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共12篇）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1

自1977年恢复高考, 30多年来中国高校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 2007年中国普通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招生规模分别达到570万人和42.4万人, 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达1738.8万人, 研究生110.5万人, 在校人数位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 已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虽然中国高校的规模迅速膨胀, 但办学水平普遍较低, 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很大。中国最好的清华大学, 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也在百名开外。中国高校的水平不仅不能跟美国、欧洲比, 不能和日本韩国比, 甚至不能和以色列、台湾、香港的大学比, 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符。

究其原因, 有人说事教育投入太少的缘故, 有人说是历史原因。但这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中国高校课程设置存在严重问题;中国高校职称评定有严重问题。

一、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课程设置现状

1、过分重视英语, 现在的大学生, 大一、大二一半的精力都在背单词、过英语四、六级。

2、过分重视数学, 中国高校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 甚至是美术、体育等专业都必须学习高等数学或线性代数。

(二) 课程设置不当造成的严重后果

过分强调英语和数学学习浪费了学生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 可以说大学的一半以上时间浪费在了英语和数学的学习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毕业后数学和英语根本无用武之地, 虽然基本上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过了英语四、六考试, 但是有能听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播出内容、能翻译外文的资料图书的学生却很少。同样, 辛辛苦苦学完的高等数学, 工作三、两年后就忘个一干二净。

但是, 目前, 许多大学都非常重视英语和数序的教学, 把英语四、六级过级率作为考核目标。

(三) 改革建议

虽然目前中国的国际交流不断发展, 但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条件走出国门或经常与外国人交往, 所以有必要不硬性强制英语教学, 可以把英语作为选修课仅供部分对英语有特殊爱好的人选学。大多数学生集中精力学习专业课程。的确美国、欧洲的科技值得我们学习, 今后我们和世界的交往会越来越多, 一定要求有人掌握好英语, 多数人如果需要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可以聘请他们翻译。

二、职称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职称评定的现状

1、过分强调学历, 大学教师的最低门槛定在研究生学历。许多年长的教师因为没有研究生学历, 面临不能晋升的尴尬局面, 为了能晋升, 部分考取脱产的研究生, 但大多数因为有家庭, 不得已考取在职研究生。

2、过分强调论文, 谁发表的论文多谁就晋升。

(二) 职称评定造成的后果

1、研究生入学考试严重不合理。

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难点不是专业课, 教学时间越久的老教师专业课水平往往越好, 但令人不解的是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数学等公共基础, 是全国统考, 统一阅卷, 统一划录取分数线, 专业课却是各个高校自己出题。造成了公共基础成了考研的门槛, 专业课考试成了形式。值得注意的是, 教学时间越久专业水平越好, 但是英语和数学水平越差, 这样研究生考试年龄越大, 考取难度就越大。如果一个刚毕业的非财政专业的年轻教师和一个财政专业的年长教师一起报考财政专业的在职研究生, 因为刚毕业的老师英语数学水平高, 所以被录取的几率也就更大。晋升高级职称最低要求必须是研究生学历, 所以很多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 为了晋级不能把精力集中在教学上, 而是重新拿起了闲置已久的英语、数学。有的老教师因为备考, 没有时间和精力备课, 用旧教案上课, 甚至迟到早退。

2、唯论文定水平严重不合理。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文明史, 即使每年出一篇好文章, 我们现在就可以拜读五千篇好文章。全国高校每年能出10篇能流芳百世的文章就不少了。因此, 鼓励教师出成果写论文本身是对的, 但是更应该强调成果和论文的水平, 而不是数量。

(三) 职称评定改革建议

1、研究生考试改革。

教师的本质就是教书育人, 教师的专业课水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而专业水平高低和英语数学水平高低不一定相关。有个美术教师, 书法绘画都是一流, 但是就是因为英语差考不上研究生。有个小有名气的律师法律条例滚瓜烂熟, 也因为数学英语原因丧失就读研究生的机会。建议研究生考试特别是在职研究生考试, 可以把专业课作为考核的重点, 这样那些年龄大、专业课好的教师, 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那些与数学英语联系不密切的专业可以不考公共基础;与英语数学有一定联系的专业, 可以增考公共基础, 在录取时优先考虑专业课成绩, 专业课成绩相差无几时优先录取公共基础成绩高的。

2、职称评定改革建议。

目前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高校差距很大, 盲目要求高校教师写一流的论文, 不仅是不现实的, 而且使他们忘记了本质工作——教书育人。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 没有能力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因此不能期望所有的老师都能出成果和论文, 即不能人人都有资格晋升高级职称, 高级职称只授予少数能出高水平成果和论文的人。鉴于目前大多数论文都是粗制滥造, 建议在职称评定中不再把论文数量作为晋升指标。为保证多数的出不了高水平成果论文的人, 集中精力给学生上好课, 应建立教学评估鉴定机构, 对专业水平高, 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晋升职称,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论文和成果。永远不能忘了教师的基本任务是教学, 教学好才是根本。这样, 能够出高水平成果和论文的人能够晋升职称, 没有能力出高水平论文成果的人只要能教好学也能晋升职称, 既突出了成果论文的重要性也保证了大部分人安心教学。

3、取消职称评定中的英语考试。

鼓励教师掌握好外语, 可以根据外文专著的水平考核, 如考雅思试题, 这样少数的外语突出的人也可以因为外语突出得以晋升。

三、总结

课程设置不合理浪费了学生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 职称评定的不合理造成了教师的精力用在了发表论文或学习英语、数学上, 而不是用在专业课的研究上, 结果是教学水平的下滑。因此当务之急不应该硬性要求高校教师必须完成一定量的论文成果, 而是保证他们专心授课;不应强求学生学好英语以图出国发展, 而应踏踏实实学好专业课。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中国的高校水平不可能得以提高。解决上述两大问题, 就能让学生和教师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课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只有中国高校老师不再为论文和学历发愁, 而是集中精力好好教学, 中国高校的学生不再把英语和数学作为首要课程, 集中精力学好专业课, 中国高校的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提高。

总之, 中国高校应看清自己的实际水平, 不要盲目地和世界一流大学攀比, 中国高校目前还不具备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实力, 所以绝大多数中国高校不应该把学术作为办学的重点, 而应把教学作为办学的重点。

参考文献

我国普通高校在校人数世界第一[J].陕西教育, 2008 (1) .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2

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文昨在杭谈中国大学——未来10至20年，中国会产生世界一流大学

这两天，美国名校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杭州，他是来浙江大学参加“中国-耶鲁大学领导高级研讨班”。

昨天，他与耶鲁大学副校长罗琳达接受媒体采访。

谈及中国的大学，副校长罗琳达非常看好：“我相信，在未来10-20年，中国会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学。”

用“无用性”的通识教育 替代功利教育

在耶鲁，“有用性”的功利教育被摈弃。

副校长罗琳达认为，“有用性的教育，只专注于某一专业的教育，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其实，早在1828年的《耶鲁报告》中就提及，“学生获得某一专业的知识，就像脑子里装进了一件物品，但这种填充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

“无用性”的通识教育，被重视。“在美国，一流大学更重视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跨学科的教育。”校长莱文表示。这样，他们既能欣赏丰富的人文艺术，又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一般而言，美国学生在前两年可以自由并广泛地选择学科，后两年再挑选专业进行学习。前两年的通识教育过程中，“赋予学生更广阔的视野，培养他们批判性的思维。同时，这也是培养学生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和公民意识。”莱文说。

相较专业知识，“学生更需要的是思考的框架，让他们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流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其实，在耶鲁，“学生的压力也不小。”莱文笑着说。不过，他们功用地学习，同时也尽兴地玩耍。耶鲁的学生们，能在300多个学生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的领导作用。

一流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扩大他们的视野。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培养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

自1854年，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从耶鲁毕业后至今，赴美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攀升。但是，莱文发现，“中国学生大多非常关注或是擅长某一领域。”

他建议，“不妨大胆地去尝试新的领域，拓展你的视野。理科好的学生，可以多选音乐、艺术或是艺术方面的课程。文科好的学生，我建议他们选修科学方面的课程，不用害怕。说不定，在接触中，你会发现新的发展可能性。”

谈及中国大学，副校长罗琳达说，“32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参观大学。32年间，中国高校的发展非常迅速，这是其他国家不可比及的。”她相信，“在未来10-20年，中国会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学。”

校长的职能是“找人”和“找钱”

“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是找人和找钱。”莱文曾经这样定义“校长”。

吸引优秀的学生，需要优秀的师资。在耶鲁，就有这样一支团队在运作。

“今天早上，他还在打国际长途电话给一位教授，他在全球排名前五名，我们希望他能加入耶鲁。”莱文笑着说。

而一名好的校长，又该具备怎样的能力？“必须具有影响力和领导力。”他说。

具体来说，就是：制订引领大学前进的美好远景并能够将其准确传达；制订远大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同时，具有变革精神、冒险精神和权力意志。

其实，莱文“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校长，“有时是学生，有时是教员。”只要莱文有空，他就会在校园逛逛，与学生聚餐，或是与学生一起打球。

每天晚上，他会与《耶鲁日报》(耶鲁学生自己创办的报纸)的学生沟通。“听他们的想法，回答他们的问题。”莱文说。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3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看—下国内重点高校的分布，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它们基本上都坐落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而伴随着这个现象的是这些高校规模越大，其科研产出的人均效率反而越高。这一个“怪异”的现象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一一没听说“体量大”和“效率高”会一直呈正相关趋势，但仔细想想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规模越大的重点高校越能争取到国家和地方投入，而身处大城市更能吸引到人才，跟西方高校的财源不同，国内高校“捐赠”少，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和“地方”两块，地处经济发达省份／直辖市的高校在“地方投入”这个举足轻重的资金来源上又得天独厚。高投入导致人才密度提高再导致高产出，所以就形成了中国高校的“马太效应”——领导们使劲地把大学的盘子做大，而越是规模大的学校在吸引资金、师资、学生等方面越容易做得好。所以“985”高校与非“211”的普通地方高校的相对发展差距只怕是越拉越大，而身处发达城市的少数“985”高校在投入上左右逢源，发展上一枝独秀或者说已经达到“一骑绝尘”的境界!

中国知名大学趋于“大而全”这个特点是近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和高等教育“定向性”布局的一个结果，它已经成型且日趋“牢固”。我—直在思考的是中国高校在往世界前列冲击的过程中这个“结构性”的特点有什么优势可言?会给自身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个人的猜测是放眼若干年以后，我们的高校中恐怕无法发展出一些像普林斯顿、斯坦福大学这样的精品学校，也无法建立一些像杜克那样远离中心城市的一流大学，甚至难以建立顶尖的如医学、法律等“小而精”的专科大学。

那么我们的“世界一流高校”将会是什么样的呢?“大而全”不见得是坏事，如果规模和综合是我们眼下的基础，我们也许可以重点做“交叉”，未来新知识的产生将主要来源于学科交叉和综合。目前国际国内的高校都在将树状的运行模式改为平面式的运行方式，成立院际交叉性的研究院和中心，以推动创新。但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交叉平台与原有院系之间的成果分配和资源争夺始终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我们应该考虑穿越国外高校现有的发展方式和过程，进到下一步去——考虑推翻(至少一半以上的)现有学科布局，裁撤现有的系，大规模地成立全新的交叉学院并以此为基本管理单元实行滚动式发展和更新。举例来说，将一部分数学、物理和工程类专业学科组或教研室与医学或生命科学学科合并，成立“医学工程学院”等有社会需求的复合型新学院，每隔几年作评价和调整。

未来的大学生都将是复合型人才，本科生双学位也许是最基本的要求，用人单位如果需要“专”一些的人才，就招硕士、博士。也许这样的新型大学才能跟社会需求对接得更好，也许这才是我们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一个立足方式。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4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

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方案》),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双一流”方案》中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目标,为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设定了时间轴,还提出了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四项基本原则。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考察期间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些都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设定了标准,也彰显了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的中国特色。因此,深刻领会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在实践中凸显这些原则的中国特色,对于推进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至关重要。

一、坚持以一流为目标,扎根中国大地发掘比较优势

《“双一流”方案》中提出要“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1]。这一原则包含着两层逻辑内涵:一是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高水平大学才具备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国家将主要支持国内高水平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分类来看,世界范围内尚没有“高水平大学”的提法,这个提法是我国的独创,是我国在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过程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重大的发展意义。一方面,它的提出弱化了大学的办学层次、类型,甚至大学的身份,国内任何大学都有可能建设成为高水平大学,这极大地调动了地方高校建设高水平大学或区域领军型大学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升;另一方面,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从功能上来看也不具有排他性,“高水平”体现了大学在社会职能上的程度较高,它主张大学与地方经济和社会的紧密融合,突出大学的社会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性。《“双一流”方案》中对“高水平大学”进行了重新解读,“世界一流大学”是指处于世界大学前列的大学,而“高水平大学”专指在国内大学排名中处于前列的大学。从我国目前的大学发展水平来看,高水平大学虽然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但世界一流大学却一定是高水平大学。

《“双一流”方案》中提出的“坚持以一流为目标”的原则,同时也勾勒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路径,即通过重点支持创办国内高水平大学,促进高水平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因而,如何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建成高水平大学,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高校发展的重要目标。“高水平”代表着大学建设的目标,也代表了大学建设的品质,这种高品质体现在大学的办学实践上,即大学如何在未来的发展建设中突出自身的特色、追求自己的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历程中,不乏高校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美国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专注于本科教学成为高校中的“贵族”;韩国科学技术学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依靠科技知识转化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十大高校之一;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凭借地区贡献、服务本州经济,成为美国“南部的麻省理工”。由此可见,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双一流”方案》拓宽了对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认识,在建设过程中高校应当探索自身的特色,发挥比较优势,除了一流的科研之外,高校也可以追求一流的教学、一流的创新、一流的地区贡献等。随着高校的大学章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财政投入与支出等政策的相继出台,我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逐渐成为各个高校的自主选择,加强大学的内部治理,发掘大学的比较优势,追求特色的卓越之路,是我国大学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坚持一流目标的重要体现。

二、坚持以学科为基础,不断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

《“双一流”方案》中提出要“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1]。这一原则的实施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一是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我国大学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三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所谓学科,它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知识体系,二是学术制度[3]。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发现,“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认为“办大学就是办学科”[5]。由此可见,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核心环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基础。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也纷纷围绕学科开展规划与布局。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围绕世界科技前沿及国家重大关键技术需求,集中力量建设20个左右的高精尖中心,力争在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大的突破[6]。广东省遴选7所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18个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拟用5—10年时间,建成若干所具有较高水平和影响力的大学,培育一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特色重点学科[7]。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一流学科遴选工作的通知》,计划到2020年在全球ESI(美国科学基础数据库)学科排名中取得重大突破[8]。以学科建设为抓手促进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双一流”建设规划与部署的共同特点。

探讨我国大学如何推进一流学科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高校遇到的主要共性问题:其一是高校办学自主权落实问题;其二是大学内部治理的问题;其三是学科评价标准问题。首先,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需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调动高校发展学科的积极性,需要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由国家控制模式逐渐向市场模式转化,明确政府与高校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划清政府与高校在管理事项上的“边界”,遵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理原则,凡是法律未禁止的事宜都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畴。其次,学科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大学的内部治理,它需要高校提供优质的学科发展环境,给予学术发展足够的空间,这需要妥善解决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实现学术权力的相对独立,其根本途径在于落实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权,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第三,还要明晰学科的评价及其标准。从学科评价来看,学科评价有两个标准:一是学术性标准,即明确的研究主题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二是实践性标准,即学科必须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9]。前者可以称为学术逻辑,后者可以称为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逻辑来看,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主要包括一流的科研、一流的教学,同时,一流的教学与科研的直接承担者是一流的师资队伍;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主观的,不同国家、地区评价一流学科的标准各不相同,它应当为地方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作出贡献,主要包括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因而,我国大学在推进一流学科的建设中,应当尊重学科的学术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利用国际公认的学科建设指标体系促进学科建设上的世界一流,另一方面也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扎根于中国大地,融合本土的中国特色,重视学科建设不断面向国家、区域创新。

三、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在面向社会、服务国家中追求卓越

《“双一流”方案》中强调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1]。把握这一原则,需要在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解决评价标准的问题,以及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应该树立起怎样的“绩效观”。

我国高校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评价体系上需要依据国际上的一些评判标准,通过客观的指标与统计标准进行评估、测量,从而比较与世界一流大学在一些指标上存在的不足之处。目前全球较为有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包括QS大学排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等。这些大学排行榜都有各自的侧重点,例如QS大学排名看重“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师生比”“教师人均论文引用率”“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等指标;《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主要侧重于“国际化程度”“教学指标”“研究指标”“学术影响力”等指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侧重于“学术论文的发表与引用”“国际、区域的学术声望”等指标。这些国际通用的大学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够帮助我国高校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了解自身发展在某些指标上与其他学校的差异,但并不意味着弥补了指标上的差异就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些评价指标不能完整地体现高校的综合实力,一方面在于这些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与权重各不相同,往往会出现同一大学在不同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相差较大;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大学排行榜所使用的标准和计量工具对欧美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或地区的大学比较有利,而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大学的办学水平容易被低估。因而,我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国际通用的大学评价指标来促进自身进步与发展,但也不能唯大学排行榜或评价指标是从,应该充分扎根于中国特色,在面向社会、服务国家的过程中追求大学发展上的卓越,形成自身发展的鲜明特色,培养一流人才,为社会作出一流贡献。

《“双一流”方案》中非常重视“绩效”这个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绩效评价与评估,不仅明确了以绩效为杠杆的基本原则,还在支持措施中进一步指出:“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1]这意味着国家在鼓励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会逐步通过绩效来统筹高等教育,对高校的财政投入也将根据绩效来调整确定。既然是绩效考核,必然存在着绩效考核的主体,以往对高校的绩效考核主要由教育部以及地方的教育厅、教育局来主导,考核的标准和指标相对单一,主要集中考核高校的论文发表、学校排名、科研项目数量、科研经费到款等,忽略了对高校内涵发展质量的考核与评价,因而,绩效评价的结果缺乏一定的公信度和科学性。正是基于此考虑,国家在《“双一流”方案》中提出了要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并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价的方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高等教育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是国家进一步落实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抓手。2015年5月,教育部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12]从第三方评价机构来说,今后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年度报告或蓝皮书等形式发布高校绩效评估方面的报告,为我国的政府或高校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从高校方面来说,我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离不开第三方机构的参与和支持,不仅需要高校能够积极开展自主评价,还需要与有影响力的教育服务机构、评估机构开展合作,通过第三方全面、深入、客观的评估,进一步发现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中不断发展。

四、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在文化融合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双一流”方案》中强调要“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1]。把握这一原则,需要不断明确我国高校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应当着重加强哪些方面的改革,以及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当前,我国高校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机遇与挑战。随着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长速率的下降,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将难以继续保持高增长,这也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办学的新常态,这对我国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带来了挑战。但同时,现行条件下,我国大学也存在着各种机遇。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越来越重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通过“管办评分离”政策、大学章程的建立、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确立等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在明确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因而,下一阶段,我国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可以较为自主地根据学校的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的综合改革与治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14],内涵式发展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学深化学校的综合改革的目标和重点:一是不断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加强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进一步捋顺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发挥二级学院在高校办学、资源配置、财政预算等方面的主体地位,实现学院在权责利上相统一,调动学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办学积极性;三是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高校教师的聘用管理,盘活高校的人才资源,引进与培育并举,通过政策引导激发高校教师的活力,建立起一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四是进一步顺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趋势,推动高校的科研体制改革,着重加强科研成果的培育与转化,围绕国家急需发展的行业领域和具有高新技术的前沿研究领域,重点面向国家经济、科技、民生等重要战略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以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五是不断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化水平,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现代大学制度代表着大学的组织理念,也体现着大学的精神,更融入了深刻的教育哲学,因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内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美国大学为例,早期的美国大学继承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和法人实践,但在殖民地统治时期,学术人员不足,只能由学校所在地的公务人员与神职人员来管理,进而使这些大学形成了“美国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大学的现代化治理也体现了不同利益的博弈,并经历了校友进入大学董事会、大学董事会成员宗教身份淡化、董事会决策的专业化和科学化、大学筹款方式的专业化等过程,从而形成了美国特有的现代大学制度。由此可见,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过程实质是本土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因而,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其核心思想是立足于“中国特色”。大学组织与社会的融合就是大学制度现代化的过程,它需要本土文化的参与和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大学组织,这也为我国高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即立足于“中国特色”,借鉴世界名校的现代大学制度,继承与发扬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传统文化、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设计与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1][2][10][11][13]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Z].2015-10-24.

[3]周光礼.反思与重构:教育法学的学科建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6):50-55.

[4]刘经南.树立大学科建设理念推进一流学科的跨越式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05,(Z1):19-20.

[5]刘献君.大学之思与大学之治[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17-37.

[6]关于印发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的通知[EB/OL].(2015-03-13)[2015-03-27]http://www.bjedu.gov.cn/publish/portal27/tab1654/info38355.html.

[7]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名单的通知[EB/OL].(2015-06-30)[2015-07-13]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507/t20150713_590730.html.

[8]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一流学科遴选工作的通知[EB/OL].(2015-12-04)[2015-12-14]http://www.zjedu.gov.cn/news/144921334552992572.html.

[9]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中国高教研究,2016,(1):65-73.

[12]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Z].2015-05-06.

牛津,世界一流的“穷”大学 篇5

5月2日，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南京“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语惊四座：“中国高校的新楼，牛津快比不上了，我们最特别的优势———昂贵的导师制遇到财务的挑战，但是我们不会因此放弃传统，我们可以停止投资楼房和设备，也不会停止投资导师制。坚持对人的投资，并事事做到优秀，是最根本所在，无论是教育理念、招生还是教师团队的建设。”

堂堂的牛津校长竟然跑到南京“哭穷”？这座有着900年历史，至少产生过25位英国首相、30位外国首脑、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国王的世界一流大学，真的“差钱”差到要停盖大楼的程度？

千真万确。让我们回溯到去年10月1日，汉密尔顿出任第296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上，前任校长约翰·胡德的离职演说吧———“牛津预算连续四年亏损，面临严重财务危机，未来10年需要超过10亿英镑的投资将学校„不合需要‟的设施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准。”而最近《泰晤士报》也印证，“牛津大学每年的财政赤字约2000万英镑，幸好它拥有年年赚钱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弥补”。

事实上，牛津拥有完备的筹款制度，在英国大学中“吸金”向来首屈一指。仅前年就进账了1.2亿英镑的捐款，近五年不算国家拨款，单捐助收益就高达7.7亿英镑。那么，这些钱都流向何方？真的是只投“人”不投楼，再穷不穷教学？

汉密尔顿校长给我们算了几笔花销账———

一为学生提供英国高校中最高奖学金。牛津为本科生每年提供10550英镑的助学金。汉密尔顿上任后提出“零需求”奖学金制度，即根据学生的学术能力招生，不让任何一个达到牛津入学标准的学生付不起学费。“必须让任何有学术能力、潜质的学生上得起大学”是他就职时的承诺。

二是学费多年“不涨价”。牛津本科学费上限一直是3225英镑。而其他英国名校都希望学费与美国大学“齐头并进”。因为，美国常春藤名校每年收取五万美元学费，约3.1万英镑。但历任牛津校长“从不屈从于经济利益诱惑，既不大幅提升学费额度，也不大幅扩招国际付费生”，若与国内高校学费20年增长25倍相比，汉密尔顿真有点“死脑筋”。

三对本科生的投入居英国高校之首。“我们培养一名本科生每年要花1.6万英镑，4年下来就是6.4万，其中导师制是„大头‟。”汉密尔顿骄傲地说，这是牛津延续700多年本科教育的“珠宝”。每位导师每周“一对一”地辅导1至4名学生，而每堂课给导师的报酬就达40多英镑，若加上教学管理的成本，代价更高。据测算，牛津每年对每位学生的教学费用投入，比学费、政府资助收入平均要高出8000英镑。

四是金融危机后政府拨款有所减少。去年，英国政府宣布未来三年高等教育开支将削减6%。目前，英国政府每年拨给牛津大学的教学资金约5200万英镑，平均到每个学生约合4000英镑，扣除3225英镑的学费，学校每招一人每年要“亏”8775英镑。尽管政府拨款不溢反损，汉密尔顿还是否决了下属学院“要求将学费上涨到每年5000英镑，另加5000英镑左右的伙食及住宿费”的申请。

“穷”大学、富教育，从汉密尔顿身上，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一种高贵的“大学精神”，这与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大学在大师，不在大楼”的至理名言，何其相似，又何其发人深省？有趣的是，在这次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预言：“25年内，中国将有7所名牌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我不知道莱文的放言是否有恭维的成分，我能确认的是，25年后，我们一定有一大批仪器设备、校舍大楼世界一流的“富”大学，甚至让牛津自叹弗如，但在那些举世无双的大楼里，极可能独缺世界一流的大师和拥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从而沦为世界一流的美丽“空壳”。因为，“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让我们记住与牛津不分伯仲的哈佛校长科南特的话。

朱清时 “另类校长”南下

2009年12月下旬又一波冷空气南下，入冬以来深圳最冷的一天，路人少见地穿起棉袄。朱清时独居于闹市区一家政府宾馆的套房，未来大半年，他很有可能以此为家。去年，62岁的他从任职10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位上退休，本可以重拾学者生涯，清静地度过退休生活。但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人选，却悄悄锁定了这位中科院院士、国际知名化学家。

全球遴选历时一年，朱清时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遴选委员会全票通过，成为我国首位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这一重任落在朱清时肩上，与其说是机遇和幸运降临，不如说是使命和责任降临。若单纯从名利考虑，他已当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在中国，还能有多少大学超过中国科大？

在朱清时心中，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彻底“去官化、去行政化”，而“官化、行政化”正是中国教育最大的积弊。

任中科大校长期间，朱清时直陈现行大学教育弊端——“大学像官场”，“应试教育阻碍创新人才培养”；当许多大学不惜举债大兴土木之时，中科大顶住压力不建新园区，同时还是2000年以来全国惟一没有扩招的高校；他还多次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他说，“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甚至造假迎评不同，中科大“原生态迎评”，没有手捧鲜花迎接教育部的专家评估组，甚至没有在课堂上给评估组安排听课坐的凳子。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6

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张杰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适宜大学成长的一片新的热土。未来20年间，中国完全有可能出现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在听完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十八大报告后，十八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很激动，他认为，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为高等教育、为大学的成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大学必将在这一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历史使命。

张杰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十八大之后的10年，“是中国的机遇，更是大学的机遇。我国大学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机遇”。他预测：“未来20年间，中国完全有可能出现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未来20年，

中国将出现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经济周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和高校努力的目标，中国高校肩负着怎样的使命？

张杰：我国之所以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特别的关注，是出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新型国家，这需要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撑；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目前，中国正处于五千年来最好的一段发展时期，时代为我们成就梦想提供了条件。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分布，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中心不断转移的标志。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完全可能成为全世界最适宜大学成长的一片新的热土。未来20年间，中国完全有可能出现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大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何优势？

张杰：社会需求是最根本的、比什么都重要的动力。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一系列中国独有的后发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改革。中国要想走得更快更稳更远，只能依靠改革推动，包括高等教育的改革。当然，只有允许并鼓励改革，中国的大学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去做自己想做的、社会需要的事情。

第二个优势是资源。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面对全球变局，政府非常清楚财富应当投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用于提高全民素质和全球竞争力。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大学发展的资源显得前所未有的丰厚。

第三个优势体现在管理者身上。我们这一代大学的管理者，大都在世界一流大学长期学习和工作过，对世界一流大学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感悟。同时，恰恰正是这一代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有着最深刻的认同、最坚定的立场和最深厚的感情。我们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最大的信心和决心，并愿意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

学生要成为创新人才，老师要成为一代宗师

《中国经济周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无可循的路径？

张杰：在我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框架或实现路径，可以理解为构建与完善三大体系：堪称卓越的人才成长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文化传承引领体系。

首先是卓越的人才成长体系。我们的目标是学生要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教师要成长为一代宗师。这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特点。

其次是卓越的科技创新体系。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大学是创新的不竭源泉。

第三是卓越的文化传承与引领体系。大学代表着一个国家文化、精神、理想和激情的高地，全社会公平、正义、良心和自由的最后堡垒。大学要是没有希望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希望了。

差距主要在师资水平上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高校在师资、人才等“软件”方面颇受质疑，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张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硬件”方面我们差不多已经赶上来了。目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软件”上，尤其是师资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其责任，在于提供有创新思维的教师与有创新潜质的学生相互激发的创新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不是学校要求教师发展，而是每个教师自己主动地要求发展。学校的责任，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支撑和制度保证。

《中国经济周刊》：除基本办学条件和教师水平外，世界一流大学还需文化建设，您怎样看待大学文化建设？

张杰：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将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方面。我们希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不仅在硬件设施和师资水平方面，能够与世界一流大学并驾齐驱，同样重要的是，还要加强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建设。大学对人文精神和学术文化的追求，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未来。

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在发扬光大大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人才引进的实践，参考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建设经验，大胆引进与本土创新两条腿走路。

大学管理还不能“无为而治”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样看待大学建设中的量化指标以及绩效管理？

张杰：现阶段中国的大学管理还不能实行无为而治，否则将失去许多因国家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发展机遇。现阶段有必要加强以“规范管理”、“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定以大学章程为总纲的法规制度。当然，所有的规则都必须符合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7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大学》:纪校长, 您好!这些年大家都在讲世界一流大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也再次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 但总体上感觉世界一流大学似乎很遥远、不太好把握。请问您是如何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

纪宝成校长 (以下简称纪校长)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目前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做过认定。其实大学办得好与不好, 在长期教育实践当中我们是有印象的, 名牌大学就是从办学实践中产生的, 而不是评选出来的。大学排行榜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是商业社会搞出来的, 我们过去没讲过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不等于说没有名牌这个说法, 名牌大学这个提法早就有了。我国的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来的。我们是个大国, 应当有世界一流大学, 这不仅是政府部门, 也是教育界的一种愿望。

1990年, 当时国家教委还提出, 中国人民大学 (以下简称人大) 是国家前十名的大学, 应该努力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好像国家教委不这样要求人大了, 而只重视理工科了。那个时候是重理轻文最严重的时期, 因为很多人片面地和错误地理解、解读邓小平同志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把这句话当成了重理轻文的根据。我认为, 小平同志没这个意思, 这是有些人误解了, 误读了。那种认为只有理工科才能建成一流大学的认识是不对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最出名的可能是人文社会科学。所以, 不要仅仅看SCI这类指标。我认为, 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看对本民族、本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这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杰出贡献首先表现在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上。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不是看一时一事, 而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和观察得出的结论。如果这样看, 在人们心目当中, 中国无疑有若干所名牌大学首先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名师对名校也非常重要。一方面优秀的师资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一方面会有大批的高水平科研成果。优秀的人才培养, 卓越的学术成就, 卓越的大师聚集在这些学校, 这都是中国一流大学最起码的条件。首先要是中国一流, 不是中国一流, 谈什么世界一流?

上述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够不够呢?还是不够的, 一流大学还得有相应的硬件设施、硬件条件和经费投入。没有大楼, 光有大师是不够的。所谓大楼, 就是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除此之外, 软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办学理念, 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关注人类未来、关注人类命运的大学精神, 是振兴国家、服务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大学的学术气氛, 一定是崇尚学术的, 一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一定要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自由的学术氛围, 有兼容并蓄, 有容乃大的学术环境, 这样才能够涵养出优秀的人才, 大师也才能留得住。

所以人大提倡大师、大楼、大气, 其中大气更为关键。没有大气, 大师也会跑掉, 留不住的;光有大楼, 没有大师是不行的;但是有了大师, 没有大气, 大师很难存在下去。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大学》:大师、大楼、大气, 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确很重要。那么, 除此之外, 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可以比较的标准?如果没有标准, 我们如何来判定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纪校长:我认为一所大学只要对本国——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国际上一定会认可你。前年剑桥大学校长访问了人大, 他们过去对人大不是很了解。最近若干年, 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 他们感觉人大非常特殊。而在中国访问时, 他们看到中国银行界、金融界, 几乎每一个银行都有人大的毕业生担任领导职务, 这是中国任何大学难以做到的。他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 就感觉人大很厉害, 也从这个侧面了解了人大。所以, 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 别人都是承认的, 并不是说都要看科研论文的数量。

当然, 世界一流大学也有一些可比的指标。如生师比就是个可比的指标。有人说某个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 但它的管理学院生师比是三十几比一;我们人大也一样, 有的学院非常有名, 但学生太多了, 生师比就显得很高。当然, 仅看一个学院的生师比并不科学, 因为共同课程还有其他学院承担。跟世界一流大学比, 我们的差别还很大, 这就是一个问题吧, 这是可比的。再比如人均占有的办学条件, 像人均经费。其实如果按人民币新的汇率算, 过去是把中国低估了。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比, 这两年我们有些高校的经费投入并不比国外少很多。

中国还有些特殊情况。世界上很多标准是欧美中心论搞出来的。现在有些人崇拜欧美, 美国人说的东西马上就成了中国的标准。我对这种状况深表忧虑。为什么老是拿美国的标准来套中国呢?

《大学》:这表明他们先进?

纪校长:那得看他们什么方面先进, 有些方面它先进吗?人文社会科学它就都先进?我可不这样看。人家自己也未必都这样看。有些人说中国这么不行, 那么不行。既然不行, 那么中国怎么保持连续30多年的平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 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

《大学》:不是有人总在说我们吗?说我们的增长是以什么什么为代价的, 成本很高。

纪校长:西方国家也一样, 也有这个过程。他们工业化时期造成的污染也不轻。当然不能说这都是必然的, 我们毕竟是后发的, 有后发优势, 应该避免前面的一些错误的东西。但不可能完全避免, 只能是减轻。而之所以不能避免, 主要的问题不是科学技术出了问题, 而在我们发展理念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 上出了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 要有价值的引领, 否则科学技术给人类经常带来灾难。科学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 可以改变世界, 既可以往好的方面改变, 同样也可以把世界向坏的方面改变。

我们国家有些人把“科教兴国”理解成了“技术兴国”, 而且只空谈些大道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上, 把很多具体的东西给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 有些人只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根本就不讲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小平同志在特定情况下讲的, 从来没有说过可以脱离生产关系, 从来没有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以不受价值的引领, 为人类进步服务。像日本福岛这次事故, 科学技术成了破坏力。为什么?它跟资本结合在一起了, 容易出问题:东京电力公司考虑成本、利润, 它考虑的是自己, 资本的力量很强大, 它甚至跟政府都屏蔽, 都不说真话。这就看出来科学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第一生产力, 什么情况下它是第一破坏力。

《大学》:如果不按照国外的标准来判定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呢?

纪校长:我前面提到过, 首先是对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这是公认的标准。你看美国的一些大学, 肯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一些贡献,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肯定给英国做出了贡献, 而不是首先对中国做出了什么贡献。

当然, 可比的指标还是需要的。人家人均经费10000美元, 你的人均经费1000、2000美元, 你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吗?恐怕不行。但是有哪些指标是可比的, 这值得研究。比如生师比, 这是可以参考的。虽然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 但是大体不应相差太多。生师比人家是8∶1, 你是20∶1, 能成为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吗?再比如小课堂的数量, 30人以下的课堂有多少, 20人以下的课堂有多少。这是精雕细刻、精细培养啊。动不动就是200人、150人的课堂, 甚至给800人一起讲课, 这样的大学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人均仪器设备值, 这个指标体现的是科学研究的能力, 不仅是为教师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还有助于学生的科学研究和科研能力培养。

《大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 至少说在后大众化时期, 我们是不是很难做到世界一流大学那种精英教育?

纪校长: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不是矛盾的。既可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也可以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这个话不是现在讲的, 我在教育部当司长的时候就讲了, 我认为中国也应当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当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刚建立不久, 我就对他们讲, 你们千万不要升本科, 你们要办成亚洲一流的、世界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可惜中国的评价机制不是这样, 他们最后还是专升本了。这可能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毛病, 大家都不安于自己的位置, 有了专科上本科, 上了本科上硕士, 上了硕士上博士, 还冒出来一个什么博士后。所有类型的高校都按这一条道路走, 问题就很大。但是这个问题能光怨学校吗?好像怨不了学校, 中国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大学》:这恐怕都是“文凭社会”造成的。

纪校长:这些因素不是教育部门能够完全控制的, 所以把板子完全打在教育系统的头上, 我们感到愤愤不平,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

《大学》:还涉及用人制度的问题吧?

纪校长:是的, 干部制度、用人制度、社会评价机制上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不能够完全埋怨谁。

和欧美国家相比,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美国和欧洲国家并不像我们这样有庞大的科学院系统。这些国家的基础研究大都放在大学里面。我们这种科技和教育体制的双轨制, 可能造成国家大量的重复建设。我们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 希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科教体制统一考虑, 这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才能够比较经济地、合理地进行, 而且比较容易。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基础研究应该主要放在大学里面, 应用研究可以放在科学院、企业、政府研究部门等机构。

《大学》:日本就是教育与科技统一体制, 设立了文部科学省。

纪校长:日本是科教统一的, 而中国是两条线。中国的科技、科研和教育体制分家, 造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性障碍。

《大学》:如果按照您刚才讲的, 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人才培养, 那么是否表明科教分家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大学更看重人才培养。

纪校长: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不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的。

《大学》:这样不就产生矛盾了吗?

纪校长:不矛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教学、科研交叉在一起的。比如说研究生培养, 同时也是进行科学研究, 两方面一定会集中体现出来。世界上的名牌大学中, 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是导师和研究生一起做出来的。研究生不是大学生, 研究生就是研究生, 大学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就是要搞研究的。当然, 本科生教学也有研究性思维的培养, 但真正搞科研的还是极少数的。到研究生阶段, 应该全部进入研究状态。如果科研和教育两种体制、“两张皮”的状况得到改变, 将会大大加快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一些世界一流大学, 比如东京大学, 就有上百个研究所都是挂在学校名下。有些人讲东京大学如何如何, 非要跟东京大学比较, 那好, 能把中国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变成日本那样吗?所以, 不顾国情, 乱提要求, 乱提口号, 问题其实很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讲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不容易, 因为力量过于分散, 也就是说一些基本的、一流大学必备的东西被人为分割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也能成世界一流大学, 研究生院嘛, 它也是大学, 为什么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您认为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应该怎么协调?

纪校长:当然本科教学是基础, 不能光抓研究生教育, 也不能光抓科研。

《大学》:研究型大学似乎是更加偏重研究生教育?

纪校长:研究型大学只讲研究生肯定是不对的, 这也是中国自己造出来的。盲目追求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人大1986年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就达到2.6∶1, 是当时中国研究生比例最高的大学。那一年北京大学4∶1, 清华大学6∶1。但人大从来没有说谁研究生比例高谁就一定是研究型大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 某些大学造这种舆论, 认为谁研究生比例高谁就是研究型大学。盲目追求研究生比例, 这完全是误导。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这么个办法。

《大学》:您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纪校长:为国家服务, 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当然, 学术水准站在世界的前沿, 这也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合理的核心内涵。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对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不管是在人才培养上, 还是在学术繁荣上, 都做出自己杰出的贡献。

《大学》:怎么和其他国家比较呢?

纪校长: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比较方式。自然科学领域, 基本上没有意识形态的东西, 可以直接比较谁高谁低, 谁站在前沿。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主要是拥有学术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 能够在学术前沿上开展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相互交流。你要以你的一流学术水准赢得相应的学术话语权, 人家尊重你、认可你。人大最近这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发展模式等, 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以后得到了认可。不管美国的大学, 还是欧洲的、亚洲的大学, 大家都认识到人大经济学院、法学院的重要性。人大的人口研究毫无疑问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人口学教授长期在联合国人口机构里面进行工作。又比如金融学, 人大老校长黄达获得中国“首届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金融问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金融界的改革也许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但是很多部门只重视科学技术, 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边缘化的倾向仍然很严重。

一般来讲,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科研、一流的人才培养, 这些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还有一个一流的国际学术交流, 这也是很重要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讲到文化传承创新问题。文化传承创新, 既需要继承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也需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文化传承创新离不开国际学术文化交流。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不应是单向的, 应该是双向的。没有双向交流, 人家怎么了解你、尊重你呢?你怎么能有话语权呢?一流的国际学术交流, 对自然科学固然重要, 对人文社会科学尤其重要。也就是说,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在学术上进入世界同类同领域的学术前沿, 有话语权, 能够跟别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大学》:您刚才讲到高职高专的一流, 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也要分类吗?

纪校长:最起码分成两类:普通大学和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岗位性技能型人才。普通高等教育原则上要用学科来分专业, 而职业技术教育是按照岗位来设置专业的。所以职业技术学院不是讲学科建设, 应该讲专业建设。他们的专业是多学科交叉来支撑一个岗位, 而不是一个岗位支撑一个学科。当然, 有少量的专业岗位也可能跟学科是一致的。比如酒店管理专业, 怎么可能仅仅掌握管理学的知识就行了呢?

《大学》: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好分类与特色的关系?

纪校长:所谓特色, 主要不表现在“人无我有”上, 尽管这方面可能也有一点。多数情况下, 很多专业大家都在办, 这时候特色就体现在办学理念、办学层次、服务面向、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布局、课程设置、培养过程、学风建设等方面。我认为在人才培养上, 理念、思维方式的培养可能比职业技术训练更重要。当然, 社会上对理论型的、应用型的、岗位型的以及复合型的人才可能都需要, 社会实践的检验结果也不会把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特色变成一元化的、“一刀切”的东西。所以, 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主要应该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过程及理念、学风等方面。

《大学》:是不是办学特点鲜明了就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差不远了?

纪校长:不要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是高不可攀的。也不要把国外一流大学进行理想化的想当然的描述。很多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 经不起推敲。比如说中国的学生只会背书、没有创造性, 这种认识至少是以偏概全的, 我很难认可这一点。中国人比较文静一点、低调一点, 不愿意外露。不外露的人不等于没有创造性, 安静的人不等于没有强烈的责任感。我对中国学生的创造性充满信心, 从来不认为中国的学生没什么创造性。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我的最大信心之一就是来自于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他们如孔夫子所说“后生可畏”。另一方面, 也不要说中国的学生最可怜、负担最重, 美国的学生如何自在。他们自在的是初中以下, 到了高中, 美国学生也很苦。美国的本科生要想把学习搞好, 同样要付出辛苦。不像中国这样, 中学很辛苦, 到了大学阶段许多学校的学生反而松了下来。

《大学》:是不是因为培养人才需要很长的过程, 所以您说世界一流大学是自然生成的?

纪校长: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封出来的, 除了有利的宏观环境, 更要靠自身长期的努力和积累。我个人认为, 我国至少有二三十所或三四十所研究型大学都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和可能性, 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了。这个努力包括办学理念、领导水平, 教师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一两所大学身上。我从不认为中国只有一两所大学可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而是说中国至少有二三十所或三四十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都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有一些单科性院校如几所艺术类院校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也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就要创造公平的条件和环境, 让这些学校自身去努力发展。国家当然是要引导的, 也应该有重点投入, 但是重点投入的方向主要应是一些优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基础学科。我认为基础学科最重要, 哪个学校基础学科很强, 就要更多地支持它。新兴学科也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 然后让这些学校自身发展, 在竞争当中努力, 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某一两个学校。

每一所大学有两三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就可以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有两三个学科进入一流以后, 在这个氛围当中, 其他学科也不可能太差。一流学科有带动、示范的作用, 而且还有很多学科对这些一流学科形成了支撑、交叉作用。现在真正一流的研究成果往往是跨学科的。所以, 一个学校有那么两三个、三四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的话, 肯定有若干个学科在进行支撑, 就好像我们培养世界冠军, 背后一定有大量的教练、陪练, 这些人的水平都不会差。

人大提的学科建设方针是“整体提升, 重点突破, 强化优势”。整体提升是所有的学科都要提升, 不是只搞几个学科, 其他学科不管。但是在整体提升中要重点突破, 因为重点突破的学科水平上去了, 学校整体水平都上去了, 学校形象声誉就很好, 其他学科也会往上走。学校形成这样一个氛围以后, 所有的学科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当中得到提升、向前发展。

作为国家来讲, 不要撒胡椒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重点支持二、三十所名牌大学建世界一流不算多。比如第一批建立研究生院的大学, 当时国家教委的选择是很慎重的, 这些大学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后来也补了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型大学。这些年通过合并调整, 有些后起之秀也很了不起。所以, 从国家的政策来讲, 应当鼓励一批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既有国家的引领和支持, 也有这些学校自身的努力, 这应当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完全人为地拔高, 用几个指标往大学身上套, 这怎么办一流大学?其实这几个指标再合理, 也不可能完全科学, 也只能表明一个方面。一流大学内在的有机联系并不是靠几个指标形成的。现在我们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泥淖。

《大学》:为什么会把某所大学称为一流大学?好像评价指标还是应该有的。

纪校长:指标是要有的, 但是不能够按照某几个指标来套, 说这个指标够了, 那个指标够了, 我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这个理解太简单了, 把人文的东西、把价值理性完全取消了。工具理性至上是很害人的。

《大学》:为什么把人大定到十年之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纪校长:应当说人大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1990年。我们本世纪初则更加明确、更加正式地提了出来。我们当时提出, 经过二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也就是到2020年、2025年之前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一流的大学、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再经过本世纪头20年或再稍长一点时间的奋斗还不能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当有信心、有雄心。你要说“野心”也未尝不可。

《大学》:是不是压力很大?

纪校长:当然大, 但也不是很大, 这点主要看国家的体制、机制, 这不是学校所能决定的。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不深不透, 是会拉建世界一流大学后腿的。就人大而言, 世界上很多一流大学都认可人大, 认为人大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或者可以讨论学术问题的对象。人大在若干学科里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比如法学, 很多世界著名大学都认为人大法学是世界一流的法学学科。人大的经济学也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科点之一。

《大学》:耶鲁大学校长曾说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在二三十年之内是不可能的, 还要更长的时间, 您怎么看?

纪校长:我并不那么同意他的观点, 他当时讲的时候我就不赞同, 尽管他的讲话也值得我们深思。香港某著名大学被国内媒体吹捧得不得了, 我到那儿听过一堂课, 也不过如此。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人的崇洋心理太重了, 把外国人的话太当一回事了。说到差距, 我们在投入方面比国外差了很多, 在机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这倒是我们的政府要着重考虑的。现在下决心实现4%的目标, 希望能有四分之一用在高等教育上。此外, 宏观的办学机制深化改革也非常重要, 希望这类改革要抓到点子上、抓到关键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大学自身的任务, 对于公立大学, 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政府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的思路是对的, 其实跟过去建设重点大学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当然, 现在很多学校有意见, 为什么我不能进入“211”“985”?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但国家抓整体提高, 然后有重点地支持一些基础好的学校, 这是讲得通的。除了经费问题, 政府还要在政策、体制、机制方面下很大的工夫, 消除束缚高等学校发展、向世界一流冲击的体制性障碍、政策性障碍, 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制度环境。

《大学》:也就是大学自主权?

纪校长:有大学自主权的问题, 但也不完全是自主权的问题。比如, 现在大学的教师退休之后比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少很多, 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学教师退休之前感到很光荣、, 但退休之后生活水平相对于公务员下降不少。像这样的政策性问题, 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吗?而且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所应有的吗?再比如, 保持大学教师合理的稳定性和良好的流动性, 密切关系着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建设, 这也需要政府创造相宜的制度环境。要解决这样的制度性问题, 还是要靠政府。学校要努力, 政府也要努力, 要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学校努力当然有大学自主权的问题, 行政主管部门在学校内部事务上应该较少干预。

《大学》:比如加强引导, 开展绩效评价, 等等?

纪校长:要改变工作方法, 要绩效评价。有时候做一个项目, 给你十万块钱。但是评估、中期检查和结项就可能花掉五万块, 你认为需要这样做吗?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有权自主使用国家拨付的经费。当然, 自主使用也不是乱来, 也需要法律、科学的财经纪律的约束和审计监督。总之, 要实现大学依法办学, 政府依法行政。大学不能乱来, 政府机构也不能违法搞出什么行政规定来。

《大学》:有些大学在讲, 现在国家财政拨款项目经费不要太多, 日常经费要增多, 您怎么看?

纪校长:应当说这也是我多年来强烈呼吁的一个内容。我多次提意见, 希望高校常规性的支出要增加。高等学校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 每所高校最清楚自己哪个环节需要多花钱, 在哪个领域能够出研究成果。这些年来, 政府部门往往不太重视人才培养, 重视科研也往往重视有多少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有多少个专利, 对GDP贡献多大等等, 经常忽视基础研究, 因为基础研究不是拿来就能用、立竿见影的, 可能要花五年、十年时间, 甚至花二十年时间。实际上, 真正的发明创造都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 而基础研究主要应放在大学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讲, 大学需要宁静的校园, 不能那么急功近利、那么浮躁, 不能要求大学一年、两年就出什么重大创新成果。只要始终按照正确的思路, 大学就一定能有重大成果出来。急功近利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要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研究的规律, 尊重学校工作的规律、人才成长的规律。有的大学很浮躁, 商气太重, 老师整天在外面讲课, 到企业搞开发, 看上去很热闹, 但这个学校一定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或真正高水平大学。

《大学》:这不正好体现大学融入社会吗?

纪校长:融入社会不是这样的融入方式, 研究型大学有的时候还得保留点儿“象牙塔”的精神, 没有“象牙塔”精神也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什么叫“象牙塔”精神?不是与世隔绝, 而是沉到学术里面去, 深入到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解决这个时代最深层次的科学问题, 必须“坐冷板凳”。大学要崇尚学术, 追求真理, 以此来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为人类的命运服务, 为人类的未来服务。一个大学没有这种崇高的学术理想, 只看到眼前的一些东西, 它还能建世界一流大学?

崇尚学术、追求真理是需要安静的环境的, 需要“坐冷板凳”。这就需要政府、社会提供这样的环境。不要急功近利, 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劳动, 尊重创造。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才定位是不一样的, 企业的研发部关注的是产品开发和技术应用。大学则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起更多的作用。国外的基础研究基本上都放在大学, 跟企业的应用研究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当然, 有些大学也可以多搞一些应用研究, 但是研究型大学一定不会放下基础研究。

所以, 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思想认识和政策环境、制度环境、育人环境, 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职能, 高水平、高质量人才培养是一定跟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把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理想信念灌输给学生。要让学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树立为国家、为民族, 为科学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的理想, 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同学都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 一定要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这种理想信念, 这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手段, 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科学发展, 服务于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 也为世界学术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指标还要不要?要!但是绝对不能陷入工具主义的泥潭, 不讲价值理性、价值导向。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该是全面发展, 整体提升的。首先是高扬人文精神, 没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 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领大学发展, 就不可能建设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一两个学科一时勉强上去了, 也一定会掉下来。

中国高等学校走到今天不容易, 要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容易。如果没有困难, 也就不需要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多么艰难了。建设一流大学, 既有理念上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 也有大学自身努力的问题、精神状态的问题。在一所学校里面, 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要形成一种人气, 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

《大学》:重理轻文的风气是不是对建设一流大学很有影响?

纪校长:那当然。客观地讲, 重理轻文风气正在逐步得到扭转, 但是路还很长。目前制度性的歧视还没有消除。比如说文科就没有院士, 现在允许评一级教授, 院士自动成为一级教授。文科的一级教授要经过教育部门、人事部门审批。审批也可以, 但文件公布几年过去了, 却至今未做。那么我们就只好自己试点。再比如自然科学领域有国家级的三大奖,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没有。国家在制度层面设计上就把人文社会科学丢掉了。再比如投入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些人说办文科不需要钱, 这种认识完全过时了。金融工程、统计方面的信息数据库的建设、社会调查、古籍整理等都需要大量经费。当然, 整体来讲,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花的钱不一定比自然科学多, 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项目也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持。

所以, 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常规投入不能有那么大的差距。像这次“985工程”, 某两所学校各拿了三十多亿, 人大只有他们的1/4或1/5, 我很不理解。这是基础性的拨款, 差距如此之大, 有什么根据?我支持国家给那些学校那样多的投入, 但对人大这样的学校也应该相应给予更多支持, 应该按照令人信服的标准拨款。比如, “985工程”根据博士点的数量进行拨款, 这个大家都赞成;工科博士点的拨款标准高一点, 这也是可以的;还可按照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拨款, 等等。总得有一个根据和标准吧。不是讲公平、公开、公正吗?可以有特别拨款, 但一定要与学术、学科相联系, 且应完全公开。

《大学》:您认为在现有体制下高校应该怎么做?

纪校长:我希望国家科技体制跟教育体制能够统筹考虑进行体制改革, 把基础研究的主要资源和力量放在高等学校, 应用研究高校也应当是重要的方面军。在做不到的情况下, 那只有高等学校自己孤身奋斗了, 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去努力, 比如尽可能搞好合作研究、协作创新等, 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就达到什么水平。

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说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贡献也很大。治党治国的理论全部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我们的领导人都在应用这些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而且在丰富、发展这些成果。科技政策也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所以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基地之一的人大对国家很重要, 我们还得努力工作, 把人大建设好。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对我们支持很多。我是人大的校长, 跟其他大学校长一样, 对自己所在的大学负有责任, 人大如果搞不好, 我觉得愧对国家。

《大学》:事实上, 这些年你们是用很少的投入产出了很多成果, 贡献不小。

纪校长:人大投入少, 产出多, 这是人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的结果, 同时我们确实是利用了改革开放的良好政策, 利用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 人大这十年发展成就很大, 既有我们自身的努力, 也是碰上了好的时代。

《大学》:你们准备用十几年、二十几年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纪校长:新世纪之初, 我们提出经过二十年, 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把人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 就是到2020年左右, 最多到2027年——人大建校90周年的时候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说到那时我校能有一两个、两三个学科建成世界一流学科, 这些学科可能寄希望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 也可能在新闻传播、哲学、国学、工商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等。

《大学》:除此之外, 您在人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上还会进行怎样的描绘?

纪校长:在理工学科上我们要有重要突破。比如我校的物理学, 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进到ESI的1%。虽然我们主张不能完全靠几个指标来判定世界一流大学, 但是我们承认这些指标是有它的用处的。除了物理学之外, 化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能不能进入世界的最前沿还很难说, 但一定是站在中国的前沿。这些学科和我刚才跟你前面讲的大学一样, 东方不亮西方亮, 这个学科没结果, 那个学科可能就结果了。所以, 不能只盯着法学、经济学这两个学科, 这是不行的。

《大学》:除了加强学科建设之外, 还准备做哪些工作?

纪校长:我们要下大力气提升国际性。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性比较低, 这是人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瓶颈之一。2009年, 我们制定了人大全面提升国际性的规划纲要和实施意见, 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应当是很具体的, 已经逐步在实施了。比如创办国际小学期, 今年已是第三次了。国际小学期一个月的全英文环境时间, 全英文教学, 也有外国的学生参加。这是提升国际性的一个重大的措施。在师资队伍建设上, 现在人大教师队伍博士的比例达到77%, 属于中国最高的大学之一, 海外人才也大幅度增加。当然, 我们并不认为这就是唯一的目标。但是, 提升国际性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 学校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8

2011年4月2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发表重要讲话,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等四个方面强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再一次强调:“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

荏苒13载,两代国家领导人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了相同的希冀,明确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位和内涵,也鞭策我们在回顾总结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和经验的同时,对“质量”和“一流”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质量”和“一流”:功能性与竞争性的统一

“质量”本身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具有某种品质或达到某种特征的程度,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价值判断,即对于某一客体是否能够满足特定主体需要及其程度所做出的价值判断。质量的有无及其高低,取决于客体本身的性状和特定的主体需要。如此来讲,就“质量”概念而言,主体最关注的是客体的“功能性”。

同样,根据辞海,“一流”指第一等,“一流”也是基于主体对客体做出的价值判断,但与“质量”不同。首先,“一流”必然是肯定性价值判断且程度很高;其次,“一流”判断的生成主要基于主体对特定客体与其他客体之间的比较,即一流必然在群体中产生;第三,在“一流”概念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利益相关关系。如此来讲,就“一流”概念而言,主体最关注的是客体的“竞争性”。

“质量”与“一流”是一对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二者统一于正向价值向度,“质量”是“一流”的基础,“一流”是“质量”的最高体现;二者区别于对功能性还是竞争性的强调。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上述两种含义的统一:一是基于大学的基本功能是不是充分地实现并优质地满足了需求;二是大学是不是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被利益相关者认可并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而冠以“世界”之名,则是考察“一流大学”上述两个方面的价值实现是不是世界性的。这也正是胡锦涛总书记在高度强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之后,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深刻含义。

二、功能性与竞争性的背离:国外关于当今大学的一种认识和评价

综合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对于“质量”与“一流”概念的区别也即功能性与竞争性的区别甚至对立(而不是统一)的强调,容易使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出现偏差,导致了一方面在实践上大学教育过度参与了横向的市场竞争体系;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对已经逝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人文主义式的怀旧。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的《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1]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认为:一流大学的功能性理念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中体现得较为充分,无论是康德的理性大学,还是洪堡的文化大学,以至纽曼的自由教育,甚至是中国西南联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乌托邦工程,它追求的首先是打造人性、塑造公民,而不是训练专门技术人员。在这样的大学,校长就是其理念的化身,因此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对外传播其办学理念,对内则以其理念为原则行事。

而一流大学的竞争性理念则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产儿。在美国人提出的“一流大学”(university of excellence)理念中,原先的价值原则让位于现在的竞争原则,一系列操作指标和量化计算,大学越来越按照企业或大公司的管理模式运作,校长变成了体制的管理者,不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发表言论,更多地忙于筹措资金、拉来项目;在学校的运作上,重点也相应转移,从研究与教学转向管理与经营,大学故事的主要人物现在是教务长。同时,研究越来越专业化,与教学脱钩;而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则走向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市场消费关系。总之,大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横向的市场竞争体系,它与思想、民族、文化的纵向联系开始松弛,因此它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感衰微,而竞争意识增强———它追求在竞争中达到“一流”。

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同样也经历了对上述概念的辨析和厘定,“质量”与“一流”,功能性与竞争性经历了分分合合。

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之路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始至终都应该坚守功能性理念与竞争性理念的有机结合,然而反观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包括国内最好大学在内的“985工程”高校一直在摇摆和艰难求索。对于竞争性理念的被动理解,造成了大学对自身合法性的焦虑,焦虑又促进了大学对外部与内部关系的进一步思考,最后导向对大学功能的价值回归。

这里将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通过对“985工程”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路径和历程进行梳理,认为“985工程”高校在功能性与竞争性的摇摆中,为确立自身合法性地位存在三种制度同形机制。

“985工程”高校并不是从来就有,它的“组织场域”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能被先验地确定,一个场域,只有其制度轮廓形成时才存在”,“组织之间为了资源和消费者而竞争以外,还要为了制度合法性而竞争,以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正当性的一个有用工具”[2]。

(一)强制性同形:“985工程”建设的第一阶段

强制性同形源于一个组织所依赖的场域中的其他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压力,以及由其所运行的社会中存在的文化期待对其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被组织感知为要求其加入或共谋的某一种强制力量、一种劝诱或一种邀请。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性同形是对国家法令的一种直接反应。从根本上说,这种制度同形来源于强制性权力[3]263。

我国高等教育的命运及一切与政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其结果是高等学校成为国家命运、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政府主导的与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紧密相关的功能影响和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同样,我国重点大学建设政策以及“985工程”的确立的最初动力均是强制性同形,着眼于政府为大学赋予的外部功能。

在我国,重点大学政策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提高重点大学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政策目标,通过重点资助重点投入的形式,调整高等教育资源与利益分配格局,实现预定的国家与政府需要的政策。重点大学建设政策自1954年我国通过《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以来,经历了重点大学建设、国家重点项目建设、“211工程”、“985工程”等发展阶段,其共同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发起与设计。国家首批“985工程”大学就是这样诞生的。

与此前的重点大学政策不同,“985工程”的提出还有两个因应:一是面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对于质量和卓越的追求带来必然的教育分层;二是以加入WTO为重要标志,中国在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全球化国际竞争条件下,着眼于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采取的积极主动应对措施。这使“985工程”在强调服务于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等功能之外,更加强调国际竞争性。

身处此阶段的“985工程”高校,对强制性同形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2001年曾坦言:“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们还面对着来自国际国内多方面的竞争与挑战。与世界上的一流大学相比,北京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4]对于新近赋予的国际竞争职能,“985工程”高校充满焦虑,并努力寻找能够表达的话语体系。

(二)模仿性同形:“985工程”建设的第二阶段

模仿性同形主要源自组织对不确定性的回应,当一个组织的目标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时,或者当组织环境中出现了符号象征方面的不确定性时,该组织可能以其他组织作为参照模型,来建构自己的制度结构[3]265。

为了获得国际认同,同时为下一步获取资源奠定基础,“985工程”高校开启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探讨,虽然莫衷一是,但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在场”普遍认同。这个“在场”有两种体现:一是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世界一流大学;二是已经存在的世界一流具有某些共性特征。为了迅速得到认同,“985工程”高校十分关注世界一流大学标准提供者所关注的显变量。这些标准提供者包括三类:一是包括以美新周刊、QS、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等为代表的大约近20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二是以美国大学联合会(AAU)、英国罗素集团等为代表的英美高水平大学集团、协会等组织;三是自己认同的其他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

本世纪初,清华大学即选定了美国大学联合会(AAU)量化指标体系,并提出以MIT为参照,在基本可比指标方面如研本比、授予博士学位数、教师中博士学位占比、总经费及科研经费、国际发文数与被引数、专利授权等方面设立标杆。

在“211工程”十年发展报告里,这个参照群体扩大到了中国28校与AAU大学平均比较。

在“985工程”二期总结里,教育部要求“985工程”各校选一所同类型的世界名校作为参照系,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就本校“985工程”建设前后与该世界名校进行对比分析(如表1所示)。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已越来越趋于多元。面对国家赋予的国际竞争使命(“985工程”高校的资源依赖主体决定了其并未切身感受到实在的国际竞争),“985工程”高校在模仿性同形中选择了更便利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竞争,甚至将“竞争”变成了一种共谋。诚如杨慧林教授所言:“坦率地说,‘国际竞争’(原文为‘国际化’)的命题或者可能出于某种文化策略,或者必然带来某种‘解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或者‘多元化’(diversity)的意识。而如果‘国际化’是由利益的动机所驱使,无论哪一种可能恰恰都会被消解,如果我们一味‘学习’别人端给我们的‘经验’和‘理念’,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悖论。”[5]

(三)规范性同形:“985工程”建设的最新阶段

规范性同形主要源于专业化进程。拉逊和科林斯把专业化理解为“一个职业中的成员集体地界定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方法以控制生产者的培育,并为他们的专业自治确立一种认知和合法性基础的努力”[3]266。教育场域中的专业化存在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大学正规教育提供认知层面的合法性;其二是通过专业学会(协会)之类的学术团体来界定与传播专业行为的规范性准则。

世界一流大学是制度文明的产物。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它除了是国家战略,是现实需要,更应是大学的自主选择。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这个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应该是相对独立自由的学术组织和研究场所,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权力。世界一流大学在历史发展过程始终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这三大潜在规律贯穿着它的成长轨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维护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让大学拥有以学术为逻辑的自我管理。

规范性同形阶段的“985工程”高校将更多地专注于内涵发展,而不是所谓的国际竞争。教育部及相关大学在新一期“985工程”建设中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主要办学指标达到国际较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若干优势学科率先达到世界一流;形成中国特色的办学理念和独特的大学文化。”

纵观我国“985工程”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可以看出其发展的三个阶段是螺旋式向前演进的,并不是后一阶段完全取代前一阶段,其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6]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追求知识和真理,且认为这种追求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则认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是对知识和高深学问追求的必要条件。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体现了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理念的螺旋式发展、交相呼应的特征。

(刘春荣,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文学院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北京100872)

参考文献

[1]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0-72.

[3]何俊志,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许智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有新思路新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01(02).

[5]杨慧林.英文高等教育观感[J].读书,2010(03).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9

一、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回溯

(一)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历程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源, 可以追溯到重点大学建设。1959年《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 将北京大学等20所高校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又增加了44所, 总数达到64所。1978年, 国务院《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最终确定了北京大学等88所。在全国重点大学建设基础上,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等重点大学建设工程。

(二)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

1994年5月, 中国政府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面向21世纪开启了部门预审的“211工程”, 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 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 其中的一部分高校和学科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水平, 大部分高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取得较大成绩, 适应地区和行业发展, 总体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起到骨干和示范作用。“211工程”是解放以来, 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 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与系统改革工程。

(三)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

1998年5月4日,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 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之后, 教育部决定实施“985工程”。“985工程”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以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 建立高校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牢牢抓住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集中资源、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发挥优势, 坚持跨越式发展, 走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截至2011年末, 先后有39所高校列入“985工程”建设。

(四)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2011计划”

2011年4月24日,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发表讲话指出, 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 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 促进资源共享, 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 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随后, 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2011计划”。该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 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2013年4月11日, 由北京大学等牵头的首批14家国家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了“2011计划”认定。

(五)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反省

从20世纪90年代, 尤其是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以来, 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有所发展。在最初阶段, 主要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呈现出的共性特征, 建设重点是让中国的一流大学具备这些特征。近年来, 越来越认识到大学不仅具有一些外显的、公认的“形”, 而作为其复杂内涵及文化特质的“魂”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谓世界一流大学, 不仅学术成果立于国际前沿, 要有国际的视野和影响力, 更要为本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作出重大贡献。[2]

二、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举隅

(一)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问题

辩证法告诉我们, 世界一流大学既具有共性, 也具有个性。其共性源于学术的同一性和共通性, 而个性在于大学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发展水平上建立和成长的, 是民族国家的产物。1998年, 中国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之后, 国内的高校特别是“985工程”建设的高校, 就着手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然而,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 教条模仿、浮躁冒进的心态和行为时有发生。从这一意义上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北京大学不要成为“第二个哈佛和剑桥”的指示, 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指明了方向。

(二)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问题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副校长姜耀东直言, “某种程度上, 中国只有一所大学, 就是教育部大学, 我们都是分院。”此言虽显偏激, 却反映了当下高校日趋严重的“去特色化”弊病。历史早已证明, 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固定的模式, 反而具有鲜明的特色, 特色无疑是高校安生立命之本。北京大学争取到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如果靠简单模仿哈佛和剑桥, 是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假设即使建成了“哈佛和剑桥”而失去了中国特色, 也并不意味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问题

今日的中国大学, 已非百年前创建时的模样, 一些著名大学在亚洲乃至世界大学之林也有了一席之地, 其魅力已辐射到全球, 吸引了众多来华留学的学生。然而, 从每年公布的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上, 可以看到中国大学的排名在向上攀升, 但名列前茅的大学很难看到。虽然, 中国的一些大学在硬件上达到了世界一流, 在论文发表数量上也不是很逊色, 但从一些大学提出要建成“东方的剑桥”“中国的哈佛”这类目标可见, 依然没有摆脱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发展路径。

(四)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在教育。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长河, 这两条河流虽有交汇点, 但起源和走向存在巨大差异。西方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其中确有很多可学之处。然而, 我们如不顾中国实际, 丢掉民族文化特色去追逐西方文化, 且不顾精华糟粕照单全收, 这就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有东施效颦之嫌。舍弃优秀的中华文化去追求西方文化, 无疑是舍本求末之举。中国近现代史上, 不少人都因为盲目崇尚西方文化而闹过笑话, 鲁迅先生作品《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其中的典型。[3]

(五)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问题

鲁迅先生说过, 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中国大学必须以中国特色吸引人、影响人、成就人, 这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根本。然而, 离开国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现象, 在当下的中国很有市场, 所谓的“与国际接轨”成为时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北京大学不要办成第二哈佛和剑桥, 其深意就是要求大学扎根于中华大地, 走自己的道路。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认为, 一所大学只有拒绝诱惑、固守品格、坚守阵地, 才能秉持自己的独立精神, 而只有秉持独立精神的大学, 方能真正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写”的人。

三、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性拷问

(一) 世界一流大学有共性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哈佛大学在世界上享有顶尖的学术地位、声誉和影响力, 被誉为美国政府的思想库。两者虽东西有别, 但在治学理念、教育精神上有共通之处。北京大学践行“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前校长许智宏曾说, “真正的‘大’学, 是学术之大, 责任之大, 精神之大, 尽在其中”。而哈佛大学以“真理”为校训, 在潜移默化中, 激发学生对真理的追求。[4]前校长科南特曾说, “大学的荣誉, 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 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

(二) 世界一流大学有个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 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 依样画葫芦, 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 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 更要遵循教育规律,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盲从西方标准, 要根据中国实际和文化传统, 坚持中国特色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5]

(三) 世界一流大学有使命

北京大学的使命之一就是继承、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让世界对中华优秀文化有一种更真实、全面的认识。如果说, 北京大学在20世纪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把西方优秀文化引到中国, 那么在21世纪的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办哈佛大学要考虑美国的国情, 办北京大学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 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不同国情对大学提出的要求不同。[6]北京大学是深深浸润在中华优秀文化里的大学, 要紧紧扎根在中国大地上,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四) 世界一流大学有责任

北京大学首先是中国的一流大学, 然后才是世界的一流大学。因此, 北京大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保持国内领先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的一流大学, 负有实践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责任, 负有引领中国高校办学方向、办学水平与探索未来走向的责任。作为世界的一流大学, 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 在学习中思考, 在思考中探索, 在探索中创新, 在创新中改革, 在改革中前进。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并不是在办学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上简单效仿世界一流大学, 而是要在办学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学术水平上达到世界一流。[7]

(五) 世界一流大学有自信

鲁迅先生曾评价, “北大是常为新的, 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而实现这一使命的态度就是, 既要有责任感又要有充分的自信。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 北大等高校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事实上, 第一个北大与第二个哈佛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完全不同的定位。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张宏良在其微博上说, “办成第一个北大是要为世界树立中国标准, 办成第二个哈佛是要中国遵循西方标准。两者之间绝不是一个简单办学方向问题, 而是要实现民族复兴还是要做西方附庸的问题。”

四、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选择

(一) 坚持走“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道路

2011年4月24日, 胡锦涛在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清华百年历史又一次表明,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坚持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类进步为己任, 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坚持以人为本, 遵循高等教育规律,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不断推进改革创新, 我们的大学就能获得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就能源源不断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8]胡锦涛的讲话告诉我们, 高校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道路, 以改革创新精神,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二)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要洋为中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 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 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自己的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 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国外的经验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如果全盘照搬, 不是刻舟求剑就是缘木求鱼了。

(三) 围绕立德树人构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也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现在, 关键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全国高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笔者也希望北大通过埋头苦干和改革创新, 早日实现几代北大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中国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依据中国国情, 围绕立德树人构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

(四) 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实现中国梦, 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南西北风’。而这‘三个自信’需要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 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五) 创设尊重知识与传统的自由平等环境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就职演说中说, 我们的价值观是允许人类精神完全开放。我们坚信只有自由探究、自由表述, 才能真正发掘人类潜能。我们提出难题, 如实回答;我们追求真理, 不畏艰难险阻。我们言传身教, 着力提倡的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质疑每一个假设, 钻研每一个论点。通过培养学生具有促进民主、健康发展的思维素质, 改善公众的生活。通过鼓励学生细心推论和独立判断, 使他们能够成为善于思考的公民。就是说, 好的大学只能在尊重知识, 尊重传统, 自由平等的环境下才能得以发展。[9]

摘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源, 可以追溯到重点大学建设。在全国重点大学建设基础上,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等重点大学建设工程。中国的高校是继续亦步亦趋模仿哈佛和剑桥等西方名校, 还是根据中国实际借鉴西方高校有关经验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仅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路径问题, 更是事关中国高等教育全面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

关键词：中国,高等学校,世界一流大学

注释

1[1][9]蔡慎坤.北大办成哈佛和剑桥有什么危险?[EB/OL].天涯新知, 2014-05-07.

2[2]姜红, 毛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莫要盲从西方标准[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5-16.

3[3]江梦得.“第一个北大”彰显文化自信[N].东江时报, 2014-05-08 (A2) .

4[4]王勇强.“北大办成哈佛第二”有多危险?[EB/OL].红网, 2014-05-07.

5[5]庄浪鹏.“第一个北大”寓意何在?[EB/OL].厦门文化网, 2014-05-09.

6[6]叶朗.北大办成哈佛第二“不是最理想的”[EB/OL].新浪文化, 2014-05-08.

7[7]刘运喜.办成“第一个北大”的意义解读[EB/OL].中国青年网, 2014-05-07.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10

一、两个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2012年排名

( 一)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

“2012年世界最好大学排名”是采用了QS ( Qu- acquarelli Symonds) 世界大学排名提供的数据资料。在前400名之中, 美国大学有83所, 英国45所, 德国35所, 澳大利亚22所, 法国19所, 加拿大和日本各16所, 荷兰12所, 韩国11所, 中国9所。前十均为美英两国的大学, 总分所在的区间为95. 1 ~100。其中美国有6所, 英国有4所。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1, 英国的剑桥大学排名第2, 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排名第10。我国排名靠前的5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 ( 第44位) , 清华大学 ( 第48位) , 复旦大学 ( 第90位) , 上海交通大学 ( 第125位) , 南京大学 ( 第168位) , 总分区间为53. 2 ~78. 8。

( 二)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2］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从2004年起每年进行世界大学排名, 由汤姆逊—路透社集团所开发, 用于评判世界级大学在所有他们的核心任务———教学、研究、知识转移以及国际化等方面的表现。2012年排行榜中, 前10均为美英两国大学, 总分所在的区间为90. 4 ~ 95. 5。其中美国有7所, 英国有3所。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排名第1, 英国的牛津大学排名第2,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排名第10。我国排名靠前的5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 ( 第46位) , 清华大学 ( 第52位) , 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第201 ~ 225位) , 南京大学 ( 第251 ~ 275位) , 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总分分别为70. 7和67. 1, 其他几所大学的分数均显示为数据保留。

共有12所世界大学进入这两个大学排行榜前10的名单之中, 其中在两个排行榜中都出现的有8所大学, 占总数的66. 7%。这说明, 尽管两个排行榜所采取的评价指标有所不同, 但是仍然有超过半数的大学均满足这些不同指标且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这些大学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 均能经过不同维度的考察。这也说明, 两个排行榜的指标能能够够在在一一定定程程度度上上较较准准确确地地反反映映出出世世界界大大学学的的发发展展情况, 如麻省理工学院在两个排行榜分别排名为第1、第5, 剑桥大学的排名分别为第2、第7。

二、两个排行榜的排名分析

( 一) 指标分析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所采用的一级指标为: 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师生比、国际化、每一位教工的论文引用率, 占总分的权重分别为40%、10% 、20% 、10% 和20% 。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排行榜所采用的一级指标为: 教学、国际化、企业经费、研究、论文引用, 占总分的权重分别为30% 、7. 5% 、2. 5% 、30% 和30% 。

这些指标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学术类指标, 主要是学术研究方面, 包括研究环境、研究产出以及研究声誉三个方面, 其衡量方式为在世界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以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 学术产出及其影响在排行榜中所占的权重均达到60%, 甚至在有的排行榜中还超过了60% 。排名前10大学均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二类是主体类指标, 包括生师比, 即学生与教师数之比。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所大学所有的基本教学条件。第三类指标是国际化类指标, 主要通过学校所拥有的国际学生、国际教师、国际合作的学术研究项目以及学术期刊来度量。第四类指标是质量类指标, 包括教师质量、学生质量 ( 主要是毕业生) 。通过获取教师获奖种类、次数及学术成就的资料, 通过对雇主的调查访问以及了解学校校友的获奖种类及次数, 可以度量这些指标。

可以看出, 这些排行榜对一些可以度量的指标十分重视, 因其具有可获得性易于比较,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在某几个方面的实力, 但是也存在过于依赖数字的弊端, 对于一些难以度量而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十分重要的指标则关注不够, 如大学办学思想、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组织结构以及本科生的培养过程等等。因而, 从某种意义上讲, 现有世界大学排行榜在本质上是学术研究方面的比拼, 尽管学术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 但并不是唯一的职能。大学的宗旨是什么, 值得每一个关注大学排行榜的人士深入思考[3]。

( 二) 我国高校在排名上的差距

从上述两个排行榜的2012年排名及我国排名前5位高校的排名情况可以发现, 我国高校与世界顶尖一流大学的确存在较大差距。

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QS排行榜中, 我国排名前3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复旦大学在前两项 ( 学术声誉、雇主声誉) 的得分和世界排名前10高校的差距并不大, 大多只有5分左右的差距, 甚至在雇主声誉方面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得分均高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但从国际化这个指标开始差距明显加大。我国的5所高校在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方面得分均未超过60分, 而世界前10大学这两项的得分大多在90以上。由此足见我国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有待大大加强。而在最能代表一所学校学术能力的指标“每一个教工的论文引用”上, 我国5所高校的得分大多只有世界前10高校得分的1/2, 有的只有1/3。这也说明我国高校整体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在世界上还不够强, 虽然在论文的总量上我国并不差。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的排行榜中, 我国大学仅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具体的得分数据。在“企业经费”这个指标上, 我国的两所大学均高过前10大学。这也说明我国一些国家重点建设的985高校的办学经费以及获得的社会资助经费是非常充足的。在教学方面, 虽有一定的差距, 但并不大, 只有10 ~ 15分的差距。在国际化这个指标方面, 差距较大, 相比于大多数前10高校都有20 ~30分的差距, 但是也和少数高校的国际化程度相似。而在反映学术水平的两个指标“研究”及“论文引用”方面, 世界前10高校均在90分以上, 我国的两所高校显然差距十分明显, 即差距在30 ~40分。这也再次验证了QS排行榜的相关得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同时再次提醒我们: 我国高校的学术水平还有待大大提高。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的重点表现在教师的学术成果方面[4], 即论文发表与论文被引用上面。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校特别是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高校的学术研究与世界主流学术研究仍有距离, 具体表现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传播能力亟待加强。由于我国大量的学术成果并非以世界通用的语言来撰写, 导致有些学术成果虽质量很高, 但由于语言障碍而没有被世界同行所知晓, 更谈不上被引用了。同时, 我们也不可忽视提高我国高校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性, 特别是吸引国际上的教师和学生来我国的大学进行中长期的任教和学习。

三、我国重点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方向

( 一) 准确研判形势

担负追赶世界一流大学任务的重点大学要正确分析世界高等教育以及国际著名大学排行榜的发展态势, 准确判断自身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不断加强对世界一流大学内涵的认识, 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不断完善自身的战略定位, 大力加强内涵建设, 努力构建既顺应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又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办学体制机制。要努力在一流特色办学方面形成自己的理念和风格, 在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人才、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实现世界一流, 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世界一流, 引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 二) 明确当前追赶的主要方向

国内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等“985”、“211”工程高校, 并不缺乏建设的资金。其资金来源既有国家的专项建设经费; 也有各级政府的财政经费, 同时还有社会的捐助与委托项目经费; 另外还有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创收经费。从这一角度来看, 经费并不能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障碍。目前, 迫切需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教师队伍、学生群体、学术成果, 尤其要特别重视我们与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些指标方面的建设。同时, 也需要重视科研、教学科研人员的招录与管理、合理的生师比、充足的经费来源、充分的学术自由、先进的办学理念等等一些基础条件的建设。根据上述分析, 当前我国高校的建设重点是大力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及传播学术成果能力。

( 三) 大力建设学术研究平台

相关高校要充分把握2012年出台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所带来的重大契机, 挑选若干个在国内同类高校中有鲜明的特色、实力较强、水平较高, 且有突破的潜力的学科、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 努力构筑一批综合型、开放式、具有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大平台或协同创新中心, 在资金、条件建设上予以重点支持, 使它们率先达到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水平, 以高水平的平台开展各类学术研究, 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 吸引和留住一流的教师, 以此形成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的“磁场”, 同时加大中青年优秀拔尖人才培养的“孵化地”。

( 四) 积极推进学术工作的国际化

这里的国际化指的是学术要立足于全球的视野, 要以国际通用的标准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学术的国际化交流, 既要借助国外优秀的智力, 也要让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走出去。相关高校需要把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建设放在国际视野中去开展, 以国际一流大学的相应绩效表现为目标, 采用国际认可的标准来评判自身的工作。例如, 在对教师个人进行学术评价时, 采用学术声誉、学术产出、学术影响等国际化的指标, 使用国际国内同行评议的方式对教师学术声誉进行评议; 以国际通用数据库上的数字来增加评价的公正性、透明性与客观性。长此下去, 我国高校才能与国际一流大学站在同一大平台上对话, 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传递出去, 并不断拓宽传播的范围。

( 五) 抢占学术制高点

在追赶的过程中, 积极的学术竞争不可缺少。我国大学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 争取在一些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占据世界的一席之地, 如航空航天、海洋深潜技术、信息技术等一些高精尖端并带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 彰显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学术水准与学术高度, 为国家学术独立与学术繁荣作出贡献。在这方面, 相关高校一方面要利用好国家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把握一些国际交流平台所提供的机会, 参与国际学术前沿领域内的知识合作研究与成果分享、研究方法的创新、知识成果的创新, 以尽快缩小差距, 赢得追赶的时间。

参考文献

[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worlds-best-universities-rankings/top-400-universities-in-theworld.

[2]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http://www.timeshighereduca 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2-13/world-ranking.

[3]耿有权.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的辨证思考[J].江苏高教, 2010, (5) :40-42.

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民族工业品牌 篇11

公司始终注重不断推进自主创新，凭借技术优势承担完成了国家、省市科研项目50余项，其中新建项目“水泥纯低温余热发电机组产业化项目”被列入“国家发改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项目计划”。目前，企业累计申请专利187项，其中发明专利34项，累计授权专利155项，其中授权发明22项；先后主持、参与、起草、修订国家和行业标准19项，被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确定为空冷汽轮发电机工作组组长单位，拥有了行业标准的主导权。

在管理机制创新上，企业建立了目标管理体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企业标准化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四个管理体系，使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在经营机制创新上，加强“全方位面向市场”的观念，大力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构建“合纵连横”的营销网络，实行“激励搞活”的营销政策，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扩大并增强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实行质量赔偿制，开展“产品质量零缺陷”活动，对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考核整改，使产品享有极高的市场美誉度。目前，产品覆盖了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并进军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非洲、大洋洲和北美、南美等国家和地区。

在人才机制创新上，企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积极推进与高等院校合作。截至目前，1人取得博士学位，51人取得硕士学位，队伍知识结构得以优化。出台学位补贴管理办法，连续10年对符合学位补贴发放条件的950人次给予了总额为198万余元的奖励。制定了“首席技工”评选管理办法，在处于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中评聘技师。其中3名职工被评为省级“首席技工”，1名职工被授予“山东省突出贡献技师”称号并享受政府津贴。开展常态化“杰出团队”和“杰出标兵”表彰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全面提升了队伍的精神面貌，激发了广大员工的干事创业的热情。

以科研求发展，以创新铸特色，以特色创品牌战略，铸就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的经营效益得以稳步提升，广大员工得到了实惠，享受到了创业带来的丰硕成果，员工工作、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有效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企业的和谐稳定，员工队伍的忠诚度也越来越高，实现了公司与员工的“双赢”。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篇12

为分析美国一流大学的薪酬体系特征, 笔者选取了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前5名的美国大学的作为分析对象, 排名由高低依次是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 (见表1) 。这5所大学都是世界上享有顶尖学术地位、声誉、财富和影响力的私立大学, 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专任教师和杰出校友获得过多项诺贝尔奖。本研究将归纳这5所世界一流大学专任教师薪酬体系的主要特征, 在此基础上对比我国高校薪酬体系存在的问题, 尝试给出对未来我国高校薪酬管理与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美国5所一流大学的薪酬体系特征

薪酬是指员工作为雇佣关系的一方所得到的各种形式的财务回报、有形服务与福利, 它包括直接以现金形式获得的报酬和间接以福利方式获得的报酬[2]。薪酬体系, 又称薪酬制度、薪酬模式, 是大学依据制定的各类各级教师的薪酬标准体系, 决定着薪酬结构、薪酬水平的调整[3]11。笔者从薪酬体系的目标、薪酬水平、薪酬类型、薪酬增长机制、薪酬管理、福利计划等6个方面归纳出五所一流大学薪酬体系的主要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5所大学网站上2013年秋的统计数据整理。

(一) 薪酬目标强调外部竞争性、内部公平性和体现绩效

薪酬目标是组织设计薪酬体系的指导方针, 不同的薪酬目标决定了组织的薪酬政策与内容, 薪酬目标是为了达到组织的某些特定的目标[2]。从美国5所一流大学薪酬政策看, 其薪酬目标主要突出了外部竞争性、内部公平性和体现绩效这3个主要原则 (见表2) 。

注:根据各大学网站上薪酬政策文本整理而成。

1.外部竞争性一方面指学校教师薪酬要高于区域内其他高校相应职位教师的薪酬水平, 如哈佛大学“提供给教师在波斯顿地区具有竞争力的工资”, 及加州理工大学“根据同区域内的市场调查结果制定合适工资率”。另一方面, 外部竞争性也强调高于市场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 如普林斯顿大学明确提出“要根据市场工资趋势来调节大学教师收入”。

2.内部公平性也是5所大学薪酬体系的重要目标。公平性指大学内部不同系列相似职位职员横向之间或同一系列不同岗位人员纵向之间的薪酬水平的公平性[3]9。公平性的目标原则要求学校根据教师们的能力、技术、岗位及劳动价值等公平地支付不同的工资, 从而让教师们对薪酬体系有着公平感的认同, 进而得到良好的激励。同样, 5所大学的薪酬目标中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公平、公正的薪酬体系, 体现不同岗位的相对价值。

3.部分大学的薪酬目标中突出强调了绩效与薪酬之间的关系。绩效工资所体现的理念是对教师个体贡献的重视, 将教师的绩效与工资相挂钩, 实现优绩优酬的目标。普林斯顿大学的薪酬目标最能体现对绩效的重视, 提出薪酬体系要“提供非歧视的基于绩效的工资体系”, 麻省理工学院薪酬办公室也在政策目标中强调“技能、知识、贡献及适应能力的不断提高”。

(二) 薪酬水平基于市场调查确定, 具有较强的外部竞争力

美国一流大学面向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竞争优秀人才, 教师的薪酬水平主要取决于市场价格, 而如何确定市场薪酬率, 5所大学都是以市场薪酬调查数据作为制定本校薪酬政策的重要依据。最为典型的是麻省理工学院专门成立了薪酬办公室 (compensation office) , 在学校网站上详细介绍了薪酬调查的过程和方案。“首先, 界定相关劳动力市场包括其他类似的学术机构及相关行业。其次, 密切关注相关劳动力市场的薪酬动态, 组织或参与多种薪酬调查获取相关劳动力市场的薪酬信息, 并且尽可能的获得行业基准职位的工资信息, 通常这些基准职位指在高等教育中的典型职位及在其他职业中很容易与MIT中相当的工作岗位。最后, 基于这些工资数据, 薪酬办公室将每年评价现有的学校工资水平和范围, 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调整”[4]。

在获得年度薪酬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美国一流大学制定了高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据2013年美国教师联合会的工资调查结果[5]显示, 5所一流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公立大学教师平均水平, 也高于私立大学的平均工资水平 (见表3) 。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头衔主要分为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四类, 比较不同学术头衔的教师工资水平, 5所一流大学也同样具有竞争力。以斯坦福大学为例, 调查显示斯坦福大学教授平均年薪为207, 000美元, 比授予博士学位的公立大学教授平均高67.7%, 比授予博士学位的私立大学高23.9%;副教授平均年薪135, 100美元, 比公立大学副教授平均高60.3%, 比私立大学副教授高29.9%;助理教授平均年薪111, 300美元, 比公立大学助理教授高52%, 比私立大学助理教授高22.8%。可见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比美国其他公立和私立大学更具有吸引力的工资待遇。

资料来源:美国教授联合会AAUP的2013年工资调查http://www.aaup.org.

与美国社会的其他行业相比, 5所大学教师的薪酬水平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根据美国劳工部2012年对各行业的统计分析结果[6], 全美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为73770美元, 在美国22个行业中排名第5, 大学教师工资是美国行业平均工资的1.6倍。上述劳工部的大学教师工资调查结果包括了美国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等各类全部高校, 若是只考虑这5所一流大学的工资水平, 同样根据上述教师联合会的调查结果, 2013年5所一流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为157780美元, 远超过了美国所有行业的最高工资, 由此可知, 这5所一流大学的教师有着令人羡慕的工资待遇, 为学校顶尖人才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网站http://www.bls.gov/oes/current/oes_nat.htm#b13-0000.

(三) 薪酬类型以协议工资制为主要形式

美国的大学薪酬类型主要有协议工资和单一工资两种形式。协议工资 (Contract Salary System) 指教师的年工资是通过与院系或学校之间协商来确定的, 学校或院系根据教师的工作经验、教学效能、学术活动和社会化服务等多方面综合因素, 并据此与教师进行协商共同制定工资水平[7]。单一工资制 (single Salary System) 是指学校会根据每位新聘教师的学历工作经验等设定其进入工资的某一等级, 然后随着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及绩效的提高, 每年工资提升一定的百分比, 或是晋升到下一等级[7]。

从考察的5所大学来看, 除了加州理工大学实行单一等级工资制以外, 其他4所大学都是对专任教师实行协议工资, 而对行政管理及后勤人员实行单一等级工资制。协议工资制反映的是高校对教师工作的一种假设预期, 它的基本理念在于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是判断其薪资水平的主要依据, 在基本约束下, 不同的高校会在遵守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标准来确定初任教师的起始工资水平[8]。在协议工资制度下, 一流大学的教师的工资因人而异, 且相互保密, 工资的调整和变动都根据协商结果确定。在美国的劳资关系中, 这种做法被称为是教师法定的谈判权利, 这是一种基于政治学逻辑的教师薪资制度取向, 通过双方的对话交流, 来实现教师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话语权[8]。

尽管协议工资制是主流, 但加州理工大学实行的单一等级工资制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以加州理工大学2013年的单一等级工资标准为例 (见表5) , 所有教师都被置于工资等级表中的某一等级, 并根据资历和绩效得到相应工资或晋升下一级。该等级标准表具有如下特点:第一, 工资等级数量较多, 给教师足够的发展空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教师薪酬等级共分15个工资等级, 对应学校的等级36至50, 较多的等级数量给出了教师专业不断成长的阶梯。第二, 最高与最低等级间工资差距大, 激励明显。加州理工大学教师工资最低等级的最小值为每年18, 720美元, 最高工资等级最大值为300000美元, 最高工资约是最低工资的27倍。第三, 随着等级的提高, 工资范围也逐渐变宽。这种宽带薪酬给出了每一个等级的工资范围, 且工资范围随着等级增加而增加, 由最低等级工资范围的21280美元增加到了235000美元, 持续的工资宽带的增加为教师未来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薪酬激励。

数据来源:加州理工大学人力资源部门网站http://hr.caltech.edu/Jobs/Compensation.htm.

(四) 薪酬管理以学院为主, 实行年薪制

美国高校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院为主, 各院系掌握着充分的自主和自由, 学校主要负责统筹安排, 制定指导性计划和意见。因此, 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师薪酬管理权力几乎都在学院和系, 由校长和教务长领导, 学院根据自身财力、教师业绩情况协议教师工资, 实行两级管理。如斯坦福大学的规定“所有教师的工资在与之协商之前必须经由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的批准”。因此, 教师的聘任、续聘、晋升及协议工资的调整主要由院系根据学校制定的相关政策负责具体实施。

美国一流大学对专任教师普遍实施年薪制, 年薪按9个月学术年或12个月财政年计算, 通常平均到每个月支付给教师, 也有如加州理工大学那样每两周的周五支付一次教师工资。在年薪制下, 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师薪酬构成简单且较为稳定, 主要由基本工资和福利构成, 此外有一些加班补贴, 轮班补贴、暑期工作薪酬等额外的工资。基本工资是美国一流大学教师薪酬的主要构成, 据美国教师联合会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5所一流大学教师基本工资占总薪酬的比例分别为加州理工大学83.27%, 普林斯顿大学82.18%, 斯坦福大学81.49%, 麻省理工学院79.14%, 哈佛大学78.79%[5]。其中总薪酬包含基本工资及机构的平均福利支出。较高比例的基本工资为教师收入提供了稳定的来源和保障。

(五) 薪酬调整与增长具有稳定机制

美国一流大学薪酬体系有着完善的工资调整和增长机制, 该机制相对稳定并兼顾公平性, 整体调整学校的薪酬水平和结构[9], 主要有4种机制。

1. 定期的薪酬普遍增长。

在加州理工大学实施单一等级工资制度的学校里尤其明显, 学校会定期根据市场工资率调整各等级的教师工资标准, 使得教师工资能够与市场工资变动趋势相一致。

2. 协议加薪。

在协议工资制度下, 美国一流大学教师可以提出增加工资的申请, 由学院院长或教务长讨论并根据绩效表现、院系政策及财政收入情况决定是否给予提高, 如果教师对加薪结果不满意还可以到学校调节委员会去解决。

3. 公平性工资提高。

美国一流大学十分关注不同岗位间职责与薪酬的公平性, 一旦对具备同样工作经验、教育经历的岗位给予的薪酬不同, 会允许教师提出并根据情况给予及时的调整, 这种调整与个人绩效无关。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工资政策中提出, “当两个相似工作岗位或职称之间或是新雇佣教师与已有教师之间的工资存在显著性差异时, 教师可提出申请公平性的工资增加”[10]。

4. 晋升带来工资的提高。

无论是协议工资制还是单一等级工资制度下, 教师学术头衔的提高都会给教师带来相应的工资提高, 如麻省理工学院教师晋升带来的工资提高在5%-15%左右[11]。

(六) 薪酬福利多样化、人性化, 是薪酬的补充

多样化的福利计划是美国一流大学提供给教师们除基本工资和绩效奖励以外的重要的薪酬补充形式。这5所一流大学都成立了福利办公室, 为教师们提供多样化可选择的福利计划 (见表6) 。这些福利计划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根据联邦、州和地方的法律规定单位必须提供的福利如受伤工资、失业工资;二是基本的福利保障, 如医疗保险、牙医、人身保险、退休金等。三是一流大学具有学校特色的福利, 如教师子女学费补助、子女帮扶计划、优惠券、健康咨询、带薪假期、病假、事假等。教师们可以结合个人及家庭需要, 选择相应的福利计划, 并可以每年重新调整。

由此可见, 世界一流大学给出的福利保障覆盖面广且极具人性化特色, 既包含了基本的各项医疗养老保险等, 也充分考虑了教师的工作发展, 休假, 退休养老的问题, 同时还照顾到了教师的家庭生活与孩子抚养等, 使教师减轻生活顾虑, 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另外, 哈佛大学认为“福利不仅仅保证了教师的财产安全和生活享受, 对教师的薪酬总收入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美国教授联合会AAUP的调查结果显示, 2012-2013年间美国私立大学给每位教师的平均薪酬福利支出占教师薪酬的28.1%[12], 可见福利是美国一流大学薪酬的重要补充部分。

二、对我国高校教师薪酬改革的启示

尽管我国高校多为公立高校, 与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也有较大差异, 但吸引和保留优秀教师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 美国一流大学薪酬体系的特征仍然可以给我国高校薪酬体系改革提供以下有益启示。

(一) 提高大学教师相对其他行业的外部竞争力

我国若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首先要保证一流大学教师工资相对其他行业要具有较强的外部竞争力, 但目前我国一流大学教师相对工资水平较低。以高等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北京地区为例,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2011年北京市大学教师平均工资为82945元, 在国民经济19个行业中排位第7名 (见表7) , 是最高的金融行业年工资的一半, 比IT行业低40.7%。对比美国, 从薪酬体系的理念到实际的薪酬水平, 无不体现了制定具有外部竞争力薪酬的理念, 即支付给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薪酬。因此, 必须提高我国一流大学教师相对于其他高收入行业的工资水平, 增强大学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二) 定期开展全国高校的教师薪酬调查

“薪酬调查是现代薪酬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技术, 是对政府行政性统计的丰富和补充”[13]。美国教授联合会AAUP的大学教师薪酬调查覆盖了美国全部高校且每年调查一次, 并给出总体的分析报告及各机构薪酬情况的详细报告, 这为美国一流大学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相比之下, “我国始终没有经过科学设计、系统、完整、持续和多途径的高校薪酬调查”[13]。这使得学校管理者和相关管理机构在制定薪酬政策时缺少可靠的依据, 也无法对高校薪酬水平的外部行业竞争力、学校间竞争力及内部工资分配满意度等进行科学的评价。另一方面, 由于缺少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 现有国内关于高校教师薪酬的研究也主要是停留在制度层面的理论探讨, 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此, 建议国家或相关社会组织能够科学设计并定期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教师薪酬调查。调查的范围也可以不只局限于薪酬水平的调查, 还可包括对整个薪酬体系的调查, 如薪酬目标、类型、结构、增长、福利及薪酬满意度等方面, 并面向社会定期公布调查数据和结果。

(三) 简化教师薪酬构成, 提高基本工资的比例

我国高校教师薪酬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 绩效工资和津补贴四个部分构成, 其中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由国家统一按事业单位工资标准执行, 绩效工资由高校自主制定, 津补贴则名目繁多。“从许多高校的实际情况看, 校内岗位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平均比例达到50%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70%, 达到80%-90%, 扣除校内津贴和地方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比例后, 国家工资所占比例仅为25%左右”[3]19。由此可知我国高校教师工资中基本工资在薪酬构成中比例过小, 没有发挥主导作用, 这也是教育行业薪酬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对比美国一流大学教师工资主要以基本工资为主, 若不考虑额外任务的工资补贴, 基本工资占美国一流大学教师的总薪酬比例达80%左右。建议在大幅提高大学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 简化教师的工资构成, 为大学教师提供相对稳定而简洁的薪酬。

(四) 探索对大学副教授、教授实行协议年薪制

目前我国各高校仍普遍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有部分学校实行岗位津贴制或绩效工资制, 但总体来讲学校的校内工资分配方式较为单一。《教育规划纲要》在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中提出, “探索协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办法”。美国一流大学的协议工资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考虑到我国高校师资规模相对较大的现实, 如果对所有专任教师都实施协议工资, 那么管理成本将会较高、操作较为困难, 但对副教授、教授及其他重要引进人才等实施协议工资是可以尝试的, 具体可以由学校制定这几类人才的工资基准, 再由学院每年与教授之间根据教授的资历、研究成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协商工资水平。这样的协议年薪制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薪酬支付机制, 既考虑了教师的投入因素如学历、工作年限已有的成就, 也考虑了教师的产出因素如这一年的学术产出、教学效果、社会服务等。这种捆绑式的薪酬支付方式能够综合反映高层次人才的人力资本水平, 并且给予教师平等协商的权利和机制, 提高教师的薪酬满意度, 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五) 建立多样化可选择的特色教师福利计划

我国高校教师的福利项目仍以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公积金这些传统的福利项目为主, 缺少考虑教师多层次需求的特色福利计划。从美国5所大学来看, 都将福利视为薪酬的补充, 并将福利视为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建议我国高校结合教师的类型和需求设计多样化的福利待遇, 如针对年轻教师设立一些住房补助计划、教育培训等。对有子女的教师为孩子提供托儿所、子女的教育帮扶计划等。这样不同类型的教师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选取相应的福利, 给教师们良好的生活保障, 从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校工作中去。

(六) 建立教师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