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视野（共6篇）
批判视野 篇1
“大众文化产生于现代文化期, 它是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大众群体的文化伴生物”。[1]大众文化以其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已经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塑造人格的独立性、丰富精神生活、拓宽知识面、促进人的社会化过程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在人格的道德追求、价值主体性、身心的和谐统一、行为思维的异化等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 当人格建构遭遇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时, 我们应该认清大众文化的本质和特点, 扬善避恶, 着力构建健康和谐的人格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凸显道德精神和人格的价值主体性
大众文化是一种在市场运作的机制下产生的消费娱乐文化, 其目的是为文化生产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因此, 其文化品位尽量地满足大众的胃口。文化的多样性也是空前的, 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流行舞蹈、消闲报刊、时装、广告、青春偶像、网络文学等形式猎取了人们的消费心理, 淹没了人们的感性世界, 呈现出的是一种五彩缤纷的文化繁荣景象。有社会良知的人士一旦撬开这一层外壳, 会发现在这层美丽的外壳下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这一黑洞正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意义缺失。“大众文化的一切弊端, 其根本点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 特别是人文精神中的道德层面、价值层面、终极关怀层面的缺失”。[2]大众文化的存在理由就是十分关心人们的感觉生活, 渐渐的, “跟着感觉走”成为人们的生活时尚。因此, 大众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的精神层面处于一种疏远的关系。从人的生命过程来看, 人的精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没有精神的存在, 人生便失去活着的意义。
道德是精神领域中最核心的内容。道德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指标。在浸泡于大众文化之后, 人们总是又感觉到一种失落, 这种失落正是没有人的内在精神的支撑和涵养。“大众文化瓦解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 整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 人们开始将价值取向建立在消费基础上, 以消费来定义人生的内容, 以金钱来衡量生活的意义”。[3]然而, 金钱是人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必需物, 但并不能取代人的精神内容, 因为拥有金钱和拥有精神是两回事。金钱和消费用马斯洛的话说就是人的低级需要, 而人的高级需要就是对真善美的拥有。高级需要是对低级需要的超越和提升, 而低级需要只是基础。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是人的高级需要。在不同的时代, 这都是人的永恒的精神主题。这也是人们永远难以忘记的, 因为在人们精神的上空会永远地存在着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包括人的道德。
在对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 人们也很少对人的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可以说, 大众文化在满足人们的感觉渴望的同时, 既销毁了人们的道德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也就无什么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可言) , 又在无形中使人的价值主体性迷失了。大众文化在满足了大众种种的精神欲望后, 导致了大众媒介化, 使大众放弃了作为主体的思维、语言乃至主体的思想。大众文化褫夺了作为主体的这些主体能动性因素, 取而代之的是感性化同质化和简易化倾向。“作为一种私人生活空间的轻松随意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仅不是使个人转化为社会主体, 而且是使个人向没有任何主体性的随波逐流的大众转化”。[4]因此, 人的价值主体在强大的旋涡面前就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人格是文化的产物”。[5]大众文化培育出的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整个人都是欲望的行走。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不断地受到大众文化的蚕食或排挤。如果“缺德”成为一种习惯, 那将是人类彻底的自我毁灭。因此, 对人格的道德要进行拯救, 首先要对人生活的这一个大的文化环境进行治理, 让人的精神意义复归。在经过这样治理的文化环境下, 人格建构就充满了希望。
二、适度体验感性生命, 保持身心的平衡
人在追求理想和境界的时候, 不要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社会感性存在物。对人的感性生命的重视是对人自身的尊重, 人也需要自己的感性生命得到展现。大众文化就根植于这深厚的土壤之中并获得很强劲的生命力, 没有经过进行彩排就直接形成了“众神狂欢”的热闹场面。大众文化的一面堂而皇之的旗帜就是一切为了人们的欲望, 为了一切人们的欲望, 为了人们的一切欲望。大众文化“剥去艺术象征符号的文化作品, 所剩下的就只有代表欲望的象征符号, 那些代表情欲、物欲的象征意象, 激发的只能是更加自我中心、唯利是图的非崇高的人格”。[6]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和游戏化。[7]因此, 人的感性生命也随之“四化”了。不过, 这种感性化是没有深度的感性化。人们追求的是消费、享乐与认同、仿效。[8]因此, 这样的感性生命就不会焕发出昂然的生机。这时, 人会因释放利比多能量而失去内在的生命之光。这样的人会茫然不知所措地被排进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行列中去。
当用激情在燃烧代表浅薄、放纵、媚俗的大众文化包装纸而放射出五彩斑斓的火光时, 人们又会在欣赏之余为自己感性生命的充分展现而痴狂。但是, 人们总会在狂情之后, 又思考这是为了什么。的确, 如果人们不去这样思考, 也许人存在的价值会很快被消解。那么, “人”字的一撇一捺也许永远就不会这样来进行组合了。我们承认人的感性生命存在有着充分的理由, 但是, 如果真是随心所欲, 人就会从自然界里永远走不出来。“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 虽然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 不能脱离人的自然的感性欲望和本能, 但是, 人的伟大与可贵之处, 在于能不断的克服和限制人的本能欲望, 使之转化和升华为人的精神能力, 这种转化正是从自然的感性生命动力向文化的感性生命动力的发展和实现”。[9]因此, 当人在释放感性生命能量时, 要有一种文化力起着监督和控制的作用。这种文化力就是一种人的精神, 一种人的理性。在大众文化风云漫卷时, 人的感性生命必须有这种精神、理性来协调、平衡, 这样才能达到人身心的共融。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 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紧紧依持于个体的感性生活本身”。[10]因此, 人的精神和观念与人的感性生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文化在没有携带人精神的情况下就直接地闯进了人的感性生命世界中横行。这时, 人被扁平化了, 同时也变得“俗”起来, 开始进行游戏人生。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 在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东西, 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都消失殆尽, 而被那些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11], 使人在世俗梦想中憧憬着人生的辉煌, 在文化游戏中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享受是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安顿, 但并不代表一种沉沦, 是对自己精神意义和肉体的体味。而在大众文化下, 享受只是单项的意义, 就是给感性生命的最大满足, 赢得了享乐主义的美誉。“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末, 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 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 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12]实际上, 这也是一个享受的时代。但是, “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会消失殆尽”, [13]并且, “这种梦幻的享受, 助长了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于是大众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 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 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的改造。大众文化有效地打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 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14]可见, 当人们的感性生命在得到安慰的同时, 也走进了无意义的世界。因此, 让感性生命放射精神之光, 也是感性生命得到“所安”的反映。
在大众文化下, 我们不要过度地张扬感性生命。当然也不要压抑感性生命。大众文化过于亲密感性生命, 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批判。我们提倡用意义之光来照射人的感性生命, 让感性生命的各因素能够各呈异彩, 使人格在理想和境界与感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形成一幅气韵生动的生命之图, 让人格走向一种完美的境地。
三、培养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关怀意识, 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身份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为自己而存在, 另一方面同时又为社会而存在, 也就是说人既是个人存在物, 又是社会存在物。因此, 一个人对社会应有一种批判责任, 一种关怀意识。其最终目的是使个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 既使个人在社会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又使社会得到良性的发展, 实现“双赢”的局面。因此, 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关怀意识应是完美人格的素质。在大众文化下, 人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 同时也没有了对社会的关怀。“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社会责任、终极关怀、乌托邦理想、社会远景理想、形而上价值则在势不可挡的娱乐大潮中风雨飘摇”。[15]
大众文化是消费娱乐性的文化。“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 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这些文本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 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它华丽丰富, 但又一无所有”。[16]因没有社会道义感、责任感, 大众文化被有的人看成人类精神上的鸦片、可卡因。[17]的确, 人们在大众文化所营造的丰富多彩的世界里流恋忘返。“大众文化是要强调这样一种时间观:一切过去都是现在, 一切未来也都是现在。过去和来世统一于现在。现在是唯一的和重要的”。[18]人们关注的是现在时态、现在的感觉。而对社会采取的是一种顺世或逃避的态度, 人们不再以个性、创造性、超越性、批判性来评价和要求自己和社会。正如马尔库塞在他的《单面人》中所指出, 大众文化就是一种使人丧失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面文化。
人在大众文化中渐渐地变得简化[19]和感性, 只是遵循着“快乐原则”来对待自己的生存方式。在生活中, 人们运用得最多的是感官, 而不是思维, 变得似乎是一个满载大众灵魂的帆船在大海上随风飘荡, 驶过的海面不会留下痕迹。“有线电视目前已有十几套节目, 众多的人首先找生活娱乐或有感官刺激的 (属大众文化的) 节目, 这种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磨损消费者的心智, 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理性的丧失。这种重商品性而轻理性的现象有可能培育出一代‘空心人’, 而使文化消费从感性与理性协调同活动的深度模式走向感性化的平面模式, 其结果可能使人的理解力、判断力、概括力迟钝、萎缩和退化, 而这些理性因素恰恰是标志着人性深度的一根标尺”。[20]面对大众文化, 除了娱乐和刺激, 人们别无选择地无痛并快乐着。于是, 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淡出了人们的思维空间, 也就谈不上什么关怀了, 因为有时关怀的前提是批判和创新意识的觉醒和活跃。人们往往关心的是自己的感觉和情绪, 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不问明日去何方”。
在大众文化下, 人是充满着梦幻的。然而, 梦幻却是易破裂的肥皂泡。这时, 人们才发现自己原来要追逐的却是梦想。梦想表明了要实现自己理想的迫切心情, 而梦幻却是一种虚无的存在, 是生命中的一种不可承受之“轻”。“这种梦幻的享受, 助长了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于是大众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 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 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的改造。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 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 它是一种逃避, 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 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所以, 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 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 是一种‘商女犹唱后庭花’的对于历史使命的弃权。而这种弃权的代价也许是文本的欢乐所无法弥补的”。[21]也许是由于理想的迷人光芒, 人们才去批判自己的现实, 创新自己的生活, 关怀社会与人生, 从而达到个人生命与社会生命的相契。社会的希望也存在于人们的这种批判、创新和关怀之中。但是, 人生毕竟短暂, 社会的发展也应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参照, 尽量地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体现社会发展的人性化。
四、重视社会实践对人格的养成作用
“行行色色的流行文化活动可以给人以感觉的刺激, 给人以种种梦想, 给人以交流的机会, 给人以逃遁之处, 但很少能给人以真正的人本价值———使人的智慧、理性与人格获得提升”。[22]可见, 大众文化给当代人格建构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是不缺乏所需要的感性素材, 挑战是如何才能提升人的精神意义, 包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思想观念, 心态品质, 才智观以及内在的精神境界。当代人格建构首先仍然要确立人格理想、人格境界。这是立志问题, 也是建设人格的蓝图。人格境界是达到一种“天地境界” (冯友兰语) 。大众文化下的人格缺乏的就是这些精神意义, 因而, 是“一种异化的人格”。让人的精神意义复归是人格建构中最重要的内容。
“由于传统力量的根深蒂固, 由于面对新的文化背景, 自我的主体化进程也出现了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如欲望的宣泄、感性的沉沦、物欲的膨胀、趣味的低下而世俗, 甚至发展成一种‘畸趣’, 它使人丧失了辨别真伪的能力, 丧失了自我, 人除了在其中找到一些矫饰的形式、浮夸的感情外, 找不出什么是属于自己的, 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被整合在今天的消费文化之中,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 畸形人格和病态人格的再度流行。人们变得精神空虚, 逃避理想, 日常生活又为人的本能欲望所左右, 自我又四处漂泊、到处流浪, 精神上无家可归, 为人的现代化和主体启蒙又带来新的矛盾和难题”。[23]
这一段话说得很好。它不仅指出了大众文化一种精神意义的缺失, 而且指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 表现出作者对时代的一种忧思。这的确是我们在大众文化下进行人格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对大众文化要重新建构, 为人格建构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有人指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两个功能:娱乐功能和教化功能, 两种属性: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24]从发展现状来看, 大众文化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娱乐性和商业性。其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精神性的缺陷和人文性的缺失。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加以改造和重建的部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神性的充电已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要求, 成为大众的呼唤”。[25]“以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内核, 同时意味着不屈从于快乐原则, 而要从审美角度关注大众文化产品, 要求它突破单一的模式化、表面化、感官化, 在形式的新颖性、效果的愉快性和精神的高尚性、内涵的丰富性之见寻找最佳契合点, 寻找最佳张力, 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当下与未来的统一、现世与永恒的统一上做文章。使人文主义理想贯注于生动、感性的声画元素中, 使大众文化的逻辑得到美学理想的引导, 从而产生一种与商业本质的‘间离性’, 以这种‘间离’来提升接受者的文明水准和审美能力”。[26]总之, 要建立有利于当代人格建构的大众文化。
人格建构离不开社会实践的途径。人格的形成不是梦想成真的, 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活动。无论是人格理想和人格境界的达成还是人格主体性的确立都应该遵从这一规律。在大众文化下, 人格建构必须紧紧地与大众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因为大众日常生活层面是人的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方式。要敢于面对大众文化的精神缺陷和人文缺失, 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健康合理的文化消费, 是娱乐享受与精神提升的和谐统一, 不仅有审美的感性和趣味满足, 而且有人的生存理想的实现”。[27]在文化消费过程中, 人格就慢慢地孕育而成。“铸就健康积极的心态, 建构出良好的心理结构,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得到高级的生存智慧和科学智慧, 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 就是圣人, 就是完美的人”, [28]“就是人性中潜在的美好德性如仁、义、礼、智、信、常、乐、我、净等的现实化”。[29]在大众文化下, 通过社会实践途径进行当代人格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批判视野 篇2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近现代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强盛和繁荣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也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普世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人类进入了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综合体的核心要素, 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器代替了人力;20世纪中期的计算机革命使机器代替了“人脑”;当代的生命科学技术革命几乎能代替“上帝”;信息革命引发了全球知识竞争, 促进世界经济的集团化和区域化发展;计算机与网络威力不断增强, 将全球连成一体。科学技术在当代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现代科学的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大科学和巨大技术的推行, 整个地球, 包括整个太阳系在内的自然界似乎都在‘人’的掌握之中了” (1) 。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如产品的科技含量决定其市场竞争力;一个民族是否强大在于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一个国家的繁荣富裕依赖于科技的发展, 这些就是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在科学技术正面效应凸显的同时, 其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首先, 在高科技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物种灭绝、水土流失等现象日益严重, 直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诸多专家呼吁, 如果人类不关注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自身势必面临自然环境的危机。就科学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影响而言, 现代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纳入到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 对技术活动的控制与导向已经成为了各个政府的重要权责。随着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 很多科技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如在生物技术领域, 克隆技术、动物与人体试验、安乐死等;在军事技术领域, 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都是争议的焦点。另外, 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 包括人类本身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而沉沦为技术的持存物:一是表现为主体性的缺失, 二是缺乏批判力, 不能全面客观地分析高科技带来的利弊。因为在科技社会中,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人逐渐成为了机器的附属物, 被机器的节奏和需求所统治。
二、技术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
科学技术无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然而技术也有其固有的缺陷, 如果过分强调技术主义, 让技术发展到了技术崇拜阶段时, 就会产生危害, 会不利于个人和社会健康地、全面地发展。针对技术导致的社会不同层次矛盾及人的异化问题, 各领域内的学者纷纷进行了技术批判。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认为“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集置之中 (2) ”。“集置”像“座架”一样, 将一切现存事物、既定秩序以及人类自身强行纳入一个机械、呆板、统一的范式之中。也就是说, 一切现存事物、既定秩序、人类自身如同现代工业的流水线作业一样, 都被千篇一律化:“事物被展现为单纯可塑造的、遭受着技术任意性的物质 (3) ”, 既定秩序被鼓吹为迄今人类历史中唯一合法的体制制度, 人类自身完全丧失了自我本真的存在个性, 沉沦为“常人”。海德格尔的技术本质观, 反映了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下, 不但自然界面临“耗尽和替代”的危险, 而且人类自身也面临着生存以及全面异化的问题。
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将现代技术的本质称为“巨技术”, 就是与生活技术、适用性技术、多元技术相反的单一技术或权力主义的技术, 这种单一技术基于科学智力与大量生产, 主要目的在于经济扩张、物质丰盈和占领军事优势。简言之, 就是为了实现权力的控制。
弗洛姆 (Erich Fromm) 认为现代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 “人, 已经不再是人了, 变成了一个东西, 成为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事, 与他们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 生产着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人们不生产时就消费 (4) ”。弗洛姆的思想, 正体现了技术对人精神面貌的影响及个人心理对技术的依赖, 即在技术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失去了判断力。在他看来, 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 使得人的主体性受到压制, 面临着自我缺失的危险。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成为一个“富裕社会”,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病态社会”。这个病态社会的最大病症就是它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 (5) 。事实上, 在科技作为改革与发展“工具”的当代, 技术社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 从而使这个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 生活于其中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分析了以上学者对技术的批判, 总的来说都认为技术的危害不仅导致自然界危机、社会病态、人的唯权力意识, 还反过来控制人类, 使人类自身面临异化。而这些归根结底源于人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和过分依赖, 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技术的自主发展, 使它在一味地为经济利益实现最大化服务的同时, 忽视了自然、社会及人的和谐与全面发展。
三、技术时代的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注重专业技能、技术知识的传授, 当其内含的技术观与教育观失去平衡时, 就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人的全面发展可能被单一化, 人可能会被教育成“单面人”。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加以思索的问题。
(一) 职业技术教育应凸显主体价值观教育
关于主体性问题, “一般来说, 主体性指的‘是一个主体’或‘是与主体有关的’这样一种性质……形象地说, 即人总是以‘主’人的姿态出现在世间, 经纬天地, 捭阖万物, 或革故鼎新, 推动社会, 或号令众人, 招待亲朋, 等等, 即使是去做‘客’, 也总要做自己的‘主’的 (6) ”。无疑, 主体性是人的自我认同的内核, 体现人的价值性。但在当前工业社会阶段, 当科技发展成为“异己”力量时, 就会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 导致人精神空虚和消极被动, 人的主体性被压制在技术合理性之下。也就是说, 技术社会使得人成为被迫适应或屈从于科技要求的工具, 人沦为了自己创造力的囚徒。技术问题以及其带来的人类自身异化问题交织在一起, 使得主体价值观教育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职业技术教育的宗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因此主体价值观教育作为职业教育重要目的之一, 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所言“学校的目标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 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 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否则, 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 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7) ”。主体价值观教育是自由而全面教育的一个重要主题, 对于职业技术教育来说, 如何运用适当的方式, 以技术作为手段, 对技术进行“精神统治”, 是一项重要课题。而主体价值观教育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适当的方式”。主体价值观教育, 就是通过责任、义务和情感等内容的教育, 让受教育者可以认清楚人的各种需求及其等级次序, 重新占有对技术的领导地位 (8) , 彻底克服科技发达时代“技术作为最高的危险”。只有技术教育和主体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 双向进行, 才能够培育出职业技术教育所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造就和平时代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所要求的全面发展的职业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应该凸显人的主体意识, 理性对待技术发展, 规避“人和存在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 (9) ”, 从而促进人主体性的发展。
(二) 职业技术教育应培养学生对技术的批判与反思能力
“在工业文明的发达阶段, 科学合理性日益转化为政治权利, 表现为历史选择发展中的决定因素 (10) ”, 现代技术已经愈来愈成为一个政治与伦理问题, 当代科技工具性的膨胀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道德失范。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科学技术的研究者和运用者, 如何培养他们妥善地处理好技术和伦理上的矛盾问题, 关键是赋予个体正确的技术观, 形成对技术的批判与反思能力。从而把人自身“从对每一事物的终极性的隶属状态中解放出来, 学会创造终极性, 组织一个他对之进行判断和评价的‘终极化的’整体。人通过自觉地组织终极性来克服被奴役11”。也就是说, 教育要使人能够理性地去直面自然现象、社会事物和人格的建构。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技术教育, 要坚持以人为本, 合理扬弃科学技术工具理性, 强调价值理性, 培养受教育者对技术的批判与反思能力, 使受教育者明白,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其终极目的是服务于人的主体性, 并致力于维护和平和保护生态平衡, 保持社会和谐, 并在环境、知识、道德、制衡等各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这也是职业技术教育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历史任务。
四、结语
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科学技术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 职业技术教育在其目标、意义、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 都出现了新的观念。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不仅仅只是迎合科技进步的需要, 也是加强对人类自身反思的需求, 从而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向善的人, 以实现技术发展的合理性, 促进自然社会和谐与人的健康发展。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科学技术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中, 人类生活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已成为政治与伦理领域广泛探讨的问题, 对科技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作为以技术教育为核心内容的职业技术教育, 应该对科技时代所面临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 并结合主体价值观教育, 培养受教育者对技术的批判与反思能力, 实现社会及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技术批判,职业技术教育,主体价值观,反思
注释
1 王维:《哲学视角中的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0年, 第21页。
2 [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 孙周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 第25页。
3 宋祖良:《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第26页。
4 Erich Fromn:The Revolution of Hope: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New York:Harp and Row Publisher, 1968.p.38。
5 (1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 第23页。
6 李为善、刘奔:《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1页。
批判视野 篇3
一、在高数概念的教学中注重思维批判性的培养
高数概念的教学,尤其要注意某些特殊情况以及在不失其本质的条件下表现出的多种形式,要善于识别不同形式的本质。
例1:求曲线 的拐点
分析:二阶导数的正负是判断曲线凹凸的依据。我们知道,拐点是曲线凹弧与凸弧的分界点,拐点的左右两侧附近的二阶导数必然异号。因为只有驻点和一阶倒数不存在点可能是函数的增减区间的分界点,即极值点,所以只有二阶导数为0和二阶导数不存在的点才可能是凹凸区间的分界点,即拐点。对于此类题,应与求函数极值点类似,先找出拐点的可疑点,即二阶导数为0和二阶导数不存在的点,后由定义来判断是否拐点。可见,把握概念的内涵、形式的转换在思维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重视对内涵的揭示和形式的转换,把握概念的本质。这样,才能提高概念在应用中的指导地位,识别不同形态下的同一概念的内涵,使思维活动能顺利进行。
要启发学生随着概念的发展,在不同问题的处理中能对概念做出不同的表述,在应用中把握概念的本质,理解概念的用法,培养独创意识。这也是训练思维批判性的重要途径。
例2:计算
分析:不少同学看到此题后,很快列出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公式来求,这是可行的,但不是最简单的算法。如果我们将定积分的值表述为被积函数在积分区间上的曲边梯形面积,那么就会形成以下简略有效的解题方案。由圆的面积 可得: .由此可见,有共同本质(内涵)的不同概念,要善于识别、选择,有效地进行转换,发展思维的独创性。
二、在高数例题、习题的教学中进行思维批判性的训练
从例题教学入手,启发学生寻求多种解法,形成独立的见解, 实现思维调控。比如,用排除法做选择题,从特殊情形入手解题等一些非常规解题方法,都能达到思维批判性的训练目的。
例 3:求
此极限是0/0型的未定式极限,有的同学是这样解的:因为 1/x2不存在,从而 不存在,由罗比达法则知 不存在。
【引导学生反思】问题1:在计算极限过程中,当使用罗比达法则失效时,就表示极限不存在吗?问题2:如果此时并不能表明极限不存在,能不能改用其他的方法来求?
通过反思,同学们找出了问题症结所在(这里是受常规思维的负迁移作用的影响),认识到了罗比达法则的条件并非未定式极限存在的充要条件,而只是充分非必要的条件,此时可用无穷小的性质来解, 在解题的教学中,要达到思维训练的目的必须注意反思意识的培养。在解题时会获得各种体会,需要对它们进行及时的反思。即便只把反思看作一种学习习惯,在数学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也是必要的。
平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对教师的讲述或教科书中的陈述也敢于质疑。有时,可以故意给出似是而非的问题组织讨论,辨别真假,有效地培养思维批判性。
例4:求极限
解:因 tanx~x,故
经过引导学生反思,发现这是错误的。因为在运用等价无穷小(大)量替换的方法求极限时,对和或差中的项不能进行替换,否则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而应
三、改革教法,进行思维批判性的训练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讨论课的形式,在争论中培养独创精神,完善自身的思维过程,增强思维的批判意识。
例 5:求 (a是常数且a≠0)
分析:可分解为以下问题来解决。 .篇幅所限,解略)
批判视野 篇4
一、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基本要义
(一)批判性地分析教育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剧烈变化影响了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给美国的社会和教育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吉鲁认为,新保守主义缺乏关于民主的概念,对公民培养的重要性视而不见。新保守主义者排斥种族研究、激进学术以及威胁其权力关系的其他问题,反映了他们所持的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观,即大学应该成为保卫欧洲中心论的先锋者,这一看法消解了教育、社会正义和批判性公民培养之间的联系。而新自由主义作为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它尊崇优胜劣汰的法则,将获利视为民主的核心。它在市场理性下来审视人生的各个维度,无视伦理问题的存在,坚信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1]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公共教学法等方面剥夺了学生的想象力,威胁着高等教育的本真存在。
吉鲁认为,从美国学校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对自己所采取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进行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要求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树立为公众写作的意识,以强有力的批判性语言表达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政治观念,以一种行动与思维相关联的工作方式,对割裂设想与行动、忽视特殊经验的工具性教育提出质疑,从而推动教育和社会的变革。“对批判性能力的学习是为了恢复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不是作为尽职尽责的技师或者是无需技能的企业寄生虫”。[2]在吉鲁看来,教师需要在生产支配性文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内从事自己的工作,通过为学生提供不同形式的对立性话语、批判性社会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政治领地。
(二)深刻认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密切互动
吉鲁认为,人们需要从政治方面去审视教师的知识分子属性。“转化性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关系到教育政治功能的发挥,它不仅为教师提供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参照系,也为教师如何运用教学语言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知识分子不只是思想的创造者与传播者,也是思想和社会实践的仲裁者、授权者和创造者,发挥着一种在本质上具有显著政治性的功能”。[3]在教育这一特殊的道德实践与社会实践中,教师应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他者性”的问题,在学术机构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间建立联系,并据此形成新的教学关系和开放性对话。就像布尔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批判现有秩序,如果没有真正批判的力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4]
吉鲁结合美国教育实践和青年人生存状况需要改变的客观现实,主张教师通过课程的政治化实现政治育人。教师需要清楚地知道权力通过文本和话语等渠道发生作用的机制,需要了解学校再生产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途径。特别是,教师应深刻理解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运用批判性话语进一步理解社会权力支配学校的运行手段,并为参与社会斗争而制定政治对策,从而培养学生承担公共事务的能力。吉鲁强调,教师具有批判的独特性和自由性,而这种批判权力的获得,只有摆脱了政治与文化的某种强制才成为可能。摆脱这种强制并不意味着脱离政治与文化,而是需要教师在入乎其内的基础上出乎其中,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具备参与公共生活的道德和伦理力量,保持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使其富有教育意义。
(三)明确多样性的角色定位
吉鲁认为,在“转化性知识分子”的统领下,教师应是公共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和抵抗性知识分子的多重集合体。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教师应充分意识到教育改革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教授没有兴趣去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或者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权力的运行方式以及传播有力量、有道德、有责任的话语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些教授不仅反对政治,而且对人类的痛苦与困境保持冷漠,其学术研究常常与重大社会议题没有任何关系”。[5]吉鲁认为,目前在传统的大学院系结构中,教师未能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形成积极开展斗争的旨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皮科因所言,“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是一个被异化的、只顾自己和没有文化的专家队伍,他们只在狭窄界定的领域内是有知识的”。[3]当他们面对社会、政治等总体性问题时,便难以完成作为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使命。
教育与民主斗争的复杂性,要求教师必须打破界限,与其他文化工作者结成联盟,承担起文化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主动运用多样性、差异性的语言进行斗争,以拓展民主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教师成为民主的代言人而不是政治的傀儡和附庸,在引领“精英文化”的同时成为大众文化的教化者,充分参与到教育实践和民主社会关系的创造中,实现学术的政治化。归根结底,“转化性”意味着将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作为一个存在抵抗和斗争的场所,大学需要教师成为“抵抗性知识分子”,催生对立性的话语和实践,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表达,抵抗主流文化的消极影响,为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和动力。
二、教师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实现路径
(一)解放记忆与反抗文本
吉鲁认为,教师要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一方面要“解放记忆”。解放记忆意味着教师要认识、体验公众和个人遭受的苦难,将遭受苦难的主体及其所处现状纳入研究的视野,警惕相似情况出现的历史条件,并为之付出行动。“解放记忆代表着宣言和希望,它有力地说明了人们在接受磨难的同时也在抗争。而抗争总是与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理解形式相关,这些形式是人们反抗压迫、开展抗争的前提条件”。[3]从吉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解放记忆是将知识与抗争行动联系起来的纽带,直面历史、分析历史发生的缘由及其价值,这一行动本身就会使人们获得解放。这就预示着,“教育者可以通过联合把学校所进行工作的本质政治化,而且要将课堂的政治作用扩展到其他公共领域”。[3]其意义不仅在于阐释教育的政治功能,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功能充分释放,创造具有可能性的未来。
另一方面,与解放记忆相对应,教师还要“记得”并“反抗文本”。“记得”不是单纯的记忆动词,而是意味着从历史中有所鉴别和选择,依据一种可能性的视域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形成一种更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重新定义“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这一概念,吉鲁给出的建议是,教师要从建构课堂教学与鼓励学生发出声音等方面来定义文化政治。他反复强调,“批判教育学应当创造一种新语言、新知识和一个超越学科界限的规范性和分析性遭遇的领地,它‘必须被改造为一种文化政治和一种反记忆’”。[9]一旦教师的工作被简化为执行,教师就会远离沉思和反省,将学习与教学变成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使教育智慧衰减。因此,教师应以关心人类苦难的普世情怀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在明确课程内容和目标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策略去创建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二)形成对话性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教学中极具根本性和复杂性的一种关系,发生频率最高,影响也最为深远。学生需要的是民主、相互尊重的教学关系,而非对专制主义的盲目服从。专制型教师总是以谈话发起者的角色出现,学生成为沉默者,被淹没在教师的言论之中。而民主型教师则始终以引导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与学生的对话充满了快乐与想象。基于此,吉鲁提倡同伴—领导者的学习模式,要求学生以同伴和领导者的角色出现,通过评价他人和自身的工作发挥服务性作用。教师则应帮助学生彼此建立紧密联系,以解决传统课堂模式中孤立的学习方式,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阅读,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探索热情和创造愿望。
在对话型师生关系中,学习是一种合作的过程。教师与学生是密切合作的伙伴,教师作为教育者、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角色是互换的。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教学不仅是教育活动、政治活动,也是一种事关爱与洞察的行为。吉鲁认为,教学的态度与能力同等重要,如果教师能形成反思教学关系、教学行为的习惯,那就拥有了一种优秀的品质。如果教师再以充满自豪感和愉悦感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辅之以科学认真的准备和强烈的责任心,充分体验学生的想法,与学生一起致力于人性的发展和完善,就会使教学成为富含爱与智慧的对话式教育。这样的教育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学校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加明晰教育的过程不仅是传递知识的过程,也是树立并形成政治意识的过程,这就需要强化教师的政治意识,将教师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工程来打造。
(三)教师教育的文化政治转向
在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美国第一次提出了以测验的方式来提高教师能力。[10]继1983年《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出台之后,2004年,美国又出台了《教学处于危机之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一“危机与改革的续集”表明美国开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教师的重要性,各州都开始制订教师教育计划,通过开展教师教育研究等多项措施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在吉鲁看来,如何开展教师培训,与教师所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教师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密不可分。“教师教育机构将自己界定为服务型机构。它们受教学技术的逻辑所驱使,并且接受国家的委任以提供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知识”。[3]教师教育语言的非政治性,使教师局限于对教学方法的学习,不能对学校和社会问题进行全面详尽的分析。吉鲁认为,在教师教育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育理论只不过是可测性学习和方法论实践的产物,社会理论也没有真正进入其中。这导致教师教育中的批判性空间微乎其微,不论是以公共性还是个体性的方式,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少有涉及。
由于教师教育机构既不能为教师提供关于学校教育基本目标的正确理解,也不能为初涉职业生涯的教师提供极具批判性力量的话语,这直接导致了北美教育的失败。时代的变化对教师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教师教育还停留在专业化发展的层面上,不能说对教育的发展无益,但是好也好得有限。毕竟,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远远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仙丹妙药。“知识分子是要与统治者的稳定结合在一起,还是选择更艰难的途径———认为那种稳定是一种危急状态,威胁着较不幸的人使其面临完全灭绝的危险,并考虑到屈从的经验以及被遗忘的声音和记忆”。[12]对于吉鲁来说,显然会选择后者,以确保民主秩序的维持和教师解放性权威的树立。这就意味着,教师教育应该具有文化政治方面的意义,它所运用的语言必须将权力与政治视为核心问题,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契合
在吉鲁看来,理论可以转化为具有批判性的政治和文化行动。而实践的意义在于将理论引入现实生活,帮助人们充分理解环境的复杂性。现实情况却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常常会发生混乱,这种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吉鲁指出,理论的基本架构是特定历史境况的产物,尽管人们无法明确地区分它的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但理论的创造过程可以是辩证思考的结果。“理论和语言是斗争和可能性的场地,为经验提供意义,为行动指明方向。理论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和正义工程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在于批判性地改造世界”。[13]理论不仅有助于现实的再现,也有助于人们对既定的事实进行选择。只有在分析问题的背景下,理论才会更加彰显自身的意义。理论先于实践,与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它与实践的冲突是理论自身本质性的必然体现,内在于理论的结构之中。
理论应该与课堂教学实践建立直接联系,这就需要教师对教育实际是什么、教育正在做什么进行考察,反思。而这种考察与反思必须向理论追问。“理论与实践不是两个分离的要素,而是可以结合起来的;知识因为实践而变得充满创造力,而实践又得到知识的指导;理论与实践一旦不再分离,都将改变它们自己的本性”。[3]理论作为研究者思考和表达的结晶,产生于具体的环境和经验之中,教师要把理解与可能性作为理论的核心要素,批判性地考察理论所处的环境,而后进入实践当中。因为“研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它需要一种系统的批判态度和智力训练,而这些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3]在吉鲁看来,理论关系到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它为人们分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概念工具。他所提出的理论研究范畴有助于抵抗教师的单边权威性,有助于将培养学生成为敢于批判、敢于冒险的公民。任何阻止这一目的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实践都必须被摒弃,这需要教师承担起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三、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
(一)理性地审视美国社会问题
在吉鲁看来,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要走进公共领域,探索社会病症的集体性,揭示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对美国当代青年的负面形象———诸如暴力、不负责任等问题进行分析。“暴力由于得到国家支持而日益制度化,不仅体现为娱乐,也体现为社会理想。显而易见的是,暴力与政治已经狼狈为奸”。[16]野蛮的暴力和极端的商业化成为维系国家的纽带,并且越来越多地侵入到文化之中,麻木了人们的神经和感官。年轻人不再被视为民主社会的建设者,而是被一些寻求快速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家所蔑视。当这种恐惧和蔑视的观念被转化为社会政策时,就表现为美国社会没有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教育,而是通过越来越多的标准化测试束缚他们的发展,运用支配性结构阻碍其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吉鲁认为,存在于课堂中的符号暴力是支配性结构的表现之一,它以控制和管理的意识形态消解了学生的多样性经验。支配性结构的又一表现是霸权课程,霸权课程将政治利益作为分配、选择知识的衡量标准,通过课程的分类实现统治阶级地位的巩固与再生产。而“对抗越来越围绕抵制的中心和斗争场所来实现,批判性知识分子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于是,理论、政治和文化最终结合在一起”。[17]因此,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摆脱符号暴力的控制,确立解放性的政治视角用以建构意义、塑造生活经验,并从文化、政治的角度鼓励学生表达思想。“反对支配力量极其重要,但仅停留在反对的层次上必将所行不远。我们必须提供一种有助于建设民主社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新语言。坚信左派能够开发出有助于可能性实现的公共空间,知识、权力、伦理、正义在其中得以融合并推动新希望的实现”。[18]在吉鲁看来,要想推动反对支配力量的进程,为争取正义、经济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斗争创造更多的可能性空间,教师必须将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视为一项关键任务。
(二)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的公民
近年来,美国的公民教育呈现弱化趋势。一方面因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加剧了公民教育实施的难度;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化转移了青年人的注意力,致使他们无法准确定义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成员的价值与意义何在。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青少年公民发展与教育》报告称,目前美国的公民教育课程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价值,公民参与意识与公民素质欠缺已成为普遍现象,学生通常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来履行公民责任,学校在公民教育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19]基于公民培养对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生命尊严与权利的追求,吉鲁指出,学校应围绕政府职能、公民权力与责任等问题丰富课程内容,加强公民教育。
吉鲁认为,学生是民主的希望,“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对启蒙主体的现代主义关切,加以对异质性、多重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意味着教育具有一种公民资格的学生,这种公民资格强调的是一种关于正义、自由和美好生活的积极共同体的观点”。[20]教师应在培养富有批判精神的公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多元性与政治性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后现代公民的批判性话语,对现有公共语言提出质疑,揭示教育的不平等。同时,以极富想象力的语言发展民主,重新书写有关文化工作的政治实践和教育实践,这既是对批判教育的延伸,也是对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文化差异的抵抗。“大学教授要鼓励学生成为具有批判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全球性公民,应该有组织地与新自由主义的学科体制和管理模式进行斗争,运用学科知识、理论知识研究重大社会问题”。[21]概言之,教师既要传递知识,又要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背后隐含的意义及价值,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批判能力和责任担当的公民,进而推动民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三)致力于民主社会的构建
吉鲁是民主的守护者,特别是在“9·11”之后,他认为大学是必须被保护的民主阵地。而目前的现实却是,“对民主的承诺来说,不幸的是,那些支持理论和批判性思考以服务于积极参与的公民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现在被视为愚蠢之人或者叛徒”。[22]特别是在市场导向占据优势的时刻,民主已经失去了重视公共利益的空间,表达自由、平等、正义的语言亦被歪曲使用。吉鲁指出,美国政府和普通大众都不承认公立学校教育在民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基础性,这已成为美国教育面临的严重危机。针对这一危机,吉鲁在与阿罗诺维茨合著的《重围之下的教育》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校是民主的公共领域这一观点,旨在学校教育和公众生活之间建立联系。吉鲁认为,学校在建立民主制度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成功的教育将会证明一个民主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并将给予人们充分的精神自由。“激进民主意味着一种尊重公共利益和允许最充分地应用平等、自由和正义等原则的实践”。[23]无疑,在吉鲁看来,民主是充满可能性的理想,是为争取自由、改变人类命运所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鲁认为,民主的建立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需要通过沉思和行动才能逐步得以实现,行动意味着教师以“转化性知识分子”的角色参与政治。而对民主过程的理解与认同、对民主与教育之间关系的探索,是教师真正进入教育过程的前提条件。民主意味着实际、激进的教育形式与内容,一是注重教育对学生权能的发展,通过知识和教学推动学生开展社会实践。二是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共同协作,基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批判性反思,发展一种关于民主的新见解和公共哲学。三是注重教育的转化功能,因为民主不仅涉及教育,也涉及政治与社会的斗争,“批判性教育只是介入斗争的一种形式,其使命主要是为创造真正民主的社会而重构更大范围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与条件”。[3]
批判视野 篇5
20世纪下半叶, 美国战后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 一时间, 科技万能主导了社会的视听, 但科技双刃作用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日益激起学界的反思, 蕾切尔·卡森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卡森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寂静的春天》 (1962) 也被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 这部作品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1], 作品透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即便置于高度工业文明的当下, 仍具有现实批判和指导意义, 卡森由此开启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新纪元。本文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维度,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 以期在新视角下, 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思想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成的流派, 该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 该流派力主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重构, 以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即从制度的维度进行批判, 普遍认可, 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贝拉米·福斯特、安德烈·高兹等杰出代表。
本·阿格尔和威廉·莱斯批判并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危机必然产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来替代。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用所谓国家干预主义, 通过不断控制和引导公众的消费需求让民众沉溺于商品消费中, 以此来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这也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根源。莱斯对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追溯, 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走向非理性, 决定了对自然的非理性开发和利用, 最终造成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和贝拉米·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 奥康纳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引入“生产条件”的概念,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之外, 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 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福斯特则强调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也是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转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进行过论述, 他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生态危机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 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总体而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 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2], 赞同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途径是“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 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3]。
(二) 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1907年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 受其母亲的影响, 卡森从小对大自然、对环境充满了好奇与热爱, 就读宾夕法尼亚妇女学院期间, 因为对大自然的兴趣, 由文学改学生物学, 后在“美国渔业局”后改名为“美国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 并成为一些杂志的专栏作家。卡森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学创作, 早年的文学作品均涉及海洋及海洋生物的保护, 奠定了她在生态文学领域的名誉和地位。20世纪40年代, 卡森以海洋生物学家所独有的敏锐, 开始怀疑当时的一种新型杀虫剂DDT (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缩写)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着手就这一农药对生态链影响的调查, 开始撰写《寂静的春天》。这一时期, 卡森已罹患癌症晚期, 但她不顾病痛, 以顽强的毅力于1962年出版这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经典著作, 该作品最终被认为是生态文学发展历程中一座“里程碑”。
《寂静的春天》以寓言故事开头, 全书分十七章, 以翔实、专业的数据和实例陈述了新型杀虫剂DDT对环境和生物链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 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后果。这部作品的出版, 触及了一些集团尤其是化学药品制造商们的切身利益, 受到了各种打压和抹黑, 甚至遭受了无耻的人身攻击。但同时, 这部作品也受到了民众和环保人士的拥护, 唤醒了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民间意识”, 最终影响到了政府, 肯尼迪总统就曾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 书中的结果最终得以应验。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 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撰写前言时, 盛赞这部作品“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 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述评
(一) 《寂静的春天》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生态整体主义观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由美国生态博物学家利奥波德首先提出, 这一理论倡导人类的生存权应该以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为底线。利奥波德之后, 罗尔斯用“荒野哲学”, 奈斯用“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整体主义进一步完善和演绎。生态整体主义所强调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一致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协调”, 这正是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极力倡导的思想和理念。
卡森早期的作品即描述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大系统, 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依、不可割裂的联系”的生态整体主义初步思想。在《寂静的春天》中, 卡森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已日臻成熟, “地球上的植物是生命大网络的一部分, 一种植物与其他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我们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 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 以及网上的每一个连接”[4]。从《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架来看, 卡森通篇都在阐述自然生态体系中由于“死神的特效药”DDT的介入, 导致人类无可挽救的生态灾难。卡森所要呼吁的是, 人类作为大系统中的一环, 对维系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他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 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5]。不仅如此, 卡森还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态观, 以全新的生态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观来替代, 她曾反复指出, “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 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 呼吁现今生活的这一代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 而不是无视或者逃避它们”[6]。虽然对于美国工业革命初期,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在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大发展之后, 由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恶化, 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但在那个时代, 科技万能的思想仍占据着社会思想的绝对主流, 卡森以一妇孺的羸弱之躯, “质疑了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 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7]。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整体依存、环环相扣的前瞻性思想, 无疑从道德伦理层面, 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即便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 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 制度批判维度下的《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评析
《寂静的春天》描述了美国五六十年代一种新型杀虫剂的使用导致的人类生态危机, 卡森将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妄自尊大的想象”, 卡森仍然将“生态整体主义”局限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强调“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未能从制度批判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做深度的剖析。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的缺陷也为卡森所触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反击的机会。美国昆虫学家乔治·德克尔反驳卡森时这样陈述:“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 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 那么, 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 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 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卡森的反对者们谴责卡森“担忧死了一只只猫, 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化学工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甚至恶毒地模仿卡森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 制造民众对卡森作品的误读, 等等[8]。
就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证过“生态的整体性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来实现的”, 恩格斯也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 强调“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则是从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异化消费批判等维度进行的挖掘。事实上, 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与批判, 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有所区别的最根本标志。制度批判和异化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衍生和呼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 必然导致消费观念的异化;反之, 技术的滥用、消费观念的异化也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见,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作品中没有也无法从这一层面进行论述, 体现出其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局限性, 从这一角度,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四、结语
《寂静的春天》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影响了美国一代人, 也影响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方向, 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环保运动。这部作品也被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广为流传。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对当今环境恶化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摘要：文章通过回溯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中体现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在肯定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积极意义的同时,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新视角,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与评述, 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维度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76.
[2][3]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99-200;
[4][5][6][7]蕾切尔卡森.吕瑞兰, 许长生, 译.寂静的春天[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批判视野 篇6
“芭比娃娃”诞生于二战后的美国。她的制造商——美国马特尔公司创始人露丝·汉德勒 (Ruth Handler) 于1959年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芭比”。从此, 世界上最成功的女孩玩具诞生了。马特尔公司认为“芭比娃娃”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摩登女郎, 所以一直以来努力把她塑造成一位智慧、独立的时代女性, 希望在她身上能折射出社会发展与女性进步②。而芭比娃娃的目标市场也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与白人群体——为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孩儿们描绘她们华丽而洋气的梦。从这里回归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理论中来, 在考察权力构成与互动的框架背后, 我们不难看到实际中客观评估芭比文化下所掩盖的一系列微观层次上的运作与权力斗争。从结构化理论的使用出发, 笔者尝试这样来理解与批判芭比文化:在社会场域, 由能动性所引发的建构性的行动与社会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相互塑型③。
一、商品文化:芭比文化形成的背景
著名黑人女性学者、文化批评家安·杜西尔 (Ann Ducille) 在她的《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异销售规则》一文中, 就是基于商品文化的背景, 以芭比娃娃为例探讨了性别和种族的问题, 把芭比看作当代商品文化的性别化和种族化了的偶像。我们难以承认芭比只是对帮助儿童决定自身和周围事物价值起到关键作用的简单娱乐开心的工具, 其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作用在差异化的销售规划战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商品文化同样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体系下商品化的产物。所谓商品文化 (Commodity Culture) , 是指“在商品经济形态中, 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理想、审美意识、哲学信仰等方面内容及其特征的综合概括”④。有学者认为, 商品文化是一个与文化工业具有相同哲学意义的概念, 是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文化工业生产中获得其内涵规定的。商品文化注重的并非文化艺术观念本身的价值意义, 而是这种文化艺术作为商品所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益;另外, 商品文化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 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⑤。芭比娃娃作为商品, 生产者追求的是它的经济利益。而当我们将其置入商品文化的大背景中去, 它的生产与营销过程中所带有的女性身体神话和暗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就这样被放大化了。
二、传播与社会性别:芭比文化中的女性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不认为社会性别 (说得再具体一些, 为女性) 问题是“社会建构的沉默”, 因为其与社会性别理论都同时强调社会性而不是生理性或者是心理性的范畴。它聚焦于社会性别和阶级两重性 (duality of gender and class) 的研究即父权制 (patriarchy) 和资本主义相互构建的理论①。可以预见的是,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学说对权利、平等与压迫等问题的共同关注使其在文化批判领域联袂的趋势日渐明显②。
(一) 父权制下的芭比文化
“实际上最值得注意的是, 芭比发挥着一种M.G.洛德成为不分种族或民族地教化女性品质的功能。”很久以来, 芭比一直使女权主义者感到非常不快, 她们抨击它是毁灭式的女性美和女性身体神话的表现, 父权制通过大众文化和商品文化之类的载体使这个神话长久不衰③。所谓父权制, 就是男人对女人结构性、制度性与历史性的支配与利用。这种结构性的体制赋予男性凌驾于女性的权力, 这种体制也被极度地自然化④。而或许芭比文化正是通过制造金发碧眼的娃娃这种最不易令人察觉的方式完成了父权制的勾当对儿童玩具的完美伪装。
回忆童年时代我们身边的芭比娃娃, 这样一个具有成年女性分明曲线与成熟性器官的时髦玩偶形象, 总留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化印象:少女生活对具有品味与一定资本的人的诱惑与挑逗。在芭比娃娃表面看来性感的身体上, 永远贴着性感高贵的标签;而褪去芭比华丽的外衣, 却不难看到隐藏着的父权本质——没有性的女孩儿仍然性感且保留着童贞, 任由父权制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奚落与猥亵。芭比文化在塑造这样一个完美的肉体偶像之时, 也同时建构了父权制中理想化了的女性品质, 并完成了对于这样身体神话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宣扬与洗脑。
此时再来反观社会现实, 从芭比文化衍生出社会性别之中人们对于女性的态度。1961年, 马特尔公司将芭比打入欧洲市场, 芭比的男朋友肯出现, 这是马特尔公司推出的第一款男性玩偶。1992年, 马特尔公司补充了她们的男友加马尔。芭比被理论化为视男人为附属品的女权主义英雄。而安·杜西尔以为这种思维过程也可能把小猫咪看作女权主义的猫类, 用女权主义小诡计取得胜利⑤。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猫一样的女人”一类说法, 认为猫如女人般温顺柔弱得人怜爱, 易感化强势甚至倾向诉诸暴力的一方、使之被软性的手段驯化。在众多影视作品中, 美女与野兽的形象亦是同样的叙事方法。浅与深、善与恶、女与男、弱与强, 这样一组组强烈对比的符码告诉我们, 乍看猫一样浅色、善良的女性用聪慧而弱势的品质驯服深色、恶意并带有兽一般野性色彩的男性, 实则不然。“战胜了野蛮的并非智慧, 而是没有头脑、照顾不了自己的那种女性品质。”⑥
(二) 芭比文化对女性儿童的涵化作用
众所周知, 芭比的身体比例被设计为严重偏离正常人的生理标准。芭比拥有超级模特一般惊人的身高:5英尺8英寸, 约合1.7米;以及梦幻般的三围——36-18-33。曾有人以3D技术还原了芭比的“黄金比例”, 结果显示, 3D版娃娃脖子太过纤细而无法支撑头部⑦。这样的身材比例为试图模仿芭比的女性儿童带来梦魇。而抛开单纯对黄金身材的盲目追捧, 芭比文化对女性儿童在审美观上的全局性侵略也可见一斑。
什么是女性之美?帮助女性儿童获得很好的自我感觉, 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商业操纵的过程中, 用一种商品文化下塑造的性感而童贞的女性偶像构建女性儿童的审美体系, 这是极具风险的。女性儿童在接受这样信息刺激的同时, 会认为美是带有身体特征的定性的视觉现象, 甚至有些会感知到优质的身体特点背后隐含的身价。这信息显然是与一头浓发、华贵而洋气的衣服以及其他看得见的美丽、财富和成功等外表符号而非头脑的符号联结在一起的⑧。因此, 对芭比文化争议较多的一点也正是在此——对女性尤其是女性儿童所带来的审美上的畸形。
三、传播与种族:芭比文化中的种族意识形态
1903年, 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W.E.B.杜伯伊斯 (Dubois) 说道:“20世纪的问题, 是肤色界限的问题”。⑨聚焦芭比娃娃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种族主义不断被检验、挑战、重塑和再修正的过程, 而这些差异性营销规划的实践本身也被深深打上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烙印。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种族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体系下结构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原因。
20世纪60至70年代, 美国黑人运动风起云涌。1967年, “有色的弗朗斯 (Francie) ”以芭比来自英国的表妹的身份出现。这款黑色芭比的推出表面上表达了对黑人种族的关照, 但实质上却只是对其皮肤的染色——“色点和其他方面的细微变化仅仅显示出编码形式不同的面部特征”。①所以必然地, 黑色芭比带给非裔儿童的并不是一种属于黑人群体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相反却表现出一定程度上自我概念的否定。从带着种族主义区隔意味的取名, 到仅仅只是简单采用种族符号化特征进行改造的外形, 白人的中心主义一直在作祟。而后期出现的一系列基于快餐式消费的跨文化芭比, 更是打着“跨文化”的旗号, 大肆地宣扬其为跨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实则一种差异化的营销战略, 旨在为产品打上劣势异族群体的标签, 使猎奇或收藏心理成为推动商品文化的机器。于是在这里, 种族差异就像异族的芭比一样, 仅仅是具有观赏性的走俏商品而已, 多元文化主义就此成为沉默的螺旋。
商品文化中的商品与文化不是融合的吗?实际上, 不是所有的文化商品都能创造出平等的文化交流平台。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权力作为幕后推手, 已经将跨文化主义碎片化, 进而瓦解成以主流文化为中心、次生文化以被动的姿态被主流文化所容纳的“多元”体系。在这样的框架之中, 不论增加多少被“建构”出来的他者文化, 都不会触及西方种族根本戒律与文化范式的任何。或者说, “这些玩具娃娃象征和表征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代商品文化之下的处境:它已经成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条简单而利润巨大的途径, 因为欧洲中心主义表面上给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 但是失去了种族差异的特殊性”②。
四、结语:芭比文化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芭比文化就是消费对象本身。芭比娃娃从诞生至今, 其在玩具领域巨无霸式的全球扩张几乎从未停止脚步, 在差异化营销战略的部署上也一直渗透在社会性别和种族主义之中。芭比文化的盈利目标与资本主义及父权制的规训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通过对权力体制中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 在打造新一轮芭比文化与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中异常隐蔽地操纵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③。
最后引用安·杜西尔的一段话, “听一听我们的语言:我们‘容纳差异’;我们实行‘种族宽容’。通过质询和普遍化的复合骨折, 他这不是按其自身的形象被复制, 而是按我们的形象去复制。如果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和‘他们’, 那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是我们。”所以芭比文化背后隐含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远不止这么简单, 以一种批判的视角去看待流行的文化现象或许是需要我们长期探索的。
摘要：芭比娃娃从诞生至今, 其在玩具领域巨无霸式的全球扩张几乎从未停止脚步, 在差异化营销战略的部署上也一直渗透在社会性别和种族主义之中。芭比文化的盈利目标与资本主义及父权制的规训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通过对权力体制中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 在打造新一轮芭比文化与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中异常隐蔽地操纵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笔者尝试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芭比文化进行批判, 浅析芭比娃娃背后的性别与种族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