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论城市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共8篇）

论城市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篇1

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龄问题不断增加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老年人社会价值问题对于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以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多的显性效应和深刻的涵义。从目前学术界现状来看，有关老年人社会价值及其相关的很多理论性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所谓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是指老年人对社会的效用性，以及他们的生命及其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观察与分析，需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社会价值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才能做到。

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具有功能和行为上的特殊性。具体说，老年是人的生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经历下降或者再创造的时期。同时由于制度、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也处于一个特殊的变化阶段，或者由于制度或文化的原因，他们的社会价值具有一些特殊的内容。

在社会代际关系中，老年人群体处于上一代或长辈的地位。但是这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与他们在代际关系中的长辈地位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其价值和作用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处于一种主导的位置。但是，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老年人的价值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受到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需要社会政策做出新的调整和变革。有鉴于此，对老年人的社会价值的内容和特点，给以专题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1关于老年人的经济价值

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经济价值仍然是存在的，这是指老年人仍然可以参与社会劳动，例如再就业，或者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毋庸讳言，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明显低于中青年群体。①这是就宏观而言的。就微观而言，老年人的家务劳动也是一种可贵的社会经济价值。因为，老年人家务劳动可以为其他家人的社会劳动创造必要的条件，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例如，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等可以直接减轻成年子女的家务负担，全力做好工作。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直接的社会经济价值，不能用价格来衡量，也不被算作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可以看作是一种间接的社会经济价值，因为它是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如果用经济价值来衡量，老年家务劳动者应得到比较可观的报酬。或者可以用雇佣保姆的价格来衡量家务劳动的 报酬，但是保姆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替代家人的贡献，不能替代老年人对家务管理及对家人精神、心理各方而的照顾，保姆也不能完全替代老年人对家庭安全的价值。

从统计数字看，从1990至199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1忽多的人仍在业，其中男性老人在业率高于女性老人;1995年老年人料理家务的比例女性老人明显高于男性老人，见表。

老年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根据1987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调查，老年妇女平均每天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在城市是4.7小时，农村是3.8小时，相当于半日左右的工作。②老年妇女家务劳动作用体现在照料配偶和子女两种方式。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表明，在有子女的老年人中，59%的城市老年妇女、67%的农村老年妇女以各种形式照料子女，在农村有近一半的8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帮助子女看家。

根据北京宣武医院承担的联合国人口基金P23项口—“北京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提供的结果，1994年北京市城乡有70%的老年人以不同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其中17.1%的老年人参与社会生产劳动，52%的老年人从事家务劳动，30.9%的老年人处于闲暇状态。该项研究还说明，老年期的贡献可以继续保持。自1992-1994年，有67.7%的老人继续参与社会，11%的人的贡献有增加，21%的老人的贡献有所减少。③老年人的相互照料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老年人之间的相互照顾是比较普遍的情况。那么，提供照料的老年人的作用也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或者说是一种间接的社会价值。根据我国的一项调查资料，女性老年人照料配偶的比重，城市为7400，农村为6400，超过子女给予的照料。

经济价值不但体现在物质的劳动中，也体现在脑力劳动中。老年人从事科学文化活动，如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科技咨询等工作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由于这种效益在经济上不容易衡量，所以容易被忽视。老年人的智力劳动的社会经济效益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因为这种效益具有更深远和范围更大的影响。2文化价值内容

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当今的物质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老一代人创造和传递下来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社会制度文化和知识精神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引导过程体现出老一代人的价值。这些价值内容对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1）知识与道德文化价值。老年人的文化价值内容中很重要的是知识文化的价值，具体是指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对社会发展和对下一代成长的重要指导或影响作用，即老年人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直接贡献于社会。虽然这种价值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又是难以完全用经济价值来衡量，难以准确地量化。

老年人的知识和经验中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和思想的精华。著名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过:一句成语在老年人嘴里和在青年人嘴里说出来，其含义和深刻程度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在老年人那里，成语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和经验。

日本著名的心理学家长古川和夫等人通过心理学研究发现，老年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他们指出:“老年人从所具有的见解来看，可以说是漫长人生的临床家。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义上看，他们是真正常识的持有者。由于这种体验而获得的睿智应该是代代相传的。

老年人文化价值内容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而是精神道德的力量。这一点是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道德是维护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重要文化范畴。

老年人群体经历了生活的考验和磨练，一般在道德规范方而更臻于成熟。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而更多地表现出忍让、谦和;在家庭生活中，他们尽自己的能力为晚辈操劳和为晚辈着想，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对老年人也不能一概而论。老年人中也有一些人常表现出自私、狭隘、保守，与晚辈或年轻人疏远，自我封闭等弱点。年龄的高低并不能成为道德境界高低的决定因素，只是老年人经历得多一些，在道德观念上更成熟一些，他们对调整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懂得更多一些，运用得更娴熟一些。例如，在我国现在基层社会工作中，很多离退休的老年人担任了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解工作，对于社会稳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文化传递的价值。在文化价值上，老年人除了以自己的文化优势直接贡献于社会，更为重要的在于他们起着文化传递的作用，即把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传递给下一代人。这一点可以说是老年人文化价值的突出部分。

人类的历史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无不说明了世代之间知识与精神文化继承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一切成就都反映在知识与精神文化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些方而的继承与传递，人类文明乃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会中断。

在世代交替和世代继承的文化互动中，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教育、启迪和指导作用是占主导地位的。因为上一代人首先接受文化，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伴随着人生的经历对文化有了不同程度的体验和掌握，‘懂得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熟悉文化传播的方法和途径。

老年人经历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对社会和生活的发展有了较深刻的体验，大多懂得什么是人类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耳濡口染，以多种方式将文化传递给下一代。

也应该注意的是，世代之间的文化交替作用在不同时代表现得有所不同，但是任何社会都离不开这种作用。在传统农业社会及其先前的社会中，上一代人对后一代人的文化引导活动是一种直观的过程，大多是口传身授，言传身教，以感性的方式，以家庭教育为主，采取经验性的教化方式。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上一代人的文化传递作用。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播方式多是采取专业化的方式，由专业教师传播知识和教化技能。这样，上一代人对文化传播的贡献作用被学校、教师和书本的作用掩盖了，不易于被直接感觉到。此外，由于现代社会文化更新的速度快，大量先前的文化被迅速地筛选、更新，以信息的形式被压缩在各种文化载体中。后代人通过这些载体就可以直接学到知识。由于文化知识更新速度快和传播方式的简化，现代社会中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互动过程也简化了。在文化上的重要影响人物似乎更多的是历史上久远的先人，而不是同时代的父辈。但是，实际上代际之间的文化继承依然存在，只不过继承的方式与以前不同罢了。

除了知识文化的继承，代际之间道德文化的继承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继承是维系人际关系，保证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人类社会也是难以为继的。

在道德文化的继承关系中，长辈对后辈的教导作用比上述的知识文化的教导作用更重要和更明显。因为在一定社会形态中，伦理道德规范总是相对稳定的，其变化的速度远不如知识文化变化得那样快。特别是由于伦理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受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因此在一定社会形态和时期中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当然，特定历史阶段中，伦理道德观念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我国实行商品经济过程中，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基本的内容和标准还是相对稳定的。

当然，我们今天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也是有鉴别的、有批判的继承，不能良荞不分地简单照搬一切传统道德。但是，有鉴别的继承不等于否定老年人的作用，不等于搞历史“虚无主义”。

(3)对人生的启示价值。老年人的文化价值还在于他们对人生的启迪作用，即对后来人人生的启示作用。老年人处于人生成熟或者总结的阶段，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或教训对年轻人的生活给以启迪、教导和借鉴，对人生的意义给以昭示。这是一种镜鉴的作用。如同联合国文献中所说:“老年人在家庭、邻里以及各种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依然传授着无可替代的人类课程。老年人不仅以他的生命，并且事实上也以他的死亡教导着我们所有的人。活着的人通过悲痛而开始懂得，死去的先人仍然以其劳动成果、遗留下的建树和制度，以及他们的音容言行继续参与人类社会的生活。这可以鼓励我们更冷静看待自身的死亡并鼓励我们更 充分注意到我们对子孙后代所负有的责任。”“较长的寿命可以使人有机会回顾自己的一生，改正所犯的一些错误，使自己更接近于真理，并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这很可能是老年人对人类社会的更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当老年人亲身经历了影响人类的史无前例的变动之后，他们重新叙述亲历的往事，应该有助于我们全体人类完成迫切需要做的事一重新确定历史的方向。”③ 3人才学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大量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的调查统训一分析，发现不同领域的人才的年龄分布有较大的差异，老年阶段的人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政治与军事领域有很强的优势，在这些方而老年人才的贡献能力仍然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对于人才的年龄优势应该分别不同领域来观察和分析，而不应该绝对化和作出简单的结论。根据表2资料绘制成图1。在所有领域中，艺术家和体育明星最有成就的平均年龄是最低的(每一个条形图内的横线为平均年龄)，但是作家、政治家以及社会科学家的年龄全距都很大;社会科学家、法官、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成就的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企业家的平均成就年龄最高，体育明星的平均成 就年龄最低;政治家的成就年龄上限最高，其次是企业家和作家，艺术家的年龄下限最低。我国已有的人才学文献研究也发现不同领域的人才的年龄分布有较大的差异。⑥

日本心理学家长古川和夫等人通过心理学方而关于人的创作能力的研究，说明了不同领域有所差别，特别是，“就人的情况，能力的发挥与其他动物相比，未必是和生理上的发展处于平行的关系，根据能力发挥的方向不同，年龄倾向也有所不同。具体研究一下上述倾向，可以看到在数学、物理、化学等数理系统方而，一般是需要记忆力和不伴有体验的纯粹判断力的。所以在青年时期，容易完成创举性的事业。”“与此相反，搞人文科学的学者，30岁以前做出有创造性工作的人很少，大多数做出优异成绩的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根据上述特征，艺术家的创作年龄的幅度是非常宽的。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年轻时发挥

其文才，谷崎润一郎、托尔斯泰在老年写出优秀的作品，这表明在年轻时能写出才气横溢的尖锐作品，到了老年能写出人生体验丰富而纯熟的作品。在这一点上造型艺术也是同样既有象莫迪里安尼那样在20几岁就形成独特风格的画家，更有象平栉田中那样100岁仍能继续进行创作活动等人。，⑦这些都是对分领域人才年龄论的有说服力的证明。

通过对大量资料分析可见，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技能方而的能力上，最佳年龄较低，年龄的全距较小;很多涉及社会科学和经验性技能的领域，还有政治军事、企业界等需要更多经验和综合与组织能力的领域，人才的最佳年龄相对较高，作出成就的年龄全距都较大，说明在这些领域中年长者仍然是有价值的，而且很多领域的最佳年龄已经接近老年或者就是老年，例如政治军事领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各领域人才的年龄全距还可能有所扩大。

通过对某些资料的长期观察，人才学家还发现了最佳年龄后移的现象，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有提高的趋势。如果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上来分析，在很多方而都可以说得通，而这一点对于观察老年人价值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关国学者亚当斯的研究发现，17-19世纪科学创造的平均年龄是42岁，20世纪科学创造的平均年龄是44岁。中国科学院的赵红洲经过研究，把最佳年龄后移的速度确定为3.5岁/百年。⑧但是另一项统计结 果与此相比有一定出入，见表30

除了科学本身发展规律上的原因之外，创造年龄后移也与人的寿命延长有一定的关系。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从1950年以来，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6.5岁将提高到2000年的66.9岁。⑩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人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和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人的记忆、综合思维与创造能力可能会衰退得较慢，发挥作用的能力得到提高，科学家从事科学创造的寿命也延长了，老年期的创作能力得到相应的提高，老年人的综合概括能力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提高。同时，由于人们在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年限在延长，因此从事工作或科学研究从而作出贡献的年龄发生后移，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综上可见，对老年人的价值给以正确的评价，不在于将老年人的价值与青年人的价值按照一个标准去比，似乎非要比出个高低大小。这样做就很难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因为老年人的价值与青年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从内容到各自存在的方式都有所不同。老年人的价值是以历史价值、精神道德价值等文化价值为主，青年人则是以现实价值的贡献为主。研究老年人价值的口的是要发现老年人的真正价值所在，实现代际之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从整个社会来说，我们必须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全社会和老年人都要有科学的老年价值观。对老年人的价值既要看到其整体性，也不能忽视个体的差异;既要看到老年人社会价值积极的一而，也应该承认其缺欠的一而。老年人也有一个发展自己的优势，克服缺点，改造主观世界，完善自我价值的任务，也有一个主动与年轻一代处理好代际关系，搞好协调与协作，共同发展的任务，而不应该因为年长而自认为应该理所当然地等待别人来尊敬自己，树立自知、自爱、自律、自立、自强的精神，才有利于代际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城市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篇2

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国家与社会对老年人价值、功能的探讨在不断增加, “老有所为”作为一种健康的老龄化方式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另一方面, 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老年人在追求身体健康长寿的同时也对退休后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 “老有所为”作为一种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养老”方式, 不仅能满足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热情与需要, 也能缓解由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养老负担过大、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和老年劳动力资源过剩等诸多问题。

1 为何要提倡“老有所为”

1.1“老有所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要求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要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而且不同于西方的“先富后老”, 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现实困境。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 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26%,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87%①, 日益加快的老龄化步伐会导致社会积累资本减少、经济发展步调变缓, 形成发展的“负效应”, 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而“老有所为”能有效地缓解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压力, 推迟劳动力供给低谷的到来。

1.2“老有所为”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在造成国家严重老龄化、未富先老格局的同时, 也使中国家庭逐步走向核心化和小型化, “4-2-1”家庭结构的普遍化给我国传统的“反哺式”家庭养老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老有所为”不仅不会使老人成为家庭的累赘, 而且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障能力, 减轻子女的负担, 从而提高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 老人以其德高望重的形象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调节邻里纠纷, 增进人际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1.3“老有所为”是合理开发人力资本的客观要求

老年期可以分为低龄 (60-69岁) 、中龄 (69-79岁) 和高龄 (80岁以上) 三个阶段。其中, 低龄期的老人在拥有熟练工作技能的同时也发展了应对科技进步的战略能力, 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最好阶段;中龄段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阶段, 主要集中于以智力为主的人力资源开发;高龄阶段则处于人力资源的抢救阶段, 主要关注经验财富的传承。从这个角度讲, “老有所为”能有效缓解我国目前存在的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解决知识脱节、人才短缺和人才断层等问题, 形成人才资源的优化组合, 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1.4“老有所为”是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 人的社会属性更为重要, 因而老年人想要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 就需要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继续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中获取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人有“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当老年人离开熟悉的工作岗位后, 往往会产生失落感和无力感。“老有所为”则能为老年人继续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一个平台, 通过参与社会发展, 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秩序, 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满足感。

1.5 科技的发展为“老有所为”提供了现实条件

医疗技术的发展在延长老年人生命长度的同时, 也提高了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为“老有所为”的实现提供了体力支持。另外, 高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对劳动者体力的要求, 使老年人能够用脑力弥补体力的不足, 继续参与社会劳动。此外, 高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革, 创造了更多适合老年人就业的岗位, 使得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具备了更多的竞争优势。

2 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决定了“老而能为”

在我国现阶段, 很多人错误的认识和评价老年人的价值, 甚至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行为。想要正确认识老年人的价值, 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 按照唯物主义价值观, 与一般人一样, 老年人的价值也是由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构成, 前者指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后者指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其次, 从时间维度来看, 老年人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价值, 在劳动年龄他们完成了国家、社会以及家庭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他们的历史价值, 应当给予承认与认同, 同时在老年阶段他们可以继续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实现自己的现实价值。而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统一才是完整的老年人的价值。下文将结合以上分析, 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对老年人的价值和功能进行具体分析。

2.1 物质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因素被逐渐弱化, 这就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生产创造了先决条件, 缩小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因年龄所带来的体力差异对工作造成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 相比年轻人而言, 老年人拥有更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应对复杂情况的分析和处理能力, 因而能继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价值。同时, 老年人的智力成果通过著书立说、教育传授、科学咨询、经验宣讲等方式得以传播, 也能够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 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再者, 老年人通过互相照顾和承担家务劳动也能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从而产生一定的间接社会经济价值。

2.2 精神价值

相比物质价值而言, 老年人的精神价值显得更为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体能逐步下降, 但是其精神价值却依然存在, 甚至逐步提高。同时, 相比物质价值而言, 老年人的精神价值能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更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第一, 知识经验传承的价值。老年人经过长期的知识学习和工作实践, 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这些知识和经验中凝结着人类智慧和思想的结晶, 也包含着老年人的自我感悟。通过传承这些知识经验, 帮助后人吸收和领悟更多的人类文明的精华, 能够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知识文化的繁荣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意义。

第二, 代际文化传递的价值。老年人在历经人生的各个阶段之后, 对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了深刻的自我体验, 对生活和人生的真谛也有了一定的见解, 这种认识既会通过家庭教育中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 对下一代的思维方式和个人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也能通过教育传授、著书立说等方式实现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过程。

第三, 精神道德维护的价值。老年人在经历时间的磨砺和洗礼之后, 能形成更完善的人格素质和更健全的道德修养, 较年轻人而言, 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忠诚感, 具备谦和忍让、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 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也更为娴熟。老人通过自身的道德示范和对后代的抚育, 能够对社会道德氛围的维护和巩固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四, 人生经验启示的价值。老年人处于人生的成熟阶段, 在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基础上进行回顾和反思, 反省自己的经验得失, 能从自己的成功之中领悟一些经验以启示后人, 从自己的失败中总结一些教训来警醒后人。同时, 老年人以其自身经历向后人展示了人生的全过程, 某种意义上是后来人未来人生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因而能够对后人产生直观的教育意义, 也是保持社会继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 怎样实现“老有所为”

3.1 营造“老有所为”的环境氛围

人们对于老年人的片面认识在转化为行为、习惯、法律和政策之后, 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各个层面上对老年人的不公正对待。要支持老年人发挥余热, 实现“老有所为”, 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 就必须转变“抢饭碗论”、“老而无为论”、“老人无用论”等视老年人为负担和累赘的观点, 广泛宣传老年人的价值和“老有所为”的重要意义, 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提供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3.2 健全“老有所为”的政策扶持

在宏观政策层面, 需要将“老有所为”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纳入国家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 在充分考虑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基础之上, 本着合理利用的原则, 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和鼓励“老有所为”。同时,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以法律的形式切实保障老年人在再就业和社会兼职中的合法权益, 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微观政策层面, 政府可以出台扶持老年人自主创业的相关政策, 如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同时对聘用老年人的企业可以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 对再就业的老年人也可以给予个税减免待遇。

3.3 建立“老有所为”的制度保障

第一, 施行灵活的退休年龄制度。我国目前采用的到达退休年龄就“一刀切”的退休制度, 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自身的工作意愿和不同地区老年人在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方面的差异, 这种退休制度使一批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过早地被排除在老年劳动人口之外, 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 我国应实行灵活的退休年龄制度, 规定一个适当的退休年龄区间, 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意愿做出适当的选择, 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自身人才需求状况和职工工作能力选择性续聘人才。

第二, 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老年人在拥有更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应对复杂情况的分析和处理能力的同时, 也客观地存在着由年龄带来的身体机能的下降和减退。如果推行弹性工作时间制, 那么, 既能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也可以降低企业的雇佣成本, 同时使得老年人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具备更多的竞争力。

第三, 推行退休返聘制度。老年人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具有很长时效的使用价值, 且老年人在长年的生活中累积了一定规模的关系网络, 通过返聘回本单位或其他单位从事技术指导或者咨询顾问等工作, 能实现个人和用人单位的互利共赢, 既解决了老年人退休后无事可做的境遇, 又为用人单位解决了人才供需的矛盾, 同时还能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4 倡导老年人参与社会管理服务

老年人作为长者和智者, 在家庭和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在调解邻里纠纷, 维护社区和谐方面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 对专业人员和志愿者有很大的需求。老年人在具备自身优势条件的基础上再对其加以一定的培训, 能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因而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参与社区治安管理和社区服务, 不仅能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也能促进我国的和谐社区建设。

3.5 大力发展和推进老年教育

老年人想要更深入地参与社会发展,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就必须不间断地学习和汲取新的知识和技术, 通过了解和掌握新的人类文明成果, 发展更适应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此, 要实现“老有所为”, 就必须在考虑老年人的工作能力和社会对老年劳动力的需求的基础上, 开展有针对性的、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其中,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较为便利有效的教育形式, 能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 在适应老年人学习需要的同时, 满足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因此, 特别值得政府和社区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和扶持。

摘要：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社会养老方式问题日益凸显。文章基于老年人的社会价值的分析, 认为“老有所为”是一种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养老”方式, 并论述了为何要提倡“老有所为”和怎样实现“老有所为”的问题。

关键词：老年人,老年人价值,养老方式,老有所为

参考文献

[1]熊必俊.老龄经济学[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2]潘静静, 程承坪.中国低龄老人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 2013 (3) .

[3]孙中华, 张立波, 吴玲玲.完善我国城市老有所为实现途径的研究——给予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视角[J].劳动保障世界, 2010 (5) .

论城市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篇3

一、城市管理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价值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与城市管理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在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清楚地宣示社会管理是以民生为重、为民谋利，强化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城市管理的根本性质是公共服务，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服务，最基本的职能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城市管理工作是政府公共服务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城市管理的公共服务性决定了城市管理的目的，即维持城市高效、协调运行和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城市管理的水平最终要体现在管理的效益上，即是否以最低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整合城市资源，实现城市高效、协调运转和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讲，城市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城市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管理创新就是为了实现城市管理的最终目标不断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机制和制度，并不断得以运用转化的过程。

（二）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1.城市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内容

强化城市管理职能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满足群众合理诉求的重要载体之一。因为城市管理的职能好坏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对政府的诉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其生存环境的诉求，也是对强化城市管理职能的诉求。社会管理创新最终的价值是实现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分配公平、管理科学规范。强化城市管理能够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市民群众提供较好的公共资源服务。在新形势下，强化城市管理服务职能将对促进社会利益公平分配、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和谐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社会管理创新指导城市管理理论与实践

（1）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指导城市管理实现理念的突破。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是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实效性和持续性的重要基础。新的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先，树立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核心、关注社会困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实施科学有效社会政策、实现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转变和与时俱进等理念，为城市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指导方向。

（2）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指导着城市管理实现管理手段的突破。社会管理手段创新是在明确各方主体的职能任务、权利义务和职责规范的前提下，形成社会管理的各个要素，通过制度规范支撑、经济行政教育手段，使社会管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事务的管理。城市管理手段也要从单一的依靠行政手段转变过来，应当多重手段并举，将城市各个主体的作用有效的发挥起来，共同促进城市功能高效的运转。要合理运用传统的硬性执法、刚性管理，兼顾管理处理采取政策、法治、行政、文化、民主、教育等综合策略，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方法，使城市管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共同作用于城市各个部件的管理，发生“齿轮效应”，使城市整体功能和谐高效运转。

（3）社会管理机制制度的创新指导着城市管理实现管理模式的突破。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创新的指导原则是：形成并健全四种主体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界定不同社会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其目的是要调动社会不同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力，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合力。城市管理作为社会管理中的一部分，必须切实致力于相关体制机制创新，即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解决好权、责、利的统一问题，用高效的城市管理模式促进保障城市管理创新。要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城市管理系统协调运转，对城市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管理职能范围内的不同领域以及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效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二、城市管理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所面临的矛盾及挑战

要提高城市管理科学化水平就必须正视城市管理所面临的矛盾及挑战，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城市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积极探讨城市管理创新的最佳路径。

（一）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对城市管理意义共识性认知面临挑战

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更加多元，思想活动的自主性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对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不同社会主体提出的城市管理需求也不尽相同，社会变革和利益调整引发了人们社会心态的多种变化，这样直接导致不同人群诉求不同，对城市管理优劣的评判标准不同。这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评估和引导机制，引导城市的各个主体普遍尊重文明创建的道德约束，并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城管”。

（二）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公正面临挑战

从整体上看，强化城市管理对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具有较大的意义。一个干净、秩序、文明、功能完善的城市并不属于某个群体而是公民共享。在文明城市指标中，直接体现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有法制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政务环境、生态环境等。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打造和谐社会，城市管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同样要以打造“和谐城管”为目标，这样城管就直接面临着创建文明城市与打造和谐社会建设双重任务，需要城市管理部门既要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要尽可能的满足部分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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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打造现代化城市的前提下，城管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面临挑战

目前，绝大多数城市为了城市硬环境的打造，往往以打造适宜人居的城市环境、优化城市的招商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打造城市品牌为目标，动辄以“四城同创”、“五城同创”、“六城同创”等创建形式强力开展市容环境秩序整治活动。而这些活动开展往往是以政府行政命令为依据，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城管执法的服务性却往往被政府的创建指令所弱化；相反，为了实现政府的创建目标，履行好政府赋予的城管执法职责，城管执法的强制性往往就容易被强化，城管执法的社会效益难以实现，城管执法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四）在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优化城市环境、完善城市功能面临挑战

为了促进地方的发展，不少城市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而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都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而很多的城市并不能够认识到强化城市管理的重要性，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环境的建设步伐远远滞后于城市的扩张，城市化加速推进引发了大量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等矛盾，城市化引发的管理难题成为社会新生矛盾的焦点。工业化加速推进而产生的项目规划建设影响居民生活环境、企业违法违规排污等事件引发的信访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不断下降，对城市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五）在部门分工日益明确细致的格局上，理顺部门关系形成城市管理合力面临挑战

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具有广泛性、动态性与综合性的特征。在广泛性方面，包含对市政、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现代城市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综合体，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系统，具有各自的运行规律和特征，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同外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虽然各管理主体对于城市管理中的具体问题都有交叉，但由于职权重点、价值认识、行动步骤等不同，在确定目标和制订措施时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而目标多头化必然导致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分散，难以体现整体效果。

三、城市管理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目标任务及实现途径

（一）强化四个转变理念

以建设“和谐城管”为主旨，立足实际，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坚持“决策上移、执行下移、监督外移”管理模式的创新，实现民生改善、社会安全、信访稳定的和谐局面，实现从“为民管理城市”向“人民城市人民管”转变，从管制型社会管理向服务型社会管理转变，从单纯政府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转变。实现培育和健全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提升城市功能，维护城市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人与城市、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

（二）突出四项基本工作

1.突出抓好民生改善工作。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绿化美化、饮用水安全、道路秩序安全、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无不事关市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涉及民生改善工作，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成为改善民生工作的有效抓手。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责任，扎扎实实地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办好。

2.突出抓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要坚持“以疏为主、疏堵结合”的原则，切实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坚持教育、管理、疏导、救助多管齐下，注重从源头上进行控制，搞好稳定风险评估，讲究工作方法。对重复信访、群访集访要重点协调，要变干部“坐访”为“下访”，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过程中推动工作的落实，增进和群众的感情。当前，还要特别重视和加强网络舆情控制和引导，加强正面信息的引导，通过城管网站，把我们所做的、惠民利民的工作向群众做一个正面的交待和引导，让群众能够理解、支持城市管理工作。

3.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高效运行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要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活动，重点抓好对人员密集场所、建筑施工、设施设备等领域的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秩序；进一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责任链条，强化责任追究，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深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整治，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坚决杜绝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4.突出抓好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把基层基础夯实了，城市管理就有了根基。要切实围绕基层基础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运行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升基层规范化建设水平。建立完善网格化城市服务管理模式，科学划分管理单元网格，改变过去以条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行条块结合，整合各类有效资源共同管理，实现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高效化和服务的全覆盖、全天候、零距离。要把打牢基层工作基础，打牢群众基础作为强化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

（三）注重六大创新策略

1.重视制度建设，突出长效治理。要整体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有序性和规范度，把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群众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积极构建新型城管格局、创新城管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支撑、整合资源力量，增强前瞻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现代综合调控机制，并用制度固定下来形成长效管理体制机制。

2.强调人文关怀，促进公民参与。针对特殊问题，根据群众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趋多样、社会矛盾日益多发的新特点，关注群众情绪疏导、生活环境改善、虚拟网络管控等特殊问题，实现精细化管理。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城市管理重大改革、重大决策、重点项目和涉及群众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提高透明度，建立群众评议决策制度，坚决做到凡是不能使多数群众受益和得不到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政策、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可能引发社会震动的政策、部门利益保护与民争利的措施不推行。通过广泛听取民意，合理吸纳民智，切实推进城市管理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3.倡导政府与民间合作互动，提高管理效能。构建广泛深入的社会参与机制，实现社会参与，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型城市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构建社会参与机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围绕促进政府转变职能，赋予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枢纽型”群众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更大的权限、更多的资源，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履行好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职能，建立新型的社会动员和协调格局，为社会协同建立平台和通道，努力形成城市管理人人参与、社会建设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4.致力于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构建和谐管理。在管理中既要注重管理效率的提升，又不能超越城市发展的现有阶段。城市管理总体上同样呈现螺旋型循环前进的过程。要根据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程度，坚持城市管理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城市管理力度，恰当地确定城市管理的目标，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在管理中注重管理的公平公正，兼顾多个群体多样化的利益追求，合理配置城市公共资源。管理者应维护和增进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让群众更普遍的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从内心的感受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5. 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效力。通过政府网站、微博、数据库等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实现城市管理部门与市民群众零距离接触、零时差沟通，构建突发事件综合预警系统，提升城市管理应急能力，不断推动管理方法与手段途径的改革创新。

6.讲求法律与道德并重，强调社会效益。当前市民的社会意识、参与意识、权益意识明显增强，城市管理要顺应形势的新变化、新要求，综合运用好教育引导、经济调节、法律规范等形式，特别是要注重抓好市民综合素质的提升。要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切实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广大市民热爱城市、热爱环境，增强对城市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使广大市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环境，营造和谐的城市管理环境和氛围。

（责任编辑：骆小平）

论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的实现 篇4

[摘要]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对人与社会的功效，即完善人和满足社会需求，但当前在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即理性分析社会需求，转变教学思想，将英语技能训练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并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学英语教育价值

[作者简介]刘莫（1974-），女，安徽潜山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大学英语教学。（江苏 南京21001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36-0134-0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也日趋功利化，许多高校设立最流行的学科、专业，力争吸引好生源，扩大影响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学英语教育理念发生了偏移，一些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过程中也显得急功近利，语言学习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思想精髓逐渐被忽略了。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不仅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发挥英语语言应用的功效，还应该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没有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他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都是枉然。”咽此，面对当前教学理念出现的偏移和问题，探讨如何真正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一、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所面临的问题

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手段，也是促进个人实现社会化和个人自身不断提高的过程与手段。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对人与社会的功效，它主要来自对人的完善，在于追求人的天性，培养人的智慧，也要从社会学来评价教育价值，即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在于培养出各行各业的社会人。

同样地，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也体现学习语言者自身的发展和语言工具性对社会的功效两方面。学习者通过习得英语语言这门工具，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领域，开拓眼界和视野，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而英语作为世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门外语，也能间接地满足对社会各界在交流和专业上的需求。然而如何才能在大学功利化的倾向下，将丰富的资源充分整合，实现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是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的关键所在，也将基于这两方面探讨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所面临的问题。

（一）在人的需求方面

1．学习者被动的语言学习。一方面，由于教学课程设置的不合理，许多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无力也无心对所学课程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小学学习模式的影响，大学的学习也主要以服从和完成作业为主，学生缺乏勇气挑战权威和创新，高等教育没有达到开发学生潜能的目标，在这种缺乏挑战性的学习模式中，学生被动学习，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更不用提陶冶情操和提升素质。

2．学习者缺乏对人文精神的追求。随着英语教育的改革和教育资源的扩充，大学英语教学在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方面获得了提高，而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精神教育却遭到忽视。“这种教育思想导致目前的教学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这种实用性和应用性的教育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学生中物欲化情绪和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学生没有体会英语文化的底蕴和精髓，领略文字背后深厚的哲学思想，也对自身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人文修养的追求表现淡漠，不少教师也在课堂上仅以考试为导向，重技能操练，轻人文知识的培养，教师的这一功利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削弱了高等教育的神圣地位。

（二）在社会需要方面

1．大学英语教育的目的功利性过于明显。高校以社会的.需求作为导向设置课程和教学安排。而受眼前利益驱使，大学英语教育也面临着只重视技能培养，强化工具性和实用性，而淡忘人文性的问题。这种偏颇、功利的价值取向不仅有悖于教育的本质，忽略了对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培养，更为可悲的是，一些学生虽受过高等教育，人格却是在畸形发展，导致大学教育普遍出现“人文精神缺失、创新动力不足、素质结构失调”现象。③

2．对应试教育的重视超过了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无法否认的是，社会对人才和精英的评定和认定通过高校文凭是简单可行的方案之一，这也导致对教育的评估侧重于结果而非过程，应试教育也成为简单见效的“生产人才”的手段。由于社会对大学英语教学目的的认识存在偏差，应试教育仍广为盛行。不少大学英语课堂成为围绕各类考试、传授考试高分秘诀的培训班。

二、解决当前英语教育价值缺失的对策

大学英语教育进行英语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是必要的，满足社会需求也无可厚非，但从教育价值的观点来看，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均不可忽视。要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实现两者的结合，笔者针对以上问题，试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理念：理性分析社会需求，转变教学思想

高校是知识的生产地，没有高校的创新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高校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的需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精神追求和素质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大学英语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在英语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培养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素质的优秀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完善了“人”的各个方面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生产和实践。同时，合理调整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为学生选修课程提供多种选择。

（二）教师：将英语技能训练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

如上所述，大学英语教师仅仅在文凭和学历上有所提高还远远不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和“业”涉及“道德”与“专业”两个方面。在“专业”方面，英语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译五方面的技能；在“道德”方面，英语教师还应注重文字背后人文精神的熏陶，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使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教师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未来的高等教育中，除了专业知识之外，素质、道德和价值观也是考察教师资历的重要元素。教师良好的品位和人格魅力对学生品格的塑造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考虑到社会发展和变化，教师需要进行定期和周期的师资培训。

（三）学生：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高等教育的中大学生重点不是“学习生存技能”和“灌人大量知识”。学生的主动性是成功、有效的高等教育的关键。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包括学生的自主能力、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等。在传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进行着被动、枯燥、孤立的英语句型操练，这与“素质教育”相违背。学生在学习中缺乏自主性，更不用说在学习过程中接受人文精神的熏染，陶冶情操。所以，在思想上应该使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多元文化共存的态度价值观，在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注重发展学生的主动性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三、结语

高等教育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的责任，它传播人类积累的技术和文化精髓，让受教育者认识自己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大学英语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传授语言技能的同时，应以人为本，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人文底蕴的高素质人才。此外，教师要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坚持专业学习，重视自我人文熏陶；学生更要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发挥自主能动性。

[l]补喜事．教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钟启泉，张华．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张芒．通识教育背景下通用性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J]．中国成人教育，2010(7)．

[4]彭近兰．论大学英语的国际理解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5):23.

[5]马彦．大学英语应该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J].现代大学教育，(4).

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 篇5

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问题。（注：在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前，似乎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存在性问题。然而，关于这个存在性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讨论清楚的，有鉴于此，作者已另外撰成一文。因此，本文的一个预设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剩余价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发展的格局的形成，已使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受到冲击，按要素分配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选择。如何在理论上协调这两种存在着矛盾或对立性的分配方式，使它们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就成了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上，按要素分配有其合理性，但真正的按要素分配既不等于按资分配，也不等于按劳分配，而是资本（土地被视为资本的一种）和劳动共同参与的剩余价值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既是有效率的，也意味着在第一次分配领域里引入了公平的因素。

一、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马克思的看法

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强调效率的经济学家们当中，流行着两个口号：一是按要素分配，此即劳动得到工资，土地得到地租，资本得到利润；二是分配的份额应当完全由市场决定，因而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两个主张容易让人联想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发达国家抛弃了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模式，因而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分配方式，马克思做了最为深刻的揭示。为了理解我们的怀疑，先梳理一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叙述，马克思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其如何在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约束下得以实现的过程，仅仅简要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的属性及其大体分割方式的分析。

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因此，公平的分配方式是由劳动者占有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却凭借自己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了这种剩余价值。“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为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须他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页。）

剩余价值虽然由资本家无偿占有，但它并不是资本所有者能够单独占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由资本实现并由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一起瓜分，从而形成利润和地租。“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绝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8页。）这样，所有这些形式的东西，实际上是共同对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的结果。

通过比较，马克思特别指出了利润、地租与工资的表面相同之处与本质的区别：“利润和地租同工资的共同之处在于：三者都是收入的形式。尽管如此，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利润和地租体现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工资则体现着有酬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页。）更确切地说，“工资以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6页。）

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作为管理者的管理劳动尽管具有两重性，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过，在讨论剩余价值分配时，马克思并没有提到对这种劳动的分配。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相对于非所有者经理人员的薪金收入而言，资本家因为管理而得到的收入本身，也体现着一种有酬劳动，故而不在剩余价值分配之列。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占有和消费，而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因此，他一般会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作为资本或积累起来。“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5页。）这种积累可以表现为外延扩张，即在旧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表现为内含扩张，即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问题在于，“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至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页。）但资本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以上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的基本内涵，这种分配的社会属性和结局，是与早期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属性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当然没有因为爆炸而死亡，但其中的秘密并非像西方一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马克思的预言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早期资本主义确实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已经死亡，只不过其死亡的方式有所不同，即不是通过革命而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而是通过种种社会改良尤其是分配制度改革而转变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对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予以申述。

二、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传统分配方式及其变革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分析，为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问题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不难理解，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都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资本本身的增殖，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的效率，或所谓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其次，资本主义分配的另一个本质趋向就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一趋向的存在，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如果没有任何外在的干预，比如，如果没有政府的以公平为目标的再分配措施，而只有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那么，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注：应该说，马克思的逻辑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这一逻辑的前提却在20世纪以来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其实也是从马克思的理论）中获得了启示，汲取了教训，放弃了完全自由放任的立场，以建立福利国家等形式，对资本主义进行再分配干预和社会改革，从而在保证资本继续自我增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避免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据此宣布，马克思的预言失败了。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使分配差距缩小

。比如，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就提出了所谓的倒U型假说，以此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演变规律。不过，  我们认为，库兹涅茨关于市场机制本身具有分配平等化效应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参见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湖南出版社版，第531页。）马克思本人曾经根据这样的逻辑预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基本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且，在资产阶级的无情压榨之下，无产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与此相关并且同时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本自身增殖所导致的商品生产过剩，实际上，这种过剩的产生，又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因为贫困化而缺乏现实购买力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纯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替代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社会的，将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根据上述理论逻辑，公平就成为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目标，成为其区别于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重要方面，效率则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在传统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公有制经济下的分配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体现公平的基本分配方式。当然，还要做出各种必要的社会扣除，并且这些扣除被认为是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剩余价值的必要形式。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传统按劳分配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在城市，在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级差的基础上，分配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多劳多得停留在纸面上。在农村，在做出各种扣除后，剩余部分被分成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两部分，基本口粮是平均分配的，工分粮则带有按劳分配的性质，但是，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能够用于按劳分配的剩余产品少得可怜，按劳分配本身所应当具有的激励作用也非常微弱。上述城乡分配情形的综合结果，当然是整体上缺乏激励和活力，导致整个经济的停滞甚至滑坡，进而引发了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增强收入激励。

迄今为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从收入分配入手，这就是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这种责任制下，农民最初实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本质上，除了必要的社会剩余外，农村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具有一种新的特征，即农民不仅获得了自己的劳动报酬性质的收入，还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剩余产品。于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剩余增加了，积累也增加了，从而为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

城市的改革则相对滞后，工资体制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都没有被很好地理顺，同时却形成了另一种格局：在做过各种必要的社会扣除（即上交国家利税）后，企业不是考虑自身的积累，而是想方设法提高职工的收入和福利，甚至贷款发奖金搞福利，想方设法把企业的利润分光吃尽，甚至对已经形成的国有资产也不放过捞一把的机会。企业因此日益变成空壳。与此同时，提供高度复杂劳动的管理者阶层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他们按规定可得到的收入，与他们实际付出的劳动不相称。这一方面导致了管理者积极性的下降，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所谓的“58”、“59”现象。1993年，国有资产流失高达5000亿元，国有企业亏损面在70％以上。当年国有净资产6691.75亿元。  （注：《经济日报》，1994年11月15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8年，农村的所有家当约值849亿元，到1992年，  农村集体和农户的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合计13000亿元，是改革前的15倍。（注：《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2月3日。）城市公有制企业经营日益滑坡，最后不得不走上破产倒闭、减员增效这种增加社会痛苦的改革道路，这其中尽管还有许多别的重要原因，但僵化的分配体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种种变化，与私营经济的崛起一起，对传统按劳分配制度提出了挑战，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理论的要求。这种呼声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要求肯定生产要素的剩余索取权，亦即要求肯定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有权占有剩余价值；其次，它要求理论上不把要素所有者凭借其所有权获得剩余价值的行为视为剥削，或者至少不要把这样的所有者视为以剥削为生的剥削者。

这样，我们看到，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模式中，由于公平被过度强调，效率的考虑实际上就受到过度压制，结果是效率的丧失与低水平的公平共存以及这种分配模式本身的终结。可见，如果说，只考虑资本增殖和效用最大化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方式可能导致其自我灭亡的结果，那么，过于讲求平等的传统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结果却是另一个悖论：按劳分配变成了一种形式，“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牺牲了效率，因而牺牲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导致了自身的终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任何分配制度，如果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走极端，或者只讲效率，或者只讲平等，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导致其自我终结的悖论。实际上，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人本身也高度发展的结果，因而本来是以经济的高度效率和人本身的道德完善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的公平也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无条件的实现。（注：在分析资本的历史使命终结的条件时，马克思就这样说道：“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财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惟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实践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三、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现阶段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与限度

在讨论中国现阶段的剩余价值分配之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各种经济单位的税后纯利润视为剩余价值，因而，所谓剩余价值的分配，就是指税后纯利润的分配。这样，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分配，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同的概念。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见解，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表现为资本获得利息（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劳动获得工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工资是对雇佣工人付出的必要劳动的补偿，就像资本和土地本身的耗费都以收回成本的形式得到补偿一样，因此，利息和地租的分配对象是剩余价值，而工资则属于成本范畴，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只有在作为人力资本的劳动的耗费不仅能够以工资的形式获得补偿，而且能够像物质资本一样获得“利息”时，亦即在对人力资本的耗费也能够做到“还本付

息”时，我们才能以同样的逻辑讨论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亦即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才能区分所谓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把工资与利息、地租混为一谈，即使不考虑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剥削问题，也是很不公平的：按照这种理论，对物质资本的耗费需要还本付息，而对人力资本即劳动的耗费却仅须“还本”。

总之，工资属于成本范畴，工资额的大小，从理论上说，取决于劳动力的生产成本，通俗一点说，即取决于与一定的时代相称的必要的生活条件水平，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讨论剩余价值的分配时，无论我们说的是按劳分配、按资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都与工资范畴无关。马克思本人其实也是这样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页。）

在做出上述说明后，结合前面两节的分析，不难看到，就中国现阶段的实际而言，无论从公平的考虑出发，还是从效率的考虑出发，建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并非没有根据。按照我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解，可以说，作为一个非常长久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不具备消灭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条件。既然如此，在分配方式上也就没有条件完全实行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制度，承认按要素分配，这既是理论保持自身一致性的需要，也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假定雇佣工人每小时创造2元的价值，雇用他的资本付给他10  元钱的工资，那么，如果他一天仅工作5小时，获得10元钱的工资，  便意味着他与资本做了一次等价交换，他没有受到剥削；如果他每天实际工作8小时，但只拿到10元工资，那么他就创造了6元的剩余价值，并且如果这6  元剩余价值被资本所有者无偿拿走，他就受到了剥削。这是剩余价值论的基本思路。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资本，工人就不能出卖其劳动力以获得那10元工资。可以说，工人在利用资本谋生。但在资本私人所有的情况下，它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一点好处都没有地“帮助”工人谋生呢？它难道就不应该指望工人给一点回报吗？确实，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没有私有制，所以我的就是你的，你饿了可以拿我的产品如采集到的食物或狩猎到的猎物去充饥，反过来也一样。但后来有了私有制，再这样做就不行了，相反，使用产权属于他人的资源是需要付费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因为私人产权的确定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巨大激励，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在传统农业社会，亲友、熟人之间的帮助和借贷行为可能不需要即时结算回报，但也不是没有回报，因为亲友或熟人之间的这种帮助或借贷行为是互惠性的。我今天痛快地借东西给你，不需要你给任何好处，但明天我可能要向你借用其他的东西，我也希望你不会因此向我索要任何报偿。因此，资本通过与劳动结合而获得一些好处，仍然是有其合理性的，是促使资本能够“乐意地”与劳动结合的激励因素。

一般地说，在公有制社会，劳动者不仅要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不仅要付出必要劳动，而且要为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的建立提供剩余劳动，亦即要提供所谓公共必要劳动，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公共必要劳动，社会就没有资本进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因而难以发展，其结果对劳动者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但在私有制社会，如果资本不能获得或占有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同样也不能有所积累，因而也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其结果将是整个社会不能有所积累，从而不能有所发展，这同样也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因此，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要求劳动者提供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作为他利用资本谋生的回报或价格（被称为利息），而且还可以要求劳动者再提供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作为自我积累或增殖及其所有者的消费基金的来源（这被称为企业主收入）。（注：当然，资本按其本性不会停留在这些要求上，它往往会要求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而不允许工人分享自己提供的任何剩余劳动。当劳动生产力等条件不发生变化（即没有显著提高）时，劳动者就不能获得自己的积累，没有机会自己当老板，甚至生活水平也难有提高，而只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陷入绝对或相对贫困的状态。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剥削。）我们不妨把这看做按要素分配的一个内容。

但是，必须注意到，在目前倡导按要素分配的各种论点中，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抹煞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在这种倾向中，被认为有权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要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而且是物质资本。劳动者得到工资，据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按劳分配，资本得到剩余价值，则是按要素分配，两者各得其所，从而实现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或统一。应该说，这种可能流行起来的观点其实是非常混乱的，也是不合乎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势的，因而是有害的。

首先，它把劳动者工资与按劳分配混淆起来了。如上所述，对劳动者来说，工资不过是对他付出的劳动的补偿，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对资本所有者来说，工资是他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预付资本，形成其资本的可变部分，在核算时，工资要被计入成本。因此，虽然工资是劳动者的收入，但劳动者得到工资，并不意味着那是他的按劳分配所得。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按劳分配是指，在公有制下，企业上交利税后的纯利润在扣除必要的公积金、公益金等后的剩余，要按照工人的劳动贡献分配给工人。因此，按劳分配本质上是按劳动贡献分配，其分配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对劳动力耗费的补偿。换句话说，按劳分配应当是指劳动者按自己的劳动贡献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再换个角度来看，传统的按劳分配本身也包含着按要素分配的成分，只不过这里的要素被单一地理解为劳动，而不包括其他要素。反过来，所谓的按要素分配，如果仅指按资分配，那也不是真正的按要素分配，虽然其中包含着按要素分配的成分，但这里的要素被单一地理解为资本了。总之，只有在把劳动和资本都看做可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要素时，按要素分配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理性，否则，它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内在的限度。对此，文本第一节已做了说明。

其次，它不合乎现代社会分配制度变革的大趋势，并且隐含着拒绝高智力劳动获得更多报酬的理论前景，而这既不公平，恰恰又是最有害于效率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剩余价值的分配早已开始突破马克思时代的分配制度，发生了一种分配革命。（注：何传启：《分配革命――按贡献分配》，经济管理出版社版。）从20世纪开始，为了得到劳动者的合作，激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以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发达国家的公司和企业日益考虑让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种状况，甚至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新特点、新趋势与新动向。

从企业内部来看，发达国家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最主要方式有这样几种：（1）企业利润分享制（普通职工参与），到20世纪90  年代，美国和法国分别有5500万人和1400万人参与这种制度；（2  ）企业价值分享制，主要是股票期权制，起初主要授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后来日益向普通职工扩散，比如，到，美国1100家上市公司中有53％的公司向全部职工授予股票期权；（3）企业所有权分享制，  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职工

持股，到1990年，美国有1000万名职工参加职工持股计划，约有500家公司的股权全部由职工持有；（4）企业管理权分享制，又叫职工参与制，目前，实行职工参与制最普遍的德国1860万名职工参与这种制度，占全部职工的85％；（5）专业人员贡献报酬制。当然，劳动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中实际获得的剩余价值份额尚非很大，普遍在15％以下。（注：何传启：《分配革命――按贡献分配》，经济管理出版社20版。）

可见，现代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是不会排除劳动参与的，这样一种按要素分配方式，当然还是讲求效率优先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平。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中国各种所有制企业借鉴。

四、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分配：国家的作用与需要

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社会主义社会，让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对公有制企业而言，劳动者参与企业剩余分配是搞活公有企业、建立自我积累机制的需要。在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农户的积累就是这样实现的。而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包括管理者）由于对企业利润没有直接索取权，所以在生产时满足于所谓“零效益”结果（即仅仅把自己的工资生产出来），而在消费上则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这当然不利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其次，无论是对公有制企业，还是对非公有制企业，承认劳动者有权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分配，是坚持按劳分配的需要，也是按要素分配的完整内涵的体现。因而是在现阶段实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统一的需要。

第三，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是资本社会化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甚至超过了单纯的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日益要求享有与物质资本相等的剩余索取权。

第四，让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是使劳动者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总之，可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如能体现本文所理解的按要素分配的完整内涵，那就无异于为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创造了一种保障机制。（注：另一种保障机制是以社会公平为目标、以国家再分配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如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这种机制涵盖整个社会，并且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种机制同样具有保证和提高效率的意义，并且是使全社会受益：它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和能力，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而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相比之下，真正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的保障机制所涵盖的主要是实际参与生产过程的两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但它同样具有促进效率和保证公平的双重作用。按要素分配意义上的保障机制发生在第一次分配领域，可以称之为“一次保障机制”；以国家再分配为基础的保障机制发生在第二次分配领域，可以称之为“二次保障机制。”这两种机制的结合，正在成为发达社会的分配模式的特征。）通常，社会公平的实现据认为是国家再分配（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功能，而第一次分配只能讲求效率，并且拒绝公共权力干预。然而，理论分析和发达国家的实践却表明，真正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作为第一次分配的形式，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也可以体现公平，反过来说，正因为它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劳动积极性，从而产生更大效率。也因为如此，不仅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日益推行上述剩余价值分配制度，而且政府也普遍支持企业这样做。例如，法国政府于1967年规定百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实行利润分享制，英国政府于1978年制定利润分享制法规，美国国会于1974年立法支持职工持股计划，等等。

当然，在上述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过程中，各种要素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可能相等的。一方面，就劳动要素来讲，不同质量的劳动能够获得的份额就是不同的，普通劳动的份额必定小于复杂劳动的份额，劳动越是复杂，其可能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就越大。这里所说的复杂劳动，既包括科技人员的科技创新劳动，也包括管理者的管理劳动。在非公有制下，资本所有者如果参与管理，或者就是最核心的管理者，同样要获得远远大于普通劳动者的份额。换句话说，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剩余价值分配中，同时担当企业管理者角色的企业主完全有理由凭借自己高度复杂的管理劳动获得较大的份额。另一方面，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知识、专利等）的所有者，在非公有制下，同样要凭借自己的所有权获得较大份额，这是非公有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而且，在纯粹市场化的条件下，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管理人员必将成为剩余价值分配中的强势力量，而纯粹的劳动力所有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则不可避免地会是弱势力量，两种力量的谈判地位不可能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承认，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剩余价值的创造确实不是一回事。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创造所反映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分配所反映的，则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剩余价值的分配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安排。这种分配的相对公平，不可能完全通过上述两种力量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博弈来实现，而必定需要社会制度安排来调节。换句话说，剩余价值分配的完全市场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公平的陷阱。发达国家今天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实际上既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也反映了社会制度安排的创新或变革。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就采取各种措施，调节剩余价值的分配。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会鼓励企业内部的各种相对公平的剩余价值分配制度创新，甚至会以立法的形式固定这种微观的创新，使之成为宏观的剩余价值分配制度；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的由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支撑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缩小市场化的剩余价值分配所造成的差异。这就无异于使“一次保障机制”与“二次保障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一次保障机制”由于从一个侧面使劳动（尤其是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知识劳动）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有助于催生和维持一个庞大的、具有社会稳定作用的社会中间层。“二次保障机制”则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各种保障，保证他们不会生活无着，保证他们的子女获得更好的社会竞争能力，等等。

有鉴于此，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我们主张建立市场调节与制度调节相结合的机制，而反对完全把剩余价值的分配交给市场机制的主张。在我们看来，尽管承认还是不承认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是一个承认还是不承认多种所有制共存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定，“至于份额到底是多少，生产要素中，多少是资本的贡献，多少是劳动的贡献，理论上很难确定，要在市场中确定，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分配的份额不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根据经验去安排，既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课题组：“劳动价值论专题研讨会纪要”，年。）否则，我们必定会把剩余价值分配权完全交给分配中的强势力量，亦即资本的所有者。在一个劳动后备军过于庞大、工会力量软弱、劳动者没有谈判地位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决不会是完全一致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可能会有所发展，甚至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国家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分配调节，而是“在社会实践中根据经验去安排”，重走早期资本主义的分配道路，其结果必然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中南美洲发展模式的结果就是这样。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很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5～0.500！

论城市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篇6

（一）红色文化形式多样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资源载体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就外在形式而言，主要是指领袖故居、伟人旧居、革命遗物、纪念物、会议遗址等革命纪念地，如“毛泽东故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旧址”、“革命圣地延安”、“西柏坡会议旧址”等；就内在精神而言，主要是指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如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九八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等崇高精神。这些革命遗址和革命精神都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精神、历史经验、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其历史内涵突出、教育意义明显，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资源载体。

（二）红色文化特征突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重要途径

红色文化特征突出：一是资源丰富、形式多样。红色资源遍布全国各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公布了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和123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5]。这些红色经典景区、旅游路线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教育基地。二是直观生动、教育作用明显。红色文化直观、现实、生动，视觉效果明显，富有感染力，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对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坚定群众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红色文化旅游开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结合，可谓相得益彰，互惠互利，不仅能传承红色精神，更能使核心价值教育落到实处。

三、红色文化旅游①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4]8。红色文化旅游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用党的辉煌历程和宝贵经验启示人，用党的辉煌成就和奋斗精神鼓舞人，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统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激励人们的奋斗精神；有利于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认知感；有利于坚定广大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有利于广大群众学习革命传统、陶冶情操、升华境界、培养爱国情感，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医学社会学价值 篇7

1 体育锻炼与体质

体质是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 也是评价机体生理功能的重要指标。增龄现象让老年人的体质呈不断下降趋势, 而改善这种状况既经济又有效的方法无疑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对于老年人身体形态的影响是显著的。有研究表明, 经常锻炼的男性具有标准体重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不锻炼的人数[2]。一项为期12个月的实验也证明了体育锻炼对身体形态的积极作用, 非锻炼组体重、腰围、BMI都略有增加, 而参与锻炼组的体重、腰围、BMI、WHR、均明显下降, 且具有显著性相关[3]。

长期坚持练太极拳的中老年人运动后3分钟内脉搏、血压恢复到安静状态者占锻炼组的92%, 而对照组仅有22.4%[4], 表现为安静时呼吸深度加深, 呼吸频率减缓[5];对定量负荷呈正常反应者从29.6%增至50%, 收缩压平均比对照组约低2.66kpa (20mm Hg) ;而且周围及腹腔血管硬化的人数和程度也较轻, 各项功能指标均优于一般老人[6、7]。长期坚持长跑的大多数老人都会出现窦性心动徐缓, 表明心脏容量增大, 每搏输出量增加;基础代谢时, 心率下降[8], 其左心室射血时间 (LVET) 延长、射血前期 (LPEP) 缩短、心电图异常率和肺气肿发生率降低、最大自主通气和肺活量增加, 且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9]。

可见, 长期坚持有氧运动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不仅能够延缓左心室舒张速度和顺应性的自然衰变[10], 还能适当改善心肺系统的功能, 对维持和减缓老年人心肺功能的下降速度很有益处[11]。

60岁以后, 身体素质呈现出逐渐下降趋势, 由于运动不足导致身体素质不断下降的相关研究已屡见不鲜。闭眼单脚站立是检验机体平衡素质的有效指标, 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平衡能力。在时间上, 经常参加有氧健身者的闭眼单腿站立时间明显长于不参与者[12], 经过太极拳锻炼, 闭眼金鸡独立、常态步幅、双腿直立体前屈和俯卧撑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13];且髋关节活动范围大, 与未练习者相比伸髋充分, 摆动腿抬高幅度大, 髋关节周围肌肉伸展性与弹性较好[14];在行走时摆动腿的髋、膝、踝的角度活动范围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15];而在太极拳演练过程中, 下肢肌肉在充分收缩、中等强度收缩和全部放松中有序变换, 这种高中低强度的肌肉收缩有助于提高肌肉力量和耐力水平[16]。那些仅进行12周牵拉舞蹈练习的老年人肩关节的柔韧性就提高8%, 而踝关节提高了48%[17]。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对改善老年群体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同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氧组和普通组之间在灯光反应时和落尺实验中存在显著的差异, 即有氧组反应能力快于普通组[18], 可见, 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对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是有积极影响的。

2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老年人退休后, 需要重新适应因生理、心理、经济、社会角色等方面转变的问题, 部分老年人的不适应会导致心理障碍。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有助于消除孤独感, 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增进社会交往, 丰富其精神生活[19], 还能消除或减轻老年人的抑郁、焦虑等情绪, 使其获得良好的感觉和健康状态, 克服因传统的心理定势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怀旧和失落的情绪。另外, 长期参与体育锻炼亦能延缓老年人认知加工能力下降, 并改善因认知功能逐渐下降而产生的不良心理[20]。

继心脑血管疾病之后, 抑郁症已成为老年人的第二大杀手。美国学者Kyan曾对1750名心理医生进行访谈, 有80%认为体育锻炼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手段, 60%的人认为应将体育锻炼作为一个治疗手段来消除焦虑症。流行性病学研究发现, 身体活动水平与抑郁、沮丧等消极情绪呈负相关[21], 而体育锻炼可以有效地降低消极心理[22]。事实上, 参加体育锻炼不仅能有效预防、降低抑郁情绪, 而且还是一种经济、简便、适应面广的干预措施。在短期内能大范围地有效降低中度老年抑郁患者的抑郁症状[23], 且比安慰剂疗法效果显著[24]。那些积极从事体育锻炼并采取合适有效方式锻炼的老年人抑郁程度相对较低[25]。

焦虑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体育锻炼对机体的神经系统有良好的调节作用, 通过体育锻炼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焦虑的产生[26、27]。研究表明, 仅一次功率自行车练习就可使焦虑程度下降[28], 而六个月的体育锻炼对降低老年人的焦虑产生了更明显的效果[29], 锻炼组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均显著下降, 而且该效果在实验结束后的3个月内也保持较好[30]。有氧运动可以降低老年人焦虑或生理—心理指数, 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降低消极情绪, 提高积极的心理状态, 而抗阻性练习对改善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效果更为明显[31]。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 此间发生不同的生理和病理过程, 导致认知功能出现障碍, 主要表现在记忆力下降、语言功能、执行功能、注意力或视空间结构功能的减退, 严重的会导致老年性痴呆。Todd S Perlstain (2008) 通过对美国18766名年龄在70~81岁的老年女性进行运动干预后认为, 长期的、有规律的体育锻炼 (包括步行) 可以显著性地改善老年女性的认知功能, 延缓认知衰退[32]。有研究专门针对老年女性的认知功能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 在排除教育程度、年龄和功能限制等影响因素后得出, 参与身体活动水平高的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认知功能下降的幅度较参与身体活动水平低的人要小[33]。David Tanne (2005) 也证明此观点, 认为体育锻炼确实能够改善认知功能, 而且效果也相当显著[34]。可见, 体育锻炼能明显改善抑郁、焦虑、认知功能的变化[35]。体育锻炼在增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转移个体不愉快的情绪、意识和行为帮助人们摆脱烦恼和痛苦的精神状态[36], 以及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和预防老年痴呆等方面有积极作用[37]。

3 体育锻炼与身体健康

体育锻炼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健康水平, 预防疾病。日常的疾病筛查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饮食平衡、积极的体育锻炼, 同时也被认为是预防疾病的关键因素。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危及老年人健康和生命的头号杀手[38], 而缺乏体育锻炼的生活方式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 通过运动干预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39]。老年人新陈代谢变化总的趋势是代谢调控能力下降, 波动幅度大, 体内许多重要物质的含量都偏离其正常范围, 从而出现糖尿病、肥胖症、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40], 而维持较高运动强度和运动量的体育锻炼, 对改善高血脂症与糖尿病有着积极的影响[41]。有规律的进行体育锻炼可降低患冠心病、Ⅱ型糖尿病、高血压、结肠癌、乳腺癌和抑郁症的风险[42]。患有Ⅱ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为期16周的抗阻练习后, 血浆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降低, 骨骼肌糖原储备能力提高, 可见, 抗阻练习可以有效地提高血糖水平控制的效果, 以及Ⅱ型糖尿病患者代谢紊乱症的异常控制[43]。体育锻炼量大的老年人患高血压的比率为60.6%, 而体育锻炼量低的老年人患高血压的比率为75.5%。两者间的患病风险呈负相关[44]。老年人经过25周的体育锻炼后, 收缩压较对照组降低了7.7mm Hg;舒张压较对照组降低了4.2mm Hg[45]。可见, 维持相对较高运动强度与运动量的身体活动, 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水平, 防止老年人各种慢性病的发生与发展[46]。

有研究发现, 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 有30%以上老年人每年至少跌倒1次, 90%以上老年人髋骨骨折是由于跌倒引起的, 12%-20%的骨折是致命的[42]。积极的身体活动对增强老年人肌肉力量、增加有氧耐力水平, 减少骨折风险的价值已被研究证实[42]。通过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可以改善骨骼的血液供应, 增加骨骼的物质代谢, 保持骨骼的弹性、韧性, 提高骨骼的抗断能力, 延缓和减少骨骼的老年性退化。进行抗阻力训练过程中能促进蛋白质合成、增加肌肉体积及力量、防止肌肉萎缩、保持关节韧带的韧性和关节的灵活性、使老年人的动作保持一定的幅度和协调性, 防止跌倒发生[47]。经过3个月的八式太极拳运动可使弱体质老年人行动的敏捷性、协调性等能力得到增强, 对保持和延缓弱体质老年人移动能力下降, 预防跌倒损伤几率升高有明显的功效[48]。由此可知, 老年人跌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预防性, 合理的运动干预是减少跌倒危险因素的有效措施[49]。提高运动能力就意味着机体的生理功能得到增强和改善, 对预防老年人跌倒骨折发生、抑制医疗费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102]。

4 体育锻炼与医疗费用

近年, 世界各国医疗费用支出不断增加, 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它已经成为民众和国家的巨大经济负担[50]。这在“未富先老”的中国, 显现得尤为突出。缺乏体育锻炼使老年人患病几率大大增加, 最终导致高额的医疗费消耗。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 在体育健身上每投入1美元, 医疗支出将减少3.2美元;通过体育运动干预之后, 加拿大用于心血管疾病的直接费用从23亿2500万加元, 降低到了1023万3000万加元;日本社会保险季报, 对加入国民医疗保险的国民选取5万6千人进行的研究发现, 每天参加60分钟运动的人医疗支出每年平均22.2万日元, 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为27.8万日元。由此可见, 参与体育锻炼者与缺乏锻炼者间在医疗费用支出差别明显[51]。

如果静止生活方式的人能增加体育活动, 则可以节省医疗卫生系统的大量花销, 如果缺乏运动的成人中能有10%开始参加运动, 每年将会节省43~56亿美元[42]。据Coklitz估计:在美国, 人们因缺少运动而带来的直接年经济损失达到240亿美元, 相当于全美国医疗费用的2.4%, 并且只有在45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看到体育锻炼节省医疗费用的效果[52]。如果所有人按照ACSM建议标准进行积极的锻炼, 用于健康支出的仅髋骨骨折这一项将降低50%的医疗费用[53]。那些每日步行少于30min的人群平均每人每月的医疗费为236.45美元, 每日步行在30min至1h为216.43美元, 每日步行在1h以上为194.81美元[54]。平均年龄72岁以上弱体质男性老人平均步行速度每下降0.10m/s时, 医疗费增高1334美元, 当步行速度提高0.10m/s时, 医疗费降低1188美元[55]。Wang对42520名 (男性占62.5%)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周身体活动量与医疗费一年追踪调查发现, 在运动量仅为0次/周时, 老年人所支出的医疗费比例要远高于运动量4次/周以上人群, 结果显示, 锻炼频率与医疗费用之间有显著关系[56]。

杨光通过对不同运动组老年人群与总医疗费的比较发现, 在规定运动时间的条件下, 维持相对较高运动强度和运动量的身体活动, 能够很好地预防慢性病发生和抑制医疗费增长[46]。李文川指出, 上海市老年人平均医疗支出为1062元/年, 经过体育锻炼后年均医疗支出为625元/年, 锻炼前后平均医疗费用平均降低437元/年;并提出每周锻炼5次, 每次60分钟以上对降低医疗费用效果最佳[57]。Ⅱ型糖尿病患者在经过运动干预实验后, 保健品费用及直接医疗费均用有显著性降低[58]。

体育锻炼不仅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医疗体育, 成为某些疾病的重要辅助治疗的有效手段, 从而减轻患者和国家的医疗负担[59]。科学的体育锻炼对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的效果是明显的, 体育锻炼每降低个人支出100元, 可以为政府节约200元的医疗费用支出[57]。因此, 利用体育锻炼降低医疗支出已成为许多国家改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的举措之一。

5 小结

论教育技术的价值实现 篇8

关键词:教育技术;价值;教育

一、教育技术的价值

1.教育技术是什么。笔者梳理国内学者提出的诸多关于教育技术的定义,有两种观点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其一是“教育技术就是人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应用的一切物质工具、方法技能和实践经验的综合。它包括有形(物化形态)的技术和无形(观念形态)的技术两方面。有形的技术包括在教与学的活动中所采用的各种教学媒体如各种设备、器材、软硬件工具等;无形技术包括各种教学方法、策略、技巧等。”(何克抗,李文光)[1];其二是“教育技术是育人技术及其创新整合的技术”(杨开城)[2]。

在第一种教育技术观的指导下,教育技术研究者主要研究教育媒体技术及相应的软件技术;在第二种教育技术观的指导下,教育技术研究者主要研究教育教学系统的构建。

但对于前者而言,其遭遇到了深刻的危机,即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的独立性问题,教育技术如果是媒体技术及软件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则教育技术没有独立生长进化的空间,知识生产无从谈起,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独立性荡然无存。而对于后者而言,教育技术是一种有着独特内容专属于教育的技术,有着和技术一样进化生产的历史轨迹,从根本上保证了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独立性。因此,笔者认同后者的教育技术观点。

2.教育技术的价值。有研究者详细分析了价值论视野中的价值,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的统一,应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来理解、把握和界定价值,并且从关系价值论出发来界定价值主体和客体。

而在教育和教育技术这一对关系中,价值主体是教育体系内“类”存在意义上的具有人格形态和价值主体特性的教育主体,价值客体是教育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和技术自身的规定相统一的教育技术。借助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教育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这也是教育技术被创建的过程。而从结果上来看,被创建出来的教育技术是教育主体活动目的的实现,在教育主体一方,则是教育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

二、教育技术的价值实现

1.教育技术在历史过程中的价值实现。历史地看,教育实践对于教育技术的需求是一贯的和延续的。最初是对教育教学方法和策略的需求,近代则是对媒体技术的需求,继而在当代产生新的对教育技术的需求,这些需求一直持续发展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需求促进了教育技术的萌芽、发展和进化,而由于这些需求的满足,教育也得以发展进化。

2.教育技术价值实现之教育技术的创建。如同技术在军事领域、医疗领域表现为军事技术、医疗技术,在教育领域,是教育主体们创建了教育技术。仍然以著名的“启发法”为例。启发法来自于《论语》里记载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宋代名儒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事实上,这种“心求通”时的被“启”,“口欲言”时的被“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用到。但这种日常生活里的思考与话语表达被作为教育主体的孔子总结出来并在教育教学中频繁地有意识地使用,以至于成为一种持久的准则并延续下来的过程就是教育技术被创建的一个生动案例。教育技术,就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教育主体)理解教育系统的方式,即教育主体认为教育系统应该是怎么样的,该如何进行教育系统的构造。在教育中,教育技术的创建就是一个从目标信息、学习者特征以及学科知识等初始信息到教育教学系统整体规划的信息变换的过程。

3.教育技术的价值实现是教育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一方面,教育技术的价值实现表现为教育技术自身的创建;另一方面,教育技术的价值实现表现为教育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所谓“教育主体的本质力量”,即教育主体(教师等)“教育生产力”,具体表现为构建和维护教育系统的能力。

一旦教育技术的价值得以在教育主体上实现,教育主体也就能够避免沦为“教育工人”的待遇,不再盲目听从“教育专家”和领导的安排,而且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坡上实现自身教育实践和教育发展大势的辩证统一,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

三、小结

教育技术是育人技术及其创新整合的技术,教育技术的价值实现一方面表现为教育技术自身的创建,另外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只有我们顺利地完成教育技术的价值实现,教育主体才能更好地完成其担负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