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舆论与司法的关系（共9篇）

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篇1

一、社会舆论应当监督司法公正

不被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然具有扩张性, 作为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权的无限扩张会侵害公民的正当权益, 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及时性、公开性给社会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力的平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 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度提高, 通过网上跟帖等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态度。通过这种揭露、批评的方式来提高对案件的关注, 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法官在裁判的时候, 在忠于事实与法律的前提下, 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来平衡各方利益, 使裁判结果更具有合理性。

社会舆论监督司法公正, 大部分是通过对相关案件的揭露、讨论来实现的, 司法需要公开化的运行。最重要的是监督效果比国家机关的“硬监督”[1]更有力、更全面、更彻底。网络媒体可通过情况反映、内部反映、建议书等形式, 向司法机关反映存在的问题, 由负责人在限定的时间内, 把调查、处理结果告知媒体, 由媒体根据情况需要, 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公之于众。

二、司法公正与社会舆论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有利有弊, 但两者在内在价值的追求上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正义。司法公正与社会舆论监督二者的利益平衡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所追求的。

(一) 司法公正与社会舆论二者的统一性

从表面上看, 二者是矛盾的, 但其本质是现代宪政国家追求的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公众自发的网舆论体现了一种民意, 具有导向性, 容易受道德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待一些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分歧甚至对立, 也可能较为一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 公众的言论自由有充分的保障。虽然在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上的过激言论会遭到论坛管理者的删除, 但就此过程而言, 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涨, 也有可能推动法治文明的进程。具有其积极的一面, 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司法公正与社会舆论监督是不可或缺的相辅相成的两个基本要素, 两者的终极价值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即, 二者都是从社会公正与人权的价值理念中获得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

(二) 司法公正与社会舆论二者的矛盾性

社会舆论代表某一群体的民意, 然而民意具有非理性非客观性。人的思维是不一致的, 看待问题是有偏差的, 公众关注一起案件时, 并不总是能了解案件相关的方方面面, 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不同的群体关注的立场也是不同的, 这, 也必然导致了其看法和论点的差异性。尤其是在一些双方当事人社会地位悬殊的案件中, 社会舆论往往忽略了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性, 不自觉地站在弱势一方的立场上。

近几年社会舆论中兴起的“网络舆论暴力”成为人们乐不此比的实施手段。人们总是热衷于挖掘背后隐藏着的一些东西, 比如个人隐私, 严重侵扰了受害者的生活安宁。让人于现实的秩序之外, 此种手段严重的威胁了尚待完善的民主法治精神。一旦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后果不堪设想。而强大的社会舆论给司法工作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法官不得不将所谓的民众的意志考虑进去, 出现了舆论绑架司法公正的尴尬局面。

三、司法公正应理性的对待社会舆论

司法的运作需要认真对待社会舆论, 但问题在于如何提取民意。首要的前提是, 舆论只是民意的一种表达形式, 并不等同于民意。司法过程中把一般的舆论误认为民意来对待的表现, 实质是误读了民意的内涵, 更违背了司法正义。

司法毕竟是以法律为依据、由专门机关开展的职业性活动, 它有特殊的要求、特定的方法和特有的规律。它固然有大众化的一面, 更有专业化的另一面。司法是理性的, 进入司法的民意必须是理性的, 外在的民意也必须以符合司法特点和规律的方式进入司法活动, 成为司法的一部分。民意必须通过司法的途径成为其组成部分, 才能在司法中发挥作用。司法对于社会舆论必须有一个认知、筛选、过滤和转化的过程, 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和由外而内的认识和吸收过程。

四、寻求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的平衡点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方式, 是一种人民群众的监督, 而司法裁判依据的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 是由人民所制定的具有民主性。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都是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所追求。要保证双方的和谐发展就要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现实社会中, 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要兼具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就要做好普法宣传工作, 让群众有最基本的法律意识, 才能够极大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与当事人的利益相关。司法的公正性会使公众更加认同司法, 有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性, 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只有被公众认同的司法, 才会被遵守。特别是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 司法机关应该把审判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其能动性, 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要做好法律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积极关注民意, 正确回应民意, 用人民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宣讲释明法律, 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接受认同司法, 有助于良好的司法效果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美]科恩.论民主[M].商务印书馆, 1988:12-31.

[2][美]格林顿, 戈登, 奥萨魁著.米健, 贺卫方, 高鸿钧译.比较法律传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6-7.

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篇2

第一 刘涌案引发的思考

•正确完整的信息披露——维护公众知情权——坚信审判公正——维护法律权威

•“鉴于其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

第二 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内涵和关系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

关系

•动态的平衡关系。

•舆论监督不当，则形成冲突；监督得当，有利于实现阳光下的审判，推动司法进步。

•两者最终的价值立足点是一致的——促进司法公正，社会公正。•注：公开审判原则；建立相应制度

第三 舆论监督的优点

•对抗上级法院，其他公权机关

•法官真正具有法律与职业素养所要求的独立性，则不会影响独立 第四近期动态

•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要求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十七大报告：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改进和完善司法机制的良药和促进剂。

第五 案情链接

•孙志刚案件

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篇3

一、网络舆论角度:群众狂欢的舆论潮

(一) 民意滔滔引发舆论狂潮

2013年9月23日—9月25日, 夏俊峰案进入舆论爆发点。9月25日“沈阳刺死城管小贩夏俊峰今日被依法执行死刑”的话题热度升至最高点。相关微博数据从23日的1000余条暴增至1万余条, 紧接着又在25日猛增到超过46万条。

(二) 网络舆论的特点

1.追踪时间长。整个案件长达4年, 网民关注时间也将近两年之久。

2.全程关注、全方位讨论, 但前后期焦点不同。前期关注案件事实, 后期转而关注系列法律问题。

3.刻板化和标签化严重。“民众舆论有其不可避免的刻板印象, 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 弱者会天然地被公众同情这种同情有时候甚至是撇开事实本身的, 是为了达到某种同情的形式而抒发的。”网民的刻板印象使得讨论偏离了理性方向。

4.微博意见领袖纷纷为弱势群体代言。张晶如果没有微博大V的振臂高呼, 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多关注, 更不会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 可见强势弱势也是相对而言。

总之, 一方面, 网络舆论支点是“人性”, 网民推论偏差, 导致道德裁判。另一方面, 辽宁高院坚持死刑判决并未引起更大风波, 可见微博对司法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二、媒体报道角度:同情不应代替理性

(一) 媒体报道策略分析

1.案件前后期展现出多层次报道角度和立场。前期主要渲染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后期慢慢出现还原事件真相、讨论建设性举措、对城管制度进行反思的各种报道。

2.司法审判后做了反思报道, 对司法公正具有维护和救济作用。本案中, 公众在审判结束后转而支持法院判决就是最好的例证。

3.涉及“敏感点”, 通过贴标签引发关注。媒体刻意贴“强弱”标签, 以求获得广泛关注、引起热议。

(二) 应对网络舆情, 媒介应有的立场

1.以法律为准绳, 探索有社会价值的报道方式。清醒的成熟媒体不应干扰司法独立审判。

2.专业话语, 均衡报道。成熟媒体在一边倒的舆论潮中要注意各方意见的均衡表达, 以求得对事件拥有立体化了解。

3.情感中立, 公正客观。媒体要捍卫新闻的本质和价值, 不能一味迎合大众, 否则就失去了新闻的本意。

4.注意舆论间的“双向互通”。媒体应主动与民众舆论进行沟通, 引导舆论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总之, 媒体对司法案件进行公开报道, 对于实现司法公开、司法正义有促进作用, 应鼓励和坚持。新闻媒体在报道冲突事件时, 应坚守客观理性中立的立场, 担负起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 尊重事实, 客观报道。

三、司法审判角度:司法独立, 保证司法权威的提升

(一) 司法应对网络舆论仍处在起步阶段

1.主观思想上不够重视。法院通常对网络舆论缺乏敏感性, 对网民回应不及时、不充分, 影响司法审判权威性和公信力。

2.客观上经验不足, 行动力较弱。许多司法机关缺乏应对经验与措施, 错过最佳处置期, 造成被动局面。

3.行动上回应不足。有效的回应平台缺乏, 使得司法机关与网络民众的良性互动关系无法形成。

(二) 网络舆论高潮下的案件, 司法审判应有的对策

1.司法公开、司法透明, 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司法机关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 牢牢把握舆论主导权。争取在第一时间介入, 发布权威信息, 避免舆论混乱, 影响公信力。

2.转变思想, 重视舆论, 宽待媒体, 了解民意。司法应当尊重舆情危机案件中的民意, 对公众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予以考虑。

3.建立回应型司法机制,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例如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发布会制度、庭审网络直播, 这些都是司法机关采取的有效措施。

总之, 普通民众的舆情高涨对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院应当勇敢面对舆论、坚守司法职责, 通过司法独立保证司法权威, 这是网络时代司法审判的必由之路。

结语

网络与媒体交互扩散促成舆论形成, 并有可能影响司法活动;在网络舆论压力面前, 司法机关要改变传统的被动状态, 适当地开放和回应。

尽管网络舆论、媒体报道和司法审判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但从本质上看, 它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网络、媒介与司法形成良性互动, 规范和促进了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的平衡之后, 社会正义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摘要：夏俊峰案是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的代表案例, 掀起了网络舆论狂潮, 媒体报道存在争议, 对司法审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此案的深度思考, 厘清网络舆论、媒体报道和司法审判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试图探寻实现三者良性互动的方法, 使其担负起各自的社会责任, 为引导公众舆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铺平道路。

关键词：网络舆论,媒体报道,司法审判,互动

参考文献

[1]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郭卫华.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3]叶璐.微博中的负面情绪传播分析.今传媒, 2012 (2)

[4]邢立双, 赵桂梅.突发事件中微博信息的传播与管理.New Media网络传播.2012 (3)

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篇4

传媒监督被普遍认为是司法体系外部常规的、基本的监督形式，传媒有责任对人民法院存在的一些不良司法现状大胆挖掘、勇于披露、善于鞭挞。因此，笔者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对于法官独立公正审判，防止审判权力滥用，确保司法公正有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传媒监督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一定程序上可以起到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传媒监督为社会公众评论司法行为，并为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司法专横和司法武断的可能性；社会各方面对法院现状的批评弥补了对司法体制内部监督不足，因而司法体系之外的监督无疑会成为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创新的聚焦点，从而提高人民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公信度。由此观之，恰当的新闻舆论监督对于促进、保障人民法院和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是不可或缺、十分必要的。

在司法实践中，新闻舆论的影响力是人民法院和法官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法官对新闻媒体关注较多的案件容易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如果法官仅仅依据舆论判案，他将不再是公正的体现，但是如果法官一味排斥新闻舆论，同样也不会是公正的体现。如前所述，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也是必要的。但新闻媒体又有自身的缺点，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或消除新闻舆论的副作用，公正行使审判权就没有保障。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探索二者的最终平衡，使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行使审判权既相互促进又互不侵犯，不仅是我国政治和法制建设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新闻机构与人民法院共同面对的挑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克服“两种倾向”，摆正公正行使审判权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目前，在法院与新闻界的相互关系中，尽管合作是主流，但法院对新闻界有两种不良倾向：（1）是“烦”。“烦”新闻界对某些案件的炒作，使当事人亢奋，社会关注，法院工作难做；（2）是“怕”。“怕”新闻界某些外行对案情说三道四，左右了社会舆论，使本不复杂的案情人为地复杂化，从而妨碍依法定罪定性，最终妨碍司法公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每一家法院、每一位法官

都要敢于面对媒介、善于面对媒介，认真搞好每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公正的判决、裁定向社会表明执法者的观点和理念，而在庭审之外，法官则应谨言慎行，不向社会及媒介发表对未决案件的不当言论。要摆正公正行使审判权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法官在面对舆论监督时也应做到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公正独立地裁判，而不是缺乏应有的主见，人云亦云，盲目地跟着舆论走或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同时，对个别故意误导社会舆论、干扰司法公正、歪曲法院和法官形象的报道，要理直气壮地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传媒单位的有关法律责任。

2、完善新闻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行为。媒体的社会角色是大众传播工具，它本身并不具备也不应当具备处理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功能。但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新闻立法，因此，完善新闻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活动规则，也是正确处理新闻舆论与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3、妥善解决新闻侵权纠纷，加强新闻媒体与法院的沟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新闻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传媒的影响与日俱增。但由于不同立场间过度的新闻批评造成媒体与司法这两支社会重要力量的冲突。切实加强与新闻单位的沟通和合作，积极探索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是人民法院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和正确妥善处理传媒监督与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有效途径。近几年

来，新闻媒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和所谓的曝光行为明显增多，对法院而言，要正确对待，冷静处置，要全面落实好公开审判制度，完善接受传媒监督的内部规范，掌握主动，并积极为传媒提供采访的必要条件，配合媒体有效开展司法报道，当然，对新闻媒体对审判工作进行歪曲报道，不能等闲视之，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而新闻媒体也不能以舆论监督为由干预司法工作的正常进行。

“舆论审判”与司法独立的交锋 篇5

关键词：舆论审判,司法独立,交锋,解决

一、社会舆论和舆论审判

(一) 舆论监督

“社会舆论就是一定社会群体关于某一现象的整体性的评价意见或评价态度, 而议论纷纷则是其存在形态。社会现象、公众和意见是社会舆论的三个要素。”[1]而在社会舆论的发生、发展、演变中, 传媒起着扩音器或整合者的作用, 民意在媒介的作用下逐渐形成螺旋效应, 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而社会舆论的最大作用则是舆论监督, 媒介并不是舆论监督的主体, 它只是一方的代言人, 并通过点对面的方式不断扩大舆论监督的效应。

舆论监督在社会进步中举足轻重。所谓“治, 谓监督其事”[2]国家治理离不开各方的监督。随着我国传媒业的不断发展, 我国大众媒介在舆论监督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其积极性、主动性也不断增强, 媒体对于违法的揭露性报道也向着强有力的方向迈进。比如:南丹矿难等都是媒体揭露才得以查出。

在法律审判中, 法官倾听民意实际上是件好事。西方陪审团制度历史悠久, 通常意义上的陪审团是指小陪审团, 由所在地区的12位不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普通公民构成, 他们在事实的基础上对案件做出判断, 并将自己的意见呈递给法官, 如果一致认为无罪, 则审判结束。陪审团制度一方面照顾了有12位陪审员为代表的民众的意见和情感, 即普通人的情感, 又不至于量刑过重, 减小法官在自由裁决中可能带有的无意的个人倾向。正因为如此, 我国目前的司法政策越来越强调关注民声, 注重百姓的感情。

(二) “舆论审判”

“舆论审判”或“媒体审判”与陪审团制度却有差别。群体本身易受暗示和轻信。勒庞曾在他的《乌合之众》中认为,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概念, 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 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除此之外, 群体的情绪化会因责任感的消失而强化, 这时候群众的智商是远远低于个人的智商的。如此推理, 在意见的舆论场中所得出的民意或舆论, 完全不能与陪审团每个人所做的判断相提并论, 他对司法审判施加的影响就极易是偏激和不当的。一旦舆论形成趋势, 陪审变成全民范围, 构成“舆论场”, 它所带来的危害就更可怕。这就是“舆论审判” (trial by public) :由于舆论所形成的巨大声势对相关权力、法院施压从而左右法官本应根据法律做出的司法判决。“媒介审判” (trial by mass media) 或“新闻审判” (trial by pre s s) 的实质是“舆论审判”。

(三) 舆论审判的危害

舆论审判的危害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其随意性、不稳定性和非理智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啃噬着法律的权威, 社会的尊严。第二, 将嫌疑犯置于不公的境地, 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近几年来舆论审判的趋势日渐明显:从张金柱案——“我死在记者手里”、林肯车拖死女童案——肇事者死于“唾沫”里?蒋艳萍案到2009年的“邓玉娇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到2011年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件, 公众舆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卷入社会热点, 并在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中达到高潮。以闹的沸沸扬扬的药家鑫案为例, 张妙的代理人张显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舆论, 把药家鑫毫无悬念地置于死刑台上, 而法官似乎不仅回天无力而且摇摆不定, 法院态度反复无常, 相当程度上被民论漩涡绑架, 无招架之力。正如季卫东教授所认为的:“首先权力绑架舆论, 然后号称民意的话语虚拟化乃至情绪化的共鸣效应逐步支配政治以及公共选择, 甚至还有可能反过来导致舆论绑架权力, 使得权力运作难以理性化、日常化。”这就使得中国情、理、法相互纠结的法律判决体系更加复杂。长此以往, 公众对司法公信力必将丧失, 法律权威必将淹没在公众的口水中。舆论对于司法判决的影响, 毫无疑问是舆论监督最重大的后果 (无论它正确或错误) 。法律是社会最高的尊严, 因而, 它对司法的影响也就事关重大。

二、舆论与司法的矛盾与平衡

(一) 舆论与司法的矛盾

舆论与司法的矛盾表现在:

1. 从起源看, 舆论的速成性与法律的稳定性的矛盾。

构成舆论的三大要素有:舆论的主体——公众、舆论的存在形式——意见、舆论的客体——问题。自人类的群居开始, “公众”就实际以潜在的形式自然存在, 在现代社会新媒体的诞生和言论平台的增多使得公众的聚合性更强, 随时、随地、以任何形式。而意见的发生则与舆论领袖相关, 它是舆论领袖所表达的对某一事件进展的具体价值判断, 而民众对于受爱戴的人不容批评的心理机制容易让他们迅速形成一致意见, 如果问题又与公共利益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舆论就会以惊人之势发展、扩大。法律的形成则是众多问题、众多案例抽象集合, 由专家人士反复推敲研究然后审慎制定, 不存在一天一变, 速成的效果。

2. 从原则看, 舆论责任与司法原则的矛盾。

西方大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舆论是法律以外的法律。”公共舆论体现了多数人的利益。苏联哲学家科瓦利宗认为, 社会舆论“不仅包含了从道德观点对具体行为做出的评价, 而且包含依据这一意识形成的某种实际态度, 还包含表现出对善行的人或恶行的人所持态度的某种实际行动。”3]可见, 舆论本身就是社会群体对于社会现象所做出的集合式评价或价值表现。公共舆论的特性就赋予了其监督社会的责任, 当然也包括司法监督。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是舆论监督有力的社会。司法原则则具有极高的独立性, 它不同于行政监督, 虽说司法独立不排除来自其他方面的有关司法公正的监督, 但是, 确实对于公共舆论这个源头来说, 司法若不独立很难公正, 因为它牵扯到来自权力的压力。

3. 从出发点上看, 舆论重情与司法重理的矛盾。

“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 倒不如说, 尽管存在着理性, 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4]笔者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它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舆论对于情感的宽恕盖过了一切理性的思考, 正如“科学为我们许诺真理”, 法律为我们许诺理性, 舆论为我们许诺情感。药家鑫案中, 如果把孔庆东当作一个舆论领袖的话, 那么他无疑感染了民众的情绪, 掀起了民众的“复仇主义”。在与理性的交锋中, 情感永远不会失败, 法律、权力难以抗衡民意也许就在于此。很多时候, 一旦政府或法院做出了所谓“伤害民众感情的事情”, 那么它也就同时失去了民心。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曾说, 法院是否适用死刑, 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随即, 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就在其文章《公众的判断是滋养法官的泥土》中反驳道, 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不包括考虑人民群众的判断吗?可见如今为公众争取权利已是大势所趋。

4. 从结果上看, 舆论与司法追求效果的矛盾。

舆论以当下情况为依托, 其着眼点是解决即刻的、迫在眉睫的事情, 以期能达到公众的期待。而司法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公众的期待, 而是对从程序到结果的合法性, 公正性追求。司法审判无疑更长远、更稳妥。

(二) 舆论与司法的联系

舆论与司法虽然相互独立, 又在自然属性上相互区分。但是, 笔者相信二者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彼此制衡又可彼此成就。两者内部具有紧密的联系, 体现在:

1. 法律从根本上是民意的体现。

这一点从法律的诞生就可略知一二:法最早是习惯的来源, 所谓习惯法, 继而为防止权力部门过多的随意性, 遂有了制定法, 并随着阶级分化和生产力进步不断完善发展。过去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如今法律的制定则体现的是人民的利益, 所以它原本就是以照顾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情感而制定。“社会交往最基本的道德正义原则, 在任何社会中都必须被赋予强制力。这些道德原则的拘束力的增强, 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因此, 法律包含了这一部分道德。”[5]笔者认为, 实际上不存在“法不容情”, 因为法律判决的基本依据就是它制定出来的依据———全体人民的道德要求和情感诉求, 只是在情、理、法的交融中此消彼长的态势。

2. 司法与舆论根本目的相同。

司法与舆论都能促进社会进步, 不论民众的本意是什么或者他们是否意识到舆论的实际作用。社会的进步是法律与民意不断地摩擦融合, 相互渗透而产生的。每个时代的法律都将包容民意, 时代的重要的道德规则和民意是在日益融进法律, 促使法律修改和完善的。而法律对于舆论或民众的引导则是通过其强制力实现的, 在社会交往中规范着民众的行为, 在对案件的判决中提醒民众, 警醒社会。

三、“舆论审判”干预司法独立的解决方法

(一) 加强司法开放, 加强法律对民意的逆向引导

由上述分析可知, 司法与舆论不存在根本冲突只是相互力量之间的较量和此消彼长, 当舆论压过了法律时就形成了“舆论审判”。所以, 要防止媒介作为意见桥梁间接影响司法审判, 就应该加强立法公开、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行政处罚公开, 以保障公民对于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当信息透明时, 就不易形成谣言。正如王立军案, 媒体对内情猜测纷纷, 各种版本疯传网络。相关部门及时介入调查就会给舆论的漩涡一个疏导的机会。

我国目前虽然司法公开, 口号响亮, 但是, 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如对于立法公开, 有数据显示, 自1949年以来, 中国累计已通过法律450件 (包括法律的修订、修正) , 现行有效的法律为216部, 仅有11部法律在通过前向社会公开过法律草案并征求意见。同时, 民众参与讨论的热情普遍不高。

我国传媒在舆论与司法的交锋中更多地扮演的是民意的代言人或传声筒。这当然与其媒介立场和生存原则相关。但如果与此同时, 媒介能更多地肩负起传媒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 把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同步传达给民众, 那么对于舆论的理智化会有一定帮助。司法解释的开放也无疑会减少民众对于法律不公的疑虑和担忧。

(二) 以法承情, 制定《新闻法》

以法承情, 在这里是指《新闻法》的制定应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情感需求, 道德准绳。从新的案件中汲取其经验、教训, 使法律能够承载民意、不负众望。

党的十五大, 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法》, 有关新闻的官司依据党的文件的政策性规定和新闻职业道德规则来解决。但是, 无论如何仅靠媒介自律都难以保证秩序公正。《新闻法》如果能在百般的磨砺下最终出台, 它将不仅仅是规范媒体从业人员最好的准绳, 也将是保护媒介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最大的武器。

(三) 加强媒介自律, 提升职业道德

在“舆论审判”与司法独立的交锋中, 不得不说媒体从业人员在有意或无意地干涉司法审判。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于“舆论审判”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所以, 除了从法律和司法本身出发外, 相信规范媒体自身的行为就是防止舆论沸腾, 干涉司法的另一个源头了。毕竟, 民意作为群众这一大集合体的意见是很难从民众的角度控制的。

首先, 媒体应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媒体作为社会的瞭望者, 既不能直接“救世”, 也不能审判定夺。它们必须严格区分新闻审判和新闻监督之间的区别。媒体的角色自律意识应充分的体现在它们对报道分寸的把握上。新闻评论更应谨慎、理性, 在法律未做定夺之前, 不可妄下评判, 主观判决。殊不知, 大众媒体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很容易煽动民众情绪, 造成不良影响。不仅如此, 有调查显示, 受众对于“媒介审判”更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他们需要“媒体审判”, 这无疑对媒体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 媒体从业人员从思想上应树立积极、正确的心态。媒体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促使事件受到关注, 促进其进展和解决, 引导事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绝不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媒体利润。如今的许多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追求报道的社会影响力, 不惜用夸大事实, 煽动社会情绪的手段, 对司法机关的审判行为产生不利影响。昔日, 西方“黄色新闻”现在在中国依旧很有市场。如果媒体没有职业道德, 歪曲、夸大事实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 那么在此影响下的民众情绪是司法机关很难抵抗的。

最后, 媒体从业人员需提升法律素养。有时, 不当报道的出现并非有意为之, 记者是“无辜受害”。他们很可能在无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下, 卷入官司。这就需要媒体从业者自觉加强法律知识, 客观、公正、严谨地报道新闻, 脑中、笔下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分寸、理性二词。

新闻媒介的敢于和善于监督很大程度控制着司法和舆论的天枰, 促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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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23.

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篇6

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下, 参与受众数量与探究反思精神被无限放大, 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激烈反应促使社会对公正司法的关注度与企盼日益强烈。任意意见领袖所营造出的舆论效果更容易受到其他海量参与者的认真对待, 任何的发现与思虑、愤怒或决绝, 都可能诱发一场舆论风暴。因此, 越来越多的普通案件, 在经过新媒体舆论的发酵后, 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事件”“热点事件”;而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则通过或希望通过新媒体带来的舆论效果, 放大自己的能量, 直接或间接实现对司法的引导。在新媒体时代所引发的社会舆论环境下, 正确认识舆论与司法之间的能动关系, 审慎发挥新媒体舆论对公正司法的促进作用, 是本文阐述的核心问题。

一、新媒体舆论的内涵及特征

新媒体舆论, 是指在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上传播的公众对焦点问题所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意见或言论, 亦是实现民意借助于新媒体的表达。新媒体舆论具有主体的匿名性与广泛性、议题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传播的无界性与速成性、意见的难控性与极化性等特征。

在新媒体舆论环境中, 由于舆论的参与主体绝大多数处于匿名状态, 这种掩盖真实身份的言论自由让大多数人得到释放, 其言论意见由于隐名表述也更容易受到其他参与者的认真对待, 而这些也吸引着海量的受众群体加入新媒体舆论的言论平台, 使其成为民意的发声器。而通过新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以及即时互动性技术, 新媒体舆论平台在充满开放自由议题的同时又具有即时的互动性讨论, 这也使舆论传播的过程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和完整。而得益于新媒体传播上的优势, 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轻易地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 极大地缩减了新媒体舆论的形成周期, 也让掣肘传统舆论的天然地域性障碍不复存在, 各种意见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汇集互动, 瞬间形成大面积的新媒体舆论。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 由于新媒体舆论参与匿名、议题开放、传播迅速, 在民众真实表达合理意愿与诉求的同时, 也会有人把新媒体话语平台作为发泄情绪的场所, 形成情绪舆论。而这些非理性、消极性的情绪舆论又很容易借助新媒体而呈现感染性、扩散性特点。受“沉默的螺旋” (1) 理论影响, 一些带有煽动性的情绪舆论极易导致群体认同, 甚至呈现“一边倒”的舆论态势。而在一人一ID的“等价”对话中, 少数理性的声音必然淹没在激情的众声喧哗里[1]。而这也导致一些意见领袖往往在态度上越发偏激, 话语权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端, 使新媒体舆论呈现出意见的难控性与极化性特征。

二、博弈——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的冲突

人们相信, 知情的民意是具有庞大力量的武器——事实上, 它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2]。然而, 由于司法与新媒体舆论对正义的追求与理解不尽相同, 一旦出现差异, 汹涌的新媒体舆论极有可能在瞬间便以一种近乎铺天盖地似的方式对司法活动产生干涉, 影响司法独立性与权威性, 冲击司法理性。况且这种如潮般的新媒体舆论是否就代表了民意, 这股巨大的舆论力量是否就是正义的选择还是个未知数。

(一) 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冲突的原因

新媒体舆论与司法在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再借由新媒体无限放大, 促生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间的矛盾与冲突。稍不留神, 新媒体舆论便会对司法跨界一击。

1. 新媒体舆论的泛道德倾向。

在法治社会中, 司法活动是具有极强严肃性与专业性的过程, 同时注重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逻辑推理能力, 对其公正与否的评价只能是法意本身。司法认定需要经过专业的诉讼过程, 由专门的司法机关通过独立封闭的调查取证过程,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做出权威性的事实认定以及公正判决, 以此追求法律上的公正。而新媒体舆论的参与者广泛, 开放态度又使其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平民化非专业化特点显著, 这就使得新媒体舆论的众多参与者更多情况下从朴素的道德观角度出发评价司法问题, 追求一种粗略的道德上的公正。而参与者对个别司法案件的评价前提有时甚至是片面、破碎的案件信息, 这就更容易诱发民众做出缺乏理性与专业角度的泛道德性评价。当激愤的情绪淹没了理性的思考, 道德的判断代替了法律的分析[3], 司法的独立性以及法律的理性价值追求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

2. 新媒体舆论的失真民意表达。

新媒体舆论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质, 使任何参与者都可以随意发表言论, 而一旦言论不实、信息虚化、妄议司法, 则很容易诱导不明真相的其他参与者做出错误与非理性的判断。而传播上的无界性与速成性, 又能使任何诱发民众兴趣的议题瞬间成为新媒体舆论的聚焦热点。由新媒体舆论意见的极化性特质决定, 部分舆论的参与者为了成为意见领袖, 其必然存在非理性、偏激甚至攻击性的言论, 而这种意见一旦找到受众群体, 必然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 这种被裹挟的失真民意表达, 将严重削弱司法威严, 使其成为“义愤填膺”后的牺牲品。

3.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

在论罢新媒体舆论与司法在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后,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同样不可回避地成为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冲突的另一重要诱因。由于司法不公的个案存在, 个人或小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极易通过“晕轮效应” (1) 再借由新媒体舆论被无限放大。小部分个体受到的司法不公待遇, 在新媒体舆论中极易引起其他参与群体的围观, 这种被放大后的负面情绪会极大降低司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对司法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效果。而司法审判过程的不及时公开, 案件程序的不透明处理, 会进一步加大民众的信息不畅, 以及对司法结论的怀疑揣测, 诱发民众从只言片语或虚构杜撰的事实中催生更加不利于公正司法的新媒体舆论。

(二) 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冲突的表象

1. 新媒体舆论侵蚀司法独立性。

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本理念之一, 司法机关应当专有、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而不应受到包括政治、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干扰和影响。而在新媒体时代, 往往对某一个案形成铺天盖地的舆论热潮, 新媒体舆论的参与者们用朴素的善恶观和正义观随意发表言论, 评价司法, 殊不知其激愤的“道德审判”可能已经背离法律本意, 而这种大势之下的舆论压力往往又使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者束手束脚, 一旦司法结论 (或判决) “违背”了舆论意见, 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者便立刻成为新媒体舆论漩涡的中心, 引发无限的遐想与揣测。这种“大势所趋”极大地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

2. 新媒体舆论挑战司法权威性。

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之间的矛盾还体现在对司法权威性的挑战。当某起个案在新媒体舆论中成为热点问题后, 巨大的社会公意合流立刻就将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推向了社会。在压力之下, 司法人员的理性思维和独立判断受到影响, 为了求得社会的赞同, 片面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 他们会刻意行使甚至滥用司法裁量权, 不断地改进和矫正自己的行为, 以期与社会赞同的评价体系相一致, 从而使得司法裁判向舆论趋同。[4]甚至在司法机关已经做出某些终局性裁判后, 矛头所向的可怕舆论洪流仍然会使司法机关不堪重负, 被迫改变裁判结果, 以期符合主流媒体意见的要求。但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 向着每个方向飞舞, 然后又落在地上……盲目地顺应则无一例外地等于是在悬崖边上行走, 不定哪天必然会跌入深渊”[5]。这些迫于压力, 顺应“民意”而做出的司法裁判, 看似符合了大众的预期, 但实则伤害的是司法的权威性。一旦当激愤的情绪淹没理智的高地, 道德的审判取代法律的评价, 成为殉葬品的就只能是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权威。而失去了尊重与信赖的司法也会逐渐丧失社会认同的基础。

三、和谐——新媒体舆论对实现公正司法的正向价值

尽管司法个案所引发的新媒体舆论来势汹汹, 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二者在个案上的分歧, 就将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之间的关系妖魔化。民主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 而舆论自由与公正司法也正是二者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在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不可否认的是理性的司法与良性的舆论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核心价值。

(一) 新媒体舆论与公正司法均蕴含对正义的追求

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在我们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 正义也在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司法追求社会的法律正义, 以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形式保护所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它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以权威的规则性调整社会关系, 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新媒体舆论则追求社会的道德正义, 借由新媒体平台, 良性的言论可以通过较大的辐射面和影响力激发公众内心的道德标准并以此来评判是非善恶, 它沸腾着人性的光彩, 以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着民众的内心选择。虽然二者有着不同的内涵以及实现正义的不同方式, 但公正司法中所蕴含着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使二者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充满交叉点。可以说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是理性的司法与良性的新媒体舆论共同追逐的理想, 二者同为构建社会正义体系中不可缺失的中坚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诉求与呼声纷繁复杂, 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新媒体舆论的主流观点都表达出揭露事实真相、捍卫社会正义的合理企盼。在新媒体舆论的聚焦下, 这种对社会正义的共同追求, 必然使良性的舆论监督环境规范司法行为, 推动司法公正。而要想使新媒体舆论真正成为公正司法的助力, 单纯期待舆论自身“发乎于情, 止呼于礼”似的克制则无异于异想天开, 司法机关也必然要以更透明、更公开、更诚恳的方式向社会展现其公信度, 引新媒体舆论为助力, 减少司法活动被政治权力、人情因素非法干涉的可能, 从而大大提升司法独立性, 确保司法权威性。

(二) 新媒体舆论应是规范司法行为的监督手段

早在18世纪, 伟大的孟德斯鸠就曾经告诫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6]。为了保证司法权始终运行在追求正义的正确轨道上, 就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汇集巨大社会力量的新媒体舆论, 因其自身特征, 一旦被正确引导为舆论监督的中坚力量, 保持客观、理性、适度的态度,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观点, 势必发挥其他社会监督手段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构建法治社会任重道远, 无法否认的是, 在现阶段条件下司法不公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而司法腐败更是一个让国人无法回避的遗憾。许多司法工作者由于自身职业道德的缺失或受困于政治压力、经济因素等外界干预, 人为破坏法律公正。而即便是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 司法工作人员也会因自身能力水平、专业知识覆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造成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如果新媒体舆论能够客观、理性、适度地发挥其舆论监督的作用, 凭借其无孔不入的态势, 司法腐败行为一旦被新媒体曝光, 便会立即引发新媒体舆论的热议, 受到全社会的鄙夷与唾弃。正是这种巨大的威慑力, 使心有邪念者不敢以身试法。而这种客观、理性、适度的介入, 也会督促司法工作者不断强化自身专业素质、提升办案水准、完善司法程序, 以降低司法武断性的可能。同时新媒体舆论对已生效司法裁决做出的理性、客观、适度的社会评价, 往往也会矫正司法偏差, 引发司法救济程序,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司法体制的缺陷。在理性的正向引导之下, 新媒体舆论必将发挥其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成长为一支为正义呐喊的生力军。

(三) 新媒体舆论应是促进司法公开的有利途径

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 司法的公正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贝卡里亚曾说过:“审判应当公开, 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 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的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权力和欲望;这样, 人民就会说,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受到保护。”[7]我们要让新媒体舆论成为助推公正司法的助力, 就必须要对其进行正向的价值引导, 使其以客观、理性、适度的方式介入司法领域。及时、适当地进行司法公开, 让新媒体舆论看到司法的诚意, 对正确引导新媒体舆论的方向有着重要的作用。新媒体舆论对社会热点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任何司法程序上或实体上的瑕疵借由新媒体舆论的发酵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当公众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时, 管中窥豹必然滋生揣测与猜忌, 而虚无的推断与非理性的判断就会随之生长, 毕竟“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在新媒体舆论时代, 司法机关应当抱有诚恳的态度, 主动对公众进行真实、即时、合理、适度的司法公开, 增强司法过程与结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使公众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理性、客观地发表言论, 形成对公正司法的正向推动。现阶段, 全国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已经借助互联网加强了对司法案件程序性信息、实体性信息以及司法裁判结果的公开力度。这种主动公开并接受监督的态度, 将司法活动尽可能地置于阳光之下,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暗箱操作, 抑制了司法腐败, 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 巩固了司法的权威, 保证了司法的公正。

(四) 新媒体舆论应是保障司法独立的良性助剂

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丧失了监督与制约的司法必然偏离追求公正的路径。如前文所述, 新媒体舆论在司法个案中引发的民主舆论热潮, 在一定程度上撩动了司法工作者的思绪。但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中国民主化、法治化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网络司法公案问题的解决必定不能违背这样的历史潮流。[8]既然新媒体舆论已经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组成部分, 促进司法公正, 那么其同样可以成为保障司法独立性地位的良性助剂。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和制度设计来看, 在司改尚未取得成效前, 司法的独立性地位还无从谈起。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 会让司法活动经常受到某些来自行政机关或其他权力部门的干扰, 尚且不论这些干扰的初衷为何, 这种干扰本身已经侵害了司法的独立性, 让司法的结论显得不太“单纯”。而在新媒体舆论的监督下以及借由新媒体得到促进的司法公开, 使司法活动的程序与结果都能更加清楚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民主对公权力的有效制衡, 大大降低了司法被权力粗暴干涉的可能性, 同时也增强了司法人员抵御干涉的信心与能量, 提升了司法的独立性与公信力。

(五) 新媒体舆论应是沟通司法与民意的互动桥梁

司法在保持法律思维模式与价值取舍的前提条件下, 也应当充分尊重民意, 听取民意。如果司法总是不断地挑战公众道德标准, 并且背离大众的情感预测, 那这种司法就无法得到民众的信任。由于司法本身就是经过民主程序集中后的民意体现 (立法) , 因此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发展变化, 追求司法与民意的统一都应当是和谐社会的目标。司法与民意的背离, 有时并不是司法所追求的价值或理性的思维模式超出了民众的预期, 而是由巨大的社会变化与法律僵化滞后之间存在的反差形成, 往往新媒体舆论对个案的热议所带来的结果是对法律本身的能动性调整。这种差异不能责怪司法本身, 但却要求司法机关以开放的心态, 借助新媒体舆论吸纳善意理性的民意, 能动地推进司法公正, 树立司法威信。而对于明显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猜忌, 司法工作者则要以坚定的态度排除干扰, 保证司法公正。“法官赢得尊重是因为他们与政治隔离开来, 并参与了与公众特殊形式的对话之中。法官被要求倾听那些他们所可能忽视的社会不公, 为他们自己的判断承担个人责任, 在公众理性所能接受的基础上证明判决的正当性。这些是法官魅力的源泉”。[9]同样, 也是司法魅力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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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篇7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 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 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这三大公民权利而派生的一种监督行为, 在实践中通过媒介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也是落实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的体现。

舆论监督作为制约司法的手段之一具有其独特的特征,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众所周知, 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 其受众具有很高程度的广泛性和公开性, 新闻媒体能够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所接触到。其次, 舆论监督具有其独特的引导性, 它能够直接反应民意, 并且监督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评价。再次, 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虽然舆论监督能够反应民众所想与所求, 但是在现阶段, 舆论监督受利益与道德等因素的驱使, 而对社会各方面, 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舆论监督具有如上的几个特点, 导致了它对于司法公正的两方面影响, 首先是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 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 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冲突, 因此司法机关责任重大, 能否做到公正司法,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的舆论监督形式, 其对于司法公正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舆论监督使司法权的运作趋于透明、公开, 促使其沿着法制的轨道正常运行, 使司法公正真正得以实现。同时, 舆论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社会中,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 要防止这种行为, 就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实践证明, 仅仅靠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职能机构相互制约和监督还不足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因而有人将新闻舆论的影响推向监督层面, 并比之为“第四权力”。新闻自由的一项有效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 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并对公众权力实施者进行监督。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所当然应能纳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内, 并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舆论监督不仅在程序上可以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 而且可以在实体上防止裁判不公, 成为防止司法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当代社会, 舆论监督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 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公民旁听, 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 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 其司法运作过程与结果, 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 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公允和翔实报道, 将法庭与社会连结起来, 进而使司法活动置于大众监督之下, 避免了“暗箱操作”, 以公开促公平, 以公平保公正。舆论监督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在司法程序中, 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 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身份出现的, 他常常被与社会隔离开来, 要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心声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新闻媒体以社会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司法活动, 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的保证。由此可见, 就从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 媒体监督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 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舆论监督虽然对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新闻舆论监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舆论监督得当, 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 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必须有权威性,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权威可言, 那么司法公正将不可能实现。新闻媒体往往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 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 而不适当进行正面的报道, 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大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最终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第二, 新闻舆论监督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 新闻媒体经常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 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三, 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我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 具有不平衡性, 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第四, 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新闻媒体通常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 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 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 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 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 而将法律问题隐蔽化, 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从而造成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 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应立足国情, 找到二者作用的平衡点。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 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传媒同时要追求经济利益, 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也要受到监督, 任何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 一旦没有监督, 就可能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首先, 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起码的权威性, 那么司法公正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新闻媒体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 避免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其次, 要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程序的时间是否恰当, 直接关系到审判机关的公正审判, 因此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保障。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 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 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 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 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 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再次, 新闻媒体不能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新闻舆论监督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媒介审判是指媒体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判决之时, 以自己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对案件进行评判, 作出有倾向性的报道。媒介审判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而且可能会引导公众对案件进行错误的认识, 进而影响司法的判决, 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在案件的审判结束之前所作的倾向性报道不仅是越权的, 而且是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的。因此, 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媒体的行为, 避免其滥用监督权, 进行“媒介审判”。

在对舆论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 我们应该适时改革司法, 避免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 减少司法工作人员对外界的依赖。我国处于法制建设的初期阶段, 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还不够高, 他们在审判的时候, 由于专业素质不高, 以致于其底气不足, 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 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 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因此,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 自觉抵制外界对审判工作的不良影响, 真正做到依法审判, 维护司法公正。与此同时, 我们要同步构建起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现代社会既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 又要保证司法公正, 要兼顾二者, 那就要加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交流, 这就需要构建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司法机关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 司法机关应该通报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进展以及可报道的程度、范围等等, 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又可以防止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 以便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当今社会实现公正的两大重要手段, 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弱化、避免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二者博弈中寻求和谐共处、基本平衡与良性互动, 才能更好地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维护司法公正, 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

摘要：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公正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能否运用新闻媒体等监督工具对司法公正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是国内司法界与新闻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对民意有重要引导作用的新闻媒体应当与司法公正达到平衡, 而不应受太多的道德等其他因素影响。新闻等舆论应该客观地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以尊重司法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影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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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8

网络条件下舆论形成的特点

当前网络条件下舆论监督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未呈现加剧的趋势。这是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让普通百姓“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 进而也让普通百姓获得了更多“参政议政”权。在网络世界中, 没有谁是权威,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 这使得传统媒体条件下信息的把关者不复存在, 民意表达更加直接、畅通和高效。通常情况下, 一个事件在网络上被曝光之后, 网民的热烈讨论引发主流媒体的关注, 由于主流媒体的介入从而又促成了在网络上形成更大的民意, 这种网络条件下的舆论形成得非常迅速且带有极强的情绪感染。网络条件下普通公民参与舆论监督的比例提高了, 网络的多媒体融合、多信道特征使监督批评获得了充分的信息;网络把问题“聚焦”、“放大”, 有利于凸显问题;加之网民的数量优势使批评意见很容易从分散到聚合, 并上升为民意, 因而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效果比传统媒体更强, 也因此引发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更为剧烈的矛盾冲突。

网络条件下形成的舆论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即网民为了某种相同或类似的目的, 自发地、无组织地利用网络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的信息, 制造舆论、发泄不满或发表评论, 以达到轰动效应或实现某一诉求。与此同时, 对于网络舆论的参与者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和监督, 而一般大众对某一事物的评判也往往凭借他人提供的信息或材料, 这时候, 激愤的情绪往往淹没了理性的思考, 道德的判断往往代替了法律的分析, 惩罚的愿望往往压倒正当程序的要求。

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发生了改变。传统媒体条件下, 议程设置是自上而下,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却出现了明显的由下向上的特点。网民自发组织起来在网络上将其中一些事件设置成“议程”, 从而引发社会公众和主流媒体的关注。

可以说网络条件下, 任何消极的、不负责任的、难以体现政府公信的东西都逃避不了公众舆论的监督与过滤。但是, 舆论监督毕竟只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权力, 在现代社会中, 舆论体现着民主的力量, 而司法在法治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舆论监督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还需要司法的强制力来加以维护。正是由于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形成有了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特点, 舆论监督与司法的互动才出现了新局面。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

舆论监督说到底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传统媒介条件下, 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 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 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 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 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因此司法追求的公正与传媒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合法性根据, 很难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网络媒体条件下, 舆论监督的范围和力度都有所扩大。信息传播出现自下而上的现象, 传统意义上的消息封锁不再可行。有学者指出, 作为社会主流信息的提供者, 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信源开放度不高;二是信道畅通度不高;三是信息的保真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舆论监督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网络舆论的力量使得司法过程公开透明度大大增强, 司法权力机关在处理任何一个案件时都更加小心谨慎秉公处理, 以免引发舆论风波, 对司法的公正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正常的程序来说, 舆论最终只能通过影响权力机关的决策才能实现对司法的影响。就目前的情况看, 在有些事件的网络舆论中, 尽管某些网络言论的观点是客观的、真实的, 对事件的发展、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更多的是情绪化的、偏激的, 这使得传统媒体条件下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仍然存在并有扩大的倾向。网络条件下的舆论传播, 参与传播的个体都是以一种虚拟的身份出现的, 这就使得随意使用定性词汇, 以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 从而给审理案件的相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造成极大的压力, 形成更为强大的“媒体审判”。

此外, 对网络的舆论信息进行把关的人通常是“网络论坛中的版主、BBS社区中的站长、聊天室中的网管, 实际上是网络环境中有别于普通网民的特权人” (2) , 而传统媒体条件下的把关是一个系列的过程, 在网络条件下这种把关很可能演变成为个人的行为, 那么由谁来监督这些把关人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 互联网本来就是为公众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话语平台, 舆论监督依靠的就是民意, 民意表达受阻, 对司法的监督自然也就会有问题。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如何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两种基本权利, 二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 本来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二者之间之所以产生冲突, 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从舆论监督方面来看, 重要的是进行合理的引导, 这种引导应是软性的、科学的和适当的。在网络媒体条件下, 可以在门户网站引导舆论向理性的方向发展, 及时展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 同时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从司法机关方面来看, 网络舆论所反映的民情民意已是司法工作中不可回避的内容。虽然舆论形成与作用过程有了新的变化, 但只要司法工作真正将公平、公正、公开落到了实处, 让公众看个清楚, 公众没有疑问自然没有猜测, 没有猜测就能避免许多问题。所以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矛盾的解决, 归根到底还在司法这里。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并不彻底,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地方各级人大、党委、政府管理着法院的人、财、物, 往往习惯于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施加影响, 一些案件得不到公正处理, 与其说是因为舆论监督不够, 不如说是因为司法机关独立性不够。正如美国大法官Frankfufter所说:“表达自由在价值上并不具有压倒公平审判的重要性。法院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堡垒, 为了在审判中不陷入原始情感的冲动和压力的沼泽中, 它应该获得各种保障以便审判过程不偏离合理的轨道。”要解决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 归根结底, 最根本的办法要放在改进、完善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 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因此, 在我国法治建设并不完备的当下, 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似乎更为重要。

如今,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虽然已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 但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 还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营造“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的良好氛围, 从根本上说, 唯有从制度上真正落实司法独立, 舆论与司法的彼此信任和尊重才会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 如何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 舆论监督则担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

结语

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 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 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 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 协助实现这种公正。正如李尚公先生所言:“真正独立的司法根本不担心传媒的干扰, 正像它不担心社会势力的干扰一样;真正自由的传媒也不会损害司法独立, 因为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的——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 只有‘唯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鉴于我们的司法和传媒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双方应该互相支持:司法要维护传媒自由, 传媒也应该帮助司法摆脱一些羁绊。” (3) 诚然,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显示出了传统媒介条件下不具有的优势, 相信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将更趋于理性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王颖、王军:《浅析互联网信息时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以“杭州飙车肇事案”为例》,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 id=6215

[2].陈力丹:《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http://www.xici.net/b181916/d8449486.htm

[3].郑曙光:《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价值取向》, http://www.xzlawyer.cn/news/show.asp id=2007

[4].侯键:《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 id=37004

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探析 篇9

1 网络舆论监督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和对司法公正的推动作用

舆论是指公众依据其内心的信仰和道德标准, 对某一社会现象社会上有争议的话题所做的自发性评价。网络舆论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从广义上讲, 所谓舆论监督是指一定社会群体 (公众) 对社会现实普遍的、共同的意见, 其实质是代表公众的意志对社会现实做出强有力的主动回应, 因而在实施社会监督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在狭义上讲, 舆论监督可以视为新闻媒体监督。社会实践表明, 舆论监督往往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优势, 以公开的方式反映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某一社会事件或某一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 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媒体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近年来, 从华南虎事件、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及刚刚过去的“我爸是李刚”案件中, 我们看到网络舆论监督以其高效灵活的方式推进这事态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舆论这一工具来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2 更多的普通公众能通过网络舆论行使监督权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监督的作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确认“舆论监督”这个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 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 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反对官僚主义, 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其后, 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均提到了舆论监督, 把舆论监督提到了历史性的高度。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其中, 网民的普遍参与促使网络舆论成为公众的又一“眼睛”, 监督主体范围的扩大是社会不同阶层参与其中, 相比报纸、电视及广播等传统媒体, 互联网这个平台使得信息发布具有成本低、广泛散发、迅速及时等特点, 所有的互联网使用者都可以第一时间将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放到网络之上, 网络舆论以其高效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使更多的公众拥有话语权, 普通公众通过网络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 大大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

3 良好的网络舆论使司法更加公开透明

网络舆论背后折射的是公众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对弱者寄予同情, 对狂妄者加以鞭笞, 体现出公众对社会低层人群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愤慨, 对“官二代”、“富二代”依仗“钱”、“权”践踏他人尊严、视生命为草芥的愤怒。网络为公众发表舆论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平台, 新闻跟帖、论坛发帖及个人博客等使网络舆论的发布有着多种渠道, 网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揭露社会种种不良现象, 尤其是官员的腐败行为。网络舆论使监督权重新回归于普通民众, 普通群众的舆论增强了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 司法案件往往能得到普遍的关注, 使司法机关的行为得以有效监督, 使司法更加公开和透明, 促使司法公正, 促进社会公权力的合法行使。

3.1 网络舆论监督现状

网络舆论监督虽然有其自身的许多优势, 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但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现状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格局正经历着重大调整, 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逐渐拉大, 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现, 复杂、多样化纠纷大量发生。尤为值得反思的是1979年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未惠及所有群体, 一些社会阶层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 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和利益, 从而导致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的急躁和对立。这样的事实使得网络舆论中非理性舆论大量存在, 网络匿名制使得公众发表言论的随意性增加, 甚至使得网络成为宣泄自我的平台。各种消极低俗甚至反动的言论到处可见, 非理性舆论以其强烈的情绪性和广泛的煽动性对网络环境和网络舆论监督产生着极其恶劣的影响, 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网络制造谣言, 对他人进行攻击, 对政府进行诋毁, 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和网络舆论监督的有效性, 社会公共事件往往因为网络的推波助澜愈演愈烈。

3.2 不当的网络舆论影响着司法的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当出现在社会中有影响力的案件时, 网络舆论“一边倒”的现象经常出现, 舆论引导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 造成网络舆论监督成为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障碍,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司法机关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一旦遭到破坏, 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也会遭到损害, 司法公正不应受社会舆论的干预和影响, 更不能受舆论的摆布, 不当的网络言论特别是当出现“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时网络舆论对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带有倾向性的舆论势必会影响到司法的独立, 由此可见网络舆论监督并不是万能的, 把握不当对司法公正还会产生及其消极的影响。

3.3 解决网络舆论监督弊端的途径和方法

(1) 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 为网络舆论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良好的网络舆论监督环境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的保障, 目前我国虽然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管理规定》等与互联网管理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在规范网络言论方面还显得不够健全和完善, 不能为网络言论的管理提供全面行之有效的法律依据。因此, 针对当前网络舆论监督的诸多弊端和问题, 尽快制定和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才能使网络舆论监督工作真正有法可依。

(2) 网络媒体应对案件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 以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方向。媒体应该反映百姓呼声, 但这绝不应该影响到司法独立, 因为审判必须忠于法律。在民情与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 媒体推波助澜、过度渲染, 是不妥当的, 应当引导网民要相信法律, 尊重司法独立, 维护裁判的权威性。网络媒体对具体案件的报道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在考虑案件新闻价值的同时更要注重其社会效益, 以特别注意在描绘案件事实上的如实性, 避免添加过多的主观评价, 造成错误的舆论导向, 不能为追求其轰动效应和应和读者猎奇心理的需要而不加选择不讲方式的报道, 否则很容易错误的引导舆论方向, 对网络舆论监督造成负面影响。网络舆论可以关注司法, 但一定不能干预司法, 更不能代替司法搞舆论审判。如果网络或相关媒体言论过于强权, 或者以真理自居, 或者煽动民意, 对司法施加压力, 都有可能造成案件实际上是由媒体判决的结果, 则严重侵犯和干扰了司法独立原则。

(3) 司法机关应学会积极主动接受网络舆论监督, 抢占网络舆论的先机。很多情况下, 往往是麻木引发不满, 拖怠造成被动, 使得网民不满情绪爆发。法院应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及时发布报道, 消息的及时性越强, 越能引起受众的注意, 在网民的第一观念尚未形成之际, 设置正确的议题引导舆论方向, 及时矫正网络舆论出现的偏向, 引导网民进行理性思考。司法机关在办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时, 应自觉接受网络舆论的监督, 充分满足公众对案件的知情权, 司法机关应提供便捷的信息流通渠道, 在发生社会公众事件时, 及时发布远见相关的信息, 及时正确的引导网络舆论, 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网络舆论的质疑。通过网络让公众及时了解案件进程和事实真相, 这样不仅有利于司法的公开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更能及时消除公众对案件的合理怀疑, 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避免因个别案件引发社会公共事件。

(4) 实行网络实名制, 准确甄别网络民意。虽然我国网民数高达3.6亿, 位居世界第一, 但我国互联网发展极不均衡, 还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区域、城乡等差异。据统计, 我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 超过网民总数的2/3;网络普及率最高的北京, 是安徽、贵州等省份普及率的5倍;9亿农民中只有不到1亿的网民, 占全国网民的28%。显而易见, 网民结构的年轻化且大多分布在发达地区和城市, 使得网络舆论监督主体的代表性还很不够。网络实名制是防止网络发表虚假言论、恶意言论等不负责任言论的重要方式, 但网络实名制一直受到干预言论自由的质疑。网络民意筛选可以把那些重复信息、不相关的信息和有害信息进行排除, 但却无法对那些与立法相关的网络民意是否真实或是否代表民意进行甄别。因此, 还需要建议一个网络民意的甄别机制。网络民意的甄别机制需要通过技术分析才能实现, 通过技术可以对网络民意真实性和代表性进行甄别, 当然这种甄别还需要网络实名制的辅助。开展网络言论教育工作, 提高网民的素质。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 网络表达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社会公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利。加强网络道德建设, 提高网民的整体素质, 促使网民以冷静的头脑应对网络信息和非理性言论。谣言止于智者。因为凡是谣言, 总是破绽百出, 智者凭常识往往可以瞧出破绽。常识是识破谣言的有效工具。保持常识, 人人可以成为智者, 人人可以识破谣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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