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比较论文

城市比较论文（精选11篇）

城市比较论文 篇1

世界城市是一个融政治决策、战略管控、文化价值与经济协调能力于一体的世界顶尖城市。众多城市在经历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之后, 通过优质基础设施、经济财富, 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下, 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城市中的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资金输出、全球扩张等过程使城市逐渐获得对全球经济的管理控制力, 城市也由此步入世界城市行列。

2008年, 北京成功承办奥运会, 由此对外开放度大大加强, 也使北京的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北京开始由“奥运城市”向“世界城市”转型。

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世界城市比较, 北京有着三大世界城市发展所不具备的重要特征, 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征差距也较为明显。

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特征

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目标。

战略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加快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有力地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阶段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阶段性一方面是追赶三大世界城市发展步伐的需要, 同时也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规划性和前瞻性的体现。

特色性。“中国特色”, 主要体现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模式、路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不同, 要求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立足首都优势, 立足国际规律, 必须创新和超越。

二、综合实力比较

本文选择综合指标, 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对外贸易等开放度指标进行对比, 总结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发展差距。

在对世界大都市进行综合评价时, 最突出的3项指标:一是金融服务能力在全球份额中达到10%以上;二是GDP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三是高端服务业超过GDP的50%。

三大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2007年3个世界城市的金融业市场交易值占到全球的80%, GDP约占全球的1/15。其中, 纽约金融服务能力占到全球1/3强, 2007年高端服务业超过GDP60%;伦敦金融服务能力接近全球的30%, 高端服务业高于纽约, 仅文化产业一项就高达20%以上;东京2007年金融服务能力达到10%以上, 高端服务业占GDP的50%以上。

北京服务业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职能规模都确立起了主导地位;包括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转变后的功能正在向世界城市靠拢。

资料来源: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各城市2005年统计年鉴。

三、对外经济状况比较

(一) 利用外资状况比较

2006年纽约州年外商直接投资686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约占美国的28.9%;2008年, 纽约市有5%的员工服务于外资企业。纽约经济的成功越来越依赖国外直接投资。纽约合作组织的研究显示, FDI贡献了纽约城市经济产量的10%。

伦敦地区2007/2008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20亿英镑, 约占英国的58.1%。在1998-2004年间, 伦敦42%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外商独资企业。2008年4月和2009年3月之间, 527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创造和保障了伦敦11500个工作岗位, 强调了在经济下滑期间伦敦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

与其他国家相比, 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对较低。2000年日本的FDI仅占全国GDP的1.1%。

从世界城市利用外资的规模看, 北京同伦敦、纽约等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06年, 北京城市利用外资不足纽约的1/15;2007年, 北京不足的伦敦的1/19。从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看, 2006年, 北京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7.2%;2007年, 北京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6.8%。

(二) 对外贸易状况比较

2006-2008年, 北京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地位皆实现上升, 北京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由2006年的0.7%增长到2008年的0.96%, 货物贸易占全球比重由2006年的0.64%提高到2009年的0.86%。但从2008年三大城市进出口贸易额看, 北京市进出口贸易特征明显:1.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快;2.出口贸易与东京、纽约相比, 仍有差距。

四、就业分布比较

从1970-1980年, 纽约的总就业水平绝对值在下降, 制造业减少了35%;总部办公职位减少了41%;许多公司总部都撤离了纽约,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 纽约开始复苏, 到2007年增幅达到30%。

伦敦的就业人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下降, 70年代开始, 伦敦开始削减公共部门的人员, 制造业部门工作岗位大大减少, 到1985年, 其就业人数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不到1/5;到2007年, 高端服务业上升到65%-70%。

东京的就业在20世纪70年代保持平稳, 1985年增加到590万, 1998年增加到630万。虽然绝对失业人口比伦敦和纽约少, 但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也在下降, 从1970年的30%降到1985年的22%和1998年的17%。但是, 东京高端服务业到了2007年达60%左右。

从就业结构来看, 1993年北京第三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二产, 比重持续上升。1997年三产就业占总就业比重首次超过50%, 2007年达到69.3%。从基本经济活动规模的角度来衡量, 1990年北京服务业基本人口规模占全部基本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的53%, 制造业为36%。2000年服务业基本人口规模比重上升为71%, 制造业不到20%, 服务中心成为北京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功能。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 使北京在基础设施和对外联系条件上大大改善, 也使北京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香港等具有更强的优势。但对比伦敦、纽约、东京等当今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 北京在综合指标、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在目前经济发展形势和基础设施条件下, 北京迫切需要通过已有资源, 如高铁网络、城际线路, 加强京津冀之间的互动合作, 建设无障碍渠道, 打造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和产业体系、市场体系,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京津冀经济综合体。

摘要：世界城市是一个融政治决策、战略管控、文化价值与经济协调能力于一体的世界顶尖城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战略意义, 同时具有阶段性、中国特色等特征。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香港等, 北京具有建设世界城市的优势资源, 但对比伦敦、纽约、东京等当今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 北京在综合指标、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本文在总结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了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的差距, 同时对未来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北京,世界城市,指标,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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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颜文华.国际化旅游城市的内涵与建设路径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4) .

[7]连玉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特”在哪里[J].今日国土, 2011 (3) .

[8]李国平, 王立, 孙铁山等.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城市绩效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篇2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探索。在众多城市管理模式中，中国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简称DUM，Digital Urban Management）模式以及美国巴尔的摩CitiStat（City Statistics）项目[1]在各自国家的城市管理领域中脱颖而出，并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两种城市管理模式都是将绩效理念引入到城市管理中，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建立内外部监督机制等途径实现城市管理效能的提升。

一、数字化城市管理（DUM）模式、CitiStat项目及其运行效果

（一）数字化城市管理（DUM）模式及其运行效果

2005年7月，建设部下发了《关于推广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相比较于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是基于城市区域网格划分的一种全新的城市管理理念，它借助于数字采集终端设备，将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城市管理问题通过现代化通讯手段反馈至指挥大厅，并由指挥大厅将这些问题派遣至相关部门办理，并将办理情况纳入监督评价考核体系中。这样一个工作循环主要涉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中七个构成要素，即单元网格、部事件划分、城管通手机、闭环流程、监督指挥轴、监督评价考核体系、城市管理指挥平台。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新模式的主要工作流程包括七个环节，即信息采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查结案以及考核评价。

该模式成功实现了传统城市管理体制向现代城市绩效管理体制的转变：变过去政府被动接受问题、被动处理问题为政府自己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变粗放的、传统的管理为精细化、信息化的管理；变过去过多的依靠突击式、运动式的管理为强化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变多头管理、责任难以落实到统一协调指挥、落实责任主体；变过去抽象的考核评价为具体的量化考核评价。

（二）CitiStat项目及其运行效果

美国巴尔的摩市开创的CitiStat城市绩效管理项目是西方国家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该项目是一种依靠数据驱动的决策分析、绩效管理和追踪评价的项目, 其目的在于即时发现问题, 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和对整个运行过程实施绩效监督, 不断改进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CitiStat项目是一套城市运行数据统计系统，运行数据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311电话服务系统、社区联络员以及政府机构的数据报告。CitiStat小组办公室根据三方面反馈的信息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一些专业的数据模型来反映各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质量水平和工作状态，并将这种绩效结果形成详细的分析报告提交每两周召开一次的CitiStat会议进行审议。市长及其内阁成员、市民代表将会针对这份分析报告对机构负责人进行质询，并当场作出决策。CitiStat会议室的设计，完全是以会议当场作出快速决策为目的的。对于质询结果，CitiStat会议将会当场做出决策或者提出进一步改善政府部门服务绩效的意见。根据会议所作出的决策结果，相关政府机构将严格按照时限执行，并将执行结果形成报告提交下一次CitiStat会议审议。

通过实施CitiStat项目，一是有效降低了城市的运行成本。截至2007年的数据，CitiStat项目实施七年来节约了城市运行成本共计约3.5亿美元。二是政府机构运作效率显著提高。在CitiStat项目实施第一年为巴尔的摩市节省的1320万美元城市运行成本当中，将近600万美元是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加班的额外费用。由此可见，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减少了需要通过额外加班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与此同时，政府公共机构某些职位的缺勤情况也得到了有效遏制，在某些机构自实行了CitiStat项目后，缺勤率下降了近40%。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提升显而易见。三是市民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决策的意识得到增强。CitiStat项目的实施对于巴尔的摩市而言，绝不仅仅在于有效降低城市运行成本这一个经济方面的优势，延伸到民主政治领域，CitiStat项目极大地调动了巴尔的摩市市民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决策的积极性，为普通市民与政府之间搭建起了快捷、高效的沟通平台，使市民真正有机会对政府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和反馈。

二、比较视野下的城市绩效管理分析

中国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和美国巴尔的摩CitiStat项目的核心内容都是将绩效理念引入到城市管理中，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建立内外部监督机制等途径实现城市管理效能的提升。对两种城市管理新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优化、改善我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2]。

（一）数字化城市管理（DUM）模式与CitiStat项目的类同点

一是多渠道采集城市管理问题信息。数字化城市管理和CitiStat管理模式都改变了过去传统城市管理被动接收城市管理问题信息的工作方式，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去发现城市管理问题，见图1、图2。

二是闭环的工作流程。闭环管理又称为反馈控制管理，它改变了传统工作流程单一方向性的缺点，搭建了一种信息反馈机制，由反馈的信息来调整原有计划或者决策，使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数字化城市管理和CitiStat项目都建立了这种闭环管理流程，对提升政府工作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见图3、图4。

三是用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管理。在传统的政府机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中，评价过程基本上是通过人为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评价结果完全取决于人为的主观意愿，基本上不能够客观、公正、合理地评价一个部门、一个集体或者一个人的工作绩效。在非公共领域中，诸多企业率先采用了绩效评价方式。该方式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数据统计分析对被评价人或组织进行客观评价。数字化城市管理和CitiStat项目都采用了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来进行绩效评价的管理方式。

四是重视监督机制的建立。数字化城市管理和CitiStat项目都是通过强化政府内部监督或者社会外部监督的作用来改变政府机构一直以来低效率、高成本的运行状况，政府机构工作绩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监督来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内部主动监督的渠道，这一渠道来自于招聘的城市管理监督员。除此之外，搭建了非紧急救助服务热线的方式，形成一种外部的社会监督，对现有的政府内部监督进行有效的补充。CitiStat项目主要监督渠道来自于311的电话服务系统。311电话服务系统类似于非紧急救助服务热线，对市民关于城市公共服务的任何方面的问题进行接收采集并进行反馈回复。

五是形成了政府绩效监督评价考核体系。数字化城市管理和CitiStat项目的核心价值都在于建立了一套相对科学、客观的监督评价考核体系，对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绩效进行科学、合理、量化的评估。数字化城市管理通过城市管理监督员在辖区网格内的巡查，对发现的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上报和核查。通过一定时期内的数据统计，形成各个政府机构解决城市管理问题的及时率、结案率等项评价指标。这些指标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政府机构工作评价模式，体现了客观和公正的原则。CitiStat项目通过每两周召开一次的CitiStat会议，对两周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通过对311电话服务系统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以及相关公共服务机构办理的情况建立数据模型的形式反馈在每两周的CitiStat会议审议报告中。

（二）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与CitiStat项目的差异性

数字化城市管理和CitiStat项目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监督机制不同。两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传统的公共服务体制中都引入了第三方的监督机制，但仍然存在差异性：数字化城市管理所建立起的监督机制主要是依赖于政府内部体制机制的一种自我完善的行为，通过内部监督主体的建立来实现对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监督。CitiStat项目所建立的社会监督机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和社区民主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监督是一种政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行为。简言之，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机制主要来自于内部监督，而CitiStat项目的监督机制则主要来自于社会的外部监督。

二是经济成本核算重视程度不同。两种模式在城市管理成本控制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它们实现的途径和方法都略有不同。在经济成本方面，截至2007年的数据，CitiStat项目实施七年来节约了城市运行成本共计约3.5亿美元，由此可见，CitiStat项目在控制城市管理经济成本上的成绩是斐然的。反观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我们取得的成绩更多地体现在主动解决了多少城市管理问题，而忽略了管理经济成本的核算。

三是数据统计分析效力不同。两种模式都是通过对城市运行数据的分析来进行城市的绩效管理。因此，对城市管理运行数据做出科学、有效的统计分析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绩效管理的效果。在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下，对于城市运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仍然局限在工作量和工作完成及时性上的考量，而对于城市管理部门动态性、持续性的绩效数据分析效力较弱。CitiStat项目则更加重视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诸如持续的统计数据评价、数据与决策相链接、设置和实现绩效目标[3]。

四是战略地位不同。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的核心是建立了城市管理的指挥轴和监督轴，对发生的城市管理问题进行指挥派遣并进行跟踪监督评价。但是在这套城市管理体系中，并没有政府高层的强力参与，因此管理决策往往有些滞后。CitiStat项目的核心环节是每两周召开一次的CitiStat会议。CitiStat会议是整个CitiStat项目运行的中枢。在会议中，市长和内阁成员都会参与其中，很多公共服务问题都能够当场得到解决，决策能够得到及时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战略地位明显弱于CitiStat项目。

三、优化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升城市绩效管理的战略高度

提升城市绩效管理的战略高度，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进一步树立政府管理者的战略思维。政府管理者城市管理战略思维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不断加强城市管理理论知识的学习，这是战略思维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第二种是不断深入城市管理实践，学习先进城市管理经验和工作理念，这是战略思维形成的基本要求。二是确立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在城市绩效管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CitiStat项目中，CitiStat会议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为CitiStat项目实现战略式管理提供了平台。我们对CitiStat会议室布局结构在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中进行简单移植，分别形成了市（区）长、主管副市（区）长、监督（指挥）中心、监察局、财政局及法制办的主要负责人，城市管理各委办局主要领导、还有市民代表等几个参与主体。当然，召开CitiStat会议是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形成的一种政府管理形式，其未必符合中国国内城市管理的实际情况，但我们要将这种管理理念学习借鉴到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中去，提升监督（指挥）中心在整个城市综合管理中的地位，使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工作机制能够真正做到管理有序、协调有力、成果有效。

（二）加大社会监督对提升城市管理绩效的促进作用

在数字化城市管理中，依靠城管监督员发现和上报问题,属于政府内部监督机制,而市民通过热线电话等途径反映问题或投诉属于外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都是提升政府绩效的有效机制,应当同等予以重视。鉴此,有必要进一步拓宽社会公众参与渠道,将市民投诉和意见纳入对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价体系之中,使市民呼声能够有效反映到政府议程之中。

一是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公众参与意识的淡薄往往是由于长期以来诉求得不到解决引起的，因此切实提高城市管理部门解决公众诉求的效率和质量是提高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关键。二是拓展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各种途径。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公众参与往往投诉无门，不知道采取何种手段、何种方式来表达自身诉求。因此，城市管理部门需要积极拓展群众诉求途径，在城市管理热线、信访接待等传统诉求途径的基础上，结合信息化的手段，通过网站、电子邮件等形式实现群众诉求的传达。三是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落到实处。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杜绝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化情况的发生，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落到实处，让社会公众真正享有城市管理各项政策、法规等的知情权。四是将社会公众监督纳入到城市管理绩效考评体系中。在明确政府内部监督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社会公众监督对城市管理部门的评价作用，使城市管理绩效考评体系中实现内外部监督体制的结合，使城市管理绩效考评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和完善。

（三）注重城市绩效管理中经济成本的分析

在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优化过程中，急需引入城市管理成本意识，采取各种手段节约城市运行成本，这是城市绩效管理的需要，同时也是新时期下全社会对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需要。

一是树立城市管理成本意识。建设部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以来，各地都相继结合本地特色搭建起了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但是一味求新、求大、求洋的思想仍然比较突出。二是将成本节约纳入城市绩效管理考评指标。在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现有的考评体系中，对各城市管理部门的考评指标主要集中在解决城市管理问题的完成情况上，并没有反映解决这些城市管理问题所耗费的经济成本的指标内容。反观CitiStat项目绩效报告中有关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管理成本等项指标，数字化城市管理绩效考评体系中缺乏了成本节约的考核内容。在实现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管理的经济化、效率化不仅是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优化发展的最终归宿，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对于城市管理者的要求。三是通过政府购买降低城市管理成本。新公共管理理论将政府职能部门的定位由“管理型政府”转向了“服务型政府”，其中典型的特点之一便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实现公共服务。在建立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中国城市中，杭州实现了城市管理问题信息采集市场化。信息采集市场化的经济成本优势明显，经测算通过政府人员采集与市场化采集的成本比为3.64∶1，每年降低经济成本约2000万元。通过对杭州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借鉴，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通过政府购买来降低城市管理成本的重要意义。

（四）加强数据驱动城市绩效管理的力度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对城市管理绩效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在方式方法的科学性上仍然有所欠缺，在将分析结果向最终公共决策的转化上力度不够。因此，加强城市管理绩效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对于提升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水平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统计分析队伍建设。一组相同的数据，通过不同人员的统计分析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何能给决策者提供一种更加快捷的、直观的、科学的统计分析结果将十分重要。二是促成阶段性统计分析向持续性统计分析转变。阶段性统计分析往往只能反映一个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绩效，如果将各个不同阶段的统计分析连接起来，进行比照分析，那么将更能体现城市管理部门工作绩效的动态变化情况，这将有利于对部门工作绩效进行综合考量，使考评结果更加科学有效。三是努力实现统计分析结果向公共决策的最终转化。对城市管理绩效数据的统计分析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共决策服务的，决策部门通过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讨论分析，密切关注城市运行的状况，随时做出调整公共政策的行为。因此实现将统计分析结果向公共决策的最终转化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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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宏山.数据绩效分析与城市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08（6）：104.

[3] 杨宏山.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制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 2009（1）：112.

城市规划层面比较分析 篇3

一、我国规划概述

从宏观到微观深入研究, 规划主要是研究空间关系问题或称之为布局问题, 都会落实到土地如何合理利用上, 都有土地使用的定性和定量的规定。不过不同层次侧重有所不同, 具体化过程有所不同。

我国规划包括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内容。国土规划涉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土的综合战略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侧重于全国及各等级区域的土地利用、开发保护的平衡。区域规划则主要是对建设活动作空间上的统筹安排和协调。城镇体系规划则是区域规划中有关城镇的等级、规模、空间结构的合理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应与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因此, 在做单个规划时, 应全面考虑各个层次。

二、城市规划层面比较分析

城市规划层面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主要方面, 也可用不同侧重分析。定向, 相当于城镇体系规划, 侧重城市机能特色的发展方向及地域发展方向, 同战略、城市发展主导因素及城市空间发展相结合;定性, 相当于城市总规;定量, 相当于分区规划;定位, 相当于详细规划。

(一) 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可概括为“一化二系三结构”:预测各发展阶段区域城市化水平;规划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以及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和区域生态环境系统及研究各城镇在体系中的职能分工以及城镇的空间布局结构 (如空间发展轴、生长点的研究) , 确定其时序关系和动态空间结构。

如图2所示的苏州市城镇体系规划图, 反映“一个中心、五个副中心、十二个片区中心、四个发展轴”。一个中心:中间品红色表示的苏州市区;五个副中心:呈棕红色的常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等;十二个片区中心:用小圈表示的;四个发展轴:大致呈两横两纵用黄线表示的带。在此体系规划中, 清楚地表现出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市镇发展区、城镇轴线、农业空间、生态敏感区、港口、铁路、等级公路、等级航道等内容。

(二) 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空间发展状态, 统筹安排城市各项建设用地, 合理配置城市各项基础设施, 处理好远期发展与近期建设的关系, 指导城市合理发展。

如图3所示的苏州城市总体规划图, 黄色表示居住用地, 绿色表示农业用地、绿地, 红、紫、棕色表示对外交通等用地。在总规中用不同颜色反映土地利用状况, 可间接反映出城市的性质、规模。同时, 城市总规图与现状图进行比较, 直观的反映出城市空间发展状态。

(三) 分区规划

分区规划的的主要任务是: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对城市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和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置作出进一步的安排, 以便与详细规划更好的衔接。包括明确分区性质及其在城市中的地位, 确定人口的合理容量, 生活居住用地规划, 公共建筑规划等内容。

如图4, 分区规划图, 不同的颜色分别清晰地反映出不同的功能分区。

(四) 详细规划

详细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以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为依据, 详细规定建设用地的各项控制指标和其他规划管理要求, 或者直接对城市建设作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设计。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根据城市规划的深度和管理需要, 一般应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以控制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 作为城市规划管理的依据, 并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1. 控制性详细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规划体系中与管理设施相衔接的层次, 是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可分为四方面:用地控制, 通过地块界线确定用地性质来达到目的;建筑控制, 指标有容积率、建筑限高、最大最小面宽、建筑退后红线等;人口控制, 大多用最大人口数量指标来体现;环境控制, 主要考虑绿地控制。

如图5所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分别反映了街坊编号图、土地使用规划图、保护规划图。街坊编号图中, 黑色表示图则, 在五十四个有编号的黑图中记录有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数据;通过土地使用规划图, 可得到土地使用面积、界线, 可直观的观察出不同深度的黄色表示住宅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文教用地, 不同红色表色文化娱乐用地、商业金融业用地等;保护规划图可反映出保护区分布、控制状况。

2. 修建性详细规划

对于当前要进行建设的地区, 应当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用以指导各项建筑和工程设施和施工。包括道路交通、绿地系统、工程管线、竖向、景观等规划设计, 布置总平面图, 建设条件分析及综合技术经济论证等。

如图6, 城市绿地规划设计图可反映绿地占地率、绿地利用率、绿化覆盖率等;小区总平面图可反映具体的一小地区住宅建筑、公共设施 (停车场、凉亭、煤场等) 布局, 与技术经济指标相连。

三、结语

城镇体系规划涉及城镇区域形成、发展, 对城市总体规划有决定性意义, 因此应首先清楚城镇体系规划。总规是分区规划的前提, 总规主要是指导原则和基本蓝图, 详规是总规的宏观原则在开发建设中的具体要求和其条例化, 同时也是实施总体规划的规划管理手段和依据;分区规划加深修正总规, 体现城市建筑法令的严谨及程式条例化、规范化。在实际中, 只有由抽象到具体, 从发展战略到操作管理的层次决策, 一步一步做到位, 并且不断总结以往规划的经验教训, 才会使规划工作不断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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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绪镁.分区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J].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比较分析 篇4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比较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在社区区域范围与文化内涵方面与国外不完全相同,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不及国外发达国家;社区文化活动内容与国外相近,但整体上优于外国,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别具特色;国外社区文化建设经费投入、文化设施管理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在发挥社会团体积极作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作 者：赵秋霞 作者单位：中共偃师市委党校,河南,偃师,471900刊 名：洛阳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UOYANG UNIVERSITY年，卷(期)：19(3)分类号：G04关键词：城市社区 文化建设 特色 优势 比较分析

城市比较论文 篇5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正面临资源环境支持能力下降、经济发展成本上升、结构性矛盾凸显、国际竞争加剧和国际贸易摩擦增大等多方面的挑战。同时，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人口的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一个黄金年龄结构，开启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窗口。

从城市结构发展的趋势看，加速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驱动城市发展的两股强大的动力。以北京为例，自1985年以来人口总量与布局的动态变化，包括人口总量增长的加速以及区县之间、区县内部街道与乡镇人口总量与布局的非均衡变动，即北京人口的集聚与分散，就是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进行着。这两种力量其一表现为北京后工业化、现代化与郊区城市化相结合所进行的产业结构大调整，2005年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就是这一调整的理性概括；另一种力量则是城市化进程。这两种作用的消长与交织，形成了北京人口迁移与流动的趋势性规律。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这同时也是北京大都市区形成、生态结构优化的一种必然过程。

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确遵循了这样的一般规律：在改革开放以前人均收入提高较慢，城市化水平提高也较慢；改革开放以后两者速度都加快了。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全球最高，而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快速跟进，具有突出的非对称性特征，迄今为止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201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49.68%，预计到2030年达到65%，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城镇人口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目标。21世纪前50年，将是中国城市化高速成长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它不可抗拒，也不能阻止，只能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引导调控。

现代城市的发展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趋势，即集聚发展和扩散发展。城市集聚发展理论的基础在于经济活动的聚集，聚集效应的推动使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使城市的中心优势进一步体现。

一、巴黎城市化进程与规模

（一）人口集中与扩散的主要特征

巴黎经历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的过程，这符合城市化的一般发展规律。19世纪前的400年中巴黎人口缓慢地从25万增长到50万。19世纪以后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加速。法国各地的人口向巴黎集聚，巴黎市域范围内的人口迅速增长：从50万增长到100万，经历了140年时间；而从100万增长到200万，只经历了35年时间。1921年巴黎人口规模达到了最高，为291万，人口密度达到2.8万人/km2。随后人口由中心向外扩散的趋势逐渐占了优势，人口规模逐渐下降，1999年为213万人，比峰值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到目前，巴黎大区范围内的人口规模在继续增长。1921年巴黎人口达到峰值年时，巴黎和近郊内环人口合计为588万。此后到1962年，尽管巴黎人口开始缓慢下降，但近郊内环人口增长了90%，巴黎大区人口总计847万。1962-1968年间巴黎大区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5%，1968-1990年间下降到不足一个百分点，1990-1999年年均增长率为0.3%，1999年巴黎大区人口达到1095万人。

以上表明，巴黎遵循了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即开始是向中心区集中的城市化过程，随后出现的人口向中心区外围地区扩散的郊区化过程，以及人口在更大的城市化地域范围内（大都市区）的高度集中。

（二）巴黎防控“空心化”发展的经验

与北美地区城市化过程显著不同的是，尽管中心区占巴黎人口比重、巴黎占大区人口比重、巴黎与近郊内环组成的中心地区占大区人口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但巴黎并未像北美城市那样出现中心城区“空心化”现象，巴黎市内仍然保持了较高密度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自1860年巴黎行政区界进行重新划分并保持稳定以来，随人口规模在1921年达到最大值，人口密度也达到峰值2.8万人/km2，到1999年人口密度仍保持在2万人以上，是整个大区人口密度的22倍，是近郊内环圈层的2.5倍。近郊内环人口密度在80年间翻了一番，1999年为8千人/km2，是整个大区密度的7倍，比外环地区高出1.2倍。

（三）巴黎城市化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关系

就城市化区域而言，巴黎一直处于迅速扩张状态。17世纪和18世纪虽然禁止在巴黎城墙外进行建筑活动，但巴黎城外的聚居点规模仍在不断扩大。19世纪上半叶巴黎人口迅速增长时，就已出现了人口和居住地向外围地区扩散趋势，城市用地迅速扩张。作为一个例证，巴黎在1860年和1960年两次行政区划的调整实际上是对郊区城市化迅速扩张的一种事后追认。1962年巴黎大区的城市化面积为1457平方公里，到1999年增长为2723平方公里，30年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城市化区域占大区面积比重由12%提高到23%。1962-1999年各时期巴黎大区城市用地面积增长速度均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平均而言，1962-1999年巴黎大区城市化区域面积增长速度为1.7%，比人口增长速度高出近一个百分点，人口-用地弹性为0.4。在人口高速增长时期，用地增长相对较慢，使得人口-用地弹性高于平均值，人口与用地关系的不协调性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经济活动过度密集，用地紧张；在人口低速增长时期，用地却相对增长较快，使得人口-用地弹性低于均值，人口与用关系的不协调性主要表现在郊区化无序蔓延，造成用地浪费。

二、东京城市人口、就业结构与工业化、产业化的关系

二战末期到战后两、三年间，东京的人口由于战争时期的疏散政策，一度减少到大正初期的300万人左右，1948年东京都的人口只有349万。但在战后不久人口就开始恢复，到昭和30年代的前半期（1955-1959年），人口规模就超过了战前鼎盛时期，伴随经济的恢复与飞速发展，人口第二次向东京及其周边地区集中，城市开发进一步出现扩大化与无秩序扩展。战前即已出现的都中心人口空洞化在此期间进一步加剧。

东京的城市化首先是从人口的城市化开始的。1950年东京的人口占日本全国人口的7.46%，但到1995年就上升到了9.37%，年均增长率为1.41%。东京人口的增长是与日本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一）城市的扩大化与人口无秩序扩展

工业化带来了人口的大转移，也造成了城市人口的过分集中。城市如果不向外扩展就不能正常运转，而交通的迅速发展及交通手段的多样化则恰好为城市的扩展提供了前提。

东京城市的外延是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高速铁道的向外延伸，大量居民新住宅区在东京都的边远地区出现，由此引起了市区人口的第二次大转移，同时市区范围又有了新的扩展。此外，从东京人口的增长区域也可清楚看出城市的外扩区域。

从东京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可知，传统上日本并没有限制城市外延的观点，高度集中的居住区也不是日本人最终的居住理想。在市中心，除商业区可重建外，住宅区的建设都是向外扩展，即通过城市的外延来解决市中心的集中问题。而土地权的私人所有，又使城市的外延与土地利用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拥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以使用。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发展的市区向外扩展问题就已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大课题。但此时恰值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顶点，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政府寄予东京的期望很大，并且东京自身的实力很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它并没有在规划上采取有效的限制手段，从而造成和助长了“无秩序扩展”这一结果。

（二）多心型的城市布局与人口疏解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及城市机能的高度集中，在东京都心部出现了如土地价格飞涨、环境恶化、交通拥挤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市中心的容纳能力已达极限。人口的集中，也给交通和城市防灾带来了困难。为此，行政管理部门、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纷纷就城市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研讨，最终确立了以分散、均衡、协调为目的的“多心理论”。

根据上述多心理论，东京都在其制定的三次“东京都长期规划”中，提出为了避免城市功能向东京中心区的过度集中，解决东京在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决定要贯彻落实分散城市各类中心机能的方针，在东京建设多个副都心，使东京形成了一个多核心的开放式的城市布局，使这个巨大城市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

（三）产业结构的转变与人口迁移的影响

从20世纪50至60年代人口和产业向东京等大城市集中，而60年代以后则出现了人口和产业从市中心向城市外部分散迁移的现象，在主要城市表现为郊区比城市中心发展快的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及地价变化在以东京圈为代表的大城市地区发生，又出现了人口向中心都市与郊区再次集中的再城市化现象。总体上讲，人口和产业向东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集中是其发展的总趋势。

在东京的三大产业中，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东京的就业者总数约为565万，居全国首位。各产业人口的构成比例是第一产业0.6%，第二产业31.8%，第三产业67.6%。在已都市化的东京，其第一产业已明显衰退，其比率位列全国末位。第二产业的比率略高于全国水平，列第九位。与第一、第二产业相反，东京第三产业的发展迅速，其比率居全国的首位。在第三产业中，从事知识、信息、服务等软件服务行业的部门，随中心管理功能的不断加强而变得尤为重要，成为第三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

三、纽约城市化、工业化与人口发展的时空情景

（一）人口流动特点与构成

美国的大都市区发展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初至1940年。在这个时期，大都市区的数量和规模普遍增长。1920年，美国有58个大都市区，人口占全美国总人口的34%；1940年，大都市区增加到140个，其人口比重上升至48%，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二是从1940年至今，主要表现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增长较快。这一时期，大都市区数量增加至331个，大都市区人口近两亿，占全国人口80%以上。

今日的纽约已经进入了特大城市阶段，成为全美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世界文化之都、金融中心、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截止2001年的数据，纽约市人口达到了804万，而纽约大都市区人口更是高达1600万（包括康涅迪戈、新泽西州部分人口）。其中，作为纽约市政府所在地和纽约中央商务区所在地的曼哈顿区的人口是153万，占纽约市总人口的19.2%。

全市327万就业人口，失业率6.2%，人均年收入26261美元（1989年为16281美元）；中等家庭收入43618美元（1989年为29823美元）。曼哈顿区人均收入8.1万美元，高于全国人均收入2.5倍，为全国首富区。1997年纽约市政府颁布的贫困线标准为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6400美元。

纽约人口构成特点是：2001年，市人口中的西班牙裔人口有237万（25%），非裔人有220万（23.5%），亚裔及其他人口有83.3万（10.6%），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有381.9万（40.7%）。

人口流动特点是郊区和都市双向流动。这一特点表现在：在中心城市居住的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向郊区转移，而中心城市边缘地区被新移民、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占据。城市出现富裕郊区和破败城市并存的局面。到1970年中期，中产阶级开始从郊区返回中心城市居住，到1980年代中期这种回流加大。1990年以后中心城市人口逐步稳定，流向郊区人口减少。

（二）人口郊区化

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流动水平和区域差异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美国东北部城市（包括纽约市）由于传统工业集中、污染严重、城市空间有限，交通拥挤，中心城市衰落较快。与此同时，郊区发展引人瞩目。二战后，美国大都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在郊区人口的增长上。1960年纽约郊区人口占总人口的47.3%；1970年，这个比例增加到了51.2%。与此同时，纽约郊区的就业人口占纽约市就业总人口的28.8%，1970年这个比例增加到35.9%。

（三）产业和零售业郊区化

以纽约市为例，1963年郊区制造业就业比重占据纽约市制造业就业比重的19.1%；1972年郊区制造业就业占纽约市制造业就业比重的53.4%。1963年郊区的零售业就业占纽约市的零售业就业比重的32.9%，而1972年郊区零售业就业占纽约市零售业就业的55.2%。

（四）后郊区化

融工业、商业、购物、行政和文化娱乐于一体的郊区中心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大都市区多中心（不是以中心城市为中心）格局的形成。1970年后的美国被一些学者称为“后郊区化社会”。

四、比较结论与讨论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人口流动性产生影响最大。巴黎、东京、纽约的历史证明，在经济繁荣时期，生产发展了，城市就业机会就增多，便会吸引农村人口、外来移民和城市高学历者流动。

第二种情况是，促成人口流动郊区化的不是就业机会而是住房。这可以理解为人口迁徙对经济的反作用力。确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虽然城市人口向郊区流动，可是就业仍然在中心城市。这种人口的空间分布带动和刺激了汽车、住房消费，使得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持续增长。在人口郊区化后，随着人口居住的郊区化，制造业也迁往郊区，从而改变了郊区化初期的人口的“通勤”状态，实现了就业的郊区化。

还有第三种情况：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有学者就曾经提出过“制造业决定城市家庭位置”的理论。从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如二战后由于中心城市地价飞涨以及城市空间不适合新型制造业的发展，一度作为纽约市支柱产业的制造业开始搬迁到郊区，纽约市的人口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到了1970年，金融贸易服务业、信息业、媒体广告等第三产业成为纽约市的支柱产业，中产阶级开始向中心城市回迁，出现了“新城市主义” 的居住理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首先，人口流动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影响。如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市化，并且出现了与工业化和市场发育程度相一致的人口流动。

其次，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经济增长直接影响人口就业、住房建设、住房贷款。另外，区域经济增长对于人口流动有直接的影响。如美国工业化开始时，人口往东北部流动；后来中西部石油开发，人口向中西部流动；现在电子、航空航天业、娱乐业在美国西部发展很快，人口又向西部流动。

正是由于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是辩证的关系。人口流动为工业化提供了无尽的人才和资本资源，具体表现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劳动力的集中在城市培育了消费市场，首先带动了与国民生活相关的日用品制造、交通工具、住房、照明、水电等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又推动了商品批发、零售及其他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的发展，使城市产业结构日趋健全，从而使工业区实现“城市化”。

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除了以上两点经济因素外，还有非经济因素。如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状况、税收政策、地方政府对劳工的优待政策、职业培训与福利待遇等城市政策也直接影响人口的流动。比如在二战后，纽约市正是由于中心城市的税收政策过高、环境及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直接导致了中心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的。

注：

[1]《纽约2001-2002年社会指标报告》（2001-2002：Report on Social Indicator of NYC）

[2]美国最大的15个标准大都市统计区人口和就业郊区化百分比统计。

[3]美国最大的15个标准大都市统计区人口和就业郊区化百分比统计。

[4]通勤指就业与居住分离的状态，如居住在郊区、就业在城市的情况。

[5]“新城市主义”是西方国家城市出现的新的居住理念，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开始放弃郊区舒适的住房、回到中心城市居住。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后第三产业开始成为中心城市的支柱产业，中心城市生活的优点，如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参观等都较郊区丰富多彩，或更加具有吸引力。

中澳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比较分析 篇6

1.1 布里斯班市绿地系统的分类

澳大利亚的城市绿地系统并没有特别明确精细的分类系统, 而是一个大尺度空间范围的规划, 多被称为“绿地空间系统”, 且每个州与地方都有适合于本地区的分类情况。以布里斯班市为例, 它通过将栖息地、乡村、半乡村、开敞景观、公共空间、娱乐、风景和走廊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保护和管理, 以增强城市长远的可居性 (见表1) 。

1.2 中国城市绿地系统的分类

我国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 新中国建立初期, 源于前苏联城市游憩绿地的规划方法。现行的分类系统是按照2002年, 由国家建设部颁布的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来执行的。绿地属于城市用地, 而绿地又分为五大类, 十三中类 (见表2) 。

2 城市绿地系统的布局

2.1 澳大利亚的城市绿地布局

澳大利亚在生态理论的影响下, 1970年以后的城市绿地规划重视将城市中的绿地与城市的自然地形、河流、湿地等相结合, 并把各种类型的绿地连成网络, 同时考虑城市绿地与城市范围以外广阔的自然地段的联系, 使城市完全融入绿色环境, 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而布里斯班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以河流、湿地为骨架, 形成了“楔向网状”布局结构, 使整个城市处于绿色环抱的自然环境之中。

布里斯班市绿地布局的优势在于, 把绿地连接成网, 成为城市规划整体的一部分, 与城市同步发展, 并充分尊重城市。在郊区和城市边缘地带建立大面积绿地, 再通过逐渐变窄的楔形绿带向城市延伸, 最后与城市内部的各个绿地连接起来, 形成“外大内小, 有效连接”的绿地系统, 这种绿地系统能够真正的起到带来生态效益, 缓解城市压力的作用, 同时也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户外活动。与我国“见缝插绿, 灵活机动”的绿地系统相比, 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2.2 中国城市绿地系统布局

我国城市绿地系统的特点, 从形式上可以归纳为:块状绿地布局、带状绿地布局、楔状绿地布局和混合式布局。

由于我国土地的国家所有制, 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地毯式铺开, 由此造成城市的绿地系统也随着城市的蔓延呈散点式布置, 随着城市的发展由市中心到郊区逐渐展开。虽然每个城市在做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时都提出各绿地之间连接成网, 城市外围绿带保护等理念, 但在实施中却打了折扣, 城市绿地系统的布局大多呈块状和带状布局, 绿地的发展也是由内到外的。

带状绿地布局也存在于我国的较多城市, 一般这类布局形成主要以城市内的水系、道路、城墙为依托,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如南京、苏州、西安、哈尔滨等。带状绿地布局很容易表现城市的艺术面貌, 同时在相同面积的绿地中生态效益也高于块状绿地, 具有一定的连接作用。但由于形态多是狭长形, 不能起到较好的绿岛效应, 因此对改善城市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绿地系统布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实际布局结构中没有连接成网, 城市的绿地系统骨架不清晰,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城市绿地率低、人均绿地面积小;

2) 城市绿地尤其是城市公园多集中在市区, 郊区及城市边缘的建成绿地面积小, 没有起到缓解城市环境压力的作用;

3) 不重视绿地与绿地之间的联系, 带状绿地欠缺, 没有有效的连接城市内外的绿地。

3 思考与借鉴

3.1 规划理念具体实用, 充分尊重当地生态环境

布里斯班市在引进景观生态理论以后, 就非常重视绿地规划的适用性, 充分根据自己本地的环境条件, 在充分调查考察的基础上, 编制适合当地的绿地系统规划条文, 并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执行。

而我国多年来一直把“点、线、面相结合”的行政指导方针作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布局原则。近年来, 这一布局原则进一步演变为类似“环、块、点、楔、网状绿地相结合”等抽象的绿地布局模式, 城市真正需要的绿地和休憩空间节节退让, 不断被蚕食。绿地系统规划在整个规划体系中具有的广泛性、综合性、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特征被长期忽略。

3.2 重视保护自然环境, 不片面追求绿地评价指标

澳洲自然环境之美是世界公认的, 地广人稀, 到处都是绿水青山, 即使如此, 他们仍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如布里斯班市的环境保护已不局限于环境美化、空气清新, 尊重自然, 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绿地系统的规划不仅仅停留在城市的范围, 从栖息地、乡村、半乡村到城市外围的农业区, 城市内部的娱乐空间、绿地公园等都在规划之列, 这种模糊但有大尺度的分类为绿地系统规划的广泛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几乎容纳了所有的自然环境和绿地。在规划中, 并没有特别强调绿地评价指标的重要作用, 因为在这样一种自然生态规划理论指导下, 数字的量化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成为反映绿地规划建设成果的一种手段而已。

而我国在具体的规划编制工作中, 绿地系统规划通常的技术路线是在城市的工业、居住、商贸、行政、交通等功能分区的用地规划基本定局后, 再把国标和地方关于各类绿地的绿化率和有关规范的绿化要求罗列一遍, 最后是以完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这三项指标为目标, 但这些指标由于统计的模糊性以及不同城市的统计口径问题, 可比性和可复核性非常差, 根本无法反映城市绿地建设丰缺的实际情况, 反倒成为各个城市应付各种检查“心照不宣”的一种手段。

3.3 重视绿地之间的联系, 把绿地空间作为一个整体, 一个系统来考虑

布里斯班市的绿地系统规划把建设与上至生态环境的保护, 下至居住区环境质量的提高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考虑。因此, 在战略规划和发展控制规划中, 都有着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在结构图上就明确标注了各种绿地、公园、游荡场地、联系绿地等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联系绿地能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许多湿地、河流、排水渠、步行道、自行车道等等都被有机地协调组合在一起, 而且各自的功能都得到补充和强化。

反观我国的绿色空间系统, 虽然在规划中强调了点、线、面的结合, 但实际上还是比较分散、孤立的, 尤其是一些大的山林, 不容易进入;河道两岸的绿化往往被忽视, 主要是在一些新开发区, 这也是导致水土流失的直接原因。

摘要：在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绿地系统规划研究的基础上, 对两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分类、布局、两国绿地系统规划的优劣势进行了归纳总结, 指出布里斯班市规划中的一些先进的理念与方法, 以及已经取得的环境和生态效益对中国城市环境改善和绿地系统规划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生态效益,绿地空间,布局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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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亚伟.浅析城市绿地系统的文化功能[J].山西建筑, 2007, 33 (7) :341-342.

城市比较论文 篇7

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分析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 利用自身内外环境主体素质所形成的外部经济优势以及内部组织效率, 吸引、控制、转化资源和占领、控制市场, 更快、更多、更高效、更快地创造价值, 获取利润, 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它是城市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

(一) 城市综合竞争力横向比较

根据《中国城市竞争报告NO.9》中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数据, 2010年环渤海城市群的8个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都大于0.6, 排名都处于全国65名之前。其中, 北京市、天津市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综合竞争力指数大于0.8;青岛市、沈阳市和济南市综合竞争力处于全国的上游水平, 综合竞争力指数大于0.7;排名后3位的是石家庄市、唐山市和太原市。这三个城市竞争力指数大于0.6, 在全国各城市排名中处于中游水平。

1.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的城市———北京、天津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也是经济、贸易发达的现代国际城市。21世纪以来, 北京市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理念, 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初具规模, 经济发展高端化格局初步形成, 经济社会的服务功能显著提升, 首都经济特征进一步显现。2010年, 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777.9亿元, 人均GDP达到17653元, 城市综合竞争力名列前茅。

天津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商业城市, 是我国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北方经济中心之一, 也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天津依托雄厚工业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走出一条嫁接、改造、调整的创新之路, 传统产业得到优化升级。进入21世纪, 天津市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智力资源, 加大开放力度,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沿着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 构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不断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城市地位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2010年, 天津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108.83亿元, 人均GDP达到12639元, 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排名第7位。

2.城市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城市———青岛、沈阳和济南

青岛市是山东省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际港口城市和滨海旅游度假城市。青岛市充分发挥丰富的海洋资源优势, 实施“环湾保护、拥湾发展”的战略, 建立起发达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城市功能全面提升, 在提高经济开放程度、建设自主创新能力、化解资源与环境约束等方面也处于全国前列。2010年, 青岛市实现生产总值5666.19亿元, 人均GDP达到12920元, 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11位。

沈阳市是辽宁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和旅游中心, 也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21世纪, 沈阳市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支持下, 先进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不断提升, 新型产业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增强。2010年, 沈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15亿元, 人均GDP达到10098元, 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排名第16位。

资料来源: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济南市是山东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旅游中心, 区域性金融中心, 是环渤海经济区和京沪经济发展轴上的重要交汇点。济南市充分发挥区位交通、科技创新、制造业基础等多种优势, 按照“维护省城稳定、发展省会经济、建设美丽泉城”的总体思路, 努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社会建设, 提升城市功能, 经济社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0年, 济南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10.80亿元, 人均GDP达到13578元, 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23位。

3.城市综合竞争力较弱的城市———石家庄、唐山、太原

石家庄市是河北省省会, 华北地区重要商埠, 全国医药工业基地之一。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区位、人才、信息等诸多优势, 围绕转型升级和跨越赶超两大任务, 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扩大城市规模,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经济社会活力不断增强, 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但是,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传统产业和传统增长模式约束, 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依然严重。2010年, 石家庄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01.02亿元, 人均GDP达到10040元, 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排名第46位。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9的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 NO.5, NO.6, NO.7, NO.8, NO.9的数据整理。

唐山市是河北省沿海经济中心, 环渤海地区和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唐山工业历史悠久, 钢铁、建材、能源, 机械、化工等产业基础雄厚。21世纪以来, 唐山湾“四点一带”地区开发和建设不断推进了唐山市经济结构调整, 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但是, 资源依赖性较强、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经济效益总体偏低等问题明显地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2010年, 唐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69.08亿元, 人均GDP达到10488元, 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排名第53位。

太原市是山西省省会, 是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基地, 环渤海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21世纪以来, 太原市紧紧围绕建设新型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目标, 以创新发展模式, 推进绿色转型为战略重点, 经济结构调整迈出坚实步伐, 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但是, 投资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仍然成为转型跨越的主要障碍。2010年, 太原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78.05亿元, 人均GDP达到10476元, 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排名第65位。

(二) 城市综合竞争力动态比较

通过动态考察一定时期内城市竞争力的变动, 从时间序列数值判断各城市的发展情况, 能够为城市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判断提供依据。观察2005-2010年期间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的变化, 我们发现各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都呈现上升趋势, 但变化的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见表2) 。其中, 唐山市和沈阳市城市竞争力提升幅度最大, 而济南、石家庄提升幅度最小。

1.增幅领先的城市———唐山、沈阳

唐山市综合竞争力由0.46上升到0.648, 提高了40.9%, 增幅十分明显;竞争力排名也上升了16位, 其中2009年上升幅度最为显著。2005年唐山的排名远落后于石家庄, 也仅比太原高两位, 但到2010年, 其排名已超越太原市, 且紧追石家庄, 差距在不断缩小。沈阳市综合竞争力指数由0.55上升到0.762, 增幅达38.5%, 增幅也较为突出;2010年竞争力指数上升最快, 2007年竞争力排名提升最多, 排名由全国第28位, 提升至全国第16位, 向上提升12位。

2.增幅较大的城市———太原、天津和北京

太原市综合竞争力指数从0.459上升到了0.627, 提高了36.6%;从各年情况来看, 从2006年起, 竞争力数据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但竞争力排名却下降了12位, 其全国排名处在8个中心城市的末位。天津市综合竞争力指数由0.59上升到0.803, 提高了36.1%;从各年情况看, 呈逐年递增趋势, 同样是2010年上升比较明显;天津市竞争力排名一直稳步提高, 达到全国第7位, 提升了8位。北京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从0.666上升到0.881, 提高了32.3%;从各年情况来看, 2010年竞争力指数上升最快。北京市竞争力排名没有太大变化, 一直处于全国前五位。

3.增幅较小的城市———青岛、济南、石家庄

青岛市竞争力指数由0.606上升到0.781, 提高了28.9%;2007年竞争力排名上升较多。但是, 从2009年起, 竞争力排名开始下降, 但全国排名位置总体稳定。济南市综合竞争力指数从0.571上升到0.732.提高了28.2%, 总体排名情况变化不大。石家庄市竞争力指数由0.519增长到0.665, 提高了28.1%;但竞争力排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位置从第36位下跌到第46位。特别是在2006-2010年, 石家庄名次下降了7位。

城市竞争力的分项指标比较分析

(一) 城市竞争力产出指标的比较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可持续地创造财富的能力。从显示或产出的角度, 测度城市竞争力的产出指标体系包括:综合增长竞争力、经济规模竞争力、经济效率竞争力、发展成本竞争力、产业层次竞争力、收入层次竞争力和幸福感竞争力等7项指标。环渤海城市群在不同类型指标中的表现各异。其中, 北京市在经济规模竞争力、产业层次竞争力、收入水平竞争力比较中名列前茅;沈阳市在综合增长竞争力、发展成本竞争力比较中脱颖而出;青岛在经济效率竞争力比较中领先;石家庄在幸福感竞争力方面最突出。

1.综合增长竞争力

城市综合增长竞争力衡量的是城市价值扩展的速度及潜力, 主要用城市综合经济增长速度来测量。在所选的8个城市中, 沈阳市、天津市和青岛市综合增长竞争力较强, 综合增长竞争力指数都在0.800以上。其中, 沈阳市“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6.3%, 综合增长竞争力指数为0.896, 列全国第27位。综合增长竞争力仅次于沈阳的是天津和青岛。这两个城市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 迅速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城市竞争力大有提升, “十一五”期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6%和13.8%, 综合增长竞争力全国排名第40名和60名。

济南市、唐山市综合增长竞争力指数都在0.7以上, “十一五”期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3.8%和13%, 综合增长竞争力全国排名第173位和190位。北京、石家庄和太原市在该项指标比较名次靠后, 全国排名分别是第265、268、277名。北京市处于经济发展“高原效应”, 较大的GDP基数约束了增长率的上升空间, “十一五”时期GDP增长率为11.4%。石家庄和太原市处在靠后位置, 是因为近几年经济增长率都相对比较低, 主体经济尚未进入高速增长期。“十一五”期间, 两市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2.3%和10.1%。

2.经济规模竞争力

规模竞争力指的是一个城市创造价值的相对规模, 主要考察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小。一般来说, 主导产业实力雄厚、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城市, 其经济规模较大, 规模竞争力就比较强。从这几个城市经济规模竞争力比较来看, 北京、天津作为直辖市, 城市的国内GDP总值远超过该组内一般城市。它们的规模竞争力指数较大, 达到0.893和0.674, 排名全国第三和第六。

青岛、沈阳、济南、唐山都是大型城市, 主导产业优势明显, 并形成良好的扩散效应, 加之较大的人口规模, 使经济总量达到较高规模, 经济规模竞争力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8、14、21、29。太原和石家庄在该项指标评价中排名靠后, 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产业波及效应较低是主要原因。

3.经济效率竞争力

经济效率竞争力是城市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效率的集中表现, 衡量指标主要是地均GDP。在经济效率竞争力指数方面, 青岛市领先, 全国排名第21名。2010年, 青岛市地均GDP达到21837万元/平方公里, 也居8个中心城市之首。

仅次于青岛的是天津、北京、唐山、沈阳和济南市, 经济效率竞争力指数大于0.4, 全国排名分别为第31、32、36、38、48名。2010年, 4个城市的地均GDP分别达到11491万元/平方公里, 11139万元/平方公里, 5693万元/平方公里, 11668万元/平方公里, 9015万元/平方公里。在该项指标比较中, 排名靠后的是石家庄和太原, 经济效率竞争力指数小于0.400, 2010年, 两市地均GDP分别为26891万元/平方公里, 11112万元/平方公里;虽然GDP的地均水平较高, 但是, GDP的人均水平分别为42849元/人, 47345元/人, 在8个城市中明显处于劣势。

4.发展成本竞争力

发展成本竞争力指的是城市创造价值时, 资源的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程度, 它影响着经济主体生产和经营的外部成本。一般来说, 发展成本竞争力越高, 企业所花费的外部成本就越小, 城市也越具有投资价值。比较而言, 沈阳市 (0.716) 、青岛市 (0.677) 和济南市 (0.655) 的发展成本竞争力指数都较高, 全国排名分别为第21、28、38名。尤其是沈阳在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过程中, 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厚重的文化有机结合, 使沈阳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资料来源:根据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9的数据整理。

天津、北京和石家庄的发展成本竞争力指数都大于0.5, 处于全国的中游水平。唐山和太原的发展成本竞争力指数较低, 分别是0.392和0.313, 处于全国下游位置。两个城市都是以传统重工业见长, 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5.产业层次竞争力

产业层次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在产业结构水平上的表现, 主要反映产业体系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含量。测度指标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从竞争力指数来看, 所选的八大城市中除唐山市产业层次竞争力指数较低外, 其余城市的竞争力指数都比较高, 排名处于全国前列。这说明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在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正确,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推进速度比较快。相比之下, 北京的产业层次竞争力指数高达1, 全国排名第一位, 这种优势是在北京市高端产业发展和服务功能提升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而排名处于8个城市中最后一位的唐山市, 全国竞争力指数只有0.318, 排名全国第160位。唐山主要还是以发展能源, 原材料工业为主, 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不尽人意。尽管政府致力于产业结构转型, 但过程仍然是漫长而艰巨的。

6.收入水平竞争力

收入水平竞争力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主要是体现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北京、青岛和天津的收入水平竞争力指数都大于0.28, 列全国第10、21、23名, 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2010年, 3个城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9073元、24998元、24000元。

2010年, 济南市和沈阳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2722元、20506元, 收入水平竞争力指数居全国中游水平。在该项指标比较中, 唐山市 (0.191) 、太原市 (0.183) 和石家庄市 (0.171) 的竞争力指数处于劣势。2010年, 3个城市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9556元、17257元、18268元。显然, 收入水平竞争力指数和经济发展速度及质量有正相关联系, 经济总量上去了, 总财政收入和总产值增长了, 人均收入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自然会相应提升。

(二) 城市竞争力投入指标比较

根据城市竞争力决定机制的分析, 从投入角度, 可以将影响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和环境, 分成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共计12项指标。其中硬件竞争力包括人才资本竞争力、金融资本竞争力、科学技术竞争力、经济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综合区位竞争力、生态环境竞争力等7项指标;软件竞争力包括商业文化竞争力、经济制度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力等5项指标 (见表4) 。在城市竞争力投入指标比较中, 我们选取城市规模、职能等特征相似的城市进行比较,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城市的竞合战略矩阵。

1.北京和天津城市竞争力分析

(1) 城市间的异同

北京市和天津市在解释竞争力的排名中势均力敌, 分列第3和第7名。这两个城市是环渤海经济圈的“双核”增长极, 综合实力相差不大, 在人才、资本、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综合区位、环境、文化、制度和企业管理这几项指标上的排名相差不多, 名次差额都在10名之内。但是,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中心以及国际中心之一, 两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就存在差异。其中在结构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这3个指标上, 北京显著领先于天津。

(2) 城市间的竞合战略

北京市要充分依托天津市的金融中心职能和经济地位, 积极发展各类高端服务业;而天津要充分利用北京的科技、信息以及商务氛围, 借助首都经济圈的扩散效应来有效带动城市的开放, 完善风险产业的发展环境, 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北京市和天津市要充分发挥直辖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通过优势互补, 紧密合作, 实现共赢。

2.沈阳和济南城市竞争力分析

(1) 城市间的异同

沈阳市和济南市都是省会城市, 具有行政资源调控累积优势, 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水平都较高。二者在人才储备、综合区位方面都比较出色。但在结构竞争力、生态环境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开放竞争力方面表现差强人意。由于沈阳投资环境良好, 投资管制宽松, 其在资本竞争力、综合区位竞争力这两个指标方面也处于领先。而济南市由于拥有众多优秀的科研机构, 人才储备丰富, 所以在科学技术、文化竞争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除此之外, 济南还在基础设施、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商业文化竞争力这几个分项指标上遥遥领先。

(2) 城市间的竞合战略

济南在基础设施竞争力方面有明显有优势, 沈阳应该加强与济南的经验交流, 共同提升两市的基础设施竞争力, 营造更加舒适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沈阳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 历史包袱比较重, 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较慢, 市场意识不强, 创新意识薄弱。沈阳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解放思想, 积极创新, 与济南加强合作交流, 扩大开放度, 进一步巩固综合区位竞争力优势。而济南可以适当放松对资本的管制, 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 同时积极改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提升金融资本竞争力水平。

3.其它省会城市竞争力分析

石家庄和太原也是两个省会城市, 但它们在大多数投入竞争力指标比较中都处于劣势。在科学技术、结构、基础设施、环境、文化、制度、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开放竞争力指标方面两者不分伯仲, 两者排名相差10位之内。而在人才、资本方面, 太原拥有一些优势;太原在综合区位竞争力方面有明显劣势, 原因是自然区位, 经济区位上的劣势比较明显, 同时淡水资源和土地资源都比较匮乏。太原应该向沈阳学习,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同时应扬长避短, 积极发展诸如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石家庄、太原与沈阳、济南的差距还存在于开放度方面, 这说明两市参与区域化、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水平还较低, 因此未来的发展应该注重区域性和国际合作, 找准自身的功能定位, 构筑自身的产业优势, 快速提升城市竞争力水平。

环渤海城市群协调发展政策

环渤海经济圈以八大城市为中心, 形成有机联系的四大城市群落。其中, 京津冀城市群是世界级城市群, 它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 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八个地市。山东半岛城市群是国内发展较好的城市群, 以青岛和济南为核心, 包括淄博、潍坊、东营、烟台、威海、日照等城市。辽中南城市群以沈阳、大连为中心, 包括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营口、盘锦等城市, 该城市群经济社会实力比较靠前, 初步迈入成熟阶段, 属于第二发展军团;太原城市群以太原为中心、包括晋中、吕梁和忻州等城市。环渤海城市群的快速发展, 已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为了促进环渤海城市群的持续发展, 本文提出以下促进政策。

(一) 确定合理的空间布局模式

为了促进环渤海城市群整体功能的全面发挥, 应以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为契机, 建立职能分工清晰、合作紧密的空间布局模式。宜以京、津两大城市为核心, 以京津走廊为枢纽, 加快“大滨海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 提升外围城镇密集地区的传统产业素质, 从而增强城市群的区域竞争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文化影响力, 促进环渤海地区持续的、均衡的发展。

(二) 形成优化的产业结构

环渤海城市群内部存在着产业趋同等问题, 因此, 应加强环渤海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职能分工, 将其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形成各城市间合理分工与布局。具体而言, 要强化北京市的商务、信息、科技创新功能, 转移部分生产和服务功能;要充分发挥天津市的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 增强物流和制造基地功能;要加强河北省的生态农业等比较优势产业;要增强辽中地区的装备制造业优势和现代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山东半岛在石油石化、海洋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行业的优势;要合理利用山西的能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

(三) 构建多层次的区域传输网络

目前, 环渤海地区有3条经济主轴线, 即连接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交通线所形成的北经济轴线;由天津到北京然后沿京包线、包兰线沿线诸多城市所形成的中经济轴线;由青岛、济南、邯郸、长治、临汾、宜川、固阳、兰州组成的南经济轴线。但是, 考虑到东北、华北以及西北地区拥有广阔、深厚的经济腹地, 故仅有此3条主轴线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应以环渤海为中心走沿渤海扩散发展的道路, 构建区域传输网络。可以首先沿渤海沿岸发展各大城市, 然后以其为起点形成放射型经济轴线群, 还可以考虑建立海底隧道, 加强各城市间的联系。

(四)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城市群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因此, 环渤海城市群应从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互动关系出发, 以城市群为基础培育产业集群, 并以优势产业提高城市群经济实力;要进一步发展化工、汽车等优势产业, 并逐渐发展与其配套的产业链, 使城市群整体形成竞争实力强大的区域经济集团, 进入国际分工合作体系的高端, 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新地域单元。

(五) 明确各港口的功能定位

在环渤海城市群内部, 分布着大小不等的60多个港口, 根据空间分布的状况, 又可分为东北、山东、京津冀三大子港口群。目前, 其内部各港口之间的竞争已日趋激烈。因此, 应明确环渤海城市群内部各港口的功能定位和分工, 发挥各自优势, 避免恶性竞争。另外, 还可以在港口间建立竞争与合作的战略联盟, 以形成优势互补、竞争合作的良性发展态势。

摘要：进入21世纪, 环渤海城市群迅速崛起, 各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实力普遍增强。本文采用城市竞争力模型, 比较分析了环渤海城市群8个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及其变化趋势。同时, 依据城市竞争力的分项指标, 对比研究了各中心城市在20项指标上的异同。以此为基础, 文章提出了促进环渤海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渤海城市群,城市竞争力,比较分析,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3].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4].青岛市人民政府.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5].沈阳市人民政府.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6].济南市人民政府.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7].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石家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8].唐山市人民政府.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9].太原市人民政府.太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1.

[10].桂强芳.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11[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1.

[11].周立群, 邓向荣.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城市比较论文 篇8

关键词：城市圈 (群) ,区域经济,城镇化

一、中部两大城市圈 (群) 发展现状

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尤其是这些年, 地方自主权的扩大促使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 在各自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和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布局调整等发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中部两大城市圈 (群) 也利用各自的独特区位和功能优势谋划和布局未来的经济发展蓝图。因此,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 无论对中部地区还是全国区域经济发展, 都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武汉城市圈

武汉城市圈, 简称“1+8”城市圈。这里的“1”代表武汉市, 8指代黄石市、黄冈市、鄂州市、咸宁市、潜江市、天门市、仙桃市和孝感市等。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为圆心的囊括周边其他8个城市的超大型城市聚集群。武汉城市圈的建设, 总体上涉及区域内的农业布局、工业升级、交通改造、教育共享、金融互惠以及旅游开发等宽领域广视角多层次的协同配合发展。位于湖北省东部的武汉城市圈, 土地面积5.8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1%, 人口3200万, 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52%。武汉城市圈2010年GDP约6000亿元, 约占全省GDP的68%。武汉城市圈身处中国东西和南北两大发展线的交叉点处,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地位。自2004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规划以来, 武汉城市圈正在全力打造我国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区、我国现代制造业基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区和我国现代物流中心等四大优势产业集聚区。

在大力建设城市圈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树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意识, 打破市场壁垒, 尤其重要的是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市场准入、人才流动、社会保障等方面, 建立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框架, 从而提高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

(二) 长株潭城市群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株潭城市群, 是包括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等三市为一体的超大城市聚集体。截至2010年底,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面积2.8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为1500万, 全年GDP6000亿元, 分别约占湖南省的13%、15%和40%。长株潭城市群以少量的土地面积和人口为湖南省创造了将近一半国民生产总值, 堪称中部发展的奇迹。长株潭三市沿湘江呈“三角形”分布, 两两紧密相交, 区域经济协调合作发展优势明显。另外, 长株潭城市群地处我国京广铁路沿线经济带上, 同时还是泛珠三角经济带和西长三角经济带的结合处。因此, 地理位置优势明显, 交通条件同样优越。

自2005年《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出台以来, 地方政府结合长株潭的有利条件, 在交通出行、供电供水、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和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现在, 一个以长沙为电子信息、机械制造, 以株洲为有色冶金、交运设备制造和以湘潭为精细化工制造为主的湘江制造业产业经济带已初具规模。

二、中部两大城市圈 (群) 比较优势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都是长江中下游最重要的城市聚集体, 同时也都是中西部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经济带。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指导下, 两大城市圈 (群) 都在围绕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目标而努力。同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战略支点, 两大城市圈 (群) 都具有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性。因此, 比较两者的优势, 为合理的利用其自身优势, 并发挥其所长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一, 两大城市圈 (群) 具有突出的地理区位优势。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 地处京广线和沪榕线的交点, 是我国东西和南北发展的中心之中心。同时, 武汉不仅是我国铁路的重要枢纽, 在高速公路、内河水运、和空运等方面优势同样明显。刚通车的武广高铁、即将建成的阳逻新港和武汉天河机场三期工程的竣工都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同样, 长株潭城市群也是东承长三角、南结珠三角、西临成渝和北连武汉城市圈或更广的京津冀, 地理位置异常突出。这两大城市圈 (群) 作为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必将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 两大城市圈 (群) 具有较强的经济增长潜力。武汉市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超大型城市, 产业部门齐全, 基础设施先进, 再加上8个中小城市的资源互补、协力配合, 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同样, 作为湖南省经济增长极的长株潭城市群, 仅以不到14%的土地面积和15%的人口总数创造了全省40%的经济生产总量, 可见其经济增长潜力之巨大。并且在这三个城市中, 实力相差不大, 但优势互补性强, 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潜力巨大, 这将为长株潭经济的进一步壮大提供强大的机制保障。

第三, 两大城市圈 (群) 具有发达的市场运行体系。作为晚清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 历来以商业兴隆著称于世。天下第一街之称的汉正街, 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小商品集散地。同样, 长沙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商业重镇, 一直是商业繁荣之地。当前, 世界500强中的仅90家在长株潭城市群区域投资兴业, 足见长株潭城市群的影响之大。这些, 不仅得益于他们自身优越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便利, 更得益于他们拥有良好的发达的市场运行体系和管理制度。至今, 他们的小商品市场和工业制成品批发市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四, 两大城市圈 (群)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武汉城市圈享有大中专院校及科研院所61个, 在校大学生仅200万人, 整体科研实力位居全国第二。而长株潭城市群现有像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等近59所大中专高校。另外, 还拥有像“杂交水稻之父”之称袁隆平、基因专家卢光绣等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家, 科研实力不可小觑。总之, 这两大城市圈 (群) 无论在专家学者的质量和数量上, 还是科研机构的设置上都比国内其他地方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为这两大城市圈 (群) 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来的竞争, 将是人才的竞争。只有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 才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抢占先机, 迎头赶上。

三、发展思路及政策建议

中部两大城市圈 (群) 的发展必须牢记要以科学发展观驾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在加快城市圈 (群) 内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 实现向发达的城市圈 (群) 转变, 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建议两大城市圈 (群) 的发展要努力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两大城市圈 (群) 建立政府推动和市场主导的运行体制。城市圈的建设, 首先必须依靠当地政府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政府应努力创造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只有这样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才能发挥其重要的配置作用。另外, 仅有政府推动是不行的, 或只靠政府的推动也是不行的, 市场必须要有内生发展动力才行。以市场配置为主, 加上政府的积极推动, 通过这两只手建立起来的市场, 最终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两大城市圈 (群) 内的优化整合。

另一方面, 两大城市圈 (群) 坚持各自特色, 协调配合发展。武汉城市圈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和长株潭城市群存在竞争的情况。因此, 各地要发挥自身优势, 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 争取做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做好事前产业规划和布局, 事中紧密协作配合, 事后监督管理有机统一起来, 避免重复建设和过多投资。城市圈 (群) 内抓好重点, 以特色产业和大型龙头企业为支撑, 发展好和壮大好名优产品和特色产业。

总之, 在推进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进程中, 地方政府一定要在打破行政区划上下足功夫, 合理配合和沟通协调, 建立长久的区域合作机制和制度, 形成有序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参考文献

[1]张伟, 《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和分析》, [J]中国财经观察, 2009 (9) , 34-36

[2]何勇,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J]山东经济学院学报, 2010 (3) , 19-22

城市比较论文 篇9

城乡社区建设包括三个要义:第一, 社区建设由城市带动农村, 改变城乡社区发展的二元结构, 逐步实现城乡社区发展的一体化。第二, 社区建设重点是体制改革, 包括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和社区服务体制改革, 这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突破口。第三, 社区建设的目标, 是从国家、市场分离出社会生活共同体, 促进社会结构转型。

一、加快城市、农村社区建设的原因

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三个进入”的重要判断。第一, 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第二, 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第三, 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重要时期, 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之一。

第一, 开展城市、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消除体制弊端, 统筹城乡发展, 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近年来, 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加速发展, 撤乡并镇、撤村建居等行政区划调整加速推进, 为农村社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 开展城市、农村社区建设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内在需求。从城市来看, 目前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利益需求, 他们对于共同组织、共同利益的关注愈来愈少, 进行城市社区建设能够把人民组织在一个可以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共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团体中来。从农村来看, 村民生活在一个村落共同体中, 村庄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关系到每位村民的利益与需求。而随着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农民生活质量也会得到相应程度的提高。

第三, 开展城市、农村社区建设是探索组织制度创新的客观需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形成与制度的建立, 带给人民的不仅是生活上的方便, 同时也是探索组织制度创新的客观需要, 更多类型的便民利民的新型社区组织有待创立和发展。

最后, 农村社区成为农村发展变革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的社会结构、人员成分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民群众对聚集居住、和谐的人际关系、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特别是随着农村各类经济组织的发展, 农民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 农村社区这种新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二、城市、农村社区发展不同路径之比较

1. 社区建设由来。我国社区建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而提出来的, 旨在以社区发展为切入点, 增强城市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过十多年的探索,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社区建设包括城市、农村社区建设, 但国内大多数研究社区建设的学者更侧重于对城市社区的研究, 对农村社区的研究几乎形成盲区。而城乡社区的协调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基础, 因此, “把科学发展观引入社区建设, 把城乡社区建设融为一体进行综合、全面、系统研究, 以促进城乡社区协调发展, 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出现的一种新趋势, 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2. 城市、农村社区发展不同路径之比较。

(1) 城市社区建设得到国家和政府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支持, 它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与城市相比, 农村社区建设是在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较薄弱的情况下开展的, 其全面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城市社区建设在国家和政府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20年的发展, 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 尤其在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推进社区自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农村社区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影响下, 多数农村贫穷落后, 经济欠发达, 村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服务设施落后、社会保障匮乏。村级组织运转存在困难, 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城乡一体化建设只能是一个次第展开的渐进过程, 在现阶段, 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城乡同一化, 而是使相对落后的农村社区逐步向现代城市文明过渡。

(2) 与城市相比, 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也将更为多元化。

(3) 与城市相比, 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更广泛。

(4) 与城市相比, 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更为广泛与复杂。

三、总结:在比较中成长

从城市、农村社区发展不同路径之比较来看, 城市、农村社区建设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从目前来看, 城市社区建设远比农村社区建设好得多, 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潜力与阻力同样大。由于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深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农村经济发展成为社区建设的关键一环。即使有些农村经济有所发展, 但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 变得更加注重自己的经济利益, 却忽视了村庄共同利益与福利, 所以农民的思想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未来的城乡社区建设更会朝着一个城乡社区大融合的方向发展, 一个居民自治社区、学习型社区在未来会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摘要：本文通过简略介绍城市、乡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不同的角度对二者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 指出了城市农村社区发展在不同的背景和面临的不同困难与挑战下, 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潜力。

关键词：社区建设,发展路径,统筹城乡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农村社区建设是助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径[J].乡镇论坛, 2008, (8) .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研究 篇10

[关键词]法治；法治城市；指标体系；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24-06

随着依法治国在我国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法治”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全国各地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相继设计、推出本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来衡量和推进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

一、法治指数的兴起与发展

法治指数又称法治指标体系、法治（评价、评估）指标等，“指的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意义上建立并运用来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社会的法治状况进行描述和评估的一系列相对比较客观量化的标准”[1]。用法律指标体系来量化和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状况源于社会指标运动在国外的兴起。1968年，美国学者伊万尝试了用法律指标体系来评价法治[2]。1996年，世界银行推出了全球第一个法治指数，其附属于全球治理指标之下。2006年，“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WJP）”法治指数（以下简称WJP法治指数）开始创建，并于2008年7月发布了第一个法治指标体系（WJP1.0版）。WJP法治指数的构建以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为基础，旨在形成一个全球的统一规范，用以指导各国政府、社会、民间组织等共同推进法治发展，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遵循法治程度的标准。指数力求具备普适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都可以适用[2]。各国专家对该指数的设计做出了贡献，其所设计的法治数据体系是迄今为止全球法治实践过程中最全面的范例[3]。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WJP法治指数迄今已经推出了6.0版，包括9个一级指标：约束政府权力、无腐败、开放性政府、基本权利、安全与秩序、规则执行、民事司法、程序公义、非正式司法。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参与评估[4]。

受其影响，中国香港推出了香港法治指数，由香港大学专家联合社会组织组成团队设计实施。香港法治指数分为质化和量化两大方面，其中质化方面设置了衡量法治的七项指标，在每项指标下又设置了若干二级指标，在数据获取方式上主要采用专家打分、补充采用民众调查方式，这种方法既通过法律精英层反映了法律运转的现状，又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感受，体现了法治运作的整体效果[5]。整个指数评估过程没有任何政府权力干预，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二、国内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发展过程分析

2004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6]，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这为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时间表。自2004年起，全国各地方的法治建设实践就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开始了尝试，进行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出台了法治政府建设标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如果说2012年之前，全国各地的法治实践更多的是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进行，那么党的十八提出的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则成为全国从上到下全面推进和深化依法治国举措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改革总目标，使得中国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阶段，进入国家治理阶段，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程中最关键的内容[7]。如何“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成为各地法治建设实践新的出发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法治中国建设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将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8]。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进行法治中国建设，而法治中国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并不矛盾，《决定》同时提出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正说明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后，不少地区都开始调整各自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内容，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基础，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并开始向法治城市、法治城区方向转型，着眼于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角度全面衡量地方法治建设的成效，关注法治实施效果，推动本地区法治进程，提高法治水平。这与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

三、典型城市（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分析

在中国，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浙江杭州余杭为代表的法治指数量化评估。2008年起，余杭区在全国率先发布余杭法治指数，它借鉴WJP法治指数和香港法治指数设计、实施的先进经验，引入由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为核心组成的第三方评估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数字量化方式对年度余杭法治发展水平进行了最直观的全面评价。指数内容涵盖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和社会平安和谐九大方面[5]，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余杭法治指数在全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影响很大，其法治经验更是被提炼、发展，并由此衍生、发展出针对不同对象而设计的专项量化指标体系，如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中国证据法治指数等。另一类指标体系是地方政府专门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而构建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体系构建以《纲要》为本，重点突出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政府行政的法律依据完备和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均是对《纲要》总体指标的具体分解和提炼，客观、综合、全面地评价某一阶段地方政府的法治工作，成为本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的抓手和增长点，典型的代表是深圳。深圳在2008年即出台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于2015年出台修订优化版《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了十个大项，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层层展开，内容更加集中、明确，更具可操作性。

事实上，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在党委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风生水起。不论称为法治指数，还是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尽管涵盖的范围不尽相同，名称各异，但全国多个省、市、区都构建了本地区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和践行着“法治”理念和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成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国家、地区发展中的共识。专家学者对法治指数的研究和与实践的结合，也成为法学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通过考察比较国内典型地区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和实施情况，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国内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指导思想并不统一，未清晰地界定法治城市（区）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内涵，从而将法治城市（区）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混为一谈。

香港、余杭、成都的法治指数是典型的综合指数，涵盖面广。其中余杭和成都的指标体系是从法治城区和法治城市的角度进行设计，从党委依法执政开始，到立法、行政、司法、监督、普法等各个方面皆有所涉及，并将各指标的实施情况进行加权量化，力求通过指标体系的设计，全方位、多层次考察本地区法治建设情况，并根据评估的结果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改进，完善体制机制等。深圳地区构建的是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即专项指数。其涵盖的范围往往较综合指数小，包括依法决策、权力、执法、信息公开等，更加侧重于政府依法行政，成为政府的工作职责和目标，至于实施效果，少见向社会公开。不少省、市、区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大都仅仅停留在建成阶段，真正进入实施运行的不多，更谈不上评价、考核，实施效果无从得知。

第二，就综合法治指数看，国内外各指数不具有可比性。

首先，WJP法治指数设计建立在西方法治成熟的国家基础上，其理论基础为形式法治理论和以权利为中心的实质法治理论，运用统计学的调查方法和计算方法，由独立第三方进行构建，建构方法科学，逻辑结构完整。不足之处有二：一是WJP的调查取样存在严重问题，它只限于大城市，不包括农村，在城乡差异巨大的国家，城市调查和农村调查的结果往往迥然不同[9]。二是由于人、财、物的不足，导致对公众调查取样的总体数量不够，每个国家只调查1000个左右的样本，结果上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因为在社会科学调查中，如果是非常大的总体（1000万人以上），需要2500个左右的样本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9]。

其次，香港法治指数同样由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组成的独立第三方进行构建和实施，其所依据的理论、设计的指标和运用的方法非常接近于WJP法治指数。由于香港的政治体制与内地不同，地区法治程度整体水平较高，与内地城市差异较大，其与内地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香港指数主要是进行法治状况的考察和评析，相较于内地的法治指数，更侧重于纯法治实施效果。

再次，余杭法治指数是目前国内法治指数领域内最有影响力和实践性的法治创举，无论是在指标的设计还是指数的总体实施上，都从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本土化和独特性取胜。余杭法治指数采取了“专家主导、政府推进、民众参与”的三方协同模式，以余杭区委的文件作为蓝本进行指数设计和构建，分为总指标、区级机关指标、乡镇指标、农村社区指标四个层次，体系设计、评估考核层次多样，涵盖主体广泛，自2008年以来连续发布。尽管从指数设计到实施和得出结论是由浙江大学领衔，也聘请了国内外各领域的专家组成第三方，但是这与WJP法治指数和香港法治指数的第三方仍有较大区别。同时，余杭法治指数的构建和实施依据的是余杭的区委文件，仍然带有行政色彩。而余杭区作为杭州市的一个区，其并没有立法权，无法设计与立法相关的指标，仅在这一项上，对具有立法权的省、市来说借鉴作用有限。另外，从余杭法治指数评估得到的分数来看，每年都在71～73分之间，与香港75分左右的得分，看似分值差不多，但显然两地法治状况的基础并不相同，因而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同时，余杭指数的数据获得缺少纠错机制，其客观、科学性受到专家学者质疑。

第三，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创新效应没有充分发挥。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专项指数，其构建实际上是进行政府法治工作绩效评估的依据，由地方政府制定详细的法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在总体上确立法治建设的内容和推进时间节点，在此基础上，将法治建设方案具体分解为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内容，并逐步推进落实，地方政府通过工作绩效考核制度，监督各个部门法治推进工作的进度和实效。尽管对法治政府工作进行绩效评估是当前地方政府推进并保障地方法治建设进程的基本方式，法治建设的制度不断完善，指标体系的设计使得政府依法行政更加具有“抓手”，各地也期望以此推动本地区法治建设，但实施情况却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5）》，在100个被评估的城市中，38个城市的法治水平处于不及格状态，最高得分城市和最低得分城市的分差极大，分差接近于最低得分城市的总分。主要原因是，不少地方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不够，仅仅将体系出台作为一项任务进行完成。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过于原则，内容较为空洞，未建立具体推进及实施的措施与监督机制，缺乏可操作性和具体实践。将指标体系作为绩效考核的目标不明确，未能与官员的晋升与问责相挂钩，缺乏对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地方政府官员缺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动力。有的地区尽管出台了指标体系，却被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进入实施阶段。因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和实施的创新效应没有充分发挥。

四、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设计的转型

地方法治的实现程度是评价法治中国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是衡量法治实施效果和实现程度的重要方式。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体现了设计者对法治的认知程度，对法治建设目标以及地区法治状况的把握。目前，全国各地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从名称到构建到实施各不相同，尽显中国法治指标体系中的“杂多”色彩。当然，这种“杂多”和“统一”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国际上的法治指标体系也并非只有一套，而是有多种，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多元的指标体系能够从不同层面促进法治建设的“统一”。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地区法治建设指标设计应当是一套法治成长标准，基于“法治”而建立，以“法治”为价值共识，一方面应与现阶段法治建设的要求相匹配，具有普适性，即必须达到实现法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各地方在法治建设基本问题上的可对比性、贯通性和差异性，以及指标体系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效益性，还要融入地方特色和特点。

（一）指标设计转型

目前，以WJP法治指数为代表的国际指数（包括香港法治指数）通行的是主观指标占主导地位，原因是这些指数的设计是建立在西方法治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公众对法治的预期较为稳定，主观指标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主观指标具有非理性和波动性特点，在法治尚未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部分社会群体的主观挫折感强，波动性大，主观指标容易被拉低[10]。因此，为了使结果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地反映地区法治的实际情况，我国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从现阶段法治实际出发，采用主客观指标相结合，以客观性指标为主的原则，体现现阶段法治的要求。其中，客观指标的设计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核心，体现了狭义法治（与民主政治无关的法治）的要求。“新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是基础，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1]。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的能力体现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方面，关系着法治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全民守法既是治理过程的要求，也是治理结果的一种状态，是治理达到“善治”的标志。客观指标相对稳定，能够比较直观地从制度和运行、人员配备、工作开展等客观方面梳理出法治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开展情况，获得相应数据，分析研究基础建设情况存在的优势和不足，而且客观指标的设计越具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越强，对问题进行整改相对越容易。主观指标设计为法治满意度指标，以社会各阶层的感受为出发点，主要收集不同层面公众的内心主观感受。此项指标的设立能够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度，测评效度高，既可以与客观指标互相验证，也能够体现社会公众对法治建设的预期，最重要的是评价结果能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在坚持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同时，指标设计应突出地方特点，以实践为导向，追问和反思地方法治发展和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制度前景[12]。法治实践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方是直面问题的第一关口，也是解决问题的直接责任主体。因此地方具有制度创新、改革的原始冲动，这也是法治实践的生命力。鼓励具有地方特色的指标进入体系，就是要鼓励地方创新实践、探索尝试，甚至大胆试错、宽容失败，是为法治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提供试验田。

（二）评估模式转型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就是为了用科学方法来衡量和评价城市法治建设的实际水平和实践程度，如何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就是评估模式问题。评估模式的科学性决定了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决定了社会公众对结果的认可度。首先，在核心指标确定的情况下，具体指标的设计最好由体制内人士与体制外的专业人士合作进行，各取所长，从技术上确保设计出的指标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兼顾考核和评价需求。其次，由内部自我评价向由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客观评价转型。评估主体的中立是评估结果客观、公正的基本前提[13]。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了第三方评估问题。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评估的最大价值取向是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国际指数测量的不二选择。一方面，独立第三方超然于法律法规制定与执行的公共部门之外，身份较为中立；另一方面，法治评估专业性强，理论知识、技术方法缺一不可，为保证质量，评估人员既应熟悉法治评估的相应理论知识、专门方法和技术，还应积累一定的评估实践经验[14]。就目前我国法治发展阶段和实际来看，由政府委托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作为联结政府和公众的桥梁担任独立评估主体、由人大进行监督的模式较为可行。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的调查队可以进行数据采集、统计方面的工作。随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培育、成长，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的意识与经验不断成熟，法治的不断进步以及法治评估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未来适当节点完全可以实现国际通行的专业独立第三方评估。

（三）评价结果运用转型

正确对待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从结果中找问题找差距，进而作为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推进地区和国家的法治进程，是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存在的重要意义。

首先，评价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实际上是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政绩考核联系在一起，使法治建设有“抓手”。因此将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的评价结果按权重比例折算作为年度综合考评法治建设得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不仅可以对各部门实行年度考核，还可以考虑直接与干部奖惩、晋升挂钩。考核重点既包括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情况，也包括各职能部门的法治推进工作，目的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依法办事的能力，以及推进法治建设的自觉性[15]。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城市法治建设水平。

其次，建立法治评价数据库，实现政府内部信息共享。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衡量城市法治建设状况最为直观。通过建立数据库，采集梳理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一次为基础，分析地方法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原因，根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将问题交办到相对应的部门，进行研究、解决。数据是鲜活的，可以让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时刻感受到，从而将法治理念和行动融入日常工作中去，让法治成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共识。通过对数据反馈按时间顺序的前后对比，及时调整、优化指标的内容、权重等，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匹配。随着评价的持续动态进行和随之进行的工作修正，法治建设就“动起来、活起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剂。

再次，评价结果向社会及时公布。法治城市建设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城市法治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受，公众法治素养的高低也影响着城市的法治进程。将法治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是与社会各阶层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城市的实际法治状况，让市民对“法治”的了解更为直观，也培养了公众的法律素养和法治信仰，让法治嵌入公众的骨髓，获得公众对“法治”的认同感，同时也是收集公众的法治感受特别是收集问题的过程，反过来又提升了社会公众参与法治城市建设的能力。

五、余论

法治建设绩效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是每一个地区和城市追求的目标，而整个社会（包括官方与民间）能接受法治、认同法治的基本价值，形成法治的共识，并按照法治方式行事等，也是我们法治社会追求的理想和方向。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和积极运用是法治发展过程的必然要求，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实基础。希望学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能为法治中国的发展留下一笔宝贵的法治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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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比较论文 篇11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一年一度公布各国国际旅游到访人数 (International Tourism Arrivals) 和国际旅游收入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ceipt) 的世界排名表, 2008年中国 (大陆) 国际旅游到访人数居世界第四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居第五位, 旅游服务贸易已是我国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项目和顺差来源之一。我国地域辽阔, 各省区由于资源禀赋、区位差异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国际旅游收入存在较大差异, 国际旅游业的地域差异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对国际旅游业差异变化的空间方向来看, 研究者较多关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或主要经济区间的差异变化, 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各省市区均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我国大陆各区域层次中, 省区层次的利益冲突最为明显, 这是我国宏观调控区域经济差异变化最重要的层次。

一、国内外对旅游服务贸易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G.R.Deasy和P.R.Griess (1996) 运用无差异曲线, 研究了美国宾夕法尼亚两个相互有竞争关系的旅游景点, 运用无差异曲线和旅游等成本曲线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旅游景区和客源地之间是指向性关系, 游客选择去某一旅游景区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他的旅游资源效用函数。Dwyer&Kim则在Crouch&Ritchie模型的基础上开发模型认为资源禀赋、人造资源、支持性因素与资源、目的地管理、环境条件、需求条件等构成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各项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将表现为旅游目的地在主观上的属性 (目的地的吸引力、风景美感度等) 和在客观上的属性 (目的地市场细分、旅游外汇收入等) 。

李树民等 (2002) 认为城市旅游竞争力是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个城市的旅游业在与其他城市竞争中所体现出来的差别优势和城市综合素质。苏伟忠等 (2003) 认为城市旅游竞争力具体表现在表层的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操作层的旅游企业的竞争力和内因层的旅游生产要素的竞争力等三个层面上。

Mayo (1981) 论述了旅游目的地营销的重要性, 他提出如果旅游目的地提升旅游景区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感知, 同时加强旅游景区的营销推广与管理, 这样吸引游客来旅游目的地旅游的可能性就会增大。N.Leiper (1979) 提出构成旅游系统的四要素说, 认为决定一个旅游系统发展的四个因素分别是客源地区域、目的地区域、旅行路径和旅游产业本身。Ritchie (1993) 关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因素的模型将影响目的地旅游竞争力的要素分为目的地管理、目的地组织、目的地吸引力、目的地信息、目的地效率五个因素。Tanja (2000) 认为影响目的地竞争力的环境质量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 还包括游客自身切实感受到的环境因素。旅游目的地应该加强对景区环境质量的管理与营销推广, 提高旅游目的地在游客心目中对景区的环境形象认可度, 从而达到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 旅游国际贸易受到多种复杂因素影响, 需要旅游产业相关的各部门从旅游资源、市场营销、政府管理等方面不断提高竞争力。

二、对外旅游贸易差异分析模型设立

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数据下显示我国主要旅游城市的旅游情况如表1, 表中数据反映出各城市2006-2008年的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外国人数, 各城市入境人数和旅游收入均表现为上升趋势, 但是数量差异较大;体现了各城市旅游要素在实际贸易活动中的作用和效果。例如, 旅游要素对国际旅游贸易作用力反映在旅游人数上, 旅游者在各城市的消费意愿等旅游要素的质量情况可以由旅游收入得到反馈。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年鉴2007, 2008, 2009

一般认为一个城市的旅游收入Y与进入该城市的旅游人数X有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考虑到个城市的人文历史、政治和地理位置、在世界上的影响等对旅游贸易的影响各不相同, 各城市间的旅游基础应该不尽相同, 因此, 旅游收入与到访人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同时, 由于旅游目的地在游客中的影响和游客的消费意愿变化有惯性, 前期的旅游出口对后期的旅游出口应该有一定的影响。设立变截距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 并且加入前一期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 在模型中取旅游出口金额数值的自然对数。

其中, Yit代表第i个城市t年的旅游收入;Xit为第i个城市t年的入境人数 (万人) ;ci是常数, 显然, 各城市的ci不同;μit是随机误差。Di是虚拟变量, 若为主要商务城市, 则Di=1, 否则, Di=0, 参考财富网的排名选取, 见表2。

针对表1的数据, 利用EVIEW5统计软件计算模型 (1.1) , 计算结果显示如表3, 系数α1=0.513638, t值 (10.13016) ;α2=0.013984, t值 (5.565368) ;, β=0.399374, t值 (4.092752) ;常数项C=4.971797, t值 (9.897012) , 所有估计参数的t值都超过了临界t值。R-squared为0.88802, Adjusted R-squared为0.880023, 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良好, 说明本文所设的回归方程大约可以解释旅游收入的88%的原因。

计量估计参数表明各城市旅游入境人数增长1%, 对对外旅游收入拉动约0.014%, 而前期的旅游贸易的收入情况对后期的旅游贸易收入的有明显影响。前期的旅游贸易量大, 收入高, 后期的旅游收入也相应较高。前期的旅游收入大约可以拉动后期旅游收入的0.51%。同时, 城市对外商务开展, 即是否为主要商务城市, 也是影响对外旅游贸易的重要因素。估计参数α2显示主要商务城市的地位对旅游收入的贡献近0.4%。

由于各城市的旅游条件, 如地理位置、旅游基础设施、人文历史、景观等的不同, 各城市的自有条件对城市的旅游收入有明显影响。各城市相对的变化值列在表中部分如图1-3所示, 注意图中显示的是各城市对平均值C0的偏离值Ci。

从图中可以看到, 各个区域的旅游自有条件是不尽相同的。北京、上海、厦门Ci值为正值并且数值较大, 说明这些区域的对外旅游贸易收入的自有禀赋较强;而西南部、东北区域的Ci值多为负值, 对外旅游贸易自有禀赋较弱。Ci随每个城市的自发资源条件不同而变化。从各个分区的情况得知可以看到, 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由于特有的政治、经济、地理、交通、人文等的优势, 较之其他地区而言, 对国外旅游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如北京、上海地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天津、南京、杭州、广州及其附近城市的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又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悠久的旅游贸易实践和宣传, 在商务交往多而密集, 在国外的影响大, 国外旅游者往往针对这些地区出游, 因而显示更高的Ci值。东北、西南旅游的自发水平Ci在平均值以下。主要体现在交通、经济还不够发达, 对世界其他国家旅游者影响力较小, 因而表现出较低的Ci值。

三、区域对外旅游贸易的发展建议

长三角和具有天然资源的城市, 如杭州、苏州、西安、昆明等相比, 依托历史人文、山水资源, 结合现代城市建设和商务发展, 在世界各国旅游市场中进一步提高了对国外旅游消费者对旅游地的内涵认知度。

东北地区的对外旅游贸易, 要结合东北经济发展计划, 发扬东北醇厚民风与地方文化特色, 让世界旅游者体验当地民俗民风;利用当地的广袤林海雪原和高山湖泊, 结合国际保护自然和崇尚自然的思路, 使‘黑土地’文化旅游和特色风光旅游获得认同。

中部和西南部对外旅游贸易资源丰富, 尽管国内旅游占有极大份额, 在国际游客的开发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相对东部地区而言, 经济和交通比较不发达。作者认为该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并且风格各具特色、文化内涵迥异, 应提高规划、策划和开发水平, 深入发掘景区的资源品位、文化内涵, 利用多种手段加强区域旅游宣传。提高在国际游客中认知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 各城市显然规模、天然资源、国际影响等是不同的。改进提高城市旅游资源要从旅游供给的角度利用并发挥现有的旅游资源内涵, 打造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加强旅游营销, 改善旅游目的地在国际知晓度。

摘要：根据2006-2008年的数据模型分析, 我国由于资源禀赋、区位差异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对旅游贸易影响显著, 国际旅游收入存在较大差异。长三角地区依托历史人文、山水资源, 结合现代城市建设和商务发展, 在世界各国旅游市场中, 进一步提高了对国外旅游消费者的认知度。事实证明, 各城市改进提高城市旅游资源, 要从旅游供给的角度利用并发挥现有的旅游资源内涵, 打造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加强旅游营销, 发挥各自特色, 改善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宣传, 提高对国际旅游者的吸引力, 从而使城市对外旅游贸易得到更好发展。

关键词：对外旅游贸易,长三角,面板数据,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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