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论文

城市社会论文（共12篇）

城市社会论文 篇1

低碳城市Low-carbon City, 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

低碳城市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 很多国际大都市以建设发展低碳城市为荣, 关注和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最小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性的舒缓包容。

自2008年初,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在中国大陆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联合推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以后, “低碳城市”迅速“蹿红”, 成为中国大陆城市自“花园城市”、“人文城市”、“魅力城市”、“最具竞争力城市”......之后的最热目标, 该目标将具有长期的特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首任主任夏堃堡先生称“低碳经济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著名学者林辉认为, 建设低碳社会和低碳城市, 正是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具体和有力的实践, 并且具有全民的参与性、持续性, 能够做到共建共享。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提出, 该部今后将着力做好包括加快研究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等五方面工作, 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

可以预计, 低碳城市将成为城市品牌的新高标。

城市社会论文 篇2

活动目标：

1、仔细观察事情经过，体验事件中人物的感受，愿意根据图示大胆讲述。

2、愿意帮助周围的人，知道帮助别人能带来快乐。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公益广告视频片断、与视频内容有关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播放视频《和谐城市，心灵乐章》

1、你看到了什么?发生了几件事?

2、教师提供图片，请幼儿将手中的图片和与之有关的事情粘贴到一起。

二、再次逐图播放视频短片，师幼交流讨论：

1、通过观察，说说第一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先请幼儿尝试讲述画面，再通过踮起脚尖拿东西的动作体验视频中人物的感受，从而理解需要帮助的心情。

2、看他们在干什么?有没有说话?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请幼儿根据短片的经过，为短片中的`人物配音。

提问：两位外国朋友要感谢谁?可凡叔叔要感谢谁?为什么?

3、发生在什么天气?在哪里?

请幼儿观察，有几个人，几把伞?

她上车了，为什么还要下来?伞是怎么利用的?阿姨把伞放在什么地方?小朋友是怎么做的?

4、奶奶遇到了什么困难?阿姨是怎么帮助她的?

请小朋友根据图示，告诉奶奶垃圾是怎么分类的?

除了图示，还可以有什么方法区分垃圾?

三、出示笑脸图片，请幼儿讨论和哪件事情有关系。

教师小结：得到帮助的人很开心，帮助别人也会得到快乐，我们一起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做一个快乐的人。

活动延伸：

一座城市的社会治理变迁 篇3

明果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几十年来，生猪养殖一直是这里大部分村民的致富渠道。一年前，随意走进一个村庄，村头村尾的溪流旁，都能见到当地村民搭建的简易猪舍，因缺少有效的畜禽排泄物处理设备，猪舍里的猪粪猪尿被直接排出猪舍，汇集到附近的溪流中。回忆起对家乡当时的印象，“山清水不秀，到处是黑河，你都不能想象，一到夏天，苍蝇、蚊子乱飞。”郑银富对《小康》记者表示。

像郑银富一样的生猪养殖户，在明果村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在整个杜澤镇则有2000余户。其实，很多村民已经意识到养猪对环境造成了伤害，但这几十年的事业又如何放得下？

2013年底，“五水共治”攻坚战在衢州打响，衢江区政府法治先行，源头治理工作全面铺开，2000多户猪棚顺利拆除或整改，明果村甚至整个杜泽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并非不让养猪，而是要求规范养殖，以不危害环境为前提，但郑银富还是选择转换思路，转身经营民宿，他参加民俗经营培训，前往杭州桐庐、湖州安吉考察学习，将生态致富经验带回村庄，而这一切，皆由政府埋单。

类似郑银富这样成功转型的案例不胜枚举，明果村的变化也不过是杜泽镇社会治理的缩影。

法治思维治水

杜泽镇，拥有生猪养殖户近3000家，是衢江区第一生猪养殖大镇。今年年初，杜泽镇按照衢江区要求，积极落实“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工作，全力治水，建设美丽乡村。杜泽镇也借此东风华丽变身。

据统计，杜泽镇2000多户生猪养殖户已顺利关停，近80幢违规建筑顺利拆除，整个过程实现零上访。

“三改一拆”工作难，过程中听到百姓各种怨声再寻常不过，但在杜泽镇，这项工作似乎进行得很是顺利。让人好奇的是，这顺利的背后，镇政府有何妙招？

“法治宣传工作到位、人性化整治、贴心安置、适当补贴、后期帮扶。”杜泽镇党委书记吴利旗为《小康》记者例举了这样几个关键词。他表示，“法治”的作用是让社会和谐，普法教育先行，细致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改变百姓思想观念。

“老百姓养猪，致富了，却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一个人的利益损坏了他人的利益，对他人就不公正，这就不和谐。”吴利旗告诉记者，区里司法行政系统中，抽调出部分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行政干警，组建“五水共治”法制宣讲团，开展环境整治法制讲座，大力宣传《水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节约用水办法》、《浙江省水资源管理条例》、《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为水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舆论基础。

为及时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形成“小事不出村”的良好环境，区里镇上专门配生态指导员、村级法律顾问、民情调解员等，引导群众拥护和支持“五水共治”共建生态家园工作。

当地镇政府、村里党支部牵头搭建“民情沟通日”平台，实现百姓法律问题在村解决。民情沟通日定期走进百姓家，任何纠纷、法律资讯等问题通过此平台一并解决。

无论是整治猪棚还是拆除违建，当地政府部门始终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操作，法治宣传为先，并坚决做到位;关心百姓切身利益，给予适当补贴;并做好一户一档案的证据保全工作;坚持公正、公平、公开。

在拆除违章建筑上，杜泽镇人性化的治理思维得以呈现——政府相关部门一起协助百姓拆除，尽量不破坏有用资源，将瓦片、横梁、门窗等保留下来，以便主人再次利用，结束后，还帮助清理废墟。

杜泽镇政府管这叫做“和谐拆”。

后期怎么帮扶？关停养猪职业后，村民可进行多种选择——外出打工、种植菌菇、来料加工、发展民俗……只要百姓愿意，政府给予相应的免单培训和相应扶持。

杜泽镇的法治治水，在细微之处成为衢江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

在衢江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一楼，设有“法律顾问”定点场所。

据衢江区司法局副局长徐木泉介绍，“一村一顾问”做法自2010年在当地推出，如今已在全区试点推广。2013年，衢江区共有36位律师、29位法律工作者，成为全区271个行政村、3个社区的“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在前期就签订好协议，定好各自职责，定好责任行政村，有序为村民提供相应服务。目前，衢江区司法局还制定出台了《衢江区基层法律援助与村法律顾问衔接制度》，进一步推进城乡法律服务一体化，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法律顾问”发挥的强大作用，用一组数据足以证明：今年以来，这些法律顾问协助开展重大疑难纠纷调处35件，提供法律咨询604人次，帮助村民草拟法律文书97件，为村民宣讲法律知识讲座30多场，帮助修订村（社区）规民约、完善村（社区）务民主公开制度55个，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94件，而参与“五水共治”法制宣讲，共有9场次。

“高效治理”样本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是写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话。为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衢江区政法委提出新要求，要求在全面推进“法制衢江”建设中，真正做到“快学一拍、先行一步、深悟一层”。

“衢江区，甚至衢州市，依法调解浓郁氛围已经形成。”市政法委相关人员表示，衢江努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大调解”体系，实行调解优先、关口前移，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鼓励人民群众通过调解、仲裁、诉讼渠道维护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氛围。

以区司法局为例，11月9日，第二届中国（浙江）全面小康论坛在杭州召开，衢江区司法局“九大行业大调解机制”在此次论坛上荣获“浙江省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而在2013年，其全国首创的“监地视频”帮教对接模式也获得同样奖项。

“突出九大行业，整合多方资源，调解社会矛盾”。方建华介绍，九大行业大调解机制，是整合医患、交通事故、国土、劳动、教育、水利、安监、环保、食品安全等九大行业，在衢江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平台，集中受理和专业调处社会纠纷矛盾的社会治理创新做法。

大调解机制的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百姓有調解需求，原来需要跑各个行业，又总找不到负责调解的部门，在矛盾调解中心，九大行业的问题实现一个窗口受理，专人接待。家庭婚姻纠纷，让家调会展开调解;医疗纠纷找“医调会”;法律法规维权找“警调会”。群众快速对号入座，纠纷问题得以高效率调解。

矛盾调解中心设有三支队伍：法律专家库、专业技术队、组织干部队。三支队伍下设各个小组，组员皆是专业的志愿人员，平时零散在各自岗位上班，但被点到，就前往调解中心开展服务。截至2013年8月数据，九大行业“大调解”运行以来，中心接待群众来电、来访3890人次，共受理矛盾纠纷1713件，调处成功1688件。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成为进一步筑牢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首道防线。

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周熙明站在理论角度分析认为，社会治理要正视人性，真正探索“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

而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严格执法的工作推进还是政法部门治理创新，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人性化”。

2012年4月份，64岁的刘世志面对屏幕中四年未见的儿子，不由哽咽。儿子服刑后，思儿心切的刘世志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平时行动已有诸多不便，又该如何去杭州乔司监狱探望儿子？

谈及此事，刘世志的妻子叶玉英对司法部门充满感激。司法局工作人员考虑到两位老人思子心切，专程将他们接到视频帮教中心，通过视频让一家人相会。儿子四年来首次在屏幕里见到父母，泣不成声，决定认真服刑，尽早回家。

“监地视频帮教对接模式”，即将监狱帮教工作前移，在“刑释解教后回原籍帮教”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在监服刑期间通过网络视频开展亲情帮教、政策帮教”的做法。“为实现监管改造与安置帮教‘无缝对接’，为服刑在教人员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创造前提基础。”方建华向《小康》记者介绍。

政策宣传、信息传递、亲情感化、职业帮助，这个高墙内外温暖的“感应器”，协助监所提高犯人改造质量，降低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率。据介绍，司法局这个全国创新做法，也曾在全国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期间，被作为浙江省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进行重点宣传。

衢江区的种种做法，让治理不再是冷冰冰的政府行政手段，而将“人性”关怀融入其中，形成“善治”之路。而这，正与周熙明“治理要善治，善治基础是‘人性’”的观点相契合。

在衢江区执政者看来，依靠法律和通过司法过程为民带来实惠，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实现构建幸福衢州的总目标。

城市社会论文 篇4

前前后后数次翻阅这本厚重的著作, 并查阅了相关时期的历史文献, 总算从刚开始的云里雾里有了点滴的进步, 对书中的方法和思想有了初步的理解;也从一开始的被学者们的观点带着走, 到现在渐渐产生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也终于能动笔写下些许所感所想。我把自己的这篇读书报告划分为三部分, 首先, 我将对《中华帝国》这本书作一个内容梗概;其次, 我将对该书作一些评价, 包括正面和负面两部分;最后, 我将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理解, 对本书中最启发我的关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话题, 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内容摘要

全书共有三编, 分别是围绕着帝国晚期城市的三个方面组织起来的。第一编题为《历史上的城市》, 论述城市的建立与拓展, 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各种因素;第二编题为《空间的城市》, 注重城市在各自的腹地和区域中扎根, 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第三编题为《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 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2】施坚雅教授为各部分都作了一篇单独的导言, 让读者在一开始就对即将阅读的版块有初步的了解。

二、评析

首先, 我将谈一谈本书的贡献。

第一, 正如开篇提到的, 该书推动了跨学科研究, 并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论文的作者除了汉学家和中国史学家外, 还有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他们或出生于美国, 或出生于英国、德国、荷兰、日本、中国。我第一遍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虽然许多内容没有看懂, 但是有一个印象已经十分深刻了:外国的学者们能把中国明清的城市研究到如此细致、如此深刻, 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中国的历史城市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他们都具备深厚的汉学基础, 西方学者对于帝国晚期的熟稔程度, 丝毫不下于中国的学者, 可见学术知识没有国界也没有一家独占之说, 应当推动研究方法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 学者们做学问的态度极富启发性。不说学者们深厚的汉学功底, 光从书中一篇篇图文并茂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搜集资料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查阅大量的地方志、地方报纸、外国人的游记等, 访谈许多移居海外、曾经在农村市场体系中生活过的“知情人”, 并利用自己的实地调查资料。秋山元秀教授在他的一篇评论中曾经说道:“施坚雅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运用, 有时也富于启发性。例如, 民国以后的邮政局的所在地资料, 这是俯拾即是而不被我们重视的资料, 但是他在城市研究中却运用这项资料作为求得中心地所在的依据。”【3】

此外, 为了将本书与同类历史书籍作对比, 我还翻阅了由美国学者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一书, 该书以江南地区的主要城市 (苏州、杭州、扬州、上海) 为研究的对象, 分析了江南区域内城市历史的不同方面, 探讨了中国前近代城市发展的诸方面问题。除了结论不同, 这本书乍一看在各方面都与《中华帝国》很像, 但是仔细比较, 在研究方法上还是跟《中华帝国》有差距。

同是研究帝国晚期的上海, 马克·埃尔文在他的著作《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中引用了细致地多的资料, 文中多处引用了诸如《明代漕运研究》、《阅世编》、《崇祯松江府志》等历史古籍中的原文表述, 共有参考文献106篇, 同时搜集了丰富的图表, 前后共9幅, 展示了上海水道分布、水路管理体制以及城市发展中的微妙变化, 一目了然。这不是单纯的现象罗列, 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另一方面, 每一条史实都紧紧围绕文章的中心, 揭示上海城市发展的规律性。

相比而言, 《江南》一书中的资料则略欠丰富性, 读完约翰逊关于上海的研究 (《上海:一个正在崛起的江南港口城市, 1683-1840》) , 感觉文章更像是史实的叙述, 成片的文字中仅插入3幅图表, 缺少丰富史料的支撑, 同时文章涉及的面也没有前者深层。这一点很容易判断, 读完《中华帝国》, 再读《江南》这一书, 发现阅读速度很快, 由于不理解而停顿、反复的地方明显减少了。由此可以看出, 《中华帝国》中的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城市时下了多大的功夫, 搜集资料时做出了多大的努力。正是这种善于运用资料、千方百计搜集资料的精神, 使得本书的作者们在作深层研究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我想, 学者们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地学术作风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正是我们在做学问乃至为人处世方面所需要的品质。

第三, 正如施坚雅教授在前言中重点提到的, 本书突出社会经济层级的重要意义, 通过这种理论构架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此前, 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 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中国知识阶层与官僚机构关系紧密, 他们著书立说时, 国家的行政等级区划自然成为他们描述空间的唯一框架, 但是这种方式阻碍了对社会经济层级的认识。

施坚雅教授认为, 明清时期, 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更主要的是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级中的位置, 而不是政府的安排。就中国的情形而言, 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的大都市, 处在中心层级的最高层, 这个层级向下延伸到农村的集镇。层次越高, 社会经济体系越复杂, 中心地在其中起着连接点的作用。例如珠江三角洲就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由本地和区域系统逐层构成的层级结构。大区域的核心-边缘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由中心到最边缘的共中心的连续区域。

由于对这个理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这里就不添加自己的观点, 以免画蛇添足, 我就主要引用施教授在前言中的原话来描述这一区域体系理论:其中心观点是, 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 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系统均呈现和大区的核心-边缘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因此, 每一个本地和区域体系均是一个有连接点的、有地区范围的、而又有内部差异的人类相互作用的体制, 这个体系处在不断地有规律的运动之中, 镇和市处于一个体系的中心, 起着连接和整合在时空中进行的人类活动的作用。【4】施坚雅教授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 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话题, 其一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大区域经济处于半独立状态, 各具特点, 各有其核心-边缘结构;其二, 在一个特定大区内, 城市层级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 中心大城市在整合其城市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十分重大。

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 单是施教授不落窠臼, 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就足以体现本书的价值——它让中国的历史学家接触到了区域体系的分析方法, 并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运用这一方法, 在城市和社会研究上做到更为全面甚至更为科学。

在我看来, 《中华帝国》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些小问题, 下面我将一一列举。

其一, 虽然学者们在搜集资料和研究方法上下足了功夫, 但是纵观全书, 大部分论文缺少量化分析。正如施教授在第一编的导言中提到的:“本书的撰稿人没有一个是历史统计学家, 除了我本人的文章以外, 那为数不多的几篇由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写的论文, 大部分避开了量的处理。”【5】如果更多的论文中能将适量的量化分析与文献、图表分析相结合, 那在学术论证上就更为严密了。

其二, 是关于对施教授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的质疑。在他的概念框架中, 中国城市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市场因素, 同时他也谨慎地指出政治在其中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例如:都城的重新定位, 对外贸易权和垄断权的授予或废止。但是根据我们的历史知识,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 在决定中心地等级地位的时候, 政治因素应该比经济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施教授关于这一点的论述, 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最大的疑惑和不解。

三、启发性思考:城市的社会管理

对历史的研究, 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后世提供借鉴。读完这本书, 第二编中瓦特教授所写的《衙门与城市行政管理》给我最大的启发, 一方面是出于我对“管理”话题的兴趣, 乐于探索古人在管理城市社会中的做法, 另一方面, 这篇文章激发起我对现今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方式上有所感想。

在这篇文章中, 瓦特教授最关心的是以城市为主的行政机构和以农村为主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清政府各级的司署中, 县级衙门对当地人民生活影响最大, 因为县级衙门是他们最直接、最经常碰到的皇权形式。清代衙门有三个特点在城乡关系上显得不合理。其一是衙门官员脱离平民;其二是衙门有行使商业职能的倾向, 把行政职能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其三是书吏等正式的政府雇员代表着地方利益, 而幕僚等非正式吏员却代表着国家利益。瓦特也对衙门官吏反复想把行政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强加于乡间的企图作了新的考察, 并说明他们的成败如何反映了衙门内的官吏与利用其行政部门的各种社会集团的不同利益。他的结论是:衙门首先是一个斡旋这些不同利益的机构, 县衙门是地方政府与非地方的地方权力代表协商的主要中心。

从文中可以看出, 明清时期国家对县以下的地方社会的控制较为粗放。国家任命的县一级的正式行政人员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少数几个人, 在清朝, 有时主簿、县丞缺额, 其工作不得不由不入流的典史监管。瓦特论述道:“除了衙役常被派遣或逮捕嫌疑分子外, 衙门官员不再直接受理乡村民间的生活事务。衙门官员在任职期间, 总是住在衙门内, 不许他们外出。这样, 衙门在许多方面就跟人口众多的乡村隔离开了。”【6】这就是一个地方行政城市化的现象。

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今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些问题。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格局是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高度合一、政府管理取代社会管理的集中管理模式, 它导致社会各非政府组织管理和发展能力的缺失, 影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 这种管理格局还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像明清时期那样的“政府与人民、政府与农村分隔”的现象也不在少数, 这一历史上就存在的问题到今天也没能彻底地解决。因此在这里, 我主要想强调“公众参与社会管理”。

(一) 有关公众参与

法国城市社会学代表人物列菲弗尔认为, 城市应被当做一个综合的有机体,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不是“社会动物”, 而是具有立体生活、感觉丰富的城市人群。人们对城市的权利不是被简单地看成游览城市的权利, 只能被明确地表达为对城市生活改变和重建的权利。【7】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公众有权参与社会管理, 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活力。

明清时期衙门与人口众多的乡村隔离显然已经是不可取的, 同时我们也要改变当前公众参与有限的状况。近年来, 网络舆论蓬勃发展, 政务微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在信息发布、提供服务、了解民意和官民互动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还有高效、便捷、亲和等优势。在微博时代, 每个人都成了媒体, 每个人都可以无边界地与别人沟通, 微博使政治离我们更近了。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有些政府机关只是跟风而已, 虽然开了微博却不见更新, 或是缺乏实质性内容, 我在网上也见到不少类似于“您反映的问题已经交给有关部门调查,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样雷同的官员微博。

当然, 典范也不在少数, 河南焦作的公共财政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典型的公民参与管理的范例。焦作建立健全财政复式预算, 推广百姓“参与式预算”,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为预算改革创新提供技术支撑。一系列的改革, 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0年来, 焦作财政收支总规模增长6倍多, 人均财政收支水平跃居全省前3名, 提升5个位次【8】, “焦作实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样的模式值得在全社会得到推广。

(二) 有关城市移民

芝加哥学派的祖师帕克提出了“边缘人”这一概念, 他们处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的边缘, 并受到这种边缘化的煎熬。在今天看来, 农民工就属于这个范畴。一个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要走包容性发展的道路, 不断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 在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更多地承担农民工发展的社会责任。现在各地频现的“民工荒”问题就是城市政府和企业主没有承担好农民工发展的社会责任的直接后果。

帕克还强调, 教育在族群通话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不同文化群体的通话是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和认同共同的传统与技术而实现的。【9】放到今天中国的背景下, 就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可以将教育寓于社会管理之中, 通过教育沟通来实现社会和谐。

以上就是我在对这部著作经历了多次泛读、精读之后得出的一些想法。本书其他选文中也有关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论点, 如《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衙门与城市行政管理》等, 都对现代城市社会管理有启示意义。在这篇报告中, 限于时间精力和篇幅, 我只是着重就《城市的社会管理》这一篇进行了探讨, 其余的文章将留到日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摘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一部主要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城市的论文集, 由被誉为“美国汉学第一人”的施坚雅教授主编。书中共收录16篇论文, 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籍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著作, 而是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著作。

关键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帝国晚期

注释

1[1]诺顿·金斯伯格.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J].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

2[2]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7

3[3]秋山元秀.施坚雅编<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J].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

4[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5

5[5]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6

6[6]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 2000.418

7[7]夏建中.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53

8[8]http://finance.qq.com/a/20091231/003605.htm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范文 篇5

是指为了有效地建设和维护城市治安秩序，城市政府及其公安机关依法进行的对城市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和处理。

加强城市治安管理是市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重要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城市治安管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

2、城市治安管理是开展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3、城市治安管理是维护我国声誉和搞好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职责是：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和其他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的发展。

具体的说，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一般职责包括：

（1）执行和实施国家有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2）研究制定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政策和法规草案。（3）研究制定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规划及其实施措施。（4）组织和开展城市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编辑本段城市社会治安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多，楼房逐渐取代了平房，人们都住进一幢幢的单元楼，城市社区建设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多，社会成分复杂，人际关系淡化，邻居间互帮互助、团结一家的特点减弱，给某些犯罪分子提供了良好的犯罪机会。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犯罪在类型上的特点表现为以侵占财产为目的财产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等居首位，约占80%左右，而且侵犯人身权利的伤害以及卖淫嫖娼等性犯罪日益增多。因此，社区治安“久治不安”和社区违法犯罪“常打不息”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顽症，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难题，究竟是打击优先还是预防优先？值得我们思考。

党的十五大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之路，同样我们在处理社区违法犯罪问题也要以预防为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预防社区违法犯罪，保障社区健康安全文明的发展，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四个结合：

一、治安、文明和福利结合

城市社区要正常稳定地发展，首要的标准是安全，治安搞不好，群众就没有安全感，因而其他任何建设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以治安为突破口，加上提高市民文化素质，搞好公益福利，才能将城市社区搞好。

首先，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第一，在社区中建立户籍民警执勤室，使民警紧贴群众，不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而且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群众有困难可以及时找警察；另外建立执勤室不仅维护了社区内部治安秩序，而且也加强了外部巡查，控制了周边环境和社区的各个社会层面，从而保障社区内外良好的治安秩序。第二，建立社区保安巡逻队，加强社区内部巡逻。确保社区内的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在力度、时间和空间上有绝对的优势。总之，公安民警和保安在城市社区内不断流动和频繁出现，不但会方便社区居民，而且还给犯罪分子极大的威慑力，减少犯罪得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减少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其次，搞好文明建设，培养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倡导社会新风尚。文明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和状态，其中包括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进步的总体状态。③因而在城市社区中举办市民学校，不断对居民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文明意识教育；发展安全社区，卫生社区，植树美化环境社区等；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和群众志愿者活动等，使广大社会居民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

最后，促进城市社区的公益福利。美化环境，修整街道，搞好社区卫生，建立老年幼儿活动场地，开展扶弱助残的活动；设立社区的诊所，方便社区居民看病或急救，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的宣传；设置专人管理城市社区车辆的停放，使得城市社区给人一种安详和平、处处井然有序的美好印象，从而使得城市社区的违法犯罪的现象得以减少。

二、人防、物防和技防结合

第一，加强人防，强化动态防范。加强治安组织网络化建设，在社区关键部位配备人防力量进行控制，在社区设立户籍民警执勤室，组建保安巡逻队，白天有民警坐岗督促，晚上有保安分片包干。另外还可以建立多种形式的群众联防组织，选出楼栋值班人员等，这样的人防力量覆盖了整个社区，犯罪分子自然难以下手。第二，落实物防，加强防范硬件建设。我们可以要求社区居民大家出钱筹集资金安装防盗门、防盗窗，另外有辖区单位资助建立治安管理办和民警保安执勤室，安装单元电控门闸和围墙护栏等。实施封闭管理，形成立体的防范格局，预防犯罪。

第三，进行“技防”尝试，有选择地防范。因为“技防”需要大量资金，而社区很有可能承受不了，也不一定处处都需要，所以有选择性地选择重要地区重点预防，安装住宅区电子遥控门和对讲系统，安装红外线报警系统和电视监控摄像头，完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使得社区得到高层的保护，更加进一步地预防违法犯罪。

三、管理与服务结合

城市社区的管理工作涉及面广，要使管理工作及时到位，达到预防违法犯罪的效果，首先是要管理领导机构班子到位，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完善自治管理制度，比如制定社区文明公约，规范居民个人行为；制定出入凭证制度，净化社区来往人员；制定治安联防队员选拔、培训、教育和考核制度，强化激励机制；完善外来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外来人员控制；落实社区出租屋管理，杜绝将房屋出租给有犯罪嫌疑的人，有嫖娼、涉毒和参赌嫌疑的人等等。其次是要采集广泛信息，结合人口普查、户口调查和情况询查，建立综合信息网络。运用电脑管理，将外来暂住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的方式管理，全部登记造册，输入电脑，并明确管理重点，有条件的还可以大力发展信息员，发展科技管理，使社区管理进入现代化。最后，要配合当地的公安派出机关，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一支高效的现代化治安管理力量。

在搞好城市社区的管理职能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城市社区的服务职能。众多公益福利性服务，不但体现了社区管理机构对广大社区居民的关心，也体现了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促进了新型人际关系的形式，改变原来的社区特有的疏远冷淡的邻里人际关系的特点，从而使社区居民感到生活环境的安全和人际关系的温暖，形成团结的一个整体，因而在必然减少犯罪分子作案的可能性的同时，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连心的传统美德。

四、宣传教育与重点帮教矫正结合 开展城市社区的宣传教育，是城市社区管理的基础，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来提高居民素质，消除产生犯罪的主观条件，提高预防犯罪的意识和积极性。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通过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及高尚情操教育，使居民了解目前治安状况及预防犯罪与本身利益的关系，树立共同创建美好家园的集体主义思想，净化社会环境，预防犯罪。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通过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法制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使社区居民自觉守法并懂得怎样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打击和预防犯罪。

除宣传教育以外，城市社区还应加强重点帮教，实现城市社区的矫正。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都早已经确立并都实施了社区矫正政策，以2000年数据统计为例，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和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④因此，在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逐步想科学化的方向前进。⑤城市社区帮教、矫正组织主要由社区户籍民警、社区管理干部、社区居民、有关单位人员等几个方面代表组成，对于处于违法犯罪边缘和刑满释放解教人员实行教育挽救和巩固作用，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更加要加强帮教矫正力度，关心他们的生活，注意他们的思想动态，一旦发现不良的苗头，应及时给予帮助，及时解决问题，促使其良性转化，减少犯罪和再犯罪的可能性。

另外，我们还要加强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工作，健全民间调解组织，发现矛盾，积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化解矛盾，平息纠纷，防止事态的恶化，把问题解决在城市基层社区，预防民事纠纷转化为严重的刑事案件。

社会治安问题防治是一个系统，社会治安防治主体的块块、条条、点点要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社会治安防治手段的防范、管理、惩罚三道防线要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对社会治安防治对象同样要有一个有机的对策。社会治安防治上下、左右、前后之多极、多层、多变元素形成的一个系统，才能实现事物整体的稳定性、关联结构的协调性、功能目标的择优化与运动状态的有序化。⑥因此我们在进行城市治安综合治理的时候，要注重系统效应，从各个方面入手，从小事做起，搞好城市社区正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政策，才能将城市社区治安搞好，才能将整个城市的治安综合治理搞好，从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城市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健康地发展下去！

编辑本段主要内容包括

（1）预防和正确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护社会安定

所谓突发事件，是指由于某种不特定原因引起而突然爆发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如示威、游行、静坐请愿、骚乱闹事、到党政机关进行围攻搞打、砸、抢、烧、杀等行径。

（2）同刑事犯罪作斗争 揭露和打击犯罪分子是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首要任务。所谓刑事犯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列举的罪行，包括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渎职罪等.（3）同扰乱公共秩序和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行为作斗争 各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要有：

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包括扰乱正常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等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公共交通工具秩序以及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其他流氓行为。非法制造携带枪支，弹药、危险物品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殴打他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等。

侵犯公私财物行为，如偷窃、骗取、抢夺少量公私财物，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等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如购买赃物，倒卖车票、船票及其他票证，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偷开他人机动车辆等行为。

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如挪用、转借机动车辆牌证或驾驶证，无驾驶证的人、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无理拦截车辆或者强行登车影响车辆正常运行，不听劝阻等行为。

违反户口或居民身份证管理行为，如故意涂改户口证件，出租房屋或者床铺供人住宿，不按照规定登记等行为。

卖淫、嫖宿暗娼行为。制作、复制、出售、出租、传播淫书、淫画、淫秽录像或其他淫秽物品的行为。赌博行为。

（4）同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

治安灾害事故主要指火灾、车祸、爆炸、中毒等各种人为的事故，这主要属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危险物品的管理等。（5）户口和特种行业的管理

户口管理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人口卡片、户口调查、居民身份证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包括特种行业的开业、登记管理等内容。编辑本段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1、城市社会治安的管理机构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是指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行使城市社会治安管理职权的专门机关。这些机构包括城市区划内的各级各类公安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除此之外，城市党组织、政权组织的领导机关负有领导和指导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责任，其他社会组织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2、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职责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职责是：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和其他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地发展。具体地说，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一般职责包括：

（l）执行和实施国家有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2）研究制定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政策和法规草案

（3）研究制定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规划及其实施措施。（4）组织和开展城市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除了以上职责之外，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还需从事其他与城市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有关的活动，如户籍管理、居民身份证管理、武器管理、公共场所管理等。是指为了有效地建设和维护城市治安秩序，城市政府及其公安机关依法进行的对城市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和处理。

加强城市治安管理是市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重要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城市治安管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

2、城市治安管理是开展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3、城市治安管理是维护我国声誉和搞好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职责是：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和其他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的发展。

具体的说，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一般职责包括：

（1）执行和实施国家有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2）研究制定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政策和法规草案。（3）研究制定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规划及其实施措施。（4）组织和开展城市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编辑本段城市社会治安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多，楼房逐渐取代了平房，人们都住进一幢幢的单元楼，城市社区建设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多，社会成分复杂，人际关系淡化，邻居间互帮互助、团结一家的特点减弱，给某些犯罪分子提供了良好的犯罪机会。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犯罪在类型上的特点表现为以侵占财产为目的财产犯罪，如盗窃、抢劫、诈骗等居首位，约占80%左右，而且侵犯人身权利的伤害以及卖淫嫖娼等性犯罪日益增多。因此，社区治安“久治不安”和社区违法犯罪“常打不息”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顽症，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难题，究竟是打击优先还是预防优先？值得我们思考。

党的十五大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之路，同样我们在处理社区违法犯罪问题也要以预防为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预防社区违法犯罪，保障社区健康安全文明的发展，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四个结合：

一、治安、文明和福利结合

城市社区要正常稳定地发展，首要的标准是安全，治安搞不好，群众就没有安全感，因而其他任何建设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以治安为突破口，加上提高市民文化素质，搞好公益福利，才能将城市社区搞好。首先，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第一，在社区中建立户籍民警执勤室，使民警紧贴群众，不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而且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群众有困难可以及时找警察；另外建立执勤室不仅维护了社区内部治安秩序，而且也加强了外部巡查，控制了周边环境和社区的各个社会层面，从而保障社区内外良好的治安秩序。第二，建立社区保安巡逻队，加强社区内部巡逻。确保社区内的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在力度、时间和空间上有绝对的优势。总之，公安民警和保安在城市社区内不断流动和频繁出现，不但会方便社区居民，而且还给犯罪分子极大的威慑力，减少犯罪得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减少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其次，搞好文明建设，培养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倡导社会新风尚。文明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和状态，其中包括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进步的总体状态。③因而在城市社区中举办市民学校，不断对居民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文明意识教育；发展安全社区，卫生社区，植树美化环境社区等；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和群众志愿者活动等，使广大社会居民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

最后，促进城市社区的公益福利。美化环境，修整街道，搞好社区卫生，建立老年幼儿活动场地，开展扶弱助残的活动；设立社区的诊所，方便社区居民看病或急救，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的宣传；设置专人管理城市社区车辆的停放，使得城市社区给人一种安详和平、处处井然有序的美好印象，从而使得城市社区的违法犯罪的现象得以减少。

二、人防、物防和技防结合

第一，加强人防，强化动态防范。加强治安组织网络化建设，在社区关键部位配备人防力量进行控制，在社区设立户籍民警执勤室，组建保安巡逻队，白天有民警坐岗督促，晚上有保安分片包干。另外还可以建立多种形式的群众联防组织，选出楼栋值班人员等，这样的人防力量覆盖了整个社区，犯罪分子自然难以下手。第二，落实物防，加强防范硬件建设。我们可以要求社区居民大家出钱筹集资金安装防盗门、防盗窗，另外有辖区单位资助建立治安管理办和民警保安执勤室，安装单元电控门闸和围墙护栏等。实施封闭管理，形成立体的防范格局，预防犯罪。

第三，进行“技防”尝试，有选择地防范。因为“技防”需要大量资金，而社区很有可能承受不了，也不一定处处都需要，所以有选择性地选择重要地区重点预防，安装住宅区电子遥控门和对讲系统，安装红外线报警系统和电视监控摄像头，完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使得社区得到高层的保护，更加进一步地预防违法犯罪。

三、管理与服务结合

城市社区的管理工作涉及面广，要使管理工作及时到位，达到预防违法犯罪的效果，首先是要管理领导机构班子到位，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完善自治管理制度，比如制定社区文明公约，规范居民个人行为；制定出入凭证制度，净化社区来往人员；制定治安联防队员选拔、培训、教育和考核制度，强化激励机制；完善外来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外来人员控制；落实社区出租屋管理，杜绝将房屋出租给有犯罪嫌疑的人，有嫖娼、涉毒和参赌嫌疑的人等等。其次是要采集广泛信息，结合人口普查、户口调查和情况询查，建立综合信息网络。运用电脑管理，将外来暂住人口按照常住人口的方式管理，全部登记造册，输入电脑，并明确管理重点，有条件的还可以大力发展信息员，发展科技管理，使社区管理进入现代化。最后，要配合当地的公安派出机关，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一支高效的现代化治安管理力量。

在搞好城市社区的管理职能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城市社区的服务职能。众多公益福利性服务，不但体现了社区管理机构对广大社区居民的关心，也体现了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促进了新型人际关系的形式，改变原来的社区特有的疏远冷淡的邻里人际关系的特点，从而使社区居民感到生活环境的安全和人际关系的温暖，形成团结的一个整体，因而在必然减少犯罪分子作案的可能性的同时，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连心的传统美德。

四、宣传教育与重点帮教矫正结合 开展城市社区的宣传教育，是城市社区管理的基础，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来提高居民素质，消除产生犯罪的主观条件，提高预防犯罪的意识和积极性。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通过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及高尚情操教育，使居民了解目前治安状况及预防犯罪与本身利益的关系，树立共同创建美好家园的集体主义思想，净化社会环境，预防犯罪。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通过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法制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使社区居民自觉守法并懂得怎样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打击和预防犯罪。

除宣传教育以外，城市社区还应加强重点帮教，实现城市社区的矫正。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都早已经确立并都实施了社区矫正政策，以2000年数据统计为例，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和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④因此，在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逐步想科学化的方向前进。⑤城市社区帮教、矫正组织主要由社区户籍民警、社区管理干部、社区居民、有关单位人员等几个方面代表组成，对于处于违法犯罪边缘和刑满释放解教人员实行教育挽救和巩固作用，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更加要加强帮教矫正力度，关心他们的生活，注意他们的思想动态，一旦发现不良的苗头，应及时给予帮助，及时解决问题，促使其良性转化，减少犯罪和再犯罪的可能性。

另外，我们还要加强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工作，健全民间调解组织，发现矛盾，积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化解矛盾，平息纠纷，防止事态的恶化，把问题解决在城市基层社区，预防民事纠纷转化为严重的刑事案件。

社会治安问题防治是一个系统，社会治安防治主体的块块、条条、点点要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社会治安防治手段的防范、管理、惩罚三道防线要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对社会治安防治对象同样要有一个有机的对策。社会治安防治上下、左右、前后之多极、多层、多变元素形成的一个系统，才能实现事物整体的稳定性、关联结构的协调性、功能目标的择优化与运动状态的有序化。⑥因此我们在进行城市治安综合治理的时候，要注重系统效应，从各个方面入手，从小事做起，搞好城市社区正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政策，才能将城市社区治安搞好，才能将整个城市的治安综合治理搞好，从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城市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健康地发展下去！

编辑本段主要内容包括（1）预防和正确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护社会安定

所谓突发事件，是指由于某种不特定原因引起而突然爆发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如示威、游行、静坐请愿、骚乱闹事、到党政机关进行围攻搞打、砸、抢、烧、杀等行径。

（2）同刑事犯罪作斗争

揭露和打击犯罪分子是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首要任务。所谓刑事犯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列举的罪行，包括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渎职罪等.（3）同扰乱公共秩序和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行为作斗争 各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要有：

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包括扰乱正常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等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公共交通工具秩序以及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其他流氓行为。非法制造携带枪支，弹药、危险物品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殴打他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等。

侵犯公私财物行为，如偷窃、骗取、抢夺少量公私财物，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等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如购买赃物，倒卖车票、船票及其他票证，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偷开他人机动车辆等行为。

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如挪用、转借机动车辆牌证或驾驶证，无驾驶证的人、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无理拦截车辆或者强行登车影响车辆正常运行，不听劝阻等行为。

违反户口或居民身份证管理行为，如故意涂改户口证件，出租房屋或者床铺供人住宿，不按照规定登记等行为。

卖淫、嫖宿暗娼行为。制作、复制、出售、出租、传播淫书、淫画、淫秽录像或其他淫秽物品的行为。赌博行为。

（4）同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

治安灾害事故主要指火灾、车祸、爆炸、中毒等各种人为的事故，这主要属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危险物品的管理等。（5）户口和特种行业的管理

户口管理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人口卡片、户口调查、居民身份证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包括特种行业的开业、登记管理等内容。编辑本段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1、城市社会治安的管理机构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是指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行使城市社会治安管理职权的专门机关。这些机构包括城市区划内的各级各类公安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除此之外，城市党组织、政权组织的领导机关负有领导和指导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责任，其他社会组织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2、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职责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职责是：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和其他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地发展。

具体地说，城市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一般职责包括：

（l）执行和实施国家有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2）研究制定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政策和法规草案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 篇6

【关键字】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社区社会组织；街道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概念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娱乐为主要活动目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主体、服务对象都是社区居民。本文所讨论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指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将满足社区居民多种多样的需求作为主要目的，由居民自发自觉组织并参与，并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形态。

二、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实践研究

1.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街道简介

王顶堤街道位于南开区西南部，面积5平方公里，共23个社区，人口约达40022万户。王顶堤街道办事处内设科室19个。在职81人，本科及以上学历45人。处级12人，科级25人。由于对社区的重新划分，27个调整为23个社区。

2.社区社会组织调查问卷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作者对小区居民群众进行了《社区社会组织功能调查问卷》。

（1）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体现其功能情况如何

被调查者中，王顶堤绝大部分居民都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能够体现其功能情况的，这样的人群占比达到了95%。有超过半数（55%）的居民非常肯定的认可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情况，说明社区社会组织体现出来的功能已经被多数居民认可。同时也说明，社区社会组织是可以在王顶堤社区里逐步发展起来的。

（2）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建立对社区的影响如何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王顶堤绝大部份的居民都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影响是较大的，这样的人群占比达到了80%。有超过半数（55%）的居民认为社区社会组的建立对社区的影响是很大的，说明过去社区社会组织所做的工作已经被多数居民认可。

（3）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有哪些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王顶堤居民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认可度很高，甚至有相当多的一致性，数字上看，最低的数值也能达到40%，最高的数值达到了75%。同时，由于有75%的社区居民认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表现，说明居民享受到了多元化服务带来的好处，这方面可以作为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工作。

（4）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是什么

被调查者中，王顶堤居民认为资金和场地的缺乏是社会社区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原因，占比达到40%，其余的三个问题也不可忽视，因为它们三个问题的占比都在20%～25%之间，每一个问题都会很大的影响到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

（5）被调查者认为如何才能积极的促使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得以发挥

通过外因即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从而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力量这个方法是最能够促使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得以发挥，占比达到65%。而通过内因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提升，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则是排在第二位的解决方案，占比达到25%。如果外因和内因一起努力，近90%的问题就会解决。

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的功能与作用

通过与社区社会组织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综合分析，对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的功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其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社区社会组织比一般的社会组织更具有草根性，贴近基层群众、贴近实际，群众参与度高；比一般的社会组织更加人性化，方便基层群众直接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存在于社区之中，所以其成员之间更加熟悉。并且社区社会组织一般规模不大，比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更便于组织管理。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思想观念变化等因素，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视社会组织，发挥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承担社会公共服务中的社会福利服务。这些服务可以通过以下这些形式由社区社会组织来运作，如签定协议、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等。社区社会组织为了争取政府购买，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和内容。这些举动不但可以缓解市政府压力，而且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在方便居民生活的同时推动了社区服务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件：

[1]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3.

[2]夏学銮.中国社区发展的战略和策略[J].唯实，2003（10）.

[3]赵民，赵蔚.社区发展规划一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4]郑碧强.城市社区民间组织问题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5.

[5]李珍刚.当代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

[6]王名.民间组织通论[M].时事出版社，2004.

[7]童星.社会管理学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9.

[8]张卫.关于新社会组织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作者简介：

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研究 篇7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阶层结构相对简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阶层结构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空间层面上有不同的分布范围, 即其空间分布, 这种空间分布集中体现在不同的居住地上。

2 社会阶层的概念

社会阶层的概念虽然不为普通群众所了解, 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 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

在改革开放前, 城镇人口相对较少, 经济不发达, 而农村基本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状态, 而且实施的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 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不存在分层, 或者说难以分层, 所以当时的社会阶层较为简单。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 这些转变促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现代化。最近30年,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目前, 我国的社会阶层从上至下可以划分如下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3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

人们工作、居住、生活有一定的活动范围,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活动范围有一部分交集, 但更多的是各有一定的固定的范围圈, 该活动范围圈可称之为空间分布。该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为了研究的方便, 我们从其相对固定的居住环境着手进行考察。

人们的居住环境根据其优劣状况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棚户区、陈旧居住区、一般性居住区、新建商品房居住区、高档别墅区。

1) 棚户区指房屋质量差、人均建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棚户区形成如下:早期外地进城人员在城市控制不严的地方搭建的简屋;原人均居住面积狭小, 自发无序乱搭建以扩大使用面积者;城中村村民自发建房形成的。棚户区居民部分有固定职业, 但收入水平较低;部分无固定职业, 以打零工为主;也有少量由于有较好的收入来源, 具有搬出的条件, 但仍选择暂住在棚户区。

2) 陈旧居住区, 多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造的工人新村。距今已有30多年, 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 房屋面积小, 多为砖混结构或砖结构, 且多年再无投入或年久失修, 房屋面貌残破, 再加之部分自行加建改造, 房屋抗震性差, 区内道路破损, 有极少的绿化或多为裸露土地, 这样的小区多处于急需改造的状况。

陈旧居住区的居民多为原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产业工人, 家庭收入不高。一部分为下岗再就业及自谋职业的群体。还有一部分, 由于有一技之长, 变换企业后, 仍从事产业工人的行当。也有一部分善于经营, 变身为个体工商户, 经济收入较好。

3) 一般性居住区指居住条件尚可, 在目前的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居住区。多为一九九七年房改政策前后的单位实物分配的福利房、房改房、集资房以及房改初期、2000年前后建造的低端商品房。该部分房屋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卫生条件较好, 人们生活安定。居民涵盖了最广大的中间社会阶层, 有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各个阶层。除少量的私营企业主收入较高外, 其他多为收入中等或中等偏上、生活简朴而有规律, 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

4) 新建商品房居住区指2005年以后建成的居住区, 为新开发的新城区或老城区中通过正式的出让手续开发的有一定规模的居住小区。其户型面积较大, 小区环境优美, 房价相对也较高。其中的居民多为收入中等偏上或中等。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居多, 也有少量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生活在其中的人虽都在报怨高房价, 可又都不愿房价下跌。毕竟他们有了一套让人羡慕的房产, 属于生活的强者, 他们是较为忙碌的一个群体。

5) 高档别墅区在城市中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标杆, 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谈资中, 而不是在人们的视线中。因为高档别墅区不屈居于普通的大众化环境中, 出入需有轿车, 小区门禁森严, 而且由于其数量稀少, 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触。居住于其中的人们也同样不为我们所熟知, 只能根据动辄上千万元的售价来推测其中的主人。其中多为相当成功的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阶层和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

4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特点和规律

4.1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与居住环境状况有极大的正相关关系

高档别墅区为高收入群体、或权力的高层人群所持有, 即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处于塔尖上的社会群体。棚户区多居住着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或无固定职业者, 他们文化层次低、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相应也最低。新建商品房居住区内居民经济收入多为中等偏上或中等, 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居多, 社会地位中等偏上。一般性居住区内居民多为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 以及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中等。

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是符合社会学规律的。在动物世界中, 巢穴都是最基本的生存基础, 也是相当一部分动物求偶的要件之一。人类从动物中进化而来, 衣食住行, 住仅次于裹腹的食和蔽体之衣。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 人类进入了文明更加发达的现代社会, 生活而不再仅是生存。根据马思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 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超过基本需求的需要。生存、生活、舒适、享受、让人羡慕的自我实现, 这一逐步上升的需要是与实现的可能性相一致的, 即需要只有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而得以实现。因此,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与以经济、社会地位为基础而形成的不同的居住环境状况存在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4.2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呈斑块状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有时指的是趣味相投, 但并不全是。更多时候为各种条件相叠加使然。棚户区这一片、那一片的见缝插针般地存在着。高档别墅区零星地散布在山坡水岸边。新建商品房也是不同楼盘竞相争奇斗艳。就连最大量的一般性居住区, 虽彼此肩并肩地相连相接, 但也还是有迹可循的。

他们的存在形式基本都呈现大小不一的斑块状, 有点像农村的庄稼地, 高梁、玉米、大豆等相连在一起而又能予以分开, 并且有主有次, 这是与各社会阶层人群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的。

4.3 社会相邻各阶层的空间分布呈一定的混杂和交错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身份制下, 经济发展缓慢, 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政治出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变化十分缓慢, 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差, 各阶层的空间分布比较明晰和相对分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和社会结构转型期。各阶层人们的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都在较快地发生着变化, 从而导致一部分人向上流动、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向下分化。这中间有升学就业导致的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 工薪阶层职业更换带来的收入变化, 生意发达或失利导致的经济地位的上升或下降, 成功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等政治地位的变化, 也有企业经营不善引发的企业破产和失业人员, 一些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女性甚至失去"再就业"的可能, 其生存状态急剧下降到社会底层。人们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在加剧, 而人们的居所具有相对的固定性, 从而带来原处于同一空间分布区域内的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变动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另一方面, 随着商品住房制度的导入及发展而为社会各阶段人们自愿或非自愿的接受, 人们的居住场所能够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虽然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的有条件的选择, 但毕竟还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入住高档别墅区没那么容易, 但新建商品居住区内,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都可能居住于同一个小区。

这种不同阶层空间分布的混杂和交错的加剧, 只要保持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 都是正常和合理的。毕竟社会阶层的变化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参与方互相竞争的结果, 社会各阶层空间分布的渗透及融合也符合社会存在的普遍规律,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5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

5.1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整体状况在不断发展完善

2000年以前, 旧的空间分布状况基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有企业主导形成的各种工人新村, 生产紧密型社区占较大比例。社区里的人员流动性弱、社会生活不够丰富。还有其他的以经济组织、政府主导下的福利分房共同形成了相对隔离的空间分布状况。这样,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关系其经济活力明显不足。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商品房制度, 使得各阶层的融合度提高, 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各种层次的居住需求, 而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和供给的总量。由于空间距离的缩短和信息沟通更为流畅, 服务与被服务之间较以前有了更直接的沟通和更容易得以实现, 从而使得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呈现更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状态。

各级政府从改善民生考虑, 加大了棚户区改造的力度, 棚户区居民的生存状况正在得以改善, 并将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居住环境, 其社会治安也将明显改善, 从而能够增加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改造后的居住社区将与其他阶层的社区能够更好地实现共处与融合。

5.2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有再次加剧分化和隔裂的危险

商品房价格高涨, 尤其是地价推动下的高房价使得各楼盘都在进行着更为精准的市场定位。相应地, 对购房者来说, 价位将由一个原本不是很敏感的因素变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房价对多数家庭基本都在可接受的初期阶段时, 买与不买、买这儿还是买那儿, 能够选择的余地相当大地在自己掌控之中。当价格高涨到社会中间阶层, 甚至中上层都无法选择的时候, 将只能是按经济收入的多寡来决定居住的地段和居住的品质了, 这毫无疑问将再次引起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分化和隔裂的加剧。这一分化若不能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将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5.3 社会中下阶层仍在某些地段重新集结

在城市建成区内, 棚户区的改造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改变了部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环境。但在城乡结合部, 沿着城市对外交通性道路边, 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些房屋有的简陋, 面积狭小;但更多的是二至三层砖混结构的楼房, 面积多在200m2左右。其居民已不同于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棚户区居民, 其中既有自住的农业劳动者, 也不乏临路开个门面的家庭。对于集结在这样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阶层, 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即个体工商户。其经济收入同样有较大的差别。

6 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的规划与政策引导

6.1 旧区改造以人为本与遵循经济规律并重, 建设活力社区、和谐城市

对旧城改造在注重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 规划及建设上尽量具有适度的超前意识, 避免短视和经济利益至上而造成新的质量低劣房屋的出现。同时, 通过多方面资金的引入, 做到在棚户区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前提下, 集约利用原有棚户区土地, 引入新的住户, 形成棚户区改造开发的良性循环。在棚户区改造、旧区拆迁过程中, 应切实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 尽量做到回迁, 使原居民能够有很好的归属感, 而不是安置在很远的交通不便的地方形成新的贫民区。新迁入住户和回迁户共同构成新社区的社会阶层, 这样能够充实及补充其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层级, 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社区与整个城市相融合, 从而更具活力和希望。

6.2 一般性居住社区的维护更新与品质提升常态化、制度化, 实现城市更新的正常节奏与社会阶层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对待城市中大量的一般性居住区, 显然不适合大规模推倒重来的棚户区改造的模式, 因为房屋投入使用只有20年左右、居住条件尚好。对此应进行制度创新, 使居住小区日常维护与管理正常化, 完善基础设施和美化环境, 丰富和充实社区居民生活内容, 使社区品质得到不断更新与提升。对这部分中间阶层居住环境的切实关注, 将有利于该空间环境与社会发展同步, 使其居民安居乐业, 从而保持城市更新的正常节奏及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6.3 注重规划制定对城乡结合部的前瞻性, 加强该区域规划实施和管理工作, 政策引导与规划管理并重

对于城乡结合部, 沿路建设的房屋多在国有农业用地上, 还有部分是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建造的, 大部分是没有得到规划审批的。尽管牵涉到土地、经济、财政、居民生产及生活等各种因素, 但规划部门应成为管理和引导的主体。早在2008年一月, 《城市规划法》就为《城乡规划法》所取代, 对村镇的建设就已有法可依, 其立法的出发点也正是针对城镇及乡村建设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但目前来看, 对城乡结合部的规划管理依然十分薄弱。在城乡结合部, 沿出城的主要道路边随意地建设, 若干年后不得不面临拆除的两难境地的状况也还在各地发生。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惯性、地方短期利益在作祟。其深层原因是城市规划只管城市规划区内, 村镇的规划局限于较以前有了规划而已, 至于如何实施, 如何控制,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成为个体工商户,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规划制定上应提前控制、加强引导, 具有超前意识和社会整体成本意识。在规划管理方面应将城乡结合部列入执法检查的重中之重。只有避免了城乡结合部无序建设的蔓延, 才是对这部分个体工商户利益的最大的重视, 而这也是节约社会资源, 避免社会矛盾, 建设美好家园的需要。

摘要：通过对城市不同居住环境的居住地进行全面的考察, 了解其中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 研究其分布状况和分布规律, 并试图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进而对城市规划制定及规划管理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空间分布,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

[2]蚌埠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蚌埠城市总体规划 (2008-2020) [Z].

生态文明城市的社会价值研究 篇8

一、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价值的内涵

社会价值是指个人及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自我实践活动发现、创造社会或他人物质或精神的发展规律及内在矛盾的贡献。而生态文明城市是个人以城市为依托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因此, 生态文明城市的社会价值也是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城市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凝聚力强, 出行方便快捷, 公共服务质量良好, 公众的生态伦理意识普及, 生态化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第二, 城市里的市民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展现、和谐幸福、居住舒适安全;第三, 市民的价值取向不再是单纯追求实现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 而是以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 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为目的。

二、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价值的实质

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价值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城市和谐等方面。

1. 人与人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也是城市生态文明社会价值的实质之一。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充分激发每个人的活力, 让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让城市得到发展。生态文明城市和谐要引导人们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从根本上破除影响人们能力发挥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形成鼓励人人干事业、支持人人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

2. 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具有社会性, 人通过社会联合的力量改造外在世界, 也改造人自身, 人类也具有天然地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 这就是人的潜能的普遍性和自由性。正因为人具有这些本质, 决定了人自身的内在资源是无限的, 这是人贵为万物之灵长的秘密所在, 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最终依据所在。罗马俱乐部的博特金等人在《学无止境》报告中指出, 面对自然资源的逐渐枯竭, 人们应该看到人类依然拥有没有束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道德能力等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人类摆脱困境[3]。所以,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面对生态危机, 人应该回到主体, 把解决问题的着力点落在人自身上, 通过开发人的潜在的、处在心灵深处的理解力、学习力、创造力, 用人自身的智慧使人与自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3. 人与城市和谐

生态文明城市社会, 要把促进人与城市的和谐作为关键, 促进人与城市的和谐。人作为城市的主体, 其主观意识、思想行为可以推进城市的发展, 也可以阻碍城市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使人与城市更好地相融, 城市宜人居住、宜人发展, 并通过城市内部人们各类活动与各类资源、环境的有机统一, 努力实现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与城市人口、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实现人类在城市这个特定的活动场所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解决公众关心的市容卫生、人居环境、出行条件等问题, 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核心, 将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便民、利民、亲民和为民上, 通过倾听民声、吸纳民意、集中民智、解决民需、为民谋福, 使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成果, 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条件, 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对城市设施和环境的需求, 以良好的城市环境支撑城市发展, 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

三、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价值的特性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坚持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各种价值观念的对话, 并强调多元性与开放性。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当今世界文明的典型特点, 它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动力, 推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因此, 我们要求同存异, 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的文明繁荣进步。要坚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 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通过相互学习, 吸收西方文明的经验, 不断丰富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价值的重要内容, 坚持在交融中丰富发展自身的价值体系。

四、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价值的理论意义

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对丰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1.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社会风气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是社会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当前, 社会上存在一些歪风邪气, 有的企业搞假冒伪劣、背信毁约, 不讲诚信, 办事要请客送礼等等, 这些风气不改变, 文明就无从谈起。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就是要坚决抓好落实, 净化社会空气, 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 弘扬正气, 自觉维护社会公德, 自觉维护规矩和法制, 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风尚。

2. 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奠定基础

学习型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学习机会和方式, 使人们获得知识, 提高适应社会发展新要求的各种能力。生态文明城市中, 人们的学习不仅着眼于解决当前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且通过终身学习满足人的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学习中不断提高个人素质, 实现自我发展,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命运, 并在学习和实践中认识人生意义。

3. 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人生的自我价值所满足的是个人的内在需要, 人生的社会价值所满足的是社会需要, 即个体的外在需要[4]。人生价值取向必须符合社会基本的价值目标, 只有在为社会不断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人们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出物质或精神产品即做出贡献, 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社会对个人给予恰如其分的尊重与满足时, 人生价值才最终实现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4.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以人为本,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以人为发展动力, 以人的福利增加和价值实现为目标, 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体现社会对人的终极关怀,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 不仅满足生存的需要, 还满足安全、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不仅满足物质生活需要, 还满足精神文化需要。

5. 实现人本文明

人本文明要求运用人性科技, 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并把它置于人性升华的导引和控制之下,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以满足人的需要, 为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城市社会与文明社会在本质、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上是一致的, 它对文明社会的追求, 构成和谐社会的理念导向, 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 又必然体现为社会文明和人本文明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王良.生态文明城市[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2]张文斌, 颜毓洁.从“美丽中国”的视角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与策略:从党的十八大报告谈起[J].生态经济, 2013 (4) :184-188.

[3]詹姆斯·博特金.回答未来的挑战: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学无止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城市社会论文 篇9

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劳动力的转移也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然而由于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过去空间的城市化并没能相应的产生人口的城市化。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 使得大量新移民可以在“户籍制度”破除的背景下实现迁移活动, 此时移民的流动也不再局限于从农村到城市, 并且移民的主体也不再局限于打工型移民。由于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逐渐增大, 城际间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和创业型移民也占据很大比重。这部分新移民关注的不仅仅是城市中的生存权和居住权, 而是希望获得更好社会支持、职业地位以及资源配置。社会网络是成员间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 是为城市新移民提供可“工具性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渠道。因此城市新移民的自适应发展, 归根结底是受到其自身社会网络和融入行为交互影响的, 理清这一耦合演化机制对加强新移民在城市经济生活中的参与程度, 提升该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内涵, 如王桂新等指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适应是其与城市社会和原居民双向互动和接收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融合。二是从宏观劳动力流动迁移的角度, 探索了新移民城市融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任远的研究表明, 新移民的能力发展和社会参与才是城市发展真正的驱动力。三是基于新移民个体的微观视角, 探索其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方大春等由公共品服务入手, 分析了医疗、教育、文化、交通设施等要素的供给对移民社会适应带来的正负效应。苏昕则聚焦于城市移民的公民权, 认为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移民身份导致的社会排斥才是阻碍该群体城市融入的关键。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二元体制引发的制度性困扰已逐渐减弱, 学者们开始关注于移民如何更好的在城市拓展生存空间, 续构社会资本, 重塑主体身份, 避免行为失范等新问题。上述研究领域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要找出移民社会适应过程中生活结构和决策的转变机制, 而Lin提出的结构行为理论则明确了社会网络是个人行为和群体交互的载体和基础。目前对移民社会网络的描述大都采用静态网络分析方法, 如孙秀林采用“拜年网”、“讨论网”等多种网络形式探讨了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及公共事务参与。在国外, Lee也论证了宗教关系网络在韩国城市移民多样化文化融合中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局限于实证数据, 只能测量现有的网络规模及特征, 却忽略了移民社会网络会伴随时空序列发生动态变化, 如环境的改变, 职业的流动等。然而Litwin指出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正是一个嵌入在其自身社会网络上的复杂动力学系统, 二者交互影响互为因果, 移民的适应行为会影响网络拓扑结构, 新的网络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移民下一步的行为选择。Carley据此尝试将实证数据 (empirical data) 和计算机模拟 (computer simulation) 结合起来, 构建出动态网络分析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框架, 但尚缺乏具体的技术路线。这一跨领域的理论方法是研究新移民自适应发展的核心所在, 是未来城市社会融合主攻的重点且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根据上述国内外研究评述可知, 以往关于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的协同研究都是沿袭社会学中的质化研究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实质上是利用静态的截面数据验证社会网络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网络重构和融入显然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过程, 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量化衡量新移民社会适应程度?如何描述新移民社会网络断裂重构的微观机理?如何计算新移民在网络结构演化中适应能力的变化?这就必须在外界政策环境的影响下, 基于新移民的个人特质, 对其社会网络的建边机制进行精确描述, 尝试从系统论的视角理清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演进的具体路径。本文尝试突破单一方法的局限, 跨领域的将实证、动态网络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结合起来, 从“定性→定量”、“个体→群体”、“静态→动态”三方面开展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框架研究, 并解决了跨领域方法集成应用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

2 研究框架

以往的对城市移民迁移和立足的研究, 要么从输入地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的来源、迁移目的、就业方式、行业职业、收入进行分析;要么从输出地的角度, 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外出人员特征以及外出后对家庭和家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但这些大都关注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其动因在于“生存压力”和“经济驱动”。而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中, 城市移民群体的组成有了很大变化, 由于驱动个体进城的动因发生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群体在城市社会适应结构的改变, 期望需求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此时新移民群体不再简单的关注于生存权、居住权等基本权益的保障, 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破冰后, 关注其是否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好的职业发展等问题。而这些就不是经济政策等有形资本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需要更多的考虑附着在社会网络上的无形资本———社会资本。所以新移民在城市社会网络的重构是驱动其社会适应的关键, 社会适应程度又会反馈影响自身的社会网络演化。量化这一协同演化机制, 实现可视化的过程预测, 可以为制定城市新移民扶持政策提供最低成本下的决策支持。

从城市新移民个体决策和群体互动两个层面, 探讨如何用实证数据、动态网络分析以及计算机仿真来开拓新移民流动迁移研究的新领域, 以实现对新移民社会适应情况的精确预测和过程管理。本课题预计分三部分开展研究, 具体内容安排及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3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的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 这使得该研究对象的边界十分模糊, 很难给出统一的量化标准。所以这部分研究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经典文献和理论的梳理, 找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具体构成因素和影响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概念模型, 然后进行数据采集和假设检验。第二步是对原始数据集进行分析和挖掘, 由于社会学变量的模糊性, 在样本数据处理上, 可借鉴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因子分析方法, 将测量条目视为显变量y, 各影响因素视为隐变量x, 再将量表得到的一系列离散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利用GEP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拟合出移民社会适应程度与各因素间的非线性数学模型, 以此得出可测变量到移民社会适应现状的测量关系, 如图2所示。

4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社会网络是新移民获得城市认同和社会信任的途径, 是其利用社会资本的载体, 所以探索其动力学过程就显得至关重要。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会使城市新移民的网络发生自组织演化, 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离散的阶段:原生网络的维护和新网络的选择。此处尝试研究时机条件变化下, 新移民社会网络的自适应调整机制, 包括内部关系节点的增减, 社会关系的重连, 结构洞等核心位置的易主, 空间联系和资源的变动、行动目的计划的修正等, 并将其应用到移民社会行为的活动态势监控, 移民社会资本运用的绩效评估上。

这部分研究可采用动态网络分析将过去的静态方法与人工智能联系起来。第一步先将新移民主体、原居民客体、政府、城市资源等定义为网络中的节点, 加权连接表示各种程度的交互联系;第二步将各主体的个性特征、认知能力、信息、事件等组成的概念化元网络嵌入其中;第三步根据差序格局构建移民的初始网络, 并设计其社会网络的断裂建边机制;第四步, 预测新移民未知或未来可能产生的链路, 运用ORA来探索这一多模社会网络的演化过程, 如图3所示。

5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协同演化形成了一个自适应系统, 个体适应程度带来不同的行为决策, 会影响到网络拓扑结构的分布。而网络连接的增减及强弱变化又会对移民拥有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从而又影响到移民下一步的适应行为, 如图4所示。这一动态演化的反馈回路必然自下而上形成一系列涌现性现象, 需要在整体层面实现上述新移民个体, 社会群体和政府政策调控的协同演化, 构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协同体系的虚拟实验平台。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面向组织行为、决策科学、社会网络等多领域, 以及在个体群体等不同层次, 因此需要采用多领域建模方法。如用MATLAB开发移民社会适应程度的计算模型, 用ORA实现新移民群体社会网络动态分析, 最后采用AnyLogic来描述两者协同演化的涌现性过程进行集成研究。选择某一城市的调查访谈数据挖掘作为系统的输入, 调节系统参数来观察移民社会适应演进的微观机理, 开展过程化控制和优化决策, 如图5所示。

6 结论

新移民的社会适应的量化研究之所以困难重重, 主要是因为该领域存在行为主体人的异质性、关系网络的动态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行为规范的模糊性等一系列传统理论和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下, 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是新移民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研究这一社会行为的过程机制和社会网络的扩展是保障新移民获得公平社会支持、良好职业地位以及公用品供给的关键。在社会网络环境下, 城市移民的异质性、交互性是影响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该从群体和动态的角度对水库移民社会网络进行演化研究。从过程预测的角度, 对城市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适应进行阶段管理和精确管控, 而仿真模拟平台可以在节约管理成本的同时实现上述目标。

因此在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研究中, 必须实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思路, 这就需要将社会网络分析、系统科学、计算科学等跨领域的理论方法集成起来进行研究。本文的框架研究将链路预测、社会计算、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心理学相互集成, 设计移民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入的协同实验平台, 实现了移民个体和群体, 社会网络和行为规范的有机结合。这一方法创新不仅能对融合机制进行微观、定量、动态化的研究, 为移民城市融入过程提供基于过程的精确决策, 而且也为数据、人文和计算机的平行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摘要：在解决生存危机后, 城市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已成为城市新移民关注的焦点, 而实现该群体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理清其适应行为在自身社会网络上的交互协同机制。为此尝试通过跨领域方法的集成, 构建实证数据来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和社会网络交互发展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 从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及程度的测量, 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演化与重构, 实证驱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设计了具体的内容框架, 并解决了其中涉及的技术难点和问题。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社会网络,交互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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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论文 篇10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

1.社会地位。农民工进城, 由于地域跨度范围大, 受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影响, 农民工在城市中缺乏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此外, 受农民工的工作性质以及自身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资源获取和发展机会方面,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存有较大差距, 在城市中社会地位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经济地位。农民工进城务工, 其经济收入较之以前是有所提高, 但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报酬却相对低廉。与在农村相比,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提高, 再加上沉重的家庭负担, 因此,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消费水平低, 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边缘化。

3.工作境遇。农民工一般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就业渠道的非正规化, 加之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薄弱, 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 使农民工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护。此外, 农民工的现实工作境遇还包括:劳动环境差、工作时间长、收入低、不享受基本社会保障、被拖欠和克扣工资等。

4.社会心理。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水平低, 导致农民工自尊水平、自信水平普遍偏低。事实上, 农民工群体普遍存有被尊重的心理需求, 尽管迫于现实, 面对诸多的社会歧视农民工只能选择忍耐和包容, 但其心理上会因此而产生失落感和孤立感, 进而对城市缺乏认同感、归属感。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 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 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 并表现为被排斥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1]。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排斥一般包括以下方面。

(一) 制度排斥

户籍制度方面: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排斥的基础, 直接造就了农民工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性排斥, 使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中得到应有的接纳, 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劳动就业方面:目前,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得进城农民工只能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渠道就业, 绝大部分单位对持有农业户口的就业者与持有城镇户口的就业者在工种分配、工资发放、劳动管理、技术培训、职务升迁等方面还在实行不同的制度。农民工的工作领域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 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报酬低、缺乏稳定性。

在社会保障方面:现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 较为健全, 但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下, 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框架之外, 在遇到贫困、疾病、意外伤害等问题时, 处境更加困难。

(二) 教育排斥

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在城市生活, 不能享受在城市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为地方政府在配置教育资源、制订教学计划方面, 主要是依据本地户籍居民的情况, 没有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列入规划。城市公办中小学原则上不接收农民子女, 即使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 但外地生源在当地就学一般都需要交纳高额的借读费, 农民工难以负担。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资金短缺, 在办学质量、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学风建设等诸多方面差强人意。因此, 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由于不能接受公平、稳定的教育, 只能选择辍学或返乡就读。这种教育排斥, 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益。

(三) 文化排斥

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的文化排斥主要表现在:

第一, 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适应。农民工长期生活于农村, 形成了农民特有的且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接受城市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全过程。文化影响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使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 一般都会对城市文化产生较大的不适应。

第二, 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群体呈既接纳又排斥的双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歧视、排斥的心理。长期的城乡二元制社会制度, 使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 在潜意识中排斥外来农民工。此外, 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竞争的压力, 而个别农民工的扰民、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等行为, 也使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持抵制态度。另一方面是接纳的心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持认可态度, 认为农民工分担了城市居民很多不愿意做、而社会又急需的工作。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城市居民可以接纳作为劳动力意义上的农民工, 但排斥同样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农民工在城市的权益。

(四) 组织排斥

工会方面: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比例还很低, 而工会组织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力量, 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表达农民工利益诉求上的作用, 很多工会组织只是在做一些表面性、形式上的工作。

社区方面:由于制度上的排斥和管理上的歧视, 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参加社区选举、群防等社区管理活动。而作为弱势群体, 农民工本应当是困难最多、最需要社区关注的群体, 但是受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 大部分农民工不能享受社区服务, 远离社区服务网络和社区救助体系。

三、消除社会排斥、实现农民工社会接纳的对策分析

(一) 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 构建农民工的社会接纳机制

1. 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真正融入到城市, 制度改革是根本。实现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就需要对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然而, 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地位, 相关的各项制度的改革必须协调推进, 因为农民工的制度排斥是一个制度体系, 原有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应该陆续与户籍制度相脱离, 建立城乡居民平等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2. 改革城乡二元劳动力制度。

实行城乡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政策, 建立无差别的城乡居民就业制度, 为农民工就业创造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工种的限制, 保障企业合法使用农民工的自主权,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规范劳动力市场, 清理整顿对农民工就业的乱收费项目;健全劳动用工机制, 加强劳动监察, 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3.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现阶段, 针对农民工群体收入低、流动性强、自愿参保率低、退保率高、各类保险转移及接续难等问题, 将农民工直接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现实。因此, 应分类有序地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最终建立一个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适应农民工群体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 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城市公办义务教育机构应逐步取消因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限制, 在城市公共教育资源可容纳的范围内, 尽可能地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 取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额外收费。

多渠道筹集资金,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在政府作为出资主体的前提下, 应积极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或注资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 借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规范其教学环境。

政府应当通过相关的优惠政策, 支持和鼓励城市民办基础教育机构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 并在入学费用方面通过设立助学基金和开发慈善基金的方式对农民工子女予以援助。

(三) 进行积极而正确的舆论引导, 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接纳

通过集中培训、媒体宣传、社区服务等方式, 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 帮助农民工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使其逐步树立体现城市文明的规则意识、公德意识, 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媒体和公共舆论应该积极宣传农民工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选择正面的健康的农民工形象树立典型, 引导城市居民客观公正的评价农民工, 从心理上接纳并尊重农民工, 从而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舆论氛围。同时, 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搭建各种有利于双方互动交流的平台, 促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效沟通、消除隔阂、和谐共处, 在潜移默化中消除双方的心理排斥, 构架起双方交往的社会关系网络, 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接纳。

(四) 提高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1. 工会方面:

广泛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 积极吸纳农民工加入组织;明确工会作为农民工代言人的法律地位及相关权利义务, 并赋予农民工工会组织实质性的权力, 强化工会在农民工维权方面的作用;工会组织作为劳方代表, 应与政府、企业建立一种三方协商机制, 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2. 社区方面:

应提高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程度, 提升为农民工服务的意识, 营造一种平等和互助氛围。通过各种方式, 促使本社区居民转变观念, 认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 增强农民工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 也应该积极主动的融入社区生活, 在原有的初级社会关系基础上扩大城市社会的交往的范围, 弥补自己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不足。

摘要：农民工群体伴随着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发展、壮大, 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城市对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是“经济性接纳, 社会性排斥”。从消除社会排斥和促进社会接纳的视角去分析和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社会排斥,社会接纳

参考文献

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宣城模式 篇11

一、宣城模式的主要做法

社会管理、城管执法——着力构建市容管理社会化新格局。所谓市容管理社会化，是指由城市管理部门明确管理区域、管理内容、确定管理目标，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对有条件通过市场化运作的部分，委托给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公司进行物业化管理，城管执法部门负责对管理无效情形的行政执法。长期以来，在城管执法领域始终存在“管理就是执法”二者不能分离的片面认识，导致城管执法部门陷入了街面环境管控压力大、执法冲突不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宣城市城管执法局打破常规，从2008年开始在市容管理领域试行“市容管理社会化”，将市容管理内容外包给有资质的物业公司进行物业化管理，政府花钱买服务，执法人员注重对管理无效后的行政处罚，经过四年试点、推行，目前该项工作已全面推开，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市容管理从2008年5月试点以来，经过3次增点扩面，目前已扩展到市区40条主次街道，实现了管理内容和管理范围两个全覆盖，市容环境秩序显著改善，市区范围内基本看不到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等现象。二是继2008年将市区主次街道可视范围“牛皮癣”清理工作承包给物业公司清理之后，2010年10月宣城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房管部门，将市区所有区域“牛皮癣”清理工作承包给相关物业公司，做到中心城区20平方公里范围内主次街道、背街后巷、居民小区的“牛皮癣”清理工作全覆盖。三是将户外广告资源推向市场。按照“治乱、规范、提档”的原则，参照国内主要大城市做法，在对市区内大量户外楼体广告拆除的基础上，推行户外广告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提请市政府及时出台了《宣城市户外广告位使用权出让暂行办法》，通过回收、招拍挂等方式实现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保值增值。

疏堵结合、靠前服务——始终坚持人性化管理。为妥善解决“市容”与“繁荣”的关系，实现既要市容整洁有序又要市场繁荣发展，既要百姓安居乐业又要社会和谐稳定，宣城市城管执法局始终坚持“市容”与“繁荣”并举，“脸皮”与“肚皮”并重的原则，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服务理念，有序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形成由“要管我”到“我要管”的全新局面。宣城市城管执法局成立之初，面对杂乱无章的市容秩序，本着“先整治、后规范、边整治、边规范”的思路，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整治，同时做到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强化管理。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在市区主次街道设置20余处摊点群，化解占道经营难题。摊点群及夜市由业主选出的摊点长实行自治管理，对达不到管理要求的摊点自动取消经营资格，从而强化了群众自我管理能力，减轻了反复执法的压力，实现了有序管理。二是免费发放便民服务车，方便群众生活。在主要街道不影响交通和环境的条件下，免费发放170余辆从事小修小补的便民服务车；在大街小巷适当位置设置120多块美丽大方的信息张贴栏；在人行道施划自行车、摩托车及人力板车停放位置。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变“城市补丁”为“城市亮点”，实现了城市管理的双赢。三是开辟季节性农副产品绿色通道。在市区主次街道和居民小区周边不影响交通和环境的地方，适当设置临时性、季节性农副产品销售点，既满足了城市居民生活所需，又有效解决了农民进城销售难，同时还避免了流动摊点无序摆放导致的环境脏乱差问题。四是对市区主次街道流浪乞讨人员采取人性化管理，主动与市救助站联系，帮助其安排到救助站或安排车辆返乡。五是坚持文明执法，在管理和执法过程中坚持“先敬礼、先亮证、先告知，首次违规不处罚、轻微违规不处罚”的“三先两不”制度，注重加强与相对人的沟通协调，靠前服务，主动帮助相对人解决实际困难。

技术创新，源头治理——着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2011年4月，宣城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实现了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标准化、精细化、动态化，保证了城市运行中出现的各类城市管理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初步形成了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技术创新与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新格局，为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依托网格，推进社会管理精细化。按照行政区划和管理内容，运行GIS三维真图技术将306.5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划分为50个责任网格，将8.5万余个城市部件配上“身份编码”，并派出信息采集员和管理员，同时实行执法队员联系社区制度，执法队员信息公布上墙、上网；在平台建设上将人防（应急）指挥、数字城管、治安防控等视频监控系统和GIS系统有机整合、实现跨部门信息平台的资源共享；将12319城管热线整合进数字城管信息平台；借助市信息中心机房和电子政务专网搭建平台，实现“一网多格、多网合一”，为推进社会管理精细化奠定了基础。二是平台信息采取社会化。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两家信息采集公司，将规划区内信息采集业务分成东西两片外包给物业公司，确保城市管理事件，特别是违法建设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制止、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的经济损失。三是实行网上办案，推进城管执法规范化、透明化。借助数字城管平台，宣城市城管执法局同步启动网上办案平台建设，实现数字城管与数字化执法同步建设，无缝衔接。通过案件网上受理、审批网上流转、文书网上生成、质量网上控制，监督网上进行的阳光化运作，实现了办案全过程的公开、透明，确保了执法规范文明。

二、宣城模式的主要成效

随着社会化城市管理的不断深入，宣城的城市容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2010年，就有21个省内外城市到宣城市考察学习市社会化管理工作。2010年10月，安徽省政府法制办在宣城市召开“各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现场研讨会”，重点宣传和推进宣城市市容社会化管理工作体制创新成果。中央电视台四套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节目2011年12月29日专题报道宣城市容社会化管理工作。概括而言，宣城模式的主要成效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化城市管理有效化解了城管执法矛盾，改善了城管队伍形象，维护了城管执法的权威性

城管执法位处社会矛盾冲突的第一线，而且往往不为社会理解和认可，易将执法和管理相混淆，很容易将城管推向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宣城市城管执法局将物业管理理念引入城市管理领域，把物业公司从小区引向街面，把市容环境秩序的日常巡查上报、说服劝导、宣传疏导等事务性工作交给社会，搭建了执法部门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管理缓冲区，有效缓解了执法矛盾。社会化管理强调管理在前，执法在后，执法相对人与城管之间多了物业公司的管理服务环节，将城管执法者从以往冲突的直接对立面中解放出来，更多扮演公正裁判者的角色，既改善了城管形象，也切实维护了城管执法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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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化城市管理有效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创新了化解城市顽症痼疾的新思路

推行社会化城市管理后，通过对流动摊贩进行前期教育宣传、集中整治、有序疏导，再交物业公司采用定人定岗全天候长效管理，增强了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今，宣城市城区的市容环境基本实现了“平时和节假日一个样、执法队员在与不在一个样、白天夜晚一个样”。同时，城市管理中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等高发、频发的难点问题得到有效根治。如宣城市西林路口的露天烧烤排挡，多次取缔，但效果不佳，执法队员下班后，露天烧烤排挡总是卷土重来。实施市容社会化管理后，物业公司采取人性化的管理，主动帮助烧烤经营业主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他们在附近租门面进店经营，从根本上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的难点问题。

（三）社会化城市管理降低了行政和执法成本，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能

目前，宣城市城管执法局，仅用105名城管执法人员，管理着40平方公里的建城区市容秩序和306.5平方公里的规划区违法建设监控，服务全市近40万常住人口，每年财政支出的社会化服务外包经费大大低于增加执法编制带来的人员管理经费。实践证明，推进市容管理社会化，不仅从总体上降低了城市管理的行政和执法成本，而且有利于解决城管部门执法力量不足，执法领域难以拓展等问题，将有限的执法力量配置到城市管理的刀刃上，提高城市管理的整体效能。

（四）社会化城市管理增强了市民的参与意识，形成了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良好的市容环境，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百姓生活的需要，更是增进广大市民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前提。市容管理社会化的推行，一方面唤起了市民的环境意识，另一方面搭建了市民参与环境建设的通道，从而极大增强了市民的参与意识，为构建共建共享、包容性发展的城市管理新格局打下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宣城模式的启示

宣城市城管执法局推行的社会化城市管理模式在短期内取得突出的成效，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创新城市管理思路是前提

思路决定出路。社会化城市管理之所以能够在宣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靠得是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创新思路、另辟蹊径。市容管理社会化的宣城实践，是城市管理部门创造性地把“执法权”与“管理权”相剥离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实质是主动对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能进行“合理的瘦身”，是变全能型的政府管理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和谐共治，它不仅符合城市管理的内在规律，也符合当前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形势需要。其中，通过市场化运作，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引进物业公司签订协议，由企业开展劝导协管，城管局配合执法办案，同时积极发挥城市管理警察支队、法院驻城管局执行联络室的作用，有效形成了“社会管理、城管执法”的城市管理部门联动机制，使城管执法从琐碎的管理事务、纷繁的管理纠纷中解放出来，由运动员转换为裁判员，避免与管理相对人直接冲突，减少社会矛盾，改善执法环境，树立执法权威。

（二）领导重视，高位协调是关键

城管执法部门由于成立晚、无省以上主管部门，加上队员素质差次不齐，在政府序列和市民心中地位不高、形象不佳。城管部门的一举一动，往往社会肯定的声音少，噪音大，只有主要领导高度重视，高位协调才能保证城管这个相对弱势管理部门的创新思路不至于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宣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站在总揽全局、勇担责任、主动服务的战略高度，对宣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创新探索给予高度重视，并从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经费、装备和干部配备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具体包括：一方面主动解决市容管理社会化过程中财政专项经费和一线执法人员待遇等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加大高位协调力度，及时研究出台《关于推行市容管理社会化工作的意见》，为社会化城市管理创造了良好的内外条件；三是在市容社会化探索之初困难时期，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坚定不移地支持走社会化管理之路。

（三）建章立制，细化基础工作是保障

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宣城实践之所以能够形成长效机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宣城市城管执法局围绕市容管理社会化，建立了包括如何确定管理范围、测算管理费用，细化管理内容，督促检查兑现管理费用，以及物业公司人员培训等在内的一整套具体规章制度，确保了社会化管理的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正是通过建章立制，一方面避免了一包了之现象，又达到了放手不放任，退位不缺位，并且按照“社会管理、城管执法”的原则要求，探索形成了“先管后交、管罚分离，目标管理、定期监督，考核培训、共同提高，长期协作、荣辱与共”的城管执法与社会管理相互协调配合的良性互动机制，确保了社会化管理工作的有序健康发展。

记者笔记：

三月的烟雨中，我们来到安徽宣城。应宣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周和睦局长之邀，考察宣城市创新的市容社会化管理做法。这是个安静的小城市，“青山横北阁，绿水绕东城”，说的就是这里。这里是胡适故乡，这里是徽商旧里，“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李白诗名留千古，而经过战火洗礼的谢眺楼重新矗立。宣城市于2005年撤县建市，人口约80万，市区人口约30万，城市化进程属于起步阶段。城市不大，街道不宽，楼层不高，但整洁宁静中自有一份从容。一个城市市容环境的好坏，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在宣城呆了几天，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没有看到一个流动商贩；街道牌匾标识整齐、规范，没有占道经营；甚至没有看到一张小广告；新建的风景区提前规划出临时摊点位……这些，看似容易，做到却非常难。宣城采访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城市的管理起点一定要高，标准一定要严。勿以城小而不为，小城市照样可以有大作为。而改革创新往往来源于基层。在几日的考察中，不管是专访的周局长，参与座谈的孙副局长，还是陪同参观的罗科长、李主任等人，与我们交谈的内容除了宣城的文化，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总是说，“我们宣城，我们……”，那种归属感与自豪感是感人的。真是什么人带什么兵，好强而执著的周局长把敏思与善行贯穿到了他的城市管理执法中。上进的工作氛围，踏实的工作作风，带来了一个创新的社会化管理模式，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黄荔）

专家点评

专家点评

宣城模式的三个有利于

□ 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宣城市城管执法局围绕市容管理社会化探索出的一整套实践模式，给人以启发，在现实中发挥出了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总结借鉴。

宣城模式有利于提升社会参与城市管理的水平。我们经常讲：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也就是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环境建设的主体作用，不断完善环境建设的群众参与机制。市容管理社会化的推行是用市场机制搭建了市民参与环境建设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不仅有效率，而且公正地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得到了群众的切实拥护，群众维护环境秩序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

宣城模式有利于化解执法队伍的压力和执法矛盾。当前处于急剧加速的社会转型与阶层分化中，社会焦虑比较普遍。有人戏称白领阶层是“Ipod一族”：Insecurity-缺乏安全感；Pressure-压力大；Overburden-超负荷；Difficulty-困难多。其实，这个比喻也一定程度上适合一些城管执法队员的情形：缺乏安全感，级别、待遇、出口问题不畅，一定程度地影响着队伍的工作热情；压力大，环境执法领域广、任务急，责任重大；超负荷，普遍存在超负荷工作的情况；困难多，直面城市管理末端的种种矛盾，缺乏法治支撑、理论支撑和舆论支持，工作难度大不言自明。宣城模式好就好在它把环境秩序的日常巡查上报、说服劝导、宣传疏导等执法部门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性工作交给市场，在城市管理中搭建了执法部门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管理缓冲区，既减轻了执法队员的压力，又有效缓解了执法矛盾。

宣城模式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和执法成本。宣城市城管执法局只有103名城管执法人员，管理着40平方公里的建城区，人均管理0.4平方公里，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很多城市的一个区三、四十平方公里，城管执法队员往往在四、五百人。这103人服务全市近40万常住人口，每万人拥有的城管执法队员只有2.5人，大大低于很多城市万分之四的比例。由于采用了社会化的管理办法，每年财政支出的服务外包经费大大低于增加执法编制带来的人员工资增长。而且宣城市城管执法部门在市区主次街道设置20余处摊点群，摊点群及夜市由业主选出的摊点长实行自治管理，对达不到管理要求的摊点自动取消经营资格，从而强化了群众自我管理能力，减轻了反复执法的压力，也降低了执法的成本。

此外，宣城的做法还为一些社会企业提供了市场机会，为社会带来了不少的就业岗位。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分析及综合监管 篇12

据统计, “十二五”期末, 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 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 城市街道所辖人口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加之城市街道数量的增加, 城市街道以安全生产为核心的社会风险越来越突出, 并呈现多元化、复杂性、衍生性等特点。由安全生产事故衍生的社会安全事件、由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衍生的安全生产事件风险一旦处置不当, 很容易危及社会和城市的安全稳定。

街道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 在城市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城市街道数量和辖区居民多, 街道内组成单位复杂、人员结构复杂、流动人口数量大, 聚集了小场所、居住5人以上的出租房、危化品企业、特种设备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烟花爆竹企业、高层建筑、娱乐场所、燃气经营点、集贸市场等火灾易发场所, 而我国城市街道基层单位普遍存在社会风险监管人力资源不足、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很多现象缺乏法律法规规范等问题, 增加了城市街道社会风险监管的难度。近年来, 这些场所发生的火灾事故, 如2011年4月25日,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一栋4层楼房发生火灾, 死亡18人、受伤24人 (其中重伤13人) , 反映了基层安全监管的薄弱, 也给城市安全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加强城市街道社会风险的监管是控制安全生产和其他社会风险, 强化社会安全体系, 维护社会和城市安全稳定的必然要求。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及监管现状分析

风险是指事物发展中出现给主体带来损害、造成某种后果的可能性。城市街道社会风险是指在城市街道的管辖区内, 造成街道正常运行受到阻碍与破坏的可能性。一旦发生社会风险, 轻则影响城市街道的局部运行, 重则影响城市街道的全部乃至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行。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可分为事故灾难类风险、社会安全类风险、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类风险4大类。具体来讲, 事故灾难类风险主要有火灾事故, 爆炸事故, 交通事故, 化学品泄漏事故,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事故等;社会安全类风险主要有学校社会治安事件、暴力恐怖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等;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类风险主要有台风、暴雨、地震、疫情爆发、食物中毒等。

一、事故灾难类风险

在城市街道辖区内, 存在事故灾难类风险的区域主要是生产经营单位 (文化娱乐场所、休闲活动场所、旅游服务场所、餐饮服务场所、危险化学品单位等) , 城中村小商铺、诊所、加工厂等也存在事故灾难类风险。从风险种类来看, 在城市街道, 事故灾难类风险最常见的是火灾风险。下面主要从区域场所以及风险衍生性两方面来分析事故灾难类风险的特点。

1.城中村存在的风险

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全部或部分耕地被征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 例如北京市的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等区的行政村。

安全隐患尤其是火灾隐患严重。城中村没有纳入到城市管理范围, 相关部门对城中村的建筑监管不到位, 再加上大量流动人口对廉租房的旺盛需求等原因, 催生了城中村大规模、高密度的违章建筑。此外, 各种商铺的开办, 排给水、道路、交通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电线走向杂乱, 街巷狭窄弯曲, 消防设施配备不足, 导致交通事故和消防隐患严重。还有, 居民和区内流动人口消防安全意识淡薄, 缺乏安全用火、用电常识, 处置突发火灾事故的应变能力较差, 一旦发生火灾, 就会因缺乏逃生自救等能力而成为受害者。

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由于城中村房屋租金低廉, 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 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流动性强, 各种无证无照行业聚集, 恶性治安事件经常发生。此外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也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

环境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城中村城市规划落后, 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各种管线杂乱无章, 污水随意排放, 垃圾成堆, 生活条件恶劣;高密度的建筑和人口, 存在巨大的卫生疫情隐患。

2.出租房存在的风险

许多民居出租房居住部分与非居住部分未完全分隔, 普遍存在公共楼梯或走道不能自然通风, 疏散楼梯少, 耐火等级较低等隐患;有的承租人在租赁房屋后又违规装修, 未配置消防器材, 私拉乱接电线。出租房致火因素多, 一旦发生火灾, 易造成群死群伤。居住出租房作为居住建筑的特殊形态, 执法部门的监管可能涉及到承租户的隐私权, 且出租房点多面广, 承租人经济条件较差, 法律意识淡薄, 可能会涉及到民权民生, 存在一定的难度。

3.9小场所存在的风险

9小场所是指城市街道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密集场所, 具体指小歌舞娱乐场所、小学校 (幼儿园) 、小美容洗浴场所、小医院、小旅店、小商场、小餐饮休闲场所、小游戏游艺场所和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家庭小作坊。9小场所大多属于家庭式经营, 缺乏系统的管理, 消防安全隐患大量存在。

9小场所大多设置在沿街底商住宅楼房内或由其他建筑改造而成, 但多数经营者由于消防法制意识淡薄, 未经消防验收或申请开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就擅自开业。有些建筑本身没有经过防火审核和验收, 而且违法改、扩建的现象也不少, 经营场所与建筑防火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建筑布局不合理, 防火间距不足, 疏散通道不畅, 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等火灾隐患。很多场所合用比较普遍, 生产、生活和仓储一条龙, 没有严格的界限, 存在“三合一”现象。加之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较低, 非法堵塞、占用安全通道, 用火、用电、用气不能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 近年来群死群伤的恶性火灾事故时有发生。

4.事故灾难类风险衍生其他社会类风险

事故灾难类风险导致的事故, 由于处置不当, 易衍生其他类社会风险。如酒吧、歌厅、酒店、旅馆、电影院、公园、商场和超市等公共场所极易发生火灾等安全生产事故, 一旦处置不当, 往往衍生出踩踏、大面积群死群伤等衍生事件。事故灾难类风险衍生出其他社会类风险 (主要是社会安全风险) 的特点为:

安全生产事故的破坏性成为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主要导火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不单单意味着受害者本人身体的残缺或生命的消失, 也意味着一个或多个家庭“精神和经济支柱”的崩塌, 极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进而成为引发社会安全类事件的重大风险隐患。

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置失当成为社会安全事件的引爆点。有些安全生产事故, 如化工企业发生液气体泄漏、爆炸等, 因涉及人员多、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大, 处置起来难度大, 很容易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内出现混乱, 甚至导致局面失控。在此过程中如果事故处置不当, 或因具体政策标准问题, 或因应急措施问题, 就会招致事故受害方的不满, 并对那些周围带有心理恐慌的群体以及旁观者形成带动效应, 使事态不断扩大、矛盾不断升级, 进而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造成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长时间的不稳定。

安全生产事故处理的效应性成为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传染源。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 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处理的方式方法和结果, 不但直接关系到受害群体及其亲属本身的利益诉求能否满足、不满情绪能否得到消除或缓解, 同时也会对周围其他群体的情绪产生感染性反应、影响事态的后续发展。由于受社会各种矛盾因素的干扰, 或信息反馈不及时, 或公开透明的程度不高等, 都容易导致信息失真而诱发流言, 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严重影响群众的思想情绪, 且这种情绪会以负面方式不断传播、拓展, 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它所有涉及人民群众利益事件的发展态势变化, 个别问题有可能转化成全局性问题, 非对抗性矛盾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 进而可能导致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

二、社会安全类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 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 严重暴力犯罪、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安全类事件逐渐增多。街道的社会安全类风险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人群上, 主要包括低保户、精神病人、刑释人员等。而且各种社会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安全类风险不可忽视, 主要包括: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可能导致的风险, 二是较大的就业压力可能导致社会安全风险。

三、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类风险

自然灾害类风险主要包括台风、暴雨、地震等灾害, 突发公共卫生类风险主要包括食品安全、传染病疫情等, 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每一次自然灾害或者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都伴随着人员伤亡或者财产的损失, 都可能带来社会安全事件。

城市街道监管现状

街道办事处是县 (区) 政府的派出机构, 是代表县 (区) 级政府在辖区内实行社会管理的基层组织。作为城市的基层政权组织, 它是政府与社会及人民群众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 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和任务几乎涵盖了一级政府所具有的行政管理职能, 包括民政、司法、治安、交通、卫生、计划生育、劳动管理、文教、街道经济、社区服务等区域性、综合性、社会性的工作。

城市人口的增加, 城市规模的扩大,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监管体制、机制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是街道对县 (区) 职能部门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街道办事处有承担社会风险监管的责任, 但囿于法规所限, 却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力。二是相对街道管辖区的人口来说, 街道的管理力量严重不足。三是城市街道办事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规范,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四是城市街道办事处工作缺乏长效机制。城市街道相关职责方面法制建设的不完善也是导致当前城市街道社会风险监管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

构建城市街道社会风险新型综合监管体系

城市街道是社会风险监管的基层单位, 承担着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任务, 要控制城市街道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 应按照风险分类分级的方法, 摸清街道的社会风险, 针对存在的社会风险, 在现有体制、机制和法制基础上, 建立基于社会风险管理的新型综合监管体系。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新型综合监管体系不仅具有监管职能, 而且还具有服务功能。充分调动城市街道内政治、经济、行政、社会中介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群众等社会力量, 合理利用其智力、物力、财力资源, 共同参与社会建设, 最大限度地实现街道资源的共有、共享;通过提供多种多样的参与渠道及机制, 让居民逐渐形成自觉参与社会事务的习惯和意识,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充分利用通信和信息技术手段, 梳理、挖掘、掌握社会风险等信息资源, 为管理者提供一个快捷、便利的管理平台。

组成要素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新型综合监管体系包括5个组成要素,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分类分级管理、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规章制度和操作标准的完善、综合信息平台的建立。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分类分级管理城市街道管理范围广、情况复杂, 必须首先摸清街道社会风险的现状, 为综合监管提供依据。社会风险包括事故灾难类、社会安全类、自然灾害类和突发公共卫生类4类, 街道管理以事故灾难类和社会安全类为主, 并在此基础上, 分别对事故灾难类、社会安全类、自然灾害类和突发公共卫生类的事故进行分类分级。

创新城市街道综合管理体制创新街道管理体制, 关键要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由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向自治型管理模式转变。由街道进行管理, 交由社会服务组织和中介组织运作, 以促进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和社区自治的开展, 发挥街道在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街道自治型管理模式 (如上图) 由街道办事处、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和居民共同组成, 共同为街道管理提供服务和支持。

创新城市街道综合管理机制由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向自治型街道管理模式转变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演变过程, 在现有体制下, 需要通过创新管理机制来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针对街道管理的特点, 街道应建立以网格化管理机制为基础, 由人员聘用、同步预警、考核监督等一系列管理机制组成的体系。

网格化管理机制是街道管理的基础。结合街道的布局、风险分布等因素将整个街道划分成若干个网格, 以网格为管理单元进行管理。包括以网格为单元进行风险统计、配备管理人员等, 提高街道管理效率。

完善规章制度和操作标准针对街道管理法制不健全的现状, 街道政府应结合街道的需求,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特别是根据街道基层工作需要, 密切结合街道的风险类型, 为控制风险制定一系列操作标准, 指导基层管理工作。

建立综合信息平台借助科技信息技术, 建立综合信息平台, 为街道的管理和服务提供一个运行平台, 提高管理效率。城市街道社会风险综合信息平台由基础数据平台、信息支撑平台、综合应用系统3大部分组成。

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

城市街道社会风险分类分级是街道社会风险综合监管的基础。通过分析街道存在的各类社会风险, 把握不同风险的特点, 针对突出的社会风险, 建立适合城市街道社会风险新型综合监管体系。

街道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标准是街道社会风险综合监管的有力保障。保障街道和谐平安需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管理的组织体系、法规体系和运行机制。监督管理组织体系健全, 法规能够落实到位, 管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这是街道社会风险监督管理最基本的要求。

综合信息平台是实现有效监督管理的技术手段。“科技兴安”是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的要求, 是实现高效监管的最基本出路。街道管理是监管服务、科技进步的综合反映, 街道的基层管理需要科技的支撑。

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