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变市民

农民变市民（共10篇）

农民变市民 篇1

象山县贤庠镇已列入浙江省中心镇建设行列,所以城镇化的步伐加快, 新市民的大量涌现,派生了“农民变市民”的新课题。本课题从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借鉴了新加坡、美国和南京、 宁波的相关经验,以探索助推农民变市民的方法,推进农民变市民的三个转变,提升农民素养,以促进社区和谐为研究目标,做了多年的实践研究。

一、研究内容

1. 调查农民需求,制订助推规划

(1)调查助推需求。主要围绕农民的基本情况、培训需求、社区活动需求,重点对培训时间、培训方式、培训地点、培训内容进行了调查。

(2)制订助推规划。根据调查结果制订了切合实际的助推规划,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招募本地社会师资资源; 落实了绿化工、针织工、保安员、保育员四个职业的培训助推基地,并制订了具体的助推方案。

(3)确定助推内容。确定了以技能培训、社区文化活动为主的助推内容。(详见下文)

2. 拓宽技能培训,助推农民就业

(1)助推农民转入第二产业的培训。主动对接本地企业招工需求,本着培训一批就业一批的原则,开展了多期多批的针织工、绿化工等岗位培训。 培训合格的农民,全部由本地企业吸收为企业职工,每年解决闲散农民300余人的就业问题。

(2)推动农民转入第三产业的培训。我们根据市场需求,每年都按计划开展保安员、保育员、面点师、农家菜等第三产业的技能培训,帮助农民掌握技能,拿到相关技能证书,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送一张通行证。

(3)扶助农民提升个人素养的培训。一方面,我们每年对500余人开展扫盲教育,另外每年都对200余人开展双证制培训,通过面授、网络学习, 使具有初中文化的农民提升文化素养, 拿到高中文凭。

3. 丰富社区活动,改变农民生态

(1)开展论坛讲座,养成良好习惯。打造“临港讲坛”社区活动的品牌, “临港讲坛”主要开设了国家政策宣传、 社区文明创建、健康养生、安全知识、 法律常识、美食厨艺等方面论坛,帮助农民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丰富文体活动,改变精神面貌。开展了文化墙绘、壁画进村活动, 定期组织文艺演出、广场舞展示等系列活动,引领百姓参与积极向上的社区活动。

(3)组织学习活动,提升文化素养。成立了村级社区市民学习中心,组织多种学习活动,提升农民文化素养, 以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

二、研究成效

1. 找到了助推“农民变市民”的模式

(1)助农民变市民要关注“三态”。 农民变市民存在着就业状态、心理状态、生活状态的改变。

(2)开展社区活动要接通“三气”。 社区教育活动要想更好地开展,一要看 “天气”:要多抬头看国家政策,多走动了解政府动向,多下村熟知村委计划;二要接“地气”:要投民所好、 解民所需,以草根教育接地气;三要聚“人气”:以多彩舞台、品牌活动、 草根明星聚人气。

(3)组织农民培训要用好“三心”。 一要把好“重心”:以解决农民就业为重心,以引领农民健康生活为重心, 以引领农民终身学习为重心;二要奉献“真心”:真心做好服务工作,真心提升农民素质,真心减轻农民负担;三要立“决心”:要有让学员满意的决心, 要有让企业满意的决心,要有让政府满意的决心。

2. 助推了“农民变市民”的三个转变

(1)农民就业状态实现蜕变。我们开展了11个种类2087人次的技能培训和10000余人次参加的十余个种类的社区活动,顺利助推1000余人实现了就业。

(2)农民生活状态发生改变。经过几年的助推活动,农民的迷信思想不再浓重,打麻将等赌博活动明显减少, 他们学习意识增强了,借阅图书的人数增加了46%,听讲座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数也逐渐增多。

(3)农民心理状态出现转变。据一些农民反映,随着居住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变,他们比以前有胆识,社交圈明显增大了,实现了从自卑到自信,从紧张到从容,从闲散到有序,从无所谓到敢梦想,从羞于社交到主动交友等心态的逐渐转变。

3. 提升了农村成校的办学能力和声誉

(1)提升了教师的科研能力。两年来课题组老师有6篇相关论文在省级及以上杂志发表。

(2)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声誉。社会反响良好,浙江日报、浙江职成教网等省市县三级新闻媒体进行了多篇专题报道。

(3)改变了社区的文化生活。社区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和谐社区逐渐形成。

农民变市民 篇2

农村居民成建制整体“农转市”将很可能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民“带着财产进城”成为市民是可能的并具有现实条件，同时，在土地产权关系、土地市场交易收益分配、占补耕地质量不平衡、进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等方面也需要政策、法律做出重大调整。

一、整村山区农民转为市民

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兴乡大兰村位于该区龙泉山脉深处，幅员面积9.25平方公里，农地1.38万亩，农业户468户、1646人，自然条件艰苦，经济发展困难。龙泉驿区党委、政府深入进行统筹城乡改革，力图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矛盾和“三农”难点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城镇化进程，于2007—2010年分期将大兰村整村农民搬迁下山进城转为城市居民（以下称“农转市”）。几年的实践，实现了当地党委、政府提出的“三充分一持续”目标：

——实现了充分安居。大兰村村民的新居，分布在龙泉驿的4处商品房小区内。1646名农民免费获得人均35平方米的城市商品住房，平均每户拥有1.5套住房，实现了居住方式的转变。按目前价格，大兰村村民人均住房净资产15万元以上。

——实现了充分就业。近850名可就业劳动力中，800多人已在本地就业，就业率达95%：包括工资、集体分红、社保在内，年人均纯收入从2007年的4120元增加到2012年的1.55万元，比移民前增长了2.8倍，高于该年龙泉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554元。

——实现了充分保障。投入0.7亿元为符合条件的1607人购买社会保障基金;2012年，男60岁、女50岁以上按月领取1000元以上的养老金。

——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移民无偿配置人均10平方米的商铺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并委托大兰村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按股分红;全村农地出租年租金300万元;2008年底，大兰村成立了农民股份合作社，大兰村民以每人1.5万元现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自留地、自留山、林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入股。目前合作社拥有村民2469万股金、大兰村9.25平方公里土地、16460平方米（每个村民10平方米）的商铺，仅股金和商铺价值就超过1亿元。

享受市民待遇的大兰村村民，同时还拥有该村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可以说是“带着财产进城”的新型市民。

二、整村“农转市”的动因与背景

龙泉驿区地处成都平原东缘，面积559平方公里，2008年末常住人口60万，其中农业人口3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8%。龙泉驿区平坝地区紧临成都中心市区，交通、经济发达，是成都市正在实施的城市化主体区域。但其东部山区主要由松散的页岩组成，山体破碎，蓄不住水，6万农民面临“出行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等诸多难题。其中部分山区群众由于缺水干旱，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作为龙泉驿区最为偏远的山区村，大兰村极度干旱，村里人吃水经常靠政府用车送。2006年大旱，村里1万多亩土地颗粒无收。更为致命的是，龙泉山区滑坡塌方等灾害频发，进入汛期，该村平均降雨量最高曾达500余毫米，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频发。群众生命财产饱受威胁，防灾困扰山区干部群众。当地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说大兰村“雨也难，旱也难，不雨不旱依然难”，称其为“大难村”。2007年，大兰村人均纯收入仅3600元/人左右，远低于龙泉驿区农民人均纯收入7255元的水平。

龙泉驿区曾经对东部山区实施组团帮扶工作，增加投入，但收效并不显著，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反而造成了不少经济资源的浪费。同时，龙泉驿区也是成都（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工商业用地十分紧张。为彻底改变农民生活与恢复自然生态、解决高新开发区建设用地，龙泉驿区委、政府抓住成都市作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和2008年“5.12”地震灾后重建的机遇，在发展观念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与其进村愚公移山，不如移民下山进城”，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设立“统筹城乡灾后重建富民惠民生态移民综合实验”项目，引入市场资金参与土地综合整治，对该村实施“生态移民”，“动地、动房、动人”三结合，依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价值，让山区农民分享土地级差地租红利成为城市居民，从根本上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将宅基地整理还耕，山坡地退果还林，全面恢复自然生态，发展现代农业。

三、整村“农转市”工程的实施

龙泉驿区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模式有三大突出之点：一是大兰村整村农民“带着财产”进城。尽管大兰村整村农民流转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自留地（山）使用权、林地使用权，但依然保留其所有者权益，出让的只是宅基地使用权，并利用出让宅基地收入重置了较为可靠的城市生活就业基础，可以说实现了农民带着财产进入城。二是在大兰村生态移民过程中，政府、村集体组织、农民都无需资金投入，所需资金来源于以宅基地为主体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置换的级差地租收益。三是引入公司支付前期整村农民“农转市”的费用，而后利用开发的耕地指标挂牌拍卖所得资金来获得补偿与收益。大兰村整理出宅基地363亩，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拍卖获得10.8亿元，其中，支付大兰村整村“农转市”费用投入4.1亿元，其余归地方政府和银河公司所有。当地政府认为，这是“政府不负债、农民不出钱、企业不亏本”共赢模式。

整村“农转市”工程的实施主要涉及4个利益主体：大兰村农民、万兴乡政府、大兰村农民股份合作社、大兰村银河富民投资有限公司。四者在其中的角色如下：

（一）大兰村农民

1、填写《“参与大兰村银河统筹城乡灾后重建生态移民富民惠民实践”入社申请书》，承诺“自愿长久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自留山、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包括房屋所有权）和大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以1.5万元/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产权和集体林地使用权入股大兰农民股份合作社。

2、同意成立大兰村农民股份合作社，并入股成为股东。

3、填写《入社申请书》后，即可办理手续转为龙泉驿区市民，享受市民待遇。

4、接受货币补偿。大体上，每户农户获得的拆迁费和各类补偿约8—10万元，包括：补助装修费7000元/人、搬家费200元/户、征地费（林地）6000元/亩、（草地）4000—4500元/亩，40岁以下18岁以上的男子就业费2万元/人，30岁以下18岁以上妇女就业费8000元/人，18岁以下未成年人1万元/人。

5、接受房屋补偿。每人免费35平方米城市商品住房和人均10平方米的商铺，具体由大兰村银河富民投资有限公司办理。

（二）万兴乡政府

1、万兴乡政府代管大兰村所有土地资源，受“大兰村农民股份合作社”委托与银河公司进行交易谈判，统一流转原大兰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并协调、监督整个实施过程的公开、公正，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

2、协助区国土部门对银河公司的耕地项目工程验收并确权办证，依法征收耕地占用补偿费，确认新增耕地指标和批准异地流转，同意在土地市场拍卖交易。

3、继续对移民后的大兰村“两委”、“大兰村农民股份合作社”进行管理、监督。

（三）大兰村农民股份合作社

1、按照自愿加入的原则，全体村民入股建立，形成整村农民的集体土地产权代表和交易谈判主体。

2、与银河公司进行土地转换为耕地的指标“期货”交易，确定房屋、搬迁补助、社保缴费以及商铺资产入股等收益的交易协议。

3、移民后继续担任履约谈判主体和商铺资产、入股资金与集体土地的集体法人代表，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升值，并进行分红。

（四）大兰村银河富民投资有限公司

1、由大兰村农民股份合作社、四川省银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布罗森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1∶3∶3∶3的比例出资成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成都大兰村银河富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公司”），作为“大兰村银河城乡灾后重建富民惠民生态移民综合实验”项目运作主体。实际以四川省银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投资和运作。

2、银河公司投入前期资金4亿多元，按照政策标准制定补偿安置办法，对大兰村农民进行补偿安置，并操作实施整村移民进城工程。

3、银河公司统一经营原大兰村土地资源，进行生态恢复，发展现代农业与旅游业。取得土地综合整理项目主体资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和土地复耕。2010年4月完成宅基地复垦验收，面积363亩。

4、银河公司取得新增耕地指标的拍卖收益，用以收入支付移民和农业开发的有关投入及获取必要利润。大体上，政府按照15%年息对银河公司的投入予以回报。

四、整村“农转市”模式特点分析

（一）与农民个体分散成为城镇居民模式比较

大兰村村民拥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城镇社区的成员双重身份，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城镇社区的双重福利待遇，农民除了不再拥有宅基地使用权之外，依然拥有其他土地的承包权益，实现了“带着财产进城”，是“带着土地进城”的新型市民。农民个体分散自愿成为城镇居民，需要自己负担城市住房、社保等支出，同时也应当退还承包土地与宅基地，不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与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模式比较

相同之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两委”依然存在，居民享有村集体土地所有者权益。不同之处是，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模式下，农村居民新的居住地点仍位于该村或乡镇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资产基本在本行政辖区内，农民大多数还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般只有部分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模式下，大兰村村民则彻底异地迁居成为城市居民，全体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再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其新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不仅包括土地、货币、房产，而且还跨越城乡空间分布。

（三）与传统生态移民模式比较

传统“生态移民”工程安置地往往以农村地区为主，移民后村民保留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生产以农业为主，由财政资金补贴移民并建设新定居点，所需安置土地由政府与当地农村集体协商后以经济补偿等方式解决。而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模式则为市场化运作的移民安置，以宅基地使用权拍卖收益作为运作资金来源，农民则彻底“脱农”转变成身份，其生活生产方式完全市民化。

（四）与征地失地农民身份转变模式比较

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以往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常常不足以支付农民生活就业重置费用，经常引发失地农民上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耕地被全部征用的，依法撤销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制，原有农业户转为非农业户。而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时土地未被政府征用，通过市场化运作拍卖宅基地使用权来解决农民进入城市的安置费用，经济补偿较高，同时农民还保有其它土地的所有权益，仍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五、启示与问题

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模式实现了农民成建制整体“农转市”的人口城镇化，形成了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共赢的局面，对于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有效路径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

启示一：农村居民成建制整体“农转市”很可能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主要原因有四：其一，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城乡分割的“大二元”格局中，各个行政辖区之间也存在严重分割的许多“小二元”格局，最突出的是财政福利资源不能轻易被外来人口分享，外来农民工成为异地城市居民的准入条件异常苛刻，农民跨区域变为市民概率极低，这也是当前农民市民化遇到的重大障碍。农民就地成建制的市民化则恰好避开了异地市民化的“小二元”格局障碍。其二，随着我国农村土地价值的上升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已经很难再说服许多农民仅仅接受货币补偿放弃土地权益，农民需要以获得城镇居民待遇来确保失去土地的长远生计。其三，随着我国耕地越来越紧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将越来越多地采取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方式，整理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置换比较现实，目前土地政策、制度走势也将逐渐允许农民分其级差地租，而成建制整体“农转市”才能够使其成为现实。其四，从管理服务的角度看，农村居民成建制整体“农转市”有利于农村土地的现代化经营与环境优化，有利于政府对农民在城市的居住、就业、就学、社保等方面的安置、管理和服务。当然，实现农民就地成建制的市民化要具备诸多条件，不能盲目进行。

启示二：农民“带着财产进城”成为市民是可能的并且具有现实条件。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不应该是充当低收入阶层或者救济对象，而应当拥有大多数城市居民那样的财产条件;二是今后除了国家重大项目占用之外，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采取出租方式提供给非农用地者，农民在“农转市”后仍然享有农村集体经济包括土地流转收益在内的权益。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模式表明，只有整村建制“农转市”才便于农村集体经济财产（包括土地）的保有、升值、经营、分配，而农民个体分散“农转市”，显然没有力量保有农村集体资产。

大兰村整村“农转市”实践证明，土地级差地租能够成为农民变市民的主要经济保障。地处偏远山区的大兰村整理出的宅基地通过增减挂钩成为经营性建设用地置换地，实现每亩300万元收益，为整村“农转市”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实现了“政府不负债、农民不出钱、企业不亏本”的三赢局面。这说明，只要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属性，允许进行合法交易，农民就有了成为市民的充足资本来源，或者说，农村经济发展就具有吸引外部资本投入的内生条件。

启示三：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推进城镇化需要政府做出更大努力。大兰村整村“农转市”过程完整地展示了当前农民市民化所需的一次性全部成本，大体人均25万元，其中，住房8.75万元，社保4.1万元，店铺2.5万元，各种补偿补助8—10万元，全部从拍卖整理后的宅基地收入中支付。这笔支出发生在2007—2009年，其后各种费用都大幅度上升。如商品房2007年当地市场价2500元，而2010年以后上涨到每平方米4000元以上，购房费用大幅度增加。同时，社保基金缴纳金额也在大幅度上涨。当地干部估算，目前按照大兰整村“农转市”模式，安置一个农民需要一次性成本约35万元。

尽管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模式目前运行平稳，但仍然存在着明显未决的问题：

（一）土地产权关系问题

大兰村农民填写的入社申请书本身也有瑕疵，既承诺“双放弃”，也说是“入股”，反映出大兰村集体土地产权归属问题没有解决，还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在座谈中，当问到原大兰村的土地所有权归谁，区乡干部认为归乡政府，农民则认为仍然归自己;当谈到最近政府要征地修公路时，农民说应该給他们补偿，区乡干部则觉得不应该。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大兰村村民成为龙泉区的市民后，大兰村村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就应该退给村集体经济组织。但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大兰村整村“农转市”，按说全部村民都该退还承包地、宅基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就不复存在，村民即使要退还也没有接受主体;如果大兰村村民继续拥有承包地、宅基地，于现行法律不符;如果转变为国有，归乡政府所有或代管，又没有法律依据。对此，需要在法律上做重大修改。

（二）土地市场交易收益分配问题

应当说，龙泉区党委、政府对大兰村“农转市”的经济补偿比较宽松，“让利于民”的配置取向使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都得到了全面提高，农民真正获得起码应有的土地财产收益。这是很难得的。但也应当看到，在其运作过程中，农民未能完全行使处置自己土地所有者权利，拍卖土地收益中全体农民所得总计不足40%，与农民“农转市”后的生活所需不相称。一般情况下，“农转市”村民的收入水平在相当长时期会处于中下水平。即如大兰村村民，“农转市”后收入大幅度增长，2012年达到1.55万元，但与龙泉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万元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今后，国家应该规定，由于类似情况的公益性，土地收益大部分应当归“农转市”村民所有，以使他们的家底尽可能厚实，确保他们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

（三）占补耕地的质量不平衡问题

目前城乡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补偿实行“占一补一”的政策，座谈中基层干部对此深为担忧。“占一补一”使耕地数量平衡，没有充分考虑土地质量平衡问题。以大兰村贫瘠耕地一对一代替城区周边良田，显然很不利于确保农产品供给能力。在我国前一段时期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大量优质耕地已经被征用为非农用地，今后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提高占补平衡标准，根据土地质量等级实行占一补二或者补三。

（四）政府对进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问题

大兰村整村“农转市”后，其村民居住、就业相对分散，其集体经济组织的的经济社会环境、目标、经营方式与在农村也有很大区别，怎样保障其资产增值保值、社员权利有效实现、减少返贫和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崭新课题。政府应指定专业部门，制定相应法规，加强指导、监督其健康有效运行。

农民变市民 篇3

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界定上,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人口转移和职业转换为切入点界定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二是以素质和能力发展为落脚点界定概念。这两种观点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的阐述, 都强调了农民首先以离开或失去土地为基本代价, 在缺失了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情况下, 农民的身份、职业乃至素质能力向市民转变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市民化不简单等同于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 不是让所有农村人口都迁移到城市, 而是要让所有人口, 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 都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但是,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并不是简单的去农化, 而是要将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转变为现代化工业生产模式, 打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 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若简单的将农民市民化理解为农民、市民两种身份差别的消灭, 理解为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和素质能力的统一, 甚至彻底消灭农村田园风貌, 变传统农村为现代小型城市, 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传统生产模式的转变, 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池”与城市“劳动力池”的差异化消失。因此, 我们需要从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 实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大一统角度出发, 重新思考农民市民化问题。

本文对农民的界定, 不再简单以户籍为依据, 而以是否仍以“家庭”生产为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以“家庭自给自足”为其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来源为依据来区分农民与市民。在我国农村与城市逐渐融合的过程中, 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口都发生了大规模迁移。很多农村都出现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大多数的青壮年都选择外出打工来维持家庭收入。农村“家庭式”生产模式遭到了较大的破坏, 生产能力有所下降。进入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工, 有些因教育机制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城市市民身份, 并永久地与土地脱离, 退出了“家庭式”生产模式;有一部分虽然没有获得市民身份, 但已经不再回到原来的居住地与土地隔断了天然的联系, 也退出了“家庭式”生产模式。本文认为这部分人已经具备了现代产业军的特征, 应属于城市“劳动力池”中极为重要的稳定组成部分, 应被称为“市民”。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两栖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依旧固守农村“家庭式”生产模式, 这之外的所有收入仅仅作为“自给自足”的补充, 他们在城市“劳动力池”中极不稳定, 却稳定于农村“劳动力池”中, 这部分农民工依旧属于农民。而与此同时, 在当代的农村中存在大量的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情况, 这些农业生产活动不在以“家庭式”生产为特征, 而具备了现代产业的生产特点, 虽身份仍然是农民, 对雇员的管理则遵循了现代城市企业管理方式, 因而这部分人不应该属于农民, 而是具备了“市民”特质。因政府征地或集体土地集体使用等原因而发生的农民由于失地而导致的身份转换中, 并不能简单以失去土地作为判断其已经属于市民。失地农民并没有丧失“家庭自给自足”的旧有观念, 失地后的农民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但家庭生产模式未变, 并不能遵循现代产业对雇员的管理要求, 更愿意选择维持生存的简单生产而不是加入到城市产业洪流中。这部分人虽然身份为市民, 但因其生产模式未变, 依旧具有强烈的农村生产气息, 不属于城市“劳动力池”的固定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的农民市民化应是农村“劳动力池”与城市“劳动力池”的差异逐渐减小的过程;应是消除我国农村简单家庭维持生计的传统生产模式的过程;应是变单个家庭生产方式为现代化产业集群生产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不应过分强调身份问题、职业问题和地域问题, 而应强调如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变传统生产模式, 融入现代化产业生产模式中, 降低不论是现代农业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劳动力生产模式摩擦造成的隐形成本。

二、对农民市民化传统路径的评析

基于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视角的不同, 学者们对我国的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分析各有重点及层次, 但主要着重在两个方面:第一, 根据传统的对农民市民化的理解, 对当前业已存在的转化现状进行的梳理, 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两种途径;第二, 对现存市民化发展道路进行批判, 提出实现速度更快或破坏力较弱的发展途径。这些农民市民化途径的提出,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的农村及农民问题, 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市民化路径都是在间接肯定城市市民身份及享受福利高于农民基础上进行的厘析和判断。这样的市民化路径是否契合我国经济均衡增长的内在要求, 能否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需要深入考量。

(一) 对工业文明过于推崇

在传统的农民市民化路径分析中, 学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及要让中国几亿农民享受到工业现代文明光辉的普照。毋庸置疑, 工业文明造就了及其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 也带来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变革。但同时, 工业文明也因其高掠夺性和占有性, 给自然和生态环境带来了的极大破坏。工业文明的物质至上主义, 使人沦为了金钱和财富的奴隶,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亲情、邻里, 互帮互助等美德在现代城市中逐渐消失。在我国当前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 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 发挥后发优势, 应主动寻求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融合之路, 提倡生态文明, 尽量保持自然与社会的和谐, 而不是简单将农民赶进城, 或者将现在的农村改造成钢筋水泥造就的小城镇。

(二) 过于强调身份、职业及地域差异

当前对农民市民化的分析, 都用身份、职业和地域作为划分农民和市民的标准。然而,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 当代农村与城市的沟通与交流已经远远大于过去, 它们之间的分隔程度已经随着经济交流的日益紧密而有所降低。很多拥有城镇户口的人, 却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劳动;很多拥有农村户口的人, 却任农村自有的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荒废, 涌入城市, 长期从事现代产业劳动。身份、职业及地域差异已经不能很好的来界定农民和市民概念了, 对农民市民化的理解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 需要去理解和分析这种复杂性。

(三) 将农村向城市的单方向人口流动等同于农民市民化

一些学者强调城市化对推动农民市民化的作用, 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的根由。因此农民市民化就意味着农村向城市的单方向人口流动。可中国以户籍统计为依据的农民总数为7亿多, 若按照70%的人口都融入城市生活才能实现城市化来计算, 近5亿农村人口将进入我国城市。显然我们将为此支付庞大的基本建设开支, 并需要占用非常多的耕地, 还需要考虑人口迁徙后的生存问题等。这种高耗能、高浪费的城市化道路, 将加剧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矛盾, 消耗掉我国本不充沛的自然资源, 进而对环境进一步造成污染。考虑到这些因素, 这种单方向的人口迁徙是否还适合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是否应该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是值得商榷的。

(四) 将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等同于劳动力差异化缩小

我国农村和城市劳动力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模式不同。农村劳动更倾向于家庭化生产, 每个家庭生产单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自己拥有一套完整的劳动经验和技术, 但农户之间的技术交流和经验探讨十分少, 导致了不同农户产出之间的质量差异问题。城市劳动则体现出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的特征。[3]城市劳动力要适应与陌生人合作生产的环境, 适应统一的劳作时间, 经验和技术需要在更宽泛的范围中与人交流, 不断更新, 以保证产品质量的统一。为突破二元经济的掣肘, 学者们在讨论农民市民化路径中, 多次提到对农民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农民市民化的最后阶段, 如何帮助农民更好地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 是农民市民化的终极目标。但是不是能力与素质培养了、提高了, 就能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模式?就能缩小城市“劳动力池”和农村“劳动力池”的差异?这个是有待商榷的。

三、总结

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及传统文化思想, 导致我国的农民市民化途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不同。本文对我国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探讨脱离了以往传统的对其身份、职业、地域、能力素质等问题的关注, 转而关注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 劳动生产模式转化问题。也认为只有劳动生产模式的彻底改变, 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市民化, 彻底解决城乡差别, 也可以降低单纯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占用、自然资源耗费、气候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在城市化改革道路中提出的现实问题。多位学者就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理论解释,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站在我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角度, 从如何解决劳动生产模式差异化出发, 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解释。并根据这一新思考对传统农民市民化途径进行评析。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二元经济,劳动力池,劳动生产模式

参考文献

[1]胡文木.撤村建居——城郊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反思[J].生产力研究.2010 (10) .

[2]卿文辉, 张润.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理论解读[J].欧洲研究.2004 (1) .

农民市民化,向着希望出发 篇4

“汤河川”，刮起民俗风

距怀柔区第六届汤河川满族民俗端午节不足一个月，有关部门根据近几年客流量情况推算，预计今年将有6万游客前来。

对于这个数字，村民小赵的算法是：以每人每日50元的餐饮费计算，“吃”出来的钱将有300多万。年初，看到了商机的小赵便开始琢磨着怎样利用这次机会“大显身手”。在对满族文化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小赵认为当下满清宫廷电视剧的流行，为公众了解满清历史提供了契机，而自己多年来受益于汤河口镇政府组织培训的电脑技能，也将派上用场。在朋友的帮助下，小赵专门制作了个性化的网页进行宣传，内容涉及满清民俗趣事、《红楼梦》中端午节“斗百草”的片段……

农家院老板老李的账本是这样的：6万游客意味着经济型的农家院每日需提供2万张床位。于是，老李的农家院便平添了几分文化元素：门廊两侧绘制着“清朝十二帝”的历史介绍，游人下榻的“行宫”也取自八旗的意蕴：图腾文化、塞北古道……

事实上，在汤河川一带像小赵、老李这样的民俗户并不少。目前，位于汤河川核心位置的汤河口镇，其已拥有市级民俗村1个，区级民俗村1个，民俗旅游接待户77个。据镇长周福刚介绍，“汤河口镇原是清顺治年间的胭脂营，沿袭了距今360多年、以彭姓为主的满清民间文化。”天和万象明，地和万物生，人和万事兴，在汤河川独有的特色沟域经济模式的带动下，北京市休实投资发展公司的养生庄园已落户于此；银河谷市级森林公园正式批复；银河谷、白河湾、天河川沟域产业带亦已建成，这些已经“落地”的工程项目带来的“经济机遇”是数字所无法衡量的。对此，周福刚说，“五年来，经济结构调整下的辐射效应是巨大的：共引进27家企业，2011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12473元，年均增长12%，其中，工资性收入6420元，家庭经营收入4143元，财产性收入422元，转移性收入1488元。最大的变化是村民们摆脱了土里刨食的生存状态，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智慧，融入到市民化的进程中，部分村民成了林管员、水管员、清洁工，部分村民成了生态园的雇工、工厂的工人，领起了工资；部分村民直接变成了运输户，部分村民开起了农家乐，自己做老板。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过渡的过程中，村民们开始有了商业意识，挣工资、经商成为主要经济来源……”

如何引导已经向市民转化的农民，周福刚认为，镇政府要敢于承担责任，替百姓考虑，实现双向互补。具体表现为：硬件方面，以满族民俗文化研究会、满族体育运动会、汤河养生休闲等为主题的民俗文化已经具备；软件方面，村民的文化素质、休闲娱乐配套设施等方面仍有待提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草根艺术，我们来了

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上楼”，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也因此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农民内心情感的“沙漠化、孤岛化”现象。如今，对市民文化生活的“高需求”和农民文化生活的“低现状”矛盾的解决过程中，朝阳区政府认为，只有以文化作为农民融入城市的桥梁，通过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区参与”的农民文化建设机制，才能促进农民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例如，今年，朝阳区大力推动“文艺演出星火工程”，场次上，由去年的182场增加至约260场；内容上，涵盖了京剧、歌曲、舞蹈、相声等表演形式；覆盖面上，由原来只在朝阳区村里举办，扩大到农村地区的社区/村的全覆盖。这一方面回答了关于“在农村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农民各自应承担责任”的疑问；另一方面也有效地保证了京郊农民平等享有文化的权利。

随着社区参与程度的提高，三间房地区以 “文化引领产业发展、社区服务百姓生活”为理念，依托动漫资源，采取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卡通形象设计、工艺流程制作、卡通衍生品制作等方式，使文化创意产业辐射到社区生活中。据西柳村75岁村民孟长林介绍，2011年11月全国首个以动漫文化为主题的“三间房动漫社区”落成以来，老人已经多次抱着小孙子到卡通艺术博物馆参观，在动漫文化中村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在三间房环境越来越好了，家门口还有了卡通博物馆，这种精神享受不是能用挣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来衡量的！”艺水芳园社区的徐大姐说：“动漫社区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正月十五社区举办的元宵动漫灯会上，我还做了一回卡通博物馆的向导呢，这在以前根本都不敢想。”如今，三间房“动漫社区”针对“4050”人群和社区残疾人开展了相关的培训班，考试合格者才可以成为动漫企业的兼职员工。此外，社区也积极开发以动漫为主题的餐厅项目和发展休闲旅游等。据悉，目前，已有 30多户村民的院落成为主题餐厅的入选者，西柳村一号院也已经进行了主题餐厅改造，游客就餐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动漫节目互动。

走出尴尬的“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来。钱钟书先生提及的“围城”现象正挑战着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在地域空间被打破的情况下，原来以亲缘、地缘为主的传统社会网络正在向业缘转变。例如，在生活方式上，农一代主要以家乡为参照物，他们的周围都是一群群“熟悉”的面孔。然而，飞快的工业化进程下，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作为参照物的，他们拥有像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般的勤劳的同时，对城市的认同感也变得更强烈。值得一提的是，据“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杨风博士的研究成果显示，受户籍制度、观念、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四大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及行为适应情况表明，农民工群体依然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外，他们在城市长期生活，却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

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严峻的事实面前，尴尬的身份认同面前，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认为，“给新生代以最低社会保障；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培养新生代农民的社区感。”同时，杨风博士认为，只有当农民工作机会的获得和收入报酬的高低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相关关系时，通过使他们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实现他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才能使之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农民市民化要想走得更远，不仅需要政策层面上的辅助，也需要操作层面上的循序渐进。

昨天，他们低吟着“我们都是农民”的长诗；今天，他们实现着市民化的转变；明天，他们向着希望出发！

农民变市民 篇5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趋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步, 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职业转换阶段, 接下来, 则是如何由农民工变成市民的问题。这种分阶段市民化, 可以说是中国特色, 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转换的同时进行身份转换的一步到位模式的突破。但在理论上, 对于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个第二阶段的任务, 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1]一种主张激进的路径, 即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变迁, 让农民工迅速转换为市民;另一种主张渐进的路径, 即要求让农民工顺其自然地实现市民化, 在理论上某个农民工达到条件则接纳这个农民工入城, 一个地方达到条件则这个地方先行。在现实的实践中, 激进的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的实验出现了挫折, 渐进的有条件将农民工转换成市民的政策却形成了普通农民工现实的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尴尬境地。由此各界提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是:如何对两种农民工市民化的学术观点进行评价, 并在这种评价中进行学术创新, 找到突破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新路子。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 无论是理论阐释, 还是实践说明, 都可以有两种研究的态度, 即从外部介入的方式, 也就是从社会与政府责任等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也可以从内部发展即以农民工为主体自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鉴于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外部介入的探讨, 我们就从农民工主体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考虑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虑到学术创新必须要有实践的依托, 我们又从一种具体调查的实证研究来展开。

二、调查及结果

1.调查方式

首先是关于问卷设计, 我们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的观念, 从农民工的现代化的角度设计问卷。由于人的现代化不过是人的生活与生存模式的变迁, 所以, 问卷设计的具体问题就从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入手, 以便在调查后通过这些问题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并透过这种现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就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来说, 一般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就业或工作, 也就是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面;二是人的生命延续相关的方面, 即家庭生活;三是人的社区生活, 也就是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的方面。显然,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人的生存具有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交织的现实状态。考虑到本研究的政策取向, 在这三个层面的调查上, 总体上都设置包括农民工在这一层面生存的现状或问题、解决办法、发展目标、及政策需求等问题。每一个问题, 则根据在调查前对农民工的掌握与其他文献的描述, 提供若干选择答案供被调查的农民工挑选。由于农民工生存的整体性, 在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前还设计了一项一般性的关于农民工社会经济情况的问题, 主要包括年龄、文化、性别、职业等。

其次在调查操作上, 我们选定一家能体现农民工所进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分布特点的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某针织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当时共发放问卷35份, 一个月后实际回收35份, 其中有效问卷32份。

2.调查结果

(1) 样本社会经济情况。

年龄29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59.4%, 其他80后的农民工占40.6%;初中文化包括未毕业的农民工占71.9%, 高中专的占28.1%;男性农民工占64.5%, 女性占35.5%;75%的农民工是熟手, 18.8%为师傅, 主管与生手都各占3.1%。这种状况说明农民工人口学上的自我更新不明显, 前几年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2) 样本就业状态。

在就业途径上, 依赖亲戚的农民工占43.8%、依赖老乡的18.8%、依赖朋友的6.3%、自己找的31.3%。关于待遇问题, 75%的农民工反映企业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50%的农民工选择“工作时间太长、周末不放假”, 其余反映工资低的农民工占46.9%, 反映缺少文娱活动的占37.2%, 反映管理不公及以罚代管的分别占28.1%与21.9%, 其他反映升职机会、工伤、职业规划与工资发放时间等方面问题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 向亲戚、老乡、同事、朋友等求助的比例分别为46.9%、37.5%、21.9%、18.8%, 其他途径都在10%以下。在职业发展规划上, 46.7%的选择做生意, 16.7%的想学一门技术, 13.3%的为回家务农, 其他如开厂、从事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等都不到10%。在职业发展上, 选择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占53.1%, 找朋友帮忙的占28.1%, 遵纪守法踏实工作的占25%, 跟工作管理方搞关系创造机会的占6.3%。在就业政策需求上, 靠前的加强劳动执法与办理社会保险都占到46.9%, 要求定期提高最低工资与每周放假一天的也都占到了40.6%, 然后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占34.4%, 提供打工者做生意或开厂贷款优惠的占21.9%, 要求技能培训的占18.8%。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在多年之后仍然处于低端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权益保护仍然有待加强。

(3) 样本生活方面。

农民工反映的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不能在家照顾父母与子女占65.5%, 看病贵占53.1%, 社会保障不健全占40.6%, 开支压力大占37.5%, 两地分居占21.9%, 治安占15.6%, 买不起房占12.5%, 其他如子女读书与找对象都在10%以下。在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中, 自助的占84.4%, 向亲友求助的占18.8%, 没有人选择向政府救助或其他途径。在生活方面的政策需求上, 50%的农民工要求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46.9%的要求控制物价, 要求提供面向农民工住房体系的占34.4%, 要求解决子女读书的占31.3%, 要求建立夫妻探亲假的占28.1%, 在家乡建立帮扶留守父母与子女制度的占25.8%, 要求解决户口迁移的排在最末占21.9%。这些调查数据都体现了农民工候鸟式生活模式, 以及提升生活保障的愿望。

(4) 样本社区参与方面。

农民工在交往互动对象上排在第一、二位是亲戚朋友与房东, 分别占65.6%、43.8%;其次是老家的生产小组与村, 分别占12.5%、9.4%;城市社区与管理机构中只有派出所达到12.5%, 其他如居委会、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工会等都在10%以下。交往互动中涉及的事项, 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占65.6%, 租房占40.6%, 如计划生育、子女读书、治安、劳动争议、保险、承包地等都不到10%, 其他如参与培训、党团工会活动、社区与村里的治理活动等都是0%。在互动交往的障碍上, 反映城里人冷漠的占46.9%, 政府未能主动服务的占40.6%, 劳动法执法不力的占37.5%, 其他因户籍原因不能参与城市社区自治与利益分配的都不到5%。在克服障碍上, 自己努力的占75%, 求助亲友的37.5%, 求助政府的6.3%。在社会交往政策需求上, 排在第一位的是要求城里人改变冷漠态度占50%, 要求官员主动为打工者服务的占43.8%, 要求在社区分红的占15.6%, 要求参与社区会议及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都达到12.5%, 要求在打工地入党占9.4%。农民工这些社区生存状态表明:城市对普通农民工处于排斥状态, 农民工与城市及农村社区之互动凭借的是一种利益交换模式。

三、样本资料分析与结论

1.样本资料分析

分析样本资料, 可以推断与发现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状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生存中发展的需求。

就农民工的需求来看, 还总体上处于一种生存的低端, 同时又有向上延伸即发展方面的需求这样一种状态。农民工需求的生存性体现在:他们面临与希望解决的问题, 包括就业、生活与社区交往等层面, 都是一种大体上与个体维持生命延续相关的, 如就业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加班工资发放没有达到法定标准问题, 生活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对家人的照顾问题, 社区交往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城里人的冷漠。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的是农民工的生存——生命的维持——通过工资发放形成对物质资料占有的状态、生命的延续——通过家人照顾对生命延续质量、生命的社会条件——通过与城里人互动生成农民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等。在这样低端的生存之下, 农民工发展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低层次的。如在就业方面, 虽然合起来一半以上的人想做生意或学技术, 但其政策需求中排在前列的还是维护就业权益及通过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建设保障自己的劳动力与职业安全。从生活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排在相关政策需求前列的都是关于生活安定的与生活保障有关的, 至于政府与学界讨论很久的户籍问题则现实性的排在末位。从社区参与来看, 主要的政策需求也是改善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态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主动性。

(2) 半封闭自助的资源。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源来源可以分析为三种:一方面是农民工自己拥有的资源, 如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体拥有的体力、智力、经验、技能、资产等, 这些也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主体能力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资源, 主要是社会资本, 即可以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获取的资源;第三是作为社会宏观环境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形势等提供的资源。从这些资源来看, 第一个资源是农民工自己可以创造与自主使用的, 第二个资源是农民工可以主动建构的, 第三个资源则是外部环境, 是需要农民工适应的。从总体上讲, 农民工进城的生活具有半封闭自助的特点。从宏观外部社会环境与政策制度来讲, 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机会, 但在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上则处于一种限制状态;就现实的政策来讲, 在2000年前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在理念上是当作一种管制的对象, 在2000年后则逐步向善待农民工转变, 但受户籍制度等制约, 仍然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处于一种社会排斥状态。[2]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写照是:职业上基本实现了流动, 身份转换上则踌躇不前。作为这种半封闭资源的表现, 在调查中发现样本农民工反映其社区参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城里人的冷漠, 在冷漠之下农民工与城市的互动范围十分狭窄, 调查揭示的最多的互动就是租房及与房东的往来, 而这种调查中最多的互动也是通过一种同样冷漠的方式——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的。由于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半封闭, 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遇到问题时只能采取自助方式:样本农民工找工作就是通过熟人这种次级社会关系达到的;遇到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与社区参与问题, 首先求助的也是这种关系。通过社会资本解决城市生存问题, 这是农民工自助的一种基本形式, 也是大多数社会学相关研究揭示与强调了的。只是这些研究没有指出或突出这种社会资本的自助性质, 即:通过农民工自己努力建构关系来解决问题。作为自助的另一种常态的也是主要的且被多数社会资本研究掩盖了的形式是农民工自己单独解决问题:在找工作中有31.3%的人是自己联系, 在生活上84.4%的人选择自己解决问题, 在社区参与上75%的人自己克服障碍。

(3) 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环境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必须适应面对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社会环境中抽取各种可用的资源。就现实的环境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作为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它向农民工提供的资源与机会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面讲的农民工半封闭自助的资源特征。这种选择性激励环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社区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改革以来, 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 在劳资关系上主要照顾的是资方的利益。尽管2000年起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 但由于政策执行的时滞与政策变迁的过程性, 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并未彻底转变。体现在调查中, 就是样本农民工反映的社区参与问题前三甲中二、三名都是讲政府的, 要么说政府服务不主动, 要么讲政府执行劳动法不力。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农民工务工的城市社区利益分配上, 本地人对外地人——农民工的冷漠, 城市社区利益只与农民工实行“平等”的交换——以租房租金等方式, 作为城市社会价值主要创造者的农民工很难参与社区各种收入的分配。造成这种普通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政策与制度原因, 就是一种有条件地让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即将农民工中的上层或优秀分子, 通过购房、交税等条件, 迁移户口, 变成市民, 参与到城市社区的治理与利益分配中。由于这样的机制, 致使农民工应该在城市享有的同等就业、同等教育、同等社保、同等居住、同等服务以及同等政治参与等权利都打了折扣。由于环境提供给农民工的资源的有限性, 农民工在适应环境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是在城市中现实的基于利益驱动的“寄居”生活;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逃离”念头;第三是遭遇生存问题时的“自助”模式。“寄居”是多数研究揭示了的, 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自助”在本文前面已经说明, 这里只指出一下调查反映出来的“逃离”问题。调查在了解样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状况时设计了一道问题, 让农民工讲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统计结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是做生意、学技术与回家务农, 选择坚持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合计起来等于回家务农的比例。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了农民工对自我职业提升的愿望, 也体现了农民工对现在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的不满, 由于这些愿望与不满, 农民工才有在未来“逃离”的计划。事实上, 伴随农民工“寄居”生活的高流动率与一波一波的“返乡潮”与“创业潮”, 也体现了农民工在自助中“逃离”的方式。这种“逃离”即有向上的市民化的发展, 也有向下的回归农业念头。因而, 这也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2.结论

根据上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发现, 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1)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进军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终转变为市民是一般历史趋势, 但在当代中国那种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模式是缺乏现实性的, 在实践中必然是要碰钉子的。同样, 在当代中国各地现实性选择的渐进市民化模式也是不道德的, 在实践中难以达到政策初衷的。

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在于, 从逻辑上讲,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代化中的一种普遍趋势, 只是一般性的东西, 要变成各个国家具体的现实, 必须根据各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条件来推行。也就是说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来说, 会走向城乡一体, 会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政策规划的方向, 但这种规划的落实必须依条件有步骤地实施。首先, 从宏观的财力、农民工的地位等判断与提出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道路就不现实,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实施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中央可能集中了更多的财力, 有的地方可能财力就不足;在整体上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 但在局部主要是后发地区可能条件就不成熟;在中央与全局可能更关心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 在地方与局部可能更关心发展与户籍人口相关的本土利益。其二, 农民工规模庞大, 几亿人想同步通过制度变迁一下实现市民化,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就农民工群体来讲, 现在有一、二亿, 而在农村还以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储存了几乎同样的规模的数量。所以, 不光市民化规划巨大, 而且当现有农民工市民化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转变成农民工加入这个行列, 因而这种进程必然是有比较长的期限的。其三,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不可能简单地以激进改革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光涉及城市, 也关联农村;不光与农民工有关, 也与工厂有关;不光与农民工家庭有关, 还与社会参与有关;不光是一个户籍改革问题, 也是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 对于这样复杂系统的工程, 最好先试验, 符合条件, 取得经验再推广。

以上是从一般性的角度、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论证了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从本研究的立场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因此, 对激进模式也可以从农民工的角度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 本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激进模式的不切实际。首先从政策目标来说, 政府制定政策必须要具有回应性、反映社会要求。从调查揭示的农民工需求来看, 还处于一种低端的生存性需要, 生存放在第一位, 发展只是次要的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从政策执行来讲, 市民化需要农民工发挥主动性, 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却面临资源短缺的局面。第三是城市通过选择性激励那种有条件让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政策与自利机制呈现的半封闭与社会排斥状态。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 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市民化居于一种自助状态。这是一种相对孤独的自助, 也就是说, 农民工就是有市民化的念头, 也受到自身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 在现实中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至于渐进模式的非道德性在于:它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一方面中央在总体上原则性地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方向, 并授权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执行;另一方面, 地方在执行时, 都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规定农民工迁移户口转变为市民的硬性指标, 如购房、稳定就业及文凭、技能、投资或缴税等条件。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正如本调查揭示的样本农民工75%的为熟手、初中文化的占71.9%, 处于一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租房或住工厂房过日子的状态, 根本无法达到资产或技能文化等方面的地方政策门槛, 实际上造成了多数农民工都被阻挡在市民化之外。这样, 对中央政府来说, 通过向地方放权, 实际也放弃了宏观政策上的政府责任。这是这种渐进模式不道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既要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为自己创造财富, 又不想为多数农民工提供跟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选择性激励政策将多数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共管理之外, 这明显的是一种自利的行为, 显然是不符合分配正义的, 也是不道德的。由于这样的渐进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农民工产业工人与农村户口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 渐进模式作为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道路, 实际上成了一条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难进模式。

(2) 由于安排的激进模式不现实、放任的渐进模式又不道德, 因而, 农民工市民化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 即走适应性市民化道路。

所谓适应性市民化, 就是改变安排的激进模式那种市民化忽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作用的缺限, 以及克服放任的渐进模式那种市民化政府不负责任的弱点, 立足市民化中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 利用市场利益机制, 发挥中央集中财力较大的优势, 开展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 分类分步骤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提出这样的思路的理由有几点。一是从历史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历程的第一步是农民由农村到城市就业, 就是农民发挥其主体性, 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条件而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因此,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农民工主体性的发挥, 应该继续立足这种主体性。二是要发挥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性。当前最大的现实约束是农民工素质偏低导致其市民化能力不足, 所以, 需要通过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为农民工主体性发挥与市民化创造必要条件。三是当前实践中渐进模式中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恰恰是一种技能与资本型,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正好可以突破这道农民工市民化的紧箍咒, 从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化上的飞跃。四是之所以突破市民化紧箍咒后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化, 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利益机制, 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实现农民工与户籍人口、农村与城市的双赢。过去农民工实现职业转换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也是因为可以为城市带来财富而城市接纳了这个陌生群体, 现在如果农民工通过素质建设工程变成技工或其他城市需要的价值创造者, 则可以形成一种新型农民工而被城市接纳, 开启市民化的大门。五是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可以利用国家财政结构中中央财力较多及中央政府承担着事关全局的公共事务主要责任的特点以中央为主来承担, 解决过去农民工培训教育中资金短缺问题与提升相关工作的效率与水准。六是适应性市民化可以适应与利用国家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 分类分步骤推进。我们的调查样本显示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呈现做生意、学技术、回家务农、继续打工等多元化色彩, 因此, 可以针对不同的农民工需求进行分类市民化的政策帮助。如对于愿意做生意与开厂的农民工可以提供技能培训与创业资金与税费政策优惠支持使之向个体户与企业主发展;对于想学技术和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可以主要提供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使之转变成城市欢迎的技能型农民工, 即使农民工回家务农也要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学习使之能最终转化成现代化的农民。具体步骤就是先教育帮扶提供就业创业能力, 分散经济危机下就业风险, 稳定就业与拓展就业空间, 提升就业创造价值。同时, 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探索与扩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方式, 改善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提升农民工公共管理的能力与社会资本, 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为市民化价值分配提供条件, 同时通过参与型和谐社区建设为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减少阻力。第二步, 根据已经存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打开普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大门, 利用各地应对金融危机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需要,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有规模地让培训出来已经转变成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核心是进行具有利益分享性质的户籍改革和有利于农民从农业中退出与农地集约规模化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及进行与这两种改革相应的能够保证社区所有居民平等参与的城市与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分类分步骤的方式,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一批批实现农民的转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现代化。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到底该走激进的制度变迁之路, 还是渐进的有条件进城方式, 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由于农民工具备的生存中发展的需求、半封闭自助的资源、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在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走出一条渐进与激进相结合的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激进模式,渐进模式,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王红茹, 王太元, 蔡日方, 周孝正, 陈端洪.拆除户籍藩篱:滞后还是超前?[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44) .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 篇6

城市化过程中以建设为目的的大规模土地利用 (1) 导致大量农用土地被征用, 征地-撤村-上楼-农转居是其所遵循的一般路径, (2) 与农民工等怀有主动城市化意愿的群体不同, “上楼”失地农民往往是在政府主导下, 在城市发展的需求下不得不被动接受城市化, 并在短期内面临村落终结和农民身份的终结, 以及伴之而来的乡村生活到城市社区生活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 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为42.2%, 预计到2030年前, 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 其中存量约1.9亿, 增量达2亿多, 可见, 我国城市化的核心发展期还将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 失地农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群体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学者们从户籍制度、就业安置、社会保障、利益补偿机制等各方面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 学界逐渐认识到, 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更是人的问题, 学者们开始从社会融入、角色转换、城市适应等方面探讨失地农民的城市化。2013《城市蓝皮书》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城市化原则, 指出城镇化的核心不是城市的高楼化, 而是人的市民化。失地农民“上楼”的城市化方式显然已经满足“城市的高楼化”, 但城市化的核心问题, 即人的市民化仍是我们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究竟哪些因素起到阻碍作用?除了制度, 其自身有哪些因素?户口转居这一制度措施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出发, 笔者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京郊地区 (3) 失地农民进行了调查, 以期从失地农民本体的角度呈现其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 (5)

二、经济收入:制约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客观瓶颈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2008年1~11月全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98.03元, 人均养老金及离退休金6412.40元, 而笔者调查点西北旺镇西北旺村同年村内劳动力人均收入为16485元, 退休金为900元。经济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市场体系之中, 吃、穿、住、行都需要货币的支出。而与城市居民相比, 他们原有的生活技能、知识体系并不能使他们在城市环境中很好地就业或获得其他收入, 他们所有的只是在瞬间住所和户籍的变化。

失地农民王雪梅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搬进楼房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告诉笔者:“我们这些人没有技能, 找不到什么工作, 大队会向小区物业推荐我们这些人干活, 墩楼一个月八百, 管理早市一个月一千, 基本上做这个工作的都是村里搬迁过来的人。”张丽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搬进楼房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家“上楼”之后城市高消费水平与失地农民低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突显, “农转非总体来说是不好了。以前有自己的房子, 350元一个月, 自己还有其它收入, 现在虽然900元一个月, 但是水、电、物业费, 什么都得花钱, 自己又没有其他收入了”。张生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搬进楼房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因为年纪超过60岁, 已享受到养老保险, 每月可领取900元养老金) 认为“我们和城市差距大, 人家退休一个月四五千元, 我一个月才九百元。人家吃得好, 咱吃得赖点儿。人家穿得好, 咱就穿赖点儿”。“上楼”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他们有着居民身份, 住在城市小区, 但其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却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一方面,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在教育、机会、发展等各方面处于劣势, 这些直接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低下。如今, 征地换房和户口转居将这些受教育程度、经济基础、职业技能各方面都与城市人口存在过大差距的失地农民瞬间与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好经济基础、享有娴熟的职业技能的城市人置于同一生活空间, 他们的劣势和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 失地农民虽然在户口上转为居民, 但其社会保障系统却并未真正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系统, 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居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既不能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 又没有享受相同的社保水平, 这些客观上造成大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 不能获取足以应对城市生活的经济收入。在同一个经济生活空间下, 经济收入差距使“农转居”带来的只能是身份的转变, 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不能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甚至可能比之前的村落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这进一步拉大了失地农民与城市人口的差距。正如苏雪串提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剧城乡经济的割裂状态不利于“二元结构”的转化一样,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导致同在身份上是“城市人”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经济的割裂状态, 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1]使得失地农民市民化受到制约。

三、观念认知: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主观因素

有学者提出人的城镇化除了就业、公共服务, 还有观念和意识的城镇化, 而观念和意识的城镇化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6)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主客观同时作用的过程, 经济收入作为客观因素制约着这一过程, 而失地农民自身的观念和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市民化进程。

1. 分类观念与信任缺失导致对城市社区归属感不强

在征地换房过程中, 失地农民搬进了原村庄被征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居民小区, 从而与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收入情况的城市居民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异于村落的城市社区。强的社区归属感和高的社区融合度有助于失地农民在社区层面的城市适应。然而, 笔者的调查中, 京郊失地农民却表现出如下特征:

(1) 分类明确。在日常生活中, 失地农民表现出清晰的分类观念, 他们对一切事务都进行“村庄之内”和“村庄之外”的清楚区分。“小区里基本都是回迁户, 对外面来租房和买房的人一点都不了解, 他们都是外地人” (刘刚,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很多外地人来这里买房、租房。村里人要是有两套以上的, 一般都会租出去一套。租房的人都是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 跟他们不打交道” (吴媛, 女, 原马连洼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在失地农民观念中, 自己所属的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人 (租房和买房住进入小区的) 都是“外来人”。失地农民有意识地将“我群体”和“他群体”进行了区分, 并在主观上对“他群体”产生戒备。长期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城乡户籍制度区分使农民在心理上存在弱势感, 这种心理上的弱势使其刻意地划分群体, 有意识地避免与城市居民的交往,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和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度。

(2) 缺乏信任。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熟人里长大的, [2]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 关系紧密, 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3]失地农民“上楼”前所处的村落便是费先生所称熟人社会,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 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4]失地农民长期的村落生活经历已经完全适应了熟人乡土社会的生存法则, 换句话说, 乡土社会中, “熟”等同于“信任”, “陌生”等同于“不信任”。在搬入城市社区后, 乡土社会向城市社区的瞬间转变, 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生存法则的不同, 失地农民基于乡土熟人社会的安全感消失了。“哥们儿都是发小, 现在都不交新朋友, 不熟还怕受骗” (张圣, 男, 原西北旺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小区里租房、买房的人大多是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 跟他们不打交道, 觉得他们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 觉得不可靠不放心” (和彩萍, 女, 原马连洼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在搬入城市社区和户口居民化后, 城市社区新面孔的增加与他们长久以来的乡土生活经验不符, 基于熟人社会交往法则中的信任机制, 这一群体依然谨守着以往村落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圈, 这种信任危机源于失地农民搬迁后对乡村“熟人社会”到城市“生人社会”转换的不适应。

汪雁等学者将社区归属感定义为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认同、喜爱和依恋的感觉。[5]对失地农民来说, 虽然搬迁到城市社区居住, 户口也转为了居民户口, 但思想观念中明确的群体分类观念和生人社会的信任危机使其很难与社区中的城市居民交往融合, 长期的乡土生活情愫也使其很难对城市居民群体产生认同、喜爱和依恋的情感, 这些综合起来导致这一群体对新的、异于村落的城市社区的弱归属感。城市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合的缺失在一定程度对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起到阻碍作用。

2. 差异认知与“未脱域”导致城市身份认同滞后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从农民向居民的身份转换是其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而身份转换分为制度身份的转换和心理身份的转换两个层面。政府在一些拆迁村落开展了户口“农转居”工作。“上楼”的失地农民陆续按照政策进行了户口的“转居”。政府的这一政策实现了失农民制度身份的转换, 然而, 只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心理身份转换, 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农民的城市化。因此, 笔者调查了失地农民的身份认知情况。

(1) 基于差异性的身份认同。失地农民的调查发现, 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生活标准。“农转居了, 是城市户口。但是还不是城市人。农转居还是跟城市户口不一样, 生活标准不同” (韩军, 男, 原东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转居) 。生活标准成为失地农民认定自身身份的一个因素。二是收入水平。“收入绝对不一样, 城里人收入高啊, 人家两千多元, 三千多元, 哪跟我们似的, 一千块钱, 文体活动也不一样, 生活方式它也不一样, 原先我们就是农村来的, 到这楼房, 我们农村人, 还按以前那农村的习惯。因为我们以前是农民, 人家以前就是工人, 人一下班没事跳舞去, 那农民, 好家伙, 从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就上地里干活去, 一直干到黑, 能一样吗?” (周红燕,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转居) 。同样收入水平成为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 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指标之一。三是身份认同。“农转居与城市正式居民当然不一样。我们就是农村超转人员, 村里的多少亩地被占了, 就给村里多少钱, 转多少人” (马伟生,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转居) 。在失地农民看来, 他们只是“农村超转人员”, 根源上的农民身份才是他们本质的身份。

社会学家R·简金斯 (RichardJenkins) 指出, 认同 (Identity) 概念的现代功能包含人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基于人们同一性的关系和基于差异性的关系。[6]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一方面, 长久以来固有的生活经验很难摒弃,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依然保留着农民的习惯, 遵从着乡土文化, 与“内群体”成员在各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 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恰恰是通过与城市人的比较而产生的, 在进入城市社区后, 他们更加明确地了解到自己与城市居民在生活标准、本源身份、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 基于“认同”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两个方面, 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

(2) 基于村落结构的身份认同。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社区之后, 村落虽然在形态上不复存在, 原村落的村民也被分散到不同的社区, 但城市社区的边界并没有成为划分人群和形成结构的边界, 失地农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组成还是以亲属为基础的血缘和以村落为基础的地缘性关系, “我还是农村人, 身边还不都是那些农村的人, 农转居了也还是农村, 它城市跟农村不一样” (胡兴梅,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失地农民打破了社区的边界, 仍然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建构。在这种状态下, 原村落的贫富分化状态、社会交往的小团体也没有被打破, “以前富的人还是富, 穷的现在还是相对穷” (王锁贵,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这么些年关系好的还是我们几个, 经常聚在一起的也还是那些人” (白顺梅, 女, 原马连洼村村民, 上楼10年, 户口已农转居) 。吉登斯曾用“脱域”来描述现代性语境中全球化过程的特征, “所谓脱域, 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地域性关联中, 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7]在吉登斯那里, “场域”与“结构”是相互对应的一对概念,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之后, 并没有产生“脱域”的现象, 虽然生活在城市社区之中, 但依旧延续着村落生活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 仍然生活在原村落形成的“场域”之中。在村落的“场域”和“结构”下, 失地农民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 制度身份的转换并没能帮助失地农民彻底的城市化。

四、村落生活惯习:阻碍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步伐的文化根源

在祖祖辈辈的村落生活经历中, 乡土文化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农民的血液中,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之后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我们前面楼里一个大婶子, 在门前的花坛里养鸡, 鸡天天打鸣, 吵得我们睡不着觉。看在他们是以前的老街坊, 我们都没好意思说, 还是看在老街坊的面子上;如果他们不是我们的老街坊, 是外来人, 他哪敢这么做” (魏敏, 女,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还是 (城市农村) 生活习惯不同, 有两口子, 搬进来好几年了, 就使了一吨水, 卫生间没使过, 舍不得用自家厕所, 就到别人家上厕所, 天天到外面接水用” (杜昌德,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我们很多人都在楼下晒个东西, 在小区花坛里种点葱什么的, 可小区都不让, 说是破坏绿化” (张奎, 男, 原西北旺村村民, 上楼8年, 户口已农转居) 。从这些讲述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后乡村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依然延续,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其称之为“惯习”, 他这里的“惯习”指的就是“文化”。布迪厄认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 但“惯习”是内化的, 也是不易改变的。在“上楼”后, “惯习”的倾向, 或者说“文化”的持续使失地农民偏向于选择根据他们的资源和过去的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 所以, 乡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村落生活习惯的延续和保留在文化层面只会进一步强化失地农民的农民身份认同, 在生活层面只能固化其农民生活习惯, 严重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

五、结论与建议

从调查结果来看, 失地农民在住所上已经高楼化, 在制度身份上也已经市民化, 但人的城市化却并未能完成。在“上楼”和“转居”8年之后, 这一群体依然延续着农业社会的一些根本特质, 其城市化道路还存在许多阻碍因素, 而这些绝不仅仅是居住方式、制度身份的城市化便能解决的, 这些困境更多地体现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心理层面上, 失地农民对城市社区难以产生以往村落那样一种认同。文化层面, 失地农民依然延续和遵从着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法则, 这样, 人们往日乡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得以适用, 但这严重地阻碍着失地农民的城市化。失地农民“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需要政府、社区和失地农民自身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

1. 打破城乡二元分化, 强化城市身份认同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之后, 无论是社会交往过程中明确的分类观念, 还是基于差异性的身份认同, 都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结构有关, 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与城市人在观念和身份上都产生了隔阂, 要摒弃这种隔阂, 实现城乡融合, 首先要在制度层面打破这种对立。这并不是简单的户口转居民可以解决的, 除了消除城乡户籍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纳入统一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体系中去, 通过制度层面淡化甚至消除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异, 强化失地农民对城市身份的认同。

2. 打开交际圈, 增强城市社区归属感

失地农民城市适应与融合的关键在于对从村落到城市社区“场域”变化的适应。目前, 失地农民由于固守乡土社会交往方式、交往范围、交往文化而导致村落生活的“结构”与“场域”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 在现代性获得过程中并没有“脱域” (脱离村落生活的场域) , 这从根本上阻碍着失地农民的城市化和市民化。“上楼”之前失地农民生活的场域是村落, “上楼”之后就是社区, 从这一层面上讲, 城市社区的作用非常关键, 社区可通过多种多样的社区活动提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相互交往的机会和环境, 在实际工作中, 引导和促进失地农民打开人际交往圈, 鼓励他们多和同住在社区中的、与他们异质性较高的城市居民建立社会关系, 将人际交往作为一个切入点, 使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真正达到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了解、互动和融合, 从而提高失地农民的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和融合度。

3. 提升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和技能, 消除城乡差距

在当代社会之中, 文化已经取代了宗教、民族、国家而成为最具有区别效果的因素, 而布迪厄认为, 学校机构比任何机构更具有正当化及再生产社会文化层级, 也就是定义与再生产所谓的“正当的”社会分类秩序的能力。[8]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要消除城乡差距, 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 教育是根本办法之一。这就要求政府、社区和社会机构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知识的、就业的、生活的、文化的各方面培训和教育, 这些比居住方式、制度身份的改变更能根本地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化。

4. 改变生活习惯, 融入城市生活

失地农民在搬入城市社区后, 村落生活习惯的保留不仅为自己贴上了标签, 也给小区中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不便, 不利于社区融合。要从观念层面引导失地农民摒弃村落生活惯习, 接受城市生活方式, 通过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同化消除与城市居民的差异性, 从而渐渐达到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适应。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 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失地农民在“城市化”大潮中正经历社会变迁的阵痛, “上楼”和“转居”并不能使失地农民真正的市民化, 这一群体真正市民化还有艰巨的一段路要走, 需要政府、社区和失地农民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除了制度完善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完成失地农民自身对城市身份的心理认同和对城市的文化适应, 即人的市民化。

参考文献

[1]苏雪串.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2, (03) .

[2][3][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5]汪雁等.三峡外迁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01, (02) .

[6]Richard Jenkins, Social Identity[M].London:Routledge Press, 1996.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0.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 篇7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简要回顾

建国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稳步发展阶段 (1949-1958年) , 工业化带动了城镇人口增长, 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0.6%提高到16.3%, 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二是徘徊和停滞阶段 (1958-1978年) , 这20年间城市化水平从16.3%才提高到17.9%, 年均增长只有0.08个百分点。三是快速发展阶段 (1978至今)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使得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善, 户籍制度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不断改革, 这一切使得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 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底的45.7%, 年均增长约0.93个百分点, 是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水平平均上升幅度的3.82倍。

但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 还有近6亿农民和近3亿的农民工。依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同步的、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负效应, 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经许多波折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目前, 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和居住, 却分享不到城市化的成果, 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这不仅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而且也违背了城市化的本质。在推进农民工城市化的进程中, 面临许多障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制度障碍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户籍制度把户籍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等直接挂钩。因为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农民身份, 使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农民工难以市民化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 实质上依附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福利保障体系。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将农民排斥在外, 农民工是无法享受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障的。近几年, 一些地方开始尝试为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障, 但各地养老保险还未统一。显然, 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其中的城市福利保障体系的框架下, 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必要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农民工是很难融入城市的。

(二) 经济障碍

尽管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 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工个体选择是否进城, 主要是由进城带来的经济剩余决定的。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 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 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 300元-500元的占29.26%, 500元-800元的占, 800元以上的占27.9%。这样的经济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缺乏稳定的住所的农民工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 大量的农民工集中聚居, 也不利于城乡文化交流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另外,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大障碍。在农业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66.95%的农民工子女求学的最大困难是费用太高。这增加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成本。低工资和高昂的生活成本, 将农民工拒在城市化的大门之外。

(三) 自身素质束缚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除了受到上述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 还与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使在农村中长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素质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以经济较为发达、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省为例,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广东省的流动人口中, 年龄在29岁以下的占了绝大多数, 比例达74.21%, 而在这些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队伍中, 文化素质总体上又以初中文化为主, 所占比例为54.63%。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由于传统的生活观念、尤其是自身收入的影响, 没有能力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乡土观念较强, 在土地的牵制效应和城市边缘人心态的影响下, 不少农民工仍然认为自己的归宿是农村。“据调查, 愿意并决定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农民工比例约为19%, 看情况而定的占60%。”这种过客心理的存在使部分农民工对他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无法产生主人意识, 对城市社会漠不关心,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三、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不仅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是:

(一) 消除制度障碍,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近几年, 我国一些地区对户籍制度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有很大的局限性:户籍制度的改革流于形式, 并没有改变与农民身份有关的相应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的重点, 不是户籍登记制度本身, 而是在于增加农民的福利和权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应逐步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就可以安心在城市工作, 有利于稳定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 有助于企业的技术升级。

(二) 探索农民工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基础

1、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

首先,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是工资最低的一类工作, 最低工资制度对保障农民工收入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其次, 规范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农民工和雇主不签订劳动合同, 往往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2、切实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一是推进农民工住房优惠政策, 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定居成本。鉴于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和城市商品房的高价位态势, 要实现农民工“居者有其屋”很难, 这就需要政府逐步把农民纳入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之中, 同时可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兴建农民工公寓等。二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农民工子女若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保证对他

摘要:我国老龄化程度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 以及老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对生活越来越高的需求, 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老年公寓养老。文章立足国情, 分析了我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的可行性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促进我国老年公寓养老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公寓养老;养老模式

目前, 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时期, 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中, 我国的养老模式也在发生转变。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老龄化进程先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福利机构养老的缺陷愈加明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老年人在生理和们尽早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因此, 流入地政府要保障流动子女与当地儿童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应当承担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 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也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3、加强农民工素质培训, 提供公平就业的机会。

农民工的素质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素质的首要问题和必要途径。对农民工有组织有目的的培训是现实向市民有序转变的保障措施。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培训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 使农民工尽快提高职业技能。农民工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 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 可以通过就业技能培训来提高农民工的稳定就业率和工资中的技术含量。其次, 加强农民工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引导, 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城市政府及相关组织要通过多种形式, 切实的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开展现代观念、文明准则、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 逐步形成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四、结论

心理上对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 这一切促使了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老年公寓养老应运而生。

一、我国发展老年公寓养老的可行性分析

(一) 老年公寓市场存在较大的需求群体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 截至2008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5989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2%, 每年还将以3.2%的速度增长。并且我国老龄化人口高龄化现象明显,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每年以5.4%左右的速度增长。高龄老人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100万, 到2010年将达到1700万, 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 老龄化速度之快, 高龄人口之多,

回首我国六十年的城市化历程, 农民工的大量涌现, 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为农村增加了收入, 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 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的农民工更是以实际行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农民工的辛勤劳动, 就没有当前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 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却如此缓慢,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却如此艰难。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继续推进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都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国的老龄化现状, 成为老年公寓养老市场需求增大的客观因素, 为老年公寓养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老年公寓市场存在较强的市场购买力

1、老年人收入的提高为其购买力提升提供了条件。

20世纪90年代退休金增长机制的建立, 相应提高了我国老年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 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中有42.8%拥有存款, 仅退休金一项到2010年就增加到8383亿元, 到2020年为28145亿元, 2030年为73219亿元。此外在城市60-65岁老年人口中, 大约45%会选择继续就业, 除有退休金之外还将会有额外收入, 按此预测, 到2050年就会有73200亿元消费储备金。因此, 对老年消费群体购买力不应小觑。

发展我国公寓养老的可行性分析与对策探讨

■刘艺容门佳蓬

摘要：近年来, 城市化进程引起人们的关注, 就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市民化这一问题直接关乎城市发展以及全面发展小康社会。文章就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2]、樊纲, 武良成.城市化——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3]、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和制度创新[M].商务印书馆, 2001.

[4]、吴森富.广东省流动人口素质结构和年龄结构研究[J].南方经济, 2003 (3) .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篇8

目前, 我国农村正处于转型期,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农民的数量非常庞大, 特别是“80后”、“90后”农民外出后, 既不能在城市落户, 又不愿回农村务农, 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这一群体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文件要求,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纲领性政策的出台, 预示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开始破冰起航, 将推动户籍改革步伐加快前行, 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送给广大农民工的一个大“礼包”。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他们一般都有长期在外打工的经历, 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加工业、纺织业、出口企业等行业。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各有不同: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 留了下来;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 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 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不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关于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 如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应该如何采取措施, 让农民工有序地融入城镇, 让城镇成为农民工生活的新家园, 也变成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 实际上他们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 不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在农村出生, 更不是在农村长大。所以, 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 不妨先从户籍制度着手, 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里, 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 他们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 在城市里扎根, 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在城里挣钱回家盖楼过日子。与其让他们在城市的事实存在却与城市格格不入, 不如让他们尽快地融入到城市, 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 而不是排斥他们。二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让农民工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福利。户籍既是市民身份的一种标志, 也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一种凭证。因为没有城市户口, 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很少能享受城市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 同城不同待遇, 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只有当他们被赋予“新市民”的身份, 他们才会从心理上真正对城市产生认同感, 共同参与城市建设, 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城里人:他国市民争当农民 篇9

谈及正在进行着的户籍制度改革，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梁芳说：“城乡统筹是必然的趋势，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区别。但是我觉得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的农民基数大，城乡生活差距较大，各地发展也不均衡。”

可以说取消户籍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涉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像社会秩序、行政管理、公共财政、法律制度等等。如果马上取消户口限制，势必引起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那城市将变得拥挤不堪，公共秩序、交通秩序将变得混乱，社会治安也将难以得到保证。梁芳有些激动地说：“现在的北京已经人满为患，堵车现象极为严重。取消户口限制，真不敢想象北京的将来是什么样子。”梁芳坦白地和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尽管户籍改革会让农民享受的福利提高，但做为城里人，她很害怕目前的社保、住房、医疗等待遇会有所降低。

梁芳认为，农民和市民分工不同，分担社会职能也是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要按部就班，万不可着急推行，造成物极必反的不良后果。她告诉记者自己曾作为高级翻译到过许多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要比普通居民富裕。每当收获时，大量的“城里人”涌入农村干农活赚钱。如果中国农村也能达到那样的富裕程度，会有很多城里人主动走向农村做农民。到那时，户籍制度改革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梁芳觉得，提高农民的工作生产效率，让农业生产更加科学化、合理化，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是目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作为人民教师的尚洪刚感慨地说：“现行户籍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拼命打工，流血流汗，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大多数农民工及家人到后来却没有资格享受当地医保、住房公积金等居民待遇，最令人担忧的是广大农民工子女享受不到良好的公共教育资源，义务教育成为了大问题。”

但是同时，他认为，农村人口城镇化，农民大量涌入城镇，城市生活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城市的资源被强占了，不仅带来就业、治安等诸多问题，更重要的，有限资源越来越难以支撑城市文明的进化。因此，国家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强社会配套管理能力。近期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最大的受益者是中低收入群体，而农村打工人口大多属于这个收入群体。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在变成取之收入较高的城市人口，用之所有的广众人民，无形中增加城市人口的生活负担，使城市人口的利益受损。

“中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 篇10

要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必须弄清农民人口现状,找到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面对巨量农村人口,单纯的大城市化或单纯的小城镇化,都难以解决问题“,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选择。

当前中国农民人口结构的几个总量特征

农民人口城乡结构

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亿。根据公安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数据,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 521万人。

全国乡村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6.3亿。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乡村人口65 65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则乡村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62 820万人。

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6亿。2011年全国农业户籍人口88 521万人,减去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62 820万人,则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 701万人。

乡村人口结构

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中农民工为1.3亿。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以及绝大部分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常住乡村,为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而绝大部分在“县外省内”以及“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常住城市,为城市常住农业户籍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乡外县内”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15 863万人)的20.2%,约为3 204.3万,本地农民工9 415万,总计12 619.3万农民工常住乡村。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农民工(全部为16岁及以上,绝大部分在60岁以下)中16-20岁的比重为6.3%。若16-20岁的人口比重按年龄平均分布,则16-18岁的比重约为3.78%,19-59岁的比重约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民工为12 142.3万人。

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37 836.5万人,减去19岁及以上的乡村常住农民工12 142.3万人,则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19-59岁的劳动力)为25 694.2万人。

全国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为283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乡村人口中的非农业户口人数约为2836万人。

城镇农民人口结构

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为1.3亿人。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县外省内”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79.8%,约12 658.7万人。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有30%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有70%在地级市、县级市及建制镇务工。

常住城市的非农民工农业户籍人口为1.3亿人。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 701万人,那么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就为12 658.7万人,则常住城市的不属于农民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为13 042.3万人。

城乡农民素质结构

城市常住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6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10%。

根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为62.9%,小学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比重分别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农民工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79.8%),外出农民工的文化结构从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农民工的文化结构:即近90%城市常住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农村常住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30%。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约为52.44%,比外出农民工低约10%;高中程度的比重为12.05%,与外出农民工相当;中专程度的比重为2.93%,比外出农民工低2.87%;大专及以上的比重为2.41%,比外出农民工低4.59%;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30.17%,比外出农民工高18.5%;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的界定,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结构可以近似反映出乡村常住劳动力(即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的文化结构。

城乡农民年龄结构

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1亿。2011年末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约为1.08亿,占全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龄老年人增加更为迅速,到2009年底,乡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了1 100万,占乡村老年人总数的11.3%。

乡村15岁及以下儿童约为1.3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 样调查 ,2011年中国乡 村0-15岁的人口 比重为20.22%,则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中,0-15岁的人口总量达12 702.2万。根据全国妇联课题组测算,乡村留守儿童(0-17岁)达到6 102.55万。

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约为4亿。测算方式见本文“乡村人口结构”部分。21-40岁的乡村农业壮劳力约为1.2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全国乡村人口中21-40岁的人口比重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0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18 286.9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本地农民工中21-40岁的比重为41.8%,外出农民工21-40岁的比重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乡村的12 619.3万农民工中,21-40岁的农民工总量约为6 277.8万人。因此,2011年全国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21-40岁的壮年劳动力为12 009.1万人。

城市农民工超过80%在40岁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比重达到81.8%,40岁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国12 658.7万城市常住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10 354.8万人,40岁以上的农民工为2 303.9万人。

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几个判断

巨量农民亟须市民化

全国8.8亿农业户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国民待遇,但现阶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镇常住的2.6亿农业户籍人口,这些人口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其中,我国现有的12 658.7万“县外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特别是3279万“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其子女也已长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乡村,但大部分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强烈。

另外,若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约60%,城镇常住人口将达8.5亿人,则2012—2020年新增城镇常住人口达1.6亿人(每年新增乡村转移人口约1800万),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乡村的12 619.3万农民工,虽然其兼顾农业生产,但已在非农产业就业,文化素质、就业能力较强,市民化条件较好,市民化的要求较为迫切。

农民工文化结构与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虽然农民工比农村居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对城市市民而言,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较低,与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较大。2011年全部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仅为23%,特别是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达20.5%,而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0%,城镇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3.6%;全部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5.3%,而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24.3%。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就业稳定性差,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业生产力文化素质10年间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乡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乡村智力资源严重外流,导致乡村全职农民整体文化程度长期处在较低水平。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39%,而根据笔者测算,2011年全国35.6%的乡村全职农民的文化素质仍停留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农业生产者文化素质10年来改善微小。

农业生产尚未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

近年来,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地区青年人大量减少,个别地区出现“撂荒”现象,但从全国整体上看,大量农民工的离去目前并没有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的“空心化”(即大面积乡村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农业劳动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201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79亿亩,而2011年全国19-59岁的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为25 694.2万人,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7.89亩、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为6.53亩,另有1.3亿常住乡村的农民工可以兼顾农业生产,乡村现有农业劳动力数量完全能够支撑我国农业生产与粮食生产。在土地面积不增的情况下,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生产也未出现“老龄化”。虽然我国乡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国乡村地区仍有1.2亿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壮年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17亩左右。

乡村老龄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开展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根据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2009年调查,农村老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龄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龄人口抚养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较可行的战略抉择

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没有空间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城市生产就会走向规模不经济。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50万,其规模经济完全消失。而我国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最佳规模,虽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规模效益,但在整体上与理想城市规模相比,已经大量出现规模不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经达到或超过土地资源承载极限。据《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的研究与测算,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最大人口承载力可达17 080.75万-19 01.07万人,最大人口密度可达1 023.97-1 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达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经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 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经接近承受的极限。特别是在水资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 000立方米的标准,属于重度缺水。我国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基本没有空间。

大城市中大量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市民待遇,处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农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遇到“天花板”。

小城镇化带动农民市民化长期徘徊不前

小城镇由于定位、布局、体制等问题,资源、产业、人口等难以集聚,形不成规模经济和城市功能。长期以来,我国小城镇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结构简单,就业岗位缺乏;重视工业轻视商业,往往“有城无市”,没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和发达的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较为薄弱,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较低。这些问题致使我国小城镇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带动作用不大。2002年我国乡镇企业解决了1.33亿乡村劳动力就业,而到2011年我国在乡村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工还是1.3亿。这说明,近10年来,小城镇化基本没有带动农民的市民化,难以承担城市化的任务。

“中城市化”可能是带动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径

针对我国2.6亿农业户籍人口常住城镇、1.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常住乡村兼顾农业生产、2.3亿乡村老人与儿童尚需照顾的农民人口结构,在我国大城市化基本没有空间、小城镇化非农就业无法增长的情况下,应该转向以中等城市为主体的“中城市化”战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强县城为基本单元,以建制镇为支点,建设分布式城市网络,淡化县级行政功能,优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统一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利用200个左右中等城市和县城已有的成熟基础设施与发展空间,低成本吸纳中等城市既有和从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农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逐步减缓我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问题。加强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农民工以及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等在市镇落户定居,实现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服务聚集。小城镇化是城乡分离的,小城镇仅具半城市功能。与小城镇不同,作为中城市化的支点,建制镇是市镇,即与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体的,二者不是行政联系,而是产业分工协作的统一经济区。

需要说明的是,“中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省管县”是完全不同的。县域经济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城乡分割的,而且以传统农村为主。“市管县”、“省管县”虽然重视县域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在城乡分割的框架下强化县级行政能力,因而无论是市还是省,对县域经济社会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战略一开始就打破县域框架,弱化县级行政能力,走市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县在“中城市化”战略中只是一个地理或区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适度规模有利于充分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集聚效应,利用已有的良好产业基础、教育科研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开展城市建设,低成本解决住房等生活问题,大幅度减低农民市民化与公共服务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规划和发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公共交通为主解决市民出行问题;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弊病与规模不经济。

推进“中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把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资源与产业基础,发展各具特色的高度专业化新兴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长性、高增长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缩小中等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与就业容纳能力。

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绿色产业,推广清洁、低碳、高效的生产技术,打造一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宜居宜业的高品质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为主导,市、镇经济社会一体化布局,形成一批工业镇、农业镇、商贸镇、服务镇等。

围绕城市需求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购物、休闲、娱乐、旅游、商务等专业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网上交易平台等现代化商业设施,推动现代商贸服务业的发展,活跃城市消费市场,拉动城市消费,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质量。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改善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增长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龄化、“124”的家庭结构(即一个孩子两个中年人四个老人)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等带来的养老、家政、医疗陪护等巨大服务需求,引导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与社区服务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推动农业生产公司化

在培养职业农民与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公司化,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公司性质的现代农场、农庄、农业园区、农业合作社、农工商综合体等,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建设绿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农业转变。在公司化的基础上,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工资化。凡是实现收入工资化的农民,无论是务工还是务农,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农民实行超前免费中专教育

针对农民工文化层次较低、难以在城市稳定就业、无法在城市长期生存的状况,实行农民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青壮年农民附加3年免费中等专科职业教育,保障农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与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结构。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显示,在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有稳定受雇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的平均外出时间为283天,比未接受过的平均外出时间多出16.6天。

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以推进基本公共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为突破口,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重点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确保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平等接受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