公众的话语权, 而不尊重法律和社会责任。
3. 3 网络媒体缺乏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
很多网络媒体缺乏道德和法律责任, 不负责任地转发不切合实际的新闻报道, 误导网民, 使网民认为网络媒体都报道了而自己传播肯定没有什么错误。媒介要发挥“把关人”的作用, 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各种传媒文化给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会带来强烈的冲击, 在很火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大干世界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 媒介往往掌握着这些信息能否发布和传播的选择大权。媒介理应帮助大学生认识社会、积累知识, 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 新闻工作者就应努力提高理论水平, 提升自身的素质, 同时,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大众, 这样才能引导那些辨识能力低的人认清真实的信息。媒介从业人员必须具有职业道德, 对自己职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批判性媒介素养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形成策略
4. 1 加强正确的引导和宣传
在互联网时代, 大众接受信息途径的多元化, 使得人们接受了大量的信息, 同时接受了一些负面的新闻、消息。许多媒体缺乏道德和正义, 娱乐化趋势严重, 因此, 要加强主流媒体的担当意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媒介素养, 自觉养成在公共话语空间的正确声音。
4. 2 加强年轻人的媒介素养教育
年轻人是中国网民的主体, 加强对青年人的批判性媒介的教育是网络时代教育的当务之急。针对年轻人, 不同的机构要给予极大的关注, 比如在大学里可以设置专门的课程, 社会青年可以在工作单位开展教育。使青年人养成正确的价值观、舆论观和是非观。
4. 3 加强法律政策的监督学习
批判性媒介素养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正确表达需要法律和政策来作保障, 政府部门要完善法律法规, 使表达合情合理, 能够理性地运用公共空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又不煽风点火, 蛊惑民众, 这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4. 4 加强社会化理性思维建设力度
大众化情绪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被点燃和盲目的蔓延, 各级政府和网络媒体要正确地引导大众化的情绪, 使公众能够理性发表言论和解决问题, 对一些过激言论和不切合实际的报到要封杀和教育。
参考文献
话语批判 篇6
批判性话语分析 (CDA) 揭示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它是分析政治演讲语篇、新闻报道等的常用分析框架。其主要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建立, 其理论核心为:“概念” (ideational) 功能、“人际” (interpersonal) 功能、“语篇” (textual) 功能。这三种功能可转述为“观察者”的功能 (指说话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 、“闯入者”的功能 (只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思想) 和“相关”功能 (指语篇的完整性、一致性、衔接性) 。
系统语学家十分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及如何实现这些社会功能。因此, 他们常常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中。尤其是对于官方政治语篇的分析中, 阐述语言层面同社会权利意识之间的关系。
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中, 语言是有层次的, 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各个层次间存在“体现”的关系 (realisation) , 即对“意义”的选择 (语义层) 体现于对“形式” (词汇语法层) 的选择;对“形式”的选择又体现于对“实体” (音系层) 的选择。用俗话说就是“能干什么”体现于“能意味着什么”;“能意味着什么”体现于“能说什么”。词汇选择的正式性往往反映出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差异。正式的政治语篇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参与者的社会关系, 且受众者的距离被拉大。另一方面, 人称代词也被看作是实现语篇形态系统的重要途径, 具有社会标记的作用。使用“we”和它的变体尤其是内含的“we”时, 表示该代词所指代的成分距离说话人非常近。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存在共同点。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内含用法通常旨在拉近与听话者的距离, 给人一种平等参与、休戚与共的整体感。因此, “we”在演讲中被广泛采用, 以达到劝说受众、加深感情、缩短双方心理距离的目的。
二、语料展示
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曾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 都有自己的梦想。历史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感恩节演讲中提到:“As Americans, we are a bold, generous, big-hearted people.When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in need, we roll up our sleeves and get to work...”
三、语篇分析
1. 词汇正式程度分析。
无论是在媒体新闻中, 还是外交部的发言稿, 抑或是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对外宣讲辞中, 我们不难看出中美的政治语篇在使用词汇的正式程度上差别显著。比如中方的语料中常会出现“贯彻执行方针”、“路线”等;相比在美方的语料中, 则多是生活中简单口语化的词汇, 甚至在涉及到较正式的话题时也是这样。另外, 在中方的语料中, 还频繁出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基”等正式词汇和政史经等方面的词汇, 这是符合中方政治语篇要求的正式性的;而美国领导人的演讲多以使用简单的口语词汇为主要特点, 例如:“this is a day full of family and friends, food and football.”这一典型的美式幽默也体现了美国闲适、轻松的家庭氛围, 目的在于削弱语篇的正式性, 拉近与广大民众的心理距离。
2. 关于中美领导人演讲词中身份建构的对比分析。
(1) 奥巴马的家庭成员身份。奥巴马首先是一个美国家庭的一名成员, 是一位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一般来说, 事业的成功离不开温馨而强有力的家庭作为后盾。在美方的这篇语料中“On behalf of the Obama family-Michelle, Malia, Sasha, Bo and me.”奥巴马不仅表达了他对家庭支持的感激, 同时也暗含了其对选民支持的感激。这生动构建了奥巴马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美国总统双重身份的形象。在一个珍视家庭文化的国度中, 这些家庭细节无疑为其个人形象加分。
(2) 奥巴马的总统身份。作为总统, 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他在演讲中使用了强烈的心理过程, 作为一个决策者、话语者和行动者的形象, 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利。例如:文章的最后一段“It is my privilege to serve as your President...to be your Commander in Chief”在谦虚的措辞中反映了其对自身总统地位的强调。另外在第二段:“it's a time to give thanks for each other, and for the incredible bounty we enjoy.”此句中虽只字未提政府, 但是“bounty”一词足以透露出其对自己大刀阔斧的福利改革的满意程度, 实际上“bounty”即“government”的隐喻, 也是总统这一身份的折射。
(3) 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中国梦”的基石是“集体主义”。“中国梦”是一个民族的梦想, 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完成。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它强调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和谐共处, 共同奋斗。在中国的政治文书里, 经常引用四字的成语或者是正式术语, 很少使用一些人称代词。例如:“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这是因为在中国, 政府和领导人的形象是伟岸的, 因此他们的措辞必须让人有权威感, 不容侵犯。
3. 人称代词的使用异同分析。
演讲作为一种特殊的口语语篇, 演讲者常用第一人称来达到将听众与演讲者联系在一起的效果, 从而取悦听众, 增强演讲的说服力。在美方的语料中, 人称代词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 如:we/our/us, 总统意欲使自己平民化, 拉近和听众的距离。如第三段中:“our democracy”、“what candidate we support”则凸显了美国式的民主, 增强了听众的民族自豪感。这些第一人称指示语体现了奥巴马总统同全体美国人民一起面对困难、勇挑重任的决心。尽管其身份为总统, 但这些措辞充分体现了其民主的形象, 权利与民共享, 发动群众一起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大计中。在这一点上与中方语料的“中国梦”不谋而合。而在中方的语料中, 基本上没有出现人称代词,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全党同志”这样的号召性的统称词语。这是由中美社会格局差异决定的。
4. 标志性词语的使用异同分析。
在中方的语料中, 反复出现“我党”、“中华民族”, 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偏爱使用承诺类的言语和表情类的言语来表达间接的指示性的行为, 承诺类的言外之力是使说话人在说出某话语时对未来行为做出承诺, 承担义务。表达类的言外之力是对话所表明的事态表达说话人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 美国元首偏好直接的指示性言语, 增强与受众的互动与言语的直接感染力。在美方的语料中, 全文反复出现“American”共七次, 尤其是在第六段中, “We're also grateful that this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home to Americans...”它既强调与感恩节主题契合的主旋律, 同时也着力构建了“美利坚”这个整体概念, 增强听众的认可度, 凝聚民众的向心力。作为第一位黑人总统, 必须提升各个阶层、种族对其的认可度。
5. 句式结构层面异同分析。
(1) 排比句式。在美方的语料中, 作者一共使用了4次类似的排比结构。这种句式的安排是为了一定的语篇目的服务。例如:第五段“The ability to spend time with the ones we love;to say what we want...”本文这段描写用排比的句式满怀激情的赞扬了美国人民为实现现今幸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以一种感恩的口吻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从而鼓励现代美国人和先辈一样不畏惧困难, 为后文美国人民齐心协力迎战飓风的陈述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中方的语料中, 也展示了很多四字的排比句式。例如:“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好”、“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这一不同体现了英语喜用静态描写, 而汉语善用动态描写, 使得所描述的东西栩栩如生。
(2) 动词时态的使用, 独立主格结构的使用。在美方的语料中, 突出表现为常用非谓语或非限定动词, 即“ed”、“ing”形式。例如:“We've seen hospital workers using their lunch breaks to distribute supplies...”这一段将美国人民在危难关头互帮互助的场景展现了出来, 彷如昨日重现一般生动。同时表现了身为总统的奥巴马对于飓风造成的痛苦是感同身受的, 他也是美国人民中普通的一员, 将与美国人民一起共患难。这样, 政治人物便在这种心灵抚慰中找到了群众情感上的契合点, 从而达到大众的认同。
四、结论
纵观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普遍的社会特点, 使得两国政治语篇产生差异的原因可归纳为:中国民众长期感受正式严谨的语篇, 领导人的权威在其心中的分量不可撼动。因此, 中方语料中多为严肃权威的词语, 且少用人称代词。而通过对美国政治语篇的分析不难看出, 其演讲者总是绞尽脑汁地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 究其原因是美国为典型的总统制的政治体制, 以选举为纽带的政党政治与选民的关系, 使演讲者巧妙地使用简单口语化的词汇, 与受众建立友好亲密的关系, 强化了美国人民心中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
但统而概之, 政治语篇的目的都是为了借助一定的语言技巧和策略, 劝说大众接受一定的观点, 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受众而各有差异。
摘要：通过选取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演讲语料进行研究, 其中中方语料为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美方语料为奥巴马总统2012年11月感恩节演讲。运用结构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等相关理论, 从词汇、句法、文化等多个层面探讨语言形式选择同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语境中相互作用的, 并联系相关的社会历史语境解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对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批判性话语分析,政治语篇,系统功能理论
参考文献
[1]顾小燕.奥巴马电视讲话的批判性话语分析[J].外国语, 2012, (3) .
[2]汪少华.美国政治语篇的隐喻学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 (4) .
话语批判 篇7
从2008年开始,中国面临了几次巨大的突发性灾难,对于灾难性报道的分析也成了热门话题,所以笔者试图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特别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在中国汶川和玉树地震后国家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对抗震救灾的指示,以期发现中国此类报道存在的不足,如何利用话语来更好地报道突发性灾难新闻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好舆论导向工作,使群众更好地了解灾情,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参与和奉献到灾情中。本文语料是来自光明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是2008年5月13日题为“温家宝抵达四川指挥抗震救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带领广大群众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1 汶川灾难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2008年5月12号下午2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伤亡人数7万左右,受灾面积达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地震发生后,许多新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灾区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也纷纷召开各抗震救灾指导会议进行会议部署,并同时发表文章,传达抗震救灾精神。
由于笔者选用的是中国报纸的新闻报道为语料,所以结合中国话语的特点和英文话语之间的区别,作者主要从“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来分析语料。
1.1 概念功能分析
概念(包括“经验”和“逻辑”)功能就是向听话人传递新信息。它在所有语言使用中都存在,是一种意义潜势,因为不论一个人如何使用语言,都必须参照自己有关世界的经验的范畴(胡壮麟,2008:312)。
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统和语态构成。及物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概念功能的一部分。它不仅表明意义的选项,而且决定了结构体现的本质。
1.1.1 及物性分析
及物性即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物质过程就是一个“做”的过程。它们表达的是某一个实体“做”某事—“对”其他实体做某事(Halliday,彭宣维等译,2010:122)。
这个过程一般用动态动词,动作者和动作目标来表示。通过分析语料1温家宝抵达四川指挥抗震救灾,按动作者不同,把其中的动词进行了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分析语料1温家宝抵达四川指挥抗震救灾,我们发现全文一共1526个字,为了方便分析,笔者依照动作者不同分成了5类,它们分别是第一类温家宝;第二类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和部队;第三类人民群众;第四类无生命事物;第五类灾民。通过分析发现全篇新闻报道用了大量的动词,而且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发现描写温家宝总理和政府各级领导人的动态词明显多于人民群众,这说明了中央领导人已经部署了抗震救灾工作,成立了一系列救灾工作组,起到了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作用。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描述灾情发生的动词也比较少,说明此文没有过多的描述灾情发生的情况。
心理过程表示感知,反应和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过程。(胡壮麟,2008:312)。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这篇报道表示心理过程的词比较少,只有相信,想着,查看等几个,说明此语篇表示个人心理话语描写的比较少,比较注重实际描述,可以说这是个比较可取的地方,体现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不添加过多的主观感受。
言语过程是交流信息的过程。(胡壮麟,2008:313)。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此语篇对言语过程的描述也不多,主要是说、强调、提出、慰问、询问、告诉等等,主要出现在温总理里的话语中,体现了作为国家总理亲历亲为的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传达党和国家的问候,还一再强调有关部门必须做好灾后安置工作。保证抢险工作顺利进行。
1.1.2 语态
我们在分析这篇语料的时候,发现全文几乎用的多是主动语态,只有一处用了被动语态“学校有上百学生被埋在废墟下”。这不仅刚好体现了汉语的本体型的特点,也体现了我们国家领导人人定胜天的信念。同时,运用主动语态,还能起到很好的召唤作用,发动全体人民一起抗震救灾。
1.2 人际功能分析
人际功能包括了表达社会和个人关系的所有语言使用。(胡壮麟,2008:313)。人际功能由语气和情态来体现。
1.2.1 语气
语气表示在某个情景语境中讲话者选择了何种交际角色以及他给听话人的设定的角色。(胡壮麟,2008:314)。韩礼德认为我们最终能够确认的言语角色有很多具体类别,但最基本的只有两种:(i)给予和(ii)索取。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篇新闻报道中主要涉及到了“陈述”和“命令”的语言功能。这是篇新闻报道,所以读者就是这篇新闻报道的听话者,“陈述”的主要“听话者”是人民群众,这里“讲话者”主要是给“听话者”陈述了灾情的信息。“命令”的主要“听话者”既包括读者,也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和部队,后者体现的更加明显。例如:温总理提出的5点要求就可以看成是一种“命令”,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等等。这种“命令”的方式,使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武警官兵可以知道自己的责任之大,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完成任务。
1.2.2 能愿
情态系统表达人际功能。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有两个目的:1)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2)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在英语里,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和直接、间接引语等都可表达情态意义(辛斌,2005:75)。
笔者对所研究的语料的能愿动词进行了分类,分类结果见表2。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篇报道用的能愿动词不多,而且表达程度中和表示否定程度的能愿动词都没有,笔者分析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报道题材为叙述和描述为主。这篇报道主要是以叙述性为主,主要是记述了总理得知地震后,如何马上赶赴灾区,成立救援工作组,如何亲临灾区,慰问当地灾民。没有对总理的直接话语进行转述。所以都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很少有能愿动词。2)低程度的能愿动词的使用,说明了总理对地震发生后的状况也是忧心忡忡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3)本文主要用了表示高程度的能愿动词“要”,在文中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14次,而且主要是出现在总理提出的5点要求中,体现了总理对于救援任务之坚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武警官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这14个“要”,让读者顿感信心倍增。4)本文没有出现一个表示否定的能愿动词,说明抗震救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任何的消极意义。全体人民必须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抗震救灾。
通过分析笔者也发现,在高程度能愿动词中除了“要”以外,都没有其他能愿动词,例如“应该”、“必须”等等,笔者认为加上这类能愿动词,能更好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能更好的表达党和政府做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前文中也提到,人称代词的使用也能表达一定的情态意义。许多语言里,人称代词的选择往往受到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和亲疏程度的限制。例如,汉语里你们和我们,你和您等都有意义上的不同。英语中第一人称复数在使用上有外包和内包两种用法。前者可产生疏远对方的效果,容易使对方觉得受人摆布。而内包用法通常旨在拉近与听话者的距离,给人一种平等参与、休戚与共的感觉。不过我们也看到,这种用法经常会被权力人物用来创造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辛斌,2005:75)。这2类用法被美国总统在其竞选中频繁使用。中文中使用人称代词也有类似的效果。
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全篇文章一共出现了4个“我们”,而没有出现一个“你们”,这体现了总理始终都是和人民站在同一战线,没有让人产生疏远感。他认为,只有军民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战胜灾难。这属于内包的用法。除此之外,文中要表达“你们”含义时,一般都用“人民”来替代,而代表“我们”含义时一般用“政府”来表示,这不免又给人一种距离感,这也许也要归因于中国的文化是阶级文化,人们很注重自己在社会中与他人的关系。
2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发现运用批判性话语来分析灾难性报道还是有可取之处。笔者首次用话语分析的理论解读中国媒体的报道。本文主要从及物性,情态,语气等方面对语料做了较为详尽的剖析,发现中国的灾难性报道分析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通过使用动态词,就很好的表明了中央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抗震救灾的指示,希望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参考文献
[1]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5.
[2]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8.
话语批判 篇8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任以来曾多次在多个重要的场合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2014年6月11日, 奥巴马去到了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 并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讲话。他祝贺学生们顺利毕业。随后又结合当下社会的状况, 希望他们能够克服困难, 为国家、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演讲是指在公众场所, 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 体态语言为辅助手段, 针对某个具体问题, 发表自己见解和主张, 阐明事理的一种表达方式 (罗颖, 2013) 。演讲按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 比如政治演讲、街头演讲、校园演讲等等。演讲的目的是要让听众支持演讲者的主张和观点, 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行动。一般来说, 演讲者们为了在听众心目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或者为了使演讲更具有煽动性和鼓舞性, 他们会巧妙地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与策略 (李静, 高东军, 2013) 。
批判性话语分析也被称为批判语言学。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 运用相关理论, 对奥巴马2014年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一番演讲进行情态系统的分析, 来体现其人际功能。本文立足于情态系统分析中情态动词和人称代词的使用两个方面, 结合奥巴马的演讲辞, 分析说明了这两类词在演讲中的作用, 体会演其中的语言艺术和演讲者带给我们的鼓舞和震撼。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批判性话语分析关注语言对产生、维护和改变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 重视语篇的生成、传播及接受过程, 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语篇隐藏的意识形态。系统功能语言学里的及物性、情态、人称的人际意义等被批评性语篇分析拿来作为其所用的分析手段 (康燕来, 2013) 。
Gee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隐藏于文本中的话语的意义揭示出来 (彭增安, 2007) 。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以语言学分析方法为基础, 主要是建立在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 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和方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非常紧密。Halliday认为使用中的语言具有三大功能:表达说话人对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概念功能、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际功能以及使语言结合语境并把语言组织成语篇的语篇功能。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际功能, 是指能表达作者 (讲话者) 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以及他 (她) 对事物的推断的功能, 体现着作者 (讲话者) 的态度 (曾亚平, 2009) 。情态是人际功能表现的一种, 也就是说, 情态系统是人际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讲话者对自己讲的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在英语里, 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 人称代词、实义动词、直接、间接引语等都可以表达情态意义。本文主要讨论情态动词和人称代词在此次演讲中的运用。
三、案例分析
接下来笔者将对奥巴马2014年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的一次演讲的人际意义中的情态系统进行分析。主要从情态动词和人称代词两个方面展开。
(一) 情态动词
情态是指讲话者对句中命题真值度的看法或态度, 是发话者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义务, 或在提议中表达个人意愿 (胡壮麟, 2005) 。情态词的使用可以使自己的主张不带有强制的色彩, 使信息更容易被听众所接受, 从而增加了信息被听众认可的机会。情态动词的使用往往体现了说话人的态度、看法和意愿, 不同情态动词的情态等级值也不同。Halliday将情态动词分为高、中、低等级之分, 体现了说话者语气的轻重。高量值的有:must, ought to, need和have to。中量值有:will, would, shall和should。低量值有:may, might, can和could。
在奥巴马的这篇演讲中, 全文中共有单词5246个, 含82个情态动词, 占全文词汇的1.6%, 其中“will”和“can”出现得最频繁。奥巴马这篇军校毕业典礼演讲中, 用得最多的是中量值情态动词 (43个) , 其次是高量值情态动词 (21个) , 两者共占全文情态动词的78%。
在这篇演讲中奥巴马也使用了高量值情态动词“must”11次和“have to”6次, “need”4次。高量值情态动词的使用能体现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的权威性和号召力, 表达了一种强制性的态度。奥巴马在这篇演讲中使用这类情态动词, 表示他的主观取向, 强调了美国必须要继续站稳世界第一强国的脚跟, 表达要稳固美国地位不动摇的决心, 以此来鼓舞这群即将踏上保家卫国征途的军校学生们,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大。同时强调了美国要繁荣强盛, 必须要做到与其他国家合作, 抵制恐怖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在中量值情态动词中, “will”又是此次演讲辞中用得最多的, 一共出现了35次, 其他的像“should”出现了5次, “would”出现了3次。奥巴马高频率地使用“will”, 情绪有所缓和, 从而更具说服力。一是表达出自己的意愿, 希望这些军校学生能够克服困难, 挺身而出, 以身作则, 将国家使命扛在肩上, 表达了奥巴马对这些学生的信心;二是他使用“will”来说明在当前世界的发展形势面前, 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稳固世界和平和自己的地位。并加以条件, 即若不这样做, 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怎样, 让学生们知道当前任务的必要性。这可以反映出奥巴马对当前局势和毕业生们的未来所做出的主观判断, 让他们感觉任务艰巨但是不会有畏惧, 因为有强大的国家、政府在他们背后支持和撑腰。
最后低量值情态动词“can”出现了15次, “could”出现1次, “may”出现1次, “might”出现1次。这类词令演讲的语气柔和不少, 有一种商量的口吻掺杂其中, 使学生更加受到鼓舞, 从而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建议。
这些情态动词的运用使奥巴马拉近了与毕业生的距离感, 营造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达到思想意识上的操控, 同时也树立起美国领导人的不可撼动的形象。
(二) 人称代词
在语篇方面, 代词指称能告诉我们作者是如何看待语篇涉及到的人物的, 这些人称代词有助于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在许多语言里, 人称代词的选择往往受到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和亲疏程度的限制 (张林, 2012) 。人称代词可以实现语篇的人际意义, 人称代词的选择往往因讲、听双方的地位和亲疏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政治家所做的演讲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听众。人称的转换是本篇演讲中的特点, 不同的人称在句子里起着不同的作用。接下来重点分析人际功能中的人称代词在奥巴马此次演讲中的使用情况。
此篇演说中, 使用得最多的代词是“we”, 总计105次, 第一人称一共出现249次, “our”出现82次, “I”出现35次, “me”出现9次, “my”出现9次, “us”出现18次。第二人称总计出现44次, “you”出现35次, “your”出现9次。第三人称共出现39次, 其中单数形式出现17次, “they”出现8次, “their”出现10次, “them”出现4次。可以看出在整个演讲中, 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频率最高, 占全文人称代词使用的75%。下面笔者着重分析几个被高频率使用的人称代词在演讲辞中的使用情况。
政治家在演讲中非常善于运用第一人称调节与受众的心理距离, 从而使演讲更有感染力、说服力, 从而达到操控听众的目的 (黄银菊, 2011) 。在本次演讲中, “we”的使用频率最高, 指的是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全体2014届西点军校毕业生。在演讲中, 奥巴马大量使用“we”做主语, 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氛围, 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 使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更容易被接受, 以形成演讲者与听众的出发点和立场一致的感觉。另外, 奥巴马使用“our”, 突出一种共有的感觉, 让大家有一种国家是我们大家共有的, 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去建设的感觉, 让毕业生们责任感加重, 国家集体荣誉感增强, 唤起一种爱国情感, 鼓舞壮大大家的士气。
在该演讲中, 第二人称代词“you”的使用频率并不高, 这里的“you”指的是毕业生们, 它在这里起到了叫醒听众耳朵的作用, 让大家感受到总统对自己的期待和谆谆教导, 仿佛在与总统面对面对话, 让大家倍感亲切, 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
第三人称代词出现的概率比较低, 其中第三人称单数主要以“he”的形式出现。在这里, “he”指的是三年前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加文, 他在战斗中英勇奋战, 负伤后仍不忘初心, 一心报效祖国。奥巴马用他的例子来鼓舞学生们学习加文的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 而加文的妹妹就是此次毕业生中的一员。奥巴马对不同人称代词的选择, 既体现了他与听众站在同一立场, 又体现自己作为总统的威严。
四、结语
本文从批判性话语分析角度, 基于Halliday的人际功能对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进行了情态分析。奥巴马向学生表示祝贺的同时, 指出了军校毕业生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国家发展的大形势。激励毕业生们在今后以国家利益为重, 保家卫国, 捍卫国家利益, 巩固国家地位以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对这篇演讲稿的赏析, 语言学习者也应该充分理解文体知识, 掌握其中的技巧, 更好地运用于语篇理解等。
本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 从人际功能的情态系统分析了奥巴马语言运用中的情态动词和人称代词使用的策略, 使整个演讲掷地有声地砸进每个听众的心里, 达到了高效传递信息的效果。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为解读公众演讲语篇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而且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语言的敏感度及对语篇的理解力, 促使他们实现批评阅读, 增强他们对大众语篇的反控制意识 (江雷, 2015) 。总之, 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语言的鉴赏能力, 更好的应对当今语言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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