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舆论监督（精选12篇）
广播舆论监督 篇1
近年来, 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巧借行风评议和纠风工作的东风, 联合纪检监察部门, 利用热线互动的优势开展舆论监督, 各地广播电台相互效仿、借鉴、创新, 行风热线类直播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那么, 广播热线类监督节目如何把控好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解决百姓诉求的契合点, 如何解决好既能让百姓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又不挫伤职能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而让节目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呢?
结合晋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纠风台》节目开办13年来的工作实践, 笔者认为, 办好广播热线类舆论监督节目,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和运作:
一、首要的价值取向是关注民生, 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着眼于为老百姓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的热线接听、梳理和筛选, 必须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入手, 答复和落实解决问题应该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因为, 我们这样的节目为百姓开辟了一个方便快捷的诉求渠道, 而且诉求成本很低, 只需一个电话, 一般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如我们晋城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纠风台》节目十几年来解决的问题, 如饮水、教育、土地、低保、农民工工资、计生、合作医疗、良种补贴、农机补贴、退耕还林、对农政策的落实以及城市供水、供气、供暖、市场物价、户口办理、学校收费、就业、物业管理等都是民生问题。对于每期节目接听到的问题, 我们的记者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群众一个明白的答复和较为满意的落实结果。
二、就是搭建沟通平台, 让群众表达诉求和职能部门接听解答问题同步进行, 在对话沟通中消除对立情绪, 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展示政府形象, 为民排忧解难
问题导向也是舆论监督的关键, 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注重沟通是消除群众不满情绪的有效途径。广播热线类舆论监督节目就是要搭建一个沟通平台, 通过倾听与解答, 在对话中解疑答难, 承接问题, 调查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媒体要按照固定的周期提前设定主题, 并将相关的职能部门负责人请到直播间来接听问题, 解答落实。这样就可减少节目组记者调查采访的环节, 并缩短听众对问题解答落实的等待期。既可提高工作效率, 又能增强答复的权威性。同时职能部门也可借机宣传本部门工作, 相关政策法规, 展示自身形象, 从而积极配合支持节目组的工作。
如我们晋城台的《百姓热线·纠风台》节目从2006年就启动了每周一期的“阳光工程”。由部门行业主要领导和职能科室负责人分批轮流上线。各职能部门都把“阳光工程”当成了一个展示形象、宣传政策和办事程序的便民服务的理想平台。这样不仅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同时也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畅通了渠道, 明晰了工作方向, 收到群众与职能部门双方都满意的效果。
三、是注重热线追踪和反馈
广播热线类舆论监督节目的生命力就在于落实问题, 给群众一个明白答复。这也是全国许多电台行风热线类节目持续热播的关键所在。因为老百姓之所以喜欢这类节目, 就是因为它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落实。除日常答复外, 必须至少每周日有一期反馈版, 一方面约请相关部门就本周承诺解决办理的问题进行反馈答复, 通报办理结果;另一方面通过回访打热线的听众的意见, 看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 解决得是否满意。对于已经追踪调查解决的问题反馈阶段性落实结果, 直到问题的最终全部落实解决。
四、就是走出直播间举办户外现场直播活动, 与百姓面对面对话交流
为了便于群众直接参与, 针对社会反映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 还需要我们的监督节目从幕后走向台前, 走到群众中间去, 举办户外现场直播活动。组织相关部门和群众公开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接触, 集中答疑解惑, 现场受理解决问题。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现场参与督办, 这样既方便群众直接参与, 也使职能部门本身的工作更加注重公开、公正、公平, 注重规范合法、符合程序, 使他们感到群众的踊跃监督对职能部门的工作也是一个促进, 同时又可提升节目的社会影响力。
五、就是求得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这是办好广播热线类舆论监督节目的重要保证
舆论监督性节目还应站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本着帮忙不添乱的原则, 有利于推进工作, 促进发展的原则, 为党委政府分忧,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呐喊助力。这样才能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 得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支持, 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也就是说, 我们的节目应该有责任有担当, 上为党委政府分忧, 下为普通百姓解难。如我们晋城的《百姓热线·纠风台》节目, 一直以来就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市纪委、监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 对节目给予了高度重视。当听到一些困难群众权益受到侵害时, 市领导会在百忙之中作出批示、亲自过问处理, 为我们节目组落实解决问题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总之, 做好广播热线类舆论监督节目, 必须立足民生关怀, 真情搭建沟通平台, 不断创新节目形式, 以春风化雨的方式, 高悬舆论监督之剑, 绽放出广播舆论监督的独特魅力。
广播舆论监督 篇2
http://.cn2011年10月25日23:46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25日电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今日公布。《决定》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对此，《决定》提出以下几方面要求：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壮大主流舆论，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
——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从群众关注点入手，科学解疑释惑，有效凝聚共识。
——做好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应急报道和舆论引导机制，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
——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推动解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维护人民利益，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规范媒体 监督舆论 篇3
从新闻媒体的职能特征和社会责任上来看,媒体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社会的“信使”。一方面它以新闻信息传播者的身份活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以社会为生活舞台和服务对象,广泛接触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以新闻手段向社会提供第一材料。另外,新闻媒体也是社会舆论的表达者。它在反应舆论,引导舆论方面具有权威性。舆论一经新闻媒体的传播,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尤其是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它的影响力就更巨大。任何政治背景的新闻媒体都以其广泛的新闻报道活动,直接、经常、普遍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影响人们工作,生活交往,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因素。对个人而言,新闻媒体可以影响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前途和命运的看法,影响个人的成长;对政府而言,新闻媒体可以影响到政府决策的贯彻实施。如果处理不当,有时甚至会掀起很大的风浪,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使政府处于被动境地。所以新闻媒体在舆论上反映什么,不反映什么,怎么反应,小则关系一个人,一个单位,大到关系到一个地区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对新闻媒体进行社会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它应该成为一种制度被媒体接受,同时也应该成为全社会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
在我国,媒体中个别节目在舆论导向上出现错误的例子并不少见。尽管它可能是某个编辑、记者的个人行为,但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同时,它影响的还是一个媒体的整体形象。
200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报社记者站的管理。要求报社记者在工作中不得从事与新闻业务无关的其他活动。记者站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新闻报道或者记者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纸、做广告,或者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该《通知》共提出七条要求)。这个《通知》虽说针对的是报社记者,但也给其他媒体敲响了警钟。各类媒体及其记者都该拿起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了。
那么,怎样对媒体进行监督呢?福建新闻界的做法值得借鉴。在工作中福建新闻界严肃对待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新闻界“四大公害”,各新闻单位制定硬性制度,把加强自律和接受社会监督相结合,努力锻造高素质的新闻队伍。福建广电集团就制定了七项规定,明确记者不准有利用采访、拍片之便收取钱物等行为;建立评议制度,聘请老同志和业务信息员监听监看节目,每月至少编辑一期《反馈意见》和《信息反馈简报》;开设新闻热线,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虚心接受社会监督。
媒体并非都是对的。如受“受众需要论”,“受众本位论”,“新闻商品论”等观念的影响,媒体就有可能偏离宣传的正确轨道,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以“受众本位论”的发源地美国为例,他们认为受众需要的新闻只有三个,即金钱,女人和罪行。按照这一理论来做新闻的效果是什么呢?据统计,1994年美国电视里出现的暴力场面比1993年增加了40%,相应地15岁至19岁的青少年犯罪案比5年前增加了两倍多。这个结果确实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说受众就好比孩子,孩子大都爱吃糖,但大多数家长都知道不能依照孩子的性子想吃就吃,因为糖吃多了有害健康,但也有人说:我不给孩子糖,别人会给的,这孩子就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引申到媒体上就是,如果我不搞色、腥、煽,别人也会搞,那样,受众就跑到别的媒体上去了。于是“孩子”的健康问题就抛在一边了,你软我也软,先把“孩子”拢住了再说。请问,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该做的事吗?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有的主张。
媒体有责任和义务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做为主导的宣传思想。如果我们的媒体一味的去报道凶杀、暴力、色情、吸毒等社会问题,那必将会产生难以扭转的负面影响。面对广大的受众,增大发行量,点击率,收视收听率固然重要,仅仅以此吸引“眼球”为目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自由言论不是一个自爱的媒体该做的事儿,它只能聊慰一部分低级趣味者的情趣、辱没了媒体自身的清誉。
对媒体进行监督不仅仅是给媒体挑错别字、挑病句。它应从大事、大体、大局,从舆论导向的高度、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开展工作。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新闻媒体的党风廉正建设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并进而提高报道质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从而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广播舆论监督 篇4
关键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电视广播,采编技巧,策略
一、记者自身职业素养的突破
记者作为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见证者,对新闻的认知态度决定了他播报新闻的效果,记者在进行采编工作前,要重视准备工作。新闻记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向受众传播信息的人,新闻记者的角色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受众的需求。受众对新闻的要求,就是报道新闻事件,从而实现舆论监督等职能,让媒体人成为社会的把关人。
首先,记者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理论技能。舆论监督新闻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客观新闻事实的呈现,解释出深刻的社会道理和价值理念,对社会舆论起到引导作用。记者在其中要做好桥梁的工作,他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并且对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了解和涉猎,这样才能够充分地保证采访的质量与效果。
其次,要积极学习和巩固国家的政策方针,以此提升自己的政策掌握水平。记者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思想,对客观事实的评判要有自己的一套见解,确保新闻的准确性与国家政策的契合度,并且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最后,记者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收集资料等。丰富的资料可以帮助记者及时对新闻价值进行挖掘,提升新闻的价值和可读性。记者要重视对相关政策资料的收集、相关行业制度的收集,提升自己在采访方面的觉悟。与此同时,记者要对文史类、哲学类和新闻类等专业多加注重,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为后期的新闻采访节目奠定基础,致力于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为人民大众的服务能力。
二、做好准备工作
记者在做相关的采访前,要重视舆论监督的选题。要初步地对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一个了解,并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以此来提升采访的效率与质量。记者要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以更好地应对突发的新闻事件。新闻信息要及时、迅速,还需要新闻记者与受众进行良好的互动和反馈,新闻记者的角色定位范围更加扩大化,以此来凸显“联络员”的特点。
记者确定工作目标时,要明确舆论新闻采访的目的。在具体的采访过程中,要把握好方向,注重新闻内容合理性,避免在采访的过程中出现盲目的局面。
记者在决定工作内容时,要对相关的背景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要结合相关资料,对本次新闻事件的社会背景、现实状况以及新闻人物的特征、职业背景作进一步的了解,以此来深化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认知,保证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的深度。
在准备工作前,制定问题摘要。记者在临场采访前制定问题摘要,可以避免问题准备不充分的现象。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容易出现思维混乱的情况,这样就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挖掘效果。制定问题摘要可以给记者确立采访思维,更有助于记者和新闻当事人有深刻的了解,以此来提升舆论监督新闻采访的质量。
在广播节目的录制方案上,采编工作则是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定相关的方案可以有效地保证舆论监督新闻播放工作的顺利,也可以确保细节、声音、新闻价值得到良好的捕捉。如果是录播的情况,就应该注重声音的剪辑,如果是现场直播的情况,就要注重穿插一些背景资料等补充内容。对广播电视进行录制时,要明确相关的主体,围绕这些主体进行深度的整理和选取,确保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与合理性,提升广播电视节目的宣传效果。
三、掌握现场录制情况
新闻具有时效性的特点,对于突发事件,记者需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记者对新闻现场的判断,对新闻的立场都影响了舆论监督的呈现内容与效果,记者要重视新闻的采编工作。
首先,要重视对细节的捕捉。记者要拥有良好的采访作风,确保给观众呈现出鲜明的新闻主体。在到达现场后,记者要以自身灵敏的新闻察觉度对新闻现场进行有效分析,挑选最具价值的素材,关注现场新闻动态,挑选可以表现新闻本质的素材进行播报。与此同时,记者还需要重视一些具有表现力的内容,对此进行提炼。在录制广播节目的过程中,选取具有价值的信息,提升广播电视节目的信息含量。
其次,要注重还原事件的真实性。真实性作为新闻节目播报的前提和基础,记者要注重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保持客观的态度,呈现出最真实的新闻内容,避免将自己的主观思想带入节目当中。记者的工作作风主要体现在,在思想和工作上保持与党的一致性,在业务处理能力上要有记者特有的敏感性,用独特的视角去反映新闻的真实情况。不能一味地为了获得关注度,就扭曲事实和新闻的方向。要坚持实事求是,对新闻事件作深刻的解读。民生记者要懂得放下身段,走到民众的生活中去,深入群众,利用真实的镜头去记录真实的语言,积极传递社会的正能量。新闻舆论引导要能够凝聚人心,不然就容易传递错误的信息,让人心涣散,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四、结语
舆论监督作为电视广播新闻媒体职责的组成部分,采编人员要对客观事实给予充分的尊重,对舆论新闻进行合理、科学的采编,以此来提升节目的质量,为受众提供最真实、可靠的新闻内容。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电视广播新闻节目中舆论监督新闻的采编质量,真正地发挥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价值。舆论监督新闻在报道形式上主要以群众话语为主。舆论监督新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报道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创建舆论监督新闻渠道,让老百姓发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最终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昭文.新媒体环境下电视舆论监督策略探析——以央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为例[J].青年记者,2013(29):8-9.
[2]高传智,谢勤亮.“第三条道路”与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体制改革——对现有广播电视体制缺陷的制度规避[J].新闻大学,2006(01):66-74.
建立舆论监督机制 篇5
如果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缺乏外在监督制约，那么何谈高效监察、透明监管。制约的失衡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膨胀或功效萎缩。当监察主体与监管主体不履行煤矿安全生产监管或监察职能时，当对于违反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畸轻畸重时，没有行之有效的机制约束的后果是相当的可怕的。所以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煤矿监管对遏制虚假治理行为、推动安全监管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作用和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是督促各类煤矿认真执行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一个有力措施。①要在广大职工中聘请群众安全监督员，不但要监督职工身边的各种违章行为，更要监督矿井主要责任人的违章指挥、违规决策行为；②实施及时规范的公告制度，要将各类停产整顿的矿井名单、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矿井名单、责令关闭的矿井名单等及时向社会公布，利用社会的力量进行监督；
③建立煤矿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
1．发挥工会作用
工会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组织职工群众参与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维护职工群众安全生产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建设企业安全文化，推动煤矿企业采用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2．发挥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
舆论监督与党风建设 篇6
在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就是强化监督。因为“没有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已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而监督的渠道和形式有多种多样，诸如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等等。
一、舆论监督的作用
我们党历来重视和倡导新闻舆论监督，表明我们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坚定信心，同时也显示了舆论监督在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舆论监督作为一项社会权利，虽然受我国《宪法》的保障，有法可依，但和其他权利一样，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舆论监督权”必须在法律规范内行使，也就是要依法进行舆论监督。依法进行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同时不应侵害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舆论监督要有建设意识，着眼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做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因此，舆论监督要强化“建设意识”，应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突出重点，抓住带有全局性的关键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监督。
我们在强化舆论监督工作中体会到，搞批评报道不能批一番了事，不管有多大阻力和困难，都要注意跟踪报道，反应监督效果，从而使批评报道有始有终，有个圆满的结局。
二、舆论监督的形式
新闻媒体要开展舆论监督，就要担负起敢不敢于监督、善不善于监督的问题。应该说，必须要把社会效果作为衡量舆论监督正确与否的首要标志。而要想保证舆论监督取得好的效果，除了坚持真实、客观、公正、准确和组织纪律等原则外，还必须注意和善于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方法。
舆论监督可以采取批评、揭露、评论、建议、希望、讨论等多种形式。向有关部门传达群众的举报和来信来访，向领导机关通过内部参考和内部简报反映情况和问题，也是新闻媒体经常采取的方式。有时通过表扬的手段也能够达到批评和监督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讲求宣传艺术，把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与舆论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基点，紧紧配合政府工作，通过舆论监督简洁、直观的方式，去披露问题，督促解决问题，达到化解矛盾、稳定大局的目的。新闻舆论监督反映问题，应当是带有普遍性、阶段性的大问题，侧重于政府当前主要工作的落实。因此，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与新闻舆论监督的重点应该是一致的。政府工作全面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新闻舆论监督则抓住不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曝其一点，以小见大。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优势，督促、配合政府部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特殊问题，对政府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批评和监督固然是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它可以一针见血、简洁直观。但它毕竟不是唯一的、可以轻易地采取的方式。搞舆论监督既要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又要掌握政策，有礼有节，还要顾全大局，把握分寸。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治病救人、促进工作，因此舆论监督同样需要讲究方法，注意分寸，强调效果。总之，运用哪一种方法好，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舆论监督所选择的方式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必须要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其目的是端正党风，通政济民。搞好舆论监督还要注意事实准确，要正确把握舆论监督的“度”，做到依法、依理。
搞好舆论监督，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又是党和人民群众赋予新闻战线的一项崇高而特殊的使命。广大新闻工作者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勇敢地拿起法律这一“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开展舆论监督。
广播舆论监督 篇7
1广播电台媒体发展现状以及舆论监督类节目内容
1.1广播电台媒体发展现状
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在2015年我国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在98.6%,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在98%,从数据中表明,电视覆盖率与广播节目相比高出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广播节目的发展与电视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劣势。近年来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信息技术的改变,带动了广播节目的发展,但是随着新媒体的诞生,广播节目发展依然存在着危机。“互联网+” 模式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2015年底,移动用户数量超过了9亿,人们通过手机客户端来实现信息分享,为传统模式下的媒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基于广播电台的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举步维艰[1]。
1.2舆论监督类节目内容
舆论监督类节目是政府部门的警示钟,同时也是百姓代言人,在弘扬正义以及维护受众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类节目是传统媒体在自身优势基础上, 为了获取关注度,以及提升节目公信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该类节目与社会受众所接触的比较广泛,与新闻当事人直接接触,反应的都是民间事实,并直接与政府部门工作直接接触。舆论监督类节目是传统广播电台发展中所不能缺失的,其地位不容小觑。如政府大老虎的落马等与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离不开。
2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中多遇到的挑战
2.1来自上级媒体的压力
在地级的舆论监督类节目中,其发展受到多方面机制的阻碍,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上级政府部门以及省级的监督类节目所施加的压力。政府部门对国家媒体资源有着不同方向的倾斜,无论在人力、技术、财力以及信息渠道方面都具有品牌效应,而省级部门在信息发送上优势明显,地级的监督类节目,在这两个上级中缺乏技术支持以及经济支持,使得广播舆论监督节目的多元化发展受到阻碍与制约。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但是地级舆论监督类节目的资金不足是事实, 与上级媒体相比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2.2来自下级媒体的挑战
与地级舆论监督类节目相比,区级以及更小些的节目秉持着“船小好调头”的模式,通过比较小的运行特点以及发展模式,提升收视率,在社会受众中的亲和力比较强,同时能够达到很好的新闻监督效果,这为地级舆论监督栏目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于上于下,该类节目的市场资源都在被瓜分,同时在围追堵截的状况中难以发展[2]。
2.3来自行业内部的竞争
近年来,传统媒体发展缓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受众关注度有所下降。 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在舆论监督方面起到较好的效果,还对电视媒体发展带来阻碍,可以说新媒体是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的拦路虎。以其信息传播速度高效性, 和互动性,舆论监督发展带来打击。
3促进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多元化运作建议
3.1与新媒体舆论监督机制相结合
在新媒体中新闻传播的意义与电视新闻传播所有不同,随着媒介技术不断提升,不同类型的客户端在新闻传播中得以应用。广播电台舆论监督栏目发展,不能脱离了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而独立存在,而是需要在结合其他媒体的不同形式,来实现其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手机是新闻传播中最为重要媒介之一,手机新闻以及快速性以及间接性,被广大手机用户所接受,在新媒体新闻传播中,人本主义倾向的体现,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新闻传播以及新闻讨论,需要发动社会受众的力量与智慧,而不是单一的官方新闻平台进行监督与信息输出。
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与新媒体运行机制相互结合,为社会受众提供了言论自由的新闻平台,任何人对新闻事件的发生,都有抒发观点的权利。目前在用户手机中,二者相互结合的新闻传播客户端有新浪新闻、腾讯新闻、搜狐新闻等,用户只要注册账号,就能够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时间进行评论,参与线上互动。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与新媒体运行机制相互结合下的新闻传播,充分的发挥出了社会受众的新闻参与力以及新闻传播力。同时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与新媒体运行机制相互结合形式的出现,将单一方向的新闻传播方式改变, 在提升社会受众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媒体与大众的双向信息传输。该种方式虽然充分体现出了人本主义, 但是需要提升言论自由在新闻传播中的法律约束力度。
3.2栏目内容精细化处理
栏目内容的精细化是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中的关键,节目的关键是其内容。内容实现精细化,选题是关键,如果选题与人们生活距离比较远,将会降低关注度。在实际选题环节中,首先需要具有清晰的思路, 采访环节需要层层深入,并对新闻事实的剖析要深刻。 把舆论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够实现节目内容拓展,实现多元化发展。
3.3栏目形式精细化处理
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实现其形式的多元化,一方面是从其内容上进行分析,将其内容进行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是对其形式进行精细化处理。形式是节目发展的外衣,没有优秀形式的节目难以吸引受众。 因此需要对节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在实际的工作环节中, 实现精细化的节目形式,需要从以下方面的做起:
第一,监督的迅速性。无论是电视新闻还是广播电台新闻,其实现监督功能,最为主要的就是其监督的迅速性。也就是说,迅速是新闻发展的第一要素。对于一件事,其发生时,所受到的舆论监督越迅速,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同时直接的体现了媒体监督的态度,避免监督性行动与实际发生时间相隔比较远,使得监督效力下降。
第二,信息报道的客观性。新闻信息报道中最忌讳的就是失真,因此,在实际新闻报道中,不仅要实现监督,还需要充分实现监督栏目评价的客观性,不能加入新闻人的主观臆断,而失去了是新闻的真实性,对新闻受众的判断带来干扰。
第三,信息报道的全面性。在舆论节目监督中, 首先需要将实际报道中的信息全部披露出来,不能有所隐瞒。
4结论
综上所述,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的多元化让发展是传统媒介向着现代化的媒介方向中发展的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是上级政府部门所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下级节目的竞争与挑战。 为了促进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的多元化让发展,在本文中提出相应的对策。
摘要：随着广播电台的发展,节目逐渐呈现出的多元化,基于此,本文对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的多元化运作进行研究。
关键词：广播电台,舆论监督,多元化,运作
参考文献
[1]肖叶飞.媒介融合语境下广播电视经济性规制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广播舆论监督 篇8
关键词：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互动性,柔弱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大众媒介的受众定位、内容、节目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广播节目中的舆论监督,也随着城市的发展,受众需求的变化,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试图探讨城市发展背景下的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就其产生背景、特点及其潜在隐忧进行研究。
一、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产生背景
我国城市数量和规模增加,城市发展的质量不断提高。1978年至2004年,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年均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前30年城镇化年均增长速度的3倍多;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5.4亿；全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1个。在城市数量增加的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至2003年,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个数从1 15个发展到320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城市地区受众回流明显,都市受众成为主要收听群体;而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则仍处于类似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广播低谷期的状态。城市的广播接触率明显高于农村,同时城市广播接触率明显提升。根据赛立信媒介公司历史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城市广播接触率持续上升,说明城市广播受众的规模在不断的增长。
而在我国城市受众中,呈现出“三中”特点,即中等学历水平、中高收入水平、中青年群体为主,这说明,广播已不再单单只是低学历、低收入群体的媒体,它越来越吸引更高收入、更高学历受众的耳朵。这些受众,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自主意识强,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广播节目的信息需求量更大,对生活质量要求更高,同时,也渴望通过广播媒介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
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与城市市民密切相关的问题,如环保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维权问题、医疗纠纷等等,这些问题给城市市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困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以城市市民为核心受众群广播媒体,不断地根据城市受众群来调整节目形式和内容。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一经开播,就颇受到欢迎。例如南京交通频率的《排忧专线》,自1993年元月开播至今,已成为名牌栏目,在省市新闻界、广大司机和市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主持人东升也一举成名。据有关资料显示,至2006年,仅地市级电台,就已有100多家开办了此类节目;目前,大部分城市电台都设有此类节目。
二、城市背景下的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的新特点
1、关注市民生活,突出服务性
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关注的是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消费、维权、纠纷等成为该类节目的关键词。比如浙江电台的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有话好好说》,其节目介绍中提到:“《有话好好说》是一档致力于市民生活信息与消费维权方面的服务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5:10-16:00播出。它关注的是消费者在最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烦心事,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麻烦事。”服务范围为“各大消费领域的投诉:公用事业(电、水、公交、道路)、通讯、金融、医疗、劳务、环保、房产、家庭装修、零售等。”以2007年7月23日、25日、27日的节目内容为例:见表1。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播出的内容中,涉及最多的是消费类,而家电消费又是其中之首。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家用电器如空调、电动车等越来越普及,而其中消费者与商家的纠纷也呈上升趋势。于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媒体也力求为受众解决问题,传播受众所需信息。
由此可见,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力求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关注视市民个体生活,为市民生活服务。这与以前舆论监督类节目的宏观视角、宏大叙事完全不同。
2、直播方式,及时反馈
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的流程是这样的:百姓提出问题——记者调查核实追踪——与各级政府和相关服务性产业结构进行咨询沟通——编辑整合事实解释政策,拓宽延伸形成主题一—在节目中反馈给百姓——最后拾遗纠偏完成立论。串接以即时接听受众投诉电话为主,辅之以短信平台。这类节目一般以直播为主,注重即时反馈,注重当事双方的沟通,注重问题的解决,一出来便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如威海电台新闻频道的《行风热线》要求部门负责人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对咨询性问题要求当场解释清楚,对投诉性或建议性问题要当场表态,能够办到的要公开作出承诺,办不到的事情要说明理由。以直播的形式让受众通过热线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甚至让其与被监督者进行对话,并及时反馈,这种监督形式在别的节目也不多见。
3、互动性和沟通性的加强
互动性,主要是指传授双方的互动。在热线类广播舆论监督节目中,受众可以说是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一些节目中,现场热线达到整个节目时间的一半以上。许多节目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受众的热线和短信。受众通过热线反映问题,传者通过热线与当事双方沟通,让每一方都有表达权,这种形式在以前任何舆论监督中都是没有的。
此外,许多广播媒体的舆论监督类热线节目是媒体与政府职能部门合办的。一些职能部门领导人走入直播间,直接回答市民所提出的政策方面问题以及现实中产生的困扰,实现政府与群众的沟通。通过这种互动与沟通,不仅为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减压阀”作用,同时也成为推动政府改进工作的“监督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线”。
三、城市背景下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的潜在隐忧
1、监督的“柔弱化”
由于种种原因,较之其他类型、其他节目的舆论监督,热线类广播媒介的舆论监督相对来说更“柔弱化”。首先,这种“柔弱化”表现在其影响力的不足。相对电视、报纸、网络来说,广播媒体的受众群最少,而大多广播媒体由于频率的限制,影响范围局限于本地,造成了其监督的“柔弱化”。
此外,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多和政府纠风部门合办,如其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是如此。当然,与政府纠风部门合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对政策信息的正确读解,也有利于政府部门以节目为窗口,了解民情民意。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广播媒介舆论监督的独立性。本来,舆论监督应让舆论者以意识形态方式对社会各种权力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施以评价和约束,但广播媒体与政府的合作可能会使得这种监督达不到预期效果。政府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当真正涉及这些部门利益时,他们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更为弱势的市民或受众的利益。至于媒体自身,为了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也可能会选择站在更为强势的一方。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监督是软性的。
2、对传受双方及社会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
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关注的多是市民群体身边的事情,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浅层监督,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如过于微观的视角,可能会遮蔽受众从整体上对社会的认识。由于大多热线反映的是负面信息,这可能会给受众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到处都是不良商贩,到处都是消费陷阱。这种通过媒介所得的拟态环境,会直接影响受众对周围环境的决策和判断。
对于传者而言,若是满足于报道琐碎的事件,乐于充当调解者,可能会丧失对自己责任的进一步认识,对深层问题、宏观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此外,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的受众主要集中于城市,节目关注的是市民生活,而同样需要关心和帮助的农民群体却被边缘化。
事实上,目前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中反映的许多问题,最终解决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体制的完善,还有一些问题属于类似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而媒体对这些问题的过度介入,一方面说明职能部门的缺位,另一方面,受众如习惯通过媒体帮助来解决问题,久而久之会提高对媒体的期待。而受众一旦过于依赖媒体,可能会造成媒体的越位,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3、节目本身的不完善可能导致受众对节目的忠诚度降低
我们看到,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以热线电话为主要媒介,实现传受双方的沟通。但这种形式也会带来种种问题。比如由于电话线路不畅,或是当事人的表述不清或喋喋不休,主持人不得不经常大量重复相关内容;为了找到第三方,过多的连线转接,都可能产生信息噪音,使得时间本来就有限的节目信息量大打折扣。一个50分钟时长的节目,有时一个热线要占到15分钟以上,这样,可能会导致受众耐心的失去,最终放弃对节目的选择。
总之,舆论监督类广播热线节目是广播媒介在城市发展和媒介竞争挤压下产生的,它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广播媒体的优势,帮助城市市民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满足了受众的需求,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它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何更好地完善这类节目,是广大传媒工作者和学界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2006年中国城市广播市场分析研究报告[J]．中国广播调查网
广播舆论监督 篇9
一、舆论监督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亟待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舆论监督的大环境日渐趋好,但不持久、不稳定。好的时局下,笔者曾经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全国大会上点名批评某些不合时宜的规制。差的时局下,一些实名批评的文稿难以见报,舆论监督难以开展,以致今日“老虎成群”“蝇满城乡”。究其缘由,主要是舆论监督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体系, 为正当合理的舆论监督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这种尴尬被动的局面,大致表现在:
一些(有的时候是许多)据实批评又符合法治精神的稿件,不仅难以面世,有时作者(多数情况下是新闻记者)还会受到压制和打击。个别记者甚至由于经年坚持公开批评和舆论监督而被点名, 乃至被除名,没了岗位,丢了饭碗。
一些以舆论监督见长的报纸生存状况险恶,它们在一些主管部门官员的口碑中被列于“另册”。迫于压力,这些报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中国缺少敢于像过去领导人所提倡的“不用钝刀子割肉”的硬汉子报纸。[1]
一些机关、商家,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和官员,以名誉权、隐私权受侵害为挡箭牌,拒绝传媒批评,压制舆论监督。这些机关、商家、领导干部和官员动辄以批评监督中某些缺点或部分事实失真为借口,甚至完全无中生有、蛮横无理地将传媒和传媒工作者告上法庭。而传媒和传媒工作者由于没有新闻传播法、社会监督法等专门法律的保护与救济,在法庭上常常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据一些学者统计,中国的新闻官司,传媒败北的有的年份竟占到80%以上,而在美国则恰恰相反,传媒胜诉者常常达80%以上。[2]
一些党政机关和新闻宣传主管部门以“正面宣传为主”,甚至以“正面报道为主”为借口,打压传媒批评和舆论监督。这些机关、部门和一些官员片面地把正面宣传、正面报道同正面效果、正能量视同一体, 武断地认为批评与监督必然导致负面效果和负能量。而何谓正面、何谓负面,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文件给予清晰明确的界定, 仅凭某些个人的情感和机构的规定,是难以说清和评判的。
毋庸置疑的是, 至今仍有一些业已过时的监管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 调控传媒批评与舆论监督的政策、规定、通知在起着作用,严重地干扰、阻碍着健康的、正当的舆论监督的开展,妨碍着司法机关对新闻官司的调处与评判。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益确立,社会民主治理体系正成风气,各个经济部门清理陈旧过时的法制法规已成常态的情景下,一些党政机关和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对于清理和废止那些干扰压制传媒批评与舆论监督的政策、规定、通知的安排,亟待提上日程。
凡此种种, 无不表明舆论监督至今缺少专门的法律, 不仅监管舆论监督的党政机关和主管部门难以依法管理, 实施舆论监督的传媒和传媒工作者也不能依法操作。舆论监督工作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体系,没能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最根本的原因,正是没能切实贯彻以宪法要求、以依法治国的要求办新闻管新闻的原则精神。《决定》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上面分析的几种违背依法管理新闻传播活动的表现, 最根本之处就是这些所作所为违背了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因此,构建舆论监督的法律体系,必须从检查和纠正违背宪法规定的言行与政策开始。
二、从清理违背宪法的规范性文件入手,构建舆论监督的法律体系
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的舆论监督,开局是相当漂亮的,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姿态和立场是可圈可点的。这里,必须特别提到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人民监察和舆论监督的文件。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的文件,起句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牢牢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重大而紧迫的意义:“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 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 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 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 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这个1950年颁布的关于舆论监督的文件,尤其是上面引述的第一段文字, 极其充分和深刻地向人们说明,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最初岁月,对于严格自律廉政勤政是多么看重! 对于利用报刊作为拒腐防变的锐利武器是多么自觉!
可惜,由于民主意识的薄弱,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加上媒体工作者认识不统一,对于这样好的一个文件和中央的坚定决心,不少基层组织和传媒,还有一部分新闻宣传领导机关, 对文件的贯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展开,没能到位,缺少动力。正如195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所指出的,对于动员和组织干部群众利用报纸刊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各地党委和党报编辑部虽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多数党委和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 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决议》分析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党委对于领导和支持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得不够; 党的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骄傲情绪和压制批评的现象, 缺乏对批评特别是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有一部分发生事实错误和态度不适当, 甚至有些报纸曾发生过脱离党委领导的倾向。《决议》要求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 ,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 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 要保证党委的机关报能够经常地开展正确的健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通过报纸广泛地吸收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正确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
到1954年《决议》颁布的时候,不少党委和传媒对于开展舆论监督尚缺少“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其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机关。这里有必要专门指出和分析的是《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这个文件。
1953年,中共宜山地委机关报《宜山农民报》编辑部利用自己的报纸, 公开批评宜山地委的一些政策、工作安排和干部作风。广西省委(后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认为《宜山农民报》的做法是错误的,给予阻止和批评,并将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同意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决定,并于1953年提出了下列政策规定:“党报编辑部如有不同的意见,它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提出,必要时并可向上级党委上级党报直至中央提出, 但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 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 这是一种脱离党委领导的做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党委会如犯了错误, 应由党委会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报纸编辑部的责任是:一方面不应在报纸上重复这种错误, 另一方面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直至上级党组织揭发这些错误。报纸编辑部即在上述情况下亦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这是党报在其和党委会的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外局势和党的建设状况, 笔者认为中宣部上述复示即关于党报编辑部与党委会的关系原则的规定, 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其原因是:
第一, 国内外局势要求执政党必须维持一个统一的领导体系。如果给人造成执政党是分裂的、对立的印象,则不利于建设统一团结的党组织体系和政府体系。
第二,当时朝鲜战争尚在进行中,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游弋,西南边陲匪患尚未平息,土地改革正艰难推进。大敌当前,执政党没有精力公开解决党内的意见分歧等问题。
第三,党和国家机器的民主化改革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暂时只能继续执行战争时期的低水平的民主做法。诸如独立媒体的建设,传媒的民主化机制改造等,在当时条件尚未成熟。
1950年毛泽东提出的媒介批评的文件基本上得不到执行,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认为1953年中宣部提出的党报编辑部与党委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在当时是合理的、必要的,把“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作为“党报在其和党委会的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那么时隔60余年, 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态势已同过去有天壤之别。比如, 今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另有一批参政的民主党派 ),其地位十分稳固 ,其实力空前强大,其影响极其广泛,远非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状况可以比拟。更主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深刻的、无处不在的被腐化、被算计、被堕落的环境、条件和风险。稍不防备、掉以轻心、一个闪失,甚至一顿饭、一支烟、一个签字、一个印章,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几十年的革命成果就会付之东流,个人的历史就会被改写。远的、大的如苏联的解体,近的、小的如近两年被“双规”和绳之以法的大小干部乃至个别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这种常态化的复辟与反复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较量中,如果再以“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作为拒绝批评、拒绝监督的挡箭牌,显然将会是大错而特错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对腐败坚持廉洁成为执政党的嘹亮战歌。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还坚持1953年的“复示”不改,那就不仅跟不上新的形势,而且令人担忧。今天,在宪法精神下,任何人都可以行使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监督批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利。同理,任何传媒和任何一级党报为什么就不可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监督批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呢?
根据当前的时代特征和党的历史使命, 重新审视1953年的“复示”,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复示已经过时了,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必须给予清理与废止。
遗憾的是, 在党领导和监管新中国新闻传媒的历史上,这类规定、决议、政策、通知、讲话太多了。自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部门对于1949年以来相关的、业已过时的文件作了一批又一批的清理, 而新闻宣传方面至今未见一件文件被公开清理、公开废止。因此,结论是明确的,要构建舆论监督的法律体系,必须从清理违背现行宪法、违背当下新闻传播现实的规范性文件入手。否则,定然一事无成。
三、构建舆论监督法律体系要在更新新闻理念上下功夫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改变舆论监督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 要有效清理违背宪法的舆论监督规范性文件,最重要的是,从更新同舆论监督相关的新闻理念入手,下一番苦功夫。这样,才能以新的科学的新闻理念,应对舆论监督的新变局,才能以新的科学的学理取向与现实价值观,考量、审察、取舍现行的规范性舆论监督文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成功构建舆论监督的法律体系,切实保障依法治新闻,依法用新闻。
(一)担当喉舌还是担当哨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都谈到党掌管的新闻传媒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喉舌。马克思最早提出,人民报刊应当成为人民的喉舌。他说,人民报刊是人民群众有声的表达者,是人民联系世界的有声的纽带,是人民精神大声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 是人民及其政党的真正学说的公开表露。在著名的1848—1849年欧洲大革命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工人报刊要干预运动,成为运动的喉舌,为工作运动呐喊、呼号、引导和抨击。列宁和毛泽东也有类似论述,且都进一步强调报刊是党组织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出版事业是党的总事业的一部分,是党这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在中国,有位新闻界领导人还写过一部书名叫《喉舌论》,他把喉舌的使命和功能视作党报理论的核心。
检索“哨兵”一词,无论是新闻学者还是新闻业者, 往往都会引用普利策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西方新闻学把传媒的哨兵功能或社会角色定位称为“守望人功能”(也叫守门人、把关人 )。释其意 ,指 :“大众传播媒介的守望人功能, 就如原始部落中的守望人守候在地平线上随时报告危难与机会一样。媒介负责报道环境中有什么事情发生,把消息告知社会大众,其目的在于协助人们认识复杂的环境事物, 使之能充分地获得调适。”[3]
在一般的传媒全功能的语境下考察传媒的社会功能,传媒既要担当喉舌又要担当哨兵的双重功能。在特殊的机关传媒语境下,多数情况下,强调喉舌功能大于、强于哨兵功能也能为人们所理解。但在舆论监督的语境下,恐怕得“反其道而行之”,哨兵功能是第一位的,喉舌功能则退而居其次。因为在舆论监督的媒介社会架构中, 传媒是代表人民群众站岗放哨的, 时时刻刻警惕和防范各级官员侵害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 也警惕和防范这些官员从公仆蜕变为主人。因此,西方新闻学把这种哨兵功能直呼为看家狗功能。剔除对“狗”的动物学解读,而视作只是一种社会岗位,看家狗或看门人的功能自然是第一位的。
如果对上述分析没有异议,要在宪法权威、依法治国的大框架下建构舆论监督法律体系,笔者认为,充分强调传媒的哨兵功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新的新闻理念。
(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约制
公开的舆论监督的展开, 有时难免会伤害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其中包括对一些公共机构和官员等公众人物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作一些特别的规定。
隐私权和名誉权都属于人格权。按辞书界定,“人格权是自然人和法人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维护主体生存和尊严所必备的权利。”[4]其中,隐私权是基本人格权利, 指公民享有的个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名誉权指公民、法人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
人格权及其属下的隐私权、名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或“私性人物”)依法获得的保护是不同的。所谓公众人物,是指观点与行为关系到公共问题、公共事件和涉及公共利益的某类人士。这类人因其特殊才能、成就、经历或其他特殊原因而为公众所熟知,并成为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人物。主要包括党政高级官员,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有影响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人物。其中,那些拥有广泛的权力、在公众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完全暴露于媒介的关注之下,因而他们的隐私权、名誉权应当受到特殊的约制。这种约制之所以能够成立,其理由是: 一是在公开报道, 特别是公开的舆论监督中,有时有必要涉及这些公众人物的隐私,也必然会对其名誉造成一定的侵扰。二是舆论监督之所以实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三是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应该是负责任的,揭露和批评应该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有的国家甚至还规定,传媒实施舆论监督,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新闻评论,只要目的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出于恶意,其报道是负责任的,媒体就可以享有一定的特权,即使部分内容有诽谤性, 亦无须负法律责任, 如英国的“雷诺兹特权”。
对上述分析作一小结, 就是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 公众人物应该适当放弃自己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更不允许以维护自己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为名,抗拒正当的舆论监督。法律和执法部门应对媒体坚持正当的舆论监督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救助。对此,执政党、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尽快达成共识。
(三)公众、传媒、公权三者利益的平衡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实施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公众、传媒、公权三者之间的博弈。考察它们参与舆论监督活动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 承认并保护其中一些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利益诉求,又在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框架下把握三者利益的平衡,是舆论监督得以有效实施并获得理想效果的重要条件。
公众关注并主动参与舆论监督,其动力不外乎: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正义的冲动和内心之不平,媒体的鼓动与组织,公权的号召与调动。这些动力在公众参与舆论监督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其中公众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与维护是主要的内在动力,媒体的鼓动(甚至煽动)与组织是主要的外在动力。因此,对参与舆论监督的公众合法利益诉求给予充分的认知、理解和支持,引导公众在法律规定的轨道内有理有节地去争取这些利益,既是公权的责任,又是传媒的义务。
在传媒作为中介而实施的舆论监督中,公权往往是被监督的客体,是被监察、被批评的主要对象。从利益诉求的角度看, 公权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正派而又有宽广襟怀的公权,期待通过广泛的舆论监督,受到人民群众的批评,发现并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永葆公仆的本色;另一方面,是为数不少的公权惧怕批评,对公开而无情的舆论监督抱着抵触和抗拒心态,甚至明里暗里压制乃至迫害实施舆论监督的公众和媒体。认知和维护公权依法享有的利益,又遏制公权对于公开批评的抗拒心理与消极态度,是成功实施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
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体是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媒体要对公众负责,替公民代言。媒体一旦得罪了公民,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了媒体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开罪公权。不管何种社会制度下,公权总有一定的权力和渠道监管媒体。特别是在中国,不少媒体本身就是公权的机关媒体,或执政党或政府的机关报刊, 或以国家广电机构存在,其牌照由公权核准派发。实际上,传媒是真正的一仆二主。多数情况下,传媒的生存发展依靠市场,广告受公权管理和配置,传媒的生产和消费(订阅、收视、收听)由公权管理。由此可见,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中受到多种利益的驱动。
在舆论监督中, 传媒的地位属性也使它变得相当被动和尴尬。众所周知,从宪法看、从社会框架看,公众是社会的主人,公众是实施舆论监督的主体,而公权则是舆论监督的客体和对象。传媒由于公民的委托、赋权而成为舆论监督的又一个主体(或称第二主体)。因此,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既不能违背公众的意志和授权, 也不能违背公权的利益而独断独行。媒体只有在确保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舆论监督的目标, 公权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实施对舆论的监督, 媒体的市场利益诉求方能实现。
分别对公众、传媒、公权在舆论监督中的三者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机制进行考察之后, 讨论和维持三者利益的平衡就比较清晰和可行了。
第一, 三者利益诉求的合法性必须得到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确认和支持。三者旁生出的非法利益,应该不予考虑并加以反对。换言之,在实施舆论监督中 , 只尊重和 维护三者 各自合法 、合理的利益诉求。
第二,公民的利益诉求是基本的,因为公民是社会的主人。在三者利益诉求出现对立和分歧时,首先要保障公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同时,公众也应该尊重和维护公权与传媒的合法利益诉求, 并自觉地把国家根本利益的保障放在第一位。
第三,公权的利益诉求应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从原则上说,除了国家根本利益外,公权没有也不应该有特殊的利益诉求。公权局部的利益维护,从本质上说, 仍然应该是国家根本利益的合理组成部分。
第四,传媒在国家根本利益至高无上、公众的合法利益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前提下,提出、实现和保障传媒的合法利益诉求。传媒合法利益的实现,以宪法监督和其他法律体系监督为条件, 并以不侵害公民合法权利为前提。此外,传媒实施舆论监督时不得以传播流言谣传等为手段谋取私利。因为这些手段的使用,将从根本上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危害公权的形象和传媒自身的价值。
舆论监督的禁忌 篇10
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力度, 并非百无禁忌, 同样要遵从真实、节制、公正、无私等诸多原则。所有去做舆论监督的新闻工作者, 都应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划一道不可碰触的“红线”。
忌泛泛而动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正面、负面新闻都能达到俯仰皆是的程度。做舆论监督, 应当讲究正负的均衡, 从而达到政府能够认同, 群众仍有信心的效果。因此, 要控制舆论监督分量, 选择舆论监督内容。正如新闻理论家所言:“在同类不良现象中, 只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报道, 不宜不论大小, 一概一一披露;在诸多不良现象中, 只选取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报道, 不宜全线出击, 面面俱到。”说到底, 舆论监督就是要有节制地坚持典型性, 通过批评, 产生能在受众中引起共鸣与反思, 能够在政府部门引起反响与改进的效果。
忌浮皮潦草
做舆论监督, 好比金矿工人, 非吹尽狂沙是不能筛选出金子的。所谓“金子”, 就是新闻的本质与内核。
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做派, 是不可能做好舆论监督工作的。因此要实现“走转改”, 特别是在采访中, 要不断深入, 不放过任何线索, 不放过半点疑点, 像警察办案一样一丝不苟, 完全彻底地挖掘新闻。
忌不讲平等
西方国家给新闻行业的定位是:介于艺术与政府之间的行业。因此, 新闻单位不是衙门, 不是执法者。
而我国给新闻行业的定位则是“党的喉舌”, 承载着宣教的基本功能。所以, 在国内新闻行业同样没有操纵法律、超越法律的权利。因而, 舆论监督, 必须在法律的限度内开展。
一是要兼听。新闻采访最忌下车伊始哇哩哇啦, 最忌主观想象、先入为主, 更多的是需要推理求证, 因此要“兼听”。所谓兼听, 就是要抛掉惯性思维的先验思想, 了解矛盾双方阐述的事实、提供的证据, 挖掘新闻事件的本质;就是要围绕新闻事件当事人调查旁证, 从相关人员身上展开调查。绝不偏听偏信。
二是要尊重。所谓尊重, 就是要尊重法律赋予新闻事件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就是要尊重其作为人的权利。新闻记者是有自己的感情的, 但面对接受批评一方, 最忌审案式的态度;面对要伸张正义一方, 最忌过分的关切。对待双方, 都应以平等的姿态, 去进行采访。
忌语言暴力
触犯法律自有法律来制裁, 违反道德自有道德去规范。而新闻的规矩在于陈述事实, 而不在于跳出规矩的讨伐。因此在舆论监督新闻写作中, 应力避语言的暴力, 即:杂文似的谩骂, 骂街似的侮辱。那些好的舆论监督语言, 不动声色而能力透纸背;而不好的舆论监督语言, 张牙舞爪而令人生厌。信、达、雅是中国的文学传统, 这一传统同样适用于新闻舆论监督稿件的文风———要陈述, 不要谩骂。
忌掺杂私利
泰戈尔曾说:“翅膀上缀满黄金, 鸟儿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作为舆论监督的媒体记者, 如果以私利为出发点, 打着公正的幌子, 必将失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报道的结果必将偏离真实性原则。
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制 篇11
大众传播媒介是“第四权力”的合法执掌者，但近年来，我国传媒与司法的尖锐矛盾逐渐浮出水面，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和自由且发达的传媒对于法治、民主与文明都有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能在媒体报道之中体现公正的判决结果，这是大众传媒、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本文简单阐述了我国传媒与司法矛盾的现状，并大致总结了二者不恰关系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解决矛盾的路径，期望二者的关系在博弈中得到平衡。
关键词：传媒；法制；舆论监督；矛盾
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和自由且发达的传媒，二者对于法治、民主与文明都有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能在媒体报道之中体现公正的判决结果，这是大众传媒、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
传媒与司法的“短兵相接”在于富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的兴起。传媒进入司法领域，更多的是基于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此问题的切入点是为保证司法公正而利用舆论监督力量对司法者进行有力监督。但司法与传媒双方相应的理论研究、制度架构以及民众法治意识等都无从谈起，尤其是司法与传媒各自的社会定位都不明确，无法展开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一、大众传播媒介是“第四权力”的合法执掌者
无论在普通大众的眼中，还是在媒体自我定位中，目前我国的大众传媒都被赋予了太多理想化、道德化的色彩。新闻的重要功能是获得情报信息并加以整理和传播，有时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意见和评论，做出有见识的反应。多年前曾经有人评价说，印刷机已成为一种权力工具，新闻被视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力”。现在作为“权力工具”的早已不限于印刷机，还有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这里所谓“权力”实际指的是影响力，但它与真正的权力有着共同的特点：由于它的介入，受作用的一方将不得不做或者不得不停止去做某件事或某些事。
大众传播媒介是“第四权力”的合法执掌者，拥有广大的接收对象，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传播手段迅速、价廉、方便，能够发布消息、传递甚至制造舆论以及“动员”欢乐。由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的特定功能所决定，新闻舆论早已成为民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媒介从不同角度监督着政府的活动，具有使政治保持廉洁的作用，是国家揭露和控制腐败的重要机制之一。
二、我国大众传媒与司法的现状
司法和传媒的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但二者实现社会公正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司法是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从而追求法律上的公正，而传媒则是通过公众舆论，从社会舆论层面上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
有学者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
与之相对，另有学者指出，媒体跟司法不可能联姻，他们之间是距离产生美。司法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传媒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司法的独立、中立又要求传媒要与其保持“车距”。司法的公开性是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媒体对有关信息的搜集与传播是帮助大众行使知情权，由此公众能较好地对司法进行监督，促成司法公正。这与司法保障社会正义实现的目的相符，所以传媒与司法有情投意合互相兼容的一面。而传媒由于其特殊性，它更多地表现情感、直觉，往往将法律评判的问题从道德角度进行评判，这一点在对司法的批评性报道中尤为突出，而司法所关注的是法律与证据支撑的事实，于是两者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分歧。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一种来自于制度外的监督。作为非体制性的力量，它“存在于根本没有被法律认可的权力中”[1](P.242)。虽然与体制内监督相比具有许多优势，但也具有偶然性、即时性、难预期、多元化、人为因素等等弱点。与一般公众希望通过舆论监督实现的正义不同，当事人在这里借助传媒实现的是自己的正义，实际上是把媒体当作一种可凭借的力量来扩大自身行为效果以影响司法体制之内的行为或决策。这种对常态体制外的解决纠纷手段和途径的依赖，体现的恰恰是对体制本身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体制的危机和对体制权威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手段的进步，传统意义上的传媒格局已被打破。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都市媒体的兴起、网络媒体的壮大和西方媒体的深度介入。现在，在传统的机关报、行业报等之外，出现了发行量大、覆盖面广、影响度深的都市媒体和网络媒体，这一方面给司法工作提供了极为宽阔的舞台，让我们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以更大的规模、采取更加丰富的方式，宣传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在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中创造的光辉业绩。另一方面，由于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自身所具有的空前时效性、高度交互性、海量存储性等特点，也决定了一旦发生负面报道，造成的社会影响将更为广泛，负面效果更难消除。此外，我们现在对境外媒体的管理也越来越开放，这表明我国对于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但有些外国媒体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是在敌对势力的操纵、策划下，经常利用一些司法个案大肆炒作，将个别问题扩大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甚至对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政治制度恶意攻击，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传媒与司法缘何不洽
舆论与司法的不洽关系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曾撰文将近些年司法和传媒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2]，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传媒监督还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传媒介入就是找茬儿、挑刺儿、帮倒忙，设置种种障碍限制记者的采访。
第二，司法程序不规范、不合法，妨碍了传媒监督作用的发挥，这使传媒监督客观上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传媒监督不够广泛。目前，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大多着眼于极少数具体案件和个别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而对司法机关的全面工作、办案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则涉及很少。
第四，有些传媒监督不够客观，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或者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与事实出入很大，或者对问题的揭露和评论只说其一，不讲其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无限放大，人为制造影响。
第五，传媒监督忽视司法的特性和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
四、解决传媒与司法矛盾的路径选择
“法律与新闻自由两者间冲突得到解决，绝不能认为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某一方面被击败，而应看作整个社会受益。”[3](P.217)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从用权利制约权力思想出发，媒体与司法既不能“亲如一家”，也不能“冤家路窄”，而应当努力使双方的关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张力之内。
(一)转变观念消除隔阂坦诚相对
司法机关应当转变观念，深刻认识传媒在宣传司法工作，树立司法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要看到，舆论关注个案，本质上也是一种监督，而不是“干预”或“左右”。对于媒体来说，也要转变监督方式。做好监督是必要的，但如果缺少证据支撑，仅仅是来自媒体的一种主观判断，就很难让司法机关信服。时间久了，对立就是必然。
（二）不对采访另设门槛
作为外部监督的重要手段，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必须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因此，任何限制采访权利的做法都是不利于司法公正的，何况司法机关也无权为媒体采访设限。
（三）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与说理性
的确，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应严谨审慎。司法机关有时会拒绝接受采访，报道只好听从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这样出现偏差的可能性比较大。
（四）敢于正视媒体自身问题并努力改进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该是正当的、有益的督促，而不是越俎代庖的干涉。同时要切实解决报道中不专业、不职业、不审慎、不平衡等问题，通过正确的报道和积极的导向，理性地引导和反映民意，协助司法实现公正。
总之，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与较量中达成的，媒体与司法可以在博弈中互进。其实，双方各自“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用担心谁干涉了谁，谁妨碍了谁，身正才能不怕影子歪。媒体应该对司法进行“无害监督”，应当做到：认清媒体的角色，客观报道，公正评论；尊重司法权威，尊重当事人人格；严格区分程序事实和实体事实、报道与评论、真实的民意与非理性的民愤；坚持真实、合法、严肃、平衡。在坚持这些常识基础上，双方都应该眼睛向内深刻反省，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和更加理性的自律，努力保障言论自由，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景汉朝.从大局出发，正确把握司法与传媒的关系[N].人民法院报,2009-10-13.
[3]曹瑞林.新闻法制学初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周来顺]
收稿日期：2012-01-12
作者简介：王春宇（1980-），女，黑龙江人，黑龙江电视台制片人，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浅析网络舆论监督 篇12
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影响,表现形式
1 前言
互联网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大的技术飞跃, 同时也是一次大的人类社会变迁, 它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 每天都在创造着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所导致的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已经悄然走进我们生活中, 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监督方式已经形成, 即网络舆论监督。
尽管网络监督目前仍存在某些缺陷, 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看法, 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作用。2003年, 网络媒体所显示的舆论监督力量得到了最充分最有效的体现, 众多新闻事件, 如孙志刚事件、刘涌案件、宝马汽车撞人案等, 都在网络上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接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评判监督, 深深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人民大众参政意识空前高涨, 使各种事件的发展得到了最深刻的推动, 不但影响着政府决策, 而且涉及了法律的变革。网络媒体公信力日益凸显。网络监督已经不可阻挡, 因为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 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应当对网络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并且不断地使其规范和完善。
2 网络舆论监督是现代文明的体现
现代文明的社会, 不仅表现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 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文明化, 尤其政治文明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政治文明首先表现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人们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畅所欲言, 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和倡议都能受到关注和发挥作用。依赖现代数字技术而实现的互联网传输、交流手段, 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充分实现民主又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网络监督正是这种现代科技同现代民主的恰到好处的结合, 它为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人民权益的实现, 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 是现代文明的体现。否定网络的意义, 就如同愚昧时代否定“日心说”、清政府视火车为“怪物”、落后的文化禁锢电影、电视;否定网络监督也可以视为“叶公好龙”式的民主心态。
调查显示, 有些国家在利用网络舆论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走出了很大一步。比如, 韩国把互联网作为全民反腐肃贪的重要场所和有力工具。印度政府内部就有一个名叫“中央警戒委员会”创建的网站, 使不少官僚政客担惊受怕, 唯恐自己的前程因上此网而毁于一旦。
3 网络舆论也逐渐成为行政权力不可或缺的监督方式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我国各级政府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体现在一批反腐倡廉网站的建立。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官方网络举报平台。而2005年12月28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这标志着, 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一旦有网民在这些民间网站上发布官员的违法信息, 往往能获得强烈反响, 并不断有各地网民把新的材料补充进来, 形成了由个人转向集体的浩大局面。
与传统的媒体舆论相比较, 网络舆论主体具有更强的参政议政意识, 对问题分析具有一定深度。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 网络舆论具有广泛性特点, 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都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进行对国家大事的讨论、评价, 集中反馈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网络舆论广泛性的特点也使网络舆论类似“无记名投票”更真实、充分地表达民意, 网络良好的交互性也使网络舆论对社会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 更有利于我国政府制定政策, 从而符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5月的印尼排华事件。印尼政府对排华事件的放纵, 造成大量当地华人的死伤。全世界的华人就在网上发起“黄丝带”运动。通过网络表达对印尼政府的愤慨, 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印尼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 开始关注当地华人的权利。“黄丝带”运动, 显示网络舆论监督对国际政治影响。
由于网络的特性, 使网络舆论不仅仅成为表达正义的先行者, 同时也成了不实报道、不良信息的一线传播者,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司法独立以及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妨碍社会进步, 影响社会稳定。
通过查看、分析并衔接事件经过可以看出, 网络事件都是以“图片/视频+文字”的形式出现的, 随着这个模式出现的还有一句流行口号, 即“无图无真相”。
透过大量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得出以下理论作为支撑: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曾说到: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 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 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的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 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无图无真相”在表面看来是人们在确定这件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但其背后真正隐藏的意思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配上照片, 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照片为你听到的话提供了一个语境, 而所听到的话某种程度上也为照片提供了一个语境, 你看后甚至会相信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特别有用的道理。但是如果没有照片, 那句话就是完全独立的, 它和你的过去或者你的将来都没有任何联系。然后有了照片, 你就会觉得这句话的主体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至于驱使你为此去做些什么。
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 输入 (人们得到的信息) 总是多于输出 (在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的。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图片/视频+文字”模式的出现, 同时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思维。相比纸质媒体强调文字重要性以及电视媒体强调视频重要性的特点, 网络信息的传输在兼顾文字传输的准确性的同时, 重视视频传输, 更有效地夺人眼球, 引人深思。
4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