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共6篇）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 篇1

一、在经典中品悟希望

所谓经典, 既能够历久不衰的经得起时间的考证与检验, 在世人皆忽视的盲点中突破昏暗, 挖掘探寻照亮我们继续前行之光芒的作品; 所谓旁观者清, 无非是当我们自己踌躇疑惑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如何推进、向何方推进时, 清晰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伯乐。挪威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乔根·兰德斯就是这样的知己与伯乐, 他的新近作品《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就是一部为我们照亮前途的经典明灯。

兰德斯在其作品的封底曾经写到,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是想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并用这希望的力量感染更多的人们向着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迈进。”正如兰德斯在书中所描绘的2052 一般, 地球的未来前景并不光辉灿烂甚至尽显昏暗无望: 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与总量将大大低于人们的普遍期待; 绿色环保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产业类型会有长足发展; 但是, 各国将会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而埋单。由此, 各国的GDP增长将极其有限, 而人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趋缓。社会关系更趋紧张、区域矛盾与对抗不断加剧升级, 综上因素导致全球劳动与生产力的增长趋于乏力。

基于总体的悲观预期之下, 兰德斯又根据地区发展差异将世界分为五个区域分别讨论: 美国作为既有的最发达国家受到了特别关注与专门审视, 除美国之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既如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国家被归为一组进行讨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专门研究论述,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14 个大型新兴经济体被专门叙述, 收入最低的21 亿人作为一类审视对象来考察。根据兰德斯的论述, 世界五大区域经济板块将呈现风景各异的发展特色。美国作为曾经的一家独大, 却将在长时间内发展停滞; 欧洲的老牌强国其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至2052 年几乎与现在持平;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BRISE集团的国家以及其他十个大型新兴经济体, 将平稳发展; 中国仍将保持较高速发展,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成就举世瞩目; 然而,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仍将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欧美经济发展停滞或是速度放缓在今天看来已经初露端倪; 形成反差的是, 兰德斯对于当前中国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并对未来40 年中国发展前景做出乐观估计。

兰德斯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对于投资领域的有效管理模式, 并认为政府对于资本的合理配置有助于国家长远收益的可持续性增长; 而中国政府在大力提升居民收入, 不断完善分配制度, 积极有效治理环境等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 使得中国将会在能源开发利用、粮食供给与储备、基础资源供给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顺利前行。可以说, 乔根·兰德斯将中国的发展模式概括为稳步的增长, 和平的过渡。

按照兰德斯的解读, 世间并没有完美的行政管理体制, 各有其长短优劣。而中国政府强大的决策能力特别得到了兰德斯的肯定与褒扬, 并被认为是西方政府管理低能低效需要改善效仿的榜样。此外, 中国政府持续致力于全民富裕的理想与目标并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更是被赞叹与推崇。基于上述原因, 兰德斯大胆的预言, 中国的可持续增长至少可以延续30 年, 而且中国的这种健康增长模式于世界各国有百利并无一害。虽然, 有学者指出了一系列中国存在并待解的问题, 例如GDP的总量攀升与大众的劳动收入并不成正比, 税收名目的不断增加、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房价高涨的巨大压力、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扬等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但是, 从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观察与体悟来看, 我们的生活要质量与水平要远优于几十年前, 并没有人真正想要回到过去。我们必须坦然面对人类每一个必经阶段相生相伴存在的优劣美丑、喜怒哀愁, 并更要信心十足的认定问题和弊端必将得到改善。

与对中国政府决策力和执行力之高效大加褒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兰德斯对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低效和金融市场体系的脆弱提出的尖锐批评和警告。其个中原因他分析到, 资本主义对短期利益的更加关注和极大追逐, 民主制度的繁冗程序与复杂博弈, 使二者并不能从根本上切实有效的为广大民众的长久利益去深谋远虑。因此, 二者之间的微妙较力可见一斑, 市场遵循自由竞争的逻辑信条将不太可能完全落实政府制定的管控方案; 而政府碍于各种条条框框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市场的管控与对资本的调配, 所以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也很难真正提出。对于解决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通病, 不断迎接人类面临的全新挑战, 兰德斯自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高效强力政府推崇倍加。

兰德斯作为一个身处中国之外却又对中国发展密切关注的“山外人”, 反而更能在全球一体化与世界互动发展的大背景中较为客观清晰的描绘中国发展的庐山全貌与未来走向。在行政与经济的互动平衡中, 兰德斯看到了中国政府高效管理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并将其推崇为西方经济走出萧条, 政府提高效能而要学习的范本; 在提高居民收入, 优化社会分配方面, 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力度更被兰德斯推崇为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典范; 而中国政府以及全体人民在治理环境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奉献精神更是值得全世界效仿。综上, 中国在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环境协调、资源分配等多方面所取得的均衡发展与显著成绩, 促成了兰德斯所认为的2052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经济体这样一种设想, 也为迷茫前行中的人类树立了全新立体的中国标竿与充满正能量希望的中国方向!

二、在希望中践行梦想

基于准确数据与理性分析, 兰德斯的《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不仅在略显绝望的现实面前为世人指出了全新的中国希望, 更为人类在希望中向着美好梦想践行指明了方法路径。兰德斯提示我们通过人文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关系互动进而展开深层思考: 人类的一次次开拓进取, 是不是真正尊重并保护了地球母体本来所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人类的一轮轮高速发展, 是否是在遵循地球生存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人类目前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 还是为了子孙万代的春秋大义?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 兰德斯在书中指出了人类发展必经阶段。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是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按照兰德斯所划分的地球五大区域来看, 多数区域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这一历程。在此之后的发展, 人类必将面临经济持续增长和环境生态保护如何平衡协调的问题; 多数区域和国家正在这个阶段博弈并进行着艰难抉择与摸索前行。而在此之后的发展阶段, 人类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生态环境优美, 自然资源富饶的基础上保持长久发展, 这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坚韧和力拔山兮的气度, 一旦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可以意识并达到这样的发展模式, 那么人类发展的第四阶段既理想美好的未来是可以期许的。

西方学者乔根·兰德斯以他的《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从系统理论与缜密论证的层面对人类未来做出预言, 他在行文的最后, 借助强有力的措辞高声疾呼, 希望全人类共同努力, 携手共进, 创造美丽新世界。中国, 恰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满怀希望的率先践行着实现美好人类世界的梦想。比照兰德斯描绘的理想社会发展模式,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正以其大国风范和强国气度开拓着通往美好梦想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带领下, 同心同德、兢兢业业汇聚56 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共同耕耘、全心奉献、齐头并进向着理想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和谐共处美好大家庭迈进!

参考文献

[1]乔根·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秦雪征, 谭静, 叶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2]约翰·斯特曼.世界的未来[J].科技创业, 2014 (2) .

[3]赵妍.乔根·兰德斯:预言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J].国际人才交流, 2014 (3) .

[4]水淼.绝望之下的希望——乔根·兰德斯眼里的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J].中关村, 2014 (12) .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 篇2

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我们的政党制度和西方不一样，在西方多党制、两党制下，政党之间为了反对而反对，治理的效率大大降低。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能够把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凝聚不同界别参政议政、治理国家的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像众星捧月一样，共产党就是月亮，民主党派就是星星。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广泛集中民智，这种政治智慧是中国政党制度最大的优点，适合本国需要，有利于达到政局稳定、生产发展、治理高效、社会和谐的目的，让民众满意，同时也避免了西方政党之间选举的吵闹，提高了效率，这也跟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相契合。实践证明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合适国情需要的，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中国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中国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其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实践相结合，给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一种新范式、一种西方话语无法解释的新模式。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民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实现民主的形式和路径是多样的，这是由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政党制度的优劣，从根本上说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有序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既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范例。

创造了一种新型民主实现形式。由于政党政治兴起于西方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都实行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基础的竞争性两党制或多党制，由此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有多党竞争才是民主，只有西方政党制度才具有普世性的民主价值、才是民主的唯一实现形式，并以是否实行西方政党制度为依据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民主的内涵是丰富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合作也是一种民主的实现形式。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政党制度无论制度设计还是政治实践，都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基本精神和原则要求。中国政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相结合，开辟多种制度化的民主渠道，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具有独特的民主价值，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拓展了人民民主的深度和广度，保障了人民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创造了一种新型执政方式。在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执政党在执政期间通常主导和独占国家权力，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他政党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由于不能直接参与政府和管理国家事务，往往与执政党形成对立，使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受到很大牵制和影响。中国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型民主执政方式。这一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把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结合起来，把行使决策权与政治协商结合起来，把选拔录用本党的优秀人才与吸纳录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优秀人才结合起来，有效防止了各个政党单打独斗以及不同政党人才的闲置与浪费，赋予党际民主以新的内涵，形成了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的有机统一、富有效率与保持活力的有机统一，有效提升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 篇3

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但在上述这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这类交往毫无疑义会极有助于使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进步的。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原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显明的缺点。

一

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人，在面对中国艺术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以“透视”原理作为评价标准，依据这一标准看来，中国绘画当然是“死的”，甚至是“原始”的。有意思的是，与利玛窦同时代的中国精英们却不以为然，反倒对西方艺术嗤之以鼻，以之为不入流的工匠手艺。然而，正如现代学者所指出的，在那个时代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完全可以在中国传统的自足体系之中建构自己的理论，利玛窦的外来观点根本无足轻重。可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反是。不论个人之立场如何，所有的论述已经无法再于传统之体系中作独立的追求，而须与来自西方的外来建构形象进行迎拒的角力，或是不断的对话”。

的确，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身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很难像祖先那么自信。康有为等人甚至已经将中国艺术的非写实性加以放大，从精神层面上进行鞭笞。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和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了共识，并互相增强了彼此对自己眼光的信心——他们共同寻找中国的“再现”传统，将宋画视为中国艺术最宝贵的财富。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老前辈翟理斯（H.Giles）在1905年的《中国绘画史导论》中就对明清绘画不以为然，而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在1912年的《中国和日本艺术的时期》中更是“以最极端的方式诋毁了明末的画家，认为15世纪之后艺术就没落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的博物馆宁愿收藏假的宋画而对明清绘画不屑一顾。直到1950年法国人杜柏秋（JeanPierre Dubosc）发表了《认识中国绘画的新途径》一文对西方偏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之后，西方学者才“建立了大量明清绘画的收藏，并致力于理解后期中国绘画的特殊价值”。

在当代，尽管明清艺术早已得到西方人的承认，甚至有时还被视为艺术的典范或者在国际市场上拍出天价。然而，西方人看待中国艺术的傲慢与偏见却是根深蒂固的，而中国艺术迎合西方人眼光的习惯也已经同样根深蒂固。在今天这种陈旧的观念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载体，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和电影中的所谓“中国符号”。西方人在看待中国艺术时总是带有明显的先入之见，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近年来正在引起关注，正如对中国了如指掌的策展人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近年来，中外艺术界的交流越来越多。这样的交流不仅限于策展人、艺术家和各种艺术机构工作人员之间，更包括热衷艺术的众多媒体和普罗大众。同时，我们看到艺术界人士走出国门的人数也在增加。这种交流对于当代艺术圈里每一个正在参与各种国际艺术盛事的成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艺术是一种视觉语言，它的传播主体却是依靠文字和口述语言交流的人群，语言差异成为人们深入交流的巨大障碍——尤其对于国际视野下针对中国艺术的艺术评论的发展。但从不同层面上来说，人们的会面还是十分有利于思想交流的。因为通过这个方式，西方人能够了解到中国及中国艺术实际上要比政治环境和主流媒体压抑下所呈现的面貌远为丰富多样。而欣赏中国思想文化的这种复杂性正是孕育平等思想的重要一步，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三十年间所进行的创新的肯定。只有这样的理念得到推广，人们才会开始审视“中国符号”形成的语境，才能理解它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被年轻一代艺术家所推崇的原因。

最近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中国当代艺术高峰会议”，会议的意义正在于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把“怎样理解中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这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二

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关注似乎总是与西方的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带有崇敬之心，运用传统中国语言学、文献学和考古学方法，以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综合性课题，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了一部分的中国艺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出现了高罗佩（R. H. van Gulik）这样带有中国传统文人“儒雅之风”和“玩古董气”的学者，他对于中国艺术完全是一种融入其中的状态。

可是正如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列文森所揭示的，尽管汉学研究包括了历史、哲学等绝大部分的中国文化，但中国艺术的研究却独立于汉学之外，被归入了艺术院系之中，因为汉学家对这个领域持谨慎态度，而一些艺术史家却过于自信地将中国艺术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从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绘画，是20世纪中叶的一股重要潮流，以熟谙西方艺术史方法的巴贺霍夫（Ludwig Bachhofer）为代表，他把风格分析方法引入中国艺术史研究，假定中国艺术风格的发展必然要经过由线条到立体再到装饰的循环演变。在其撰写的中国艺术简史中，他撇开文献而大量地使用古典主义、巴洛克等西方概念来分析作品，这种做法很快就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真正胜任于中国艺术研究的不是美学家，也不是擅长风格分析的艺术史家，而是努力以大量第一手研究训练其眼睛的汉学家，以及努力掌握汉学工具的艺术史家。”然而，这样的批评虽然有助于严谨学风，却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人看待中国艺术的眼光。一直到1997年，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在写作《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之后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最终我认定艺术史本身就有偏见，它崇尚西方艺术：它的叙述、概念和价值都是西方的，有关艺术家的艺术史研究的那种写作观念也是西方的。完全撇开任何特定作者的偏见，这门学科本身不可能将中国艺术史（或印度艺术史、日本艺术史）与西方艺术史等量齐观……当然，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让我的西方同事们思考一下他们的偏见，思考一下那种打算公平地看待所有文化的想法的不切实际。

三

埃尔金斯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看待中国艺术的偏见是先天性的，是几乎不可能避免的。然而，对于埃尔金斯的观点千万不能理解过度——她只是说“那种打算公平地看待所有文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却并没有提倡放弃那种企图消除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的努力。尤其是，这种讨论必须严格限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艺术存在着多方面的关注。

作为费正清的得意门生，列文森曾经建议以“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代替汉学（Sinology），以自然、政治、经济、宗教、思想、艺术及近现代史的分类研究为主题，应对现代学科分类。在他自己的研究中也涉及到关于中国艺术的论述，如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以及20世纪的中国艺术，然而这只是作为辅助例证，来为他的研究框架和实用目的服务。 在某些特殊时期，“中国研究”领域甚至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通”大本营，而中国艺术也难免成为窥探中国问题的窗口之一。

20世纪西方大学培养起来的中国艺术研究专家，大部分对中国艺术抱有深厚的感情，跟书斋式的艺术史前辈不同，他们自觉地争取机会到中国考察，和中国艺术家接触，如艾瑞慈（Richard Edwardz）、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李雪曼（Sherman Lee）和高居翰（James Cahill）等都和中国本土的学者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以苏立文为例，在20世纪早期他就和画家黄宾虹保持了通信联系，对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充满好奇心，并先后在中国大陆进行过几次艺术考察——1973年，苏立文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考察，并在随后接连参观了一些展览、艺术院校和美协的地方分部，在1980年进行了第四次旅行之后他写下了《中国美术新动向》（New directionsin Chinese art）一文，及时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基本状况。随后，苏立文又出版了《东西方美术交流》一书，保持着对中国当代艺术最新动向的密切关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组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讨论，常青树苏立文再次扮演了中国艺术专家的角色，发表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一文，讨论了一直到1998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问题，显示了其关注点的深度与广度，也显示了中国艺术研究与“中国研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关注中国艺术新问题的还有梁庄爱伦（Ellen Laing）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 The Winking Owl：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4）、安德鲁（ Julia Andrews）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画家与政治》（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1994）和谢伯轲（Jerome Silbergeld with Gong Jisui）的著作 （Contradictions： Artistic Life， the Socialist State， and thePainter Li Huasheng ，1993）等等。近些年来，在当代艺术方面也可以举出不少例子，如凯伦·史密斯1992年底来到中国内地，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如艾未未、刘小东等在国际上策划了一系列展览，向西方推介中国当代艺术，得到“老外推手”称号。

四

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影响力的扩大，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人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另一种眼光——国际市场上的中国艺术。1993年《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现代中国绘画：投资的选择？》（Modern Chinese Paintings： An Investment Alternative？）。文章详细地分析了各项统计数据并指出，近10年来，现代中国绘画在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拍卖市场上兴起，但投资还需谨慎：“在抽样调查中，中国画的平均持有时间不超过4年，并且五分之一的画作在两年内迅速转手卖掉。这一相对短暂的持有时间反映了中国画投资中极其可疑的因素。”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 篇4

从书中选取的一幅图例——王维的《伏生授经图》, 可以较明显地看出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美术史时所选取的不同视角。王维是唐代诗人兼画家, 古代画史记录中对其绘画作品的介绍留存下来的考证极少, 关于王维绘画风格, 书中这样写道:“王维以诗入画, 创造出简淡抒情的意境, 特别是他首先采用‘破墨’山水的技法, 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 对山水画的变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辋川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作品, 但流传下来的绘画尚无可靠的真迹。”通过这几句话的描述, 我们对王维的绘画风格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他既善于画笔墨简淡的山水画, 同时又善于将诗意融入笔墨意境的绘画语言之中。这一概念性的定位,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文人画中的山水意境和笔墨意趣一类的问题。本书中, 高居翰在介绍王维的绘画风格时, 选用的图例是传为王维所作的《伏生授经图》。这幅图被选用以描述唐代绘画的发展面貌, 同时作为与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中人物画风格的对比图例而提及, 主要反映唐代人物画较高的发展成就。高居翰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伏生授经图》画于六世纪末。笔法表现出一种新的灵活性;拘谨的古拙线条变得舒缓, 不像我们在《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中看到的那种持续不断缺少变化的线条。这里线条的回转比较少, 轮廓简化了, 轮廓内的主筋勾描也减少了。短捷的线条描绘了伏生手臂干枯的皮肤、下陷的胸膛以及颈上的皱纹。表现性的线条则用在眉毛和面颊上。这些线条如果出现在顾恺之和张僧繇的画中, 就会显得武断而唐突了。”这一段话, 重点强调了绘画中线的作用, 同时也指出王维在人物画绘画风格上发展出了与过去有所不同新面貌, 即线条在其绘画中开始变得短捷而简化, 不再是自顾恺之起流传下来的连绵不断的图绘样式。由此可知, 当时的人物画画法从笔法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线条比以往更具有表现性的特点, 人物的生动性开始通过简化的线条进行表现, 以少胜多、以简胜繁。这样的画法意在加强对人物主要特征的描绘, 突出表现人物内在的性格特征, 不再拘泥于整体而细致的描绘。高居翰在这里所指出的线条的简化和线的表现性特征, 与诗人在山水画中笔墨简淡的绘画风格自然地衔接在一起。不难看出, 这是一种完全参照画作本身的图像来进行绘画风格分析的方法。高居翰在后段的描述中也提及王维的山水画:“王维在推动水墨山水的发展上要比人物画更著名。《伏生授经图》虽然并非水墨画, 颜色却极为收敛, 只有一点红色, 轻点在描绘肌体的轮廓线上, 也点在其他一些稍加水染的地方。中唐以后画家更少依赖颜色, 更注重线条的描绘性和表现性力量。”这一段话锋一转, 强调了画面中另一个表现突出的因素——用色。我们知道, 自唐以来, 山水画的笔墨意境有了很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玄素”二色丰富内涵的深刻认识。中国画中的笔墨, 作为最基本的绘画元素, 发展出了千变万化、以一色代百色的艺术特点。在王维所处的时代, 最初的山水画创作多以青绿设色为主, 色彩单一的纯水墨画相对较少, 而他的这幅《伏生授经图》“虽然并非水墨画, 颜色却极为收敛”, 正是反映了由青绿到水墨的一个变化过程。至此, 高居翰对王维的绘画风格及艺术特色已经叙述的比较详尽, 与此同时, 王维作为当时绘画面貌新变化代表画家的身份也凸显出来。由此, 唐代画家王维在中国绘画的基本元素——线和用色这两个方面, 创新了绘画的表现力和风格特色, 这一变化虽然仍与其作为诗人的身份有关, 但其中的意义却明显不仅仅局限于此。

另外一个不同点, 较有趣味, 西方的美术史学者在研究和撰写中国美术史的时候, 他们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往往比较独特。我们以往学习的中国美术史, 用词造句基本都延用一套固定的表达方式, 如意境、神韵、不求形似等, 这些词汇大都取自古代的画史及画论。然而, 作为专门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西方学者, 高居翰在各种专业词汇的使用上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别。除了语言习惯的不同,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也在于西方学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知。例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各个形象以其大要的轮廓独立放在 (不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的) 中性的背景上。”这句话中有两个非常显眼的词汇——“大要”和“中性”。我们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书籍中, 并不曾看到这样的词汇。这里, “大要的轮廓”, 具体描述的是两幅汉代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以往提到汉代帛画时, 讨论的重点一般会放在人物升仙的主题及意义, 因为这一主题是那个时代绘画创作的主旨所在。也就是说, 当时的艺术总是要为特定的社会需要服务的。本书所不同的是, 高居翰眼中的这两幅帛画, 首先便被剥去了其在历史中的意义, 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抛弃了绘画存在的原始语境, 采用图像分析的方法直击绘画画面本身。“大要的轮廓”, 这一描述主要是体现了当时绘画风格中的一种“简”的造型特点, 如果将其还原到原来的文化语境之中, 归根到底, “简”亦是因为绘画的主要目的不在艺术表现, 而是对其功能性的强调。“中性的背景”, 意指画面中各自独立的事物, 互相之间既不发生关系, 又不依靠背景产生联系, 于是认为这样的背景是“中性”的。这种语言表述方式, 明显是西方的, “中性”即不偏不倚。我们知道, 西方人的思维特征是二元论, 他们所认识到的事物总是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 而中性便是二元对立的一种中间状态。其实, 这种“中性”的状态, 恰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常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并不存在中性与不中性的概念, 我们认知到的万事万物都是合而为一的, 是一元的, 天地以“道”为一, 绘画的最高境界便是悟道。由此推断, 那种认为中国美学的基础是哲学, 而西方美学的基础是科学的理论观点, 是有道理的。从这里得到的启发是:分析一幅绘画, 除了研究图像本身的各种因素之外, 更重要的是还原它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 只有这样, 得到的认知才是完整的;同时, 我们在学习西方美术史的过程中,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一定要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导致了中西方学者在思想观念及认知方法上产生了根本的差异。另外, 书中还用到一些语句, 极为形象地对绘画作品进行了描述, 如“画中的人物仍旧单独站在散漫的空白中”“所有人物好像共同摇晃在一阵韵律中”“画中的人物不止是象征或典型而已, 他们是自觉自足的个人”等, 这些都非常值得学习。

李光耀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篇5

“中国已经统治了亚洲，还将变成世界的领袖。美国还没有变成第二等的力量，但是其政治领导人无能，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体现了它的衰落。俄罗斯、日本、西欧和印度不过是陈旧的官僚机构。如果伊朗获得原子弹，中东的核战争将不可避免。”这些直率大胆的结论，出自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李光耀之口。

李光耀不但是1959年到1990年的新加坡总理，还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亚洲顶尖的哲学家。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对李光耀的智慧来说太小了，随着影响力的增强，他的兴趣扩展到了全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政坛领袖、商界大佬、学者和记者纷纷奔赴新加坡，走上向李光耀取经的朝圣之旅。

《李光耀，大师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见解》一书可以看做是已经89岁且疾病缠身的李先生最后的政治遗嘱。本书以访谈为主，还添加了多年来李光耀的演讲录和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和美国前外交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本书主要关注李光耀的预言。两位作者几乎对他的观点不加评价，留给读者自己来理解。除了新加坡，李光耀主要关注中国，他说，中国必然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中国是作为中国被接受，不是成为西方社会的荣誉成员。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还是面临多重困难，主要的是缺少法制和腐败的普遍蔓延。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最害怕的是贪污这种腐蚀性的污点导致的民众怨言。外国人很难学习的汉语是另外的障碍，这让外人很难融入中国也很难被中国融入。

所以他下了结论，中华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因此，他才定英语为新加坡的国语。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李光耀指出，对抗不一定是必要的。美国人不应该期望一个民主的中国，李光耀说：“中国不可能变成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这么做，就会分崩离析。”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皇帝统治着，如果人民不同意，“就砍掉脑袋，而不是数人头（投票）”。

尽管美国面临政治僵局和债务过多的难题，但是李光耀对美国的未来和其在世界上的角色持乐观态度，他认为，美国的创造力，适应能力和革新精神能让它解决自己的困境，重新获得竞争力，“美国人总是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所以他们经常能成功”。

不过李光耀依然担心美国市民社会的崩溃，这主要表现为个人权利疯长和权利文化的蔓延，社会学家已经向美国人说明，衰落不是美国人的错，而是经济体系的原因，李光耀认为，一旦慈善变成一种权利，靠救济生活的耻辱感就消逝，这必然消耗政府资源，结果只能导致未来一代的巨大负担。同时，美国的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踢起了政治皮球，这必然失去民众的信任。

李光耀还直言不讳地指责沙特阿拉伯，说它通过资助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李光耀认为，西方的应对之策是支持伊斯兰温和派，让其获得发展。李光耀认为如果极端派压制了温和派，就会变成神权专制国家。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其他伊斯兰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也就会去研制核武器，这会导致地区核武战争的威胁大增。

李光耀心中的三位政治英雄是戴高乐、丘吉尔和邓小平。他崇敬这三位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通过勇气和决心赢得胜利。领袖是天生的，李光耀是这一观点的坚定信徒，他认为要根据成就来判断领导人的功过，他说，“严峻的考验是行动而不是承诺”。和他的三位政治英雄一样，李光耀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不被关注的地方崛起，通过最大限度的努力，让自己成了世界的一位智者。

题目Lee Kuan Yew：

副标题：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作者 Graham Allison and Robert D. Blackwill

麻省理工出版社

页码186

定价$17.95

蒙元时期西方人眼中的蒙古 篇6

在蒙古帝国崛起征服世界的13世纪至14世纪里,以西欧基督教世界为主的西方与蒙古发生联系。柏朗嘉宾、鲁布鲁克、海屯、马可·波罗、约翰·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及约翰·马黎诺利等关于蒙古的记述是西方获得蒙古知识的主要来源。

1. 西方关于蒙古人的最早记载。

西方关于蒙古人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3世纪20年代。多名我会会士尤里安关于蒙古人西征的报告,是西欧有关蒙古人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尤里安受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派遣,于1235年、1237年两次到达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人驻地。尤里安在他的拉丁文报告里,最先使用了鞑靼(“tartar”)一词指代蒙古人的族称。此后,这一词在意大利语、法语及英语中通行开来。

2. 柏朗嘉宾及鲁布鲁克的蒙古之行。

柏朗嘉宾及鲁布鲁克的蒙古之行,发生在13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他们肩负着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使命,分别于1246年、1253年到达蒙古,是可考文献中最早到达蒙古地区的西方人。(1)柏朗嘉宾的蒙古之行。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柏朗嘉宾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的教谕,以65岁高龄携其波兰教友和翻译本笃(Benoit),从里昂出发出使蒙古。他的使命是使蒙古人接受基督教的归化,与蒙古人结盟共同抵御伊斯兰教的扩张。柏朗嘉宾的蒙古之行历时两年半,他的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的使命都没有实现。柏朗嘉宾归国后,根据其出使的经历写出了《Libellus Historicus》一书即《柏朗嘉宾蒙古行纪》[1]。他在书中介绍了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蒙古人的相貌、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及蒙古人的信仰和性格喜好等内容。(2)鲁布鲁克的蒙古之行。鲁布鲁克的蒙古之行,历时两年多,共步行和骑行16000多公里。他的使命也没有完成。鲁布鲁克归国后,以上表的形式呈奏了其出使报告《Itinerary》即《鲁布鲁克东行纪》[1]。他对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性格和习俗等方面的记录非常详细,如:妇女在游牧社会中的作用、中亚商人在蒙古的经商活动等;他留下了有关景教及其他宗教传播等等极有价值的记载;解决了所谓“赛里斯”(Seres)人即是中国人的问题;最早提到了西藏等。他记述中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柏朗嘉宾。柏朗嘉宾及鲁布鲁克的蒙古之行,为中世纪西欧与蒙古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奠定了基础。他们的著述是对有关13世纪蒙古人相关问题的初次系统化研究。他们的研究是西方有关蒙古和整个东方的历史民族学和地理学作品的第一批典范。

3. 海屯及马可·波罗的蒙古之行。

在13世纪中后期,到过蒙古地区并留下著述的有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及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于1254—1255年间,经中亚到达蒙古地区,在哈喇和林拜见了蒙哥汗。海屯对其行程做了详细的记述即《海屯行纪》,在他的记载中信息丰富。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于1271年至1274年间前往中国,他很快熟悉了环境,获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他留居中国十余年,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2]30。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他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海屯及马可·波罗的著述是西方认识13世纪蒙古世界的重要资料,它向欧洲人准确地介绍了蒙古帝国的行政组织及其管理机构、汗宫秩序等方面的信息。尤其是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管理蒙古本土的措施、蒙古人的风俗信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及西征、哈喇和林的情况等诸多记载,可补柏、布二人的不足。

4. 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及马黎诺利的蒙古之行。

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及约翰·马黎诺利都曾途经蒙古地区往来东西。他们的信件及著述是中世纪西方发现蒙古的最后一批材料。约翰·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及约翰·马黎诺利是中世纪西方与蒙古的最后联系。尽管他们关于蒙古及蒙古人的信息逊色于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及马可·波罗的描述,但也为西方“初识”蒙古作出了贡献。

二、蒙元时期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

在西方人初识蒙古阶段,由传教士及旅行者记述的蒙古见闻,形成了对蒙古族称、地理、人群形象的初步认识。

1. 西方对蒙古鞑靼的称谓。

以鞑靼(tartary、tartar)概念代指蒙古地区和蒙古族群。蒙古的三次西征,使欧洲产生巨大的震撼和恐慌。欧洲对蒙古一无所知,一直认为蒙古人的入侵是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由尤里安提出,经柏朗嘉宾、鲁布鲁克、海屯及马可·波罗在其著述中的广泛使用,西方真正确定了蒙古帝国及蒙古人的信息,欧洲第一次有了关于蒙古的概念———鞑靼(tartary、tartar)。受拉丁文tartarus一词及tartare讹写[3]435的影响,与塔塔儿(tatar)有密切语音学联系的鞑靼(tartary、tartar)一词,最终以亚洲中部草原的蒙古帝国及蒙古族群的意义被确定下来。尽管这一时期,欧洲也有关于蒙古的其他别名如:柏朗嘉宾也称蒙古为“mongali”、马可·波罗也称其为“mongul”[4]225。但是,以鞑靼(tartary、tartar)代指蒙古仍是中世纪欧洲的主流,这种称呼由12、13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

2. 蒙古的所处方位与地理景观。

西方人对蒙古的方位及地理景观有了初步的认知。欧洲对蒙古地区的方位及地理景观认识来源于游记中有关区域性的记述。在记述中,蒙古位于遥远的东方,地域辽阔,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欧洲对蒙古区位是概述性的确定,鲁布鲁克认为蒙古“从多瑙河延伸至日出之地”[1]209,柏朗嘉宾给出了蒙古大体方位及四至。蒙古在欧洲“东方偏北的地方”,“契丹人(kitai)以及肃良哈人(solangi)地区均位于其东部,南部是萨拉森人(sarrasins)栖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间是畏兀儿人(Huiur)疆域,西部是乃蛮人(Naiman)的省份,该地区的北部由海洋所环抱”[1]25。欧洲对蒙古地理景观的印象非常散乱,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地理图景。地形地貌方面只知道“部分地带是高山峻岭,山峦起伏,其余地带则是坦荡的平原,但几乎到处都遍布含沙量很大的砾石地”,“这里的水量和河流为数甚少,大江大河更为罕见”[1]26。生态环境方面只知道,“某些地带覆盖有森林,其他地方则没有任何树木”,“可供生产的土地不足整个疆域的百分之一”,“其余地方无法耕耘种植,但却适合饲养畜群”。聚落城市“只有一座人们认为还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哈喇和林”[1]26。关于蒙古地理景观,欧洲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感觉,没有清晰、完整、全面的地理景观。

3. 蒙古的人群形象。

通过对蒙古人的体貌特征、生活方式、性格特点、信仰的描述,西方人对蒙古人有了一个大体的形象认知。西方人在这一时期获知了蒙古人体貌的一些特征。尤为可贵的是,到蒙古的西方人留下了蒙古人髡发的记述,使这一时期西方人确立辨识蒙古人形象的显著外在标志。根据记述,蒙古人都是中等身材,长有小脚,“他们头大,脖子短,胸部很宽,胳膊长,腿短,他们的力气大得惊人”[2]30,“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睛上翻与眉毛相连结”[1]28,这些是西方人对蒙古人体貌特征的认识。关于蒙古男子的髡发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都有详细记述,据柏朗嘉宾的记载:“他们如同僧侣一样在头顶戴一环状头饰,所有人在两耳之间都剃去三指之宽的一片地方,以使他们头顶上的环状顶饰得以相接。另外,所有人同样也都在前额剃去两指宽的地方。至于环状头饰与已剃去头发的这片头皮之间的头发,它们一直披到眉毛以下,把前额两侧的头发大部分剪去以使中间部分的头发更长。其余的头发则如女子青丝一般任其生长,他们把这些头发编成两根辫子,分别扎在耳后。”[1]28鲁布鲁克记载:“男人在头顶剃成一个四方形,从(这个方形的)前角经头的两边一直剃到太阳穴。他们也剃掉鬓角,后颈剃掉颈窝上,前额剃到头顶,上面留下一绺头发垂至眉梢。他们留下头两边的发,编成齐耳的辫子。”[1]217他们所记述的是蒙元时期蒙古人普遍的发式———前额留三指宽一缕头发,两旁及顶部剃光,颅两侧及脑后发结辫数条,束扎后垂于耳后。这种发式直至明末,才又有变化,萧大亨在其《北虏风俗》中记载:“其人自幼至老,发皆削去,独存脑后寸许为一小辫,余发稍长则剪之,唯冬月不剪,贵其暖也。”额上所留三指宽的头发消失了,只留有脑后发,束扎结辫拖垂于背。西方人对蒙古人“野蛮”的生活方式有了初步的认知。蒙古西征本就使西方人对蒙古人充满了恐惧与疑虑,来到陌生的蒙古地区的西方人,以自己文化作为参照标准观察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得出了蒙古人生活茹毛饮血、野蛮可怕的印象。文化的差异使西方人面对蒙古人的“野蛮”习俗非常震惊。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文化标准对蒙古人的性格进行了价值判断。在西方人眼中,能够为其文化认同的性格即为优秀品质,不能被认同或是对西方人造成伤害的则成为“坏的”品格。蒙古人对于严酷生活条件和恶劣自然环境具有的耐受力、人们相互尊敬友好团结、从不自相残杀、不存在偷盗行为等品质行为,得到西方人的肯定;蒙古人暴躁易怒、狡猾并善于欺诈、贪婪吝啬、对于其他民族十分傲慢粗暴、蔑视一切人等性格行为,是西方人所鄙弃的。在西方人的印象中,蒙古人的“坏的”品格远远多于优秀品质。

这一时期到达蒙古地区的西方人以传教士为主,由于其宗教立场使他们格外关注蒙古人的宗教。他们发现基督世界“约翰长老”和“蒙古大汗信仰基督教”的传说仅仅是传说,蒙古人上到大汗下到平民都信仰萨满教,信仰长生天。蒙古人信仰万物有灵,从游记中翔实的资料,西方人确定了野蛮而强硬的蒙古人是信仰偶像的异教徒。

参考文献

[1]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M].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

[2]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M].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

[3]谢和耐.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C].耿昇译.东方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