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

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共4篇）

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 篇1

中国经济改革顺应世界大势

秦 宏

世界期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是期待中国如何变革。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渴望为经济治理找到最佳方案。而只有把握大势，才能找到正确方案。透过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尤其今年，不难发现，对于经济治理而言，改革、调整、创新势在必行。

先看今年。9月和10月，全球迎来了夏季达沃斯、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三场以经济为主题的盛会。虽然三场盛会主题各有侧重，但从夏季达沃斯提出的创新势在必行的口号；到《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中提及的表现灵活性，确保多边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尽快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支持清洁能源发展；再到APEC领导人为推动亚太增长达成的七点战略共识，三场盛会不约而同地对外传递出改革创新的信息。

5年前，金融危机爆发，重挫了世界经济，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危机表面上的诱因是无节制的金融冒险，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国际经济结构和秩序的不合理。过去的5年，世界经济秩序和结构无论从总体还是从局部都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调整。

从全球层面上看，G20取代G8（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发达国家着手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让渡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份和投票权；巴塞尔协议Ⅲ通过并开始实施，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从地区层面上看，美国启动再工业化进程，制定并实施相关计划；欧洲加速一体化进程，逐步削减过高的福利；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放出或准备放出宽松货币、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的“三支箭”；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产业升级。

世界在变，但是变得远远不够。这是一次上层建筑重新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涉及到发展模式、治理架构、利益分配、习惯方式等方方面面。传统是强大的，成长是痛苦的，变革面临着重重阻力。二十国集团效力下降；某些国家迟迟不批准IMF改革方案；美国在债务、财政赤字和医改等方面内斗不休，日本迟迟射不出结构改革的“第三支箭”；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步履缓慢，自主发展和抗冲击能力不足，仅仅美联储发出退出预期的讯息就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发生大幅震荡；当然，还有一些国家试图走回头路，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

世界发展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已将世界经济推上新台阶。欧洲之所以能筑底企稳，是因为它能够痛定思痛，缓慢但又坚定地推动一体化进程；中国之所以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能在最近发生在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动荡中岿然不动，是因为我们能兼顾当前和长远，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和开放。

这是一轮新的竞争，谁能坚定不移地推动变革，谁就能在新形势下占据主动地位。而顺应世界大势，积极改革创新的中国，必将拥有光明的未来，成为其中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当然，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更需要国际社会戮力同心，建立起公正和谐、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 篇2

关键词：综艺节目；文化；节目制作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207-02

最近两年，中国电视荧屏似乎被综艺霸占，各大卫视纷纷推出各类综艺节目，例如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江苏卫视《我们相爱吧》、东方卫视《花样爷爷》。综艺节目却越做越火，然而，在各种综艺节目中，大多数都与韩国的三大卫视KBS、MBC、SBS以及韩国最大娱乐集团CJ E&M合作。韩国在韩剧热还未减弱的情况下，韩综又侵占了年轻一代的心。

一、韩国电视节目发展模式

不论是《running man》、《the roommates》、《超人回来了》还是《我们结婚吧》等这些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明星效应，不论是固定的明星主持团还是明星嘉宾，他们有效的利用了资源，用不做作，不矫情的方式让大众自然接受。其次是对韩国本土文化有效传播，对韩国的饮食文化，使电子产品，护肤产品，景点等能够促进传播文化的，他们都会纳入到节目当中，使得每播一期节目就会带火一批产品和旅游。再次是精密的拍摄过程，节目中颠覆往常的固定机位拍摄，采用无漏洞式拍摄，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一）“地上”明星效应。

明星制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指一整套完整的电影制片体系、完整的销售与宣传与销售体系，其运作核心是制造和推出大牌明星，并以大明星作为影片支柱，利用明星对观众的号召力、吸引力，制造观众崇拜、迷恋的银幕偶像。[1]韩国综艺节目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明星从天上拽回到了地上，在中国受到热烈追捧的《running man》和《我们结婚了》等节目，使受众可以感受到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明星竟然可以不顾形象的做游戏。权志龙可以说是当代韩国最火的明星，粉丝数量众多。而当他在《running man》中可以完全不顾及偶像包袱，在泥潭里摸爬滚打。

（二）本土文化传播。

在泰玛·利贝斯的跨文化解读中提到， 不同民族的受众有着不同的解读模式（主要有两种：参照式解读和批判式解读），而此种模式“并不是由一个刺激与反应的过程产生出来的， 而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而产生出来的。”[2]这就说明电视节目制作的水平和立意对于观众的接收和解码是十分重要的。韩国综艺能在中国盛行也是这个原理。韩国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分支。相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使得中国观众在接受和解码韩国文化思想时并无太大障碍。

韩国通过电视节目传播他们的文化内涵，饮食、服饰、音乐、体育、建筑、社交礼仪、节日文化和婚姻文化等都在他们宣传范围之内。以韩国的饮食、社交礼仪和婚姻文化为例《running man》2015年5月31期中，介绍了韩国的各种炸酱面，每个明星选择一种，需要通过各种游戏和考验才能品尝，这样一来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也想亲自品尝这看起来美味的食物。他们并非生硬的推荐食物，不局限于介绍食物的制作方式和形象，而是通过有趣游戏，将食物的印象潜移默化的传达给受众。近两年在中国流行的节目《爸爸去哪儿》，原版来自于韩国。韩国通过这个节目把韩国所讲究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在语言文化上，则是对长辈一定要用敬语，而长辈对晚辈说话时则可以用半语。《我们结婚吧》是为了正确引导韩国年轻人的婚姻观，树立他们对婚姻的信心而产生的。节目通过明星假扮新婚夫妻介绍韩国的婚姻形式。既有传统的韩国婚礼，也有现代式的户外婚礼和教堂婚礼。而节目的男女嘉宾也都进行了角色设定。男的都是高大帅气有担当，而女嘉宾则是温柔贤惠的类型。这就体现了韩国社会中的男女理想化形象，也体现了在韩国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

（三）节目制作的完整性。

韩国的综艺节目颠覆了传统的综艺节目拍摄方法，首先体现是从室内录影转移到了室外拍摄，拍摄地点多元化。不再只体现台上的明星，也同时关注到了后台等待时他们的表现。观众可以看见整档节目的拍摄过程，使节目更具备感染力和表现力。其次，拍摄更加注重细节。在韩国综艺节目中充分运用了多角度拍摄和慢镜头回放，这样的拍摄和剪辑手法打造了很多精彩瞬间。他们早已不再过多的使用传统的固定机位，更多采用移动VJ，通常一个节目中的每个嘉宾都会有自己的专属机子和机位。在节目录制的活动场所，还会伴有其他较大型固定的拍摄机位。方便多角度拍摄，随时获取艺人的精彩表情和表现。

韩国的综艺节目制作具有完整的生产线。从创意点到节目，需要的不仅仅是创意点。还需要电视节目结构的完整性和制作的系统性。在韩国的综艺节目制作过程中，有很多角色在中国的节目制作流程中是不固定甚至没有的，比如作家。而在制作了《我是歌手》的HICC Media CEO李永宇的团队中不仅有作家，还分作家1号和作家2号。到底什么是“作家”？李永宇说：“综艺节目里，导演做整个规划，但是规划所需要的，比如调查资料，这些都是由作家来负责，是一个辅佐导演的角色。他们帮助导演做新的点子、新的创意。在策划阶段，他们就会负责调查这个节目会不会受到观众的欢迎。等到导演拍摄的时候，还会帮助导演做出客观、开放的判断。韩国人经常说，电视剧是作家的产物，综艺节目是导演的产物，但其实我们综艺节目当中，作家的角色要占50%。这个作家，95%以上是女性。所以我们一般让导演担任爸爸、丈夫的角色，作家担任妈妈、妻子的角色。综艺节目就是这两种人孕育的产物。”[3]

二、中韩电视节目差异比较

中国各大卫视近年来引进许多国外综艺节目，购买版权，与国外电视台合作，做成中国的节目，例如《奔跑吧兄弟》引进韩国的《running man》、《我们相爱吧》引进韩国的《我们结婚吧》、《中国好声音》原版是荷兰的《the voice》。这些节目在中国大受欢迎，但是也体现了我国本土原创节目的失落和低迷。我们的综艺节目与韩国综艺节目相比究竟差异在哪？

（一）制作流程及形式单一。

中国的综艺制作人并非没有一颗原创的心，他们也在试图寻找适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原创节目。东方卫视总监李勇曾经尝试过，鼓励来自方方面面的创意，用“漏斗型”的创意奖励方式：200个点子里筛出50个，50个里面筛出几个拍成样片，几个播出，每一层都有奖励。但是从创意到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韩综相比中国的综艺节目采用的是一种预先设定好节目流程，角色定位，甚至机位按照固有模式进行拍摄，缺乏了随机性和明星艺人的表现力，关注于整场节目的效果，缺乏了细节的体现。

中国的综艺节目在韩国综艺节目中可以吸取很多经验，首先是拍摄手法，不局限于固定的场地和机位、没有固定的节目框架。其次是对制作人的媒介素养要求。综艺节目的制作人就是节目“把关人”，节目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和规范给受众，是由他来决定的。但现在的综艺节目为了收视率，攀比谁请来的明星更大牌。节目制作人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把握整体，而不是只局限于现状和眼前的利益。再次，中国对综艺明星的认识大多集中在主持人身上，例如何炅、汪涵等，而其他领域的明星与综艺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大多只是嘉宾，为了宣传才上节目。并且表现力不够强，较为拘谨，不能有效的活跃现场气氛，因此有时还会使现场观众感到尴尬。

（二）文化传播能力弱。

就现阶段来说，我国综艺节目出现了泛滥化现象，从国外引进到节目模仿，各类综艺层出不穷。但是观众并不能从中领悟到什么，没有感受到文化的传承，也不能体现出我国的疆土辽阔和地貌、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丰富多样的民族风情。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好的综艺节目例如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他们在有意识的向文化传播方面靠拢，经常请民间的手艺人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或者时下流行的新文化的代言人等。但是由于节目形式是脱口秀，所以说教意味比较明显，所以收视率在不断下降。在韩国综艺节目中的文化传播并没有很强的说教式的传播，他们把文化细节和形象融化在各类游戏当中，对观众进行“无感式”传播，受众在接收信息和解码信息时不会有灌输式的感觉产生，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在脑海中留下了韩国文化的印象。

（三）广告植入目的强。

好的广告宣传和差的广告宣传的区别在于好的广告做完后，即使广告中并没有明显的宣传目的，观众也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产品，觉得它是好的。而差的广告宣传就是说教式的传播，硬性的告诉受众产品的特性，优点和好处，观众却不想接受。在韩国和中国综艺中，广告宣传的差别就体现在这里。韩国综艺播出后，能够迅速带火一批服装的款式和护肤产品，在网上搜就会有某某同款，但在节目中并没有明显的硬广告植入。而中国的综艺节目总是以硬性广告植入的方式宣传，比如国内省级卫视推出的明星夫妻协同作战节目，极大的考验明星夫妻的默契，每期节目推出不同的游戏形式，还有知名主持作为战术指导，为节目增添了可看性，受到广泛关注。但这档节目的缺点在于广告植入过于明显，除了固定的开场呼台号和广告词之外，在节目中也不断的有与产品特性相关的硬性词汇出现，这就使得观众很容易从现场气氛中跳戏。所以广告在节目中的宣传方式也是中国综艺节目需要深入考虑和探讨的一项重要环节。

三、中韩电视节目差异原因

曾经有学者说过，综艺娱乐节目说到底是对“价值观”的贩卖。那么中国和韩国的综艺节目的差距从侧面体现出中国人和韩国人文化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其次，韩国将文化传播作为法律进行出台，他们认识到软文化实力的输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再次，各电视台之间的硬性竞争使得他们对节目的要求也及其高，因此高质量节目层出不穷。

（一）文化认同方式。

韩国人给人的固有印象是带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感，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十分自豪。2012年鸟叔的《江南style》红遍世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了“鸟叔”。而当中国筷子兄弟的《小苹果》获得世界性的音乐奖项时，国人却传来一片质疑声，甚至有人怀疑这奖是不是买的。从这种反应就告诉了我们中韩文化之间的差距是什么。首先我们自己要接受自己的文化，并且是自信，传达给他人时才会有舒服感。

韩国也曾有过学习他人文化的阶段，他们从70年代起学习美国流行文化。但是他们学习别人的同时关注着自身需求和发展，最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中国在这方面做的似乎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一直在吸收的同时并没有把这些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更多的是我们拿来别人最好的东西，却还是别人的。用饮食来打个比方，西安的凉皮十分出名，当它到了其他城市的时候一定不是西安凉皮原有的味道，而是加入了当地的特色和饮食习惯，慢慢的也就演变出各种形式和花样。这就是拿来和吸取的区别。韩国一直在吸收别人的文化，而我们更多的只是拿来。另外，韩国一直认同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没有世界的就没有民族的，因此他们做的文化产品都能很快的融入到世界当中，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我们一直强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当我们把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到世界上的时候却并没有很热烈的反响，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的了解世界到底需要什么。

（二）政府发挥的作用。

韩国的娱乐文化发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自1997年经济危机后，韩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韩国调整经济结构，把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最初韩国能够顺利发展文化产业是在韩国首相全斗焕上台后，推行了“3S”政策（Sport、Sex、Screen），这一政策为90年代“韩流”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反观中国，“二战”后与世界流行文化隔绝30年，我们错过了流行文化发展得基础，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落后，80年代改革开放后，流行文化大量侵入却也只是拿来了表面东西，不能得其要领，我们还没有补上流行文化的基础课。

四、结论

中国电视节目和韩国电视节目差距的存在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民众对于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的支持程度到节目本身的文化宣传和制作上我们都还需要好好学习，另外我们错过了文化流行基础的发展时期，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去补课和学习，努力探索未来中国电视的新道路。

参考文献：

[1]“英雄”与明星制造[J].当代电影.2003，（2）.

[2]利贝斯（英），卡茨（美）.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M]. 华夏出版社，2003.

[3]中国综艺少了一根原创筋.记者阙政

[4]韩国综艺节目在我国的跨文化传播[J].理论界.2014.（5）

[5]韩国综艺节目的传播特点和文化解读[J].前沿.中国传媒大学.李冰 黄巧莉

[6]言爽.浅析韩国明星综艺节目在中国网络的传播[D].上海师范大学，2010

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 篇3

一、智能制造风靡全球，培养现代劳动者迫在眉睫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陈副会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刊的专访。根据《赫尔辛基新闻》的报道，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近期估算，在今后5年内，机器人将在芬兰普及，这就意味着大概6～10万份工作将由机器人代替，这对于人口只有500多万的芬兰已经是不小的比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一趋势在中国也有所显现。您认为这种趋势会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呢？

陈宇：当前的世界和中国已经明显处于一个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的重大转型期。回顾历史，农业文明主要靠对生物能量的征服和开发；工业文明主要靠对石化能量的征服和开发；正在到来的未来文明，已经表现出将主要靠对人工智能和人造生命的能量的征服和开发的趋势。

比如，日本在对比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制造业生产一线有7000万名工人，平均月薪3600元人民币；日本制造业生产一线仅有700万名工人，而平均月薪达1.4万元人民币，约是中国的4倍。所以，日本的制造业在薪资方面相对中国没有任何优势。为此，日本计划研发、生产和投入使用3000万台可以24小时工作（3倍于人的工作时间）的工业机器人，相当于增加了9000万名制造业工人，而机器人的“平均月薪”仅合900元人民币，这无疑将一举扭转日本制造业的劣势。事实上，未来5～15年，智能机器人、智慧制造和人工智能将席卷全球，改变传统产业。据我所知，现在中国的大型企业，无论国营、民营还是外资，也都在全力研制机器人，如富士康科技集团已经准备用100万名机器人取代100万名工人。因此，从就业的角度看，首当其冲受到最大威胁的是中国生产和服务一线的1.2亿从事体能劳动的操作执行型工人（即所谓的“蓝领”队伍），而欧美国家的这种类型的工人早在过去近40年中几乎被中国工人全部取代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欧美国家主要受到威胁的不是一线产业工人，而是从事初级知识技能型劳动的所谓“白领”队伍。美国的一项研究估计，最近5年全球将有500万工人被机器人取代。我觉得，这个数字实在是太保守了，仅在中国就应当不止这个数量。显然，近期如何为面临重大产业转型的中国劳动者大军开发和寻找新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是存在的），同时对他们进行适应性转产转业转岗培训（这种教育培训特别困难），是我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在职在岗培训领域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急需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紧密协调与合作。

二、越来越多的人将在未来从事智能劳动，教育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教育信息》：英国《每日邮报》2016年7月27日报道，澳大利亚工程师马克·皮瓦茨（Mark Pivac）开发出世界首台全自动砌砖机器人“哈德良”（Hadrian）。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每小时能砌1000块砖，两天内就能砌完一栋房子。由此可见，智能机器人已经能够在某些方面代替人类。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劳动者要“转型”。那么，“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

陈宇：转型的突破口无疑是教育，下面我想谈谈面向2030年的教育。我国教育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但是，近40年来形成的中国新产业工人（即农民工群体） 及其子女，一直在大中城市及其边缘聚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村庄，只能生活在城市郊区或者新形成的小城镇。他们所需要的是职业教育，他们也是职业学校的主要生源。随着我国城镇化运动的发展，以及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二胎化），在2030年前后会形成新的教育需求高峰。届时，中国将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不同层次的人群都会强烈地追求更加体面的劳动和就业，也就必然追求更高质量的城市教育、职业教育和乡村教育。这将对2030年的中国教育提出巨大而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考虑2030年的教育也离不开上述“人工智能、智慧生产、智能机器人，以及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将成为未来生产力的主体”这个大背景。我们只能在这个大背景下想清楚，我们到底要让全国的孩子“学什么、怎么学、 为什么而学”，下面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据悉，在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李世石的激励下，世界各国机器人研发机构都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发展目标。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3个国家的机构：一是华盛顿大学图灵中心开发的美国考试机器人，其目标是在美国高中生物考试中取得满分（100分），据说目前考试机器人已经能够达到60分；二是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开发的日本高考机器人，其目标是考入东京大学，据说目前也能够达到录取标准的一半以上水平；三是中国科委有关部门立项，科大讯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参与研制的类人答题机器，近期目标是通过高考进入一本学校，而远期目标则是超越95%以上的考生，考上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显然，如果从阿尔法围棋战胜李世石的经验看，考试机器人要实现这些目标一点都不难，因为各国高考试题和变化范围根本不可能和围棋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今后，“应试教育”的意义会越来越被质疑。我们要彻底改变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方向和教学方法，摈弃只能适应前工业时代的那一套以文论为中心、以复述为主要方法的教育理念；对工商时代的先进教育理念，要积极、有选择地吸收。比如，美国盛行的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gineering-Arts-Maths，STEAM）的理念就有许多以目标为导向、实际有效的内容。不过，美国的这套标准现在也暴露出难以完全适应时代迅速发展的弱点。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向未来，深刻观察并高度概括时代特点和文明发展方向，抓住未来文明的基本特征，找到创建新型教育和推动其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我最近与多位产业和职业专家讨论，深感面对存在大量未知因素的未来时代和未来文明时需要教育观念的根本改变——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帮助人构建起符合时代精神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教授具体内容。纵观中国历史，农耕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文论思维方式，所以最重要的是读经史子集、做八股文章；工业时代需要的是一种产业思维方式，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未来时代是数字技术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数码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必须从小就让孩子熟悉“ 0、1”概念、接触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编码，对数码空间有充分的感性认识和想象能力。非如此，我们难以培养出最能适应新时代的人力资源。

无数事实证明，不论在哪个层面上，具有数码思维方式（亦称“数码基因”）的人最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趋势。比如，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最具引领方向的顶级创新企业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 马斯克、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等，都有深厚的计算机技术背景，也就是“数码基因”。而且，他们的事业都起步于计算机编程。至今相对落后的大国印度，由于从小学就抓了普及计算机知识、计算机使用和计算机编程等，他们培养的新生劳动力有很强的“数码基因”，大量人员从事全球计算机软件外包工作，还有大批人才直接进入美国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微软等。硅谷科技公司高管和技术领军人物中，印度人已经占到1/3。印度总理莫迪去年造访硅谷时居然有5万印度人报名参加欢迎会，由于场地等原因，最后来了1.8万人。难怪他敢在硅谷夸下海口说：“21世纪属于印度！”

由于人工智能和智慧制造的发展，大量新产生的职业、岗位和工作都和计算机使用、计算机控制和计算机编程密切相关。人类新一轮的生产力释放，已经从材料、能源领域， 进入信息和生命领域。过去看似与计算机不相干的生物科学，最终都可以阐述为“生命基因作为一种软件密码的破译和排序”的数码问题。显然，处于平行发展的数码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紧密融合，正在成为人类新科技力量发展不可阻挡的前锋。据此，我的具体建议就是，一定要在城乡教育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让孩子们接触计算机、使用计算机、习惯计算机技术，进而掌握计算机编程。当然，这种计算机教育一定不能再是封闭的、生硬的、死记硬背的；相反，应当是活泼的、开放的、自由创造的、高度激发孩子热情和兴趣的，一定要让孩子通过计算机编程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想像力和无限创造性，培养他们对数码世界的直觉和理性。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我国城乡就业和职业更替变化的趋势有哪些呢？

陈宇：人类的劳动活动可以简单地从两个维度来区分：第一，以体能为主，还是以智能为主？第二，是规则性的，还是非规则性的？如果以第一个条件为X轴，以第二个条件为Y轴，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矩阵，以表示今天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四个工作区域（见图1）。

其中，第一区域为规则性体能劳动（图中左下角）——从事这一区域工作的人员通常被称为“蓝领”，是目前我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是，这种劳动最容易被智能制造和各种各样的产业机器人或服务机器人所完全取代。这一趋势无可阻挡，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历史潮流并作出相应对策。

第二区域为规则性智能劳动（图中右下角）——从事这一类工作的人员通常被称为“中低层员工”或“普通白领”，他们是目前我国员工队伍中人数仅次于第一区域的大群体。一方面，这一类工作现在也面临被人工智能、专业软件、智能机器人大量取代的趋势，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管理工作。因此，现在欧美已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你能接受一位机器人老板吗？”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智能机器和人造生命的发展，大量属于人机接口、人机界面、人机协调，以及相应的人与人关系的新职业、新岗位、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同时，对越来越多的机器人的使用、管理、监控、维护、修理等工作也发展起来，成为这一区域中产生的新工作的主体。因此，这一区域将成为接收和容纳从上一区域中排挤出来的大量劳动者的主要领域。当然，进入这一区域的劳动者都需要相应的教育和训练。而一个人有无“数码基因”，对他能否迅速接受这一领域的教育培训或者再教育再培训非常重要。

第三区域为非规则性智能劳动（图中右上角）——这一区域是至今无法被人工智能和人造生命取代的人类专属工作区域，其典型工作又可以分为“专业性思考”和“复杂性对话”两大类，主要涉及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活动；同时涉及商业运行模式的创造、组织和实现等活动。这一区域的工作是人类劳动活动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一区域的活动覆盖了科学家、政治家、发明家、创造家、创新式企业家、 高级管理专家以及多数艺术家的劳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从事这一区域劳动的人才的数量多少、水平高低和成果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第四区域为非规则性体能劳动（图中左上角）——这一领域也是至今几乎无法被任何人工智能和人造生命取代的人类专属领域。不过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德国研制的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手臂，已经能和欧洲乒乓球冠军对垒。而且，我听说会打羽毛球的机器人也在研制中。严格地说，单纯地、绝对地非规则性体能劳动几乎不存在。因为从事任何非规则性的精巧活动肯定需要强大的智能介入。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一概念，更多地只是具有理论意义。比如，对于足球、篮球以及各项体能消耗巨大的运动项目，你可以说它们是典型的非规则性体能劳动。但是，如果由于这种划分使人认为贝克汉姆和科比没有高超的智能，恐怕许多人难以认同。而且，我们能够想像在不久的将来，一批顶级足球或篮球机器人运动员活跃在球场上吗？

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再到未来社会，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也是梯度推进的。在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当了工人，从事第一区域的规则性体能劳动。而广大城市居民则从这一区域退出，进入第二区域（规则性智能劳动），也有少数人进入第三区域（非规则性智能劳动）。在未来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历史趋势仍不会改变，只是采取了新的形态。智能机器人将进入第一区域从事规则性体能劳动，取代过去的农民工。因此，这些农民工只能转而进入第二区域去从事规则性智能劳动（当然不排除其中的佼佼者进入第三区域从事非规则性智能劳动）。那么，原来在第二区域内从事规则性智能劳动的城市劳动者，他们的出路何在？显而易见，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进入第三区域从事非规则性智能劳动。现在，许多人对当前在城市地区开展的人人创新、万众创新活动很不理解，如果他们读懂了这一历史趋势，也许就能理解现在大力推进创新活动的必要性了，不努力进入非规则智能型创新活动领域，城市人力资源还能到哪里去？

下面这个简单的图示表明，作为原动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从事不同类型社会劳动的人群将发生的两种梯度推进——向后迭代和向上迭代（见图2）。

三、教育部门需明确未来教育战略布局

《世界教育信息》：您刚才详细阐述了我国就业及职业更替变化趋势，也谈到了这些更替变化和趋势需要我国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紧密配合。那么，未来我国教育战略布局的重点在哪些方面呢？

陈宇：第一，在文明和历史的转折关头，教育的指导思想要注重帮助人们构建起符合新的时代精神的新思维方式。数码思维方式将取代传统的文论思维方式和产业思维方式，成为新时代人力资源的核心思维方式。为新一代人培育“数码基因”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和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提出的核心能力的概念以及核心素质的概念就完全过时了，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而是说要在新的条件下深化过去的核心能力和核心素质概念。比如，就认知和表达方面来说，一个人“数码基因”的形成不仅依靠对数码技术的认知与表达，还要依靠对自身的认知与表达、对环境和工作的认知与表达、对合作和组织的认知与表达、对时空和历史的认知与表达，甚至对地球和宇宙的认知与表达等。此外，我们过去提出，每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自信力、同情心、好奇心、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挑战精神等应当受到特别保护和鼓励。我们只有把以上各个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把大多数孩子真正培养成自觉的终身学习者、思考者、交流者、批判者、探索者，成为创新创造的不懈的追求者。

第二，乡村教育、小城镇教育和职业教育要有大的跨跃式发展，从培养受教育者的文论思维方式可以跨跃产业思维方式，直接发展成为以培养受教育者的数码思维方式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为未来时代培养大量适应规则性智能劳动、拥有“数码基因”的劳动者。显而易见，在这几类教育中，上述对环境和工作的认知与表达、对合作和组织的认知与表达，以及对孩子的态度、技能、行动力的培养和造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需要强调的是，实验型课程应当占据这几类教育的重要位置。

第三，城市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样要坚持培养受教育者的数码思维方式，这两类教育要跃升成为更多以培养研究性、 创造性、创新性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培育出更多掌握非规则性认知技能、拥有“专业性思考”和“复杂性对话” 的高超本领的人。在这两类教育中，对时空和历史的认知与表达、对地球和宇宙的认知与表达，以及对孩子的概念整合能力、反思审辨能力、批判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两类教育中，探究型课程的重要性应当大大加强。

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2015年最热门的很多职业、工种和工作在2001年并不存在了，因为支撑这些职业、工种和工作的科技平台（比如数字移动互联平台）是在最近10年之内才产生的。因此，我们今天也完全无法预测2030年的劳动力市场上到底需要从事什么职业、工种和工作的人才和员工。然而，尽管对15年后的职业、工种和工作我们一无所知，但是能够准确描绘出这种变化的趋势。

对教育部门来说也是这样——可能教育部门完全无法预测2030年教育所需要的具体内容会是什么，但是应根据这种变化趋势，预测出在新的产业背景下，应当提供给受教育者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和核心技能， 让他们能游刃有余地面对未知的新世界。

2012年中国经济大势展望 篇4

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2011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呈现复杂多变之势。先是日本经济遭受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灾害重创，紧接着，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推动能源价格持续攀升。随后，美债风波又沸沸扬扬。美债风波尚未平息，欧洲债务危机接踵而至，且愈演愈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而又充满了变数，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纷纷濒临再次衰退的边缘。

面对各种矛盾与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部署，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解决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果，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取得发展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可喜成绩，实现了“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这突出体现在两个字上：一个字是“好”。主要表现为速度与物价、速度与效益、速度与结构的关系得以兼顾，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加强：一是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逐月回落态势明显；二是经济效益稳步提高，2011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5.3％，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8.1％；三是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机械、医药等行业生产增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水平，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另一个字是“快”，即增长速度较快，就业增加较多。2011年前3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9.4％，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增加555万人，乡镇外出农民工总量1.64亿人，同比增加606万人。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眼下，美债危机还没有化解，欧债危机还在扩散和演变。比较确定的是：一、世界经济衰退长期化。二、全球性通货膨胀长期化。在这种局势下，还可以进一步确定的是，世界经济滞胀的风险越来越大。从国内看，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运行义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房地产调控等也处于关键时期。在内外因素作用下，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失速”的担忧再起。

稳中求进——今年经济发展主基调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12年经济发展的主基调：稳中求进。所谓稳中求进，就是既要“稳”，也要“进”。不稳无法进，不进难以稳。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把握好稳中求进，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同时力避物价涨幅反弹，有利于疏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压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围绕上述目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关系，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重点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

二、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着力增加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抓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健全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努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三、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增长能力，壮大实体经济，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坚持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节能减排工作，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推进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扎实做好对外经济工作，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出口平稳增长，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扩大境外投资合作。

五、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针对当前民生领域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积极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促进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突出抓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安全等工作。

稳、控、调缺一不可

这次会议指出，稳增长，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增速适度回落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指出。

会议提出，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方向不变，但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目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认为。

控物价是2011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11月份4.2％的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比年中峰值回落了2.3个百分点。价格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百姓感受来看，物价仍居高位。

这次会议分析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会议在部署2012年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虽然近期价格涨幅有所回落，但物价总水平仍处高位，低收入人群生活压力较大。加上国内劳动力、资源等价格上涨形成的成本推动因素，以及欧美国家新一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不确定性，未来价格走势不容乐观。

控制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这次会议强调，今年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52作，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有目共睹。危机背后蕴含的机遇如何抓住?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会议强调，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在阴霾的国际环境中突围，也决定着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产业格局调整中占据先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专家认为，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不能把经济发展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外需上。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远未完成，蕴含的内需潜力惊人。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有序的市场是放心消费的前提。这次会议提出，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要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行为。

会议还提出，2012年要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壮大文化产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