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化思考（通用12篇）
平民化思考 篇1
未来5年内, 城镇化率将首次超过50%。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 可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我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 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 实现农民市民化, 将成为“十二五”城镇化进程的重头戏, 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1 问题的提出
农民市民化, 狭义上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看, 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 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 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 也是农民追求和要求分享城市文明的过程, 亦即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也就是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不断现代化、文明化的过程。由农民变为市民, 这一伟大经济社会现象不仅顺应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又可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尽管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 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46.6%, 但与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相比, 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此外, 我国城市化进程注重农民身份、人口数量的城市化, 而忽视了人的素质、权力、福利的城市化, 以至很大一部分转变为市民的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民的待遇, 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实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看,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实现城镇人口比重的较大幅度的提高, 让更多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市民, 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 从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良好健康发展, 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2 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2.1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 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受经济规律制约和决定的, 城市为经济活动所提供的效率和便利, 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人口城市化可以集中利用有限的资源, 包括资金、技术和原材料、土地、一切生产和生活的设施, 同等数量的设施城市集中利用比分散起来利用效益大;人口城市化集中利用的资源比分散情况下易于流转和优化配置;人口向城市集中, 信息密集, 便于交流沟通。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转为市民, 是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 英国农民只有3%, 美国是6%, 日本是16%, 韩国是20%, 中国53.4%的人口是农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离开了市民化的城市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必然遵循此规律。
2.2 农民市民化与城市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相伴而生, 互相促进, 相互影响。实际上,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 且质量不高, 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有明显联系。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 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部分企业破产, 部分企业实行资产重组, 部分企业产业升级, 这就使得工业企业就业总量增长进一步减慢, 由此造成了近年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不断增多, 结果减缓了农民进城步伐, 制约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当前城市中的失业增加并不是农民进城务工造成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产能力过剩, 产品没有市场。过多的农民滞留于农业, 不仅农民缺少其它就业机会, 收入下降, 而且会造成农村市场的疲软, 农村消费增长缓慢, 进而影响城市工业品的销售。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加大了二、三产业的拉力;扩大了内需, 刺激经济增长, 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增加了农民收入, 为农村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 有利于加速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各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 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
2.3 农民市民化推动城市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市民化是促进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 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又是促进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条件, 城市通过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把周边地区的经济网罗成一个有机整体, 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3 加速农民市民化应该采取的对策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民市民化, 以制度创新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 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 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加速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创新主要解决农民进不来, 出不去的问题。所谓“进”的问题, 是以“户籍制度、就业体制、福利制度”为主的三位一体的制度制约;所谓“出”的问题, 则是农村教育制度与农地流转机制的制约。
3.1 户籍管理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 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传统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松动, 各地纷纷出台新的户籍政策以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但是,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影响和限制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面, 今后的户籍制度改革, 要按照“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 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 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 承担应尽的义务”的要求, 逐步解除农村人口到大中城市落户的限制。同时, 解除以户籍为依据的对农村人口的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 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
3.2 就业体制创新
农民市民化首先是就业问题, 必须以增加就业为前提, 如果盲目地增加城镇人口, 会导致过度的城镇化, 造成进城农民的贫困化。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就业政策, 直接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统一决策、分级管理的体制,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出台某种政策时, 往往会在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间作出政治收益最大化的决策。一些城市政府首先出于代表城市市民集团利益的考虑, 以本市劳动力充分就业为重要目标, 并将此作为保证市民收入提高的一个手段。因此, 在对待农民进城、实现市民化的问题上, 实行排斥和抑制政策的多, 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在政策制度的安排上, 大多是以城市市民的心态对待进城农民。实际工作中对农民市民化存在着重堵轻疏, 重管理轻服务, 重义务轻权益, 重城市就业轻农民工安排的政策现象。解决上述问题, 关键在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取消对农民工的行业、工种限制。由劳动力市场提供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信息,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双向选择, 这对农民流向、择业至关重要。对此, 要加快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 努力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 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
3.3 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社会保障保障体系残缺, 未覆盖全部进城农民, 进城农民存在后顾之忧。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进城农民能否留得住的关键问题。对此, 要不断探索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 给农民工和已经拥有城市户籍的农民以真正的市民待遇。要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为突破口, 逐步增加保险种类、扩大福利保障范围。此外, 在农民工子女上学、就业方面也要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限制, 给他们平等的公民待遇。
3.4 农村教育制度创新
教育是农业劳动力提高素质步入现代城市生产活动的前提, 是农村人口打破传统生存和生活观念, 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要求。没有现代化的教育支撑的城市化是低质量的城市化, 是没有发展后劲的。教育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上。农民能否变市民, “乡下人”能否成为“城里人”,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整体素质状况。事实证明, 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其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 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仅从受教育程度看, 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农民中各种学历的比重为文盲9.5%、小学41.1%、初中45.1%、高中4.1%、大专及以上0.2%。很显然, 这种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现状制约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加大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 国家采取了免除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等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有效措施, 保证了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的基本实现。但是, 农村教学体制僵化, 办学形式单一, 教学内容脱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农村教育的重心仍在于应试性的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流于形式, 劳动技能培训之类的成人教育落后, 造成大量初、高中毕业生“升学无望、求职无门、致富无术”,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因此, 必须改革农村教育体制, 改变以应试教育为重心的教育模式, 构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以应试教育为辅、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 通过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为农村地区培育大量新型适用人才的同时,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城市化夯实智力基础。
3.5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不能把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我国的城镇化绝不走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后进城沦为贫民、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的道路。在农民进城还没有扎下根之前, 决不能轻易拔掉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个根。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 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 是整个“三农”政策的核心, 也是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对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方向, 要在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 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创新。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 既要有利于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稳定, 又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对此, 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创新, 把土地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 即要创造出一种制度安排, 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置换为可靠的生存保障。只有弱化了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 农民才可能放弃土地, 离开农村, 成为市民。在这方面, 发达地区创造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此外, 以土地使用 (下转P108 (上接P81) 权置换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也是一条可以探索的途径。当然, 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创新要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财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 才能推动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摘要：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研究农民市民化应该采取的对策, 让更多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市民, 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 从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 将成为“十二五”城镇化进程的重头戏, 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对策
参考文献
[1]姜作培, 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举措[N].学习时报, 2010年.
[2]胡杰成, 中国农民工问题相关研究述评[J].社科纵横, 2010年01期.
[3]毛晓刚, 让新一轮科学发展的成果惠及民生[J].前线, 2010年02期.
[4]严宝康, “增就业居首”是最大的保民生[J].上海人大月刊, 2010年03期.
[5]汪萍, 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主题转换与未来走向[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01期.
平民化思考 篇2
摘 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关键词 农民工 市民化 制约因素 对策思考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当前，由于社会资本的缺失，相关配套政策的滞后，数以亿计的城市农民工无法实现身份的彻底改变，无法完成与城市的真正融合，他们生活质量低下，自身权益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侵害，已经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日益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及其现状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它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前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可重点从以下方面分析：
（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3）、《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2013）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等最新发布的权威数据，《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对2013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跟踪评价。这个评价体系分为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条件、综合文化素质四个大项，共17个分项，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分析数据得出2013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为39.63%，比2012年小幅上升0.07个百分点。综合指数涵盖的17分项指标，除4项数据缺乏、2项数据没有新数据外，其他11个分项指标中，6个上升，5个下降。
（二）农民工参保和子女入学方面
近年来农民工的社会保?U参与率表现出小幅增加的趋势，增幅均低于往年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少农民工选择在农村参加社会保险，从而降低了相关保险参与率的增幅；另一方面，农民工参保意识不强，且缺乏维权意识，雇主企业也缺乏积极性，从而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率较低，并推进缓慢。另外，农民工子女在其打工所在地入学难也客观存在：一是城市教育资源紧缺导致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学校往往需要家长提供各种证明材料、收取借读费或者以招生额度已满等为由拒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二是义务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政策导致农民土子女教育经费难以落实，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很难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三）经济生活及文化素质方面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不断增长，从2012年的月均2290元增长到2014年的3015元，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农民工月均收入与城镇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之比从2009年的52.470/0提高到2014年的68.83%，但在2011～2014年，这个数值却有所回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再次拉开。2013年，农民工“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为26.5%，同期城镇就业人口中该类人口比重为50.0%；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为7.8%，同期城镇就业人口中该类人口比重为25.2%。另外，2013年，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约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约为25.6%。不过，“工作技能水平”一项因缺乏数据，因此不计入总体数值。
二、当前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分析
（一）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
城乡福利待遇上的落差，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横在农民工和城镇市民身份之间的根本制度障碍。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并开展了城乡统筹试点工作，但户籍制度改革一直缺乏实质性进展。
（二）推动社会福利均等化困难重重
解决农民工收入、福利与城镇居民的差距问题的办法，就是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只有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后，才能逐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人口的经济收入、住房等一系列的差距。但是，市民化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农民工与城镇人口在经济、住房、学历、技能等多方面的差距是实际存在的，但差距正在缩小，农民融入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六大障碍根深蒂固
但从根本上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主要存在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承载力约束等六大障碍。因此.要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完善体制机制，彻底破除这六大障碍。
三、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身份壁垒必须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实现身份转变扫清障碍。改革附加在户籍上的就业、社保、教育等功能，让农民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对入户主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区县城、中心集镇的农民，实行分类指导，降低学历和收入等人户门槛。
第二，完善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农民留得下要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提高潜在转移群体的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有效整合劳务、教育、劳动等部门农民工培训项目和资金，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学校提供培训资源、农民自主选择培训”的培训机制；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就业意向等，量身定做培训方案，变短期培训为中长期培训，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转移就业的竞争力和稳定性，真正让农民有一技之长，在城镇能稳定就业。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及救济机制，推行以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建立完善的、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及救济制度，消除转移农民的后顾之忧，促使他们自愿放弃在农村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资源，自愿转为城镇居民。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农村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实行以经济补偿或换取社会保障的形式，鼓励进城农民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支持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农村土地流转集中利用和以土地入股、合资合作的形式流转土地。
第四，改革现行住房政策制度，推行以宅基地和农房换城镇住房。建立有利于农民进城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实现农民住有所居的重要途径。安居才能乐业，也才能自觉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城镇的一员。固定住所既可是一定面积的自购房，也可是一定面积、租赁一定年限以上的租赁房。探索建立农民宅基地及住房处置机制，增强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后解决住房的能力。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后，按规定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廉租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补贴制度等待遇
（作者单位为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红酒平民化革命 篇3
【综述】
冷热博弈
2010-2011年，基本上每周都有2-3个红酒网站上线。非实体的红酒B2C平台逐渐成为主角。但市场井喷之后，线上销售渠道仍然未能成为消费的主流，对传统渠道产生的影响也仅限于心理层面的“恐吓”
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风暴席卷全球，主要红酒生产地欧洲成为重灾区，传统红酒消费大国（美国、意大利、法国）市场逐渐萎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亚洲市场则成了欧洲酒商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原本不愠不火的中国进口红酒市场在这一年开始出现井喷。 然而在市场机会火爆的后面，却面临更严峻的现实：多数消费者认为红酒是“高贵”的代名词，对红酒不够了解，市场培育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酒商利用与消费者信息的不对称，肆意抬高红酒价格，并从中赚取巨额暴利；灌装酒、假酒泛滥成灾，屡遭媒体曝光。在这些问题面前，红酒市场形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的情况：供应市场很热，消费市场很冷。 传统渠道硬伤 不同于国外成熟的红酒市场，中国红酒市场是以“渠道驱动市场”。而目前存在的诸多渠道，自身存在很多硬伤。 首先是招商代理渠道，一般由进口商在中国设置总代理，总代理以省、市、县等区域行政为单位设置不同等级的经销商，渠道层层加价，终端暴利难以避免。 其次是专卖连锁店。其优势在于从上游渠道直接到终端，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但房租、人力、物料成本高，盈利效果不佳，有关数据统计80%以上的进口酒专卖店生存状况艰难。 第三个是实体团购。团购业务在实体贸易中占有很高比例，主要依靠节假日大企业、事业单位的大宗采购，其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复制。 再就是商超、酒店、餐饮等终端渠道，但这些渠道基本上已经被国产大型葡萄酒企业所垄断，高昂的进场费用令中小酒商不堪重负。 而在夜场、酒吧、KTV等红酒消费集中场所，则是假酒泛滥，不利于树立品牌形象。 红酒B2C崭露锋芒 在传统渠道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结合垂直类电子商务网站的兴起，红酒B2C的业态开始出现。最早出现的一批红酒B2C网站大多是实体贸易公司对线下销售网络的补充；还有一些纯粹做互联网的公司。尽管有不少尝试，但货源不够丰富、物流配送等现实问题仍然让红酒网络销售之路困难重重。 但巨大的商机仍然让人趋之若鹜。据有关数据统计，2010-2011年，基本上每周都有2-3个红酒网站上线。随着非实体的红酒B2C平台逐渐成型，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剧，红酒B2C企业也已历经几轮风潮。最早创建的酒圈网、红酒客等相继由于产品、资本等原因销声匿迹。如今，也买酒、酒美网、品尚红酒网等一批在产品规划、推广营销、仓储建设、物流配送方面不断完善的红酒B2C商城又逐渐崭露头角。 但需要清醒认识的是，虽然三大红酒B2C巨头——也买酒、品尚红酒网、酒美网均保持着每年30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线上销售渠道仍然未能成为消费的主流，对传统渠道产生的影响仅限于心理层面的“恐吓”，红酒B2C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小链接 2011年行业大事记： ．红酒电子商务募集资金初步统计有10亿元 ．也买酒获得第三轮风投注资4千万美元，由 DCM、曼图宏业（Mandra Capital）和清科资本 (Zero2IPO Capital) ，创行业新高。 ．深圳同创入股品尚红酒，2500万元。 ．酒美网宣布获得8000万人民币风险投资，由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和北京临空创业投资公司参投。
冷热博弈
2010-2011年，基本上每周都有2-3个红酒网站上线。非实体的红酒B2C平台逐渐成为主角。但市场井喷之后，线上销售渠道仍然未能成为消费的主流，对传统渠道产生的影响也仅限于心理层面的“恐吓”
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风暴席卷全球，主要红酒生产地欧洲成为重灾区，传统红酒消费大国（美国、意大利、法国）市场逐渐萎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亚洲市场则成了欧洲酒商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原本不愠不火的中国进口红酒市场在这一年开始出现井喷。 然而在市场机会火爆的后面，却面临更严峻的现实：多数消费者认为红酒是“高贵”的代名词，对红酒不够了解，市场培育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酒商利用与消费者信息的不对称，肆意抬高红酒价格，并从中赚取巨额暴利；灌装酒、假酒泛滥成灾，屡遭媒体曝光。在这些问题面前，红酒市场形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的情况：供应市场很热，消费市场很冷。 传统渠道硬伤 不同于国外成熟的红酒市场，中国红酒市场是以“渠道驱动市场”。而目前存在的诸多渠道，自身存在很多硬伤。 首先是招商代理渠道，一般由进口商在中国设置总代理，总代理以省、市、县等区域行政为单位设置不同等级的经销商，渠道层层加价，终端暴利难以避免。 其次是专卖连锁店。其优势在于从上游渠道直接到终端，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但房租、人力、物料成本高，盈利效果不佳，有关数据统计80%以上的进口酒专卖店生存状况艰难。 第三个是实体团购。团购业务在实体贸易中占有很高比例，主要依靠节假日大企业、事业单位的大宗采购，其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复制。 再就是商超、酒店、餐饮等终端渠道，但这些渠道基本上已经被国产大型葡萄酒企业所垄断，高昂的进场费用令中小酒商不堪重负。 而在夜场、酒吧、KTV等红酒消費集中场所，则是假酒泛滥，不利于树立品牌形象。 红酒B2C崭露锋芒 在传统渠道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结合垂直类电子商务网站的兴起，红酒B2C的业态开始出现。最早出现的一批红酒B2C网站大多是实体贸易公司对线下销售网络的补充；还有一些纯粹做互联网的公司。尽管有不少尝试，但货源不够丰富、物流配送等现实问题仍然让红酒网络销售之路困难重重。 但巨大的商机仍然让人趋之若鹜。据有关数据统计，2010-2011年，基本上每周都有2-3个红酒网站上线。随着非实体的红酒B2C平台逐渐成型，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剧，红酒B2C企业也已历经几轮风潮。最早创建的酒圈网、红酒客等相继由于产品、资本等原因销声匿迹。如今，也买酒、酒美网、品尚红酒网等一批在产品规划、推广营销、仓储建设、物流配送方面不断完善的红酒B2C商城又逐渐崭露头角。 但需要清醒认识的是，虽然三大红酒B2C巨头——也买酒、品尚红酒网、酒美网均保持着每年30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线上销售渠道仍然未能成为消费的主流，对传统渠道产生的影响仅限于心理层面的“恐吓”，红酒B2C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平民化思考 篇4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趋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进城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步, 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职业转换阶段, 接下来, 则是如何由农民工变成市民的问题。这种分阶段市民化, 可以说是中国特色, 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转换的同时进行身份转换的一步到位模式的突破。但在理论上, 对于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个第二阶段的任务, 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1]一种主张激进的路径, 即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变迁, 让农民工迅速转换为市民;另一种主张渐进的路径, 即要求让农民工顺其自然地实现市民化, 在理论上某个农民工达到条件则接纳这个农民工入城, 一个地方达到条件则这个地方先行。在现实的实践中, 激进的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的实验出现了挫折, 渐进的有条件将农民工转换成市民的政策却形成了普通农民工现实的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尴尬境地。由此各界提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是:如何对两种农民工市民化的学术观点进行评价, 并在这种评价中进行学术创新, 找到突破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新路子。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 无论是理论阐释, 还是实践说明, 都可以有两种研究的态度, 即从外部介入的方式, 也就是从社会与政府责任等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也可以从内部发展即以农民工为主体自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鉴于以往研究多是一种外部介入的探讨, 我们就从农民工主体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 考虑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考虑到学术创新必须要有实践的依托, 我们又从一种具体调查的实证研究来展开。
二、调查及结果
1.调查方式
首先是关于问卷设计, 我们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的观念, 从农民工的现代化的角度设计问卷。由于人的现代化不过是人的生活与生存模式的变迁, 所以, 问卷设计的具体问题就从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入手, 以便在调查后通过这些问题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并透过这种现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就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来说, 一般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的就业或工作, 也就是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面;二是人的生命延续相关的方面, 即家庭生活;三是人的社区生活, 也就是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的方面。显然,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人的生存具有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交织的现实状态。考虑到本研究的政策取向, 在这三个层面的调查上, 总体上都设置包括农民工在这一层面生存的现状或问题、解决办法、发展目标、及政策需求等问题。每一个问题, 则根据在调查前对农民工的掌握与其他文献的描述, 提供若干选择答案供被调查的农民工挑选。由于农民工生存的整体性, 在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前还设计了一项一般性的关于农民工社会经济情况的问题, 主要包括年龄、文化、性别、职业等。
其次在调查操作上, 我们选定一家能体现农民工所进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分布特点的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某针织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当时共发放问卷35份, 一个月后实际回收35份, 其中有效问卷32份。
2.调查结果
(1) 样本社会经济情况。
年龄29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59.4%, 其他80后的农民工占40.6%;初中文化包括未毕业的农民工占71.9%, 高中专的占28.1%;男性农民工占64.5%, 女性占35.5%;75%的农民工是熟手, 18.8%为师傅, 主管与生手都各占3.1%。这种状况说明农民工人口学上的自我更新不明显, 前几年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2) 样本就业状态。
在就业途径上, 依赖亲戚的农民工占43.8%、依赖老乡的18.8%、依赖朋友的6.3%、自己找的31.3%。关于待遇问题, 75%的农民工反映企业不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50%的农民工选择“工作时间太长、周末不放假”, 其余反映工资低的农民工占46.9%, 反映缺少文娱活动的占37.2%, 反映管理不公及以罚代管的分别占28.1%与21.9%, 其他反映升职机会、工伤、职业规划与工资发放时间等方面问题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 向亲戚、老乡、同事、朋友等求助的比例分别为46.9%、37.5%、21.9%、18.8%, 其他途径都在10%以下。在职业发展规划上, 46.7%的选择做生意, 16.7%的想学一门技术, 13.3%的为回家务农, 其他如开厂、从事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等都不到10%。在职业发展上, 选择自己努力工作赚钱的占53.1%, 找朋友帮忙的占28.1%, 遵纪守法踏实工作的占25%, 跟工作管理方搞关系创造机会的占6.3%。在就业政策需求上, 靠前的加强劳动执法与办理社会保险都占到46.9%, 要求定期提高最低工资与每周放假一天的也都占到了40.6%, 然后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占34.4%, 提供打工者做生意或开厂贷款优惠的占21.9%, 要求技能培训的占18.8%。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在多年之后仍然处于低端的劳动力市场, 就业权益保护仍然有待加强。
(3) 样本生活方面。
农民工反映的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不能在家照顾父母与子女占65.5%, 看病贵占53.1%, 社会保障不健全占40.6%, 开支压力大占37.5%, 两地分居占21.9%, 治安占15.6%, 买不起房占12.5%, 其他如子女读书与找对象都在10%以下。在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中, 自助的占84.4%, 向亲友求助的占18.8%, 没有人选择向政府救助或其他途径。在生活方面的政策需求上, 50%的农民工要求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46.9%的要求控制物价, 要求提供面向农民工住房体系的占34.4%, 要求解决子女读书的占31.3%, 要求建立夫妻探亲假的占28.1%, 在家乡建立帮扶留守父母与子女制度的占25.8%, 要求解决户口迁移的排在最末占21.9%。这些调查数据都体现了农民工候鸟式生活模式, 以及提升生活保障的愿望。
(4) 样本社区参与方面。
农民工在交往互动对象上排在第一、二位是亲戚朋友与房东, 分别占65.6%、43.8%;其次是老家的生产小组与村, 分别占12.5%、9.4%;城市社区与管理机构中只有派出所达到12.5%, 其他如居委会、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工会等都在10%以下。交往互动中涉及的事项, 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占65.6%, 租房占40.6%, 如计划生育、子女读书、治安、劳动争议、保险、承包地等都不到10%, 其他如参与培训、党团工会活动、社区与村里的治理活动等都是0%。在互动交往的障碍上, 反映城里人冷漠的占46.9%, 政府未能主动服务的占40.6%, 劳动法执法不力的占37.5%, 其他因户籍原因不能参与城市社区自治与利益分配的都不到5%。在克服障碍上, 自己努力的占75%, 求助亲友的37.5%, 求助政府的6.3%。在社会交往政策需求上, 排在第一位的是要求城里人改变冷漠态度占50%, 要求官员主动为打工者服务的占43.8%, 要求在社区分红的占15.6%, 要求参与社区会议及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都达到12.5%, 要求在打工地入党占9.4%。农民工这些社区生存状态表明:城市对普通农民工处于排斥状态, 农民工与城市及农村社区之互动凭借的是一种利益交换模式。
三、样本资料分析与结论
1.样本资料分析
分析样本资料, 可以推断与发现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状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生存中发展的需求。
就农民工的需求来看, 还总体上处于一种生存的低端, 同时又有向上延伸即发展方面的需求这样一种状态。农民工需求的生存性体现在:他们面临与希望解决的问题, 包括就业、生活与社区交往等层面, 都是一种大体上与个体维持生命延续相关的, 如就业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加班工资发放没有达到法定标准问题, 生活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对家人的照顾问题, 社区交往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城里人的冷漠。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的是农民工的生存——生命的维持——通过工资发放形成对物质资料占有的状态、生命的延续——通过家人照顾对生命延续质量、生命的社会条件——通过与城里人互动生成农民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等。在这样低端的生存之下, 农民工发展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低层次的。如在就业方面, 虽然合起来一半以上的人想做生意或学技术, 但其政策需求中排在前列的还是维护就业权益及通过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建设保障自己的劳动力与职业安全。从生活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排在相关政策需求前列的都是关于生活安定的与生活保障有关的, 至于政府与学界讨论很久的户籍问题则现实性的排在末位。从社区参与来看, 主要的政策需求也是改善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态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主动性。
(2) 半封闭自助的资源。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源来源可以分析为三种:一方面是农民工自己拥有的资源, 如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体拥有的体力、智力、经验、技能、资产等, 这些也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主体能力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资源, 主要是社会资本, 即可以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获取的资源;第三是作为社会宏观环境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经济形势等提供的资源。从这些资源来看, 第一个资源是农民工自己可以创造与自主使用的, 第二个资源是农民工可以主动建构的, 第三个资源则是外部环境, 是需要农民工适应的。从总体上讲, 农民工进城的生活具有半封闭自助的特点。从宏观外部社会环境与政策制度来讲, 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机会, 但在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上则处于一种限制状态;就现实的政策来讲, 在2000年前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在理念上是当作一种管制的对象, 在2000年后则逐步向善待农民工转变, 但受户籍制度等制约, 仍然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处于一种社会排斥状态。[2]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写照是:职业上基本实现了流动, 身份转换上则踌躇不前。作为这种半封闭资源的表现, 在调查中发现样本农民工反映其社区参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城里人的冷漠, 在冷漠之下农民工与城市的互动范围十分狭窄, 调查揭示的最多的互动就是租房及与房东的往来, 而这种调查中最多的互动也是通过一种同样冷漠的方式——利益交换的方式实现的。由于城市生活对农民工的半封闭, 农民工在大多数情况下遇到问题时只能采取自助方式:样本农民工找工作就是通过熟人这种次级社会关系达到的;遇到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与社区参与问题, 首先求助的也是这种关系。通过社会资本解决城市生存问题, 这是农民工自助的一种基本形式, 也是大多数社会学相关研究揭示与强调了的。只是这些研究没有指出或突出这种社会资本的自助性质, 即:通过农民工自己努力建构关系来解决问题。作为自助的另一种常态的也是主要的且被多数社会资本研究掩盖了的形式是农民工自己单独解决问题:在找工作中有31.3%的人是自己联系, 在生活上84.4%的人选择自己解决问题, 在社区参与上75%的人自己克服障碍。
(3) 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环境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必须适应面对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社会环境中抽取各种可用的资源。就现实的环境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作为一种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它向农民工提供的资源与机会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面讲的农民工半封闭自助的资源特征。这种选择性激励环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社区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改革以来, 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 在劳资关系上主要照顾的是资方的利益。尽管2000年起政府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 但由于政策执行的时滞与政策变迁的过程性, 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并未彻底转变。体现在调查中, 就是样本农民工反映的社区参与问题前三甲中二、三名都是讲政府的, 要么说政府服务不主动, 要么讲政府执行劳动法不力。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农民工务工的城市社区利益分配上, 本地人对外地人——农民工的冷漠, 城市社区利益只与农民工实行“平等”的交换——以租房租金等方式, 作为城市社会价值主要创造者的农民工很难参与社区各种收入的分配。造成这种普通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政策与制度原因, 就是一种有条件地让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即将农民工中的上层或优秀分子, 通过购房、交税等条件, 迁移户口, 变成市民, 参与到城市社区的治理与利益分配中。由于这样的机制, 致使农民工应该在城市享有的同等就业、同等教育、同等社保、同等居住、同等服务以及同等政治参与等权利都打了折扣。由于环境提供给农民工的资源的有限性, 农民工在适应环境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是在城市中现实的基于利益驱动的“寄居”生活;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逃离”念头;第三是遭遇生存问题时的“自助”模式。“寄居”是多数研究揭示了的, 也是农民工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自助”在本文前面已经说明, 这里只指出一下调查反映出来的“逃离”问题。调查在了解样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状况时设计了一道问题, 让农民工讲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统计结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是做生意、学技术与回家务农, 选择坚持现岗位及在本厂发展的合计起来等于回家务农的比例。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了农民工对自我职业提升的愿望, 也体现了农民工对现在的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的不满, 由于这些愿望与不满, 农民工才有在未来“逃离”的计划。事实上, 伴随农民工“寄居”生活的高流动率与一波一波的“返乡潮”与“创业潮”, 也体现了农民工在自助中“逃离”的方式。这种“逃离”即有向上的市民化的发展, 也有向下的回归农业念头。因而, 这也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2.结论
根据上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发现, 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1)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进军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终转变为市民是一般历史趋势, 但在当代中国那种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模式是缺乏现实性的, 在实践中必然是要碰钉子的。同样, 在当代中国各地现实性选择的渐进市民化模式也是不道德的, 在实践中难以达到政策初衷的。
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在于, 从逻辑上讲,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代化中的一种普遍趋势, 只是一般性的东西, 要变成各个国家具体的现实, 必须根据各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条件来推行。也就是说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来说, 会走向城乡一体, 会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政策规划的方向, 但这种规划的落实必须依条件有步骤地实施。首先, 从宏观的财力、农民工的地位等判断与提出激进制度变迁的市民化道路就不现实,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实施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中央可能集中了更多的财力, 有的地方可能财力就不足;在整体上出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 但在局部主要是后发地区可能条件就不成熟;在中央与全局可能更关心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 在地方与局部可能更关心发展与户籍人口相关的本土利益。其二, 农民工规模庞大, 几亿人想同步通过制度变迁一下实现市民化,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 就农民工群体来讲, 现在有一、二亿, 而在农村还以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储存了几乎同样的规模的数量。所以, 不光市民化规划巨大, 而且当现有农民工市民化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转变成农民工加入这个行列, 因而这种进程必然是有比较长的期限的。其三,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不可能简单地以激进改革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光涉及城市, 也关联农村;不光与农民工有关, 也与工厂有关;不光与农民工家庭有关, 还与社会参与有关;不光是一个户籍改革问题, 也是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 对于这样复杂系统的工程, 最好先试验, 符合条件, 取得经验再推广。
以上是从一般性的角度、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论证了激进模式的非现实性。从本研究的立场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因此, 对激进模式也可以从农民工的角度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 本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证实了激进模式的不切实际。首先从政策目标来说, 政府制定政策必须要具有回应性、反映社会要求。从调查揭示的农民工需求来看, 还处于一种低端的生存性需要, 生存放在第一位, 发展只是次要的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从政策执行来讲, 市民化需要农民工发挥主动性, 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却面临资源短缺的局面。第三是城市通过选择性激励那种有条件让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政策与自利机制呈现的半封闭与社会排斥状态。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 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市民化居于一种自助状态。这是一种相对孤独的自助, 也就是说, 农民工就是有市民化的念头, 也受到自身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 在现实中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至于渐进模式的非道德性在于:它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一方面中央在总体上原则性地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方向, 并授权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执行;另一方面, 地方在执行时, 都不约而同采取了一种选择性激励的路径, 即规定农民工迁移户口转变为市民的硬性指标, 如购房、稳定就业及文凭、技能、投资或缴税等条件。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正如本调查揭示的样本农民工75%的为熟手、初中文化的占71.9%, 处于一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租房或住工厂房过日子的状态, 根本无法达到资产或技能文化等方面的地方政策门槛, 实际上造成了多数农民工都被阻挡在市民化之外。这样, 对中央政府来说, 通过向地方放权, 实际也放弃了宏观政策上的政府责任。这是这种渐进模式不道德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既要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为自己创造财富, 又不想为多数农民工提供跟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选择性激励政策将多数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共管理之外, 这明显的是一种自利的行为, 显然是不符合分配正义的, 也是不道德的。由于这样的渐进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农民工产业工人与农村户口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 渐进模式作为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道路, 实际上成了一条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难进模式。
(2) 由于安排的激进模式不现实、放任的渐进模式又不道德, 因而, 农民工市民化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 即走适应性市民化道路。
所谓适应性市民化, 就是改变安排的激进模式那种市民化忽视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作用的缺限, 以及克服放任的渐进模式那种市民化政府不负责任的弱点, 立足市民化中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 利用市场利益机制, 发挥中央集中财力较大的优势, 开展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工程, 分类分步骤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提出这样的思路的理由有几点。一是从历史来看, 农民工市民化历程的第一步是农民由农村到城市就业, 就是农民发挥其主体性, 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条件而进行的一项伟大创造。因此,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农民工主体性的发挥, 应该继续立足这种主体性。二是要发挥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主体性。当前最大的现实约束是农民工素质偏低导致其市民化能力不足, 所以, 需要通过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为农民工主体性发挥与市民化创造必要条件。三是当前实践中渐进模式中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恰恰是一种技能与资本型,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正好可以突破这道农民工市民化的紧箍咒, 从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规模化上的飞跃。四是之所以突破市民化紧箍咒后可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化, 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利益机制, 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实现农民工与户籍人口、农村与城市的双赢。过去农民工实现职业转换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也是因为可以为城市带来财富而城市接纳了这个陌生群体, 现在如果农民工通过素质建设工程变成技工或其他城市需要的价值创造者, 则可以形成一种新型农民工而被城市接纳, 开启市民化的大门。五是农民工市民化素质建设工程, 可以利用国家财政结构中中央财力较多及中央政府承担着事关全局的公共事务主要责任的特点以中央为主来承担, 解决过去农民工培训教育中资金短缺问题与提升相关工作的效率与水准。六是适应性市民化可以适应与利用国家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 分类分步骤推进。我们的调查样本显示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呈现做生意、学技术、回家务农、继续打工等多元化色彩, 因此, 可以针对不同的农民工需求进行分类市民化的政策帮助。如对于愿意做生意与开厂的农民工可以提供技能培训与创业资金与税费政策优惠支持使之向个体户与企业主发展;对于想学技术和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可以主要提供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使之转变成城市欢迎的技能型农民工, 即使农民工回家务农也要进行现代农业技术学习使之能最终转化成现代化的农民。具体步骤就是先教育帮扶提供就业创业能力, 分散经济危机下就业风险, 稳定就业与拓展就业空间, 提升就业创造价值。同时, 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探索与扩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方式, 改善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关系, 提升农民工公共管理的能力与社会资本, 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为市民化价值分配提供条件, 同时通过参与型和谐社区建设为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减少阻力。第二步, 根据已经存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打开普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大门, 利用各地应对金融危机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需要,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有规模地让培训出来已经转变成技能型工人与创业者的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核心是进行具有利益分享性质的户籍改革和有利于农民从农业中退出与农地集约规模化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及进行与这两种改革相应的能够保证社区所有居民平等参与的城市与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分类分步骤的方式, 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一批批实现农民的转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现代化。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到底该走激进的制度变迁之路, 还是渐进的有条件进城方式, 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由于农民工具备的生存中发展的需求、半封闭自助的资源、选择性激励的环境, 在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走出一条渐进与激进相结合的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激进模式,渐进模式,中间道路,适应性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王红茹, 王太元, 蔡日方, 周孝正, 陈端洪.拆除户籍藩篱:滞后还是超前?[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44) .
平民化思考 篇5
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中贵族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关于悲剧的主角的论述：“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著名人物。”“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人物”主要是指贵族阶层的人物。
一、中世纪西方文学平民化意识的开端
10至11世纪的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那时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城市文化，出现了非教的学校和反教会的“异端”运动。于是，教会在思想文化上的垄断被打破，非教会的世俗文化形成，城市文学也应运而生。城市文学是在民问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作者大多是城市街头说唱的人，“作品也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市民阶级的机智和狡猾，讽刺专横的贵族、贪婪的教士和凶暴的骑士”。法国是当时城市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很多作品表现市民们的机智、灵活和重实际的特点。农民也是笑谈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们的机智和讲究实际的特点使自身得以摆脱困境，获得令人称好的结局，如《神父的母牛》《农民医生》等。城市文学的作者大多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普通人，不知道希腊史诗和悲剧，也不知道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所以他们在写作时不受古典传统中陈腐规则的束缚，在作品中能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法国闹剧《巴特兰律师》中描写巴特兰律师与羊倌捉弄布商，最后巴特兰被羊倌捉弄。该闹剧揭露了商人的贪婪和法律的腐败，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现了作者的市民阶级意识。但像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多，因为教会文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封建社会中特有的骑士文学等还都是贵族化的文学，所以从中世纪开始才产生了平民化文学的意识。
二、文艺复兴时期平民化文学的发展
在13世纪前后的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文化形态——城市市民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不同于教会文学的市民文学，它反映着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了强劲的发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市民文化适时发展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文学形态。例如，在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和拉伯雷等人的创作中，就蕴含着大量的市民文化因素，包含着许多市民文化情趣。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阶级，同时他们也是市民、平民的代表。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戏剧对后继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后人学习和研究的典范。作为一位出身平民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喜剧以及中期的悲剧，都表达了他的平民情怀。尤其是在其著名的四大悲剧(《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哈姆雷特》)中，尽管主要故事情节都发生于宫廷或贵族上层，但他在剧作中肯定了下层民众的智慧、美德与力量，流露出不少平民情怀。如在《奥赛罗》中，我们从为揭露真相而勇敢赴死的伊米利亚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下层人民勇敢、诚实、不畏强暴的美德。他的平民情怀也表现在对民众疾苦的同情之中。如在《李尔王》中，作者通过李尔王发疯似的呼喊，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赤贫的人们，不管你们是在哪里，你们忍受着风吹雨打，你们光着的脑袋，没填饱的肚皮，褴褛洞穿的衣裳，如何能在这样的天气中保护你们昵?啊!我是太不留意民问疾苦了。豪奢的人，吃点药吧;你来尝受贫民所尝受的，你就会把你的过度的供养分给他们一些，表示上天是公道的。”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是具有平民情结的，但他的戏剧(历史剧、喜剧、悲剧、悲喜剧、传奇剧)中的主人公大多出身高贵，尤其是以帝王为主的历史剧;传奇剧的主角也大多是贵族人物，如《暴风雨》的主人公就是米兰公爵。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只是在平民化上前进了一步。
三、启蒙文学时期市民化戏剧的产生
葡萄酒平民化 篇6
葡萄酒行业是一个传统到极致的行业，几乎所有的葡萄酒商在对外推广的时候都会强调自己的种植环境、酿造技艺、口味以及年份的独特。这样的词汇对于懂行的消费者确实“受用”，但是当专业的消费者以及原有的消费模式无法保证葡萄酒行业的利润时，葡萄酒商就必须根据市场特点革新一下了。在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CIVB）总经理Fabien BOVA看来，在保证葡萄酒品质的同时，要使用新的方式和渠道去接触普通消费者，关键要让他们意识到“波尔多葡萄酒不仅仅是昂贵的拉菲，其品种很多，而且他们完全有购买波尔多葡萄酒的能力”。
C：中国葡萄酒消费者的数量为什么这几年快速增长？
B：在中国的主要城市里，去年有3800万葡萄酒消费者。对于中国这样领土广阔的国家，全面统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在统计过程中很容易有错漏，所以我们选取了大城市来做数据统计。有意思的是，我们在3年前也做过同样的统计，数量是现在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的葡萄酒消费者在3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这里面一部分归因于广告宣传，除此之外也得益于很多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大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能跟消费者面对面接触，给予入门引导，带领有意愿深入了解波尔多葡萄酒的消费者走得更远。对于一些新兴消费者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广渠道是葡萄酒学校。
C：如何确保你的推广方式在中国是有效的？
B：我们采用三大方式推广葡萄酒。第一个是广告推广，广告的理念是让大家来探索波尔多葡萄酒。对于完全不饮用葡萄酒的人群来说，目的是邀请他们前来探索、认识波尔多葡萄酒；而对于已经有一定认识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波尔多葡萄酒的多样性。这一广告理念主要是让大家认识到自己有购买波尔多葡萄酒的能力。第二个重要的推广渠道是葡萄酒学校，中国的波尔多葡萄酒学校是全球最大的，有50多位认证讲师，他们全都在波尔多接受过专业培训。这类大规模的葡萄酒学校是非常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在中国，有一部分非常懂葡萄酒的人群，对他们来说，需要深入了解葡萄酒，但这类人群属于少数人群，大多数人都是初学者，他们刚接触到葡萄酒，希望了解葡萄酒。当然这些培训也不光是针对消费者，很大一部分也会针对业内专业人士，例如做葡萄酒销售这一块的人群。第三个方式是社交网络。虽然说波尔多葡萄酒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不能重新在微博、微信或优酷上把这段历史介绍给大家。
C：目前波尔多葡萄酒在中国的销售渠道发生了哪些改变？
B：在实体渠道方面采取比较经典的模式，通过进口商或大宗批发商进行销售。葡萄酒专营店、餐厅、超市等传统渠道依旧保留着。我们在这个市场已经10年了，其间中国消费市场以及消费者购买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也将波尔多葡萄酒放到网上销售，而CIVB也及时开通了微博、微信等账号，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目前中国的物流链发展速度很快，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将会加速波尔多葡萄酒在电子平台上的销售。
C：你认为中国人在饮用葡萄酒上的消费习惯改变了 吗？
平民化思考 篇7
一、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解析
(一) 农民工身份合法性不明确问题
户籍制度的限制是造成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关键因素。受长期的二元化的管理思维的影响, 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往往会忽视农民工群体的存在, 往往使农民工游离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之外, 无法与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公共资源以及政治社会参与权。调查数据显示, 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占39.3%, 而能正常拿到加班工资的农民工仅有40.8%;与单位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占38.9%, 且以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为主;在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方面, 工伤保险参保率为32%、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18%、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6%、失业保险参保率为9%、生育保险参保率为0.02%、新农合参保率为86%;在碰到拖欠工资或者因工受伤的情况, 超过60%的农民工选择与老板协商私了, 只有不到10%的农民工选择会通过政府或法律途径解决;在政治社会参与方面, 仅有22.9%的农民工参加过当地社区或街道办事处的活动, 40.2%的农民工想参加但没有机会, 36.9%的农民工从来没有也不想参加。由于二元化的管理思维仍未根本改变, 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从事非农职业, 有了一定的收入, 但由于仍然是农业户口而无法取得和当地城市居民一样的合法身份, 于是被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 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稳定与发展, 阻碍了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二) 农民工生存经济基础薄弱问题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弱势是造成农民工群体经济能力低下, 生存经济基础薄弱问题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就业竞争能力以及收入水平。调查数据显示, 河南省农民工群体在就业地选择上, 在本省就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到省外就业的比例, 占到了50.6%;从事的行业方面, 占据前几位的依次为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 三类行业的就业比重合起来占到了70.6%;从事的职业方面, 生产制造人员占到了44.6%, 服务人员占到了13.6%, 专业技术人员占到了7.5%, 建筑工人占到了9.8%;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占到了40.6%, 月收入1000-2000元之间的占到了41.5%, 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占到了12.8%;外出平均的工作持续时间为1.6年, 变换工作次数在两次以上的占到了70%以上。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限制, 农民工只能在苦、脏、累、险、重、差的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 工作无保障、稳定性差、收入低、强度高。较差的就业环境、较低的收入水平、欠缺的劳动权益保障以及较差的居住环境, 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 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能力。
(三) 农民工城市生活参与度低问题
农民工虽然居住在城市, 但他们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存在较大差异, 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都与城市居民相隔绝。调查数据显示, 在外务工期间, 60%以上的农民工结交的朋友主要是老乡和其他外省或外地的务工人员;50%的农民工除了生意和工作外基本不与当地市民交往;60%的农民工不会主动与当地市民交往;在外务工期间, 68.8%的农民工感到孤独寂寞、难以适应;大部分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的消遣方式依次为:打牌、聊天、看电视、睡觉、听收音机、上网等;农民工居住在宿舍、工地、生产经营场所以及与他人合租的占70.6%, 多数没有自己的住房;超过60%的农民工子女没有在务工地上学, 主要原因依次为打工地点常变、城市教育收费高和户口限制。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生活情况从行为层面反映了其在城市的生活方式, 是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社会基础。由于农民工的城市参与度较低, 构成了其生活方式有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瓶颈。
(四) 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问题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自我定义以及基于认知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调查数据显示, 70%以上的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 认为城市比农村好, 希望留在城市生活;如果能够自由选择, 65.8%的农民工希望在城市定居;但6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给城市做了贡献, 但不被城市认同;认为城市人很友好, 能平等对待外地人的只占22.8%, 超过70%的农民工认为城市人不太好、大多瞧不起外地人;有46.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村人, 30.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 22.8%的农民工不知道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农民工身份认同从心理上反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状况, 是其市民化的最高层次, 也是其市民化的本质体现。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 很渴望城市精神文化需求以及政治社会参与, 但是却很少使用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和参加公共文化活动、很少或基本不参加当地城市社区的活动。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进一步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从总体上来看,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在宏观层面上, 主要是受制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影响, 尤其是二元的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制度, 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取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合法身份, 进而难以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 自我身份认同陷入危机;在中观层面上, 主要是受到来自于城市各方面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的影响, 使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狭窄, 交往对象单一且同质性强, 城市生活参与度低, 社区融入存在困难;在微观层面上, 主要是受农民工群体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限制, 使农民工的就业受到严重限制, 就业环境和条件较差, 收入水平较低, 就业稳定性较差等, 难以从经济上保证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二、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理论基础
(一)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理论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二者之间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而是双向的交流和互惠关系。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主要考察农民工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契合程度。在社会生态学看来, 社会工作所处理的农民工问题既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 也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 而是农民工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契合问题;社会工作的核心是调整农民工与其所处环境 (包括社区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 之间的关系, 提高二者之间的契合程度, 进而促使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转型。
(二) 系统理论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 系统是指社会系统内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系统理论分析组织、政策、社区和群体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认为农民工处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不断的相互作用中。社会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农民工与其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的形态和性质。社会工作的系统视角强调要超出农民工个人问题来评估他们生活环境的复杂性, 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系统视角下, 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的环境系统是社会工作者介入和改变的场域, 在这个场域里所有的元素都彼此相互影响。
(三) 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认为, 每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都有其内在的能力, 包括天赋、知识、社会支持和资源, 只要存在适当的条件, 就可以建设性地发挥自身功能。在优势视角指导下, 社会工作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根本是要动员农民工群体的自身力量, 包括知识、能力和资源等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强调社会工作的任何过程都要重视农民工自身的优势。同时, 优势视角强调对服务对象能力的提升, 是一个增能的过程。
三、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实践策略
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特殊弱势群体, 在身份、权利保障、就业、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 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影响, 又存在中观的社区排斥的困境, 同时也不乏微观方面的农民工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社会工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具有独特的优势, 强调整体环境中完整的人, 人的问题的产生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 因此人的问题的解决既可以从改变个人入手, 也可以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 还可以从变革社会环境入手。具体来说, 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宏观的社会政策倡导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二元化制度是造成农民工群体市民化问题的根本性制度因素。社会工作者通过社会行政的手段, 推动政府进行社会结构调整, 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 放开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体系与公共服务。使户籍仅仅成为一种登记的凭证, 而不是一种享受不同福利与公共服务的身份标识。完善让农民工加快融入城市的社会政策应包括住房制度、就业制度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 中观的社区融入
社区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本载体, 社区多元主体在为社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推动农民工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社区治理, 会促进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管理、行使应有的民主权力;同时也可以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营造正常交往、和谐共处的良好社会氛围, 从而增强农民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提升农民工社会认同感。培育社区农民工组织, 将分散、处于游离状态的农民工整合起来, 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比如协助农民工群体建立农民工工会。农民工工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 可以与街道、社区居委会加强沟通, 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这种以组织化的形式让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 会使分散的参与意愿得到实现, 也可让城市居民感受到农民工群体对社区的贡献, 进而接纳他们。要经常开展对社区居民的宣传和教育, 使本地城市居民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 逐步接纳农民工, 尊重农民工。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 通过活动增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 加深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的了解。总之, 让农民工融入社区是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的一种积极有效的途径, 也可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三) 微观的主体支持
通过开展个案社会工作, 直接为陷入困境的农民工个体提供切实的帮助, 促进其能力的提升。根据农民工群体的特点及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社会工作可以在很多方面为陷入困境的农民工提供切实的帮助和具体的服务。比如可以帮助农民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就业信息、安全生产知识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就业服务;就劳动合同、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农民工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知识普及、咨询及维权服务;帮助农民工解决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 以及帮助农民工子女提高学习成绩, 更好地融入城市学校环境;为农民工提供心理辅导、健康知识普及, 尤其是职业病预防的知识等;通过各种活动帮助农民工增加社会交往, 协调各种社会关系, 消除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等等。
通过开展小组社会工作, 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 以提升农民工群体的素质。对农民工群体开展小组工作最常用的就是建立各种类型的互助小组。通过建立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互助小组, 引导农民工在小组中互动、互助、信息和经验分享, 帮助他们共同面对和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参与小组活动, 充分调动农民工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城市融入的信心。
在社会工作理念的关照下回归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状况十分窘迫, 在城市贡献劳动力的同时却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 沦落吸纳社会中被排斥的“边缘人”。农民工群体自我认同度低, 自我效能感差, 对其生命的驾驭和掌控力度弱, 从而导致一种“丧失生命主体性”的境遇。面对这种状况, 仅靠外在环境的改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必须从主体的内心深处激发生命的主体性, 才能将外在条件发挥到最大的效用。社会工作者在为农民工提供帮助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以平等、尊重、接纳的态度对待农民工, 增强农民工的自我价值感, 另一方面要用专业的价值观去影响农民工, 让他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自己在权益保障、就业、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弱势, 但作为社会中的一员, 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是生而平等的, 具有同样的尊严和权利, 具有改变的潜能, 从而帮助农民工群体转变观念, 正确认识自我, 激发潜能, 树立起自立自强意识和竞争意识, 自觉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促使他们主动适应城市生活, 尽快实现市民化。
总之,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既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问题, 同时也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将可能变得愈加突出。因此, 要彻底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既要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 不断完善社会政策, 创建良好社会环境, 而且要着眼于农民工这个主体, 激发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潜能, 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和肯定, 强化主体的价值和效能感, 实现个体与社会环境的良好互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该文系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 河南省农民工问题研究 (2012B032) 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
小议访谈节目的平民化 篇8
关键词：电视节目,贴近百姓,平民化
近几年, 从中央台到省级台甚至各城市台, 访谈节目火爆异常。从中央台《实话实说》、《大家》、《人物》、《艺术人生》, 到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面对面》, 再到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上海台的《有话大家说》、安徽卫视的《家人》、辽宁卫视的《风云人物》等等, 访谈节目可谓遍“台”开花。在有些台, 访谈节目成为一个台或一个频道的主打节目, 成为“台柱子”。访谈节目如此火爆, 一是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为访谈节目的开办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二是电视节目市场化的需要;三是受众的需要。而受众的需要正是电视节目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以面对面交流、以零距离接触为特色的访谈节目恰好可以全面展示百姓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是电视节目平民化的最好载体, 也是电视节目走进生活、走近百姓这一宗旨的充分体现。笔者曾经做过4年的访谈节目, 现就访谈节目平民化问题谈一点体会。
1 平民是访谈节目的特色
“脱口秀”是当代很流行的电视语言, 是对访谈类节目以及一些娱乐节目表现形式的形象解释。访谈节目最早在美国开办。它是一种最朴实最接近大众以倾听和交流为主要方式的电视节目。在美国, 访谈节目《奥怕拉节目》、《今晚》、《莉基节目》从开播之日起就是平民话题、生活话题为内容的节目。正因为它的平民化、生活化才被更多的受众所喜爱, 才有了丰富的、源源不断的话题, 有日益增多的并积极参与的受众, 才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访谈节目自创办之日起就是一档大众化、平民化的节目, 而大众化、平民化正是访谈节目的生命和魅力。
我国最早成功的访谈节目《实话实说》, 最开始的时候也请过很多专家、学者、名人为访谈嘉宾, 但通过不断的比较和摸索, 平民化的人物及平民化的话题更受欢迎。正如崔永元所说:“我们请过名人也请过老百姓, 统计结果表明, 名人不如老百姓表现得好。名热也许接受采访太多, 曝光太多, 他们讲话时过于考究。”不仅嘉宾以老百姓居多, 主持人也在追求平民化风格。《实话实说》之所以获得观众的认可, 与崔永元平民化的主持风格十分不开的。崔永元对自己的定位是:邻居大妈的儿子。这样的主持人定位和这样的访谈风格, 拉近了电视节目与观众的距离。
2 平民化是受众的需要
电视作为现代化的传媒其显著特点就是:它是最大众化的传媒, 受众阶层最广泛。几岁的孩子不会看报纸不会听广播但没有不会看电视的;邻居大妈也一样, 可以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但一定要看电视。特别是女性, 由于社会分工问题居家的时间比男性长, 对电视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也更大。无论受众怎么变化, 无论电视节目怎么变化, 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的性质不会变,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功能不会变。因此, 如此广泛的受众群体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们的需要就是电视事业发展的根本。为了最广泛的人民提供服务, 制作出平民的节目是我们电视人的责任也是我们电视访谈节目的终极目标,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电视节目为受众服务的功能, 体现电视节目的贴近性。那么受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真诚的倾听和平等的交流。而完成这一使命, 访谈节目最具优势。
2.1 篇幅长、容量大
访谈节目一般情况下篇幅较长, 基本上都在30min以上。这样的篇幅可以淋漓尽致的展示百姓生活的全貌或精彩之处。
2.2 交流是特色
现代传媒在中国的迅速发展, 呼唤和促进了电视事业的发展和创新, 而电视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使平民百姓增强了参与意识更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和平台。渴望真诚、渴望交流、充分实现自己的话语权, 是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访谈节目恰好可以满足手中的这种需要。例如, 《鲁豫有约》节目的宗旨——说出你的故事, 正是这种“交流”特色的体现。
2.3 体现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就是要以人为本, 以受众需求为本, 关注他们的需要就是关注点是事业的发展。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为本,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各行各业的发展目标, 也是电视事业的发展目标。访谈节目, 作为电视产品, 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产品更能充分展示人文关怀。市场经济环境下, 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经常出乎我们的意料。《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 就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凸显个性, 张扬个性的社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如此众多的个性张扬、参与意识强烈的受众促进了电视事业的的发展, 促进今天的媒体快速成为一个公共平台, 给了平民化、人性化节目以巨大的发展空间。娱乐节目如此, 访谈节目也如此。因为只有平民化人性化的节目最能体现受众的意愿。这也说明人性化的节目不仅是市场对传媒要求, 也是受众的精神需要, 是受众的选择。适应这种需求和选择, 访谈节目就要充分体现平民化特色。受众群是广泛的, 受众的需求也是广泛的。但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在媒体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来自平民的生活最丰富;来自平民的故事最感人;来自平民的情感最真实。这份真实就是访谈节目的生命和魅力。访谈节目倾听与交流的特点如果被我们赋予百姓丰富的生活、感人的故事、真实的情感后, 最能表达百姓的意愿, 最能体现以人为本, 体现人文关怀。
3 平民化增加社会效益
我国电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 永远不变的一条是坚持党的原则, 坚持深入群众, 走群众路线。访谈节目的平民化就是走群众路线, 为受众服务, 节目播出后是否达到了这一效果, 是我们关注的。我们衡量一档节目是否成功, 最重要的指标是收视率。收视率高意味着节目的成功。但收视率比应该是唯一的目标, 还要看节目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的大小虽然没有固定标准, 但百姓心中那杆秤永远是公平的。
总之, 访谈节目的平民化方向是最好的选择, 从内容到表现形式立足生活, 立足百姓, 立足本土, 就是平民化的最好体现。
参考文献
[1]刘梦琪.综合宣传学, 2004.
[2]朱琰.声屏研究, 2008.
[3]陈乾年.跋涉于求索, 2002.
电视专题节目平民化刍议 篇9
报道主体的平民化取向
随着百姓可选择电视节目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电视人意识到, 电视节目必须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 走进生活, 走近百姓, 与观众距离越近才能越受观众喜爱。电视节目对生活原生态的关注, 对百姓命运的关注应该是其永恒的话题。百姓的生活是宁静而单调的, 但又是生动鲜活的。他们的生存条件也许窘迫, 但当你以平等的心态走近他们后, 会发现他们对生活有满腔热忱。也正是由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憎情愁才编织出五彩斑斓、绚丽缤纷的社会生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栏目定位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采访中, 记者走入百姓生活, 感受他们的疾苦, 分享他们的喜悦, 从而在荧屏上留下一串让人牵肠挂肚的故事。平民百姓与命运抗争, 努力争取享受生活的权利, 个中小事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 细品却感人至深。下岗工人的自强不息, 普通百姓的辛勤劳作, 学校教师们的默默耕耘, 等等。从他们身上不经意流露出的一言一行, 往往会拨动观众心灵最深处的弦。比如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播出的一部反映河北某市一家商店内部承包的纪录片, 抓住了原来在商店工作的女工既想承包又怕亏损的复杂心理, 把她放在与同事、领导、家人和朋友等复杂关系中, 展示她的性格, 表现改革的艰难, 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化。节目中没有高谈阔论, 没有矫揉造作, 只有看似粗糙的情感变化, 但正是因为这份粗糙和平常, 才引起很多观众的强烈共鸣。
电视语言的平民化取向
百姓的语言是最丰富的, 要想感染观众, 就要多用群众喜欢的口语、俗语, 赋予电视语言一份鲜活。《今日说法》 (1999年1月开播) 是中央电视台每日播出的一档法制节目, 其特点是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阐释法律知识。由于节目案例具体生动、观点明晰、说理透彻, 该节目既得到观众在法律需求上的认可, 也受到司法界等专业领域的认同。从中央台到地方台, 各级电视机构几乎都有自己的法制类专题栏目, 而且大都很受观众的欢迎, 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类节目在全社会宣传法律常识、普及法律教育的进程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日说法》栏目组记者深入一线采访。
另外, 同期声的运用也是使电视语言平民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期声是生活语言主要的表现形式, 它随着事件的展开和人物的行为同时进行, 对反映群众心理、表现节目主题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电视镜头的平民化取向
电视镜头一向是电视语言的灵魂, 让镜头说话是电视报道的至高境界。在一些电视采访的构图中, 经常发现采访对象在仰着头同记者说话, 就一般情况而言, 这就是镜头语言上非平民化的表现之一。既然平民百姓是我们报道的主体, 那么使用最能表现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拍摄角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平角拍摄或特写拍摄应该是较多采用的一种角度。因为平角拍摄最能体现出主客体的平等, 体现出记者对被采访者的尊重。而特写镜头则能勾勒出被采访者的职业、年龄等区别于他人的特征。有一段关于拍摄角度的精彩论述:只有在体验了搬石头的劳动要靠身体的哪些部位使劲之后, 你才能真实地拍下那个搬石工的镜头。这句话除了表述出拍摄的技巧外, 也透露着对拍摄客体的尊重与了解。
电视作为大众传媒, 以民意为重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 平民化取向是专题节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和动力。现代科技水平为电视节目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日益优越的物质条件, 但无论技术怎样更新、节目形式怎样变化, 专题节目以人为本的宗旨都不会改变。
电视是一种大众化的传播媒介, 它必须尽可能地以最大多数观众作为收视对象, 包括电视专题节目在内, 所有电视节目类型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在这一前提下, 与电视传播格局的发展相适应, 为了更好地达到传播效果, 电视专题节目在节目内容的表现上又必然更加专门化、更具针对性。那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的节目内容和组成方式从根本上看不符合专题节目的传播特点, 因此这种类型节目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可以预见, 专题节目对节目既定领域内容的报道将会更加深入细致。
摘要：随着“卫星上天”、“有线入户”, 我国电视观众可以接收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电, 视节目面临着激烈竞争甚, 至是生存考验。作为一种重要的电视节目类型, 电视专题节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一度陷入低谷为, 恢复收视率电, 视专题节目开始大幅调整向, 平民化方向发展聚, 焦百姓生活状态获, 得了电视观众的强烈共鸣收, 视率平稳回升确, 保了专题节目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专题节目,平民化
参考文献
[1].李景春:《电视专题片平民化的展示与深化》, 《记者摇篮》, 2002 (1) 。
[2].李建芳:《浅谈电视专题片的策划与包装》, 《今日科苑》, 2009 (2) 。
[3].杨莹莹:《解读中国电视节目的平民化意识》,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4) 。
新闻平民化优势的探析 篇10
当前, “老百姓自己的新闻”这一新闻特色已经深入人心, 这种新闻特色也包含了新闻制作中贴近人民群众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内涵。新闻平民化就是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基础上, 将新闻的焦点聚焦在普通的百姓身上, 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 关注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 通过这种人性化的服务思想, 深入到百姓的生活中, 急百姓之所急, 想百姓之所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贴近百姓也一直都是新闻媒体工作的重点与目标方向, 只有在新闻平民化理念的指导下才能够找到新闻的正确定位, 才能够获得众多百姓的信赖。当媒体通过一个平视的角度, 对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进行采访时, 能够使其与群众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当前,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使得太多的人们忽略了对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关注, 比如下岗职工、农民工等, 平民化的新闻注重通过平视的角度来关注他们, 使他们成为新闻的主角, 而不是被社会所遗忘的群体。同时, 当平民化新闻主持人能够站在贴近群众的立场进行点评和播报时, 也能够使主持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比如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温州零距离》栏目正是因为带着满腔的热忱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 对于老百姓的生活遭遇与冷暖辛酸感同身受, 对于民众耿耿于怀的社会现象常有大胆的抨击。所有的这些使电视平民化新闻“零距离”地贴近民众, 成为具有地缘特色和平民化色彩的公共表达空间。
二、平民化新闻注重聚焦日常生活
平民化新闻之所以能够获得百姓的认可,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本, 就是其落脚点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原有子栏目《生活空间》开创了新闻平民化的先河, 有些专家说:《生活空间》解决了所谓“身边无主题”的问题。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百晓讲新闻》《闲事婆.和事佬》栏目就以这一种独特的新闻生态即平民化新闻的拍摄方式深入挖掘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在平民化新闻中, 将百姓的生活状态、生活矛盾等详细的记录, 当百姓看到这种新闻时, 会产生深深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当然, 这种平民化新闻也成为了当前媒体围绕收视率而进行竞争的一个主要手段。通常情况下, 时政新闻会受到一些限制, 并且其本身也承担着一定的导向责任, 因此媒体利用时政新闻的空间较小。而社会新闻的内容却千变万化, 记者采访的灵活度也较高, 也正是这种丰富的社会资源为新闻平民化提供了资源和素材, 群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成为新闻的焦点, 如房产纠纷、交通事故、弱势群体的无助等等, 都成为了新闻的主要内容。平民化新闻通过对百姓日常生活的报道, 将百姓生活的真实状态展现在世人眼前, 使新闻变得既有内容又有厚度。如果从专业的艺术角度出发, 新闻承担着一定的示美作用, 好的新闻能够给人们带来美感, 对于平民化新闻来讲, 其也并不是对百姓的生活进行普遍的记录, 而是将镜头聚焦在日常生活领域, 并且针对这一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资源进行报道, 以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百晓讲新闻》为例, 在《百晓讲新闻》中经常播出这样的新闻:消防官兵不顾生命危险扑向火场抢救百姓的生命与财产;邻里之间和睦相处, 助人为乐;台风来临军民共同抗击台风等等, 这些强调现场感、具有相当可视性的新闻, 或促人振奋, 或催人泪下, 肯定了普通人的生活信念与生存价值, 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果。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效果的存在, 平民化新闻才不会仅停留在市井趣闻, 它的内容优势才能更完整地凸显出来。
三、区域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闻的平民化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也可以说, 平民化新闻对于地域性的体现已经成为了新闻节目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战略, 从新闻栏目的名称上看《温州新闻联播》《温州零距离》等等无一不是暗示地缘上的接近性, 通过对区域性地理文化资源的充分开掘与利用激发区域性受众的价值认同。新闻平民化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地的风土人情进行报道, 同时也对当地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 在新闻的制作过程中, 要抓住观众的内心, 还需要加强对地域文化的展示与宣传, 通过对当地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以及民俗风情的展示, 能够充分将当地的地域性特色展示出来, 并且成为一种文化资源, 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优势。
四、说新闻带来亲切感
说新闻的方式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青睐, 这种独特的方式能够深深的打动观众, 通过说的形式缩短媒体与观众的距离感。与传统的纸质媒体相比, 电视更加能够消除受众与媒体之间的心理距离, 而电视节目主持人则是其中较为重要的沟通纽带。近年来, 在新闻播报方面一直强调的是口语化, 目的在于不断拉近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这一点, 在一些新闻栏目中得以实践, 这种“说”不再是八股文式的书面语言, 而是活生生的原汁原味的百姓话语, 这种话语让老百姓听起来省事又感亲切。“说新闻”火遍大江南北其中方言播报就是一种创新的形式。语言的地域贴近性决定了它是“自我认同”的表现。从原来的第三人称新闻叙述转变为第二人称叙述方式, 使得电视与观众间的距离缩短, 亲近性增强。这种方式应推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百晓讲新闻》《闲事婆.和事佬》, 主持人用俗语、口语、歇后语、比喻等观众耳熟能详的语言作为播报新闻的主要语言, 方言播报法把原来不喜欢看电视新闻的老人也拉到了电视机前成为忠实观众。现在不光是温州本地人喜欢看, 就连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都通过网络看《百晓讲新闻》节目, 节目播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新闻平民化意识在这一时代受到了关注, 这也充分体现了媒介及社会对普通百姓的人文关怀。许多媒体在这方面的转变是明显的, 在以往的关注层中给平民留足了空间, 这是媒介的进步, 也是社会的进步。新闻工作有了平民意识的加入, 一定会办得更加多姿多彩。
参阅文献:
参考文献
数字媒体艺术平民化 篇11
关键词：数字媒体；艺术；平民化；自媒体
“艺术”一词总被人们认为是阳春白雪，是大雅之堂的产物。但在如今数字化时代的大环境下，尤其是以网络为首的数字媒介大肆盛行的今天，艺术通过拥有数字化意识的传播者和利用数字技术的传播方式，展现出了它“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面貌。其中“拥有数字化意识的传播者”，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纳为现当下的自媒体。
1 什么是自媒体
自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数字化的手段，向大众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它的出现绝大部分是受到了互联网及通讯技术等的飞速发展和传播权力下放的影响。虽然他们在传播艺术中不如从业人员那么专业，但是他们凭借无限制自由、不以绝对的利益为特点，能够将被大众广泛接受和喜爱的艺术文化的传播的淋漓尽致。就像克莱·舍基在他的《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所提到的：“当大规模业余化的旗帜被高高举起，当社会化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的旧障碍，当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布任何事情，这就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
2 为什么说数字媒体艺术平民化体现在自媒体上
2.1 技术上达到成熟，人人都能参与进来
从技术的宏观方面来看，在运行数字媒体的技术中，主要包括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他们在传输效能和传输质量上都确保了数字媒体的技术优越性，互联网和计算机、手机媒体的结合为自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人们以快捷方便的形式能够快速得到信息、处理信息、传播信息。从技术的微观方面来看，每个人只需要一台计算机、一副耳机、一个话筒等基本设备，足不出户，就能发现艺术、创造艺术，就能实现艺术的平民化。以“唱吧”为例，它是一款免费的社交K歌手机应用，每一个喜欢唱歌、听歌的人都可以通过“唱吧”APP感受到仿佛置于KTV的快感，受众想参与进来仅仅需要一部手机和一个带话筒的耳机，就可以与上千万喜欢唱歌、会唱歌的人进行互动，分享音乐的艺术。
2.2 自媒体让数字媒体艺术真正做到艺术来源于生活
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对于受众而言，高于生活的艺术是小众艺术，普及程度不高，那些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才真正是大众心中的艺术。自媒体对艺术的取材来源于生活，经过数字化的加工，再将成品注入到广大受众的生活中去，在这里我称此过程为数字媒体下自媒体的“双向平民化”，一方面指平民化的对象是自媒体本身，一方面是指自媒体的艺术创作归属于大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了解的最多的自媒体都是出现在微博上，俗称微博大“V”。他们通过对文字、圖片和视频等的创意加工，收到了成千上万微博网友的关注和喜爱。就拿一些微博上专注于美食研究的自媒体来说，可能他们本身是一个普通人，也许是公司白领、大学生、工厂工人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们都有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和一双善于发现美食的眼睛，只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好的菜馆、好吃的美食，这些自媒体博主都会不以盈利为目的，用镜头和文字去向大家推荐，而通过这样一种数字媒体平台交流，许多网友纷纷称赞叫好，因为这种形式不仅让大家享受到了体现在图片和文字中的美食的艺术，而且对于媒体的大环境来说也是对平民化艺术的认同和接纳，是对自媒体的鼓励和肯定。
2015年12月9日，新浪微博在北京举办了“V影响力峰会”，并邀请了微博最具影响力的自媒体大V齐聚首都，会议最后新浪微博还给最具人气的十位博主颁发了人气奖杯。这些自媒体博主平均一人的粉丝量在一千万以上，可以说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同时这次的“V影响力峰会”也向我们说明，自媒体已经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中坚力量站上了数字媒体平台，今后自媒体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也许就反映出了数字媒体艺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平民化特点。
2.3 数字媒体环境下自媒体的升华——打造更多全民参与的个性化节目
综艺节目作为一种传媒艺术形式一直受到受众的关注，创新是综艺节目的命脉所在，是维持受众的中心一环。近两年，节目制作方因为自媒体的影响力和它的受众基础，纷纷开始将网络自媒体元素加入到节目中去。
爱奇艺自制网络综艺《偶滴歌神啊》就把自媒体与节目整体进行融合，打造出了一款接地气的综艺节目。该节目将音乐与推理的游戏方式相结合，到场的歌手嘉宾透过现场六位参赛选手的精湛表演，推断出谁是音痴，谁是真正会唱歌的人。《偶滴歌神啊》节目里面选的参赛选手大多数都是在网络上参与音乐自创的网络自媒体，并且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拥有一批数量不少的粉丝，节目制作团队将神秘感十足的自媒体请到节目中，为受众揭开神秘面纱，这样一方面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一方面吸引了更多自媒体和粉丝加入到节目中去。
3 自媒体时代对数字媒体艺术平民化的意义
3.1 从传播方式上
因为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在数字化时代下，自媒体传播艺术的方式由传统的“点到面”的传播，转化为“点到点”的一种对等传播，实现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双重传播过程。并且自媒体的这种传播方式是真正意义上可能实现全交互模式的传播，它的渠道多样化，传播主体的个性、多样，这些都能对数字艺术平民化带来全方位、深影响的传播效果。
3.2 从媒体发展上
自媒体的发展主要还是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它的交互性和升华出的综艺节目更是向我们表明当下融媒体的趋势。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是取长补短、互惠互通的最好方法。中国地域广，人口多，虽说很多人都在使用新媒体获取知识信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只会使用传统媒体，若以自媒体等新媒体形式与传统媒体相结合，那么艺术等信息的传播范围会更加广泛。
3.3 从受众个人和社会上
自媒体时代的开启让许多受众看到了传播权力的下放，他们对自己也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这一事实表现出高涨的参与性，这样一来提升了大众参与到艺术创作中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对于社会的艺术发展十分有利，对于我国文化艺术的传播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自媒体的本体就是普通大众，他们了解大众对于艺术的所感、所需，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数字媒体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用新兴科技手段将信息进行原创处理，将艺术创作更加贴近大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艺术是为大众所知的、生活化的艺术。既然想要数字媒体艺术平民化，开启、发展自媒体时代是必然趋势，只有让受众参与进来，才能实现多元化、平民化、亲民化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1]郑湛，朱国宾，曾一昕.数字媒体艺术[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刘静，陈红艳.数字媒介传播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克莱·舍基（美）.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缘来不晚》的平民化叙事 篇12
节目内容的平民化。参与《缘来不晚》节目的是一群普通人,他们不是高富帅,不是白富美,是生活中的凡人,他们的社会关注度较低,遭遇过生活挫折,经历过亲情、情感、事业、家庭中的磨难。关注这样一群人,既体现了《缘来不晚》特殊的节目定位,也体现了服务民众的节目宗旨。在播出的数十档节目中,出场的女嘉宾近百位,女嘉宾与男嘉宾牵手46对,高比例的成功率说明节目定位的准确性,满足了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需求。特别是离异的中老年群体,由于生活的打击,家庭的变故,他们生活圈子缩小,人际交往变淡,即使有的人事业很成功,但是缺少情感慰藉,处境依然孤独。对于这样一群人,社会关爱度较小,有的甚至受到歧视。《缘来不晚》设置的公共平台,让他们有了倾诉的舞台,有了述说的对象。现场牵手成功,当然可喜,双方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即使现场没有牵手,他们的信息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或许有一日就会遇到有缘人,正所谓“缘来不晚”。
叙事形态的故事性。在电视节目中讲好故事,已成为业界共识,因为有故事,就有吸引力。《缘来不晚》的参与者,都是带着生活经历上场,而这些故事能否挖掘出来,关键在于主持人的功力。2015年7月17日的节目中,主持人通过沟通,展现了一个令人唏嘘但十分动人的故事。一位叫许明霞的女嘉宾,结婚2年后,丈夫患尿毒症。许明霞如遭晴天霹雳,她倾家荡产,背着丈夫四处求医。她说那时“我简直疯了”。然而,1年后许明霞还是没有留住丈夫的生命。许明霞带着9个月的儿子,打零工摆地摊,吃尽了生活的苦痛,但她一直坚持下来,如今儿子已拉扯成人。23岁的儿子已经工作,希望母亲有幸福的后半生。许明霞的故事打动了所有人,四位男嘉宾同时选择了许明霞,这在节目中是不常见的。2015年8月28日节目中的一个故事,不仅令人动容,而且具有戏剧性。女嘉宾吴新苗是一位敢爱敢恨又敢说的人,她活泼好动又有点俏皮,她所心仪的对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男嘉宾叫刘三九,是一位市场管理员,体格壮硕,不善言词,曾在7月份的节目中出现过,没有与女嘉宾牵手。这次他又鼓起勇气出场,没想到漂亮的吴新苗心仪的就是他。刘三九的外形并不吸引人,但他为人正直、憨厚诚实、忠于孝道的品格吸引了吴新苗。现场心仪刘三九的还不止吴新苗一位。一位从淮安赶来的女士和一位从常州赶来的女士也是冲着刘三九来的。她们在看了7月份的节目后,从节目组打听到今日刘三九出场,特意为他而来。这一场景颇有戏剧性,这就是故事的魅力。整档节目由一个个故事编织成一个节目链条,通过主持人、智囊团专家的勾连,使节目形成了一个大故事形态,喜怒哀乐尽在其中,吸引观众。
环境营造的真实感。首先是真实的情感需求。50岁、60岁的人走进演播室谈感情、谈挫折、谈婚姻,不是作秀,的确需要勇气。2015年7月31日的节目中,一位叫范明康的男嘉宾,丧偶,65岁。在一次活动中,范明康认识了一位叫潘家英的女人。潘女士也是丧偶之人,范明康非常喜欢她,但不敢对她说,只能暗恋。听说潘女士要上《缘来不晚》节目,范明康特追过来也要上节目。用他的话说,如果失去这次机会,那将终身懊悔。范明康的真诚打动了谈吐自如、仪态优雅的潘家英,两人最终牵手成功。其次是真实的情感流露。《缘来不晚》设置了三个现场,其中为男女嘉宾各设置了一个便于交流的场地。男女嘉宾在现场的自然交流,显得很真实。比如前文中的许明霞,听了她的故事,四位男嘉宾评价“这是过日子的女人”“这样的女人靠谱”等等,语言朴实,真情流露。2015年8月21日节目中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一位叫朱海英的女嘉宾一眼相中了男嘉宾舒军,可是在她前出场的女嘉宾也选择了舒军,朱海英在女嘉宾室中十分焦急,不停地念叨:“完了完了,他们牵手成功,我可怎么办”“我希望他俩牵手不成功”。这是一种自然的真情流露。第三,真实的多方互动。节目中有很多互动环节,除了主持人、智囊团专家与男女嘉宾互动外,还有男女嘉宾的亲友现场互动,有女儿为妈妈,有儿子为母亲,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女,谈到动情之处常常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这样的真情互动增添了节目感染力。
《缘来不晚》的成功还在于:
话题接地气。《缘来不晚》运行过程中,既要让观众看到男女嘉宾是否牵手,也要观众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价值评判。因此节目的话题引导十分重要。参与节目的男女嘉宾的年龄相对较大,大多数人都有离异经历。离异的原因虽然复杂,但离不开情感、性格、子女、金钱、房产、出轨、第三者、家暴等问题。因此,主持人在与男女嘉宾沟通过程中,既要让故事吸引人心,又要抓住故事中隐含的话题,及时地拎出来。诸如:“重组的家庭中子女如何磨合”“家暴能忍吗”“我能带着儿女嫁(娶)你吗”“半路夫妻最看重什么”这些接地气的话题,主持人除了自己的论述外,适时地引导给智囊团专家,让他们进行分析解读。这样,既有针对性地给了男女嘉宾以参考意见,又让观众从话题中得到启发,明辨是非,从而产生社会意义。
沟通见真情。对节目而言,男女嘉宾放得开,语言表达能力强,有复杂过往,节目就越精彩。《缘来不晚》以女嘉宾为中心,因此,与女嘉宾沟通如何,直接影响牵手的成败。统计数字表明(仍以女嘉宾为准),在牵手不成功的54%之中,双方都没有意愿的占20%左右,女方没有意愿的占35%以上。可见,做好与女嘉宾的沟通十分重要。从节目中可以看到,有些女嘉宾显得犹豫,有的表现紧张,也许是过往的伤痛太沉重。这时需要主持人、智囊团专家通过交流,给她们以力量。沟通既是技巧,也是一种智慧。陈怡是一位有经验的主持人,她能很好地把握现场女嘉宾的情绪。女嘉宾一时语塞,她能适时引导;女嘉宾情绪激动,她及时抚慰;女嘉宾说到伤心处泪不止,她能及时递上纸巾,一种见真情的人文关怀。陈怡每期节目都提前做好功课,使得参与者上台能够敞开心扉。男嘉宾的表现问题更多一些,一是三言两语就语塞,二是表现木讷拘谨,三是不善推销自已。因此,常有沟通“疙瘩”现象,好在被主持人一一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