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精选8篇）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1

一问题背景

社会科学有两方面的旨趣,一方面,旨在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和联系; 另一方面,旨在解释它在历史上成其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然而这两种旨趣似乎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要理解事件的意义恰恰在于其不能满足于以规律的方式把握,而解释它的原因又必须诉诸因果关系之合规则性的知识。那么,意义理解( 简称“理解”[understanding]) 和因果解释( 简称“解释”[explanation]) 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对此问题主要有三种立场: 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和多元论。自然主义试图坚持某种程度的科学统一性,认为因果解释才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反自然主义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质性,着眼于意义理解或诠释理论的发展,贬低因果解释在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地位。多元论延续韦伯未尽之事业,主张理解与解释在社会科学中均是不可或缺的。

理想类型方法1( methodology of ideal type,下称MIT) 是韦伯提出的多元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纲领,它是社会科学理想化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所以MIT在方法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弗里茨·马克卢普( Frutz Machlup) ,1978[1]; 玛丽·摩根( Mary S.Morgan) ,2006[2]; 利亚德·阿罗诺维奇( Hiliard Aronovitch) ,2012[3]。当代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均对MIT提出批判,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针对MIT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因果机制探索何以可能,批判实在论提出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改进,笔者赞成其本体论改进,但质疑其方法论改进,具体而言: 批判实在论在方法论上提出了RRRE模式以取代MIT,二者的逻辑基础虽然都是回溯,但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亦即通过可爱性原则和可能性的关系来反映理解和解释的互动关系。然而最佳解释推理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因此,关于理解和解释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究。

二理想类型方法( MIT)

韦伯对于理解和解释的关系持多元论立场,认为虽然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价值关联的,但只要社会科学家秉持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就可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MIT是韦伯方法论的核心,它是在论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时提出的。

( 一) 理想类型与MIT

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建构出来的一种纯粹的思想图式,故不可能经验地存在于任何实在之中,但也不是随意的虚构,理想类型的构建过程要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 如因果性范畴) ,在该范畴中,历史实在及其“成分”被一个无限的因果网络安排在某个固定的位置———因果关系中。据此,“我们以抽象的方式把在事件的材料中发现的一部分条件分离出来,成为‘可能性判断’的对象,以便根据经验规则获得对事件之 具体的成 分的因果‘意 义’的洞识。”[4]101

很明显,理想类型是研究者以“抽象的方式”分离出来的,其作用是和现实相比较,并根据经验规则得出对具体成分的因果意义的理解。帕森斯将韦伯的这种MIT概括为如下几个步骤:[5]

( MIT1) 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个体加以分析,分解成为一些各自都可以根据一种一般经验规则加以归类的成分;

( MIT2) 对于这种一般的经验规则预先有所了解;

( MIT3) 假设去掉或改变过程中的一个或数个因素———需要研究的就是这一个或数个因素是否是该过程结局的导因;

( MIT4) ( 去掉或改变了一个或数个因素之后)猜想( 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 预期的事件会是什么样子;

( MIT5) 把关于可能的发展过程的假设的概念同事件的实际进程加以比较;

( MIT6) 根据这一比较,如果实际发展过程同可能发展过程不同,那么可以认定这种差异是由“被设想去掉了或改变了的”那个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若是设想中改变的并未带来不同,则说明所研究的这些因素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上的重要性。

针对上述概括,两个问题凸显出来: 韦伯所说的一般经验规则是什么? MIT中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 二) 意义上妥当是因果上妥当的必要条件

在韦伯那里,这种一般经验规则并非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 恒常联系) ,而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下的行动原则。韦伯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性格易怒的年轻母亲被孩子的倔强行为激怒,她狠狠地打了孩子一记耳光。事后,她向老公辩解说,如果她在那一刻不是已经与女厨师争吵而被激怒,那么她不会以冲动的方式管教孩子。她请他注意自己有关她的“经常性动机”的“经验知识”,那些动机在绝大多数完全可能的状况下本来会导致另外一种不那么非理性的结果。换句话说,她宣称那记耳光是一种偶然反应,而不是合适的反应。[4]97这里一般经验规则是“有关她的‘经常性动机’的‘经验知识’”,是一种统计性规则,但是这种规则被使用的目的是说明在通常情况下行动者动机导致的结果是理性的。这一规则预设行动者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算计是符合理性的。

并且韦伯强调,理想类型所指的这种一般经验规则必须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相联系。他说: “对一个典型的行动( 可理解的行动类型) 所做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是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妥当的( sinnhaft adquat) 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地( kausal adquat) ( 不论何种程度) 确认。不管我们处理的是外在的或心理的过程,也无论这种过程的规律性在精确估算下的几率有多高,只要是缺乏意义的妥当性,它就仍然是个不可理解的统计几率而已。”[6]33因而,“只有在那些和某种社会行动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相吻合的统计规律上,我们方可建构出可 理解的行 动类型,亦即社会 学规则。”[6]这些社会学规则就属于理想类型。

至此可知,韦伯的多元论要义在于理解是解释的必要条件; 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获得对行动的因果诠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建构的理想类型必须既是因果上妥当的,又是意义上妥当的。

( 三) 价值中立与工具 - 目的理性

意义上的妥当性指在知识层次上满足行动者主观心灵的特定目的[6]32。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基于外在于行动者的经验统计性规则如何与行动者的特定目的或者心理状态联系起来呢?

这个问题关涉到上面所讲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如上所说,价值关联指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决定了选择怎样的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理解行动的可能意义,从而以概念构建的方式设定行动者可能的目标和价值,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任务就是批判地考察这些设定目标,从而显示行动者的价值。

价值中立要求,一旦目标确定,研究者就应在研究中摒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理想类型是假定目标已给定,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揣想。因而,理想类型实际上是对经验性规则和行动者目的之间联系的一种虚构。它的任务就是达致对行动者的目的的合理性理解。因而,对理想类型的检验不在于其是否与经验实在相符合,而在于该类型是否服务于理性地( 逻辑的或数学的) 确证行动的主观意义( 或文化意义) 。这是为什么呢?

理性的确证是理性的理解或诠释学理解的目标,理性的理解指“以知性直接而清楚地掌握主观意义的理解,在最极致的情况下表现为与数学公式或逻辑命题相联系的意义关联”[6]23。比如,当某人引用2 + 2 = 4这样的数学公式或者以勾股定理进行推演,或者当她依据“普遍接受的思考模式”推演出逻辑上的正确结论时,我们可以完全清楚地理解其意义关联。这里,“普遍接受的思考模式”韦伯指的是目的 - 工具理性。

显然,理性的确证预设了目的 - 工具理性行动的理性标准是被研究者和行动者共享的。也只有基于此预设,才可能构建理想类型,把经验的统计规则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联系起来。然而,MIT也因此遭受指责。

三对MIT的批评

对MIT的批判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批评韦伯对意义的理解; 第二类针对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目的工具理性不适于作为合乎理性的典范; 第三类否认意向性因素具有因果效力,也就是说意义的恰当性和因果的恰当性不能同时兼具。

( 一) 意义与规则

第一类批评主要来自于反自然主义,他们不同意韦伯对意义的理解,对其批判主要从两方面: 理解社会科学概念如何可能,构建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如何可能。温奇开启了第一个方面的批判,吉登斯则是第二方面批判的代表。

温奇根据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即使用”语言游戏观,指出: 识别行动的意义要将行动放入特定社会背景下考察,其关键在于掌握在该社会背景下所遵循的规则,而不是对行动者主观意向的理解。因此,温奇认为,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企图将社会关系从行动者的行动所体现的观念中剥离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故韦伯的MIT是不成功的。

温奇的批评有一定道理,那就是基于一定的生活形式,意向、动机才是可理解的。然而,温奇走向了极端,认为所有行动都是受规则支配的。而这些规则是由行动者所在的生活形式决定的。这似乎蕴涵着我们要用行动者的语言做出对其社会行动的阐述。这会使得社会科学变得不可能。因为如果这样,我们的参与会影响甚至改变行动者所处的语言游戏,或者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类似于我们的社会诠释之实践的原始社会的话,用这个社会的语言构造我们的诠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吉登斯提出了双重诠释学,在预设社会科学家以及行动者均为理性者的前提下,论证构建社会科学概念的可能性。主张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就是社会科学家建构的,但是这些概念的意义本身是属于行动者构建的生活形式,社会科学家既是日常生活者又是专业研究者: 作为日常生活者理解和参与构造概念的意义,作为专业研究者创造专业概念框架对意义作重新诠释。双重诠释学可以说是对韦伯的一种批判性发展,一方面吸收和回应了温奇关于意义理解的批判,另一方面具体阐述了理想类型与日常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吉登斯尚留下两个问题:一是双重诠释学得以可能是基于合理性预设的前提下,但吉登斯并未讨论由于对合理性的反思带来的辩驳; 二是吉登斯基本认同韦伯的多元论进路,在因果妥当性和意义妥当性的关系问题反对诠释学的立场[7],但是对于因果妥当性未做深入探讨。

( 二) 目的 -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第二类批评质疑理想类型得以构建的理性预设。MIT得以成立的前提是预设了目的 - 工具理性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的理性判断依据。然而,在跨文化研究中,这一预设显示出局限性。雷克斯·马丁举出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土著人,意外地在他自己腿上造成了一处刀伤。他试图用清洗小刀来治愈他的伤口,可是伤口本身并没有被包扎。我们现在提出对这个( 真实) 陈述的解释: 那个人想治愈他的伤口,并相信清洗他的刀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尽管该解释陈述了行动者的手段 /目的信念,我们却仍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清洗他的刀却不管他的伤口。[8]这说明土著人并非遵从目的 - 工具理性,在此类研究中,无论是理解还是解释,都面临一个困境: 要么假定目的 - 工具理性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享的价值体系,但是会导致辉格式解释; 要么承认研究者和行动者双方各自有一套价值体系,那么理解或者解释何以可能呢?

哈贝马斯提出了基于交往理性的交往行动理论,指出目的 - 工具理性的特质在于其宰制或支配功能,目的 - 工具理性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任何将理性等同于目的 - 工具理性的主张都是意识形态。一个行为是否合乎理性,只能在这种行为和其他行为的关系中加以认定,这时候互动双方的言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交往互动中为达到相互理解而做出的行动才是合乎理性的,这种理性被他称为“交往理性”。但是,哈贝马斯的目标在于构建一种批判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因此,他虽然对韦伯的理性化模式予以批判,而且基于交往理性重新论证了存在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并未进一步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模型。

( 三) 理由不是原因

第三类批评延续温奇关于社会背景对理解行动者意向的重要性,否认因果妥当性与意义上的妥当性可以同一于社会科学解释中。他们认为主要理由的社会背景在意向性行动的解释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意义上妥当的解释必须包含主要理由与行动之间的规范性关系。

而因果解释有一个必要条件R: X因果地解释Y仅当X是Y的因果历史中的一个事件( 或过程) 。这个表达被称为“本体论模式”,它蕴涵着解释是事件或实体间的关系,而不是语句之间的关系。[9]根据这个条件,规范性关系不能算作因果解释的解释项,因为意向( 即主要理由) 不是事件也不是过程。因此,意义上妥当并不保证因果上妥当,即主要理由不是原因。

上述批评的错误在于: 将本体论的问题和认识论的问题混到一起来谈。条件R是把因果关系当成一种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因果解释是一种本体论解读。但是,讲到主要理由与行动的关系又是从认识论层面来谈的。因此上述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此却引出两个相关的论证路径,一个是原因和理由的关系; 另一个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对因果关系的分层解读。前一路径以戴维森为典型,后一路径以批判实在论为代表。

戴维森在其著名的文章《行动、理由和原因》中曾经论证过“主要理由即原因”。其基本思路如下:R是主要理由,解释在描述D下为什么行动者实施行动A,仅当R构成了行动者倾向具有某一性质的行动的前态度,并且行动者在描述D下相信A具有那个性质的信念。[10]语句的关系例示了事件的关系,而根据主要理由对行动的描述就例示了“合适的”因果关系,处于“合适的”因果关系中的信念、前态度导致了后续事件,即行动。规范性关系被包含在前态度中,故而规范性关系也可能作为因果解释的解释项。

但这样的分析并不会令社会科学哲学家满意,因为戴维森预设了理性化行动就是对行动的前态度和信念等主观意向的描述,但经过温奇、吉登斯等人的批评可知: 理解行动的意义不能独立于社会规则而探究主观意向,所以戴维森的讨论更适合心灵哲学而非社会科学哲学的讨论。

综上所述,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上述各派对韦伯关于意义、价值中立和意向性因果关系均进行了批判和改进,但对于解释中的因果恰当性并没有给出进一步澄清,因而也没有针对MIT提出新的方法论纲领。据我们所知,批判实在论对因果关系的分层解读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超越性视角。

四批判实在论对MIT的批评和改进

批判实在论是由巴斯卡提出的,其最重要的哲学主张是分层的本体论,并且在本体论领域把重心由事件和事态转移至产生这些事件与事态的结构和机制。他指出,无论是实证主义1、反自然主义还是韦伯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都认为只有事物之间的经验恒常关系才是科学追求的目标。只有在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前提下,才能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引领下,制定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纲领”。[11]2本节首先梳理巴斯卡的上述思路,然后考察巴斯卡的新“纲领”———探寻因果机制的RRRE模式,得出结论: 该模式和MIT模式的方法论基础都是回溯推理,但是相比于MIT,RRRE模式在两个方面有突出改进: 第一,其中的因果概念得到了澄清; 第二,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

( 一) 分层的本体论

在巴斯卡看来,知识有两面( sides) : 不变的维度( intransitive dimension) 和可变维度( transitive dimension) 。前者凸显知识所捕捉到的机制独立于认识活动,而后者强调知识产生是一个依赖于人类的社会行为。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就必然具有这两面,并且在这两个维度间贯通。如果只强调可变维度,则会产生“认识论谬误”,从而使得知识脱离于真实世界而存在,这使得“科学”无法促进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任何了解。为了避免“认识论谬误”就必须同时考虑知识的两个维度。为此,巴斯卡提出了分层的本体论。

分层的本体论认为,实在由三个由浅至深的层次所构成: 经验域( domain of empirical) 、实际域( domain of actual) 和真实域( domain of real) 。如图1所示: 这三个领域依次包含,即实际域包含经验域,真实域包含实际域和经验域。人类的经验生活存在于经验领域; 实际领域除了包括经验还包括事件,但事件不一定能被我们经验到,但可以通过它们的作用来认识到其存在; 而真实域包含经验、事件和机制,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利用自身的理念来直接触及世界运行的机制,只能通过科学活动发现或接近机制。

批判实在论进一步认为,经验和事件都必然产生于某种特定的机制之中,因此,“世界是由机制而非事件构成的”[12]37。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这些深层机制,而不是科学认知上的恒常联系或者因果关系( causal regularity) 。这恰恰是实证主义、反自然主义和韦伯的错误之处。那么,深层机制和因果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 二) 深层机制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巴斯卡看来,机制就是事物起作用的方式。机制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结构内或者存在于事物与事物所构成的结构中。一事件的发生就是事物中的机制被启动了,因此,机制是事物或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或者说使得事件发生的是因果机制,而不是科学认知上的因果关系。因果机制所具有的必然性比上节所提的“R条件”更强,不但说机制的启动( 在没有其他机制干扰的情况下) 必然产生结果事件,而且指即使在未被启动之下,机制也必然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 机制虽然可促使结果事件必然发生,其启动与否和是否体现,却是或然的。

那么,科学活动怎样才能获得对深层机制的可能描述呢? 巴斯卡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活动创造出“人为的封闭系统”,使得该体系内的因果关系趋于稳定化,就能够接近对因果机制的可能描述。这里,因果关系是科学认知意义上的,具有或然性,但其得以稳定的基础是因果机制,因果机制具有本体论上的必然性。因此,有学者说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是“在本体论绝对主义前提下强调认识论的相对主义”[11]1

因果机制是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因果关系是科学活动所获得的对因果机制的可能描述,因此因果关系可能是错的,它需要通过科学活动不断地检验,也能帮助科学不断地接近真实,接近因果机制。这就是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因果观。韦伯对因果关系语焉不详,温奇、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把因果关系理解为经验上的恒常关系,瑞斯玖德把因果关系等同于本体必然性,相比而言,巴斯卡的因果观明确地区分了本体上因果必然性和认识论上或然的因果关系,并且据此阐明了科学的统一性在于都是对因果机制的探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批判实在论关于事件生成机制的认识,要比实证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认识更深刻[13]。

( 三) RRRE模式

批判实在论虽然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体论上统一的,但认为在具体结构上,社会结构有别于自然世界和自然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行为依赖性: 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其所影响的行为之外; 观念依赖性: 社会结构的存在也不是独立于行为者的行为观念之外的,行为者的观念组成了所描述事实中的一部分,并不外在于这些事实; 时空依赖性: 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的持久性,以至于其显现出来的趋势是相对于一定时空的。上述三种特性正是吉登斯双重诠释学所表达的社会特性,但是巴斯卡由于有批判实在论的因果观,所以可以进一步阐明解释和理解的关系。

巴斯卡认为,正是由于上述特性,社会科学活动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创造“人为的封闭系统”,更无法完全保持数据的真实性,所以价值中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开放系统中的历史事件进行非预测解释( non - predictive explanation) : RRRE解释模式。它由四个阶段组成: ( R1 )对事件进行因果分析或分解( resolution) ; ( R2) 对分解出的组成 成分进行 理论重述 ( redescription) ;( R3) 通过规范性的陈述( normic statements) 回溯( retroduction) 出这些组成成分的原因; ( R4) 排除( elimination) 其他的原因。[12]115

让我们把RRRE和MIT相比较,形式上看,R1和MIT1都讲因果分析; R2与MIT2表达同一个阶段,MIT中的一般经验规则是有意义的统计性因果规则,对这类规则有所了解也就是理解,能理解体现在能对其进行理论重述; R3和R4相当于MIT3MIT6四个步骤的合取。但内容上看,两个模式有三处重大不同,( 1) 因果观上不同: RRRE模式的因果观是批判实在论的,比MIT含糊其辞的因果观有了重要的改进; ( 2) 基本预设不同,MIT要求价值中立,工具 - 目的理性是其基本预设,但RRRE基于分层本体论,认为社会世界是个开放系统,故而批判价值中立,坚持批判理性; ( 3) 逻辑基础有改进,依据巴斯卡所说: “回溯论证( retroductive argument) ,也就是从某现象的描述、回溯到产生该现象之某物的描述的一种论证。”[14]11RRRE和MIT的逻辑基础可以说都是回溯,但二者对回溯的侧重是不同的,MIT侧重于珀斯意义上的回溯,RRRE则更侧重于后来由利普顿等人对回溯的发展,即最佳解释推理。

回溯最早由珀斯( C. S. Peirce) 提出,其形式如下: 令人吃惊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但是,如果假说A是真的,C当然也是真的; 因此,有理由猜测A是真的。珀斯一再强调,回溯性假说不同于理论,回溯是猜测一个假说或者发现一个概念的逻辑,至于假说A是否是真的则属于科学验证的范畴。同样韦伯的MIT也只是旨在对行动或事件的意义,而不重视理想类型与实在是否相符合; 那么,回溯是否体现了MIT关于意义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同时兼具的要求呢?

在珀斯的回溯形式中,假说A是一个尝试性的猜测,其能否被承认取决于A能够解释引起惊奇的现象C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现象。因此,回溯的重要特征是: 通过解释上的考虑而产生猜测性假说。但什么是“解释”? 以及“解释上的考虑”所依据的合法性规则是什么,珀斯语焉不详,只说“它的合法性依据一些与其他种类推理的原则截然不同的原则。”[15]利普顿等人由此提出最佳解释推理,认为解释就是对“为什么P而不是Q”的回答,而不只是对“为什么P”的回答。故而,是一种比较性解释,解释上的考虑所依据的原则就是用来过滤Q,而留下P。这个原则是所谓的“可爱性( loveliness) 原则”,最佳解释就是最可爱的解释,亦即提供了最多理解的解释。可爱性不同于可能性( 高的验后概率) ,可爱性与潜在的理解有关,可能性和“真”有关[16]58,但“可爱性是可能性的向导,用以使这一建议得以工作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即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在两个阶段上运行的。解释的可爱性被用来作为似然性( 给定H时E的概率) 的征兆,并且似然性对于可能性或验后概率的决定是有帮助的。”[17]验后概率高的假说相当于韦伯所说的统计性规则,但是在回溯中验后概率高并不等于更可爱,而是反过来,可爱性有助于可能性,即可爱性是可能性的必要条件。

可见,最佳解释推理中可爱性之于可能性的关系,相当于MIT中意义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的关系。不过,利普顿认为最佳解释推理是“一种特殊的归纳模型”[16]55归纳通常被视为科学验证范畴,它对假说与实在的符合有所要求,因此最佳解释推理暗含了一种实在论诉求,在这一点上,RRRE模式的批判实在论立场与之更为契合。韦伯和珀斯则站在另外一边,从逻辑上珀斯强调回溯是独立于归纳( 笔者注: 珀斯理解的归纳为简单枚举) 的推理模式,利普顿则从现代归纳逻辑( 以贝叶斯主义为主)出发,比较回溯和归纳的关系; 从哲学立场上看,韦伯持工具主义立场,其MIT在逻辑上和珀斯的相契合,而巴斯卡持实在论立场,其RRRE模式在逻辑上和最佳解释推理相契合。因此可以说,在方法论上,批判实在论的RRRE模式是对MIT的改进。

五结语

综上所述,韦伯对解释和理解的关系持多元论立场,其要义在于理解是解释的必要条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寻找原因,获得对行动的因果诠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构建的理想类型必须既具有因果妥当性又具有意义妥当性。然而,其对于意义、价值中立原则和意向性因果关系的理解均受到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批评,在批判者的改进方案中,批判实在论显得更有优势。首先,它在本体论上提出了分层的本体论,把因果机制放到了本体论层面,也为科学的统一性提供了一种本体论说明,即: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目的都是对因果机制的探究; 其次,它区分了深层因果机制和科学认知上的因果关系,由此澄清了对因果关系的偏狭理解而导致的误解,提出了一种超越实证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新立场,即“在本体论绝对主义前提下强调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最后,批判实在论提出的RRRE模式和MIT的方法论核心虽然都可以说是回溯,但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亦即通过可爱性原则和可能性的关系来反映理解和解释的互动关系。不过,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 最佳解释推理一旦被给予严格的表述,要么相当于贝叶斯推理,要么相当于决策推理,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18]因此,关于理解和解释之间关系的多元方法论还需进一步地探究。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2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在上个星期的校会中，杜薇老师为大家解读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科学精神之理性思维，相信大家一定受益匪浅。科学精神，指的是学生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具体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基本要点。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批判质疑的话题，我演讲的题目是《审慎批判，勇于质疑，做一名冷静的思考者》。

批判质疑，具体来说，就是具有问题意识；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思维缜密，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做出选择和决定。

对此，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做了父母明令禁止的事，你会告诉父母还是隐瞒不说？无数专家都说股市要跌、房价要涨，或者激烈地唱着反调，你相信谁？质疑谁？结论是唯一的吗？刚刚上映的电影，豆瓣评分很低，影评褒贬不一，票房扶摇直上，同桌劝你别看，你到底看或不看？课堂上老师讲这个是固定搭配，那个排除法显然选C，实验现象以课本为准，计算过程参照标准答案，你全都甘心接受、笃信不疑？

所有这些问题背后，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吗？

在一个被信息泛滥包围的时代，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大到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小到个人生活的决策。面对别人兜售的观点――他们热衷于让你相信这是“事实”，你明明觉得有什么不对，可一时又很难找到突破口反驳，你是不假思索、懒惰地全盘接受？还是提出关键问题，让众说纷纭的争论立见分晓，让道貌岸然的说谎者原形毕露呢？

不草率、不盲从，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尽力理解那些和我们背道而驰的推理方式，克服偏见对判断的影响，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更为正确、理性的结论。我们需要依靠自己去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审慎批判，勇于质疑，做一名冷静的思考者，擦亮双眼去看清世界！

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更好答案”；不再迷信权威，敢于合理质疑；摒弃固执己见，学会兼容并蓄……你是否想过，有一天，课堂上如百家争鸣般充满了理性的争议，闪烁着思维的火花；课堂外如青梅煮酒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尽管目前看上去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随着批判质疑思维逐渐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渗透，这样的课堂也许并不遥远。西中的培养理念正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学会思考、推理、判断、评价和表达。在这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探索批判质疑思维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落地，显得尤为迫切与难得。

呼唤批判质疑思维，就意味着告别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知识是无穷无尽的，知识也会代际更新，但思维方式会超越具体的知识而存在并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拥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不会落伍。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批判质疑思维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中华民族从不缺乏质疑者。上溯三千年前，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吹响了质疑君权神授的号角；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令社会开启民智；鲁迅先生的文字篇篇和着血和泪，尤其晚年的杂文无不似匕首如刀抢，刺向那个腐朽的年代；袁隆平冲破“关于自花授粉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理论束缚，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终于开发出被誉为“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第五大发明”的杂交水稻。

放眼世界，科学巨匠的锐意创新，使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德国科学家魏格纳叫板“大陆固定论”，才有“大陆漂移说”的提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质疑物种不灭论，才有进化论的诞生；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突破经典力学定律，才有相对论的创立。

纵观科学史上做出伟大发现的科学家，比如牛顿、爱因斯坦、霍金，大都是在20、30岁的时候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年轻时的他们也许知识不多，经验也不丰富，但是他们的新思想层出不穷。而创新能力的本质，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打破常规或者避免陷入前人的思维定势。

而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现状，就总体而言，对批判与质疑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家长的眼里，“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送孩子上学，家长的第一句话，便是“乖乖听老师的话”；在高考面前，分数才是硬道理，标准答案扼杀了奇思妙想，应试教育抑制了创新思维。中国学生在灌输中学习，在“填鸭”中认知，在仰视中观察，在盲从中成长。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也许有一定的知识，但那是有“标准答案”的；他们也许会独立的思考，但那是在“划定范围”内的。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南京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生缺乏批判质疑思维。而耶鲁大学的教育理念就十分注重培养学生辨别和应对“失实表述”的能力，任何简单粗暴、煽风点火、歪曲误导的表述都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批判不等于叛逆，而是谨慎反思和超越创造；质疑不等于全盘否定，而是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一些“伪愤青”以质疑一切的眼光猛烈抨击当下，在网上大放厥词，混淆事实，颠倒黑白；一些“脑残粉”丧失理智，认知失调，全盘接受，极端崇拜而导致精神世界的混乱。没有经过分析研究就开始批判，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就乱提建议，没有独立思考就人云亦云，没有实事求是的调查取证就草率决断，这样的批判质疑就变成了无理取闹和不负责任。批判和质疑也要讲规则，不能把批判、质疑变异为谩骂、口水战，借题发挥或借机发泄。

古人云：“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如何培养批判质疑思维呢？我的建议是：1）多问“how”；不要只学知识，要知道如何实践应用；2）多问“why”；突破死记硬背，理解“为什么是这样”；3）多问“why not“；试着去反驳一个想法，无论你目前如何认为；4）多和别人交流讨论，理解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观点。

宋朝思想家张载说得好：“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苹果为什么落在地上？”这个“疑”，对于探索“万有引力”的牛顿有过极大的启示；“水开了，壶盖为什么会跳起来？”这个“疑”，使瓦特发现了蒸汽的力量；“挂灯摇摆幅度不论大小，为什么时间都是一样？”这个“疑”，使伽利略发现了等时性原理……希望同学们也能在日常的`学习中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于熟悉的习题能否一题多解，对于标准的实验现象能否发现异常之处，对于不确切的结论能否用实验或数据加以论证，对于不靠谱的传闻加以辨别，使流言止于智者。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最后祝愿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以坚持真理的勇气做船，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帆，以批判质疑的思维做桨，扬帆起航直达成功的彼岸！

谢谢大家。

相关文章新世纪的雷锋精神

新世纪的雷锋精神 小时侯，雷锋叔叔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那首《学习雷锋的好榜样》的儿歌，伴随了我的童年。如今，清脆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不入了21世纪，可能雷锋的精神仍释放出耀眼的光芒，深…[阅读]

弘扬“五四”精神，为国旗增添光彩

弘扬“五四”精神，为国旗增添光彩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谨代表校党会、校工会、全体同学祝全体教职工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希望同学们铭记：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全世界…[阅读]

学习贯彻十六大次精神 深入推进学校教改

学习贯彻十六大次精神深入推进学校教改 朱东平12月21日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也是我国…[阅读]

服务精神 薪火相传

服务精神薪火相传 高一0班夏隽轩 岭南初夏，热情似火，在这如火的五月，我校一年一度的爱心嘉年华活动在5月13日隆重举行。这次爱心嘉年华主题为“爱心兔U”充分体现了爱心嘉年华的主旨：让爱心…[阅读]

秉承复旦精神 胸怀家国天下

学年第 二 学期第 10 周国旗下讲话 主题： 秉承复旦精神 胸怀家国天下 主持 ： 程宸 演讲者：王安雅 曾至柔 ， 张隽老师 国歌领唱： 姜蘅高 鞠潍宇 宋可可 邹清扬 李好 王梓轩 吴彦辰 李行…[阅读]

上一篇：积淀人文底蕴，促进全面发展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点解读第一讲  下一篇：没有了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3

“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一词由英国学者J.D.贝尔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首先使用[1]。科学传播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的传播, 依次为:中心广播模型;欠缺 (deficient, 也译“缺失”) 模型;对话模型 (也叫民主模型, 与境进路) 。分别对应于传统的科普时期, 公众理解科学时期和“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时期[2]。在网络传播兴起特别是社交媒介成为网络用户的重要使用之后, 由于媒介本身的互动性和开放性, 很多研究认为, 我国的科学传播开始进入“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时期[3]。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强调科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风险;科技并非不重要而是十分重要, 但科技不等于正确, 更不等于幸福;关注科学不等于支持科学, 支持科学不等于支持某一种具体的科学。其特点是科学传播受众与主体均多元化;强调公众的态度, 公众的发言权及公众参与科技事务。更进一步的“第四主体”理论指出, 对话模型中, 强调“家户利益”的表达[4]。因此,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公众的理性的独立的参与是“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模式的基础。

这些研究指出,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普遍发展后, 技术门槛已经逐渐消失, 传统的科学话语转变为更有技巧和趣味的传播话语, 从理论上讲, 普通用户对于科学传播已经具备了普遍的接近可能。与此相比, 大多数研究关于接近欲望的探讨仅限于就“传播内容与现实更贴近”和“传播话语更具趣味性”这两个方面而断定公众对于科学传播具有基本的接近欲望, 显得较为武断。

那么, 公众对于科学传播接近情况到底怎样?网络中的个体公民是否愿意主动参与科学传播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独立的思考、判断和批评?这是在探讨科学传播的“有反思”的模式建立和科学传播公共领域建构时不应回避的问题。

二、关注量背后的真相

截止到2012年10月8日, 两个被众多研究认为具有“科学传播公共领域”性质的网络传播主体 (媒介) ——“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 (以下简称“松鼠会”, 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殊性质, “果壳网”和“松鼠会”既指创作团体, 又指特定的信息发布和讨论媒介, 因此, 这里说是网络传播主体 (媒介) ) 新浪微博分别拥有粉丝数53万和70万, 其中, 活跃粉丝分别达到30%和40%[5]。这看起来是很庞大的数字, 但从数量上看, 这两个主体拥有的粉丝数远远不及其他类别 (娱乐、生活) 受关注的微博粉丝数量。另外, 即使与科技类微博本身相比, 粉丝数居前的仍旧是各涉及科技领域的名人。以当日为例, 科技名人排行榜第10位的乔健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 拥有的250余万粉丝量仍然是这两个网站微博的几倍之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 果壳网和松鼠会微博的活跃粉丝比率非常高, 高于以上提及其他所有的著名微博, 因此相应的PR值和互动率也较高。但是, 关注率、评论数和转发率上却远逊于其他类别的著名微博。这说明, 一方面这两个网站微博的活跃粉丝更加具有独创性, 因而具有所谓“民主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 这两个网站微博的粉丝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性, 活跃和互动只在这一范围内展开。BMW 2011年的一个整合营销项目这样描述果壳网的用户:“果壳网的受众覆盖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科学常识和职业分布的都市青年人群, 活跃用户中包括部分科技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在传媒、活跃博客圈内有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声誉, 能够影响意见领袖群体。果壳网的站外粉丝 (如官方微博粉丝) 主要是对科技向往,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 并对科技创想和生活乐趣有浓厚兴趣和独特见解;对果壳组织的线上线下活动有积极的参与热情和传播力”[6]。这种描述表明果壳网的关注者符合某些类别化特征, 如学历层次较高、并且在某些领域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等。科学松鼠会一直与果壳网并提, 在用户群体上, 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这说明, 虽然用户数量众多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但用户总体呈现出严重的同质化倾向。这些用户已经具备了相互交流、有共同目标和归属感的特点, 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群体。

根据CNNIC发布的第30次互联网使用报告, 松鼠会和果壳网用户这样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群 (大专及以上) 在全体网民中仅占21.6%, 且有增长缓慢和比例逐渐减少的趋势[7]。这说明, 即使在网络传播环境中, 松鼠会和果壳网的用户群也缺乏公共性, 仍然局限于某个群体内部的交流, 对更多数和更普通的大众来说, 它们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也缺乏足够的接触行为。松鼠会倡导的“将科学的坚果剥开, 把美味的果肉献给大众”没有实现, 只是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松鼠。

既然具备了前面提及的理论上的接触可能, 也具有一定的趣味性, 为什么大众对于科学传播仍然缺乏必要的和自愿的接触呢?

三、接触行为原因分析

前面提及, 接触行为的实现, 依赖于两个方面的要素:接触欲望和接触可能。虽然很多研究从技术上论证了普遍的接触可能, 但是, 真正意义上的可能性还应该具备相关的社会因素。

(一) 标签化界定与群体压力

网络传播在经历了最初以信息公布和交流为主的阶段之后, 开始向社交媒介的趋势发展。微博和SNS社区已逐渐成为网络的代表媒介。在网络传播的社交属性日益鲜明之后, 网络传播体现出明确的群体化和标签化特征[8]。

“标签”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方式, 通过语言符号对用户个性进行归类, 也是社交媒体实现用户群体化的简便形式。被标签了的用户会按自己的标签分类寻找从属群体, 并实现线上交流。“标签”包括QQ、人人网、新浪微博、豆瓣等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介的普遍使用。为自己贴标签几乎成为进入和使用这些媒介的必要条件。“贴标签”实际上体现为用户“找组织”的行为, 使得群体的建立更加容易, 群体内交流也更有机和密切。但同时, 这种内部联系密切的群体意味着群体边界的严格和强烈的排他性, 巴斯曾经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9], 本身就建立于信息交流而没有现实联系的虚拟群体更是如此。因此, 在由主要标签界定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 群体会自然产生一种排他性——即对非本群体特征的人的隐性限制。

因此, 一旦果壳网和松鼠会的粉丝群体具备了如BMW的营销项目描述的群体特征, 那么, 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学历较低、信息影响力和传播力较差或是年龄偏大的用户都自然被排除在粉丝群体之外。也就是说, 基于标签化选择形成的群体在实际上阻碍了不符合这种特征的其他用户实现技术理论上存在的接触可能。

(二) 媒介使用与满足

专注于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指出, 受众对媒介的惯性接触主要来源于对特定媒介的媒介印象, 这种媒介印象来自受众信息需求的满足与否。因此, 在科学传播中, 以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为代表的理论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媒介能否满足更普通大众的信息需求, 是大众会否持续选择接触这些媒介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的普通大众是指不具备以上所称“果壳网粉丝群”特征的, 在中国网民中占绝对多数的, 在学历和影响力方面都处于较低层次的网络用户。

2012年6月19日, 豆瓣科学松鼠会读者花园小组有用户发帖“有没有反感科学松鼠会的人?”由于本主题帖是可查证舆论中第一个对科学松鼠会提出根本性的批评意见, 同时来源于其读者群体, 可以看做是群体内部的一种“自反”式传播, 应给予足够的认识, 否则将造成群体信息流通不畅等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 本文将对主题帖及讨论中的代表性意见做文本分析, 讨论被公认可以体现“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模式的果壳网和松鼠会提供了何种性质的信息, 以及这种信息能否满足普通大众对于科学信息的需求。

用户表帅@c语言提到:“去果壳网看了一下, 总觉得有种选择性失明的辟谣。有问题的新闻一抓一大把, 但是总是选择一些不会得罪某些部门的新闻去进行科普。”这种论调遭到了l Euc In E的反驳, 认为果壳网是商业化的网站……“选择性失明”是由现存环境决定的, 像果壳网这样具有科普性质的网站不需要承担如同社会性媒体那样的社会责任。此观点立刻被荒野地铁说成是“无耻的儒生逻辑。……这样果壳网和松鼠会就没资格来校训公众什么是科学真知”[10]。虽然意见不一, 但可见其用户群体对其传播内容的认知基本一致, 即这些民间的面对公众的科学传播机构主要就社会热点事件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原理方面的解读, 不进行社会科学层面上的深入剖析, 也没有发展地看待科学本身。

本帖很多用户提出了松鼠会 (果壳网) 反对中医的观点, 实际上, 松鼠会从来没有正面提出“反对中医”或态度明确的相关言论。但从其文章立场来分析, 相关作者经常从西医体系或现代生物学角度进行问题说明, 经验和传统往往被忽略。如影响较大讨论女性例假期间是否应该洗头和采取冷食禁忌的文章, 就挑战了中医妇科的经验和传统。虽然文章评论提供了开放的讨论, 也有网友参与反驳[11]。但相同立场的文章一多, 还是会造成如Dr.希鲁鲁克本帖中所说的:“有的甚至连西医都不是, 懂了一点统计学原理就开始来说这说那, 好像很懂似的。其实科学也是在慢慢发展, 还远远没有到一览众山小的水平。我也爱好科学, 但我很反对用现有的知识去解释一切, 太狭隘了”[12]的总体印象。

与其他文化相比, 中华文化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化, 中国哲学具有根本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而就目前来看, 中国普通人群的媒介素养并不高, 不具有对于信息的独立辨别力。以前面讨论的问题为例, 普通大众例来遵行的经验传统受到了挑战, 但由于松鼠会看似“开放”的讨论氛围让大众没有清晰的认知观点, 同时, 松鼠会的各传播主体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和科学态度基本一致, 争论只处于用户群体的讨论中, 使得他们的科学传播失去了主体上的“反思性”和“公共批评”。因此, 在对此类网站的媒介接触中, 普通大众无法获得对社会根本问题的深刻看法, 也不能获得具体和实用的生活经验, 他们的信息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

可见, 无论从何种层面上讲,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对这些具有科学传播性质的网站进行持续性的接触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也就进一步将其用户群体固定为BMW营销报告所描述的范围。

四、可能的后果和潜在的危险

由于网络科学传播媒介具有以上所述的用户群体特征, 将可能导致创始者和之前研究未曾预计的潜在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包括:

(一) 科学认知变为身份象征

前已论及, 松鼠会和果壳网发展很快, 用户人群和站外粉丝群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但是, 这种扩大并不代表用户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深入。如前所述, 用户被固定在某一特征的人群中。更重要的是, 这种特征化群体的倾向可能进一步深入, 变成某种身份的象征符号。《江淮晨报》曾有报道指出:“‘去参加松鼠会的活动’, 已经成为京沪两地青年人的时尚”。[13]这句论述经常被引用作为科学真正开始流行, 科学传播成为大众参与活动的证据。但实际上, 这句话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首先, “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是时尚的标志;其次, “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是中国内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时尚青年的选择;该报道同时指出, 松鼠会的用户人群中, 人文学科背景的人数甚至超过理工学科背景的人。仔细调查可以发现, 很多人给自己的标签与“旅行”、“电影”、“音乐”甚至是“独立电影”、“独立音乐”等明显具有都市小资气质的特征相关。

这说明, 对于松鼠会的线下或线上接触, 主要目的是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 “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或者“成为松鼠会的用户、站外粉丝或者活跃粉丝”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 象征对于时尚的领悟和接触能力, 以及现代都市的生活态度。

(二) “知沟”的进一步扩大

1970年, 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因此, 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 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是一种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的阶层化理论。

如前所述, 松鼠会和果壳网这样的科学传播网站固定了其用户群和站外粉丝群, 普通大众对其失去了接触欲望和接触可能, 没有持续性的媒介接触行为。因此, 其用户和粉丝群体掌握的科学信息相对于普通大众更多, 他们关于科学信息的知识鸿沟也就越大。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的科学传播, 只能使这种传播越来越局限于特定群体, 成为“公众理解式”的科学传播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要求是支持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但就整个社会而言, 不能形成对大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也无法通过大众的“知”与“疑”形成社会公共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由大众对科学的普遍关注实现科学最终为大众服务。

(三) 科学信息的娱乐化

松鼠会成立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科学流行起来, 把科学的美味果肉奉献给大众”。在这种宗旨的指导下, 松鼠会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做了深入的改变, 很多研究都分析了这一点, 并认为是松鼠会成功的关键因素。这种方式确实吸引了更多理工背景或单纯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用户, 但是, 刻意对用户和粉丝群的迎合造成其传播的科学信息进一步娱乐化, 在上述帖子中, 有不止一位用户提到松鼠会 (包括果壳网) 的深入娱乐化倾向[14]。除了传播话语之外, 由于前面提及的传播内容不够深入、不够符合大众生活需要等原因, 科学信息体现出多层面的娱乐性, 也渐渐偏离了科学传播本身的目的。

五、结论

综上所述, 新的网络传播媒介技术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模式的可能,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超过理工背景或单纯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个人的关注, 但是, 从根本上讲, 这些网络科学传播主体 (媒介) 并没有实现对于社会普通大众的吸引, 社会普通大众对这些科学传播网站并没有持续的媒介接触行为。因此, 依靠这些网站建立“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模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还言之尚早。科学传播研究者和实践者不应该过分乐观, 错误估计目前中国大陆的科学传播阶段;完全信任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技术变革, 只从网站本身做传播要素、过程或方法的研究, 而应该将其科学传播活动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 做更为深入的系统研究。同时, 科学传播普及工作不应偏重于科学传播的某一方面, 而要与科学教育、专业交流及技术本身的扩散结合起来;不单纯依靠民间组织力量, 而与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博物馆、出版社等机构结合起来, 对更普通的大众进行教育。

摘要：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目前很多研究认为, 中国大陆的科学传播处于“有反思”的科学传播阶段甚至可以构建“科学传播公共领域”。但实际上, 以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为代表的基于网络传播技术的传播主体 (媒介) 远未实现这一模式, 相反, 还会导致离科学传播目的相去甚远的结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和实践者不应该盲目乐观, 过分相信技术力量, 要结合多种科学传播力量, 促进中国的科学传播进程。

关键词：科学传播,群体特征,科学松鼠会,果壳网

参考文献

[1][11]杨鹏, 史丹梦.真伪博弈:微博空间的科学传播机制——以“谣言粉碎机”为例[J].新闻大学, 2011 (4) .

[2]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 2009 (2) .

[3]董雪.浅议新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J].新闻世界, 2012 (4) .

[4]刘华杰.论科学传播系统的“第四主体”[J].科学与社会, 2011 (4) .

[5]新浪微博风云榜[EB/OL].http://data.weibo.com/top.

[6]2011果壳网BMW整合营销案例《一辆车的JOY基因》[EB/OL].http://www.xici.net/d159675806.htm.

[7]第3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tech.163.com/special/cnnic30/.

[8]程名.网络传播的社群化传播方式与网络民俗的建立[J].东南传播, 2012 (9) .

[9]群族性与群族认同[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e6971ad549649b6648d74712.html.

[10][12][14]有没有反感科学松鼠会的人?[EB/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510953/.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4

西方科学哲学的文本研究与思想创新--读《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

P.K.费耶阿本德是西方科学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费耶阿本德哲学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哲学界至今发表了近50篇论文.王书明教授的<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学术专著.该书注重文本研究与研究框架的`创新,对费耶阿本德哲学做了新的探索.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与国内外哲学界的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该书有两个特点:

作 者：王学静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116622刊 名：大连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年，卷(期)：200425(5)分类号：关键词：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5

关键词：管理制度,PEL模型,科学性批判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创新的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企业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创新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 而制度创新则是任何创新的动力和保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学者诺斯强调, 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人们常说的技术而是制度性因素, 因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以制度创新也就成为组织生存与发展之道。当代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也说明了制度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一种新的制度是否有活力, 它的实施是否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组织发展目标, 这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 即是说, 正是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决定了其是否能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因此, 对制度科学性进行批判性思考就成为制度设计和评价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从科学证明模型PEL 角度, 分析对制度科学性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路径和一般方法。

1 批判性思考与PEL模型

作为一个学科对批判性思维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非形式逻辑。目前在西方非常时兴的非形式逻辑是研究日常生活中论证的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建构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非形式即不依赖形式演绎逻辑的主要评价功能——有效性, 但并不意味放弃标准和尺度, 其中心概念是可接受性和充足性。

非形式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性思维问题。概括地讲, 批判性思维就是对我们的判断和论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批判性思考强调论证的逻辑分析, 但又不是单从逻辑的角度而是从多方面进行反思。所谓多角度, 指除了逻辑的角度外, 还包括认识论、辩证法, 伦理学, 语言学和其他具体科学的角度。从布朗和基利的《走出思维的误区》一书目录中可见, 他们将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内容描述为下列问题:怎样找到问题和结论?怎样找到理由?怎样找到含糊的词语?怎样发现价值冲突?怎样发现描述性假设?怎样评价抽样衡量标准?怎样发现竞争性假设?怎样评价统计推理?怎样找出错误类比?怎样找到推理中的错误?怎样找到遗漏掉的信息?是否能找到其他结论?怎样确定价值偏好? [1] 目录

批判性的逻辑思考是以对实际论证的一般进程和形式的识别、构建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关于什么是批判性逻辑思考, 这里仅举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一书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这样一个诉诸专家意见的论证:[2]331大前提:E是学科领域S (包括命题A) 的专家。

小前提:E断定命题A是真 (或假) 的。

结论:A是真 (或假) 的。

对这样一个论证,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批判性问题:

1) E是专家是可信的吗?

2) E是命题A所属领域里的专家吗?

3) E断定了什么从而隐含了A?

4) 就E的个人品质而言, 他的话适合于作为证据吗?

5) A与其他专家的断定一致吗?

6) E的断定有证据基础吗?

就这样, 从提出批判性问题而进行批判性思考。具体说来, 从逻辑角度对论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应从哪几个基本方面进行呢?美国康耐尔大学研究员高奇 在《科学方法实践》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批判性思考的基本模型, 即 PEL (即预设:presupposition 、证据:evidence 、逻辑:logic) 模型, 它是提供所需要的预设、证据和逻辑去支持一个给定的科学结论的科学证明模型。这一模型的作用是对科学结论的真理性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作为推理的前提真实性的评价, 二是对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和过程进行评价, 而第一个方面又包括作为前提的的预设和证据两个方面的考察。

对于PEL模型, 在证据和逻辑方面, 与普通逻辑的理解并无二致, 这里仅就高奇对预设的含义和作用的理解做一点说明。他对预设分别作了形式化的和非形式化的定义。非形式化的定义是:“预设 (1) 是一个起始点, (2) 不能检验也不能证明。……, 时常是隐含的但是能产生影响。所以, 预设是一个未经宣布的假设或者是一个任意的起始点。”[3]103 而预设的作用, 高奇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预设就是一条信念, 为了使假说赋有意义和真实性所必需的信念, 。”[3]101 预设的另一个作用是, 把假说集合内的假说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可行的范围内。[3]102 或者说, 假说的提出, 要以预设为依据, 假说不能超出预设的范围更不能与预设相矛盾。结论是从证据推出来的, 但有些看似有理的推理, 如果只有证据而没有预设, 逻辑上是推论不出来的。比如从“我看见一个硬币在杯中”推不出“杯中有一枚硬币”, 而是要加上“看见蕴涵存在”这一预设, 论证才是完整的。这个论证的完整的推理形式应包括下面几个基本部分:

预设:看见蕴涵存在;

证据:我看见一个硬币在杯中;

逻辑:肯定前件式;

结论:杯中有一枚硬币。

2 如何对管理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

管理制度的批判性的逻辑方面的考察, 主要是考察制度本身的有效性, 即在一定的制度下管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一个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预设的真实性和制度的合理性以及从预设和制度出发到结论 (目标) 的推理过程的逻辑性。管理制度的科学性批判就是要对一个制度的基本预设、制度本身和逻辑推理等方面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作出自己的分析评价。就制度 (用大写S表示) 的文字形式来看, 它一般没有论证过程, 只表现为具体规定, 这种具体规定有如“如果G, 则Z”的形式, 进一步的逻辑形式是“→Z”其中, G表示组织目标, Z表示达到G后员工得到的收益。“G→Z”的制定要以预设P为前提, 于是这里隐含着一种逻辑思考, 这种隐含着的推理形式是:

P:S (G→Z) →G

S (G→Z)

所以, G

其中, S→G是指从制度到目标的逻辑关系, (S→G) 与S一起, 共同蕴涵G (组织目标) 的实现。

2.1 制度中预设的批判性思考

制度预设中影响深远的是关于人性的预设。任何管理说到底最终都是对人的管理, 而对人的管理又要基于对人性的预设, 无论中国管理思想史还是西方管理思想史, 可以说都是一部人性研究的历史, 管理中关于人性的假设成为制定管理制度的主要依据。从古典管理理论时代开始, 西方人性假设经历了泰勒等人的“经济人”、埃尔顿、梅奥、麦格雷戈的“社会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沙因等人的“复杂人”的假设以及道德人假设、文化人假设、“超Y理论”中关于人的需求变化的假设等。

人性假设对西方管理理论和制度的嬗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 西方管理经历了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等许多阶段。雷文森认为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管理哲学思想是“控制”理论, 即“胡萝卜+大棒”的管理方式。泰勒把被管理者看作机器的附属品, 将人与机器、工具等因素加以机械地分解, 对工作程序和环节进行研究, 制定了提高效率的办法;实行计件工资制, 来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这些做法是基于人性的两个方面的假设:即工人总是懒惰的、工人是“单纯的经济动物”。霍桑实验表明, 经济人的假设是片面的, 组织中的人们之间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人除了经济方面外还有社会交往的需要, 这种人性假设为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麦格雷戈总结出了关于人性假设的“X理论”与“Y理论”, 认为X理论着重外部控制, 而Y理论则着重自我控制, 它是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莫尔斯和洛希则进一步提出“超Y理论”, 超Y 理论是一种权变理论, 它依据“复杂人”的假设, 认为人的需求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对管理方式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计划、组织、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方式的选择要都要根据环境和内部关系的变化进行。

人性预设是西方管理中最有影响的、最基本的预设, 但它只是预设的一个方面。实际上, 在一个管理制度中还包括许多其他假设, 比如对环境的假设, 对一些理论前提的假设, 对逻辑推理有效性的假设等等。管理制度中预设是复杂的, 需要有全面的分析。

摩尔和帕克《批判的思考》一书中认为:“如果你能指出使一个论证成为有效或有力的论证必须假定的东西, 你就能更好地评价这个论证”。[4]P264 管理制度的制定是基于预设的, 预设的分析在管理制度科学性评价中具有重要意义。管理预设分析的任务, 主要是对预设的真实性和真实性的程度进行考察。预设虽然被当作制定制度的依据, 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 但无论从管理科学史上还是整个科学史上看, 科学预设的真实性都是大可怀疑的, 科学的每一次巨大进步, 几乎都是以对科学预设或所谓的科学常识的否定为前提的, 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一国两制” 的国家理论就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和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社会制度等常识性预设的批判性思考为前提的。就市场经济的实行而言, 它也包含了对人性的科学预设, 比如农村改革中的承包责任制, 企业改革中的改变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模式, 扩大经营自主权, 都预设了自然人和法人的“经济人” 性质, 是对过去的“政治人”假设的片面性的纠正。对预设的真实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制度科学性评价中, 应该以真正的科学精神, 对管理制度上的预设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评价。

2.2 管理制度本身的批判性思考

在管理制度的逻辑思考中, 可以将人性假设和其他假设或从基本假设推论出来的具体假设作为大前提, 而具体制度是小前提即相当于PEL模型中的证据。在上述关于制度思考的逻辑形式中, S即 (G→Z) 表示制度, 它表现为“假设——后果”的形式, 即达到一定目标后, 会伴随什么样的结果, 或者员工通过行为 (作为或不作为) 达到某种规定的目标后, 从组织得到的利益。

制度有科学性或真理性的问题, 正是由于制度的科学性, 导致结论的现实性。制度的科学性的批判性性评价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第一, 是看它是否反映了科学的制度预设的要求, 即从制度预设能否合乎逻辑地推出该制度S (G→Z) 。这里包括对人性假设的考察, 要考察管理制度是否满足员工对工作的预期即管理目标的实现与员工个人期望的满足关系, G实现后员工得到Z的结果, Z是员工最希望得到的吗?Z对员工有吸引力吗?第二, 要考虑在一定的制度下员工的努力 (用M表示) 与管理目标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关系, 即 (M→G) 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这里包括环境条件、技术手段、物质基础、组织方式、员工素质等诸多影响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的考虑。第三, 要考虑制度本身的真实性, 即如果实现G, 是否一定会伴随Z的结果, G实现后到Z之间是否还有另外的附加条件?也即 (G→Z)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管理目标是管理制度执行的结果, 而管理制度是通过激励 (和惩罚) 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者进行预测的同时, 被管理者也在进行预测。西方管理理论中的激励理论对员工激励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代表的弗洛姆的激励理论认为, 当人们看到目标的可行性和目标的意义, 就会受到激励从而采取行动, 于是他提出了关于制度激励能力的公式:M=f (E·V) , 即激励能力等于激励概率乘以价值指数。美国心理学教授劳勒 (Edward E.Lawller) 和管理学、心理学教授波特 (Lyman W.Porter) 对激励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劳勒提出了与弗洛姆相似的期望理论模型:激励=Prob (E→P) ×Prob (P→O) ×价值。认为, 激励等于工作的努力可能导致绩效的概率乘以结果的价值。劳勒和波特还在1968年出版的《管理态度与工作绩效》中进一步指出, 一个人的工作绩效主要依赖于努力程度, 受到个人能力、个人“角色认识”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制约。美国组织行为学教授罗伯特.豪斯和德斯勒更进一步研究了领导方式对职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期待的影响。这里实际上就存在着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 这种搏弈关系是制度制定的一个基本依据从而形成了管理评价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这些激励理论来看, 他们都是不仅仅将员工作为经济人看待, 而且同时又当作理性人看待, 理性人不仅看到利益关系, 而且能看到自己行动到利益实现之间的现实可能性。

2.3 管理制度运用中的逻辑推理的批判性思考

如前所述, 关于管理制度的逻辑思考, 其隐含的逻辑推理形式是:

P:S (G→Z) →G

S (G→Z)

所以, G

这里所谓从逻辑上分析评价, 就是要考察从 (S→G) 和S到G之间究竟是什么逻辑关系, 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组织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制度预设和制度真实的情况下, 是否就一定能实现管理目标?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管理目标?这就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 管理科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规律性上的区别在于, 社会规律性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 基于一定人性的人类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人类行为受人的认识和信念所支配。社会的规律性与以自然齐一律为基础的自然规律不同。比如人性假设就不是表现全称命题的一般规律, 而是具有概然性的缺省规律, 它基于正常情况下的人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从哲学方法论上说, 人性假设是一种抽象, 是将人的一部分属性进行抽象的结果, 充其量也只是对典型特征或正常情况的抽象和反映, 现实性上的人性是复杂的, 人的需要是复杂的, 所以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而且人性是有差异的, 人性也不是一个万古不变的概念。人性不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 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是有差异性的, 也影响着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选择的自由, 这是社会行为与自然行为的根本区别, 是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根本区别。在管理制度到目标的实现之间, 除了人性假设外, 还有许多因素的影响, 除了可预见的因素外, 还有许多不可预见的偶然因素。所以, 管理中依据的更多的推理是概率的而不是演绎的。从推理形式来看, 实际上是一种缺省的或非单调性的推理, 缺省的或非单调的推理所依赖的推理前提反映了一种类型情况, 它是一个缺省前提或“概称句”而不是全称句。在《假定性推理的论证型式》一书中, 沃尔顿将条件句分为严格条件句和缺省条件句。[5]P21前者为:对于所有X来说, 如果X具有F特征, 则X具有G特征;后者为:对于一个典型的X来说或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X具有F特征, (在非典型和非正常事例中会出现例外情况) , 则X具有G特征。

在西方管理史上, 与科学理性主义相比, 现代决策理论从绝对理性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 管理追求的是满意而不是最优, 追求相对确定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尽管6σ质量管理中管理误差小到在一百万个机会里, 只找得出3.4个瑕疪, 但任何管理中都不可能作出承诺7σ的规格, 即0次失误/百万次操作。当代风险管理即不确定性管理, 研究如何基于不同资料和经验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度量、建模分析和引诱化分析, 比如Bays方法、稳健方法、灰箱原理的参数方法、多因素降维方法等, 这些方法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方法。戴尔否认普遍的管理原则的存在, 他认为, 至今还没有掌握企业管理上的所谓“通用准则”, 至多只存在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 这种观点与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所见略同。管理学中的这种情况, 与科学哲学史上的情况是一致的。20世纪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后, 西方科学哲学中关于绝对确定性的追求逐渐让位于对有条件的确定性的追求, 对必然性的追求让位于对概率和或然性的追求, 概率主义由此而生。

管理评价对逻辑方面的考虑是, 在一定的制度预设和特定的制度下, 这种制度对管理目标实现的支持程度。这种支持程度, 也即制度思考中逻辑推理的强度。

3 对批判的反思

基于PEL模型的科学性批判模式只是一种抽象模式和总体框架, 在现实性上, 管理制度的科学性评价是非常复杂的, 单就管理目标来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因变量, 一般而言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美国管理大师杜拉克认为, 管理的目标除了有组织自己特殊的使命外, 还有对职工和对社会的责任等一般使命。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西肖尔在1965年出版的《组织效能评价标准》中也提出多重和相互冲突目标体系的观点。要求对目的与手段、长期与短期、硬指标与软指标、指标层次体系以及价值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要求评价各种衡量标准的相互依赖性和相关性, 也要求对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别。PEL模型主要是从科学性的逻辑方面去评价制度对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而如前所述, 对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角度可以是多方面的, 就管理制度而言, 除了逻辑性的一面外, 还有伦理的、法律的、政策的等多种评价方法。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要注意批判性评价的一般模式与具体分析方法的关系。科学性评价模型, 只是一个批判性思考的基本模式或框架, 它不能代替其他方法的运用, 它的实现要依赖于其他更为具体的方法。比如人性假设和其他各种假设中的中的试验方法、调查分析方法,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 各种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等具体科学方法以及各种更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因此如果只知道一般模型而不知道评价的具体手段, 那还不能达到真正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布朗和基利.走出思维的误区[M].张晓辉, 王全杰,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2]DOUGLAS N Walton.Legal Argumentation and Evidence[M].The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HUGHG, GAUCHJr.科学方法实践[M].王义豹,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布鲁克, 摩尔.理查德.帕克.批判的思考[M].余飞, 谢友倩, 译.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7.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6

1 迷恋与拒斥:对科学主义研究范式的两种态度

教育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是以“科学至尊”地位的确认为背景的。这种范式下的教育研究认为,教育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是独立于研究者的客观实在,它由一系列变量构成,可以加以分析、支解、作个别孤立的研究,它的各个属性都可以用数理语言加以描述。教育科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重在事实描述,从而形成操作技术规则,因此,它有赖于建立在严格确证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用观察、调查、统计、测量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确定其因果关系,并用经验检验作为理论假说的最后判决,从而得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

从诞生至今,很多人将其视为教育学达成科学化的必由之路,但也有不少人受解释学理论和方法影响,持相反的见解。毕竟人不能被作为抽象的存在来认识,也不能用纯技术的手段来测量,而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的文化生命,通过“理解”来把握。教育事实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充满意义的整体,教育活动是一种价值形成与价值创造活动,教育理论应当深入理解、诠释教育事实背后的意义,把握教育系统中各要素的互动关系,形成价值引导与规范。

对科学主义范式的两种态度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研究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据统计,我国当前的教育实验已不下百余种,观察、实验、统计、因素分析等成为教育学研究中常见的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因其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可验证性以及对教育实践的直接、显在的作用而倍受青睐,甚至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致力于教育价值判断研究的人,也惧怕被扣上理论脱离实际的帽子,对这些自己本来不熟悉的研究方法,盲目地推崇与赞赏。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更使教育研究的实证主义风气有增无减。与此相反,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教育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置于人文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哲学基础之上,对科学主义范式持拒斥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公正、理智地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的应用,用各种不同的范式达成理解,是十分重要的。

2 意义与限度:科学主义范式批判的两个维度

对教育学科学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必须在意义和限度这两个基本的维度内进行。意义维度是通过反思科学主义范式对教育研究的积极影响中展开的,而科学主义范式对教育研究的种种片面理解则预设了它的限度。所以,探讨科学主义范式对教育研究的积极影响与对教育研究的各种片面理解,我们实际上就已经从意义与限度这两重维度开始了批判之旅。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对教育研究产生的影响可谓是巨大的,这种积极影响表现在:

(1)扩大了传统的研究范畴,扩展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各种分支学科的建立实现的。随着实验教育学的诞生,从欧洲到美洲掀起了强大的教育研究科学化的浪潮,大批学者积极投身于教育研究的这次变革。人们不再满足于用思辨、演绎的方法从哲学的概念中推导出具体的教育命题,而是遵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教育科学的基础建立在严格确证的经验事实之上,通过了解教育事实的因果关系,形成操作性技术规则,有效地指导实践。在这个背景下,教育领域内的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如教育经济学采用定量研究方式,探讨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探明教育功能,寻求实现教育效益的规则与途径;教育统计学把数理统计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着重从数量角度研究教育现象的发展变化,从而达到对其本质属性与规律的认识等。许多以往用思辨的方式描述的教育问题,如今在各门具体学科得到了更细致和确切的说明,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教育学的繁荣,开辟了教育研究的新视野。

(2)摆脱了纯粹思辨的研究方式,强调从教育事实出发,增强了对教育实践的指导功效。实证主义者对遗忘教育学研究纯粹的逻辑推演、思辨的方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指出这种方法得出的教育学知识的虚妄性。主张把教育研究的重心直指教育过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降低损耗,提高教育的效率。其进步意义是明显的,因为“不管‘科学’一词的概念是什么,如果教育研究还希望作为一种研究的话,那它就必须从教育事实出发,系统地观察、分析、研究它们的存在、变化。”(2)事实上,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下,教育研究的确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例如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就是长达20年教育实验的结果。科学主义范式对教育理论应用性的强调,有助于人们摆脱形而上学思辨的束缚,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解决了不少问题。

(3)强调事物的客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率。科学主义范式的一般程序是“经验——理论——检验——扩充材料——新理论”,具有结构性、明晰性和一定预见性等特点,人们可以通过一定条件的控制主动操纵自变量的变化,观察由此带来的因变量的变化,使研究者有可能为某种新理论的假设提供一种检验的情境,从而发现或验证某种因果关系或规律性,并根据结论,对研究者希望了解的人、事件、行为、过程等作出客观性的解释,客观地回答了教育中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等问题。这种对具体的教育事实所进行的细致研究,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率。

科学主义对教育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其长处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它在教育及教育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缺陷,这些缺陷由此决定了其研究的限度:

(1)完全否认理性思维在人类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在剔除教育研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同时,也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人类认识的历史已经证明,经验归纳并不是增加人类认识的唯一途径。休谟认为,由有限的单称陈述推出的全称陈述是不可能的,观察的局限性,使检验对假说的判决并不是决定性的。在归纳与演绎、经验与先验、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态度是简单化思维的必然产物。

(2)把教育现象看作是与主体及其活动纯粹无关的各种事实,进而把自然科学方法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企图在教育这种社会现象中发现自然规律那样的教育规律,抹杀了教育现象同自然现象、教育规律同自然规律之间质的区别。教育实践的主体是人,人是一种具有动机、情感、意志的意向性存在。人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的复杂性。科学主义范式往往把复杂的教育现象简约为变量关系,为了控制和简化的需要,又不得不舍弃一些无法用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说明的因素。但只对少数特征做脱离整体背景的精确的计算,并不能获得深入、广泛的信息,也难以真正获得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现象并不是像自然现象一样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实在,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教育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教育研究必然是价值关涉的,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3)过于推崇教育实验,其过程及结果有可能损害人的发展,这就有悖于促进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的伦理法则。科学主义研究范式推崇实验,倡导研究者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提出研究假设,设计出严密的研究程序,然后对被研究对象实施预定的干预或测查。然而,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教育的主体是人。“如果同一实验手段或同一实验措施在实验对象身上产生不同的反应,我们又怎么可能对这种实验结果产生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信任感呢?”(3)人的成长具有不可逆性,教育实验一旦失败,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同时,由于教育实验受到社会伦理学的制约,不能做类似动物一样的剥夺性实验,这些都决定了教育实验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实验。

(4)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同于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关系,实际上简化了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内涵。科学主义范式认为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的技术学科,认为教育过程是可用技术控制的技术工艺过程,教育学研究在于给出切合实际的技术原则与操作规程,从而在教育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操作应用,得出期望的教育效果。个中有两点需要甄别:第一,并非所有的教育理论都可以转化成具体的操作技术,但并不能证明这种理论是无用的,相反,一些思想如对教育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可为整个教育学研究提供价值指导。第二,对于所谓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日常理解多为“理论要有操作性”,其实这只是一种理解的简单化。其真正的内涵应是把教育理论建立在对教育现实深刻的关怀基础之上,而非在理论世界里伪造各种问题并用这样的理论武装教育工作者的头脑。由此,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下的教育学理论或许在局部能有较好的实际功效,但缺乏对教育全面、整体的观照,缺乏宏观地引导和把握教育走向的能力。

上述科学主义范式认识论上的缺陷,决定了它对教育研究影响的有限性。它并没有给教育学找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方向,也没有为它在科学殿堂赢得想往中的尊严。对此,杜威早就指出,“一门将要成为科学的科学,它在初期所进行的实验和测量的结果,缺乏概括的意义,并不是不可非难的,一个探索的时期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缺乏一个在理论上有条理的、包括一切的体系,对于所取得的成果,仅仅因为先进的、科学合理的技术,并能用数量的公式来表述,就认为是这些结果具有了科学的价值,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4)

3 结语

一门学科走向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这无疑是一个方法论体系建构的过程。我们需要在多维的参照系中认识有关教育的真理,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研究方法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是获得教育整体认识的前提。迷恋或拒斥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单纯一元化的研究范式也无益于原创性教育理论的诞生,更不利于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基本的研究范式便有所不同,同时,某种研究范式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对教育学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其局限也显而易见,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合理的选择。当需要对具体的教育事实做出合理的、客观的阐释时,当研究的对象是一种被给予的、外在的、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出现时,相对而言,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就是适用的。当然,事实是价值的事实,因而,即便是教育事实研究,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几个变量实验处理就得出某种定论,而应把研究对象置于整体性的结构中,对教育事实背后的价值加以把握。这就需要在科学主义范式基础上综合其他范式,进而需要达成各种研究范式的融合。

注释

1金生鈜.教育学的合法性与价值关涉[J].教育研究,1996⑷.

2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39.

3王坤庆.中国教育史论纲[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349.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7

1 根据自身特色, 凝练学科方向, 制定发展规划

一个学校要进行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需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制定符合学校发展的规划, 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华南农大从1998年开始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农业部共建的形式实施“211工程”项目建设, 对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植物病理学、作物遗传育种、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经济管理、植物学、果树学、畜牧学、兽医学、生态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学科进行建设, 大力推进重点学科建设, 积极构建以农业科学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 农、工、文、理、经、管、法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与此同时, 制订了《华南农业大学中长期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 (2005-2020) 》、《华南农业大学中长期人文社会发展规划 (2005-2020) 》和《华南农业大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 围绕上述学科, 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 华南农业大学共有国家二级学科重点学科5个, 国家二级学科重点 (培育) 学科1个, 农业部重点学科5个, 广东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3个, 广东省二级学科重点学科7个, 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1个。而科学研究到位经费从1998年的1771万元, 发展到2008年的1.23亿元, 出现了一个飞跃。

2 以项目建设为龙头, 以学科建设为载体, 壮大优势学科

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先导, 学科建设的本质和任务是跟踪学科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向的科学研究活动, 而科研项目又是学科建设的依托[1]。没有高水平的科研研究, 就没有高质量的学科建设。承担高层次的科研项目, 是学科建设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 确立学术地位的基础。这就要求科研管理人员广泛收集各种科研信息, 对学校的科研情况了如指掌, 针对研究的目的、内容和难点, 集合学校各种资源, 组织队伍, 及时准确的出击。2007年, 在获悉国家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 农业部和财政部为全面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科技支撑和创新能力, 启动10个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的信息。华南农大科技管理人员迅速行动, 整合学校资源, 充分调动老师积极性, 组成跨学校的科研团队, 2007年在10个农业产业化体系建设中获得主持项目1项, 子课题9项, 这在全国农业高校中是少见的。2008年国家重点建设50个农业产业体系之一的国家荔枝产业技术研发中心设在华南农业大学, 这是唯一设立在广东省省管单位的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在目前已启动的50个产业技术体系, 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参加了水稻、柑桔、大豆、茶叶、生猪、肉鸡、水禽等15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建设工作, 这无形中提高了华南农业大学在预防兽医学、基础兽医学、作物遗传育种、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果树学、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和农药学等学科的知名度及学科优势的积累, 为学科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

3 以人为本, 组建科研团队, 提升创新能力

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才是高校的第一资源。科研团队的建设, 必须做好三个要素:一是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及其优势积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一个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因此, 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还要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既要充分调动老专家们的积极性, 也要大胆起用青年学术骨干。二是加强杰出学术骨干的培养, 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三是着力对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 使学科做到“后继有人”。通过科研合作、学术交流, 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 建立高水平的科研团队。近几年来, 华南农大大力实施“人才兴校” 战略, 遵循开放、创新、精干、高效的原则, 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 进一步加大了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力度, 进一步拓宽了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渠道。“十五”期间, 学校引进正高职称人才36人, 引进留学归国人才19人;通过大力培养, 新增“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1人, “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1个, 广东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 (简称“珠江学者”) 4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 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1人, 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3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人, 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3人、省级培养对象22人。这些人才分布在各类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内, 如拥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广东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 (珠江学者) 、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和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的预防兽医学和基础兽医学, 2007年获广东省重点学科, 2002-2007年国家和地方重大课题经费3000多万。而到2007年, 华南农大“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共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253项。

4 搭建研究与发展公共平台, 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跨越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研发平台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基地, 是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 没有一流的研究平台这个“硬条件”,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就难以展开, 学科难以建设。另外, 研究平台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 有利于与国内外相关专家的交流, 可了解学科的发展和研究近况, 将促进研究的展开和学科的发展。华南农大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 一直为学科建设创建良好的硬件条件, 人搭建科学研究平台而努力, 并于2007年出台了《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 (暂行) 》,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科技创新平台管理, 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促进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推动科技工作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 学校共有160多个科研平台, 其中农业部重点实验室5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个,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5个。这些研究平台和学校的重点学科相互辉映, 形成了华南农大鲜明的特色。

5 加强制度建设, 增强凝聚力, 实施规范化

学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环境, 有了上面所说的“硬条件”之外, 还需要有“软条件”。“软条件”就是一种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学术气氛, 一个民主、和谐、团结的环境, 以及有效的奖励机制和管理机制。为形成这种良好的环境, 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华南农大加大了对学科建设的指导和管理, 以科学研究促进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反馈科学研究。为加强科研管理, 制订了《华南农业大学科技自主创新团队管理办法》、《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华南农业大学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办法》、《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同时, 修订了《华南农业大学教师奖励办法》大大加强了成果的奖励力度。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校教师的积极性, 使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有章可循, 使教师和科研人员身心舒畅。软硬条件的相互结合, 2007年学校到到位经费和合同经费双双突破一个亿, 又新增了国家二级学科2个, 广东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3个, 广东省二级学科重点学科1个。为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科学发展观是一盏明灯, 她指导我们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 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 使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的学校。

摘要：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 从学校规划、科研项目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平台构建和制度建设等几方面探讨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两者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孙青, 徐宏波.把握科研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加快高校健康发展[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 (11) :182-183.

[2]常正霞, 罗春燕.高校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关系[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5 (41) :93-95.

[3]丁荣娥, 王虹, 王福军.科研管理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2007, 26 (4) :34-36.

[4]任亚方.科研管理推进学院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研究[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4, 18 (2) :66-68.

[5]余自娥.论学科建设是高校跨越发展的重要因素[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5, 4 (6) :70-72.

[6]徐宏, 孙艳红.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提高科研管理水平[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0 (1) :105-106.

[7]韦梅生.加强科研管理, 提高重点学科建设水平[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2) :25-26.

科学发展和科学批判 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所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 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也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 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但也有科学内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科学发展观中达到了高度融合与完美统一。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辩证结合重新认识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批判和超越, 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观上的一种创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我国正确探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结果, 是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辩证结合重新认识的产物。

(一) 传统的发展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者不可偏废。但从近代科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来看, 片面追求科学的工具性价值, 忽视人文关怀, 始终是困扰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科学精神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 探求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传统的经济发展观, 通常单纯以经济的增长来定义发展, 因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利用, 把自然与人类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 世界各国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 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 出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增长热潮。短短几十年时间里, 在经济获得巨大增长的同时, 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不断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 传统的发展模式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因为传统发展模式忽略了自然界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违背了科学精神;同时, 也造成了自然与人类的对立、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矛盾, 忽视了人文精神。

(二)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针政策, 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建设, 并在短期内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基础产业薄弱状况明显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有些人把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理解为单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有些人把“效益优先, 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扭曲为“只讲效益, 不顾公平”;有些地方在发展经济时只讲经济增长, 不讲实际效益、不计成本, 等等。从而导致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因此, 如何进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由此可见,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人类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支配下, 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结果。

二、科学发展观蕴含着深刻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的自身价值及存在意义和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观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 是对人类发展理论和发展观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 “以人为本”, 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但也有科学内涵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以人为本就是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处于“核心”地位, 即处于根本或本原的地位。“以人为本”这个哲学命题蕴涵着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动力是人、发展的尺度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

1. 充分肯定了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 是历史的创造者。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国内外一些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人认为, 科学技术有着巨大的力量, 以致在不远的将来机器能完全代替人工作、劳动。因此, 科技决定一切, 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发展科技。我们认为,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人作为科技的奴隶和附庸, 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但人是科技的创造者、推动者、利用者、驾驭者, 是科技的主人, 先进的机器也需要高素质的人去操作。科技的巨大作用并未改变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明确要求“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 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有助于克服发展中的“科学主义”、“唯科技论”倾向, 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科学发展观, 把人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和实践发展的目的, 既包含着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状况的关注, 也包含着对个体及人类发展最高理想的追求,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2.“以人为本”科学地回答了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归宿

即将人民群众乃至全人类的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让人民真正地从发展中得到实惠。这里的“利益”指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过度、不合理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局部战争和核军备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少国家、地区的人们更加贫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家园走向失落。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或集团仅从一小撮人的利益出发谋发展或只注重物质的富足, 而未能将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 也未能将科技的进步导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总而言之, 没有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造成目标和结果的背离。在当代中国, “以人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 “全面、协调、可持续”不仅体现了高度的科学精神, 而且蕴涵了丰富的人文精神

“全面”发展不仅指所有的人都应得到发展, 还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都应得到进步和发展, 体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正是在人文关怀的层面上体现了塑造自由的、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人的价值目标。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社会发展中的永恒课题。科学发展观在肯定和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全面、协调”从空间和地理上要求城乡公平、区域公平, 不论地区、城乡、阶层、职业、民族, 任何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和机会都不应被剥夺;“可持续”从时间和历史上强调发展的代际公平, 就是既使当代人享受发展的成果, 又不对后代发展所需要的能力造成损害。虽然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讲整体观念和集体主义, 以国家的整体发展优先, 强调效率, 但也应当充分重视和实现每一部分人和每一个人的利益。因为个体机会的保障和权利的实现不仅会对整体产生影响, 其本身也具有崇高的价值意义, 反映了社会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三者相互补充, 肯定了局部的、个体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 体现了比实现发展的目标意义更加深远的人文关怀。尽管从“实然”的角度而言, 在当代中国切实地保护每一个人的利益, 实现彻底的公平正义也许还任重道远, 但全面发展、公平发展理念的明确化标志着社会更加趋于人性化和文明的进步。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思想之魂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两种优秀精神。科学精神强调尊重事实, 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文精神则注重价值, 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互补的, 它们共同构成完整、完善的人类活动。只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 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 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作用世人有目共睹, 但因此就极端强调科学的功用, 以致走到一个思想认识的误区显然是失之偏颇的。要树立理性的科学观,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 为使科学技术在社会转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奠定基础, 客观看待科学以及科学指导下的技术发挥作用。就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而言,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整体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因此, 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先受益于科学技术, 最先感受并提出科技的双刃剑效应的, 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其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完成了优势积累的前提下, 与我国国情显然相去甚远。因此, 我们不能盲目跟风, 片面强调科技的负面效应, 对中国而言显然为时尚早, 与中国亟待运用科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趋势相悖, 这已成学界普遍共识, 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应该警惕的问题。

(二) 依靠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人文素养

教育是培养和塑造社会人的重要阵地, 在培养人树立正确的理想、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协调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 重视发挥人文价值, 必须从基础教育入手。新时期的教育不但要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 而且要加强对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教育, 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思想价值导向, 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品位, 培养一种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 这是关乎国家兴衰和民族未来的大事。同时, 要把客观求实、理性求真、批判创新等科学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教育过程之中。要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发展, 而将科学技术的作用极端化导致唯科学主义更不利于社会整体健康发展和人的健康全面自由发展, 将阻碍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此同时, 我们有责任为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有机的科技发展环境, 通过科学普及促进公众了解科学, 培养公众的科学意识, 树立正确的科学 (技术) 观。所以, 我们应该提倡科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的科学精神。科学的发展本质上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也充满了人文关怀, 在重视科学的同时万万不可忽视人文价值。

(三) 注重人文价值的追求和人文精神的构建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露出其负面效应, 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和生态危机, 有必要重提人文精神的复兴, 彰显人文主义价值。这需要通过全社会各行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 营造社会人文社会环境和人文精神生长机制。重视发挥政府在人文关怀中的作用, 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的人文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只有政府部门文明行政, “以人民为本”地行政, 才能切实有利于人文精神的构建。鉴于我国目前的发展实际, 政府要科学理顺与各利益团体的关系, 确立“公平交易”的价值取向, 克服滥用行政权力、实行行政垄断的弊端。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宣传环节方面要发挥人文价值作用, 通过自上而下地管理和调控, 将更有利于全社会弘扬人文精神。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不能“神化”科学, 否则将不可避免地误导公众。人类从愚昧走向科学, 是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 科学技术尤为重要, 但不能因为重要就将其摆错位置。在对待科学与人文关系上, 如果极端推崇科学, 而不顾人文一端, 以为只要是科学的就一定是好的、正确的, 就将落入唯科学主义的窠臼。特别是如果再加上政府对公众的误导, 导致人们不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不清, 而且盲从所谓的“科学”, 就会直接影响社会上的大众科学意识, 影响科学发展进程, 加剧重科学轻人文的态势, 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总之, 对比过去发展观的思想境界, 展望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 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也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引领未来发展的思想之魂。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国必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8.

[2]孙同福, 吴春俊.论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J].前沿, 2006, (11) .

[3]吴兆雪, 王梅.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J].学术界 (双月刊) , 2005, (1) .

[4]孙丽, 孙大为.论科学与人文的和谐[J].兰州学刊, 2008,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