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农民权益

保障农民权益（共12篇）

保障农民权益 篇1

摘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农地非农化和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我国是通过土地征收来实现的。依法保障农民权益、建立征地补偿制度, 是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重要前提。完善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机制, 必须以我国的土地制度为切入点, 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为原则,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关键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浅析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在这个进程中, 农村的土地大量被征, 在农地流转和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一部分农民正失去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并随之失去一系列相关权益。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越来越突出, 失地农民成为我国社会中日益扩大的一支新兴“弱势群体”。由于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 加之各地在征地过程中的粗放式操作, 特别是由于征地补偿不合理、不到位和土地收益分配严重失衡, 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地失业又失去生产、生活保障, 引发大量的群体性冲突事件, 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土地征用是在中国土地公有制前提下, 改变土地所有权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指国家为公共需要、城市建设或其他原因, 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批准, 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补偿后, 强制取得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房基地及其他用地从而取消其所有权以另外支配使用的一种土地政策与制度。征用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或公共用途。征用土地开发建设, 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开展、城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道路交通水利状况的完善以及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 我们也该看到, 征用土地是强制取得, 征用土地的主体是国家, 国家建设所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 所有权属于国家, 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

一、农民与政府对立最激烈的方面之一就是土地征用问题

(一) 农民主体地位受歧视

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 其权力的获得和实现是通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和监督来实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但却经常遭受到以集体所有权代表名义的干扰, 使农民经济权利不确定, 且处于与国家、与农产品购买者的不平等关系之中, 他们不能自由经营土地, 并且在两方面遭到歧视:一是乱收费、乱摊派致使农用土地使用出现了与生产不相适应的土地收益;二是农地生产劳动强度极大而收益极低, 这是因为农民没有属于自己所有权的土地, 根本无法对自己的土地进行处置。

(二) 征地补偿标准规定不合理

1. 现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办法不合理。

首先, 以粮、经作物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现行征地单位在征地过程中, 都是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相关规定, 套用国家标准进行补偿, 按传统的粮食或经济作物来测定被征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 没有或较少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农业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土地对于农民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耕种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征地补偿价格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 是偏低的价格, 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原有权益的大量流失。其次, 没有充分考虑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导致的地价差异。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 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趋于一致, 各地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非常明显的相关性, 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之间的地价差异。再次, 征地补偿标准中尚未包含土地的增值。在我国, 非农地的边际收益远高于农地的边际收益,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形成农地向非农地转化后的增值, 特别是富有竞争力的工商业用地的价格, 要比征用农地的实际价格翻了几倍、十几倍乃至上百倍。但是, 在我国征地补偿标准中完全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2. 现行土地补偿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则。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 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 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显得有些不合理。首先, 城市土地 (划拨的土地除外及其他生产要素均己采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 并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 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地和补偿。其次, 农民在社会生产过程中, 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的, 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却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再次, 土地的财富观没有得到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城镇化进程中, 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重要生产资料, 更应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最后, 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城市化并未给真正需要城市化的主体带来应有的好处, 农民被排除在土地未来增值的任何收益主体之外。在补偿标准本身偏低, 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基础上, 再加上政府的“暗箱操作”、“寻租”等与民争利行为, 导致补偿款被层层截留, 这扭曲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

(三)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缺陷

1. 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缺陷。

严格地讲, 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与以社会性、福利性、公平性和互助性为本质特性的“社会保障”相差甚远。当前, 各地为推出所谓的独创性的改革措施, 往往不顾农民的真实意愿和利益, 强制性地扣留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费, 实行政府主导型的保障措施。把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试点, 目前处于小范围和缺乏标准与规范之中, 而且当失地农民权益遭受损失时, 缺乏通畅、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

2. 制度的安全性不够。

一是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太低, 除借用商业保险, 各地试行着的社会保障措施大多停留在村级范围;二是缺乏统一明确的监管机制, 运行机制。有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尚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 各地具体做法千差万别, 尤其是其中的运行、管理、监督等制度混乱, 更难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保障方式单一, 水平过低。从目前各地推行失地农民保障方式来看, 方式较为单一, 且补偿标准普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二、完善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机制

(一) 严格界定公益性、经营性用地, 规范政府征地行为

在征地制度改革和创新中, 首先要回归土地征用的原始目的—“公共利益”, 在此前提下, 严格区分公益性征地和经营性征地。对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应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根据数年来的征地实践, 应将符合这一范畴的征地项目详细罗列在法律法规中, 以便地方政府的操作实施。同时, 规范政府征地权力的行使, 将农地保护、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以及社会保障情况作为职能部门的业绩考核标准之一, 促使各地政府依法征地、合理征地。

(二) 立法保障农村集体土地产权

一是构建规范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通过建立健全集体土地财产权交易规则和产权监管制度, 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在完善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 切实保障农民的收益权。二是限制和弱化政府土地所用权。通过相关制度创新来明晰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防止土地国有产权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的侵犯。加强集体土地产权立法工作, 从法律上赋予集体土地财产权应有的法律地位,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农民集体产权主体及各项权能。

(三) 保障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环节, 是公民生存权得到保障的重要体现。目前, 我国广大城镇地区已基本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 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牺牲的同时, 理应享有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因为失地农民群体与城镇居民的客观情况不同, 其对于新的生存环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适应期, 期间失地农民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要比城镇居民多得多。目前,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是由各地方政府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自行确定。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应做到:一是及时将失地农民纳入保障体系内, 降低失地农民的生活风险;二是应结合各地情况, 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标准, 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在纳入城镇体系后允许有一定幅度的上浮, 以切实帮助失地农民脱离贫困, 快速融入城市生活:三是最低保障金应足额、及时发放, 以缓解失地农民的生活压力。

(四) 保障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险

农民失地前的养老方式主要是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其本身就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在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 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异和新型劳动技能的缺失, 农民生存成本骤然增加, 农民养老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质上是从征地补偿金中一次性缴足养老保险金, 等到失地农民达到退体年龄后, 再逐月领取养老保险金。另一方面,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由于知识技能水平较低, 在随着城市化的大潮融入到城市体系后, 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工作强度大, 患病及工伤机率相对较大。同时, 由于医疗费用大幅攀升, 失地农民一旦遇到大病或工伤, 给整个家庭带来的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在现阶段, 各地应因地制宜, 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建立健全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医疗保险机制, 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障模式, 从制度的角度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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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权益 篇2

植志刚 胡伟峰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规划区外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刻不容缓，处理不好会让城镇化的初衷落空，直接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对失地农民权益的保障，需要我们采取客观、公正、求实的态度来全面认识、正确分析、科学设计，以达到趋利避害、促进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房屋拆迁权益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拆迁问题汇集了国家政策、土地制度、农民基本保障等诸多问题，也涉及到了政府、开发商、农民等多方利益，如何建立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土地制度，是当前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农民房屋拆迁补偿状况——对成都周边地区的调查分析

调查概括。本次调查的对象包括三部分：一是村民（被拆迁户）；二是村干部；三是政府相关部门。调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问卷调查和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实际回收80份，回收率为80%，有效问卷共60份，其中被拆迁户50份，政府部门5份，村干部5份。调查对象的样本总量共100人。所涉及的被调查者中，平均年龄为39岁。调查区域集中在成都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及远离城市的农村，包括B县、C镇、D镇、E镇等地。其中，B县、C镇、D镇属于近郊地域，E镇则远离城市，其下属的F村则属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

调查结果分析。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特别是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成都市郊区的集体土地大量被征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也被大量拆迁，由此导致大量失地农民产生。而作为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速，也出现了许多拆迁行为，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土地。在这两种不同的拆迁行为中，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拆迁补偿偏低。从调查的情况看，成都市郊区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较低。被调查的拆迁户中，大多数被拆迁户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会增加其生存成本，拆迁补偿不能满足其持续的需要。

二、农民缺乏必要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房屋拆迁作为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重大事项，农民应该享有充分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农民应该具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主决定权。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以及部分政府的漠视，使得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及自主决定其私有合法财产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详见下表：

三、新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取得的成就。F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依据政府提供的相关政策，采取先试先行的做法，通过土地整理，在农用地不减少的情况下，增加了集体建设用地，将自己的建设用地在郊区通过“招拍挂”的形式，获得一定的资金，将获得的资金与村民自筹资金配套，建立起新型社区，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生活环境。在受访的F村村民中，57.1%的村民认为土地整理中补偿款的发放比较透明，只有19.9%的村民认为存在不透明的情况，这两个数据证明F村的土地整理情况远远好于其他被调查的地方，而且村民的满意率、幸福率也高于其他乡镇。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周边农村集体土地的被大量征用，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纠纷也不断增加，由于缺乏对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制，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就不难解释了。除了因制度供给不足

而导致大量拆迁矛盾的发生外，当然还存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第一，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制度供给不足。由于我国现行的拆迁条例并不适用于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使得集体土地的征收、房屋的拆迁决策程序、补偿标准、纠纷救济处在真空状态，具有较强的随意性，这就给某些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的发生，以及开发商对被拆迁户的盘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第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失衡。依法行政的观念并未深入到部分官员的思想，某些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践踏公民合法的私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第三，司法不公现象时有发生。任何法律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在司法部门公正、独立司法的基础之上，只有全社会都能够真正尊重法律，政府部门能够依法行政，司法部门能够公正司法，再加上科学、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才会最大限度地避免拆迁中矛盾的发生，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主要问题

失地农民的出现。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本质是对集体土地进行征用或征收，这样就会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就目前的广大农村来说，土地仍然占中国农民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其维持家庭生计的可靠且稳定的来源。即使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可是对于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相当于失去了天然的保障功能。再则，失地农民尤其是年老的失地农民已经长期适应农业生产，没有或几乎没有再就业技能，使得其失地后的生活十分困难。

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集体经济发展落后，特别是土地被征用后，集体经济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究其原因是农村土地被征用后，本来国家按照规定是需要给予一定的土地补偿费，一般来说，村社应该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但据调查的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村社是直接分给了村民，村集体经济失去了资金来源，从而削弱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再加上农民没有了土地，也失去了通过土地发包获得租金的收入，更是进一步阻碍了集体经济发展的进程。

失地农民生存保障机制不健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被征用的土地越来越多，失地农民逐渐成为一个特殊人群进入理论和实务界的视野。由于在征用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对失地农民大多是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办法，再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健全，广大的农村并没有被覆盖，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及时出台，往往造成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就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基础。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任何技术的农民会在用光补偿款后很快陷入贫困，甚至比失地前更难保障生活。对于这个特殊群体来说，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建立在土地之上的集体保障功能的缺失。

失地农民表达意愿的方式激进化。据资料显示，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多起是因土地而发生的冲突。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一是因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力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造成失地后的生活无法保障，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也是引发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二是全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国家对土地总量、用途又有严格的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利益私自违规操作，不依法行政，在征用农民土地时补偿及安置工作不到位，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最终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拆迁过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构建

首先，通过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和采取多种补偿方式的措施解决当前维持在低价位的一次性补偿带来的弊端。对于非因公共利益的拆迁，要按照市场标准，由开发商与农民在公平、平等、自由的原则下达成补偿的合意，政府不应介入。补偿方式尽量采取既补偿现金，又采取异地安置的方式，保障农民能够有房住、有

钱花。还可以尝试通过为被拆迁户提供经营物业的方式，保障失地农民能够自食其力。

其次，通过建立、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及医疗机制解决失地农民养老及就医的问题。对于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有能力的乡镇可以采取为一定年龄之上的失地农民全额支付，对于财力有限的乡镇，可采取政府从公共财政中支付一点，村集体补一点，个人出一点办法解决。至于医疗方面，可以在“新农合”的基础建立多层医疗措施。

第三，建立引导、帮助失地农民就业机制。由乡镇政府或村集体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培训，帮助年轻农民更快地获得工作的机会，还可以通过帮助村民联系劳务输出，或者建立集体经济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最后，通过“招拍挂”的方式，由提供建设用地的村集体反哺失地农民。提供建设用地的村集体通过“招拍挂”交易了自己的建设用地指标，获得了一定的资金，可以通过建设廉租房或安置房并以低价提供给失地农民，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场所。还可以通过村农业股份合作社及村集体经济为失地农民提供工作机会。（作者单位分别为：四川省省级机关房屋统建服务中心；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本文系2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民财产权利研究”成果之一，编号：10AJL002）

先行先试，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篇3

集体成员身份“应确尽确”

外嫁女、入赘男“不能多头占有、不能两头落空”

确定集体成员身份，是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基础，是保障集体成员财产权利的依据。

黑龙江方正县、安徽天长市、贵州湄潭县等20个试点县市区出台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导意见，要求在起点公平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确定成员身份确认的时点、标准和程序，成员公示得到认可后，建立健全成员登记备案机制，确保成员身份应确尽确。

福建闽侯县明确规定，本村妇女出嫁到其他村，在嫁入地已经取得集体收益分配权，确权基准日前将本人户口迁回的，不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嫁入地尚未取得集体收益分配权即离婚，基准日前将本人户口迁回的，经成员代表大会同意，可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村常年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基准日前户口尚未迁往设区的市的，应保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基准日前全家户口迁入设区的市、转为城镇居民的，不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北京大兴区对本次试点前已确认的成员进行三榜公示，按照外嫁女、入赘男“不能多头占有、不能两头落空”的原则，重点对有争议或有遗漏的人员身份确认标准进行完善，交由成员代表大会民主决定，将成员名册在区经管站备案，并上传至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信息化平台。

四川成都温江区坚持尊重农民意愿，把选择权交给农民，具体时点由各村组农民在“吵”的过程中协商确定，政府不作硬性规定，成员登记建档后实行固化管理，其身份不随人口自然增长和自由迁徙而调整。

目前，在29个试点县市区中，已有1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成员身份确认，13个县市区在试点村开展；21个县市区在确认成员后实行固化管理。各地的试点证明，由地方制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导意见是切实可行的，成员身份确认的各种特殊情形和难点问题通过群众民主协商是可以解决的。

摸清集体家底，厘清债权债务

重点清查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

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物权对象。对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是保障集体成员充分享有物权的财产依据。

河北承德双滦区、内蒙古阿荣旗等13个试点县市区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重点对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以及经营性资产进行清查核实，摸清村组两级集体资产的存量、分布和结构状况，理清债权债务关系，其余的试点县市区针对试点村进行了清产核资。

江苏苏州吴中区全面部署清查集体资产，甪直镇甫南村耗时2个月完成此项工作，委托专业测绘机构绘制资产资源分布图和宗地图，制作资产登记卡165张，核实村级经营性资产6700万元、资源性资产1837亩，全部分类登记造册，纳入区级集体资产信息管理平台，实现集体资产信息化、图像化。

湖南资兴市对于村改居等资产量较大、收益分红较多的村，在群众的要求下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对于资产量不大的村，由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代表、老党员、老干部组成资产评估工作小组评估，清产核资结果报市、乡、村三级审核，公示7天后提交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审议，最后交全体成员签字认可。

也有一些试点县市区认为，改革是为更好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对集体资产股份的权利，不是处置集体资产，因此没有对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基层反映，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关键是农民群众认可，通过清产核资，集体家底更清晰了，群众心里更明白了，发展集体经济劲头更足了。

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确权到户

扶贫股敬老股涌现，农民“分股合心、联股联心”

集体资产股权量化，为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提供了保障，使农民享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得到物化。

一年多来，试点县市区在全面清产核资、确认成员身份的基础上，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确权到户，股权设置以成员股为主，大多不设集体股。

成都温江区规定，量化资产以清产核资结果为依据，经成员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具体的量化方式，不设集体股。重庆梁平县的33个试点村将经营性资产以及可转化经营的非经营性资产纳入折股量化范围，并按成员人数分配股权，实行每人一股，集体不占有股权。黑龙江方正县对有一定积累的城中村、城郊村，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全县暂时保留集体股，待村集体经济壮大、债务偿还后，再将集体股转为成员股，部分村结合精准扶贫工作，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在成员股中设置扶贫股和敬老股。对山区、半山区等集体资源较多的村，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对1998年二轮延包时应分而未分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从严掌握土地确股的范围。

云南大理市银桥镇阳波村还采取“一亩一股”模式，由620户农户、8个村民小组分别以1126亩承包土地和75亩机动地入股，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保障 篇4

1 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容与现实意义

1.1 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容

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即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 保留承包权, 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 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 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 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 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有土地互换、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宅基住房、股份合作五大模式。

1.2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意义

1.2.1 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

农村土地流转缓和了人地矛盾, 把许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转移到二、三产业, 使农民不但可以获得一定数目的土地租金, 而且可以从事其他行业获取收入。河南省荥阳市王村镇丁村通过大力推进土地流转, 成功流转土地66.7hm2。以生产黄瓜为例, 每667m2大棚年产量2万kg, 产值达4万元。扣除成本后, 净收入2.5万元。比大田作物增收1.6万元左右。2012年这样的大棚数量将达到450座, 净收入840万元。2012年后每年净收入可达1200万元, 年产蔬菜可达到9000t, 产值1800万元。出让土地的农户每667㎡每年可得到l000元租金的同时还可得到公司纯利5%的分红, 另外还有不低的劳动务工收入, 农民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土地流转政策得到了村民广泛认同。

1.2.2 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在农业不断向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当前, 传统的分散种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土地流转使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化和组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 有利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方式的普及, 大幅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使农作物在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化大背景下更具竞争力。

2 农村土地流转中保护农民权益的主要内容

2.1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基本概念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年修正) 第八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规定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 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则规定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 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解释了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自主权。根据2006年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示, 农村土地流转应该健立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并且不得搞强迫命令, 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

2.2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主要内容

2.2.1 农民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 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所享有的对于国家机关、公共机构要求公开信息的权利, 以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受妨害地获得各类信息的自由。对于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而言, 知情权具有基础地位和特殊性价值。

2.2.2 农民的决定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坚持农户自愿的原则, 确保农户在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农民是土地使用权的主体, 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 因此农民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农民应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最终决定权, 即流不流转由农民说了算。

2.2.3 农民的收益权。

农民的收益权是指, 土地转包和出租后, 农民获得转包费和租金等土地流转收益的权利, 收益权是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最重要的权益, 应该把落实农民收益权放在保障农民权益的首要位置。

2.3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及原因

2.3.1 某些地方政府部门违背农民意愿, 采取不当手段干预土地的正常流转。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市郊和远郊土地资源越来越珍贵, 土地价格日趋上涨, 当地农民土地流转也越来越多。于是有的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己之私利与工商企业联手, 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有的地方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借口, 低价强租农民承包地, 再以高价承包出去;有的地方随意调整承包地, 将本该分给农民的承包地由村集体或个别村官掌握, 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有的转包费和租金的标准过低, 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收入;有的基层组织暗箱操作, 截留补偿款, 从中渔利。

2.3.2 土地流转过程中操作无序, 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行为。

当前土地流转中不规范行为“四多四少”:农民自行流转多, 报村镇批准备案少;口头协议多, 书面协议少;双方约定不明的多, 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 内容规范的少。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依法转让意识缺失, 另一方面则是农村土地的流转程序和管理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法律保障。

2.3.3 土地流转中的“非农化”倾向影响了农民的长远利益。

由于粮食补贴政策的不完善和农产品价格体系的不合理, 种粮比较效益低下, “非农化”后土地效益高, 导致原本种粮的土地, 被流转为养殖业、高效经济作物种植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例如, 在江苏省赣榆县墩尚镇银河村, 现在养殖667㎡泥鳅产出效益比种2hm2水稻还要高, 所以附近几个村的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过来养泥鳅, 全镇9800个农户, 有6000户被协会组织起来养泥鳅, 流转土地1400hm2 (全镇耕地2266.67hm2, 流转土地中含部分水面) , 产值12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泥鳅产业就增收5470元, 占比为68.6%;种粮收益只占总收入的4.5%。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增加了农民收入, 获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 但从长远来看土地“非农化”使粮食产量降低, 粮食价格上升, 并可能导致土地、土地可耕作性降低, 危害我国的粮食安全的同时也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

3 维护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保障措施

3.1 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构

各级相关部门领导要开展好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明确每一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工作, 配备专门人员和力量开展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 并建立起明确的工作责任制和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工作规程, 把流转管理和服务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不断提高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水平, 加强培训, 不断提高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积极为基层开展流转管理和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不断改进和强化工作手段, 保障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顺利开展。

3.2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意识

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由于各种原因, 很多农民思想保守, 文化水平较低, 缺少相关的法律意识, 自我保护能力弱。因此, 必须深入开展土地流转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法律意识。通过电视、广播、宣传画报等形式普及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 提高农民的法律知识, 让农民充分了解土地流转政策, 以及自身权益。

3.3 加强技术指导, 疏通流转渠道

政府要做好土地流转的引导工作, 不仅在流转意愿方面进行宣传, 还应在流转程序方面做出积极地规划和指导, 比如明晰土地流转的程序等。这些配套的做法无疑对于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要全面掌握土地流转动态, 及时总结交流农民群众在土地流转实践中创造的好形式, 注重研究土地流转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强工作指导。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机构等以疏通土地流转渠道。

3.4 加强法律建设, 配套管理制度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 实现农村土地确权全覆盖。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 规范合同签定和鉴证程序。稳定和完善种粮补贴政策, 进一步加大对规模化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健全农村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工作机制, 健全登记备案制度。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要对流转合同及有关资料进行归案并妥善保管, 建立流转情况登记册, 及时记载和反映流转情况。对以转包、出租或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的, 及时办理相关备案登记;对以转让、互换方式流转的, 及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手续。

摘要：随着我国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 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快速发展, 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却令人堪忧。土地是农民的赖以生存的根本, 土地及其收益是农民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权益所在。保护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本要求,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容和现状入手, 分析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缺失的原因,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权益

参考文献

[1]金伟.土地流转架起了农民致富桥[J].河南农业, 2012 (11) .

农民合法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论文 篇5

[关键词] 国民待遇 权益保障 农民

The Researching on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under the National Treaty

_____From Taking about the Case Criminal of the underground Water dispute

Cao peizhong，Zhou Yan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s，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andong，Taian，271000，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non-discrimination，under the free trade condition，all are equal and exist no discrimination.Basing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to protect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WTO that is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both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transfer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and shall protect strongly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o be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maybe is lucky for peasants to protect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Key words： National Treatment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peasant

一，引言

2000年初夏，地处山东中部的某县，由于政府强行调配地下水资源，“弃卒保车”，政府在未做好当地农民思想工作的情况下，调配地下水资源引发政府和农民之间发生摩擦，农民自发地非法聚集，发生了一起震惊当地媒体的命案，当地公安干警一死一伤，警车被砸，造成了严重地后果。最后，肇事者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反思这一起本不该发生的命案，除了农民兄弟的质朴无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尤其WTO条件如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问题，国民待遇原则是否适应于中国最广泛的社会主体-九亿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依法行政，如何分配地下水资源权益问题。

本文试从WTO的基本原则的生产背景及基本原则和农民利益的保障关系，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阐述：国民待遇原则不仅适应农民主体，而且应当加强。因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和农业的基础地位问题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在当今条件努力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条件下，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加强农民权益维护和研究问题。①笔者曾被公派澳洲学习国外先进法律文化，已学成回国。留澳期间曾考察过外国农业结构及社会权益保障等社会问题。本文力求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再认识。若是这样，出身于农家的我，也就十分满足了。由于笔者才学疏浅，请同志批评赐教，将不尽感谢。

二，WTO国民待遇原则概述

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追溯到1946年2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当时中国应邀参加会议，之后达成妥协协议，形成了关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GATT）。①在长达50年的历史进程中，GATT作为经济联合国在推动自由贸易、减低关税、协调各国经济立场政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了WTO，其中所涉及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90%以上。②中国政府作为当时的原始缔约国签署了协议，由于国民党政府及国际政治的原因，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时间未能恢复应有的地位和享有应有的权利。③直到1987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复关入世申请，④历经十五年，一波三折，终于在2001年月12日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

从此，中国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在WTO的法律体系中，有一系列的规则和专项协议分别涉及农业问题及贸易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NT）。⑤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者服务进入一个领域后，也享有与该国的商品 服务相同的待遇。通俗地讲，在自由贸易市场条件下，国民内部一律平等，不能因差别有所歧视。实质上国民待遇原则是一种不歧视原则（注：这一原则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中早有体现，已成为民法的重要的基础性法制原则。基于这一原则的普通性，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的一个重要方面已被详细具体化到知识产业协议及其他专项协议。）

因此，基于国民待遇原则，为充分保障农副产品流通及商品化，回归贸易自由化主流，除了授权WTO成员国合法地保护农村商品贸易外，允许政府对此进行干扰外，农村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和工业产品一样受WTO规则的约束，农副产品生产者享有相应的权利。①由于政府对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进行干扰导致权利地过分滥用，即使发达国家也对本国农业关爱尤加，如美国最近签署法案，加大对农业的补给投入。为此，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农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在建立自由

贸易体制方面，力求达到以下要求：第一，推进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第二，在合理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非歧视保护；为此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在农民收入提高方面可以进行绿色补给，推进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

综上所述，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WTO农业协议适合于所有成员国，在保障农副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国外是农场主和劳动者，我国是农民。笔者注），维护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方面，要求政府一视同仁，并且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特殊保障。②

三，入世条件下，我国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

加入WTO将对中国生产积极深远地影响，③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是尤其出口环境的自由，农民的农副产品进入流通市场更加畅通，产业结构调整及成本投入更加多样化，我国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第一，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影响我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在保护条件和措施不利的条件下，中国涉农产品往往遭受限制和壁垒，使得农民利益受到伤害。在此条件下，政府职能部门不仅仅是领导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而且是农民权益的最积极的保护者。

第二，自由贸易环境下，市场资源的配置不仅要按照行政意志和管制模式行进运作，而且政府要依法行政。①诚如文中所述案件，水资源的利用问题，如果当时的政府部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适当照顾农民利益，合理分配资源，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文明，足以让质朴善良的农民兄弟顾全大局，做出牺牲让步。②试想当年的解放战争，农民兄弟宁可将生命献出，保护一个受伤战士的生命，今天何况淌出一点“天上下的雨水”？这种巨大的反差，难道不是让当政者深思吗？

笔者自2002年被公派澳洲留学，亲眼目睹了外国农民（农业生产者）的优越的生存条件和优厚的待遇，相对于我国农民的权益保障而言，足以让我们自叹弗如！

外国的农民首先是一个公民，享有公民条件下的一切福利和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的权利，然后才是一个从事农副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在依法经营和纳税的前提下，权益受到充分地保障及礼遇。笔者曾参观过一个农场（学校附近，奶农定时下班，汽车洋房，看不出任何的职业差别。笔者注）。

审视当前农民权益的保障问题，虽然在历届政府努力下，农民权益保障成果显著，制定了许多涉农法律法规，如《农业法》及《水资源法》，依法保护农民权益。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法不依和侵权现象还时有发生。例如，农民种植经营权问题，税费征缴问题，承包合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显地不对等。一方面，政府经常毁约，征地修路毁田，伤害农民利益的事时有发生，任意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超越市场主体权利义务范围增加负担；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然而借口结构调整，不顾农民利益，强行推广种植某一作物的现象，不仅极大地伤害农民利益，而且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依据土地法规定，农民享有自主经营权、种植权，这本是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

四，以国民待遇为基础的WTO法律体系不仅要求政府职能彻底转变，而且农民的利益应加强保护

农民作为民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立法保护问题一直困惑着立法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民从事种植、养植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就业的唯一方式。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我国仅《民法通则》我国公民个人对个体工商户做过一系列描述，权利粗 又难以操作，而在相关的农业法规中又往往从行政法的角度规范农业产生产经营及其他方面的公权，而相对于我国九亿农民，却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来调整。因此，从中国入世，在产品自由进入流动市场，农民作为商事主体（类似于外国的农场主）不能不说是立法生态化上的缺陷，就像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完善的民法典一样。

因此，随着立法深入及细致，农民依法经营农业问题也被写进相应的法律法规。

中国农民为革命建设和历史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农民付出足以铸造丰碑①。建国以来，农民低收入低保障，以牺牲自己利益甚至子孙的利益为代价，构建我国现代化工业体系过程中，为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完全没有解决农民福利和权利保障基本问题。

中国加入以国民待遇为基础原则的WTO或许是一次机会，在推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给农民兄弟一次历史机遇！

首先，在市场条件下，农民权益不仅不能被歧视，而且他们的劳动果实-农副产品和物权，作为商品依法自由流通，而不是被限制或者被征用；

其次，政府将在WTO条件和规则中，彻底转化职能：

为适应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签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关于中国政府承诺，新一届政府机构撤并是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入世条件下政府行政职能最优化模式应是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即“小政府、府、大社会”。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线条，是形成一个自主、自治、自我管理的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化应按照改组政府的结构和权力符合WTO的多边贸易机制，加强行政法规调控，增加透明度，完全符合《WTO协定》，政府应淡化对市场的干扰职能，统一实施贸易制度，发挥市场调控职能的方向进行。

四、结语

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涉及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大局。综观历史，中国历次社会变革，都和农民阶级有关系。他们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然而，目前形势尤其是一些地区的农民权益受保障问题令人担忧。诚如前述案例，假如政府机关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根据现代经济法观念合理调配市场资源，正确处理农民集体权益和其他公民所有制的关系。这一起地下水资源纠纷引发的命案也许可以避免。

[参考文献]

[1]WTO，《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R]，http:///wto/> [9]Cao peizhong，the principle of the WTO and Affection For China.[D].Canberra，2002（unpublished at present）

①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管理水平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整体上，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时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优质化、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农产品生产必须由数量型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型转变，农业生产管理必须由偏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安全管理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过程就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规范农业生产全过程管理，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素质和效益，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参见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第四部分。

①刘笋，《国际贸易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13-314页。

②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50 years of Achievement-Introduction（Accessed in November 2001）。

③关贸总协定认为：中国非是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因为1950年3月台湾当局非法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而消失。应当先谈减让。参见《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第五条。笔者认为：中国关贸总协定23个原始缔约国地位并不因为1950年3月台湾当局非法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而消失。

④ 1987年2月，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是一标志性文件。参见刘笋，《国际贸易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14页。

⑤ Se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GATT）art 3.① See the WTO Officer Document-agriculture agreement（Accessed in November 2001）。

② See the WTO Officer Document-agriculture agreement（Accessed in November 2001）。

③这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刚好半年时海关总署发布的外贸统计数据：今年前五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达221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1％；其中，出口1159.9亿美元，增长13.2％；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04.3亿美元，比今年前四月的累计贸易顺差82.4亿美元增长了26.6％。如果从去年12月算起，那么在六个月内实现的累计贸易顺差达125.4亿美元。这些持续增长的数据都在向世界发出积极的信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所期望的更大程度地开放、合作与自由贸易以及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正在获得回报。

①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按照加入WTO所作的承诺，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放松或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为重点，营造国内各类合法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以国有大企业改制为重点，加快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步伐。

② 根据《水法》的有关规定，水资源属于全民所有，集体土地自然汇聚的水资源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村民委员会依法处分。土地是农业的根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与之相关的资源问题必应作为重中之重。否则，视土地为命根的农民必将失去更多。参照根据《农业法》的第三条的有关规定。笔者注。

保障农民权益 篇6

关键词：土地流转；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DOI编号：10.14025/j.cnki.jlny.2016.10.021

1 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不签订流转合同。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大多数是在亲朋和邻里之间的流转，多数只是口头约定，不签订书面合同，认为都是多年的亲属或朋友用不着签订书面合同，有的认为签订合同比较麻烦。

二是合同内容不规范、不合法。有少数农户签订了书面合同，但内容较为简单，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甚至与现行法规相冲突。有的转包起止年限超过了二轮承包期规定的年限；有的改变了耕地用途；有的私自签订买卖土地合同；有的房屋买卖合同包含土地流转合同等。

三是土地流转主体错位。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中，对农户已经承包了的集体土地，又由发包方（村集体）作为流转土地的主体对第三人进行转让或转包。如某镇某村将村委会已经发包的草原又发包给第三人，同一块草原签订了两份草原承包合同，出现两个承包方，导致三方发生经营权纠纷。

四是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是一种民事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为无效合同。在农村这种流转合同也不乏存在。如某镇某村王某与张某签订了一份流转合同，张某是村里的“五保户”，同时患有智障。王某明知张某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还与其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双方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五是土地流转合同的程序不合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土地经营权流转时，首先，当事人双方要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要报发包方备案。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的，要经发包方同意，并盖上发包方公章。在农村大多数都是以转包和互换方式流转的，但几乎都没有按照政策规定程序操作。有的虽然经发包方同意，但没有报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审核进行登记。特别是互换方式流转，双方只是经营权的互换，多数是口头协议，一旦土地被征占，双方必然发生纠纷。

六是土地流转的必要要素不齐全。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中，许多要素是必须写明的，如签订合同的日期、土地流转起止期限、土地面积、四至、流转价款等必要的要素都没有写明。由于合同过于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发生纠纷的几率越来越大，上访纠纷也越来越多。

2 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的主要成因

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形成的原因较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合同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由于历史原因，合同基础档案等资料不够健全，县、乡、村三级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土地流转信息网络，同时也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

二是法律意识淡薄。很多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多数是熟人、邻居、亲朋好友，碍于情面觉得没有必要签订合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三是政策宣传不到位。土地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不同的土地流转方式，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许多农户对土地流转的几种方式及其含义没有弄清楚，就马虎地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特别是转包和转让两个概念混淆不清。

3 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国家将取消粮食保护价，激发了农民流转土地的欲望。同时，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农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为了有效地避免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行为，在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管理，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的政策在广大农民中已经家喻户晓，但对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基本政策及遵循的原则、流转方式、流转程序、权益保护等政策，农民知道较少。要通过新闻媒体、专题讲座、会议、案例等多种形式进行讲解宣传，让农民掌握土地流转基本知识，减少土地流转过程的纠纷。

二是加强合同管理，使用标准文本。流转合同是证实土地流转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原始、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土地流转管理中，合同监管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严把签订关、鉴证关，只有严格使用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标准文本，才能有效地杜绝不规范流转合同，避免或减少土地流转合同的纠纷。

三是健全合同管理体系，及时处理土地流转合同纠纷。农村土地流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纠纷是保护农户合法利益的有效措施。首先，村级要设立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纠纷调解员，负责本村内土地纠纷的初步调解；其次，乡（镇）设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开展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发布、土地评估、经营权抵押、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工作；再次，加强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的体系建设，从基本设施到制度建设、从仲裁程序到法律政策上、从人员培训到工资待遇上都应完善和提高，向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并轨。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 篇7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目前我国至少有6000万失地农民大军, 照这样的速度发展, 不久这一数量将超过1亿。对于农民而言, 土地是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而出于建设新农村的迫切需求, 失地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有着丰富的耕地资源。伴随着社会的进步, 农地不断地缩减, 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必经之路。然而在这一进程中, 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我国现有的土地征收制度缺乏对失地农民长远生计的考虑, 仅提供短期的基本生活补偿。如果没有新的收入来源, 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难与之前保持一致, 如果失地农民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 将会给和谐社会构建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 征地补偿标准低。据统计, 按现行征地补偿标准, 失去土地的农民获得的补偿只相当于失地前六年左右的纯收入。对农民的土地补偿费是依据土地原产值来计算的, 这是一种与市场供求关系脱节的片面定价模式, 忽略了被征土地的区位优势、地理条件、未来的发展前景等因素。加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提高其政绩, 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增长, 低征高卖现象屡见, 使得失地农民未分享到土地出让后增值所带来的收益。

(二) 征地程序不规范。在实际征地过程中, 征地工作完全由地方政府操控, 采用事后公告的形式, 且这种公告多流于形式, 旨在催促失地农民进行补偿登记。作为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失地农民, 既没有知情权, 也没有对征地依据产生质疑的权利。正是由于征地过程缺乏透明度, 致使政府不按程序征地, 未批先用, 买卖出租, 暗箱操作等违法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三) 安置方式单一化。我国目前对被征地农民实行的大多是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方式, 然而这只能维持失地农民短期的生活水平, 缺乏为失地农民全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效考虑。此外, 失地农民“上楼”后, 生活消费成本明显加大, 大部分农民倾向于眼前消费, 缺乏长远规划, 使得拿到的补偿费在短短几年内用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安定。

(四)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欠健全。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实现公平的重要工具, 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伞。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具有城乡二元化体制特征, 并且覆盖面狭窄, 绝大部分失地农民还处在无保障或低保障状态。再加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 失地农民尚不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如果还以“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水平不下降”的准则行事, 只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 不利于我国经济均衡平稳发展。

三、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对策建议

(一)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土地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其价格应该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土地征收补偿费应该充分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失地农民的生活费用、住房、就业难度、社会保障以及土地的增值收益。对一些国家级重点项目、公益性建设等具有强制性的征地, 应采取公平合理补偿的原则, 追求高效率同时兼顾公平, 提高征地补偿费的标准, 以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减震器”, 是现代社会一项基础制度, 它有利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 维护社会安定, 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在当前竞争力日趋加大的背景下, 如果失地农民依旧不能享受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优惠政策, 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必然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此外, 保障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适度地进行修订, 为失地农民未来的生存发展奠定坚实的保障基础。

(三) 扶持和引导失地农民就业。就业安置是保障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前提, 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坚实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 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 降低了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成本, 有利于其扩大再生产,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此时政府应鼓励企业在人事招聘中, 优先雇佣失地农民。同时还需加大对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力度, 设立专项基金来扶持其就业。对于失地农民创业, 政府应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如小额担保贷款, 投资税减免等, 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福利, 拓宽就业渠道。

(四) 完善土地管理监督机制。目前, 由于缺乏征地监督机制与监督机构, 政府在征地中因公共利益所属范围模糊, 导致征地权扩张, 征地监督与制约流于形式。在征地过程中, 寻租等不规范征地行为时常发生, 致使失地农民的补偿费被层层截留, 最后失地农民能拿到的只是很少的部分。因此, 健全土地监督管理机制势在必行, 这样才能确保土地补偿费按规定足额到位, 失地农民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

总而言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 征地拆迁所带来的问题备受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为了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政府应加大征地补偿安置力度, 健全法制和监督机制, 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 从而有利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和未来发展的问题, 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 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本文结合城乡统筹的社会经济环境, 通过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深入研究, 从政府和失地农民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以应对城镇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关键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窦祥铭.征地制度改革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4)

[2]贺银凤.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的几点思考.经济论坛, 2012 (11)

[3]余秀清, 贺涛.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问题的对策思考.法制与社会, 2010 (10)

保障农民权益 篇8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一些郊区村庄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由村委会改为了居委会, 村民转化为城市居民, 实施“村改居”。简单来说, “村改居”就是村委会改为居委会, 即有权行政主体主动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民委会这一组织形式依法定程序改为居委会这一群众自治组织形式。近年来, 广州、东莞、厦门、中山等市先后对“城中村”及城市边缘村庄实施了“村改居”改造,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综合这些地区的实践, 我们可以把“村改居”的实施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集体土地处置。农村集体土地原则上依法征收, 转为国有。其二, 户籍转变。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转换村民的户籍, 享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并履行应尽义务。其三, 集体房产和村民住宅处理。原属村集体或农民经批准建造的集体用房或私房, 在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后, 准予房屋所有权登记, 按规定发放房屋所有权证。其四, 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包括环卫、绿化、道路、以及用水用电管理等依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纳入市政财政。其目标在于:实现农村政权组织形式、经济组织形式和土地归属的无冲突转变, 打破农村与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状态, 让城郊失地农民顺利转化为城市居民, 保证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从中得到实惠。

“村改居”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郊区城市化的特定路径, 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和政策作用下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一场局部社会转型、社会变革, 其直接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 加快城市化进程, 推动经济发展, 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 保障人民的利益。然而, 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导向以及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致使农民在“村改居”过程中成为弱势群体, 成为利益再分配的旁观者, 并没有因为“村改居”而得到更多的利益, 甚至原有的基本权益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显然有悖于“村改居”的价值目标, 因此, 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村改居”的一些做法, 反思与“村改居”相关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 明确“村改居”的最终目标和价值取向, 以有效保障农民基本权益为出发点, 完善“村改居”的实施程序和内容, 并探索保障农民权益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这是我们开展“村改居”工作的第一步, 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二、“村改居”中农民基本权益问题

从目前来看, “村改居”所涉及到的农民多方面利益中, 围绕土地利益处置方面发生的利益纷争是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问题, 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境况, 是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村改居”将农民转为居民, 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 笔者认为这其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土地作为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 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生存安全与保障。“村改居”中不管农民愿意与否, 强制性“一刀切”地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 这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一种侵害。二是土地经由政府征收、倒卖, 这其中所隐含的巨大利益差价通常与广大农民无关, 如无适当的政策引导和法制约束, 势必导致全国性大跃进式的“村改居”运动, 广大农民的基本权益将难以保障。具体与土地相关的农民基本权益问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进城就业问题

对农民来说, 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经济来源, 为其提供就业与生活保障, 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 造成剥夺农民利益的现象不可避免。以中山市“村改居”工作为例, “村改居”后农民变为居民身份, 改制前农民的承包土地自己种或租予他人种植, 有收入并且集体又有分红, 因此基本的生活保障不成问题。可是改制后, 土地没有了, 等于说农民失业了, 而进城后就业普遍存在困难, 基本生产生活没有稳定的保障。

(二) 土地补偿问题

在“村改居”转制过程中, 地方政府都明文规定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因城镇建设需要收回转制土地的使用权, 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后给予合理补偿”。作出这样的规定, 是不够重视了解土地对农民具有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依据不足。宪法和法律没有有关通过改变农民身份改变土地所有权属的规定。二是补偿政策不明确。从有关政策条文看, 收回转制土地使用权, 给予合理补偿, 但其补偿标准和范围都不明确。在转制前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 通过政府行为改变土地权属而不给或只给很少补偿, 无疑是对农民集体所有的资产“平调”, 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三是农民的权益受损。城市建设占用农用地的占用行为是强制性的、无须经农民同意, 法律赋予农民的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不复存在。

“村改居”改造中损害农民基本权益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 诸如直接选举权的丧失、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等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认为, 要解决“村改居”进程中农民权益保障问题, 需要从多学科视角认识和分析“村改居”及相关问题, 探寻相应的对策, 以完善“村改居”战略模式, 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在此, 笔者主要从公共行政视角进行探索。

三、以公共行政视角探寻“村改居”中保障农民权益的对策

在“村改居”过程中出现的停滞不前或者“闪电式”改造的现象, 一方面是由于制度层面的缺陷, 另一方面在于政府职责不明, 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要么踌躇不前, 要么一手包办, 极少考虑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保障农民权益, 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包括政府的战略引导职能, 即政府对“村改居”工作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的研究和制定;政府的平衡协调职能, 即政府就补偿分配、农民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防止显失公平现象的出现。二是规范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在“村改居”中主要体现在集体土地的处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规范政府微观管理职能即明确政府对这些事务的干预和管理范围与程度, 明确村民自组织机构处理的事项, 政府集中精力通过设计制度、制定政策、完善法律等手段提供引导、保护和帮助等服务。具体来说, 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改革土地补偿方式

“村改居”现行的补偿标准的依据不合理, 且征地补偿标准过低, 与土地财产权相脱节, 需要对现行法律规定的以占用耕地的农业产值为标准计算补偿的方式进行改革, 这主要是为了保障农民在“村改居”后在土地补征收时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 主要思路是:按市场交易规则进行土地交易, 即使国家由于公益事业需要征收土地时, 也应该适当参考土地市场供求所决定的价格进行, 只有这样, 农民才能在土地被征用时获得相对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另外, 土地交易过程中必须体现土地财产权权益, 土地交易价格必须反映土地的供求关系和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应当允许农民凭借其所拥有的土地财产权, 以土地入股、土地租赁等形式获得长期收益, 以解决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的生计问题。

(二) 完善就业保障制度

就业是民生之本, 特别是对于“村改居”的新居民更加珍贵。政府首先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引导农民转变就业观念, 尽快适应城市生活生产方式;其次要加大就业培训力度, 政策上要创造经济和社会条件, 比如进行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让农民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同时也能减轻政府和社会压力。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要创造条件, 比如免费提供就业信息, 要出面和工厂、企业联系, 牵头组织招聘会,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于自主创业的人员, 要降低贴息贷款门槛, 并提供相关商业信息。此外, 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也要作为基本保障建立起规范的体系。

(三) 完善法制法规建设

在法制法规建设方面, 笔者认为针对性较强的措施是加速行政程序法的出台, 因为行政程序法是行政行为的基本法, 是规定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过程、步骤、时限, 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行为的专门法, 要首先在程序上做到合法合理, 是制度完善的重要一步。

首先要完善行政参与制度。行政法关系确立的必要条件是在行政关系中有行政相对人的参与, 因此, 行政机关在为“撤村”、“设居”行政行为时, 应鼓励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包括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集体资产和土地的处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问题的讨论, 通过细化参与方式、参与途径、参与程序、参与时间等内容提供给行政相对人参与的机会,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参与权, 特别是知情权和听证权等实体和程序性权利。其次, 要遵循正当行政程序。政府“撤村设居”行政行为应遵循“村改居”的具体实施程序, 包括“撤村设居”行政行为的启动程序, “村 (居) 民会议决议”的制约性程序和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村改居行为事关农民的身份权、财产权、社会保障权及其他政治文化权利, 必须疏通行政复议救济渠道, 完善意见申诉和申辩的上访制度, 赋予利害关系人明确的法律救济途径, 综合构架村改居农民利益保障机制。

四、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发展, 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由此,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可见一斑。“村改居”, 作为我国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的思路和措施之一,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村改居”本身管理和运行机制的不完善, 导致全国的“村改居”普遍出现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全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要求和趋势, 实际运行中却由于不切实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尤为严重。所以, 保障农民权益是“村改居”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地政府要认清形势, 结合实际, 切忌搞盲目的“村改居”;符合条件的地区, 更应根据当地实际制定配套的实施方案, 例如正确的政策方针指导, 积极的公民参与机制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确保农民权益免遭侵害。

参考文献

[1].彭恬.“村改居”模式下的土地之争——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 2009.

[2].陈灿辉.中山市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村改居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 2008.

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篇9

一、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权益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就业受歧视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第一, 各地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仍然大量存在, 有的城市为了提高城镇居民的就业率, 出台地方政策限制或禁止农民工在某些行业或岗位就业。第二, 同工不同酬。在一些企业里, 农民工虽然从事着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差的体力活, 但他们的工资却只有城镇职工的一半, 甚至更少。第三, 择业的自由权受到严格限制。有的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收取押金、扣押身份证等手段限制农民工自由流动等。

(二) 劳动合同领域存在问题较多。表现为:第一, 多数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虽然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但其本意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第二, 已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很多不规范。劳动合同内容受企业决定和控制的现象严重存在, 一些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不做任何规定或做严格限制性的规定, “一边倒合同”表现明显。第三, 劳动合同解除时不给予经济补偿。不少企业随意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却不向农民工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 工资水平低和工资被拖欠或克扣的现象未得到根本遏制。长期以来, 低成本一直是我国多数地区招商引资的“法宝”。许多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空间, 以牺牲员工合法权益为手段, 拼命压低成本。农民工是其中的最大受害者, 而且由于执法不严等原因, 企业拖欠工资的违法成本较低。

(四) 企业不遵守《劳动法》中的劳动时间制度, 超时加班的现象严重。在沿海地区,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占有很大比重, 有的企业订单不稳定, 加班赶订单的情况较为突出;有的企业为追求利润目标, 随意加班加点, 延长工时, 即使是法定节假日也不例外。

(五) 涉及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险缺失非常严重。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立足点是城镇居民, 较少顾及农民工, 多数农民工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很多地方社会保险法规、规章规定的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险险种不完整, 农民工参保比例较低, 他们在城市遇到失业、疾病等问题时, 很难得到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保护。

(六) 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不能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现象严重。很多企业设备陈旧、条件落后、环境恶劣,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不健全, 安全防范措施不够, 也没有对农民工进行安全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 致使农民工发生工伤和患职业病的可能性很高, 而在发生工伤或患职业病之后, 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

(七) 农民工中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措施没有落实和不完善的现象严重。很多企业把对未成年工和女职工的保护当成额外负担, 违法使用童工的问题仍然存在, 不少用人单位不愿投资劳动保护设施建设, 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 女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在实际生产中难以落实。

(八) 劳动监察和劳动执法存在的问题较多。目前, 全国多数地区劳动监察的执法水平、执法力度十分有限, 对企业的劳动违法“备加宽容”, 较少采取处罚措施。很多地方政府对劳工的处境和遭遇普遍表现出漠视和冷淡的态度, 从而使农民工孤立无援, 企业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九)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救济机制不灵活、不完善现象严重。很多企业没有建立工会, 即使建立了工会的企业, 几乎没有吸收农民工入会的。因而, 工会在劳动争议中的立场及维权效用未获得农民工的认可。所以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 绝大多数人得不到工会的帮助和支持, 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组织和渠道。

二、进城务工农民劳动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一) 社会方面的原因。

一是目前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将我国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彻底地分离开来。我国的农民, 只要还戴着“农民”的帽子, 就“注定”无法分享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根据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农民工权益保障弱化和歧视农民工的制度根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典型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 而农民工所处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不仅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福利低劣, 而且常常处于利益被忽视的政策边缘, 受到各种歧视。二是社会信用的危机与失守。社会信用失守随处可见, 失信行为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 无一“幸免”。社会信用的这种危机状态, 也反映在劳动领域, 如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 雇主承诺的劳动报酬不兑现, 甚至法院判决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判决书都得不到及时执行等等。

(二) 政府方面的原因。

虽然中共中央近两年来提高了保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政策力度, 但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各种错误认识并没有完全消除, 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不够重视。

(三) 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农民工中绝大多数人文化素质低, 缺乏职业技能, 他们在城市务工, 从事的往往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而收入低的工种或岗位。多数农民工缺少依法维权的意识和习惯,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较弱, 权益遭到雇主侵犯时, 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 企业方面的原因。

农民工所在的很多私营、“三资”企业并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 在劳动管理和职工奖惩上由雇主或者个别高级管理人员说了算, 标准不统一, 管理混乱, 难以形成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规范;二是工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 法律方面的原因。

一是现有的劳动立法使农民工的劳动权利被边缘化。关于劳动规章制度的定义和范围不明确, 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内容的随意性较大。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与实际情况不符, 劳动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关系不明确,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适用上的混乱。二是现有的劳动立法的规定本身存在很多缺陷和漏洞。劳动立法缺乏程序性规定和救济手段;缺乏对雇主拖欠工资行为的制裁性规定等等。

三、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劳动权益的对策分析

(一) 政府应从意识上高度重视。

各级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 把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以及劳动环境的改善当作当地政府的一项考核内容, 当作关系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二) 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一是将城镇落户条件由户籍限制改为条件限制, 凡是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 均可按照本人意愿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二是改变现行依据户籍区别公民身份的做法, 突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分类方法, 实行以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城乡统一的居民身份制度。三是逐步剥离依附或隐含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 淡化户籍制度的社会经济功能, 恢复户籍制度只承担单纯的人口基本信息统计功能, 最终实现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的人口管理制度。

(三) 引导舆论导向, 为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营造宽松有利的舆论环境。

新闻媒体应积极地客观报道农民工劳动权利受侵犯的事实, 不断关注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遭遇的带有普遍性的困难、障碍。有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实现会顺畅得多。

(四) 落实、完善劳动立法。

一是改革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在现有的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上细化对农民工的规则和保护。二是从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落实、完善劳动立法。三是落实和完善对女职工、未成年职工劳动权益特殊保护。充分发挥妇女组织的维权作用, 尽快修改《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四是落实和完善劳动立法中的工会制度, 提高工会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中的作用。

(五) 改革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和救助制度。

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和救助体系, 是对农民工基本权利的保障。在社会保险方面, 一是制定城乡统一适用的社会保险法;二是建立城乡之间自由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险资金的投入;四是加重雇主拒不为其雇用的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的法律责任。在社会救助体系方面, 应在特定条件下给予农民工经济救助和合法权益受损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给予法律援助。

(六) 改革和完善农民工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目前, 农民工劳动争议发生率高, 农民工在时间、金钱等承受能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对于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护极为重要。本文认为,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与司法审判相并行的其它形式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包括调解、仲裁、谈判和其他非诉讼成本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同时, 对现有的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机制加以完善。

(七) 加强劳动监察和劳动执法,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监督制度。

法律制度设计是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的前提, 法律制度的执行是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根本。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与司法救济相比, 行政救济具有及时性、低成本的特点, 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劳动监察工作。为此, 我们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劳动监察机构建设;劳动监察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要加强对用人单位侵犯农民工劳动权益行为的查处力度;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劳动监察工作的支持。

总之, 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权益的保护的研究有助于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现, 只有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得到了应有的保障, 整个农村繁荣了, 和谐的社会主义才会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杨福忠等·试论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工会理论与实践, 2004, 4

[2].中国劳动就业网

保障农民权益 篇10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村干部是中国各级组织中最基层的干部,是直接面向群众、面对基层工作的“村官”。村级干部手中掌握着一些直接涉及群众利益的权力,行使着村基层组织的一些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权、决定权和支配权。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90多万个村民委员会,在保证农村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基建项目急剧扩张,农村拥有的资源日渐丰富,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方面涌现出了不少问题。

(一)贿选问题

所谓贿选是指村民自治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以及村党支部书记时,个别人为了被村民选举而对选民进行贿赂的行为。既然是民主选举就应该包括村民推荐、原村委会推荐、党支部推荐、或者自荐,候选人通过村民的选举而竞争。按照一般规律,是得票多者当选。但是某些人不是为了本村和本村村民的利益要求,而是为了一己私利或其宗族帮派利益而竞选的。这些人不惜花钱拉拢选民,贿赂选民,甚至动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来获取选票。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干涉村民的民主选举,使得村民民主自治成为一种形式,结果给村官贪污腐败留下了空间,于是农民与村官和政府之间形成了矛盾。“贿选”行为是对法律和民主的践踏,村民在“受贿”背景下,根本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选出满意的当家人,村民民主自治更是无从谈起。而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通过贿选当上的村干部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破坏力。

(二)腐败问题

近年来出现的村官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农村建设中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在一些地方,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日益凸显,主要有:贪占、截留、私分、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和救灾救济、扶贫优扶等资金和物资;在工程建设发包、企业和集体山林土地承包时收受贿赂;有的公款私存或转借他人以获取利息,或借给亲友使用;在集体资产处置上,如企业改制、资产转让等过程中非法占有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方面混乱不堪、吃喝挥霍、随意开支等。不仅作案手段复杂多样,而且出现了村干部集体作案,抱团腐败的情况。由于这些案件发生在群众的身边,直接侵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得国家和集体财产遭受了损失,因此引起了广大村民的不满,致使重复上访、集体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家长制问题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并不是基层政权性质的组织,这种定义就使得村官具备了一种特殊性。村官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在农村大多数属于家长制,个人可以决定重大问题,权利不受约束,其他党员和群众必须唯命是从,留给村民民主的空间极小。例如,尽管法律法规对农村村务公开的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各地统计的村务公开率也很高,但是村干部在村务公开中掌握着信息披露的权力,自己认为可公开的就公开,认为不便公开的则不公开,或是无关紧要的公开,紧要的不公开,随意性较大。即便村干部不公开村务和账目,村民也常常毫无办法。这就使得一些农村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形同虚设,再加上一些县、乡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制度不够完善,村财务就成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团结有极大的危害性。

(四)包庇问题

在面对村干部腐败问题上,有的乡镇领导认为基层工作难度比较大,村干部出点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查案子会伤及感情,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能捂则捂;有的则把查案和稳定性对立起来,对负面信息总是以维护安定团结、注意影响等为借口竭力掩盖;还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更有甚者指使或默许村干部的违规违纪、犯罪行为,为其提供保护伞,从中捞取好处,一旦上面追究下来就往村干部身上推,让其成为替罪羊。这种行为严重败坏了党在农村的形象,降低了群众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信任,不仅使农民对民主的意义产生怀疑,更使得国家的政策不能有效的贯彻执行。

二、农村基层腐败现象形成的原因

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发生在群众身边,不仅直接伤害群众的感情,而且大大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成为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村干部政治和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目前,中国村干部的选拔任用体制基本上都实行当地村民自治,绝大部分村干部都是从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任出来的,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封建思想残余严重,民主法制意识较为薄弱,廉政勤政思想明显不足,“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不知道农村决策管理的一些基本常识和规矩,自行其是,盲目蛮干。在任期上较长的个别村干部成了“油条”,他们不是深入钻研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想着怎么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国家法律的空子。

(二)立法不够完善

由于中国目前没有一套完整的村民自治法规,造成现在的很多法律法规都是笼统的,不细化,不适合农村基层的现状。而且,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有公事是干部,没公事就成农民,国家有关的公务员管理法律法规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村官在管理村庄内部事务中产生的违纪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往往很难介入,立法不明、制度不全,于是监督村官就陷入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尴尬境地。

(三)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

在广大农村,少数村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专制主义行为,“一言堂”现象相当严重,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没有保障。少数村官作风霸道,恃强凌弱,自视为“土皇帝”,称霸一方,对村民的合理要求百般刁难,利用手中权势,对不听话的村民进行打击报复,村民慑于村干部的权势,不敢对其进行监督,很多时候敢怒不敢言。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老百姓监督的积极性。此外,一些地方的村级财务管理颇为混乱,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设,让一人兼任;有的村会计、村主任和村支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钱账不分,白条坐收坐支,缺乏制约;有的财务人员唯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这些都为村干部的腐败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村干部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形也屡见不鲜。这就导致了不仅村民自下而上的监督疲软无力,村委会成员之间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关系。这些村级自治组织的“监督空白”,极容易引起村干部的作风腐败等问题。

(四)村民自治意识薄弱,法律观念淡薄

首先,在广大农村,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人情观念、面子观念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下,因为人们相对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很多村民面对村干部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大家世世代代同住在一个村里,没有必要干得罪人的事情。即使有一个两个敢于出头的村民,也会被这种主流思想排斥,很难得到其他村民的支持。其次,大多数村民的自治意识比较薄弱,法律观念相对淡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懂法,更不要说有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想法。再次,在监督方面,村民担心得罪干部之后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对自己没有好处,干脆对于村委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得过且过”。

三、消除农村基层腐败现象的对策措施

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时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可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2]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对于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以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稳定快速的发展。

(一)加强对村干部的选拔和教育

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并不断强化遵纪守法观念和自我约束能力。首先,加强对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组织和监督,严查舞弊贿选,避免“家族村官”、“贿选村官”等现象的出现。同时应加强对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个体商户、返乡务工人员等新生代村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从而改变目前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等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其次,充分利用党员培训、村干部大会等有利时机加强对村干部的勤政廉洁教育,提高村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政策水平,并通过各种技能培训等活动提高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二)完善村务管理和决策机制,推进民主管理

凡涉及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杜绝由少数人“拍脑袋”决策的现象,努力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同时进一步完善财务、政务、党务公开制度,做到阳光运作、公开透明,尤其是抓好收支两条线,严格财务制度,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低保、五保资金物资发放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作为公开的重点,及时公开“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处置情况,将知情权、监督权和发言权充分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机制

民主监督是自治的重要保障,村民要成为村干部的“全天候”监督者,就需要建立和完善村务监督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建立村民监督小组,具体负责村务监督工作。其成员由村民会议选举产生并对村民会议负责,在组织上与村支部和村委是并列的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且应是非两委成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从而割断了组织间由血缘关系带来的利益关联,保证了监督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此外,还需建立相应的追究制度和考核制度,将各村执行民主决策的情况列入镇党委对各村村务的考核内容,把其结果作为对村干部奖惩的主要依据。

(四)加大信访和案件查处力度

信访是指人民群众通过写信、访问等形式,向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3]。人民群众来访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既是广大农民反映社情民意、表达自身诉求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上级了解农村情况、关注社会动态的窗口。一方面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另一方面要以查处为突破口,特别是针对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坚决严肃惩处。以达到取信于民,服务于民,并教育干部的目的。乡镇党委、纪委通过群众信访和主动下访,及时了解发现村干部的违纪违规行为,对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采取及早提醒或通过日常廉政谈话等方法及时给予制止,并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集中力量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影响大、危害大、罪行特别严重的村官腐败分子。通过查办案件的强大威慑力,深度打击腐败分子,达到既取信于民,又充分发挥案件查办工作的警示和威慑作用。同时,关注、重视群众举报检举工作,切实维护好基层群众的利益。

(五)培育农村现代法治文化

首先,应完善村委选举的相关法律,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处罚机制。严肃处理各种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对于以贿选手段当选村干部的,取消其当选资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其次,在立法层面应当突出重点,针对侵占农村集体财产、侵犯农村村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进一步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方式,来确立一些相关的法律监督制度。再次,通过在农村地区培育现代法治文化,增强村民民主观念、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参政议政的主动性,让村民在发现村干部有违纪违法行为时,能及时举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在农村,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村基层组织既是共和国的基石又是财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村的群众基础,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积极完善村级监督模式,构建科学有效的村务管理机制,完善村民自治体制,对于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阚宝光,陈朝军.村民委员会选举与村民自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3.

[2]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8.

保障农民权益 篇11

【关键词】土地征收；公共利益；征收补偿；农民权益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09-0295-01

一、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与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以作为城市用地最主要的来源。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利益应当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但现实并不能令人满意。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我国目前有将近6000万失地农民，在全国的失地农民中，有60%左右的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到基本生活的只占30%左右。在土地被大量占用的同时，许多农民都面临“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尴尬境遇，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来中国农村社会形势专题研究成果也表明，农村土地纠纷已经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关系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征地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在此背景下，有关的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无疑会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二、土地征收立法在保护失地农民权益方面的缺陷

（一）对土地征收的目的即“公共利益”未做出明确界定

在‘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私权被剥夺了，增加的却是开发商的利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土地征收制度设计的法理基础，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也均有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我国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唯一前提。但是立法却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做出明确的界定，被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寄予厚望的《物权法》仍没有对这一问题有所突破，同时立法也没有像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对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建设项目的范围采取列举式的规定，并且征收土地的过程中也缺乏具体的程序性法律规范可资参考，从而导致大量非公共利益的建设性用地征地也靠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来进行，引起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诸如国防军事、基础设施、水利工程等建设项目被界定为“公共利益”一般不会有什么争议。

（二）征收土地的补偿范围窄且补偿标准低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农用地征地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这四项。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现行土地征收补偿范围非常狭窄，农民个人能拿到的只是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占有补偿款很大比重的土地補偿费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增加征地补偿费用项目必然加大土地征收成本，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究竟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保障和生活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从实质上看，我国实际采取的是不完全补偿原则，只对因土地征收造成的直接损失予以补偿，而对因征收行为造成的一切问接损失均没有补偿。更重要的一点是，现行的立法理念仍然还停留在只是把土地视为国家提供给农民作为基本社会保障手段的阶段，只要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就等于获得了“相应的补偿”，而没有考虑农民由于失去土地可能受到的间接损失，比如对残留地、对相邻土地损害的赔偿等其他损失完全没有规定，这是我国补偿范围不充分、不完整的表现。

三、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与农民权益保障的具体路径

（一）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

何为“公共利益”，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并不统一。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是采用概括性的规定，我们认为在以后的土地立法和地方的相关土地征收立法当中，选择列举的方式效果比较好。在理论界有不少学者已经从更具体、明确的角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借鉴列举的表达方式，现阶段可考虑认定以下用地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国防军事，能源交通，国家机关及公益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公益及福利事业，国家重点工程，水利及环境保护，文物遗迹保护，其他由法律授权部门裁定社会公益用地。”

（二）扩大征地补偿范围并提高补偿标准

相对于我国的不完全补偿原则，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土地征收补偿范围的确定，除了要考虑征地行为给农民带来的直接损失外，还要综合考虑由征收行为引起的一系列间接损失，尽可能地给予农民公平、完全的补偿。为了保障失地农民能在城市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应遵循各国通行的做法，借鉴境外有关法律的规定，逐步扩大补偿的范围。立法者不能过分单方面强调国家土地征收的强制性，而忽视被征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补偿金应相当于被征用地前一段时期经营的平均收益，征地补偿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应当包括生活费用、重新就业和创业的资本、住房、社会保障以及一定的土地价值收益。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补偿；2.地上附着物的损失补偿；3.营业损失补偿；4.残地损失补偿；5.社会保障补偿以及其他相关损失补偿。

（三）对非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土地利用采用市场化运作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允许农民参与开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项目。该《决定》提到：“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这项符合农民需求的、多元化的政策无疑对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土地的价格与土地的用途密切相关，公益性建设项目虽然并非只投入不产出，但是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目的以及产出形式不同于非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和产出，它并不是以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或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是注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结语

农民工讨薪亟待立法保障权益 篇12

2010年7月21日, 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召安村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 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 30多位农民工被打伤, 9人重伤。此事经媒体报道后,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湖北省总工会已经介入调查, 启动了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 (8月1日《武汉晚报》) 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似乎已成为社会痼疾, 农民工为讨要工钱采取所谓的过激行为已屡见不鲜, 然而, “欠薪、讨薪、被殴”的屈辱维权路, 却成为农民工的心痛和无奈。如何帮弱势的农民工维权, 公众见仁见智, 莫衷一是, 但我们依然倾向于立法, 尽快将“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文明社会中, 劳动者付出劳动而获得报酬是“天赋权利”, 而雇佣者必须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则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事纠纷和劳资矛盾, 而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 严重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 阻断了农民工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 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惩罚, 那么法律的权威将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况且, 现行法规不足以震慑“恶意欠薪”违法行为。关于欠薪问题,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但是在实际中, 很少有职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是通过“支付令”这种手段来解决的。《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有12项罪名, 但没有一项罪名涉及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不法经营者熟知法律的惩戒底线, 对拖欠工资满不在乎, 甚至会转移财产, 想方设法逃避和阻挠执法行为。农民工讨薪被殴的事件背后, 折射出的是“恶意欠薪”违法成本低、惩处力度弱的执法软肋。因此,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增设“恶意欠薪罪”势在必行。

(来源:《燕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