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批判的终结

论批判的终结（通用8篇）

论批判的终结 篇1

论批判的终结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 20 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一 . 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 ( 即理论活动 ) 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 [1] 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 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2] ，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 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 - 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 . 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 [3] 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 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 [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 [5] 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 [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 [7] 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 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 [8] 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

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 - 社会的合理状态， 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 [9] 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 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 . 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 1941 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 1947 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 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 1966 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 [10]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 [12] 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

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注 :

[1] [2] [3] [4] [5] [6] [7] [8] [9] 霍克海姆 : 《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 第 189 页 , 第 235 页 , 第 198 页 , 第 198-199 页 , 第 200 页 , 第 201 页 , 第 205 页 , 第 206 页 , 第 206 页。

[10]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 -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11] [12] 阿多尔诺 : 《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150 页 , 第 157 页。

论批判的终结 篇2

关键词：知识分子,苏联,激进,理性批判

凡在动荡的变革年代里, 知识分子总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前苏联体制的终结, 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整体失灵的结果, 报禁开放与活跃其中的知识分子, 只不过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小部分, 而文化系统又是国家系统的一个子项, 所以本文选取苏联体制的终结与报禁开放作为考察历史的切入点, 并不是就苏联转型的挫折原因进行探讨, 而是借这个有着深厚知识分子传统的民族, 管窥变革年代的知识分子——“批判”与“背叛”[1]。

一、报禁开放——知识分子的“背叛”及后果

(一) “公开性”与报禁开放

1985年3月, 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 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其挽救苏共政体。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 然而很快经济改革出现了问题与困难, 使得戈尔巴乔夫将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领域。同时僵化的苏联模式和思维禁锢, 使得戈尔巴乔夫迫切希望在思想文化领域撕开口子。事实上,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 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2]

早在1986年初, 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为“公开性”的政策, 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3]。在言论解冻报禁开放形势下, 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出现[4]。与此同时报刊发行量也一直在急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言论空间的空前自由, 1986年3月, 戈尔巴乔夫开始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而且这种“邀请”是实质性, 甚至是被鼓励的, 热衷批判的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在这个变革的年代, 知识分子的言论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 知识分子

根据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中界定, “知识分子”是指, “他们的工作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也就是说, 那些作家、艺术家、记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者。”[5]86在此基础上, 本文“知识分子”的内涵还需结合“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俄国, 它一般指受过教育, 具有批判精神, 担负社会良心的职责的一批人。而在前苏联时代, 指的则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内涵所体现的苏联知识分子与当局对抗的姿态, 比起同时代的富有激情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概而言之, 本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受过良好教育, 并具备较强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 积极介入现实, 热衷于表达观点和价值的群体。置于苏联改革的具体历史情境中, 可以被理解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报禁开放后, 这批心怀着东正教救世情怀、崇尚自由独立、充满批判激情的知识分子, 开始为生民“立言”“立命”, 媒体记者、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理论家等学者尤为热情。

(三) 激进派的胜利

知识分子的立场在当时主要可以分为:保守派, 坚持旧有的社会模式不容许改革作出更大的、原则性妥协;中间派, 对改革持有暧昧的态度, 他们既对现状不满, 却也没有态度鲜明的立场;激进派, 富有批判激情, 主张激进的改革。在当时苏联的改革中, 激进派知识分子在“公开性”的庇佑下, 逐渐占据主流媒体, 走向媒体话语的胜利。

知识分子与苏联媒体在改革中的互动关系可以描述为下图[6]:

事实上, 激进派的批判观点强势占据媒体经历了一定时期的与保守派对战的历史过程。在1988年3月, 《苏维埃俄国》发表了尼娜·安德雷耶娃攻击媒体“太过分”的来信。这篇文章一度被认为是官方信号, 言论自由似乎走到了尽头。然而不久, 苏联中央委员会会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 谴责了这位“新斯大林主义者”, 重申支持新闻自由和独立的立场。随后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别的报刊媒体上, 当然遭遇的是同样的情节。更加实质性的举动是1987年7月《刑法》中禁止“反苏维埃鼓动和宣传”的条文被删除, 1990年的《新闻和其他大众信息媒体法》宣布取消检查制度。[7]99在言论自由的整个对抗过程中, 保守派的抱怨被被一次次喝退, 而激进派逐步占据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 激进派的知识分子被任命掌管各大主流媒体, 他们受命主办《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和《新世界》等报刊。媒体所载内容正如前文所述, 而这些观点, 将直接提供给民众。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 生活水平在历史纵向的比较, 和缺乏同时代横向比较情况下, 所获得的幸福感, 无疑是值得玩味的, 对他们而言或许保存现状更好。1991年春的各次民意调查和一次全民公决, 证实了这一观点。当时大多数苏联人民表达了“对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反对, 和对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8]200但激进派各种言论的传播效果对民众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社会主义改革黯然落幕时, 民众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

同时, 媒体之外, 激进派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经济学家, 积极向国家权力机构建言献策, 其作用比舆论造势来得更直接。“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 是……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9]94

(四) 知识分子的“背叛”

报禁开放的初衷是希望“公开性”唤醒人们, 打破思想禁锢, 进而激发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公开政策刚出台之时, 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热忱拥护, 然而蜜月期不长, 鸟儿从囚笼中放出来, 绕笼三匝之后, 重获自由的它便飞而远去。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改良社会主义目标相反的道路。

大卫·科兹记载了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背叛”过程[10]91。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 一开始她还把改革看作改造社会主义, 并在“推动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到了1990年其看法就改变了, 转而赞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根本区别, “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特征”。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并不让人觉得惊奇, 事实上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从来都不坚定, 一旦权力当局允许了知识分子的自由表达, 那么它就不得不面对知识分子的质疑, 甚至戏谑。因此在整个改革期间 (1986~1990年) 媒体从小心地提出改革意见, 到批评勃列日涅夫, 再到批评斯大林, 直至公开批评社会主义, “批判”的激进化历程愈演愈烈。时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承认, “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11]95

这种背叛借助于行之有效的大众传播系统, 将激进派的观点传播到了苏联的每个角落。远在乌拉尔山脉南部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的前共产党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 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 已使得“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 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的工人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12]。

而在这次“背叛”的变革中, 知识分子并不是赢家, 事实上, 1992年俄罗斯向自由市场快速转变的过程中, “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 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 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13]92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知识分子为了生计不得不放下原来高贵的架子”。[14]184

苏联的分崩离析有其根本上的制度原因, 但知识分子借大众传媒的“公开性”从“批判”走向“背叛”, 这一导向的改变对这段历史负有不可忽视的责任。旅居澳大利亚的保加利亚学者佩特罗夫无情地评价道,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开性, 而是恶毒的、在苏联历史上和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反共宣传。”[15]165

二、文化体制——知识分子“背叛”的根源

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物质的考虑”[16]92, 但物质条件的改变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 对促成其观点的转变上究竟有多大效用, 在缺乏实证研究下还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从文化体制的视角探讨“背叛”的最深层次的根源。

(一) 专制主义下的知识分子

首先, 专制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同知识分子本质需求相冲突。前文提及知识分子的本质需求是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 即使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理论缔造者马克思一样会愤怒地反对对自由表达权利的剥夺。而“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 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17]89。在苏联体制下, 公权领域挤压私人领域, 甚至自由的思想都能犯上“思想罪”, 开放自由的西方意识形态无疑会深深地吸引知识分子。

其次, 苏联赋予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苏联官方一直将“持不同政见者”视为西方国家的走狗, 所以用一个与英语“disident”相对应的俄语词来称呼他们[18]490。这种极度低下的社会地位对于知识分子极为看重的尊严无疑是一种伤害, 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们转向选择能赋予知识分子更高地位、更多尊重的民主社会。

(二) “持不同政见者”

“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 一旦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符号去理解的时候, 物质或经济角度上意义是模糊的。决定这个整体作出抉择的主要因素, 往往是精神信仰、价值认同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 而非简单的物质上的计算。所以理解苏联知识分子的“背叛”, 要从苏联文化体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寻找根源。

回顾苏联历史, 在列宁眼里, 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留下的唯一的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源, 列宁及其后继者的这种“利用”使得苏联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个体的价值逐渐被忽略, 而被当做国家机器的一个工具来对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政策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失望, 逐渐积蓄了越来越多的愤怒和激进的情绪, 开始走向偏激, 转为对抗。有苏联特色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对抗形式, 史学家茹拉夫廖夫指出, “意识形态检查的严格限制, 对不同思想者的迫害转变成了持不同政见运动, 使社会上消极、淡漠情绪增长。”[19]158

“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一道政治文化景观, 西尼亚夫斯基认为“在本质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精神、心灵和道德上的反对派, 反对谁?不是总体上反对苏联制度, 但反对苏联社会中的思想同一化和对思想的扼杀。”[20]185戈尔巴乔夫同情一直被压制的持不同政见者, 认为改革需要他们协助来破除思想领域的坚冰, 但恰恰相反, 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为了改革的急先锋, 极大地释放出敌视社会主义的政治能量。持不同政见者直接要求废除共产党领导, “尽快解散‘邪恶的’苏联”。[21]226这些观点的公开化在社会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对于稳健的改革而言极为不利。

(三) 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

别尔嘉耶夫曾说,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是网络丝的现象, 它具有俄罗斯的特点。”[22]这种特点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极端主义情绪, 发源于17世纪宗教改革中的“旧礼仪派”的反叛传统, 为18世纪拉吉舍夫等人继承, 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扬, 内化在20世纪知识分子性格中。别尔嘉耶夫认为这些知识分子骨子里是“分裂, 背弃信念, 漂泊, 与现实不调和, 志在未来, 向往更好的、更公道的生活……。”[23]26这种传统充满批判和激进, 在20世纪80年代末再次高涨。

俄罗斯知识分子这种强烈的反叛精神、批判意识与俄罗斯民族的天性有着密切联系。俄罗斯两级化的民族性格, 使得知识分子对历史的选择, 既能激起热烈的爱, 也能激起强烈的恨。在困厄专制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涌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而当巨大的国家机器行为迟缓的时候, 被压制已久的知识分子又站出来转而奔向资本主义。显然, 作为一个群体, 他们集体缺乏耐性并习惯用“要么全部, 要么一点没有”的批判思维来思考问题。这也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利哈乔夫的判断, “俄罗斯的轻信悲剧正在加剧是由于俄罗斯人的智慧决不与日常的关怀相联系”。[24]340

三、重建理性批判的可能性思考

历史充满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纠缠,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变革的中国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里不做中苏改革路径上的好坏比较,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的变革中, 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被压制, 时至今日, 对于很多问题依然讳莫如深。当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总是存有戒备的, 因为批判精神使得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从来都不坚定。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不是理性的激情, 而是激情的理性”, 知识分子身怀“批判的武器”, 离开了激情, 批判的理性也就难以燃烧, 然而“身怀利器, 杀心自起”, 手握“批判”工具的知识分子又该如何自处?

(一) 关于“激情”和“背叛”

人类社会从19世纪下半叶进入“政治的时代”开始, 知识分子的激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进步”和“理性”观念的结合赋予了知识分子激情批判以合法性, “进步”和“理性”作为一种史观, 发轫于启蒙时代, 并被广泛地接受, 其理念自是有其合理性和规律性。如果进步不可避免, 那么进步的方式却是不尽相同。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中都会出现狂热的激进气氛, 知识分子则鼓吹, “进步”和“理性”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历史进步的潮流将不可抵挡。然而这种知识分子声称的“进步”和“理性”究其根源到底是真实的表达还是臆想的建构呢?不论从卢梭的“道德理想国”, 到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 再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这些狂热背后的“进步”和“理性”实质上都来源于知识分子的“想象”……有的成为空想, 并迄今被世人延续着其想象力;有的被用于实践, 虽究其本质不置可否, 但终究是一种实践;有的一直在为历史推动, 并不断被尝试, 但仍难以企及。

这种由知识分子自身臆造的建构, 通过他们的摇唇鼓舌, 渗透给人类社会。他们的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相同历史框架中人类潜意识对合理社会的想象。但同时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最具想象力的一群人, 更敏感地意识到个人价值 (常常扩展为人类价值) 处在被挑战和被威胁的状态。这种状态带来的焦虑演变为一种恐惧, 恐惧的力量迫使他们走向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极端, 而迫于社会的复杂性和稳定性, 他们不可能完成社会的快速改造和转型, 只能寄希望于一种更加合理的理想社会——通过自身充满想象而臆造出来的“乌托邦”, 并大宣其道。

这种迫于改变现状和企及合理社会的理想无形中赋予知识分子以使命感, 在强大的现实压力 (有时可能只是他们虚幻的感觉) 和群众迫切的呼唤 (同样可能只是虚幻) 中, 知识分子开始蠢蠢欲动, 不再甘心被良好的社会冷漠和遗弃, 拾起看似是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感”, 将自己变身为勇于挑战一切的战士, 向社会宣战, 抛开自身由来已久的高贵, 极尽现实主义之能事, 开始拯救人类生存处境的鸿鹄之志。班达将知识分子这种“远离天堂”、“倒向大地”和尽一切所能煽动现实主义的激情, 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这种背叛把政治利益强加给所有的人, 不断为政治激情提供精神食粮, 强调名利双收的利益诉求和被尊重的虚荣心, 企图实现知识分子介入政治活动的欲望和可能性, 伴随而来的就是浪漫主义登峰造极和精神操守急速下降。

班达推崇达芬奇和歌德式的远离政治激情和从事超凡脱俗的精神活动, 建立对生存方式的最高价值信仰, 同时他也推崇伊拉斯谟和康德式的道德主义者, 以人性或正义之名, 要求人们用一种抽象的原则直接反对这些激情。而班达所推崇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和创作方式, 确实为很多处于激进情怀中的知识分子所不能, 他们无法释怀于自己的激情和“忽视”社会赋予的“使命感”, 他们如嗜血一般投身政治, 超凡脱俗的精神活动不能为他们带来向往的政治实现, 更不能让他们名利双收和被社会认可和尊重, 所以他们赋予自身以激情, 并且赋予自身以人类理想的化身, 甚至不惜背叛人性和社会正义, 只为倾泻自己的激情和实现自身的理想!这一行为的激情往往导致了不可避免和无法估算的后果, 我们在清醒之余, 该如何面对自身的激情, 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和价值?班达所推崇的远离政治激情和超凡脱俗的创作应该激起知识分子的启发和惊颤, 重拾人性和正义, 以道德主义的精神操守归训自觉和自处。

(二) 关于“理性”和“批判”

在知识分子眼里, 普通大众不是实现理想的依靠者, 更不是理想社会的主人, 他们始终是被动的承受者。基于这种假设和优越感, 知识分子“把集合体当作一种能够有着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顺序的东西来处理, 必然导致人们在争执中可能选择一些似乎作为‘整体社会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方法和思路。”[25]他们这种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里具有自以为是的特征。

知识分子如何突破这一思维逻辑模式的局限?卡尔·波普尔认为, 现实世界不能通过“集合概念”, 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 也即通过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达到理性的批判。

重建批判合理性首先要打破知识分子作为真理代言人、作为进步召集者这一“神话”。在保罗·约翰逊看来, “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 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提出的观点, 很可能与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最具批判精神的人, 也是最善于运用理性反思的人。理性批判精神要求知识分子既要批判现实的罪恶与不义, 为社会提供价值、想象;也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认识雷蒙·阿隆式的“审慎”价值。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自觉路径——作为重建理性批判的提倡者卡尔·波普尔所主张的“零星社会工程”和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历史观, 有异曲同工之妙。赫尔岑在《彼岸书》中写道, “无限遥远的目标不是目标, 只是……欺骗;目标必须近一点——至少, 劳动者的工资, 或者工作的乐趣, 就应该是目标。每个时代、每一世代、每个人生, 都是自圆自足, 才顺便有新要求、新经验、新方法。”然而, 有着同样思想相似处的赫尔岑在俄国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主张者, 这一主张被认为是激进。人总是在历史落幕之前作出选择, 而历史又是通过人的选择来实现自身。于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 理性的批判往往在历史反思之中, 而预测时, 则难免“理性逃亡”。

论温格足球哲学的终结 篇3

诗人艾略特描摹暮冬初春时刻的英伦，曾留下“四月，是残忍的季节”这样的名句，但对阿森纳来说，八月，才是残忍的季节。因为对于阿森纳，八月，意味离别。

有一则段子容易让非阿森纳球迷笑到泪喷，但也会令阿森纳的球迷更加黯然神伤。

阿森纳对红牛。斯泽斯尼：“队长，别射门！”亨利：“哦……”阿森纳对巴萨。斯泽斯尼：“队长，别射门！”法布雷加斯：“哦……”阿森纳对热刺。斯泽斯尼：“队长，别射门！”加拉：“哦……”阿森纳对曼联。斯泽斯尼：“队长，别射门！”范佩西：“哦……”阿森纳对曼城。斯泽斯尼：“队长，别射门！”纳斯里：“我没当过队长！”科洛·图雷：“他喊的是我！”

阿森纳失去其实远不只是队长。最近，英国的《太阳报》列出了从2005年离开阿森纳的球星夺冠情况，在过去7年间，一共有17名出色的球员从阿森纳出走，分别效力11支球队。然后，这些流失的“枪手”一共拿到了44项冠军。在硬币的背面，是阿森纳颗粒无收只能将卖队长当成新传统的尴尬。

对待合同即将到期的范佩西的离去，阿森纳的球迷或许还可用曼联钱多人傻来聊以自慰，用一个年过三旬的玻璃前锋换回24M，大概还可看作是队史上又一笔合算的交易。但随后“宇宙宋”一头扎进宇宙队的消息却让所有人难以释怀。

阿森纳从来不缺前锋，在温格的调教下，这一足球物种仿佛特别适合酋长球场的土壤，无数年轻人，似乎只要给点阳光便能灿烂。但宋不同，自从维埃拉和吉尔伯托之后，华丽丽的“枪手”总有肾亏的隐疾。也许不用很久，我们就能发现，原来失去宋这样“可以平衡球队”的关键球员，要比失去范佩西8年磨一剑磨出来的神迹，更是阿森纳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创。

记得当年阿什利·科尔离去的时候，阿森纳的球迷为他改了一个叫做钱科尔的名字，法布雷加斯出走并非为了金钱，阿森纳球迷就为他戴上了一顶叛徒的帽子。一个人离你而去，你可以说他是叛徒，两个人离你而去，你可以说他们是两个叛徒。但连续两年出走两位核心球员，又是谁背叛了谁！

立场可以模糊意见，但数字从来清晰，自2005年起，阿森纳靠交易当打球员，获得了两亿英镑的回报。

“为荣誉而来”，加盟巴萨之后的宋不断复读，但除了亨利和法布雷加斯之外，每一个从阿森纳出走的球员，都摆脱不了钱的诱惑，哪怕口中信誓旦旦为了荣誉和理想，宋如此，温格以无限耐心陪伴了8年的范佩西同样如此。

现实终究是现实，不可能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我们不能过度指责球员对高薪的妥协，即使放眼整个英超，依旧坚守故土的不过只一个安菲尔德的伟大G8，怨只怨在足球商业化高度发达的今日，忠诚，终究不是金钱的对手。

阿森纳持续7年失血不止，最大的创口是它致命的工资结构。与其他豪门相比，阿森纳的顶薪低得可怜，但同时却是中产阶级的天堂。如此工资哲学，是反精英的，但对讲究量入为出的阿森纳来说，打破工资结构又是冒险的考量，在年复一年的蹉跎中，改变始终未曾发生，最终，阿森纳难免要成为球场的希腊。

在足球经理游戏中，初级玩家大多享受集邮一般将巨星收入囊中的快感，等到玩至中段，则该为只有靠不断发掘妖人方能体验游戏的乐趣。温格，这位足球场边的教授，他全部的阿森纳生涯，基本便是一部中级玩家的游戏史。

或许是对于自己培养新秀的自信，温格坚持在他的足球哲学里，没有人不可代替，但坚持到了一定阶段后，却成为固执。

如果说弗格森放逐贝克汉姆、范尼是为了维护绝对权威，那么温格习惯性抛售辛苦培育的成品，基本上是因为金钱，比如前面说过的阿什利·科尔，仅仅因为一万镑的加薪要求，自己拿着全英超第二高薪的温格便放弃了这位全英格兰最好的左后卫，情何以堪。

阿森纳一直以多国部队的形象示人，这曾为英超注入过国际元素，但却丢失了一支真正豪门应有的灵魂。没有归属感，何谈忠诚！从阿什利·科尔到阿德巴约再到纳斯里，一转身就翻脸，无半分情义可言。阿森纳的球迷天然以为这是球员的人品问题，但却不思考这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范佩西转会至曼联，在英超时代，这是第一位“枪手”球员投身红魔，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但想想阿森纳7年无冠，其实早已非曼联的等量对手，不知死忠们是否可以释然。这个夏天，温格的转入成就让阿森纳球迷欢呼教授不再恋童，但新来诸君，与阵中少年一样，又有谁堪配豪门？

阿森纳总是宣扬自己有培养新人的传统，但基本没有自己的青训体系，只有买半成品加工后赚差价的经营体系。然而今日足坛通货膨胀严重，卢卡斯、奥斯卡这样的新人动则三四千万起，温格的来料加工模式，终于走到了尽头。

论批判的终结 篇4

理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同样出身哈佛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已无对手,历史的演进过程也已走向完成.但是,历史是否有一终极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探讨,自由民主社会亦不是历史的终结点.尤其是支撑福山的观点的、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史理论,与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冲突和经验上的不相容,更是福山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所在.

作 者：黄海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刊 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年，卷(期)：2000 24(1) 分类号：B712.5 关键词：理性主义   自由主义   历史终结   普遍史  

论批判的终结 篇5

技术、形而上学与现代性批判--论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思想

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看作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认为其哲学根基在传统形而上学之中.因此,在他看来,只有将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结合起来,才可能为人类寻求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作 者：李长成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年，卷(期)：“”(5)分类号：B5关键词：海德格尔 现代技术 形而上学

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篇6

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商业化与工业化,使人们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反抗的`能力,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理论是当前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它也存在着某些缺陷,有待重构.

作 者：熊筝 蓝水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430064刊 名：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TRAINING AND RESEARCH--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年，卷(期)：21(6)分类号：B08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文化工业

论马克思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篇7

“意识形态”出现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关于它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众说纷纭, 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想给它找个归宿, 可是争论却一直在继续,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定论。“意识形态”最初提出者是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他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明确的, 就是“观念的科学”。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但是主要脉络是清晰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 是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恩格斯在1886年初创作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 这一事实, 对那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 否则, 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1]恩格斯的表述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 就会和人们观念中的物质材料结合并且发展起来, 并对物质材料进一步地解释, 否则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第二层, 维护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权的方法是远离实践, 使人们无法通过实践认识到自身的真正的利益, 以及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性, 也就无法获得根本的意识。这样, 思想的发展似乎就是脱离社会物质条件的, 服从于自身规律的, 独立存在的东西, 从而进行意识形态的掩盖。第三层, 要终结意识形态,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革命的实践, 使人们在实践中联系社会物质条件来分析思想过程, 从而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及其物质制约性, 获得真正的意识, 废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权威, 使全部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在这里, 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阶级社会中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这里的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于上层建筑, 因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和非意识形态的两个部分”[2]。我认为在共产主义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一般的意识形态本身是不会终结的, 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替代, 因为它们本身带有阶级性质, 为统治阶级服务, 成为统治阶级思想上的工具,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 但是一旦它依赖的经济基础消失了, 就难免遭到被终结的厄运。

二、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方法———进行革命的实践

要在现实的生活中去终结抽象的意识形态, 仅仅靠理论批判层面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去摧毁它赖以依赖的社会物质基础, 营造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而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 不是精神世界在支配着现实世界, 相反, 现实世界才是精神世界的真正基础, 因此必须从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这一点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摆正了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逻辑关系, 为消除一切意识形态遮蔽、颠覆和终结一切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性的思维范式, 它也是唯物史观诞生的根本标志。正如俞吾金教授指出的:“在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历史唯物主义面前, 一切旧哲学观念都黯然失色了, 所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家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德意志意识形态终结的历史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地降临了。”[3]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作为对现实历史运动的一般法则的说明, 终结了一切旧哲学, 在理论上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成了一切传统意识形态的掘墓人。马克思认为, 由一定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根据本阶级的利益自由地编造出来的思想和幻想———意识形态总是难逃终结的命运, 但是, 不能通过精神的批判, 以一种意识形态来终结另一种意识形态, 也不能以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来终结和摧毁意识形态, 更不能把意识形态消融于“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来予以终结, “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战胜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 而不是批判”[4]。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思想时表现得非常突出,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才是历史真正的推动力。

正是因为实践在意识形态终结中的强大力量,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马克思完成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对唯物主义的实践的革新, 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 由于实践在终结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 从而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思维的与存在的关系, 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学说, 跳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这使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见解时, 始终表现出对现实实践的高度关注, 而不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纯粹思辨。总之, 马克思正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指导, 从而开辟出了一条意识形态终结的道路。

三、意识形态终结的过程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过程

意识形态之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的认识论层次上是虚假的, 除了缺乏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外, “就其内容而言, 主要是由于其制造的是伪真理性、伪人民性、伪永恒性的神话, 正是由于这三大神话赋予了一种思想观念、理论体系以意识形态的特质”[6]。伪真理性、伪人民性、伪永恒性是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标志性特征, 当一种意识形态的伪真理性、伪人民性、伪永恒性的面纱在社会发展的铁的事实面前被无情地撕去后, 这种意识形态终结的命运就来临了。自从阶级产生以来,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以下四种社会生产方式: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四种生产方式相对地形成了四种社会类型, 这四种社会类型都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向前发展之中的,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所以说, 任何意识形态都只代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 任何社会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 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社会都只具有历史性, 而不具备永恒性, 是注定要终结的。换句话说, 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处于阶级社会之中, 当一种意识形态终结之后, 后继的意识形态又会重新开始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 人们走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幻, 又会重新沉浸于对新的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永恒性”、“人民性”的希望和憧憬之中。但是, 从整个人类发展过程来看, 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都标志着朝意识形态本身终结的目标一次次的逼近, 当阶级与国家走向灭亡, 人类的普遍利益与阶级利益走向统一, 共产主义实现之时, 伪真理性、伪人民性、伪永恒性就会彻底破灭, 从这个意义上说, 意识形态终结的过程, 无论是具体的, 还是一般意义上的, 都代表着人类社会历史上的进步过程。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4.

[2][英]大卫.麦克米兰著.孙兆政, 蒋龙翔译.意识形态[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23-24.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52-5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4.

论批判的终结 篇8

【关键词】视角 真相 可靠性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凭借小说《终结感》（The Sense of an Ending）获得了2011 年布克文学奖。小说通过主人公托尼两次对中学时代的回忆，主要涉及与女友维罗妮卡和好友艾德里安的感情纠葛，探索了记忆的运作模式，揭开了艾德里安的死亡真相。小说中涉及对时间、历史、记忆、责任和人生的探讨。杜瑞清在《不可靠叙述：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中英国性的解读》中运用韦恩·布思和詹姆斯·费伦的不可靠叙事理论对小说中不可靠叙事进行探讨。本文将从叙事学角度，探讨小说中的视角对叙述可靠性的影响。对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和体验视角进行区分，探究两种视角下叙事可靠性的差异。

一、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

尽管小说整体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但叙述者在两次回忆中采取的叙述视角是不同的。一种是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另一种是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是由作为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从自己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是一种外视角；而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则是叙述者放弃目前的观察角度，转而采用当时正在体验事件时的眼光在聚焦。里蒙· 凯南分别将其归类为“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叙述自我”更为冷静、客观，而“经验自我”则带有明显的主观性。

小说第一部分回忆大多都采用第一人称体验的内视角，在托尼初次回忆时，对自己的女友及女友的家人总是带有一定的偏见，认为女友及女友的家人都看不起他，自己忍受屈辱，是受害者。因此，记忆里和他们的相处总有一些不愉快的画面。“维罗妮卡和男人们回来时，我估计会有新一轮的审查，甚至某种把玩或是游戏”，这是第一次到女友家的紧张心情写照；“然而他们却十分礼貌地询问我昨晚睡得如何，在这里是否过得舒坦”，说明女友一家人对他非常友好，而这种友好却让托尼觉得“这本该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被他们所接受，但却更像是他们已经对我心生厌烦，而这个周末也仅仅是必须和我共度的时间而已”。这是托尼当时的心境，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不能称之为事实。在回忆与维罗妮卡的相处中，托尼也总是以自己当时的心理感受揣测维罗妮卡的真实想法。因此就会造成一种貌似事实的“事实”：在那段恋爱关系中，女友咄咄逼人，而他自己则任人摆布。文中两人关于跳舞有这样一次讨论：“你听这个跳舞？在这里？在你的房间？一个人？”“不，也不是这样。”尽管事实上确是如此。“我不跳舞。”她说，半是人类学家的口吻，半是想为我们所处的关系模式划定规矩，如果我们以后会相恋的话。托尼认为在维罗妮卡面前承认自己跳舞，会遭到她的鄙视，因此极力否认自己会跳舞的事实。而维罗妮卡的一句“我不跳舞”又让托尼觉得维罗妮卡在摆明立场，与他志趣不相投。然而事实上从后来托尼的回忆中，我们得知，维罗妮卡之后让托尼教她跳舞，在一个晚上他们还一起跳了一支舞。可以推测出当时维罗妮卡的提问并没有嘲笑的意思，只是出于对自己男友的关心。托尼将那些温馨的场面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只留存对维罗妮卡及其家人话语意图不好猜测的记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现在对当初所发生的一切解读的记忆”，托尼现在的回忆是基于对当初所发生事件的自我解读， 是当时情感体验的反映，由于没有“当时，我……”等一类引导语，叙述的声音与往事融为一体，这种方式的直接性使描述更加生动。但是由于保留了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语言成分，因此也就不那么可靠了。从文中作者的叙述中又不难看出，其实是托尼的自卑、不负责任才最终导致他和维罗妮卡分手。当维罗妮卡问他：“你想过我们的关系将会朝哪儿发展？”托尼反问道：“必须要有个目的地么？”“我不知道，我没那么多经验。”在他看来，“我告诉自己，我不必为任何事情感到愧疚；我们都差不多是成年人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不过自由地步入了一段关系，最终没有结果而已，既没有人怀孕，也没有人死去。”这是托尼对“一段关系”的定义，认为“只是和一个女人的亲密共谋”，可见托尼在恋爱中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导致其与维罗妮卡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二、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

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则主要体现在托尼的第二次回忆中。多年后托尼从维罗妮卡那里得到当年他得知女友“勾搭”上自己好友之后写给好友艾德里安的信，信的内容丑陋粗俗，“第一眼竟没有认出这封信是出于我之手”，托尼表现得很愤怒，完全没有第一次回忆时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半是自嘲，半是嘲笑艾德里安，还警告他维罗妮卡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而现在他“无法否认自己的作者身份”，也认识到“唯一能申辩的是，它的作者是曾经的我，而非现今的我”，托尼以年老“我”的视角对年少的“我”进行了反思，“易怒，善妒，邪恶”“在信中对好友艾德里安的人品大肆诽谤，企图破坏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此时的托尼——年老的托尼，感到的不仅是耻辱和愧疚，“还有比两者更强烈的感觉：悔恨”。伤害已然造成，托尼能做的只是给维罗妮卡发了封致歉信。现今的托尼经历了结婚再到离婚，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以一个成熟的长者的眼光“重新思考了他们三人的关系”——“年少敏感的时候我们最容易伤害别人”，同时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不再沾沾自喜于自己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是悔恨自己“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稀里糊涂，未能抓住有限的机会，从生活中吸取教训”，因为“失去了年轻的朋友们，失去了妻子的爱，放弃了曾经的抱负”，而“觉得自己是多么可怜”。除此以外，托尼也正确认识了杰克兄在我看来当年“傲慢”的眼神和“鄙视”的话语，“我现在得承认，当时，说实在的，他或许只是对我鲜有兴趣罢了；但是那时候就是感觉到了他的鄙视”。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故事外叙述者”即“叙述自我”，尽管他们的叙述仍“限定在自己所见所闻的范围之内”，但由于处于故事之外，回顾过往时更能以一种客观反思的态度，因此更为接近事实真相，也更为可靠。而在第一人称体验性叙述中，“故事内叙述者”，即“经验自我”由于身陷故事之中， 卷入了事件以及价值体系缺陷这类束缚， 极易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因此，第二次回忆比第一次更为可靠。

三、結语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主人公托尼对往昔的追忆——青年时代的爱情和友情，包括自己的初恋，到女友家做客的经历，和女友维罗妮卡和好友艾德里安的情感纠葛。这是托尼一直以来所保留的记忆和认为的全部事实真相。这时的叙述者讲述的是青年时代托尼的爱憎情感，是以第一人称体验视角来讲述的，几乎没有现在年老的托尼讲述的痕迹。而第二部分由于初恋女友母亲的一份遗嘱，托尼再一次与初恋女友打交道，受到现实的冲击特别是在看到自己那封多年前写给好友的诅咒信时，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托尼发现了许多记忆中错置的事实，揭开了好友艾德里安的死亡真相。托尼第二次的回忆是年老的托尼以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站在现在，回望过去的自己，反思自己的人生。主人公托尼不断颠覆记忆，重构记忆，最终揭开真相。因此，不同视角下，叙事的可靠性存在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Barnes，Julian.The Sense of an Ending[M]. New York： Vintage Books，2012.

[2]Zipfel，Frank.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Fictional Truth[J].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Volume5，January 2011.

[3]杜瑞清. 不可靠叙述：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中英国性的解读[D].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4.

[4]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