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比较论文

2024-07-25

中德比较论文（精选11篇）

中德比较论文篇1

当今世界中, 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目前, 德国经济实力位居欧洲首位, 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三大商品进口国, 有人说德国工业与经济的繁荣, 得益于德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与发展。其中, 享誉国际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德国已有125年的历史。双元制教育模式主要在德语区的德国、瑞士等国家广泛推广。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 教育都是民族和国家命运发展的关键。一种教育制度的出现与其社会进步总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制定。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设计, 必须是一个横向与纵向社会结构协调搭配的设计结果。反过来说, 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与传统习俗、价值观念, 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教育设计、方针和政策。因而, 国家与国家间的教育布局没有先进与落后之说, 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 并以国家政策作为保障进行广泛推广, 据统计, 到目前为止, 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已累计派出赴德职业培训团体上百次, 培训总人数上千人。作为受训人员之一, 在德期间, 笔者不仅完成了具体的课程 (情景教学设计) 设计, 而且在德学习期间的亲身见闻, 使笔者对于中国职业教育, 从教育现状、教育保障制度与良性循环以及教育传统的连续性方面, 进行了分析与反思。

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过:“一个差的教师奉送真理, 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笔者常常提醒自己, 作为一名教师, 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成功之“果”的同时, 更应该学习其成功的“因”。因为一种合理的教育制度或教育方式, 永远是和其社会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 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因材施教”一样,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法, 不同的社会状况与文化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因此, 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的课程设计时, 应该思考德国社会状况与德国职业教育的因果关系。

职业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 它的出现是社会手工业发展的产物。我国在明朝洪武年间 (1395年) , 随着民营手工业规模化的发展, 在江南出现了手工技术人才的专门化培训, 这是我国规模化职业教育最早的雏形, 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规模化职业教育萌芽。但我们的职业教育随着历史的变革, 与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一样被淹没在历代王朝更替的大潮中。

1 德国的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得益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1800年, 德国出现如我国明朝类似的职业培训, 随着产业生产的需要, 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凸显, 以师父带徒弟的传统职业教育方式, 被以行业为主的机构大量招收学员的职业培训机构所替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出现, 行业培训又无法完成大批量的人才培养, 培训机构开始寻求与学校合作, 进行联合培养, 加之政府统一的教育经费以及统一的教育制度, 形成了今天德国独特的职业教育模式:企业、学校、政府三者合作办学的职业人才培养机制。其中, 企业是甲方, 学校是委托方, 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制度保障、经费支持与监督。这就形成了德国现在职业教育中赫赫有名的双元制度。其实, 除了双元制度, 德国的职业教育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与途径, 双元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

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高, 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就会越高。因此, 职业教育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 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 社会发展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也会越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职业化教育的社会需求显得非常急迫,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对于职业教育者而言, 机会与挑战并存。由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特征与社会特点, 中国的职业教育并不能够完全照搬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 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 从经济、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的角度,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2 中德教育的差异

中国与德国职业教育的区别并不是手段、方法上的区别, 学习德国职业教育也并不仅是手段、方法上的学习。学习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 有4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与思考: (1) 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育制度本身的设计方向) ; (2) 社会背景与文化传承; (3) 教育保障制度的完善与教育体系的独立价值; (4) 教育理念的延续性与价值导向的独立性。

在我国古代, 社会化教育有2种重要的形式与途径: (1) 由国家行政机构设计, 面向全社会的科举教育 (精英教育) , 它有着现代意义上的学历教育精神, 每一个学习阶段都由权威部门颁发合法的文凭, 如状元、举人、秀才的等级证明, 这种教育 (精英教育) 是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唯一标杆, 孔子定义的“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第二》)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导致了知识分子阶层崇尚“重道轻器”的传统习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金字塔教育结构深入每一个人的骨髓里; (2) 最为广泛、社会地位低下、不被人们重视的技术 (职业) 教育, 也是国家权利范畴之外的民间途径—“师徒”制度, 它的存在没有依赖国家法定的“学历”证明, 而是一种庞大的、没有成文的行业规则来维持, 凡是入行的人都需要自觉遵循该行业规则, 包括技术的学习与为人的准则, 这是一种最广泛的、普通意义上的技术 (职业) 教育形式, 被统称为“百工”。“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 (《考工记·总序》) , 这些“百工”就是意指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工奴, 有的兼指管理工奴的工官。可以想象, 在中国古代, 技术在人们观念中的社会地位何其低下。其实, 古典意义上的 (职业) 技术教育非常广泛, 潜藏于广泛的底层社会中, 师与徒、父与子、兄与弟之间, 随时存在着职业教育的传承, 其社会地位低下、收益微薄, 因此不被社会所崇尚, 但它实际上承载了中国最为广泛的职业传承。

这些特殊的传统价值观念、文化习俗、严格的社会分工制度导致了受训人的社会地位、收入与人生境遇。唐代的朝散大夫、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戒子绝艺”就是最好的例子。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市场经济结构的变革与社会分工形式的改变, 传统职业模式已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需求。如是, 职业学校的出现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这是国家行政机构在教育设计上的出发点, 但教育的受众对于职业教育认识却还停留在过去的观念上。

3 中国教育的问题

今天, 中国大部分受教育者还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求学是改变现实命运的重要途径, 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与个人发展命运、人格尊严等同。高考就像一扇“门”, 过不去就成为“坎”, 金字塔形的教育结构决定了教育受众高度统一的受教价值观, 与爬山一样, 越往上竞争越激烈, 受教的价值与成果也就越高。所以从受教育者角度来看, 选择大学是受训者社会地位、利益与价值尊严的综合选择, 而非个人的爱好、志趣与职业规划, 这种现实状况滋生了教育执行部门热衷于大学的等级排名也就并不奇怪了。对于中国大部分教育资源较贫乏的地区来说, 宁愿选择最差的大学也不愿意选择最好的职业学校, 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传统观念使得大学 (常指非职业教育) 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包含着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之外的许多特定价值, 导致了中国特殊的受教土壤与教育形态。所以就有了如“久旱逢甘雨, 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等说法。对于受训者来说, 由于教育成本非常高, 以及人们普遍爱“面子”, 常常把自身职业与其社会地位甚至人格尊严的价值观等同起来,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上最差的大学都比上职业学校好。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观念 (观念的潜在制度化影响自身的实际利益诉求) 的影响。而相对来说德国却没有这种观念的制约。

在德国, 教育执行部门对于教育的理解、教育结构的设计, 因没有中国高考这样的“同化器”, 让教育受众对于教育途径的认识就如渡河一样, 不同的教育机会与条件就像选择不同的渡口。所以德国教育就像一扇窗, 在教育受众的观念中, 从事技术职业与其他理工科职业就像从不同窗户里展望不同的风景一样, 只有专业选择与职业属性的不同, 而没有社会地位甚至牵扯到人格尊严的上下与优劣之别, 这与其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社会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笔者在与德国职业学校学生的交流中发现, 有的学生 (职业学校在校生) 在中学期间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没有选择大学而是先进入职业学校学习, 原因仅仅只是自己的爱好与人生理想, 他们认为职业学校与大学之间各有优劣, 只是专业类别、学习内容与社会分工不同而已。这在中国就不同了, 今天, 中国的职业学校实质上已成为各类大学的“差生收容所”。首先, 中国人普遍崇尚“办公室类”职业, 忽视“劳工类”的工作。这种观念导致中国职业教育行大学之职的教育现象在所难免。其次, 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教育“社会效益”的考虑以及职能鉴定体系的缺失与利益制度化, 使得教育执行单位必须考虑职业设置与招生的关系, 教育受众考虑的是受教育成本与受教育成果的关系, 这些因素都深刻地影响着今天中国职业教育的生态与发展。

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 民族传统的自信与价值观、传统的思维习惯、教育制度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教育发展的主要参照与依据, 并不是纵向的社会、文化、行业传统, 而是横向的现实处境。到1949年以前, 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与起因是对传统的批判与对现实的思考。因此, 在教育上的所有改革、探索行为的内在性质是各种思潮的反映。1949年以后的60多年间, 改革开放前出于政治原因、改革开放后出于利益原因, 教育的改革其实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表现。

中国与德国职业教育在制度层面上来说, 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观念、环境等方面, 而是教育精神的独立性、延续性与断层性之间的区别。德国的职业教育, 在教育精神、方向与设计上200年不变, 不管社会发生何种变化, 其教育的原始方向始终独立于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之外而延续和发展。而中国的职业教育却是三年一小变, 五年一大变, 在“创新”的幌子下, 教育改革变成为一种运动思维, 其实质还是20世纪以来的民族自卑心理与制度文化的影响与反映。德国虽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主要参战国和战败国, 但其文化传统、社会价值导向并没发生根本改变, 其教育始终独立于政治制度之外独立发展。所以, 无论社会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 其职业教育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职业教育根本的价值观没有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轻易被否定, 只是在结构制度上进行改良与完善。从这方面来分析, 德国的双元制度与德国社会的文化、经济、人文等发展是相协调的。

4 德国的职业教育理念

相比中国, 德国不仅是一个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 而且在职业化的普及程度、职业教育的制度保障、社会文化与习俗方面保证并繁荣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德国社会对职业培训的投入、职业结构的设计、职业资格的认定与准入, 都有非常成熟的机制与完善的制度建设相配合。以建设一栋民房为例, 需要的职业分工主要有:Statiker (相当于中国的安全验收人) 设计师、木工、漆工、水泥工、制砖工、电工、瓦工、地板工、清洁工等。在这些职业分工中, 都需要有职业准入才能够从业, 否则就是“黑工”。“黑工”不仅待遇非常低, 而且是违法的。而在中国, 其中除了电工需要职业准入之外, 其他的都还是以民间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在延续, 这样的好处是节约了受训者的教育成本, 同时也节约了国家的教育投入。但最致命的缺陷是:由于职业准入门槛低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导致了职业能力的低劣与效率的低下。在我国, 一个初中毕业的孩子跟着大人做一年半载的瓦工, 就可以独立从事瓦工工作了, 没有人说他是否合格, 他们也并不需要自己出钱去学校培训。所以, 在中国的职业学校里,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专业设置是“办公室”类的, 很少有“劳工类”的专业设置, 这是教育执行部门和受训者之间都非常清楚的社会现实, 也是教育执行部门与教育受众均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教育现象。中国这种客观的社会因素, 导致了中国职业教育之路的特殊性, 无法与德国职业教育环境完全等同对待。

5 结束语

中国特殊的社会现状, 导致了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普及时间短;中国社会特殊的传统文化与观念情境, 导致了教育观念的特殊性。如近几十年广泛见于中国农村地区的“要想丢掉锄头柄, 就要上大学”等公共标语, 可以想见, 大学赋予人的职业期盼有多高。在中国, 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职业受训者, 习惯统称职业院校为“大学”, 反映了受训者还无法重视与正视职业教育的真实心理。那么, 与德国的职业教育相比较, 我们该学什么?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而应该是开阔眼界反观自我, 从根植于中国的现实社会情境之中, 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现行的教育制度来分析与反思。

参考文献

[1]孔庆华, 杨承涛.德国的职业教育及特点[J].价值工程, 2012 (5) :238-239.

中德比较论文篇2

内容提要：罗马法以降的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中，提存都作为一项债的消灭原因与方式的制度流传下来，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我国的提存立法规定甚少，操作困难。文章以现行《合同法》第101至第104条及相关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372至第386条条进行比较，剖析提存的法律性质、原因、标的和效力等基本内容，总结推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提存制度。

关键词：提存，提存性质，提存原因，提存标的，提存效力

提存是指在清偿期届满后，提存人(债务人)向有权受领之人(债权人)履行清偿，而有权受领之人拒绝受领或者所在不明时，乃把给付的标的物依法寄存于指定的处所以代清偿的制度。与其他民事制度一样，提存制度肇端于罗马法，最初当债权人拒绝受领，债务人可抛弃给付标的而免付责任。由于该做法不利于经济发展，遂规定债务人到期应清偿的债务，如遇债权人所在不明或者拒绝受领时，得将该给付标的物提存承审员处。[1]P223嗣后，提存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大陆法系诸国立法中均有规定。于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修改了现行《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和时效法的内容，但未对提存制度进行修改，可见德国的提存立法在百余年实践中已经趋于完善，所以本文尝试对中德两国现行提存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着重于探求提存的基本原理，以期对国内的债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提存性质之比较

提存涉及三方当事人，即提存人(债务人)、提存机关和提存受领人(债权人)，因而产生三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该三方当事人在提存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决定了提存的法律性质。

德国采用公法关系说。“谓‘国家’为提存所之设备，受领提存物而保管之者，为尽公法上之义务。”[2]P835因为，提存机关在办理提存时为国家所设机关之身份，且提存须经由特定的行政手续方可成立，该手续建立的保管关系系一种依赖行政权力的公法关系，提存机关之作为系公法上之义务。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提存机关的介入，方可消灭债的关系，故提存具有公法的法律关系之因素。在立法例上具体表现为，《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提存机关为“公设提存所”。[3]

我国通说认为，提存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为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且提存之目的在于消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带有公法之烙印，提存人之所以将标的物交于提存机关提存，正是因为仰仗了公权力的支持，得为债务免除之效力。由此提存是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并存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4]P208

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提存为提存人及提存所间私法上之契约，且为含有寄托及为第三人契约之一种特别契约。”[2]P835提存的外在形式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签定之合同，因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亦为私法上之效果。其合同系将给付标的`物交付提存机关保管，由此认为是寄存契约。而提存受领人并非提存契约的当事人，并处于受益人的地位，该契约的本旨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提存是“一种兼具寄托以及第三人利益之混合契约”。[5]P553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民法学说都反应了学者对该项具体制度的学理解读，其意义在于剖析其内涵，结合社会经济的背景，给立法提供参考，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相较而言，笔者更赞同“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理由如次：第一，公法关系着重于强调上下服从的隶属关系或者强制的管理关系，而提存人和提存机关之间的关系很难认定为隶属命令关系。提存的效力在于提存机关的公信公断力，其法律地位更多类似于民间仲裁机关;第二，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现行提存机关的公证处有中介化民间化的趋势，成为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更多地渗透了沟通、服务的理念。如果再强调公法意义，难以自圆其说;第三，由于提存机关的介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转变为提存机关和提存人为债权人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因此，将提存的性质定义为“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体现了私法自治，更为合理。

二、提存原因之比较

通说认为，无合法的原因，债务人不能用提存方式消灭债的关系。《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受领延迟时，或者债务人因其他发生于债权人人身上的原因或因非基于过失的对债权人人身的不确定而不能或不能有把握地清偿其债务，适用提存制度。我国《合同法》第101条规定四种可以提存的情形：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还包括“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情况(第5条第2款)。

提存制度设立之前提，无非是清偿期届满，债权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不作受领之意思表示，不为受领标的物之行为，因此，两国立法例在规定提存之原因亦属无实质差别。相较而言，德国的规定比较笼统，即从原则上把握提存的条件。提存一经成立，债务即作消灭，如果规定过于宽泛，势必加重债权人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民法文明不甚发达的中国，保护提存人的合法利益之同时，亦得限制其权利的滥用，应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可以提存的情形，而不宜作原则性规定，这样既有利于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便于实践操作。

三、提存标的之比较

提存的标的，系指提存人依债之规定应当交付的标的物。《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之标的物为“金钱、有价证券和其他证券以及贵重物品”。一般认为“给付物容积甚大，数量甚多者;有毁损灭失之虞者;提存需费过巨者等不适于提存”。[6]P698-699我国的《提存公证规则》第7条设定提存的标的物为“货币、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贵重物品;担保物(金)或其替代物;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但第15条规定“对提存的贵重物品、有价证券、不动产或其他物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公证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进行估价”，由此推定，不动产亦可为提存之标的物。

对于金钱，有价证券，担保金之标的，笔者不再细述。而对于不动产的提存，《德国民法典》第303条明确规定“债务人对土地或登记船舶或建造中的船舶负有交付义务的，可以在债权人迟延发生后抛弃占有”，而不采用提存制度。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债权人受领迟延时，债务人可以抛弃占有之不动产。[7]P276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笔者不建议对不动产设立提存制度，亦反对德国的抛弃占有之立法。不动产采取登记主义的权属公示方式，而且在管辖等法律规制上有很多严格限制，提存人在提存不动产之时，不仅仅要消灭占有状态，申请提存机关验收，而且还要办理产权的登记过户，产权证书上的权利人只能设定为提存机关，但其实际权利人应为提存受领人，在形式上说不通。同时，提存机关应尽善良管理人之义务管理该不动产，其人力财力的支出必然庞大而难以确定。若出租该不动产，又因提存受领人随时有可

能受领之，在操作上必然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至于抛弃占有，则使该不动产处于无人照管之下，资源浪费又无益于保护债权人之利益。因此，笔者建议拍卖或按照市价出卖而提存价金。

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债权人之所在不明而使债务人无法给付的，往往发生于货运合同，如铁路运输部门和海商事关系中海运部门无法交付货物。该类货物体积较大、单位价值较低，诸如木材、煤炭;或者是易变质腐败，诸如生鲜食品。此类标的，亦可采用拍卖或按市价出卖而提存价金。

四、提存效力之比较

提存制度涉及到三方当事人，提存之效力宜从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这三个方面分析。

(一)、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效力

提存具有债的消灭和债之标的物风险责任转移之效力，此外，提存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应归提存受领人所有。但对于债的关系何时消灭，两国规定不尽相同。德国民法典378条规定“提存物的取回权被排除的，债务人因提存而以与其在提存时向债权人给付同一的免除其债务。”意指提存人未丧失提存物得取回权时，其债务不因提存而消灭。笔者认为“当然消灭说”更为合理，提存人申请提存时必然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提存之目的即为债之消灭。若提存之时债的关系尚未必然消灭，便对债务人保护无力，制度之经济效益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在有提存原因消灭的事实时，提存人主张返回标的物，提存效力并不发生，债务自然亦不消灭，这与“当然消灭说”并无矛盾。

(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产生了新的契约关系，提存机关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妥善保管标的物，因提存机关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提存机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点在两国学说和立法尚呈一致。

关于提存发生后，提存人取回权的设立，各国法律有不同规定。德国民法以提存人随时取回为原则，排除取回权为例外，第376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向提存所表示其抛弃取回权，债权人向提存所表示受领，或者向提存所提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作出的，宣告提存为合法的确定判决的”，排除取回权。我国《提存公证规则》第26条规定提存人凭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提存之债已经清偿的公证证明取回提存物。提存受领人以书面形式向公证处表示抛弃提存受领权时，提存人可以取回提存物。较之两种规范，笔者以为德国学说更为可取，提存系提存人意思自治而起动，故在一般情形之下，提存人自然享有撤消提存之权利。当提存人作出放弃取回之意思表示，或者提存受领人作出受领提存物之意思表示，提存人才得丧失取回提存物之权利。现行《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也确立了“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的原则。

(三)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认为提存机关出于公法上之义务，将提存物交付提存受领人，是处分行为;另说两者属于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我国《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亦属此意。《德国民法典》第381条规定“提存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债务人取回提存物的除外”，第386条规定“拍卖或依第385条(出卖条款―引者注)进行买出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债务人取回提存物的价金的除外。”诸如此类的提存费用由提存受领人负担之规定，为各国学说立法所普遍接受。

《德国民法典》规定“债权人对提存的金额的权利，自收到提存通知后30年的期间届满起消灭”(第382条前段)。我国《合同法》第104条第2款规定该权利5年内不行使权利而消灭。《提存公证规则》第21条规定为之期限，《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53条第4款规定为20年。如何确定受领权利的存续时效，不仅仅是个法律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孕育着效率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权与债权的边界日益模糊。物权的稳定性有利于当事人有效实现财产的效用;但物权的僵化一面又有碍于当事人实现财产的流转。当提存发生时，债的关系即作消灭，而标的物处于提存机关保管之中，其流转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德国民法典》诞生于19世纪，那时商品经济虽已取得发展，但物的流动非能与现世相比，故规定为30年的时效，为我国民法典所不取。倘若规定时效过短，如我国《合同法》规定之5年为限，未免侵害了提存受领人之利益。笔者建议对体积庞大、单位价值较低的标的物，如木材、煤炭，其保存期限以标的物的价值决定，即当提存机关支付的费用等于标的物之市场价值，可拍卖或者出卖，其价金充抵保管费用，提存受领人丧失受领之权利。对于难以保存的标的物，如水果、禽蛋、乳制品、水产品等，可以自提存之日起一周为期限，逾期即可拍卖或者出卖而提存价金，但应负通知提存受领人或公告之义务。对于有价证券、票据等提存物，在通知提存受领人或公告一周起，以不亏损为原则，直接交割兑现而提存价金。对于金银、现金和拍卖兑现之价金等价值稳定的标的物，立法上应规定20年为期限，以保护提存受领人之利益。

五、简短的结论

藉由前述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提存制度的法律性质、原因、标的和效力的系统比较，分析我国《合同法》、《提存公证规则》等现行法律规定，可知提存作为一个大陆法系古以有之的制度，有着统一的基础性特征。正是这些稳定的基础，才使提存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并为各国立法所接受。由于各国法典制定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因而在具体规则上有或多或少的分歧。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是法律界新的历史任务。如何沿用原有的立法例，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取长补短的研究方法在学界蔚然成风，并直接影响立法实践。就提存制度而言，笔者认为应该从有利于经济流转的角度出发，在《合同法》第101至104条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合理性和严密性，赋予这项古老的制度以新的适用价值，进而实现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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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教材出版的中德比较篇3

1.德国的教育体制与学制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除了外交和国防归联邦政府统辖，每个州在社会事务领域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各州由文化教育部负责管理教育方面的各项事务，这样的体制一方面有利于推行适应当地民情的政策法规，避免了某些不成熟的改革设想造成全国性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必须统一的政策无法执行，协调成本巨大，各州各行其是的弊病。

德国教育制度比较复杂，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含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五大领域。如表1所示：

表1 德国学制

基础教育方面，小学一般为四年制。小学毕业后进行第一阶段分流，即小学四年级时，由学生家长向学校申请，学生毕业后进入哪类学校学习，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升入五年制国民中学（职业预校）或六年制实科中学，毕业后要接受职业培训2-4年，培训后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或进入专科学校学习；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升入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共9年，相当于初中六年、高中三年）。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的合格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

德国教育制度最重要的优点是双向教育。即学生在求学的几乎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德国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边在学校上课边在工厂实习。实科中学的学生亦然，他们可能白天到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苦读民法。德国专科大学的工程系学生按规定毕业考前必须实习一年。这种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学习方式，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既有理论基础又能实际工作的员工。

2.德国教材的编写

德国有16个州，每个州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都不一样，出版商开发中小学教材，也要根据各州不同的教育体系和课程标准来进行。教材编写工作是在政府、出版社、作者、使用者四个方面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德国在教材编写方面有如下特点：教材编写工作的组织者是出版社，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考虑各方面对教材的要求，明确编写意图，然后聘请作者，组织编写队伍。作者的分工：在编写教材的工作形式上德国与我国的情况大同小异。编写队伍集中讨论编写意图、商定编写框架、协调写作分工、统一写作风格。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分工的细致，表现在作者中有人专门负责文字的表述、图表的制作；有人专门负责环境、人口、交通、健康等问题的恰当渗透与表述；还有的人专门负责研究如何应对教材审查。

由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差别，我国的中小学教材必须体现国家的意志，在义务教育阶段还要体现公平的原则。过多版本的教材不可能有大体相当的内容和质量，这就使不同地区的学生使用不同教材而导致教学内容存在差异，显然教育内容的差异不符合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公平性的本质，也与我国广大农村打工子弟跨区域就学、升学的现实不适应。因此，目前我国实行“一纲多本”的中小学教材体系，即全国实行统一的课程标准，由有编写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编写出版多套教材。

3.德国的教材审查

德国的教材审查办法与我国现行的立项和审查机制类似，由各州文化教育部的专人负责审定。学校只能在经过审查并得到批准的书目中选择教材。审查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出版社把样书送交州文化教育部负责官员，由这个官员确定是否审查、鉴定。审查官员的权力非常大，这也体现德国对教科书的质量要求是比较高的。第二阶段，确定评审专家，一般从数据库里找3名专家。官员把书稿及鉴定目录即审查要求送给专家后，专家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且在4-8周内将审查意见上交。第三阶段：如果专家们的意见一致，官员可以根据专家的统一意见起草报告，并且作为州文化教育部的意见答复出版社。如果是同意批准出版，每年还要以部的名义将审查通过、得到批准的书目下发至学校。争议大的，就会召集出版商讨论再修改。送审样书的每一页都有评价，有具体的修改建议。如果专家的意见不一致，往往还需要委托第四位鉴定人，以帮助官员得出是否批准出版的意见。关于专家人选：首先在适合使用该教科书的学校教师中挑选，也可由科学家或大学教授担任审查工作，但主要由教师担任。评审前，文教部会委托大学对专家进行统一培训。专家是匿名的，不仅作者、出版社不知道专家姓名，甚至专家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但整个评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公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

地理、政治和历史类教材是审查的重点。德国的教材出版后会相对稳定，教材开发完成后可多年重印，学生手中的教材也可循环使用，但每5年会有一次强制性的重新审查修订。

4.德国的教材推广与发行

德国教材的选用自主权在学校和教师。购买教材的支付方式在不同的州也不同，比如，柏林地区主要由家长来支付教材费用，而有的州是由学校或社区来支付，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支付方式。德国各州教材支付形式如图1所示：

图1 德国各州教材支付形式

德国中小学教材的推广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出版商将教材营销的重点放在为教师和家长提供服务支持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设立“信息中心”。笔者此行拜访的三大出版集团在重要的城市都设有“信息中心”，负责所在地区的中小学教材及相关产品的推广、服务和培训等业务。学校和教师通过“信息中心”选购所需的教材，了解教材发展的新动向。学期开始时，教师们会自发来到信息中心，或选用教材，或参加培训，络绎不绝。家长也会带着学生来到信息中心，或购买配套产品，或为学生的学习问题进行咨询。信息中心不仅有销售区，还有会议室和活动中心。出版社正是通过设在各地的教材服务中心来巩固和开拓教材市场，为当地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二是组织当地教师进修和培训，走访当地的中小学校，征求教师对教材的意见。三是不定期举行专业的学科大会，为教师提供经验交流的机会。

我国教材的选用权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少数编写和出版单位为了教材能顺利选用，使用多种“公关”手段打通“关节”，对教育形象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不良影响。由于地方利益，主流教材在个别地方的教材选用上，不能得到公平客观的评价和选用，区域保护政策打着市场化的旗号进行反市场化运作。另外，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的成本较高，对选用工作的监管和透明度不足。教材选用并不完全基于质量与需求的标准，人情成分过多过重。

5.对中国教育出版行业的经验借鉴

中德教育出版行业之间，在辨证分析和因地制宜的基础之上，需要相互学习和借鉴。参考德国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等管理体制的先进经验，有利于使我国教材建设回归本位，促进基础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1）德国中小学教材实行企业自主定价模式。

出版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企业的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应该得到体现。中小学教材建设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不同品质教材的定价给予适当浮动的空间，有利于鼓励企业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保障教材的质量和教材出版事业的良性循环。而国家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例如税收、财政补贴、激励性的产业政策等对超额利润进行调节和控制。

（2）德国教育出版的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同样值得借鉴和学习。

德国最大的三家教材出版企业，并不是德国出版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三家。专业化是教育出版企业发展的方向。专业化不等同与单一化，教育出版企业也不等于教材出版企业。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专业化的经营，提供丰富多元的产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教育需求。

（3）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出，精细化营销有利于争取市场份额、拓展盈利空间。

设立区域性的“信息中心”更贴近使用者，能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活动，发挥“显微镜”的作用。目前我国学生数量逐年下降，基础市场不断萎缩。但由于股改上市的压力，各出版单位都制订了更激进的市场规划，市场营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细分不同的市场需求成为必然选择，教材推广将更加深入一线市场。

（4）珍视企业品牌。

中德起诉裁量权比较研究篇4

研究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起诉裁量权制度, 并加以比较, 可以扩大视野、开阔思路, 对于探讨我国起诉裁量权制度的改革, 完善我国的起诉裁量权制度, 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德国作为中国起诉裁量权的比较研究对象, 是考虑到中、德两国虽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着差异, 但是在法律制度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两国都适用成文法, 主要的法律都表现为法典形式。两国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也有许多类似之处, 如法庭审判由职业法官和非职业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共同认定事实和量刑, 庭审方式为审问式或近似审问式。而如果追溯中国近代法律的发展史, 就可以看到, 在清朝末年, 德国的法律制度由当时的法律修订者从日本引入中国, 并且构筑了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当然,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两国公诉机关及其功能上的区别, 因为起诉裁量权只有其规定的具体制度符合起诉裁量权本身的特有属性, 与其本国追求的诉讼目的和价值真正一致, 与其本国既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要求完全相符, 起诉裁量权才是完善的。如按照德国人的观念,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 原则上是警察被置于公诉人的领导之下, 而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 虽然被名义上归入司法系统, 但是它与法院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平行的, 法官只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检察官和警察做出的技术性决定处于控制地位。而在中国, 警察与检察官、法官之间的关系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二、德国的起诉裁量权

德国刑事诉讼法于1877年生效时, 立法者的出发点只是纯粹形式上的起诉法定原则。这就意味着警察和检察官有义务起诉被任何人发现的所有犯罪。按照当时立法者的想法, 检察院须对所有发现的犯罪行为进行追诉, 在警察的协助下确定犯罪, 然后对他提起诉讼。而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犯罪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本人情况则并不是很重要。任何犯罪行为都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得到惩罚。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从法律上确定了起诉法定原则, 并沿用至今。当时,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的条文如下:

(1) 提起公诉权专属检察院行使;

(2)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在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时, 检察院负有对所有的可以予以追究的犯罪行为采取行动的义务。

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 德国检察官开始在涉及少年刑事的司法案件中适用不起诉。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德国的刑事犯罪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于犯罪日趋复杂化, 犯罪数量成倍增长, 犯罪种类不断增多, 尤其是经济犯罪、跨国犯罪、集团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大量涌现, 而司法资源却相对有限, 司法投入严重不足, 特别是司法人员增长缓慢, 几十年来, 法官、检察官人数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使得提高诉讼效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 从六十年代开始, 随着美国兴起的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理念的引入, 纯粹的起诉法定主义逐渐被起诉裁量所突破, 改而采取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便宜原则相结合的做法。

德国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主要以不起诉 (包括轻罪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两种) 方式实现, 适用不起诉的范围十分广泛并具有罚款等实体性权力, 还把很多原先只有法官拥有的某些权限赋予了检察官。起诉裁量原则的法律基础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154条e和第376条。按照该法规定, 检察官在以下几种情形可以不提出指控:

1、轻罪案件。只要行为人责任轻微, 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 就可以不提起公诉。即使已经提起公诉, 也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停止程序。

2、在某些案件中通过设立某些条件或作出某种指令使公共利益在起诉程序中得到满足, 即附条件的暂时不予起诉。

3、某些案件中, 起诉中公共利益低于其他利益。如出于政治原因不追诉、以行动自责时不予起诉、实施胁迫、勒索罪之被害人不予起诉 (第153条d、e、第154条c略) 。

4、在被害人自己能够提出指控的诉讼程序中 (第376条, 自诉程序) 。其中, 按第153条a的规定, 对违警罪, 即尚未受到最低刑罚威胁的, 允许检察官独立为不起诉处分。其他轻罪的不起诉一般要求由检察官和法官共同作出。

概括而言, 德国检察官起诉裁量权有两项法定的限制, 即罪行的轻重和公共利益的大小。前一种限制是, 检察官只能对轻罪而不能对重罪裁量不起诉。只不过, 在司法实践中起诉便宜原则得到了广泛运用, 适用轻罪不起诉已经超出了“轻罪”的条件限制, 而扩大到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后一种限制是, 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检察官可以对特定的案件裁量不起诉。这种裁量并不取决于罪行的轻重, 而是取决于公共利益的大小。公共利益包括国家的以及社会大众共同的利益, 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为防止检察官对公共利益把握不准以及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滥用裁量权, 德国法律对在何种案件中应当考虑何种公共利益做出了明确规定。

三、中国的起诉裁量权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提起公诉采取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便宜原则相结合, 并以起诉法定原则为主的方针。也就是说, 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凡是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人民检察院原则上应当提起公诉。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的少数案件范围内, 人民检察院才拥有自由裁量权, 自行决定起诉或不起诉。而《刑事诉讼法》上的“法定不起诉”与“存疑不起诉”, 因为对于检察官而言没有裁量余地, 故不能作为起诉裁量权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程序如下: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等) 对案件侦查终结后, 确认符合起诉条件的, 就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是否起诉。检察机关审查以后, 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据统计, 在全国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中, 根据起诉便宜原则酌定不起诉, 约占全部案件的3%左右, 而提起公诉的约占93%, 4%为其他情节的不起诉。 (表1)

从表1中的数据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直观的结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的工作更多表现为向法院输入案件, 而不是调节案件的流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裁量运作的控制过于严格, 束缚了酌定不起诉在检察院的应用, 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资源紧缺的时代, 效率这一价值更受青睐。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都是对此表示极大的赞同。

然而, 在此必须指出德国刑事司法制度在结构上的特殊性。考虑到德国公诉机关的地位和发展仍在形式上指导和监督着刑事侦查, 而警察则被置于公诉机关之代理人的辅助地位。这样, 只要警察进入到刑事侦查, 他们就必须受到公诉机关的监督, 必须受到法定起诉原则的约束, 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所有的刑事案件最终都必须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不仅独占性地拥有起诉的权力, 而且独占性地拥有做出不起诉和所有终结程序之决定的权力。

在我国, 轻微的犯罪被从包括犯罪和轻微违法这一概念中分立出来, 由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调整和处理, 这就使得在刑法和刑事起诉以及法院判决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以行政违法行为的方式存在的犯罪种类。“行政处罚”和“劳动教养”的执行机构被授予在没有有效的司法控制的情况下实施各种形式的处罚, 其中包括剥夺自由以及严重地限制自由。而且, 中国公安机关有撤销案件的权力, 这导致在案件到达检察院之前已经过一次过滤。而德国的警察机关自己没有权力终止案件, 因此其起诉机关不得不过滤掉大量的案件, 这一事实是由其制度自身造成的。

如果将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有关资料所显示的在中国由警察用行政处罚程序处理的案件加到公诉案件当中并与图1加以比较, 我们将发现这个结构在中国与德国是十分相似的。基本上, 中国的制度是由不同于德国的机构来运作的, 但是在结果方面却是相同的 (从进入刑事法院的案件的角度而言) 。 (图1)

四、起诉裁量权的监督与控制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 我们对起诉裁量权的运行状况不应过分悲观。而面对国内赋予检察院更多的起诉裁量权的呼声, 我们务必要冷静对待。如果我们寻求一个简单化的程序, 则对检察官所做出的决定的有效控制机制必须建立。否则, 忽视正当诉讼程序的保障以及失去司法控制将带来很大危险, 因而必须予以慎重考虑。

在笔者看来, 现实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起诉裁量权的规制问题。即我们现行起诉裁量权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规定了三种事后的制约途径:

一是被害人的自我救济。《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 被害人不服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7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提起公诉;也可以不经申诉,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是被不起诉人的自我救济。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人民检察院做出的相对不起诉决定, 可以向做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诉。

三是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公安机关对于自己移送起诉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的, 如果认为有错误时, 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复议和复核。

不可否认, 上述立法所规定的不起诉制约途径, 对于防止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由于上述规定不尽完善, 因而实际运作中效果不大。除了公诉转自诉制度外, 其余几种制约方式均是检察机关自身系统的监督, 信服力不是很大。而公诉转自诉制度, 不仅破坏了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独立性, 而且由于此类案件要求被害人自行收集证据负担举证责任, 行使起来也收效很小。

德国与中国对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方法和途径不同。在中国, 主要是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和制约, 而德国主要是司法 (法院) 的制约。笔者认为, 制约形式原则上应该更倾向于事后制约以及外部制约。德国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决定之前需要先征得法官同意, 这种制约方式并不是十分适当, 其不利于检察官充分行使裁量权, 破坏了起诉裁量的完整性, 打击了检察官的积极性,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 对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更应该是一种事后的被动性制约。而采用外部制约是因为其相较于内部制约而言更具有信服力, 可以保证起诉裁量权的顺利行使。

对于外部制约, 一般会想到被害人的自我救济和司法部门的监督。但是对于前者, 其弊端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而在司法监督方面, 也存在很大问题。在德国, 检察院与法院处于相互平行的位置, 外部的司法监督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在中国, 检察院在设立之初就被置于法院的监督者地位, 这使得法院很难反过来在起诉裁量权上对检察院形成有效的制约。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应该在中国建立酌定不起诉的听证制度和公开审查制度。酌定不起诉听证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拟做出不起诉的案件, 应告知侦查机关、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其中一方要求听证的, 应在规定的期限内 (如检察机关告知听证权利后的三日内) 向检察机关提出。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外, 听证应当在案件承办人员或起诉部门负责人的主持下公开举行。在这里, 酌定不起诉的听证制度还是一种事前监督。但是, 由于听证程序只是给各方一个陈述己方观点的机会, 并通过多方的参与对检察机关形成一种来自外部的有效制约, 起诉与否的最后裁量权始终是掌握在检察院的手中, 这样一来并不会破坏起诉裁量权的完整性。

公开审查制度是对存在较大争议并且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准备做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进行公开审查的制度。其面向社会公开, 允许公民旁听。这其实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一种方式, 但是由于它具有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性, 其最后做出的决定更有信服力。但是应当注意严格限制公开审查制度的对象, 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查,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应公开审查。

中德文化民族主义缘起之比较篇5

关键词:中德;文化民族主义;比较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7—0084—02

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次元形态,最早产生于十八九世纪的德国,尽管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提及“文化民族主义”,但是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公认为始于19世纪末期的“保国、保种、保教”运动。除了在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时间上存在一定间隔之外,中国和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缘起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相同和不同之处。

一、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含

一般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是相对于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而言的另外一种次元形态,因而首先考察“什么是民族主义”是研究文化民族主义所必需的。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作为20世纪三大思潮之一,何谓民族主义向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观点:美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地表现出来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族体是一切文化创造力的源泉”;美国历史学家古奇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现实、维持与持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包含着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信仰”;日本学者具岛兼三郎说,“如果给民族主义下一个一致的定义的话,那么它就是以民族为基础而成立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想法,以及为创建、维持与扩大此种国家的一种民族精神状态、政策原理和运动。”从这些定义看出,尽管没有关于民族主义的严格定义,但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民族主义必须包含的内容。

虽然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但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都与如下对它的定义意思相近,即“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受到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时,由于异域文明的强烈渗透而在知识阶层中本能地发生的、以维持本土文明的主题地位和在伦理道德、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诸方面坚持传统化的价值心态和文化追求。”[1] 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对外来文化侵略的一种反应,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在宣扬、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的基础上创造文化认同意识,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同时,基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发源于德国的这一历史现实,本文也采用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这种解释方式,据此将要分析中国和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之缘起的异同。

二、中德文化民族主义缘起的比较

文化民族主义在德国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渊源,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也是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中德两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外族入侵为中德两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外来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突出,刺激了两国诉诸依靠文化来抵御外侮。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是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历史,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在这一历史时期被凸显了出来,资本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西方基督教扩张势力、传教士进行宗教说教、殖民者控制中国教育权、强行推广使用外文外语等等。在这些影响之下,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危机日益严重。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尤其是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德国面临被法国占领的危险,遭受了法国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而且德国一度“盲目崇拜和拙劣地模仿法国文化,肆意诋毁德意志民族文化”[2],法国的服装礼仪、生活方式、风尚观念都对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德国本民族的语言也被法国的语言所替代。在一定程度上,两国面临几近相同的外族入侵的压力,而两国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感和压迫感对各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外族入侵的现实环境之中,两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都是以本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觉醒者争取民族独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肇兴于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创教’与‘保教’”[3],目睹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遭受的凌辱和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剧,以康梁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创办报刊,组织学会,欲以中国传统之儒学与基督教来抗衡,他们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文化地位的呼声。”[4]可以说,是他们首先带领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增强和提高了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民族主义的诞生中也起到了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在这一方面中国和德国存在差异的话,那也只能是德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中国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赫尔德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缔造者”这一论断中就可以看出一二。不仅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歌德、席勒、贝多芬等大师在促进德意志民族文化空前发展,而且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古典哲学家也在思考德意志民族独立问题。可以说,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迫现实、为抵御外来侵略通过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来维持民族的独立,是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促成因素。

尽管中德文化民族主义的缘起在上述两个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由于在产生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阶段里,两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和外部条件存在差异,两国的文化传统也有所不同,因而也就出现了一些对各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独特作用的因素。

首先,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产生之时德国国内是四分五裂的格局,德国知识分子诉诸文化民族主义,除了反对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之外,反对国家分裂、促进民族统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必须承担的另外一重任务。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产生之时面临的主要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腐朽,尽管中德都是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之下兴起了文化民族主义,但是在“内忧”的表现上则有不同。其次,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兴起,还受到了启蒙思想的直接影响。启蒙运动最早兴起于英国,兴盛于法国,之后又在德国发展。德国的启蒙运动不同于英法之处在于他强调其民族性质、市民斗争性的减弱和集中在艺术、哲学等文化领域[5],这些特征也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过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构建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终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6]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虽然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近代知识分子也大力宣扬启蒙思想中的民主、科学与理性,但是由于中国接受这些现代主张是在启蒙运动之后一百多年才开始的,启蒙运动对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相比之于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其作用和意义也就没有那么直接和彻底。最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之产生,主要是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知识分子为创造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保持其独立性的一种取向,而且在很大程度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都是与政治相脱离的,这一点与中国大不相同。如果说近代德意志的政治行为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驱使而产生的,那么可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是通过强调文化民族主义而被凸显出来的。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对文化民族主义的阐释来论证其政治思想、保障其政治行为的。

三、结论

中国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极为相似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外族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知识分子依靠文化领域的独立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都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德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和历史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两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之原因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其中包括了启蒙运动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本文比较中德两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缘起,不是比较孰优孰劣,而只是为了简要归纳一下各国文化民族主义缘起的异同点,使这一历史现象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1]李良玉.“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第24卷[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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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暨爱民.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取向:第34卷[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中德电信法律规制的比较研究篇6

一、我国电信法律规制概况

电信法律规制包涵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管理法规, 二为管理机制。如果把电信法律规制比喻成一把管理电信行业的手枪, 管理法规就是其中的子弹, 管理机制则是其中的扳机。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就管理法规而言, 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着手《电信法》的起草工作。1988年国务院正式将《电信法》列入年度立法计划。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开始将《电信法》起草工作列入其工作规划, 1998年和2003年《电信法》连续两次作为第一类立法项目被列入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 电信法迟迟不能出台。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政府在2000年9月25日补充性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作为目前我国唯一一部专门针对电信行业的专项性管理法规, 它从电信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电信经营许可制度等八个方面对我国的电信行业进行了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我国电信行业正常运营秩序的作用。因此它也被我国业内人士称之为“小电信法”。

关于日益突出的电信行业垄断问题, 我国政府在200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08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该法吸收借鉴了国际上公认的较为成熟的《反垄断法》基本原理和内容, 反映了各国在反对限制竞争、维护竞争机制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 顺应了世界各国在反垄断领域的立法潮流。它的颁布为我国电信重组提供了政策依据, 同时对于我国政府通过遏制电信业的行政垄断, 提高监管透明度, 限制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垄断行为, 促进互联互通最终实现电信资源优化配置, 保障电信市场竞争的公平和有效, 提升消费者福利这一终极目标意义巨大。

二、德国电信法律规制的改革

德国的电信法律机制改革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前德国电信业与中国相似处于一种政府高度垄断的局面。国家往往通过行政手段来调节电信行业秩序。对于行业内部的矛盾缺乏专项性的法律武器。这一局面与德国电信业飞速发展的良好态势极不相符。1989年, 德国政府顺应形势的要求开始对德国电信行业进行改革, 制定了《联邦邮电管理局法》、《邮电企业改革法》、《邮电管制法》等电信业专项法规。这些法规奠定了德国电信法律体系的基础。

为了顺应欧盟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德国电信服务行业的垄断局面, 德国政府提出了一部新的电信管理法案初稿。经过层层审议, 德国电信法 (TKG) 于1996年正式施行。该法批准了德国在1998年1月1日前结束电信垄断, 开放市场, 不再限制电话市场准入, 同时制定了新的竞争环境下的电信市场规则。此法取代了《联邦邮电管理局法》、《邮电企业改革法》、《邮电管制法》等法规成为德国政府维护电信行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2003年欧盟颁布电信管制指令框架, 这标志着欧盟各国电信管制进入新的阶段, 在这一指令的指导下, 德国政府对《电信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新的《电信法》于2004年颁布实施。此法对电信业竞争各方达成利益制衡意义深远。

针对产业垄断问题, 除了《电信法》之外, 德国政府还对原有的《反限制竞争法》 (GWB) 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2005年颁布实施了新《反限制竞争法》。该法法对于电信业的垄断问题同样适用。在两部法律的关系上, 《电信法》被认为是“专门适用于电信领域的特别反限制竞争法》。但是其内容并非都具有反限制竞争法的性质, 他还对电信业专业领域的事务作了大量的规定, 比如《电信法》中有关许可证、基础设施以及电信发射设备等方面的规定, 就与反限制竞争法无任何关系。《电信法》并不是一部反限制竞争法, 她仅仅在费率管制和公共网络接入以及互联互通方面体现出反限制竞争法的特征。

三、中德电信法律规制的比较

1. 相同点

纵观中德两国在电信法律规制建设的历程, 不难发现, 两者在许多方面还是具有共同点的。

(1) 电信管理法规方面

中德两国的立法者不约而同地以电信业特有的行业问题和电信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问题为基本框架构各自构建了本国的电信法律体系。

针对电信业特有的互联互通、行业许可证制度等行业性问题,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十七条中规定:“电信网之间应当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公平公正、相互配合的原则, 实现互联互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第七条:“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 实行许可制度。经营电信业务, 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德国政府在1996年颁布的《电信法》中就上述行业性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就电信业经营许可证而言, 德国《电信法》规定:“德意志联邦对电信行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许可证的发放是收费的, 具体标准由联邦经济部确定。许可证可分为四级, 分别为:1级, 运营公众移动无线的传输;2级, 运营卫星业务的传输;3级, 运营上述两个级别涉及的电信业务的传输;4级, 在已有设施上运营话音电话, 不包括运营传输权利。”而针对互联互通问题, 德国《电信法》规定:“任何主导运营者都必须非歧视性地向竞争者提供接入, 竞争者享受’主导运营者提供给其下属机构’的同等互联条件。与1990年6月28日的《欧盟指令90/387/EEC》一致, 主导运营者必须贯彻开放网络条款 (ONP) 。任何运营者都有义务向其他运营者提供互联, 没有达成互联协议的, Reg TP将在互联一方提出申请的六周内公布仲裁后的互联条款。”

对于电信业普遍存在的垄断问题, 中德两国立法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即破除垄断, 促进竞争。为此, 两国政府都积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对应这一行业痼疾。

我国虽然没有就电信业垄断问题进行专门立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该问题就无法可依。相反, 我国政府在其他几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都对行业垄断问题进行了规制, 其都适用于电信行业。如1993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 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条:“电信监督管理遵循政企分开、破除垄断、鼓励竞争、促进发展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德国政府在解决电信业垄断问题上同样制定了许多法律。具体而言, 德国政府采取了专业性立法和反垄断立法两种模式。专业性立法方面, 德国政府颁布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信法》。在该法总则部分说明立法的目的:“通过对电信部门的管理, 促进竞争, 保证适宜的和足够的服务遍及全国, 提高频率的管制。”该法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确保电信市场的公平和有效竞争。在反垄断立法方面, 德国政府颁布了《反限制竞争法》。正是在这两部法律的作用下, 德国电信业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电信市场。

(2) 电信管理机制方面

中德两国在电信业管理机制方面同样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两国电信业在体制改革前都面临着政企不分的困局。如前所述在1998年之前, 我国电信业处于国家邮电部直接掌控之下。邮电部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 又是电信行业的实际经营者, 体制上呈现出高度垄断, 政企不分的局面。德国电信业在80年代改革之前的体制与我国相似由联邦邮政部进行管辖。邮政部不仅进行行政管理而且还负责电信业务的实际运营, 政企合一。

在破除“政企合一”格局的过程中, 两国都采取了市场化的形式。。98年后, 我国政府在电信业实行公司制, 先后成立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公司, 使得电信业与国家行政部门分离, 独辟市场, 实现了政企分离。80年代后德国电信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 相继成立了德国联邦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Deutsche Bundes Telekom AG) , 邮政服务公司 (Mail Service) , 电信业摆脱了行政化的局面, 成为德国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不同点

由于国情的不同, 中德两国在电信法律规制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几点。

在电信管理法规方面, 德国的电信法律体系较之我国相对完善。就数量而言, 德国政府针对电信业现存的行业性问题专门制定了《联邦邮电管理局法》、《邮电企业改革法》、《邮电管制法》、《德国电信法》等数部法律。而我国仅仅制定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及其他的一些散见于《宪法》、《刑法》中的与电信业有关的法律条文。我国《电信法》的起草工作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启动, 但由于法治理念和国家经济上的原因始终不能出台。对于破除电信业的垄断局面, 德国政府双管齐下, 除了在《电信法》中对垄断行为做了大量的限制性规定, 还专门制定了一部《反限制竞争法》对电信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约束。而我国政府针对电信业垄断问题可采用的法律武器仅仅只有一部《反垄断法》。《电信条例》仅仅在总则中明确了我国破除电信业垄断格局的大政方针。相比较而言, 我国的法律规制稍显单薄。

就质量而言, 德国政府所制定的几部电信业法规, 性质上都是国家法律, 其内容涉及到了电信业的方方面面, 细致入微, 涵盖了每一个细节, 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我国的《电信条例》只规定了电信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电信经营许可制度等八个方面的内容, 不够全面。而且这部“小电信法”从性质上讲归根到底是部行政法规, 他的缺陷十分明显:行政色彩较浓, 管理范围宽泛;规定概括, 缺乏可操作性;未对电信行业的垄断问题作出实质性调整。

四、德国经验的启示

通过上述比较, 可以得出我国在电信法律规制建设方面的进步与不足。进步我们需要保持, 不足之处, 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吸取德国电信法律规制改革的宝贵经验进行完善。

首先, 我国政府必须加快《电信法》的制定步伐。在德国电信业的改革过程中, 电信法是德国政府规范电信市场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他通过各种管制措施促进了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 确保了电信服务商在全国范围内提供高质量的电信服务, 同时他还提高了电信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电信法至今仍停留在拟定过程中, 没有完善的法律为公平竞争提供依据和保障,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电信业缺乏健康、顺利成长的法律氛围。此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 我国的电信业想要与国际市场接轨, 在国际竞争中分得一杯羹, 就必须加速对电信法律规制的完善, 而电信法的出台则是其重要的步骤。

其次, 针对电信业的垄断问题, 我国政府除了在具体的法律管理制度方面要不断加以完善外, 还要在管理机制上做努力。建议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德国的相关经验。建立反垄断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对于不正当定价和瓜分市场协议之类的垄断行为, 应该由反垄断部门处理;而对于发放许可, 确立行业运营商产品或服务应该收取的价格等问题, 应该由有关行业监管部门负责。此外, 在行业监管部门与反垄断部门之间还应该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明确我国电信监管机构间的职权划分, 而且可以完善其整体调控机制, 对于整顿电信业的垄断局面意义深远。

摘要：近年来, 我国电信业发展迅速, 前景良好。与其配套的法律规制也日益完善。本文从我国电信法律规制的现状出发, 结合德国电信法律规制的改革历程, 比较两者间的异同, 进而提出我国完善电信法律机制的几点建议。

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及启示篇7

一、德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一) 课堂渗透

德国较常使用“政治养成”一词, 意思其实就是政治教育的别称。德国学校的政治养成教育工作主要通过“政治教育”课来进行, “政治教育”课在德国被列为必修课。各高校普遍开设历史、政治两门基础课程, 还开设伦理学、经济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 通过各学科和专业的渗透来进行民主自由、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这些课程也被叫做“隐性课程”。

(二) 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德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色。德国宗教教育有着自身的特色:第一, 由《基本法》保障实施, 由政府与教会合作管理;第二, 始终坚持道德信仰与政治要求相结合。强调个人信仰, 通过信仰树立对道德的敬畏。虽然德国大部分高校并不开设宗教课, 但大量的宗教内容渗透在德国高校的各学科和专业中。

(三) 社会实践

除了课堂渗透以外, 旅行、参观访问、学生社团活动等形式的学习也是德国高校实施政治教育的途径。比如, 组织学生参观历史遗址或纪念馆,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德国有许多社会机构, 都承担着政治教育的任务, 德国高校与这些机构合作, 采取更受学生欢迎的教育形式, 实施思想政治教育。

(四) 心理咨询

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学都设有心理咨询机构。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一般属于高校编制人员, 工作规划明确, 研究经费充足。相关工作人员要有心理学或教育学专业学位, 并受过专门的心理培训。

二、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比较

德国与我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别, 且由于历史发展、价值观、文化传统的不同, 使得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 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方法不同

我国侧重于显性教育, 主要是通过有意识的、直接的途径展开, 注重直接性和说教性的宣传和灌输;德国侧重于隐性教育, 德国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倾向于通过无意识的、间接的、内隐的途径展开。

(二) 理论课程的不同

在我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为必修课, 课程安排由教育部门统一规划。德国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思想政治相关课程。其进行思想教育的实施办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包含在伦理学、心理学、神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课程学习中, 一种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高校各学科、各专业中, 使其融于专业教育教学当中。

(三) 宗教教育的地位作用不同

宗教教育在两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我国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赖于党组织的优势。而德国高校有着悠久的宗教教育传统, 宗教教育是学校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德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中德两国社会意识形态不同, 但是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这对于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学阶段, 德国的政治教育倾向于政治素养的“自我养成”, 更加注重通过“隐性教育”渗透进行。而我国, 对思想政治的内容多采用灌输方式来进行,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大话、空话、白话的“代言”。面对日益开放和多元的社会环境,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借鉴德国“隐性课程”的教育方法, 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学原则渗透在各专业、学科的教学实践中, 通过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鼓励大学生进行思考和实践, 利用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向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

(一) 重视信仰教育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又有宗教信仰自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 对宗教少有提及。而德国的宗教教育注意把宗教信仰与社会信仰结合起来, 帮助民众树立社会信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 借鉴德国宗教教育的有益经验和方法, 以加强宗教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多种宗教并存,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信仰问题更值得关注。

(二) 通过宗教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熏陶

德国的宗教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对政治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中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工作, 这就要求我们在肯定宗教有益成分的基础之上, 必须确认宗教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对立的, 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德国宗教教育中的有益经验和方法更值得我们借鉴。

摘要：中德两国在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 但两国在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上存在共同之处。对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进行比较, 通过借鉴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33.

[2]傅安洲, 阮一帆, 彭涛.德国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中德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比较与借鉴篇8

(一) 教育目标比较

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国一直以推崇“圣人”、“圣人与我同类”, 圣贤人格“学而至之”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在《孔子家语·五仪》中, 孔子将“圣人”描述为:“所谓圣人, 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宇宙的法则融为一体, 智慧变通而没有固定的方式。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 世间万象融洽无间, 自然相处, 把天道拓展入自己的性情, 内心光明如日月。”由此可以看出:“圣人”既具有教化民众功能, 又具有提升人格功能。于是, “学为圣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贯的价值追求和德育目标。当然, 社会的变化必然导致德育目标的变化, 发展到今天在“四有新人”基础上提出的德育目标, 就已全面涵盖了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素质的要求。

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但德国由于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与多样化, 目前尚无统一表述的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目标。《联邦德国教育总法》对学校在德育方面的目标是这样规定的:“培养学生在一个自由、民主和福利的法律社会中……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感。”“使学生具有必要的思想品质和行为标准, 使他们具有为发展社会生活、发展科学技术而献身的精神。”[1]在巴伐利亚州法中规定, 对18岁以后的学生, 要求培养“尊重人的尊严、自我克制、责任感、乐于负责与助人, 能接受一切真善美的胸怀, 以及对自然和环境的责任心”。综合来看, 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主义、民主、自由、诚信意识、守法精神, 做事严谨、崇尚人性, 有自尊心的、负责任的, 以及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可依赖的自由公民、劳动者。”

(二) 教育内容比较

在私有制社会里, 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有明显的阶级特征, 如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而当代中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则具有全新内容。增强了科学性, 减少了政治化、抽象化的空洞说教, 突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教育内容比较贴近社会现实和大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

德国高校德育的内容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以诚实、自尊、责任感为主的道德教育;民主、自由、平等、和平统一的政治教育;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教育。

德国高校以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为起点, 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和理性思维, 因而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课程地位显著。德国高校重视解决学生面临现实问题, 以理解现实社会、理解现实自我为起点, 理解他人, 进而培养诚实、尊严、相互谅解、乐于协作, 追求真、善、美的道德理性。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是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向往崇高、自强不息、思维严谨、富有尊严与责任感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特质。德国在普鲁士复兴时期, 就建立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传统, 这种传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得到加强。[2]追求个性自由是传统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 而当代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则以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培养、纪律观念和责任意识的建立为侧重点, 充分实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 运用多种途径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培育和弘扬新时代德意志民族精神。

(三) 教育途径比较

中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主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高校辅导员工作、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等。

而德国的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则是多渠道、全方位的。在德国高校文、理科各专业的教学中都渗透了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教师要求学生不仅从学科角度, 而且从人文和伦理学角度进行专业知识的研修, 并重视对该学科领域内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德国高校重视将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与各专业知识内容有机结合, 实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目标与专业教育目标的全程结合和有效统一。

与此同时, 德国高校非常重视心理咨询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德国几乎所有高校都设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卫生类机构, 其中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心理学或教育学学位并受过专门训练。这类机构有固定的编制、充足的经费和严格的工作制度及规划。心理咨询人员向学生进行生活指导、学习指导、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等全方位指导。

另外, 德国还非常重视发挥社会团体或机构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在德国, 不仅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设有专门的政治教育中心机构, 而且有大量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如阿登纳基金会、天主教联盟、联邦青年联合会、农村青年联合会、德国志愿服务队等社会团体和机构。这些机构与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德国民众进行思想政治与道德教育、伦理学及心理学教育, 以及宣讲国内外社会政治实事。

二、中德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分析与借鉴

(一) 思想道德教育目标趋同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圣人”追求, 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高尚人格的向往和推崇。中国当代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四有新人”要求, 也集中体现了对于大学生的道德人格的塑造渴盼。其中, “有理想”更是体现了对大学生的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要求。

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主义、民主、自由、诚信意识、守法精神, 做事严谨、崇尚人性, 有自尊心的、负责任的, 以及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可依赖的自由公民、劳动者。”实质上也是要求高校学生不断完善自身素质, 从而达到人格完美。

因此, 中德两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趋同的, 可以相互借鉴, 从而更加丰富和完善。在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中,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中对学生“做事严谨、崇尚人性, 有自尊心的、负责任的、以及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可依赖的公民、劳动者”的要求。这些内容可以充实我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要求, 并使其更加具有操作性。

(二) 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借鉴

德国高校重视培养学生道德理性和批评能力,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何谓道德理性?道德理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理性, 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 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 它诉求的是善, 是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主要意指人的普遍意义“理性”在道德领域内的体现。而中国儒家伦理实质上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血亲情理观念, 与普遍主义的道德理性精神有着本质区别。因此, 儒家伦理精神实质是一种“情理”精神而非“理性”精神。亲情伦理只是人类伦理中的一种特殊伦理, 血缘亲情也不能涵盖人类的所有情感, 因而血缘亲情伦理不能作为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的唯一标准, 因此不具有普遍性的理性精神。

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还包含政治教育。德国政治教育分为知识积累和政治修养两方面, 政治知识积累在大学前已基本完成, 因而大学阶段政治教育主要以政治修养的锻造为主。大学青年由教师引导开始体验式地参与政治教育实践, 由实践活动及实践总结中提升政治修养。在教学方式上, 注重“实例式”和“研讨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 充分引入德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探索与研讨, 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科学态度及责任感。形成了“入题—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形成判断”的教学过程。由此可以看出, 德国政治教育在大学阶段以前较中国超前, 在大学阶段则较中国更具实践性和实效性。因此, 德国的政治教育模式值得中国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和借鉴。

(三) 思想道德教育途径借鉴

德国高校心理辅导是思想道德教育中一个重要途径。而中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是课堂教育和辅导员教育。而课堂教育多以知识灌输和应试为目的, 辅导员教育则以管理为中心和重点。心理辅导, 并未成为中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的和普遍的途径。许多高校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 也缺乏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人员, 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经费。有些甚至只是学生工作部门中某一两个工作人员在其主要工作以外所兼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职责。因此, 借鉴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 以心理辅导作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极其重要的途径, 明确规定高校心理辅导专门机构的规模和心理咨询专门人员的师生比, 充分而且切实做好中国高校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 并以心灵为契机, 做好中国高校的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德国高校教育在世界高校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 比较中国与德国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途径等方面的异同, 并借鉴德国高校德育的成功之处, 是促进中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国,德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比较,借鉴

参考文献

[1]于伟.西方高校德育目标内容的比较及其启示[J].吉林:吉林教育科学, 1997-01.

中德比较论文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发经费,比较研究

高等学校不仅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从事研究与开发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活动之一,尤其在一些研究型大学,研究与开发活动更加密集,承担着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的重任。由于高校研发活动在提高科学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高校研发经费的投入。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积极争取多渠道、多形式对高校科技创新工作的投入,同时呼吁国家加大对高等学校的科技投入,特别是要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至2020年,政府对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达到国际上同类投入的比例水平”。为了解我国高校研发经费投入的进展情况以及与国外高校的差距,本研究选择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高、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德国和加拿大两国,与我国高校研发经费投入进行比较,以期找出问题和差距,改善我国高校研发投入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研发投入的差距。

一、高校研发经费的国际概况

(一)研发经费矩阵分析

通常所说的研发经费即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或R&D(Research&Development)经费,包括各研发执行部门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方面的经费。国外一般把从事研发的机构分为四个执行部门:工业企业、高等学校、政府和私立非营利机构(PNP)。我国把研发执行部门分为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其他事业单位。国外研发经费一般来源于五条渠道:工业企业、中央或地方政府、高等学校、私立非营利机构和国外机构。在我国,由于来自高等学校、私立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资金较少,一般把它们合并称为其他资金,于是我国研发经费按来源就分为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国外资金及其他。研发经费来源主体与执行部门之间有稳定的关系,尽管在不同国家有一些差别,但总体来看有一定共性(见图1)。单就高等学校来说,由图1可知,其与政府、企业和私立非营利机构一样,都是从事研发活动的重要主体。高校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高校、企业、私立非营利机构和国外机构。

(二)高校研发投资主体

高等学校作为知识、信息、人才等资源聚集的场域,是R&D活动的重要主体[1]。高等学校研发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经费的支持,研发经费是研发活动的重要物质保障。政府、企业、私立非营利机构等出于公益或者满足自身需要的目的,为高校研发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1. 政府。

对于任何一国来说,大学都是其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不仅培养高技能人才,而且从事面向未来技术领域和学科前沿的基础研究[2]。资料显示,在OECD国家中,超过3/4的基础研究都是由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完成的[3]。鉴于高校研发活动在提高科学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地区发展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对高校研发经费的投入。

2. 企业。

高校在科研人才、科研设施等方面占有一定优势,具备承接企业委托项目或提供技术服务的条件。企业对高校的研发投资由于能产生经济回报,同时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也热衷于对高校研发活动进行投资。

3. 高等学校。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欧盟成员国,高等教育部门也通过自筹的资金支持研发活动。如在美国、西班牙、加拿大,高等教育部门自筹的研发经费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来自学费收入[4]。

4. 私立非营利机构。

为了促进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一些民间基金会及公益组织等为高校的科研活动提供经费资助。

5. 国外。

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大型企业、财团、基金会等对高校研发活动有经费资助。如欧盟先后出台了7个研究框架计划,为其成员国提供科研资助。

二、中德加三国高校研发经费情况比较

(一)经费来源结构

1. 中国高校研发经费来源结构。

由图2可知,中国高校研发经费主要由政府提供,在2000、2004、2008三个年度中所占比例在54%-60%之间,虽然在2004年略有回落,但在2008年又恢复到以前水平。企业是高校研发经费的第二大提供主体,提供的研发经费所占比例在32%-37%之间,有效地弥补了政府科研经费的不足。其他来源渠道的经费所占比例在6%-8%之间,呈下降趋势。来自国外的研发经费所占比例在1.2%-1.3%之间,在三年中比较稳定。

2. 德国高校研发经费来源结构。

与中国一样,德国高校研发经费主要由政府提供,在2000、2004、2008三个年度中所占比例达到80%-86%,比中国高出20多个百分点;但在三年中呈逐渐下降趋势,2008年比2000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来自企业的研发经费所占比例保持在11%-15%的水平,比中国约低20个百分点;在三年中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008年比2000年上升3.5个百分点。来自国外的科研经费也呈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2.4%增加到2008年的4.1%(详见图3)。

3. 加拿大高校研发经费来源结构。

加拿大对高校研发经费来源的统计比中国和德国更加详细。如图4所示,加拿大高校研发经费主要由高校自筹获得,多年来一直是高校研发的最大资助者,其所占比例在2000年高达50%,2004年、2008年分别下降至46%、45%。联邦政府是高校研发的第二大资助主体,并且对高校的资助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0年来自联邦政府的经费比例是22%,在2008年增至27%。来自省政府的研发经费比例在三年中稳定在10%左右。来自政府(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经费合计所占比例在32%-37%之间,比中国和德国低。企业为高校提供的研发经费比例在10%以下。来自私立非营利机构的经费所占比例在三年中呈增加趋势,从2000年的7.2%升至2008年的8.7%。来自国外的研发经费所占比例稳定在1%左右,与中国持平,但低于德国水平。

(二)经费总额、强度与人均经费

1. 三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额的比较。

前面分析了三国高校研发经费的来源渠道,若把来自各个渠道的经费加总,便可以得出某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额(HERD)。为了统一计量单位,把各国以本国币表示的高校研发经费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换算,从而便于比较和评价各国的实际研发经费规模。由图5可知,在1996-2008年期间,德国高校研发经费逐年上升,其总额均明显超出加拿大和中国。在1996年德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额是77亿美元,2004年时增至101.4亿美元,2008年达136.7亿美元。在1996-2004年期间,加拿大高校研发经费总额领先于中国。如在1996年,加拿大和中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额分别是30.5和13.7亿美元;2004年分别增至73.6和58.6亿美元,两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至2006年时两国持平,均在80亿美元左右。在2007、2008年时中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额超出加拿大,并且中国高校研发经费的增长幅度也较大。如在2008年,中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额快速升至102.6亿美元,而加拿大仅增至83.5亿美元。总体来看,虽然中国高校研发经费在总额上还未赶上德国,但是增长速度已居三国之首。

2. 三国高校研发经费强度。

高校研发经费强度是指高校R&D经费与GDP的比值,国际上一般用HERD/GDP表示。研发经费强度是衡量研发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国家对研发重视程度和支持程度的重要反映。由图6看出,1996年到2008年,加拿大高校研发经费强度均保持较高的水平。1996年其研发经费强度是0.45,比德国高出0.04;2002年升至0.65,2004年升至0.7,后略有下降,2008年时至0.64。德国高校研发经费强度一直稳定在0.4左右,2008年小幅上升至0.45。相比之下,中国高校研发经费强度远低于德、加两国水平,1996年时仅为0.07,然后一直保持在低位,2008年时也仅为0.12。

3. 三国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

若把高等学校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FTE)计算,以此去除高校研发经费总额,便可以得出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数额,该指标也是反映研发经费水平的重要指标。如图7所示,在三国中比较,中国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远远低于加拿大和德国。1996年,中国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只有0.9万美元,加拿大和德国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是6.7和7.5万美元,约是中国的7-8倍。1996年以后,中国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虽逐年上升,但是仍与德国和加拿大保持较大的差距。2008年中国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3.8万美元,但加拿大和德国已分别增至13.4万美元和12.8万美元。

(三)高校研发经费占国内研发经费比重

高校研发经费占国内研发经费比重一般用HERD/GERD表示,该比重表明高校研发在本国研发中所处的地位。该比重受一国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侧重的影响。由图8可知,加拿大高校研发经费占国内研发经费的比重在三国中最高,并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自2002年以来,该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2008年高达35%,已成为本国继企业之后的第二大研发执行部门。在德国,高校也是继企业之后的第二大研发执行部门,高校研发经费占国内研发经费比重稳定在16%-19%之间。在中国,高校是继企业、研究机构之后的第三大研发执行部门,高校研发经费占国内研发经费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从1996年的11.8%降至2004年10.2%,然后降至2008年的8.5%。由图5可知,我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额呈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其占全国的比重出现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些年来企业研发活动规模增长较快,占全国的份额逐年提高,使高校研发经费占全国的比重呈相对下降趋势[5]。

资料来源:UNESCO Institution for Statistics在线数据库

三、总结与建议

从上述三国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在总体上具有总量低、强度低、人均低和比重低的特征。从总量来看,2008年中国高校研发经费总量仅相当于德国的75%,与德国存在34亿美元的差距;若与美国相比,则差距更大。从投入强度来看,2008年我国高校研发经费强度仅是0.1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期加拿大投入强度是我国的5倍,德国投入强度是我国的4倍。从人均研发经费来看,2008年加拿大和德国高校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已高达13万美元,同期中国该经费却不足4万美元,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从高校研发经费比重来看,我国高校研发经费占本国研发经费的比重低至10%以下,并呈下降的趋势。与中国相反,加拿大该比重呈逐年上升的势头,2008年占全国研发支出的比重已超过三成。中国高校研发经费的“四低”状况是研发投入不足的明显例证,这种情况若不改变,将会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高校科技潜力的发挥。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提高全社会对高校研发活动的重视程度。应该看到,随着高校研发实力的增强,高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知识型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显著提升。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日趋增强的今天,高校科研投入不足不仅会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会影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应该提高全社会对高校研发活动的重视程度。尤其对于政府来说,要实现“科技立国”的目标,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在此方面,德国和加拿大政府的实践给了我们很大启示。在德国,科研资助是联邦和州政府的共同责任,联邦和州政府在支持高校科研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官方途径和半官方的资助机构或基金会等提供科研资助,对高校科研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加拿大联邦政府认识到高等教育部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巨大作用后,在分配科研经费时,由以前主要面向联邦科研机构,调整为现在主要面向高等院校。我国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提升高校的科研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充分认识高校研发活动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对此的重视程度。

2.优化高校研发经费投入机制,拓展经费来源渠道。为了弥补政府对高校研发投入的不足,我国应优化当前的研发经费投入机制,采取扩大政府投入、稳定企业投入、增加高校自筹、争取国外援助相结合的策略,拓展经费来源渠道,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国内外资金进入高校研发领域,为高校研发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在扩大政府投入方面,应该明晰中央与地方政府对高校的科研资助责任,细化彼此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和比例。如德国为了保障科研经费有稳定的来源,把联邦与州政府的科研资助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其《基本法》第91b条专门规定:“联邦和各州可根据协议在资助具有跨地区重要性的下列内容共同协作:在高校以外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项目;高校的科研项目与研究;包含大型设备在内的高校的科研设施建设。在相关协议中规定费用的分担。”[6]在稳定企业对高校的研发投入方面,我国应完善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3.制订针对高校的科研资助计划或项目。近些年来,我国虽然出台了若干重大财政科技计划和项目,但资助的对象比较分散,除了高校之外,还包括科研院所、企业等部门。如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支持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两个部门,863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内资或内资控股企业等多个部门,高校只是其中一个受资助的部门。由于现阶段我国科技投入管理与调控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政府科技经费政出多门,项目重复和支持不足同时存在[7],使高校科技投入受到一定影响。“211工程”和“985工程”虽然是专门针对高校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但是专项资金并非仅用于研究与开发,有不少的资金用于重点学科建设、公共服务体系、一流人才引进和创新平台、创新基地建设等。因此,我国目前缺乏针对高校的科研资助计划或项目,使得政府、企业等对高校的研发投入容易出现不稳定性。而德国和加拿大已经出台了针对高校的科研资助计划。如德国为了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加强科研实力、增强学术研究机构的吸引力,于2005年推出了“卓越计划”。“卓越计划”由联邦与州共同出资(75∶25),2006-2011年为该计划投资19亿欧元,年均3.8亿欧元,在2012-2017年计划投资27亿欧元,每年5.4亿欧元,其中含科研间接成本(overhead)资助[8]。加拿大政府出于吸引和留住世界一流研究人才、增加新知识的生产和开发的考虑,在过去10年中实施了一系列科研计划,加大了对高校的科研投入,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活动。这些计划包括首席研究员计划(CRCs)、设立创新基金会(CFI)和科研间接成本项目(ICP)[9]。在我国高校科研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若制订专门针对高校的科研资助计划或项目,则可以整合全社会科技资源,形成稳定的长效投入机制,快速地提升我国高校的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

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参考文献

[1]刘洋,庞文.我国高校R&D研究述评[J].科技管理研究,2011(09).

[2]Innovation Policy Branch.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ta2004[R].Ottawa:Industry Canada,Government of Canada,2006.

[3]OECD.Measuring Innovation:A New Perspective[R].Paris:OECD,2010:82.

[4]Michael Dinges.Assessment of Public R&D Expenditures inthe Czech Republic[EB/OL].http://ipn.msmt.cz/data/uploads/projekt_2/Intl%20Audit_2IR_Annex1_R&DExpenditure.pdf.

[5]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8年我国高等学校科技活动分析[EB/OL].http://www.sts.org.cn/tjbg/gdxx/documents/2009/20100223.htm.

[6]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EB/OL].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gg/basic_law_for_the_federal_republic_of_germany.pdf.

[7]国外政府科技投入及我国科技投入现状[EB/OL].http://www.sgst.cn/xwdt/shsd/200705/t20070518_116554.html.

[8]Klaus Wehrberger.Excellence Initiative-the GermanExperience[EB/OL].http://www.ecs-univ.ro/UserFiles/File/MlwPrezWehrberger.pdf.

中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差异比较篇10

关键词：培训企业培训合同职业教育

本文希望通过对比我国与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差异，更多的挖掘我国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的潜力。其中，要将本文中提到的为同行业培养技术人才的培训企业，同培训业中以专门提供培训获得培训费用作为盈利方式的培训企业相区别。

一、对参与职业培训企业的资格要求不同

在我国校企合作中，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出台政策文件，规定对实施培训的企业实行资格认证。因为我国校企合作各方面配套生态环境尚不完善，加之我国虽然出现人才结构性短缺但总体人才供应是供远远大于求，企业人力资源充足导致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德国法律规定只有得到资格认证的企业才能进行招生培训。培训企业必须具备的条件是：①具有所培训职业的培训条例、培训框架计划和培训总体计划，总体计划应该包括培训场所安排、培训内容和时间安排、培训教师安排和受培训学生个人培训计划安排；②企业的生产类型、产品和服务及生产方式必须满足培训条例所规定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的要求；③具有足够的培训使用设备和装置，包括机器、工具、仪器、实验室、培训材料、培训角、培训办公室；④受培训者与培训工人数和企业专业人员数三者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比率等。

二、企业参与的模式不同

我国企业主要是以三种模式参与职业教育：①“订单培养”，即学校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共同组织教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到企业就业的培养模式；②“2+1”模式，即学生两年在学校进行理论学习与生产实习，一年到企业顶岗实习的模式；③“工学交替”，即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在企业实践与学校学习之间相互交替，学用结合的教育模式。这些模式是由学校和企业的地位不同导致的。在我国，职业学校教育是主体，企业培训起着配合作用。而德国的“双元制”则相反。“双元制”是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是学生在职业学校进行基础理论学习和在企业进行实践技能培训相结合的一种形式。要进行“双元制”培训的学生，一般首先必须获得普通中学或实科中学的毕业证书，然后，通过劳动部门的职业介绍中心或自己寻找确定企业，经过企业审核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然后才能到企业指定的职业学校登记进行理论学习。

三、企业参与的方式不同

1教育经费

我国的职业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承担，这与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背道而驰，我国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受益方，在职业教育中所花费的成本远远小于其在职业教育下所取得的收益。从长远来看，企业提供培训经费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这既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企业储备人才、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企业培训是“双元制”的主体。德国企业职业培训及跨企业职业培训的费用大部分由企业承担。企业直接资助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方式，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是制造业的大中型企业及经营、服务性产业。由于这类企业需要大量技术工人，能提供的培训岗位相对较多，可依靠自身的培训中心培养后备力量。经费支出包括受训者的培训费用，以及发给受训者的薪水。一个受训者的薪水约是正式职工的十分之三。因此，企业虽然花费了大量培训费用，但却减少了薪水支出。

2企业培训的师资

近几年，教育界对通过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及建立我国职教教师资格制度为职业学校输送高水平实训教师的呼声一直很高，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我国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中，没有专职的培训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指导，而是安排厂内具有精湛技能的技工指导学生学习技能，企业没有对技工师傅单独进行教育教学方面培训的科学安排，对担任实训任务的技工也没有设置资格考核，在企业内担任培训师傅的技工待遇地位与普通员工没有差异。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企业，培训师傅的实力相差很大。德国对企业培训人员资格通过《联邦职业教育法》、《培训教师资格条例》等法规做出了详细规定。相关法律规定，企业实训师必须参与专业资格培訓和职业教育学、劳动教育学进修（包括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计划与实施、心理学和法律基础知识等），并通过相关考试，这样才可以作为培训教师从事培训工作。培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一般要比相同层次专职员工高，也能获得企业为他们提供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四、企业参与的过程不同

1招生

我国的职业教育招生工作主要是由教育部门管理，具体由职业学校来执行，企业对招生计划的制定、招生的具体执行很少参与。目前，学校为了生存，有的甚至以牺牲生源质量来满足数量要求。在德国职业教育的招生从招生计划制定，到具体实施都是由企业来负责。青少年根据企业的招生计划进行培训岗位申请，培训企业通过获得印象的谈话及对申请者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进行从业能力测试，了解申请者的技术理解力以及动手能力。在谈话中通过根据系统的或者视情况而定的行为观察涉及对报名者接受事务的敏感性、交际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等等的评价。测试和评价的结果决定报名者是否满足本企业的培训岗位要求。

2培训

在我国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企业培训，对学生的实践培训随意性很强，企业自行制订的培训计划，因为缺少相关研究机构的科学论证，很难确保实训计划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执法监督部门也由于法律条款规定不明确导致对企业培训监管不利，实训计划执行的效果参差不齐，不利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企业培训一个重要方式是顶岗实习。最近，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中的新内容明确规定“2013年新入学的中职学生、五年制高职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年”。通过减少顶岗实习时间，加强对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监管这在全国是首例。作为职

业教育大省，江苏出台这样的规定主要是是针对“顶岗实习优质岗位落实难、实习时间长、教学内容少，实习质量与效益偏低。”部分企业提供的培训岗位要求学生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使学生成为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

德国的职业训练要在针对各门职业制定的训练章程下进行。训练章程由有关部的代表在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支持下会同雇主和雇员代表共同制定。或者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与雇主、雇员、职业学校教师各方代表共同制定。制定出来的训练章程经进一步的协调程序，并取得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同意，便作为具有法律作用的规定，由有关各部部长颁布。企业培训在训练章程的指导下进行，并接受法律及公众监督。

我国应在充分肯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下，协调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关系，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加深企业参与广度和深度，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张小雷中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805

[2]黄日强等德国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J]职教论坛，200903

[3]任婕德国职业培训中心办学模式的研究[D] 天津大学职教学院，200902

中德比较论文篇11

关键词：中德职业教育,教师,学生

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职业教育曾被誉为是德国二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但战后的德国职业教育及其设施很快得到了重建与恢复, 并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德国目前有各种职业学校9000多所, 专业多达350多个。德国不仅建立起以“双元制”为核心的宏观职业教育体系, 而且在研究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等微观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特别是德国职业教育中师资的培养和学生的培训方面对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下面就中德两国职业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情况作简单比较分析。

一、中德职业教育教师情况对比分析

1. 德国职业教育教师情况分析。

德国职业教育中教师严谨、敬业、幽默、平和、生产经验丰富、教学手段灵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师资培训具有比较强的科学性质, 不同类型的教师采取的培养途径不同。大部分教师来源于企业或有企业培训的经历, 生产实践经验丰富;合作开发课程, 相互促进, 突显团队力量。 (2) 课前准备精细, 教学手段灵活, 方法植入自然。 (3) 开展行为导向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在幕后, 充当主持人或观察者。 (4) 把专业能力与社会能力摆在同等地位, 注重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 (5) 平等对待学生, 批评中衬托着尊重, 关注中蕴含着教育。 (6) 善于观察, 善于总结;观察推动了改进, 总结提升了水平。

2. 中国职业教育教师情况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中教师勤奋、爱岗、经常加班、有耐心、承受力较强、企业经历少、缺少生产经验、多采用正面授课的方式,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用功备课, 用心授课, 课堂纪律组织很用心, 教学环节齐全; (2) 授课计划、教案、课件、作业布置、作业批改等很规范; (3) 经常会有加班, 很多教师要承担一些教学文件的制定、数据材料的填报、课程改革等工作。 (4) 能讲很多门课程, 易被改造, 承受能力较强。 (5) 企业经历少, 生产经验不足;更多的教师是由一个校门跨进另一个进校门。 (6) 更多采用正面授课的方式, 学生参与度不高, 学生在被动的学。 (7) 很少考虑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 所有精力都用在专业知识的传授。 (8) 与学生沟通的效果不是很好, 相互之间的了解不深入。 (9) 对一些好的教学手段、教学成果缺少总结, 缺少提炼;未形成广泛影响。 (10) 在课程开发上, 教师更多的是单打独斗, 团队合作较少。

二、中德职业教育学生情况对比分析

1. 德国双元制的学生是企业选拔的, 学生的前期知识基础较好, 学生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个体能力、社会能力等综合素质较高。

2. 中国职业院校的学生是参加中国式高考的学生, 多数为本科院校淘汰下来的, 分数低、能力差, 综合素质较低。

3. 德国双元制的学生与企业签署协议, 归属于企业;学生的职业定位清晰, 就业方向明确。

4. 中国职业院校的学生是学校录取的, 以专业划分, 职业目标模糊, 就业方向不明确。

5. 德国双元制学生, 的时间在企业培训, 生产实践能力较强, 已成为企业与学校联系的纽带。

6. 中国职业院校的学生, 只能靠校企合作的方式走进企业, 校企合作常常难有实效;所以中国学生的生产实践机会少、时间短、效果差;就业后, 企业还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培训才能上岗。

三、启示

1. 体制决定了模式, 模式限制了创新;体制改变不了, 模式也复制不了;但是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方式、课程改革等方面仍是有文章可做的。

2. 向学校给出建议, 今后在教师的选择上更多注重企业经历, 多从企业选拔生产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进入我们的教师队伍。

3. 在课程设计上、教学方法上要推陈出新;如此次培训中学到的占位法、画廊法、低语法等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也要对我们日常教学中的一些好的方法进行总结, 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

4. 与学生的沟通时要以平等的态度, 关注学生, 尊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