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老年社会福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范文

瑞典老年社会福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范文（精选4篇）

瑞典老年社会福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范文 篇1

栏目：行业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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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老年社会福利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文/黄加成瑞典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早在1996年，就已成为世界上25个高度老龄化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老有所养”，瑞典把对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为政府的责任，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为各国广为效仿的养老保险模式和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了一套由国家承担的比较完善的高福利养老保障模式。

规范的老年社会福利管理体系

对于老龄工作，瑞典实行的是中央、省、市三级分权管理。国家议会和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方针，通过颁布法律和财政投人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各省议会负责制定卫生和医疗政策；市级地方政府的责任是贯彻实施老年福利服务政策，提供各项具体的社会福利服务。另外，由国家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和其在各省的行政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社会福利服务项目)对各省及市的社会福利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

瑞典政府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事务部负责老年保障事务，具体的管理服务环节则由社会养老机构中介组织来承担，如社区、各种基金会、老人院及老人协会等。瑞典国家养老服务工作机构设在卫生部。地区和县配置相应的工作机构，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健康和社会照料服务等工作。县级政府将有能力、有经验、有爱心的人聘用到社工组织中来。社工组织对当地政府负责。社工组织负责对本地区老年人收入、健康状况做出评估，并就老人应不应该享受服务及补贴做出决定。照料服务的次数和范围根据需要而定，有的是只提供一个月一次照料服务，有的则一天里要提供几次照料服务。

健全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在瑞典，养老金制度惠泽每个社会成员，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保证。养老退休金包括基本年金和附加年金，大约为退休前工资的70%，再加上老人平时的积蓄，老人退休后，一般都能过着富裕的生活。瑞典现退休人员平均每年可领取基本年金和补充年金约11-12万克朗，其中基本年金约7.2万克朗。政府统一发放基本养老金为养老提供经济保障，所有定居瑞典的人，年满65岁的就可以根据居住年限领取数额不等的养老金。

政府对所有低收入退休者提供住房补贴。地方政府提供分级的医疗服务保障，老年人退休后仍能享受象征性交费的医疗服务，并享受两种特别医疗保健服务：一是请医生、护士到家看病；二是长期住院治疗，各医院都为老人设有相当数量的专用病床，保证他们有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居家的老人生病，可以得到家属的照顾，照顾老人的家属可以得到适当的津贴。老人若无亲属照料，可以享受护士的照料，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得到国家免费提供的服务。长期住院或进行有难度的手术等，老人去医院就诊，只需交挂号费和少量医药费，其它绝大部分费用由当地保险机构支付。

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2002年，瑞典颁布了新的《社会福利法——2002年1月以后你将有哪些权利？》，明确了国家老年福利政策的目标：确保老年人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独立生活并有所保障，得到社会的尊重，享有良好的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法案明确规定老年福利政策必须为老年人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独立生活创造条件。当老年人无法独立生活时，则可以申请人住老年福利

机构，由专业人员提供照料服务，并由国家负担开支。

为了“最大限度地让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养老”，瑞典政府规定，由地方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保障，在地方建立政府服务网，市级社会服务部门负责安排居家护理服务，根据社区大小，设立不等的家政服务区，开展社区服务、定点定期上门服务，满足社区老年人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瑞典社区服务，根据老年人的需要设立不同的服务机构。一是家庭帮助服务中心。由一般工作人员、护士、社会工作者组成，提供24小时的上门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冬季扫雪、理发、洗衣、做饭、生活监护以及到医疗护理等；二是日间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日间聚会、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场所，让老年人进行各项康复锻炼、健身和娱乐活动。三是日间照料中心，轮流接纳生活在社区家中的老年痴呆患者，让照料他们的子女和亲属一周内有一个休息的日子。在瑞典，全国参与社区服务人数近25万人，有50万老年人在社区享受到细致、周到的各种照料服务。

多层次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按照瑞典《社会福利法》的规定，市级地方政府须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兴建老年福利机构。各地在建设老年福利机构时都遵循“尽可能让老年人独立生活在自己的寓所”的原则，竭力做到使在福利机构中的老年人像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老人们可以自行选择不同的单元房。人住时，还可以搬来自己的家具和个人用品。目前，瑞典全国有7%的65岁以上老年人长期生活在各类福利机构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中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更高达17%。瑞典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入户服务公寓（Service-homes or service-flats）：入住老年人租住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单元房，由市政府社会工作部门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各项入户服务。

二是老年公寓（Old people’s homes）：生活无法完全自理并需要经常性照料的老年人，可以租住面积不大但是带卫生间、客厅和餐厅的单人间。工作人员将提供24小时的照料服务，定时提供膳食。

三是疗养院（Nursing homes）：配备训练有素的护士专门负责照料患老年痴呆症、晚期重疾以及需要经常性医疗护理的老年人。

四是类家庭（Group homes）：一种选择性的福利机构，主要收住存在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一个类家庭通常人住6个老人，各自有独立的房间，有专业工作人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提供24小时服务。

瑞典高福利的养老保障建立在经济发达、国家富有的基础之上。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未富先老、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分布不均衡、为老福利服务设施缺乏等基本国情，在国家财力和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国的老年社会福利只能是低水平的，走瑞典式国家高福利的养老保障的路子并不现实，我们应学习与借鉴瑞典在老年社会福利建设方面的经验，努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老年社会福利体系。

瑞典老年社会福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范文 篇2

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各地亮点纷呈

围绕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确定的“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广东各地都把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作为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齐抓共管，探索出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归纳起来有“七个多”：

（一）多策创新管理方式，提升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当前，广东流动人口多达3000多万，居全国第一，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带来了治安、劳资、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矛盾。广东各地，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珠三角地区，在提升外来人口管理和服务水平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如中山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积分制入户，在解决了1.5万名流动人员入户与子女入学问题的基础上，以“同是中山建设者”为主题，一方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工程”，不断提高其素质;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把住房、社保、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纳入积分制管理，并将这些重要权益逐步向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延伸。又如，东莞市户籍人口181万人，而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人，东莞为“新莞人”成立了服务管理局，全面保障“新莞人”除了集体分红外与本地居民享有大体一致的各项社会服务，并可以参政议政，大大激发了“新莞人”的主人翁意识，“新莞人”与当地人一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二）多方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经济社会处在转型时期，民众的诉求日趋增加，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就业保障、集体利益分配、医患纠纷等方面，容易引发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影响和谐稳定。广东各地十分重视化解这些矛盾纠纷，办法多样，成效显著。例如云浮市云城区牢固树立“维稳第一责任”的意识，突出抓信访维稳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率先在全市建立全区村(居)委一级信访工作站和信息网络以及信访考核奖励机制，建立健区、镇、村三级信访维稳网络，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及时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盟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群众到市、区集体上访批数、人次逐年下降，连续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又如河源市，自2008年以来，不断试水网络问政，已经形成了“公仆信箱”、“公仆微博”、“公仆在线”等“公仆系列”平台。目前，河源网络问政“公仆系列”已成为广大网友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的网络主渠道，成为覆盖全市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的“直通车”，成为荟萃民智、辅助决策的“信息库”，成为推进数字化、信息化河源建设的“助推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问题，而且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三）多力加强人口控制，提高人口素质。

广东常住人口1.0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7%，成为第一人口大省。据对淡水、耕地等基本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和能源、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测算，广东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1亿人左右，当前广东人口承载力接近极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相当突出。广东各地在确保人口有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深圳市坪山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区、办事处、社区三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育龄人群和青少年等各个群体实行全覆盖。据统计，2010年新区共出生2426人，自然增长率9.82‰，户籍人口政策出生率98.08%，流动人口政策出生率93.46%，无政策外出生的社区13个，占社区总数的56.5%。再如广州市的南沙区为全力打造“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三道防线”，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近年先后出台了《南沙区自愿参加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南沙区免费孕检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开展优生筛查工作的通知》及《广州市南沙区奖励参加婚前医学检查人员实施方案》，大大提高了出生人口的素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出生缺陷婴儿比例由2007年的81.5/万人下降到目前的41.51/万人，下降幅度达39.99个万分点。

（四）多法确保最低工资收入，保护合法权益。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广东把提高低群体收入、确保劳动收益作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工作来抓。例如东莞，从2011年3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00元人民币，与上一次上调相比只有10个月时间，涨幅达19.57%。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了东莞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缓解了物价上涨对普通劳动者的支出压力。再如惠州市，成立了处理劳动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市财政建立了处理劳动突发事件欠薪周转金账户，市、区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实行领导包案制度，市、区工会部门通过建立三方协商机制和参与劳动仲裁，从源头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近两年来，惠州市没有发生重大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五）多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既是造成农村积贫积弱的障碍，也是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的障碍。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广东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广州、深圳、佛山、肇庆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最先探索、影响最大的是中山市。中山市近几年致力于统筹城乡发展，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将公共服务由城市延伸到农村，实现城乡规划建设、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管理的“五个一体化”，把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在教育方面，部分镇区推行12年甚至15年义务教育，全市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普及率均达100%。在医疗方面，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100%，逐步形成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新格局。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山以“三个一”工程为基础，编织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城乡居民都有一份养老保险、一份医疗保险、一个就业创业机会，实现了城乡居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六）多径大力改善民生，提高福利保障水平。

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各地在大力改善民生方面因地制宜，创造出许多新经验。例如云浮市，从2002年开始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创新筹资标准，分成2档，1档62元/年，其中农民交10元，各级财政补助52元;2档67元年，其中农民交15元，各级财政补助52元。在全面推行新农合制度的过程中，云浮市不断提高补偿比例和补偿上限，完善资金管理，加快补偿办理速度，使云浮市新农合制度稳步健康发展，为切实缓解农民治病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据统计，云浮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从2002年度的32.9%提高到目前基本全覆盖。又如江门市，把就业工作延伸到农村，大力推进“千企扶千村”就业工程，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登记、推荐和跟踪服务制度。目前，全市1050个村委会与1296家企业分别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书。

（七）多管齐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当中承担润滑作用，近年来，广东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规模迅速壮大，每年以10%左右的幅度增长，目前广东已有社会组织28509个，数量位居全国前三位。例如珠海市在全省率先出台《珠海市社会组织评估暂行办法》，主动把部分职能放权到协会，协会主动解决企业和的困难，简化了企业办事流程，提高了企业办事效率，在方便企业、加强协会与企业的互动的同时，政府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又如江门市，致力于建设“一站式”的社区服务中心(站)，将政府公共服务直接覆盖到社区，服务辖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服务方式为免费服务、补贴服务、低偿服务和义工服务。目前，江门市区建成并投入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达11个，社区义工服务站161个，注册义工已超10万人，义工服务队伍纷纷走进社区，造福社区居民，服务总时间已超过70万小时。

几点启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广东既处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期。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幸福广东、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各地的经验做法折射出以下启示：

（一）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加快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

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现代化本身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会导致社会重构。当前，广东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动社会建设，突破生产力进步的体制、机制、政策、思想束缚，使社会结构这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那么，现代化进程会受到影响，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无法通过社会变革巩固下来。因此，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已成为当前广东后工业化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这既为当前广东应对经济增速放缓风险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转型升级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有利于加速广东科学发展的进程。

（二）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建设幸福广东的重大战略举措。

社会建设管理与幸福广东相伴相生、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幸福广东建设的本质是让人人都拥有幸福美满的新生活，而能否把社会建设好、管理好，使社会更加进步文明、让生活更加和谐富足、让环境更加优良秀美，则是衡量人民群众是否具有幸福感的重要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水平，是幸福广东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幸福广东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幸福广东才能建设成功，才能共同分享。加强社会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有助于凝聚民心、集聚民智、激活民力，营造人人参与幸福广东建设、个个共享幸福广东成果的良好氛围，必将大大地加快幸福广东的建设进程。

（三）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

当前，由于广东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社会已经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和危机多发、频发。提高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满足利益请诉求，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这既是新形势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创新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程。

瑞典老年社会福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范文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瑞典;社会福利政策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24-02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强，世界各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得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非常明显，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且该危机迅速地向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蔓延，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是指“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这一定义通过金融指标描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普遍现象，它主要的特征：首先，金融危机代表了金融状况的恶化;其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金融恶化是全部或者大部分金融领域的恶化;最后，金融危机产生的金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一、金融危机的概念及特征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经济高速发展，金融危机也如影随形，如在此次金融危机前，有重大影响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等，这些危机表现出以下趋势：第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比较近几次金融危机不难发现，金融危机发生的周期越来越短，波及的程度和范围也不断加大，对世界金融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第二，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加快和传染性强。随着世纪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之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生产全球化、金融和贸易一体化的步伐，全球性的发展加剧了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各國之间的传染，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第三，金融危机的危害性不断加剧。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都造成当事国经济进入严重的衰退，有的甚至导致当事国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对当事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二、金融危机对欧洲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

首先，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根据经合组织2008年数据统计，欧洲部分国家公共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均在25%左右，法国28.4%、德国25.16%，意大利24.86%，瑞典27.3%，英国20.54%。其中医疗支出的部分占据GDP10%左右，人均医疗支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六倍之多。”由此可见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欧洲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欧洲虽然走在高福利的前列，但是也难免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额的财政支出，政府负担沉重，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更是金融危机对社会保障造成的主要影响之一。

其次，持续的高失业率。随着福利费用的不断增长，对于本来劳动力就很高昂的欧洲来说，劳动力成本更是大大地提高，这样就造成了经济发展的缓慢和国际竞争力的降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经济遭受重创，社会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长期以来，欧洲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高失业率代表着政府需要发放高额的失业金，越来越多的人领取失业保险，此外，在2011年因经济危机引发失业大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占领运动”，席卷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失业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再次，社会动力缺失。众所周知，欧洲的社会福利待遇一直位于世界前列，高福利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必然使政府负担沉重，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养懒汉”现象成为社会福利政策的诟病，高福利使社会的动力缺失，劳动力不愿意去努力工作，出现了自愿失业和消极就业的情况，与之相对应的是领取高额的失业保险金，政府在财政负担沉重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贫困陷阱”，也就是工作的收入和失业的收入几乎相同，社会一部分劳动者不愿意去工作仅靠福利度日的生活状态。这种消极的收入补偿制度，造成了社会动力的缺失、生产力下降、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效率与公平。

三、瑞典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

在经济方面，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是北欧最大的国家，瑞典的经济属于混合经济的类型，私营与国营相结合。在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当中瑞典也遭遇到全球化中低廉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危机，但是与受经济危机影响最明显的希腊相比，瑞典是与它截然不同的，瑞典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变经济发展的战略减小了金融危机对于自身的冲击。主要措施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科技创新，大力发展通讯、信息产业。同时也恰恰是这种以高科技为产业主导的模式使瑞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也在金融危机当中极大地避免了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产业结构造成的冲击，保证了经济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瑞典的社会服务业非常丰富，瑞典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众所周知瑞典社会保障的特点是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这种特色充分发挥了社会福利的所长，通过直接为人民提供社会服务实现是社会保障的高水平。瑞典这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福利既吸引了劳动力，又解决了资金失衡问题，这种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众发展的社会服务削弱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在福利思想方面，瑞典的福利政策具有普遍性和全民性的特点，这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和合作主义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瑞典学派的经济社会思想对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瑞典学派提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张对于推动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受新教路德教福利思想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瑞典社会福利思想奠定了基础，其福利思想既不主张教会垄断又不排斥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责任与关怀，因此瑞典形成了合作、协调、团结与公正的社会福利观。这种福利价值观团结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使全体人民对社会福利得到充分满足。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更加强调社会公民权，这就促成了全民福利，形成了福利的“普遍性”。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观并不否定市场的作用，但更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中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行混合经济。总而言之，瑞典社会民主党所提倡的公正与平等的价值理念是瑞典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石。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社会民主党强调的社会公民权和在普遍主义的社会福利观的指引下，瑞典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并且通过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保证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瑞典社会福利政策一个主要的特点是社会保障的全面性，瑞典为人民提供了全面的、广泛的、涉及生老病死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例如残疾人福利、儿童抚养福利。此外，瑞典社会福利政策还具有高水平的特点，无论是在资金还是人文关怀上，瑞典社会福利政策都维持着高水平。在社会保障政策全面性和高水平的基础上，瑞典社会福利政策更加注重公平性，无论社会的各个阶层，瑞典都追求社会福利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实现公民间最大限度的平等。瑞典通过高税收实现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次分配，虽有对“养懒汉”现象的探讨，但瑞典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也正在由单纯的社会福利供给转向社会福利引导，鼓励人们工作与创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四、瑞典社会福利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经济合理有序发展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

通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各国所遭受的冲击情况研究，不难发现一国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是紧密相连的。经济结构是否科学合理有序的发展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引发了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希腊长期以旅游等服务行业为主，在加入欧盟之后更是主要发展优势产业，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福利政策也面临着考验。而瑞典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使本国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牢固而合理的经济结构，这些都减轻了金融危机对于瑞典所造成的冲击，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世界都造成影响的同时，瑞典特有的经济结构所支撑的社会福利政策正发挥着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发展的作用。因此，合理、科学、有序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的合理发展是我国在发展社会福利政策、扩展社会服务功能的保证。

（二）福利思想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内核

社会福利思想是影响社会福利的核心因素，也是指引社会福利前进方向的风向标，社会福利思想的建立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相关，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已经从最开始单单的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到实现社会公平，到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不断适应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也与一国的基本國情息息相关，每个国家都在社会漫长的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变化。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政策的高度非商品化与普遍公民权都丰富了瑞典社会福利政策。因而在金融危机当中瑞典社会福利政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当下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要有福利文化的指引，构建一套适宜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思想与意识形态是当务之急。

（三）社会福利政策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各国的危机已经证明福利国家在提供保障和缓冲危机对个人影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多数国家、学者忽视了福利国家在金融危机的作用，认为金融危机在造成政治经济问题恶化的同时，主要是由于财政危机的影响，然而却忽视了社会福利政策才是真正能够缓解社会问题的利器，社会福利政策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社会福利政策并不是单一的社会政策，它与经济、财政、税收等其他政策都是息息相关的，因而社会福利政策的好坏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我国在丰富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不能够忽视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福利政策减弱经济危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通过可支配收入来稳定总体经济、满足个人需求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因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一定要充分发挥社会福利政策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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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演进与启示 篇4

关键词：瑞典,统一成本制度,成本核算

瑞典是工业化进程较早的国家之一, 工业发展水平在欧洲居领先地位, 拥有伊莱克斯、爱立信等许多国际知名企业。瑞典的工业化进程起始于19世纪晚期, 20世纪初已拥有瑞典通用电气公司 (ASEA) 等数家外向型工业企业。新兴工业中产品成本的计算远远比传统的纺织、煤炭工业复杂, 客观上要求企业开发更好的成本会计核算方式, 以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和应对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以工程师为代表的瑞典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最终在1936年制定出统一成本制度。瑞典是世界上较早形成统一制度的国家, 对其他北欧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了解成本会计制度的形成和成本会计史的演进具有重要作用。

一、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形成过程

统一成本制度是社会、经济和企业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符合科学管理思想发展要求的, 体现了社会实践进步的需要。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 统一成本思想产生阶段:

1900~1927年。受英国产业革命的影响, 瑞典的工业化进程于19世纪晚期开始起步。1850~1910年间, 大约有一百多万瑞典人移民到美国, 造成了国内劳动力的短缺, 对瑞典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1904年瑞典议会为此成立了移民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探讨如何在瑞典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进而通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来解决移民问题。移民委员会指派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松数次到美国进行考察, 对美国企业高效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进行调研。受此影响, 在瑞典企业中掀起了学习和仿效美国科学管理思想的热潮。

许多瑞典企业纷纷从美国引进先进设备, 积极雇佣留美归国人员, 学习美国企业的科学管理思想和先进生产模式。瑞典通用电气公司由于生产结构效率低下和产品标准不规范而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 曾经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过的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被聘请为总经理, 他通过大量雇佣来自美国具有实践经验的瑞典人担任工程师, 积极引进美国企业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和成本会计系统, 来系统提升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从而很快把公司扭亏为盈。以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为代表的众多“海归”工程师对推动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0年瑞典研究工程师协会 (STF) 和联邦工业委员会 (SI) 成立, 这两个组织的出版物对于会计、企业组织和科学管理理念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21年在联邦工业委员会 (SI) 和皇家科学院 (IVA) 的推动下, 瑞典标准化协会 (SIS) 成立, 瑞典因而成为世界上最早成立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之一。瑞典标准化协会是一个得到政府和工业界支持的独立机构, 该协会许多成员都是具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 瑞典政府制定了规则并且任命由工业界推荐的人员担任主席, 但是瑞典标准化协会的业务活动都由工业界负责, 从来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涉。瑞典标准化协会的成立为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9年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松担任瑞典皇家教育委员会职业培训部的主席, 负责对职业教育系统的教学质量进行监督和控制。由于瑞典现有成本会计术语概念含糊不清, 有必要重新制定一套术语来满足工业会计教学的需要, 于是1927年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松以皇家教育委员会的名义请求瑞典标准化协会对成本会计术语进行统一解释, 瑞典标准化协会于是成立了以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松为主席的SIS委员会, 具体负责统一企业成本核算的专业术语。SIS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制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2. 统一成本专业术语阶段:

1927~1931年。1928~1931年间, SIS委员会共提交了三份草案, 即SIS (1928) 、SIS (1929) 和SIS (1931) , 其中前两个草案作为供社会公众讨论的临时建议书, SIS (1931) 被确定为临时成本核算标准供企业执行。

SIS (1928) 主要适用于企业混合生产的成本核算。该草案明确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划分, 描述了正常生产能力条件下如何计算固定间接费用和可变成本, 对涉及间接费用分配率的产品成本如何计算则没有进行详细规定。该草案划分了原材料管理、销售和管理三个成本中心, 明确规定分三个步骤计算产品成本, 即首先分配成本要素, 然后划分成本中心, 最后再确定成本单位。SIS (1929) 进一步强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必须以方便计算为目标, 并建议将成本中心划分为生产、销售和管理中心。SIS (1931) 将完全成本法下的生产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包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成本要素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成本。SIS (1931) 还引入和定义了标准价格和标准成本率, 解释了财务会计和完全成本法中成本内涵的差异。SIS (1931) 标志着瑞典统一成本制度已初具雏体。

3. 统一成本制度形成阶段:

1931~1936年。SIS委员会三份草案构成了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基础, 1933年瑞典研究工程师协会 (STF) 经过与标准化协会 (SIS) 磋商, 决定成立瑞典STF委员会来引领成本会计制度的标准化, 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松仍然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STF委员会计划分两步来统一企业完全成本核算标准, 并于1934年提出STF (1934) 作为草案听取建议。STF (1934) 建议将企业产品成本划分为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和销售成本, 企业应根据不同的生产类型采用不同的成本核算标准, 该草案认为在企业会计系统中识别因为生产和销售造成的所有收益和损失是可能的, 因此在账目上应该显示由于设备利用率和正常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不同所导致的原材料和间接费用分摊率的价格变动, 固定资产和债务利息成本以及折旧费用也都应在账目和财务报表上显示出来。修订后的STF (1934) 被命名EP (1936) , 由瑞典标准化协会 (SIS) 在1936年底以“统一原则”为标题进行公布, 用来作为瑞典企业的正式成本核算标准。EP (1936) 不仅统一了瑞典企业产品成本的核算方法, 而且对北欧其他国家的成本会计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瑞典统一成本制度从实际国情出发, 对企业采用完全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进行了规定, 其主要内容有: (1) 根据生产性质把企业的成本核算划分为四种类型, 对于统一大规模生产型企业和非持续大规模生产型企业, 分别采用平均成本法、约当产量法核算产品成本, 对于系列生产和混合生产型企业, 分别采用间接费用分摊法或者标准成本法来进行成本核算。 (2) 企业应当按计划计提折旧, 并且按照投资总额计算利息。 (3) 不论原材料、折旧或者资本成本都按照市价计价。反之, 当期限不确定时应采用标准成本价格作为预期的现值。 (4) 成本核算应采用正常年度的设备利用率, 同时应该考虑到设备利用率的变化。 (5) 应设立差异账户对完全成本法和财务会计中成本的差异进行调整。 (6) 为了平衡账户, 存货的价格必须以完全成本估计为基础, 并可根据现行财务会计计价原则进行调整。

EP (1936) 有两个显著特点: (1) 它根据企业生产类型的不同, 规定了不同的成本核算标准; (2) 它既考虑到企业的成本核算, 又兼顾了成本核算和财务会计的融合。

三、对瑞典统一成本制度形成因素的探讨

任何一项成本会计制度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起源于美国的科学管理运动提倡专业化和标准化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是推动瑞典统一成本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 在企业和行业协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工程师阶层和关注这项运动的时代精英是推动瑞典统一会计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1. 科学管理运动。

产业革命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领域的扩大, 导致工厂数量剧增, 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产品制造过程日益复杂, 产品种类的增多使得间接费用的计算和分配变动重要和复杂, 在客观上促进了成本会计的发展。面临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 瑞典许多企业如通用电气公司等大量雇佣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工程师, 这些人对美国企业采用的科学管理和先进的成本计算方法非常熟悉, 从而很快使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在1912年被引进瑞典, 并在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科学管理运动倡导提高生产效率, 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 成为促进瑞典统一成本制度形成的直接动因。

2. 工程师阶层。

英美等国在19世纪初已存在许多股份公司和一个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 需要会计师提供大量的专业服务, 由此产生了发达的会计师职业组织和众多的会计人员, 因此在这些国家会计师和工程师往往一起参与设计成本会计制度。与之相反, 瑞典会计师的数量较少, 力量比较弱小, 其主要精力集中于提供企业财务会计信息, 并不参与企业成本会计制度的建设。与会计师相比, 工程师往往在公司高层中处于支配地位, 在瑞典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于1827年的皇家理工学院 (KTI) 是瑞典最重要的工科院校, 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SSE) 1909年才成立。瑞典研究工程师协会 (STF) 在1870年就创办了自己的专业刊物, 而经济学 (包括会计) 界直到1924年才拥有本领域的专业期刊, 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程师阶层20世纪前期在瑞典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此外, 许多参与过瑞典成本标准化过程的工程师都曾经到过美国, 接触过科学管理和近代成本会计方法, 他们深知产品的标准化和拥有一个良好的成本管理系统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因而自觉成为成本会计知识的传播者和成本制度制定的重要参与者, 从而使得像瑞典标准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能够在成本标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可以说工程师是推动瑞典统一成本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关键人物。

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形成, 离不开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松、埃里克·福斯伯格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而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松更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他早年曾做过工程师和经理, 并因倡导科学管理而闻名, 他在瑞典最早提出了统一成本制度的思想, 倡导实行成本标准化来消除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他在1804年代表移民委员会到美国进行了四次考察, 充分认识到企业标准化和先进成本会计方法的重要性。他先后担任过皇家教育委员会职业培训部主席、SIS委员会主席和STF委员会主席, 发起并亲身参与了瑞典统一成本制度形成的全过程, 努力推动瑞典成本标准化进程向前发展, 对瑞典统一成本制度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936~1939年间他曾担任国家标准协会国际同盟会, 即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前身主席, 对世界标准化运动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小结

1. 瑞典的成本标准化过程与其他国家具有相似之处, 其统一成本制度形成过程是符合成本会计史一般发展规律的。

系统化的成本会计产生于19世纪的英国, 并迅速扩展到欧美各国。工业革命的浪潮使瑞典企业数量日益增多, 规模逐渐扩大, 激烈的竞争使得成本会计核算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 成本会计的内容也不断扩展和完善。成本核算标准化是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20世纪初西方企业推行的科学管理制度, 不仅推动了瑞典工业生产的发展, 也促进了瑞典成本会计制度的发展。从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方面考察, 成本会计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是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形成的, 正如保罗·加纳所说:“成本理论和技术是作为产业环境的产物而发展起来的, 其迅速发展是与生产工艺不断复杂化的要求相适应的。”继瑞典之后, 同样的成本标准化过程随后在其他国家展开, 瑞典的成本会计发展经历仅仅是一个时代过程的缩影。

2. 统一成本会计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工程师的努力, 成本会计史是由工程师和会计师共同谱写的。

瑞典经济资源丰富, 工业发展水平在欧洲居领先地位, 工程师阶层在有关行业组织和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在美国企业工作的经历, 对美国的科学管理制度和先进成本会计方法非常熟悉, 工程师对瑞典成本标准化的发展, 比会计师表现出更高的兴趣和关注度。因此, 由于瑞典独特的国情, 其统一成本制度的演进过程不仅使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工程师在成本会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证实了成本会计制度不仅仅属于会计问题, 而是和科学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企业管理的进步乃至基本经济理论的发展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必须要紧密跟随技术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因此, 成本会计发展的社会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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