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党风建设

舆论监督与党风建设（共7篇）

舆论监督与党风建设 篇1

193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创办的《红色中华》, 是中央苏区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该报一向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 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中即开宗明义地点明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 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 “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 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 (1) , 为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党内教育作出了应有贡献。本文拟以《红色中华》为例, 考察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 阐释舆论监督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

坚持正确导向, 服务于反腐败运动大局

尽管中央苏区政府建立后厉行节约清廉, 但腐败现象仍未绝迹。 (2) 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 直接影响到苏维埃政府的威信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 确保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 从1932年1月开始, 中央苏区逐步展开了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反腐斗争。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红色中华》, 在这场斗争中, 自始至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旗帜鲜明, 紧密服务于中央的部署和安排, 坚持群众路线, 大造反对腐败的舆论氛围, 坚持及时报道党的政策和反腐斗争成果, 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在反腐倡廉中的鼓动和监督作用。

一是积极发动群众。逐期翻看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 如同翻看这场斗争的大事记、政策汇编与解读, 以及反腐策略与经验。比如, 1932年3月2日, 该报发表了项英撰写的《反对浪费, 严惩贪污》的文章, 指出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 后方“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 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 “这个时候, 谁要是浪费一文钱, 都是罪恶, 若是随意浪费, 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 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 简直是反革命”。文章号召“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 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 很好地发动了群众。

二是大力营造氛围。《红色中华》先后以社论、评论、消息、通讯、杂文、漫画等形式, 号召苏区广大人民反对贪污浪费, 倡导切实可行的节省运动, 提出了“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等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在第131期发表了《本报号召全苏区革命群众实践六项节省规约》, 即每天节省一个铜板, 不进馆子不吃小食, 节省办公费用百分之三十, 普遍建立节省箱, 每伙食单位建一个菜园, 残酷地开展向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同时, 《红色中华》还经常表扬先进、鞭策后进, 使节省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蔚然成风。如1934年1月4日, 发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工农检察部出台的《怎样检举贪污浪费》。3月13日, 《红色中华》发出了“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倡议, 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响应。

三是突出监督主题。《红色中华》在版次编排和版面使用上突出反腐倡廉主题, 或安排头版头条, 或动用多个版面发表重要文章。如第168期共有10个版, 其中7个版涉及反腐内容, 由项英撰写的《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的重头文章则发了6个版。《红色中华》还特别注意走群众路线, 发挥舆论媒介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耳目特点, 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 广闻博采, 尤其是注意由小见大, “注意查察, 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 常常能从小的事件查出大的问题来, 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浪费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 (3) 。可以说, 中央苏区这次反腐斗争能取得显著成效, 和《红色中华》的参与、宣传、鼓动和推动密不可分。

激浊扬清,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红色中华》用各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在中央苏区党员干部中开展廉洁从政教育,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概括地说, 主要表现为:

一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为了用先进的理论、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 《红色中华》除了经常刊发中央领导人的言论外, 还刊发了大量有深度、有高度的社论、评论、杂文, 引导苏区各级党组织普遍注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号召大家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树立为人类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思想。《红色中华》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配合着党的其他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使多数党员干部澄清了认识, 提高了觉悟, 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教育。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教育, 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红色中华》开办了《红报》、《黑报》、《反贪污浪费》、《铁锤》、《铁棍》、《铁锥》、《铁帚》等栏目。其中, 《红报》等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报》等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专门披露贪污浪费事件, 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 这些措施对于伸张正义, 抑制邪气, 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为使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常态化、持久化, 《红色中华》自创刊就高度注重发布党和政府的文告、训令、指示、文件, 对于法令的宣传教育十分突出, 并形成显著的特色。1932年上半年, 刊登了如《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14号训令等大量文件, 揭示了腐败行为的表现、危害, 阐明了反腐败的意义, 表达了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决心。12月5日, 发布了“关于检举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 详细规定了各级工农检察部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的有关事项, 明确了领导关系, 确定了编制人数等。 (4) 1933年12月15日, 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学法、知法、守法, 《红色中华》还开辟了《法令的解释》等专栏, 就相关问题回答读者的来信。此外, 《红色中华》还坚持用大量篇幅刊登各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判决结果, 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法制意识。

四是搭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平台。《红色中华》创刊后, 一直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 而且主张批评不讲情面, 公开指名道姓。同时, 也拿出版面供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做自我批评。如《红色中华》第101期登载红军某医院欧阳义的自我批评, 文中欧阳义公开检讨了自己“自私自利”, “贪污 (重领) 抚恤金十五元, 从慰问品中私取毛衣一件、牛乳两小瓶”等行为。倘若批评与事实有出入, 《红色中华》允许当事人辩解, 并予以澄清事实。如第134期刊登群众来信, 揭发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雩都巡视工作时偷骡子卖钱, “回来就与那些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 后经调查此事“完全不是事实”, 于是《红色中华》第135期专门刊发了“重要更正”。

有的放矢, 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功能

为配合和推动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工作, 《红色中华》先后用多种形式报道、剖析了一系列典型案例, 不仅教育了犯错误者, 批判和打击了歪风邪气, 更教育和警示了全党。比如, 中央苏区政府的大礼堂等“六大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的左祥云贪污案 (涉及此案的还有总务厅长赵宝成、管理处长徐毅、事务股长管永才、运输司务长刘兆山等4人) , 被称为“于都事件”的于都县苏区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腐败案, 谢开松贪污案, 钟圣谅、钟铁青贪污腐败案, 吴泽元腐败案等大案要案, 《红色中华》不仅及时报道了其案情和处理结果, 有的还配发了中央苏区领导人撰写的评论, 使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都受到了教育, 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同时也彰显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 增强了法纪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在及时报道反腐斗争中发生的大案要案的同时, 《红色中华》还通过发布公告等形式, 定期公布反腐成果, 并用杂文、漫画等体裁揭露形形色色的贪污腐化行为。

《红色中华》在发挥舆论监督职能时, 经常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 并一追到底, 引导相关部门正视问题、克服错误, 使舆论监督真正成为权力组织改正错误的武器。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初期, 不少机构都较严重地存在各自为政、自由散漫的现象。为了加强中央领导, 维护政令畅通, 《红色中华》于1932年2月10日有针对性地发表柏台《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的文章, 指出:“就政权的隶属上说, 下级政府应绝对服从上级政府。”24日, 发表项英撰写的《实行工作检查》的社论, 再次批评这种不良现象, 指出:“在将近三个月以来, 各地对于中央政府一切训令、通令、决议等的执行, 那是非常令人不满。”3月2日, 《红色中华》又特意转载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 严厉指责:“有许多地方政府, 没有照着法令切实执行, 或者是执行得极不充分, 甚至有忽视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的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这对目前革命斗争的领导极有妨碍, 是苏维埃政权之下所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这组文章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 推动了工作的改进。

正面引导, 丰富舆论监督的内涵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 “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 既是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 同时又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 那种认为“只有负面、批评稿件才是舆论监督”的观点是片面的, 更进一步说, 并不是只有揭露负面、暴露问题的稿件才有助于廉政建设。正面文章做得好, 可能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崇尚廉洁、自律的风尚。在这方面, 《红色中华》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为指导宣传, 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曾经专门撰写《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指出, 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 要介绍他们具有的生动事迹, 树立学习的榜样。 (5) 《红色中华》不仅坚持正面报道、找准典型, 重点报道了一批先进县区乡, 号召各地向之学习, 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对党员干部的朴实作风、高尚情操和优良品质等进行报道。如报道称, “中央机关分了田的同志, 自带伙食来。首先由胡海同志打头报名写信回家送一月伙食, 跟着有以下诸同志报告:王金龙半月, 张义贤半月, 李日帐半月, 朱福连半月, 朱良仁半月, 郭舜全五天。其余到会的已分田的同志, 因时间关系, 决定向节省委员会随时报名”。全总执行局决定“家在苏区的工作人员带伙食办公”。本籍工作人员“自带伙食的节约运动, 现已在各地普遍开展”。通过弘扬这些先进典型, 苏区干部处处起模范作用, 苏区通过树立榜样, 提高了党员干部及民众的自我道德约束水平, 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 为苏区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批评消极, 引导积极, 《红色中华》用新闻报道为中央苏区的反腐廉政建设做了两方面的推动, 使得苏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艰苦奋斗, 廉洁奉公”潜移默化地成为党员干部个人道德的内在因素, 自觉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 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利用新闻媒体, 尤其是利用党报推进廉政建设留下了丰富的思考与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发刊词》, 《红色中华》, 1931年12月11日。

[2]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红色中华》, 1934年1月4日。

[4]《红色中华》, 1932年4月6日。

[5]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 《斗争》, 1933 (12) 。

舆论监督与党风建设 篇2

党的十八以来,中央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更加严格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四个全面”战略高度进行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不好,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话。中央指出,一个时期对党员干部存在管理偏软、监督乏力突出问题,导致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蔓延,政治生态恶化,有的地方出现了塌方式、领域性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各级党员干部要强化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要敢于担当,敢于批评,不能放任不管。长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一手硬一手软,有的领导干部重业务轻党风廉政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推给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把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起来,这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为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中央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应该由党委党组来抓,纪委纪检组要从具体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主要履行纪律审查职能,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1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基本理论

“责任”指一定的人对一定的事负责,在什么岗位,负什么责任,干好什么工作。有两层含义:

一是责任规定明确的事项。

二是责任规定的事项落实不到位或者落实不力,引发严重后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追究有直接责任,也有领导责任,责任类型也是多样的,有的是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也有明确事项,明确责任追究制度。这里面还要考虑,责任落实依据问题。党作为执政党,党管干部,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负责,根据权责对应原则,也是管党治党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相应的担负起干部廉洁自律的责任,对分管单位和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负责任。实现责任制就必须建立其相关的监督制、考核制、奖惩制、追究制,如果责任制不落实,如果不对责任的有关领导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那就违背了管理上的相对封闭原则,实际上没有责任制,时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长期恶性循环,危害无穷。“建立责任制的目的,是在对单位内部进行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明确每个部门和岗位的任务和要求,把单位中千头万绪的工作同成千上万的人对应地联系起来,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责任制原则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具体运用,是把先进的正确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制度引入到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一种创新实践。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通过明确领导干部在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责任,并依据检查结果通报,工作成效明显的,没有出现重大腐败案件的,要在干部选拔任用体现出来,对落实不力的,要对有关领导追究责任,层层追责任,特别对出现严重腐败案件,涉案人数多的,要严肃追究责任。要通过检查监督考核,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形成领导干部积极主动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局面。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也是一个理论体系,它包含或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管理方法,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另外也涉及到有关科学管理理论,如何结合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党风廉政建设是领导干部的工作职责,通过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建立起一整套工作规范,解决了领导干部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要负什么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2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的内涵

主体责任,主要包括三种责任,领导班子的集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分管领导班子成员的领导责任。领导班子负全面领导的集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必须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分管领导履行“一岗双责”,必须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履行责任主要做好五个方面工作:加强组织领导,选拔任用好干部;纠正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防控权力滥用;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腐败问题;“一把手”要抓班子、带队伍,作表率等。主体责任,思想教育是基础因素,强化制度笼子,核心是强化责任追究。

纪委的监督责任,从监督对象看,主要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从内容上看,主要监督党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等执行情况。监督职责主要包括: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对单位重大事项、重要决策、重要人事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作出对违纪党员的处分决定;对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出现重大问题的进行问责。“两个责任”二者是内在统一的,二者不能割裂开理解。党委对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总体负责,包括纪委查案情况也属于主体责任一部分,要领导和支持纪委办案。监督责任不能脱离党委主体责任,要紧紧在党委领导下。有的地方在检查考核中,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并重,这是对两个责任的认识理解上的误区,二者是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整体工作。

3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存在的突出问题

3.1 党政领导主体责任意识比较淡薄

对责任主体的理解不够到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行政领导,认识不清,简单理解是业务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工作,与自己无关;认为抓责任制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事。对责任识不准确,把精力主要放在业务工作上,对廉政建设可有可无,导致出现一手硬、一手软。

3.2 责任考核不够科学,考核成果没有得到有效运用

对于责任的考核方面,普遍存在考核标准过于笼统的情况,没有体现不同单位的特点,而是采用相同的考核标准,没有很好反映实际情况。其次,是考核内容指标设计不合理,没有体现出考核的力度,软指标多,硬指标少,实践中难以操作,导致结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考核的效果欠佳,流于形式。

3.3 监督主体有待进一步明确,刚性约束不够

从群体上看,责任主体就是各单位领导班子。从个体上看,责任主体就是领导班子的正职、副职及其他成员。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却存在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许多领导干部认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主体是纪检监察部门和纪检人员,一旦出现问题,首先要追究的是纪检部门的责任。责任追究问题是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问题,在出现问题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对责任的追究不严格,对责任主体的认定不清晰,对责任大小的界定不科学。责任追究难的原因主要是责任界定不清,责任范围不清、责任内容不具体。

4 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建议及政策措施

4.1 要坚持分层定责原则

必须将党委的主体责任分解落实到各个层面,使党委班子集体及其所有个体都有明确、具体的责任,都承担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要负主要责任。

4.2 制定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追责有据

如果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接二连三发生重大腐败案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长期得不到遏制,就要严肃追责。从各地落实两个责任情况,都及时制定了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了要求,态度都很坚决,措施也很及时,但是对责任追究这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弱,各地都形成了比较详细完善的制度规定,但是从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要加强顶层设计,专门就“失责”的追究出台具体的办法,让“两个责任”的落实确有刚性保障。

4.3 要落实好中央纪委对纪检监察机构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的意见中

严格部各级纪检监察机构不再参与具体业务和有关审批会议,要从一般性的议事协调机构中退出来。加强和改进监督方式,改变过去参与具体业务决策的过程监督的做法,探索对业务有计划地进行抽查,重点对履职的依法依规情况进行监督审查,进一步提高监督的效果。

4.4 要把握好派驻机构和内设机构的关系

中央提出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这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考虑长期以来主体责任不落实,由纪检监察部门代替的现象,所以对党委负主体责任加以明确。但这并不能说明,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对立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责任就没有监督责任,监督责任也是主体责任的表现,主体责任也需要落实监督责任。如果从派驻机构职能来看,对驻在部门就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这是派驻机构本身职能定位。但对于内设机构,纪委具有监督职能,但是作为党委领导下的纪委,履行监督责任与派驻机构的监督责任显然不是一个层次,不能简单用“两个责任”并论,作为内设机构具有协助党委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日常工作的职能,当然也要很好履行监督职责,这个职责本身也就是在主体责任范围的监督,而不是简单超越主体责任之上,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是在实践层面,人财物归党委管理,很难超越越级监督,在实践是不可行的。建议内设机构在履行监督职责时,要把握好与所在党委的关系,把握好监督与协调协助的关系,切实把监督作用发挥好运用好。

4.5 对机构设置和纪委书记配备、纪委书记分管工作进行清理规范,强化监督检查

按照规定,纪委书记不能由党委书记或行政副职兼任。纪委书记的职责是对同级党委成员进行监督,如果党委书记兼任纪委书记,监督逻辑不通,自己监督自己。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是中央出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重大制度创新。各地按照中央要求正在层层落实责任。本文通过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理论进行认真研究,分析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基本内涵,从体制机制和有关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更好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建议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责任学的若干基本概念[J].青海社会科学,1990(4).

[2]于光远.关于责任学的两篇文章[J].学术研究,1992(1).

[3]罗奎武.初探如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J].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2014(5).

[4]崔中久.国有企业纪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思考[J].改革与开放,2015(14).

舆论监督与被监督的辩证思考 篇3

一、舆论监督的根本属性

马克思舆论监督观认为, 如果把报刊比喻为驴, 舆论则是驴子驮着的麻袋。由此看来, 报刊是舆论的载体, 舆论监督则是报刊多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 是为了让受众借助新闻媒介来表达自己对社会行为的看法和意见, 从而实现监督的权利。

舆论监督具有别的监督方法不能替代的特点和作用, 它能调动尽可能多的人来批评和监督尽可能多的事, 而且这种批评是面向社会公开批评, 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威严性;舆论监督的特性还在于它的评判性和监督促进性, 因为只有对某个问题进行评判, 公开性才有意义, 评判才格外有力量。

舆论监督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在西方社会, 不少媒体把自己当做超然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势力”, 然而, 在中国, 新闻舆论监督, 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 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因此, 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当前, 媒体从业人员实施舆论监督尚无新闻法可依, 这就要求在实施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不可越雷池半步, 否则就无法正确有效地开展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需要公正透明。我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 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一言堂, 法治制度不健全带来的党内党外腐败等陋习, 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个别党政部门办事人员身上。舆论监督就是要对这些不良现象实施监督并开展批评, 既然监督就必然会涉及敏感问题、部门和人员, 这就要求舆论监督必须公正透明, 否则就会出现舆论监督不力或监督过度甚至监督错位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 舆论监督的公正透明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政的重要保障。

舆论监督以预警和警示为主。新闻舆论监督是由新闻媒体根据社会舆情和历史经验所进行的提醒式监督。当前, 个别媒体重大事件报道不及时或者不敢报, 以警示为主的事后反思报道发掘不深, 舆论监督给人一种不疼不痒的感觉, 达不到镜鉴高悬、警钟长鸣的作用。媒介的预警式舆论监督更是如凤毛麟角, 这就导致媒体不能及时发现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起不到社会“瞭望哨”的作用。因此, 舆论监督尤其是以新闻评论形式出现的舆论监督, 切不可泛泛而谈, 不可没有明确对象, 不可给人“无的放矢”的感觉, 这样达不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观念的转变, 我国现阶段的舆论监督环境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但是, 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不强, 舆论监督的法制建设滞后, 舆论监督组织结构不健全等问题, 依然制约着舆论监督的正确实施。

二、舆论监督需要“被监督”

舆论监督是一种受之于众的社会监督形式, 监督所产生的特殊效应是其他监督形式所不能企及的。正因为此, 舆论监督权力不可滥用。因为媒体对受众的认知影响巨大, 一旦这种话语权被误用、滥用, 监督就会偏离事实。媒体实施舆论监督, 不仅要对所监督的事实本身负责, 而且要对后果进行预判, 不能出现偏差。

从某种意义上讲, 新闻单位也是拥有一定权力的部门。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力时, 存在着如何正确监督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责任还是职业操守来衡量, 新闻工作者都没有滥用监督的权力, 更不能以舆论监督谋私利、以舆论监督耍威风、以舆论监督泄私愤。掌握舆论监督的部门, 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掌握批评权力的人, 同样也要接受社会各界的批评。

舆论监督对上可以实现对权力的约束, 对下则应“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因为舆论监督不是新闻单位的监督、不是记者编辑的监督, 更不是新闻从业人员手中的鞭子, 看谁不顺眼就给谁一鞭子, 这种变了味的舆论监督, 是媒体自我约束缺失、社会监督缺失的表现。让舆论监督“被监督”, 就要求媒体从业人员不断提高监督水平, 要求在开展舆论监督时不仅仅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还必须讲究舆论监督的技巧, 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小心翼翼。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开展舆论监督, 有的放矢地扬善抑恶、激浊扬清。

舆论监督“被监督”, 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媒体从业人员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 不熟视无睹、不主观武断、不推波助澜, 在掌握新规律的基础上, 力求舆论监督的方向更准确, 把握更适度、更科学, 这样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下使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升。舆论监督“被监督”, 才能正人先正已, 媒体从业人员从事宣传报道需要遵循新闻纪律, 开展舆论监督更应严守新闻宣传纪律, 做到一身正气, 秉持大义, 不失小节。到位不越位, 依法实施舆论监督。

长期以来, 开展舆论监督都是新闻媒体的“兴奋点”, 但如何有效开展舆论监督, 又是媒体一直都努力破解的难题。尤其是进入新媒体时代后, 舆论监督环境更为复杂。从表面上来看, 舆论监督仿佛无门槛无禁区, 事事都可以监督, 人人都可以监督。可是, 很多人忽略了舆论监督必须在法律法规约束下进行这一基本要求。正确开展舆论监督, 应该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不能为吸引眼球, 刻意夸大问题;不能听一面之词, 歪曲事实;不能为扩大影响, 渲染炒作。

三、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络, 广大受众既可以是舆论监督的对象, 也可以是舆论监督的监督人。他们有权对舆论尤其是舆论监督施行监督并给予评判, 舆论监督符合事实, 他们就支持, 舆论监督不符合事实, 他们就会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抵制, 或是给予媒体的不信任, 或是在网络上“拍”出及其有分量的“板砖”, 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广大受众正确的认知观, 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舆论监督者, 让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时不得不以事实为依据。

复杂的社会环境造成了舆论监督难这一社会现实。如今, 媒体记者从事舆论监督, 面对很多利益的诱惑, 面临方方面面的压力, 这些外在因素, 都有可能影响媒体舆论监督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因此, 做好新时期舆论监督, 一要有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在我国,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也是新闻事业的主人。人民通过舆论工具实现监督, 舆论工具应体现来自人民的监督;二要明确舆论监督的目的。开展舆论监督, 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为了监督而监督。媒体有责任及时解答广大受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有义务反映群众的呼声、批评、意见和要求, 有责任开展批评报道, 真正发挥舆论监督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作用。

总之, 正确的舆论监督和正确的监督舆论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舆论监督对于社会痼疾是个良医, 只要社会矛盾存在, 舆论监督就有存在的必要。但是, 无论何种媒体, 开展舆论监督都要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监督, 受到党和人民的监督。只有正确的舆论监督和正确的监督舆论, 才能保证媒体信息的真实, 保证舆论监督的公正, 保证媒体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小议民生新闻与舆论监督 篇4

关键词：民生新闻,舆论监督,人文关怀,公共新闻

一、前言

“民生新闻”作为一类特定类别的新闻学概念存在, 在一个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还不具有独立内涵, 在新闻学术界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是不可抹杀的是, “民生新闻”的出现并且以其独特的方式, 打破了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模式的官方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民生新闻以其平民化的视角和语言, 从普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 不仅尊重了群众的知情权, 同时对群众的话语权进行充分的尊重。民生新闻帮群众说话这一显著的特点, 加强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在增加新闻自身公信力的同时, 更强化了人文关怀意识, 也正是通过这一点博得了百姓的信赖。因此, 民生新闻的飞速发展与其舆论监督功能密不可分, 作为代表作的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 曾一度以其犀利的角度, 赢得百姓的一致好评。随着民生新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民生新闻”中存在的诸如过度软化和新闻娱乐化等弊病也显现出来, 深受大众关注的2014年央视315晚会, 最后被轻描淡写而过, 大大降低了舆论监督的深度。舆论监督是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 民生新闻兴起于为百姓说话, 舆论监督能力为其发展注入了积极的因素, 可以说媒体与生俱来就与舆论监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而, 本文重点针对加强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的措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二、民生新闻与舆论监督的互荣共生

(一) 敢于批评是“民生新闻”的成功法宝之一

在90年代初, 央视的《焦点访谈》作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功能最早兴起的电视节目, 带动了一大批地方级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相继出现。在这类民生节目中, 新闻工作者的细致暗访、深入背后的调查、主持人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的点评等, 一时间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正义能量的潮流, 使得社会败类及丑恶现象闻风丧胆, 百姓拍手称快。敢于批评是“民生新闻”成功法宝之一, 也正是通过舆论监督这一法宝, 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 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 迅速蹿红, 形成燎原之势。

早在19世纪末, 被誉为“现代新闻之父”的普利策就利用受众的这一心理把新闻舆论监督作为参与报纸市场竞争的法宝, 同时, 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项“普利策”奖中, 也多为针砭时弊的优秀作品。受众对新闻舆论监督情有独钟, 这也决定了新闻批评的价值越大, 新闻报道越能受到社会受众的欢迎。舆论监督不仅仅是针对政府管理而言, 更是针对全社会的, 新闻人肩负着激浊扬清的舆论监督使命, 因此, 我们一般通过价值论来考量民生新闻与舆论监督的能力, 新闻批评的价值也通常被用来考察新闻舆论监督价值的捷径。

(二) “民生新闻”的舆论监督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

在整个社会的民主及文明进程中,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强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也加强了民主参与的意识以及参与的能力的提升。民生新闻的开播, 使得一些社会事务得到了群众的共同关注, 在形成了有效德尔公众舆论平台的同时, 促进了相关部门的快速反应, 使事件得到了尽快地解决。在舆论监督的作用下, 不断的优化公众的生存环境, 提升公众的道德水准, 实现了新闻媒体对环境监视功能的充分发挥。

三、加强民生新闻监督功能的对策

首先, 从民众的利益出发,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正面影响。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实施的监督, 因此, 新闻工作者作为群众的发言人, 需要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及, 说出群众的心里话, 真正为群众代言, 这样的民生新闻必将受到群众欢迎。同时, 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报道的同时坚持党性原则, 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正面影响。

其次, 用客观的事实引导舆论监督的方向, 从而增强民生新闻的吸引力。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作为新闻报道的生命, 新闻工作者在坚持秉持公理, 主持公道的原则下, 对客观事实进行报道, 切记不可道听途说, 不可添油加醋, 不可言过其实, 有理有据的言辞才能得到公众的信服力。同时要注意不要将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 不夸大, 不理所当然的臆想猜测, 让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有公平的说话机会, 最大限度地还原事件真相, 所谓群众之间自有公论在。

最后, 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 遵循与人为善的原则, 中肯独到的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公共权力是民生新闻中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 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则是体现在对政治、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权力的监督。从这一层级上来说, 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可以将依法治国的社会机制最大限度的公开化、透明化, 在遏制腐败等违反党性原则的事件上进行监督。在这样的批评报道中, 应该慎之又慎, 坚持着舆论监督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的原则,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积极引导社会中的正面能量的传递。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 社会矛盾也在更趋公开化, 在这样特定的国家发展阶段下, 以舆论监督能力为主要体现的民生新闻应运而生, 并且作为群众参与民主自治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培养了公民的监督意识, 这些在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希望本文对民生新闻及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的研究及探讨, 可以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建议及参考, 为我国民生新闻如何实施舆论监督的能力提供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晚报舆论监督的原则与艺术 篇5

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职能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增强新闻媒体战斗力、影响力, 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舆论监督是指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依照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察看、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还有党的监督和法律监督, 之所以还要倚重舆论监督, 是因为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等特点, 它的有效性是任何一种内部监督所不具备的。

一、开展有原则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决定了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提高素质, 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但素质的提高有一个过程, 舆论监督工作却不能停下来等待, 这就要在具体操作中遵循一些准则。

1. 舆论监督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地市晚报既然是市委主管的一张报纸, 就必须遵守宣传纪律, 讲政治, 讲大局, 听招呼。在国家新闻尚未立法的情况下, 就要以市委的主旨为转移搞好舆论监督, 鞭策后进, 推进本市的社会经济进步。

2. 思想要解放, 行动要慎重。

《大庆晚报》15年来的舆论监督工作一直都比较火爆, 批评报道不仅有力, 而且有效。已取得的成绩只能说明过去, 在新形势下, 要进一步提高编采人员的认识, 解放思想, 扩大监督领域。随着经济的搞活, 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权力消费现象。领导干部住房超标, 招待费滥用, 公费旅游学习, 还有滥用职权造成工作失误等等, 权力消费的失控,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加剧了社会矛盾,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强化舆论监督就能督促掌权人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 从而达到遏制不正之风的目的。由于权力消费对与错的界限很难确定, 所以, 在监督时不仅要弄清事实真相, 还要懂得相关的政策法规等。

3. 要牢牢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规。

中央领导曾明确指出, 新闻工作者必须打好“五个根底”, 其中有“必须具备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 可见这方面的修养对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宣传水平的提高上, 并且在舆论监督的分寸把握上更显火候。政策是党的生命线, 法规是处理问题的准绳, 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我们只能用政策和法规去判断是非。切记, 不要因不懂政策和法规而使批评报道偏离方向或造成失误。

4. 监督的出发点必须要出以公心。

舆论监督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锐利武器, 但在监督过程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即出发点必须是大公无私的, 哪怕稍有杂念, 就会出现闪失。外界曾封记者为无冕之王, 主要是指他们在新闻媒介上有批评监督的职能。过去, 晚报有个别不知深浅的记者, 手持记者证也曾义气用事, 说:“我要给你曝光”之类的大话。历史的经验证明, 凡是立党为公的舆论监督就能站住脚, 就能在社会上产生积极的作用;凡是带有个人某种目的的批评监督, 都或多或少地要出娄子, 有的甚至会造成很坏影响。

二、开展有意义的舆论监督

1. 新闻要绝对真实。

监督的内容就其本身来说真实与否是关键。这就要求编采人员在处理批评稿件时要反复核实事实细节。不仅主要事件要精确, 就是时间、地点、人名也不能弄错。错一点也会授人以柄, 就会影响监督的效果。精确还包括行文用词必须讲究分寸, 如果言过其实就是对事实的歪曲, 就会不等对方攻击已经自破了。无论是事实还是用词, 我们都要经得起反复推敲。须知, 白纸黑字的报纸不同于广播, 被监督对象没有一个是自愿被监督的, 他们研究批评稿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所以, 搞不好就会被反监督。

2. 记者要善于保护自己。

记者代表群众对社会进行监督, 被监督者打上门来是常有的事。15年来, 《大庆晚报》当被告被法院传讯的事也七八起了。鉴于此, 记者在采访有关事件时就要做好被告到法院的准备工作。如录音、录像, 有的重要情节甚至要请提供情况的人签个字。没有第一手证据, 上了法庭, 提供情况的人迫于某种压力可以拒不认账, 官司就非输不可。

3. 监督稿件发表要讲时机。

如何加强与改进舆论监督报道 篇6

首先从记者采写舆论监督新闻说起。记者在采写舆论监督时, 要坚持深入采访和细致调查, 做到证据确凿, 方法得当, 监督及时。即使遇到阻力, 也应迎难而上, 确保舆论监督准确、真实、客观、公正。不少舆论监督报道, 往往涉及重大题材, 社会影响深远, 而且直接牵动个人或团体的切身利益。如果此类报道与事实有出入或失之偏颇, 就会给当事人、部门或单位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或重大的政治、经济损失。因此记者在报道中要坚持用事实说话, 尤其对自己把握不准, 需要由司法和权威部门或专家做出结论的问题, 一定要认真咨询, 小心求证。

由于掌握了舆论监督权, 记者必须学会克服追求所谓的“卖点”以及轰动效应的虚荣心, 在相关采写过程中随时明白自己应站的立场, 不能越俎代庖把话说得过头, 说得太满, 在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同时, 做到语言的适度和客观, 既让媒体受众信服, 又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挑纰漏、钻空子, 避免官司缠身。

其次要从制度和机制上对舆论监督报道进行总体把握。

第一、把握全局、合理选材。媒体开展舆论监督, 最好能够从全局的角度, 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角度来确定选题。要体现出一定的普遍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只有这样的选题, 才能受到政府的重视, 读者的关注, 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达到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效果。

2005年9月, 成都在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中落选。《华西都市报》记者分几路, 深入到高校、公园、办公楼等地听取市民建言, 并深入现场, 揭示成都仍然存在的部分不文明现象, 迅速推出《成都为何被文明城市抛弃?》系列报道。这些报道通过记者暗访、调查, 名家建言以及与报纸时评环环相扣, 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掀起了一股市民“从小事做起, 做文明市民”的热潮。成都的反思引起了国内诸多媒体的关注。为此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办公室给报社发来感谢信。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 舆论监督报道要在把握全局的角度和中心工作上做文章, 要在群众普遍关注的事情上做文章,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积极、正面的监督效果, 才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建立重大选题的审批制度。为了做到对一些舆论监督题材的谨慎操作和合理把握, 对于重大的舆论监督报道选题, 应该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 规定采访流程。明确记者、部门主任、总编室值班编辑、值班主任以及总编的审批权限, 确保报道选题的把关和舆论导向的正确性。

第三、建立责任事故问责追究制。为了杜绝舆论监督报道中的失实现象和差错, 要建立《关于报纸差错奖罚条例》、《关于采编稿件差错的处罚规定》、《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管理规定》等管理办法, 这些管理措施明确规定对重大政治性、政策性、导向性差错, 下至记者编辑, 上至值班副总遍一律实行严格“处罚”。从制度上严守舆论导向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避免舆论监督报道中失实、虚假、差错等现象的发生。

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监督 篇7

新闻工作者是高强度、高风险、被新闻移动而行动的特殊职业。从业者如果有胆量选择了这一职业, 就应该练就特别过硬的本领来从容面对任何突发事件。有人说:现在若想干新闻这行当, 你必须拥有“四大法宝”, 即“铜头、神笔、飞毛腿、再加一个大肚皮”。此“四大法宝”缺一不可, 完全拥有会所向披靡;缺少一样, 则可能四处碰壁。

一、“铜头“之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接受社会监督的能力

铜, 重金属元素之一。其坚韧性、延展性、导电性都很强。以其类比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坚定的政治信念, 政治责任感, 很是恰当。

新闻工作者贵在有异常灵活的思变能力、明察秋毫的洞察能力、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和充满无穷无尽智慧的政治头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一定要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懂得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领会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向导,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坚持不懈地宣传科学理论;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

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大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这一重要职责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监督方向、监督措施、监督能力和水平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 社会公众会时时刻刻密切关注新闻舆论监督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否有利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从而改进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是否有利于端正党风、政风、反对腐败, 是否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是否从大局出发?是否假公济私、颠倒黑白?你监督的重点是否放在了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难点、焦点问题上?只要新闻工作者具备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水平、端正的工作态度、高超的专业技能、完善的个人品质修养、过硬的如纯铜般的坚韧性、延展性的本质, 就会经得起任何监督、考验和敲打, 保证新闻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神笔、飞毛腿和大肚皮之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树立和维护团队形象之重要性

新闻工作是一个抛头露面的特殊职业。即便是编辑、校工作的人, 也是通过你编校的稿件、版面将自己的综合性形象昭示于广大民众面前而受到监督的。所以, 完善自我形象的塑造, 他不仅关系到新闻工作者个人是否受重视、受尊敬、受赞扬, 还关系到我们供职的团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所以, 完善自我形象, 从而维护好新闻工作者团队的形象。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闻工作难做, 就在于它对其从业者的要求是绝对严格的、高标准的。试想, 一个怕苦怕累, 养尊处优, 作风拖沓, 不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不做调查研究, 只浮在“上面”或呆在家里“编”稿子的人, 能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吗?他能报实情、讲真话, 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吗?此外, 飞毛腿类比之意, 也适应了新闻报道必须具有时效性这一特征。作为新闻工作者, 我们编辑的每一个画面, 写的每一篇稿件, 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 都会作为历史的见证永久保存下来。作为公众形象, 社会大众对新闻工作者的一切行为是近于理想化的、苛刻地按完美标准来要求的。“人之为善, 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 一不善而足”。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 你是新闻工作者, 你就应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道德君子、一个学识渊博的睿智学者、一个能知天下的世外高人、一个行侠仗义的武林高手, 你就理所应当是一个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家。你某些方面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要求而招致人们的非议或挞伐, 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齐心协力, 为集体增光

就个人而言, 无论你有多大的才干, 若没有你施展抱负的平台、没有你依靠的集体, 你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