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论文

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论文（精选4篇）

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论文 篇1

“非正规就业”首次出现在国际劳工组织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世界就业计划”报告中。

根据ILO的研究, “非正规就业”则是指在上述小规模生产经营单位里或以自雇佣形式, 提供产品或服务为目的的就业。非正规就业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就业形式灵活, 二是择业空间大, 二是择业空间大, 三是准入门槛低, 四是市场化程度高。当前, 数量连年上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谋生活, 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非正规就业, 如供应早点的小摊贩、打临工的泥瓦匠、修车摊、擦鞋匠、废品回收者。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他们积极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明显存在一些损害他们合法权益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探求影响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各项因素, 以便后期政策调整提供方向。

一、近年的宏观就业形势

2004年起, 我国一直存在“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问题, 这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当然这里所谓的民工荒是指具有专业技能的熟练工, 某些私营企业常年招聘这些技术工种但也时有空缺。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来袭, 由于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关停倒闭的私营企业数量众多, 很多农民工于2008年底就提前返乡了。2009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农民工就业形势明显比2009年初预期的要好。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 2010年农民工就业形势较好, 农民工数量继续增加, 总量达到24223万人, 比上年增加1245万人。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获知,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坏而波动。随着经济的回暖复苏及城市老龄化进程的推进, 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逐步增加, 特别是灵活多样容易进出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将成为当前解决就业紧张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非正规就业者的需求不相适应

目前缺乏专门针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体系。虽然近年社会保障部相继出台了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规范性文件, 但这些保险制度的设计多数都参照了有固定工作的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 它们缴费基数高、费率高、要求连续缴费等特点, 完全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未能达到设计该制度的初衷。如2009年10月13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来自湖南衡阳54岁的易承芳1987年随丈夫到广州打工, 本想在2010年退休的, 发现尽管参加了养老保险却因缴费未满15年无法领取养老保险金, 无奈她只能选择退保。像易承芳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使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大大受挫。再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 《意见》只针对非正规形式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配套办法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而没有明确的参照规则。因此, 各地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地实际状况, 制订了尝试性的地方性法规, 这些地方法规效力层次低, 不足以保障非正规就业人群的劳动权益, 特别是没有规定社会保险费征缴的依据、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 使很多农民工因工作变换后保险无法接续, 使他们普遍地缺乏参保积极性。所以目前大多数非正规就业人员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三、政府相关部门重管理、轻服务

一些地方政府职能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早期很多地方对于农民工的管理都偏重于预防和打击犯罪, 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服务、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居住状况等配套扶持工作不太重视。整个工作过程也是居高临下的“管理”, 丝毫没有融入“支持”、“引导”、“服务”的理念。有些部门甚至还以办证收费替代管理, 使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毫无实效。另外, 一些地方职能机构在农民工管理工作中, 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工作模式, 没能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管理中去, 导致信息不完善, 工作缺乏主动性, 整体效果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没能从源头把握工作重点, 对农民工的“落脚点”管理控制不严, 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漏管失控。总而言之, 职能机构未能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起到应有的引导、扶持作用, 这将大大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

四、户籍制度的制约

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早期该制度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开始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

当前这种户籍制度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最为根本的制约, 换句话说就是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享受不到平等的就业权。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 当地政府都会优先考虑解决本地居民的就业问题而制定种种政策和规定排斥外地劳动力。例如, 在提供就业信息时一般都会优先照顾本地居民, 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以使城镇的统计失业率降到较低的水平;还有政府规定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必须同时获得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的批准, 取得打工许可证、城市暂住人口登记证等证明文件。到城市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 投资办厂、购房人员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引进人才都不能落户, 其身份、地位得不到确认, 给生产经营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也给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种体制障碍增加了迁移者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成本。一些地方政府收取农民工各种各样的管理费后没有任何帮扶和救助工作, 这样的做法只能是增加了他们的流动成本。因此, 农民工受户籍制度的制约, 自由流动仍受较大的限制, 就业机会明显低于城镇劳动力, 而就业成本明显高于后者。当然最近几年, 此种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上述的种种歧视制度有一部分已被废除取消, 但由于户籍的原因, 农民工始终不能取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

五、农民工自身素质

1、农民文化素质文化水平不高

目前, 每年至少有100万人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这些人都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大量低水平的劳动者为招聘单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歧视对象。以下我们以上海为例, 来对比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并将2005年与2006年的调查数据作比较。农民工群体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高于本地居民, 小学文化的农民工占18.44%和初中水平的66.56%明显多于本地居民的5.29%和41.03%, 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本地居民比例均高于农民工群体, 特别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仅为总体的0.815%, 而本地居民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达17.87%。由此可以清晰得看出本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较农民工要高,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正好顺应了行业和岗位的要求。

2、劳动技能偏低

我国很多农民工的劳动技能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大大限制了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和潜能的发挥。目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 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76.4%, 中国的“地毯之王”李日成预计:未来三年, 广东将缺技工570万人。

3、劳动工种过于单一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我国需要更多具有多个学科背景或掌握多种相关领域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由于农民工缺乏一定的知识技能,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且以简单劳动力为主, 职业转换率非常低, 大部分人终身从事一种职业, 有的甚至一家几代人从事同一种职业。由于自身的不足,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择业的种类相当有限, 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择业范围, 使他们丧失了很多工作机会。即使部分人能勉强上岗应付工作, 但也常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进程务工的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 他们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他们积极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明显存在一些损害他们合法权益的问题, 如工资相对较低、劳动合同签订比例较低、很多农民工没有参加社保及维权机制比较欠缺。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探求影响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各项因素, 以便后期能建立一套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具体措施来切实维护农民工自身的权益, 帮助其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有效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户籍制,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年。

[2]樊平:《2010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3]王振、周海旺:《上海人力资源发展报告》 (2007-2008) ,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

[4]卢汉龙、周海旺:《上海社会发展报告》 (2010)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5]樊平:《2010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年中国农民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72。

[7]陈海玲:《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访“中国地毯之王”李成日》, http://news.webtextiles.com/info/2009-5-5@359913_1.htm2009-5-5。

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论文 篇2

王冉华

中国非正规就业人群逐渐扩大，因此非正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因此下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逐步深入地探讨一下如何健全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一、非正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定义

非正规就业，又称“灵活就业”，是相对传统就业(或正规就业)而言的，主要是指私营、个体经济中等非正规部门的各种就业门类和企事业单位等正规部门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等就业形式。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在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

二、我们的调查结果及全国相关权威数据

13人中1个人有养老保险，13人中5个人有劳动保护，13人中3个人有医疗保险，13人中2个人有公积金。

医疗保险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43263万人，约占总人数的33.3%。

工伤保险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6161万人，约占总人数的12.4%。养老保险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5707万人，约占总人数的19.7%。

三、现实分析及解决方案

由我们的调查数据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数据来看，除医疗保险外，其余社会保障项目的普及率都很低。

社会保障体系存在问题，以及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流动人口较多等社会现象，其中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现状更令人堪忧。雇佣关系不规范、不稳定、缺乏保障，导致非正规就业者处于雇佣关系的弱势一方，难以获得相应的权益保护。

要解决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就要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化，增强其法律强制性、逐步完善已有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比如区县在再就业基金中设立医疗费补贴专户；提供税收优惠，鼓励有能力参保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积极缴费；为非正规就业人员办理养老保障业务提供更方便的途径；规定劳务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非正规就业人员法律援助的力度；加大劳动监察的力度，确保劳动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等。

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论文 篇3

作为非正规就业的城市农民工群体, 既无特殊的劳动技能, 又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本, 只能依靠提供简单劳动力实现就业, 这是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主流, 其劳动关系的博弈能力非常低, 处于严重的被歧视、被剥夺且日趋边缘化的地位, 严重影响并威胁到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及其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二、问卷设计与相关调研说明

1.调研目的与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 目的是通过面对面的零距离接触, 获取第一手资料, 真实了解或反映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及劳动关系的现实问题, 为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创新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 提供可供参考的事实依据或完善建议。

2.问卷设计及其依据

我们根据杨河清主编的《劳动经济学》一书中的劳动关系调整遵循的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内容来编制下列问卷内容: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收入报酬权、休假权、安全保护权、职业技能培训权、社会保障权、劳动争议处理权和参加工会组织权等。[1]本问卷共分为7个一级标题和17个二级标题 (具体见表1) 。

3.调研对象及基本信息概述

本次调查选取的是四川成都市, 成都市是四川省的省会城市, 是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据四川成都市统计局统计资料, 目前全市农村196.6万的转移劳动力中, 在本市就业的有154.1万人, 已接近城镇从业人员数量。据有关专家估计, 目前在成都市就业的农民工有200万人左右, 占成都市在籍人口的1/5。所以我们选取本市调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 剔除漏选或乱选的报废问卷13份, 有效回收987份, 有效回收率为98.7%。

本次被调查对象是以农村户口为主的城市农民工, 其中, 18岁～30岁的占了农民工本次调查人数的37.5%, 30岁～40岁的占本次调查人数的41.6%, 40岁～50岁的占本次调查数的20.9%;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和高中文化为主,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了38.5%、高中文化的为43.14%、小学文化的占18.1%。

三、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现状

1.职业层次低, 就业不稳定

本次随机抽样调查中, 从事餐饮、家政服务业、建筑行业和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数最多, 分别为19.7%、19.1%和18.7%;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城市社区服务行业和加工制造业及配套服务业, 其分别为14.2%、10.4%和9.7%;从业人数最少的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城市公益性岗位就业, 分别为5.7%和2.5%。另据随机抽样调查显示:87.3%的城市农民工都更换过工作, 其中一年更换一次工作的占了56.1%, 一年更换两次工作的占了21.6%, 一年更换3次及以上的占9.6%。同时, 从个别访谈中还得知, 有部分农民工是以从事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为特点, 农闲时节进城务工;还有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以项目期限为特点的短工, 如建筑业, 当项目终结后, 他们不得不重新更换工作。究其原因, 其主要是因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不稳定的、短期性的、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就业形式, 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就业具有非长期性, 主要从事基层工作, 职业层次非常低, 对从业人员劳动技能要求不高, 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力个体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性。以上种种原因都进一步加大了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失业风险。

2.劳动合同签约率低, 且呈短期化态势

从劳动合同的签订来看, 本次随机抽样的结果是:签订劳动合同期限2年及其以上的占4.9%, 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1年的占5.4%, 签订半年劳动合同期限的占4.4%, 以劳动项目完成为期限的占8.7%, 签订口头协议的占3.2%, 也就是说有劳动合同和口头协议的共计占26.6%, 与企业根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占73.4%;除去2年及以上的占4.9%以外, 有21.7%的合同签订率都属于是短期合同, 从而导致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相对劳动合同签订而言, 了解劳动合同内容的城市农民工就更少了, 在签订有劳动合同和有口头协议的被调查对象中, 还有11.3%的根本不了解劳动合同的内容。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人单位运用其优势地位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者求职成本高的客观状况,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用工风险, 如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就可以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报酬可以由雇主单方确定、工作时间可以任意延长等。同时, 随着劳动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大, 劳动合同短期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农民工本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不足, 根本就不了解劳动合同本身的作用, 或是因为迫于生计, 他们一般对劳动标准的要求低, 大部分人不得不接受较恶劣的劳动和安全卫生条件, 也不主动要求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种事前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不平等劳动合同的情况, 导致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 从而使得一些用人单位不支付任何补偿就可以随意解雇劳动者, 并且用经常更换工人的办法来压低工资, 劳动者出现工伤事故时, 用人单位不承担责任, 并且容易引起劳动争议。

3.缺少技能培训及职业晋升的机会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经常参与技能培训, 有4.9%的被调查者偶尔参与过技能培训, 两者相加也未超过6.3%。也就是说这部分农民工要想通过参与企业的岗位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其机会或概率是非常少或低的, 结果是这部分人只能长期从事低技能、低职位、低收入的工作。究其原因是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就业培训仍然主要集中在城市下岗职工的培训工程, 对农民工培训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而且经营者的逐利本性使其不愿意对这些流动性较强的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机会, 即便是在企业技术升级要求高技能职工的情况下, 企业主也宁愿选择雇用新的劳动力, 而不愿意给在岗职工提供培训机会;[2]同时, 这部分群体的经济实力和意识的有限性使其无法通过自力获得职业培训机会, 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就业潜能的发挥。所以, 技能的缺失和低水准徘徊也就使他们无奈地丧失了职业晋升的机会。

4.缺乏劳权保障, 劳动标准恶化

我们关于劳动权益保障的调查着重四大内容:工资克扣或拖欠情况、工作时间规定、休假时间和社会保险购买。有关工资克扣或拖欠情况的调查显示:无工资拖欠或未克扣过工资的企业只占9.4%, 每年有过1～3次工资拖欠或克扣工资的企业占35.7%, 每年有过4次及其以上工资拖欠或克扣的工资的企业占54.9%。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及其以下的只占0.5%, (这部分人还几乎都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群体) , 每天工作时间为8～10小时的占20.9%, 10小时以上的占78.6%。月休假情况的调研显示:每月能休假4～8天的工人仅占3.7%, 能休1～4天的有10.7%, 几乎没有假期的高达85.6%的比例。购买社会保险的调研显示, 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社会保险的约占18.7%, 有81.3%的被调查者单位根本没有为其购买任何社会保险。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就业机制不规范。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如劳动监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覆盖到非正规部门的从业者, 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群体同用工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往往处在社会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之外, 并且也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3]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城市农民工与雇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与雇主形成的关系既不是劳动合同关系, 又不是经济合同关系, [4]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法律来直接调整这种关系, 致使农民工在遇到工作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问题时, 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很难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5.工会组织缺失, 维权不到位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 由于劳动关系不规范或不直接产生劳动关系, 这部分群体参与工会组织的人数极少, 只有2.5%的农民工参与了工会组织, 而高达97.5%的城市农民工根本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会组织。对工会职能的认知情况调查显示:对工会职能了解和了解一点的合计占4.1%, 还有95.9%的城市农民工根本不了解工会的基本职能。究其原因是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对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工会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 与此同时, 庞大的城市农民工中也因流动性大, 不易被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甚至大多数非正规企业, 如个体经济组织或家庭经济组织, 根本不可能成立工会组织, 其工会组织和劳动关系缺失是自然缺失;而且多数工会工作也往往受制于经营者, 工会活动缺少必要独立性, 工会组织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 在一些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事件中, 很少看到基层单位工会组织在维权方面的作为, 工人们缺少诉求渠道, 劳资关系无协调机制, 结果往往导致矛盾激化。

6.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设不完善, 劳资纠纷难以及时化解

调查结果显示:81.4%的城市农民工选择用忍气吞声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 17.1%的选择企业内部调解的方式, 只有1.1%的城市农民工选择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 0.4%的选择法院。也就是说只有18.6%的农民工在劳权遭遇侵犯时, 通过群体采用积极的、合法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实行的是“一裁两审”的强制仲裁制度, 争议处理程序复杂, 诉讼化倾向严重, 它对于低文化素质、低收入、很少闲暇的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群体来说, 成本是比较高的, 难以承受。因此,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即使受到侵害, 考虑到诉讼成本, 他们或选择忍气吞声, 或采取怠工、罢工、游行等非规范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导致劳资矛盾激化和扩大。

四、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对策

劳动关系的协调运行是社会关系得以稳定的基础, 就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而言, 由于存在形式的多样化, 职业类型的复杂化等特点, 其严重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具体对策。

1.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及制度建设, 使其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化

首先, 要真正把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 从法律、政策上确立其地位, 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保护非正规就业者权益, 建立完善新型的劳动关系;其次, 非正规就业中出现的劳资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法规不健全、劳动制度缺失造成的, 因而, 在《劳动法》付诸实施后, 要及时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如《劳动关系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劳动诉讼法》等, 其法律法规的制订与调整要能充分体现现阶段劳动关系的特点, 并能适应非正规就业中劳动关系发展的趋势, 为城市农民工维权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5]最后, 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 可依法设计一种适合农民工自身特点的简易社保品种, 比照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采取固定缴费方式, 由非正规就业者自愿“购买”, 并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这一基本特征, 实现全国社保基金能根据不同城市、地区的工资和物价标准为基准相互流动, 形成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使其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化。

2.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检查, 加大执法监察力度

首先是加强监察控制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用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劳资双方的行为, 特别是约束资方侵犯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规范其招聘录用、工资发放、薪酬福利、休息休假、合同变动、关系解除等方面行为, 使劳资关系能够在公平、公正的轨道上运行。其次是创新机制, 加大劳动监察力度。要对企业的欠薪欠费实行综合治理, 建立起企业欠薪欠费预警机制, 建立起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 形成合力监察企业的违规行为。再次是强化职能, 推进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要从劳资纠纷的源头抓起, 构筑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条防线。围绕公平与效率的仲裁服务信念, 着力畅通劳动仲裁“绿色通道”, 通过快速处理、减免费用等措施, 维护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最后是落实责任, 畅通诉求渠道, 完善信访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诉求表达机制, 畅通劳动者信访、投诉、举报渠道, 使农民工的劳动纠纷得到有效处理。

3.着眼于建立以劳动合同为依据的劳动关系调整形式

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督促和指导各类用人单位做好劳动合同管理工作, 将劳动合同的签订、续订、终止、解除、变更实行动态管理, 依法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劳动合同法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劳动合同的签订及其规范治理上, 其着力点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用人单位是劳动合同主体的原则。推行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登记制度, 不管是微型企业还是个体经济组织, 都要明确只要雇佣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参与生产, 其用人单位都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主体, 不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违法。

(2) 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和完善适用于非正规就业不同职业类型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明确非正规部门雇主对劳动条件、劳动标准、劳动内容、工资报酬、职业危害等进行告知的义务;对于已经存在的劳动关系事实但又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除了劳动者有其他意思表示外, 均应该被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保障部门要对不签订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加大依法纠正和行政处罚的力度。

4.改革职业培训制度, 提升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首先, 除了继续完善建立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外, 还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 提高农民工转岗再就业能力;其次是政府还应该通过各种公共中介机构为其提供低收费或免费的教育和培训, 普及以面向岗位和培养职业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培训模式, 提高劳动技能;最后, 针对非正规从业农民工的多质性, 就业培训服务不能一个模式, 政府应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大力开展“定向”式、“订单”式城市农民工培训, 培训工作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采取分类指导的方针, 以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培训的形式要突出多样性, 可采取送培上门、阶段学习、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等灵活方式, 努力提升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5.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切实保护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建立以劳动双方自主调节为主体, 以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协商及集体合同制度为基本形式, 以政府行政部门、非正规就业工会组织、企业组织三方协商为导向, 对涉及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 对拟定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以及三方利益调整的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提出建议, [6]进一步实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规范化、法制化。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框架下, 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 把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劳动报酬、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养老工伤社会保障等情况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中之重,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执法检查, 加强监管,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并形成工作制度, 进一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切实保护好、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6.促进非正规就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融合发展

以社区公益性组织及其他劳动组织为依托成立工会组织, 对于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群体合法权益的维护具有深远的影响。

(1)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本身是不具备成立工会组织条件的, 针对城市农民工群体主要集中在社区的特点, 可以以社区为单位组建工会组织, 赋予社区工会组织以基层工会的职责, 直接接受社区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参加工会。

(2) 对于广大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 其劳动关系的缺失是自然缺失, 探索把已有的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纳入工会组织的办法, 把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工会, 以行业为特点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为其维权。

(3) 对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问题, 首先要消除正规部门接受本部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各种经济和利益关系的限制, 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约束正规部门吸纳所有的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4) 加快中介组织 (如家政服务行业和劳务派遣机构等) 在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向公益性组织转变, 同时促使这些中介组织成立工会组织, 有利于维护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权益。

7.逐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与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 综合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

首先,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利需求, 从而构建合理的社会舆论与道德评价体系, 强化对城市农民工的普法力度;其次是建立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上的“双轨制”, 即改革“先审后裁”模式, 实行“裁审分离”体制, 即指未能和解的当事人不愿或调解机构调解不成的劳动争议案件, 可以由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之间自由选择, 申请仲裁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且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已提起诉讼的就不得再申请仲裁, 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 有利于非正规就业群体城市农民工节约解决争议的成本和时间。再次是加强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力度,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维权工作, 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各尽所能, 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济和行政执法的衔接。最后, 要积极探索农民工多元化维权的新方式, 综合运用行政、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最大限度地挽回农民工的损失, 减少诉讼, 降低维权成本。

摘要：本文作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方式, 探索了城市农民工群体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存在的诸多特点, 即职业层次化低、工作不稳定、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等, 且呈短期化态势、缺少技能培训及职业晋升的机会、缺乏劳权保障以及劳动标准恶化、工会组织缺失、维权不到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设不完善、劳资纠纷难以及时化解等, 这些特点严重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文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参考文献

(1) 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 江立华.论城市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04) .

(3) 罗华荣.当前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问题[J].上海经济研究, 2005, (03) .

(4) 艾春岐.妥善解决好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01) .

(5) 何文举, 李娜.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 2007, (03) .

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论文 篇4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者,特征差异,Mixed Logit模型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下岗的待业人员、进城务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数进入非正规部门,以“家庭作坊”“个体劳动者”等非正规形式实现就业或再就业。同时,正规部门用工制度从终身制向合同制全面转变,出现劳动派遣、非全日制等新用工形式,为正规部门吸纳非正规就业者创造了必要条件。

非正规就业在缓解我国就业矛盾、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其在诸多方面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如劳动雇佣关系不稳定、工作条件恶劣、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基于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应适当降低非正规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占比,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就业质量。如罗拾平(2010)表示政府应当认可非正规就业的客观存在,但仍需在创业就业环境、立法保障、管理探索和引导政策上作进一步部署,以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1]。本文试图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在区分不同类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基础上,通过Mixed Logit模型分析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的差异性,探究影响两者特征差异的显著因素,为降低劳动力市场中非正规就业比重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Har首次提出“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的概念,认为非正规部门是指介于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主要吸纳失业者、城市非熟练工人和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单位[2,3]。1993年,第十五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LS)发布了《关于非正规部门就业统计的决议》,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又进一步明确了非正规部门的概念[4,5]。我国学者基于本国国情,对非正规部门进行了本土化界定,认为我国非正规部门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从业人员一般不超过7人,不强制登记、建账、与雇员签订劳动合同的生产单位,包括独立经营户和小规模雇主经营户两类机构单位[6,7,8]。

在界定非正规部门概念的基础上,ILO把非正规就业定义为非正规部门就业和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两部分内容的总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是指非正规部门里各种形式的就业。特别地,内部分化理论(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Theory)指出非正规部门内部存在高层(upper-tier)和低层(lower-tier)的分化。高层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是竞争关系,主要由自愿进入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劳动者组成;低层非正规部门没有能力与正规部门竞争,主要由无法进入正规部门但为了维持生计而从事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劳动者组成[9,10]。基于此,非正规部门就业可进一步分为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和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两类。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是指正规部门里未建立正式劳动关系或建立了正式劳动关系但以非传统就业形式实现的就业,包括短期性就业、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动派遣就业等各种形式的就业[6,7,11]。

大量国内学者试图从与正规就业者的比较中,找到非正规就业者更为本质的特征。吴要武等(2006)指出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条件和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12]。薛进军等(2012)认为造成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的主要原因是正规就业者教育和经验的回报率都远远高于非正规就业者[13]。然而,这些文献仅局限于将非正规就业者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对非正规就业者特征的把握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对其内部客观存在的异质性作出解释。鉴于此,本文将在区分不同类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从研究内容出发对现有研究作一定的补充和拓展。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已有文献通常将整体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进行比较,属于离散因变量模型中的二值概率模型,多将Logit模型或Probit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但是鉴于本文设置的因变量为多值变量,Mixed Logit模型不受无关选择独立性假设(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IIA)的约束,且允许自变量系数服从某种分布,在不同样本点之间存在异质性,也不依赖于误差项必须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在应用方面更具普遍性。因此,本文拟采用Mixed Logit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发起,调查范围覆盖我国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9省,包括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调查内容涉及住户、营养、健康、成人、儿童、社区调查等多个方面,调查信息包括性别、户籍类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及收入状况等。迄今为止,一共进行了9次调查,调查时间依次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本文选用2011年CHNS数据,经过数据整理和筛选后,得到有效观测样本共为2703个。根据常进雄等(2010)[15]的做法,并结合三类非正规就业者的定义,本文将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称为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共239位居民。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领取工资的家庭工人和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称为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共291位居民。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集体企业的合同工和临时工称为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共607位居民。其他统称为正规就业者,共1566位居民。

(二)变量选择

本文将变量分为个体特征变量和就业类型特征变量两类。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户籍、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就业类型特征变量包括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和医疗保险。

(1)性别。男性设为1,女性设为0。

(2)户籍。城镇设为1,农村设为0。

(3)受教育年限。将劳动者接受正规教育的总年数作为受教育年限,并把该变量分为0～9年、10～13年和14年及以上三个区间。以0～9年为对照组,建立两个虚拟变量。

(4)工作经验。参照李晓华(2013)[16]的做法,将实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6后所得数值作为工作经验,并将工作经验平方引入模型。

(5)月收入。以年薪除以12后的月平均值作为月收入。以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为基础[17],此时第i位劳动者是第j类就业者的概率是[18]:

与多项式Logit模型不同,Mixed Logit模型中的系数β不是固定的,而是服从分布f(β|θ)的随机变量,θ是描述该分布的参数(均值、标准差等),此时选择概率可表示为:

Mixed Logit模型的选择概率为多项式Logit模型选择概率的加权平均值,其中f(β|θ)表示权重,可假设为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均匀分布等不同类型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对于式(3),可进行如下计算机模拟计算:第一步,从分布f(β|θ)中抽取βk,k=1、2、…、K;第二步,根据抽取的βk计算得到Lij(βk);第三步,重复前两步K次后取Lij(βk)的均值,得到概率的模拟仿真值为:

在式(4)基础上,可进一步计算模拟的对数似然函数,具体形式为:

其中,第i位劳动者是第j类就业者,则cij=1;第i位劳动者是其他类就业者,则cij=0。通过改变θ值,使得对数似然函数达到最大值,实现对系数所服从分布的参数估计。

四、模型估计结果

(一)基准估计

本文使用R软件中的mlogit命令建立Mixed Logit模型。根据上述命令对数据形式的要求,将数据复制为原有数据的4倍,把四分类因变量转化为0-1变量,0表示劳动者不是对应类别的就业者,1表示劳动者是对应类别的就业者。把正规就业者作为对照组,将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以及每周工作时间的系数视为随机的,并假设服从正态分布①,模型1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注:类别1、2、3分别表示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分别表示在1%、5%、10%、1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1. 固定系数变量的影响。

与正规就业者相比,性别对劳动者是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没有影响,而对其是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女性更易成为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对于三类非正规就业者而言,城镇户口、受教育年限越长和办理了医疗保险的劳动者均能显著降低其是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其中,非正规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正规就业者低,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受教育水平最接近于正规就业者。相比于正规就业者,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办理医疗保险的概率相对较低,而对于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则概率相对更低。月收入水平越低的劳动者能显著提高其是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或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但对其是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没有影响。可见,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月收入与正规就业者相比无显著差异,而其余两类非正规就业者的月收入与正规就业者相比显著偏低。

2. 随机系数变量的影响。

平均而言,类别1中工作经验一次项系数均值为正,二次项系数均值为负,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者是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与其工作经验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劳动者是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先升后降。由于类别2中工作经验二次项系数标准差并不统计显著,则上述倒U型关系在样本中没有变异性。类别3中,平均而言工作经验的增长对降低劳动者是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有显著影响①,且该影响在样本中具有很小的变异性,经计算得到工作经验二次项系数大于0的样本比例为99.38%②,即对样本中99.38%的劳动者而言该结论成立。

从平均水平看,对于三类非正规就业者而言,每周工作时间较长的劳动者均能显著提高其是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其中,越长的每周工作时间对提高劳动者是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概率的作用越大。可见,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普遍长于正规就业者,且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最长。根据系数标准差的估计结果,每周工作时间对劳动者是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或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概率的正向影响具有极小的变异性,因此对于所有劳动者而言上述正向影响均成立。

(二)进一步估计

为考察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水平对就业者差异性的影响,本文将上述变量划分成不同区间,分别设置对应的虚拟变量③,并把虚拟变量系数视为随机的,且假设服从均匀分布④,依次建立两个Mixed Log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下面对随机系数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从模型2可知,平均而言受过10～13年正规教育的劳动者对其是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没有影响,而对其是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说明,高中学历者⑤是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与其是正规就业者的概率无显著差异,而高中学历者是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显著低于其是正规就业者的概率。对于三类非正规就业者而言,受过14年及以上正规教育的劳动者均能显著降低其是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由此说明,本(专)科及以上学历者⑥是三类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均显著低于其是正规就业者的概率。可见,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在本(专)科及以上学历层面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系数标准差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上述结论在样本中不存在变异性。

考虑模型3。在类别1中,平均而言低月收入者能够显著降低其是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且该系数具有较大的变异性,正向和负向影响的样本比例分别是26.76%和73.24%⑦。同样地,平均而言高月收入者也能够显著降低其是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系数变异性较大,正向和负向影响的样本比例分别是36.45%和63.55%。可见与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相比,正规就业者内部高收入者偏多,低收入者也偏多。在类别2中,平均而言低月收入者对其是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没有影响,但高月收入者能够显著降低其是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概率。可见,与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相比,高月收入群体中正规就业者明显居多。在类别3中,平均而言低月收入者和高月收入者对其是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概率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且系数均不具有变异性。这表明与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相比,低月收入群体中正规就业者明显偏少,高月收入群体中正规就业者明显偏多,且该现象对于样本中所有劳动者而言均成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1年CHNS数据,采用Mixed Logit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同类型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的差异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非正规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正规就业者,两者差距主要体现在本(专)科及以上学历层面;(2)工作经验与从事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从事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3)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和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显著长于正规就业者,但其收入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而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最长,其收入水平与正规就业者相比无显著差异;(4)女性或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成为非正规就业者的可能性更大;(5)非正规就业者的医保水平普遍低于正规就业者,其中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医保水平比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低。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采取补贴或购买第三方培训服务的方式对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进行低价或免费性的创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将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作为接受成人教育的重点群体之一,为其有针对性地开设经营管理类专业课程。同时,帮助个体经营者拓宽融资渠道,减轻微型企业税负,提高微型企业存活率和孵化率,促使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成长为正规部门中的企业家。

第二,选择自主创业的正规就业者在创业初期往往采取个体经营模式,然后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增加雇员数量等方式将个体经营升级为私营企业等组织形式,因此“正规就业者→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正规就业者”的转化路径值得提倡。特别地,由于这部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因此实现上述转化路径的可能性也较大。

注:类别1、2、3分别表示高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分别表示在1%、5%、10%、1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第三,降低个体经营市场准入门槛,简化个体经营审批程序,鼓励低层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从事个体经营,实现从雇员到雇主的转变。

第四,正规部门应开辟吸纳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者为正式员工的通道,鼓励其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争取达到转正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