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城市文化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精选8篇）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 篇1

1 项目背景

运城,古称“河东”,地处黄河中游,山西省西南端。物华天宝,钟灵毓秀,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文荟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经国家历次文物普查与考古发掘一再证实,河东是中华民族的直根,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是黄河文化的一大源头,是古代艺术的一座宝库。2007年,运城市政府决定建设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充分展现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黄土高原的淳朴风情。建成后的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和人文风貌的载体,同时也是全世界华夏儿女的情感纽带。

运城市黄河文化博物馆选址定于运城市新区中心区的中部,占地41.02亩,西邻禹西路,北为魏南大街。场地东西宽197 m～208 m,南北进深125 m,地势平坦。拟建馆舍2.5万m2。

2 设计理念

2.1 体现根祖文化与传统哲学思想

在远古的蛮荒时代,大自然在这里投下了一粒文明的种子,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这粒种子孕育壮大。成为华夏的根祖,文明的摇篮,而我们的设计构思便是想通过“摇篮、根祖”这一载体形式记述人类感悟天工开物的奇妙与文明从低微粗陋走向成熟辉煌的这一过程。阴阳相生、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代表着自然界阴阳相生,万物流转,生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在本次设计中我们力求体现这一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建筑,除需满足其自身的功能性、科学性等需求外,在其精神内涵上也有着较高的需求。经设计完成的黄河文化博物馆应该是一个能体现根祖文化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建筑物。

2.2 体现浓郁独特的地方特色

任何一个文化类建筑都脱离不了其所属的地域环境及人文背景。该博物馆的设计应体现运城市所属的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的地理背景。它应该在色彩、选材、形象上有强烈的独特性与唯一性,与地域环境紧密相结合而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通用”类建筑。

2.3 体现建筑环境的和谐美

我们的方案设计必须与城市规划相协调、与新中心区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与周围环境相和谐。它的设计过程应该是一个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动态过程。建筑本身就是整体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外部环境向内部的延伸。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尊重,强调建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与共生。

2.4 体现博物馆本身的功能性与科学性

1974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护、研究、传播和展览。在黄河博物馆的设计中,紧紧围绕这一定义的内容展开,除了强调自身功能的布置,还要考虑流线组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它是以文物陈列为主体,以观众参观流线为核心的文化建筑。

3 建筑设计

在对博物馆的设计中,我们遵循的一条准则是:在环境中“发现”设计。在对总平面布置的设计过程中,加入文字之外的元素,把设计理念转换为具体的设计手法与形式。对于这个建筑,我们希望它的外形特征源于其基地特征,反映以文物展陈,文物研究,修复为核心的科学特征;具有高度象征性、区域性的文化特征;适合社会多数人群的心理和习惯,能够雅俗共赏,立足现实而适度提高;既有视觉形象,又体现场所精神;创造大众化、人性化空间,强调可接近性和参与性;激活、调动和利用基地内外人流;适度体现建筑结构技术和材料的选择运用;强调建筑功能的完善和合理性,使其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拟建运城市黄河文化博物馆馆址选定于运城市新区中心内,整个文化园区以景观绿化广场为核心,以东西、南北向两条道路将园区划分为四块用地。博物馆场地位于园区西北角,占地41.02亩,西邻禹西路,北为魏南大街。综合各项环境因素,我们仔细地对轴线关系、建筑空间归类划分、交通流线以及建筑物体量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基地的特点。从宏观看,这个基地有着广博的人文历史背景与地域特色,应该说得天独厚;然而具体到实地环境又受到城市规划及新区规划的控制和影响。发现这一特征,便找到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我们必须以环境制约为依据,贯穿建筑实体与空间相互穿插的基本思路。主体建筑平面的确定简单明了,由取意“摇篮”“直根”的椭圆形为设计的最初形状,结合建筑空间特征,沿中心广场斜45°轴线划分为两个体块,一部分为大空间展厅部分,另一部分为技术、行政用房的普通空间。它们之间为高大的玻璃中庭和下沉式的内庭院,作为二者的结合体和过渡空间。

交通流线组织强调人流步行系统,在场地的东侧和北侧分别设置了停车场。场地四周为大面积绿化,绿化之后为环形步行通道,再靠近建筑为水面和草坪。沿45°轴线在建筑物西南两侧分别设置了观众参观的出入口,北侧主要为城市人流通过弧形的拱形木桥进入建筑;南侧主要为新区人流设置,观众通过大台阶进入建筑内部。在建筑西南部设置了文物入口;东南和东北部分分别为技术、行政入口;在底层架空部分为临展的独立入口;各个流线清晰明确,互不干扰。

在建筑形式上,采用了叙述性设计的手法。从对地形的总体把握入手,进行形式分析和操作,以基本形体元素为基础形成一种既复杂又十分明晰的构成形式,使建筑能更加丰富地表现出外表造型以外的内涵与意义。在设计中我们采用了椭圆形平面,使各方向立面平滑过渡浑然一体,加之建筑功能对空间的变化需求,我们将大、小空间两部分沿轴线相互错动,使二者互相包裹动态咬合,从而增强了构图的生动性。根据参观人流量逐层递减的特点,建筑形体沿垂直高度逐渐内收,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建筑造型,使人们观看时产生“直根”“摇篮”这一形式的联想。整个建筑形象外实内虚,封闭的建筑外部墙体与通透的内部核心和庭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外部形象的简洁,反衬出内部空间的丰富多彩。

建筑色彩的选择与地域环境相结合,展厅外墙先用黄色花岗石,沉稳、厚重;技术、行政用房采用仿木金属格栅,一方面在功能上格栅的采用起到遮阳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消除小空间的立面尺度划分,在色彩上与主体墙面相协调,在立面风格上形成适当对比。

运城市黄河文化博物馆设计见图1,图2。

4 结语

一个好的设计应是形象与立意的完美结合,在此项设计中,我们力求体现这一点。整个建筑形象简洁、单纯。呈椭圆形,下大上小逐渐内收。宛如植根于这片黄土之上的树根,仿佛默默讲述着历史的苍桑;而椭圆的形状及仿木格栅的运用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摇篮这一形式,暗示着这块土地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平面功能大与小的划分,建筑形象内外虚实的对比,外装材料的运用,光洁沉稳的黄色岗花石,与温润极富肌理的木格栅产生刚与柔的强烈对比,而二者在色彩、平面形式上又高度统一。暗示着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摘要：通过对运城市黄河文化博物馆项目背景的分析,阐述了该博物馆的设计理念,详细地介绍了该博物馆的设计,指出该博物馆设计注重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强调了博物馆的功能性与科学性,采用了“发现”设计并融入了叙述性设计的手法。

关键词：博物馆,设计理念,设计手法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 篇2

汪 萍

博物馆是启发民智的场所，是一座城市或地区的名片，是文化遗产的收藏地，也是熔铸、提炼新文化的殿堂。文化遗产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部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逐渐具备了研究、教育、收藏的功能，并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保护制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来说，我国博物馆大多还处在摸索过程中。虽然在收藏物质文化的同时，博物馆也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收藏、保护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的不仅是收藏保管，不仅需要进行普查或建立代表作名录，最重要的是进行传承。这就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化了。那么，博物馆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在现有的收藏基础上保护、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在此本人想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历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它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承继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历史沿承，往往有不少丰富多彩的民俗、故事和传说。二是多样性。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地域、民族间的差异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三是独特性。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冲击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利用，是博物馆进一步实现其核心价值，进一步深化社会服务的体现，符合博物馆发展的规律，是博物馆的新时代主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时代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固定的有形载体，处于不断消失中，依靠人们的发现和收藏而存世。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场所，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博物馆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开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贴近大众的实际生活，更适合群众的欣赏要求。因此，博物馆若能借助动漫等有形、有趣、大众喜闻乐见、能互动参与的形式，来充分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或技艺，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使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生动起来，使原本高高在上的内容亲近熟悉起来，定能突破博物馆陈列原有的图片、实物加说明的简单、呆板模式，定会给博物馆带来勃勃生机与活力。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作为解读、认知文化遗产催化剂，连接公众和文化遗产桥梁的博物馆，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地区特色和优势，利用陈列来传递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展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不仅要让观众看到“物”，更要透过“物”看到历史和文化，看到以“物”为载体的“非物”；使青年在陈列中寻找到历史，老人寻找到记忆；使观众在参观中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心灵得到深深感染，从而激发爱土、爱乡、爱国的情怀。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衢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不仅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调高亢的西安高腔、源远流长的烂柯山传说、工艺独特的邵永丰麻饼制作技艺和特色鲜明的梧桐祖殿立春祭祀均为其中的代表。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作为以举办地方特色展览为己任，先后举办过100多场各种陈列的衢州市博物馆，已经把保护、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纳入到日常工作中。馆里在做好陈列布置的同时，还注意结合本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博物馆大厅的正面墙壁上，就专门树立起一处高18米、宽13米的巨大铜雕作品。作品以一幅巨大的围棋棋盘为基础，左上角描绘了围棋仙地烂柯山的风光，象征着源远流长的“棋子文化”；右下角刻画着孔氏南宗家庙主殿大成殿，代表着衢州的“孔子文化”。棋盘上，《论语》文字之间镶嵌十二颗围棋棋子，寓含着棋子文化和孔子文化水乳相融之意，而黑白棋子又分别代表着自然、人文景观的相辅相成。整幅作品以“两子文化”为核心，集中反映了衢州市历史文化的鲜明特点。2006年，博物馆又推出了《围棋仙地——衢州棋子文化主题陈列》，以图片展览的形式，通过史料、照片、实物及场景复制、多媒体触摸屏等手段，述说了烂柯山王质遇仙的传说，叙述了历史悠久的围棋发展史，全面介绍了衢州与围棋有关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相关文献记载，系统整理了衢州棋子文化的内涵，宣扬了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围棋文化。

此外，兼管着全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衢州市博物馆依据所辖各文物保护单位的特点，对药王殿、弥陀寺等内部进行了陈列布展，安排了相应的活动。如省级文保单位周宣灵王庙是为纪念南宋大孝子周雄而建的，博物馆不仅恢复了周雄塑像，用东阳木雕来展示周雄事迹和历代二十四孝，还临摹了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象形大“孝”字来突出“孝”的氛围；并根据衢州的习俗，顺应大众意愿，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四月初四隆重纪念周雄，以传承、保护民间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高腔形成于衢州，于是市博物馆借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妃宫的古戏台，将物质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联手衢州婺剧团，每逢节假日就在此上演西安高腔，使大众欣赏到这一古剧种。

强化服务是博物馆永恒的主题。光有良好的硬件设施而缺少优质的服务，对博物馆来说依然无法有效提升自身的实力和水平。这一点无论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一样适用。要抓好服务，首先就应该重视讲解工作。讲解工作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博物馆社会宣传教育职能的开展，直接影响到博物馆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还会进而影响到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因此，博物馆需要配备较高素质的讲解人员，作为文物展品、陈列环境和观众之间的桥梁纽带，通过运用语言艺术、讲解技能和真挚的感情，来帮助观众最大限度地吸取相关知识和信息。针对不同观众，博物馆可采取不同的政策：譬如对于学生，无论预约与否，均一律随到随讲，免费讲解；对于普通观众则可在每天上午、下午定时开设免费讲解专场；而对于残疾人、弱势群体，博物馆可主动邀请，通过讲解员的语言或手语，使其感受、理解陈列中蕴含的文化知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考虑举办夏令营活动，为这些孩子创造更好接受历史熏陶，感悟、体验灿烂文明的机会，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扩大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除了“守株待兔”之外，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让更多人了解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还应主动出击，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如可以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图片展，主动赴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等地进行巡展，使展览走出博物馆、走向社会，让包括平时少有机会走进博物馆的人在内的大众，感受一次文化之旅，真切体验到本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次亲密接触，拉近博物馆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在“走出去”过程中，博物馆应该注意因势利导：比如对于小学生，可采取话剧、宣讲、联谊等方式，寓教于乐，达到较好的教育目的；对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专院校学生，可举办较深层次的专题讲座；对于青少年团体，则可推出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激发其参观热情，培养其对博物馆的感情，更好地发挥博物馆教育基地的作用，使其了解博物馆，了解身边的非物质遗产。

此外，志愿者是博物馆力量的重要补充。建立、发展志愿者和博物馆之友队伍，使其参与到展厅管理、讲解服务、宣传普及等工作中来，能使他们将把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己在博物馆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介绍给身边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博物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影响力。

总之，博物馆保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若不能好好利用，对博物馆来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因此，博物馆要立足、依托自身优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不遗余力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博物馆工作者应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博物馆得到专业的保护、传承和延续，为大众所共享。

（作者单位：衢州市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同物质文化虽然在认识层面可以区分，但在操作层面即实际发生过程中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譬如在“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列的十大项目中，民间文学要有传本或辅助记忆的器物，如音乐要有乐器，舞蹈要有道具，戏剧要有戏台服装，曲艺、杂技与竞技要有表演器具，美术要有制作用具，手工技艺要有作坊及工具，传统医药要有器械及药具，民俗无论岁时节令或仪式，都会有见证活动或程序的特殊用具。通过如此不厌其烦的列举，无非是想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民族文物难分难解的共生性。或者说，任何

以非物质形态出现的文化遗产，在对其进行完整展示时，都难免在某一环节要借助实物来完成链接。

确定前提之后，民族文物的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地位应该已经十分清晰：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拓宽了民族文物的价值空间，客观上还因两者的共生性而存在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价值越高，与之伴生的民族文物的价值亦越重要；另一方面，民族文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见证及诠释价值，其价值大小的认定取决于这种见证及诠释功能的重要程度。

上溯2000年，贵州是氐羌、百濮、百越、苗瑶、华夏五大族系的融合地；隋唐以降，贵州是历朝政府相继实行羁縻政策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民族区域；迄今，贵州是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共居之地。古往今来，贵州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及多民族聚居状态，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丰厚的多元文化，更留下了令贵州人引为自豪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且，由于贵州少数民族所处发展阶段不平衡，17个世居少数民族除彝族外，皆无自己的文字，其文化面貌皆呈现出无字文明的特征。也正是因为缺乏文字作为记录支撑，这些民族的文物往往具备较主流文化更多义的表达功能，具有更多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信息记录，同民族习俗世代传承的历史伴随。这些都为博物馆的征集和收藏提供了时代责任和广阔平台，同时也为博物馆的陈列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可持续发展的极大空间。

在国家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单上，贵州占30个大项、40个子项，在全国名列第三。在该申报活动伊始，便有专家预测贵州将跻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结果正是如此。而且，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掘，贵州的名次还会前移。作为贵州省博物馆人，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工程，置身如此丰腴的土壤之上，在认识层面上理应庆幸，在实践层面上更应有为。

作者：李黔滨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浅析博物馆信息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博物馆也越来越被重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各个地方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欣赏各地博物馆的藏品，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也显得更加重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系统都日新月异，使得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工作能够蓬勃发展。我们利用先进的数据库进行资料管理；利用多媒体影像或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展览；利用网络建设网上博物馆，制作博物馆主页，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的广泛的传播范围，迅速的传播速度，向世界宣传我们的博物馆……这些计算机及通信技术的进步，不但满足观众的新要求，也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被提出的时间并不很长的概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一些国家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会议，制订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它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5000年的历史使我国拥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它们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博物馆作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必须为此出一份力，而发展迅猛的博物馆信息化技术必然使得博物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有更好的发挥。本文主要分七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将主要通过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信息化的状况讲述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任务。第二部分主要将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化的基本概念、性质、特点等，并介绍国内外目前的发展状况。第三章将通过一些具体技术措施来讲解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例如如何运用数据库、多媒体等科技手段为调查、整理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如何利用博物馆网络技术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第四章将讲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时博物馆如何发挥它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更好地完成这一目标，主要方法是通过网络技术和电子出版物来进行有效宣传。第五章将对未来博物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进行一点展望。第六章将提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第七章为最后的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讲解

２００２年《伊斯坦布尔宣言》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获得通过，同时加大宣传，使这一概念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并得到重视与实施，对博物馆讲解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说挑战，是指它对讲解员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有了新的要求；说机遇是指它使讲解员在迎接挑战的同时，获得新的提高，知识结构更加全面，文化素养进一步深化。

人类的文化遗产，是活着的历史的记忆，它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式表达着。非物质文化包括了人类的情感，它与我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含着该民族最深的民族文化传统，保留着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界中，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文化则不是，它是在一定的非物质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物质文化发展的高度，反映着精神文化发展的水平。物质文化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是因为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某些文化或技能以物质为载体表现出来的。以秦俑馆文物为例：兵马俑的制作工艺、烧制工艺、青铜器的冶炼、铸造工艺等手工技能，都是以青铜、陶土为载体留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人类的某些文化或技能以物质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的，如各地区不同的戏剧、舞蹈、祭祀、节庆、礼仪等的形式。而且因为时代、地区不同，甚至个人的性格或思想方式不同，表现出来的内容也各有变化。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存在及大小，是以其文化含量和含量的多少来决定的。

现在，绝大多数的博物馆所收集、保护和展出的都是物质文化遗产。讲解员向观众讲解的对象同样是物质的。物质的东西通常是直观的，形状、大小、色彩、甚至用途，相同文化背景下是不用做过多解释都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的观众更多需要知道的是这一物质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一些非物质的内在。比如秦陵百戏俑，它所承载的是秦代的百戏形式中的某一瞬间的固态化。要向观众讲清秦代百戏，则要介绍百戏的产生，在秦汉时代百戏的形式与种类，变化到今天杂技的情况。实际上是讲一段杂技简史。又如，秦陵７号坑的乐舞俑及水禽涵盖的文化内容更为丰富。它既有秦汉时代的祈福形式与内容，也有古代的舞蹈音乐内容。

百戏、乐舞是非物质的，它是借助于陶俑而体现的。如何使参观者对文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于讲解员来说，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讲解员一要讲清楚文物（物质文化）是什么。这一点比较好达到。我们只需告诉观众它的时代、名称、大小、质地、用途大体就可以了。这种浅层次的讲解只可以解决一个概念的问题。第二要解决的就是深一层的问题。即文物所含的非物质文化，它的制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渊源与发展，它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背景，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民俗民情，及在现代环境下的状况、价值、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现代人对它的评价等等。这样，文物的内涵及外延就扩大了许多，无形中向讲解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讲解员不但要介绍文物本身，还要通过文物对其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文化内涵、文化传承等情况做以介绍。这样讲解员本身的知识结构就需要从广博与深入的方面提高和加强。讲解员所要做的就是不但是个杂家，更要是个专家，在知识的提高和文化的丰富方面，应该注意做到：第一、深入了解文物和标本。第二、学习历史知识，尤其注意历史细节，了解文物标本的历史背景。第三、学习文化知识，了解文物标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价值。第四、学习社会知识，具备相应的社会学知识，了解现代社会中的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生活，通过这些来观察文物标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变化。

除了介绍清楚文物本身的内涵与外延，讲解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向观众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是无形的，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时空与环境中，中间存在着太多不确定因素，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消失更容易被忽略。非物质文化是具有传承性的。从技法上来说，一般是师傅带徒弟，父辈传后代的作坊式继承。而且经常有的手艺是传男不传女，这样就会导致有的手艺中途失传。比如陶俑陶马的制作工艺，以泥土为原料，采用堆、捏、贴、刻、划的技法，烧制时火候约达１０５０度，质地细腻坚硬，陶胎因部位的不同有实心与空心之分，空心的地方又有薄厚的区别，薄的地方只有１厘米，厚的地方却有１０余厘米，秦人却能一次整体烧制而成，可见其制陶工艺的高超。而这种高超，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经过了漫长的经验的积存。我国制陶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已经开始，从原始质朴的陶盆陶罐，到形神兼备的人偶、动物，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技术经验。兵器的防锈措施，在俑坑中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兵器，个个光亮如新，锋利如初。专家们经过检测发现，在这些兵器的表面都涂有一层厚度仅１０微米的铬盐氧化物。且不说这种厚度的完成，单说这种防锈措施，美国是在１９５０年，德国是在１９３７年才掌握并申请专利的。这种技术，中国在汉以后却失传了。而且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有些非物质文化失去了存在的环境，致使其慢慢走向消失。比如表演形式，曾看到过一则消息，说日本制造了一种机器人，可以模仿真人翩翩起舞，就是因为有的民间舞蹈后继乏人，随着老一代艺术家的去世可能会消失，所以用这种仿真机器人来保护这种文化遗产。我国的皮影戏，剪纸艺术，都是亟须去拯救的传统文化。讲解员的作用就是要不但要让人们感动于曾经辉煌的历史，更要大家深切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民族文化财富，是全人类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积极主动地为保护历史而行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方面，讲解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向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国籍的人去呼吁，使大家真正地重视非物质文化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的当代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与世界同步。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了一个国际性的法律身份，而且还有了一套国际性的工作准则，它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

这个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如下定义：“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社群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述，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

这个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日本、韩国关于“民俗文化财”定义的翻版，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当前世界范围内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还是基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大与丰富。

中国一直是保护“非物质遗产”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01年由文化部主持召开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国际论坛”，邀请了德国、埃及、日本、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共同商讨民间文化的保护。《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同时进行。同年，“中国昆曲”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极大促进了中国国内关于非物质遗产的调查、规划和保护研究。不久，就成立了多个部门参与由中央财政支持的“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了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估筛选工作。同时，民间团体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中华民族博物馆则将“多彩中华”推向世界。几乎同时，北京、南京、广州、昆明等地的大学在选修课程中设置了“民间文化遗产”或“非物质遗产”相关课程。

中国自1985年签署加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1987年开始有6处名胜古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遗产事业基本和世界同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世界遗产”比较丰富的国家，有文化遗产23项、自然遗产5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5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4项。另外，在“备选名单”中，共有35项遗产项目，等待陆续进入“世界遗产”之列。

博物馆保护非物质遗产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世界遗产”单位中有不少早已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少数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同样具有博物馆的性质，只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似乎与博物馆传统功能有一定的距离。

人们通常认为，博物馆无法承担保护非物质遗产的功能，认为博物馆只是一个“储藏旧物的场所”，非物质遗产不具有突出的“被收藏”特征。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一方面认为非物质遗产无法“被收藏”，似乎一旦“被收藏”就是遗产的结束，另一方面认为博物馆只能保护不能传承。这里面实际上割裂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整体性联系。早在1997年，中国和挪威政府合作决定建立生态博物馆，提出在村落层次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以及环境作为一个文化生态整体加以保护。经过了10年的实践探索，已经确立了生态博物馆的“六枝原则”：

（1）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

（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

（4）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保护优先，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

（6）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

（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这些原则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为了更好地在文化原生地保护文化，更好地尊重村民的主人地位。这就实现了世界遗产概念从文化遗产扩大到非物质遗产背后所涵盖的核心理念。因此，生态博物馆在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中国经验”值得重视和全面研究。

此外，云南进行了近十年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实际上也基本等同于生态博物馆，这是不同于以往以“旅游”为目的的诸种民族园、风情园。

在博物馆承担保护非物质遗产的理论以及国际准则的探索方面，中国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200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七次亚太地区大会通过了由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主持签订的《上海宪章》，强调文化遗产已经“从物质遗产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提出博物馆是“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者”的身份，反映出在中国的号召之下博物馆承担保护非物质遗产的职责取得了基本共识。所以，到2004年汉城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时其主题就是“博物馆与非物质遗产”，为此《国际博物馆》专门设计“非物质遗产”专题。遗憾的是中国学者没有能够积极参与这期专题中去，“中国经验”和中国声音在其中没有能够得到体现，国际社会了解甚少。现在，我们借助2008奥运年的契机，向世界介绍并弘扬非物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与理念，成为一件十分迫切的任务。

我们知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世界遗产公约》体系，其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将会使目前存在的关于南北半球文化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不平等性，得到更正。我们只要翻开《世界遗产名录》，其中登记注册的754个世界遗产中，只有69个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自然遗产30处，文化遗产29处，另外5处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这个数字与全部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占大多数（582个）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毫无疑问，非洲是一个文化、文明发达的大陆，那么就没有理由忽视非洲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不论这个遗产是物质的或是非物质的。但是，在21世纪以前确立的遗产框架却无法避免遗产分布不平衡性的弊端。同样，在拉美地区的“世界遗产”地图上有不少是欧洲殖民者的“城堡或军事要塞”，这些遗产单位在内涵上显然没有很好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确认民族地域和社区创造性、适应性与独特性的重要意义”（《上海宪章》）。

中国非物质遗产知多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而民族内部的支系也非常复杂，如苗族按照语言和文化习惯进行分类可以有100多个支系。即便是主体民族汉族，其汉语方言也多达7种。由于各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以及历史传统的差别，因此在物质特别是非物质的文化方面表现出五彩斑斓的格局，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概括就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需要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遗产呢？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了摸清“家底”，掌握情况，国务院于2005年3月制定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向、目标、原则和措施，由文化部制定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共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资源普查以及档案资料建设也在进行当中，相信在2008年底，中国比较翔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完成。

第一批公布的518项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共分为10个类别，即民间文学31项，民间音乐72项，民建舞蹈41项，传统戏剧92项，曲艺46项，杂技与竞技17项，民建美术51，传统手工技艺89项，传统医药9项，民俗（节庆活动）70项。其中，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共计146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中，不少是由多个子目“合并”而成，如民间音乐中“花儿”之下就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等8个子目。如果将这些子目分别加以统计，那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目实有640项而非518项。

刚刚公布的第二批非物质遗产名录共计510项，种类和第一批相同，内容更为丰富，两次合计共有1028项。另外，今年还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实际上，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世界遗产名录》的总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这个名录仍然成倍增长。

从这些项目的具体内容分析，其内涵、形式以及分布相互之间千差万别。相当多的非物质遗产具有比较广泛的地域性，如格萨尔就流行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7个省区，地域范围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1/10！而春节、24节气、端午节等等是覆盖全国的节庆，甚至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具有超地域的特点。因此，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确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学科专业来承担。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生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

随着人类对遗产认识日趋深刻，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进入博物馆的保护视野之中。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上，专家们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来看，还要充分发挥遗产保护界唯一的永久机构——博物馆的作用，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张翔说，博物馆在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方面的丰富经验，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认为博物馆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收藏的主要部门，而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收藏、诠释和展出。

张翔分析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生产方式改变了，新的生产关系导致文化习惯的改变，尤其是环境变迁、商业运作、蓄意伪造、社会角色的转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都已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收藏优先”是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策略。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杨源举例说，自1995年以来，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深入民族地区，对既有民族学意义又有审美价值的服饰尽可能全面的收集整理，先后进行了毛南锦、壮锦、侗锦、土家锦、侗族刺绣、侗族剪纸、侗族亮布、苗族蜡染、赫哲族鱼皮服饰、鄂伦春族狍皮服饰、哈萨克金工首饰、藏族金工首饰、苗族银饰等服饰工艺及相关习俗考察，完成了一批文字成果，摄制了一批音像资料，收集了一批实物藏品，进行了真实的记录和综合的研究分析工作。为保护民族服饰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出了最有效、最实际的工作。

中国美术馆刘亚平副研究员就博物馆如何保护民间美术的有形图案和无形的文化内涵阐述了她的观点。她表示，博物馆收藏要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在民间美术造型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文化内涵，准确掌握造型背后的含义，是解读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城市博物馆的文化担当 篇3

晚清以降,西风东渐,传教士们播下了中国近代博物馆萌生的种子。一百多年来,博物馆逐渐从中国士大夫私人收藏和皇室宗庙珍藏的狭隘空间中脱胎而出,“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博物馆经历了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的历程。

190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成为第一座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博物馆,尽管在山河破碎的岁月中,“南通博物苑”沦为日军的马厩,但是这座完美结合了中西文化功能的城市博物馆,成为后世的楷模。

1835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考察了美国的地理、政治和民情,并得出结论:美国之所以迥异于旧大陆,就在于其独特的民情。而增进民众对自身历史和世界状况的认识水平,进而形成良好民情,无疑正是一座城市博物馆所应担当的文化使命。当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如何真正将静态收藏真正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如何为自身精确定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如何具体而有分寸地担当起城市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首都博物馆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孔庙中走来的新首博

从1953年吴晗、郑振铎提议创建首都博物馆,到1979年在孔庙挂牌,再到如今,首博已经成为新世纪北京的十大标志性建筑。半个世纪里,首都博物馆建设的起起落落,都折射着一个城市对文明的追溯和执著追求。

尽管占地2.2万平方米的孔庙庭院深深、气象万千,承载着历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寄托,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博物馆而言,却并不甚合适。“在孔庙旧馆,首博总共的展陈面积只有1800平方米,文物库房没有任何温度和湿度控制的保障,许多珍贵的文物或者放置于旧房子中,或者干脆堆在古建筑亭子里。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闭门谢客。那时的人员队伍不多,素质也不甚理想。”馆长郭小凌这样描述孔庙时期旧首博的基本情况。

在新首博的酝酿筹建中,指导思想就被提了出来:一个紧扣时代脉搏、收藏北京历史的“容器”。从理念上说,它不应是“文化孤岛”和“受机械规律制约的笨重的物质堆”,而应是鲜活的、人文的、有灵魂的。它的存在必将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城市气质,应是古都历史文化最鲜明、最深刻也是最长久的体现。

新首博的展陈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一系列的世界之最更使新首博从开馆之后就赚足了赞誉。它有世界博物馆界最大的10吨液压电梯,可以使文物运输车直接开进地库;它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三防门,可以有效地防水、防火、防盗;展厅里充满氮气的恒温恒湿现代化展柜,给文物更完善的呵护;馆中的每件文物都在一个自动步进的旋转摄影台上连续拍摄1260张图片,再由电脑将它们进行无缝合成。

正是这些显而易見的革命性变化,才令馆长郭小凌有了“沧海桑田”的感叹。这些最先进的设备,保障了库房里古老文物的安全,方便了学者的研究,也让观众们更惬意地徜徉于奇珍异宝间。“毫不夸张地说,首博今日的硬件条件,在世界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郭小凌说。

而在人力基础方面,现在首博的200多名员工中, 有7位研究员,30多位副研究员,70%以上员工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支科研队伍构成首博学术研究的智力资源。

“首博新馆处处体现着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代、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是一座融古典美与现代美于一体的建筑艺术品⋯⋯”自首博新馆落成以来,业内人士好评如潮。

首博的家喻户晓主要归功于它每年众多质量上乘的展览。从2006年重新开馆起,首都博物馆每年大概有30个左右的特色展览,10个左右的常规展览,5个临时展览。其中共包括6到10个国外展览和20多个北京市的展览。首博之所以每年下大力度策划紧扣时代脉搏的特色展览,部分原因是为避免本土观众的审美疲劳,更深层次上则是实践博物馆文化普及与认知的功能需要。如果说常规的基本展览是首博的核心理念的体现的话,那么临时的特色展览无疑是首博活力的象征。

首都博物馆秉持着“以人为本,以文物为本,为社会服务”理念,强调“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代、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理念在首博的建筑设计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传统的材料与现代的材料并置,来表达对历史与未来的描绘。倾斜的青铜体破墙而出,生出文物发掘的意象;悬挑的大屋顶无疑在影射中国传统的出檐,而悬挂式框架砖墙模糊了古代城墙与现代幕墙的界限;广场的起坡取材于皇家宫殿高台建筑的手法,烘托出了宏伟的巨构。简洁的矩形平面与北京的城市格局相互协调,非对称的形体呼应街道转角空间。青铜、木材、砖石等传统的材料代表北京悠久的历史。不锈钢顶棚、玻璃幕墙和先进的建造技术表现新北京的现代。阳光大厅,四季竹院,将景观空间引入了博物馆,室外下沉竹园延伸至室内,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空间的封闭、沉闷的感觉,营造了开放、温馨、明亮的文化休闲环境。园林与文物展厅之间的时空交错,表现出特有的东方艺术魅力。

由内及外的探索

在新首博诞生之前,中国博物馆与世界博物馆的差距尤其明显,在以新首博为代表的一批硬件条件较好的博物馆落成之后,这种差距虽然有所缩短,但仍然在短时期内无法消弭,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遍览首博的藏品,或许没有一件能和卢浮宫的“镇馆三宝”——蒙娜丽莎画像、维纳斯雕塑和色雷斯胜利女神像——相媲美,甚至从藏品规模而言,首博在国内同类博物馆中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就在这个以20余万套的文物和80多万枚的古钱币为藏品的主体框架的前提下,首博依然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因为,首博的定位紧紧围绕它的城市核心,围绕着这座千年古都——北京。

北京有70万年的人居史、3000多年的城市史以及800多年的京都史。用馆长郭小凌的话讲,对于北京形形色色之历史的展示,正是首博区别于其他城市博物馆的关键所在,因为再也没有哪一个城市能有北京这样厚重的文化与历史的完美结合,包括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

正如郭小凌馆长所说:“不管已经成为标本的金代玉器,还是景德街的珍贵牌楼;不论是元代的水月观音瓷像还是民国时期的3万件契约……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珍贵的研究史料,它们所印证的都是这个城市与历史上的王朝的背影。因为独特,所以鲜明;因为鲜有,所以不可替代。”

在近一个甲子的发展历程中,通过社会捐赠,自身征集,政府划拨等渠道,首博才具备了如今的藏品规模,堪称“世界规模最大、馆藏条件最好、最漂亮的新馆”。落成开馆以来,首都博物馆步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的纪元,是以首都博物馆的开放姿态为标志的,这也被专家认为是新世纪博物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些年来,首博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馆际交流与合作正在逐年增多。就在首博新馆开馆的第一年,首博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大英博物馆250年珍藏展;翌年,首博趁热打铁举办了卢浮宫珍藏展,第三年,又举办了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展览。首博对这些世界优秀的博物馆的邀请与参展合作,使中国的博物馆爱好者有了更多近距离触摸世界历史的机会。

在亚洲范围内,首博与东京的江湖博物馆和韩国的首尔历史博物馆已经开展了八年的馆长交流活动。人员的互换与交流也是首博对外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大英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之间,首博有着长期的馆际学术交流。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 篇4

博物馆是一个场所, 是一个展现、陈列、馆藏人类文化遗产的公共机构。它在为人们提高文化修养、增长知识水平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博物馆更能帮助一个城市提升文化品位和精神气质。德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汉斯·马丁·辛次博士在庆祝晚清爱国实业家张謇创办中国最早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00周年和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100年时曾说:“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在塑造文明社会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 一个没有博物馆的城市是一个贫穷的城市。”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也认为重建民族价值体系需要博物馆。在人类文明高度进步的今天, 博物馆的地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一、延续城市文脉, 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如果把一条条街道、一座座建筑看作是城市的躯体, 那么文化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文化需要传承。一个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历史传统和艺术成就的展示,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城市的精神面貌不能简单地看成是道路的纵横和楼房的林立, 而应当是城市躯体和灵魂的结合。一座不能展现自己城市历史和地域风情的城市就是“空城一座”。

城市的文脉是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贯穿于其中的一条文化脉络, 是一个城市有别于其它城市的内涵所在。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必须能承载历史, 反映城市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特有的文化积淀, 并且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现实城市文化, 展现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此艰巨的任务只有靠博物馆来完成。

博物馆是城市的记忆库, 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城市文化的原始资料在这里可以被市民或者城市建设者所发现并吸取、采纳。当现代的城市文化被全球化所削弱的时候, 它的功能和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馆藏丰富的博物馆, 一方面开阔了市民的眼界, 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地域风土人情的了解, 另方面又大大地提高了城市自身的文化品位。

二、馆藏历史文物, 再现历史情境

博物馆的馆藏是历史的记忆, 收藏是博物馆的最基础功能, 它通过对文物的收藏, 系统化、有主题性的实物展示彰显城市、地域的文化精神。因此, 博物馆通过展现历史实物, 更容易完成对广大群众的知识、技能和人文精神的教育。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 博物馆的数量和种类也越来越多。博物馆的收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能够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观者面对丰富多样的展藏品, 能够穿越时空、俯瞰历史。而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博物馆的展览技术也进一步加强。实物展示、图片展示及声光配合多媒体的展示, 让参观者如身临其境;数字化、集成化、网路化、智能化让博物馆的展出更能带给观众人性化、交互性、多维性的感受。人类文明的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博物馆门口络绎不绝的人群就是对人们渴望汲取知识的真实写照。

三、博物馆所具备的社会教育功能

博物馆是科学文化及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重要的社会性文化教育机构。博物馆既要有它的历史价值, 又要注重对城市人们的教化与陶冶。实物收藏、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是当今博物馆的三个最基本功能, 其中社会教育功能应是它的最重要功能和它的存在价值及意义。

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必然有优秀的民族精神来引导, 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凝聚力也需要这种优秀民族精神的指引, 这种优秀的民族精神, 正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可使广大参观者提高文化素养,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让参观者的社会责任感得到加强, 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在博物馆已经成为学校学生启迪爱国主义情感、培养公共意识、提升审美鉴赏水平的重要科普基地。正如歌德所说:“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均衡地流灌到全国各地, 德国如何能伟大呢?遍布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 作为支持和促进民族文化教养提高的力量, 是绝不应被忽视的。”

四、博物馆建筑本身对城市文化精神的呈现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埃罗·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 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博物馆是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主导者, 能带给人们一种精神、一种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博物馆建筑本身也往往具有经典性、纪念性和永久性的特征。优秀的博物馆建筑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文化标志, 也是“传承、创新、融合”等大文化理念的典型展现。

贝聿铭先生为苏州博物馆新馆所做的设计是博物馆对城市文化建设传承与发扬的最好典范, 建筑细节上更是体现了所具有的丰富人文内涵。粉墙黛瓦这一苏州建筑标志符号的运用是对传统建筑元素的全新演绎, 江南水乡建筑模数的采取是对传统建筑比例尺度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完美运用, “不高不大不突出”的建筑体量与苏州城整体风貌的结合更是建筑与城市文化融合的体现。贝先生曾说:“我企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上, 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苏州博物馆新馆正是中华民族建筑艺术在新时期的完美展现。

结语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文化的崛起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 一个有着特色文化建设的城市, 其竞争力也就非常强大。城市文化的建设正是新时期城市建设的重点, 是城市提升品位的重要武器。城市文化承载了历史, 城市文化更需要发展、革新、创造。一切事物不能静止不前, 不断前进才是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城市文化的传承也是新旧交替的过程, 适合这个地域的文化会被继续发扬, 不适合的将会消亡。博物馆承载了城市文化建设的重任,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进步, 博物馆不再是简单的物品的陈列场所, 博物馆文化已经慢慢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其所代表的文化也正悄悄地转化为生产力。只有做好城市的文化建设工作, 促进城市博物馆建设的发展, 才能让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洒向城市的每个角落。

摘要：随着全球地域文化交流的加强, 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多地将城市环境同历史、人文古迹有机结合起来, 城市发展也更多的注重城市文脉的延续。而博物馆作为展示本地历史、人们获取知识、陶冶性情、提高审美修养的重要场所, 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参考文献

[1]吴云鹏.论城市文脉的传承[J].现代城市研究, 2007 (09)

[2]李钢.对城市文脉挖掘与整合的研究[J].四川建筑, 2007 (03)

[3]张文彬、安来顺.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博物馆[J].装饰, 2009 (03)

[4]项秉仁、吴云一.当代博物馆建筑与城市文化[J].建筑学报, 2009 (02)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 篇5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以及结合笔者实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被部分人长期所运用或传承且具有一定意义的知识、技能、表演、物品以及场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形式不同主要分为以下6大类:①传统手工艺及其技能;②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③美术书法表演艺术等;④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体育游艺;⑤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⑥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未来发展新方向

(一)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收藏作用

结合实践来看，博物馆以其在物质文化遗产典藏、陈列与研究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所形成的一套科学严谨性极强的工作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并且加之当前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与重视日益提升，这也促使这博物馆要向此方面拓展。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差异性过大，因而要想充分发挥出博物馆在其保护中收藏作用，笔者认为博物馆在此方面工作中应当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第一，重点收藏原则。截止7月16日所公布的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便有1372项之多，此外加上各省市各自公布的数量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达数千项!面对如此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博物馆显然力不从心，为此在其保护收藏上应遵循重点收藏原则，即各省市博物馆主要将涉及本地区国家级与省级保护名录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完整收藏;第二，全面性原则。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涉及物品，同时其技艺、习俗等更是其重要组成，因而博物馆在其保护收藏上要做到全面性原则。即除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物品收藏外，博物馆还应当通过照片、视频等方式将其技艺、习俗等完整地保存下来。

(二)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研究作用

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研究作用是其重要内容，通过对其开展研究不但直接关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并且更会对其传承延续构成严重影响，因而这就要求博物馆必须做好对其研究。然而根据笔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发现，相比于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规律性、系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散落于各地方民俗资料以及非书面口述记载上，这就极大程度地增加了博物馆研究工作的`难度。因而，为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就需要博物馆在其研究工作开展田野作业就显得尤为必要。结合笔者实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作业简单来说更像是带有目的性资源普查工作。为此博物馆在进行田野作业前首先应当充分结合具体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区域、传承人等情况，并以文化部相关规范制定出针对性田野作业计划。其次，为了进一步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作业研究成效，博物馆应向本地此方面学者或研究人员需求帮助，最好是能邀请他们参与到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作业中去。最后，田野作业最重要目的在于准确掌握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从而为博物馆在其保护研究中提供重要依据，为此博物馆还应当根据研究对象、目的以及资料分类等建立起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三)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展示作用

相比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主要在于反映出相应民俗事物、行为以及精神等，因而要想让社会充分了解其所传达的意蕴，进行博物馆展示就显得十分重要。但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特殊性所影响，如果博物馆采取分门别类、仅仅展示物品或照片视频等，那么将会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因脱离其所产生的背景与氛围而无法准确将意蕴展现给公众，因而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上应当采取有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对此，笔者认为博物馆除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进行陈列展示外，还应当根据其产生演变等情景布置一个复原现场，并把传承人、老艺人等请到博物馆进行生动地展示。如此一来不但使得人们可以真切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传达意蕴，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其保护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四)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宣传教育作用

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宣传教育工作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途径:首先，博物馆充分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以及依托自身优势举办相关讲座、学术报告会、征文以及传统技艺培训班等活动，如此一来不但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作用，并且也有助于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教育方式，从而使得广大民众得以充分认识到非遗所具有意义。其次，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除了实物陈列、现场复原以及传承人演示外，还应当做好现场演示与解说工作，从而使得民众更为准确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传达意蕴。最后，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教育上应与时俱进，除了在自身网站上开辟专栏予以展示宣传外，还应当构建起微信公众平台，随后将相关非遗图片、视频以及各种活动预告等放在其上。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宣传教育途径建设中，应当加强与用户的互动性，如此一来方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非遗宣传教育效果，从而为实现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结束语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 篇6

关键词：博物馆；中小型城市；打破；发展滞后；地域文化景观；同一性；特殊性；代表性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标志，记录并代表着其文明发展的历史和水平。在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中国，“博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其意思是：能辨识多种事物。1974年6月，国际博协召开第十一届会议，将博物馆定义为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務的公开性永久机构，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诸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自身发展中遵循这个传统的同时，让人们通过更多的渠道更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代、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同时，也带动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现代的博物馆不仅具有纪录保存、学习研究、艺术欣赏等价值，更具有强大的经济价值和对外文化交流价值，其意义不容小觑。

根据国家文物局年度博物馆年检备案情况，截至2014年底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了4510家，比2013年度增加了345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1]。根据博物馆专业标准，目前全国已经有10个省和一个直辖市拥有功能基本完善的博物馆数量超过100个，西藏自治区仅一个博物馆，其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博物馆数量均为两位数，甘肃省、山西省和安徽省博物院数量有望最快突破100个[2]。

然而，我国很多中小型城市的博物馆体制建设、发展却依然面临种种尴尬局面，比如：1.历史短暂、经济欠发达地区博物馆体制难以建成或形同虚设；2.博物馆建设难以准确定位；3.博物馆建设与使用需求脱节；4.很多地区博物馆在市场化环境中生存艰难；5.博物馆可持续发展体制举步维艰等等。

日前，国际博协公布201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与文化景观，让人们把对博物馆建设、发展的问题引入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城市自身的地域特征和地方历史文化特色是城市的灵魂，而博物馆则是体现城市地域文化景观的重要载体。本文拟以江苏省启东市为例，从地域文化景观的角度，浅析中小型城市应如何打破博物馆体制建设、发展滞后的尴尬局面，就教于大家。

一、地域文化景观有其同一性，中小型城市博物馆建设、发展可借鉴发达地区成熟体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化景观”一词已被人们广泛运用。地域文化景观是存在于特定范围内的文化景观类型，在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保存至今的。通过矛盾的哲学性可以解释，同一时代中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景观可以同时存在，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同一性，比如：他们都体现出时代发展、变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时代环境下，已经有了一系列成功的博物馆，它们的建立、建成以及发展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1981年法国政府对卢浮宫进行大规模修整使其成为专业博物馆，其艺术珍藏品种类丰富、档次之高堪称世界一流，完美地展现出法国人民的浪漫多情和法国当地景观的艺术风情；始建于1823年的大英博物馆里保存着无数最能够代表英国艺术和文学的珍品，此外还收集了很多中国、印度等历史悠久国家的民俗资料、美术品及出土文物，其中中国展览室内多为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掠夺的宝贵文物，大英博物馆在反映英国当地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英国人体内的列强因子；1870年建成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号称西半球最大的博物馆，充分体现了资金足、气派大的美国风格；1987年，故宫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建筑气势之恢弘、文物珍品之丰富，不仅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独特的中国式文化景观，更展现和发扬了悠久深沉的中华民族文化……这些博物馆都已经成为了所在城市不可或缺的地标，是到访者首要参观的地方。可以说，是城市成就了博物馆，博物馆也成就了城市。这些典型精妙的博物馆都为中小型城市建立属于自己的优秀博物馆，提供了良好而宝贵的参考要素。

二、地域文化景观有其独特性，博物馆体制建设、发展应融入其地域文化景观的独特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的发展不仅是物质和财富的累积，更重要的是文化品格的提高、历史艺术的传承以及市民综合文化素养的提高。而每个城市的地域文化景观和地方历史都有其独特性，因此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尽相同。而当下城市缺少地方特色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盲目跟风、缺少地域特色的城市建设已愈渐明显，本土地域文化景观特色和乡土文化受到重创，使得人们对城市的记忆和城市文化特色日益模糊，从而导致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这一现象在很多中小型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博物馆体制的建设、发展中应融入其地域文化景观独有的特色，不断满足本土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已然成为了今后博物馆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江苏省启东市是江苏省南通市一个代管的县级市，地处全中国最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位于长江入海口北侧，其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又与经济大都市上海隔海相望，是人们出江入海的重要门户，被誉为“江海明珠”。启东建筑业历史悠久，是江苏省人民政府首批命名的“建筑之乡”。闻名遐迩的启东吕四渔场是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吕四渔港是全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启东圆陀角自然生态景区始建于1998年，是整个江苏省最早能观看到日出的地方，万里长江奔腾不息在这里冲向大海。“启吾东疆”是启东的地域形态，“辟我草莱”是启东的文化特征。启东沙地文化景观是启东沙地文化和启东自然遗产多样性的表达，是启东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沙地自然和勤劳的沙地人民共同努力的艺术杰作，是沙地人民与沙地环境长期、密切互动关系的见证。

为传承发扬万里长江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打破启东市博物馆发展滞后的尴尬局面。启东市在独有的地域文化景观基础上，结合新湖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提出了筹建启东长江博物馆的设想，此举得到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目前，启东市长江博物馆建设工作班子已经组建，博物馆规划设计大纲初稿和相关基础资料也已收集完成。目前，启东市正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专题论证，争取早日完成长江博物馆规划设计方案，并启动施工方案设计，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它将从属于启东的沙地文化景观，也将直接或间接地代表着启东的沙地文化景观。当然，也影响着沙地文化景观的可持續发展。长江博物馆定将为启东未来的城市文化做出巨大贡献。

三、博物馆的建设、发展应该有重点地选取更具代表意义的地域文化景观

《北京宪章》指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一个城市的文化和这个城市的地域文化景观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生活环境，而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景观，也将会成为城市独一无二的明信片。博物馆的建设、发展应充分考虑到融入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景观，让其成为人们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最可靠、最便捷的途径。

启东是年轻的沙地，是近200多年内由沙洲之间的泓道封淤而联并成陆的，古称“东胜瀛洲”。清代以来，长江口海域多处沙洲逐渐形成陆地，二十世纪初，实业家张謇在此筹办垦牧公司，于启东沿海处历尽千辛万苦筑堤围垦。被启东当地人称为“张公水堰”的挡浪墙建成后，堤内形成了大片利于耕作的农田。清代末年，张謇仿北京居民建筑样式，于启东市海复镇建造一处四合院。1920年，张謇于此建立垦牧高等小学。抗战时期南通沦陷，为坚持抗战教育，通州师范学校（即今南通师范）于1938年8月迁于此。1942年2月，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于此创办苏北抗大九分校，先后有600多名师生走上革命道路，奔赴抗战前线。1945年，东南中学（共产党在启海地区创办的第一所中学）于炮火中在此诞生，为解放战争培养了数百名急需人才，被誉为“革命干部的摇篮”。郭沫若曾于此亲自提笔，留下“东风永健”的珍贵墨宝。

如今，这座四合院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学校德育基地”。勤劳善良的启东人民利用自己的智慧，结合“垦牧之光”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景观，把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博基地。基地拥有1座四合院、70多个房间、3个陈列室、200多件珍贵实物资料、2000多件图片资料、15万多字文字材料。其中，陈列室分为：德育史料陈列室、粟裕纪念室、东南中学校史室。四合院自199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市内外3万余人前来参观或开展有关活动，其珍贵的图片以及感人的事迹影响着一批批前来参观的人们，感人至深、启迪至远。[3]这处文博基地的成功建设及其发展，是基地融入地域文化景观代表性的成功实践，也为启东人民建设长江博物馆奠定了一个优秀基础。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博物馆，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更需要城市为依托。地域文化景观是反映一座城市文化体系特征和地理特征的直接参考物。将博物馆建设发展和地域文化景观特征充分融合。特别是中小型城市博物馆体制建设、发展，有目的地吸取发达城市地区成熟博物馆体制精华，充分融合当地地域文化景观特色，突出反映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景观特征，建立城市居民自主博物馆意识，提高居民城市自豪感和生活幸福指数。走服务社会，提升公众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博物馆道路，促进城市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记者白林，姜潇.我国博物馆数量达4510家[M].新华社.2015-05-18 17：21：2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05/18/c_1115323223.htm.[DB/OL].

[2]2015年中国博物馆数量规模统计分析.中国产业信息网.[2015-12-28].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512/ 373794.html.[DB/OL].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 篇7

跨过满眼的丰盛, 记者与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筹建负责人侯翔进行了对话。

他告诉记者, “公共交通的科技归口包括资料、信息、情报这些东西, 你们给我做下去!”当年建设部的一句话, 让他在筹建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的道路上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记者:您为什么萌生出建造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的想法?您的初衷是什么?

侯翔:我国公交事业的发展, 有很多值得记忆的东西, 我想把这些东西推出来, 以展示中国民族公交客运事业的发展历程。

我1977年参军, 1980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到当时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 在跟国外的交流中, 我发现当时我们没有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在逐步收集资料、积累经验的情况下, 我们逐渐产生了建造中国公交文化事业基地的想法。

另外, 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间生产的公交客车还都在很多城市的公交线上运行, 还没有报废, 这就给我们建造博物馆提供了可考的现存证据。

记者:为此, 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侯翔:我们的收集活动从1980年4月份开始, 主要有照片、车模, 也包括我们搜集的各个公交公司的一些画册。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争取每类车找两辆作为历史存证, 因此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料, 包括各个省, 比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等这些大城市生产的一些车的照片。我们搜集的这些照片现在好多公交公司的资料室、档案室都没有了。

这些资料主要是上个世纪50年代和建国以前在中国国内使用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城市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城市公共汽车、还包括一部分旅游客车、城市地下铁道、索道和缆车等。

我搜集的资料照片比网络上的要详细, 详细到每辆车的技术参数、外型、车到过哪些城市以及车的数量, 所有这些我们都做过统计。当然, 没有这些东西, 建造博物馆就没有说服力。

以北京市第一辆车为例, 当时我们记下了设计人员的名字, 包括这款车从哪年到哪年生产多少辆, 全国有多少辆这样的车, 车辆编号是多少, 车到过哪些城市,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为此, 我们曾和当事人见过很多次面。

记者:那您觉得筹建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的价值体现在哪?意义何在?

侯翔:我国领导人历来重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 1985年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在全国公共交通系统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城市公共交通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动脉, 是精神文明的窗口, 是社会生产的第一道工序。1992年吴邦国在考察上海公交时也提写了下面的字:行万里路, 暖众人心。说明我们国家领导人当年在地方任职的时候就在关心公交事业的发展。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集大成者, 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的建设因此也势在必行。我就是想建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公交文化交流基地。外国人来和我们交流, 需要一个交流场所, 我们不能空口白牙给人家介绍我们的公交历史, 我们要拿出证据才能跟国外交流!

比如说, 中国第一辆无轨电车、中国第一辆双铰接式公共汽车、北京第一辆燃气汽车、成都客车厂改制的第一辆双层客车, 还有从德国西门子找的世界上第一辆无轨电车等。你不从我这里找就很难。

我当时想, 中国再过几十年如果还没人做这个事, 这些东西可能就彻底消逝了。我们跟国外的区别就在于, 国外从建立之初就有公交文化意识, 而我们没有。

记者:您说“在中国做这个事情非常难”, “难”在哪里?

侯翔:过去, 很多企业对这件事情不理解, 他们会说你做这个根本就没用, 至少对企业发展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我也明白, 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要建立一个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根本不可能。从资金、从社会条件、从大的环境角度考虑都不现实。

但是, 直到今天, 社会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早就提出过建馆的想法, 但没有人响应, 很多人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有些人虽然认为做这件事情有意义, 但他们怀疑就凭几张照片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现在很矛盾,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曾经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要创办博物馆的想法, 目的就是希望所有关心这行的人能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

算起来, 从萌生这个想法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直到今天还是我一个人在做。我现在已经快50岁了, 也有一种要做好这件事的紧迫感。

记者:这么多年来,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坚持做这件事?

侯翔:当年, 建设部一位领导说过一句话:公共交通的科技归口包括资料、信息、情报这些东西, 你们给我做下去。在这二三十个年头里, 就是这句话, 支撑着我走到今天。

当时我对公共交通不了解, 对这个行业也没兴趣, 但是我想这么多年把这些东西都积累下来了, 出于一种责任我也要坚持不懈。

并且, 这些东西离开我就是一堆废纸, 里面好多细节的东西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能够写出来, 没有人知道它的意义。

你要明白, 这些资料来之不易。资料里的很多厂家现在都没有了, 像上海拖车厂、沈阳电车公司的客车制造厂现在都荡然无存。现存的照片都是当年直接从厂家拿到的第一手资料。

记者:从来没有人重视过你的资料吗?

侯翔:曾经有一个英国无轨电车杂志, 想把我收集的所有资料都买去, 我没有同意。钱是好东西, 但这些资料毕竟属于中国, 不完全属于我个人。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如果它能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记者:您现在希望得到怎样的帮助?

侯翔:希望有关主管部门能够重视起来。让社会知道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我不是巴士迷, 也不是爱好者, 就是实实在在地在这个行业整理公交文化, 一直坚持到今天。

侯翔简历

1980年04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科员

1982年09月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国城市客车城建设备联营公司技术部

1984年12月

1983年09月《中国城市客车工业史》

编辑部编辑

1983年10月至1987年12月中国建筑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学术委员会《城市电汽交通》学组委员;《城市电汽交通》杂志副主编, 摄影记者

1984年中国建筑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学术委员会城市客车装配学组委员秘书、城市电器交通学组委员

1984年中国建筑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学术委员会会刊《城市公共交通》杂志特约编辑、特约通讯员

1985年至1995年 国家建设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城市公共交通与城市客车科研室主任

2007年8月至今 《中国客车》编辑部编辑

1986年至今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博物馆总筹建负责人

学校、博物馆与文化传承 篇8

【关键词】学校 博物馆 民族文化 传承

笔者以《地方、国家与教育变迁——裕固族小学教育变迁的个案研究》为题，展开了裕固族小学教育变迁的实地研究。在研究行将结束之际，调查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相互交织——在现代社会，人口只有一万余人的裕固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何可能？现代学校教育对裕固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红弯小学是裕固族最早的小学，由顾堪嘉布活佛创立。走进校园是一条宽阔的马路，左右两边是用水泥砌成的半米多高的长方形花坛。花坛的中央树立着一块白颜的小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小草给我一份绿，我给小草一份爱”“不要踏我，我怕疼”等诸如此类的标语，但仔细一看，草坪的斜对角已经泛出黄土的颜色，分明是有人走过后留下的痕迹。紧挨草坪处树立着三块黑板，其中一块上面写着“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方言的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语言或多或少有些差别，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不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而我们一旦出门便会遇到语言方面的障碍，不能与人沟通交流” “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等标语则出现在东西两侧的围墙上。马路的尽头是一幢六层的大楼。进入一楼大厅，中外名人画像挂在左右两侧的墙壁上，离地大概两米左右。左边主要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门捷列夫、牛顿、华罗庚、茅以升、詹天佑和李四光，右边则是鲁迅、林则徐、祖冲之、蔡伦、李时珍，司马迁、张衡和孔子，正面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人物的画像。画像的下方是学生们张扬个性的地方，每个年级都有一个玻璃壁橱，主要内容是学生自己办的报纸。一年级的主要有“词语报”“手抄报”“智慧乐园”等，内容以生字、词语、小故事和古诗为主；年级稍高的则有“太阳小报”“快乐岛报”“六一小报”“月亮小报”等，词语和古诗仍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但一些现代节日和小常识已经成为报纸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年级以国庆节、教师节日、植树节为主要的内容，其中有关于节日的常识性知识，也有学生赞美祖国、教师的文章。楼道里的“主角”是经过精心装裱的校风、校训和校纪，每一楼层间隔不到十米就有“讲话轻”“走路轻”“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讲卫生、讲文明、讲礼貌、讲科学、讲道德”等。通过这些规范、纪律以及榜样人物，学校力求形成的是和围墙之外截然不同的场景。

博物馆和学校仅隔着一条七、八米宽的马路。博物馆大门左边放着一个石磨，右边放着一口直径约一米的四足铁锅。博物馆的展览厅在二楼，笔者到三楼办手续。到三楼才发现文化馆也在这里，一扇铁门半开着，里面十分安静，博物馆的办公室在与之正对的楼道里。展厅里面的文物囊括了裕固族的生产生活以及民族历史方面的资料。生活用品主要有石器、铁器、铜器以及少量的金制器物。除此之外，一些生活用品——裕固族服饰、帐篷模型、马鞍以及背包等也在其中。一些寺院以及部落“头人”的图片和相关的说明也占据了大厅的一角。所有这些都被置于玻璃制成的框子中，上面写着“不准触摸”“不准拍照”“不准高声喧哗”。馆员则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逐一讲解。有两件文物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一件是用羊毛搓成线，染上各种颜色，纺织而成的一件纺织品。据说这种纺织技术现在基本上已经失传，只有几个年纪大的裕固族妇女才会编制，博物馆是专门找她们做的，以供后人参观；另一件则是竖立在馆中央的一块石碑，据说上面有裕固族早期使用的文字，这也是馆中没有被禁止触摸的文物。

学校教育的普及推动了裕固族现代化的进程，但如果以民族“文化记忆”的磨灭为代价，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石磨、大铁锅、服饰、帐篷模型、马鞍、背包、纺织品对裕固族人来说曾经何其熟悉，现在却以“保护”的名义被“封存”于博物馆的橱窗中。当下人只能隔着玻璃窗去瞻仰本民族的文明，靠别人的讲解唤醒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学生肩负着承续文化的使命，而民族文化却因失去传承的载体，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当今天我们为一个考古挖掘而欣喜不已，并把它放到博物馆里作为瑰宝来供奉的时候，却在亲手“摧毁”另一些活生生的文明，目睹着它们挣扎而束手无策或无动于衷。若干年后，子孙们在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通过挖掘文明的碎片来复制出残缺的“文明”，并把它放到博物馆里，让子孙的子孙瞻仰。这就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复制出一个失去活力的文明，以此显示自己的文明和进步。而且因为是被保护者，传统文化更依赖现代，更崇拜现代，最终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迷失自己，把自己完全送进博物馆。

如果进步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请首先尊重多元文化共存的权利。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对“他者”文化的尊敬是对“他者”真正地尊敬。除此之外，现代性危机的显现也日益表明：单一的文明无法解决人类生存的全部问题，应付不确定的未来，创造美好生活，需要每一种文明的智慧。现代化不等于人类文明的单一化。

当我们开始反省那些“文明”的日子里，人类对自己生活其间的生态环境进行“蹂躏”和“摧残”的罪行之时，却忽略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倾轧。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在急于现代化的国家中，历史的发明更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对历史的反思可以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把家族、仪式看成‘落后’是一种历史的反思，其目的在于构造所谓的现代，而所谓的现代实质上又是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当下，面向现代化的裕固族现代小学，就其确立而言，是在国家规划下，地方、国家互动的产物；从其现实中的角色而言，是主流文化在乡村的“派出所”；就传承的文化而言乃是“相异事件纷争的结果”。

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必须谋求国家与地方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有赖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但首先是唤起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师，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而前提是它必须醒来。我们相信裕固族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被挖掘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但前提是作为民族文化承担者的裕固族人必须从现代的“洞穴”中醒来，寻求民族文化生存的可能空间。

就裕固族文化而言，笔者的观点不是复古、还原传统文化，但 “人是传统的存在”，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选择和传承机制。“如果我们尊重儿童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他们，使他们有形成独立见解所必需的知识和思想习惯。”但是，在特定规范和知识构筑的空间里，毫无防御的儿童所受的是“暗示的教育”，以现代文化标定的“文明”为文明，最终在“文明”的天空下，现代文化主宰了儿童的生活，而被主流文化所发明的落后形象——“传统”逐渐被子孙所抛弃。“我们这辈子人过去没有条件读书，但子女们绝对不能没有文化”；“如果我家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花多少钱我都愿意供出来”，这是裕固族牧民对现代教育的朴素认识。其实，一个把没有读书等同于没有文化的民族，是真正“没有希望的民族”。

“医院、学校和福利制度，使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维护自身健康、生活智慧和技术的人们的真知灼见无能化，沦落为依存于制度化的技术，而不得不过着贫困和寄生的生活。”笔者在论文完成之际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裕固族人而言，他们试图通过接受现代教育，谋求在现代社会生存，而在“学”的过程中，民族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但他们苦苦求索的现代文明又能指引他们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吗？

【参考文献】

[1]格尔兹，纳日碧力戈.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2]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169.

[3]兰德曼，阎嘉译. 哲学人类学[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7.

[4]伯特兰·罗素，张师竹译. 社会改造原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