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共12篇）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1

当今世界是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中国拥有广阔的海洋国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既助力中国依托海洋实现可持续发展,又促进自身海洋权益维护。

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加之粗放型增长模式引发环境污染、产能落后等问题,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故只有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才能顺利完成经济转型升级。此外,中国拥有近18000公里的海岸线、管辖海域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由于长期缺乏重视,中国海洋权益现状堪忧:1、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因各方分歧难以协调而长期搁置。2、周边邻国非法侵占或控制主权属于中国的岛屿。3、我海上管辖权不时遭到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侵犯。4、中国周边海洋资源因缺乏必要保护而被沿线国家非法开发。5、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挤压中国海上战略空间。所以,中国需要依托海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自身海洋权益,但复杂的周边海洋环境严重阻碍中国走向大洋深处的步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

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首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距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式提出541天后,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此“,一路”战略顺利完成顶层规划,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维护中国海洋权益间关系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海洋战略互信、沿线地区治理、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合作来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同时,加强沿线岛礁、港口建设和维护海上交通要道畅通构成“一路”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

2.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助于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

2.1.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助于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战略互信。

中国的日渐强大引起部分周边国家对华“不适”,其开始抱团同中国进行博弈或借域外大国之手制衡中国。南海问题便是典型,作为“一路”战略的必经之地,南海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但部分南海国家对华战略疑虑将严重阻碍“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

回顾历史,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凭借包容互信、重义轻利、和平共处的精神延续千年。立足当下,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一路”战略秉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iv的基本原则,以沿线各国的利益为主要关切,通过各领域平等互惠的合作,带动整个地区实现共同发展。这既是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又有利于沿线国家正确认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增进彼此间战略互信,从而确保“一路”战略顺利实施,为维护中国海洋权益提供战略保障。

2.1.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利于中国参与周边地区治理。

对“一路”沿线海洋资源的开发,需要中国加强同周边各国在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司法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沿线海域治理主动权,构建互利共赢的周边海洋秩序。“一路”战略从以下两方面为中国深入参与沿线周边地区治理提供强大保障。前者反映在:加强各国政府间合作,为重点项目的落地提供政策支持;加快推进沿线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后者体现为:“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充分发挥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机制和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论坛的作用。以上内容为中国参与沿线地区治理指明方向,提供制度保障,促进沿线“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既确保“一路”战略顺利推进,又夯实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制度基础。

2.1.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利于构建沿线海洋命运共同体。

“一路”战略秉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的价值理念,顺应沿线各国渴望发展的需求,通过打造沿线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途径区域的整体繁荣。2014年6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发表演讲时强调:“中方愿与各方共建合作之海,积极构建海洋合作伙伴关系……让海洋永远成为不同文明间开放兼容、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讲话生动诠释了中国以共建“21世纪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海洋观,既有利于沿线国家接纳“一路”战略,保障其成功实施,又为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奠定舆论基础。

2.2 强化海洋维权能有效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广袤,航线漫长,且途经马六甲海峡、亚丁湾等多条海上交通要道和岛礁星罗棋布、水况复杂的东南亚、南亚地区,故加强港口、岛礁建设,保障海上交通要道畅通,对“一路”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2.1 加强沿线港口和岛礁建设是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前提。

在海洋中航行,沿线港口和岛礁既能够为船只提供后勤服务,又可在必要时用作临时海军基地,承担保护海上交通线的重要使命。“一路”途径海域海洋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必须加强沿线岛礁及基于岛礁的港口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已在海外参与建设多个港口: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孟加拉国吉大港以及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这些港口多数扼守“一路”沿线海上交通要冲,投入使用后将大幅提高中国海外贸易效率与安全。此外,从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来看“,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已成为“一路”战略的重点内容,随着“一路”战略的推进,与沿线国家间港口合作将成为中国保障海上交通要道安全,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常态化举措。

岛礁开发与建设在“一路”战略中同样意义重大。因为,矗立在海洋中的岛礁是远洋建港的基础,一些条件成熟的岛屿还可改造为军事基地,这将增强中国对近海的实际控制。黄岩岛事件后,中国加强南海岛礁建设。从2014年起,重点对赤瓜岛、永暑岛、渚碧礁等多个岛礁进行扩充,既强化了南海岛礁主权归属,又增强了中国对南海的有效控制。所以,岛礁开发和海外港口建设共同构成“一路”战略的支柱,能够有效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2.2.2 保障途经海域交通要道畅通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基础。

当前,海上交通要道畅通需引起中国高度重视。原因为:受中东乱局、中亚地区“三股势力”的影响,中国西部多条陆上交通要道安全令人担忧,而海洋运输具有运量大、成本低以及安全性高等优势,且中国经济对黄海、东海和南海航线的依存度为分别为62.3%、70.5%、85.7%,故海洋运输仍是未来中国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多条海上交通要道,有的分布于中国周边近海,有的则坐落于远洋。由于中国周边部分海域(如:南海)已形成多方势力参与的争端局面,故通过互信互助的对话协商和建设立足地区威胁的海军,近海重要航道畅通将得到有效保障。对于远海交通要道来说,维护其畅通势必牵涉沿线相关国家利益。因此,加强同沿线国家沟通,增信释疑;坚持互利共赢原则,邀请有关国家共同维护远海交通要道的安全,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方为明智之举,如:中国海军承担亚丁湾国际护航任务。

3 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与中国海洋权益维护的几点思考

3.1 筑牢海上战略互信

海上战略互信是“一路”战略顺利实施和海洋维权的基石。然而,前者推出以来,部分西方媒体将其曲解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虽然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多番澄清,不少国家仍心存疑虑。这凸显彼此间海上战略互信度不足。因此,要主动向有关国家说明“一路”战略的总体布局、合作原则等,让它们认识到其中包含的巨大机会和收益;在实施具体项目的过程中,近睦远交,重义轻利,始终把握“不可图小利而失大局”的原则,夯实中国与沿线国家海上战略互信的基础。

3.2 有效应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投资风险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充满挑战,需要强烈的风险防范意识。首先“,一路”战略的重点是以港口合作、海上交通线开发为主的海上基础设施建设及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从经济角度看,海上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且回报期长,我们应仔细考虑投入与产出比,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确保自身合理利益。其次,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语言文化、商业规则等与国内截然不同,盲目进入必将面临巨大风险。所以,中国既要准确了解投资目标国的具体情况,认真评估,科学规划;又要因地制宜,通过“一路”战略帮助有关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减轻其顾虑。

3.3 积极推动沿线海洋新秩序的建构

当前,中国周边海域仍处于美国领导下的海洋旧秩序,名义上有周边各国共同参加,但其中多数维美国“马首是瞻”。海洋旧秩序的存在令沿线海域局势复杂多变,为“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和中国海洋权益维护蒙上阴影。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一路”沿线海域新秩序的建构,有了新的秩序,才能树立新的思维;有了新的思维,才能产生新的合作;有了新的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和谐共处。

结束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新形势下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又是维护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强国梦的根本保证。二者相互融合,彼此促进。我们要辩证而全面地认识两者间关系,在实践中注重协调,通过“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有效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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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悦民,张明.海洋强国崛起的经验总结及中国的现实选择[J].国际展望.2015(01).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2

21世纪世界环保趋势与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思路

新世纪我国的环保产业具有很大的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21世纪我国环保产业必须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适应世界环保发展的趋势,迎来环保产业发展的新时期.

作 者：宋乃平Song Naiping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116018刊 名：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NANNING MUNICIPAL PARTY COLLEGE OF C.P.C年，卷(期)：15(1)分类号：F401关键词：生态 环境保护 环保产业 可持续发展

21世纪初期中国外交趋向与思考 篇3

进入21世纪以来外交发展的线索，基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延续。那一段外交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基本是由邓小平确立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国际形势做出和平与发展的大判断，二是明确了中国外交从“一条线”向“全方位”发展，三是重新阐释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可以说，在新世纪的起点上，中国外交已占据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的局面相当有利。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外交基本沿着先前的路径和方向发展，总的来看比较平稳。外交工作主要围绕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同时也包括对国际和周边热点问题的应对，如国际金融危机、朝核、反恐和南海问题等。调整主要表现在进一步明确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关系和多边外交四者在外交全局中的定位，提出“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口号，倡导建立和谐世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但是，这一时期，特别是近两三年，中国外交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主要是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同少数近邻的关系甚至比较紧张，中国的安全环境看起来已不如前一时期。

这种情况使得国内和国际上的疑虑都在增长，中国外交发展的取向显得比较模糊。在国内，主要是怀疑外国敌对势力正在搞新冷战，遏制中国。在国外，主要是担心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不免要走争霸的老路。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的大判断是否依然正确？中国是否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冷战结束后，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讨论一度十分热闹。现在看来，要建立一种新秩序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大体是在半拉子旧秩序下运转的，其情形自然难以令人满意，不过也有新的机遇。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突发事件和不确定因素增加，发生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动乱、全球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事件等。二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全球经济力量的分布正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出复杂化趋势。总之，世界进入了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

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中国成长为大国的必经阶段。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广泛而深刻的变动、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这种重合将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逐步增大。

我认为，我国面临的形势真正和最大的变化是，随着我国实力的大幅增长和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变量。世界各国判断形势，不能不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这种变化是个大好事，但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先要把自己摆进去，我们对此还很不适应。

客观地看，造成中国安全环境趋紧的因素，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发酵，如钓鱼岛和南海争端；二是周边热点地区存在的不安定因素可能酿成危机，如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件、中国西部一些邻国出现大的动荡；三是一些亚太国家因对中国有所担忧而调整政策，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一些周边国家试图依靠大国力量平衡来寻求自身利益等。

对于上述事态，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有所准备。首先是防止其升级，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周边环境的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变化，只要应对得当，大多可以用和平方式化解。今天，中国拥有的综合国力已远超以往，中国与世界各大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已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中外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实际都处于“损招难用”，制人即是制己的境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对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的大判断，更不能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

中国外交的方针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我的看法是，政策调整根据形势变化是经常需要的，但基本的外交战略方针不能变。

过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作出反应，参与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还很有限，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来自本身内部的变化。现在可以说，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但我认为，中国改变世界的力量和方式仍主要源于自身内部的变革与发展。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还需要学习、需要有更多的战略思考，这样才能避免挫折，较快走向成熟。

第一，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客观、平和地看待本国和别国，摆脱历史悲情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尚存在不少短板，如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还没有最后实现、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等。在成长为大国的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处理这类问题最重要的是学会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冷静、妥善地加以应对。

第二，大国外交谋“势”为先，急谋小利，必损大势，不利成长。我国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如期完成国内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仍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中国的现代化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发展的延续，在世界一些地区陷于动荡之际，维护好亚太地区和平是中国职责所在，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国繁荣之所依。

第三，要认清地缘环境和由此产生的历史经验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特质。从先天的地缘环境看，中国是惟一为四邻环绕的大国，三面是陆上邻国，一面是海上邻国。这种地缘条件决定了中国在传统上从不是一个喜好武功的国家，非外扩而趋于内敛，对外影响的扩大主要仰仗王朝的巩固和繁荣，维护安全则靠羁縻四方、藩属拱卫。一旦中央王朝势衰，一方告急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危机四伏的局面。

深谙历史的老一辈领导人曾总结说：“四至不定，四肢不灵”，他们因此高度重视睦邻关系。在处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时，总强调互谅互让，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对争议领土的处理从来置于更大的战略考虑之下，而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无一例外是通过谈判。有关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现在还面临一个新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势必会从传统的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但是不是要把陆上划界的思维搬到海上？传统海洋大国最重视的是自由航行权、规则制定权，依靠盟友取得海上战略支点。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海洋发展战略，亟须新的战略思维。

最后，关于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以为，韬光养晦并非一种策略，而是中国处世哲学中的智慧。中国曾是弱国，但敢于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做法是绝不向大国示弱，但从不对小国逞强，一贯主张大小国家平等相待。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时，意在强调不为外部压力和干扰所动，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在国家实力倍增、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如何行事？值得思考。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4

地缘政治环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地区地缘关系中所处的外部安全状态, 是一国“地理上的国际环境”, 它主要考察与国家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地理因素, 这些因素是国家政治力与作用力的基础。[2]主要包括国家的地理位置、疆域、资源等因素,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力量的地理结构和相互关系。东亚地缘政治环境, 主要是指区域内外国家在东亚地区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它是分析和研究东亚格局、秩序等内容的基础, 是各种政治力量活动的空间舞台。

传统的地缘政治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地理关系是分析地缘政治环境的基础。但是, 随着冷战的结束, 整个地缘政治区域化的问题却再次呈现出来。[3]在欧洲, 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已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实体, 参与地缘角逐。在亚洲, 东盟内部集合力不断增强, 日益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参与地区地缘经济关系, 并尝试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发挥作用。因此, 从长远看, 地缘政治的整合使得各国在思考、制定本国的地缘战略时, 不能再把眼光局限于民族国家, 必须把相关国家纳入战略视野进行战略思考。[4]因此, 国家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临国的接壤情况, 是考虑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对一国地缘战略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西方地缘政治学者认为, 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 那就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土在世界上的位置。[5]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 美国企图以军事手段获取对东亚的垄断性控制。美国一直没有放弃传统地缘战略思维, 力图加强对东亚的军事控制。冷战以来, 美国官方公开强调要在东亚等战略地区保持兵力优势, 遏制潜在对手的挑战。美国海军已经明确提出其全球海洋战略, 企图利用海洋优势加强对东亚大陆的地缘扩张。[4]虽然美国通过举行多国海上演习、推动地区安全对话来证明其控制海洋具有“公益性”, 但仍难以掩盖其垄断性实质———企图威胁、排斥地区内某些国家对海洋的和平利用, 以达到压服、遏制这些国家的目的。

进入21世纪后, 在舆论的推动下, 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追求深入人心, 制定综合海洋安全战略, 以应对东亚地缘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制下制订了以实现海洋综合管理、可持续性海洋开发利用、海上航线的安全保障等综合海洋战略, 它是包括涉海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等多方面的一个庞大的集合。在海洋外交方面, 逐步加强对美合作, 且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 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加强与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合作, 积极构筑所谓的“西太平洋国家联盟”等海洋国家联盟组织, 参与制定和维持海洋新秩序, 并力争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

俄罗斯、印度对中国东亚地缘压力相对弱化。俄罗斯、印度作为中国的第一、第二大陆上邻国, 其地缘战略一直是影响中国陆地安全的主要因素, 且冷战时期两国都一度成为中国陆患的源头。但是,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国力衰弱, 地缘战略呈现出内向性, 且与中国一样正面临美日等西太平洋的地缘压力。因此, 中俄在目前及以后一个时期的地缘战略取向不存在根本性冲突, 相反却有较大的合作空间。[4]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鼓吹“中国威胁论”, 但因受到印巴矛盾的制约, 难以集中兵力从陆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 近年来印度海军发展较快, 并在尝试向中国海拓展活动范围。

长期以来, 东亚地区一直存在诸多的安全问题, 在黄海主要是与韩国关于苏岩礁的争执;在东海是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的争执;在南海则面临多国对中国岛礁的掠夺。目前, 中国对所属海域的实际控制不到50%, [6]而外大陆架划界的申报使得这一趋势更为严峻, 中国8个海上临国不同程度地扩展了自己的海洋管辖权主张, 使岛屿主权的争夺更加复杂。

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南海海域。越南和马来西亚在2009年5月6日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外大陆架界限“划界案”, 直接涉及对南沙群岛的瓜分。5月7日, 越南又单独提交了“划界案”, 声称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日本在2008年11月12日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日本外大陆架界限“划界案”, 日本的外大陆架方案集中在日本东面和南面水域, 对74万平方千米的外大陆架提出管辖要求, 这比日本本土面积38万平方千米大两倍。各国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提出将会加剧南海诸岛的争夺, 中国将面临维护海洋权益的严峻挑战。

21世纪中国要复兴, 必须高度重视东亚地缘环境的变化。中国要从新地缘环境的海洋权益、国家安全、海洋安全、战略资源基地的高度, 考虑海洋问题, 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因此, 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选择。

一是国民的海洋观念有待增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 两千年前, 就形成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的思想。[7]但是, 旧中国疏远过海洋, 实行过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 走过曲折之路。在很长的历史时代, 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不是向海的民族, 也没有倡导海洋的政府。黄土文化维系中华民族五千年, 使中国成为多民族的大国。但是, 重陆轻海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这种思想至今仍有深刻影响, 许多中国人至今海洋意识不强, 影响中国在海洋世纪走向海洋。因此, 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宣传海洋文化, 是提高民族素质和振兴海洋事业的重要任务。

二是继续增强综合国力。所谓综合国力, 一般指的是主权国家经济、军事、科技、资源等方面实力和影响力的总和, 或“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8]在历史上, 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因素是综合国力。世界历史上的海洋强国也是当时综合国力强的国家。许多控制海洋很久的国家, 最后衰落了, 决定性因素也是综合国力衰落了。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综合国力落后于多个世界强国, 即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 赶上美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远远低于几个世界强国。这是制约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最基本因素。

三是适时运用国际司法程序, 争取有利的外交态势。外交协商和谈判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最优先选择。这是因为领土争端问题非常敏感, 关系到各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及民族的尊严和荣誉, 本质上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外交语言予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然而, 法律手段无疑是非常现实可行的选择。利用国际司法程序, 它有可能打破目前不利于中国的“谈不拢”的局面。更由于司法程序解决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的主动出击不仅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 还可以赢得足够的时间, 为采取其他途径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四是正确研判相关国家在海洋方面的利益存在, 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目前, 外部势力介入东亚海域争端的现状已经不可避免。因此, 面对东亚的复杂局面, 单纯的宣示主权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应当面对现实, 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 妥善处理与美国、日本的关系, 逐步增强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发言权, 以减弱外部势力的影响。为此, 中国应以灵活务实的姿态, 适时灵活地加强与美国、日本的战略对话与合作, 寻找共同利益的增长点, 扩大交流和对话的渠道, 建立高层和各级战略对话机制, 增信释疑, 尽量将其对东亚海洋问题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此, 中国应进行战略思考:应看到维持南海的稳定局面是中、美、日的共同利益;中国必须防范美国、日本将有关中国切身利益的海洋问题国际化带来的后果, 认真研究东亚海洋问题国际化的对策。

五是中国应在东亚海洋安全机制的构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果存在安全利益分歧和冲突的各方缺乏沟通和合作机制, 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有可能扩大, 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反之, 分歧就有望缩小, 冲突可以得到控制。为此, 中国应在机制构建方面积极努力。中国应在加强双边对话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对话机制, 促进地区建立多边信任措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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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5

一、21世纪中国失业型城镇贫困问题治理的八大难点

（一）理论研究及政策指导的严重滞后。失业，作为商品经济的范畴，是市场化进程中劳动力配置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西方对失业的经典解释是指所有那些未曾受雇、以及正在调往新工作岗位或未能按当时通行的实际工资率找到工作的人（注：D·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00页。）。失业的实质就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由于受传统理论和传统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对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明显严重滞后。其具体主要表现在：首先，对“失业”、“下岗”、“再就业”等概念定义不清。(1)关于“失业”概念。我国的传统理论把“失业”看成是一个制度范畴，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现象。从1993年起，我国才开始正式使用“失业”和“失业率”的概念。但至今为止，我国官方所指失业人口一般指城市登记失业人口，且将它界定为“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登记求职的人员”（注：《光明日报》1997年4月4日第三版。）。显然，我国官方对失业的定义既不符合国际统计惯例，更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当前的失业人口现状。我国理论界对失业的定义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形成一种经典性的解释。(2)关于“下岗”概念。从全国的角度至今未对下岗作出统一科学规范的定义。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企业对下岗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在企业内部转岗安置的也纳入下岗之列；很多人从企业下岗后自己很快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但原企业和当地劳动部门不了解，把这些已实现再就业的还算在下岗职工之列等。(3)关于“再就业”概念。对于下岗后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不同单位性质、工作期限长短不一的新单位的职工，算不算实现了再就业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其次，各部门对失业人口尤其是对我国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

再次，对下岗职工的动态变化缺乏了解的途径和手段。一种情况是：企业让职工下岗后，没有及时向劳动部门申报职工下岗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职工下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的虽然在认定上已经实现了再就业，但在找到新的单位后又下岗。有的职工一年可能多次变换岗位，而有关部门以年为统计周期，无法及时了解下岗职工就业的动态发展情况。另外，有的地方政府给企业规定职工下岗最高限定比例，使企业不可能把超过这一比例的情况如实向有关部门上报。

由于在理论上对“失业”等概念界定不清及统计口径不一致，再加上对下岗职工动态变化情况缺乏及时了解，势必导致对中国目前失业人口统计结论的不一致，如某市工会统计的下岗职工总数是40万，而劳动部门、统计部门则分别为20万、29.5万。由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失业人口的总体状况缺乏准确把握，势必模糊中国目前失业人口的现状及分布特征，影响中国就业工作的具体政策操作，从而制约或影响中国就业工作的进程及效果。

（二）中国将面临成为世界上最大失业人口大国的严峻现实。从官方统计数字看。中国目前的失业人口并不多，1997年末，英语论文格式我国城市登记失业人口为589万人（注：《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3月3日第7版。）。但中国的实际失业人口（包括城乡的显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在内的综合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而且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的失业人口还将逐年增加。据学者估算，1997年中国城乡综合失业人口大约1.8～2.6亿规模之多，预计到2000年，将达3亿多（注：《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3月13日第1版。），从而面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失业人口国的严峻现实。

（三）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不仅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产生总量性失业，而且供求结构差异较大，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形成结构性失业。我国劳动者素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文盲、半文肓多。据统计，我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0.86%，受过高中教育的只占6.9%，文盲、半文盲达1.8亿，占总人口的22.2%，其中青年又占36.1%，即我国有6500万青年几乎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注：《经济参考报》1996年8月10日第2版。）。(2)劳动技能低，结构不合理，据资料表明，目前，全国现有职工1.5亿多人，技术工人近7000万人，其中初级工、中级工分别占80%和18%左右，而高级工则不到2%，全国已评聘的技师只有34万人，而高级技师不过2000多人。(3)思想素质不适应，如存在等、靠、要的思想。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加快，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势必难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沦为结构性失业人口，并形成中国不少单位“超编”和“缺员”、“缺编”并存的两难局面。

（四）国企改革的困惑。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严重滞后并已日益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其直接结果，主要表现在国企亏损面仍继续扩大、国企亏损额增加、国企销售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负债率攀高、“双停”企业有增无减、破产倒闭企业越来越多等方面。而国企改革严重滞后的间接结果的主要表现之一则是国企职工失业人数剧增。目前国有部门作为吸收新增就业劳动力主渠道的格局已发生变化，并已出现国有经济吸纳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和历年冗员存量大量排放（即隐性失业显性化）并存的严峻局面，从而增加了21世纪就业工作的严峻性和艰巨性。

（五）农业部门就业严重不足。从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看，我国就业工作除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自然增长的就业压力及隐性失业显性化加速两种劳动力过剩压力外，还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潮顶托”，更面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加速转移的就业压力。由于受传统体制及户籍制度等影响，我国失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农业部门就业不足，即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流入城市又无法为现代经济部门吸收，从而增加城市就业负担。据专家测算，我国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达1.8亿左右，近9000万流动人口，尚有1亿滞留在农村，形成潜在的过剩劳动力。随着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农村商品化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势必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加速转移。据专家预测，未来5年，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人，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六）就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具体主要表面在：(1)就业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全国各级财政拨付的就业经费每年只有2亿多元，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不到1%，与就业对资金的需求相差甚远。不仅如此，不少地方政府对就业经费的投入不够重视，拨款数额也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如广西、吉林等省区）甚至早已取消就业经费预算，使就业经费缺乏可靠保障。(2)作为就业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失业保险基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大量企业职工失业或下岗后的救济与再就业的资金需求。据劳动部就业司预测，1995年～2000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大约为255亿元。(3)各地为弥补资金不足而建立的再就业基金的资金来源和征集标准缺乏可靠的制度保证，所能筹集的资金极为有限，从而大大制约了就业资金的成效。

（七）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合理流动的就业体制。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受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跨省就业核准制度和外来人员就业许可制度等劳动人事行政管理的制约，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城乡之间、不同经济成分企业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着实际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劳动者自主择业权的实现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2)市场化的就业体制尚未形成。据统计，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大约在40%左右。(3)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十分落后，亟待加强。

（八）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是缓解就业压力并为就业提供宽松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技术性措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失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低；企业包袱重；失业保障覆盖面狭窄；失业保障待遇水平低，与现阶段的平均生活水平不相适应；失业保障基金筹集困难，数量有限；基金管理体制不健全；失业保障立法不健全，目前还没有制定《失业保障法》等方面。这些问题使我国21世纪的就业工作既缺乏理论上的支持，又没有现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二、21世纪中国失业型城镇贫困问题治理的八大对策

中国目前乃至今后职工失业型城镇贫困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应着重抓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重视对中国目前以失业型贫困为主体的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及政策指导，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前提。

首先，按市场经济要求，从全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考虑、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当务之急是科学地规范“失业”、“下岗”、“再就业”等概念。我国应尽快确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全口径、没有城乡之分、对劳动年龄没有上限的一般失业观。尤其是对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确定一个公认的客观的统计标准。

其次，国家统计部门应重视对中国目前真实失业人口的统计工作，并每月、每季度、每年定期公布我国实际失业人口规模、真实失业率等基本信息数据，从而及时以科学、规范、权威、动态的统计数据，有的放矢地指导21世纪中国的就业工作。

此外，为便于对失业人口进行动态的规范管理，还应重视规范企业用工申报备案制度和用工年检制度。企业正式招用下岗职工一定期限以上的必须及时（或限时）向劳动部门申报备案。

（二）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基础。

首先，应加紧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职业培训体系。尤其是要发挥各级教育部门的作用，并鼓励兴办社会民办培训实体，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就业培训，积极开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拓宽职业选择余地，提高失业人员就业或再就业的竞争能力和对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从而最终缓解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不对口的矛盾，缩短失业者的待业时间，减少结构性失业人口。

其次，应加强宣传教育，引导观念转变。通过抓思想教育，引导失业者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树立自主意识和自立自强的精神，并使市场就业观念深入人心，从而最终为失业人员就业或再就业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此外，还应重视尽快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近5亿，其中剩余劳动力1亿多，他们中的大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没有文化。因此，重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的关键（注：陈端计著：《贫困经济学导论》，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177-181页。）。

（三）“离业”与“就业”并举，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思路选择或突破口。

基于中国目前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几乎无法就业或再就业的现状特征，我们认为，在21世纪，中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选择或突破口是实行“离业”与“就业”并举（或并重）。所谓“离业”，它既不同于“失业”，更不同于“再就业”，也不同于“退休”。由于这部分失业人员从年龄上还不到退休标准，故称之为“离业”。通过“离业”途径安置的失业人员既包括城、乡劳动力明显弱化的老弱病残者，也包括一些另有家庭生活来源的失业人员等。当前最为迫切的是把消费资料分配中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部分与职业分离开，并根据目前主要城市生活标准来核定每个失业人员永久性“离业”的补偿费。这是解决“离业”问题的核心。而对除“离业”安置以外的其他正常失业人口则通过正常的就业或再就业途径安排就业。

（四）重视经济发展，增加就业需求，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关键。

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治本之策或关键是以大力发展经济为手段，通过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方式，积极开拓就业渠道，使就业岗位在原有的基础上，总量上有新的增加，从而扩大城乡劳动力的需求。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1)大力推动国企改革，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尽量在企业内部消化分流人员，并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厂房、土地、设备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等资源，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和就业空间；(2)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增加就业渠道；(3)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的就业主渠道作用；(4)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全方位发展街区经济，并组织引导一些下岗失业职工向社区服务业转移；(5)通过推广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来增加就业机会，充分挖掘潜在的就业岗位，广泛推动非全日制、临时工和弹性工作制，通过政策引导失业职工以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方式从事各种劳务活动；(6)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开发和统一，鼓励职工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合理流动，并利用

职工大流动所产生的就业岗位替补倍增效应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7)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8)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向非农产业及小城镇分流和转移等等。

（五）重视增加就业资金投入，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要环节。

为适应市场经济对就业资金投入的要求，一方面应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就业经费的投入，并使之得到制度上的可靠保证。为此，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中，应当将“就业经费”列入一类款项，由劳动部门提出就业经费预算拨款的详细申请报告，由财政部门根据财政预算收支的总体情况和就业经费的客观需求制定预算，并将就业经费和财政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与实际失业率挂钩；另一方面，应重视增强失业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重点应放在提高统筹层次与增加基金来源上，并相应地提高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再就业资金的比例等，从而增强失业保险基金在失业救济与促进再就业方面的功能。

（六）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体系，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点。

从长远看，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1)逐步消除阻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种种制度障碍，促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2)建立覆盖全国的劳动力信息网络，定期向社会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包括建设就业信息传播媒体，如开办就业信息报纸，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开辟就业信息栏目等；定期举办人才交流会；组织区域劳务输出协作；开展长期中介服务等。(3)建立各种职业培训中心。(4)重视健全就业登记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法规及法制建设，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有序性，使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法制化、规范化，从而最终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七）建立和完善中国就业工作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要保证。首先，应制定统一的就业工作政策保障，在劳动、工商、税务、信贷、保险、城市管理等方面给失业人口的自主创业和安置失业人口较多的企业以优惠政策；其次，应加紧建立和发展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保障制度，从而为失业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减轻由失业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社会压力，从而最终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再次，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广开资金筹集渠道，尽快建立再就业基金，英语论文格式为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再就业培训等提供保障；其四，重视维护下岗职工的合法权益，既加强对劳务中介机构的规范管理，又加大对企业用工制度的监督，保证下岗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最后，应建立一体化的社会救济系统，当务之急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尽快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扩大到农村，尤其是扩大到贫困地区，从而建立一个面向全社会的救济体系。

（八）重视其他相应的配套改革，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要措施。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6

韩启德代表欧美同学会在开幕式上致词。他指出，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历史已有130多年。一百多年来，一批批优秀的留学人员为了实现中华强国梦，求学海外，学习、传播先进思想、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为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生生不已，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一支特殊的血脉。这支特殊的血脉，是由众多鲜活的个体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的最深处是对故乡的眷恋。可以这样说，不爱自己故乡的人，不会爱祖国；不爱祖国的人，不会爱人类。留学异乡，情系故里，了解世界，为的是更好地报效祖国。在一百多年前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已有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在这支特殊血脉的形成与发展源头上，闪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光辉。

韩启德说，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民族团结和睦，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国际影响空前提高。对广大的海内外学子来说，这是巨大的精神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留学生有了更多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对祖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由衷赞美，来自对国家美好前途的热切向往来自对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挚爱之情。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朴素认同和对他国文化的宽容。在实践中，这种文化自信体现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反映现代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方面。广大留学人员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可缺少的力量。新一代的留学人员面临着前辈不曾有过的机遇，肩负着比过去更加重要的责任。党和政府将继续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和“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大力引进海外各类专业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为国服务。祖国的发展呼唤着人才，祖国热切期盼广大留学人员肩负起民族的期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功立业，再创辉煌。

韩启德说，研讨会选在法国巴黎举行，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2004年是中国与法国建交40周年，又值中法文化年。1964年，在毛泽东主席与戴高乐总统的倡导下，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与深远的影响。为纪念中法建交40周年，两国政府决定从2003年秋至2004年夏为中国在法国的文化年，从2004年秋至2005年夏为法国在中国的文化年。在中法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举办“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与中外交流”研讨会，无疑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第二，2004年是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邓小平同志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大书特书。一大批为寻求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来到法国，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赵世炎等。我们选择小平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在他青年时代工作战斗过的巴黎举行研讨会，是何等有意义的事情！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我的祖国。”这一炽热的爱国情怀，将温暖一代又一代中华学子的心。

韩启德说，欧美同学会于1996年发起组织“21世纪中国”系列研讨会，至今已举行了7次。系列研讨会得到广大留学人员的热情关注和积极参与，已经成为海内外留学人员交流的平台和重要的联系方式。今天，我们举办主题为“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与中外交流”研讨会，就是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广泛研讨新时期留学人员的使命，使留学人员这一支特殊的血脉更加畅通地融入到祖国发展的宏伟事业中。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7

1933年, 费孝通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 师从史禄国, 学习人类学, 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 1935年, 和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瑶山进行特种民族实地调查, 后王同惠在瑶山遇难, 使这次调查中止。1936年夏回家乡苏州静养, 此时, 其姐费达生主持的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蚕丝业改革,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其姐的帮助下, 他在开弦弓村展开了“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调查。费孝通在这次调查中初步萌发了发展农村工业以振兴中国农村的思想。

1936年9月, 费孝通留学英国, 就读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毕业时, 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江村经济》, 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

时隔20多年, 费孝通又一次到江村调查, 并写了《重访江村》, 此文的现实针对性较强, 因而更能集中地表现自已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 那时因特殊的政治原因, 农村工业凋弊, 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费孝通试图通过调查,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改革开放后, 费孝通更加频繁地前往江村, 竭力从中探索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模式。其农村工业思想成熟并进一步发展。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将费孝通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脉络简要地勾画了出来。

一、费孝通发展农村工业思想的主要观点

首先, 他赞成土地的改革, 但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 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1) 。他强调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改良性, 重视在原来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 引进新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和管理模式, 以发展农村经济, 振兴农村。他特别强调这种模式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实际相适应。

其次, 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 费孝通特别强调发展农村工业, 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 发展相应的工业, 增加农民收入, 改变农村面貌,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促进农村发展。他提出发展乡村工业, 主张工业下乡, 就是想推动多种多样的工业生产尽可能多地广泛分散到广大的农村中去, 避免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城市的局面。“与西方工业革命相比的历史相对照, 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2) , 应该说, 在乡土特点明显的中国, 在具有几千年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农村, 这是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径。若能成功地把工业分散在农村发展, 既可以增加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在人口分布上又不至于过分集中, 甚至可以避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劳动者。费孝通认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的乡村工业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逐渐消除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开辟出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另外, 费孝通的发展农村工业思想在改革开放后, 与中国城市化的课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因为大量的中小工业放在了农村, 这就为发展相当数量的小型城市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城市化, 不能走西方的老路, 必须走在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老框框”, 在这方面, 费孝通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指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二、费孝通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与各个时代的冲突与碰撞

解放前, 早在20世纪30年代, 费孝通在大学读书并在课余进行社会调查时, 他的思想和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一起就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彼此相和, 相互促进, 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们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可惜抗日战争爆发后, 乡村建设运动中止, 结束后更是连年内战, 费孝通的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在旧中国注定是难以真正实施的。

建国后到1957年, 费孝通的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尽管和中共恢复国民经济的要求有着内在一致性, 但当时中共的主导趋向是要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风暴, 所以费孝的思想被边缘化了, 没有得到重视, 他在清华主持的社会学系被取消, 也是这一时期这一大背景的反映。面对中国农村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费孝通也曾经试图作出努力, 1957年他第二次到江村, 并写下了《重访江村》, 就是这种努力的反映, 但激烈的政治风暴很快就将他的声音淹没了, 历史遗憾地进入了一段漩涡, 大跃进后, 全国性的问题暴露出来, 其实就已客观上说明了我们党对费孝通思想的冷落造成的损失。但随后的整顿并没有重视费的思想, 持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使费孝通的思想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冷落。1957年后, 随着费孝通被打为右派, 他的思想也就彻底被打入冷宫, 并且长达二十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 他提出了“草根工业”这一理论, 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政策, 很多都是在费孝通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或者体现了他的思想。费孝通的思想一度成为中共农村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 所以他的著作很快得到了整理、出版, 重放光彩, 甚至被抬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即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

三、费孝通乡村工业思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启示

进入新的世纪,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已显现, 但那时问题还不够严重, 或者说很大程度上问题被有利的方面所掩盖, 对于不足和缺陷往往认识不足, 或有意无意地淡化,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我们再也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了, 这关系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景。我们现在仍然能够从费孝通发展农村经济思想中找到可以借鉴的东西, 他在对乡村工业化探索的同时, 还提出了小城镇发展模式, 认为“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 (3) 。如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形势下, 出口受到严重削弱, 沿海很多地区的工业损失严重, 大量农民工 (下转210页) (上接211页) 返乡,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应该组织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 这些返乡农民工往往有技术, 也了解到一些企业的运行机制,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更新, 只要政府引导到位, 以他们为主体, 回乡建立新的, 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企业, 发展小城镇及乡村工业是非常现实的, 是可行的, 既能增加农民收入, 又能减少很多社会问题。

摘要：费孝通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浙江开弦弓村做田野调查时即形成了其立足中国实际的农村改良思想, 其核心是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后来, 他在英国留学时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江村经济》, 标志着这种思想的正式形成, 这种思想在其以后的著述中如《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 得到丰富和发展, 至改革开放后, 他的《九访江村》标志着这种思想的最终成熟。他的这种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发生过多次碰撞, 我们可以从这种碰撞中寻找出七十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沿革与变迁的脉络, 并力图加以分析, 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为今天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关键词：费孝通,农村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变迁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 [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238页

[2]费孝通.<九访江村>《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第86页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8

关键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合作前景,发展趋势

一、引言

2012年东盟(ASEAN)拥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十个成员国,总面积约44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2亿。中国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3.5亿。中国和东盟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国土面积的10.5%,总人口之和占全球人口的28.2%,其幅员辽阔的市场、充沛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东盟和中国无论在地缘还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都牢牢联系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新要求,寻找发展的新动力。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前景

1、贸易预测:2016年中国与东盟双方贸易额将达到7116.83亿美元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正式建立,并从该日起,中国与东盟六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93%的货物实行零关税政策。中国—东盟双边关税大幅降低,其中我国对东盟的关税从9.8%降到0.1%,东盟六国对我国的关税则从12.8%降到了0.6%,而东盟其他四国(越南、老挝、菲律宾、柬埔寨)将于2015年底实现90%以上货物零关税的目标。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不断升级,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密切的发展阶段。2012年,东盟接连四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落后于欧盟和美国;同时,中国接连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把双方国际贸易推向更安全、更稳定、更高效的发展阶段,为中国跟东盟十国搭建一个新的合作载体,营造一个更加开放、互利共赢、稳定、 和谐的贸易环境,为全面建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奠定牢固基础。因此,合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发展符合东盟十国和中国各方的贸易利益。

2、投资预测:201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将突破892亿美元

FDI表示一国投资另一个国家的生产经营,并拥有控制权,是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用来衡量关联国家经济往来、投资联系的重要指标。据调查可知,东盟对中国FDI总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7年东盟对中国FDI为40.83亿美元,2008年为53.43亿美元,经历2009年短暂下降后又逐年上升,2012年达到70.73亿美元, 比2007年翻了1.7倍;东盟对中国FDI占中国FDI流入量比例由2007年的5.5%逐渐上升到2012年的6.3%,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中国对东盟FDI总额则呈现更为剧烈的波动趋势,其中2007年中国对东盟FDI为16.84亿美元,2008年为21.10亿美元,经历2009年短暂下降后又逐年上升,达到2011年的73.36亿美元,但在2012年又降为43.35亿美元;中国对东盟FDI占东盟FDI流入量比例由2007年的2.3%上升到2008年的4.3%,但在2009—2010年间持续下降,经历2011年的4.1个百分点的大幅度上升后迅速回落到2012年的3.9%。

3、金融合作不断深化

在银行合作领域,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不断加深,表现为双方互相设立分支机构、双方互相代理银行业务以及双方业务合作内容多元化等多个方面。从2009年7月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国多个银行已成功地在东盟各国家进行了人民币结算,截至2013年6月末,使用人民币对中国—东盟跨境交易结算已经达到1.12万亿元。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无论是政府间还是银行间都采取了广泛的合作,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对于促进东盟各国基础实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为了应对中国与东盟双边金融领域合作的各方面挑战,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金融领域,以更加紧密的金融联系、更加多元的金融合作和更加强有力的金融创新促进和全面提高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发展水平。

4、对外经济合作不断持续进行

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一种综合性国际经济合作形式,也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构成。近年来,我国大型国企不断和东盟各国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极大地推动中国—东盟双方全面经济合作。据统计,2001—2010年十年间中国企业对东盟承包工程营业额年均增长率高达32.1%,高于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29.9%的平均增长率。

我国与东盟对外经济合作不断取得新成绩,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以及逐年增加的年末在外人数,双方对外经济合作朝着良好方向前进。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势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拓展对外经济合作领域,有助于提升中国和东盟双方企业承包工程的质量和影响力,增强双方高级人才和熟练技术人才的劳务合作,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加强双方共同经济利益。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中国与东盟的未来发展趋势

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助力东盟各国经济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国际贸易蓬勃发展,世界各国贸易来往增多、经济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也日趋频繁,加上新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兴起,不断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使二者成为21世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承担着转变发展方式、加强发展动力的共同任务,急切渴望加强经济经贸联系,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领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源于古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东盟经济、海洋合作为主导,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作为连接地区经济合作的经济合作带。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双方互联互通、维护东亚和东南亚的和平,是中国—东盟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命运共同体、打造责任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交流迈上一个新台阶。

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改变世界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会一蹴而就,它传承和发扬古海上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它将改变世界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体现出中国的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即大国之间平等,互相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将促进沿线国家交流沟通,增进理解互信,深化各国友谊情怀,为沿线诸国共同应对国家安全等领域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世界和平与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合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建立起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提高中国和东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使得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改善。当美国主导创立的TPP和TTIP以及俄罗斯主导创立“欧亚经济共同体”贸易组织时,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让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回响起醇厚、悠扬的“中国声音”。

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丰富的国家外交意义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朝着多极化转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局部地区仍不太平, 地区性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恐怖主义和环境问题不断出现。中国与东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友谊,双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依赖性和共同发展需求,面对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共同问题有共同合作的驱动力。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有助于东亚地区及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与东盟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助于亚洲地区总体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问题的解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增加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深化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强双边的政治与安全关系,本地区的局势也会更加稳定,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来发展经济。

4、“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望成为沿线东盟各国争相呼应的走廊

东南亚地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着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就和我国海陆相连。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有着很强的比较优势和互补优势。此外,我国拥有着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各大产业的技术优势逐渐明显,基建产业和高端制造业迅猛发展, 国际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可以促进海丝沿线东盟各国贸易互补,推动共同利益的发展,进而成为沿线各国争相呼应的走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区域经济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跨境优化配置,节约运输成本和劳动费用,发挥集聚经济效益,促进区域内投融资市场深度融合,产生多赢,形成互补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尤权: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J].求是,2014(17).

[2]刘鸣: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进程、机遇与存在的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2012(10).

[3]王诚志: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经济效应研究[D].外交学院,2013(6).

[4]黄茂兴:历史与现实的呼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9

关键词：经济危机,美国,资本主义,世界中心

预言历史是人类永不厌倦的游戏, 没有什么能比探索大国的起落沉浮更能让人心醉神迷。一个国家遽然的兴起或突兀的衰落, 常常像是一出未按预定剧本演出的戏剧, 让人惊叹于历史的诡谲无常[1]。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 美国最大的两家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破产保护。2008年整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金融危机, 贝尔斯登这家美国第五大投行濒临破产, 股票市值缩水90%, 最终在美联储的斡旋下, 贱卖给摩根大通集团, 第三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了, 随后金融界倒闭潮接踵而至。到2009年上半年, 由始发于金融界引起的危机进一步扩展开来, 并很快波及到实业。全球最大的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由于巨额亏损, 不得不寻求联邦政府资金救助, 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被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兼并, 连百年老店、长期处于行业龙头老大地位的汽车巨头、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宣告破产保护。欧洲的金融业受到的影响比美国更大, 破产的银行、金融管理机构更多, 英国的苏格兰银行、比利时荷兰的福通银行等银行相继破产, 德国的住房抵押信贷银行、法国的国民银行等欧洲金融业巨头遭遇严重危机, 目前困难重重。这些现象似乎显现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衰退。于是有不少人认为, 美国以及西欧开始衰退, 甚至有种观点认为美国会很快衰落, 本次危机将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灭亡。但是, 抛开这些表面现象, 仔细分析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进步走向, 那些关于美国即将迅速衰落的说法, 显然显得过于夸张, 而本次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说法, 似乎也不过是长期以来, 也许从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以来的一种夸张传闻的翻版而已。大国的兴起和衰败, 通常都是先有科学和技术的兴起和衰败, 然后是经济的兴起和衰败, 最后导致国家的兴起和衰败, 科学和技术以及经济的领先或落后是国家将要兴旺或衰败的风向标。21世纪, 谁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科学中心在哪里?仍是美国?还是日本?欧洲?或者是北美、欧洲、东亚?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 近代世界自然科学中心发生了几次转移。1540—1630年, 意大利处于当时世界科学中心;1660—1760年,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了英国;1780—1840年,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了法国;1840—1920年,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了德国;1920年后,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从上述科学中心转移过程可以看出, 世界科学中心的平均周期与转移周期均为80年。按照此科学中心转移的周期, 美国作为科学中心的地位应当在2000年左右结束。但是冷战结束后, 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科学与经济的超大超强地位, 无人相匹敌。从二战后美国迅速冲上世界力量顶峰的时候起, 有人就在不停地谈论美国的衰落。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2008年5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 进入21世纪后, 世界力量在分散而不是在集中, 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增长, 世界将进入无极时代, 将不再有一个居于统治性地位的国家, 将不再是单极、双极或由几个大国说了算, 世界将由十几个代表不同类型力量的国家统治, 美国的实力正在出现相对衰落[2]。甚至在“冷战”之后空前乐观的年代, 美国专栏作家克劳塞默还写道:“毫无疑问, 世界多极化不久将到来, 也许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后, 就会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出现, 而世界在结构上将类似于一战前的时代。”[3]但是这一幕至今还没有出现。人们爱拿以往的历史发展来推测未来, 但是历史的曲线总是充满了迷惑性。进入21世纪已十年, 现今的世界变化并没有遵循以往的历史趋势。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基于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然和自身改造水平的进步, 也就是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诺贝尔奖授予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原始性发现, 具有前瞻性, 基本反映了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状况, 各科的诺贝尔奖获奖成果基本反映了相应学科研究进步的程度。诺贝尔奖获奖情况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志, 也是一个国家教育、科学、文化水平的象征, 获得诺贝尔奖的状况可以作为衡量不同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尺。美国和西欧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分布国家, 亚洲、非洲、澳洲除日本外均为零星分布, 二战以后美国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这三项自然科学大奖中优势突出, 均位列全球之最, 这说明了美国的科学水平在主要的科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诺贝尔奖自1901年设立到2008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总人次为183, 美国获奖85人次, 占46.4%;化学奖获奖总人次为154, 美国获奖59人次, 占38.3%;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总人次为192, 美国获奖95人次, 占49.4%。从1901—2008年, 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 即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总计授奖529人次, 美国籍科学家共获奖239人次, 占获奖总人次的45.1%;其余被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获得, 其中日本有6人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3人次获得化学奖, 占获奖总人次的1.7%。美国自然科学研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 而且到当前还未发现有落后的迹象。现今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 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明、创造, 即基本出自北美和欧洲, 另外地处亚洲的日本也占有一席之地, 其他地区在科学和技术上根本无法与美国和西欧相比。当前世界科学和技术中心还在美国, 并没有发生转移的趋势。美国的经济实力, 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金融服务等高端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领先地位, 微软、英特尔、戴尔、惠普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高技术企业虽然因全球性经济疲软受到一定影响, 但影响并不很大, 其企业研发、产品更新、产品市场占有量仍然领先。美国的整体经济总量仍为世界第一, 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2009年2月22日19点45分,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世界概况栏目发表了2008年世界各国最新的GDP数据, 2008年, 全世界总的GDP为78.36万亿美元, 美国的GDP为14.33万亿美元, 占世界的18.9%;排名第二的日本为4.844万亿美元, 占世界的6.2%;排名第三的中国为4.222亿美元, 占世界的5.4%, 只有美国的29.5%。2008年人均GDP美国为45594美元, 日本为34023美元, 是美国的74.6%, 中国为2460美元, 是日本的7.2%, 只有美国的5.4%。由于美国GDP总量比第二名日本、第三名中国、第四名德国的总和还多1.4万多亿美元, 表明美国的领先优势未来二三十年内不可动摇[4]。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突破5万亿美元, 接近6万亿美元, 超过了美国的50%, 但是此后却是连续十多年陷入滞涨期, 如今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其人均GDP已是西方七国中最后一名。美国自1894年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以来, 已经114年了, 预计在今后的近五十年内, 还将继续占据世界经济总量头名的位置。虽然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承认美国的实力正在出现相对衰落, 但他认为, 美国仍有能力调整自己在世界所处的角色, 并有足够的力量保证世界的安全[2]。目前美国军力的触角遍及全球, 其军事力量的先进、军事实力的强大也是其他国家没法比的。现今世界先进的社会规则、文明法则, 许多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立, 并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学习。美国仍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拥有巨大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由于现今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 经济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剧, 美国又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 美国发生的危机很快波及到几乎全世界, 世界经济的复苏还将有赖于美国的复苏, 有赖于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带动走出困境。此次经济危机亿万美元的损失和一些金融豪门的破产不会损及一个庞大且根深蒂固的全球体系, 西方资本主义的内核并没有动摇, 其核心的人文、社会价值观、人的道德并没有崩溃, 社会依然稳定, 没有出现社会动荡, 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想办法应对, 调整产业政策和社会结构, 各国人民也都能够冷静面对, 社会秩序正常平稳。西方资本主义更有可能沿袭一百多年来的经历, 在危机的磨砺下增强自身的生命力。所以, 在21世纪,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美国仍将是世界的核心, 在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上居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刘波.美国即将衰落.2009年05月18日10:46, 经济观察报, 华声在线, 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0905/200905181204171311.html.

[2]Richard N.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S.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Aay/June2008.

[3]http://www.china-standard.com.cn/file/200303275923.html.

21世纪的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 篇10

一、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

进入21世纪后, 虽然中国的人口素质已有很大提高,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立足“两要素”说, 本文对中国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 身体素质较差

1. 人口预期寿命不够长。

建国以来, 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增加, 男性与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随之逐渐增长 (见表1) 。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 仍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7.3岁, 仅高出4.1岁;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63.5岁, 高出7.9岁。但是比加拿大的79.8岁, 低了8.4岁;比日本的81.8岁, 低了10.4岁 (见表2) 。

单位:岁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7中国人口》。

单位: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

2. 婴儿死亡率较高。

1990年后, 中国婴儿死亡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其中1990年为38‰、2000年为33‰、2004年为26‰。与世界平均婴儿死亡率相比, 1990年中国低25.9个千分点, 2000年低24.6个千分点, 2004年低28.1个千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004年比日本高23‰, 比美国高19.3‰, 比澳大利亚高21.4‰ (见下页表3) 。婴儿死亡率高, 将会影响到人口的预期寿命, 关系到社会整体人口的发展。

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

3. 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 每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统计数据,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 500万, 出生婴儿缺陷率约为12.98%。推算出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缺陷儿出生。再加上出生后显现出缺陷的儿童, 先天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 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4. 残疾人比例不低。

“中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 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 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万~1 800万人, 白痴就有100万~200万人。”[1]中国残疾人数量庞大, 且其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其中1987年, 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4.9%, 残疾人口约5 164万。至2006年残疾人总数达8 296万人, 占总人口的6.34%[2]。

(二) 科学文化素质偏低

1.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少。

1980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4.5年, 2000年达到7.6年 (见表4) , 2007年增长到8.5年以上。而世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 美国为13.4年, 韩国12.3年, 差距明显。

单位:年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摘要》。

同时, 受教育程度城乡人口差异明显。“2005年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 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3年, 比城市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低3年左右, 甚至一些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三至四年。”[3]

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2004年中国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6年、中部地区为8.14年, 西部地区7.48年, 为最低。粗文盲率西部地区也最低。

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 不利于城市化进程, 也难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产业化。

2.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

虽然与改革开发初期相比,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与1990年普查相比, 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 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 422人上升为3 611人, 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 039人上升为11 146人, 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 344人上升为33 961人, 增长了45%。”[4]

但是,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6年, 中国大学入学率达到了23%, 接近世界25.6%以上的平均水平, 但大多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30%, 其中美国达到了80%以上。

3. 文盲半文盲率高。

与建国初期相比, 虽然中国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 (15~45岁间) 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 但是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仍然很高。1990年中国文盲人口18 003万, 2000年下降到8 507万。文盲总数虽有下降, 但基数庞大, 位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印度。目前, 发达国家文盲率为2%以下, 欧洲国家约为2.2%,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仅为0.5%。

二、提高人口素质的对策

目前, 中国应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人口政策的核心问题, 将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将人口大国逐步转化为人才强国。

1.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出生缺陷干预的关键措施在于预防, 必须按照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策略来实施干预。其中, 一级预防是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出生, 包括婚前检查、遗传咨询、选择最佳的生育年龄、孕早期保健, 包括合理营养、预防感染等;二级预防是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 主要是在孕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采取措施, 以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是指对出生缺陷的治疗。通过实施这些健康行为干预、营养素干预、疫苗干预、药物干预等技术手段, 进行出生缺陷干预, 达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的。

2.推进人口早期教育, 打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婴幼儿时期, 既是人的智力开发的奠基时期, 又是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奠基时期。”[5]早期教育是对婴幼儿进行的以开发大脑潜能为主要环节, 以开展游戏活动为主要形式, 以致力于提高婴幼儿智能、加强其体能、健全其人格、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的保育与教育有机结合的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组织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等几大范畴的学习活动, 使婴幼儿在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诸方面获得良好的发展。

3.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1) 增加教育投入,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目前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小, 为此, 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 以促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2) 优化教育结构, 加快各类教育的发展。继续抓好“两基”工作,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力争使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强成人教育, 提高就业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突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3) 积极实施人才战略, 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由于良好的人才环境是巨大的无形资产, 对内可以产生凝聚力、鼓舞力和驱动力, 对外可以产生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因此, 必须实施人才战略, 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 最大限度地给人才以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张润香.论提高中国“人口素质”的重要性[J].科学之友, 2008, (3) :96-97.

[2]中国人口年鉴 (2006) [K].北京:中国人口年鉴杂志社, 2006:229.

[3]马娟.中国人口素质问题探讨[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08, (5) :39-42.

[4]陈蕊.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159-160.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篇11

这是一场规模盛大的辩论。

2011年6月，在多伦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代》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对话中国经济学家李稻葵、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他们辩论的话题就是“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

他们是全球政治、经济、传媒、历史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中的每一位都足以单独撑起一档晚间黄金档的特别节目。这次引人注目的世纪大辩论受到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令加拿大多伦多的罗伊汤姆森大厅2700个位置座无虚席。

《舌战中国》记录了这场世纪大辩论的精彩过程，并收录了亨利·基辛格、李稻葵与约翰·盖格尔的对话，让您近距离了解关于中国未来的顶级分析。

辩论围绕“21世纪将属于中国”展开，在4位明星级别的辩论队伍中，亨利·基辛格无疑最受国人瞩目。早在40年前，基辛格首次访华，为后来的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基辛格在中国家喻户晓。作为反方，他在辩论中指出，中国存在的经济、人口、环境等问题，导致中国很难在21世纪主导世界。 与基辛格一起，法里德·扎卡利亚也反对21世纪将属于中国。他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并没有做好21世纪主导世界的准备。

辩论的正方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正如他在《舌战中国》序言中提到的那样，这是一场“迫切希望输掉的战斗”，因为他不希望西方把“21世纪属于中国”这一命题等价于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甚至等价于“霸权”。他用“能量”、“复兴”、“影响”三个词做开场白，希望听众能够对中国得出这样的结论，“能量充足的变革”、“伟大文明的复兴”和“积极的国际影响”。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同样持支持的态度，他通过“历史上的大多数世纪都是属于中国的”，表达了对21世纪的中国充满期望。同时也指出美国和欧洲正在逐渐衰弱，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将属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舌战中国》将会带给读者不同的视角，无论是基辛格还是李稻葵，他们都不希望这个问题被简单化，而是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维系正常合作的重要性。21世纪影响力上升最快的无疑是中国，但日益强大的中国不应该意味着威胁，更不应该意味着“霸权”，而是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场辩论围绕经济、外交、民生等问题展开，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的未来做了分析，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涉及。《舌战中国》是一本了解中国现状的好书。

精彩观点评述

尼尔·弗格森

著名历史学家

《货币崛起》、《文明》作者

21世纪将属于中国，因为在历史上大多数世纪都是属于中国的。在世界经济中，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投资目的地，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国。

法里德·扎卡利亚

《时代》周刊国际版主编

《后美国世界》作者、《傻瓜的阴谋》作者

中国有主导世界之势，但中国难以摆脱“先高速增长，然后在某个时间增速放缓”的规律，只不过由于中国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比较大，这种情况可能会来得迟一些。

李稻葵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21世纪，中国将是：能量充足的变革、伟大文明的复兴，以及积极地影响国际。

亨利·基辛格

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

《论中国》作者

论21世纪中国旅行社形象的塑造 篇12

一、中国旅行社的现状

随着中国旅游业市场机制的确立, 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旅行社业面临着许多的深层次问题:

1. 旅行社组织结构不合理

我国旅行社虽然数量剧增, 但企业组织结构呈“小散弱差”。甚至于旅游业界的有关专家人士认为:“小、散、弱、差”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旅行社业的主要特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势品牌的龙头企业, 这样就不可能通过品牌的强有力扩张来实现行业内资源的有效整合, 达到规范市场, 促进发展的目的。况且, 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与国际市场接轨。不久的将来, 大量的外资、合资旅行社将会挟其强大的品牌、规模和营销优势进入我国旅游市场。旅行社不成规模, 没有品牌, 将如何“与狼共舞”。

2. 旅行社业内的秩序混乱

从我国旅行社业的发展实际看, 旅行社业市场走入混沌、混乱局面的原因众多, 诸如由于我国旅游市场机制尚未完善, 许多旅游政策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片面性、局限性和主观性, 尤其是有的旅游政策还具有与动态不一致, 时松时紧、此松彼紧、朝令夕改、因人而异等主观随意性。这些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扶持国有大中型旅行社, 并绕过行业市场直接作用于这些旅行社。这就意味着中小旅行社被挤压在非常狭小的生存空间里, 出现违规经营就是意料之中的, 留下行业内削价竞争、无序竞争、互挖客户之风、行业平均利润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后遗症”也是情理之中的。

3. 旅行社行业组织缺乏独立性

目前许多国内旅行社存在着恶性降价服务等许多不合理的竞争, 单凭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命令直接干预收效甚微, 况且政府部门无权为旅游产品定价。而我国旅行社行业组织——中国旅行社协会, 基本上由国家旅游局扶持, 受旅游局的直接领导, 是国家旅游局的附属机构, 因而缺乏独立性, 致使旅行社协会的行规会约和管理职能的效力微乎其微。

面对中国旅行社业目前的状况, 我们只有调整旅行社的经营思想和战略, 超越于价格竞争而从非价格竞争入手, 努力树立中国旅行社业的良好形象, 以此进行“自救”, 才是中国旅行社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二、塑造中国旅行社形象的意义

《论语》中有“人无信, 不成其为人焉”的至理名言。成语中“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都是突出一个“信”字, 有信则有誉。如果把商品经济称为货币经济, 那么, 现代市场经济则可称为信用经济。因此, 信誉往往成为一个旅行社竞争力状况的指示器, 良好的组织形象成为当代旅行社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旅行社形象, 是指社会公众及旅行社内部成员对旅行社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它是旅行社物质和精神活动的集中体现。良好的形象是旅行社无形的宝贵财富和资源, 是旅行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 良好的形象, 可以激发旅行社成员的归宿感和自豪感, 增强旅行社内部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从而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旅行社充满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 形象好的旅行社, 以其良好的知名度、美誉度及信誉度, 不仅其旅游产品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而且还能吸引社会上众多优秀人才的加入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及帮助, 从而赢得市场、赢得人才, 提高经济效益, 使旅行社健康、持续发展。

三、如何塑造中国旅行社形象

设计旅游产品、宣传促销、接待服务是旅行社的三大任务。其中, 在宣传促销中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则是塑造旅行社良好形象的关键所在。

由于旅行社产品的不可储存性, 不可异地消费性和不可试用性的特点, 以及旅游消费是一种心理感受消费的特性, 决定了旅行社做宣传促销时应从旅行社产品的特性和产品生命周期及旅游者心理需求两方面来加以考虑。

策略一:根据旅行社产品的不同生命周期, 进行相应的宣传促销。

旅行社产品既包括无形产品, 也包括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主要是旅行社提供的各种服务;有形产品是旅行社为游客提供的包括吃、住、行在内的一些实物享受。无论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产品, 都是具有生命周期的。一般来说, 任何产品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四个时期: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因此, 所有相应的宣传促销也应分成不同时期:

1. 开拓期:

即旅行社产品的投入期。这时旅行社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都较低, 产品还不被旅游者了解和接受, 迎合旅游者此时正在了解和探索的心理, 这时旅行社的任务主要是介绍产品, 取得市场。因此, 旅行社应采取大规模广告促销的方法, 不惜成本, 大力开展广告宣传, 强调新产品的特性, 激发需求, 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力求使旅行社产品尽快过渡到下一个时期。

2. 竞争期:

即旅行社产品的成长和成熟期。这时旅行社同类产品的竞争对手逐渐增多, 旅游者对产品了解也逐渐增多, 并对本社产品表示满意, 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都逐渐增多并达到最高点, 同时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要求旅行社广告重点在于提高旅游产品形象上。其促销策略是扩大影响面, 增加销售渠道, 加强宣传本社旅游产品优于同类产品的特性, 创立品牌特色, 增强旅游者对本社和产品的信任感, 以便与其他同类产品展开竞争获得市场。除此之外, 还应放在寻求开拓目标市场, 挖掘市场需求潜力, 扩大销售额上。

3. 维持期:

即旅行社产品的衰退期。这一时期旅行社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在成熟期达到高峰后下滑, 旅游者对产品已有所厌倦, 需求有转向别类产品的趋势。此时旅行社必须首先对此作出正确的产品决策, 对于产品广告来说, 重点放在宣传改良后的产品特色上来, 以刺激产品需求, 不致因销售量下降过快而使旅行社经营受到过大影响;对于老产品可以适当进行一些提醒式的广告, 但已不宜投入过高, 应有适当控制, 同期广告重点应保持在新产品和拳头产品上。

策略二:针对旅游者心理需求, 进行宣传促销。

旅游者的心理是复杂多样的, 而影响宣传促销时间的主要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第一阶段时的心理。在这一阶段, 旅游者不仅要作出旅游的决定, 还要对旅游目的地作出决策, 选择旅游产品。这时他们的心理非常复杂, 他们觉得很难作出一个决定, 而且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尤其是各种广告宣传的影响, 他们此时很希望有人给予他们建议与帮助。因此, 旅行社如能抓住这个时机把本社产品介绍给他们, 并对他们发出热情的邀请, 这对这些本社产品的潜在消费者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 利用这个因素制定旅行社的宣传促销策略, 关键在于研究掌握旅游者进行旅游抉择的时间规律。如我国大中学生的春游, 绝大多数在4月初决定。因此, 旅行社应抓住这段时间及时促销有关旅游产品, 使潜在的旅游者变成现实的旅游者。

塑造旅行社形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实践中, 我们应根据旅行社自身的具体情况, 不断探索与创新, 努力塑造出独具一格的良好的旅行社形象。

摘要：目前, 我国旅行社业存在诸多问题, 致使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严重影响了旅行社业的信誉。因此, 本文提出要塑造旅行社良好的形象, 提高中国旅行社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以保证旅行社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旅行社,旅行社形象,宣传促销

参考文献

[1]郭鲁芳等.旅行社经营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2]高峰岐.中小旅行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