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强化舆论监督

社交媒体强化舆论监督（共8篇）

社交媒体强化舆论监督 篇1

新媒体舆论监督

兰甲甲 新闻学 13020201

2在谈到新媒体舆论监督时，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最基本的两个概念：一是新媒体；二是舆论监督。新媒体的舆论监督，首先是建立在新媒体的特点之上的，因此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新媒体，新媒体的特点是什么。其次，要明白什么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特点是什么，也就是要明白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道德监督有什么区别。在认清两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了解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差别，以便更清楚地认识新媒体舆论监督的特点。

一、什么是新媒体

在知网查找新媒体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匡文波有一篇文章《“新媒体”概念辨析》，这篇文章对新媒体的概念做了梳理和界定。目前学界有关“新媒体”、“网络媒体”、“数字媒体”的研究有很多，但对新媒体概念的界定却很混乱，大多是出于对新技术的考量，对新媒体的界定范围过宽且逻辑混乱。很多人把网络技术出现以来的各种媒体技术，都称为新媒体，如博客、微信、手机电视、数字杂志、触摸媒体等。也有一些人认为新媒体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在新的传播形态出现以后，相对于过去一直使用的传播方式，这种新出现的传播形态就是新媒体，比如说广播相对于报纸而言是新媒体，电视相对于广播而言是新媒体，后生媒介相对于先生媒介是新媒体。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概念”，一种新的媒体传达一种新的信息，他提出的新媒体就是一个历时概念，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传统媒体，如印刷术、电报、广播，就是过去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下的“新媒体”。因此，新媒体的理解见仁见智。

二、什么是舆论监督

舆论就是普通大众的言论或意见,其主体是普通大众。/舆论虽没有强制作用,但是它却有一种精神的、道义的力量。当分散的、个别的议论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经过传播而形成社会舆论时,便代表着众多人的看法和意志,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监督”,意思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的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溅治家、文学艺术家、演员、有意面向社会的企业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

湖南民族学院吴柳林的一篇论文，《“舆论监督”概念的由来及含义》对舆论监督的概念进行梳理，目前我们理解的舆论监督主要是从新闻学角度出发，主要是指公众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进行揭露、批评和提出建议的行为。因为在大众媒介出现以前，舆论的传播速度、范围和准确性都是有限的。而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后,形成了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手段参与的意见传播,尤其是现代社会科技发达、信息快捷,人们的意见很多都是通过大众媒介来表达的,所以大众媒介的作用越来越大。

现代社会中，公众的意见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渠道来表达。

因此对舆论监督有了确定的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新媒体的概念有一个界定。新媒体舆论监督，也主要从新闻学角度来理解，从新闻媒体的技术特性来看待新媒体监督。因此在这里可以将新媒体可以界定为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从技术上看，“新媒体”是数字化的;从传播特征看，“新媒体”具有高度的互动性。“数字化”、“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新媒体的传播过程具有非线性的特点，信息发送和接收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异步进行。

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监督的区别

由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特点各不相同，因此，舆论监督也是不同的。监督主体：传统媒体监督的主体主要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搜集信息以及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能力要比普通群众更有组织和权威，因此舆论监督的主体主要集中于媒体。而新媒体时代，由于新媒体的匿名性、交互性、广泛普及性等特点，各个阶层的受众都可以利用新媒体传播形态表达自己意见和见解，从而更容易形成舆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事件或人物施加影响，进行监督。

监督范围：传统媒体的监督对象主体大都还停留在社会底层和道德范畴问题的监督,而对舆论监督重点的权力组织和决策任务以及大多数政策性问题的决策过程的监督,则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而新媒体的舆论监督对象更为广泛。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种与受众利益相关的问题都可能引发舆论。尤其是在现在信息传达渠道多样化，信息传播速度更为迅捷的情况下，各种事件、人物被置于受众眼球下，这种监督的范围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监督方式：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方式一般都是报纸、广播、电视进行揭露报道，而新媒体形势下，舆论监督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新闻跟帖、网站论坛(BBS)、舆论监督网站和网络民意调查等。新媒体是舆论自由的市场是观点开放的平台，它将社会信息进行了高度整合，并承担起网民和传统媒体进行对话的平台。

三、新媒体舆论监督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当然，由于新媒体的技术特性，它的匿名性、虚拟性、互动性、广泛性等使得它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一些人的不理性行为也会导致新媒体监督的失范，如网络中人肉搜索，网络暴民等行为，使得新媒体的舆论功能未必都是理性和有利于社会及大众利益的。所以新媒体的舆论监督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规范。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提高公民媒介素养等方式进一步使得新媒体舆论监督更规范化，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

社交媒体强化舆论监督 篇2

针对这一现象, 从2008年开始, 台州日报社全面强化舆论监督报道, 坚持每月至少有3个以上“大批评”, 每周至少有2个以上“小批评”, 在当地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

杜绝说情关

舆论监督本来就很难, “说情”风一盛行, 不少记者调侃“连村长都不敢监督了”。

为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氛围, 提高党报权威性, 报社主要领导特别要求新成立的热线部要大力开展舆论监督报道, 并规定了周前会报题制度和重大舆论监督报道临时汇报制度。每周一周前会, 报社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各部室负责人报题, 主要领导拍板。舆论监督题材在周前会上定下后, 报社内部就不再有人来说情。对于周前会之后准备做的重大舆论监督或者有可能出现说情的批评报道, 报社也规定了临时汇报制度, 由部室主任向主要领导汇报。除了极为敏感的禁区以及市领导明确要求不能报的, 几乎所有舆论监督报道均得到了主要领导的支持。

主要领导腰板硬, 说情风自然而止。

强化监督效果

舆论监督搞得好不好, 关键在于效果有没有。

很多时候, 批评报道见报后, 被批评对象并不当一回事, 而媒体一时又奈何不了他。这时怎么办?

根据以往舆论监督报道积累的经验, 我们进行了分析, 发现凡被批评者大致会有这样几种反应:一、立即示好, 表示马上改正;二、找关系, 能公关则公关, 公关不了, 迅速把事情处理好, 请你不要再报道了;三、不理你, 先观望,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四、先强硬, 发现不行后, 向你示好, 请你关照;五、软硬不吃, 坚持错误不改。

根据这几种情况, 我们特别对后三种情况, 精心策划, 以系列报道形式推进, 在一个时期连续营造强大的舆论场, 促使对方把问题解决好。有时联合多家媒体与网络立体联动, 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取得协调, 请他们共同助力。当然, 对那些短时间内明显不可能解决的体制性等问题, 则很少去碰。

2009年3月初, 我们接到一位市政协委员反映, 在天台县客运站附近有一个非法组客窝点, 连续多年非法组客, 严重扰乱了客运秩序, 市政协委员两度提交提案, 分管副市长一次批示, 交通部门多次稽查, 均无结果。而交通稽查中队就位于距该组客点不到30米的地方。对此当地群众议论纷纷, 有人甚至猜测有官员参股非法组客点。

根据难度预判, 我们决定以系列报道的形式进行关注。从3月10日开始, 我们在热线版面上连续刊发3期系列报道:《天台一非法组客窝点为何屡禁不止当地不少居民戏称它为“天台第二客运站”》、《天台非法组客窝点仍在营运》、《市稽查支队当场查获天台非法组客车辆》。正如预判一样, 当地运管部门采取了“不理你, 先观望, 能拖多久就多久”的态度, 就在我们准备继续跟进第四篇系列报道时, 天台运管部门主动联系我们, 表示一定彻查, 并邀请记者前往了解。3月16日, 热线版刊发《天台运管部门彻查非法组客窝点运管所天天在附近盯着, 并设举报奖》, 至此, 报道取得圆满结果。

也正因为在舆论监督报道中一直坚持把监督效果放在首位, 我们的舆论监督工作才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敢碰硬

舆论监督报道敢不敢碰硬, 敢不敢打老虎, 这是衡量一家媒体在读者心目中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的重要标志。

2009年7月中旬, 椒江市政管理处一工作人员反映, 当地一家房地产巨头多次偷排建筑泥浆, 致城区排水管网堵塞, 而市政部门却因惧怕其强大关系网无计可施。此时, 正值台风季节, 一旦暴雨来临, 排水管网堵塞将会造成城区严重内涝。我们迅速向报社社长作了汇报, 社长表示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报道。经过前期的细致采访和对稿件的审慎把关, 7月23日, 我们在热线版头条刊发《方远集团偷排建筑泥浆堵塞椒江排水管网》, 稿件见报后, 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反响。当天, 多名政府官员以私人身份过问, 当地建设局有关负责人上门说情, 甚至有人传话该房地产公司欲带工人到报社闹事, 而大量市民则来电谴责偷排者。报社主要领导顶住压力, 支持我们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次日, 我们再次刊发记者暗访的稿件《椒江连夜疏挖被堵排水管道》。监督已取得效果, 但被批评者仍不罢休, 试图动用关系让我们为他们洗清“冤情”。随后, 我们撰写内参, 送交市主要领导, 得到了市主要领导的支持。

敢于碰硬, 为我们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一时间, 许多舆论监督题材向我们涌来, 甚至单位同事一听到舆论监督题材的就立马推荐给我们热线部。

不畏难

除了敢碰硬外, 还要有不畏难的精神, 特别是对那些涉及面广解决难度大的问题。

在舆论监督实践中, 我们发现凡是以系列报道推进舆论监督的, 即使难度很大, 也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只要是事关公共利益的, 虽明知难度大, 我们一般也不轻易放弃。2009年5月中旬, 笔者接到读者报料, 数十万人的饮用水源天台里石门水库库区边上有家化工厂, 多年来一直偷排化工污水污染水源, 当地环保部门因化工厂属于金华市磐安县管辖而无能为力。根据题材特点, 笔者认真细致采访, 全面核实了解后, 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报道计划。5月25日, 我们在热线民生版面刊发《天台里石门水库库尾有家化工厂》, 随后连续推出8篇系列报道。系列报道推出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市、县有关职能部门及当地县政府、省人大代表均积极回应, 随后, 省环保厅组织执法检查组赴实地调查, 省委常委召集两地政府领导协调, 要求限期关停该化工厂, 最后, 磐安县政府不得不下发限期关停文件。同年12月, 正是甲流暴发时期, 有家长反映临海大石中学学生50年来因严重缺水, 连洗手都成问题。经了解, 学校曾铺设水管欲从附近山上水源引水, 但遭到山下几个村庄村民的反对, 主要原因是担心农田灌溉受影响。经过精心策划和细致采访, 我们推出了《缺水多年, 大石中学一任校长一口井》的系列报道, 随着采访和报道的深入, 最终事情出现了转机, 山下一个村庄愿意与学校分享自来水水源, 镇政府承诺在次年暑假前铺好水管。2010年6月, 记者再赴实地了解, 证实大石中学用水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适时给对方台阶下

舆论监督报道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促成问题解决, 而不在于揭短, 让被监督者难堪, 因此开展舆论监督报道时只要问题能解决, 就要适时给对方以台阶下, 而不要穷追不舍, 让对方脸面尽失。

2009年3月6日, 热线民生版面刊发了《临海民政新婚颁证仪式遭质疑新人反映被“忽悠”, 花了冤枉钱》, 对临海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服务项目乱收费进行监督。报道见报后, 当地民政部门调查后迅速处理, 并取缔该服务项目, 同时台州市、临海市两级民政局负责人赶到报社将处理结果通报记者, 对舆论监督表示接受, 要求报社不要再继续跟踪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接受对方要求不再继续报道。3月17日, 我们刊发《土地平整后, 数百亩农田留下一身“后遗症”天台坦头四村部分村民有田难种》, 稿子见报后, 当地县政府主要领导在全县乡镇会议上点名批评了有关乡镇负责人。当地国土部门和乡镇负责人深感压力, 向记者承诺两个月内将问题农田重新平整好, 希望暂时不要再报道。对方态度诚恳, 我们就答应了。两个月后, 农田平整好, 当地农民又种上了庄稼, 我们刊发后续报道《“抛荒”三年多的数百亩农田重披绿装》。经过这样处理, 问题解决了, 被监督者也觉得满意。

合理监督, 充当解决问题的桥梁, 并适时给对方以台阶。正是秉承这一原则, 几年来, 我们的舆论监督报道几乎是“每战必胜”, 而且没有惹上一起新闻官司。

严把审稿关

为了确保舆论监督报道不出一起意外, 我们还特别重视发稿环节的把关意识。值班主任在审稿时非常审慎, 几乎是逐字逐句推敲, 有时甚至调用记者的录音记录, 对文中关键细节逐一核实。我们要求稿件经过值班主任初审后, 力争文章不留一处疑点, 事实描写准确无误。

关于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的思考 篇3

其一，监督环境差。当前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的外部环境尚未真正形成，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在认识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区。如：有的领导干部监督意识淡薄，对搞好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不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有的领导干部担心新闻媒体反映社会公众不同意见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不利于党和政府决策的贯彻实施，不支持舆论监督；有的领导干部过多考虑个人的政绩、个人的利益和个人政治名誉，要求新闻单位报喜不报忧，甚至以各种理由压制和刁难新闻舆论监督。

其二，缺乏独立性。从监督的机制上来看，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否则监督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新闻舆论监督最主要的是要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既要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正面的东西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褒扬，又要对阴暗面和一些丑恶的东西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独立性不够等原因，新闻舆论监督在履行职能方面也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特别是对一些腐败现象的揭露和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披露方面，往往不尽如人意。

其三，法制不完善。当前，我国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舆论监督权，新闻舆论监督还没有真正的法律地位。我国现阶段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法规制度建设十分薄弱的现状，决定了当前开展新闻舆论监督不可能完全放开，否则将引发许多社会矛盾。没有严格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规范，正常的舆论监督就难以进行，对监督主体、客体的权利义务,监督对象的确认都缺乏保障，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只能是“天方夜谭”。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由多种监督形式组成的，主要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不同，其监督范围、监督特点、监督手段、监督方式、监督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新闻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新闻媒体广泛传播，主要特点是新闻性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鉴于此，在运用这种监督手段时，我们要尽量选择“政府重视、群众关心、针对性强、教育面广”的重大问题，尽量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力求做到揭露面小、教育面大。要明确舆论监督的重点，注意监督方式和监督艺术。

一要营造良好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氛围。正常的、有效的舆论监督有赖于宽松、民主的环境。在新闻舆论监督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明确的一个重点是，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我们要把握的新闻舆论正确导向并不是相悖的。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既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也是其忠诚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维护人民利益的实际行动。过去只讲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现在开始实事求是地正视在具体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可以揭露腐败行为。这些理念上的变化对新闻舆论监督实践是有利的。但我们新闻媒体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较为重大的批评、揭露、监督、调查等不能脱离党的正确领导。

二要树立新闻舆论监督的正确理念。首先，新闻舆论监督并不等于批评报道。批评报道是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如果把以整个社会或公众为对象的批评报道理解为舆论监督，势必减弱新闻舆论监督应有的战斗力，新闻媒体可能沾沾自喜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批评。其次，新闻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并无冲突。正面宣传是指那些弘扬主旋律的褒扬性报道，其本身就包含着对假恶丑的鞭挞与批评，而揭露假恶丑的新闻舆论监督又强烈地表现出对真善美的呼唤与渴求。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以正面宣传为主”来限制新闻舆论监督。再次，积极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舆论监督不但不会添乱，反而还可以增进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让读者感到：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三要加强职能监督机关与舆论监督部门的合作。新闻舆论监督属于非权力制衡性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对被监督对象，不能直接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处置。因此，它对于监督对象来讲，只是一种外部的非刚性监督，必须通过刚性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来进行约束。负有专门监督职责的机关，如纪检、监察、检察机关和舆论监督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相互联系，经常通气；对一些重点监督的问题，可组织统一行动，使各种监督形式在监督过程中互相取长补短，有机结合，形成合力。

四要提高新闻舆论部门人员素质，要教育广大新闻工作者正确对待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利。只能用这种权利去为人民服务，去揭露和鞭挞腐败，绝不能把这种权利当做自己谋取个人利益的政治资本，产生新的腐败。要教育他们树立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要能吃苦耐劳，要有奉献精神，要多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多了解真实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拿不准的问题一定不要轻易下结论，一定不要轻言“曝光”，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要孜孜追求舆论监督的真、准、实，努力争取监督效果的大、快、好。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对人民群众广泛监督的客观反映。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编辑、记者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品质和情操，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具有不畏艰险、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正确理解和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准确把握舆论监督的方法和形式，不断提高舆论监督工作的水平。

(作者单位：周口日报社)

社交媒体强化舆论监督 篇4

2009 2009 年度山东政法学院科学研究项目 课题建议表

课题名称 建议人员 单 位

“草根媒体”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马宇飞 新闻与传播系 职 称 助教

建议时间 2009 年 2 月 29 日

选题意义、价值及目标（字数 300 字左右）
从 2006 年的“人肉搜索事件”到 2007 年的陕西“华南虎事件” ；从 2008 年的贵州，近年来以普通网民为中坚力量的“草根媒 “瓮安事件”，到 2009 年的云南“晋宁事件” 体”越来越显示出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引导、促进作用，国家各级领导也非常重视普通网 民的舆论监督作用。本项目主要研究“草根媒体”这一新兴媒体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 以及如何正确引导“草根媒体”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中国民主政治 和法制化进程发挥其积极作用。本项目的价值：网络已成为公民发表言论、行使公民监督权的重要平台，然而网络 的草根性决定网民素质良莠不齐，由此带来的负面现象乃至违法事件屡见不鲜。通过研 究“草根媒体”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本文试图为其找到一条发挥监督优势、规避违 法风险的和谐发展之路。本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个案分析与调查研究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草根 媒体”在整个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角色、效用、得失；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地梳理和横 向比较，提出解决当下“草根媒体”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的有效方法，使其朝文明、科学、法治的方向发展。

社交媒体强化舆论监督 篇5

第一, 《规定》的制定主体违背了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自然正义原则主要就是排除偏私、排除一己之见。《规定》是想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规范司法权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的合理行使。但《规定》却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单方作出的, 这使得最高人民法院既是规则的制定者, 同时又是《规定》所规制的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当事人, 也就是说, 最高人民法院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 这样的双重角色有违上述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新闻媒体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司法权进行监督、司法部门的哪些行为应该接受新闻媒体监督不是由新闻媒体说了算, 当然更不能让人民法院自己说了算。最终要由立法机关说了算、法律说了算。

第二, 《规定》的性质尚难以准确定位。从法理上讲,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本身既不是法律, 也不是司法解释。众所周知, 法律的制定主体是有特定要求的, 只能是立法机关, 而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 不是立法机关,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此《规定》不是法律。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进行解释。”可见最高人民法院是具有司法解释的权力的, 但是司法解释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 而不能对非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主要是协调和处理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之间关系的一个文件规定, 这个问题不是法院在具体审判案件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 而是人民法院就审判工作如何接受新闻媒体监督的问题, 本身不牵涉具体应用法律问题, 况且我国目前尚无《新闻法》、《监督法》等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进行司法解释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规定》也不是司法解释。从《规定》的立法本意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似乎是想制定一个内部性的规定来约束自己, 让自己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作为一个内部性规定, 《规定》理所当然能对我国人民法院系统产生约束力。但从《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 它不仅规定了人民法院系统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义务, 同时也对新闻媒体的违法、不当监督设定了相应义务和责任, 这使得该《规定》又具有了外部性因素。如果《规定》是一个外部性规定, 那么它本身既不是法律, 又不是司法解释, 它能否约束新闻媒体?假如能, 那么其约束新闻媒体的理论依据何在?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很难说清楚该《规定》是内部性规定还是外部性规定。

第三, 《规定》缺乏对人民法院及其司法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条款。从《规定》的制定目的来看, 《规定》是想让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以保证公正司法。但如果人民法院拒不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 或者按规定应该接受新闻媒体监督的案件而人民法院拒绝接受监督, 或者新闻媒体发现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乱纪行为,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应承担何种责任, 如何承担责任, 该《规定》没有作出相应规定, 《规定》只在第8条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作了笼统的规定:“对于新闻媒体报道中反映的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反映审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核实。查证属实的, 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从该《规定》中看不出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过程中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第四, 《规定》缺乏对新闻媒体救济权的规定。《规定》没有规定新闻媒体的新闻采访权和监督权受阻时的救济渠道和措施。如《规定》第4条规定:“对于不适宜接受采访的, 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不接受采访并说明理由。”假如新闻媒体认为人民法院决定不接受采访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应该如何进行救济, 该《规定》没有作出规定, 这使得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无法落到实处。

第五, 《规定》本末倒置, 监督者成了被监督者, 被监督者倒成了监督者。《规定》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2) 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 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 (3) 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 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 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 (4) 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 歪曲事实, 恶意炒作, 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5) 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从第9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新闻媒体成了被监督者, 新闻媒体有上述5种情形之一的, 原先的被监督者人民法院摇身一变马上成了监督者, 仆人变成了主人, 奴仆变成了上帝, 并且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 面对公权力机关强有力的建议, 新闻媒体当然不敢造次, 只有规规矩矩地接受。而且上述行为违反法律, 还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如若追究法律责任, 最终还不是要由法院来进行审判?此外, 《规定》第9条所列的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影响司法公正的5种情形弹性较大, 标准模糊, 使人民法院拥有无可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从《规定》的本意来看, 《规定》是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进行监督的一把“利器”, 而现在《规定》的第9条却使得《规定》成了人民法院监督新闻媒体的一把“利器”。

第六, 《规定》制定者的理念不是“人民主权至上”观, 而是“国家权力至上”观。在人民主权观念支配下, 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一切国家权力 (包括司法权) 的运行都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而存在, 公民有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然而在“权力至上”思想观念的支配下, 一切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障国家权力的顺畅运行, 只要有利于国家权力运行, 就可以肆意限制、克扣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就是国家权力至上观理念指导下的产物, 制定《规定》的初衷有可能就是最近几年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媒体审判”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案件, 由于公众和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妨碍了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案件, 为了保障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 最高人民法院才制定了该《规定》, 以致该规定的内容到处是限制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的行使。

《规定》名义上是让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实际上却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排除、拒绝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规定》现已公布实施, 其能在实践中走多远, 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于2009年12月23日对外公布施行, 《规定》共10条, 文中如无特别说明, 所用的《规定》均指该文件。

2[2]汉密尔顿[美]等著, 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264页。

借力新媒体挖掘舆论监督深度 篇6

【关键词】新媒体 舆论监督 深度

媒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媒体力量加大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的曝光度，将社会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帮助群众了解周围事件的发生和经过，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起到监督作用，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一、强化责任感，把握尺度有深度

一直以来，地方县市党报都把舆论引导作为头等任务，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舆论监督显得力不从心。新媒体凭借其传播快捷、信息量大以及环境宽松等优势迅速占据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地位，压缩了党报舆论引领作用的发挥空间。

舆论监督是党报的重要职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由于体制不健全，不和谐现象客观存在。作为地方主流媒体——县市党报，既要认识到自身责任，在进行正面报道的同时，要明确新闻媒体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舆论监督；认清当前的形势下，舆论监督对于促进政务公开、矛盾调解和构建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还要看到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做到冷静判断、科学分析、一线调查，对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出及时、权威、准确的监督，并力求促进矛盾问题的解决。

地方党报可以参与到政府的各项决策中，对全局了解更为透彻，拥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政府资源。也可以深入基层一线对整个事件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由于党报一贯的权威性，对于一些舆论监督报道中揭露的问题，相关部门也会及时跟进处理，促成问题解决，这就大大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随着公信力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党报的认可程度也相应提高，县市党报在进行舆论引导时，就有一呼百应的效果。

把握尺度有深度，做到新闻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媒体对本地职权范围内的监督缺位，一味褒奖性报道，缺乏监督。过犹不及，不少县市报将舆论监督与负面新闻划等号，往往出现事前缺位和事后越位的现象。县市地方党报要从地方大局出发，紧密配合地方中心工作，以有利于推进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群众所反映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落脚点开展舆论监督，真正做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帮政府说话，站在把关人立场上用事实说话”。

二、借力新媒体，拓宽新闻传播途径

新闻传播方式不断创新，县市党报传播速度不够快、获取信息渠道单一，唯有借力新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拓宽新闻传播途径。

正如原工信部部长李毅所言，“媒体不是中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媒体监督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引起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特别是微博、微信转载，速度极快，但是他们最多是复制加猜测，无从考证真相，极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记者可以把微博、微信、QQ、陌陌等传播的对于本地有影响的信息加以筛选。并通过正规渠道加以核实，从而消除误解。党报报道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实现互动等优势，增强新闻报道影响力。

如池州市境内G206国道、S325省道和X014县道联通的560米道路是一个集镇所在地。2013年9月份，记者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到近期因修路堵车严重，而且持续了不少时间，不少网友认为是政府不作为，别有用心者认为施工队已经停止施工，引发网友猜疑。

为了还原事实真相，记者三次前往修路地点，多方采访群众，并从施工方了解工程进展。该条道路从2013年5月份动工一直修了4个月确实没有完工，附近居民、过往驾驶员怨言较大。在9月10日的《池州日报》10版刊发了《査桥一里路修4个月未完工》头条稿件，在讲清事实的基础上，既指出了施工方责任，也客观报道了因施工标准提高、無法封闭现场、连续阴雨天气等，导致施工进度缓慢的原因，而政府主管部门做出了不少努力并督促施工单位尽快完工。稿件经过新闻网站、政府微博、公众微信等平台进行转载后，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和报社沟通，大量网友也在网上跟帖回应。既争取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也获得了上级部门的肯定，又促进工程施工提速。有不少群众陆续通过报纸新闻热线和微博微信平台向报社提供更多相关新闻线索。

这则报道，记者通过新媒体获得新闻源，报道见报之后，借助新媒体广为传播，提高了新闻影响力，也搜集到了更多舆情，最终功劳还是记在了党报身上。为此，《池州日报》畅通与网宣办、外宣办、信息中心等机构交流沟通机制。如由东至县委宣传部牵头，组建新闻联系会议制度，每个季度由报社与相关部门、新闻关联机构座谈，梳理近期报道重点和舆情热点，提前介入，把握舆论监督主动权。

三、搭建平台，扩大舆论影响力

品牌栏目是报纸的名片，办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栏目，在吸引读者关注栏目内容的同时，可以增强地方党报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知名度。做好舆论监督报道，同样需要培养一个品牌栏目，为党报舆论监督指明方向，即把当地的社情民意与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帮忙不添乱，释疑解惑不遮掩。

《池州日报》在10版为舆论监督报道开设“社情民意直通车”专栏，就舆情热点开展监督类报道，并且配以醒目简洁大气的栏标。紧紧围绕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推出近50篇舆论监督报道，推动了大量问题的快速解决，有效舒缓了社会矛盾，赢得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双满意”。

如在2013年创建省级文明县城过程中，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要求应用“社情民意直通车”专栏成功经验，开展自我揭短类报道。报社派出骨干记者，认真分析，确定牛皮癣、乱停乱放、文明素质、不遵守交通规则等13个方面内容，分赴车站、菜市场、居民小区，不与部门打招呼，直接看现场、听民声，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真实素材。报社每期大胆的拿出半个版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曝光文明创建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微信、微博、论坛、网站同步刊出。几乎每期报纸都有领导批示，市民看后称快；涉及部门看后脸红，并立行立改，主动将整改结果告知报社。13篇报道结束后，又推出两篇整改看结果的报道，分别从整改到位和整改不力两个方面给予褒贬，并附上网友的评价。就这样，在一波又一波的监督下，许多文明创建死角得以及时清除。而市民通过跟帖、转发、点赞等方式参与到了文明创建当中来。

当然，办好这样的监督类栏目，对报社的记者编辑自身素质和内部管理就有着更高的要求。采访中涉及卫生健康、工程管理等不同领域，记者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常识，采访前还要做好功课，才可以有效甄别虚假讯息，直击问题要害，提高新闻报道质量，确保新闻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在鼓励和加大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报社也要做好对新闻媒体报道的监督工作，确保不出现恶意炒作行为，防止虚假信息流向社会，造成社会恐慌，使新闻媒体公信力降低，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地方县市党报借助新媒体力量，完全有能力实现政府、社会、党报三方共赢，实现为政府推进工作营造氛围，民众诉求得到有效回应，党报在舆论监督中站稳舆论引导地位，逐步扩大公信力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池州日报社）

浅论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 篇7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网络媒体的发展来得更加迅速和猛烈。有人把2008年称之为“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元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出现了华南虎事件、封口费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被曝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被免职、湖南衡阳6名“瞌睡干部”被免职、剑阁“节约”局长曹正直嫌酒贵扇老人耳光被免职、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被免去党内外职务、“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被曝光半月后成阶下囚等。到了2009年, 网络爆出的事件对民众的冲击力是更加强烈。“躲猫猫”事件、杭州跑车撞人、邓玉姣刀刺官员案、开胸验肺事件、荆州大学生溺水后尸体打捞事件, 都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介入而引起有关部门深入调查。这些都是网络监督的成功案例。一时间, 很多媒体包括网络媒体本身都气势高昂地宣扬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 很多群众开始认为只有网络媒体的监督才是可信的、公平的, 甚至于很多主流媒体都开始转发网络媒体的新闻。

与传统媒体相比, 网络具有开放性、平民性、广泛互动性、监督者身份隐匿性、速度迅捷性等特点, 舆论的形成和监督的优势显而易见。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性, 才使得网络媒体成了一把“双刃剑”。合理的舆论监督, 经网络媒体的放大, 常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 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舆论监督, 则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的乱源。在这股网络媒体的热潮中, 我们是否该理性地思考一下, 网络媒体的监督是否适当, 是否真实, 而又有谁来对网络媒体进行监督呢?

在网络媒体盛行的同时, 中外媒体不约而同地开始使用了一个词:网络暴力。当某些网友对某些事件发表的网络言论已经超越正常理性, 不仅由此完成在虚拟空间中对当事人的道德审判, 更严重的是, 当事人甚至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处罚。而这些处罚的基础, 也并不是公开的程序, 而只是网络舆论的过分压力。网络监督被不理智地扩大化, 从而转换成为网络暴力。

让我们来看一下震惊中外媒体的“网络暴力第一案”。2007年12月29日, 女白领姜岩因丈夫外遇而跳楼自杀, 引来网友对其丈夫王菲的“人肉搜索”, 并在网上贴出了其丈夫及“第三者”的单位、电话号码等, 不断地以打电话及到王菲单位进行辱骂等形式对其进行惩罚, 后甚至将王菲父母家的地址贴在网上, 以至于有网友去王菲父母家门口涂鸦“害死贤妻”、“血债血偿”等字样。终审判决认为, 王菲在与姜岩婚姻续存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 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标准, 使姜岩遭受巨大精神痛苦而自杀, 王菲应受到批评和谴责。但这种批评谴责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不应披露宣扬其隐私, 否则构成侵权。网站将王菲的姓名、单位、住址等私人信息披露, 引发网友人肉搜索, 谩骂骚扰王菲, 网站管理者应承担民事责任。后续的调查发现, 姜岩博客中所述与王菲所述并不一致, 而网友因为同情而一味听信姜岩, 至于是否存在对王菲的不公平, 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要思考的是网络媒体在发挥其监督这一社会责任时, 应该如何把握度的问题, 对于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应该进行怎样的道德惩罚。

网络媒体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而造成其整体的偏倚, 如网民的素质不均衡、网民的匿名性造成网络缺乏制度和道德约束, 以及网民的趋众心理等, 造成了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道德的冲突。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系的冯宋彻教授认为:“由于网络文化传播速度太迅猛, 社会和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对它的应对、包容、衔接发生了一些问题, 导致了优良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还没有很好的被网络文化吸收整合。相反, 网络文化中的工具主义、操作主义却比较快地侵入到了社会相当大的层面, 使得今天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某种失范、滑坡。”

网络媒体的火爆, 网民的蜂拥而至, 让政府部门也开始畏惧起来, 以至于决策也受到网络媒体的很大影响。例如, 为合理妥善处理垃圾, 营造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 番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联合发出倡议:全区人民积极参与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活动, 同时公布了5个市民反映渠道。据了解, 从倡议书发出之日起, 番禺将在全区进行为期半年的大讨论, 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征求民意的工作。有网民建议, 要在全民讨论后进行全民投票, 决定垃圾处理方式和处理地点选址。当然, 全民讨论和全民投票在最大范围内尊重民众意愿, 广大群众一片赞语。但是这种做法是不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民众中有多少人懂得垃圾处理方法?有多少人懂得垃圾处理的地点选址需要注意什么问题?生活垃圾虽然与民众关系极为密切, 但是垃圾的处理方法却是非常专业, 民众了解甚少。让全民进行讨论和投票, 会选出什么样的结果, 实在有些让人担心。其次就是全局的角度, 关于垃圾处理的地点, 更是要考虑整个城市规划、周围环境、居住人口、气候风向等诸多因素, 而大多数民众选择的依据应该是——管它有没有危害, 都要离自己家越远越好吧。所以越多人参与发表意见, 就会越难达成一致, 讨论时间越长, 也就会有越多分歧。此外, 还有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如何能做到全民参与, 网络渠道讨论还是挨家挨户的采访。如果是网络渠道, 众所周知网民大多年龄较轻, 网民的意见如何能代表所有民众的意愿。如果是挨家挨户采访, 工作量与经费将十分庞大。如果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只是简单追求网民的赞成和拥护, 以及所谓的“民主”, 则事倍功半。

对于在几年内已由新媒体发展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主流媒体——网络媒体, 如何监督、引导其发展, 限制不良现象的滋生, 正确利用网络媒体进行舆论监督, 成为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一定要加强网络立法, 健全针对网络媒体的监督制度。2000年10月8日, 我国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这项规定首先对“电子公告服务”的范围做了明确规定, 应该说, 这是国内第一则明确针对网络言论管理的部门规章。随着“网络暴力第一案”的出现, 还可能会出现“网络暴力第二案”、“网络侵权第一案”等, 相信相关法律法规也会随着问题的出现而逐渐健全。

参考文献

[1]马静, 胡凯.网络媒体监督——信息时代的双刃剑[J].时代经贸, 2006, 4 (12) .

[2]权辉蓉.网络舆论监督与网络暴力的平衡点[J].青年记者, 2007 (10) .

社交媒体强化舆论监督 篇8

网络媒体以及网络舆论监督概述

1986年, 我国开始与国外合作发展自己的互联网技术, 1994年4月20日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络。近年来, 互联网作为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的第四媒体, 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据资料显示, “截至2008年6月底,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 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1]。网络传媒以其特有的及时性、公开性和低门槛的参与要求, 将全国各地的民众联系起来, 形成利益诉求的第二落点, 形成一张强大的舆论监督网。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有争议的问题的共同意见。”[2]而舆论监督则是区别于法律监督、政府监督与人民监督的一种独特的监督力量, 它以媒体为载体, 以新闻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为监督主体, 以社会上所有需要监督的涉及政府事务与公共事务的事项为监督对象, 它首先为公众了解各项事务提供了一个信息平台, 然后使其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监督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我国过去的舆论监督方式主要是以报纸、广播、电视为监督载体, 然而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普及, 在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公共领域, 在传统媒体的触角无力触及的领域, 广大网民正以其朴素原始而强大的道德意识形成一支与政府互动, 从而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草根力量”。在近几年轰动网络的“天价烟”、“日记门”、“躲猫猫”等事件中, 网络在对抗权势时彰显的无谓面孔和强大力量一次次让我们震动。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正在越发彰显优势, 而传统媒体却在相关领域出现了功能的缺失, 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传统大众媒体在舆论监督领域的缺失

1.“耳目喉舌论”的影响。“耳目喉舌”的提出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维新派。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去塞求通, 厥道非一, 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 无喉舌, 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 则报馆之谓也。”[3]这里的“耳目喉舌”主要指的是媒体所具有的倾听百姓心声, 传递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意见的作用, 其实说到底, 媒体还是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被看待的。此后, 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社会革命, 但报纸始终是作为一种社会统治的工具被看待的。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受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影响, 才将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喉舌”, 并在此后的发展中将这一思想始终延续下来。因此, 我们的耳目喉舌都应该是双向的, 既是政府的, 更是人民的。然而现在, 由于还受到中国传统旧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传统大众媒体在某些情况下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政府的喉舌, 忘却了自己同时也应该是人民大众的喉舌。

2.传统媒体的集体失语。舆论监督, 媒体尤其需要炼就“火眼金睛”。可是今天我们的传统媒体更像是一个得了“失语症”的哑巴。长期以来, 我们的舆论监督似乎沿袭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每出现突发事件后, 媒体发布新闻稿件时常常要得到官方的认可, 要“统一口径”后“统一发布”, 这个统一的过程中, 所有的大众媒体都无法出声, 而统一之后的事实, 又往往难以让人信服。如2004年的“李信事件”, 央视《新闻调查》是最先介入的媒体, 并且通过他们的努力, 拿到了李信涉嫌犯罪的所有证据。但是, 由于央视没有报道过这样的事件, 节目就被取消。面对央视的失语, 新华网、人民网等曾经几次发文质问《央视你为什么沉默》、《央视你不该沉默》、《舆论的旗帜为何访而不播》, 但当时央视并没有回应。“李信事件”是特例, 但是传统媒体在面对权力机关的失当行为时的监督不力却是普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中国传统媒体的“失语症”?这些因素是否也是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领域失职的原因?

3.客观条件的限制。 (1) 体制因素。我国媒体长期挂靠各自的党政机关, 有着内部不成文的排序和规则。而对党政机关的依赖使其在面对问题时更多地要考虑“上面”的意见, 而不是群众的呼声。即使看到了、听到了甚至抓到了某些问题官员, 但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 依然无法出声。“传媒的职业权利与他们挂靠的政党机关的权力混同”, 使得他们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时候受阻。 (2) 经济因素。传媒也是一个充满竞争力的行业, 它竞争的目标就是受众, 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 就要有强大的资金支持, 因而就需要有强有力的广告商, 甚至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广告。为了留住广告商, 我们的媒体实际上已经主动放弃了对这些经营者的监督, 而这些经营者实际上也是需要监督的一个群体。

网络媒体的优势

1.监督主体的本位回归。任何公共权力机构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人民的监督, 无论是对个人的监督还是对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 公民无疑应该是监督的主体。然而长期以来, 我国的舆论监督却主要依靠法律和行政机关的强制监督来硬性调整。

网络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情况。网络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公开的信息交流平台, 广大网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所有想要关注的事情进行监督, 并发表自己的监督意见。在此过程中, 不需要与被监督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碰撞, 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这就使得参与监督的主体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毫无顾忌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 从而能够彻底地发现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 重新确立监督主体的地位。监督主体的本位回归能够更好地发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很好地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2.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优势。首先,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公开性和即时性, 这就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 克服了时间、空间的局限, 根本不需要踏出家门便可通过网络信息了解世界各地的趣闻要事。当我们刚从电视或报纸上得知某一信息的时候, 这种信息早已在网络上铺天盖地, 并已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次, 网络所具有的凝聚力与整合力, 使其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信息平台, 恰似现实生活中的俱乐部、聊天室等场所。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聚集起具有共同关注点与兴趣偏好的广大网民, 从而为掀起更剧烈的舆论风暴创造条件。如造成中国红十字会甚至是整个中国慈善界信任危机的“郭美美事件”。其起因只是因为郭美美在自己的微博上所发的几张“炫富照”, 之所以能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与互联网所具有的聚合力是分不开的。再次, 网络具有交流性和强大的信息整合功能。网络的最大优点在于其所具有的言论自由的特点, 开放的网络平台可以使所有人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做到真正的相互交流;同时, 这种交流方式又克服了距离性, 使得交流能够做到迅速、快捷。因此, 对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来说, 可以通过交流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论战, 进而达到信息整合的目的。通过这种信息的整合、反馈, 决策者可以更为迅速直观地掌握大众民意, 进而影响到公共决策。[4]

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完善

网络的发展印证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在这样一个时代, 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两大媒体的优势, 充分发挥好舆论监督的职能, 需要这两者的共同努力, 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 各自尽到各自的职责。笔者认为, 我们的媒体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 要建立以大众为主体的评价体系。传统的“耳目喉舌”之所以被人批评“在其位不谋其政”, 之所以在新一代网络媒体的光芒下会感到尴尬, 固然有自身的原因, 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缺乏一个对其有效的评价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建立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 需要体制提供切实可行的渠道, 更需要所有公民的共同努力, 需要公众的主动参与以及对自身、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能因为与己无关, 就主动放弃监督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日常接触的舆论环境中, 发挥自己的力量, 评价传媒的每一次监督表现, 向它输送动力, 也给它带来压力。

其次, 应充分认识到传统媒体的地位及其不可替代性, 并持续发挥其优势。尽管传统媒体在发布信息上具有时间上与空间上的限制, 但是事实证明, 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是互联网无法实现的, 传统媒体在受众广度与专业性分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 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力量, 更能够保持新闻的真实性, 保持信息的信服力。此外, 传统媒体所具有的专业新闻采集队伍也使得在突发事件来临之时, 更容易保持新闻工作者所应具有的专业眼光, 置身事外, 以中立的眼光客观地评价事件, 这对于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因此, 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并充分发挥其上述优越性, 为我国的和谐舆论环境服务。

再次, 应对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有限性与合法性具有清醒的认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为广大公众提供了一个完全平等的交流平台, 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规范互联网的法制并不健全, 并且加上一些不怀好意之人的恶意挑拨, 新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对于某些引起社会公愤的行为大肆声讨, 甚至对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网络跟踪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侵犯了当事人为法律所保障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网络舆论监督的有限性得不到彰显, 在惩治不文明行为的同时, 作为监督主体的网民自身的行为也卷入不文明甚至是非法的漩涡。此外, 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也深深暴露了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所具有的缺陷。从“新疆籍艾滋病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病毒”到“浙江海宁癌症村”等貌似骇人听闻的虚假信息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秩序, 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媒体所具有的其目前尚难以克服的弊端, 理性地看待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职能。

因此, 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传播渠道的传统媒体与以互联网为传播渠道的新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各自均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唯有两者携起手来, 各自发挥其优势, 扬长避短, 才能使我国的新闻监督事业得到长足的、健康的、稳定的发展。

摘要：随着网络传播的日渐普及, 网络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这种作用体现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暴露上, 网络传播在舆论监督领域四面开花, 网络作为新兴的媒体势力, 以清醒而果敢的姿态进入传统媒体无力监督或力量薄弱的领域。我们在欣喜于网络草根力量的强大的同时, 也无法忽视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气息的越发微弱。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持续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 并对新媒体进行有效的规制, 使其扮演好不同的角色, 各自发挥好自己的舆论监督优势。

关键词：草根,舆论监督,失职,新媒体,评判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08-06-15.[1]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08-06-15.

[2]赵玉明, 王福顺.广播电视词典[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8.[2]赵玉明, 王福顺.广播电视词典[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8.

[3]陈书良编, 梁启超著.梁启超文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1.[3]陈书良编, 梁启超著.梁启超文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