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精神的塑造（精选7篇）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1
国家兴盛, 人才为本;人才培养, 精神为本。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国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这一发问, 振聋发聩, 引人深思。
对于此, 本文立足于批判精神的失落和形成, 来对钱老生前的问题予以解答。这是因为批判精神事关中国人才培养的真谛, 解答人才培养问题必须重视批判精神的巨大作用。
一、批判精神失落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 “科学”和“民主”的指导精髓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批判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是其活的灵魂, 是科学和民主的必然要求。但是, 实际情况是:在当前中国, 批判精神反而失落, 这仿佛是个历史性的悖论!
虽然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 同时缺少资本主义的经济积累, 生产力不发达, 但是这并不能将中国目前批判精神失落的原因认为是历史的宿命, 认为面对这一宿命中国人是无能为力的。而实际上, 批判精神是近代的产物, 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有否定和排斥批判精神, 而是将其作为活的灵魂。所以, 中国当前批判精神失落的原因并不能归结为历史的宿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而是另有原因。我们只有客观现实地分析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状况, 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悖论。
1. 政治因素。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中,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特征, 这使得家长制和一言堂盛行, 导致批判精神的缺失, 使其无立锥之地。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质特征有所缓和, 但是仍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同时又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较为薄弱, 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不能切实实行和保障民主集中制制度。这使得不能正常运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使党与国家无视自身错误, 助长了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而这也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家长制、一言堂和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两者相互强化, 使民主集中制转化为集权和个人专权。高度集中的权力与左倾教条主义的结合使讨论之风消失殆尽, 合葬了批判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需求, 使得用落后的政治思想来指导高速发展的经济运程, 导致两者高度同构, 思想文化的激荡反过来危及政治政权的稳定, 另外两者的同构也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模糊, 同时引起政治腐败现象严重, 这些现象导致在此时期人们的信仰危机和价值的失落, 使得批判精神无立足之地。
2. 经济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体制可以完全用四个字来概括:计划经济。其显著特征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高度统一, 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全能的特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每个人的劳动所得必须首先上缴国家政府, 随后的个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必须依靠这一政府组织, 甚至包括婚姻大事。这种经济体制下, 每个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都被高度政治化, 无法对政治生活产生有效的制衡和影响。所以, 很明显, 批判精神无法在此种经济体制下存在。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批判精神开始被重视, 但由于市场经济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仍然无法高度发挥批判精神的效用。例如市场经济追求短期利益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大学的育人格局。俗话说,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由此可见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在市场经济追求短期利益、追求利润的前提下, 大学教育开始出现浮躁现象, 短线作战、速生速成成为人才培养的显著特征, 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抛弃创新和求真精神, 开始急功近利, 出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批判精神的失落在所难免;另外, 市场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特征使得大学教育与推动人才的创新的目标完全不符, 但是市场经济以其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理性绑架了大学的价值理性, 使大学的批判精神沦为现实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仆人。
3. 文化因素。
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乃至辉煌的精神象征, 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正如顾准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归结为史官文化, 其显著特征是政治权威至高无上, 这导致思维方式片面、静止。这种文化特征完全扼杀人们的批判精神。虽然在近代, 科学和民主被提上日程, 但两者只是强国的工具, 根本无法体现批判精神。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人民开始广泛借鉴西方一些有价值的文化, 其中最显著的是对市场经济文化思想的借鉴, 但随之而来的是大众文化的盛行。而大众文化的盛行逐步消解和剥夺着批判精神。这是因为, 首先, 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在前大众文化时代, 某一学科领域的精英分子是人们崇拜和羡慕的对象, 这使得他们的批判意识更为权威和理性;但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开始让文化走出象牙塔, 走向大众, 使对文化陌生的普通大众开始一睹其真谛, 至此, 大众文化开始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分割天下, 这使得精英分子的角色意识逐渐淡化, 同时批判精神也开始淡化。其次, 大众文化解构了批判精神。只有到物质文明富裕到一定程度时, 才会出现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相比, 大众文化一反以前知识的宏大叙事的特点, 更加注重现实生活的感受, 将审美艺术世俗化、实用化、娱乐化, 在此过程中, 知识的神圣特性瓦解, 平凡文化逐渐塑造, 带给人们不需要思考的平庸的文化模式, 而这恰恰使得人们思考真相、追问本质的能力渐渐萎缩。当曾经的精英分子长期浸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时, 无疑会影响到其自身的思考模式和批判精神, 有力地削弱了其批判精神。
二、批判精神的养成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 批判精神不可能在封建王朝的背景下形成, 也不可能在民族危亡、经济薄弱的背景下形成。在现代, 虽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出现了很多不利于批判思维形成的阻碍性因素, 但这些因素不是不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克服和防止的。由此,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来养成批判精神。
1. 注重法治建设。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儒家思想深深扎根其中, 所以中国人喜欢讲求“仁政”, 而忽视了对法治的建设。而实际上, 儒家崇“仁”贵“柔”的思想具有一种内向性的特征, 往往注重关系裙带、职位高低。但批判意识本是一种外指性的思想, 具有外向性特征, 需要法制制度下的平等自由思想作为其生长的土壤。所以, 必须加强法治建设, 对之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争创一个自由平等的文化平台, 培养批判精神的土壤。
2. 铸造独立自由的人格品质。
批判精神是一种独立自由意识的体现, 只有以此为保证, 批判精神才会避免成为形式、工具的下场。在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长廊中, 集体主义精神, “舍小我, 成大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根植于每个中国人心中, “君权思想”“英雄思想”和“官本位思想”充斥着国人的脑袋, 这必然会扼杀批判精神的养成, 同时, 当批判不再成为一种意识, 开始具有了方向性和可操作性, 批判就不再成为批判, 不再成为一种目的, 而开始沦落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所以, 应该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品质, 让民众的呼声和言论完全发自内心, 而不再顾及不必要的因素。当一切话语以事实为根据, 当学术争鸣呈现百花齐放的样态, 同行不再相忌, 当独立自由真正成为民众的信仰和国家的法度, 那么批判精神的形成就会成为自然之势。
3. 变革教育体制。
“科举”作为中国古代的选拔方式之一, 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 虽然现在“高考”完全替代了“科举”的地位, 然而却是一种变了样貌的“科举”选拔制度。由于应试教育的特征, 高考披上了批量生产和功利的长袍, 在这种应试教育的高考制度下, 根本没有批判精神的生存之地。所以, 对选拔制度的变革成为必需, 对选拔制度的去功利化、终身化和全民化, 培养常态化的批判意识成为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形成批判精神。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
编辑冯玺玲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2
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即对“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中,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也不乏辩证的精神.马克思哲学既坚持了人类价值理想的终极关切,又正视发展的现实过程.在诸多的关于 “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的比较与鉴别中,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视野,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参照,马克思哲学仍然是当今中国现代性构建过程中的主导理念与文化精神.
作 者：许晓平XU Xiao-ping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人文社科部,北京,100023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年，卷(期)：2006“”(3)分类号：B0-0关键词：现代性 批判 反省 马克思哲学
以“批判精神”引领成长 篇3
【摘 要】人的成长往往是在“批判”中实现的，“批判”就是“否定之否定”，就是超越、发展和成就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历史学科重要的核心素养，秉持“用古人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的主张，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发展学生的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历史教学；批判精神；历史智慧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23-0076-03
【作者简介】李广耀，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江苏太仓，215421）校长，高级教师，苏州市名校长。
我是幸运的，少喜读史，及至初中，即遇名师，景仰之余，产生了做一名历史教师的情愫。从教近三十年，我的专业成长历程大约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七八年重规范重知识的传授，中间七八年探究历史教学的方法与思维，之后更关注历史教学的本质，探究以核心价值引领的发展“历史智慧”的教学。
一、从知识到结构再到思想：借“批判”之力成长
1.规范起步，努力教得好。
初上讲台，却中途受命改教初三政治，手足无措之际，得到高中恩师的帮助。他每天督促、指导“坐不住”的我备课，要求极其严苛，教学详案一遍不行，两遍、三遍是常事。他尤不允许我授课时看文本，要求我授课内容必须牢记于心。经大半载努力，我以所带班级中考均分遥遥领先的成绩度过了工作第一年。
别样的经历给了我不一样的体会。首先，我明白了什么是规范，什么是“胸中有丘壑”，什么是精益求精。其次，政治教学经历为我的历史教学奠定了不一样的起点：重视知识传授，更重视知识体系与知识点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建构，培养了重分析、重归纳、重联系的教学方法。再次，认识到教师的学养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前辈学人的风范，成为我心目中的丰碑。我个人也荣获了苏州大市历史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一等奖。
2.批判反思，如何教得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历史教学改革强调发展学生思维能力，高考命题难度陡增。多项选择题陷阱很多，材料解析题材料增加、阅读难度加大，问答题中既有“大跨度、重综合”的要求，又有“小切口、多层次、深分析”的题目，更突出要求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与解决问题。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学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1995年，我和历史教学专家陈庆军先生有过一次美妙的“邂逅”，使我深刻反思教学中“重知识、轻能力，重方法、轻思维，重分数、轻内涵”的不足。我借鉴“双向目标细目表”“纲要信号图示法”等教学方法，探究“重视夯实基础、挖掘隐性知识、优化知识结构、发展学生思维”的“思路教学法”，并开始尝试编写“导学案”，围绕教学主题和重点对教材内容进行“重组”，尽量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品质。
3.正本清源，教什么才好。
进入21世纪，社会转型引发的种种现象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需要历史教育？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如何使学生透过历史的案例，得到明智的、合乎情理的见解，以历史思维洞察过去、思考现实、瞻望未来？
在我多次参加苏州市历史名师共同体的活动以后，这样的想法愈加清晰和深刻。华东师范大学李月琴教授讲座中的“把信送给加西亚”、吴江高级中学唐琴名师工作室以《南京大屠杀》油画去组织“抗日战争”教学，告诉我历史教学应追求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昆山高级中学姜红珍老师的“史料与史观”教学、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李慧军老师的《美国1787宪法》公开课，告诉我历史教学理性思辨的奥义；昆山高级中学沈为慧老师主持编撰的《微课设计》，告诉我学养、学识的重要性。
高品位的历史教学是培养学生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源泉。历史学习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够内化那些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价值观，提升学生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二、从课堂到课程再到生活：让“批判精神”落到实处
教育要做的重要事情，是让学生变得更智慧。历史教育更是如此。历史学习的重要特点就是具有思辨性和深刻性，提倡用批判与思辨的方式学习历史，“用古人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是我为之追求，为之努力的教学主张。
1.建设富有批判精神的课堂。
（1）提问是批判精神培养的逻辑起点。
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亚夫先生指出：“就教学内容而言，一个好的问题能够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并刺激他们的思维向多个方向发散，并使大脑用新的方法重新建构知识。因此，优秀的教师都重视提问，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刺激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的行动。”
以台儿庄战役为例，我运用材料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①我们一般把台儿庄战役作为徐州会战的一部分，但史学界也有异议，为什么？其一胜一败的结果说明内有玄机。②台儿庄战役歼敌战果如何？据新闻报道以及李宗仁、陈诚、郭沫若等记录与回顾，歼敌数字为2万～3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歼敌11984人，最近日本姜克实教授考证日军伤亡5800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和争议？其实理解台儿庄战役在抗战史中的地位就不难明白。“台儿庄大捷”的意义不一定在军事层面，而在于政治层面、精神层面和宣传层面，其打破了“日军百战百胜”的神话，是国军首次全面性的重大胜利，给予了中国民众和军队奋勇抗日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2）对教材进行多视角多元化解读是便捷的方法。
历史教材“作为一定时代、文化乃至政治观念指引下，由特定人群编写的文本，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必然就更只有相对性和有限性，也就是说，更需要我们以批判性的思维来对待他们”，其更应该是“师生对话中生成的开放文本”。而且“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学生学习经历、价值取向、社会背景、事物感知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决定了学生对教科书内容出现多元化的解读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例如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教材上的答案是清政府的腐败，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试想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我们能打赢吗？致远号打光炮弹后试图撞沉日舰，但被击沉，请问这些炮弹都打到哪里去了？邓世昌抱着爱犬与舰同沉，令人钦佩。但军舰上居然可以养宠物，这也是慈禧太后的责任吗？等等。这样的学习“发散”解读能避免学生成为教科书的“囚徒”。
（3）以教学立意引领批判精神的培养。
叶澜教授说过：“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教学立意是课堂教学的统帅、灵魂，教学立意中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课堂教学品质的高低。
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3“新文化运动”属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单元中的第二部分，上承“顺乎世界之潮流”，下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近代思想解放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是旧思想的发展、新思想的肇始。从近代民族独立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是旧革命的总结、新革命的曙光。在新文化运动中，民族生存与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被完全割裂和对立。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相信，民族要生存就要摒弃此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观点在后人看来不合常规，但置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中就可以理解。为此，以“碰撞与抉择”作为教学立意，以思辨、理性的态度揭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精英的迷茫、痛苦和抉择，使学生认识到否定是为了涅槃，把握“思想解放”之真意。
2.开发具有批判精神的校本课程。
“学校之善，在于育人”，学校育人目标的实现在于课程。在国家课程时间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发展历史批判精神需要校本课程的支持。
中国有丰富且博大的区域文化，但在现实中，若学生对乡土历史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何来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何以担负社会的责任？笔者所在的太仓自古以来被称为“锦绣江南金太仓”，是吴王夫差屯田之所，是元代的大港，是郑和七下西洋起锚地，是陆世仪、张溥、王锡爵、王世贞、王时敏、吴梅村、唐文治、吴健雄、朱棣文等名人的故里，是娄东画派、江南丝竹、昆曲的发源地，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开发校本课程的有力依托。我和同事们开发建设了“回眸千年沧海变桑田，纵观锦绣江南金太仓”的校本课程，注重以发展学生批判精神为核心的探究课程、活动课程与体验课程的有机统一。
例如，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2“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动”部分有这样文本：“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充斥市场”，造成了淞江、太仓的布市萧条。结论：西洋工业品比本国的手工制品是有一定优势的，本国封建经济因此开始瓦解。教学中，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材料：据地方史志，“统计州县地不下八千余顷，大率种木棉者十之七，种稻者十之二，豆菽杂粮十之一”；“乡村男妇人人谙”；“至于麻缕机织之事，则男子素习焉，妇人或不如也”；“盖地既产棉，多习纺织……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均乐就焉”。学生发现乡土史料与教材文本信息有诸多差异，对教材的观点产生疑问。进而分析得出造成松太布市逐步解体的原因：近代工厂以较高收入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农户从商品性生产转向自给性生产。由此归纳：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在劳动力、市场等方面进行蚕食，使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教材标签化的答案得以具体化、清晰化，丰富了历史教学的思维内涵。
3.基于社会生活升华“批判精神”。
历史本身是“无用的”——它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却可以为人们认识现实提供新的角度，“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也是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让人更容易理解当下，也更加坚信正义与信仰。
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曾非常火爆，而同档期的《1942》上座率却不高，有观众抱怨“没意思！”甚至有人看不懂。没有对历史的了解和批判性思考，社会就不能分享共同记忆，人们就会患上认知冷漠症，不能理解报纸上发表的新闻和披露的问题，不能和别人谈论公共话题。
我尝试教学中引入现实生活题材，例如，如何用历史批判性思维看待“中国游客不文明现象”。大部分学生认为“中国人素质真差”，也有学生指出“外国人得了红眼病”，因为“外国人发现中国人比他们想象的富有，而不是他们所宣传的那般落后、愚昧”。我接着问：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有学生回答：美国人崛起时也曾被认为是“暴发户”“粗鲁无礼”，日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被讥笑过。我又问：一个民族该如何理解“自尊、自强、自信”的内涵？学生开始思考、归纳：只有尊重他人、尊重规则，才能赢得自尊；自强是核心，“落后就要挨打”；自信是自尊、自强的升华，恪守自己的价值观，不人云亦云；等等。由此，以历史为镜，映照学生的精神，发展有关生存、生活的智慧也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4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对于我国当前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塑造问题, 需要我们重温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 这篇文献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 将知识分子划分到小资产阶级中, 并将其看做一个阶层,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相当重视, 他认为“这一个阶级, 在人数上, 在阶级性上, 都值得大大注意”。
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分属于不同的阶级, 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附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 是革命的敌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包括“小知识界——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职员、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同盟力量。
其次, 文章明确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来源、阶级属性及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有大、中、小之分, 他们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态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分为三个不同部分:第一部分可以说是大知识分子, 他们生活稳定无需为生计劳顿, “有余钱剩米”, “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 “是小资产阶级右翼”。他们在革命中“胆子小, 他们怕官, 也有点怕革命”。第二部分可以说是中层知识分子, 他们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 但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他们必须付出较之以前更多的劳动, “他们有点骂人了, 骂洋人叫‘洋鬼子’, 骂军阀叫‘抢钱司令’, 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这部分是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属中间派。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中, “不肯贸然参加, 取中立态度, 但绝对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众多, 占整个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可以说是小知识分子, 其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明显下降, 饱受精神上的痛苦, 对时局不满, 也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 “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左翼在革命中非常重要, 他们积极参加革命, 努力想改变生存现状。
总之, 毛泽东在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不同的经济地位以及准确把握其各自的革命态度之后, 采取相应的革命策略就能达到团结大多数打倒少数人的战略目的。
二、
对中国来说, 知识分子是个外来词。知识分子在汉语里有许多相似的称呼, 却没有完全相应的词汇, 最接近的是文人, 文化人, 古代还有读书人、书生这两个词, 而这些词都是不能等同或接近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 (1996年7月修订第3版) 如此定义:“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定义显得过于宽泛, 我国学者周非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的探索者、承载者、传播者、运用者和捍卫者。”
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 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 (如理性、自由、公平等) 的维护者。中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定义, 但都肯定其有一个共同的性格, 即具有独立的精神, 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责, 公共性和批判性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即康德所说的“在一切事物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只问是非, 不问利害”的, 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 如想到种种利害, 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著名作家王朔也对知识分子的品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到知识分子, 我认为鲁迅可以算一个, 我认为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并且可以颠覆现存的整个文化秩序, 那才叫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只是念过一大堆书的人, 我觉得那叫‘知道分子’, 我攻击的知识分子是这帮人, 只不过那时, 我没有想到‘知道分子’这个词, 所以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 早先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那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角色, 逐渐消失殆尽, 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也已近消失。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 对于一个国家是毁灭性的, 对于整个民族更是毁灭性的。
知识分子批判性的消失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 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 制约了他们的批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知识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 知识分子在生产和管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讲, 知识分子更有能力批评社会,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 又制约了他们的批评。国家作为政治权威高度地控制着所有精神和物质资源, 无论大学也好, 出版社也罢, 皆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环节, 过去知识分子那种游刃有余的公共空间荡然无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知识分子从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向政治权威的阐释者和依附者这一角色过渡。比如公务人员, 其薪俸由国家财政供给, 职业伦理要求服从指令, 而不管这种指令本身的对错。
其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 还形成了对单位的依赖。国家与社会同一, 单位制度统辖了一切, 单位是衣食住行的父母, 迁徙和工作流动的自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哪怕想批评自己的单位, 都需要相当的勇气。
此外, 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缺失还与知识本身发展的专门化即所谓职业化有关。职业化意味着所做的工作会脱离现实的需要, 并发展出一套越来越带技术性的特别形式, 能产生一套玄虚的理论和方法。而且, 当知识的活动仅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时, 知识分子便被局限在他所从事的职业范围之内, 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关系。在《死火重温》中汪晖指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 却是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渐分化和退场, 并最终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改造为一种职业活动。职业化的进程实际上消灭或改造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
三、
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 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缺少。它的存在, 是对现存权威的民间制衡。作为一种批判力量, 它鞭策现存权威或多或少地向价值理想靠近。
在整个国家面向市场化改革以来, 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 由于财富转移的不公, 社会出现了结构性断裂, 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人 (个人、农民) 因为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日益失去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表达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的道义关怀, 但做得远远不够。
因此, 重温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对于我国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塑造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把知识分子又划分为三个阶层, 而第三个阶层则是小知识分子。他们处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底层, 经济水平较低, 生活比较清苦。然而, 正是这些小知识分子, 他们最具有批判性, 革命性强, 愿意为改善现状而承担一定的风险, 愿意为之付诸行动。所以, 在当下, 要充分发挥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潜力, 使其能有机会提出更多代表广大群众呼声的提案。从而, 无形地带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现实改造的积极性, 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我国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敢为事业用人才, 大力选用能代表基层的领导干部, 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 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 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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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朔, 王童.王朔在线[J].小说界, 2001, (0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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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师应当具备批判精神 篇5
21世纪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时代，与之相应，21世纪的教育也应当追求的是创新教育，教育的目的应该转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上来，而这一切老师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首先老师得具备创新素质，而创新素质中最重要的就是批判精神，即老师敢于和勇于对前人和自己的已成定论的知识进行怀疑甚至否定。这就要求老师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更需要批判的能力。
传统的教育重在传道、授业、解惑，其前提是老师即是真理、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化身，他要做的仅仅是将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学生。而事实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手段、工具已经不再局限于教师，而且，仅仅靠接受前人的东西已难以适应今天这个以创新为检验教育成效的社会。21世纪的老师应当学会创新，即观念、知识、方法的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21世纪的老师不再迷信权威和书本，他要做的是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新的高度攀登，努力开辟蹊径，在综合前人知识的基础上创新出新的知识。
21世纪的教师将不再迷信自己，不再把自己的角色神话。学高为师，不仅在于知识的容量，更在于知识的创新。要做到这一点，老师就应该敢于批判自己，甚至否定自己。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老师不可能穷尽过去和未来，他要做的就是在不断地批判自己中创新。21世纪的教师还要使学生具有批判精神，不再把学生视为知识的接受器，而是将其看作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与教师平等的创新主体。课堂不再只是知识的传递场所，更是思想交流的对撞地方，在这里老师与学生间的相互致疑和反驳，成为理所当然。当然，我们在倡导老师应具有批判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倡导他们培养批判能力。这就需要老师博览群书，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兴趣和热情，及时捕捉新知识，站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前列，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当然，这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有始”而“无终”，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批判来使其保持活力，即所谓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6
《长亭送别》一文选自元代戏典大家王实甫的著名杂剧《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在全国多个版本中出现，体现了编书者们的匠心独运。在以《长亭送别》为代表的戏曲教学中，许多老师皆已注意到课文中的曲辞华美和人物刻画细腻等优点，但很少有人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其不够完美之处。这就给引导学生批判地吸收古典文学优秀作品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笔者在《长亭送别》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入解读课文，对其展开批判性的阅读与鉴赏，吸收古典文学优秀作品的精华，摒弃其糟粕。通过师生的这种互动性质疑——释疑的语文学习，达到新课改背景下提高学生审美情操与探究能力的目的。
一、批判杂剧结构不尽完美之处
《西厢记》第五本以张生科举高中状元，崔张完婚的大团圆方式结局。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往往是元杂剧的固有模式，而恰恰又正体现元曲“关目之拙劣”。金圣叹先生因此而腰斩《西厢》。《西厢》的前四本的主题是反对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制度，倡导尊重个性发展和追求爱情自由。《西厢》中这种情与礼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崔张爱情的结局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剧。而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往往使读者忽视封建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集中于才子能否高中状元。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这对主题已是一个破坏”。因此，第五本看似完美结局，实则上大大削弱了原来的现实性，是对艺术的一种破坏，纯属画蛇添足之举。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借此拓展来教会学生如何欣赏戏剧结局形式的布局合理性与悲剧的崇高美。大团圆式的喜剧结构，体现了元剧作者和当时观众合理的文学期待视野，但是，那种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的悲剧往往更能产生震憾人心的艺术效果。王实甫《西厢记》的这种戏剧结构，在破坏其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影响了作品的批判现实力。
对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引导学生批判分析时也应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出现的可能性，又要注意它在审美功能上的缺憾性。
二、批判人物思想上的缺憾
在《长亭送别》中，对主人公之一崔莺莺的刻画较为成功。她对封建礼教的反叛较为大胆刚强，同时又保持着贵族小姐的矜持、怯懦。这样一位既符合身份特征又具有一定叛逆精神的形象，戏剧通过优美的唱词刻画得细致入微，同时对其心理的描写也是入木三分。而另一主人公张生与之相比较，显得卑陋与庸俗，不时可见他身上的轻狂与猥亵之处，有损整部《西厢记》的高超艺术气质。
对这种人物思想上的缺憾，我们要辩证地分析。吸收其优秀之处，客观地批判其不足，学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也就会客观地、辩证地分析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
三、批判分析人物形象的矛盾之处
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对《长亭送别》中崔莺莺的形象给予分析。这样完美的一个形象，也有其矛盾之处，而这又印证了王国维先生的“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这一特点。
《长亭送别》一折主要抒发旦角崔莺莺与末角张生依依惜别之情，是一折情浓意切的情景戏。在此情景中崔莺莺满腹爱恋与惆怅。而在这一折中崔莺莺有这样一句曲白：“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其意是“用原来对我的情意去爱怜眼前的新人，并追忆逝去的甜蜜爱情，这原是唐传奇中的一句话，用在此处与全剧的风格格格不入，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矛盾冲突。《西厢记》中的莺莺深沉、幽静。但全剧更多的是揭示她青春的觉醒，对爱情的追求。是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形象。尤其《长亭送别》一折表现的是爱恋，是依依不舍而无劝他另取新欢的意味。这样一句台词的嵌入显现了《西厢记》中人物的矛盾的一面。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拓展学生文学批判的视野，引导学生用批判精神吸取古代文学精华，用扬弃的方法来对待中国古典文化。这些做法与新课改的理念是高度统一的。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7
【摘 要】儒家思想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等中蕴涵着鲜明的人本思想，高校可承继这些思想，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实现人本管理，加强“人本”教化，从而促进人本精神的塑造。
【关键词】儒家 人本思想 高校 人本精神 塑造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088-03
当前，高校塑造人本精神十分重要，这不仅是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要，还是实现学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然而，目前高校校园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本精神缺失现象。比如，有的高校为提高自身及学生的竞争力，更多地注重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方面，而往往忽视了学生精神和情感等方面的需求;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创出更多业绩，可能不顾学生实际情况，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等，不利于学生各方面的提升;有的学生沉迷于网络，对自身的长期发展规划关注较少，同时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过于冷漠，等等。对此，可以借鉴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塑造高校人本精神，以增强高校核心竞争力，实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学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培养出真正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实现高职教育的健康、和谐、快速发展。本文试图在分析儒家人本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承继儒家人本思想，塑造高校人本精神。
一、儒家的人本思想
儒家思想中蕴涵着较鲜明的人本思想，限于篇幅问题，本文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来对之做一介绍。
（一）孔子的“仁者爱人”
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仁学是最为突出的内容。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人道思潮兴起，不仅尊重人格，而且重视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关怀人的内在修养，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这是一种泛爱人本精神。《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表示对人的恭敬，这是一种严肃的爱，也是真诚“爱人”的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反面说明“爱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都体现了一种真诚无伪的“爱人”精神。《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回复到传统的礼所允许的范围，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实践仁德，全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在处理人我关系时，“克己”是“爱人”的基本条件，“复礼”不是取消“爱人”，而是规范“爱人”。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谓“爱人”，是表示人我关系的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对人的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重、宽厚、信任、亲近、恩惠以及尽心尽力，等等。
（二）孟子的“性善论”
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人民苦难，孟子从天下人视角思考战争问题，继续发扬孔子“仁道精神”。孟子不停留在孔子如何做人规定上，提出人的本质，即人性本善，所以仁者才能爱人，为孔子仁学或人本精神找到内在根据。
孟子认为，人性之善，是先天的、固有的。《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性善论的核心是他的良知说。所谓良知，就是人人生来都具有的一种善性。良知主要体现在“四心”。《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因有之也，弗思耳矣。” 然而，在孟子看来，良知并非先天固有的，而是道德潜意识的表现，是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心理和感情。据此，孟子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最终要落实到“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道德概念与规范。因此，孟子的良知说，主要是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心性修养。心性修养的目的，是要最终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是孟子所描绘的社会理想，体现了其深厚的人本精神。
（三）荀子的“性恶论”
在战国儒家各派中，荀子最自觉到天下统一的历史要求，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一天下”的概念。统一趋势出现，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国君应该如何统治人民？荀子认为，人性恶，所以应该依靠礼治、教化让人去恶扬善，去爱人，爱民。荀子人性观，为孔子仁学或人本精神找到了外在依据。
《荀子·性恶》中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儿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比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在荀子看来，圣人和凡人生来都是性恶的，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关键在于他们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化性起伪”，即接受教化和进行个人学习。也就是说，人通过礼治、法治等后天教化，可以化恶为善，成为仁者，仁者爱人，具体为爱人和爱民。爱人有亲疏，差等之分，不同人以不同爱;爱民则以普天之民作为施爱对象。
二、承继儒家人本思想，塑造高校人本精神
儒家人本思想对于当前高校人本精神的塑造具有极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中，孔子“仁者爱人”思想中的克己、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重、宽厚、信任，孟子“性善论”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和仁、义、礼、智，以及荀子“性恶论”中的“化性起伪”等概念和范畴，是从自我约束和修养，到发自内心去找人的善根、善性，及到外部去寻化恶化善的方法，对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高校中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面都应对儒家所体现的这些人本思想进行继承和借鉴，这就是要从人的本位出发，真诚地对待、爱护身边的人，共同塑造人本精神。endprint
（一）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的人本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即引导人们去爱人，即做到尊重他人、关爱他人、理解和信任他人，等等。高校要营造人本精神氛围，可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努力形成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相理解和信任的氛围。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核心，精神文化在三种文化中属较高层次。因此，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其一，发展高品位的社团活动。作为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二课堂的延伸，学生社团活动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有效平台，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它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气氛、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作用。社团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学生在学生社团活动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由选择，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学生社团已成为完善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锻炼、自我服务的重要模式。由此，发展高品位的社团活动也是一种以学生为本的行为。高校应坚持对社团的统一领导和管理，鼓励社团开展富于思想性、体现时代性、高雅文明的校园活动，引导社团走积极、健康、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之路;要加大对社团的扶持力度，使其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以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学生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发挥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其二，拓展高品位的“走出去”活动。“走出去”活动是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社会实践中去体验生活的一种活动方式。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双休日组织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勤工俭学、顶岗实训、下乡支教等社会实践活动，是发挥学生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觉悟，充实和巩固专业知识，锻炼和培养毅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团结协作能力，增加就业信心以及控制和减少不良心理情绪和困惑，从而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提升心理素质。因此要积极组织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活动中不断提升社会实践活动的品位。
其三，利用新媒体，建立立体化的网络平台，向学生渗透人本思想。利用手机媒体、博客、微信、QQ、MSN等新兴媒介和即时沟通软件，对人本思想进行生动形象的宣传传播，使人本思想贴近生活， 为广大师生所喜闻乐见，为加强大学生的文化修养，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推动作用。高校应进一步发挥和挖掘数字化校园优势，建立立体化的网络平台，向学生渗透人本思想。应建设绿色校园文化网站，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他们了解世界最新的新闻信息和行业动态，扩展对外交流的时空领域，提高综合素质。应利用校园BBS为学生提供新的互动平台，及时了解学生新的思想动态、探讨新的教学模式。可充分利用微博，营造良好的校园微博文化氛围，通过微博传播先进文化，倡导良好社会风尚，为师生提供更多教育、生活等实用信息，满足师生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2.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校园物质文化主要包括高校的教学、科研、生活等物质设施以及校园环境建设等。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物质基础和载体，包括校园建筑、教学设备、生活设施、人文景观、绿化美化等，还包括校训、校歌、校徽等各种具有文化符号意味的物质，对学生人本精神的培养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要以学校发展规划为依据，尊重学校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赋予校园整体布局规划以文化底蕴。要建设好学生日常活动场所，尤其是教室、图书馆、职业技能实训室、体育训练场馆等设施，要对校园环境、校园建筑、道路交通等实施绿化美化工程，为人本精神的塑造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将文本精神融入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人本精神的塑造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机制，消除建设中的盲目性、随意性。校园制度文化包含高校师生应当遵循的各种规章制度，诸如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生活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应根据学校的具体特点，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易操作的、人性化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以发挥师生在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二）实现人本管理
孟子的良知说，认为应将“四心”落实到“四德”，即将人的本心转化成自觉的、有意识的道德概念与规范，以此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心性修养。只有将心性修养好，才能更好地去爱人。孟子提出良知说的目的是实现“天下平”，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践行心性修养，去爱人，这样人民也才能拥戴他、爱护他，使他的统治长久不衰。这对处理高校中学校和师生的关系也是有借鉴意义的，那就是，无论是学校对于教职员工的管理，还是教师对学生的管理，都应实现人本化、人性化。现有的教学管大多理偏重于可量化的大学生专业技能目标的达成，而相对忽略精神内涵，忽略对人的重视和考虑。高校应用人本理念加以引导，从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和大学生发展的特点出发，增强管理的弹性和柔性，实现人本管理，尊重个性、保护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
一方面，应坚持以教师为主体，尊重教师、塑造教师献身教学和科研及服务社会的形象，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不同需求、能力差异，尊重他们的创造和权利，探寻实现他们发展的多种途径，不断创造条件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教师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一，创新教师培训机制。每一名教师都有发展的需要，都有面临观念更新、知识更新从而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需求。因此，应建立教师培训机制，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项目，以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其二，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应重视教师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和价值选择，营造一个宽松的，有助于满足教师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利益需求的环境，调动他们潜心于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其三，加强本校教师与其他专家、其他院校教师的交流。通过举办交流会等平台，为教师提供与专家、同行交流的机会。
另一方面，应突出学生为主体的事实，在教学管理中坚持以学生为本。应尊重学生的价值观，重视学生的思想、情感、意见和需求。在实践中，可考虑让渡一部分教学管理的权力给学生，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意见平台和意见表达渠道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使综合素质也得到提升;同时，在专业学习中，要推进多种学习平台的构建，让学生有一定选择课程和选择教师的权利，并通过学习平台主动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
（三）加强“人本”教化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应该依靠礼治、教化让人去恶扬善，去爱人，爱民。可见，荀子是从孟子的反面去阐述他的人性观点的，但是引导人们去爱人，也是他的理论旨归。荀子的人本思想侧重在道德教化上，他认为，只有经过道德教化，才能让人们去恶扬善，达至圣人的境界。鉴于此，高校在塑造人本精神的过程中，应提倡道德教化，让学生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多关注他人的需求，与他人和谐相处。大学生要真正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仅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素质，更需要有关心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责任感以及为此献身的精神。高校塑造人本精神，应加强“人本”教化，即加强人本精神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如通过开座谈会、主题班会、黑板报等方式，宣传人本思想;将“人本”教育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并积极挖掘各门课程蕴涵的丰富教育资源，潜移默化地渗透“人本”教化。同时，应推进高职学校人本精神进网络、进学生公寓、进学生社团。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人本思想，对于当前高校人本精神的塑造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承继。借鉴儒家杰出代表孔子、孟子和荀子思想中的人本思想，高校可从三方面，即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实现人本管理，加强“人本”教化，促进高校人本精神的塑造。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
[2]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