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错误认识的批判

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错误认识的批判（共3篇）

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错误认识的批判 篇1

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错误认识的批判

耿有权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本文对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八个理念误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了如何看待这些理念问题的想法，希望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认识，形成重要共识，进而对我国在21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行动有一个科学的评价。

关键词：一流大学；理念误区；评价

在我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之后，国内高校特别是入选“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少数全国重点大学就开始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并实施实际的冲刺行动。它们比较一致的战略提法是，把自己的学校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开放式）的大学，并各自为实现奋斗目标设定了一定的期限。但是在经过几年之后，一些大学在实践中发觉自己原初拟订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过于乐观，于是再次对自己的战略规划或行动策略进行了研究和调整。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我国高校创建一流大学的行动迎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理念问题困扰着大家，如校名内涵、办学规模、投资力度、一流标准等。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理念问题，我们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行动中就难以大踏步地迈进，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对其中比较突出的理念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期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

一、认为校名问题影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建设

在我国，不少人认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校名很重要，因此，如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应该叫“大学”。于是在高教领域内，出现了“升格风”“换牌风”，如大专类学校变成本科类院校、专科类院校变成综合型大学、系所升格为学院、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甚至研究院，原本一般性大学，偏要冠以“研究型大学”“高水平大学”等称号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呢？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当今的一流大学就不难鉴别了。

在美国众多的名校中，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IT），前者有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者有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们的校名仍然叫作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已经涌现了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核物理的重要学派，可是它依然叫实验室。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开创生物学新纪元的微生物学家马斯德、生命哲学的创立者柏格森、存在主义哲学先锋萨特以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可它还是保持原有校名不变。［1］

这些校名看似“小的”，但并没有降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地位，相反，由于其小而有名气，更令人钦佩和仰慕。可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非由校名决定，而是由学校自身的实力决定，说到底是由它培养的重量级人物的影响和规模来决定。因此，我国高教领域中曾经兴起的“更名风”，是看错了创建一流大学问题的本质，如此反而不利于大学的发展。

二、认为不扩大办学规模就难以实现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

在我国确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校合并的政策出台后，曾经流行一股论调，认为在今后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大学的发展规模是越大越好或者至少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小了肯定是要吃亏的”的。理由是规模较小的学校在高教市场上竞争力肯定减弱，不利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或“巨型大学”。

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我相信只须从国外举几个一流大学的典型例子就可以辩明白的。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是闻名世界的一流大学，可自创建以来，历任校长始终保持该校只能拥有2000名左右学生的办学规模，然而它却拥有63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5名美国国家

工程科学院院士（1990年数据）。

从1923年以来，有21名教师和校友获得诺贝尔奖。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它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只是一所学生不过几百名的袖珍高校（现时也不过千名左右），但始终是世界顶尖大学，无人否认。［2］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中，门类齐全、规模巨大的美国众多名校却落后于只有理工文等少数学科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可见，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以规模决定其高低或名气的，而是以自己的内涵和人才的质量来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规模就不重要，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一流大学的规模都比较大，他们确实比一些小的学校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但那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刻意合并而成。

因此，我们万不能以此作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客观标准。否则，将走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误区，从而不利于我国高水平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三、认为建校历史不够长的学校难以冲刺世界一流大学

确实，在当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绝大多数学校都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如英国牛津大学有800多年历史，美国哈佛大学有300多年历史；斯坦福大学也有100多年历史，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有240多年历史，日本东京大学有130年历史，等等。但是历史不长的学校中也有跨跃式发展成为世界知名高校的。如我国的香港科技大学，她建校也仅10多年，但由于扬长避短，重点发展纳米材料研究，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果而大大提升了该校的学术地位和国际知名度。

另外，历史长短也是相对的。例如，当美国哈佛大学举世闻名的时候，斯坦福大学还没有建立，然而建校后她奋起直追，终于成为驰名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带动了美国相关产业的大发展，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在于该校首先抓住学科建设不放松，并在其中又选择了容易攻破又具有自身特长的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学科，使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最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这些事例表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当然会给学校的发展带来好处，但是“白纸一张也可以绘出美丽的画卷”。人类在众多领域的成就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真理。鉴于此，中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必为历史是否悠久背包袱。而要认清形势，面向未来，奋勇直追，在发展中证明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就象历史上制造“两弹一星”那样，坚信只要拼搏就能出成就。

四、认为投资达到美英水平时才能谈得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据说，哈佛大学过去15年的捐款达到190亿美元，每年开支20亿美元。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每年的科研经费都是2亿英磅，相当于10亿多人民币。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个行为科学系每年的经费为2.4亿美元，比我们的一个重点大学的经费还要多20倍。我国的重点大学——北京大学每年的经费仅是香港一所普通大学的百分之一。［3］从这些数字看来，我国的重点大学在资金上与发达国家大学的差距非常之大。

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在最近若干年里都无法成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其推理很简单，“你的钱没有人家多”。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只是一个重要方面。资金的充足确实可以提供发展的条件，可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造较高的资金平台。

但是让我们翻看一下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历次创举，如六七十年代的“卫星上天”“两弹爆炸”，还有刚刚发射的“神州五号”载人飞船，等等，哪一项成就不是国际一流水平？但“卫冕上天”“两弹爆炸”等成就的取得，都是在国力相当虚弱的时候。

因此，在改革开放、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为增强，虽然资金仍然不足，但创建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纵观中国大学的科研发展实力后，曾乐观地预言：中国离诺贝尔奖“只差一步之遥”。其实，即使没有名人鼓劲打气，中国人也应该对创建几所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

五、认为在国内排行榜前若干名的大学才有望冲刺一流大学

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通的看法是，位居世界或发达国家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在国内民间几家研究结构排定的高校排行榜后，即依据这些排行榜，特别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和网大的排行榜，排定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备选学校。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对眼下的排行榜及其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其中普遍的共识是，这些排行榜使用的方法一般是将大学的若干项目进行量化打分，如经费情况、教学情况、教师情况、学术声誉情况等，然后把他们的分数相加，即形成国内高校排行榜。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一所大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的可以用数据进行硬性分析，有的却不能。例如对一流大学的建立起相当重要作用的软指标，如校风、凝聚力、社会声望等就难以量化。例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等，虽然在硬性指标上不够有力，但是她却很有办学特色，仍不愧为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以片面的标准对大学进行排行，那么势必导致一些有特色但总体实力靠后的大学的无奈。换言之，有些本来富有特色的著名大学，因遭到片面的评估而不能获得合理的排名，这不仅是个别学校的名誉损失，且会造成误导，把人们引入迷途。譬如，看到国内排在前列的大学都是规模较大的合并院校，自己因此效仿而走上片面扩大规模之路。这是值得教育界同仁提高警惕的，也是国家须通过教育政策加以引导的。因此我们万不可随心所欲，片面追求一流水平，否则，不久的将来，必定自吞苦果。

六、认为中国大学永远跟不上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不少。他们的理由是，目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等，都是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投入巨资并选准突破口才发展到今天的一流水平的。有专家在分析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后认为，目前在世界前100所大学中，大陆至今尚无一所，排在200-300名之间的也仅仅只有一所。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进入50强，至少也要进前100名，否则就不能说我们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4］再说，如果设定以上这些名列前茅的大学现在的水平为世界一流水平，那么等我国高校赶上他们之后，他们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台阶上了。这就是说，你发展，别人也在发展；你追赶，别人也在再超越，因此，他们将始终站立潮头。应该说，这种观点很时髦，也很有市场，但显得过于悲观。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向世界体育界人士学习。在过去多年的世界体育盛事中，其中总有少数打破世界纪录的，但他们往往并不是来自实力巨大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而是来自小的国家、弱的国家，让人“看不上眼”的小将，但是他们照样为自己的祖国捧回奖杯，赢得世界级的荣誉，为全世界所瞩目。有言道：万事相通。体育界的竞争精神和发展策略确有值得我国教育界、科技界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要适应未来高等教育的竞争形势和新要求，不停地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策略，谋求在科技领域“称雄一方”或“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中国早日实现，甚至可以在某些重要领域超越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七、认为只有获得诺贝尔奖才算建成合格的世界一流大学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设有医学、生物、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类奖项，还设有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等。显然我国比较看中的诺贝尔奖倾向于前者，当然也包括后者中的和平奖。对文学奖，认同度不是很高。如果以是否获得自然科学奖来评判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与否的话，那么，中国的大学追逐的主要目标必然是自然科学奖项了。但是，世界上除了这个大奖之外，还有许多大奖类同于诺贝尔奖，如在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即是。大家知道，2002年世界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法国年轻的数学家拉佛阁获得了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据说，他对世界重大难题——“朗兰兹纲领”，埋头研究了七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取得了成功。近10年来，法国已经出现了4位菲尔兹奖得主。正是由于这些出色的数学研究，法国才成为公认的世界数学大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菲尔兹奖设立以来的70年中，没有一位中国大陆数学家获得。［5］在我国高水平大学竞相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这类大奖。因此这些奖项的获得，同样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象征。也就是说，在我们设定的争取一流目标之中，不能漏掉与诺贝尔奖齐名的世界级大奖，因为它们也是衡量世界级水平的“标尺”之一。特别是，我国在这个领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和杰出人才的记录。

八、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制定操纵在国外人手中

当中国政府提出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时，很多人自然想到的是，我们要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看齐，实际上是以它们的办学模式作为我们奋斗和成功的参照系。于是将它们的评判标准所具有的内涵与数据加以量化，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归纳成几条而形成一个“硬指标”，并要求中国的大学以此为奋斗目标。其实，这是很不正确的认识，是一大误区。我们评价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我们需要带上“中国的有色镜”，即需用中国自己的标准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并不是否定现今世界一流大学那些共性的量化指标，如师资、学生数、留学生数、设备、图书、杰出校友、声誉等等，而是说，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而且必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杰出的贡献，就象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一样，为它们所在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作出非凡的贡献。这就是说，既要有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还要有中国自己的个性。因为只有拥有个性的大学，才能拥有更多的光彩，正如在文化方面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一样。历史上中国人在发展教育方面是得到赞誉的，例如杜威就说，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蔡元培比不上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校长；但从教育上讲，牛津剑桥的校长比不上蔡元培，因为后者改造了一个大学，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6］因此，只要我们的发展适应社会前进的方向，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可以嵌入“中国特色”四个字的。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新事物都会有一个适应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误区和问题是正常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但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要回避或受困于这些误区和问题，而要客观地正视和对待这些误区和问题，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我们中国未来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还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既要看到世界范围内创建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也要看到体现国别特点的个性特色。也就是说，我们要始终辨证地看待世界一流大学，进而辩证地看待我们自己所要创建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在行动中随时纠正各种错误的倾向和不足之处，从而使世界一流大学在我国表现出一流的国际水平和优秀的中国特色，并为世界高等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

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错误认识的批判 篇2

一、政府主导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运动

从现代大学的演化历程看,政府力量在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显著,无论是西欧中世纪时期出现的博洛尼亚大学(建于公元1088年)与巴黎大学(建于公元1257年),还是美国殖民时期诞生的8所常春藤盟校(其中只有康奈尔大学成立于公元1865年)都不是当地政府有意干预的产物,而是自身逐步积累的结果。不过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与大学所肩负的社会职能的扩大,政府逐渐成为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许多经验表明:“由于配置先进的科研设施和从事前沿的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因此,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直接的政府力量倡议和支持,是很难快速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1]由于认识到政府力量在推动学术进步和科研实力增长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国家或地区为了提升高校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竞争力和学术排名而相继制定并实施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与措施。

纵观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这场由政府主导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已经席卷亚、欧、美等大洲,截至2015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计划”,它们既包括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也包括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等。尽管各国或地区所推行的创建计划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然而其目的却存在相似性———都是为了提升大学在国际大学排行榜单上的位次,赢得自身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话语权。现将部分主要国家的创建政策进行简要介绍:

(一)德国:“卓越计划”

德国是欧洲国家中最早实施大学战略资助项目的国家之一。2005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与地方各州政府达成战略共识,决定共同实施“联邦与各州关于促进德国高校科学与研究卓越计划的协议”(Exzellenzinitiative,简称“卓越计划”)。该计划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有潜力成为“学术界精英”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予以国家层面的资金支持———计划的入围者将会在2006年~2011年间获得来自联邦及各州共计19亿欧元的资助。为了巩固已有成果,德国于2012年着手实施第二个“卓越计划”。预计到2017年底,第二个“卓越计划”的资助总额将达到27.237亿欧元。[2]“卓越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增加政府对于优质科研机构的活动经费的资助使得德国大学与研究机构能够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进而增强德国大学在国际研究领域内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吸引国际优秀人才来德学习和工作,同时实现德国高等教育从均衡发展向追求卓越发展的过渡,最终实现德国高等教育领先世界的复兴目标。

(二)俄罗斯:“5~100计划”

俄罗斯政府历来重视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实施了“创新大学项目”(Innovative University Programme)、“联邦大学计划”(Federal Universities Project)和“国家研究型大学计划”(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Initiative)等项目。迈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逐渐将顶尖大学作为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重视发挥具有世界一流科教水平的大学在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同时陆续颁布一系列加速本国高校发展的政策措施。2012年10月,俄罗斯政府颁布了第2006号政府令《俄罗斯一流大学提高国际竞争力措施实施计划》,该计划是俄罗斯正式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后颁布的第一个国家政策性文件,也是具体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核心计划。2013年3月,俄罗斯政府批准实施名为《5~100》的211号项目,该项目是核心政策的具体操作措施。按照这一计划,俄罗斯政府将于2013年至2017年间每年分别拨资金9亿、10.5亿、12亿、12.5亿、13.1亿卢布用于支持国内一流大学提高科研竞争力。[3]俄罗斯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前,有不少于5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

(三)法国:“卓越大学计划”

法国政府于2010年启动了“卓越大学计划”(Initiatives d’Excellence,IDEX),该计划是法国近年实施的大型国家建设工程———“未来投资计划”(Investissements d’avenir,简称“大贷款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卓越大学计划”是基于法国内部各个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集群状况而实施的,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重组。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重组实现学术资源的深层整合,从而吸引最优秀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进入法国顶尖大学,最终提高法国高校在国际上的学术知名度,同时提升法国科学成就的世界影响力。[4]“卓越大学计划”的预期目标是为法国建设5到10所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顶尖大学,确保法国大学始终保持世界一流水平。

(四)韩国:“BK21-PLUS工程”

韩国于1999年启动“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计划”(Brain Korea 21,简称“BK21工程”),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打造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生院培养一批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与开发人才,进而推动韩国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2008年6月,韩国教育科技部公布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The World Class University Program,简称“WCU工程”),该计划主要通过聘请国际知名的外国学者来韩国大学任教,提高韩国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从而帮助韩国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从2013年开始,韩国政府开始推行“BK21工程”与“WCU工程”的补充方案———“智力韩国21-PLUS工程”(Brain Korea 21 Program for Leading Universities&Students,简称“BK21-PLUS工程”),该计划旨在通过提高韩国大学的自主性与责任意识,从“质”上提升韩国大学的教育与研究水平,最终让韩国高等教育具备国际领先水平。

(五)日本:“21世纪COE计划”与“全球COE计划”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2年出台了“21世纪COE计划:为形成世界性研究与教育基地而实施的重点支援项目”(Center of Excellence,简称“COE”)。该计划的特色在于日本政府将把资助的重点向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教育中心倾斜,进而通过引导和促进各个大学发挥自身研究优势和办学特色来创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特征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了巩固“21世纪COE计划”的现有成果,日本政府于2007年正式启动了其后续计划———“全球COE计划”(Global COE Program,简称“G-COE”)。该计划旨在根据日本各大学的个性与特色“进一步充实和强化大学(研究生院)的教育研究功能,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基础上培养能够引领世界潮流并且富有创新能力与创新思想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在各学科领域内重点支持高水平的国际性教育研究基地建设,以此培养优秀的年轻科学家”。[5]这一计划通过对教育资源的集中投入,以保障日本高等教育追求学术卓越,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而创建世界一流科研基地和世界一流大学。

(六)印度:“卓越潜力大学计划”与“创新大学计划”

为了鼓励本国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上追求卓越,印度政府在其“九五”计划(1997~2002年)期间启动了“卓越潜力大学计划”(Universities with Potential for Excellence,简称“UPE计划”)。该计划在关注印度大学整体发展水平基础上,聚焦于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注重提升大学优势学科的基础设施水平。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下属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简称“UGC”)于2013年启动“创新大学计划”(Scheme on Innovation Universities,简称“SIU计划”),该计划更加关注新兴学科的培育和发展,更注重提升印度大学的创新能力和校内外协同创新发展的能力,积极鼓励印度的优秀大学开展跨学科教学和研究,使其成为世界一流的创新和研究中心。[6]目前,“创新大学计划”尚未完全展开,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一方面就该计划的具体细则进行讨论,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将这一计划与“UPE计划”合并的可能性。

二、各国或地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措施

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国情和高等教育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各国或地区所出台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在实施主体、具体步骤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然而就各国或地区现有政策措施的整体模式来看,其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一)政府成为创建计划的主导力量

就本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出台与实施过程来看,能够发现政府在创建计划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普遍充当着计划的设计者、支持者和实施者的角色,这又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为创建计划由国家或地区的最高教育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第二种为创建计划由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机构负责管理;第三种为创建计划由政府借助于社会中介组织负责管理。

第一类的典型代表是韩国。韩国“BK21计划”由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和韩国科学研究基金会为主管部门,并设立了专门的BK21计划管理支持委员会,下设大学政策办公室、计划实施情况督查委员会、学术和研究事务部门及BK21计划管理和支持小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7]

第二类的典型代表是德国。德国的“卓越计划”由联邦教育部授权德国科学理事会(WR)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两个机构共同管理并由两者组成的共同委员会和资助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共同委员会的职责包括:确定资助条件、在项目遴选的第一阶段决定提交完整申请书的大学名单、在进入第二阶段评选后确定最终评选意向。资助委员会成员由共同委员会的26名成员、各州科学部长以及联邦政府科学部长组成,其对申请项目拥有最终决定权。[8]

第三类的典型代表是我国香港地区。香港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发起并组织实施和管理。该机构的职责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为教育资助委员会提供有关策略,特别是就评选准则提供意见;二是挑选一些卓越学科领域的建议,然后确定优先次序,以决定是否获得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资助;三是监察获得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卓越学科领域建设,并评估有关建议的成效。[9]不过,从第六轮开始,“卓越学科领域计划”转交给研究资助局设立的大型研究项目督导委员会负责。[10]研究资助局透过教育资助委员会向香港政府汇报其职权范围内的各项事务,同时提交参考意见。就以上三种情形来说,政府都是创建计划的发起人和推动者。

(二)择优建设成为创建计划的主要策略

目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策略,通常会有三种:择优式、合并式与新建式,三种策略在实际运行中各有利弊。

总体来看,各国或地区在推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时普遍采用了“择优式”的发展策略,这是指政府采取特殊资助、重点扶持与资源重组等措施帮助少数已经具备卓越发展潜质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提升学术科研实力,进而增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其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次的发展策略。德国“精英计划”是采取“择优建设”发展战略的典型,德国精英计划委员会在2006年1月公布了“精英计划”第一期的评选结果———27所候选大学中选出了10所,157个卓越研究中心申请机构中选出了41个,135个研究生院竞争者中挑选出39个。入选的10所大学中有7所来自巴登-符腾堡(Baden-Württemberg)和巴伐利亚(Bavaria)两个州,而在入选的研究中心中仅有10%是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入选的研究生院则大多具有较强的跨学科背景。[11]俄罗斯的“5~100计划”也是采取“择优建设”的方式。2012年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一流大学提高国际竞争力措施实施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国内的优质大学,提高其科教竞争力,努力推动5所俄罗斯大学2020年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强。[12]2013年7月,俄罗斯公布了16所入围“5~100计划”的高校名单,这些学校将平均获得6亿卢布的资金支持。

(三)培养人才与提升科研成为创建计划的现实目标

从各国或地区出台的创建计划来看,尽管在总体目标上都是以打造世界一流大学为导向,然而在现实目标上却大多以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升科研实力为着眼点。

韩国“BK21工程”的主要目标就是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在学校建设方面,韩国提出的目标:一是要建设具有世界一流研究水平的研究生院,从而为韩国社会发展提供优良的科研和人才支持;二是要创建一批高水准的地方大学,提升地方高校的办学竞争力。在人才培养方面,韩国提出要打造公平的竞争机制,鼓励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培养社会所需的专门人才。[13]德国“卓越计划”的目标:一是在高校管理上,通过促进不同机构间的竞争与合作来推进各个高校强势学科和专业的发展;二是在科研水平上,通过加强德国科研机构与高校的研究实力为德国的世界科学研究领域的强势地位奠定基础;三是在人才培养上,通过出台多项举措来大力推动高素质科研人才的培养。[14]日本“21世纪COE计划”的目标: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要在日本大学中建立若干学科为基本单位的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基地;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力提升日本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研究的科研水准,努力培养世界顶尖的高科技创新人才;三是在办学质量方面,对重点项目与专业进修倾斜式投资,积极引导和促进各大学与研究机构形成自身优势、特色和个性,创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且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15]

(四)重点学科与项目成为创建计划的主要资助对象

日本的“21世纪COE计划”是以资助重点学科为主要方式,其资助对象为国立、公立与私立大学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能力或具备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与学科。在2002年开始实施该计划时,日本政府将申请学科限制在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情报·电气·电子、其他边缘·交叉学科及新领域等10个学科群,2004年又增加了“革新性学术领域”。[16]2007年开始,日本政府在“21世纪COE计划”基础上启动了“全球COE计划”,新一轮的资助覆盖生命科学、化学、材料科学、社会科学等9个领域的140个项目。[17]法国和德国则是将重点科研或实践项目作为政府资助的主要对象。法国的“卓越大学计划”可以定性为是一种教育实验项目资助,其核心为资助大学的创新与改革,并非单纯的一种研究项目,而是将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的项目,其候选项目的标准既包括研究基础方面,同时也包括实施方面。[18]德国的“卓越计划”可以定性为一种科研项目资助,其资助类型包括“卓越集群项目”、“研究生院项目”和“未来构想项目”三类。“卓越集群项目”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和培训机构进行资助;二是对应用技术大学、校外研究机构和企业界间的合作项目进行资助。“研究生院项目”主要资助一些优秀的博士生培养项目,通过为博士研究生的国际化跨学科研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来提高德国博士生培养的总体水平。“未来构想项目”资助大学拓展优势学科,提高国际竞争力,计划资助10所大学,每年每所大学资助2,100万欧元,申请该项目的基本条件为至少已经入选一个研究生院项目和一个卓越集群项目。[19]无论是资助重点学科还是资助重点项目都反映出政府对于教育资助的认识更加深入,资金的使用也更加合理。

(五)严格评估为创建计划提供质量保证

就各国或地区在推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而言,基本上都采取了加强评估与及时调整的策略来保障计划能够取得设计者的预期目标。

德国政府十分重视评估活动在“卓越计划”推进中的作用。2008年11月,德国科学理事会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向德国科学联席会正式提交了“卓越计划一期(2006~2011)”的项目评估与执行进度报告,这一报告对“卓越计划”自2006年推行以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严格评估,明确指出:“卓越计划”的实施对于德国的科研领域已经产生一定影响,但要真正达成预期目标,还需更长的运行时间。2009年,德国联邦和州政府共同签署了《德国联邦与州关于继续实施德国高校卓越计划的协议》,这一协议决定延长“卓越计划”。第二期“卓越计划”于2010年开始启动,与第一期不同的是,第二期选拔过程仅有一轮,在资助经费上也有变化。[20]第二期的卓越计划选拔历经两年,并且考虑了第一轮卓越计划的反馈结果,新加入的“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项目倾向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且部分项目带有明显的跨学科倾向。[21]日本“21世纪COE计划”的评估包括事前评估、中期评估和事后评估。事前评估主要是对申请基地的研究实力、发展规划等进行评估,包括初审、复审、协调和确认四个阶段,最后给出确定立项、有可能立项和不立项三种结果。中期评估主要是了解基地发展情况,以便根据问题及时调整或终止资助。评价等级分为五级:一级为计划进展顺利,可顺利达到目标;二级为达到预定目标,但需要努力;三级为有一定困难达到目标,需适当调整计划;四级为很难达到目标,需大幅度调整计划;五级为难以达到目标,终止资助。事后评估主要是就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进行评估,分为四个等级:一级为能充分达到目的;二级为实现大部分目的;三是一定程度上达到目的;四是没有取得很大成绩。[22]

三、各国或地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与启示

(一)重视政府在创建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对创建经费的保障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主要体现为一种政府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还要加强政府对创建计划的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投入,阿特巴赫(P.G.Altbach)曾对“成功的研究型大学”的特征进行了总结:“研究型大学是十分奢侈的机构,比起其他大学,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以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研究型大学必须有足够、持续的财政预算,如果资金不足或者其波动过大,它们将难以取得成功。”[23]各国或地区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都深刻认识到了政府资助在推动计划执行中的重要作用。德国政府预计在10年间将会对入选“卓越计划”的相关机构进行高达53亿欧元的资助,其中第一期(2006~2012)已经投入29亿欧元,正在执行的第二期(2012~2017)的预算达到24亿欧元。[24]日本政府对入选2002年度“21世纪COE计划”的COE平均经费分配额为131,740,000日元,而对入选2007年度“全球COE计划”的COE平均经费分配额为251,560,000日元。[25]

(二)做好宏观教育规划,整合区域高校资源

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需要有长远规划的指导和配套措施的辅助,所出台的政策措施既要与国家或地区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适应,又要与基础教育领域的实施现状和未来改革要求相契合,同时还应与其他类型高校的发展计划相协调,使之形成一个多元交错、相互配合、彼此推动的良性高等教育系统。

一个运行良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并不仅是只有杰出的研究型大学,同时要有特色突出的专科大学与优秀的职业院校,做好高等教育宏观规划,整合区域高校资源是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策略。法国“卓越大学计划”在遴选院校集群时是按照区域资源整合的逻辑进行的,根本目标在于优势互补,从而促进科研机构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等的互利作用,实现深层次的资源共享。以巴黎萨克雷大学为例,该校在迈向卓越的过程中联合了巴黎-萨克雷及周边地区众多法国顶尖学府及研究机构,其中大多已经获得各自领域极高的国际认可,包括巴黎十一大学、凡尔赛大学两所综合大学,巴黎高等商业研究院(Ecole Polytechnique)等10所高等专业学校,国立中央科学研究所等7个研究所以及2个商业合作机构。[26]韩国的“BK21工程”既推崇同一区域内大学之间的合作,同时又兼顾合作机构之间的类型互补。按规定,申请“BK21工程”的大学必须组成跨校的“研究联盟”(Research Consortia),这一联盟要包含一个主导性质的大学和数所参与性质的学校或科研机构,具体而言,入选“BK21工程”的项目大多是由高水平的研究生院、地方性大学、建立与世界知名大学之间的科研与教学伙伴关系三个子计划组成。[27]

(三)尊重大学办学地位,加大重点学科支持力度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归根结底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内在要求的外在投射,其中离不开大学内部各种力量特别是学术队伍的支持和投入,政府只有做到尊重大学的办学主体地位,着力调动大学内部的建设积极性才能推动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另外,在尊重大学办学地位的前提下,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大学中具有潜力的重点学科的发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学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实际执行者,而学科则是大学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功能的基本平台,是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体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学科,通过一流学科建设进而能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最终提升一所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法国政府在资助过程中采取学校与学科并举的方式。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签署大型国家工程“未来投资计划”,其中包括“卓越大学计划”、“卓越实验室”等诸多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子项目。“卓越大学计划”主要以学校为资助对象,而“卓越实验室”、“医疗教学研究中心计划”等子项目则是以学科为着眼点,每个子项目都有不同侧重点。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卓越大学计划”也非常注重与“未来投资计划”中其他子项目间的衔接,从而将有效促进新技术的研发、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型卓越实验室的诞生,刺激教育的创新能力及吸引力,提升教育的国际开放程度并拓宽教育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领域。[28]2012年5月,俄罗斯颁布联邦总统令《关于国家政策在教育科学领域的实施措施》正式提出“2020年前,俄罗斯不少于5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在新的政策中,俄罗斯继续坚持对高校的重点投入,同时也开始支持一流学科和学者的发展。[29]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措施中,以学校为资助对象能够将经费以整体形式赋予高校,由学校自身进行自主调配,可以保障高校的自主权;以学科为资助对象不仅能发挥政府宏观引导的作用,而且能使学科突破学校的界限,实现跨校合作,激发学科活力,因此,尊重大学的办学主体地位,加大对重点学科支持的力度普遍成为政府采取的现实策略。

(四)完善政策评估机制,吸收独立机构参与评估

政府在计划的监督与评估环节应该持开放态度,积极完善评估机制,努力吸收社会独立机构或组织参与计划的审核与评价。

就评价主体而言,为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及专业性,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计划评价中会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日本在评选受资助大学时引入了第三方组织负责,同时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入选项目的评价与考核。文部科学省将COE评审工作委托给中介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该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具体负责COE评审细则的制定、审查、监督与评价等相关事务。由日本学术振兴会主导成立的“21世纪COE计划委员会”的委员都来自教育界和产业界,并且在委员会人选的安排上充分体现了参与的广泛性。日本文部科学省将全球COE计划委托给独立行政法人机构的做法则显示了其对第三方组织在评价过程中的信任。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加大第三方机构在评价机制中的作用,能够显著提高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及专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进独立机构作为评价主体时,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加强对该机构评价资质和能力的审核与考察,确保其评价标准和评价水平能够与国际水平保持同步;二是在做好前期准备的条件下,可以尝试引入国际评价机构对本国或地区计划的设计与执行进行评估,从而加快一个国家或地区融入国际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进程。

(五)引进退出调整机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一些国家在出台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中建立了退出机制,尽管具体形式有所区别,但都对提升经费的使用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德国“卓越计划”的一大特色就是“非终身制”,在德国政府公布的2012~2017年的第二期计划中,首轮入选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被淘汰,同时新增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布莱梅大学、科隆大学、图宾根大学5所大学。德国政府对计划中被淘汰的高校并未采取立即停止资助,而是给予最高为期两年的“缓冲期”,在“缓冲期”内,联邦和各州支持的资助额度为1.625亿欧元,依据缓冲时限实行递减资助。[30]这种动态且柔和的退出机制不仅引入竞争,保持了整个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而且也兼顾了科学研究的周期性,使被淘汰的高校能顺利地完成原有计划,保障前期经费投入的有效性。除了固定名额的淘汰机制外,有的国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建立了奖惩制度,以此来推动已经入选相关项目的大学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势。韩国政府在“BK21工程”实施过程中利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等取样方式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常规性检查,在2009年及2011年的年度评估中,将位于末尾的团队减少其所获经费的10%来奖励给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团队;在2010年及2012年的中期评估中,对位于末尾的团队将减少其经费的20%,用来奖励给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团队。[31]退出机制的引入能够把资源的竞争变成一种常态,使大学始终保持危机意识,同时能给未能获取教育资源的大学提供努力进取的希望,从而惠及更多的高等教育机构。

关于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 篇3

关键词:一流大学 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9)20-124-02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春天。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所进步。1990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的专业学位。1998年985工程启动。继而,211工程涵盖了中国100所高等院校,其中34所是研究型大学。985和211工程的学校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方面的支持,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大学发展的新基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得到重视,教育成为全球化竞争中重要的一环。国家对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也愈发强烈。清华大学在1985年召开的学校第七次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93年,国家教育部开始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此后,中国首批进入国家985建设的9所大学相继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规划。

一、关于重点建设目标和整体水平提升的矛盾问题

教育的重要性业已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之中,教育似乎仍处在中心之外的位置。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政治的开明,军事的强盛,经济的繁荣,这些也成为了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推力器。于是,对于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就显得极为迫切,教育的昌盛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的相关系数逐渐上升。各界希望借助大学的力量发展社会事业的渴望也逐渐显露出来。

基于我国的国国情,国家提出了集中建设几所重点高校地计划。从上个世界末开始,接连推出了985工程和211工程计划。鼓励和扶持国内科教水平相对领先的几所高校迈开大步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样的重点建设计划确实给一些高校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也使得被扶持高校的科教水平得到了提高。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的高教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在以往,基本上每个部属或者省属高校都有自己的支柱学科和学科领军人物,但现在的学科带头人基本上都集中与几所著名高校当中。过去的人才培养是让专家以点带面,而现在则是把各个点集中起来堆金字塔,用金字塔的塔尖去靠近世界一流的门槛。很难讲,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中国出现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代表着中国的高教整体水平有所提升。

在这种背景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的分化日趋白热化。虽说在我国。早有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分,但自90年代兴起的大学排名的热门现象似乎已成为正常。从小处着眼,高考填报志愿家长会参照大学排名。甚至一所大学所获得的科研经费的也与其大学排名有关。

2008年中国大学前20名排名情况

校名 所在地区 学校参考类型

清华大学北京市 理科类研究1型

北京大学北京市 综合类研究1型

浙江大学浙江省 理科类研究1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 工学类研究1型

南京大学江苏省 综合类研究1型

复旦大学上海市 综合类研究1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 理科类研究1型

武汉大学湖北省 综合类研究1型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 理科类研究2型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 综合类研究2型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网,教育在线http://gaokao.eol.cn/html/g/daxueph.shtml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东部地区的名校显然多余东西部地区,而这些学校又因为良好的声誉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投入,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生源。如此百年陷入了恶性循环,大学发展的马太效应就愈发明显了。第二,这排名前20位的高校均是985高校,985俨然成为了一个名牌大学的俱乐部。加入“985”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力、物力,更好的学生,更大的发展。长期以来,985工程入选的学校并不会被除名,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只进不出的俱乐部会给其会员带来长久的收益。中国有句古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校的发展也是一样。如果加入到985工程就等于是入了保险箱的话,竞争压力减弱,斗志也会随之减弱。

第四,位列前十的大学均属于34所的行列。985,211开始成为好学校的代名词。

先做一个类比:当年马克思预计的社会主义,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并进行建设。但实际上,却出现在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当年就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在封建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同样的道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一定要在985高校呢?笔者认为,事物总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当中,目前看来属于一流行列的大学不能保证永远处于领先,当然各方面的支持会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这其他院校的优势专业和优势学科,不排除后来者居上的可能。对于一流学校给以支持,同时对于其他院校也要重视,不能厚此薄彼。这就类似于一个生物循环系统,高级生物的存在,给需要低级生物的营养供给。某一方面的独大,会滋生很多的“不良反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竞争中谋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一方面,使得“吃皇粮”的学校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学校提供了力争上游的机会,弱化“马太效应”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关于中国高校科研与世界一些国家的差距问题

注释:n.d表示未收集到数据;①每一百万中科学家的人数/人口;②被引用论文位列前1%的数量③单位:10亿美元④单位:美元⑤单位:千美元⑥引用率最高的论文平均要花费的研发经费(单位:百万美元)

转引自: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从表1我们看出,中国在与美英等核心国家相比之下,在研发方面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研究型大学承担了对于科学领域的探索,知识的创新,传播,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和科研人才,产出科技成果的任务。但无论从科学家的数量和论文成果,以及支出方面,其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使得人们产生怀疑的是,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当我们以某两所我国高校为代表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国人力资本培养的温室。大量的国内一流学生流入国外,出国热一年胜似一年。当国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这些人才后,去出现了人才外流现象。接受这些人才的国家不花费一分一厘变为本国带来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当这些高、精、尖人才流入国外之时,无形之中,两国的人才贸易顺差形成了,又如何在科研方面实现对中心国家大步的追赶?所以,问题又回到教育的本意上来,只有一个人真正素质上的提高,其不仅在能力上得到发展,思想上也是进步发展的,才能看到对于他的实际的教育成果。

知识帝国的框架在不断充实和发展,作为科学全球化构成的关键之一,研究型大学将科学、学术和新的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为社会培养新的劳动力,发展所需的科学新知识,同时还是全球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十分重要。因而,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大学大发展和一流大学的建设,但是真正意义上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是上述各方面的绩效,还有社会文化的共融。大学产生的高深学问在科学界生产和传播,大学本身的文化无论是后的载物或是教人求真在社会范围内的共荣亦是一流大学应有的引领作用。

科研的差距和教育的差距是不能划等号的,教育的结果往往不直接体现在的成果上。也不能单单凭科研的成果来品评一个大学的好坏。否则,急切的功利思想只会带来高教的唯目的性,大学的人文素质缺失,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

三、关于建立中国一流大学的前景问题

虽然我们认识到建立中国一流大学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仍应客观分析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前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一定有成功的一天。

第一,中国有大量勤奋的学生,中国的孩子从小在传统文化重视读书学习的氛围下长大,拥有着很强烈的学习动机。但是中国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明显的重科研而轻教学的倾向,加之扩招后教学质量明显下滑,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占优势,甚至会成为缺口之一。显然这是对我国创建一流大学不利的。因此,改变现有的教学状况,抓教学质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人才,提高学校的整体水平。

第二,我国要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提高科研的能力和水平。诺贝尔奖是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的标志,据统计,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有70%在大学中,特别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而我国真正本土意义上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凤毛麟角。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必然是一名学术大家。我国目前可称得上为大家的人可说比上个世纪还要少了,20多年来,可说没有一个数学家可与华罗庚比肩,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学术比前人还要落后吗?肯定不是。而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科研、学术的心态变了。

第三,要在我国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建立起我国自己的质量评价体系。虽然,现在每年教育部都会对个高校进行评估。但是,却出现了很多的弊病。很多学校“大烧纸钱”,购地建房,名义上是迎评促建,实际却是表面工程。把钱用在教育所需的地方,用在更可以提高学校科教水平的地方,是现在中国高校领导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提高高校的软实力要比提高硬件要重要的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不是一两个月的评价就能看到结果,中国的高校要有不攀比,不炫耀,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安安心心做事业。而世界一流大学应是“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平和的心态,是成功的基础。

中国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化,经历风雨沧桑,几起几落而繁盛不衰,其中是我们的教育一脉相承。在将来的岁月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时间问题,是努力问题,更是我们的心态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廷柱.我国高校推进战略规划的历程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2007,(1):60.

[2]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75

[3]菲利普·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

[4]菲利普·阿特巴赫 亚洲的大学历史与未来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5

[5]王伟廉.关于在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6)

[6]张小鹏.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要;张晓鹏.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