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精选10篇）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篇1

一、理论渊源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初期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曾试图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视角去揭露和批判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又曾力图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他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批判, 并勾画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美好图景。马尔库塞还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批判性地吸收, 他用精神分析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生物学、心理学的层面寻找发达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 企图通过本能革命、艺术革命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正如任何思想或学说都反映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一样, 马尔库塞的思想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 而是建立在由于历史背景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它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战争年代的历史发展中, 它揭示了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伤害, 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同时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威胁。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 受海德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等学说的启发, 在批判地继承众人理论的基础上, 马尔库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 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新构想。

二、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批判

马尔库塞在1964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 这是一部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力作, 其副标题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书中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在科学技术控制下的异化生存状态, 并把这种状态称为“单向度”。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特征定性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 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工业技术力量的高度发达, 这一力量大部分被用来生产和分配奢侈品, 和用到军事和半军事方面上去———换句话说, 用到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通常所指称的“非生产”品和服务行业上去了;二、生活水平的提高, 甚至连非特权阶级也分享到了一份好处, 特别是工人阶级, 他们不但不直接受资本家剥削, 而且还从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中得到了有关的补偿;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 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干预更促进了这一集中;四、科学和伪科学的研究, 对个人和集团在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行为的控制和操纵———对心理, 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 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利用。它们造成了由‘富裕社会’的正常功能表现出来的综合病症。”发达的科技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人们不必像之前一样用抗议和暴力争取物质利益, 因为生存需要已经得到而且将不断得到满足。这个社会虽然不运用恐怖或暴力进行统治, 却不允许对立面、对立意见、对立向度的存在, 于是“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 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看似正常的发达工业社会压抑了人性和人的本能需要, 歪曲了人的本质, 它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的本能和欲望, 另一方面却使人处于更加严格的技术控制中, 反而加重了人的紧张和负担。然而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却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觉得舒适惬意, 他们丝毫意识不到社会的“病态”本质。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 在新的控制形式作用下, 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消失, 对社会和现实持肯定态度, 社会变成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的社会, 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发达的工业文明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 同时也产生了对人的全面奴役, 它成功压抑了人的批判向度和超越性, 人们处在新的异化状态中却丝毫没有反抗意识。马尔库塞认为,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存在是不自由的, 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的解放。但是由于革命的背景、动力、主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单纯依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已经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 因此必须在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基础上, 对革命的主要力量和革命的道路等进行新的设计。马尔库塞立足于发达工业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以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为基础, 提出了新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以“政治革命”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理论不同, 马尔库塞的革命理论是从技术异化角度出发的“总体革命”。在他看来, 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不止是要确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生产方式, 最终形成一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场革命的主要任务除了要推翻政治统治和消灭经济剥削外, 而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的消除技术理性的统治, 从“单向度的人”走向人的自由和解放。

三、单向度的人的形成

马尔库塞认为单向度的人是指丧失了对社会的否定和批判能力, 对现实只持肯定和顺从态度的人。这些人失去理性而只保留了物性,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扮演着生产和消费机器的角色, 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人还是劳动的工具, 人们所从事的不过是一些单调、无聊的劳动, 这样的劳动使劳动者“肉体受到损伤, 精神遭到摧残”。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遭受着巨大的压抑, 他们生活上没有自由, 思想上受到禁锢, 得到的满足也只是虚假需求。然而, 由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时刻被物质诱惑和科技操纵所包围着, 他们从需求到思想都完全受到虚假意识的控制, 被安逸的生活驯服得言听计从。于是, 社会变化完全受到遏制, 多元主义不复存在, 对立面趋向一体化, 社会成了一个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社会, 人们成为没有自我意识、失去创造性的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并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集权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管理者不再使用恐怖或暴力进行统治, 人们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发达工业文明创造的成果, 然而发达工业社会却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政治上, 没有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别, 一体化的政治成为单向度社会最好的诠释;思想上, 实证主义哲学大行其道, 思想的批判本质完全消失;文化上, 科技社会的一体化导致的高级文化沦落为大众文化, 文化的否定和批判的功能丧失, 生活在一体化文化中的人只能在与现存秩序相一致的方向上单向度地思维。

四、对人的单向度的超越———总体革命

马尔库塞认为此时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去解释革命的动因已经没有说服力。贫困不再是革命的动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动因的消失, 而是出现了新的革命动因, 即人的爱欲被压抑, 人的本质被异化。马尔库塞论述了解放“爱欲”的重要性, 只有解放爱欲才能够使人获得全面、持久的快乐。发达工业社会革命的动因并不在于人们要求改变贫困现状, 追求物质上的利益, 而是来自人们要求克服异化及自我实现的愿望, 在于人们摆脱奴役, 追求自由的需要。革命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贫困状态, 而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发达工业社会, 人们享受着丰富物质带来的舒适和满足, 加之单向度的思想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广泛流行, 大多数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意识。工人阶级已经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 经过分析,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革命的主体是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左派”。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形势下, 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条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发达工业国家的统治者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如果企图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换取自身的解放, 则其结果只能是革命者自身的灭亡。

马尔库塞既反对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又认为改良主义或议会斗争的方法行不通, 最后提出“非暴力的反抗”即“大拒绝”的革命策略。“非暴力的反抗”实质上就是指“大拒绝”, 即通过“大拒绝”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对抗。马尔库塞主张应当拒绝从事一切艰辛的劳动, 拒绝充当统治阶级控制广大人民的帮凶, 拒绝对暴君式统治的服从, 拒绝技术控制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马尔库塞又称这种“大拒绝”为“总体革命”, 即从总体上和资本主义现行制度进行斗争。革命必须是总体的、全面的, 只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是不够的, 还应当同时进行文化革命、意识革命、本能革命, 这样才能达到解放自然、解放美学、解放人的感性的目的。因此必须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理性统治进行“大拒绝”、进行批判和否定。

五、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

马尔库塞始终坚定地捍卫着马克思主义, 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革命理想, 更重要的是还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新变化的实际, 力图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反思和超越。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相结合, 建立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的局限, 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社会批判理论, 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批判,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人类摆脱奴役、实现解放的可能性, 主张艺术在革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提出了“本能革命”“意识革命”的概念, 推动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的发展。

尽管马尔库塞的人本哲学思想在许多地方闪耀着光芒, 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马尔库塞把人的“爱欲”归结为人的本质, 认为爱欲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这导致了抽象的人性论。第二, 马尔库塞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尔库塞认为, 发达工业社会的危机不但存在于政治、经济领域, 更重要的是人的本质被歪曲了, 人在总体上被异化了, 那么仅靠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是不能解放人的, 必须在美学和道德层面上进行革命。只有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变革人的思想和意识, 才能实现人的自由。第三, 马尔库塞革命理论具有很大的虚幻性, 因而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马尔库塞希望通过革命实现人的解放, 但他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大相径庭, 他找不到革命的真正动因和革命的方法, 也没有找到革命的真正主体, 这些注定了他的革命理论只能是一种天才般的幻想, 无法找到解放人的真正出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美]马尔库塞, 著.刘继, 译.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3][美]马尔库塞, 著.黄勇, 薛民, 译.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美]马尔库塞, 著.李小兵, 译.审美之维[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5][美]马尔库塞, 著.程志民, 等译.理性和革命[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6][美]马尔库塞, 著.任立, 译.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7]傅永军.马尔库塞“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评析[J].山东大学学报 (哲社版) , 199 (1) .

[8]吴学琴.挑战单向度的意识形态[J].南京社会科学, 2007 (10) .

[9]张之沧.论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 (5) .

[10]张和平.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J].哲学研究, 1996 (6) .

[11]蒋艳.马尔库塞的技术观.武汉:武汉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08.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篇2

批判性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深刻的反思模式，是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始终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思想的创造与发展，是在批判性的论辩中进行的;马克思思想的生命与活力，也是在科学批判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验证的。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多有探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这些探讨都是从某一侧面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论述，缺乏对这一思想的系统梳理，不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全面理解。鉴于这一情况，本文试对近年来有关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论述做一总结，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它的涵义的理解。涵义理解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差异。因此，涵义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会的自我意识。而社会的自我意识，又分为社会的.自我肯定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方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现状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则要解决如何超越现状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属于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追问。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哲学的反思以间接性为特点，但它是对理论性间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仅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社会的，是对社会进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因此社会批判的首要条件应当是社会必须处于将自己最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的时期，即社会的成熟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是从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两个前提是：1.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2.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这两个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现实可能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理论，而是统摄全局的一个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不是指社会的单方面发展，而是指社会发展与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监督、相互批判，在动态发展过程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篇3



关键词：马尔库塞；一体化政治；新社会构想



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诱人的富裕生活，以及一整套议会民主方式，这令人们赞叹不已。然而，西方的许多思想家却对此提出了种种警告与批判。马尔库塞则以更为激进的态度和犀利的笔锋，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揭露了其内在的非人道的极权主义本质，提出了独特的“批判的社会政治理論”。

一、一体化的政治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更深刻的体现在其“政治的一体化”中。在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压制下，主体已经遭到全面异化，丧失了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而成了屈从于社会政治需要而又麻木的自感幸福的人。 

(一)社会与国家的一体化

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以及国家干预的加强，致使政府职能渗透到一切领域中。国家垄断代替了社会自由竞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不再有效，甚至军事机器已成为控制资本的一种领导者，并且这种控制超出了国界，并往往通过对技术、文化和政治的总体管理和协调来实现，形成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实际上是权力统治的集中化。

(二)个人与社会的一体化

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虚假需求”的控制，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环节，社会的需求内在地转化为个人的愿望，潜在的自由和现实的压抑之间的矛盾日益隐蔽，社会也显得更加具有合理性。“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变。”^[1](P.12)

（三）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一体化

由于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及流水线的工作程序，每个人都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符号，任何人都不能与他人脱离。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垄断统治下，本能的压抑性组织是集体的，自我被社会化了，人与人之间情感淡化，其区别也变得模糊不清。

（四）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一体化

个人的自我内容是由社会为了某种特殊利益的需要所强加，个人已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其各种机能是机械地配合和运转，思想也就顺从社会的行为而不再具有否定和超越的意义。马尔库塞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严密性。

但马尔库塞着重揭示的是个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他认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一体化是实现资本主义控制的新形式。因为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种一体化来瓦解人们的革命意识，从而遏制社会发生变革的。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创新，将政治问题转化为人们易于接受的技术问题，通过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频频制造和推出新的产品，不断制造“虚假需求”来满足人们的文化心理，从而将理性的批判驱逐出精神家园，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被消解，超越、否定、批判、拒绝的内心向度被拒斥，人们盲目依附现实，完全顺从现状。从而，国家利用技术，利用这种一体化消除了危害其存在的政治派别，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性。并且由于政治领域的封闭和“福利”以及“福利国家”的控制力，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在精神上所同化，成为现存制度的肯定力量，作为否定资本主义、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已经消失。而且，被马克思称作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也与敌手连为一体了。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一体化统治后，就不再表现为监狱、警察、军队等恐怖的政治合作，不再表现为对人自身的粗俗占有；而表现为非恐怖的技术合作，表现为个人的全部活动和能力都服从生产的需要。这使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丧失了历史主体应有的品质，并因其实际利益而与现代工业社会溶为一体，也使社会丧失其意识形态应有的否定性。

二、新社会的构想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似乎体现了所有社会集团的利益，以至使一切矛盾都成为不合理，一切抗议活动都成为不可能。^[2](P.97)但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矛盾的消失只是一种虚假现象，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对人的新的控制与压抑，在一体化的合力背后实质上是强大的离心力。马尔库塞在为我们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病态社会”，并抨击其一体化政治体制后，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但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主张心理本能结构的革命，以此来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只是以改变贫困，提高人的物质需要水平为目的。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需要的满足，仍是“被控制的满足”，个体的本能需要仍然屈从于社会的整体需要，仍然改变不了工业文明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因此，他主张心理本能结构的革命，以此来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并称自己的革命理论是“革命新理论”。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富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由贫困和受剥削所产生的革命已不复存在，但由另一种动因所产生的革命却已迫在眉睫，这就是人的爱欲遭受压抑，本质被异化。新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人的爱欲。马尔库塞把这种建立于解放爱欲基础上的革命称为“产生于厌恶的革命”，人的爱欲受压抑使人们滋生了“厌恶感”，厌恶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革命。马尔库塞认为，“产生于厌恶的革命”自然是建立在阶级之间的对抗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这一对抗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是整个劳动人群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这正是新革命产生和发展的阶级基础。

(一)新革命之主体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孔不入的意识控制，工人阶级在主观上已经失去了其革命的作用，由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变成了“肯定力量”。因此，应当从工业社会势力范围之外，即从“单向度的社会”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去寻找革命力量。因为有那些无希望的人，我们才被赐予希望。这样，革命的历史使命便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身上。马尔库塞所说的“新左派”是指被剥夺了基本权力的阶层、无业游民、其他种族和肤色的受压迫者，失业者等，以及青年学生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他认为，那些处在保守的民众底层之下的流浪者，他们生存在民主的过程之外，最直接和最真实的需要结束不能容忍的各种生活条件和统治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但他们的反抗也是革命的。由于其反抗是从外部打击这个制度，因此不会受到这个制度的腐蚀。而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与资本主义联系较少，所以会出于本能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同时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在现代化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人性遭受摧残的处境。所以马尔库塞认为，新左派运动实质是知识分子运动。

(二)新革命之革命形式

就解放爱欲的革命形式，马尔库塞既反对改良主义，反对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而要以“大拒绝”的方式，进行“总体革命”。在总体上进行反对现行制度的斗争，不仅要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还要进行意识革命、文化革命、人的本能革命。即拒绝服从专制统治，拒绝服从劳动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揭露技术控制所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这样才能完成社会总体解放的任务。在“个人感情的解放”之基础上，满足“个人的”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从而建立一个“超工业时代”的自由的社会。

显然，马尔库塞所谓的“革命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全盘否定。他的阶级同化论，抹杀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基本分析；他所推崇的以文化革命、意识革命、本能革命为核心的“总体革命”只是在纯粹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革命，在人的灵魂深处进行革命，这种革命的新理论实质上是“革命”的乌托邦，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而且其新社会的构建，也是将社会主义中个人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置于不相容的对立地位上，似乎一讲社会需要，就必然要压抑个人的需要和自由，就不是“好的”社会主义，从而幻想建立一个无任何社会制约的个人绝对自由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世界”。但其批判思想对于常人意识来说总是超越的。因为它所批判的恰恰就是那些常人意识不到或者被常人意识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

[2]陈伟，马良.批判理论的批判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

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之哲学解读 篇4

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理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中政治、生活、文化等领域的深刻研究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完全“一体化”或“单向化”了, 没有否定, 只有肯定, 人成了物化的工具, 思想的奴隶, 因而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在政治领域内, 通过消除对立政治派别的对抗, 转而趋向相互合作, 各大政党在利益面前跨越了政治对立, 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要么被非法取缔, 要么把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早早地束之高阁, “在已经取缔共产党的西德, 正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社会民主党, 正在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声望”, [1]P (18) 同时, 工会与劳工组织也不再为工人阶级争取合法利益而与资产阶级斗争, 其功能已经被弱化或消除, 工人阶级因资本家在生产领域内不断的技术创新降低了其劳动强度, 舒舒服服地和资本家一样享受假日和“幸福的生活”, 其反抗意识已经被抹掉, 人甚至完全被资产阶级同化了, “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企业中的领导和劳工、不同社会阶层的闲暇活动及愿望被同化”。[1]P (17)

在生活领域内, 通过不断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商品来满足民众的物质享受, 通过虚假的宣传使人们相信他们必需购买这些商品, 但在马尔库塞看来, 这些所谓的商品都是“虚假的商品”, 只是利益集团攫取经济利益的工具, 民众的满足也变成了“虚假的满足”, 民众获得的幸福也变成了“虚假的幸福”, 在这种“虚假的幸福”意识之下的民众因为利益集团的不断宣传又唤起了其更高层次的物质欲望, 这种物质欲望成为了没有尽头的永恒化的状态, 人最后只会变成商品的奴隶, 物质化的工具, 没有了精神追求的动物, 彻底地“单向化”了。

在文化领域内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与现实对立的成分使民众相信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 民众享受不到高层文化中与现实对立的方面如批判、否定、抗议等, 在这种文化下变成了“顺民”、“良民”, “今天的新奇之处是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的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它们借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另一种向度—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 [1]P (47)

总之通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 工人在政治领域内失去了话语权, 生活领域内成为了商品的奴隶, 文化层面上变成了没有反抗思想的“顺民”, 所以整个社会已经被“单向化”了, 在这种“单向化”的社会里, 人们的灵魂已经被吞噬, 俨然是一种“被动和接受”的奴隶。

二、对技术文明的批判

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出发, 认为人的冲动的核心是爱欲的冲动, 但马尔库塞所认为的爱欲并不单单指的是性欲, 更多的是有机体的追求快乐的自我升华, 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 他说“幸福的实质就是自由”, “自由的原型就是欲望压制的解除”, [2]P (17) 现代技术文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过于强调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忽视精神生活的发展;不断提高的劳动生存率极大地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工人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和资本家一样享受周末的闲暇;工人的子女们也可以一样上贵族学校或是做着轻松的打字员工作, 表面上看起来工人阶级似乎得到了解放, 但实际上却反抗的意识丢失的“培训”, 被“舒舒服服”地统治和剥削着, 不知不觉地也失去了爱欲的幸福和自由, 本质上是一种对爱欲的压制。

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 现代技术文明的发展正是对人的爱欲的抑制的过程, 技术文明越是发展, 就越是对人的这种爱欲压制越深, 人类的整个技术文明的进步过程就是一个对爱欲的压制过程, 马尔库塞还把这种对爱欲的压制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型:“基本压制”和“多余的压制”, 在人类社会早期, 由于生产力极端底下, 人类在面临大自然挑战时候显得软弱无力,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赖技术对自然的干预, 这时候技术对人的压制是属于基本层面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为人类生存提高帮助的简单意义, 这时候技术被统治阶级利用并作为统治的工具对民众的爱欲的压制便成为了一种“多余的压制”, 在此基础上, 马尔库塞也把人类历史分为近代以前的阶段和近代以后的阶段, 本文上面所说的“基本的压制”基本上是处于近代以前阶段, 即生产力水平极端地下, 技术文明水平不高的人类社会早期阶段, 而近代以后的阶段则与上面所提到的“多余的压制”相对应, 是资本主义科技高度发达, 物质财富极度丰富十九世纪后的今天, 经过这二百年时间的科技发展, 其对人的压制也达到了一个爱欲是时候应该解放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类因为技术文明的压制而变得精神麻木, 进入了一个深深的异化状态, 马尔库塞认为要解放人类的这样爱欲, 关键是解放劳动, 只有劳动才能让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的锻炼, 各个身体器官享受到真正的消遣, 但这里所说的劳动与上文所说的工人被资产阶级“舒舒服服”地剥削的劳动是本质上不同的, 马尔库塞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爱欲与文明》中, 他宣称, 人的解放有必要改变劳动本身的特点。无论是劳动领域还是消费领域都需要解放, 或者说必须消除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 [3]P (73)

另外, 马尔库塞也认为一种新技术应该取代目前的压制性的技术而被提倡出来, “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 马尔库塞坚持, 自动化的发展将使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劳动时间有可能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从而使压抑性的劳动消除成为可能”, [3] (P73) 这种新技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 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有写道:“技术的转变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 但政治的转变只有在它能够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 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 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 [4] (P230) 这里马尔库塞并没有具体指出这种新技术的具体转变步骤, 但至少可以说明马尔库塞对技术还是保持着乐观主义态度的。

结语:本文着重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技术文明的批判两个方面来阐述其社会批判理论, 当然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可能远远不止这些, 但就其理论本身来说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代表, 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更深一步理解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

摘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其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在继承前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批判基础之上而形成的, 本文着重从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技术文明的批判两个方面来理解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技术文明的批判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4

[2]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M], Boston:Beacon Press, 1962.

[3]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下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2

《聊斋志异》社会批判之吏治批判 篇5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吏治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11-01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当明末清初，抗清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新的阶级矛盾又开始激化的时期。康熙元年，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政权也相应稳固。但随着清朝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要求和农民的残酷剥削，又逐渐激化了新的阶级矛盾。满汉大地主之间由于土地兼并矛盾激化，最终受害者便是中小地主，他们遭到破产、流入下层。蒲松龄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蒲松龄由于自己的经历，能更好的体会人民疾苦，对社会问题深刻剖析。在社会批判中，吏治批判就像是一把利剑插入统治者的心脏。

《聊斋》表面写鬼，实际写人，把现实生活中的官府化为书中的冥府。所以，从《聊斋》中的冥府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社会官府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冥府也如衙署一般有清与浊的区别。蒲松龄以怪诞的手法，借鬼怪、梦境等讽刺贪官污吏，如《梦狼》、《席方平》、《考弊司》等。[1]

《梦狼》奇异到极点，父亲白老汉思念在外地做官的儿子，却惊愕地梦见儿子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更有甚者，儿子竟然想以死尸招待老爸。原来儿子因为官不仁，早已变成恶狼。官衙以人为食，以致白骨如山。蒲松龄在《梦狼》中借白翁大儿子之口一语道破了天机。如白大公子所言：“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 官员之权力从何而来？“在上台不在百姓”也。这恐怕是中国官场最大的弊端也是种种腐败的根源所在了。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级，因此官员也就只需要将其上司哄得开开心心伺候得舒舒服服，那么仕途平坦官运亨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至于百姓之死活又与其何干呢？这个故事惊悚至极，但其怪诞手法将封建官场的丑陋面相表露无遗，对于官场贪污的现象描写批判与清代作品《官场现形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文章的呈现，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在当时的官场、人民的疾苦。

《席方平》、《考弊司》通篇描写冥府冥王、鬼人鬼事，情节奇特，但情理显得真实。冥府中也有冤案，在蒲松龄的笔下，冥府的冤案更甚于阳世官府的冤案。迷信传说中的神祗，在这些作品中一反神圣、公正，而是以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形象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地府就是以现实社会中的官场作为蓝本描写的，并且用于影射官场的黑暗。[2]《席方平》中，孝子席方平，为替父亲讨公道，毅然赴阴世告状，屡告屡败，遭受冥府各种残酷的刑罚，读之令人怵目惊心。面对淫威，面对黑暗的阴世官吏，席方平没有屈服，最终告倒从阎王到城隍的大小官员。在封建社会，像席方平这样的小民，只有盼望各级官吏“施恩”，命运操纵在当官的手里，席方平却不听这一套，演出了“民告官”的壮烈正剧。[3]《考弊司》里的虚肚鬼王不但名字出奇，所定的“成例”也出奇，居然要诸生以髀肉作见面礼。把赃官酷吏熬民膏脂、敲骨吸髓的本质面目表现的酣畅淋漓、无以复加。其中闻人生为何作出了“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的感慨？闻人生被一位秀才请到考弊司讲情，这个司挂着堂皇招牌，做索贿勾当，凡见鬼王的秀才必须被割肉。闻人生前世是鬼王的祖父，他讲情鬼王照样不听。闻人生的感慨不仅是愤懑这欺压百姓的官吏，更是在控诉这样的制度。

贪官酷吏的行为足以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人民的疾苦和官场的腐败。蒲松龄在说鬼批官吏的基础上，更是将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皇帝。[4]《促织》的故事写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给成名一家带来的惨剧。在帝王不过一无足轻重之玩物，却导致无辜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颇具喜剧性的是，当成名之子所化蟋蟀令“上大嘉悦”时，不仅抚军、县宰得以加官进爵，成名也因此“裘马过世家焉”。民众之存毁系于一小蟋蟀，这足以刻画出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娱乐、不恤民命的罪恶本质。此外，在沈德符《野获编》、陈元辑《格致镜原》、褚稼轩《坚瓠余集》等文中的记载可以看出，蒲松龄的《促织》是在史实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蒲松龄虽是秉笔直书前朝事，但其奇异怪诞也有所体现。《促织》是蒲松龄批判吏治的极致，也是《聊斋志异》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对于当时秽政的批判。这些文章揭露为政者索贿纳贿，反映现实社会中官场上的黑暗与腐败；怒斥为政者狼狠虎贪，《续黄粱》中写曾孝廉梦中为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做。“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出则“地方之供给稍迟，马上鞭挞立至。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梦中如此，难怪现实生活中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以上例子足以说明蒲松龄批判吏治的“入骨三分”，但蒲松龄的个人目的不只在于批判。《聊斋志异》中虽有大部分的文章揭露官僚的丑恶面貌，讽刺为政者媚上欺下，小说把这些媚上欺下的种种丑恶行径勾画出来，其目的就是在讽刺和批判中寄托为政当清正廉洁的政德观念。抨击为政者偏爱私钱，不满为政者昏庸无能。《聊斋志异》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德理想和政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对当时社会政治和社会风尚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作者的政德观念，多是通过批判现实的方式曲折的表现出来的，说明作者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实在是过于黑暗和迂腐。《聊斋志异》表面是揭露、抨击社会恶状，实质上是寄托着蒲松龄对社会的美好愿望。其在创作方法上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它寓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不仅表现在正面理想人物的塑造上，同时也表现在结构的严密性和情节的传奇性、语言的生动简洁华丽典雅等多方面成就。

《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批判的典型作品，其吏治批判在当代社会更有着进步意义。吏治在每个时代的意义不仅是益于人民，更是益于社会的和谐美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P146。

[2]马振方.聊斋艺术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P36。

[3]马瑞芳.谈狐说鬼第一书——跟马瑞芳读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6.P281。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篇6

我国官方将“流浪儿童”界定为:年龄在18岁以下, 脱离家庭或其监护人, 在外游荡超过24小时且无可靠生存保障并最终陷入困境的人。

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流浪儿童常被人们所忽视或漠视, 处于社会的边缘, 甚至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他们白天乞讨、卖艺、卖花、捡垃圾, 晚上则躲在阴暗角落, 露宿街头。有的甚至被教唆偷窃、抢夺, 成为犯罪集团的工具, 被人们称为“犯罪后备军”。这种边缘的生存状态, 不仅不利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也给城市形象、社会治安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 与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协调。因此, 进一步发展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给予流浪儿童必要的救助和保护刻不容缓。

2 流浪儿童问题的三大理论分析

2.1 批判视角分析

批判视角即是从分析对象所处的阶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流浪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流浪儿童作为弱势群体, 由于“失语”导致“失政”, 政治参与程度低, 政治权利得不到尊重。相较于同样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而言, 流浪儿童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更为低下, 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正式组织, 其利益诉求在与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中难以得到重视, 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其次, 流浪儿童在外流浪能够获得的谋生手段非常有限。他们年龄小、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一直徘徊在就业的边缘, 生存艰难。同时, 没有固定住所的流浪儿童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容易受到直接的人身伤害和被一些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引诱或者胁迫而犯罪。

再次, 流浪儿童失去了家庭的保护。家庭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单位, 更是儿童成长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除了为儿童提供必需的衣物、食物、住宿、安全等基本生活保障, 还是孩子获得心灵慰藉的港湾和参与社会生活、得到社会认可的平台。但是, 在一些贫困家庭、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父母存在心理疾患的家庭等问题家庭里, 儿童就可能失去了家庭这一最基本的保护伞。

最后, 流浪儿童大多缺乏基础教育。接受教育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也是公民掌握一定的技术知识、谋求生存的必要条件。调查发现大部分流浪儿童都没有受过初中教育。而中小学教育是儿童通过系统的学习积累人力资本的最初阶段, 它对青少年独立个性的养成、社交能力的培养、生活经验的学习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流浪儿童, 他们在流浪生活中习得的生存经验对于他们进入主流社会并没有多大帮助, 甚至是有害的。因此, 他们很难进入主流社会, 甚至会走向反社会的道路。

2.2 标签理论分析

标签理论认为有问题的人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大众对流浪儿童的标定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流浪儿童问题。

流浪儿童被社会大众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 他们必须面对城市业已形成的关于他们又脏又乱、没有教养、常做一些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的事情的坏印象。多数市民对流浪儿童的悲惨境遇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即使心存怜悯却没有任何行动, 甚至还给他们加上各种污名并将其妖魔化。而慈善组织与大众媒体为了多筹集善款, 也经常宣传流浪儿童的“弱”之所在。久而久之, 流浪儿童自己也会产生弱者心理, 倾向于安于现状, 无形中削弱了改变现状的自信和能力, 甚至在别人都以有色眼光看待他们, 认为他们就是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所在、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低素质人群之后, 逐步向标签指定的方向靠拢, 最终真的成为大家所认为的那样的人。

2.3 社会建构视角分析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 它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 即人类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 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 不断的构造新的现实世界。构建主义认为, 某一个问题最终被定义为社会问题不是由于该问题本身的一些客观事实和状态, 而是与该问题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 (也就是被大家所定义和认识的过程) 紧密相关。

首先, 我国自古都有流浪人员存在, 可是在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 虽然当权者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保持国家安全、稳定的目的会在非常时期如灾荒、疫病流行、战争等特定时候对流浪儿童进行一定的救助, 但那时流浪儿童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几乎没有固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来管理流浪儿童事宜,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流浪儿童问题还没有上升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当时由于平均寿命较低, 人们对儿童的定义也与现在有所区别, 古人认为女子15岁及笄、男子20岁行冠礼标志着他已经不再是儿童而是成年人, 与现在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为成年人不同。“流浪儿童”的说法是近代才出现的。

其次, 社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社会更为注重人的基本生存权的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这导致流浪儿童问题越来越得到了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和认识, 而新闻媒体的宣传也直接或间接的促使流浪儿童问题上升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只有大家都认识到了流浪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积极参与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 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流浪儿童问题。

3 通过以上分析对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一些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我国的流浪儿童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 有着深刻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 并且与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形成原因复杂, 因此流浪儿童问题不可能仅通过某一种方式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流浪儿童要得到妥善的救助需要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采取多方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救助措施。笔者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对如何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1) 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很快, 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措施也日渐完善, 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事业, 给予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贫困而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必要的资金和物质帮助, 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尤其要保障儿童能够得到平等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使他们不会因为家庭贫困原因而辍学在外流浪。

(2) 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保障救助经费。由于经费紧张, 许多流浪儿童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救助, 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公益事业, 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及其他一些NGO组织的功能, 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资金。另外也可以利用税收机制来鼓励企业、基金会、群团、国内外慈善机构关心社会福利事业, 企业、私营业主等向救助保护中心捐善款, 不仅应该给予社会荣誉, 还应给与一定的减免税优惠。

(3) 加强各救助组织的沟通联系和互相配合, 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当前, 妇儿工委、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都承担了部分救助流浪儿童的工作, 但他们并不是专门的流浪儿童救助机构, 力量薄弱, 在救助流浪儿童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应当在流浪儿童保护救助中心的统一管理下, 加强这些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作, 促使这些部门各司其职, 充分发挥其优势来支持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 为救助保护中心扩大部门间、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救助保护中心要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 多渠道、多形式地吸收国际援助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 提高救助水平和救助能力。

(4) 切实解决流浪儿童的家庭问题, 让家庭真正的承担起抚养、教育孩子的责任, 成为孩子心灵的港湾。目前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方式主要还是找到他们的父母, 将他们送回家。这对于意外走失等不是由于家庭原因导致孩子离家出走的情况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对那些因为家庭原因以及父母教育方式不当而导致离家出走的儿童, 如果原来导致他们在外流浪的原因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就可能造成他们再一次离家出走。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儿童及其需求实施不同的救助方式:第一, 对于那些父母教育方式存在问题的家庭, 应该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父母的文化素质和认识, 促使他们改变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与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 加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相理解, 让孩子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中成长和学习。第二, 对于那些无家可归和父母不具备抚养条件的流浪儿童, 就应当联系、协助一些有条件的无子女或者愿意多抚养孩子的社区家庭来收养这些儿童, 给他们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 并通过回访等方式随时对这些家庭予以监督, 给这些流浪儿童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5) 完善我国有关流浪儿童救助方面的立法。目前我国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例》等法规对流浪儿童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 但还缺乏一部可操作性强的法规来规范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针对的是所有的儿童,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例》针对的是所有的流浪人员, 而流浪儿童区别于其他儿童和成年流浪者的特点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因此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针对流浪儿童的立法工作, 用法律措施来保障流浪儿童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6) 社会工作者和慈善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人士应该将自己的善行视为一种社会责任, 而不是一种恩赐。在不歧视流浪儿童的前提条件下, 以平等和尊重的方式借助新闻媒体等传媒手段, 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关注流浪儿童的生活状况, 为流浪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强大的舆论和经济支持, 通过舆论监督促使各项救助措施落到实处, 让流浪儿童真正得到有效的救助。

(7) 目前救助机构在对浏览儿童进行救助时, 主要是提供吃饭、穿衣、住宿和安全等方面的帮助。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开展多种多样的救助措施, 让流浪儿童还可以接受思想道德教育、法律知识普及、文化知识补习、实用技能培训等帮助, 纠正他们已经偏离的生活轨道, 使他们长大以后能有一技之长, 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 很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加速转型, 流浪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对流浪儿童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及社会排斥视角等方面。本文试图从社会问题研究的三个视角出发 (批判视角、标签理论视角、社会构建视角) , 希望能在对流浪儿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对构建流浪儿童救助与保护的福利服务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流浪儿童,批判视角,标签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1]Early Rubington and Martin Weinberg.1995.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seven perspectiv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fifth edition.

[2]Adam Jamrozik and Luisa Nocella.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lems.

[3]薛在兴.社会排斥理论与城市流浪儿童问题研究[J].青年研究, 2005.10.

[4]王思斌.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6.

[5]熊坚.社会流浪儿童原因剖析与路径选择.消费导刊, 2008.3.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篇7

1 消费的概念

消费的概念是什么?人们对消费的理解各不相同。然而, 对比西方消费观念的演变与现代社会的消费现象, 我们可以将, “广义消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最低一个层次的消费是纯粹的物的消费, 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 即实物的用处, 以维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消费是交换价值的消费, 意在商品的含金量, 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 炫耀自己的金钱和富有;最高层次的消费则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 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 即商品的文化内涵, 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 (杨魁董雅丽, 7) 。

在波德里亚视野下, 符号消费的概念又是什么呢?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中的符号作为一个被消费的物品, 它在整个消费行为中, 起到将物品与通过物品所反映出来的所有信息连接为一体的作用。对符号进行消费虽然是一个行为过程, 然而它却等同于语言, 一个话语系统。因为符号消费的特殊性, 它将符号消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信息通过符号意义编码到物品中, 再经过大众媒体对物品符号意义的鼓吹与宣传, 人们已经无意识地将此类物品与某种符号意义联系到一起, 解读出来的语言, 而这个语言并不是通过我们口中描述出来的。符号消费的概念在十九世纪被凡勃伦定义为炫耀性消费, 在过去, 炫耀性消费行为只存在于上层阶级中。当今社会中, 特别是中国, 这个千年文明古国, 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由古至今, 中国社会就对“面子”问题看得甚重, 现在当然免不了对物品消费中符号意义的追崇。而整个符号消费现象, 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其最大利益, 将不必要的带有符号意义的消费引入到人们生活中, “告诉”消费者拥有怎样的身份与地位就应该去追求怎样的商品。而大众媒体中广告“说服”与“轰炸诱导”的扮演者无时无刻地为消费者洗脑, 不断膨胀人们的消费欲望, 纷纷抛弃了独立思考的原则, 逐渐失去自己判断事物的能力, 长此以往, 便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对物品“无尽地占有、无尽地消费、无尽地享受已成为消费社会中虚假的人生指南, 甚至消费活动本身已成为人获得自由的精神假象。因此, 消费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更是一种社会行为, 甚至已经成为某些人人生价值的体现” (姚建平, 6) 。当人们在购买某件具有符号意义的商品时, 购买者将物品的使用意义已经看得不是那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件物品能给他带来的现实与社会意义。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是一个使人充满欲望, 不断鼓励和激发人欲望, 并由大众媒体, 诸如电视、电影、广告及杂志等, 竭力支持并渲染的世界, 它不断地引诱着人们消费。消费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告知消费者只有不断消费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以资本家的出发点可以看出, 似乎消费者只有不断购买, 特别是那些成为标志着我们的各种物品, 人生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难道我们真的要通过消费那些能够标志身份的物品, 我们的人生价值才能从中体现出来吗?所有这些观念与想法其实都只不过是通过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赋予消费者的, 因为大众传媒在消费社会中担负着为消费社会摇旗呐喊的角色与消费时代的鼓噪者。

2 符号消费的进行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符号消费

正如波德里亚所说, 在消费社会中, 物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因此, 在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中, 我们已经从过去的“对物的消费转换到了对符号的消费。”波德里亚认为物质客体与它所代表的精神概念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或天然的联系, 在消费社会里, 物品只是成为了关系消费的中介物, 商家将商品与生活的真实联系斩断和抽离开来, 并对所售物品进行编码, 让物品具有某种特殊的所指意义。因此, 消费者在进行的消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物的消费, 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进行消费, 所以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对符号的追求其实已经超越了对物的功能的需求。

消费社会中人和物关系的转变具体是从需求与满足的关系转换到纯粹符号性的消费关系。而这一转变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广告、商标、价格、购买场景、功能化个性化设计等, 对物进行编码, 将物建构进一个标示权利、地位、等级等社会关系内涵的符号系统中, 再通过广告意义嫁接把某种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赋予商品, 使商品成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载体, 把全部商品都转换到这种编码之中去。接着是通过对人内在性与主体性, 包括人和自身的关系进行编码, 将这种已被编码的力量所分解并转换到符号系统中去, 就如同“需要、情感、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 物化为生产力, 以便被出售” (Jean Baudrillard, 22) 。这样, 在当代中国, 我们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 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被抽象化或物化为符号和物品, 以便消费者购买和消费。通过对物的编码与解码过程, 人自身也成了消费品。消费者与他自身的关系, 如他的本能、欲望、需要和激情都成了一种购买和消费的关系。消费者之所以进行符号消费, 是因为消费者被大众媒体影响下, 误认为符号消费能帮助他们重构其社会身份, “目的不是寻求同质化, 而是寻求差异化, 对差异的追求使消费的欲望永无止境。”波德里亚更直截了当地说, 物编码的原则是“社会地位”。“物在一个普遍的社会身份的承认系统中形式化:一种社会身份的符码” (罗钢王中慎, 9) 。

借助符号价值, 消费成为了一种我们可以试图加以理解的语言, 但是, 在人们消费的过程中, 在大众媒体影响下, 认为不同的物品代表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因此, 对不同的物品的消费和对不同物品消费拥有的特权暗示着种种不同的符号, 而这些不同的符号就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 物品的确被编码了, 通过消费这些被编了码的符号, 每个人的身份是否真的就可以得以重新建构了呢?在消费社会, 消费者以对商品的直观、感觉、情感、主观偏好和象征意义作为消费选择的原则。日本学者星野克美曾说过消费者并非只是迫于需要或只给予必要性的需求才行动, 而更随着超乎必要性的欲望而行动。根据这一观点, 我们只能说消费者这样的消费行为只是一种寄托情感, 展示个性, 愉悦等感性需要的途径, 他们认为“我所购买的物品, 就代表了我”。事实上, 他们对某种物品的购买, 或者说只是追求一种商品与理想“自我”的吻合, 而现实中的自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中国历史上, 人们都将“面子”看得十分重要。人们以为, 既然消费已经被大众媒体赋予了符号意义, 对物品给予的社会身份的“满足”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在消费社会, 消费者对自身的“满意”已经不再是由自己界定, 而是越来越受到别人的话语影响。

从古至今, 在中国文化中, “面子”一直都是别人对自己满意度的衡量指标。因此, 消费者将购买品牌的产品越来越成为提升“面子”的途径。这就是凡勃伦在其著作中提到的“炫耀性消费”, 它原本是指富裕的上层阶级为了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 以及其社会地位给他们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这样的炫耀性消费形式就是波德里亚说的典型的“符号消费”。其实, 对于这样的有钱人, 他们即使不用符号来标榜自己“富裕”的LOGO, 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财富量, 并非一定要炫耀这样的财富才叫做拥有财富。

在罗兰巴特提出的符号体系中, 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符号在体系中的位置, 都是通过差异来确定的。因此, 对物的消费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区分的基础, 但通过消费差异, 人们是否可以将不同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人区分开来呢?然而从消费中体现出来的“个性化”是指在生产中似乎是个性化的要求而进行的系列设计和安排, 所谓“差异化”则是指物品作为符号对社会地位的不同区分。通过这样的差异化消费, 人们重新界定自我、建构身份、寻找差异、并重新建构身份, 从而寻求差异成为消费社会人们追求的目的。就这样, 市面上涌现的各种限量版物品、特制物品, 然而根据消费社会的发展对差异的追求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因为差异总是不断地被缩小, 而差异又总是需要无限更新。人们是不可能光通过对物品的消费来重构自身与提高社会地位。如果人们意识不到符号消费并不能改变现实的自我, 那么, 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将会导致物品的泛滥与浪费。

3 当今中国社会现存的符号消费现象

当今中国社会现存的符号消费现象近几年来,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越来越多, 路人已经不再为开着奔驰, 宝马的人感到惊叹, 大街上肩挎着Gucci、LV这类名牌包的女性也数不胜数。根据报告, “中国奢侈品行业在过去几年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长, 在经济危机发生的2008年和2009年也一直如此。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 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在明年增至120亿美元, 将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奢侈品消费大国”。目前, 关于中国成为奢侈品大国的新闻越来越多。以中国的收入水平, 难道真的就有那么多人能够消费奢侈品吗?其实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以后会发现, 中国大多数消费者购买产品时, 不仅在关注品牌, 同时还关注物品的价格。人们在进行消费的时候, 因为受大众媒体的影响, 通常会将对比自身更高的, 更理想的社会地位上, 对其欲购买的商品品牌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品位及时尚意义的符号意义联系起来, 与符合其设定的社会地位的物品进行消费。在消费社会里, 消费行为已经成为纯粹的象征行为。当所有的物品作为消费品被人们消费时, 象征着声誉、地位、欲望的符号价值已经超过了物品原本的使用价值。因此, 人们不再是对物的使用价值进行消费, 而是对其符号赋予的意进行消费。符号系统将个体生产为具有‘个性化’的物品, 使得消费一种产品就是消费它象征的意义。所以, 事实上, 人们在进行符号消费时, 并没有消费物的本身, 即它的使用价值, 而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 或让他们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 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为了追求某种商品内在指向的意义, 因而, 消费者愿意为那些超出其使用价值数倍的商品买单。

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媒体、杂志、小报上报道某明星购买了一个LV的限量版手提包, 某上流人士佩戴了一条价值几百万的钻石项链。为什么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喜欢购买具有品牌的商品, 尤其是喜欢购买世界品牌, 这样的消费方式为什么会出现呢?手袋对每个女性都非常的熟悉, 正式社交场合中, 手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与品位, 于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男人看表, 女人看包”。当今社会, 手袋已成为女人的时尚化道具。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 如女明星, 女性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家庭主妇都喜欢购买世界名牌手袋, 她们把购买世界名牌手袋作为一种象征, 作为其高贵身份、富有和成功的符号。有这样一个市场营销案例, 有女性消费者表示“购买服饰的首要因素就是品牌, 款式并不十分重要。否则凭什么区分穷人和富人呢?”因此, 消费者通过自身的角度, 对角色、自我概念及其自我形象来解读产品符号消费是消费者对符号消费理解的基本概念。美国消费心理学家M.J.Sirgy所提出的理论“自我形象/产品形象”一致认为, 一个包含了形象意义的产品, 如一个包含“高贵身份”意义的产品会激发消费者自我概念中的“高贵身份”形象, 往往更容易激发包含同样形象的自我概念。

“在消费社会中, 对消费品的依赖性———即对购物的依赖性———是所有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它尤其是保持不同的自由和“获得身份”的自由的前提条件” (姚建平, 122) 。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 在消费社会, 人们的消费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梦想, 到达自我理想状态的一种途径。因为, 我们才会看到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大肆的消费奢侈品, 以这些品牌来标榜自己的身份。而真正富裕或者有地位的人, 已经不再是用这些符号性的物品来标榜自己。不可否认的是, 物品本身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 它的确包含很多内容, 通过对物的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些有关物主及相关者的信息。例如, 服装就能最好地反映穿衣者的个人信息。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往往紧密相连, 它所体现的是社会分野。积极地参与社会关系的塑造, 尤其是一些生活中重要物品的分配与消费,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消费某类物品的消费者就具有了这个品牌所代言的某种“身份”。然而事实确是消费者依然是原来的那个他, 并不会因为购买物品的不同而改变其本来的社会身份与地位。

4 结论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符号消费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与关注。人们误把符号消费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认为符号消费更能体验消费者自我与价值取向, 它对反映某个时期或某类群体的文化特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从波德里亚的批判理论角度看, 我们可以知道, 并非是我们消费了某一个物品, 它就能够象征着我们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因为我们对财富的划分绝不是纯粹符号层面之意义指涉的区分, 并不是说一个拥有足够高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他穿戴某些不是品牌的服饰或首饰, 他的社会地位就变低下了, 就不被社会认同了。因此, 人们对所谓带有符号意义物品的占有与使用, 和对带有符号意义物品的过度依赖是一种纯粹的, 被消费社会控制的消费行为。人们长期以往的这种符号消费方式将导致整个社会, 乃至世界造成资源匮乏的沉重负担。

参考文献

[1]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 Mark Poster[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Jean, Baudrillard.The Consumer Society:Myth and Structures[M].Sage:London, England, 1998.

[3]John, Storey.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9.

[4]Simon, During.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M].3rd ed.New York:Routledge, 1995.

[5]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1995.

[6]罗钢, 王中慎.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7]姚建平.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语文味教学理论批判 篇8

一.“语文味”理论概念模糊

程少堂老师把“语文味”中的“味”与中国古典美学联系起来, 并用朱立元教授的话说:“中西两种美学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而‘味’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 是其逻辑起点、归宿点与立足点。”接着, 他又说:“中国美学有以‘味’为美的传统, 它与中国人直观的审美体验相关, 而且这种体验使‘味’的内涵不断延伸, 比如滋味之味, 辨味之味, 创味之味。滋味之味, 表达的是静态的审美心理感受, 辨味之味是动态的审美体验, 创味之味是审美回归于诗性言说的作品创作。而对于语文教学而言, ‘味’之三态, 都可以通过语文课堂得以实现。”这里, 程老师想把自己提倡的“语文味”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找到根, 但文中他对“味”的美学内涵的表述却语焉不详。

我们知道, “味”,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 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方面是指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 即审美观照和审美体验, 用作动词, 如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澄怀味象”;一方面是指审美对象的审美特征及美感力量, 用作名词, 如“真味”、“韵味”等。不知“语文味”中的“味”指的是什么内涵?程老师自己的解释很令人失望, 他说:“所谓语文味, 就是在扎实的基础上, 把语文课上得有趣儿些, 有味儿些, 好玩儿些。”这和中国古典美学中“味”的内涵相去甚远。什么是“有趣”?什么是“有味”?什么是“好玩”?这种“味”是指语文教学文本解读的过程, 还是指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情境?还是指学生的学习策略?还是指课堂呈现的总体特征?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些看似有理的提法, 缺少内在的逻辑辨析与界定, 空泛的解释, 使我们一头雾水, 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语文味”。

需要指出的是, 《从》文里提出了“滋味之味、辨味之味、创味之味”的概念。我们知道, 钟嵘提出了“滋味说”, 司空图提出了“辨味说”, 恕我浅陋, 不知“创味”的概念是谁提出的。既然程老师想在中国古典美学里为自己的理论生根, 那就要把根扎实, 而绝不能凭空新造, 这样做是缺少学术的严肃性的。

同“创味”一样, 程老师还自创新词, 凭空新撰了美学范畴“文化美”。他在《从》文中说:“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中, 多角度、多层面去理解、鉴赏作品, 产生对文本的语言美、文章美、文学美、文化美以及蕴含其中的情感美的认同与赞赏。”“文化美”这个概念中, “文化”是一个太大的范畴 , “美”也 包含其中 , 因而“美”的意蕴消解在“文化”之中。用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来限制一个外延小且包含于其中的概念, 是徒劳的, 因而“文化美”这个概念也无法成立。

《从》文中谈到“语文味”的教学模式时说:“‘语文味’理论的‘顶层设计’就定位于‘人生’层面的‘生命体验’与‘族群’层面的‘文化立意’。”我不知道程老师是怎么定义“族群”这个概念的, 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划分“族群”的。“族群”的含义有多种, 如指地理区域靠近、语言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某些民族的集合体;也指按居住地对人群的分类, 也指按宗教信仰对人群的分类。程老师特意把“族群”用引号引出来, 看来是有特指的, 我们期待着他的明确解释。

程老师把“语文味”的“一语三文”概括为:“语言的品味———文章的玩味———文学的意味———文化的体味等。”对于这个“程序”, 我有些困惑:在“语言的品味”、“文章的玩味”、“文化的体味”这些词里, “品味”、“玩味”、“体味”都是动词, 而唯独“文学”的后面跟个名词“意味”, 也许程老师这里想把它赋予一个新的词性?

同时, 程老师把“语文味”教学理论的教学流程分为“语言之美———文章之美———文学之美———文化之美”这几个环节, 即先从“语言”到“文章”, 再到“文学”, 最后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看起来把“语言”、“文章”、“文学”、“文化”区分开, 很有层次感, 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 概念混淆。“文章”和“文学”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分的概念, 尽管社会上有把这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 但在语文教学中这是两个互有区别的文本体式。“文学”通过生动的形象去呈现现实世界, 而“文章”则通过概念组成的逻辑关系去表述事物;“文学”寓理于形象之中, 而“文章”却用概念去推理或直接地说明某种事物和道理;“文章”的语言追求真切, 而“文学”的语言重在求美;“文章”重在实用, “文学”重在感化;“文章”的语言讲究知识性、实用性、真实性, 而“文学”的语言富有想象性、情感性;“文章”的语言是规范的、直陈的, 而“文学”的语言是变异的、陌生化的。“文章”和“文学”是并列的两种文本体式, 程老师却把“文章”作为“文学”的低级形式, 作为教学流程的两个环节, 这显然是不妥的, 因为我们在上说明文和论说文时, 很难上升到文学的层面, 而讲文学作品时, 除了体裁的特征以外也难讲文章的要素。

第二, 在程老师设计的“语言之美———文章之 美———文学之美———文化之美”的教学流程中, 表面看这是一个“起于语言而终于文化”, 即从基础到顶层的一个教学流程。这是程老师想当然的一个设计, 也说明他对“语言”和“文化”的本质缺少深入的了解。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对于语言构建文化的功能这样描述:“把语言从文化中抽掉, 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呢?……”文化语言学者戴昭铭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说:“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它其实就是一种‘元文化’。”他还说:“语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 实际上不过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本来, 从宏观上、整体上看, 二者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互相渗透, 互为因果, 互相发生, 互相制约, 互相推动的。”语言学者钱冠连也在《语言全息论》中说:“语言与文化如果是分裂的, 互不包含的, 那人的精神就是分裂的。”他总结说:“语言表达了文化现实”、“语言包含了文化现实”、“语言结构里压缩了文化视角”。

“语文味”教学流程试图把“语言”和“文化”分开, 先讲“语言”, 再讲“文化”, 把“文化”看得高于“语言”, 这是不正确的。

《从》文中说:“教学中的‘玩’也应该算一种很高层次的境界, 我甚至想说, ‘玩语文’才是语文教育真正进入素质教育境界的标志。”看了这语意含糊的表达, 我不知其所说的“玩”和“味”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我们知道, 中国古典美学还有“载道”的传统,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美学主张, 韩愈、周敦颐等人还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美学主张, 还有大儒张载的名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余音在耳, 程老师也口口声声提倡“文人语文”, 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意义的文人还是“游戏人生”的文人, 程老师是否忘记了文章中还有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内容和精神?“玩”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要教会学生去学、问、思、辨、行。

《从》文中把“语文味教学模式”概括为“哲学 (文化) 模式与文学模式”、“理性模式与游戏模式”、“举一反三模式与举三反一模式”、“系统模式与重点模式”等等。我不禁要问:这些模式的划分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吗?同时, “模式”一词, 据我的理解应该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人们做某种事时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哲学 (文化) 模式”是把语文上成哲学课吗?“文化模式”就是把语文课上成文化课吗?什么是“理性模式”?什么是“游戏模式”?“理性模式”与“游戏模式”能够对举吗?这些“模式”是从教学方法来定位的还是从课堂形态来定位的?这些“模式”是在同一个层级上吗?其逻辑支点又是什么?

二.“语文味”教学观念陈旧

“语文味”教学理论中, 教师的眼中是没有学生的, 其课堂的主角是教师, 学生退居为课堂的配角, 课堂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这样的阐述随处可见。如:“这一定义, 当然也是首先强调执教者的文人身份和文人趣味, 强调执教者主体精神的张扬”, “与艺术作品是作者的抒情手段一样, 语文教学也应该能够成为语文教师的‘抒情言志’的工具”, “有语文味的语文课, 语文教师都不仅仅是讲课文,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在讲自己”等等。

我们不禁要问:学生在哪里?是谁在学习语文?谁是语文学习的主体?语文教学的内容应该由学生的学情与教材的内容来确定, 而不应根据教师个人的兴致来决定, 语文课堂是学生学习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和思维品质的主渠道, 所以优秀的语文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 更关注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如果教师只关注个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 学生的个性化的阅读和写作将被扼杀。

三.“文人语文”将把语文教学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在《从》文中, 程老师对“文人语文”的美学原则及其意义和价值进行了论述, 认为“这种新的中国语文教学美学理论的提出, 可以说是中国语文教学美学话语的一场革命”等。

这些表述, 忽视了语文教学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的特点, 忽视了语文教学的社会功能。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需要基本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 我们不能只用“文人语文”的方法培养一些“文人”。正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的需要, 语文不仅要教学生阅读文学作品, 还要教学生学会阅读实用文体的文本包括非连续性文本;不仅要学会审美, 还要学会分析研究问题;不仅教会学生“玩”, 还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对社会、对未来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判断, 从而形成正确的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观。我们不能把语文教学和时代隔离开来, 只有使语文走出象牙之塔, 才能使其走出目前的尴尬困境并最后实现语文的狂欢。

四.结语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篇9

弗洛姆以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和性格结构的深入关注为研究的切入点, 以独特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 与马克思哲学指向政治和经济领域不同的是,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更多的是转向了文化领域, 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 法兰克福学派出现了批判主题的创新, 他们关注和批判的焦点是文化。他们从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方面, 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面对的矛盾与困境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与批判。弗洛姆以其独特的观察和分析的视角将他的理论触角探入人的心理这一微观领域, 对现代社会人的心灵异化进行分析, 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人的社会性格的异化上, 他的研究深入到人的需求和性格结构, 触及到了西方文化危机的深层。

弗洛姆从分析人的生存需要入手, 提出人本质上需要一种与世界的结合, 这种需要的满足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人实现了与外界的联系, 却丧失了自我身份感, 由此产生了异化的人格;另一种是:人实现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保持了人自身的完整性, 实现了作为人的意义的存在。前者必然导致病态的人格, 后者才能展现出健全的人格。

弗洛姆指出, “依照人性的特征和规律发展成熟, 他的精神就会健康。” (1) 那么, 人性的特征和规律是什么呢?他认为:“与他人联合在一起, 与他人相关连的需要, 是人的迫切需要, 这种需要是否满足决定着人的精神健全问题。” (2) 在这里, 弗洛姆将人性理解为一种与他人相结合的需要, 这种需要既不是钱财和权力等功利的需要, 也不是因依附于他人或控制他人而获得暂时的心理满足感的心理需要。

通过对人的特质的挖掘, 弗洛姆向我们展现了人的真正需要, 他认为, 人不仅具有作为动物的意义而存在的与其他动物相同的物质、生理等方面的需要, 而且还具有作为人的意义而存在的需要和感情, 即与他人相联合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求生命之根基的需要、身份感的需要、倾向性及献身目标的需要。在他看来, 这些需要的满足才能使人成为一个精神健康的人, 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但同时, 他提醒我们, 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但社会性格的发展却是不健全的, 人性依然是扭曲的, 人已经陷入了一种深度的心灵异化。弗洛姆认为, 现代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 自由了, 但同时也变得孤立无援了, 使人无法获得一种归属感, 这使人惶惶不安、孤独和恐惧, 于是自由成了沉重的负担, 想尽办法逃避它。为了摆脱孤独, 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宁静和安全感, 一个人就必须建立一种与世界的联系, 找到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 弗洛姆把人的这一要求称为归属要求, 并将其看作人的根本需求。

然而,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那种通过爱与创造性的活动, 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的, 充分肯定个人的独立性的联系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了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而不是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要, 这使人越发地恐惧和害怕孤独。于是, 个人转而希望通过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完整性以致自由, 使自己与别人合为一体, 来克服与外界相隔离所造成的孤独感和恐惧感, 这样个人与某种整体和权威相趋同, 并由此获得了社会归属感。这种社会归属感妨碍了健全人格的生成, 也必然导致人格的异化。

弗洛姆立足于现代人的社会归属需要, 从对现代人的心理分析入手, 为人们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心灵的深度异化打开了一个窗口。他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分析, 使人们更加认清了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 人的心灵虽受到了极度的压抑但全然不知, 这是人的悲哀。

弗洛姆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模式, 更重要的是激发一种行动的力量, 唤起人的心理、感觉、意识形态等文化领域的革命。不仅如此, 弗洛姆还力图通过健全人的心理, 使人由重占有转变为重生存, 以建构一个健全的社会, 他为我们构想了未来健全人格即生产性社会性格的生成之路, 并指出这“关键在于生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取代现存的异化的存在模式。” (3)

弗洛姆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解决问题的方式, 强调了文化要素的重要地位, 强调了文化变革对人的生存方式变革的重要性, 并从社会心理和社会性格的微观层面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视阈, 是对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深化。

2 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 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准确地把握这些问题和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的理论和思想就会将社会向前推进一大步。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肯定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有效性, 并以一种时代的目光审视着变化了的世界, 他把眼光放到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上, 将马克思哲学置于历史境遇变化了的社会态势, 从实践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时代意义上的理解和阐释, 他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从心理和文化的角度, 为马克思的理论注入了新鲜的内容, 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弗洛姆具有与马克思相同的理论旨趣, 他们都把理论研究的目标放在人的全面解放上, 而弗洛姆是通过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关怀, 从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独特视角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深入的阐释与丰富, 这并没有冲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而使马克思的形象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使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弗洛姆的理论向我们昭示了, 马克思哲学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历史地呈现和揭示出来的, 对现代人生活困境的关注以及理论诉求, 使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更广阔、更深远的领域得以展开。

弗洛姆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 并将批判的视角转向了社会性格结构和心理层面。这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而且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意义。弗洛姆所倡导的通过微观心理革命解决问题的思路,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了丰富的现代性价值。

弗洛姆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 是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置于现代工业的现实社会之中, 使二者进行对话和融合的产物。这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走向也为今天深入挖掘和阐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 实现现时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和对话,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具有方法论意义。同时这也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和实践性的本质。

当我们站在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角度来理解弗洛姆的理论时, 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社会的变迁, 人类面临着新的困境, 弗洛姆的性格批判理论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焕发出新的活力, 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借助现实生活的当代意义的充分的自我肯定而得以彰显。

摘要：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毕生致力于对马克思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综合, 从人的心理机制、性格结构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展开了批判。他的性格结构批判理论丰富和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也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弗洛姆,性格结构批判理论,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11.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24.

[3]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214.

[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终结 篇10

法兰克福学派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重要流派, 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影响最大的流派, 它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广泛的影响,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人。法兰克福学派本名“社会研究所”, 于1923年2月3日正式成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市, 最初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方向, 专门从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 霍克海默上任之后, 把研究重心从经验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史研究转到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上来, 并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研究、批判作为一个重要主题。1933年纳粹掌权后, “研究所”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 并且其成员大都有犹太血统, 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了流亡生涯, 最终在美国安家落户。美国“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 “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知识背景无论如何不可能使他们像美国的知识分子那样与时俱进、洗心革面, 从而投入到大众文化狂欢的海洋之中。因此, 从一开始, 法兰克福人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对峙甚至对它的敌视无疑是存在的”。并且“他们发现自己身居于其中的美国, 也是独裁主义国家, 不过它是另一种典型, 即它的统治不是凭借恐怖与高压的手段, 而是通过在文化领域建立强制遵从的思想与行为模式, 来操纵与控制民众, 使之屈从独裁主义统治。于是批判肯定的文化和大众文化就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在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因此, 美国的大众文化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批判的对象。

1949~1950年“研究所”迁回法兰克福, 但是, 它的作用和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霍克海默提倡的“批判性理论”也与社会主义实践脱离了关系, 内忧外患之时, 由阿多诺于1958年出任该所所长, 直到1969年。重建后的“研究所”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批判者形象示人, 20世纪50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名称出现, 并开始流行, 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潮的主要流派之一。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又称“社会批判理论”, 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的核心内容。1932年6月, 霍克海默在研究所自己创办的刊物《社会研究杂志》中指出:“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试图‘按照每一种可能的理解水平来把握社会生活的进程’。”1937年, 霍克海默发表了一篇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纲领性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 霍克海默提出了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和批判理论的主体思想, 将其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包括给人类带来工业文明, 对西方现代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启蒙精神, 还包括了极权主义、实证主义和文化工业等很多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般被称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把大众文化置于“批判理论”的总体思维框架, 能更好地对大众文化本身做出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说,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既是‘批判理论’这一总体理论模式与思维模式的合理延伸, 也是‘批判理论’进入操作阶段之后一种更具体的实践形式。”

20世纪30年代后期, 阿多诺发表的关于流行音乐的文章和马尔库塞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论文化的肯定性质》, 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渊源。“研究所”迁到美国后, 很快就发现美国的大众文化呈现出的特性和带来的消极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 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 文化已经与商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工业社会中, 一切都以经济为基础, 以商业利益为目标, 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被纳入了市场交换的轨道, 大众文化成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体系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众文化带有了“批量生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第二, 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 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按照工业的标准被大量地生产、复制, 比如电影、唱片等。这就使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化和非个性化的倾向, 从而剥夺了人们的创造力。“第三, 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 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作为商品,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帮助下, 周而复始地出现在人们生活中, 使得顾客的文化需要受到制约,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帮助下, 人们在心理上逐渐形成一种趋同倾向, 流行成了大多数人认可的唯一道德标准与审美标准。于是, 一方面, 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 而成为劳作的延长, 旨在恢复精力, 以能应付机械的工作;另一方面, 文化工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 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 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当大众文化一边不断地向人们兜售文化商品, 一边控制、奴役大众时, 它就不再具有真正的文化艺术应有的解放人、提升人的积极的“使用价值”了, 或者说, 当大众文化产品被大众使用时, 已经不是作为文化艺术品被使用了。因此, 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标准化、模式化、商业性、欺骗性、操纵性、可复制性和强制性等。毫无疑问, 否定和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主流。但是,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单维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除了否定性的话语之外, 还有一套肯定性的话语, 即“通过大众文化所执行的新型功能 (心神涣散、语言暴动、身体狂欢与本能欲望的解放等) 对大众革命意识与批判态度的培养, 最终可以达到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肯定性话语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大众文化理论, 也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认识。通过对大众文化肯定性话语的思考, 强调了大众主体的力量与能动作用, 否定了高雅文化的懦弱与保守, 强化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实践功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传达出的自律个体与顺从大众、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对峙的状态, 淡化了批判者对大众文化采取的精英主义姿态, 使大众文化的肯定者拥有了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 美国的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就是这一理论视角的拥趸者。大众文化的否定性话语与肯定性话语虽然在表面看是对立的, 但是, 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整合模式还是自下而上的颠覆模式, 它们革命的目标与批判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与极权主义社会, 因此, 它们又统一在“批判理论”的基本宗旨之下。所以, 它们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而是在对共同目标的追寻中走向新的融合。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重要流派, 其社会哲学的核心内容是“批判理论”, 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既是“批判理论”这一总体理论模式与思维模式的合理延伸, 也是“批判理论”进入操作阶段之后一种更具体的实践形式。本文借助于否定的美学来批判大众的文化, 主要论述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参考文献

[1]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2]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3]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