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选举权的保障（精选8篇）
农民工选举权的保障 篇1
一、成因分析
(一) 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着消极因素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的复杂综合。 (1) ”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消极的政治意识在许多农民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 “选举是官方安排, 选不选、谁当选, 都无所谓。”正是抱着这种心态, 许多农民不愿得罪人, 被动地配合着农村人大代表选举, 这就使农村人大代表选举异常艰难。
(二) 市场经济不发达, 农民民主意识觉醒迟缓
一般来说, 民主意识的觉醒程度与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成正比的。目前, 我国农村许多地方市场经济不发达, 相当部分农民仍然在土地上为生计操劳。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 怎么还有精力顾及诸如“该投谁的票”之类的事, 因此他们对选举的冷漠也是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 农村商品经济不成熟导致农民民主意识觉醒迟缓, 因为民主总是与商品经济相伴随, “民主政治过程不外乎是商品经济的过程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和投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不过是商品经济的原则, 规则在政治权力实现方式中的运用 (2) 。从根本上讲, 农民的权利观念和政治参与意识最终要靠农村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来推动。
(三) 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着设计缺陷
目前, 随着各地方城镇化进程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谋生, 无形中增加了选举工作的难度。按照现行选举法规定, 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 无法就近参加选举, 必须回乡参加选举, 这意味着相关的费用只得由他们自行承担, 反而要因选举而损失金钱。他们对选举的冷漠也在预料之中, 毕竟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 在农村人大代表选举时, 大量的外出农民基本上是放弃, 或者请别人随便乱投。现行选举制度中的设计缺陷使他们原本不多的选举热情逐渐消减。
(四) 农村人大代表自身素质与作风存在问题
农村人大代表同样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代表自身素质的高低, 是能否有效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和重要保证。目前, 农村人大代表自身素质离农民的期待还有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农村人大代表文化偏低, 理解能力弱。他们对新农村建设中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懂得不多, 理解不透, 难以在村民中间及时有效地宣讲, 因此村民对这样的代表往往颇感失望。第二, 农村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弱, 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建设的作用小。目前, 许多农村人大代表往往只是机械的参加会议, 也提不出有价值的议案。在闭会期间他们又忙于自己家庭生产经营, 无法经常性的反馈村民的意见和要求, 无法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同时, 一些农村人大代表作风使群众反感。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是农村基层人大代表的基本道德操守。然而, 不少农村人大代表往往把人大代表身份当成光宗耀祖或跻身上层社会的手段。在农民群众面前摆架子玩特权, 一些农村人大代表甚至与乡村帮派势力勾结起来非法聚财, 农民群众为之深恶痛绝, 在选举时他们往往弃权或乱填选票以示抗议。
二、对策思考
(一) 人大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促进农民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和高涨。
民主的基础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 从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决定农民正确行驶民主权利的关键还在于发展经济。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促进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 这是破解农民对人大代表选举冷漠的关键环节。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关键要把农业产业市场化并加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 使农民的一切生产经营行为都面向市场, 让农民逐渐树立市场观念, 逐渐告别自然经济状态下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二) 加强对农民民主政治教育
毛泽东曾说过, “对于农民而言, 政治知识主要靠灌输 (3) 。加强对农民民主政治教育强化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 是改变农民对选举的冷漠现状的必须途径。首先, 要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完全选举对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 增强参与选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其次, 要注重选举知识的宣传, 用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持久的灌输, 使农民产生基本的民主意识。最后, 还要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政治知识、法令、制度等教育, 使他们熟悉政治生活, 知道如何参与选举, 敢于揭发选举中的舞弊行为。
(三) 规范现行的选举制度
目前, 外出农民由于经济成本的考虑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返回原籍参加选举, 而选举制度的硬性规定使外出农民难以行使民主权利。因此, 让外出农民在日常工作地和生活地获得选民资格, 为他们参与选举提供便利, 这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现行选举制度应根据社会形势变化, 为外出农民方便参加选举提供制度保障。
(四) 不断提高农村人大代表自身素质, 转变工作作风。
首先, 各地方要加强对农村人大代表的学习教育, 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当前, 针对三农问题, 主要着力提高人大代表知民情懂民意的能力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能力以及化解村民矛盾纠纷, 协调农民利益关系的能力。通过培训, 把农村人大代表逐渐变成基层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的得力助手和农民中的主心骨,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和带头人。
其次, 要不断转变农村人大代表的工作作风。要通过思想教育和法制等措施促使农村人大代表恪尽职守,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对那些作风漂浮群众不满意的人大代表要敢于问责, 在必要时依法罢免。
参考文献
①《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 北大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61页。
②《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 北大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0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卷第268页。
农民工选举权的保障 篇2
一、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一方面引导村民正确行使投票权。从换届选举动员大会当日开始，组织宣传组深入村居组，利用村务公开栏、召开会议、发放告知书、张贴标语及悬挂横幅等形式，向村民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引导村民掌握法规精神，了解选人标准，营造浓厚选举氛围，激发广大党员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群众学法、知法、守法导群众学法、知法、守法，教育党员干部识大体、顾大局，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氛围。另一方面，做好候选人集体谈话工作，教育引导参选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采取合法、正当方式参与竞选，为换届选举工作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强化监督，畅通诉求渠道
镇纪委将公开监督电话，设立举报箱，及时收集意见和投诉，认真做好村“两委”换届选举期间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断加大对有关部门相关法规和省、市、县有关指示精神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三、强化信访工作，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农民工选举权的保障 篇3
一、改革思路
第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户口。这不仅可以使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的解决与普通市民一样被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同时也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起制度基础。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实行“居住证制度”即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尝试。
第二步, 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通过制度安排真正赋予农民法律规定的财产权利, 包括涉及住房保障内容的农房和宅基地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涉及养老、医疗保险等内容的承包地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步, 对进城的农民工进行合理分类, 对于愿意将户口迁入工作城市、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工, 可将其农房和宅基地经不动产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后转让给政府, 政府不直接支付现金, 而是为这些出让农房和宅基地的农民工建立城市住房保障金账户, 出让价款经统筹考虑后以“月租”的形式每月转入该账户。
第四步, 政府将转让得来的农房和宅基地进行分类:价值较高的农房, 可由政府农村房屋储备中心予以收购, 作为廉租住房进行储备, 并为下一步建立农村住房保障制度提供保障性房屋来源;价值较低的农房, 可由政府农村土地储备中心对房屋占用的集体建设用地以指标形式进行收购, 有条件的地区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置换, 特别是城市居住用地指标与农村宅基地指标置换, 逐步将农民工住房用地纳入城市土地政策统筹考虑。
第五步, 政府将上述途径所获得的资金用于修建农民工公寓、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 同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现有城镇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均应向持有城市住房保障金账户的农民工全面开放, 并优先安排解决这些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 为其建立的住房保障制度与现存的城市居民住房保障制度应该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 最好将他们的住房保障金以“个人账户”的形式存在, 农村房屋储备中心和农村土地储备中心根据不动产评估机构对房屋和宅基地的评估价格, 结合运作农房和宅基地所得的收入, 参照农民工所在城市住房保障水平、折算成本人一定年限的个人帐户积累额, 以“月租”的形式每月将一定住房保障金打入该“个人账户”, 农民工入住农民工公寓、承租廉租住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租金或价款均可直接从该“个人账户”扣缴或支付。同时这些“个人账户”应全国通用, 一旦该农民工流动时, “个人账户”可跟随他们一起流动, 带到其他城市继续使用。
二、农民工“持证进城”方案的优点
第一, 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农民工用农房和宅基地换取城市住房保障的方式, 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与定居, 并成为城市居民。
第二, 不会给国家财政造成过大的压力。政府可通过自身优势盘活农房和宅基地获取资金, 并以此作为农民工住房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
第三, 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整合与流转。通过政府统一整合农房和宅基地, 有利于提高土地房屋利用率, 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第四, 有利于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政府可通过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金账户, 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第五, 有利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用农房和宅基地换取城市住房保障的价款并不是一次性支付, 而是根据农房和宅基地的评估价格, 结合政府经营农房和宅基地所得收入, 参照农民工所在城市住房保障水平、折算成本人一定年限的个人账户积累额, 而后以“月租”的形式每月支付一定住房保障金。这样既为农民工住房提供持续性保障, 而且若政府运作农房和宅基地得当, 农民工还可参与分红, 比一次性支付对价、让农民工失去农房和宅基地的未来增值收益更能维护农民工权益。
第六, 与以“宅基地换城镇房”模式相比, 农民工“持证进城”方案赋予农民工更大的选择权, 也更有灵活性。“宅基地换城镇房”是天津市在2005年为推进小城镇建设而探索出的农民市民化的一种模式。即在国家现行政策的框架内, 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 以不减少耕地为前提, 高标准规划、设计和建设一批现代化、有特色、适于产业聚集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以其宅基地和农房, 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中的一套住宅, 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和农房统一组织整理复耕, 实现耕地总量不变、质量不减、占补平衡。但该模式相当于将农民固化, 不利于农民的流动, 若农民离开所居住的小城镇外出务工, 依然面临着住房难的问题。农民工“持证进城”方案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第七, 与“房屋券”制相比, 农民工“持证进城”方案更加突出住房保障。所谓“房屋券”, 是指为盘活农民工滞留在农村的房产由政府成立一个相应的“房屋银行”, 面向有在城市购房意愿的农民工, 对其在农村的房产进行合理评估作价, 发给其相应价值的“房屋券”。手持“房屋券”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购房时冲抵相应价值的房款, 也可以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开发商则凭“房屋券”到“房屋银行”兑换相应数额的货币。农民工一旦重新回到农村生活, 可以凭“房屋券”到“房屋银行”回购或重新选择自己需要的房屋和宅基地, 或者用货币直接购买。在“房屋券”制中, 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其实际效果:一是农民能够到城市买房定居的数量有多少;二是“房屋券”在农民买房中的直接作用有多大。只有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房屋券”制才能成为有效的制度。显然, 在当前“房屋券”对购买城市商品房的农民工而言, 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而“持证进城”方案则不同, 它突出了住房保障功能, 其目的是让农民工远离“城中村”、地下室和建筑工棚, 住进农民工公寓、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 当然, 条件较好的农民工亦可使用住房保障金购买城市商品房。
农民工“持证进城”方案使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 不再仅仅是政府、用人单位的“单方面”付出, 农民工也可将其闲置甚至荒废的资产转换为产权, 再将产权转让给政府并由其运作, 政府运作农民工产权所得收入又反过来作为农民工住房保障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而实现“资产———产权———保障金———住房保障”的良性循环, 让农民工“居者有其屋”, 进而逐渐融入城市, 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参考文献
[1].郝俊英张煜浛.城市农民工住房问题分析.中国房地产.2009.1
[2].陈训建夏保国.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问题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3
[3].赵俊臣.天津宅基地换城镇房的重大意义.理论前沿.2009.15
关于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透析 篇4
一、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 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城镇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在试行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但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 他们大多数还游离于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1. 农民工很少参加城市所提供医疗保障
在一般情况下, 城市的医疗保障政策往往忽略了农民工群体具有极强流动性这个特征, 把农民工当成可长期在同一个城市居住的人来对待, 因而显得很不合理。从实施的效果来看, 上海的参保率极低, 即使他最早推出外来劳力综合保险, 目前参保的只占外来劳力总数的五分之一, 参保率极低。截至2003年11月底, 江苏省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估计为80万, 占总数的15%;到2003年9月底, 深圳市非深圳户籍员工参加住院医疗保险80.36万人, 参保率为28%;成都市2004年农民工综合保险的参保率为34%。因此, 总体来看, 该项政策不能算是成功的。
2. 农民工不愿参加农村所提供的合作医疗
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 建国初期为农民提供的医疗保障已不复存在, 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兴未艾。据卫生部统计, 截止到2004年10月31日,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333个县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约覆盖10691.09万农业人口。在新型合作医疗的国家级试点地区湖北公安、省级试点地区山东泰安, 当地政府出台了有关新型合作医疗实施的办法都明确表示, 受益对象包括具有当地户籍的外出打工农民。而且两地的试行办法均规定, 农民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时要做到一家一户为单位参加合作医疗, 家庭成员必须全部参加, 要“户不漏人”。然而, 两地同时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几乎所有的农户在参加合作医疗的报名之初, 都没将家中在外打工的成员姓名写入“合作医疗证”。也就是说, 出外打工者实际上根本没有参加合作医疗。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缺失的原因
尽管我国目前出台了一些关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试行条例。但总的来说, 实际效果并不乐观。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二元医疗保障体制的影响建国后, 我国以户籍为标准, 在全国分别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是集体保障为主, 国家适当扶持, 城市实行的是国家——单位负责制。由于国家在城乡医疗保障中承担的责任不同, 加之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近些年来,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导致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二元割裂的状态。因此, 尽管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 但并没有真正改变农民工因传统体制造成的医疗保障缺失问题。
2. 医疗环境问题严重我国的三医问题极为严重。所谓“三医”问题是指医疗 (卫生) 问题、医药问题和医疗保障问题。医疗问题又可进一步分为医疗卫生体制、医疗费用、医院管理和服务等问题。其一, 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其二,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其三, 医院收费高, 服务和管理水平不尽人意;其四, 药品价格“虚高”久攻不下;其五, 城镇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 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由此可见, “三医”问题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自然会产生直接影响。
3. 医疗保险制度显失公平根据2004年12月零点调查和指标数据网与哈佛有关机构合作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卫生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不仅仅体现在医疗保险覆盖率上, 在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也是存在的。城镇内部不同群体占有的卫生资源是不一样的。大量的医疗补贴给了少数富人而不是城市中的贫民。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在规则设计上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使得利益分配、成本分摊、风险负担等方面都欠缺公平性, 资源分配极不合理。这就使得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失去了作为财富再分配的最重要方式与手段的作用, 甚至还成了分配不公平的放大器。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而言, 当然无法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享受医疗保障权益。
4. 农民工医疗保障观念相对滞后在我国, 医疗保障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近十年的历史。目前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是在以家庭保障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保障体制下成长, 有的对城市没有归属感, 不信任城市的医疗保障政策;有的由于少数官员经常挪用医疗保障费用, 对政府倡导的政策冷漠视之;有的因流动性强, 在异地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回报, 不愿参加医疗保障。因此, 农民工并没有在心目中及时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观念。这是造成农民工医疗保障缺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主要途径
构建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 而且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 是体现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需要。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 我国政府应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要与经济承受能力, 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其主要途径如下:
1. 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如果将农民工进一步细化, 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长期在城镇居住的农民工;第二层次是短期在城镇生活, 到一定年龄返回农村的农民工;第三层次是农闲时在城镇打工, 农忙时又回到农村务农的农民工。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工, 应建立内容完整而层次不同的医疗保障。第一层次的农民工在身份上已较接近城镇居民, 应将他们的医疗保障与城镇市民的医疗保障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管理;第三层次的农民工, 重心仍在农村, 其医疗保障的内容应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一致;而第二层次的农民工, 他们的情况与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农民工不同, 所以他们的医疗保障既不能套用城镇市民的医疗保障, 又不能套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需要建立一整套介于两者之间的、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总之, 面对农民工的不同层次, 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
2. 扩大基金来源渠道, 设立个人账户并保值增值资金是医疗保障体系运行的“血液”, 没有充裕的资金, 医疗保障制度就无法运行。但目前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基金来源要想全靠政府财政支出也不现实, 这就要求农民工自己筹建以个人资金为主、国家财政为辅的医疗保障制度。按照平等性、统一性的原则, 针对城市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 要实行社会保障统筹账户的全国统筹, 以利于社会保障关系的全国性转接。为增加资金可考虑:一是个人缴纳;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三是发行福利彩票;四是社会慈善机构的捐款等。此外, 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还可以去购买政府债券、公司股票、投资农业或存入银行等, 以保证资金的保值增值。
3. 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由于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宏观上归入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因此首先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的农民工医疗保障管理机构。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已经不是一些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办法和措施所能解决的,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执法力度, 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要着眼于医疗保障事业的长远发展, 并针对目前农民工流动性强、工资水平低等特点, 制定规范、合理的社会保障法规, 明确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责任, 惩治那些消极对待或逃避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主, 强制用人单位和相关的业务主管部门协同作业, 确保农民工医疗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4. 突出社会组织对医疗保障的监督作用政府对医疗保障的管理一般是粗放的, 而且事实证明多数是事后采取措施。因此, 在切实保障农民工医疗权益方面, 可以依靠其他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底层, 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比较低, 使其劳动空间的拓展、职务的提升受到很大制约, 从而影响自身经济和地位的提升。当权益受到侵害时, 他们的意见也很难通过正常有效的渠道表达出来, 因此, 突出社会组织对的医疗保障的监督作用, 是促进医疗保障措施到位的有效方法之一。
总之,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是一项讲究效率、兼顾公平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 我国党和人民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 一定会为农民工提供一道医疗保障“安全网”。
摘要：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个庞大的新型阶层,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游离于医疗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 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体系, 为农民工提供一道医疗保障“安全网”,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 篇5
(一) 农民工是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产生于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当前, 全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 约占中国人口的14%, 并且每年的增长速率维持在500万人以上。如今, 农民工已成长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 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起,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脚步的加快,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和乡镇企业。他们虽然脱离农村, 在城镇就业, 但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 他们没能彻底完成由农民向非农化、城镇化的转变, 而是仍处在农民和工人这两种角色的边缘地带, 地位尴尬。
二、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一) 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的调查数据显示, 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为9.6小时, 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八小时以内, 而工作时间达到14个小时以上的占3.6%。造成工作时间超时的原因主要是私营企业的雇主为了追求高产出、高效益, 私自让农民工提供额外劳动以提供报酬, 而农民工就为了多挣钱自愿参加劳动, 主动要求延长工作时间。
(二) 职业安全保障方面严重缺失
在农民工广泛存在于城市的建筑、采掘、制造等领域的今天, 职业安全保障无疑是他们的保护伞, 保护他们免受或降低来自社会的风险。有报告显示农民工职业安全隐患较多, 包括高温、低温作业问题、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和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等。
(三) 农民工权益救济的有效途径存在缺陷
我国法律规定了四种农民工权益救济途径:与用人单位协商、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无论哪种途径, 农民工不占优势的地位。在适用民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案件尤为明显, “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 对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尤其对于法律常识欠缺、依法维权能力极弱的农民工来说极为不利。
三、完善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措施
(一) 创立先进的立法理念
生存权作为基本的权利内容, 而广为各国法律制定者、法学流派接受, 保障了生存权的法律才能称之为法律。我国在劳动权的承认问题上, 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由于农民工是社会的特殊群体, 界定不清而引起的劳动权纠纷层出不穷, 因而创立先进的劳动权保护观念, 势在必行。
(二) 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
1、促进农民工权益行政法保护的合法化
由于农民工问题涉及的部门多、因此其中必然会有行政权的交叉。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在有利益的领域出现“行政越权”, 在无利可图的地方出现行政“缺位”。要使对农民工的行政保护有实效, 首先就要求行政权的合法化, 由法律确定这种保护手段的正当险和权威性。
2、在民法体系内要足够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 农民工劳动权的保护要以劳动法为基础
首先, 要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随着用工形式的多样化, 劳动关系复杂程度的加大, 原本就具有局限性的劳动法早已不能满足当下的用工种类了。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浪潮中复杂的劳动关系, 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迫在眉睫。应把与用工企业订立劳动关系的所有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统称为劳动者一并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其次, 要加强对就业权平等化的落实。下位法在制定的时候, 必须以上位法为依据, 但作为下位法的劳动法也没就此问题予以具体化说明, 在劳动关系愈发供大于求的现在, 劳动法有必要对就业权平等化的实现, 做出细致的规定, 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 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农民工权益保障应以社会保障为切入点
笔者认为, 最值得关注的是工伤及其引发的职业安全健康问题。
应尽快把农民工工伤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明确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地位, 同时实行企业负责制, 让企业担起农民工职业安全的责任,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避免过度曝光的职业安全问题。
至于职业健康方面, 针对职业病诊断后期的治疗经费保障问题, 应该在社会保障框架下, 予以规定。治疗经费问题也应该完善职业病赔偿的相关标准, 并在社会保障范围内立法, 要让赔偿问题落到实处。
3、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诉讼保护力度
(1) 完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笔者认为实行“裁审分离, 各为终局”的处理方式最为妥帖, 这样裁判具有终局效力, 同时能大大提高了法官的办案效率和仲裁员的工作热情, 也缩短了当事人纠纷处理的时间, 降低了纠纷解决成本, 减轻了农民工的诉讼负担, 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更具有现实意义。
(2) 设立专门法庭解决劳资纠纷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在对晦涩法条的掌握和相关纠纷诉讼程序的了解上有困难;同时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庞大, 他们产生的纠纷势必多样化, 因此有必要在法院内部就这一特殊群体设立劳动法庭, 处理庞杂的用工难题, 专门解决农民工和用工企业在用工问题上产生的纠纷。从保护弱势群体的根本原则出发, 这一举措简化了农民工的诉讼程序, 节约了诉讼资源和由此带来的时间成本, 从而更方便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荞:《全总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偏低职业安全隐患多》, 《京华时报》, 2011年2月23日, A5版。
[2]张家宇:《试论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救济》,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3期, 第35页。
农民工选举权的保障 篇6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劳务输出地,属地管理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 也是世界性普遍规律。当然, 由于时间背景和国情的不同, 各国“农民工”流动的原因也不同, 但维护“农民工”各项合法权益,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提供他们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大部分资料, 也是国外政府的普遍共识和政策。在我国, 维护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农民工权益是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一、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意义
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问题的提出, 主要基于维护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及紧迫性之认识。我国农民工虽然与传统意义的工人不同, 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权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依照《劳动法》的规定, 农民工应该享有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健康权、社会保险和福利权等劳动权益。其中, 社会保险和福利权相当于社会保障权益。但现实情况是, 农民工并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他们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事件层出不穷。
现阶段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6年元旦, 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不久, 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提出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要求“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各级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认真贯彻中央有关精神, 切实开展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
与此同时, 国内理论界近年来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认识程度也不断提高。比如有学者建议既要从一部分农民工流动性就业的现实出发, 建立过渡性的保障制度, 又要考虑越来越多农民工稳定就业的需要, 完善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并从农民工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需要出发,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学者考察后认为, 各地有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性和统筹层次的地方性使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不得不损失当前的社会保障而去追求当前可能得到的比较收益工资。另有学者提出按照分类分层保障原则即按照工伤保障优先、特殊救助与疾病保障随后、养老保险分类分层设计的思路来落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还有学者从法制角度对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进行对策研究, 认为应修改《户籍登记条例》给农民工“市民待遇”, 并在工伤保险立法中规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等同于城镇职工。
各地的实践和学者的观点为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提供了很好的探索, 但总的来看, 不外乎是站在农民工输入地的角度, 通过其务工阶段的实证研究思考社会保障权益, 最后基本是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简单、硬性地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或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考虑, 缺乏实用性和适用性;或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研究停留在浅显层次, 比如对跨统筹区流动中社会保险的东、西部统筹部分和个人账户的规模差异很大等难题未能提供可行对策。
二、当前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面临的体制弊端
当前, 对农民工实行的是以输入地政府为主的属地管理。在此种管理方式下, 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就难以避免地导致一些弊端的存在:第一, 二元化社会中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惯性作用导致进城民工劳动力价值偏低, 雇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漏报和瞒报职工人数, 使受雇农民工得不到社会保障。第二, 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和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季节性导致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民工群体中难以运行。第三, 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主体缺位情况突出。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风险没有相应的化解机制和维权机制, 而信息不对称增加了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困难。第四, 因为保障力度不足, 农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缺乏信任。第五, 因伤或因病返乡的农民工, 只因他们拿到了雇主的一部分补偿, 就缺少家乡当地政府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 拿到补偿的农民工应该可以依靠补偿生活。事实上, 伤残或重病农民工要么很快就重新陷于贫困, 要么为了节约金钱而坐以待毙, 这部分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管护。
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而言, 目前各项社会保险在计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 都是依据正规就业情况而定的, 但对农民工这种范围广、流动性大、劳动关系不稳定、工作岗位不固定、工作时间长短不一的特殊人群缺乏制度设计和保障。主要体现在:一是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由于我国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 多在县市级统筹内运行, 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 难以互联互通, 在一省缴纳的社保根本无法转移到其他省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 而农民工流动频繁, 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的流动社保, 多数农民工参保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二是现行政策允许农民工退保, 导致农民工流动时反复参保、退保, 有的甚至在同一地区更换工作单位时也先退保、再参保。这使流动农民工只参保、不享受实惠, 直接损害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按照国家现行规定, 城镇职工跨地区流动时只转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不转移社会统筹资金, 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关系尚且难以落实, 流动农民工的社保关系转移则更为困难。接轨不顺畅, 使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丧失了参保的积极性, 政府抓“扩大覆盖面”的好心遭到企业乃至农民工的反对。
对上述矛盾, 单纯在使用农民工阶段的输入地来解决显然有弊端。笔者主张, 作为农民工劳务输出地域, 本身在源头就解决大部分问题, 即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 必须提前介入, 关口前移, 强化源头维权, 并实现与输入地属地管理的对接, 探索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既带针对性又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障维护机制。
三、源头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需理清的认识问题
首先要对“农民工”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农民工分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 要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定为研究对象。同时,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行为分为离乡、寻职、务工、返乡阶段, 结合农民工本身的特点, 从不同阶段考虑社保权益的承接转续, 决定了他们社会保障问题最好从离乡或返乡阶段入手解决。西部作为劳务输出主要省区, 实际上承担了农民工合法权益缺失产生的很大部分社会矛盾, 自然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具体考察对象。劳务输出地域应在源头解决农民工管理难度大、流动性强、就业稳定程度差的难题, 使保险关系和待遇实现顺利转移接续, 形成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系统化方案。通过各项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以劳务输出地为源头构建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体系, 为其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换言之, 要从劳务输出源头着手, 实现与属地管理对接来维护社会保障权益。
第二个问题, 理清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内涵, 以便更好从劳务输出源头着手, 实现与属地管理的对接来维护社会保障权益。劳务输出的全国性决定了输入地和输出地是相对的, 输出地同时也是输入地, 只是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文化程度不同, 各地输出的劳动力层次有高低而已, 比如中西部地区的低端劳务输出代替了东部输入地的低端劳动力, 促进了东部的劳动力向高端发展和输出。越是如此, 低端劳务输出地越需要国家统筹层面的补偿。故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无非是实现资金、管理两个层面的衔接, 这需要各类保障措施乃至中央财政分配的相互配套和协调, 构建一个严密的维权制度体系。
第三个问题, 进行既保持与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 又适合农民工的特点和需要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包括几方面内容:一是“三维”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 既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衔接, 又包括不同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之间的衔接。二是建立对劳务输出地域的中央财政补偿机制, 使劳务输出地域有足够能力承担劳务输出的社会成本。三是研究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密切关联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及身份转换问题。如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取消农民工输入地养老保险户籍限制, 使非输入地户籍农民工在养老条件上和输入地户籍员工平起平坐。
第四个问题, 制度的衔接需要有效的载体或媒介加以实现。这也牵涉到如何强化农民工自我维权作用的问题。一种在劳务输出地区源头上组建工会的方式正在推行, 尝试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区域合作, 即入会主要由输出地负责, 而发生在工作中的维权由输入地的工会出面, 中间的衔接就是工会会员证。理论上这一方式没什么问题, 但在全国最大的劳务输入地广东省的实践表明:外来工分散在工厂企业、建筑工地、娱乐场所, 已不同于"打工潮"初期来源地相对集中的情况。如何创新工会组建方式, 真正让工会成为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且大范围跨省、跨区域协调的难度也不可小视, 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从输出源头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一些设想
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的“根据农民工最紧迫的社会保障需求, 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 优先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 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要求, 从全国性的负担平衡和社会整体风险的角度出发, 在其指导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基础 (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和组织基础 (农民工维权组织) , 为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搭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宏观框架和制度安排。
从农民工输出源头研究解决其社会保障权益问题的首要环节, 就是在建立由国家、集体、农民三方负担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 探索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险制度, 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转换。其中, 设计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与城市、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方案, 对帮助各地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险方案和解决农民工外出导致的遗留问题可谓意义重大。比如, 已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城镇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衔接的一揽子方案, 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方面, 为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和出于迅速扩大覆盖面的考虑, 可以将现行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大统筹小账户”模式改成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小统筹大账户”模式。为建立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 制度模式上采取统帐结合, 先建流动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待时机成熟后进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缴费实行低费率, 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双方负担 (企业按本企业工资总额的10%, 个人按本人工资的5%) , 全部缴费进入流动农民工个人账户, 并发放个人流动账户卡。若以后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 按规定折算缴费年限, 调整个人账户规模, 划分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基金;若回农村的, 达到规定退休年龄时允许转移个人账户进入农村社会保险。进而采取城镇社会保障和流动农民工社会保障分别立法, 待条件成熟形成以《社会保障法》为中心, 以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社会互助法、公积金法、社会保障监督法为基本内容的体系完整的社会保障法规群体。对长期进城的流动农民工逐步实行和城镇职工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将基础养老金部分与医疗保险的大病统筹部分设计为全民共享项目, 先行实现城乡一体化, 最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 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城乡整合。这样, 农民工可在工作的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基本社会保险账户, 可随时转移其保险关系, 即使工作地变化甚至出现暂时失业, 也仍可延续保险关系, 而不影响其保险待遇的享受。
其次, 将市场机制更多地引入社会保障体系, 一方面可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 推进农民工保险的开发。由于全国性的商业保险公司的组织架构不受区域限制, 只要开设了该公司分支机构的地方, 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口就能够随时方便地将社保账户带到任何工作地。因而, 遍布全国各地的保险机构可以充当农民工的账户管理者, 还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开发出各种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个性化保险产品, 解决好农民工保险的中断与接续的技术性问题。另一方面, 在管理方式上可推行政府托管下的市场化、专业化经营。如上海、成都等地制定了针对农民工的“综合保障”办法, 将农民工的工伤保险、住院医疗和养老保险三项社会保障捆绑在一起, 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承办、保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分别承担, 商业保险承担社保的再保险, 社保局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团体险, 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从中获利。这样既减少了社保局的风险, 又发挥了商业保险公司的优势。
再次, 要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原则, 探索输出地和输入地既带针对性又相互衔接的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组织基础, 如把属地管理和对口组织工源结合, 由劳务输出地政府和用工当地政府分别牵头或搭桥, 组织农民工通过劳务中介机构向劳务企业推荐并在两地社保管理上进行对接。同时, 可考虑为农民工发放社保专用证, 记载接续情况并将其与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工会会员证加以整合, 方便农民工使用和劳动监察部门管理。借助工会强化维权的作用, 在劳务输出地创新农民工加入工会的便捷方式和会籍管理方式, 促进农民工输出地入会, 健全“源头入会、属地管理、联合互动、双向维权”的工作机制, 打破地域局限, 整合城市工会间的维权资源, 建立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机制, 实现农民工离乡、返乡及务工阶段社会保障权的社会化维护。
五、小结
总之, 站在农民工的立场并从长远角度看,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抚、困有所助是他们最根本的需求。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法回避的和必须由社会承担后果的问题, 脱离国家经济大局单独讨论, 难免陷于亡羊补牢、就事论事的层面。实践证明, 单纯在使用农民工阶段的输入地来研究维护其社会保障权益问题显然有弊端。研究当前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切入点, 应该是制度衔接问题。这需要在社会公正的价值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指导下, 研究消除各地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的差异性和统筹层次的地方性, 有针对性进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衔接, 并将其置于构建和谐社会总体目标中, 惟有如此才能建立起有效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制度安排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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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选举权的保障 篇7
医疗保障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看病难、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作为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 看病更难, 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也随之显得更加突出。
一、农民工社会医疗保障问题的现状分析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 城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 文化程度与城市常住人口相比普遍偏低。由于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以及缺乏专业技术和技能, 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厂矿、建筑、装修、市政建设、经商、饮食娱乐等服务行业, 基本涵盖了城市各行业的所有苦、脏、累、险的工种。而农民工的低收入却和高劳动强度以及一再延长的工作时间形成强烈反差。为了把更多钱带回农村老家, 大部分农民工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因为城市边缘区的生活成本较低、城市管理相对松懈, 所以大部分进城农民工集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 居住环境脏、乱、差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制度分析
(一) 政府政策角度
政府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够重视。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带来了城镇就业、住房、公共设施、交通、教育环境等各方面的负担。特别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 城市下岗职工增多, 贫困人口增多, 城市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成了政府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再为外来农民工提供生活保障就必然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所以, 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就难以被提上日程。虽然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 但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目前存在的问题有:
1. 户籍障碍。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城乡严重分离, 其消极作用已显而易见, 它造成了城乡严重不平等, 使农业滞后, 农民收入低下, 并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 以及传统户籍制度的改革,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必将会被一元的居民社会所替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也必将成为历史, 当然, 也就不会存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了。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迟缓, 已影响到我国工业化进程, 对企业发展、社会安定和城乡关系都产生负面影响。
2. 保障制度的涵盖面不够。
目前, 我国尚有一些困难企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没有参保, 使得在这些企业就业的职工得不到医疗保障, 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就更困难了。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无法解决农民工的看病住院问题。根据有关法律, 每个公民都有健康权。因而, 社会保障权, 应是全体公民的保障权, 而不应成为少数“市民”的专利。
3. 监督力度不够。
对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 劳动保障部门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加以纠正。管理手段跟不上、网络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改进。
4. 政府责任意识薄弱。
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 症结不在于经济实力, 而在于政府能力。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医疗保障体制之外, 这首先是政府的一种失职。作为一项社会福利, 农民工医疗保障应当获得国家的扶持和资助。现在, 许多地方政府总是热衷于搞一些“形象工程”, 在医药卫生领域也是如此。
(二) 企业方面
由于雇主需要为单位职工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 因此, 吸纳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受到雇主的阻力。目前, 许多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大量雇用进城务工人员, 甚至将原来一线工人全部弃之不用。直接原因就是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而不为之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
(三) 农民工自身方面
农民工参保的意识不强。农民工群体以青壮年为主, 疾病风险较低, 他们普遍缺乏保险意识。另外农民工多数从事一些收入比较微薄又较繁重的工作, 家庭负担较重。较低的收入只能让他们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要, 无暇顾及疾病风险, 到发生重大疾病时才意识到参加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却为时已晚。另外, 农民工一旦变换工作地点就必须退保, 统筹基金不予退回, 不利于保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连续性, 也制约了他们更换工作地点后续保的积极性。所以, 流动性的工作性质加大了其参保的难度。有些农民工明白参加医疗保险是件好事, 但在参保的过程中手续繁琐, 加上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 多数城市根本没有续保服务, 有这项业务的其办理过程也是相当困难, 这些处理不好有可能会成为农民工求职的障碍。
(四) 其他方面
1. 传统影响。
在我国传统的农村,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多数, 老由儿养, 生病后没有能力治疗, 能拖多久拖多久, 较低的文化水平, 制约着他们对医疗保障体制的认识。
2.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主要是政府服务水平的负面影响。农民工对医保的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和稳定性缺乏了解, 对医保普遍存在疑惑心理。由于身处弱势, 再加上工作的流动性和前途的不稳定性, 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漏洞难免又会人为地侵占农民工利益。这一切, 更加重了农民工对医保的抵触。
三、农民工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建构政策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实情况是既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要, 也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紧迫的是, 在人权保护日益完善, 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国际现实面前,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远离国际劳工标准将给中国的国际贸易带来极大障碍。因此, 我们有必要遵循和按照国际标准来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国际接轨。在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上, 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 农民工医疗保险应能全国“漫游”
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 在医疗保险转移上增加了许多麻烦, 特别是农民工在参加医疗保险中遇到许多人为造成的现实困难。有些农民工参加的是所在地农村医疗保险, 在城里生了病怕花钱, 只有赶回农村治病, 有的甚至因此而耽误了治疗, 小病变成了大病。
(二) 突破户籍制度
第一, 以劳动关系为基础建立医疗保障关系。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关键是必须解决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监察力度, 促使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健全劳动关系。第二, 加强法制建设, 将农民工的卫生服务纳入法制轨道。
(三) 提高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可靠性
可根据农民工的特点提供适当的卫生服务补贴, 比如, 采用代金券。另外, 要重视民营医院的作用。现阶段, 民营医院刚刚起步, 在医疗体系中的地位和在百姓中的公信度不如公立医院。如果把消费群体定位在农民工, 走平民医院路线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
(四) 建立贫困农民工医疗救助制度
要重视农民工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并逐步将他们纳入到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之中。重视妇幼保健领域, 要在有限的资源中, 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
(五) 对农民工开展宣传教育
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哪些权利, 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解决, 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的注意事项等基本常识是很有必要的。
农民工选举权的保障 篇8
近年来, 随着中央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也为了响应依法治国方针, 我国立法机关及各级行政部门陆续制定与修改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性规定, 逐步加强与完善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护。相继制定出台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1]20号)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社部发[2003]12号) 、《工伤保险条例》、《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社部发[2003]12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1998]44号) 、《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 (劳社厅发[2003]10号)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社部发[2003]12号) 等法律法规, 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但是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增加, 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 以往的保护措施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出现许多不足之处, 亟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健全。
二、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护的不足之处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的确表明我国近年来在保障农民工群体权利和利益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 但是,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往往没有和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因而上述的很多保险类权益无法获得保障。立法总是滞后于问题的出现, 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立法与制定政策时未曾考虑到的负面问题。
(一) 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那么, 农民工的孩子, 当然应该和城市居民子女同样地有受教育, 上学堂的权利。但几乎各个城市地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对农民工子女入学作了限制性、不合理的规定。比如要交纳择校费、借读费, 或者捐资助学, 摊派费用等等。本来应该人人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 无形中就被各种部门的各种规定剥夺了。尚且不说这笔对于农民工而言不小的费用加重了自身的经济负担, 更可能存在的隐患是留给他们处于幼年的孩子从小就会有“二等公民”的阴影, 对其将来的成长会造成不良影响, 若是滋生仇视城市、社会情绪, 也可能给社会安定带来危害。
(二)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这是近年来引起中央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农民工由于大都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权益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也给一些无良老板榨取他们血汗钱提供了可乘之机。虽然这些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为追讨民工工资做了大量工作, 这一问题得到大范围解决, 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2013年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最新统计, 仍存在拖欠农民工1, 000亿工资的惊人数字, 这一数据告诉我们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成为事关国家稳定的大事。
(三) 农民工的劳动权保护问题。
我国宪法赋予每位公民平等地享有劳动的权利。然而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市场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长期以来, 不少城市在就业方面普遍实行总量控制、先城后乡的政策, 设置种种职业、工种限制。如1994年11月, 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 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是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 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 需跨省招收人员;二是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 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 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是不属于上述情况, 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 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有些城市政府甚至下发红头文件, 要求一些部门和行业清退农民工, 为本地下岗失业人员腾位子, 即所谓的“腾笼换鸟”。甚至在实施限制农民工就业政策的同时, 还收取相当的管理费, 进一步巩固就业壁垒。
(四)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一直以来, 我国城市居民都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类社会保障与福利, 如最低生活保障、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使我国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享受着不同等的医疗卫生资源。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 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 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 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 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在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架下, 城市职工能够享受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公共性保障, 而农民工则几乎无所依靠。
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 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并且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 劳动权等基本人权。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速与政治文明的发展, 对农民工群体权益的保障不应仅仅局限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上, 还应当通过各个部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来真正落实宪法的规定, 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得到具体、全面、充分的保障。同时, 针对目前面临的普遍现实问题, 相关部门可制定倾斜保护政策, 及时而又高效地予以解决。比如, 对于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很多城市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作出明确规定:今后在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 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 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登记、企业年检等方面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 对长期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 可以暂缓企业年检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 限制其经营权。
(二) 加强农民工群体与政府部门的互动, 建立沟通渠道。
在国家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时, 适当增加与农民工群体的沟通渠道, 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 让他们的利益要求一方面得到正常的表达, 同时也不会造成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这种让他们“参与游戏制定规则”的方式, 能够使规则制定更加合理、完善。
(三)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将其权利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
长期以来, 城市居民都享受着国家的社会保障资源与各种福利, 而农村人口则和城市人口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类型中, 仅能享受极其有限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卢梭有一句名言:“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 所以, 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应当以法律的形式, 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系统, 使其有法可依。
(四) 探求切实可行的保护途径与方法。
从保护主体而言, 主要有宏观层次的国家保障、中观层次的团体保障以及微观层次的自我保护三种途径。国家保障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及行政机关指定的各项相关政策规定, 在制度上对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予以维护。在此基础上, 可以发挥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作用, 建立农民工维权组织, 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建议将农民工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保护范畴, 吸收农民工入会, 使工会成为他们的合法权利维护者, 还可以设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来进一步完善对其权益的保护。另外, 农民工自身作为微观层次保护的主体, 应当注重法律知识的积累, 接受普法教育, 加强自身的维权意识, 以法律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摘要：目前已经有超过一亿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着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与社会媒体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高、同工不同酬等现象的关注, 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权利行使与保障问题的思考。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是否能够实现与得到保障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谐美丽中国的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