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

世界一流（共12篇）

世界一流 篇1

本来, 高校最核心的功能是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都应该为人才培养服务, 但由于追求科研目标, 人才培养在高校中变得次要, 如果这种状况不变, 纵使我国高校因发表的论文篇数在全球领先而成为世界第一, 又能怎么样呢?毕竟, 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是一流人才培养。

日前, 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 到2020年, 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 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引入竞争机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世纪之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我国就推出了“985工程”“211工程”, 以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985工程”“211工程”的实施, 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我国部分重点大学和学科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建设成绩,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在《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已跻身前50强,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 清华大学工程类专业已超过麻省理工学院, 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排第一。但是, 正如国务院在下发的《方案》中所提到的, 以前的重点建设方案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 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 创新实施方式。

长期以来,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是计划手段, 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高校。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随着“985工程”“211工程”的推进, 我国列入这两个工程的高校, 获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投入, 而且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 这些高校也“高人一等”。经过重点投入, 总体而言,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缺资源 (长期以来, 学校一直抱怨缺钱、缺人才) 的问题已经不是特别突出, 以资源为导向的一流大学工程, 只会加剧功利化和行政化, 当前最缺的其实是基本的办学制度。好的办学制度才能让资源发挥积极作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应着力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计划思路, 从过去在资金、政策上给予部分高校重点支持转向建立平等的竞争环境, 鼓励大学在竞争中形成特色、办出一流。不得不承认, 虽然“985工程”“211工程”对改善大学的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是它给中国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于高等教育, 大学被分为三六九等, 破坏了平等竞争;于基础教育, 名校情结严重, 高考焦虑没有随招生录取率的提高有所缓减, 反而加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关于废除“985工程”“211工程”的呼声, 建立市场竞争机制。从全世界范围看, 一流大学从来不是靠计划打造的, 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各类行政计划、工程, 本质是对大学进行行政治理。《方案》提出, 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 更加突出绩效导向, 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高校, 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高校, 适当减少支持力度。其用意就在于打破拨款“终身制”, 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希望此项政策能切实落地, 以此激发高校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二是学校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近年, 我国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大学, 频频爆出教育丑闻和学术丑闻, 这些问题都是因为高校没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而造成的。学校办学由行政主导, 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 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没有管理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权力, 大学的办学被行政和利益因素纠缠和干扰。2015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抢高分考生而“开撕”的消息, 令网友大跌眼镜, 两校更是斯文扫地。

对于我国大学办学存在的问题, 国家在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时已有深刻认知, 进而提出了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的设想, 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 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学校内部完善现代治理。但推进这些改革, 缓慢而艰难。这次的《方案》再次提出, 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深化高校综合改革, 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因此, 如何落实改革, 将关系到总体建设方案的成败。以笔者之见, 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之所以遭遇阻力, 根源在于缺乏让政府和学校行政必须放权的改革机制。为此, 建立这样的改革机制, 是我国的当务之急。换句话说,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关键在于启动教育改革, 建立让行政必须放权改革的机制。这一机制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把教育改革纳入立法程序, 由人大立法推进, 而不能由行政说了算, 让改革做到“于法有据”;二是大学内部治理应建立师生参与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机制, 落实师生在办学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像《方案》提到的, 要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 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 这不能只有学校行政决策, 而必须广泛听取教师意见。这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性工作, 打好这样的基础, 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就将“水到渠成”。

这次发布的《方案》提出,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 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 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这是一个重要转变, 即要由以前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对高校的评价, 调整为专业机构评价, 落实管办评分离。但要注意的是, 如果第三方评价不从专业角度建立专业评价指标, 仍采用以往的课题指标、论文指标和成果指标体系, 高校的办学导向不会变。如果是这种评价结果, 还会影响到国家对高校的拨款, 那么, 这次《方案》提到的“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推进科教协同育人, 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将难以实现。本来, 高校最核心的功能是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都应该为人才培养服务, 但由于追求科研目标, 人才培养在高校中变得次要, 如果这种状况不变, 纵使我国高校因发表的论文篇数在全球领先而成为世界第一, 又能怎么样呢?毕竟, 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是一流人才培养。在进行第三方评价时, 要按照《方案》提出的“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 调整对高校的评价体系, 要从重视结果转变为重视过程, 从重视数量转变为重视质量, 从重视科研转变到科研与人才培养并重。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需构建科学评价体系

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是世界一流?这次《方案》提到, 要“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 汇聚优质资源, 培养一流人才, 产出一流成果, 加快走向世界一流”。《方案》对“一流”进行了概念化的界定——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对于这两个“一流”, 我国高校都存在一定的困惑。比如, 一流成果较容易界定, 而一流人才却相对较难;而对一流成果的界定, 理工科又比人文社会科学容易, 因为理工科可以用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来评定, 而人文社会科学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机会较少。

大家所见到的我国高校建设一流大学的“现状”与“成就”, 似乎也折射出这种困惑。总体看来, 我国高校的理工类学科建设, 因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多而快速提高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 清华大学的工程类专业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 已列世界第一。而再看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就没有理工类学科那么出彩。

把不同办学定位的学校、学科专业纳入一个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本就不合理, 这也是世界大学排行榜每次放榜都遭遇争议的原因——不同类型的学校、学科, 应该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另外, 仅以发表国际论文多少来评价学科的办学实力, 也会误导学校办学——这只是论文中的大学, 而不是能培养一流人才、真正产生社会影响的大学。这次总体《方案》提出, 要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这很有必要。

首先, 应该把培养一流人才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 而不能只关注学术研究的成果, 我国所有大学都肩负培养创新人才的使命, 就是开展科学研究, 也是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如此, 将解决我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问题, 很多高校在论文上表现优秀, 可在人才培养上却令人不满。对于人才培养, 美国高校衡量学校质量的指标通常包括新生选拔率、教育资源率、毕业率、校友捐赠率多项, 而由于我国没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 很多指标都没有, 但我们可根据现实的办学环境设定评价内容, 包括生源素质指标、国际留学生比例、毕业生就业质量、社会捐赠等。

其次, 重视受教育者、国际社会对学校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的评价。大学是社会的灯塔, 一所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应该起到引领作用。这是大学最大的价值所在。当一所大学的教授们争相发表论文, 而不能用自己的教育培养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学生, 也不能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贡献智慧时, 即便发表的论文堆积如山, 这样的“一流”是很难得到社会认可的。10多年来, 我国大学教授发表的学术论文, 已经位列世界前列, 可是大学教授的形象非但没有提升, 反而有所下降, 这是值得深思的。

《方案》提到, 要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 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和活力。落实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财务自主权是核心的自主权。事实上, 如果学校能完全自主, 那么, 根本不必在乎各种大学排行榜的指标, 而应该有自己明确的定位, 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 鼓励教授们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和潜心教学, 这样的学校会因鲜明的特色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成为有影响力的一流大学。所谓特色的, 也就是世界的。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提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 但会有第一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 更要遵循教育规律,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目前的世界一流大学, 有多少是按照“一流目标”建设出来的呢?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 坚持自己的特点逐渐积淀而成的。

世界一流 篇2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的是什么？这是媒体和社会对大学校长们经常性的拷问。我认为，关键还是缺“三大”——大师、大策和大件。

大师是根本。这里说的大师，不仅包括屈指可数的学界泰斗，还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教授。世界一流教授，就是受到国际同行认可和尊敬的教授。具体一点说，就是人家对你做的工作是否感兴趣，是否愿意掏腰包大老远地坐飞机，来参加你办的学术会议；或者愿意买好飞机票请你过去做讲演。如果一个大学里相当部分老师，享有这样的待遇，那么这个大学即便不是世界一流，也离世界一流不远了。如果限于各种条件，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也得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的同行们已经做过了什么，正在做些什么。哪个学校能够把这个大“缺”补得差不多了，不用声明也就是世界一流了。

大策要搞好。大策就是学校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学校的管理和服务。学校的管理工作有许许多多方面，但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招到好老师，二是把好老师用好。我国的招聘入门关并不严，进来之后也没有办法退出，结果就是参差不齐。所以，当务之急是严把入门关；把好老师用好，就是让老师们心情愉快地、富有成效地工作。这需要充分尊重他们，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提供一个与其贡献相称的比较合理的收入水平，等等。没有哪个大师的重大成果，是靠严酷死板量化的考核制度压出来的。

大件很重要。大件是个统称，包括所有教学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有大件，没大师，大件就是个摆设；有大师，没大件，大师也会成摆设。大师和大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尤其是对自然技术类学科来说，没有适当的仪器设备，没有一定的实验场所，即便招来了大师，那也是对人才的浪费。即便是社会人文学科，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包括良好的办公条件，畅通的网络服务，完备的图书文献和数据资料等。近些年来，不少大学硬件条件大大改善。但也有不少学校，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尽管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但仍然面临教学科研设施条件的严重短缺。

打造世界一流电影学院 篇3

时光纵横，光影相叠。当中国电影越来越成为一种工业的时候，盘点近年中国电影事业格局，进步显著，亦喜忧参半——国产片日益多样，但是仍旧在陡增的进口片中备感压力；市场运营机制正在走向成熟，然而管理专业化依然前路漫漫；电影行业新人辈出，却还需要更多能够引起国际影业惊呼的“中国面孔”。产业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中国电影事业飞速发展，人才培养的提升十分迫切。对此，北京电影学院义不容辞。站在新起点上，学院如何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记者专访了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侯光明教授。

早春二月，阳光已带暖意。侯光明书记在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追溯校史，展望未来；回顾传统，强调创新；阐述打造世界一流电影学院的发展战略。

在继承中发展

2013年将至之际，在北京电影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上，学院四位前辈铜像正式落成，矗立校园，先人之风，启迪后辈。在继承中发展，一直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重要轨迹，校史上，前辈奋斗开拓形成的精神、传统，都以各种形式保存、继承和发扬，作为一种精神感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北京电影学院人。

《中华儿女》：为四位学院前辈塑像，并进行如此庄重的揭幕仪式，学院的初衷是什么？

侯光明：在上世纪30年代，以这四位先贤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响应中国共产党人的号召，以振兴民族电影、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投身进步电影事业，拍摄了一批传世精品，创造了那个时代电影创作的辉煌。随后，他们辗转延安、东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坚持电影创作、电影教育，拍摄了大量珍贵历史影像和大批优秀电影，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为人民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高瞻远瞩，以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大学的气魄，创建了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表演艺术研究所，为学院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作为后辈，我们理应继承和发扬他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精神，响应文化强国的时代召唤，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文化强国、电影强国的重任。

《中华儿女》：这与您到任后在第一次讲话中所谈到的一样，“既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更感充满信心，未来可期”，听起来分量颇重。站在当下，学院会怎样在继承既有传统的同时谋求规划和发展？

侯光明：的确，当时这几句话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北京电影学院60多年的历史脉络，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孕育发展阶段；1950年建校至“文革”是创立发展阶段；1978年恢复招生至90年代是改革发展阶段；学院在新世纪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梳理这四个阶段不难看到，学院的发展曲线与国家进程相吻合，即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创立于新中国建设发展之时，与国家一同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巨变，又在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民族振兴，建设伟大梦想。建院六十余年来，我们一直秉持着“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精神传统，但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电影产业突飞猛进发展之际，电影教育也要随之发展。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中国电影教育的“领头羊”，面对新时期的发展与挑战，提出了“盖大楼、育大师、著大作、拍大片、养大气”的办学思路，在包容中引领，在承继中启新，边完善边实施，整体推进，办学实力稳步提升，国内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中华儿女》：2012年，学院建设新校区，积极推动“三家共建”，启动“2011计划”，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成果对学院未来发展的意义。

侯光明：目前全国开设电影教育专业的院校不少，但真正高质量地将理论、影视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为一体的院校只有北京电影学院。近年学院的录取比例普遍偏低，但社会需求旺盛。招生规模相对于巨大的社会需求尚须扩大。这也是学院启动新校区建设的重要初衷。就学院发展而言，提高质量首先需要适度扩大规模，没有一定的规模就没有一定的质量。电影学院未来的发展应该是适度规模与质量提升的统一。

文化立校，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2012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张思庆凭借短片《拾荒少年》勇夺台湾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一片掌声中，张思庆本人和同学却依然平和淡然，打开校园论坛，还能看到大家围绕片中人物的口音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不惜以汉语方言区域分布等汉语言方面专业内容作为论据来一争高下。

想要酿成经典，细枝末节皆文化。

《中华儿女》：学院党委在2012年提出“盖大楼、育大师、著大作、拍大片、养大气”的办学思路，并将2013年确立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化建设年”，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侯光明：电影是艺术、技术和产业的高度浓缩体。国家发展战略赋予电影产业和电影教育的任务越来越重，电影产业和电影教育对国家发展也必须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目前，文化强国已经是时代之声。文化强国首在电影强国。电影强国首在电影人才培养。作为全国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电影学院责无旁贷。我们现在谈文化建设，是扎根于我们的学科体系和文化传统精神的，是让老师和学生的价值追求溶于价值理念中，真正感受电影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电影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道路中起到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华儿女》：虽然您本人之前长期从事理工科工作，但是您本身热爱电影，并且在上山下乡、中国驻日使馆工作等人生不同阶段，都与电影工作有着深厚缘分。从您自身经历来讲，您认为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在民众教育等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

侯光明：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各个时期和阶段，总是恰逢社会大变动大发展，个人的经历也往往打上时代的烙印。我在1974年插队时主动当过电影放映员。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到放电影时，十里八村的百姓不论寒暑风雨都兴致高涨地赶来看。放映完，经典台词就在田间地头流传广泛。我也是从那时起感到，电影确实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考入大学后，我在北京理工大学学光学专业。后来在驻日使馆工作期间，电影是我们和留学生宣传、交往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对外交往中，电影经常被当成一个国家的名片，这些都让我感觉到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精神食粮，而且是重要的文化工具。

《中华儿女》：那么针对目前的电影教育现状，您认为还存在哪些欠缺或不足？

侯光明：多年来，北京电影学院一直致力于专业人才的培养，重视实践教学，所以大多数的学生动手能力强，专业技术扎实过硬，但是也造成了通识教育薄弱，部分学生人文社科基础教育薄弱，艺术创新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院目前的考虑是，如何努力端正对学生培养方向的认识；为此我们打算成立人文教育委员会；开展一些资源整合和指导工作；明确电影专业人才的培养标准，并根据人才标准确定电影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加强校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具有比较浓厚的“人文素养、艺术素养、职业素养和科学素养”。

《中华儿女》：学院打算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侯光明：一是制定科学的目标，既不能为眼前的条件所拘囿，又不能脱离基本的环境和条件；二是完成目标要始终如一；三是目标要有实现路径。

“5+1”战略，建设世界一流电影学院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美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其中一条即是中国每年将增加14部美国进口大片，美国电影票房分账比例从13%提高到25%。这无疑是继1994 年中国引进分账影片、2001年加入WTO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电影产业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

自从《红高粱》等电影亮相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三大电影节之后，中国电影全面走向国际。虽然一路步履蹒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建立中国电影教育的新理念、新机制，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满足电影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真正实现中国电影业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又成为中国电影人才教育的新课题。

《中华儿女》：建设“世界一流电影学院”是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请问学院对“世界一流”的标准是什么。

侯光明：判断一所大学是否世界一流，关键标准有四条：一是能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长远的；二是能不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这是大学最直接的价值体现；三是在国际可比的关键指标上进入世界前列，这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四是要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大学文化，这是大学软实力的要求。

《中华儿女》：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电影学院的目标？

侯光明：虽然北京电影学院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但我们有信心能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而这种世界一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教育体系的重要体现。学院认为目前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逐渐成熟。原因有四：第一，近一个世纪的电影教育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二，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国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后盾；第三，当代中国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第四，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电影强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中华儿女》：为创建世界一流电影学院，学院党委提出了关乎学院发展设计的“5+1”战略，请问具体内容是什么？并取得了哪些进展？

侯光明：“5+1”战略具体包括“学科专业拓展与质量提升战略”“强师兴校与机制创新战略”“科研提升与产学研一体化战略”“加强外联和国际化战略”“校园拓展战略”等五大发展战略和进一步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与大学文化建设的“十二五”规划。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目前学科专业拓展与质量提升战略已形成总体思路，确立规范、创新专业结构与学科体系，多元、立体的实践体系；强师兴校与机制创新战略已完成实施方案，建立复合型的联合培养机制、产业化的项目培育机制、国际化的联合培养机制、“强师兴校”的创新机制和教学科研创作一体机制；科研提升与产学研一体化战略，以申报成功中关村影视文化产业创新园和启动“2011计划”申报工作为标志取得积极进展，建设高水准的教学质量工程和高端实验室和示范基地；加强外联和国际化战略，以申请“三家共建”和开展合作项目为标志取得阶段性成绩；校园拓展战略经过艰苦努力，通州新校区今年六月正式破土动工。党建和文化建设工作规划也已经形成明确的实施方案。我们在总结、继承、发展之前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新时期学院科学、全面、合理的学科与专业教育体系，以形成更加系统的以电影创作实践为主要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华儿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5+1”战略深入实施过程中，请您对北京电影学院未来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简要阐述。

世界一流 篇4

一、两个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2012年排名

( 一)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

“2012年世界最好大学排名”是采用了QS ( Qu- acquarelli Symonds) 世界大学排名提供的数据资料。在前400名之中, 美国大学有83所, 英国45所, 德国35所, 澳大利亚22所, 法国19所, 加拿大和日本各16所, 荷兰12所, 韩国11所, 中国9所。前十均为美英两国的大学, 总分所在的区间为95. 1 ~100。其中美国有6所, 英国有4所。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1, 英国的剑桥大学排名第2, 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排名第10。我国排名靠前的5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 ( 第44位) , 清华大学 ( 第48位) , 复旦大学 ( 第90位) , 上海交通大学 ( 第125位) , 南京大学 ( 第168位) , 总分区间为53. 2 ~78. 8。

( 二)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2］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从2004年起每年进行世界大学排名, 由汤姆逊—路透社集团所开发, 用于评判世界级大学在所有他们的核心任务———教学、研究、知识转移以及国际化等方面的表现。2012年排行榜中, 前10均为美英两国大学, 总分所在的区间为90. 4 ~ 95. 5。其中美国有7所, 英国有3所。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排名第1, 英国的牛津大学排名第2,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排名第10。我国排名靠前的5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 ( 第46位) , 清华大学 ( 第52位) , 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第201 ~ 225位) , 南京大学 ( 第251 ~ 275位) , 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总分分别为70. 7和67. 1, 其他几所大学的分数均显示为数据保留。

共有12所世界大学进入这两个大学排行榜前10的名单之中, 其中在两个排行榜中都出现的有8所大学, 占总数的66. 7%。这说明, 尽管两个排行榜所采取的评价指标有所不同, 但是仍然有超过半数的大学均满足这些不同指标且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这些大学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 均能经过不同维度的考察。这也说明, 两个排行榜的指标能能够够在在一一定定程程度度上上较较准准确确地地反反映映出出世世界界大大学学的的发发展展情况, 如麻省理工学院在两个排行榜分别排名为第1、第5, 剑桥大学的排名分别为第2、第7。

二、两个排行榜的排名分析

( 一) 指标分析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所采用的一级指标为: 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师生比、国际化、每一位教工的论文引用率, 占总分的权重分别为40%、10% 、20% 、10% 和20% 。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排行榜所采用的一级指标为: 教学、国际化、企业经费、研究、论文引用, 占总分的权重分别为30% 、7. 5% 、2. 5% 、30% 和30% 。

这些指标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学术类指标, 主要是学术研究方面, 包括研究环境、研究产出以及研究声誉三个方面, 其衡量方式为在世界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以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 学术产出及其影响在排行榜中所占的权重均达到60%, 甚至在有的排行榜中还超过了60% 。排名前10大学均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二类是主体类指标, 包括生师比, 即学生与教师数之比。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所大学所有的基本教学条件。第三类指标是国际化类指标, 主要通过学校所拥有的国际学生、国际教师、国际合作的学术研究项目以及学术期刊来度量。第四类指标是质量类指标, 包括教师质量、学生质量 ( 主要是毕业生) 。通过获取教师获奖种类、次数及学术成就的资料, 通过对雇主的调查访问以及了解学校校友的获奖种类及次数, 可以度量这些指标。

可以看出, 这些排行榜对一些可以度量的指标十分重视, 因其具有可获得性易于比较,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在某几个方面的实力, 但是也存在过于依赖数字的弊端, 对于一些难以度量而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十分重要的指标则关注不够, 如大学办学思想、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组织结构以及本科生的培养过程等等。因而, 从某种意义上讲, 现有世界大学排行榜在本质上是学术研究方面的比拼, 尽管学术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 但并不是唯一的职能。大学的宗旨是什么, 值得每一个关注大学排行榜的人士深入思考[3]。

( 二) 我国高校在排名上的差距

从上述两个排行榜的2012年排名及我国排名前5位高校的排名情况可以发现, 我国高校与世界顶尖一流大学的确存在较大差距。

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QS排行榜中, 我国排名前3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复旦大学在前两项 ( 学术声誉、雇主声誉) 的得分和世界排名前10高校的差距并不大, 大多只有5分左右的差距, 甚至在雇主声誉方面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得分均高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但从国际化这个指标开始差距明显加大。我国的5所高校在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方面得分均未超过60分, 而世界前10大学这两项的得分大多在90以上。由此足见我国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有待大大加强。而在最能代表一所学校学术能力的指标“每一个教工的论文引用”上, 我国5所高校的得分大多只有世界前10高校得分的1/2, 有的只有1/3。这也说明我国高校整体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在世界上还不够强, 虽然在论文的总量上我国并不差。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的排行榜中, 我国大学仅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具体的得分数据。在“企业经费”这个指标上, 我国的两所大学均高过前10大学。这也说明我国一些国家重点建设的985高校的办学经费以及获得的社会资助经费是非常充足的。在教学方面, 虽有一定的差距, 但并不大, 只有10 ~ 15分的差距。在国际化这个指标方面, 差距较大, 相比于大多数前10高校都有20 ~30分的差距, 但是也和少数高校的国际化程度相似。而在反映学术水平的两个指标“研究”及“论文引用”方面, 世界前10高校均在90分以上, 我国的两所高校显然差距十分明显, 即差距在30 ~40分。这也再次验证了QS排行榜的相关得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同时再次提醒我们: 我国高校的学术水平还有待大大提高。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的重点表现在教师的学术成果方面[4], 即论文发表与论文被引用上面。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校特别是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高校的学术研究与世界主流学术研究仍有距离, 具体表现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传播能力亟待加强。由于我国大量的学术成果并非以世界通用的语言来撰写, 导致有些学术成果虽质量很高, 但由于语言障碍而没有被世界同行所知晓, 更谈不上被引用了。同时, 我们也不可忽视提高我国高校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性, 特别是吸引国际上的教师和学生来我国的大学进行中长期的任教和学习。

三、我国重点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方向

( 一) 准确研判形势

担负追赶世界一流大学任务的重点大学要正确分析世界高等教育以及国际著名大学排行榜的发展态势, 准确判断自身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不断加强对世界一流大学内涵的认识, 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不断完善自身的战略定位, 大力加强内涵建设, 努力构建既顺应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又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办学体制机制。要努力在一流特色办学方面形成自己的理念和风格, 在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人才、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实现世界一流, 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世界一流, 引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 二) 明确当前追赶的主要方向

国内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等“985”、“211”工程高校, 并不缺乏建设的资金。其资金来源既有国家的专项建设经费; 也有各级政府的财政经费, 同时还有社会的捐助与委托项目经费; 另外还有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创收经费。从这一角度来看, 经费并不能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障碍。目前, 迫切需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教师队伍、学生群体、学术成果, 尤其要特别重视我们与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些指标方面的建设。同时, 也需要重视科研、教学科研人员的招录与管理、合理的生师比、充足的经费来源、充分的学术自由、先进的办学理念等等一些基础条件的建设。根据上述分析, 当前我国高校的建设重点是大力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及传播学术成果能力。

( 三) 大力建设学术研究平台

相关高校要充分把握2012年出台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所带来的重大契机, 挑选若干个在国内同类高校中有鲜明的特色、实力较强、水平较高, 且有突破的潜力的学科、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 努力构筑一批综合型、开放式、具有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大平台或协同创新中心, 在资金、条件建设上予以重点支持, 使它们率先达到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水平, 以高水平的平台开展各类学术研究, 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 吸引和留住一流的教师, 以此形成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的“磁场”, 同时加大中青年优秀拔尖人才培养的“孵化地”。

( 四) 积极推进学术工作的国际化

这里的国际化指的是学术要立足于全球的视野, 要以国际通用的标准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学术的国际化交流, 既要借助国外优秀的智力, 也要让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走出去。相关高校需要把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建设放在国际视野中去开展, 以国际一流大学的相应绩效表现为目标, 采用国际认可的标准来评判自身的工作。例如, 在对教师个人进行学术评价时, 采用学术声誉、学术产出、学术影响等国际化的指标, 使用国际国内同行评议的方式对教师学术声誉进行评议; 以国际通用数据库上的数字来增加评价的公正性、透明性与客观性。长此下去, 我国高校才能与国际一流大学站在同一大平台上对话, 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传递出去, 并不断拓宽传播的范围。

( 五) 抢占学术制高点

在追赶的过程中, 积极的学术竞争不可缺少。我国大学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 争取在一些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占据世界的一席之地, 如航空航天、海洋深潜技术、信息技术等一些高精尖端并带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 彰显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学术水准与学术高度, 为国家学术独立与学术繁荣作出贡献。在这方面, 相关高校一方面要利用好国家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把握一些国际交流平台所提供的机会, 参与国际学术前沿领域内的知识合作研究与成果分享、研究方法的创新、知识成果的创新, 以尽快缩小差距, 赢得追赶的时间。

参考文献

[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worlds-best-universities-rankings/top-400-universities-in-theworld.

[2]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http://www.timeshighereduca 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2-13/world-ranking.

[3]耿有权.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的辨证思考[J].江苏高教, 2010, (5) :40-42.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篇5

A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

B类：东北大学、郑州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大学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对应

双一流建设学科

北京交通大学：系统科学

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自定）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矿业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林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药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 中央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应用经济学（自定）外交学院：政治学（自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自定）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学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自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设计学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自定）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自定）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自定）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内蒙古大学：生物学（自定）辽宁大学：应用经济学（自定）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自定）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自定）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史、数学、化学、统计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北农业大学：畜牧学（自定）东北林业大学：林业工程、林学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

东华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中药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学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 上海大学：机械工程（自定）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自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力学 南京理工大学：兵器科学与技术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矿业工程 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江南大学：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

南京农业大学：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

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自定）合肥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自定）福州大学：化学（自定）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河南大学：生物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华中农业大学：生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兽医学、农林经济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自定）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自定）暨南大学：药学（自定）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 海南大学：作物学（自定）广西大学：土木工程（自定）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

四川农业大学：作物学（自定）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西南大学：生物学

西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自定）贵州大学：植物保护（自定）西藏大学：生态学（自定）西北大学：地质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长安大学：交通运输工程（自定）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自定）青海大学：生态学（自定）

宁夏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石河子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自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安全科学与工程、矿业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宁波大学：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第二军医大学：基础医学

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篇6

2003年秋，从哈佛来的杜维明先生受聘于清华，作了题为“人文学与大学理念”的讲座，言及大学之目的，一曰服务于社会，二曰传承知识与文化，三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四曰以批判的精神反思社会并将思考反馈给社会以期形成某种影响，五曰对政府以“知识分子”的传统进行忠诚的反对。这无疑是对西方的经典学府、也就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之特征的总结。这样的总结也许不够精炼（因为所总结各种因素能够互相推导），但这些特征确然回答了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也暗示了当下我们出国之必要。

我们的大学有没有传承知识与文化的能力？传承知识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知识是相对于“真”而言的，是比较容易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课堂上教授的，无论文科理科应用学科，无论思维还是技术，一概可算作知识范畴。但言及文化，就涉及价值追求——就不仅要追问我们是否传承了文化，还要追问我们应当传承怎样的文化、我们是否传承了我们应当传承的文化。

单从原则上来说，倒也简单：现代的大学，当然要传承现代的文化。而言及“现代”之特征，无论市场化、民主化还是世俗化，无论是权利、平等还是自由，不能忽略的便是对“人”的发现，是人本主义——在这里，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作为实现别种目的手段与工具（无论那个目的据说是何等的崇高伟大），个体的价值方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的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且不说现在我们的大学仍然广泛存地为了国家建设进行类似职业培训的教育，为了所谓“压倒一切”的“稳定”进行意识形态的硬性灌输，单拿一些“小事”来说罢。北大一理科研究生曾提及，很多导师尽量拖延研究生的毕业期限，因为研究生的一大任务就是替导师“打工”，做做实验什么的——这意味着，读到一定时间，也同时成了导师手下的“熟练工”，导师怎能甘心轻易让一个“熟练工”毕业离去而又要从头开始培养一个新手呢？清华的主干道上，前不久赫然挂出这样一条标语:“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0周年”，反面写的也是“报国”啊，“青春无悔”啊之类——缅怀的都是那样的个体价值被湮没在国家利益中的历史，却很少有人记起建国前老清华里个人的光辉；又不能不让人想到今年迎接新生时，有一栋宿舍楼外竟挂出“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条幅，透过字缝看去说的无非是：做一个建设国家的好机器——让人疑心文化的进步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让人疑心一进西校门便可看见的“人文日新”四个大字就那样孤零零地死在石头墙上，成不了发展的方向，甚至称不上虚伪的决心。

这就是我们的一流大学的“怪现状”：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所有人成为整个共同体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教育中“人”的缺席，也便是教育中现代文化含量的缺失，这直接引出“完成自己”这一目标的虚无性。

提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不妨套用冯友兰先生的一个句式：教育应当使人成为“人”而非“某种人”（原句是说哲学而不是教育）。“某种人”的突出特点只是拥有某项特定的技能，而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特征便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实质上，这也是由人本主义规定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可谓“先天不足”。

西方的教育理念源自古希腊：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柏拉图的“对话法”（“辩证法”的本意），无不是引导受教育者独立思想、寻求属于自己的解答。而中国教育的渊源是属于孔夫子的——在那里，哲学是没有对话的哲学，教育也是只有教化的教育（论语中的对白是不能算是“对话”的，只能称为教化，因为对话要求双方地位平等），在同一个既定标准下，所有人无可选择地一同学习、学成同样——个人又成了社会秩序这一目的的实现手段。

下面一点涉及到我们文化的另一个先天不足，这便是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进行批判地反思的“史官文化”——熟读顾准的人，必然也熟知这个词的意味：“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既然“从属”，谈何“批判”？文化本就是政治的附庸，至于学究气的、学院式的理想化的“反思”，能够存活就已经很是难得，哪里还敢随意地“反馈给社会”、甚至企图造成“影响”？

大学的这种目的，是教育功能的一种必要延伸——这意味着大学在培养专业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兼有锻炼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要的条件是：大学里有一群坚守着学术良心的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一条件的必要前提又是：整个社会环境是坚守言论自由立场的，是适宜自由知识分子生长的，是让知识分子不必拥有太大勇气便足以保持学术良心、足以自由地言说——这样的前提，也不过是大学所必需的学术自由的一种必要延伸罢了。而当下，我们的大学，甚至连学术自由也不能真正算得上有——文化教育仍然从属于政治权威，自古而然，无甚奇怪。

但上述这些“先天不足”，我们不是不能改变的。在那个被称作“解放前”的战乱年代，可以说恰恰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最繁盛的年代，也可以说恰恰是中国真正的高等教育最发达的时代——如果引用那些大师的名字作例证太落俗套的话，就引用一段新近听说的评论罢。一位颇受尊敬的教师在课堂上对一群依旧傲气但对现状已有些懵懂的不满的清华文科生说：“西南联大时代，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比现在近得多——如果谦虚一下不好意思说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话……事实上，我们那时哪怕不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但经过我的研究证实，绝对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究其原因，除“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之类原则外，更加重要的背景无非是社会动荡、政治权威的控制力大大减弱罢了。

而经历了一场革命，我们又重新回到历史循环的起点上——史官文化复活了，大学的批判精神便归于虚无，一切便回到那种“自古而然”的对政治权威的依附中去。

同样由史官文化所决定，“忠诚的反对”也是极难实现的。殷海光曾声称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直接将反主流当成了天降大任；而我们却连非主流也很难做到。胡适也有“政府诤友”的说法，提倡做政府不合作的合作者；这在现在看来也很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一切也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是从属于政府的，从大学校长身上带的行政级别即知。

最后才说到“服务于社会”，因为据杜先生说是现在受到严重质疑的一条——因为大学不应该过于重视技术性问题，而应注重基础研究。这也就是说，要做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做那些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研究。当下我们中国的大学做得最好的却正是这一条。毕竟，这是1952年的遗产——建国后，我们的大学体系就是按照这个目的、按照苏联的模式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经验，通过所谓“院系调整”建立起来的。大学自此成为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专门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者的地方。即使只保留了文理科看似专门进行研究工作的学校（如北大），进行的也不过是“经学”式的研究——况且当年北大哲学系欢迎新生的条幅上，正赫然写着“欢迎未来的县长、县委书记”呢。回忆那段极端的历史无非是为了说明，因了历史的惯性，今天我们大学的现状也只能“如此而已”——虽然有了所谓的“第二次院系调整”，虽然今天“综合性”已成为主流意见。

“服务于社会”的理念，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而一般的从利益出发对“出国热”的或褒或贬，都是从这里开始起笔的——这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失去了自己本身的目的与内涵，完全沦为通往“职业”的渠道。因此，事实上的“出国热”最大程度上是以就业为直接或间接动因掀起的。这样看来，似乎除“服务于社会”之外上述所有所谓“大学的目的”，都不是大多数留学者所直接追求的，于是或许上面的长篇大论已几乎完全丧失了普遍意义？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辩证思考 篇7

一、伟大与平常

在中国,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论对民族和国家还是对大学本身来说都是伟大创举。

对中华民族来说, 中华文明和文化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 灿烂辉煌。但在近代以来,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 中华民族和文化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和奋斗, 到20世纪中期中国终于摆脱了受西方欺凌的屈辱地位,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自尊。但真正的、全面的复兴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雄霸天下的强大力量, 更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无穷和惊人的创造力。中华民族不仅自己能保持和生长先进强大的文明和文化, 而且会向外输出代表了人类前途的文明和文化。而在20和21世纪, 文化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和教育。在当今的社会机构中, 最集中地承担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职责的就是大学, 最集中地从事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创新的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 无论是从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来看, 还是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终标志来说, 中国都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因此, 当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对国家来说, 中国必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 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来自强大的高等教育, 来自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只有有了一流的教育, 我们才能有一流的国家实力, 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

但中国的大学目前还不是世界一流, 还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更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很少, 很多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差距,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自主和国家安全。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很落后, 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 也缺乏提出议题的能力, 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受制于西方强权。中国大学培养的技术人才难以满足企业和国家的要求, 培养出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很少;中国的大学还培养不出和产生不了世界顶尖的学术人才和科学家;中国顶尖大学的教师还指望着从海外引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送出了120多万留学生, 中国高层次学术人才都靠国外来培养, 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校长的77%、长江学者的94%都是留学回国人员[1]。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这种状态是不可能承担中国现代化的重任的, 是无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就大学来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矢志不渝的追求。以清华大学为例, 清华自始即把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作为自己的使命。梁启超说:“学术独立虽赖全国学界的分工协作, 但清华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此即清华的第二期事业。”[2]罗家伦到清华的目的就是“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 及新中国的建设上, 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3]。改革开放以来, 清华大学更借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和历史机遇, 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9年清华大学将学校的奋斗目标定为“到2011年, 即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 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清华数代人的梦想和追求, 也是清华数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伟大的, 所以称之伟大, 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 是站在未来的景象中。也许若干年后, 如果清华、北大等真的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现在的这一段历史就必然会被称为“伟大”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平凡的。实际上, 无论中国的大学还是国外的大学, 在创建一流大学的实际进程和具体的办学过程中, 其实都是琐碎、繁杂和细微的, 很难称得上“伟大”。在人类历史上, 一切的伟大的事物总是由无数渺小的人和事积淀出来的, 伟大只是最后的辉煌和荣光。

美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当吉尔曼、哈珀等办学时, 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么伟大, 他们及其同事成天都在过着教书、写作、养家糊口这样的日常生活。当斯坦福大学在特里西德、斯特林校长领导下对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进行改革时, 他们每天所应付的都是无穷的琐事和烦恼——钱、利益、教授职位、管理职位以及与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争吵、倾轧和斗争。但吉尔曼等人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到了大学发展的方向, 理出了办学的思路, 虽然这方向和思路可能不那么清晰, 但引领着同事和学校按照这个思路向这个方向走。等他们这么坚定地走了10年后, 那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就有意义了, 他们就伟大了, 斯坦福就伟大了。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也只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指望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作是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 每天都有新闻发生的大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实就落实在平常中, 在一项项具体的工作、一件件细微的事情、一条条实际的制度中,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 从小事做起, 从当下做起。

二、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理论的和实践的都有, 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也在不断提升。然而, 仔细地检视一流大学研究 (包括研究型大学研究) , 我们发现宏观的多, 中观和微观的少;理论的多, 国内实践的少;国家政策的多, 院校建设的少。

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课题来说, 理论研究当然需要, 因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经验之上的认识和洞察。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普遍原理, 即使有, 也还在研究和形成过程中, 正需要我们去认识、提炼和抽象。从历史来看, 德国和美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连“一流大学”的概念都没有, 更谈不上靠什么一流大学的理论来指导其建设了。塑造美国一流大学原型的吉尔曼、哈珀, 把哈佛办成一流的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 将斯坦福建成一流的特里西德、斯特林, 都没有什么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 而那些高等教育理论家如纽曼、赫钦斯、克尔作为大学校长与他们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在根本上,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理论问题, 而是实践问题, 不是思辨的问题, 而是经验的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无疑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政策环境等关系很深, 而且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很多国家都已成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 但这些都是大学的外部环境和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终只能落实到大学自身, 落实到大学的办学实践上, 即中国如何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付诸实践, 一所大学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 恰恰在一所大学怎么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上, 中国的认识和研究是最薄弱的。我们不乏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现象描述和静态考察, 例如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研究成果、充足的经费、杰出的校长, 等等。但学术界的研究似乎也就在此止步了, 关于一流大学的深度探索和动态分析则付诸阙如, 如对一流大学崛起的具体过程、一流大学建设的具体方法、一流大学创建的具体策略、一流大学成功的关键要素、一流大学起飞的动因, 等等, 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如果说对西方一流大学崛起的研究虽然也很浮浅平淡, 但多少还有些研究 (如关于柏林、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MIT、伯克利等大学发展历程的译作和论著近些年开始出现) , 那么关于中国大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真是少之又少, 不但对中国一流大学崛起的经验、中国一流大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 而且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方法、路径等更缺乏必要的探索, 即使有一点研究, 也多跟在办学实践后面。

因此,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大学领导者来说需要有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 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能力, 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胆识和策略、计谋和方法, 特别是改革能力和制度创新的魄力。当一所大学规模较小时, 引领和改革一所大学是相对容易的, 但今天大学变得如此之大而多样, 要改革大学和创建新的大学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当代虽是中国大学校长成就事业的黄金时代, 但大学校长要作出杰出成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教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深入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 而且更应把关注点投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与一般的理论研究不同,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是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出发的, 最终也要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上。因此, 应高度重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和做法, 密切关注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动态和进程, 具体研究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和举措。研究者放眼世界、心怀中国是必要的, 但尤其要立足于院校, 研究院校的实践。

三、本土与世界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疑要向西方先进大学学习、模仿和借鉴, 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必备大学之通性, 而且大学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

大学是西方社会和文化教育的产物, 正如欧洲大学的作者所论述的, “大学是一种欧洲制度/机构”, 而且是欧洲最好的机构/制度。因为: (1) 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体, 被授予自治、教学和授予学位等权利, 这是中世纪欧洲的创造; (2) 大学是欧洲惟一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持、加强和扩展其基本模式、社会作用和功能的机构; (3) 大学在社会角色上对整个欧洲社会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大学发展和传授的知识及方法来自欧洲共同的思想传统, 并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同时大学也塑造了一种学术精英, 其气质源于欧洲共同的价值观, 超越了所有的国界[4]。

大学无疑是西方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 在近代因为西方强权在全世界的扩展和殖民, 也把大学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大学就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兴起的, 自然也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而要模仿, 当然就应把大学最实质的东西学过来, 把大学理念和制度的精髓完全学到手。

而且在当今世界, 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仍然是最发达的, 世界一流大学更为西方国家所垄断。西方顶尖大学在大学的办学、管理、运作上极为娴熟, 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服务国家和社会上也成果倍出, 西方正是凭借一流大学控制着了学术霸权, 支撑着其军事和综合国力。此外, 科学是无国界的, 科研成果在全世界只有一个标准, 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可能关起门说国际领先, 而只能以全世界的普遍标准和最高成就来衡量。因此,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与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竞争, 而且竞争的成败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 而要由全世界承认, 为最顶尖的大学认可。这就必然地要求中国大学的国际化。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并不排斥本土化, 因为各国大学一方面循世界大学之通例, 一方面也融入强烈的本民族特性, 而中国更具有悠久辉煌的教育传统。

从高等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史来看, 高等教育的进步常常是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和突破压倒原来的高等教育强国而实现的, 一流大学的崛起更是以新的大学制度和模式取代旧的而成功的。而创新和成功的因子恰恰在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产物, 柏林大学也处处体现了德意志的民族性。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 但因为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不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进行武器的批判, 而只能在精神王国里运用批判的武器, 进行思想革命。其结果就形成了德意志近代与政治脱节的文化民族主义。德意志的精英认为即使不能立即实现政治实体上的统一, 也必须保证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存在。而要实现文化统一体, 培育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 在高唱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的鼓吹下, 柏林大学就诞生了。而洪堡等人又都是新人文主义者, 信奉“文化国家”的观念, “有一种感觉认为民族的真正力量存在于精神和文化的领域”[5], 强调通过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意识, 而新的民族意识是通过一种新文化的出现而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存在的。“他们十分诊视这种新文化, 把它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东西, 而不是地方性的大学。新文化主要是指文学和哲学方面, 即语言方面的创作。”[6]结果, 在柏林大学哲学取代神学成为所有学科的王冠, 同时, 柏林大学也不像法国的大学校专注于技术的教学, 而致力于纯粹科学的研究和教学, 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在大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正是通过柏林大学, 近代自然和人文科学才成为大学的学科, 而柏林大学无疑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发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新大陆的熔炉中铸成美利坚民族, 形成了其多样性、民主和平等的特性, 以及不受传统羁绊不断向未尽的领域冒险探索的精神。在高等教育上, 美国先后借鉴了欧洲先进国家的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经验, 英国的本科学院、法国的公立高等教育制度、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被引进到美国。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却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不同。它们都不过成为美国多样性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最终铸造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美国模式中, 公立教育制度被设计为州立高等教育体系, 但联邦政府则不控制和管理高等教育, 同时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 相互竞争, 既保证了公平, 又促进高等教育的优异;大学制度按英国学院制构建本科教育, 又把德国讲座制创造性地转换为研究生院, 再使大学古老的职业学院适应现代专门职业的需要发展为专业学院。美国模式不仅吸收了欧洲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 而且完全按照美利坚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将之美国化, 适应了美国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来自本土的现实问题和需要, 当然也要合乎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特性。这就要求我们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都吸收过来, 根据我们的需要、传统和特性, 创造性地建立起中国模式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 中国照搬照抄了太多的外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制度, 日本的、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俄国的都曾在中国风行一时。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 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优秀传统完全当作是负面的因素而加以全盘否定, 结果中国就不能发挥深植于民族根基的教育传统精神, 根据中国特性和本土需要, 开辟出有生命力的现代中国教育制度。今天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循世界大学之通例, 创中华大学之未来。

四、形似与神备

有史以来, 对大学改革和发展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恐新症, 一种是恋新症 (笔者这里借用涂尔干恐新症的偏见和恋新症的偏见的思想, 并将之转化为对待大学和教育改革的两种态度) [7]。从中到西, 对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态度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是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官员和领导;一个是人文学者、历史学家、文化和宗教人士、普通教师。前者一般是恋新症者, 后者大多是恐新症者。前者以经济目标、功利主义、绩效主义为导向, 崇尚改革, 而且常常是激进的改革, 口中说的都是“成本”、“效益”、“创新”等流行的新词和时尚的话语。后者则以人本目标、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为导向, 要么对改革持保守的态度, 要么对改革充满疑虑, 即使赞同改革, 也多是持温和的立场,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等人, 挂在嘴上的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诸如“真理”、“智慧”、“美德”、“心灵”等概念。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上, 其实也存在着这两种态度和学者分野。人文学者大多强调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文化, 多是大学的一些较虚的、质的、软实力的东西。他们所援引的常常是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的论点和思想, 或者是近代崇尚古典和自由教育的纽曼、赫钦斯等人著作和大学理念。而理工和社会学者则多偏向大学的物质资源和绩效指标, 大学的经费、大学的实验室、大学的科研成果等等, 多是一些实的、量的、硬实力的东西。人文学者所论的东西是只能意会的, 难以具象化和具体化, 也是无法分解的, 更不能分步建设, 并测量验收的。理工和社会学者所论的是清楚明了的, 可以具象化和具体化, 可以分解, 按项目建设并验收。他们用来加强自己观点的是国际竞争、国家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不足以及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西方特别美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惯例和成法。

实际上, 双方都是对的, 因为一流大学的确应该具有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但双方也都是错的, 因为他们都只论及一流大学的一端, 未得其余。世界一流大学的真实面貌乃两者兼备的, 数量与本质、虚与实、软实力与硬实力、本土与国际、物质与文化、形体与精神同时存在, 不可或缺。

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言, 其基本路径则是由实而虚、由硬而软、由数量而本质、由本土而国际、由物质而文化、由形体而精神, 循此, 一流大学建设水到渠成。若反其道而行, 则凌空蹈虚, 是建不成一流大学的。哈佛的理念别人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真切地体会到, 但别人却学不到它, 因为大学的理念不是校长口头说的、学校文件里写的东西, 而是大学蕴涵和内在生长出来的东西。但哈佛有多少经费、发了多少文章、招了多少研究生、延聘了多少诺贝尔奖得主这类东西你是准确知道的, 也是可以学的。一旦你把这些物质数量“形”的东西学得差不多, 那些理念等“神”的东西你也似乎多少具备了一些。

从理论上解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 其实正吻合了文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而人类创造文化是从敲打石头开始的, 即最先创造器物或物质文化, 然后建立制度文化, 进而再发展出宗教、哲学、文学、历史等, 创造出人类的精神文化。由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 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遵循此一规律, 首先从工业 (经济) 和军事现代化起步, 进而建立现代工厂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 推进制度的现代化, 由此现代的物质和制度, 带来人的观念、思想的现代化, 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

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 实际上高度体现了文化理论的精髓, 也是现代化理论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具体应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一步是调整结构, 奠定基础, 主要是从学科结构、教师队伍、教学科研设施等入手, 创造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学科和队伍基础, 进而以美国AAU大学为参照系, 制订清华大学在科研经费、科研论文、研究生数等方面的数量指标, 在硬实力上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的冲击, 打响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枪。

随着清华大学在学校硬实力上的进步和结构变化, 学校原有的制度严重不适应这种发展要求, 而且有很多方面制约, 因此清华大学及时提出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第二步战略。在此阶段, 继续强化第一步的数量要求, 特别选定若干领域和方面作为突破口, 同时已要求数量中的质量, 如在SCI论文上侧重原创性研究和“高引用率”论文。而这一步的重点则逐步移到组织制度和管理机制上的突破与创新。因为现代一流大学是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组织, 是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 没有良好的制度和管理, 连良好的运行都做不到, 遑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组织制度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命脉, 不但能使一流大学内部的各个要素和谐成长, 且能使大学与外在环境协调发展。若不能建成现代大学制度, 也就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建设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一步, 是“形似”迈向“神备”的桥梁。在一流大学的硬实力的增长中, 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中, 一流大学的理念、精神也必定在其中潜滋暗长, 且在完善的大学制度下, 大学的整体发展也就具备了条件。因此, 清华大学将在完成大学制度建设后, 实施全面提高、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独特丰富的精神文化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核心, 是大学成员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它使大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 能在不断变革的世界中调整、发展和完善自我, 并对外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清华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不仅是清华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目标, 最终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军事上居世界前列, 而且要在文化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全人类的知识、思想和价值观产生影响。那时, 清华不仅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 而且也“神备”。

总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过程, 分步骤, 分阶段, 有选择, 有重点, 是从物质条件、数量指标到质量要求、制度建设再到精神塑造、文化复兴的过程, 也即从“形似”到“神备”实现形神兼备的过程。

伟大与平常、理论与实践、本土与世界、形似与神备, 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也是最关键的几对辩证关系。如果我们对这几方面有了透彻的认识, 能很好地驾驭它们, 利用其矛盾运动规律, 那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能事半功倍,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可望又可及的!

参考文献

[1]万钢.建设创新性国家呼唤高层次创新人才[EB/OL].ht-tp://www.chinaqw.com.cn/news/200810/31/135909.shtml.

[2]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一) [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419.

[3]罗家伦.整顿校务之经过及计划[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二) [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4.

[4]Walter Rüegg.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xix-xx.

[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07.

[6]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9卷) [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503.

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旅游城市的思考 篇8

关键词：旅游城市,旅游业,城市化

一、世界一流旅游城市是城市建设的突破口

世界城市是20 世纪末以来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尤其引人关注。一般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化的趋势下所产生的新空间形式,它是集聚跨国公司总部、商业服务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传播中心等,兼具各种功能,并且是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1]。围绕着世界城市概念,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多样的判断标准。比如,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选取了涉及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对全球政策制定与对话的影响力等5个方面共计25个指标,推出了“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国的香港(5)、北京(15)、上海(20)、台北(39)、广州(57)、深圳(62)、重庆(65)都位列其中[2]。

世界城市建设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背景下的战略选项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城市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渠道,是中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

当然,创建世界城市的任务非常艰巨,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中找到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突破口,将成为建设世界城市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问题。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都具有成为全球性世界城市的潜力,有些城市则具有成为区域性世界城市的潜力。无论如何在将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潜力城市的综合优势,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旅游由于其对于推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旅游流对商务流、资本流、信息流、文化流、科技流有着强大的带动作用,因此旅游业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些潜在世界城市中能够率先实现突破的领域之一。也就是说,建设世界一流旅游城市是建设世界城市重要途径之一。

二、世界一流旅游城市的集聚性和扩散性

如同世界城市一样,世界一流旅游城市的要义也在于“超越地理界限的影响力”。这种超越地理界限的影响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集聚性影响力,其二是扩散性影响力。

(一)集聚性吸引力

所谓集聚性吸引力,就是指由于旅游城市的吸引力所产生的对全球旅游市场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某旅游城市所吸引的外国入境旅游过夜人次数。如果以北京为例,则可以发现北京与伦敦、纽约、巴黎等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见图1)。2010年北京接待的入境过夜游客为490.1万人次、旅游创汇50.44亿美元,而伦敦在2007年就已接待了1 530万国际游客,国际旅游收入为83亿英镑,约166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接待的国际游客分别为1 503.3万人次、1 405.9万人次,初步预计2010年将接待1 600万国际游客;纽约2008年接待国际游客达到946.3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约为170亿英镑,2009年接待数下降10.7%到847.9万人次,预计到2013年国际游客数量约为929.7万人次;巴黎2008年接待的国内外游客数量大约为3 510万人次,其中国际游客约为837.5万人次,估计到2013年该数字将上升到3 710万人次;2008年罗马接待入境国际游客为562.9万人次,预计到2013年国际入境游客约为660万人次。即便是泰国的曼谷,2008年接待的国际游客数量也达到了1 021万人次,2009年尽管同比下降了2.2%,但仍达998.6万人次。

资料来源:GMID数据库

(二)扩散性影响力

所谓扩散性影响力,大概又可分三个小层次,即传播的扩散性、创新的扩散性和管控的扩散性。可以想见,在当前传播媒体如此发达的环境中,如果无法通过各种全球主流媒体将自己推送到全世界各个角落,那显然难以称为世界一流旅游城市;一个世界一流旅游城市无法通过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对世界其他城市的旅游发展产生足够的影响,或者该旅游城市所驻有的旅游类跨国公司全球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数量少的可怜,则显然也难以对全球旅游业“发号施令”。比如,从2004年至今的Google搜索量看,若以北京的网络搜索为基准的话,巴黎是北京的14倍,伦敦是北京的16倍,纽约是北京的15倍,罗马是北京的2倍;据1998年的资料,四大城市中巴黎的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组织总部的数量最多,达208家,其次是伦敦57家,再次是纽约21家,东京为16家;而北京才2家[3]。

第七,要处理好相同的市界和不同的空间之间的关系。

城市无论大小,都有市界,但是却有不同的纵深空间,因此在所谓的外国入境过夜人次的概念表现上会有不同。比如,伦敦之于英国,因为英国国土面积相对小,所以大量的游客可能是国际游客,北京之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对大,所以大量的游客可能是国内游客,但是这些游客到北京的旅行距离未必比那些英国周边国家游客到伦敦的旅行距离为短。也就是说,如何在两个国土面积、人口总量完全不同量级的体系中确认世界一流旅游城市的标准,如何处理国际入境游客在世界一流旅游城市确认中的地位和权重,还需要深入的、实事求是的思考。

四、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相关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中国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4]。应该说无论是国际化、城市化还是旅游,都是当前社会热点。应该看到,我们正在积极有效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正在不断拓宽国民的国际化视野。当然,无论是国际化还是城市化都将与旅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化和城市化有利于旅游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将成为国际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

(一)标准

总体的建设目标必须要有细分的标准来支撑,这样大家才能遵照设定的标准来一步一步完成最终的发展目标。标准设定合理与否将会影响到建设过程的效率和效果,但有的时候标准可能会让人误入歧途,如果撇开学术的界定,我们不妨通俗地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世界级旅游城市:就供给角度而言,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指旅游供给达到世界级水准的旅游城市;就需求而言,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指为国际旅游市场所熟知具有一定美誉度的旅游城市。因此,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大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

1.要有足够高的国际交往程度。主要可以通过诸如国际性组织和世界大型企业总部和代表机构的数量、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数量、外籍居民的数量和比例、接待境外旅游者人数、国际航班数量等多个方面来体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北京并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为107 445人,其中外籍人员91 128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8 045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500人、台湾地区居民7 772人[5];居住在上海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境外人员共有20.83万人,其中外籍人员为14.32万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为1.93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为910人,台湾地区居民4.49万人[6]。而日本2010年10月开始的国情调查显示,东京人口突破1 300万,其中外国人在20万以上,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达9.6万人;其次为韩国人和朝鲜人计7.7万;菲律宾人2.5万;美国人1.8万[7]。

2.在国际上要有明确的城市旅游形象。目的地形象是目的地多因素综合匹配后作用于市场的一个总体印象。这对吸引国际客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3.接待设施要完善,尤其是要充分保证国际游客使用的便利性。这是世界级旅游城市区别于一般旅游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包括标识系统要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包括标识外语翻译的准确性)、要考虑使用人群的国别差异,居民的友善程度及与国际游客基本交流能力等。接待设施的完善则既包括类型的多样,还要保证档次配置的合理性。

4.需要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这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景区、会展活动等。之所以强调人文环境,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环境往往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没有了她,城市就没有了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独特的人文环境往往是吸引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但是独特人文环境并不反对多元文化的融合。

(二)瓶颈

当我们旅行于各个城市之间的时候,推开窗户,我们无法明确地告诉自己这是在哪里;当我们在多数城市的街道漫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千城一面”的高楼大厦。这显然不是世界级旅游城市所应该追求的,可却恰恰是我们目前的一种真实写照。但对于我国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瓶颈而言,更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国际组织的数量和城市建设的理念上。

以北京为例,截至2011年7月,北京已经拥有《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中的41家,仅次于东京,不过这41家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的统计,2008年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②数量为75次,而排在第一位的新加坡有637次、第二位的巴黎有419次,此外东京有150次、首尔有125次;2010年前10位为新加坡(725次)、布鲁塞尔(486次)、巴黎(394次)、维也纳(257次)、首尔(207次)、巴塞罗那(193次)、东京(190次)、日内瓦(189次)、马德里(175次)、柏林(165次)。另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的统计,2008年北京举办的国际会议③数为99次,而巴黎为167次、伦敦105次、东京92次;2010年分别为98次、147次、97次和68次(见图2)。

国外的理念认为,城市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城市的文脉与肌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老建筑没有必要全盘保留,在城市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复兴城市的灵魂。此外,国外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于老城与新城的关系处理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模式,诸如新老分离等。可是在我国,经常发生的往往是要么在城市化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片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消失在铲车下,仿古建筑大量涌现,无国别的建筑大量涌现;要么只要是古代的东西就不能动,就需要保护。这两者都是极端,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的差距。

(三)方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加快,以及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我国国民经济必将会持续、稳步、健康发展。国内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勃勃发展,为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应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旅游产业需要在传统的运行轨迹上转型,才能顺应发展的需要。

这其中自然就包括根据资源的特质和市场的需求进行旅游产品的创新和升级。在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的过程中要实现核心旅游产品的国际化,使之具有国际性的吸引力。世界级旅游城市应拥有世界级的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和世界罕见的旅游景观,更要按照国际标准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产品。

要瞄准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目标,就要建立面向国际的目的地营销体系和适应国际散客化发展的旅游接待体系,包括保证国际化便利的旅游集散中心、引入国际知名的城市观光品牌等。

如果从旅游消费方式和旅游消费结构来看,我国的旅游业中大部分属于观光旅游,即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型旅游活动多,而修学、健身、寻根、考察、探奇、了解风土人情的专项特点旅游较少。要改善这种情况,就要求世界级旅游城市要对城市发展内在肌理、特质文化等的梳理和展现。加快旅游观光与休闲体验之间的融合,优化城市环境,满足“宜居、宜游”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郑剑锋.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综述[J].当代社科视野,2009(11):26-30.

[2]Brian Fung,Jared Mondschein.The Global Cit-ies Index 2010.Foreign Policy.2010.8.11.

[3]魏小安.北京:建设世界一流旅游城市[EB/OL].http://weixiaoan.blog.sohu.com/182934116.html.

[4]张保淑.中国稳步推进城市化[EB/OL].[2005-05-12].中国人大网.

[5]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http://www.bjstats.gov.cn/xwgb/tjgb/pcgb/201105/t20110504_201364.htm.

[6]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上海境外人员的现状与特征[EB/OL].http://www.stats-sh.gov.cn/fxbg/201112/237137.html.

世界一流 篇9

方案重点强调了四个方面:一流、学科、绩效和改革。一流是大学与学科建设的旨归,包括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水平的着力提升,以及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而绩效和改革则是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动力和杠杆。这与2012年开始启动的2011计划内涵有相通之处。2011计划是学科、科研和人才三位一体的交互式推进建设,其根本出发点,同样是“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可以说方案是211工程、985工程等工程的总结,也是2011计划的纲领和延伸。

1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石,一流大学是一流学科的助推器

2012年,教育部主要推进了两项工作,一是开展实施“2011计划”,二是进行第三轮学科评估,学科评估是对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其根本目的是推进高校的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从首批批复的14家协同创新中心的牵头高校来看,尤其是11家211、985高校,其所依托重点学科在本次学科评估中均排名榜首或次席,这与国家实施2011计划的根本出发点的认定标准相吻合,充分体现了2011计划实施的科学内涵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211、985工程院校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相比较第一轮同时入选的河南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三所中心,第二轮非211、985工程院校仅有湖南农业大学一所。且两轮入选的地方院校方向均是面向区域发展类。总的来说,虽然第二轮协同创新中心支持总数大幅提升,但地方院校的竞争力反而有所下降。

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学科来支撑,一流的学科成就一流的大学。列在公示名单第一个的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就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这三所国际量子研究领域处于顶尖水平的院校联手组成,瞄准世界物理学前沿和国家在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等领域的战略需要,围绕量子物质的制备和量子物态的探索重大创新任务,聚集了20多位院士,数百名科技精英,被业内誉为“铁三角”。在第三轮学科评估排名中,北京大学的物理学与清华大学的核科学均位列第1,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虽未参评,但相关学科实力也是业内公认。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亦是如此,牵头单位天津大学的化工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协同单位南开大学则在化学基础研究领域功底更深厚,天津大学率先开展并主持的地沟油变废为宝的重大项目,之所以能很快取得突破,得益于南开大学研究团队提供的催化剂关键技术。在第三轮学科评估,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蝉联第一,南开大学化学学科排名第二。一流的学科相互联合,各具优势的院校单位协同合作,高水平的研究人才碰撞激活,是真正契合了实施“2011计划”的根本出发点——国家急需,世界一流,这样的协同创新中心自然能够脱颖而出。

一流的学科是实施“2011计划”的有力驱动,在协同创新中心的筹建过程中,要重视高等学校之间优势学科的强强联合,发挥优势互补效能,同时在协同创新中心运行过程中不断加强学科建设,使学科建设和协同创新计划形成长期的互促互进关系。其实,不论“2011计划”还是985工程或者211工程,优秀的学科建设都是基础条件和内在优势。这对于政府决策支持及对各高校工作部署可提供一定参考意义。

2 差异化发展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分步、分层次推进建设的有效途径

无论是既有的211工程院校、985院校,还是方兴未艾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均需根据院校实际,合理选择建设路径,布局总体科学规划,通过差异化发展建设一流学科。方案将国内大学学科发展分成三类。一是已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通过优势学科相互交叉合作,协同发展,提升学科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期跻身世界一流之列;二是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则围绕主干学科,提升国际影响力,带动进入世界同类学科或高校前列;三是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则需要着力学科特色提升水平,以期进入同领域一流行列。

以美国科技信息所(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 mation,ISI)开发的分析评价工具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为例。ESI数据库目前公认的,现今用以评价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覆盖全球范围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统计SCIE、SSCI库中近11年的论文数据。按被引频次确定衡量阈值,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

仍以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为例,其核心学科物理学所涉及三个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通过ESI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序,其排名顺序依次是第77、69、4。这也间接反映了该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学科在国际上的学科水平和学术声誉。

再以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为例,涉及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物理、化学、材料、电子多学科交叉。

通过ESI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序,物理学科排名依次是第155、64、244、148、4;化学学科排名依次是第27、40、36、19、2;材料学科排名依次是第82、60、34、27、1。第二轮教育部批准协同创新中心里,牵头高校中仅有湖南农业大学一所地方院校,其牵头中心南方稻田作物多熟制现代化生产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学科农业学科在ESI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序第697,植物学科是第971。

从以上分属211、985或地方院校的ESI数据库统计结果可以印证,拥有不同学科水平的高校的协同创新中心,根据核心学科不同,呈现差异化。获批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其依托学科必定是已获得肯定评价,有相当的学术声誉。而反之,协同创新中心对牵头高校和参建单位的学科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2011计划”是一流大学和学科发展的长效机制

方案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而落实到具体,具有代表性的措施就是“2011计划”。“201计划”从2012年春天开始正式推进,教育部各司负责人到各省市调研和解读,至今已经推进3年,“2011计划”的推进思路也逐渐明确。回顾“2011计划”的内涵,为各主题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和运行指明方向,明确其工作重点。有媒体将2011计划称为产学研2.0版,即产学研的升级版,“2011计划”不是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简单升级,而是高等教育战略性计划从大学——学科——大学的转变。同时,“2011计划”既符合方案的差异化发展战略,也符合国内中央院校和地方院校综合办学与特色学科发展并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参考长期推进的有效机制。

摘要：“2011计划”自启动实施,已历时三年,成效显著。《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布实施,为“2011计划”的继续推进指明了方向,是学科、科研和人才三位一体的交互式推进建设,其根本出发点,同样是“国家急需,世界一流”。

关键词：学科,差异化发展,学科评估

参考文献

世界一流 篇10

欧威尔中国市场部经理何务华表示, 参展部分企业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品牌的眼球效应上, 在技术和产品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欧威尔用这样的方式为观众提供一个直观性的产品展示, 达到产品突出展示的目的。据悉, “酒窖空调”可以让空调的回风温度保持在12℃, 而这也是保存和饮用红酒的最佳温度, 这是一般的舒适性空调做不到的。而现在一些专用的设备又过于复杂, 投入也比较高, 欧威尔的酒窖空调简便、实用, 一般的家庭就可以在家实现一个酒窖的适宜环境。

欧威尔中国区销售总监刘彩祥表示, 欧威尔在制冷展展示的产品显示出企业对产品技术理念的追求, 即达到产品和用户的和谐统一, 在行业追求节能低碳的情况下, 直流变频空调、全系列的水地源热泵, 都是节能产品的代表。在更为专业的领域, 欧威尔也将提供更好的更优秀的产品, 比如酒窖空调、LED等产品。欧威尔将致力成为一个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将欧威尔最好的产品整合到系统解决方案中。

与世界接轨　创国际一流 篇11

这是美国师生第二次来到西安铁一中，在第一次成功交流基础上，学校又为他们精心编排了新的课程，让他们体验中国的教育方式和学校的特色课程，每周还安排他们游览西安的名胜古迹，了解中国文化；美国师生还住在西安铁一中师生的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亲身体验中国的家庭生活。

类似于这样的互相交流学习，西安铁一中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同包括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和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学校展开。该校领导告诉记者，通过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教师、学生的视野，也学习了外国先进的教育经验。学生的交流能力，生活能力和学习意识品质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今年2月4日，西安铁一中师生再次踏上美国的国土，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访美文化交流活动。在交流活动中，同学们不仅了解到了美国文化，更加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美国生活，费城的工业化、华盛顿的美丽、纽约的繁荣发展和威廉姆斯博格浓浓的历史气息，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学生卜特对美国的教育有着自己的观点，他说，“美国的高中确实迥然不同，全新的校园，全新的朋友，带给了我们全新的体验。美国学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有‘个性’，不论成绩好坏，能力高低，他们都使自己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美国的校园生活确实充满了自由度，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可它最大的缺陷也恰恰源自于此：缺少强制力，学不学，怎么学，完全变成了个人行为，如果缺乏自制力，或是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则很可能放任自流。”

美国的学校和中国的学校有许多不同，学生陶金说，“在中国学生有固定的教室，而在美国老师有固定的教室。美国和中国的饮食习惯也相差很多，美国人喜欢生冷的食物，中国人则偏好熟的，热的。美国人对吃饭没有很强的概念，而在中国则是‘民以食为天’。”

曾带队赴美交流学习的张真老师则对自己的学生在美国的表现很满意，“我们西安铁一中的8名高一学生，居住在美国人家里，与杜莱尼高级中学的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他们流利的英语，敏捷的思维，丰富的知识储备，彬彬有礼的举止，给美国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卜特同学在一次英语考试中，名列班级前几名，使杜莱尼高级中学的师生惊讶不已。”张老师的体会是，“我们铁一中‘优秀+特长’的办学理念，以及‘责任、荣誉’的校训，是我们赴美文化交流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保证。”

世界一流 篇12

从前景规划看, 鲁才高级中学由清华大学李教授及其带领的全国顶尖教育专家团队结合学校实际和国际国内学校教育趋势对学校做了翔实的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 规划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素质教育和师生发展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餐厅设计上采用了统一的连廊交连方式与红砖灰瓦色调, 给人以古朴典雅又富含活力浑然一体的感觉;设计了以生态园为中心, 集教职工学习、办公、娱乐、休闲、就餐、学生实践教育基地为一体的高标准大型综合园区, 园区内设有大型会议室、休息室、咖啡厅、多种个性化餐厅、图书馆、游泳馆、特种植物栽培示范区、动物养殖示范区, 保证师生、来宾在校生活舒适, 学习和工作效率高;鲁才高级中学紧邻中心卫生院, 配有与医院联营的学校专用保健卫生室, 有专用通道直连中心卫生院院内, 为师生健康保驾护航;配有地下停车场、高标准运动场, 各种设施齐全;图书室、阅览室、美术教室、舞蹈教室、音乐教室、微机室等各种多功能教室齐全。

从办学理念上看, 鲁才高级中学利用清华大学教授教育团队视野广、眼界宽、对全球教育大势熟悉的优势, 借鉴国内外知名高中、大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 形成了发挥资源优势, 打通高中与大学之间教育教学平行不接轨的缺陷, 走高中—大学—就业一体化之路, 放眼全国、走向世界办好优质特色高中的办学理念。

我国现有教育体制下, 常规教育教学中, 高中作为基础教育的最高学段, 在高考指挥棒的指导下, 执行素质教育方案的过程中, 大多数把高考成绩看成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最重要的指标, 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学生的创造性, 从而在培养方向上与大学教育发生了分歧;高中学校与大学在思想观念、培养方向、教学方法等多方面少有交集, 在交流上更是少之又少, 形成了两条平行线;鲁才高中是在高校顶尖教育团队和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专家团队的共同指导下工作, 打通了高中和大学的业务和认识壁垒,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走高中—大学—就业一体化之路。把教育好每一个学生, 让每个学生成才, 培养作为教育的目标, 把让学生学好文化课知识作为最低标准, 及早发现每一位学生的文化课、特长等优势, 帮助他们及早确定大学学习方向和学校目标, 从高一开始重点强化, 提高升学与就业的针对性和学生学以致用的兴趣, 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利用我校大学的教育团队对鲁才毕业的学生从大一开始进行专业指导和就业指导、帮助与培训, 鲁才高中毕业生在就业能力、层次上将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放眼全国、走向世界办好优质特色高中。我校国际部已经与通过国家教育部认定并公布的美国、英国、韩国等多所知名大学、高中签订或正在协商联合办学事宜, 利用联合办学学校双方的优势, 采取互派学生、校级交流、降低学费、指导国外就业等方式, 降低了学生的国外学习费用, 大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升学渠道和就业渠道, 把升学和就业从国内拓展到了国外, 为有意到国外就读和就业的学生提供了很便利的发展机会。

从教学设施上看, 一期规划已经完成, 校园整洁、建筑样式古朴典雅, 教室、宿舍、办公室、功能用房布局合理。每一间教室内都配备了多媒体电子白板和空调, 室内有前后两个摄像头;每一个宿舍都配有空调、储物箱等;餐厅是由教育局统一招标的旭腾餐饮经营, 管理经验丰富, 服务周到, 饭菜品种多样价格合理, 洗澡间二十四小时有热水;洗手间、洗澡间、餐厅都配有刷卡机, 学生使用一卡通既方便又便于管理。

从师资力量上看, 鲁才高级中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聘任的研究生、本科生和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省市县优秀教师组成, 年龄结构合理, 师生比1:8, 远远超过全省重点中学师资配备要求。

从学校管理看, 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中学、大学的管理模式, 潜心研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模式。为提高管理水平, 学校组织全体管理人员参加了2015年10月19日在清华大学组织的“首届全球未来学校大会几世界基础教育高峰论坛”, 听取了以色列、丹麦、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报告并做了会后个别交流, 与六所国外高中的领导取得了联系, 同时到清华附小、清华附中进行了学习和交流。学校设董事会、董事长、校长、各部 (行政部、人事部、财务部、工程部、教导处) , 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 实行首见负责制, 责任明确, 协调有序。

鲁才高级中学正在高校专家和基础教育专家两个团队的指导下, 发挥自身优势, 开拓创新, 打通高中—大学的壁垒, 强化高中—大学—就业一体化, 开拓优质民办特色高中发展之路, 放眼全国、走向世界。

摘要：鲁才高级中学办学理念先进, 在高校专家和基础教育专家两个团队的指导下, 打通高中与大学的壁垒, 走高中—大学—就业一体化之路, 放眼全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