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精选12篇）
平民教育 篇1
不知为啥, 我自己虽是弱者, 却常有着对更弱者的悲悯之心, 这种情感不仅左右了我的生活, 也左右了我的教学工作。
作为教师, 面对的无论是哪一级的学生, 无论是哪一个班里的学生, 我都一视同仁。正常的老师应该是喜欢优等生的, 那样更容易给班级、个人带来荣誉。回顾我这多年来的教育生涯, 竟然不是这样的。
我见不得在课堂上不学习的学生, 见不得他们在课堂上无所事事的样子。我觉得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升学而升学, 更多的是应该教给所有学生知识, 提升他们的素质和能力, 为他们未来走上社会做铺垫。毕竟升学的是少数, 我们更应该关注多数人。我总觉得好学生自控力强, 不用太多的说教。或许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吧, 我总想让我所有的学生在课堂上都能学点东西, 我告诉他们, 学知识不一定是为了考学, 最终是为了生存。如果有能力就去考大学, 没能力学点东西, 做储备也是必须的。
不过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因为凡是在课堂上不愿意学习的孩子, 多数是因为原来的基础并不好而破罐子破摔了。所以, 要想让他们学习, 你就不得不下功夫, 找方法、找原因, 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 力争让他们喜欢。以前的时候, 相对来说, 还容易些, 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是有自控力和羞耻心的。只要老师俯下身来, 多数学生愿意接受。可是, 现在的孩子道理很明白, 就是管不了自己。另外, 他们是非标准也混淆了。以前怕考分少了丢人, 现在有的在考场上以自己一个字未写而显英雄。这种情况下, 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课堂上都能听老师的话, 真的变得很难了。
但是, 我不愿放弃那些自暴自弃的孩子, 我目前所教的这一届学生, 有很多小学知识就学得一塌糊涂, 我不得不一字一词地教他们学。为了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拓展他们的知识面, 我经常性地开展多种式样的教学活动。
可是顾此失彼, 当我把太多的精力关注了这些不愿学习的学生, 把太多的表扬鼓励给了他们时, 自然就容易忽视或者间接地挫伤了那些优等生们。他们不理解, 这些厌学的学生作业明明写得不如他们, 还会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个问题, 我在教05届学生时就注意到了。在08届时, 我尽力避免顾此失彼。既鼓励优生更优, 又鼓励弱者自强。
现在, 我已渐渐地能把我的“平民教育”情结很好地运用在了不同层次的学生了。
平民教育 篇2
——成都异地研修感悟
李镇西，男，1958年8月出生于四川乐山，1982年四川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乐山一中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兼任班主任；1991年到成都市玉林中学执教语文课并兼班主任；1997年到成都市石室中学任教。2003年6月获得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8月至今一直担任成都市武侯区实验中学校长。
初识李镇西是多年前在《教育导报》上看到他的名字，被他的文章所吸引，第二次接触是去年读他的书《爱心与教育》，书中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书中记录李镇西老师的爱心、童心、真心和信心。这第三次有幸面对面听他演讲，听他谈他的教育思想。
2013年11月5日，我们一行八十几人来到成都武侯区实验中学参观学习，一进校园，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很有品味的文化公园，各种建筑和设施都包涵着很深的文化底蕴。武侯区实验中学占地85亩，校园共分为三个园：陶园、苏园、晏园，在三个园里分别塑着三位教育家的雕像，可以看出武侯区实验中学践行的是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爱心教育。每层教学楼都设有书吧，像是文化长廊，图书分类摆放，学生自由阅读。在教学楼之间分别竖着刻有“读好书”、“做好人”的两块大石头，处处体现了学校的素质教育思想。
来到阶梯教室，首先欣赏到的是学校的一个宣传片，它没有一般宣传片的套路，没有介绍学校有多少面积，有多少学生，也没有介绍学校所获得的各种成绩和荣誉，而是用微电影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新老师和转学生成长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刚到学校，便遇到一位成绩比较差的转学生，在转化孩子的过程中，女教师渐渐成长起来，孩子也有了进步，彼此都因对方的存在而感到了幸福，片子的确很感人，虽然不长，却有许多温馨的画面和感人的细节。
为了近距离的了解武侯区实验中学的素质教育和平民教育，我们走进了课堂，欣赏到了一节真正的自主探究学习的数学课。上课的班级是小学直接升进来的“预备班”，所以现在学习的是七年级下的课程，内容是“幂的乘方”。教室除了投影大屏幕以外，学生周围是两块大黑板，划分成几版，每个小组一版，学生分组围坐，便于讨论交流。课前学生已经进行了充分预习，上课老师进行了简单引入以后，学生就进行分组自主讨论，小组长要对小组成员进行分工，完成后面的环节。小组讨论完后就是小组展示，先由小组代表到黑板完成指定的习题，然后分小组讲解，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每人完成一部分，讲解过程中，学生先要分析题目，解析包含哪些知识点，应用哪些法则，做完题目之后要分析应用了哪些数学思想，哪些易错，该注意些什么，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小老师。课堂上学生方位和队形也随着教学环节的变换而随之变换，时而围拢到黑板前，时而又回到各自的小组位置上，每个学生都充分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很羡慕很敬佩上课的数学老师，上的轻松，上的潇洒，教师少有的提醒与点拨真的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课堂上学生也非常活跃，讨论时畅所欲言，对小组展示也是各抒己见。大课间活动已成为各学校的必要课程，武侯实验中学也不例外，学校为学生专门量身定制了“武侯实验中学素质操”，然后是跑步，每班学生绕着自己区域内的锥筒来回跑，场面壮观，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30分钟的时间，让学生在公园式的校园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全身心的放松，让身体得到充分的锻炼，真正是用阳光体育培养处阳光的学生。
很荣幸，大课间活动后我们得到了李校长的会见，虽然时间很短，而且大师带着一些不情愿，但我们从李校长简短的演讲中看到了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情怀。刚从国外回来的李校长正忙于2013年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筹备与布置。是因为老朋友的介绍，加之从家乡来的参观团，所以李校长才答应了我们的参观学习，而且他说这是最后一批，以后不再接待这样的参观学习因为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太功利，教育应该回归本源，远离喧嚣和浮躁”、“教育要像呼吸一样自由，像潮汐一样自然”。他希望还学生一个安静的校园，所以我能理解，大师一开始说的对于我们的到来并不表示欢迎，他不喜欢吹捧和宣传自己，他考虑的是怎样让老师上好每一堂课，他主张的是让每一个学生得到最好的发展，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李校长担任的多年的班主任，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他每接一批学生都要送给学生见面礼，总是一句话：“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2006年9月，刚刚出任武侯实验中学校长的他在开学典礼上也把这句话送给了全校师生，这句话也就成了武侯区实验中学的校训，在这种爱心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总会因自己的存在而让别人感到幸福。结束他的演讲时，大师告诫我们：教育者要坚守良知，遵循常识，保持朴素。看着李校长离去的背影，我再次对这个大师肃然起敬，也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参观结束后，我查阅了李镇西校长的有关资料和武侯实验中学的介绍，也拜读了大师李镇西的微博。在“武侯实验中学发展刚要”中，我对大师践行的平民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解读，大师认为：平民教育是对所有孩子进行全面素质培养的教育，是和生活与生存相联系的教育；在本质上就应该是来自生活、联系实际，因而清澈明净、朴实无华的。平民教育是一种平和朴素的教育，实事求是的教育，从容不迫的教育，是为教育对象终身负责任的教育，是陶行知所倡导的“真教育”。
夹江县黄土一中
赵学智
令人痛心的“平民教育” 篇3
影响社会对高职院校专业认可度的是就业质量，即是否满足人们对职业选择的期望值。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职业教育改革举措，更值得我们深思、学习和借鉴。以瑞士为例。这个世界竞争力第一、人均国民收入稳居世界最前列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中职与高职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沟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授予高职院校毕业生专业学士学位的制度。以职业教育立国，非但未影响其巨大的科学成就，反而推进了其高层次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科技、文化的大繁荣，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或生物奖得主有15人之多。
瑞士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立地”与“顶尖”人才的培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致力于培养“立地”人才的职业教育，绝非二流教育，而是科教兴国的必由之路。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论争 篇4
关键词：定县实验,乡村平民教育,教育论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 各地乡村教育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26年, 平民教育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 深入河北定县与农民同吃同住, 开展“实验县”工作。他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 提出以“文化、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方式, 医治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 逐渐产生论争。
一、论争缘起和发展过程
1931年, 国际教育考察团柏刻氏等奉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之命来华考察教育, 于次年发表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 对“定县实验”进行评论。首先, 报告书认为定县每年预算达数十万元, 其普及全国的计划必因人民无力付此巨款而失败。其次, 该运动的领袖人物不甚与其他专家切磋, 不能获得科学的批评。[1]再次, 定县实验选择较简单、学习费时较少的文字教育农民, 易将全国民众分为知识较高和教育程度极低两部分, 成效可疑。[2]
由于国际联盟是权威机构, 《中国教育之改进》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方对定县平民教育的批评接踵而来。1933年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发表谈话, 认为定县实验不啻一种骗人东西;虚糜公帑数百万而成绩有限;村治学者整日试验研究似办理太难, 实则可借鉴欧美经验。[3]北大法律系教授燕树棠认为定县民众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平教会把定县固有建设冒充自己的成绩;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潜伏反对势力;提高定县生活水平, 使定县奢侈之风日甚一日等。[4]
针对上述批评, 了解定县实验的学者撰文反驳。任鸿隽指出平教会事业经费大部分是私人募捐来的, 不是“虚糜公帑”;平教会花钱多、计划须时太久, 是因为平民事业以整个农村建设为目的, 要研究出中国各地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乡村教育必须乡村化、地方化, 不能照搬欧美经验。[5]《独立评论》代主编蒋廷黻批驳燕树棠, 认为他偏袒地主和债主, 其批评是失意绅士和地主恶感的反映;关于潜伏反动势力, 则是燕树棠“故意中伤”。蒋廷黻指出“改革总要使一部分人不满意”、“对试验只应有善意的贡献意见, 不应有恶意的破坏”。[6]
随着乡村建设的发展, 大部分人认识到平教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工作, 力谋农村的复兴, 精神与人格无讥讽的余地。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定县实验招致更多人尤其是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以千家驹、李紫翔、吴半农等为代表, 因其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独立评论派以陈序经、吴景超等为代表, 因其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
1934年, 吴半农发表《论“定县主义”》, 千家驹发表《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 他们认为定县工作的整个哲学和理论不正确, 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 由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愚穷弱私”只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 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
批评定县实验的另一种论调来自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认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 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 是要现代化, 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 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7]他反对从乡村入手救济中国, 1936年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 批评乡建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 对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悲观。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 平教会在《民间》2卷24期刊出短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和《陈序经先生的将来》, 解答陈序经的问题。接着燕京大学杨骏昌发表《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傅葆琛发表《众目睽睽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对陈序经批评乡建工作的观点予以答辩或反驳。瞿菊农在《民间》先后发表《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和《以工作答复批评》, 阐述乡建运动成功的条件和对于社会的要求。针对平教会的反驳, 陈序经又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检讨》和《乡村建设的途径》等文章, 对乡建理论进行评论, 认为乡建运动在理论上有复古的倾向, 乡村建设的前途如何主要看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 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等。[8]
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不得不中断, 但有关论争没有完全终止, 只是规模和声势小了许多。
二、论争的焦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论争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 各方针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争辩。
(一) 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
定县实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 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下乡。他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 既要以农民为主, 也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他认为“极大鸿沟存在于上层少数受教育者与基层以千万计的未受教育人民之间”[9], 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可以沟通上下。
独立评论派和中国农村派对晏阳初的观点提出质疑。1933年, 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 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原因是: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 如实验室、图书馆;乡村物质文化太低, 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知识分子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希望他下乡。[10]中国农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孙晓村认为知识分子进农村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是有意义的, 但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只要剥削阶级存在一天, 农民受教育就受限制”[11], 在社会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改良工作不会有结果。
乡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 平民教育派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到农村工作, 其精神令人敬佩。但吴景超的分析颇有道理, 甚至晏阳初也承认, 一些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 最后又回到城市。不仅知识分子下乡难, 下了乡工作也难。乡村教育家傅葆琛承认知识分子到乡下宣传“不知碰了多少钉子, 吃了多少哑子说不出来的苦”。[12]燕京大学学生伍伯禧在《下乡工作的困难》中讲述遇到的困难, 如言语隔阂, 行为举止带有书生色彩, 与农民打成一片困难重重等。[13]
(二) 以乡村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城市教育为重点。
晏阳初等平民教育派主张教育的重点在乡村, 要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 理由是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谓民族自觉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 民族的基本力量蕴藏在他们身上, 故必须通过乡村教育提高农民觉悟, 开发民力。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中国近代“文化失调”, 这就需要“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中国“人”的基础是农民, 因此乡村平民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14]
陈序经则发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一文, 主张重点发展城市教育, 理论基础是文化中心论。他认为都市是文化的中心, “文化中心不但是文化集中与优高的地方, 而且是文化向外辐射的地方”[15]。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是从都市向乡村辐射。他认为都市是人才和经济的中心, 从经济供给、设备便利、人才集中来看, 乡村远不能与都市相比。因此, 乡建工作要以都市为起点, 教育的现代化要从都市入手。
(三) 乡村建设运动是否有前途。
1936年, 陈序经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 对乡建运动的前途抱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第一, 乡建工作没有成绩表现, 有了很多失败。第二, 乡建工作偏重于理论的发挥, 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第三, 乡建困难太多, 不易发展。第四, 乡建工作者不能“自家创造出饭来吃”。第五, 乡建运动好像已到了专为着维持工作人员保持乡建机关而工作的地步。[16]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 平民教育派的观点是:第一, 乡建工作中的困难是任何建设所不能免的。第二, 乡建运动的成功要靠多方面的力量, 政府要倡导与推动乡建工作;大学要给予学术合作与领导, 供给人才;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给予赞助倡导和同情的批评。[17]第三, 一切工作都要有理论根据, 乡村建设理论是从社会事实中观察体验的结果。[18]第四, 乡建运动并不汲汲于求得零星和皮毛的成绩, 目标是以推动和促进乡村建设来改进中国社会, 完成复兴国家民族的使命。第五, 乡建工作者先吃饱了去做事, 给薪是必然的。第六, 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责难, 但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乡建工作或进行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批评。[19]
三、现实启示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论争影响深远, 论争各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有价值。
(一)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通过农村教育的发展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 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改革的精英, 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需要知识分子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 深入农村工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晏阳初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抛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 深入农村, 为发展农村教育和建设乡村而努力奋斗, 这种精神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应该愿意深入民间, 但冷静分析可以发现吴景超所说“知识分子下乡难”、伍伯禧所说“知识分子下乡工作难”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 比如对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实施优惠政策;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等。
(二) 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乡村教育运动是从乡村教育入手, 以乡村全体人民为教育对象, 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 推动和促进农村建设, 目的是复兴中华民族。现在我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依然有较大的差距, 农村教育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 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的现代化, 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主要靠教育, 故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应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而奋斗。
(三) 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平民教育 篇5
作者：口才培训网
1992年，介心老师退休了，按常理应是到了安享天伦之乐，颐养天年的岁数，但“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多年的国防科普工作使介老师深感国防 事业的重要。加之一度泛滥的“法轮功”等歪理邪说，屡禁不止的网吧、“黄赌毒”以及日益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都强烈地刺激着介老不甘寂寞的爱国之心。他决 心不计报酬地继续为国防事业贡献余热。他退而不休，一边义务兼任着铁路小学的科技辅导员，铁中的“关工委员”，临渭区少年科技协会领导成员，一边自费在家 里建起了国防宣传展室。他将自己从1958年起订阅的20多种3000多册科普书籍分类整理好，又自己掏钱购买、制作了200多件陆、海、空武器和模型订 做了可以活动的玻璃展橱；编辑制作了各种国防知识展牌140多块，剪辑了近百本科技信息和相关图片册；购买或复制国防录像带、vcd碟片十余盘。为此累计 花费了近六万元的资金。退休后不久，他又把几十年抽烟喝酒的习惯给彻底地戒除了，以便节约有限的退休金投入到他视如生命的国防事业中。
今年7月中旬，介心老师患胆结石住进医院，刚做完手术伤口还未痊愈，便又开始着手准备制作纪念抗战60周年的展牌。他一边读报一边搜集整理纪念抗战文稿，还乘老伴不注意，偷偷溜出医院，在广告公司自费制作了10块以“抗战六十年”为主体的宣传板面。老人说，他要赶在“八.一”前夕在广场举办抗战胜利专题宣 传展览，让人们牢记那段历史，增强国防观念。
走进介老师的家，不足60平米的老式家属楼，两室一厅的空间里，从墙上到地上，从沙发上到床上，看不见什么值钱时髦的家具摆设，只看见各种精致的大小不 一的航模-、海模、展牌和正待剪辑的图书、报纸。地面是20年前初入住时的水泥地，窗户是老式的已经漏风的木头框。大凡值钱点的衣服都是儿女给买的，介老 师自己是从来舍不得为自己买50元以上的衣服的。但是1997年，当介老师在航模杂志上看到我国最先进的歼八-2M战斗机收藏模型机开始限额出售的消息 后，毫不犹豫地就寄出了730元现金邮购回该模型。还哄老伴说是300元买的。要知道，当时介老师的月退休金只有400元哪。
看着介老师贫寒的居室中醒目豪华的各种模型，再听着介老师如数家珍般的介绍，不由得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介老师，你用自己的钱办毫无经济效益的公事，还要 贴上老本，你不觉得得不尝失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小的时候正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我的母亲常给我讲，国弱如人弱，国弱就会被人欺；上学时我的老师教我进行科技制作，使我 体会到了动手动脑的无穷乐趣；工作后，我教孩子们开展科技制作，使文革时期的部分孩子脱离了**，学到了科学知识；使**后的孩子增强了爱国强国意识；退 休后，我看到听到孩子们由于缺少科技制作的场所和老师，有的进了网吧，夜不归宿，有的深陷“法轮功”，杀人放火，迷失了方向；国际上更是战火不断、硝烟弥 漫。居安思危，我感到国要强、民要富，孩子们要接收正确的引导，就需要一大批有心人来自觉自愿地关心孩子、关心国防。等和靠都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万 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希望能做一块引玉的砖，一粒铺路的石子，为渭南-------我的第二故乡贡献我的余生，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再发一点光和热。”
听了介老师的肺腑之言，我感到：，介老师所贡献的何止是一点余热，他是在用全部的身心为我国的国防长城添砖加瓦呢！
晏阳初：平民教育之父 篇6
立志平民教育事业
晏阳初出生于书香之家，5岁入私塾，13岁离家赴基督教学堂求学。在西学堂，他初步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化。1907年，晏阳初入成都的华美高等学校就读。1913年，在传教士史梯瓦特资助下，晏阳初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政治系。按该校的规定，考第一名者可获英皇爱得华第七奖学金1600美元，但奖学金只授予英国籍学生，学院院长建议他改入英国籍。但晏阳初说：“这代价，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太高了。”他毅然放弃了这笔奖金，这种气节使当时港大的校长深表敬佩。
1916年，他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主修政治学与经济学。1917年，晏阳初在当选耶鲁华人协会会长期间，结识了夫人许雅丽(许雅丽回国后曾在女子体育师范任教，1921年晏阳初与许雅丽结为伉俪)。在美国，晏阳初曾经受教于塔夫脱和威尔逊两位美国前总统。塔夫脱教晏阳初的课程是《美国宪法》。1918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晏阳初通过基督教男青年会的介绍，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法国参加了帮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用到欧洲的中国劳工的工作。1920年秋，晏阳初满怀热情返回祖国，立志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
从1920年冬至1922年春，晏阳初游历19个省，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状和各地平民生活。后在上海、长沙、烟台、嘉兴等地创办平民学校，开展义务扫盲运动。在长沙，晏阳初的扫盲运动几乎把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了，很多穷苦人第一次有机会走进课堂。毛泽东也曾做过义务教员。1923年8月，在晏阳初联络下，在北京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平民教育的统一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以下简称“平教总会”)。著名教育家张伯苓、陈宝泉、蒋梦麟、陶行知、朱其慧等都参加了董事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任总干事，主持工作。1926年后，平教总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当年10月，平教总会在定县设立办事处，着手开展定县实验，实施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定县实验，达10年之久，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日军把战火烧到河北，平民教育实验重心不得不向华西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论受到批判。离开祖国后，他将视野扩展到亚非拉美各洲的欠发达国家，他将平教会建立之初的口号“除文盲、作新民”，扩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晏阳初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危地马拉等国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推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定县实验中总结出的理论与经验，指导各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实验。1967年，晏阳初在菲律宾创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成为国际乡村工作人才的培训中心，仍以“四大教育联锁进行”为基本原则。
鉴于晏阳初多年来为推行平民教育所做的贡献，1943年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他与爱因斯坦、莱特、福特、杜威等国际名人并列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10大伟人”，这一殊荣得之不易，使他享有了崇高的国际声望。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曾把本国最高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对自己国家平民教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博士下乡”运动
晏阳初一直把是否具备相当的人才条件作为乡村建设实施成功的关键。为使定县实验顺利进行，晏阳初多方游说，延揽人才，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
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舍弃城市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村，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冯锐和傅葆琛两位博士是率先到定县去的。晏阳初说：“冯先生和傅先生是第一个将‘到农村去’或‘到人民中去’的口号付诸实际行动的归国留学生。”冯锐教授是著名的农学博士，留美8年，还在罗马国际农学院做过研究，但他回国后教了12年书却没有见过一个农民，没有体验过一天农村生活，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他在晏阳初劝说下义无反顾地到了定县。傅葆琛是清末翰林学士之子，在美国获“乡村教育”博士学位，后出任平教总会乡村教育部主任。此外，来到定县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如“平教总会”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视听教育部主任郑锦、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等等。这些到定县的博士绝大多数是外国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现代高等教育基础，在多个研究领域具有较高职称。值得一提的是，博士们以前的单位及职务都还不错，但是他们都辞去了原来职务，放弃升迁机会，举家搬到定县农村，与农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这一时期，到定县农村的知识分子有几百名，1926年到定县的有66人，此后逐年增加，1928年为82人，1929年为204人，1935年达500人，可以说，当时定县形成了一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平民教育社会”，为乡村建设实验迈出了第一步。
首次社会实况调查
1929年秋，晏阳初及平教会同仁在定县进行了细致的社会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全面实况调查。
社会调查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新工作。当时农民受城市人欺凌太多，一听说城市有人来调查乡村日常生活，即惴惴不安，以为大祸将至。如北京某医院曾派人到乡村从事改进卫生工作，即被村民驱逐。1920年燕京大学有学生修“社会调查”一课，选取乞丐作调查对象，以聚餐形式邀请乞丐谈话，平日只见满街乞丐，可当时参加聚餐的只有19人，又多不愿回答问题，可见当时搞社会调查之难。
定县农村社会调查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农民的不合作、不理解。如，调查富家人口、地亩时，因为村人避富，不肯告知准确数目；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各家报告人口时，往往将家中未
出嫁的姑娘与青年妇女故意遗漏不报，而且男孩不肯告知生日年龄，怕外人摆镇物陷害，女孩觉得无足轻重，又忽略不报；尤其村内人口死亡、疾病等情况更难得到确切数字，因为村民不高兴这类不吉利的询问。
晏阳初和平教总会的同仁们想尽办法赢得村民信任，力求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取得农民对调查工作者的信任，调查人员从教育入手，通过平民学校对农民进行一定的知识培养和技术训练，这样，一些成年学生学到一定知识技能后就可以帮着做调查的工作。另一方面，深入农村搞实地调查时，调查人员一般首先与各村村长及其他村内领袖接洽，由他们带领或请本村人作向导，或通过开农民娱乐会、使用调查讲演挂图等向农民解释，然后才到各家填写表格。实地调查的项目包括：每村距离城的里数、位置、家数、人数，村长、副村长姓名、年龄、职业，村中主要领袖，村内就读学校的人数，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村人职业、耕地亩数、主要农作物、集市日期、医生及药铺数目、寺庙及宗教信仰人数等，非常具体详细，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育首先要把握好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弊病，才好对症下药。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病症是人民有“四大病”，即愚、穷、弱、私。1931年他在平教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觉得要创办一种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找。结果，觉得一般人民最感困难的四个问题：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针对这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着重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文艺教育是要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主要包括平民文学工作和艺术教育。为抓好平民文学工作，晏阳初和平教会同仁选取3420个常用字为通字表，教平民认字；编辑了《平民千字课》、《市民高级文艺课本》等课本，教农民知识。他们还深入群众中，采集并整理各种民间文学，如秧歌、大鼓词、歇后语、谜语、谚语、故事笑话等，多达20几万字。艺术教育中，戏剧起的作用尤为突出。定县实验期间，平教会编的剧本有百余种，如《屠户》、《牛》、《锄头健儿》等，一般在农村露天剧场公演，农民的热情很高。
生计教育主要是解决农民穷的问题。晏阳初指出，要使生计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关键一点是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要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他曾举了一个例子：农学博士冯锐第一年种的白菜还不如当地老农种的长得好。直到第三年，由于天天与老农为伍，细心观察研究，“使自己从原来道貌岸然的学者变成了地道的农家”，种的白菜才胜过老农，他的农业科学知识才真正发挥作用。生计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传授农民生计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成立定县农村合作实验银行等。其中，推行表证农家是一项创造性实验。其突出之处在于由农民指导农民，农民把自己的成果当众证明给村民看，并把经验和心得教授给其他农民，以带动更多的人前进，这比工作人员的示范更具意义。到1936年定县已有300表证农家，在生计教育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卫生教育是要解决农民弱的问题，主要致力于建立乡村保健制度。定县建立的是上下三级的医疗保健制度：第一级是保健员，每村设1人，负责村单位的保健卫生工作。第二级是保健所，为区单位卫生机关，负责约3万人口的区域。第三级是保健院，为全县卫生的最高机关。同时，疾病预防、妇婴卫生以及倡导计划生育等项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如天花在定县已然绝迹。此项制度的推行曾引起强烈反响。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参考了定县的做法，要求每县设卫生院，乡(镇)设卫生所，保设卫生员，完全和定县的保健制度一样。
公民教育是要解决农民私的问题，主要致力于国民精神的培养和农村自治问题的研究。晏阳初提出：“以发挥国族精神，选择志士仁人之事迹，作系统的研究为目标。特选历史上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迹，制成图说，附以歌曲，以为公民教育之材料。”主要成绩有：刊印由陈筑山撰述的《国族精神论例浅释》，该书以浅显的文字表现古代以来仁人志士的言行，鼓舞了人民士气；编绘《历史人物图说》，使平民看图即懂。农村自治研究工作以研究村自治的内容和组织、训练自治人才为基本任务。1933年，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城东高头村进行村民自治实验研究，培训自治人才，指导人民自己管理村内事务。后成立高头村乡公所，由村民共同讨论乡务事宜，如修改乡公约、清理债务、修筑道路、成立农民训练班、看管田禾等。
这四大教育实践带来的成效，使定县成为国内、国际关注的焦点。海内外很多关心农村农民的各界人士与政府官员纷纷到定县考察取经。美国记者斯诺专门到定县访问，称定县正在做一改造生活的最重要的工作。国民党政府要员甘乃光、黄季宽、张岳军、张文伯等先后到定县考察，晏阳初也被邀请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介绍定县经验，蒋介石亲临听讲，并对定县的做法予以高度肯定。
后记：1985年和1986年，晏阳初曾两次回到改革开放后的定县，对定县农村的巨大变化由衷地感到欣慰，他说：“从定县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希望。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在美国纽约逝世，走完了其辉煌的一生。但他留给我们的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却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和借鉴。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情怀 篇7
一、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简述与回顾
晏阳初在其个人成长历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影响。他深深体会到了西方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的革新与进步, 更能体会到当时中国的落后与贫穷, 这便是晏阳初老先生立下“教育救国”信念的源泉。
1.平民教育的目的。旧中国积贫积弱, 晏阳初认为, 要想改变这一情况, 应从“人”中去寻找好的方法来解决, 而农民是当时中国的最大群体, 要想真正提高中国的现状就要转变平民的思想, 改变他们的思想就要靠教育来感化。因此, 晏阳初老先生认为能够肩负振兴民族伟业使命的就是教育。于是, 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在中国所占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文化水平最低的农村, 开发农民的“脑矿”, 通过教育使农民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更有用的人, 成为世界的新民。通过平民教育为中国、为世界培养新民, 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素质水平, 建立和巩固民主共和国家, 这些都是晏阳初的实质追求。
晏阳初面对中国最底层人民所处的环境和背景, 提出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在于“扫除文盲, 作育新民”。“扫除文盲”是起点, 使人们有知识、有文化是重要一步, 但仅仅是第一步, 教育中国人民的真正任务才刚刚开始“, 作育新民”才是目的和真正的归宿[1]。
2.平民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晏阳初先生对中国千头万绪的问题进行梳理, 针对问题, 他提出了“三大方式”和 “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是指三种学习方式, 即学校式学习、社会式学习和家庭式学习, 强调了学习的全方位“;四大教育”指四种教育内容, 即文艺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 也就是培养人民的知识力、强健力、生产力和团结力。平民教育就是要重新把全国不识字的青年和成年人造就出有智知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2]。他认为, 这样的平民教育思想可以从根本上驱除愚昧、贫穷、病弱、自私涣散等四大劣根。这种教育方式和内容, 充分体现了平民教育思想的精华, 让教育走向大众, 让文化普度众生。平民教育的展开, 打破了教育由权贵阶层掌握的局面, 开化了农民的禁锢思想, 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精神面貌, 具有开天辟地的现实意义。
3.平民教育的伟大实践。1919年, 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之后, 他同陶行知在内的众多教育家发起创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从此, 他的足迹踏遍中国各地, 首先在城市广泛进行识字实验和扫除文盲运动, 开展平民教育, 为20世纪中国的教育发展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6年以后, 他开始转移到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把河北省定县作为试验区, 开创了农村平民教育的先河。晏阳初先生同时鼓励有知识的青年学者深入到农民中去, 到基层去, 使自己的价值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在他的大力倡导下, 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到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中去。著名的“定县实验”也随着长达10年的开展愈加充满活力, 大大促进了我国在20世纪前半叶的教育事业发展。之后, 晏阳初先生向全国范围推广平民教育, 在重庆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第一次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有效地衔接起来, 为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 他开始在世界上推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同时也将“扫除文盲, 作育新民”的信念扩展成“除天下文盲, 做世界新民”, 足迹行遍亚、非、拉, 将在“定县实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指导世界各国的平民教育运动。特别是在菲律宾发起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成为国际上著名的乡村工作的干部培训中心。晏阳初先生的一生是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奋斗的一生, 开拓并发展了平民教育理论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
二、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
晏阳初先生利用科学的方法、大胆的实践, 使平民教育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科学的制度, 自成一派, 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1.躬行实践, 勇于创新。“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是我国诗人陆游的诗句, 告诉我们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口号, 告诉我们要用实践来检验事物的正确与否。晏阳初先生的胜人之处就在于, 他不仅有坚定的信念, 更有坚持不懈的实践。他在基于中国农村落后原因的深入调查和总结后, 得出了中国广大平民特别是农民世代没有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原因, 并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说, 平民教育理论是一个联系中国实际、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
晏阳初先生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广大人民所处的时代背景, 他知道, 传统的中国教育方式方法和西方的教育教学都不适合中国基本国情。他勇于创新, 一是教育目标的创新, 扫除文盲是初级目标, 而作育新民就是更高一级的目标, 进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盛况;二是教育内容创新, 针对中国的“愚”“、弱”“、穷”“、私”等病症性缺点, 提出以文艺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为主的教育内容;三是教育对象创新, 晏阳初先生把教育对象定为平民, 重点在农村,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 做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
2.以人为本, 人人平等。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思想充盈着对平民百姓的平等之意。平民教育思想体现着因地制宜、人人平等的要义, 想人民之所想, 一切为了广大的民众。针对当时社会黑暗、民族衰颓的现实, 晏阳初先生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 不是别的, 是民族衰老、民族涣散, 根本是人的问题。”[3]以人为本是宗旨, 晏阳初先生强调教授给人们最实用的知识和技能, 从个体的自身发展出发。从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理论和伟大实践中不难看出, 它是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教育家, 强调“仁”与“爱”, 也不难体会到晏阳初先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
三、中国当今教育实践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
晏阳初先生是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家, 平民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如今, 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永恒主题。科教兴国的宏伟目标等待实现“, 三农”问题也是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 农村教育问题依然存在。因此, 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对当今的教育实践也有深刻的指导价值。
1.立足实情, 探索适合中国的教育。前面说过, 晏阳初先生是一个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家, 他深入实地研究问题,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并用于扩充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他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 不照搬西方的理论, 也不照搬过去的理论,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结合实际解决问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迅速, 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国教育发展还很滞后, 经济制约着教育的发展问题很突出, 各地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当前教师的教学要紧密结合学生的工作实践和生产实践, 把系统知识的获得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 以达到学用一致的目的[4]。因此, 要学会理论联系我们所处的教育实际, 以农村教育为重点, 推动我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2.以人为本, 促进教育的公平性。人人平等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是晏阳初建立平民教育理论的基础, 也是中国“民本”传统思想的深刻体现。以人为本同样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是当今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中心思想;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教育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就是为了实现教育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人人都有享受教育和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权利和条件, 促进教育的公平。均衡全国各地的教育资源分配, 致力平民教育, 促进平民素质的提高。
3.联系群众, 集中力量发展教育。晏阳初先生强调, 平民教育的开展要依靠各方人员的密切配合。同样地, 在当今教育发展当中, 我们不仅在办学经费上需要政府部门给予支持, 接受教育善款, 也要依靠社会力量办学, 请社会人士、活动家促进教育发展, 开展讲学等, 现代教育需要的就是多元化的文化科技, 仅仅依靠学校内的封闭的培养教育是有缺憾的。教育必须要依靠社会各种积极力量, 突破学校内的限制, 把社会资源整合,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 晏阳初先生为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平民教育思想对促进世界平民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和贡献。 晏老的顽强毅力也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习和发扬。平民教育思想, 不仅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
摘要：晏阳初是近现代世界上的教育家之一, 他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他以满腔热血和勃勃雄心投身在教育事业中去, 开发平民的巨大矿藏“脑矿”。他一生的实践对后世教育事业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 值得我们去学习。
关键词：晏阳初,平民教育,教育家,世界
参考文献
[1]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2]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3]晏阳初.晏阳初文集[M].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晏阳初: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篇8
早在19世纪末, 梁启超提出“新民之说”: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这种新民观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毛泽东、鲁迅、胡适等亦深受影响。晏阳初对“新民说”的呼应, 是在平民教育实践层面的呼应。他迈出了通过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去改造“国民性”的这一步, 而且这一步, 晏阳初一迈就是七十年, 从中国到世界, 从“除文盲, 作新民”到“除天下文盲, 作世界新民”, 甚至他的一个儿子, 还起名“晏新民”。
晏阳初对“国民性”的理解
晏阳初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来概括当时中国的国民性。他认为, 当时的中国整体上害了这四种病, 不想办法根治这些病, 中国怎么可能站起来。而这些病和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有关, 和外敌入侵有关, 和封建主义有关, 和政治、经济制度有关。要根除这些疾病, 必须用中医的办法, 分若干个疗程, 慢慢治疗。为此, 晏阳初开出了一个治疗的方子。当然, 这个方子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一开始, 晏阳初开出的方子是识字运动, 后来逐步完善到“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齐头并进。
晏阳初的“民力”观
晏阳初的“民力”观最早发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法国战场上他为华工服务的过程中。晏阳初当时在美国留学, 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派, 前往法国战场为来自中国的劳工服务, 主要是翻译工作。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山东、河南农村, 总量达二十万, 在战场上从事挖战壕、抬伤员等工作, 被称为“苦力”。晏阳初从一个翻译者, 到为这些华工代写家书, 到举办识字班, 办《华工周报》, 其身份的逐步转变也是其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的过程。他开始看到的, 是这些“苦力”的苦。慢慢地, 在服务中, 晏阳初看到了这些“苦力”的力, 那就是他们的正义感, 他们的爱国心, 甚至他们的奉献意识。其中有一位华工捐出了三年的积蓄360法郎, 用于晏阳初办《华工周报》。他因此发现了在这些苦力身上蕴藏着的巨大的“力”, 而使他立下誓言, 终身为这些劳苦大众服务。
进一步, 晏阳初又提出了“四力说”, 他把人们身上潜藏的这种力量分为四种, 即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 只有这“四力”兼具者, 才能称之为“新民”。
在具体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中, 晏阳初发展出培养“四力”兼具者的一整套方案, 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健康教育培养健康力、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而教育是与建设一体的, 这“四力”培养的过程, 就是建设的过程, 是社会改造的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晏阳初的生计教育不是简单的生产技术教育或品种改良, 而是同时把合作组织建设植入进去, 把提升农民的组织能力作为生计教育的重要部分;健康教育则伴随三级卫生保健制度的建立来开展;文艺教育在进行识字和戏剧教育时, 把思想观念的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公民教育则更是在实际的组织中进行, 如同学会、自卫队等, 到后面, 则更把县政建设与公民教育结合起来。
平民教育 篇9
1. 蓬勃发展的寺子屋
1.1 开始起步
最早的一批寺子屋出现在城市。城市里居住着逐渐富裕起来的町人, 主要是商人与部分手工业者。由于生活、生意上的需要, 这些人渴望接受文化教育, 而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官办的武士学校不接收平民阶层的子弟入学。所以, 一些落魄武士或僧侣等在民间自发开办起学校, 实施类似于寺院的世俗教育, 以满足部分町人的教育需求。
17世纪末起, 寺子屋的发展开始起步。城市里的寺子屋数量增多, 就连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也开始出现了寺子屋。高尾一彦认为:“重视才智的平民开始热衷教育……平民 (对受教育) 第一次产生强烈的意识。总之, 元禄年间是平民自发认识到教育必要性的时代。平民开始重视才智并自觉锻炼读写能力, 以及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2]此外, 从18世纪起, 开办者的身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8世纪之前, 开办者以僧侣或神官为主, 18世纪中期以后, 僧侣或神官的比例减少, 开办者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平民。
1.2 逐步增长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平民对教育的需求也不断增长, 寺子屋也随之快速增长。渡边信一郎认为:“庶民教育得到飞速发展大约是在宝历年起 (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 , 那是日本庶民教育的转型时期。那之前, 进入寺子屋读书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3]
人人都要接受教育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社会上会识字和算术的人越来越多, 平民阶层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当时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社会:日常的生活、生产在客观上要求每个平民拥有一定的文字读写与算术能力。辻本雅史认为:“在当时, (平民) 若不识字或不会算术, 在实际生活中会经常遇到不方便, 甚至上当受骗。”[1]23
(单位:所)
资料来源:内山克巳等編著:『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現実の分析に立った』[M], 东京:学艺图书株式会社, 1961, 75.
1.3 达到顶峰
(单位:所)
资料来源:内山克巳等编著:『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現実の分析に立った』[M], 东京:学艺图书株式会社, 1961:75.
根据表1和表2可知, 1469-1624年, 日本有17所寺子屋, 年均开办0.01所;从1716年起, 年均开办寺子屋突破1所。此后, 寺子屋的发展共经历3个高峰:第1次从1736年起, 年均开办超过2所;第2次从1781年起, 年均开办数超过了12所;第3次从1830年起, 特别是从1854年到1867年的幕末, 年均开办数量达到307.21所。
幕末的寺子屋“渗透到了农村地区, 偏远的山村和渔村都有寺子屋的许多遗迹。”[4]到1883年为止, “日本大约开办过15560所寺子屋”, [5]有2/3的寺子屋是在江户后期开办的。幕末, 平民阶层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 生活贫困的农民纷纷奋起反抗幕藩统治, 社会动荡不安。同时, 西方列强侵略日本, 幕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然而这一时期, 寺子屋的发展速度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2. 退出历史舞台
2.1 1872年《学制》的颁布
1868年初, 明治政府成立。1872年8月, 文部省颁布《学制》。《学制》以法国为主要参照对象, 模仿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永井道雄称之为“法国式的教育制度”。[6]早在《学制》颁布前, 文部省即发文各藩, 要求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当时到各地视察的文部省官员, 都把普及小学教育当成最要紧事向地方官员和民众宣传”。[7]121
《学制》规定兴建53760所小学, 使“每600人拥有1所新式小学”。[7]118从1873年到1875年间, 实际建立了25000多所小学。其建立主要通过以下3条途径: (1) 利用现有寺子屋、教师人员与设备, 改造或合并成新式小学。 (2) 允许新建小学与寺子屋并存, 将寺子屋逐渐改造为新式小学。 (3) 废除现有寺子屋建立新式小学。
各藩主要通过前两种途径完成指标。可以说, 明治政府的教育近代化改革直接宣判了寺子屋的死刑, 将其逐步改造为西式小学。据统计, 明治时代的新式小学中有2/3以上由寺子屋改造而来。
2.2 寺子屋的消亡
明治时代起, 寺子屋出现了负增长。一方面, 明治政府强令将其改造为新小学, 另一方面, 民间也没人愿意开办新寺子屋。1878年《教育令》颁布前, “日本大约还有412所寺子屋, 若算上私立的新式小学校, 总数也就1200所左右”。[8]但高桥俊乘认为:“极个别偏僻地区的寺子屋可能存活到了20世纪10年代。”[9]
(单位:所)
资料来源:杨孔炽:《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235。注:数字前的减号表示负增长, 即减少的数量。
3. 从寺子屋始末看日本的平民教育
寺子屋是江户时代平民教育的典范, 其发展体现了平民教育的发展水准。江户时代教育的主体是平民教育, 而平民教育的主体则是寺子屋。经历了江户时代两个多世纪的迅速发展, 寺子屋在明治初期的教育近代化改革中走向穷途末路。即便如此, 寺子屋对日本的近代化仍然影响巨大,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寺子屋的消亡, 学者唐泽富太郎认为:“ (寺子屋) 的消失不是从内而外、自发的, 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 (外力) 包括新政府的政策, 西方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等。”[10]
3.1 保守性与近代性
寺子屋江户时代民间教育的产物, 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性特征。这是江户时代教育保守性在平民教育的体现。江户时代的教育带有鲜明的保守性, 其具体表现为武士教育与平民教育并轨的阶级性。官方开办的学校只面向武士、贵族阶级的子弟, 而平民的文化教育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正因为如此, 以寺子屋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模式得到蓬勃发展的契机。到江户后期, 幕藩为了维持统治秩序, 对平民教育加以引导, 试图将寺子屋改造为平民教养教化的训练场, 所以越到江户后期, 虽然寺子屋数量越多, 但其保守性特征也越明显。
另外, 数量庞大、遍及日本列岛的寺子屋是江户时代教育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明治初期的近代化改革贡献颇丰。所以, 寺子屋也有相当的近代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平民对教育的觉悟性不断提升, 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教育活动。这是其近代性最有力的体现。学者依田熹家还认为, “当时人们对教育的期待不仅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 而且主要在于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心情, 渴望通过接受教育全面开发自我、提升自我。这种心情已渗入社会的最底层…… (受教育) 已融为平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1]
3.2 普及教育与提高民智
到了幕末, 寺子屋的身影已在日本列岛随处可见。寺子屋普及的结果是, 日本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得以提升, 具体表现为平民的识字率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的平均水平。有位叫梅奇尼科夫的俄国人曾在欧美长期生活过, 1874年他到日本担任俄语教师, 著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该书描述到当时的马夫、女佣等在闲时贪婪阅读小册子的情景。“当知道这些小册子是通俗小说, 那些底层民众阅读小册子是为了在工作之余获得快乐时, 他对日本当时普通民众识字率之高大发感慨, 认为当时日本平民的识字率比同时期的欧美国家还要高。”[12]辻達也认为:“在为每天的生计奔波的同时, 识字、读书等需求在江户社会底层民众的内心中仍然强烈存在, 这是事实。”[13]
3.3 平民道德教育的先驱
寺子屋的三大传统教学内容为读书、写字、算术。此外, 寺子屋还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 规范学生的日常言行。江户后期, 随着身份等级制度的动摇, 武士教育下移, 平民教育上移, 武士文化与平民文化渐同, 许多原本属于武士教育范畴的内容, 诸如插花、茶道、画画、弹琴等课程, 也开始出现在寺子屋的教学中。例如, 武士道原本属于武士阶级最重要的道德教育, 一般只面向武士, 却逐渐渗透到寺子屋的教育中。随着寺子屋的普及, 武士道被越来越多的平民接受, 成为平民的日常修养规范与道德信仰。
3.4 近代民族国家的催化剂
学者森岛通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维新后立即建成近代的统一民族国家, 是因为在孤立的两百多年里, 国内交通与交换已使得日本作为一个单一实体出现的必要基础工作接近完成。所谓全日本成为单一的实体, 是指有统一的语言, 各地民众具备相似的思维与行动方式, 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准则与习惯上的相似性等。”[14]可见, 统一的书写和表达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要而基础工作”。
寺子屋老师一般都会教学生一种“お家流”的书写体。它起源于镰仓时代, 后来与其他书写流派融合, 演变为最终的“和样书道”。德川幕府将这种书写体规定为标准的公文书写体, 即官方书写体。“お家流”随着寺子屋在平民阶层中得到普及。“到了江户后期, 不论是统治阶层的武士世界, 还是平民世界;也不论是东北部的偏远山区还是南部的九州地区, 不知不觉中, 整个日本列岛的文章书写体竟然统一了, 而且这种现象不是在幕府和诸藩的强制下形成的”。[1]34
此外, 江户时代方言众多, 各地人们在语言表达上有许多障碍, 被称为“一国一语”。寺子屋除了重视文字的书写外, 也进行多种多样的言语表达练习, 自下而上推动日本言语表达和文字书写统一局面的形成, 对“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 共通文字文化的形成”[1]34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寺子屋是江户时代平民教育的典范, 其发展体现了平民教育的发展水准。江户时代教育的主体是平民教育, 而平民教育的主体则是寺子屋。经历了江户时代两个多世纪的迅速发展, 寺子屋在明治初期的教育近代化改革中走向穷途末路。即便如此, 寺子屋对日本的近代化仍然影响巨大,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平民教育 篇10
武训, 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 (今山东冠县) 人, 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七岁时, 其父武宗禹去世, 随母崔氏四处讨饭为生, 后从其兄武谦下地学干庄稼活。14岁至21岁, 先后在其姨丈家、馆陶薛店村等地做长、短工维生。期间受尽地主欺凌和剥削, 因不识字曾被地主用假账赖去三年工钱, 还被反诬其讹诈而遭毒打。武训气得昏厥, 回家“搭被蒙头, 大睡三日, 不食不语”[3], 终于悟出是没文化所带来的苦难, 找到了受剥削、被欺诈的原因。于是他立下了行乞兴学、让天下苦孩子都上学念书而改变命运的志愿。后经他乞讨攒钱于1886年在柳林镇东门外购买了一亩八分七厘土地建瓦房20间作为义学校址。自此, 武训三十年如一日为之奋斗的目标得以实现。1888年义学建成, 以“崇贤义塾”为校名。后来堂邑知县和山东巡抚将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上奏朝廷, 给以旌奖。1891年他又决定由农村转向城镇筹建义学。经过两年努力, 在临清西关御史巷购买宅院进行修葺扩大了义学规模, 当地很多受苦人的孩子得以上学念书, 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 武训被誉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 为现代教育家所效法。1934年由临清武训义学发起的武训九七诞辰纪念活动, 组织当地一些同武训有过接触和曾经耳闻目睹武训行乞办义学经历的老人座谈, 以示纪念。当时许多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等各方面知名人士, 利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题材对于武训的义学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其活动规模和影响之大是空前的。1945年12月, 陶行知等人在重庆发起爱国知识分子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的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和群众1000多人参加了纪念会。《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专辑。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仅倡导“新武训运动”, 而且于1946年在上海创办了武训学校。鲁西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曾把堂邑县改为武训县, 把柳林镇改为武训镇。冀南行署把柳林武训小学扩建为武训师范学校, 解放后改称为平原省武训师范。在这个时期, 一些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人士, 则以武训为榜样, 在关内关外办了许多以武训命名的学校。知名人士陶行知、冯玉祥、蔡元培、郁达夫、张学良、郭沫若、臧克家等先后题词, 对武训为了平民后代上学行乞办学的精神作了充分肯定。
解放初期, 由孙瑜任导演, 武训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北京公演。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后作了肯定的评价。关心教育事业的人们纷纷表示:“要安心教育事业, 热爱孩子, 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4]。由江青操纵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使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受到了株连, 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银幕形象与历史上武训的真人对立起来, 不顾历史事实, 硬说武训是投降派, 是“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在一段时期内, 一些人受当时潮流的影响, 对武训提出过批评。粉碎“四人帮”之后, 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标志着对武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来经过调查证明, 武训并不是地主, 更不是债主。他放债收息、买卖田地的所有收入全部投入办义学, 并没有归作个人所有, 直到他去世, 所有田地和积蓄全归义学。有人说他成天疯疯癫癫, 见人低三下四像流氓, 有损教育家的形象。恰恰相反, 这正说明他为了挣钱而牺牲自己形象的无私思想境界, 所以受到大多数人的赞扬。因此, 教育界对他的办学思想仍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中共中央政治委员胡乔木同志在1985年9月6日全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 代表中央就1951年的那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作出了否定, 并提出对武训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5]的要求。教育界、学术界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查阅史料, 对武训作出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肯定了武训行乞办义学的重大贡献。
尽管武训是平民教育家, 在他的一生中为穷苦百姓子女上学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的封闭思想影响和当时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影响, 在肯定他一生为民兴教的指导思想、目的、志向的优秀本质、巨大影响及丰硕成果的同时, 还应该看到他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首先, “兴学重教”影响力的局限。武训是靠个人的力量, 自力更生, 以行乞为主办义学。经过30余年的努力, 最大的影响也仅局限在临清地区 (鲁西北) , 他一生行乞攒钱办义学, 不娶妻不生子, 不计名不较利, 战胜挫折和重重困难。没有学堂就行乞攒钱修建, 没有学生就四处跪拜家长, 哀求送孩子到他的义学。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最多只办了三所义学, 规模并不大, 最终仅受山东巡抚张曜召见, 光绪皇帝颁发“乐善好施”匾额, 封为“义学正”而已[6]。而他的这种办学方式和精神没有在天下推广, 使得这个新生事物没有发扬光大, 而是自生自长, 勉强维持, 仅作为历史记载而名存千古。这正说明, 武训不能超越时代而深受其文盲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其次是办教育的目的的局限。武训对兴学办教育的目的是从自身没有文化受欺后的结果而确立的, 所以, 他是为了让更多的儿童不能因为上不起学而饱受苦难和不受欺凌为目的。因此, 他一生期待让更多的贫困儿童进入义学。他30年如一日, 抱定一个决心, 以行乞为手段, 以兴义学为目的, 所以他认为只要有了文化就达到目的了, 而忽视培养对当时社会有用的人才, 更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教育事业中的深层次问题。
参考文献
[1]新华日报[N], 1945-12-6 (3) .
[2]郭沫若在纪念武训特刊上的题辞[N].新华日报, 1945-12-1.
[3]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M].
[4]武训研究资料大全[M].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5]人民日报[N], 1985-9-6.
知行合一观与平民主义教育 篇11
一、知行观
近代哲学认为,“只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确定性、安全性;知识是达到内在稳定确切的东西的唯一道路”[1],从而贬低实践活动为“低级事务”,致使哲学二元论的荼毒风行,尤其在教育上表现为学校与社会,知识与实践的隔离。但是,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对学校教育的改革却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为解决困境,杜威试图进行一场“哲学的改造”。他指出,“哲学与生活的隔绝是哲学的最大不幸,只有哲学与生活密切结合,才会有哲学的新生。”[1]于是,杜威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注重哲学的生物学基础,吸收进化论和科学实验的合理成分后,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经验”为核心的自然主义的经验哲学体系。而且,杜威十分重视哲学与教育的结合,认为“哲学甚至可以解释为教育的一般理论”,“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逐步构建并践行“以经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2]。
1“知”与“行”
“知”。从广义上说,包括认知、知识、真理等。
杜威认为,“知识乃是通过操作把一个有问题的情境改变成为一个解决了问题的情境的结果。”[3]他举例说,仅仅把手指伸进火焰,这不是经验;当这个行动和遭受的疼痛联系起来,知道手指伸进火焰意味着灼伤时,才是经验。除认可知识源自经验,甚至经验本身外,杜威还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他指出,“思维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我们所做的事和所造成的结果之间的特定的联结,使两者连接起来。”[2]
杜威强调“知”源自实践并受其检验,认知具有能动性。但也有如下不足:第一,“知”的对象。杜威否定“独立存在于探究操作以外的实在”[3],“所知的对象乃是由于受指导的操作的后果而存在的”[4],企图将客观实在消融于经验,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潭。第二,“知”的视域。杜威仅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来界说“知”,范域不广,程度也不深刻、普遍。第三,“知”的性质。杜威认为,“经验不能为我们提供必然的真理;即完全通过理性来加以证明的真理”[3]“概念、理论、体系无论如何精细,如何首尾一贯,都必须看作假说”[1],需“随时试验、证实”[4]。
“行”。从广义上说,就是活动、行动、实践等。
杜威从生物学和科学实验出发,用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和交互作用构建“行”,即经验、实验、操作、探究等。据交互作用,当生物体作用于环境,环境中的变化又作用于这个生物体及其活动;与此同时,“经验连续性原则的意义是,每一经验总有些地方取之于已往的经验,同时以某种方式改变以后经验的性质。”“经验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这两个原则不是彼此分离的。它们相互制约,又相互联合。”[2]
杜威承认“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行”对主客体产生一定影响,具有能动性。“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2]。但他的关注点是:第一,“行”的根基。杜威指出,经验“是一个原始的整体,它不承认任何行动与材料、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而把双方面都包括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总体之中”[2]。第二,“行”的主体。“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行为、有活动。”[1]可见,杜威“行”的主体不单单指人,还包括一切生命体。第三,“行”的特征。杜威的“行”烙有生物本能的自发性、不可控性。第四,“行”的形式。某种程度上说,杜威“行”的形式一方面是十分广泛的,扩大到一切生命体的行为和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往往又将其局限于科学实验。
2.知行合一观
为铲除哲学二元论在教育上的弊端,杜威以“经验”为核心,营构知行合一的教育哲学。对此,杜威提出“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儿童中心论”等重要命题。
“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又表现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杜威之所以要将教育归结到“经验”的改造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杜威对“经验”的理解。首先,“经验”是寄予知行合一的载体。“经验”既指主体方面的尝试、试验、探究,也指在客体方面经受的结果、效应——“经验”既意味着认知、知识,也意味着行动、实践。可见,“经验”对主客体兼容并包,使之浑然一体。其次,“经验”才具教育作用。杜威批判以“知识”为目的的传统教育是“静止的、冷藏库式的”,“有碍教育的发展”。“传达知识,必须运用言词。但是,如果所传达的知识,不能组织到学生已有的经验中去,这种知识就变成纯粹言词:即纯粹感觉刺激,没有什么意义。”[2]可见,唯有将教育放到“经验”之上,才能活学活用。但“经验和教育不能直接地彼此等同起来”,“任何对经验的继续生长起着抑制或歪曲的作用的经验,都是不利于教育的。”[2]最后,“经验”是“活动的、冒险的、变迁的、进取的”[4],唯有它才能应付不确定的世界,寻求人类的安全。
“儿童中心论”是杜威教育哲学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力图从传统教育以知识、学科为中心转向以经验、儿童为中心。这一转向是杜威经验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也是杜威教育哲学赖以衍生的必要前提,因为一切经验只能存在于儿童的个体里。值得一提的是,“儿童中心论”有助于儿童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养成自由的公民。
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为知行合一的教育理想谋求外部保障。“学校即社会”有助于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阻隔,扩大儿童活动范围,增设教学情境,促进经验生长。此外,杜威还大力提倡“做中学”。这是一种情境教学法,儿童在“做”之中与环境构成一个个鲜活的情境,新的经验不断产生,改造和改组着旧有经验。杜威以此反对和批判传统教育的“静听”模式,养成儿童“活的经验”。
除理论上的阐述外,杜威还积极投身教育实践。他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和乡村小学教书,此后又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并于1896年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通常称“杜威学校”),以此作为他教育哲学的“实验室”。
杜威的教育哲学主张并谋求知行合一,反对知行分裂,在广泛的教育实践中,总结过丰富多样的知行合一的方式、方法和途径,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知行合一的教育哲学,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但以下四方面不同决定了其知行合一观的局限性。
第一,基础性。杜威是以“经验”为前提和基础,直接围绕“经验”阐发的,“他把生物学上的概念引进哲学中来,认为经验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的连续体。在这个统一的连续体里,经验和自然、人和环境、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作用着,相互连续起来,以至合而为一。……在‘经验这个字眼下隐藏着的恰恰是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2]
第二,目的性。杜威认为,“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4],知行合一观主要是为了寻求生物体自身的安全和确定性。
第三,范域性。杜威受其哲学的狭隘性限制,一般只在科学实验,生物(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时发挥指导性作用和解说。
第四,彻底性。杜威无法克服由“经验”带来的必然缺陷。首先,“经验”消融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存在,将两者看作“经验”的两个方面。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杜威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现实的阻碍。其次,杜威从生物学出发,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生物对环境的刺激反应杂糅一起,严重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认识和发挥。最后,“经验”既是“知”也是“行”,这不利于“知”、“行”广泛而深刻地合一。
二、平民主义教育
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从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建构而言,主要是:第一,“经验”的生长需要平等、开放的环境。杜威认为“民主主义……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2]第二,“经验”要求个体性教育,而民主环境推动“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与客观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5],维护和促进个体性的养成。
从社会、时代及传统教育存在的弊端而言,主要是:第一,“传统的教育,训练儿童恭顺、服从……这是适合于贵族社会的教育。”[2]第二,美国学校为儿童预先设计好学习内容,使儿童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判断或决定的机会,“以这种方式成立学校,……在现实中,实质上却产生了民主公民以外的某些东西。”第三,“现代社会淹没了个体性和社会”[5]。第四,“倘是主张民治的教育——民治国家的教育,尤其应该注重大多数人的教育,使一般的工人、匠人、农民都能在民治国家、民治社会里尽一分子的责任。”[4]
从内容和形式分析。“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6]。主要内容有:第一,“平民教育乃是公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第二,“儿童在校内,一定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一定要让他们去发展那些积极的品性,如主动精神、独立性、足智多谋等”[2]。第三,“学校应该成为培养儿童个体性和社会能力的机构,并通过民主的生活达到这样的目的。”第四,杜威从“活的经验”出发,认为“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2]。
平民主义教育,“其目的在于养成一般人民有知识、有能力及有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2]为此,杜威倡导改良的方式。
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是反抗传统特权阶级的教育,要让大多数人受教育,追求民主、民治的国家和社会。但以下方面决定了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民主理念的理解和阐述不同,决定着平民主义教育的本质区别。杜威属资产阶级,他从资产阶级切身利益出发,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
第二,目的不同。杜威曾说,“诸君要知道现在世界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过激主义如同风起云涌。这是什么缘故呢?寻根究底,就是平民没有受切合于生活的教育……这种情绪一旦突破约束,自然是不可收拾了。”[2]可见,他之所以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
第三,途径不同。由于所处阶级的局限性,杜威至多是提倡改良的方法。
第四,完善程度不同。杜威平民主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受其经验主义哲学影响,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弊端。
三、继承与批判
杜威与我们分属不同的阶级和国家,秉承不同的教育哲学,溯源哲学基础可以看出差异。西方哲学的特点植根于“宗教-科学”的二元性文化土壤,以对知识理性的追求为基础,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展开。东方哲学提倡合知行,天人合一,真善美,重人生轻知识(科学),重了悟不重论证。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可以挖掘其“母题”情结。
第一,教育哲学的渊源。杜威主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核心,兼收康德思想、生物进化论思想、科学实验的观点,并在自身领悟和实践中逐步建构和丰富起来的。渊源关系从一定程度上深远而持久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
第二,教育哲学的基本观点。尽管杜威对当时知行分离的教育现状深表不满,他的教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弥补知行关系而开拓的,但以生物与环境的刺激-反应行为,并通过囊括客观实在和主观主体于一处的“经验”来达成他的知行合一的教育理想,这样的教育哲学忽视甚至泯灭了客观实在,同时也几乎消融了主观主体的存在。因此,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行分离的传统问题,反而有加深知行分离的危险。
第三,教育哲学的目的。目的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从教育哲学的目的来剖析,形似的教育实践又呈现出不同的教育哲学本质。杜威的教育哲学从生物性的角度出发,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然独立生存和发展。他的教育哲学主要是为了让作为生物个体的儿童能够根据经验,应对时刻变化着的世界,从而最终使得他们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抗击中寻求到一种较为安全的生存境遇。为此,杜威一再强调经验之于儿童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儿童的经验成长。
不同的教育哲学目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知行关系,杜威的教育哲学较为被动和消极,难以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多是根据客观刺激作出逃避性的举动,因此难以使知行关系密切结合,难以使知行关系深入发展。
杜威的教育哲学目的不仅在知行关系上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在平民主义教育理念中也有深刻的影响。因为杜威主要局限在生物与客观环境的刺激—反应之下,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存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剖析,因此,尽管他也倡导平民主义教育这一目的,但缺乏深刻的哲学领悟基础,只能按照生物狭隘性的哲学方式体会,所以也就无法在教育实践中做出真正的平民主义教育。
尽管杜威的教育哲学存在着局限性,但他力图从“知行观”和“平民主义教育”出发,致力于旧教育的改革,积极破除学校和社会,理论和实践,“知”与“行”相分离,及特别阶级才享有教育等诸多旧教育的严重弊端,努力探索并躬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极大地促成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取长补短,以期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改革中继续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促进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2] [美]约翰·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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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oward A.Ozmon,Samuel M.Craver.教育的哲学基础.石中英,邓敏娜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6] 华中师范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平民教育 篇12
1. 平民教育促进会兴起的背景。
1911年10月10日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发出了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爆发, 之后关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管辖, 1921年1月1日宣布独立的17个省代表推举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并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至此统治中国长达300多年的清王朝政权覆灭。中华民国的诞生也宣告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帝制宣告结束。
民国初建, 百废待兴, 国内各项事业都需要团体来影响发展。而新生的共和国更是使得人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人民建设和革新的热情十分高涨, 因此, 很多活动都是在社团的带动组织下兴起来的, 这也是民国初年社团能兴起来的重要社会原因。平民教育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犹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上兴盛起来。
我国在清朝的封建统治下, 进行了三百多年的四书五经教育, 清末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 冲击了原有的中国教育体制, 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接受新鲜知识, 很多关于教育的组织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如国民教育实进会、小学教育研究会、中华职教社、万国学校卫生研究会等社团, 存在的目的就是研究、督促和改良现有的中国教育方式、内容和结构。而民国政府的诞生, 将封建制度彻底摧毁, 给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
2. 平民教育促进会发展过程。
1919年5月4日, 以北京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五四”爱国运动,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连锁反应。“民主与科学”“教育救国”的口号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通过新文化运动来实现强国之梦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个时期国内外先后成立了多个教育团体, 其宗旨都是“推广和改良职业教育, 普及教育”, 其中, 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中国民主教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借助五四运动民众对文化渴望, 掀起了平民教育的热潮。平教会的领袖晏阳初深切感到要想推广平民教育就必须要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机构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系统推行。他提出的口号使人类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第五大自由”提案得到了国内外各教育组织的拥护和赞同, 他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平民教育社会改良事业不仅在国内,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2年秋, 陶行知先生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朱其慧女士一同前往长沙, 会晤晏阳初共同筹划推行平民教育的启动, 并参观了晏阳初的“群众教学法”进行平民识字扫盲的教育实验, 深受感动。陶行知先生与朱其慧女士深信这是推展平民教育的最直接的方法。其后, 在她的组织、协调和影响下, 将国内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如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袁观澜、胡适等召集起来商讨推行平民教育的相关事宜。经过讨论平教会决定首先改编《平民千字课》, 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3年8月, 平教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年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会促进总会, 同时还通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组织大纲》。大纲章程规定“本会宗旨为适应失学人民的实际生活, 研究并实验平民教育学术, 协助国家教育民众, 培养全国人民修齐治平的真实能力。”至此,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 (简称平教会) 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民国时期我国平民教育由民间组织发展成为官方统一机构, 这有助于我国平民教育推行的正规化、规范化、系统化。同时也能看出民国时期中国民众知识的匮乏, 长年的内战导致很多人都无学可上, 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开展平民教育、提高民众的认知能力成为民国政府的首要问题。
二、平教会乡村工作的贡献及对当下我国新农村经验的借鉴
1. 平教会在乡村开展扫盲取得的成绩。
据统计, 民国初年, 全国四亿多人口除去城市人口, 大概有近三亿的农民都是文盲。识字率非常低, 普通农民只认得百余字。介于此, 平教会认为在中国中心城市开展的扫盲运动可谓盛极一时, 并取得了重大成功。而中国的人口却大部分集中在农村, 在农村中开展扫盲运动, 提高农民认知能力, 解放思想,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是必要的, 因此, 平教会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并将扫盲运动的工作范围扩大。1926年, 平教会在河北省定县开始了以农村为重心的农民识字教育。同年, 平教会乡村教育部成立。1929年平教会的大部分骨干成员都迁移到定县, 并且以定县为实验推行以县为单位的农村教育模式。当时很多的国外留洋博士来到农村与农民“亲密接触”, 这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这更加带动了农民学习的热情, 平教会所开设的班级也由定县翟城村扩大到周边60多个乡村。1930年, 平教会对乡村扫盲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制订了“十年计划”准备以1930年为时间点, 在全国1920多个县推行乡村教育计划, 利用“十年”时间基本解决农村文盲的问题。并且在这十年之中还对乡村开展卫生教育运动, 在提高农民认知水平的同时, 降低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平民教育的倡导者晏阳初看到“十年计划”的方案后, 感慨道“以往‘十年计划’嫌笼统空泛, 而且内忧外患交迫, 不容我们雍容从事。故我们加紧并充实十年计划。”随着乡村扫盲运动的开展, 平教会的扫盲运动也逐渐走上了全方位改造乡村的运动, 平教会的优秀骨干不仅教农民进行识字, 同时还指导他们进行农业生产, 他们成为那个时期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 以河北定县扫盲运动为例, 从1927年春对全县40万人进行扫盲运动, 文盲率由最初的83%到1936年下降到69%, 其中最可喜的是女文盲率由最初的94%到1936年下降到67%,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意义非常重要。众所周知,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 导致很多女孩子得不到正规的教育, 而连年的内战使男性比率下降, 女子成为家庭的支柱, 女子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承担家务。由于她自己不识字, 导致培养出的下一代还是不识字, 所以女性识字率的上升对乡村的建设意义重大。
2. 平教会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借鉴。
农村、农业、农民对这“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直是党中央十分关注的重要工作, 农村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人口质量的提升。所以我国未来的发展在农村。当然目前我国提出的“三农”问题, 已经不能和当年平教会所面临的乡村问题同日而语。平教会在乡村开展的扫盲运动只是针对农村地区文化落后这个问题所开展的, 并不能解决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 但是, 平教会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功绩不能泯灭, 应该肯定其历史地位, 尊重其开展乡村工作的精神。然而, 平教会在当时乡村开展扫盲运动的工作方法却是可以被我们当今解决“三农”问题所借鉴。
(1) 深入实地调查, 确定工作发展目标。平教会在开展乡村扫盲运动之前, 对当时农村的文盲情况进行了实际的调查, 在这之前开展的城市扫盲运动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进行分析后, 找到了适合乡村开展扫盲运动的方法。例如在1928年平教会负责人晏阳初先生聘请社会学家李景汉对定县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并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平教会以这些数据为依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树“民风”、启“民智”和谋“民生”, 保“民享”的活动目标。这些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全部需要。回归到现代, 我国要想解决“三农”问题, 进行新农村建设, 就要进行实地的社会调查,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了解当下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以此来确定新农村的发展目标和模式, 坚决抵制“一刀切”思想, “标准模式”方案, 脱离实际情况。所以要想建设好新农村, 解决“三农”问题, 展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是必要的。
(2) 尊重科学, 实验先行。平教会在开展乡村扫盲运动的时候, 平教会的各个骨干成员皆以崇尚科学、注重实验为己任, 从最初对乡村的实际的社会调查, 到后来的工作的开展。都以科学标准审视自己, 到后来乡村建设的改造无不以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为了确保工作能更有效的进行, 平教会首先选择了河北定县进行工作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后, 在向周边其他乡村推进。边开展活动边对工作方法进行改进。以“尝试———错误———再尝试”的过程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而当今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我们对新农村的建设切勿操之过急, 要发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大胆进行试验探索, 勇敢面对错误并及时纠正。以积累新农村的建设经验, 开拓新农村建设道路, 丰富新农村建设的模式。
(3) 贴近生活, 提高自觉意识。平教会在开展农村扫盲运动的时候, 十分注重农民自觉性的启发, 加强农民“主人翁意识”与“自发自动的精神”, 使他们感到学习识字是他们自己自发的行为, 对乡村的建设更是与自己密不可分的, 充分发挥了广大农民参与乡村改造的事业中来。对于我国新农村的建设也可以参考这种模式, 毕竟推行新农村的建设, 解决好“三农”其根本的受益者与参与者还是农民自己本身。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摘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民国时期, 为推行平民教育, 提高我国人口文化水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尤其平教会在乡村的开展扫盲运动更是具有历史意义。他们的一些工作方法和理念对我国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平教会,新农村,三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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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健清.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社团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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