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

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精选8篇）

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 篇1

在2010年年底, 世界创意城市照明专家——飞利浦推出了基于中国城市照明现状及未来设想的“城市·居民·灯光”白皮书, 给正在迅速变化中的中国城市提供了一个涵盖了产业界、城市规划界、建筑和照明创意界的全新平台, 并为中国城市照明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念突破。“城市·居民·灯光”白皮书的内容重点突出了创意性绿色宜居城市的理念, 也将更多人的关注吸引到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来。

城市照明的创意基点

良好的城市形象, 不仅能折射出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 同时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 成为扩大对外交往、吸引投资与游人的“金字招牌”, 可以把无形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

基于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度关注, 飞利浦照明以中国城市如何以灯光来发扬和阐述自己的性格为切入点, 提供了一个高端平台, 致力于用灯光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创意来源。2009-2010年在围绕这一核心组织的系列活动中, 面对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来自于中国各个城市的规划者、建设者和管理者纷纷提出了建设创意性绿色宜居城市的创见。

在白皮书中, 对灯光“造城”的工具性和方法性探讨成为重点, 以此来赋予不同城市的夜晚更为独特的气质和形象。比如对于着重打造为政治中心的城市, 照明为城市营造一种庄重、大方的气氛。对于以金融、贸易和商业环境著称的城市, 照明则用色彩斑斓的灯光, 五光十色的招牌、广告和橱窗照明渲染出一种热闹气氛和繁荣景象。对于历史文化名城, 灯光照明要烘托文化精品自身神韵。而对于以旅游业为主的休闲城市, 灯光则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展现城市特有的风貌, 丰富城市夜色。

飞利浦始终相信, 创意能带来不一样的城市未来, 并以此为目标指导城市照明解决方案的研发和应用。比如号称世界第一高自立式电视塔的广州塔, 依托飞利浦6000多套LED照明设备, 为广州的城市夜间形象构建了一个鲜明的立面。

白皮书昭示的产业平台

在某种程度而言, 中国城市照明的前景就是中国城市化扩张的写照。目前中国城市化比例为46%, 远低于发达国家85%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55%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已经设定城市化目标, 在2050年城市化比例达到65%, 这意味着有另外3亿中国人口将在未来40年入驻城市。

飞利浦照明白皮书的出现, 正是利用其在照明领域的领先地位, 通过其广泛的号召力, 独到的眼光和作为一家世界领导型企业的责任感, 数十年来以CPL为平台, 集思广益, 博采众长, 为照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永无止境的未来城市照明创意设想, 从而促进整个照明行业的发展, 为业界和同行带来持续的思想博弈的平台。

飞利浦照明大中华区总经理林良琦表示:“城市的未来需要通过合作而改变, 富有灵感的愿景可以推动每一个普通人都来采取行动, 发现生活中的积极元素,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这种愿景对于照明行业的启示在于, 让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平台, 共同将市场的蛋糕做大, 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充分获得市场扩大的收益。”

正如白皮书末页所说, 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项目, 一个无定论的结论”, 每一个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个开始都意味着新旧之间的新一轮的碰撞。在未来五年的中国城市照明规划中, 城市将拥有怎样的夜妆, 居民将开始怎样的生活, 白皮书的出现, 或许不是答案, 而只是代表着问题的提出。

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 篇2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城市文化的建设。在文章的前段是从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介绍城市的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主要关注点在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观点和想法。

在谈论现代化的城市时城市文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城市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的结晶。我们认识一个城市首先是从它的外观开始，但走到最后另我们最深刻的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可以说城市文化才是这个城市的精髓。广义的城市文化指的是城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理解城市文化则认为它是城市群体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城市是文化的产物，但文化是由城市社会成员创造出来的。“只有当自然存在的物经过加工、改造、创造，作为社会的对象、化为人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才称之为文化现象”。所以文化与人息息相关。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文化，因为每个城市的文化都是不同的。正是因为这多姿多彩的文化，才有了我们所看到的形态各异的城市形象。我们不妨从城市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了解城市的文化。

一、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就是城市的外表，是我们可以用眼睛等感官去感受到的文化。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我们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分不开的。其实这些物质也正是这个城市精神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多少可以从一个人的穿着打扮上看出这个人的某些精神特质。城市也一样。城市的物质文化就好比人的外衣，我们了解了这个城市的外貌，也就多少可以体会到这个城市的精神。城市的建筑风格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城市的历史遗迹可以反映出这个城市的传统风格；城市的环境建设则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我们看外国的建筑时会说这个建筑充满了异国风情，其实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文化不同。北京的四合院可以说是北京的代表，它不同于欧洲的哥特式建筑。这两者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形态的不同，但我们知道：这儿是北京，所以四合院的存在是合理的；同样，那儿是欧洲，哥特式风格曾经是主流。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城市文化的地域性造成的。

二、城市的精神文化

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它是狭义的城市文化。从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上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发展的潜力。我们看一个人时，肤浅的只是去观察他的外表。其实我们更需要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内涵。城市的精神文化就是这个城市的内涵。一个有内涵的城市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城市。

我们认为发达的城市是具有先进思想观念，开放的思维方式，高尚的道德风尚和融洽的人际氛围的城市。一个城市物质上可以暂时不发达，但这个城市的精神文化不能缺失。一般而言，具有积极、进取、开放、乐观、健康的文化观念的城市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所以，如果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精神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总的来说，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人们认识一个城市就得先认识这个城市的文化。它也是一个城市的特色，喜欢一个城市其实也就是喜欢这个城市的文化。同时它还是一个城市的精髓，融入这个城市就要融入它的城市文化。当你有机会去重新认识这个你熟悉或不熟悉的城市时，你会记住它的高楼和小巷，它当中的风土人情等这些让你映像深刻的，其实让人们映像深刻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

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城市文化建设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

要努力的发展文化建设。因为城市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社会需要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但城市的文化建设才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城市文化建设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断提升着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不断的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文化建设包括社会成员素质的培养，城市形象的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还有就是城市群众文化的建设。这当中社会成员素质的培养是最根本的。社会成员是一个城市的主体，城市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人的素质提高了这个城市的整体素质也必将提高。但事实是单纯的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其实是离不开后三者的协助的。也就是说城市文化建设的这几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城市文化的建设是与经济发展平行的，不可忽略的。它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城市建设使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的城市就是单纯的为了发展经济而粗糙的发展了城市的文化。这时发展城市文化就被当成了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这本身就是是错误的观念。比如好多城市出现了举办某某节的不好的风气，龙虾节杨树节等等。可以说这是树立城市形象的手段，是城市形象建设的一部分，它可以作为这些城市的名片。但这些城市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建设城市文化，而是为了招商引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任然会看到市民的文化缺失，精神缺失等现象。一边是风风火火的节日活动，一边却是精神缺乏的看客。这样的城市文化建设显然是不能真正提高城市文化的。

与之相通的还有城市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有重视文化产业的建设而忽视其他文化建设的倾向。文化产业的建设诚然很重要，它不仅对城市的文化建设有贡献还对这个城市的经济有一定的支持。它的发展不仅能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还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但单纯的只重视文化产业的建设也就像前文提到的一样，根本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不夸张的说只是顺便协助了一下文化的建设。有的城市文化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不能够形成产业化就被忽视了，这是错误的文化建设。所有的城市文化都是这个城市的缩影，区分开产业和非产业化，所有的城市文化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对待。

川菜馆是一种文化，麦当劳也是一种文化。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是城市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城市中不可缺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不能忽视对文物古迹等历史遗产的发掘和利用。现代化是城市发达的标志，而历史文化资源则是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地位。文化从来都是多元化的，单一的文化只能说是残缺的文化。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是以推到历史文化为基础的，而是和历史文化共同发展起来的。北京的科技大楼不可能是在四合院的地基上建造起来的，当你的MP3里播放着欧美歌曲时在大街上仍旧可以听到京剧的唱段。这其实正是多元文化下城市的缩影。在城市文化的发展中不必存在一味的“西化论”或者是一味的“传统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城市文化建设的基石，而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则是作为激发现代活力的异体文化。牢牢把握住根基，发展出现代化、多样化的城市文化才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前文提到过，城市中的社会成员才是城市的主体。所以城市文化的建设必然也少不了社会成员的努力。文化建设是由政府倡导并主要负责，但参与到其中的是每一个城市中的人。城市修建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后并不意味着就能提高城市的文化素养，古城南京拥有的历史文化并不就是因为它曾今是六朝故都。如果城市中举办了文化展览等文化活动，却发现参与到其中的人寥寥。那只能说这个城市的文化建设不够成功。政府在建设中是处在主导地位，政府推动文化建设，但社会成员的参与是关键。文化本身就是由社会成员创造的，这样的城市文化才是自然的城市文化。所以，城市应当广泛的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城市特色文化宣传来提高城市市民的综合文化素质。让每一个城市中的人对城市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文化建设中出一份力。同时也要注重城市文化建设人才的发现和培养，这样城市的文化建设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参考文献：

1、向德平.《城市社会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城市性格与照明的白皮书 篇3

城市照明的创意基点

良好的城市形象, 不仅能折射出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 同时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 成为扩大对外交往、吸引投资与游人的“金字招牌”, 可以把无形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

基于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度关注, 飞利浦照明以中国城市如何以灯光来发扬和阐述自己的性格为切入点, 提供了一个高端平台, 致力于用灯光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创意来源。2009-2010年在围绕这一核心组织的系列活动中, 面对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来自于中国各个城市的规划者、建设者和管理者纷纷了提出建设创意性绿色宜居城市的创见。

在白皮书中, 对灯光“造城”的工具性和方法性探讨成为重点, 以此来赋予不同城市的夜晚更为独特的气质和形象。比如对于着重打造为政治中心的城市, 照明为城市营造一种庄重、大方的气氛。对于以金融、贸易和商业环境著称的城市, 照明则用色彩斑斓的灯光, 五光十色的招牌、广告和厨窗照明渲染出一种热闹气氛和繁荣景象。对于历史文化名城, 灯光照明要烘托文化精品自身神韵。而对于以旅游业为主的休闲城市, 灯光则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展现城市特有的风貌, 丰富城市夜色。

飞利浦始终相信, 创意能带来不一样的城市未来, 并以此为目标指导城市照明解决方案的研发和应用。比如号称世界第一高自立式电视塔的广州塔, 依托飞利浦6000多套LED照明设备, 为广州的城市夜间形象构建了一个鲜明的立面。

白皮书昭示的产业平台

在某种程度而言, 中国城市照明的前景就是中国城市化扩张的写照。目前中国城市化比例为46%, 远低于发达国家85%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55%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已经设定城市化目标, 在2050年城市化比例达到65%, 这意味着有另外3亿中国人口将在未来40年入驻城市。

飞利浦照明白皮书的出现, 正是利用其在照明领域的领先地位, 通过其广泛的号召力, 独到的眼光和作为一家世界领导型企业的责任感, 数十年来以CPL为平台, 集思广益, 博采众长, 为照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永无止境的未来城市照明创意设想, 从而促进整个照明行业的发展, 为业界和同行带来持续的思想博弈的平台。

飞利浦照明大中华区总经理林良琦表示:“城市的未来需要通过合作而改变, 富有灵感的愿景可以推动每一个普通人都来采取行动, 发现生活中的积极元素,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这种愿景对于照明行业的启示在于, 让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平台, 共同将市场的蛋糕做大, 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充分获得市场扩大的收益。”

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 篇4

城市是人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的聚居地。在这一改造和创造的过程中, 正如著名的“文化景观学派”所认为的那样, 任何文化景观的塑造过程, 既离不开自然因素也必然体现人的思想和行为, 反应出人类自身知识以及思想的演进。可见, “城市”与“文化”之间具有如影随形的亲密关联, 既可以说城市是人类文化的产物, 同时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而人类文化则是城市得以发展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二者共同滋养和培育了“城市文化”。可以说, 在历史过程中成长起来并遗留至今的城市文化遗产, 既是城市过去文化的结晶, 又是城市当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本身亦可整体地视为一个综合的文化遗产体系。

二、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的见证, 是城市特色的独特体现

城市如人, 有其诞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而文化遗产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 既体现了不同时期特有的建设风貌, 又遗留下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足迹。这些历史的风貌和足迹往往是无所不在的, 甚至也可以说是“最为普普通通”的。但正是这“无所不在”亦“最为普普通通”的文化遗产, 却以其独特性、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性, 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发展见证, 甚至成为一个城市及城市所在地区的重要象征和代名词。

三、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文化被誉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大城市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提出, “世界上众多国家随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将被迫或主动地转向自己的历史和传统, 寻求自己的‘文化特色’ (或者叫‘文化认同’) , 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这实际上预示了未来的世界城市竞争将是以文化为主导的竞争, 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目前甚至已被提高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作为城市发展独特见证的文化遗产资源, 更是具有多方面的资源效应, 在城市形象宣传、历史文化教育、乡土情结的维系、文化身份的认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人居环境的构建等多方面具有综合的价值。

四、城市文化及其遗产是城市所在地域、民族以及国家文化的杰出代表

城市文化遗产不只是所在城市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 而且是城市所在地区、民族甚至国家文化的杰出代表。从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 城市的分布格局、发展规模以及发展程度甚至发展命运, 基本上都与城市所在地域以及辐射范围的区位、资源、交通、生态等诸多因素相关。那些延续时间长、发展好而且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城镇, 往往是一个地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虽然城址有所扩展或就近迁移, 城市规划建设有继承也有发展, 但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联系。经过历朝历代积淀而且幸存下来的文化遗存, 无疑就成为了城市所在地区、民族乃至国家历史文化的优秀代表。

五、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1、面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势, 城市的文化建设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的渊源, 重视区域文化的差异, 重视文化的多元保护, 并将这些理念切实地贯彻到城市的宏观发展战略以及具体的规划建设当中。

从当前很多城市的发展思路来看, 对文化建设以及遗产保护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 纷纷在制定各自的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各级遗产保护规划, 但是保护的过程以及成效并不乐观。其症结既在于保护规划及其方案本身前瞻性、可行性不够, 同时也在于规划的落实、监督、管理、评估等工作的匮乏, 一方面使得规划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同时人为调整和改变的随意性都很大, 甚至学术层面的深入评析和讨论也难以见到, 这就导致了规划难以提高, 亦难见成效。

2、文化发展和遗产保护的视野要开阔。

“城市文化”及“城市文化遗产”分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而且包含着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等多层面的意义和特征, 因此文化发展和遗产保护绝不只是单纯的建设行为和技术行为, 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文化继承与创新工程。以遗产保护为例, 在资源认识方面既要加强物质文化的保护, 又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要加强地上文化遗产的保护, 又要加强城市考古工作, 保护好地下遗产;既要重视可视性强的上层精英文化遗产, 又要重视那些“貌不惊人”但却代表广大民众生活甚至在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遗产。而在保护方法和管理层面, 则要加强遗产保护领域各个环节的保护力度和协调合作, 并扩大保护和利用的领域, 既要加强政策、制度、法律保障体系的建设, 又要加强保护科研和技术的提高;既要加强国家层面的保护力度, 又要引导广大公众的参与, 并积极参与国际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凡此等等, 都需要增加我们工作的广度、深度以及成效。

3、要加强文化建设及遗产保护研究。

文化建设以及遗产保护只凭一腔热情还是不够的, “好心办坏事”所引发的建设性或保护性破坏屡有耳闻。尤其在遗产保护领域, 一些短视、庸俗和过度的开发行为, 不但不能揭示遗产所具有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而且往往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在开展具体工作时, 务必要坚持保护的基本原则, 并加大人力、资金的投入, 探讨符合遗产保护的原则及方法, 一方面要善于学习国际文化建设以及遗产保护领域已有的而且比较成熟的先进理念和保护原则;另一方面, 也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探索符合国情及本土的建设和保护途径,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保护体系。

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 篇5

1.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来源于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是他在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它不像经济资本那样可以进行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发挥着与金钱和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从概念上来说该是文化资本的一个派生,我们可以通过对城市的认知过程来理解它。当人们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总会形成一种“第一感觉”,比如苏杭的儒雅、北京的磅礴、上海的洋气、哈尔滨的浪漫,这些形容词会随着人们走进这个城市而走入人们的脑海。产生这些感觉的来源有很多,但其中最直接也最能表明一个城市特色的就是城市的“建筑文化”。作为承载城市历史的物态表征,城市的建筑文化体现着多元的价值,如: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功能价值等等。由于诸多价值的并存,使得建筑文化具有作为资本经营的潜质。当我们把建筑作为文化资本来看待时,城市的建筑文化资本的特质就会凸现出来。在商品经济极为活跃的今天,城市的任一文化现象都被直接或间接的转化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城市的建筑文化当然也不会例外。因此,城市建筑的文化属性转换成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也就成为可能。

2.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与历史建筑保护

不论什么年代、何种风格的建筑,都是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并且各具价值。一般来说,年代久远的建筑拥有的价值是因为其自身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历史文化的积淀,其中也不乏在建筑风格、建筑类型等方面上具有独特性等原因。相对于钢筋混凝土构建的现代建筑,历史建筑总能令人回想起一个拥有精湛技艺与个性特征的时代。而这些特征在现代工业化的建造手段与建造系统中都已消失殆尽,所以人们对那些手工生产的、经历了历史沧桑的、由自然材料建造的建筑有一种本能的认同感,不仅希望能对其进行保护,还希望能修复与挖掘其更深层次的价值。除此之外,一些历史建筑由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缘故,还包含着深厚的人文价值内涵,因此历史建筑本身所具备的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就显得格外厚重。保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其实就是保护城市的建筑历史文化资本。

由于建筑年限、风格与功能的不同,历史建筑呈现出的价值不仅各具特色,而且影响力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历史建筑的价值越高,它作为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就越高,对于城市历史街区风貌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但一个城市历史街区场所的景观效应,应当是众多历史建筑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些个别历史建筑的“杰作”,即使它最具代表性。所以,仅仅简单地对单体建筑、构筑物和历史遗迹进行保护的策略是有局限性的。这种“盆景式”的保护,具有再高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单栋历史建筑其价值也很难发挥出来,只能导致建筑文脉消失殆尽,建筑文化资本的价值无法实现。因此,强调对于历史建筑街区的保护,强调更多地关注历史建筑群、关注城市历史街道的景观形态,是保护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价值最可取的对策,也是被实践证明最为有效地途径。

3. 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经营与城市历史街区复兴

城市的历史街区泛指重点保护地段,主要关注的是那些保留了历史完整性和内聚关联性的街区。城市的历史街区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建筑及历史建筑群体,因此它必然拥有更高的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价值。不仅如此,城市的历史街区还因其整体性与关联性而具有其他特征,如:建筑环境多样性、建筑功能多样性、建筑文化多样性和经济与商业价值等等。但由于疏于整治,历史街区大多破败不堪,使得其蕴含的城市文化资本价值往往无法全面展现,而被人们所忽视,甚至视而不见。在一些历史城市的发展建设进程中,常常会出现拆掉有价值的历史建筑、新建假古董的怪事。所以妥善处理好有价值的历史街区,使之得以复兴,已成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

应该看到,尽管历史街区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价值,但如果把城市的历史街区仅仅当成文物,不加以积极的保护性改造利用,任其继续衰落下去,使其作为文化资本的经营不能得以实现,那么它的文化资本价值作用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历史街区急需改造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般来说,城市的历史街区复兴是通过经济的发展为历史街区的保护、维护和改善提供财政支持得以完成的。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干预或者市场运作的方式,都可以在历史街区的文化资本经营中寻找到历史街区复兴的理想途径。由于历史街区的性质不同,经营的方式亦应有所差别。城市历史街区在其功能形态和物质环境上往往会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要使历史街区在建筑文化价值复兴和突显的同时,使其在功能上也能融入城市新的发展需求。历史街区的复兴就是在城市发展经济所导致的变革与城市历史文脉延续需求对物质环境所作出的限制之间寻求平衡。历史街区的复兴相对于城市历史文脉和城市结构机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在城市历史文化氛围当中的影响面十分广大。所以搞好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改造,深挖其内在的深厚文化价值,将其作为城市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之一,通过合理的经营,就可以在城市建筑文化的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

二、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最大化

为了使城市的建筑文化资本得以最大化,许多城市都在规划和设计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从而探索并验证出了一些各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其中作用比较突出的当属城市触媒理论与旧城织补理论,虽然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但在城市历史街区复兴方面的功效却十分卓著。

1. 城市触媒理论—由点及面

城市触媒(City Catalytic)概念的提出,源于美国学者韦恩·奥图和唐·洛干先生于1988年编著的《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媒》一书。所谓的城市触媒,可以是某一功能区、某一单独建筑或公共空间,也可以仅仅是一系列的实体。它在不失去其本身性质的同时,却能促使城市构造持续与渐进发展,粘合整个建筑群落各个功能空间并刺激与引导后续开发,在城市发展与改造过程中,具有连锁反应的潜力。

城市触媒的切入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小范围的街区与大范围的城市框架。对于街区来说,在全面修复的同时,可以对某些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触媒放大,这样不仅使街区主次分明,并且为后续发展留下充分空间。街区的触媒在性质上分为两部分—功能性与实体性。在视觉范畴,城市触媒的实体性很直接。人们在选择触媒点时,注重的大都是建造风格与建造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建筑或实体空间,最终放大的是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审美价值与历史价值。但如果只注重实体性,那我们保存下来的将仅是脆弱和近乎荒废的空间形式。站在历史街区复兴的角度,如果想让历史街区不仅是开敞的露天博物馆,还可以充满活力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功能性必不可少。这种功能触媒是伴随实体触媒展开的,寻觅有价值的触媒点,用新的功能替换老的功能等方式进行更新,或保留现有的功能但是使它的运作更为有效或更有利。在宏观上,这属于“功能重组”或“功能多样化”。从大范围的城市框架来说,历史街区只是其组成部分,城市触媒点的对应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对应城市范围内的触媒,更多的应是关注群体建筑与城市区域的价值,如区域综合功能、街区整体建筑风格等,应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些价值加以评估,找到有利和有潜质的触媒点加以活化,使其由点及面的促进城市发展。总之,城市历史建筑或者历史街区的文化资本价值越高,其作为城市更新触媒点的作用就越强,效果就越明显。

2. 旧城织补理论—碎片连接

旧城织补是城市设计领域的另一概念,是把旧城内各个点周边的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相关联的整体,采用统一的设计指导思想,贯彻“历史复现”的主题,通过调动城市设计手段减弱建设拆迁对旧城造成的影响,恢复旧城原有良好的城市风貌。

旧城织补可分为两个大方向,即实体织补与非实体织补。

根据凯文林奇的城市设计理念,街区从城市结构整体上说属于平面二维概念,当人们进入街区之后才会有三维的视觉体会。因此实体织补可分为两种方式,即二维平面织补与三维立体织补。二维平面织补是站在城市规划的角度上,对城市进行统筹的碎片整合。它可以通过区域织补、街道织补和肌理结构织补等来实现,力求在大视角下对城市因历史变迁而造成的新老记忆混淆、断裂等现象进行修复。三维立体织补针对的是城市街道景观进行视觉上的织补,大多是站在城市视角以街区或群体建筑为目标,可分为立面织补和街道景观要素织补等,目的是为了修复因年代久远且疏于管理造成的空间视觉不连续现象。

与实体织补相对的是非实体织补,它注重的是对城市实体空间的功能属性进行织补,可分为区域功能织补、文化记忆织补等。非实体织补不像实体织补那么直接,其可操作性也没有非实体织补那么强。因为原有的功能与文化等不一定适合现有环境的发展,所以对原有功能的置换与对其的后期连接是十分有挑战性的。

三、案例印证—哈尔滨历史街区的复兴

城市触媒理论与旧城织补理论在城市历史街区复兴方面的应用很广泛,成功案例也屡见不鲜。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历史街区复兴的案例进行分析,解读这两个理论在城市历史街区复兴中的利用,以及其是如何使城市建筑文化资本得以更好经营的。

1. 哈尔滨道里老城区商圈的发展

哈尔滨的道里老城区是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核心。从城市建设角度来讲,道里区是由索非亚教堂商圈与中央大街商圈两大触媒点刺激成长,并由经纬街、西十二道街、通江街等纵横交错的街道织补完善的。但从历史街区的角度看,这两大商圈各自也拥有自己的触媒点与织补方式,活化自身的内部街区。

索菲亚教堂是哈尔滨最早期的标志性建筑,随着教堂艺术价值的展现,它的建筑文化资本也随之得到了充分的经营。索非亚教堂商圈就是以索非亚教堂为触媒点发展起来的。在空间形式上,在索非亚教堂沿轴线处开辟出了广场,并且有意识地对广场周边的建筑进行立面织补,使得这里形成以索非亚教堂为核心的欧式建筑群。在功能上,因为教堂的宗教功能已经淡化,在这样的一个市中心、商业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索非亚教堂被置换了一个新的功能,即对哈尔滨历史的展示功能,形成了一个与实体触媒点相结合的功能触媒点。索非亚历史博物馆与其地下的哈尔滨城市建设馆一起成为了哈尔滨城市文化展示中心地。这一定位与周围商业环境相结合,奠定了索非亚教堂商圈在道里区的经济文化地位(图1,图2)。

中央大街是早期国际商业都市哈尔滨的缩影,是欧式建筑的集中展现地。中央大街从历史街区自身来说,更多体现的是旧城织补的结果。因为它是呈街道型、带状的历史保护区,多年来对其的修复改造一直致力于对其立面及建筑空间的织补,从而使历史街区的空间实体记忆尽可能的完整。中央大街从19世纪开始就被赋予商住一体的功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居住功能已经慢慢退化,商业中心的价值被确立起来。随着多年的发展,中央大街保留了许多原有的老字号,也置换了许多新的商业功能。从功能织补的角度来说,它致力于在保持原功能的同时对新功能加以织补,力求形成一个商业功能集中有序的历史街区。从现状看来,不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功能上,对中央大街辅街的织补力度是不够的,这使得主街的承载力没有更好地向辅街处发散,其文化资本的价值及其影响力大打了折扣。

索非亚和中央大街两个历史街区都是以其独特的城市建筑文化资本作为两个触媒点触动着周围的商圈发展。这种由点及面的形式辐射度是有限的,需要将其织补连接起来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而“西十二道街”就是这些纽带之一。西十二道街是一条历史老街,两侧商铺林立,经过多年的演化,其外立面已经进行了修补,功能也进行了全新的定位。它就像一条记忆线一样织补着两个商圈,不仅是建筑形式的延续面,也好似功能上的延伸体。它的连接像人体的一条经络,使得两个穴位间的血气顺畅,激发了两个触媒点的潜能,让道里商圈不仅更“火”而且更“活”。同时,道里尚志大街历史建筑的修复,对于将中央大街商圈和索非亚教堂商圈织补成一个整体以及道里历史街区的整体复兴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图3)。

当然,现在的道里商圈并非发展的全部,它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活力。在道里的通江街上,近年恢复了一些老的建筑,如犹太老会堂(图4)、犹太新会堂(图5)和犹太学校(图6)等等。但是因为与中央大街相垂直的辅街并没有将中央大街所承载的影响力向外延伸,所以通江街上的老建筑群并没有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中央大街的辅街也可以发展起来,犹太会堂等建筑所在的通江街区将被激活,历史建筑文化能继续延伸,街区的历史风貌将全面的展现,建筑文化资本会得到更大化的利用,这时的道里区才真正的“活”了。

2. 道外传统商市风貌区的复兴

道外区一直是哈尔滨历史建筑保存最为集中的历史城区之一,但因为使用过度、疏于整治,承载力和活力已经严重下降,所以对道外区城市历史风貌区的改造建设可谓是意义非凡的。历史风貌区在道外区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的振兴繁荣将直接带动整个道外区的历史建筑文化复兴和随之而来的商业上的复兴。

道外传统商市风貌区的复兴主要是指靖宇大街和南北二、三、四道街。从整个城区的角度来讲,它们像触媒点一样带动整个历史城区发展,可谓是一荣俱荣,因此对其的复兴显得格外重要。从街区自身角度来说,由于道外区是以整体片区的形式存在,保持相对完好,因此其复兴更多体现的亦是城市织补的运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手段是立面织补。立面织补不仅将街区的外立面修补连接,并且对街区内院的建筑立面也进行了修复改造,总体上体现依旧修旧的原则,使街区在不丧失原有活力的同时恢复原有风貌。街区在修复立面的同时也进行了功能织补,在设计过程中计划在保留如仁和永、范记永、三八旅社等老字号的同时将餐饮、娱乐、休闲和商住等新的功能织补进去,使这一地区形成“传统百货区”“专特商业区”和“中小规模零售商业区”等六个风格各异的特色街区。当这个风貌区建设完成以后,整个道外区将会被这股力量推动得更加繁荣(图7~图10)。

四、小结

城市是复杂的、精致的、美妙的、深刻的,它包含万千元素,并将人纳入其中,让人可以自由穿梭。它是建筑、景观、街道等事物的载体,并通过它们反映着其背后深远的文化内涵与经济人文特色。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人塑造建筑,建筑塑造人”。人们建造的城市也缔造了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城市建筑文化资本像城市的名片一样,在受众心中树立自己独特的品牌感。而历史街区是承载城市建筑文化资本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经营是当代城市复兴和城市建设的关键所在。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 篇6

1 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间的冲突

600年来, 南京先后是明代的首都、留都, 清代的两江总督驻地, 民国的首都。昔日的南京, 既和北京一道, 是拥有雄伟的城墙与城门、金碧辉煌的宫殿与庙宇的伟大都城;又和苏州、杭州一样, 用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勾勒出精致典雅的江南风韵。虽然早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1992年, 在文物、规划、城建等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南京市制定了极具前瞻性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划定了多处历史文化保护区。但城建、房产部门和基层区政府的所作所为, 却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但截至2003年, 南京明城墙内老城约为40 km2, 未改造的仅剩5 km2。1992年以来, 南京老城各处都在以“旧城改造”为名进行着房地产开发项目, 大量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被接连拆除。截至2004年, 已有近百处各级文保单位遭到破坏。

在真文物被频频破坏的同时假古董却层出不穷。2001年, 金陵报恩寺塔重建项目推出。堪称中国瓮城之最的中华门, 这座经历过太平天国、抗日战争血雨腥风的明代聚宝门, 600年来, 一直护卫着城内秦淮河两岸的民居。而今天, 在中华门外, 即将崛起的是投资数亿、重建毁于太平天国的明报恩寺琉璃塔, 而中华门内, 饱经沧桑的真实的历史街区却纷纷化为废墟。南京下关狮子山, 阅江楼建成。这座所谓“江南名楼”的仿明建筑, 虽然有宋濂的《阅江楼记》, 但自古以来却是“有记无楼”, 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假古董。而不久之前, 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清两江总督署之前的, 为纪念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的陶林二公祠 (市级文保单位) , 却因市政项目而被“易地重建”, 恢复重建遥遥无期。我们不禁要问南京有关部门, 一方面在积极申报明孝陵、云锦和城墙为世界文化遗产, 甚至宣称要将南京“打造”为世界遗产城市, 可是, 另一方面为什么听凭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 特别是作为南京城墙所依托的历史环境和云锦所依托的传统社会的明清老城区, 惨遭市场化开发而造成的所谓“建设性破坏”或“破坏性建设”。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造成了南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挽回的损失。

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每个国家的重要职责,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于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强调“历史区域及其环境应当视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普遍的遗产”。拥有这些历史区域的各国政府和公民有义务保护这些遗产并将其整合到当代的社会生活中去。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于华盛顿特区通过了《保护历史性城镇和城区宪章》 (简称《华盛顿宪章》) , 旨在推动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保护、保存和修复历史性城镇和地区, 以及使其得以发展并适应当代生活。

2 西方城市遗产保护的举措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对历史城市从破坏到保护的曲折历程, 但最终各国政府、知识分子与人民普遍意识到了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特殊价值, 纷纷采取各项措施保护历史城市。美国1966年的《国家历史保护法》, 英国1967年的《城市宜人环境法》, 日本1975年的《文化财保护法》, 都通过立法来保护历史城市。特别是法国著名的1962年《马尔罗法》, 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 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 维修、改建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 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 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这条思路, 对中国的胡同四合院具有极强的适用性。

的确, 旧城历史建筑普遍面临了人口过多、亟需修缮的困境, 相当部分的居民因不满居住现状而表示愿意外迁。但是, 这并不成为一些人主张拆除传统街区, 改建房地产项目的理由。修缮历史街区与房地产开发,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旧城改造”, 是在旧城区修复历史建筑, 恢复社区活力, 保持传统社会, 使旧城区重获生机, 而绝非是用房地产项目取而代之。旧城区的保护问题, 本质上也是一个公共利益与部门/地方利益, 乃至私人利益的博弈。保护、复兴传统街区的结果, 将会复兴城市的人文传统, 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 改善南京乃至江苏的旅游业、服务业, 乃至招商投资的外部环境, 其收益对象是全体公众, 其回报也将更为丰厚、全面、多元。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在于保护历史街区, 总体思路是保护古城, 另建新城, 力求保持城市的历史风貌。这也是《梁陈方案》的精髓所在:将旧的行政、经济中心和过多的人口从老城转移到新城, 既可以解决旧城的交通、居住、办公问题, 又可以体现古城历史、文化、旅游的价值, 新城老城并行不悖, 从根本上解决老城面临的种种压力。

其实世界上已经有许多这样成功的城市发展案例。如法国巴黎的城区保护和新城区的协调发展就是其中的翘楚。1960年的PADOG文件第一个提及法国巴黎的城市规划, 其中中心多极化是分散巴黎人口和工业活动的手段。“中心地区人口过于稠密, 离城市边缘地区太远, 需要建立新的中心地区”。1965年SDRAUP提出了城市和地区规划的框架, 新城和以往的中心地区将并行发展, 而不是相互竞争。“新城市中心形成后, 将成为城市扩展区域的新城, 它们将在目前的城郊地区得到强化和改造, 并不断多元化”。新城将成为真正的城市中心。

人们对这些新城进行了细节的构思 (马恩拉瓦勒 (Marne-laVallee) 有12个区4个区域, 色那特 (Senart) 有10个区) , 它们都坐落于城郊。法国的新城, 有等级之分的中心多极化。新城距省会城市不到30 km, 而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新城距省会40多千米 (比如巴斯尔敦 (Baslldon) 距省会48 km) 。新城是就业、管辖、商业和文化服务等活动的场所, 但在巴黎地区只起次要作用, 人口聚集量也有限 (是社区的分支) , 但新城与市中心有一定的距离, 这使巴黎地区和就业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心多极化与城市扩展从经济地使用空间的角度来看, 中心多极化是解决城市扩展的途径。“就这点而言, 要组建大巴黎, 不能把巴黎延伸”。60年代以前, 规划者力图牵制城市化的发展, 例如1939年的巴黎PARP规划项目。在1994年SDRIF框架下, 人们就有了控制城市延伸的愿望, 方式是牵制, 不是组建 (敌人是城市蔓延) 。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在法国的不同部门之间平衡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在法国和其附近区域之间平衡它们的发展。有3个主要的规划原则, 其中一个是中心多极化 (提高农村环境质量, 美化自然空间。多个中心的城市组织, 交通组织) , 另一个是确认它们的城市建设作用。大克洛恩 (Grande Couronne) 的3个地区 (蒙特斯Mantes, 米克斯Meaux, 米沦Melun) 和它行之前的城镇———城市经济发展区是相邻地区的过渡区。

3结语

其实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 也可以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一个保护良好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可以带给城市发展良好的契机和经济收入, 而具有规划协调的城市发展同样也可以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优秀的保护手段。

参考文献

城市、建筑与文化认同 篇7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文化的发生器,它反映了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生活经历。“文化认同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上和心理上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共同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积淀成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拥有同一种文化或文化记忆的群体更容易形成文化认同感。当前城市文化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是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疏离和拒斥而引起的。

城市记忆的延续实际上就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承,城市记忆的恢复使得城市重新焕发出了精气神和个性魅力,城市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复活。当然,城市记忆绝不只是一个保存和延续的问题,还是一个自我重构和自我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还要让城市的记忆成为城市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或许后者的意义更重大。

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记录者,建筑体现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巨大能动性,也是几千年来生存经验与人类文明的高度体现。建筑作为文化符号,自然也体现着人存在的文化意义。不仅如此,建筑作为人“诗意栖居”的空间,其中还有着人之为人的一种文化归宿内涵,其深层的价值蕴涵,亦是在于文化层面。由于现代建筑过于注重现代科技的主导作用,以一种与人们所具有的文化模态相背离,因此,人们的认同感是极为弱的。现代建筑将我们置入另外一种文化场所,居住于此的人在新建的场所,难以找到已有的文化情景,这就必然造成文化生命上的失落感。

从整个城市的发展角度来说,每个建筑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创造城市公共空间的一分子,它可以具有自己的特性,但前提应该是符合环境要求与功能定位。如果每一个建筑都要成为“标志性”建筑,那么,城市就丧失了特征。过分强调形态的建筑,像一个饿极了的孩子,大声地哭以引起大人的重视。这个孩子想引起社会的关注,希望一鸣惊人地展示地方形象。这些设计可能和地方经济相关,可能和政治需求相关,唯独不一定和公众的真正需求相关,摩天大楼成为了权力和资本的纪念碑。

建筑设计可以从以下途径接近文化认同的问题:开放的设计过程、公共空间和建构的记忆。建筑设计过程应该是开放的,从设计任务的确定、建筑方案的选择成为一系列更广泛的公众互动。设计公共空间是建筑与社会认同的另一重要途径。公共空间正是需要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与地方相联系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记忆。

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 篇8

1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能大幅度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缩短公众出行时间,提高机动车车速,对城市交通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同时减少事故率,保障交通安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与公共汽车等其他公共交通相比,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具有安全、舒适、准时的特点,其正点率可达95%。由于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是全封闭的交通系统,具有专用的运行线路,不受其他车辆、行人、道路等因素的干扰,其本身事故发生率比地面交通事故要少得多,安全运行率高达98%。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有利于促进就业、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根据已建成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情况来看,平均每千米可提供就业岗位约150个。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实施,将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大量商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到达的城市边缘新建的居住区、工业区或商贸区,还将带动配套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会扩大投资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除此之外,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人均占用道路面积少,能根据不同路段的地面交通和土地供应状况,从地面、高架、地下三种通行方式中选择合适的一种,尽量少与其他建筑物和运输方式争夺用地,避免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采用电力为能源,能大大减少机动车对城区大气的污染。

2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城市历史文化是城市历经百年甚至数百年历史辗转、积淀而形成的,往往集中突现了古代和近代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封建和半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轨迹,是城市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历史特征的体现,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尤其是一些近现代建筑,由于历史的原因,呈现出独特的异国文化和国际文化的交融和积汇(如武汉、青岛、上海等历史文化名城)。在这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背景下,丰厚的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和具有历史见证意义的城市历史文化建筑显得尤为值得关注和保护。197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强调“历史区域及其环境应当视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普遍的遗产”[1],号召采取必要步骤保护、保存和修复历史性城镇和地区。由此可见,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意义之深重。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在于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建筑。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应以整体规划和设计、明确分区和布局为主,根据不同文态环境的性质(如历史的或现代的等),规定不同风貌分区的范围。任何风貌分区单元之内,确定统一的文化景观和建筑基调,作为该分区环境风貌的主导。

3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影响

3.1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作用

城市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建筑集中区往往为老城区,道路相对狭窄、曲折,对于居民出行的制约性大。由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所承载的地面交通容量主要由保护建筑分布、街道格局和周边环境条件等先天因素决定[2],强制性道路设施扩容将对保护建筑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可以帮助避免这类问题,一方面能解决居民出行量大、出行不便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合理选择地下线或高架线运输方式有效减缓道路扩容对保护建筑的危害。

3.2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不利影响

1)对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影响。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其设计风格与以历史文化为底蕴的城市风格不相一致。一般来说,对于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地下线,影响景观的工程因素主要为车站、风亭,其景观因子有外形、结构以及整个建筑带的协调性。对于地上线,影响景观的工程因素主要为高架轨道、桥梁和车站。高架轨道的主要景观因子为高架轨道的高度、所在道路红线宽度以及与将来规划建设的建筑物的距离;桥梁主要为轨道沿线设计的互通立交、分离立交和各类桥涵,其景观因子为桥梁的高度、结构、距离建筑带的距离;其他影响景观的工程因素包括隧道出口、车场等。这些建筑如果在设计中与周围建筑风格差异较大,将可能成为破坏整个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建筑。

2)对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影响。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铁振动引起的对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破坏。地铁车轮振动经钢轨、扣件、轨枕、道床、梁柱、桥基等轨道结构传递到隧道结构,由隧道结构传入周围地层,经地层介质传递,引起地面振动并以弹性波的形式沿地表传播,产生地面振动,进而引起沿线临近地面建筑物的振动。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特别是古建筑)以Ⅲ类建筑居多,抗震性能差,对振动影响较为敏感,振动水平要求较高。地铁振动长期影响将可能超出古建筑材料“疲劳极限”,进而使古建筑出现裂缝等损坏,降低古建筑的寿命,这种影响对于古建筑将是不可逆转的。根据地铁运行振动预测结果,以地铁运行在土层地基中时源强值为87.0 dB为基准,当地铁运行速度达到60 km/h时,在采用普通道床的情况下,隧道侧向距离60 m或垂直距离30 m范围内的Ⅲ类建筑均可能存在振动超标,不利于地面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长久保护。

4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对策与措施

4.1 线路规避

在设计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路走向时,优先考虑避让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建筑、文物古迹保护单位等,从根本上避免对城市文化风貌和建筑的影响。对于难以规避的路段,也应通过线路的局部调整,尽量使线路沿交通干线敷设,避免轨道交通下穿文物古迹和保护建筑。

4.2 景观融合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地面工程景观设计和融合,风亭及车站出入口等建筑形式、体量、高度和色彩的设计要与周边环境保持协调一致,从而整体上与城市文化风格相辅相成。对于高架轨道,其景观设计应以满足交通功能为前提,突出轨道的外形结构、线条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同时兼顾轨道沿线两侧的绿化、美化和环境保护的功能。

4.3 合理施工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路涉及历史文化街区和优秀历史文化建筑时,隧道爆破施工的振动影响可能成为制约线路走向的重要因素,可通过采用振动影响相对较小的施工技术加以缓解。目前各国轨道交通的隧道施工一般优先考虑TBM法,只有在TBM法不适宜时才考虑采用钻爆法。

4.4 加强防护措施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对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振动影响除了通过调整隧道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建筑的侧向距离和隧道纵向埋深加以减缓,还可通过工程设计达到减振效果。结构振动控制措施是目前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振动控制的主流方向,经过多年实践,其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国内一般主要从轨道构造、扣件形式等方面考虑减振,通过采用不同的减振措施,可实现6 dB～30 dB的减振效果,使轨道交通振动程度满足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要求。

5 结语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城市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历史积淀,通过合理规划和设计、科学分区和布局,可使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谐共存、互相推动,实现城市新旧风貌的有机融合,实现发展与保护协调一致。

参考文献

[1]李剑,唐亚红.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J].山西建筑,2009,35(18):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