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批判论文

制度批判论文（精选12篇）

制度批判论文 篇1

The implement of"Auto Brand Sales Management Methods"improves to standard automobile market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But the more stands on the manufactures’position and little to consider the dealer.With the change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market,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which formulate“measures”also should learn some foreign experience and absorb some domestic industry opinion to have the“measures”for a change.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更多地站在了生产厂家的立场之上，对于经销商这一环节考虑的较少。随着时间、环境、市场的变化，制定《办法》的相关部门是不是把备受争议的《办法》变一变呢?

给国内经销商带来的损害巨大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前，进口车品牌如奔驰、宝马、沃尔沃、福特、陆虎、等品牌均采取授权国内企业2-3家，分别负责不同区域的市场开发。国外厂家只是宏观管理，投入不大。国内企业投入则相对较大。不论从销售服务网络建设还是广告投放，一般区域总代理几年来都有1-3亿元的投放，他们寄希望于产生长期的回报。

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汽车销量也逐渐提高，投入的大量资金即将产生回报，同时也膨胀了国外厂家占领市场控制渠道的野心。但鉴于之前签订的销售及市场开拓协议，使汽车生产厂家无法也不敢撕毁协议，改变原有的模式。

但2005年2月21日，商务部、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发布2005年第10号令《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后，使以前的模式产生了变故：

《办法》的第六条称：同一汽车品牌的网络规划一般由一家境内企业制定和实施。境内汽车生产企业可直接制定和实施网络规划，也可授权境内汽车总经销商制定和实施网络规划;境外汽车生产企业在境内销售汽车, 须授权境内企业或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境内设立企业作为其汽车总经销商, 制定和实施网络规划。

《办法》一经公布，国外汽车生产厂家对中国进口汽车的经营思路就发生了改变，以该办法为借口，马上向原来的国内总代理提出了改变原签订协议的方案。方案中根本不考虑国内总代理的利益和国内总代理在多年中的推广投入，单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国内的总代理伤害较大。国内总代理从此开始了长时间的商务谈判，而厂家控制销售渠道的目的和欲望也愈加强烈。

该制度给境外汽车生产企业意外的惊喜，加速了境外企业在中国设立全资公司，对于营销网络的管控进一步加强，中方经销商话语权进一步缩水。境外企业堂而皇之地把国内经销商建立起来的网络资源收归己有，极大地损害了国内企业的利益。与此同时，该制度也打破了国内企业原有的发展计划，国外企业收回了分销权，使国内企业投资难以收回，在经营中缺乏话语权。国外企业以品牌销售制度为借口，进一步提高对经销商的要求，让经销商加大投入，否则不给予品牌授权。并变国际结算为国内人民币结算，加大了经销商的资金困难。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益由国外企业享有。

实施后的反思

外资将更有效地利用中国汽车销售资源。

外国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绝对强势地位早已不容置疑，所谓国产合资品牌，实质上却是有地方特色的外国品牌。目前国内90%以上的汽车专卖店，经营的都是外国品牌。一位汽车专卖店经营者说，《办法》强调了品牌专卖，汽车专卖店都要求打外国品牌标识，结果就是中国人花钱为外国人做品牌宣传，外资操纵中国汽车销售网络更容易了。虽然规定可以申请多个品牌，但众所周知，在中国，申请汽车品牌专卖店成本极高，公关费用高得惊人，厂商关系中灰色的成分很多。这位经销商认为，在目前的厂商关系中，厂家责任太小，商家压力太大，没有体现责权利统一的公平契约精神。

《办法》实行后，绝大多数中国汽车经销商不得不利用所有资源宣传某个外国品牌，为外国品牌低成本占领中国市场创造了极好条件，客观上会使外国品牌在中国的地位更强，民族汽车及经销商品牌地位更弱。

中国独立汽车经销商成长难

近年来，中国正在成长起一批独立的汽车经销商。他们不依附于任何厂商，能独立决定经营模式。这些汽车经销商大都已有了自己的品牌，也有实力进行放大了的多品牌经营——即在其总集团下建立多个品牌的汽车专卖店。因而，抵抗经营风险的能力较强。但绝大多数中国汽车经销商还处于成长期，很难抵抗单一品牌经营的风险。

北京汽车流通协会会长卢锦华认为，在中国汽车厂家与经销商关系一直不平等的背景下，《办法》的实行更强调了厂家的强势地位，使经销商的话语权更弱，其命运必然会完全掌握在汽车厂家手中。他认为，允许低成本多元化的模式进入市场，对坚持民族品牌的厂家与商家来说，都如同允许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厂家授权为中心的销售规则，在相对弱小的民族品牌与强大的外资品牌较量之时，剥夺了中国汽车销售商的独立选择权。

外资更易整合在华的销售网络

“厂家授权”条款，使外资能更轻松地整合中国汽车经销资源为其所用。

在各国外资几轮对品牌销售渠道的整合之后，中国汽车的销售渠道已几乎尽成外资的囊中之物。布网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中国汽车在失去技术上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正在失去销售网络的控制权。

有专家认为，外资夺取中国汽车销售网络是早有预谋。其前期的操作过程完全合乎游戏的规则：先大大提高4S店的营销门槛，引导中国商人揣着巨资走上“不归路”，随后引导出并网销售的必然选择。再有民族自尊心的经销商，也不得不承认同一品牌的合资国产车与进口车同网销售是理所当然。残酷竞争之后，有的专卖店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占领市场的重要棋子，有的则成为殉葬品。

中方失去了全部的话语权

外国汽车在中国整合了销售渠道后，中国人得到了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大汽车合资企业暂时得到了更多的赢利机会，中国百姓可以买到更多更好的外国品牌汽车。但眼前的物质利益背后，却很可能会失去长远的利益。有经销商说，2006年之后，如果合资车的性价比拼不过进口车，干嘛不直接卖进口车?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汽车销售网络成为外资争夺中国市场现成的阵地之日已为期不远。外资掌握了销售主动权，合资企业中方的话语权更将是形同虚设。

作为前车之鉴，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巴西，销售渠道为外资控制，使其在创造人均GDP4000美元数字辉煌的背后，是250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和经济的长期停滞。流通渠道的丧失必然会导致产业控制权的丧失。

中国汽车行业的盛世危言

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突破1300万辆，2010年预计突破1600万辆，成为世界第一市场，毫无置疑成为国外汽车品牌最重要的市场，如今，国外品牌基本完成了中国的网络布局，纷纷成立独资公司作为品牌的总经销商，并带来几种倾向，笔者以为，这应该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警惕。

低价报关从而偷漏海关税费。境内的独资公司和境外的厂家为一家，自己销售给自己，很可能采取低报CIF价格的办法，从而减少缴纳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给国家带来税收损失，然后境外企业再通过车展、咨询费、设计费、知识产权等形式把利润转移到国外，从而逃避所得税。

高价报关从而把利润留在海外，因国内外税收政策不同，税赋比例不同，国外厂家可以高报关税加大成本把国内注册公司盈利保持持平，从而免交企业所得税，把利润留在国外。

控制提高整车价格，通过提高整车销售价格，使终端经销商难以经营，甚至亏损倒闭，国外企业对经销商再进行收购，轻而易举的控制整个销售网络。之后再进行价格调整。

以低价入市，冲击自主品牌。在中国市场进行低价倾销，从而扰乱中国市场，冲击中国自主品牌的发展。把中国的汽车工业扼杀在摇篮之内，中国汽车市场将为国外几家汽车品牌瓜分，之后再提高价格，从中渔利，而此时国产自主品牌已经无力应战，市场将控制在国外品牌之手。十几年前，中国胶片行业因有乐凯而拉低了柯达、富士的价格，谁能想象如果没有乐凯，柯达会怎样?

汇改以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了21%。在2010年陆家嘴的金融论坛上，参加论坛的高盛集团大中华区原主席胡祖六表示, 未来两三年内，人民币累计升值20%可以接受。如果人民币再升值20%，进口车和国产车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自主品牌的生存空间会有多大，中高端汽车市场的份额会不会被进口汽车垄断?

几点建议与思考

对此，笔者有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减缓外资独资公司在中国的建立，或在一般纳税人、专项审批等项目上认真执行标准。从而缓解其进入的步伐。

二、要求进口车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授权国内企业作为总经销商，防止关联交易，防止税收流失。对于已经设立公司的，由海关、工商、税务等部门严格监控其经营行为从严管理，如海关严格核价管理、税务严格稽查、工商严格广告审查等，造成较大压力，使其走向授权国内企业作为总代理的最终目标。也可要求再授权一家国内企业为第二总经销商，实现平行进口，防止关联交易。

三、尽快制定品牌销售的实施细则，明确统一品牌允许设立多家总经销商或区域总经销商。使国外企业缺乏更改原来合同协议的理由。

四、仿照其他国家的办法，以防止垄断为借口，规定终端经销商厂家参股的比例和参股经销商的数量限制，对于关联企业的参股视同生产厂家参股，对于隐瞒的一旦发现，取消经营资格。从而防止其对销售渠道的绝对控制。

五、明确厂家的产品缺陷责任和保修责任，在与经销商的合同中杜绝强加给经销商的霸王条款，从而避免出现的纠纷，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利益。并加强对合同的抽查监测，防止弄虚作假。

六、对于已经投资建立4S店的经销商的品牌经销商授权申请可以由经销商自行进行申报，防止厂家和总经销商借品牌授权提高对经销商的各项要求。或者干脆取消品牌经销商的品牌报备制度，恢复小轿车经营权和小轿车连锁经营的审批，或者提高汽车销售企业的成立标准，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在500万人民币以上，即可进行汽车销售，无需再向国家工商总局报备。放开非法人分支机构的汽车销售审批，与法人公司享有同样的经营范围。

笔者以为，汽车厂家和经销商原本是市场经济中的两个独立的实体，国家管理部门应该作为裁判，而不应该是运动员进场帮助一方比赛，也不要设置条件由一方运动员挑选另一方运动员。经营资格应该是国家管理部门审批，而不应该是国家的管理部门把权限交给总经销商，由总经销商掌握着品牌授权的生杀大权。总经销商拥有着太多的权利，完全可以对经销商从业务层面进行管理和控制。

时间在变化、环境在变化、市场在变化，制定《办法》的三部门(国家发改委、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些国外的经验，吸取一些国内的行业意见，把一直备受争议的《办法》变一变呢?

制度批判论文 篇2

阐释的批判与批判的阐释--释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

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论和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批判,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共识真理为目的`,通过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框架,形成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坚持社会科学理论有普遍而规范的客观基础的存在,并以此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批判阐释学尽管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新视角,却很难达成哈贝马斯所赋予的理论使命.

作 者：洪波  作者单位：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社会科学系,江苏,镇江,212003 刊 名：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SHIPBUILDING INSTITUTE（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2 2(4) 分类号：B15 关键词：批判阐释   共识真理   交往理性  

制度批判论文 篇3

关键词：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批判接受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14-01

近年来，面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及实际运作中积淀的诸多弊端，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对改革路径的探索中，引入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呼声较高，不少的专家学者已对我国是否适合引入专家证人制度做出过相关的论证，但是说法不一。

一、专家证人

专家证人是对当前的某个领域有专攻的人，对所从事领域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能够对案件提供借鉴性意见，推动案情的进展。专家证人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证人不同，传统证人只是将自己所看到或者听到的事实加以陈述，以证明该事件发生中的一些细节状况，而不是对案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专家证人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帮助当事人或者是法官得到更多的证据，例如：运用指纹的唯一性，可以将犯罪嫌疑人锁定，观察足迹和笔迹可以缩小嫌疑人的排查范围，使案情进展加速，减少时间的浪费等。这些专门性的技术只有少部分人掌握，因此在法庭上需要以专家证人的身份作证。被聘用的专家证人对某些领域有较深的了解，但了解的程度不是单方面就可以证明的，也没有固定的证明和考核模式，因此，专家证人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二、英美法系中的当事人主义模式

当事人主义模式，是在诉讼过程中，由当事人主导的一种诉讼模式。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专家证人，来证明自身的观点的正确性。在证明自身观点的同时，可以对对方的专家证人进行询问，相互询问和辩护，将问题更加详尽全面地解决，展现证人证词的真实性。

但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中，因专家证人都是当事人聘请，因此，会有提供虚假证词情况的产生，部分当事人为了赢得最终的诉讼成功，会制造假证据，因而造成诉讼的不公平。专家证人都是额外聘用，“英国杂志《你的证人》在对专家证人的收费标准作了五分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专家证人准备专家报告的平均收费在2001年未每小时110英镑，2003年为123英镑，出庭一天的平均收费标准为789英镑，2003年未839英镑。”1据数据显示，聘用专家证人将导致诉讼费用的大幅增加。此外，专家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因此需要准备报告，并且研读对方当事人专家的报告，以便更好的在法庭上交叉询问，所以，将大大延长诉讼转呗时间和整个案件解决的效率。

三、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

作为中立者的法官主导着整个诉讼过程，因此，会出现证据提供不足等情况，造成判定结果的片面化。因当事人的地位较低，作用较弱，不能有效地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去挖掘证据。我国的鉴定制度属于大陆法系，我国的鉴定人不会出席法庭，接受律师和法官的询问，只是提供书面的鉴定报告，由他人代为宣读，因此，在我国法庭上不会出现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和专家证人之间的交叉询问，所以，其可信度大大降低。

四、批判地吸收与借鉴

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的成熟运用与不断的改革完善，使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可以有部分的吸收和借鉴，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长期以来所遵从的大陆法系传统相结合，形成新的法官主导下的专家证人制度：

（一）以法官为主导，提高当事人的地位并强化其作用。

我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中的职权主义模式，因此，相较于英美法系中的当事人主义模式来说，当事人的地位比较低，作用也比较弱。在诉讼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可以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权力，如搜集更多的证据等，使案件的审理更加明确，提高办事效率。整个诉讼过程仍需要由法官主导，以控制按键审理的方向和进程。

（二）专家证人出庭接受询问。

上文提到，我国的鉴定人是不出庭接受询问的，因此其书面化证词的可信度就会降低。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中的出庭接受询问和交叉询问以及互相抗辩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验证对方所提供证词的真实性，也将询问的过程和内容公开化，使人信服。

（三）完善和保留大陆法系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专家证人是对当前某个领域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因此，对于其知识的多少、技能的高低是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的。英美法系对专家证人的资格审查或者是限制比较少，只是根据当事人双方的交叉询问，来判断证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大陆法系具有严格的鉴定制度，在该专家介入案件之前对其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如其资历、人格、学术成果等的审查，会大大降低其提供虚假证言的可能性，以免在伪证据上浪费时间，拖延案件审理的进程。因此，对于我们大陆法系的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应予以完善和保留。

（四）由法院聘请专家证人，费用由法院控制。

在英美法系中，由于专家证人的聘请需要更多的诉讼准备时间，时间的延长也就意味着费用的增加，所以，大陆法系在借鉴和吸收专家证人制度的过程中，如果由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改为作为主导者和中立者的法院聘请，法院会对专家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会增加证据的公正性。另外，费用由法院控制，会有效的减少为赢得诉讼而贿赂专家证人的情况。当然，这些制度的制定需要国家给予强大的支持。

我的司法改革中，根据我国固有的大陆法系传统和国情，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向，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和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的利弊分析，提出法官主导下的专家证人制度，以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邓晓霞：我国不宜引入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J].中国司法鉴定，2010年，第1期，第13页.

制度批判论文 篇4

首先, 从手法来看, 《儒林外史》侧重讽刺。作者通过对形形色色的读书人的描写, 指出了科举的虚伪性、残酷性、使人堕落性。作者虽把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 但还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当时社会的痕迹, 虽非常夸张的讽刺了热衷科举的读书人的虚伪和无耻, 但于夸张中透着写实, 书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 作者在原型的基础上集中提炼, 使之成为典型, 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仅周进、范进的形象就写尽了天下儒人的辛酸血泪。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得对科举的批判更深刻更彻底, 在现实和夸张之间把科举制的种种伪装统统撕破, 把它的虚伪、无耻、腐败赤裸裸的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从理论到实践都否定了科举存在的合理性。

而《聊斋志异》则是“以传奇手法志怪”。作者通过许多被科举制折磨而死的鬼魂形象, 曲折地反映现实, 对科举的不合理和摧残人才发出悲愤的控诉, 这类故事往往人鬼混杂, 阴阳交错。作者大量借用民间故事, 写鬼写狐, 想象奇特, 以神怪幻异的手法写出了大量的讽喻现实的作品。这类人鬼混杂的故事构筑了一个既阴风阵阵又诗意浓郁的神话世界, 把神怪幻想和现实人生巧妙结合起来, 造成许多亦幻亦真的形象和画面。像叶生死后阴魂不散, 不仅教恩人之子使其高中, 而且自己也高中进士, 直至回家看见自己的灵柩才明白自己已死去多年。这类故事使得整个作品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同时于写鬼写神之间对社会弊端进行了批判, 很有寓言的特点。尽管其中也有些作品使用了讽刺手法, 比如《司文郎》, 但是, 《司文郎》中的那个靠鼻嗅文章灰烬来分辨文章优劣的瞎和尚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

其次, 两者的侧重点不同, 各有其不同的深度和广度。《聊斋志异》主要揭露科举的弊端, 特别是对科场的黑幕, 主持考试的试官的无能和不公尤为愤激, 攻击的火力很猛;由于作者长期受害, 体验极深, 有着切肤之痛, 因而这方面的描写又是很深刻的。对受科举之害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刻划也很见功力。比如《司文郎》即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它写一个盲僧有一种奇特的本领, 他用鼻子一闻, 就能准确地评判出文章的优劣。他闻了王平子的文章表示首肯, 结果却名落孙山;余杭生的文章使他闻了作呕, 但却偏偏高中了。他听了以后不禁大为感叹说:“仆虽盲于目, 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辛辣地指出这些试官不仅是瞎子, 而且丧失了嗅觉能力, 怎能分辨得出香臭美恶?对于这种“聋僮署篆, 文运所以颠倒”的不合理的现实, 作者极为愤慨, 因而以嘻笑怒骂之笔, 痛加挞伐。在《何仙》中, 作者揭露了学使所想的全不在文章, 一切付置幕客, 这些人“前世全无根气, 大半饿鬼道中游魂, 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 损其目之精气, 如人久在洞中, 乍出, 则天地异色, 无正明也。”由这样的人来衡文, 又哪里还有公道可言?就是试官们本身又何尝高明?在《于去恶》中, 鬼魂于去恶数说阴间“得志诸公, 目不睹坟、典, 不过少年持敲门砖, 猎取功名, 门既开, 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 即文学士, 胸中尚有耶!”这岂不是为现实当中那些试官写照?而把八股文比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 又是何等确切!不难想象, 由这些人来主持考试, 评定试卷, 出现“英雄失志, 而陋劣幸进”的现象, 又何足为奇?在《三生》中, 作者更借兴于唐执试卷去阴间呜冤的故事, 痛快淋漓地抨击“黜佳士而进凡庸”的试官和主试官都是些见识鄙陋、有眼无珠的人, 不知屈杀了多少士子, 只有抠他们的眼睛, 挖他们的心, 才能消除人们心头之恨!

《儒林外史》则通过名式人物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 重点揭露科举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残害以及它毒化整个社会风气之深;它所旁及的科举制度造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科举制度孳生出大批社会渣滓和寄生虫以及对八股制艺本身的抨击等都是《聊斋志异》没有或很少涉及到的。例如, 小说揭示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贪官污吏、士豪劣绅, 象南昌府太守王惠, 到任以后探询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刮钱财的窍门, 他衙门里响的三种声音是:戥子声, 算盘声, 板子声。像这样残暴贪墨的赃官, 却受到上司的赏识擢拔, 居然被誉为江西第一能员。高要县知县汤奉每年额外剥削所得就不下万金, 饱了私囊不算, 还要博一个为官清廉的好名声, 以致枷死回民老师父, 引起回民鸣锣罢市, 他却逍遥法外, 照样当他的知县。地方上充斥着这样的“父母官”, 整个吏治可想而知。至于各级衙门里的走狗、爪牙, 上行下效, 狐假虎威, 敲诈勒索, 无所不为, 那就更不用说了。与地方官吏勾结在一起的, 还有为非作歹, 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 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张静斋就是一个欺压佃户、巧取豪夺的地头蛇。高要县的贡生严致中更是劣迹昭彰, 强关邻居的猪, 强索别人并未借过本银的利息, 把几片吃剩的云片糕硬说成是十分贵重的治头晕病的特效药蓄意讹诈船家以及霸占二房的产业等等, 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充分暴露了这个所谓“衣冠中人”撒泼放刁、横行霸道的丑恶面目。又如, 小说还描写了大批科举制度孳生出来的纨绔子弟、斗方名士、清客帮闲, 流氓无赖。湖州娄中堂的儿子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因为科名蹭蹬, 牢骚满腹, 空疏无聊, 自命风流, 搜罗的那一帮门客都是像杨执中这样的假名士, 权勿用这样的假高人, 张铁臂这样的假侠客, 结果如其表侄遽公孙所说:“半世豪举, 落得一场扫兴。”杭州胡尚书的儿子胡三公子是个秀才, 更是俗不可耐, 家里广有钱财, 却悭吝成性, 生来又有钱癖, 妄想学点金术, 差点受骗上了大当。他所结交的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之流, 会诌几句半通不通的歪诗, 假托无意功名, 成天拈韵赋诗, 附庸风雅, 居然都自命为西湖诗会的名士。实际上这些人多半不务正业, 游手好闲, 追名逐利, 帮闲凑趣, 他们是当时社会的渣滓和寄生虫, 也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作者的笔宛如一支游刃有余的锋利的解剖刀, 伸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通过所有这些牛头马面, 魑魅魍魉的形象描写, 为我们勾勒出封建末世千奇百怪的巨幅图画。因而就反科举八股的内容而言, 《儒林外史》显然要广阔得多 (注:聂绀弩同志在《〈聊斋志异〉三论》一文中论及《聊斋》反科举制度的成就时指出:“以致可以说, 《聊斋》里面有一部《儒林外史》, 甚至可以说, 某些地方, 连《儒林外史》也不及它的痛切。”笔者同意这话的后一半, 即《聊斋》反科举确有其独到之处和予人以创巨痛深之感;但《儒林外史》反映的幅度更广, 这又不是《聊斋》所能包括得了的。聂文引见《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这固然因为两者的体制、创作意图、允许作者驰骋笔力的天地有别, 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和肩负的任务的不同。

第三, 两者对科举的态度不同, 它昭示读者从中获取的结论也有不同。《聊斋志异》揭露科举考试的积弊和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深, 但作者并没有把它归咎于科举制度本身;相反, 如果革除了这些流弊, 主持考试的试官遴选得当, 能够识拔真才, 那就不仅不用反对, 而且是应该举双手加以拥护的了, 《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得以从此途进身, 扬眉吐气, 飞黄腾达, 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矛盾和思想上庸俗的一面。《儒林外史》则在小说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 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对八股取士制度本身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和否定的见解, 这一观点笼罩全书, 读者也不难从小说的艺术描写中得出与作者观点相一致的结论。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 作者还不可能认识到科举产生的社会根源, 当然更不可能怀疑到整个封建制度;他所标榜的“文行出处”也不能帮助他真正找到出路。但他的这种见解和勇气无疑要比《聊斋志异》奋进了一大步, 而与前辈民主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同轨合辙。

论社会实践的它批判和自批判 篇5

论社会实践的它批判和自批判

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有对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的础性,却没有超然的、抽象的神圣性.从“劳动异化论”经“感性实践论”到“实践自由论”,展示了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轨迹.人类思维对社会实践的批判,是社会实践的“它批判”或“反思的批判”.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极成果均是这种“它批判”的产物,而“它批判”在实践总过程中只是社会实践“自批判”的一个中介环节.实践的自律性使社会实践由曲折到前进;实践的创新性则使社会实践创造出越来越高的条件,从而实现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实践“自批判”的`终极指向是超越生产劳动实践的“必然王国”,达到具有充分精神享受价值的人类生活的“自由王国”.

作 者：陆剑杰 Lu Jianjie 作者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刊 名：江海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实践批判轨迹 对社会实践的“它批判” 社会实践的“自批判” 超越生产劳动实践而实现的“自由王国”

《聊斋志异》社会批判之吏治批判 篇6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吏治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11-01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当明末清初，抗清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新的阶级矛盾又开始激化的时期。康熙元年，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政权也相应稳固。但随着清朝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要求和农民的残酷剥削，又逐渐激化了新的阶级矛盾。满汉大地主之间由于土地兼并矛盾激化，最终受害者便是中小地主，他们遭到破产、流入下层。蒲松龄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蒲松龄由于自己的经历，能更好的体会人民疾苦，对社会问题深刻剖析。在社会批判中，吏治批判就像是一把利剑插入统治者的心脏。

《聊斋》表面写鬼，实际写人，把现实生活中的官府化为书中的冥府。所以，从《聊斋》中的冥府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社会官府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冥府也如衙署一般有清与浊的区别。蒲松龄以怪诞的手法，借鬼怪、梦境等讽刺贪官污吏，如《梦狼》、《席方平》、《考弊司》等。[1]

《梦狼》奇异到极点，父亲白老汉思念在外地做官的儿子，却惊愕地梦见儿子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更有甚者，儿子竟然想以死尸招待老爸。原来儿子因为官不仁，早已变成恶狼。官衙以人为食，以致白骨如山。蒲松龄在《梦狼》中借白翁大儿子之口一语道破了天机。如白大公子所言：“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 官员之权力从何而来？“在上台不在百姓”也。这恐怕是中国官场最大的弊端也是种种腐败的根源所在了。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级，因此官员也就只需要将其上司哄得开开心心伺候得舒舒服服，那么仕途平坦官运亨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至于百姓之死活又与其何干呢？这个故事惊悚至极，但其怪诞手法将封建官场的丑陋面相表露无遗，对于官场贪污的现象描写批判与清代作品《官场现形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文章的呈现，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在当时的官场、人民的疾苦。

《席方平》、《考弊司》通篇描写冥府冥王、鬼人鬼事，情节奇特，但情理显得真实。冥府中也有冤案，在蒲松龄的笔下，冥府的冤案更甚于阳世官府的冤案。迷信传说中的神祗，在这些作品中一反神圣、公正，而是以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形象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地府就是以现实社会中的官场作为蓝本描写的，并且用于影射官场的黑暗。[2]《席方平》中，孝子席方平，为替父亲讨公道，毅然赴阴世告状，屡告屡败，遭受冥府各种残酷的刑罚，读之令人怵目惊心。面对淫威，面对黑暗的阴世官吏，席方平没有屈服，最终告倒从阎王到城隍的大小官员。在封建社会，像席方平这样的小民，只有盼望各级官吏“施恩”，命运操纵在当官的手里，席方平却不听这一套，演出了“民告官”的壮烈正剧。[3]《考弊司》里的虚肚鬼王不但名字出奇，所定的“成例”也出奇，居然要诸生以髀肉作见面礼。把赃官酷吏熬民膏脂、敲骨吸髓的本质面目表现的酣畅淋漓、无以复加。其中闻人生为何作出了“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的感慨？闻人生被一位秀才请到考弊司讲情，这个司挂着堂皇招牌，做索贿勾当，凡见鬼王的秀才必须被割肉。闻人生前世是鬼王的祖父，他讲情鬼王照样不听。闻人生的感慨不仅是愤懑这欺压百姓的官吏，更是在控诉这样的制度。

贪官酷吏的行为足以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人民的疾苦和官场的腐败。蒲松龄在说鬼批官吏的基础上，更是将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皇帝。[4]《促织》的故事写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给成名一家带来的惨剧。在帝王不过一无足轻重之玩物，却导致无辜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颇具喜剧性的是，当成名之子所化蟋蟀令“上大嘉悦”时，不仅抚军、县宰得以加官进爵，成名也因此“裘马过世家焉”。民众之存毁系于一小蟋蟀，这足以刻画出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娱乐、不恤民命的罪恶本质。此外，在沈德符《野获编》、陈元辑《格致镜原》、褚稼轩《坚瓠余集》等文中的记载可以看出，蒲松龄的《促织》是在史实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蒲松龄虽是秉笔直书前朝事，但其奇异怪诞也有所体现。《促织》是蒲松龄批判吏治的极致，也是《聊斋志异》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对于当时秽政的批判。这些文章揭露为政者索贿纳贿，反映现实社会中官场上的黑暗与腐败；怒斥为政者狼狠虎贪，《续黄粱》中写曾孝廉梦中为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做。“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出则“地方之供给稍迟，马上鞭挞立至。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梦中如此，难怪现实生活中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以上例子足以说明蒲松龄批判吏治的“入骨三分”，但蒲松龄的个人目的不只在于批判。《聊斋志异》中虽有大部分的文章揭露官僚的丑恶面貌，讽刺为政者媚上欺下，小说把这些媚上欺下的种种丑恶行径勾画出来，其目的就是在讽刺和批判中寄托为政当清正廉洁的政德观念。抨击为政者偏爱私钱，不满为政者昏庸无能。《聊斋志异》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德理想和政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对当时社会政治和社会风尚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作者的政德观念，多是通过批判现实的方式曲折的表现出来的，说明作者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实在是过于黑暗和迂腐。《聊斋志异》表面是揭露、抨击社会恶状，实质上是寄托着蒲松龄对社会的美好愿望。其在创作方法上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它寓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不仅表现在正面理想人物的塑造上，同时也表现在结构的严密性和情节的传奇性、语言的生动简洁华丽典雅等多方面成就。

《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批判的典型作品，其吏治批判在当代社会更有着进步意义。吏治在每个时代的意义不仅是益于人民，更是益于社会的和谐美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P146。

[2]马振方.聊斋艺术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P36。

[3]马瑞芳.谈狐说鬼第一书——跟马瑞芳读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2006.P281。

制度批判论文 篇7

现代公司制度是最有效的为股东盈利的制度设计,因此公司被看做是为自然人创造财富的手臂,是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的工具。传统公司各项制度的构建,如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等,无不是为了促进公司的运行效益与效率。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有理论在冲击着公司制度构建的效益至上理论。20世纪3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多德(E. Merrck Dodd)与伯尔(Adolf. A. Berle)教授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著名论战,使公司社会责任成为一个理论命题登上历史舞台,尽管至今其饱受争议,多德教授在1965年指出,“仰传统营利最大化的理论,并不能导致对于如今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否定。在经营判断规则之内,存在着许多可以将公司的资产用于公共福利的机会。”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初衷在于反思公司营利最大化目标的正当性和以效益作为公司制度价值取向的局限性,试图将伦理道德因素引入公司治理等公司制度构建之中,以改善近代以来公司以营利为唯一目标,以牺牲利害关系人利益谋求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说公司社会责任是对公司制度构建的效益理念的直接冲击,那么随着公司制度的演化和创新,出现了种种以效益目标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对公司制度效益至上价值理念根基的动摇。比如, 我国《公司法》修订后引入的公司僵局司法解散制度,在公司出现经营管理僵局时,通过法院裁判强制解散公司,无疑是对效益价值的背叛,公司积累起来的商业声誉、营销体系和人力资源等都会因公司解散付之东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但由于公司一旦陷入僵局,股东的权利行使将十分困难,而且“在公司僵局状态中,通常存在着一方股东对其他股东事实上的强制和严重的不公平。”公司司法解散是司法对公司自治的强行干预,这本身并不符合公司自治理念,但其考虑的是为股东尤其是小股东提供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途径,其追求的是效益之外的伦理目标。总之,公司制度构建在效益价值之外引入伦理目标,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伦理观念在公司制度构建中的作用是什么?公司制度是否本来就具有伦理属性,不过因为某种因素被我们忽视了?

二、公司制度自身的伦理属性辨析

辨析公司制度的伦理属性,需要先从法律制度与道德的关系这个古老话题入手。在历史上,对于法与道德的关系,曾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两种法学理论。以富勒和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认为,法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富勒认为,法律具有“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其中 “内在道德”是指内含于法的概念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和官员行为的善恶标准。外在道德要求法律必须具备一般性或普遍性,必须公布于众、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等。另一位自然法学家德沃金在《原则问题》一书中指出,法的原则,如“不得不公正的损人利己”、“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本身就是道德原则。从 “原则”的角度看,法与道德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总之,自然法学派的核心是,道德是法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法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则否认道德和法律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如凯尔森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虽然实证法学派也承认法律与道德存在着事实上的联系,但却不是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其实,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的观点对于理解法与道德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道德在法律制定、解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自然法学派把法在实质上归于道德,忽视了法与道德相比所具有的自身的独立品格和至上权威;而实证法学派否认法与道德在本质上的联系,认为恶法亦法的观点,则必然削弱法的价值基础,以至于把法看成机械的规则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道德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初的行为规范,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法的产生源于道德调整人们行为的局限性,法与道德是具有不同特征的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但法存在本身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社会的,如果它不能体现社会的道德价值和追求,就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法的生命力在于其内在的道德价值。传统公司制度理论大多强调公司立法的技术性,但公司制度与道德伦理同样具有内在的联系:第一,公司制度的适用对象决定其必须以经济伦理做为价值基础。第二,公司制度只有与经济、企业伦理取向相吻合,才能获得实际的普遍效力。公司制度旨在建立商业领域企业活动游戏规则,它为公司参与主体规定行为方式,但道德要求正是在这里体现,以符合伦理的方式经营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石。谢舜(2001)认为,这表明企业己经认识到单向度价值取向的经济行为或缺乏价值取向的企业行为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公司制度不能无视企业经营伦理与管理伦理的存在而自行建立一套体系,企业行为的伦理需求决定了符合伦理观念的公司制度规范才能有生命力, 而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

三、现代公司制度构建伦理审视与批判的必要性

公司制度与伦理的密切关系,只是说明了公司制度的伦理属性,以伦理审视与批判公司制度构建具有可行性, 但现代公司制度构建需要以伦理视角进行审视和批判吗? 道德是否有必要作为公司制度构建的评价标准?一般来说,由于法律制度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的不断发展着的需要和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资源的矛盾,因此人类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满足最大的需求,或者说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即效益原则就成为法律的基本理念之一。一个没有效益的法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律。这是法律制度的功利性评判,但功利评价对法律而言也是有限度的。当一个法律尽管能实现最大的效益原则,但损害了人与自然的环境利益,损害了人与人的根本利益,损害了每个人的最基本权益时,它仍然是不合格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 不符合正义的法律就不是法律。可见,道德评判在关于法律的评价中居最高层次。实践证明,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形式化实现了法律的逻辑化,但理想的法治并未随之出现, 而且还降临了人类法律史上的空前大灾难即纳粹的法制化暴行。因此,法律不仅是一个科学实证、社会技术问题, 还有一个伦理价值问题。而道德伦理价值根源于人自身发展的社会必然性,是从人的本质中直接引伸出来的价值, 所以,道德价值的评价具有内在于人的特性和侧重于过程的特性。道德是否有必要作为现代公司制度构建的评价标准?公司制度需要进行立法技术评价、功利性评判,但道德伦理性评价同样必不可少。如果公司制度在设计上是完善的,也实现了效益最大化,但仍然不能说这就是一个健全的公司制度。假设一下,如果有限责任制度和独立人格制度刺激了投资,实现了公司经营的效益最大化,但没有考虑到对公司债权人是否公平,忽视公司债权人的保护,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有瑕疵的,也是难以在市场经济中推行的。公司治理参与主体的取舍也并不是以效益为唯一标准,股东之外的债权人、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就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公司经营影响很大,将他们置之度外是不公平的。总之,伦理道德提供了公司制度构建的价值合理性根据,可以为公司制度的实施奠定广泛而稳固的道义基础。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公司制度是规范、保障、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的,实现企业营利是公司制度的任务之一,而传统的社会道德在调节人们利益冲突时的突出特点是要求个人做出必要的节制和牺牲,即无偿奉献、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这是我国传统的社会美德,与企业的营利性是相矛盾的,如何解释?需要指出的是,公司制度的效益理念源于市场道德,而市场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在价值原则上有所不同,公司制度保障盈利、追求效益,前提是这种效益的获得是符合市场经济道德的。

四、现代公司制度构建伦理审视与批判的维度

用伦理观审视公司制度构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伦理观来审视。公司制度调整的是公司作为市场主体的组织与活动,所以公司制度构建首先要以市场道德为价值基点。而如前述市场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不同,正如学者指出的,“一般的社会道德不但要求人们不能损人、害人,而且还要无偿利人、助人。而市场道德遵循的是利己不损人的价值原则,在行为动机和目标上允许有合理的个人利益欲求。”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在于其是目前为止效益最大化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机制实现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利用,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主体来说,其在市场规则下最大化营利了,其行为就是道德的。在一般的社会道德中,这种逐利行为可能被描述为自利的贪婪,但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说,个人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对社会利益的不断的促进作用甚至比他想要这么做时更为有效。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然会使社会财富最大化,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存在的正当性和价值就是最大化的营利。公司制度将效益作为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正是反映这一现实,效益也是审视公司制度的伦理标准之一。然而,审视公司制度构建的不应仅仅是效益观,我们以往将效益作为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主导本身在社会层面具有局限性。市场经济机制的固有缺陷,如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外部负效应、贫富差距悬殊等,说明以效益为价值主导的市场道德也具有局限性,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规则必须引入公平合理等普适的道德元素,这也是市场经济需要外部干预的原因。公平、正义其实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竞争,但这种自由竞争必须是公平合理的,缺乏公平的竞争如高度垄断下的竞争,也不可能产生高效合理的结果。因此,公司制度构建除了以市场道德作为价值准则外,还要以普适的社会道德作为价值准则。另外,公司不仅是市场经济主体,还是一个社会主体,需要遵守社会一般准则,因为公司的行为还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如何处理普适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与市场道德的关系?比如普适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中公平是一个重要元素,如果将效益与公平作为公司制度构建的伦理审视准则,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如何处理效益与公平的关系,西方学界已进行了几个轮回的争论。公平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追求效益可能会牺牲公平,绝对的公平也会使效益丧失,但两者也相互影响,合理的公平会有效促进效益的提高,效益本身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本文认为,公平是社会一般道德价值层面的公司制度审视标准,效益是市场道德价值层面的公司制度审视标准,因此,公平是比效率更高层面的道德价值。在市场经济中,我们提倡和保障效益,效益能够成为价值准则,是因为效益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公正。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就认为,只要使财富最大化,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的意义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因此,效益价值的存在其实依附于更高层次的公正价值,如果一项制度追求了效益但本身有违公正,是无法取得合理性的。

五、结论

如果公司制度也需要以伦理观进行审视,也许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比如对于如何看待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公司制度的原则与体系,视其为洪水猛兽。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起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公司制度的运转、公司营利不能有违社会伦理。公司制度的正当性不能仅仅以效益为目标进行衡量,还要看这个制度是否是正当的,是否对其他利害关系人是公平的。但公司社会责任本身并不否认公司营利,因为效益也是公司制度的伦理标准,只是这个效益应是不违背更高层次公正的效益。公司社会责任不是一种制度,有学者感叹公司社会责任难以有实施机制,比如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在理论设计上看似完美,但除了职工参与治理得到了实践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似乎都难以操作。如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代表进入企业董事会参与治理,董事会必将效率全无,而且如何确定环境保护、社会利益、消费者、债权人代表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利益相关者代表没有成熟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得以选出,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但其实公司社会责任并非一项法律制度,公司社会责任的出现只是一个价值引导的信号,是对长期被忽视的公司制度伦理价值的一种回归。公司制度的发展如果只顾营利,可能走上歧途,“苏丹红”、“毒奶粉”等企业失德事件在我国的频频发生就是一个警钟,只有伦理审视才有可能将“这匹脱缰的野马”重新拉回正常轨道。如果以伦理观审视公司制度,其取舍就有了多重标准。公司制度要符合技术、效益的检验,同时要接受伦理的检验。比如,我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 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条规定设计了股东的除名问题,但未来公司立法应如何设计公司除名制度?以伦理的价值准则来看,公司除名制度的正当性在于不道德的股东应予惩罚,只有在某一股东继续成为公司成员对其他股东来说不公正时(比如严重违反出资义务、不诚信经营侵吞公司财产),才能将其除名,只有按照这样的标准进行公司除名制度设计才是不违背伦理性的。

摘要：传统公司制度以效益为核心价值取向,然而任何法律制度包括公司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内在道德伦理价值,现代公司制度不能无视企业经营与管理伦理而自行构建一套规则体系。市场道德适用的局限性,决定了除了功利性评判之外,公司制度构建同样需要普适的伦理道德为其提供更高层次的价值评判标准。由此来看,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其实是对长期被忽视的公司制度伦理价值的一种回归。

制度批判论文 篇8

关键词：管理制度,PEL模型,科学性批判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创新的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企业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创新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 而制度创新则是任何创新的动力和保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学者诺斯强调, 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人们常说的技术而是制度性因素, 因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以制度创新也就成为组织生存与发展之道。当代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也说明了制度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一种新的制度是否有活力, 它的实施是否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组织发展目标, 这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 即是说, 正是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决定了其是否能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因此, 对制度科学性进行批判性思考就成为制度设计和评价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从科学证明模型PEL 角度, 分析对制度科学性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路径和一般方法。

1 批判性思考与PEL模型

作为一个学科对批判性思维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非形式逻辑。目前在西方非常时兴的非形式逻辑是研究日常生活中论证的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建构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非形式即不依赖形式演绎逻辑的主要评价功能——有效性, 但并不意味放弃标准和尺度, 其中心概念是可接受性和充足性。

非形式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性思维问题。概括地讲, 批判性思维就是对我们的判断和论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批判性思考强调论证的逻辑分析, 但又不是单从逻辑的角度而是从多方面进行反思。所谓多角度, 指除了逻辑的角度外, 还包括认识论、辩证法, 伦理学, 语言学和其他具体科学的角度。从布朗和基利的《走出思维的误区》一书目录中可见, 他们将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内容描述为下列问题:怎样找到问题和结论?怎样找到理由?怎样找到含糊的词语?怎样发现价值冲突?怎样发现描述性假设?怎样评价抽样衡量标准?怎样发现竞争性假设?怎样评价统计推理?怎样找出错误类比?怎样找到推理中的错误?怎样找到遗漏掉的信息?是否能找到其他结论?怎样确定价值偏好? [1] 目录

批判性的逻辑思考是以对实际论证的一般进程和形式的识别、构建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关于什么是批判性逻辑思考, 这里仅举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一书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这样一个诉诸专家意见的论证:[2]331大前提:E是学科领域S (包括命题A) 的专家。

小前提:E断定命题A是真 (或假) 的。

结论:A是真 (或假) 的。

对这样一个论证,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批判性问题:

1) E是专家是可信的吗?

2) E是命题A所属领域里的专家吗?

3) E断定了什么从而隐含了A?

4) 就E的个人品质而言, 他的话适合于作为证据吗?

5) A与其他专家的断定一致吗?

6) E的断定有证据基础吗?

就这样, 从提出批判性问题而进行批判性思考。具体说来, 从逻辑角度对论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应从哪几个基本方面进行呢?美国康耐尔大学研究员高奇 在《科学方法实践》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批判性思考的基本模型, 即 PEL (即预设:presupposition 、证据:evidence 、逻辑:logic) 模型, 它是提供所需要的预设、证据和逻辑去支持一个给定的科学结论的科学证明模型。这一模型的作用是对科学结论的真理性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作为推理的前提真实性的评价, 二是对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和过程进行评价, 而第一个方面又包括作为前提的的预设和证据两个方面的考察。

对于PEL模型, 在证据和逻辑方面, 与普通逻辑的理解并无二致, 这里仅就高奇对预设的含义和作用的理解做一点说明。他对预设分别作了形式化的和非形式化的定义。非形式化的定义是:“预设 (1) 是一个起始点, (2) 不能检验也不能证明。……, 时常是隐含的但是能产生影响。所以, 预设是一个未经宣布的假设或者是一个任意的起始点。”[3]103 而预设的作用, 高奇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预设就是一条信念, 为了使假说赋有意义和真实性所必需的信念, 。”[3]101 预设的另一个作用是, 把假说集合内的假说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可行的范围内。[3]102 或者说, 假说的提出, 要以预设为依据, 假说不能超出预设的范围更不能与预设相矛盾。结论是从证据推出来的, 但有些看似有理的推理, 如果只有证据而没有预设, 逻辑上是推论不出来的。比如从“我看见一个硬币在杯中”推不出“杯中有一枚硬币”, 而是要加上“看见蕴涵存在”这一预设, 论证才是完整的。这个论证的完整的推理形式应包括下面几个基本部分:

预设:看见蕴涵存在;

证据:我看见一个硬币在杯中;

逻辑:肯定前件式;

结论:杯中有一枚硬币。

2 如何对管理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

管理制度的批判性的逻辑方面的考察, 主要是考察制度本身的有效性, 即在一定的制度下管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一个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预设的真实性和制度的合理性以及从预设和制度出发到结论 (目标) 的推理过程的逻辑性。管理制度的科学性批判就是要对一个制度的基本预设、制度本身和逻辑推理等方面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作出自己的分析评价。就制度 (用大写S表示) 的文字形式来看, 它一般没有论证过程, 只表现为具体规定, 这种具体规定有如“如果G, 则Z”的形式, 进一步的逻辑形式是“→Z”其中, G表示组织目标, Z表示达到G后员工得到的收益。“G→Z”的制定要以预设P为前提, 于是这里隐含着一种逻辑思考, 这种隐含着的推理形式是:

P:S (G→Z) →G

S (G→Z)

所以, G

其中, S→G是指从制度到目标的逻辑关系, (S→G) 与S一起, 共同蕴涵G (组织目标) 的实现。

2.1 制度中预设的批判性思考

制度预设中影响深远的是关于人性的预设。任何管理说到底最终都是对人的管理, 而对人的管理又要基于对人性的预设, 无论中国管理思想史还是西方管理思想史, 可以说都是一部人性研究的历史, 管理中关于人性的假设成为制定管理制度的主要依据。从古典管理理论时代开始, 西方人性假设经历了泰勒等人的“经济人”、埃尔顿、梅奥、麦格雷戈的“社会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沙因等人的“复杂人”的假设以及道德人假设、文化人假设、“超Y理论”中关于人的需求变化的假设等。

人性假设对西方管理理论和制度的嬗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 西方管理经历了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等许多阶段。雷文森认为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管理哲学思想是“控制”理论, 即“胡萝卜+大棒”的管理方式。泰勒把被管理者看作机器的附属品, 将人与机器、工具等因素加以机械地分解, 对工作程序和环节进行研究, 制定了提高效率的办法;实行计件工资制, 来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这些做法是基于人性的两个方面的假设:即工人总是懒惰的、工人是“单纯的经济动物”。霍桑实验表明, 经济人的假设是片面的, 组织中的人们之间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人除了经济方面外还有社会交往的需要, 这种人性假设为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麦格雷戈总结出了关于人性假设的“X理论”与“Y理论”, 认为X理论着重外部控制, 而Y理论则着重自我控制, 它是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莫尔斯和洛希则进一步提出“超Y理论”, 超Y 理论是一种权变理论, 它依据“复杂人”的假设, 认为人的需求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对管理方式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计划、组织、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方式的选择要都要根据环境和内部关系的变化进行。

人性预设是西方管理中最有影响的、最基本的预设, 但它只是预设的一个方面。实际上, 在一个管理制度中还包括许多其他假设, 比如对环境的假设, 对一些理论前提的假设, 对逻辑推理有效性的假设等等。管理制度中预设是复杂的, 需要有全面的分析。

摩尔和帕克《批判的思考》一书中认为:“如果你能指出使一个论证成为有效或有力的论证必须假定的东西, 你就能更好地评价这个论证”。[4]P264 管理制度的制定是基于预设的, 预设的分析在管理制度科学性评价中具有重要意义。管理预设分析的任务, 主要是对预设的真实性和真实性的程度进行考察。预设虽然被当作制定制度的依据, 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 但无论从管理科学史上还是整个科学史上看, 科学预设的真实性都是大可怀疑的, 科学的每一次巨大进步, 几乎都是以对科学预设或所谓的科学常识的否定为前提的, 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一国两制” 的国家理论就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和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社会制度等常识性预设的批判性思考为前提的。就市场经济的实行而言, 它也包含了对人性的科学预设, 比如农村改革中的承包责任制, 企业改革中的改变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模式, 扩大经营自主权, 都预设了自然人和法人的“经济人” 性质, 是对过去的“政治人”假设的片面性的纠正。对预设的真实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制度科学性评价中, 应该以真正的科学精神, 对管理制度上的预设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评价。

2.2 管理制度本身的批判性思考

在管理制度的逻辑思考中, 可以将人性假设和其他假设或从基本假设推论出来的具体假设作为大前提, 而具体制度是小前提即相当于PEL模型中的证据。在上述关于制度思考的逻辑形式中, S即 (G→Z) 表示制度, 它表现为“假设——后果”的形式, 即达到一定目标后, 会伴随什么样的结果, 或者员工通过行为 (作为或不作为) 达到某种规定的目标后, 从组织得到的利益。

制度有科学性或真理性的问题, 正是由于制度的科学性, 导致结论的现实性。制度的科学性的批判性性评价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第一, 是看它是否反映了科学的制度预设的要求, 即从制度预设能否合乎逻辑地推出该制度S (G→Z) 。这里包括对人性假设的考察, 要考察管理制度是否满足员工对工作的预期即管理目标的实现与员工个人期望的满足关系, G实现后员工得到Z的结果, Z是员工最希望得到的吗?Z对员工有吸引力吗?第二, 要考虑在一定的制度下员工的努力 (用M表示) 与管理目标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关系, 即 (M→G) 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这里包括环境条件、技术手段、物质基础、组织方式、员工素质等诸多影响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的考虑。第三, 要考虑制度本身的真实性, 即如果实现G, 是否一定会伴随Z的结果, G实现后到Z之间是否还有另外的附加条件?也即 (G→Z)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管理目标是管理制度执行的结果, 而管理制度是通过激励 (和惩罚) 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者进行预测的同时, 被管理者也在进行预测。西方管理理论中的激励理论对员工激励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代表的弗洛姆的激励理论认为, 当人们看到目标的可行性和目标的意义, 就会受到激励从而采取行动, 于是他提出了关于制度激励能力的公式:M=f (E·V) , 即激励能力等于激励概率乘以价值指数。美国心理学教授劳勒 (Edward E.Lawller) 和管理学、心理学教授波特 (Lyman W.Porter) 对激励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劳勒提出了与弗洛姆相似的期望理论模型:激励=Prob (E→P) ×Prob (P→O) ×价值。认为, 激励等于工作的努力可能导致绩效的概率乘以结果的价值。劳勒和波特还在1968年出版的《管理态度与工作绩效》中进一步指出, 一个人的工作绩效主要依赖于努力程度, 受到个人能力、个人“角色认识”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制约。美国组织行为学教授罗伯特.豪斯和德斯勒更进一步研究了领导方式对职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期待的影响。这里实际上就存在着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 这种搏弈关系是制度制定的一个基本依据从而形成了管理评价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这些激励理论来看, 他们都是不仅仅将员工作为经济人看待, 而且同时又当作理性人看待, 理性人不仅看到利益关系, 而且能看到自己行动到利益实现之间的现实可能性。

2.3 管理制度运用中的逻辑推理的批判性思考

如前所述, 关于管理制度的逻辑思考, 其隐含的逻辑推理形式是:

P:S (G→Z) →G

S (G→Z)

所以, G

这里所谓从逻辑上分析评价, 就是要考察从 (S→G) 和S到G之间究竟是什么逻辑关系, 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组织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制度预设和制度真实的情况下, 是否就一定能实现管理目标?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管理目标?这就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 管理科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规律性上的区别在于, 社会规律性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 基于一定人性的人类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人类行为受人的认识和信念所支配。社会的规律性与以自然齐一律为基础的自然规律不同。比如人性假设就不是表现全称命题的一般规律, 而是具有概然性的缺省规律, 它基于正常情况下的人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从哲学方法论上说, 人性假设是一种抽象, 是将人的一部分属性进行抽象的结果, 充其量也只是对典型特征或正常情况的抽象和反映, 现实性上的人性是复杂的, 人的需要是复杂的, 所以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而且人性是有差异的, 人性也不是一个万古不变的概念。人性不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 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是有差异性的, 也影响着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选择的自由, 这是社会行为与自然行为的根本区别, 是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根本区别。在管理制度到目标的实现之间, 除了人性假设外, 还有许多因素的影响, 除了可预见的因素外, 还有许多不可预见的偶然因素。所以, 管理中依据的更多的推理是概率的而不是演绎的。从推理形式来看, 实际上是一种缺省的或非单调性的推理, 缺省的或非单调的推理所依赖的推理前提反映了一种类型情况, 它是一个缺省前提或“概称句”而不是全称句。在《假定性推理的论证型式》一书中, 沃尔顿将条件句分为严格条件句和缺省条件句。[5]P21前者为:对于所有X来说, 如果X具有F特征, 则X具有G特征;后者为:对于一个典型的X来说或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X具有F特征, (在非典型和非正常事例中会出现例外情况) , 则X具有G特征。

在西方管理史上, 与科学理性主义相比, 现代决策理论从绝对理性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 管理追求的是满意而不是最优, 追求相对确定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尽管6σ质量管理中管理误差小到在一百万个机会里, 只找得出3.4个瑕疪, 但任何管理中都不可能作出承诺7σ的规格, 即0次失误/百万次操作。当代风险管理即不确定性管理, 研究如何基于不同资料和经验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度量、建模分析和引诱化分析, 比如Bays方法、稳健方法、灰箱原理的参数方法、多因素降维方法等, 这些方法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方法。戴尔否认普遍的管理原则的存在, 他认为, 至今还没有掌握企业管理上的所谓“通用准则”, 至多只存在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 这种观点与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所见略同。管理学中的这种情况, 与科学哲学史上的情况是一致的。20世纪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后, 西方科学哲学中关于绝对确定性的追求逐渐让位于对有条件的确定性的追求, 对必然性的追求让位于对概率和或然性的追求, 概率主义由此而生。

管理评价对逻辑方面的考虑是, 在一定的制度预设和特定的制度下, 这种制度对管理目标实现的支持程度。这种支持程度, 也即制度思考中逻辑推理的强度。

3 对批判的反思

基于PEL模型的科学性批判模式只是一种抽象模式和总体框架, 在现实性上, 管理制度的科学性评价是非常复杂的, 单就管理目标来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因变量, 一般而言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美国管理大师杜拉克认为, 管理的目标除了有组织自己特殊的使命外, 还有对职工和对社会的责任等一般使命。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西肖尔在1965年出版的《组织效能评价标准》中也提出多重和相互冲突目标体系的观点。要求对目的与手段、长期与短期、硬指标与软指标、指标层次体系以及价值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要求评价各种衡量标准的相互依赖性和相关性, 也要求对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别。PEL模型主要是从科学性的逻辑方面去评价制度对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而如前所述, 对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角度可以是多方面的, 就管理制度而言, 除了逻辑性的一面外, 还有伦理的、法律的、政策的等多种评价方法。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要注意批判性评价的一般模式与具体分析方法的关系。科学性评价模型, 只是一个批判性思考的基本模式或框架, 它不能代替其他方法的运用, 它的实现要依赖于其他更为具体的方法。比如人性假设和其他各种假设中的中的试验方法、调查分析方法,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 各种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等具体科学方法以及各种更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因此如果只知道一般模型而不知道评价的具体手段, 那还不能达到真正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布朗和基利.走出思维的误区[M].张晓辉, 王全杰,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2]DOUGLAS N Walton.Legal Argumentation and Evidence[M].The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HUGHG, GAUCHJr.科学方法实践[M].王义豹,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布鲁克, 摩尔.理查德.帕克.批判的思考[M].余飞, 谢友倩, 译.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7.

蒯因语言哲学批判的批判 篇9

早期希腊哲学主要探讨关于世界本源的存在意识, 古典时期城邦之间战争的积极意义印证了苏格拉底的名言:人啊, 认识你自己, 从此哲学主体思维的自我意识开始清醒。中世纪的“共相”与“殊相”之争根本其实是恩格斯概括的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矛盾之辩, 经过争论的这一站, 哲学家在认识论开始产生分歧: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努力调和这种分歧, 进行了艰苦的反思尝试, 最后在黑格尔“绝对观念”那里实现了认识论、本体论、辩证逻辑的统一。至此总结下西方哲学家认识的历时规律:存在→思维→反思。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也开始了反思, 不过他们反思的出发点是语言。语言像一条黑马闯进了人们的视线, 激起哲学家们“语言学转向”的潮流,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一个遵循上面的认识规律, 最重要的一个是是语言与思维的紧密复杂联系导致。

语言与思维的内在关系

一、语言与思维的同一性

实践本性。“语言也和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 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劳动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 在人们的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语言促进了意识的发展”, 所以语言和意识是由人的劳动产生的, 语言和意识相互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 伴随着人一起创造属人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以人类生产活动为基础, 语言和意识在实践中实现了统一。

物质性。“‘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 受到物质的‘纠缠’, 物质在这里变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 简言之, 及语言“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以上就是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观点分别表达了语言和思维的物质性, 但与蒯因自然主义认识论有本质区别, 因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 马克思是基于辩证唯物的实践出发, 而蒯因是基于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

变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都是同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 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 社会意识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语言差别的出现。”斯大林还指出语言“要理解语言发展规律, 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这说明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条件, 五四时期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胜利说明语言的发展要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文言文的论战只是自负的它们淘汰前的无奈呻吟。

二、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作用

语言和思维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从语言中折射出的思维就体现在语言的逻辑结构中, 中国人的思维着眼于主客观统一, 在汉语中就体现出语言的模糊性和综合性, 重意义表达。西方人的思维是主客二分, 在英语中就体现出语言的精确性和分析性, 重形式统一。这是思维对语言的形式和内容的作用。反过来语言对思维也有促进作用, 斯大林就指出:“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 他把人的思维活动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 巩固起来, 这样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 是不存在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唯心主义才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 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蒯因语言哲学批判之路

一、整体论归宿

因为一阶逻辑是完全的, 受量词约束的变元通过个体域得到解释, 这就为蒯因运用完备逻辑去解决古老的“飞马”存在问题提供契机, 但也因为这一处理问题的逻辑前提限制, 也就在飞马的“意义”上止步。他的结论是任何谈论对象都可充当“约束变元的值”, 也即个体域里包括任何对象, 不管是无意义的“飞马”还是如数、类、谓词这样的抽象变元。蒯因不探讨飞马的意义, 但认为飞马有其所指, 这个所指由“本体论承诺”来代替, 因此蒯因因为自己逻辑实证主义的本性逃避对“意义”的思辨 (本文将在下面《意义理论的行为主义解释归宿》主题里说明蒯因这种逃避的遗憾) , 而是死守自己对一阶逻辑的信仰。若我们继承蒯因对“分析性”、“同义性”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问一阶逻辑的语法、语义解释是怎么来的, 个体域预先就存在吗?蒯因不会这么问, 此时他本来就是一个逻辑经验主义者, 经验的和形式逻辑的理论他是不会怀疑的, 他只能带着形式逻辑的刀到语言领域砍掉不符合科学陈述的“意义”杂草, 剩下只有构成他自己所谓的“知识或信念整体”里的句子, 一旦这些句子是归于“整体”这个大家庭时, 它们就不能单独‘离家出走’去接受“还原论”的证实。

蒯因认为, 逻辑的数学的不是“根据语言规约为真的”, 被选择的句子在非语言规约的意义上已经为真。例如传统认为断定P→Q命题是基于命题¬ (PΛ¬Q) 的定义, 蒯因辩论如果断言P→Q是根据语言规约为真,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句子只是¬ (PΛ¬Q) 定义改写了, 因为后面的句子出现了新的联接词‘Λ’‘¬’, 这样的句子既然可以去证明前面P→Q句子真, 那么它本身就应该是真的, 它 (¬ (PΛ¬Q) ) 当然也就可以不根据定义为真, 蒯因的看法是两个真的句子才可能互相定义;同理对于塔尔斯基关于真的语义构造难怪蒯因说:“真即去引号”, 句子的真是自我证实的, 不需靠定义, 在这里蒯因割裂认识论的真, 在整体论的基础上把语言和经验科学作同一层面的本体论分析, 致使句子的真既不是世界探源也不是语言探源, 而是和经验一样确证了的。以至后来, 蒯因把真句子、纯数学、逻辑规律组成知识的整体看作是可以自我内部调整的, 他说:“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 其边界条件就是经验”, “当场的周围与经验发生冲突时就会引起内部的再调整”, 若问为什么会选择某一科学语言理论体系, 蒯因效颦马赫主义“经济原则”, 说这是因为“原理的熟悉性”和“简单性”。这充分显示了蒯因对自己“本体论承诺”自圆其说的实用主义本领。

二、意义理论的行为主义解释归宿

虽然蒯因批判传统的语义理论, 他想完全否定“意义”实体, 担心如科学句子的分析性“意义”会给科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反作用, 继而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在这里翻译和对如科学分析性“意义”理解是思维把握存在同一过程) 他说:“这个不确定性只是应用意义翻译…我所挑战的是那传统拙劣的语义学, 也即意义同一性。”传统语言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意义”在那里, 翻译只是人们交流内在需要, 人们也就无批判的去做了。科学定律只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随客观变化而变化, 但是蒯因已固守了本体论承诺的手段, 担心别人把定律的分析性“意义”本体理解绝对化, 以防止在量子时代人们对经典牛顿力学定律的那种理解“意义”念念不忘, 也就是当人们观念转换不过来时以至于阻碍对量子力学定律的接受。蒯因把科学理论看成是与经验平行的通过自我内部翻译的机制并不断确证的, 他说:“自然科学的待确定性 (underdetermination) 附带着翻译的不确定性.”后来蒯因还用本体论的相对性来弥补他这里认识论上的缺陷。

蒯因这里激烈反对“分析性”等意义实体, 蒯因看到“它”却又不安地解释“它”, 甚至在焦急中玩出一些伎俩, 如“卡尔纳普说:他不相信红乌鸦的存在, 去巴伐利亚森林度假, 回来抱怨说在那里没有看到红乌鸦。”在这里“黑乌鸦”成了自我意识的对象, 因为“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 是一种虚无性。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对意识说来不仅有否定的意义, 而且有肯定的意义, 因为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抽象的自我确证。对于意识本身来说, 对象的虚无性所以有肯定的意义, 是因为意识知道这种虚无性、这种对象性本质是他自己的自我外话, 知道这种虚无性只是由于它的自我外化才存在…”如果是黑格尔, 他会说“这里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环节, 即自我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 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 因而, 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但蒯因由于受经验主义原则影响, 也就遗憾地与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失之交臂, 他面对矛盾最终的解决方式是绝对否定“黑乌鸦”而付诸行为主义意义解释。“总的来说我认为行为主义方法是必须的…在语言学领域只能选择行为主义。”以后蒯因充分发挥了形式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 从主体与对象的刺激-反映机制对意义作了经验主义发生学研究。

蒯因语言哲学批判对我们的启示

对于一阶逻辑、数、科学定律这些抽象的理论形式, 实践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总是围绕着社会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来确定的。在古代…产生了天文学…;为了丈量土地、衡量容积和其他计算上的需要, 产生了数学…力学…天文学和力学的发展, 又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我们不能像蒯因那样做“违心的柏拉图主义者”, 并以“模糊了思辨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为借口, 否则会把这些定律和原则当做与自然科学一起构成的整体性的王国, 这些定律和原则受到经验的反驳时“始终作为整体的系统要么受到怀疑要么又被调整好”, 进而走到融贯说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也就割裂了现实客观真理, 正如如恩格斯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 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也教导我们:“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王国, 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对于意义和所指, 离开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 解释也只是单个环境所固有的抽象意义解释。蒯因直观地从语言的物质经验性和思维的抽象性角度出发, 也只是从意识所设定的研究对象出发, 而不是从设立对象的本身主体性角度出发, 所以他们根本不理解感性的、实践的人的语言活动和理解本身, 也就纠结于意义和所指的形而上学区别。马克思批判德国理论没有达到人的实践高度时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说明语言的本质属性和认识论上的意义在于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实践交往, 所指只是“思维的直接现实”。

马克思说:“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要想真正解释像人一样的语言的‘斯芬克斯’之谜, 只有树立实践语言观和实践思维, 才能在自己改变现实生活的实践力量中寻求答案, 因为解释的未必能改变, 但改变了的就是解释本身。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制度批判论文 篇10

两年后, 作者“自身的困惑”未能得到消除, “有效教学”这一概念仍在盛行, 似乎也没有得到“前辈的指点”。作为晚辈, 笔者也基于“自身的困惑”, 斗胆对《批判》一文谈谈自身的看法, 并求教于李、刘两位先生。

一、《批判》一文

1.作者通过研究国内外关于“有效教学”概念的界定, 觉察到存在着共同的不足之处——无论是取向还是类型, 抑或是借助其他学科, 都忽视了“有效教学”这个概念本身。因此, 作者认为对“有效教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语义和逻辑的分析是概念界定的基础, 而且更应该“抠”“教学”这个概念。

2.作者通过“抠”“教学”这个概念, 认为只要称之为“教学”就应该是“有效”的, 不存在“无效”的教学, 而在“教学”这个本就有“有效”之意的词前加上“有效”二字, 是企图寻回“教学”的本真意义。因此, 在学理上, 不存在所谓的“无效教学”, “有效教学”的提法在逻辑上也是值得质疑的。

3.作者通过解析“有效”的涵义后, 提出自己的质疑——“教学能不能以追求‘效率’和‘效益’为目标, 其‘有效’仅仅用‘效率’和‘效益’来衡量?‘教学’能够被量化到什么程度?‘教学’更应考虑短期效益还是长期效益?一旦涉及长期效益, 那么, 怎么衡量眼前的‘有效’?”因此, 作者认为作为复杂的社会活动, “教学”是不能用“有效”或“无效”这类全称判断的词来形容的。

综上, 作者在对“有效教学”这一概念进行语义和逻辑的分析之后, 认为“有效教学”的提法值得商榷和推敲。这就是《批判》一文的逻辑框架和大概内容。

二、我看《批判》

1.作者所觉察到的国内外关于“有效教学”概念的界定“都忽视了‘有效教学’这个概念本身”, 这个定论似乎有点言不副实。尽管“有效教学”的概念系统至今仍不统一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单论国内就有学者无论是从“概念解析”还是“层次结构”的角度, 都曾对“有效教学”概念本身进行过深入研究。仅笔者有限的涉猎, 诸如, 姚利民的《有效教学涵义初探》便是先研究“有效”和“教学”两个概念, 再研究“有效教学”的;龙宝新和陈晓端的《有效教学的概念重构和理论思考》则是从“有效教学”的内部结构入手, 从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对“有效教学”进行结构化分析;唐子江的《语文“有效教学”批判》更是在语文领域, 以分析教育哲学为理论基础, 对“有效教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了“澄清”。可以说, 从“有效教学”概念本身去界定“有效教学”是有必要的, 当然也是相对缺少的, 而作者的“都忽视”在这里有些过于武断, 从学术研究上来看也显得不够严谨。

2.作者在“抠”“教学”这个概念时, 认为“教学”就含有“有效”之意, “有效教学”的提法在逻辑上值得质疑。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有效”之“效”基本含义有三个, 一为效果”;二为“效率”;三为“效益”。此处, “有效”之“效”作者只按“效果”之意解。当然, 与“有效” (有效果) 相对立的是“无效”, 无论是从教学实际还是学理上来讲, 绝对的无效” (效果是零) 都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在讨论“有效教学”这个概念时容易将其简单化, 从而反使问题复杂化。比如将“有效教学”纯当作“有效果的教学”时, 可能会只论显性的、当下的教学效果, 对于隐性的、长期的效果则会“按下不表”。笔者认为, 没有考虑到“有效”还包含着有效率”和“有效益”另外两层涵义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教学“有效果”只是考查和衡量教学的一个方面、一个维度, 它关注的是教师的“教”这种行为有没有引起、维持与促进学生的“学”, 并产生了结果。将“有效教学”纯当作“有效果的教学”, 既没有考虑到在单位时间内, 在一定的教学投入条件下, 学生获得多少的进步或发展 (即“有效率”) ;也没有联系到教学产生的效果是否与特定的社会和个人利益相吻合 (即“有效益”) 。

作者认为在“教学”这个本就有“有效”之意的词前加上“有效”二字, 是企图寻回“教学”的本真意义。这就涉及到“有效教学”研究的动力来源。一般来说, 关于“有效教学”研究的动力来源可以有如下三种:一种是基于“教学的事实”, 关心的是“有效教学是什么”;一种是基于“教学的价值”, 关心的是“有效教学应当是什么”;还有一种是基于“教学的规范”, 关心的是“有效教学应当做什么——怎么做”。在这里, 作者只关注到“可能在现实教学实践中, 存在着教学质量差的情况”, “企图用‘有效教学’寻回‘教学’的本真意义”, 这是基于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理论反思 (即“教学的事实”) , 却忽视了基于“什么样的教学才是好的教学”问题的价值追问 (即“教学的价值”) 和基于“好的教学必须符合哪些逻辑上的必要条件”的理性规范 (即“教学的规范”) , 这样的理解同样也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 应该将上述三种理解方式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地诠释“有效教学”, 或者提出自己的质疑。

3.作者在解析“有效”的涵义时, 也注意到“有效”之“效”可按“效率”和“效益”之意解。但其质疑的一连串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有效教学”的概念本身, 而是“有效教学”的评判标准。确实, “现实中对于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进步与发展的评判, 除了传统的学业成就测验外, 其余的仍然比较模糊, 或是过于主观、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解决的办法要么是给予“有效”一种新的解释, 要么是完善目前“有效教学”的评判标准。而作者所采取的是一种否定态度——“教学”不能用“有效”或“无效”这类全称判断的词来形容。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全盘否定却也失之偏颇。笔者认为, 教学可以以追求“效率”和“效益”作为其中的目标, 否则教学中的“低效”和“负效”将会是每个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的潜在危险。但也不能只限于追求“效率”和“效益”, 像“效果”、“效应”等也可以是教学所追求的。至于“效率”和“效益”如何来衡量, 这就需要专家、学者、一线教师通过理性的反思、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探索来逐步完善。在现实中, 学校总不会因为目前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完善, 而放弃日常教学吧?同样, 我们也不能以“目前‘有效教学’评判标准不完善”这样的理由, 来全盘否定“有效教学”本身。

三、批判与重构

在汉语中, “批判”一词的原有意思是“解读原文, 发表意见, 辩明源流, 作出评价”。而在英文中, “批判的 (critical) ”一词则是起源于拉丁文“eriticus”, 意思是“能够识别 (eapable of discerning) ”、“能够区分 (e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能够讨论 (eapable o fdiscussing) ”及“能够判断 (eapable of judging) ”。从中外“批判”一词的词源可以看出, 其基本含义就是“解读”、“评价”、“识别”、“区分”、“讨论”或“判断”。“批判”在于识别或区分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但是, 对任何教学研究而言, “批判”不是最终目的, 任何教学研究均应超越“批判”而达于“重构” (即“批判”的建设性向度) 。“真正的教育研究者, 不是那种仅仅通过构造一个又一个虚假问题而发表一篇又一篇空泛议论的人, 而是以教育发展和理论建设为目标而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建构的人。”

在《批判》一文中, 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从语言符合论出发, 将“有效教学”的问题归为语言概念问题, 进而进行全方位的概念辨析, 致力于“区分”出“有效教学”提法的正确和错误, 实质所研究的并非教学实践中紧迫的问题。当然, “抠概念”本也无可厚非, 因为概念本身是“有效教学”的理论起点, 澄清概念可以使“有效教学”理论科学化, 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作者也认为, 对“有效教学”概念本身进行语义和逻辑的分析是概念界定的基础。但是, 全文自始至终只有所谓的“语义和逻辑的分析”, 结论也只是“‘有效教学’的提法是值得商榷和推敲的”, 既没能给予一种新的提法, 也没有进行概念的界定或重构。这充其量只是在玩“概念游戏”乃至“文字游戏”, 其“批判”并无建设性可言。要知道, 比批判更重要的是建设。

在笔者看来, 尽管“有效教学”的提法存在着可疑之处, 但是追求“有效性”仍是教学的永恒主题。与其一味对有效教学”概念进行“批判”, 莫不如对其概念进行“重构”, 为理论研究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和视角。与其一味抓住“有效教学”这个词不放, 还不如脚踏实地探讨如何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实质问题。

对“有效教学”概念本身的“批判”, 本意应该是想提醒我们澄清概念, 统一认识, 从而更好地建构理论, 这种“批判”提醒是可贵的, 甚至说是及时的。就这一点而言, 作为晚辈的我对作者怀有足够的敬意!在此与作者坦诚“商榷”, 意在抛出引玉之砖, 共同期盼“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参考文献

[1]姚利民.有效教学涵义初探.现代大学教育, 2004 (5) .

[2]龙宝新, 陈晓端.有效教学的概念重构和理论思考.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5 (7) .

[3]唐子江.语文“有效教学”批判.教育学术月刊, 2008 (5) .

[4]刘万海.“有效教学”辨.全球教育展望, 2007 (7) .

制度批判论文 篇11

关键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媒介

一、媒介批判的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通过对文化媒介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指的是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文化传播产品进行大规模的复制的娱乐工业，尤指各种大众文化及大众传播媒介。这一名词首次出现是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论文“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当中。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与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而具有一种类似于工业生产的特征。这种文化生产，与传统的个人艺术创作不同，它是大规模进行的一种复制活动。这一名词的理论根源主要来自“二化”，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说的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当中，人类成为了劳动本身的奴隶，成为物质和消费的奴隶。精神产品在大众文化这里与人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依附于技术，唯利是图。

法兰克福学派从艺术价值和哲学价值两方面批判了“文化工业”现象。首先，文化工业使艺术丧失自身魅力，过度的追求娱乐刺激褪去了艺术自由和超越性这两项本质。文化产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使人对艺术的感官丧失灵敏，从根本上斩断了批判的能力，阻碍了人的自主性。人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被动的、呆滞的单向度的人，通过文化的束缚使公民成为国家政治的傀儡，而大众文化本身就成为稳定现代社会的“社会水泥”。

2、大拒绝

“大拒绝”这一理论是马尔库塞为表示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拒斥所提出的一种文化策略。这种拒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恢复文化自由。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在本质上就是否定的，它揭露的就是现实对人的压迫，它应该作为人类抵抗现实，追求自由的武器。而在文化工业这样的大环境中，大众文化变成了糖衣炮弹，人类批判的能力在不断满足的幻想中消解了，艺术的锐度被一点点消磨，人类也失去了衡量“现实”的尺度，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在大众文化的欺骗下越来越短，而事实上这正是大众文化的虚假性所在。这一理论对大众媒介的批判不能不说彻底，但是马尔库塞没有注意到，他的拒绝理论本身就存在一种“不自由”的表现，大众文化也是具有一定需求基础的，这种文化的存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

3、机械复制主义

机械复制主义是由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提出的，这一主义是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根本区别。本雅明认为，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其独一无二的“韵味”。因为有了韵味，艺术品才有了真正属于它的价值，而艺术的功能也就在于韵味的展示给人带来的精神启示。但单纯被复制出来的艺术品是不具备这种韵味的，就如同画作本身具有韵味，而拍摄的画作的照片则不具有；舞台上上演的戏剧具有韵味，而摄录出来的影视作品则不具有。因为人的关注已经由作品本身转向了技术。

本雅明相较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进步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文化的机械复制技术，复制的不仅仅是作品，还有欣赏作品的人。在作品面前，人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选择性，而非一动不动等待被作品击中的枪靶。

二、媒介批判的特点和影响

1、媒介批判的特点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媒介批判中展现出的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他们对实证主义、科学技术和当代文明的批判，都是以宣扬人的价值为目的。浪漫主义传统也是其伦理价值观的重要特征。他们反对当下资本主义的道德，缅怀中世纪那种虚构的人和自然的统一。

2、媒介批判的影响

纵观整个文化批评发展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开辟先河的地位，他们对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历史性研究，启发和影响了之后许多派别的研究倾向，如：解构主义、英国新左派运动、意识形态论、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等。正因如此，才会有着“不读法兰克福学派，就不谈大众文化”这样广为流传的说法，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为此，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着更加清醒更加辩证的态度去看待。

3、媒介批判的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媒介批评理论对我们国内研究新闻伦理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首先媒介批评作为外来的产物，在欧美等地区和国家都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国在进行媒介批评实践和理论伦理研发时可以借鉴其宝贵的经验。但要注意的是在借鉴的过程中一定要落实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当下的经济文化政治形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发展道路，而非一味的照搬照抄。其次，文化具有共通性，媒介批评的发展离不开其他领域的相互扶持。应该广泛融合他领域的文化知识，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将其他领域批评与媒介批评相结合，为构建合乎中国现实的媒介传播伦理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王君超.媒介批评——历史与走向[J].国际新闻界，1992，2.

[3]李秀芹，张珍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7，23（5）.

制度批判论文 篇12

阅读课在英语课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批判性阅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阅读,它要求读者从语篇的高度着手,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阅读文章中的信息进行分析、质疑、评价和提出自己对文本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信息与网络飞速发展的当今,拥有批判性阅读技能、学会用批判性思维来分析、解决问题更加重要,更符合当今时代对先进人才的需求。

长久以来,我国偏重于英语的工具性需求,恰恰忽视了英语的人文性。我国高中英语教学的重点在语言的单词、语法及重点句型结构等浅层次的表层信息的讲解。而对于语篇文章的深层次信息的分析、质疑、评价与反思非常欠缺,尤其缺乏引导学生对文章作者的观点、态度及写作意图等方面的学习,这也导致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弱,严重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而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需要批判性的阅读习惯,根据批判性的思维来分析辨别他们日常所获取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再者《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将培养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得体地使用英语的能力、用英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用英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二、理论基础

1.建构主义理论。认知心理学理论主张内部的认知过程。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知识是由学习者自己构建的,主张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理念。学生在批判性阅读的过程中不断的组织信息,完成一个大脑内部信息不断整合、加工、同化和顺应的过程,进而通过思维的构建,呈现英语语篇理解的层次,从而发展学生的批判性英语思维能力和阅读能力。

2.批判性阅读理论。批判性阅读是“对文本的高层次理解,要求读者区分主要信息与次要信息;区分事实与观点;确定作者的目的和语气;推理文本来弥补文本蕴含的意思,得出结论。”在批判性阅读过程中读者不但需要对文章进行表层字面意思的理解,而更应该对所阅读的文章提出更高层次的审视与质疑。

三、批判性阅读与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以某种标准为参照对信息甄别和评判的考量过程和思维级别,是思维的高级形式。批判性思维需要批判者对信息进行储备、智力、逻辑等活动的参与,也是一种高级的思维过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读者对所阅读文章的信息进行理解、评判和处理,批判性思维更能使学生积极投入到语言阅读材料中,从而深刻的理解阅读材料并得出新的结论和观点,有助于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养成。

批判性阅读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是作者、文本、读者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桥梁,读者要通过文本查找文本表层意思,理解隐含的深层次信息并形成自己合理的观点。批判性阅读是以表层阅读来促进深层次阅读的过程;是将材料内容与个人已有的价值观念、态度联系起来,设立假设,提出问题,综合分析,对文本内容做出超越文本本身的评论性反映;是批判性阅读教学和批判性阅读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提出批判性阅读课的建议

1.教师在上课过程中需制造和谐友好的氛围。英语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和同学和平相处,努力营造出和谐民主的氛围。学生不是一味的接受文中的观点,学生在英语阅读课中敢于提出质疑,勇于向文本与权威提出挑战。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总结与文本中作者的观点相融合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

2.培养学生的学与思相结合的能力。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基础的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思考,如何思考的能力。学生不仅要学会思考,更应该养成独立思维的习惯,并在独立思维的养成中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在信息时代和未来的竞争中学会辨别真伪,立于不败之地。

3.批判性阅读需充分理解文本的字面意思。在进行批判性阅读前,教师应着重讲解文本的基础知识,包括学生不懂的词语、术语、概念讲透,并鼓励学生学会用工具书学习,以期弄清其最准确的含义。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应了解材料相关的背景资料,学会批判性阅读。对文本进行有选择的质疑与反思,而不是全盘否定文本。要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