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主体的自我消解——读《公众舆论》、《乌合之众》
舆论主体的自我消解——读《公众舆论》、《乌合之众》 篇1
[来稿]舆论主体的自我消解——读《公众舆论》、《乌合之众》
作者： 张朋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中华传媒网
关键词： 公众 消解 公众舆论 乌合之众┊阅读：893次┊
[摘要]：公众作为舆论的主体，既是舆论彰显威力及发挥社会功用的民主力量，也可能因其本身的缺陷成为舆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绊脚石”。本文通过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及勒庞的《乌合之众》的比较研究，揭示舆论主体认知与评判公共事务过程中的缺失面。
公众舆论是群众表达切身诉求的一种方式，在维护国家政治、社会架构的稳定中发挥巨大作用。公众作为舆论的主体，既是舆论彰显威力及发挥社会功用的民主力量，也可能因其本身的缺陷成为舆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绊脚石”。李普曼《公众舆论》与勒庞《乌合之众》从个体及群体两个层次上深入探讨了舆论主体的缺失面。
一，“先入之见”：个体通向理性认知的障碍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的开篇即抛给我们一个关系全书论旨的隐喻。1914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居住在一个大洋中的岛屿，岛屿不通电缆，消息闭塞。来自三个国家的人们和平友好的生活在一处，他们不知道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英法与德国已是仇敌，直到6个星期后油轮带来了战争的消息，“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民扔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1](p3)这个类似柏拉图“洞穴”般的隐喻，揭示了我们头脑中景象与外部世界的失衡状况。头脑中景象构成了作者所反复言说的“虚拟环境”；而外部世界则是真实的现实环境。由于外部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1](p12)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简化的方法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在我们头脑中建构起合适的虚拟环境。然而一个悖论也于此产生：我们生活于真实的现实环境之中，如何依照我们头脑中勾画的虚拟环境来应对外部事务呢？
对于公众舆论，这个悖论异常明显的在起作用。外部的现实世界，可以“简略地称作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引起公众的关注，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图像，这个图像就是公众的舆论。然而，脑海中的图像并不与外部世界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会诱使“人们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频频误入歧途”。[1](p23)
那么，虚拟环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外部环境有着怎样的联系？李普曼认为，“虚拟环境是‘人性’和‘环境’的杂交物”。[1](p18)沿着这一思路，李普曼深入地考察了造成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脱节的至为重要的“人性”因素——固有成见。
成见首先产生于个人的有限经历及狭小的生活圈子与社会生活的无限深广之间的矛盾。成见也“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1](p61)这是成见个人化的方面，同时，成见也受到社会性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的文化传承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我们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p62)因此，我们的道德规范、社会哲学、政治煽动都会作用于我们的认知思维，构成我们成见系统的一部分。
除此而外，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也为成见提供了栖身之所。个人要想生动地察看所有事物而不加
以分类概括，就会使人筋疲力尽。划分类别有助于人们迅速而简练的认识现实环境的变化，但绝对的划分也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我们会把接触到得事物和人物迅速的归于我们头脑中的不同类别，而不加细察其中差异。另外，现代社会中电影、报纸等媒介系统不断作用于人们的认知系统，在丰富人们的想象同时，无形中也在削弱个人的理性判别力。
即使我们认识到个人的固有成见的栖身之处，明了成见在人们把握公共事务中的障碍，也无法克服成见系统对个人的影响。因为成见为我们认识外部世界提供简化的模式，节省了我们的精力；更为重要的是，“成见系统也许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1](p72)成见系统维护了我们世界的基本原理免受“袭扰”，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一个有序的、多少和谐的世界，面对这一景象，我们的习惯、偏爱、能力、安逸和希望都会进行自我调节。“它们可能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但却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在那里，人和物都有着众所周知的位置，发挥着某种预定的作用。” [1](p72)
然而，李普曼毕竟不是悲观的虚无主义者。尽管他深刻的揭示了人的认知缺陷造成的固有成见无处不在，但仍希望通过批判性的思维活动以减少成见所带来的危害。李普曼认为，通过建立合乎实际的空间概念、时间概念；通过量化的研究以描绘更多的人、更多的行动、更多的事物；通过搜寻公共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前因后果等方面的努力以尽可能地克服成见造成的危害。
二，“集体无意识”：群体意见的控制与舆论主体的消解
成见系统既是个人化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它来自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情感，更是某个社会思维模式的个人化反映。成见根植于个体的意识深处，成为个人认知与评判公共事务的障碍。但公众舆论并不是止于个体的意见和行为，舆论的本质是“社会整体知觉”，这种整体性的知觉，“使舆论每时每刻对社会强有力的影响，这是个体知觉所不具备的优势”。[2](p162)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正是基于群体这种“惟一无可匹敌”的民主力量所显示出弊端，深刻地揭示了个体结成群体时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以及群体所特有的思考方式、情感表达和行为特性。
群体心理特征之所以构成一种独特的存在，乃是因为它不同于个人独处时的情感和思维，“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他们“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3](p11-12)群体的感情易受刺激，所有外在的刺激性因素都会对群体产生影响（形成控制作用），从而使他们的感情变得冲动、急躁而难以驾驭，“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3](p22)因此，群体感情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群体的道德观同群体情感特点相一致表现为截然对立的两级。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的道德高尚，也可以比个人的道德低劣。“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行为。” [3](p39)同样，群体的思维方式亦复如此，表现出理性及逻辑推理能力的缺失和集体无意识品质的张扬。其一，群体的推理能力十分“拙劣”，他们的推理需要借助于观念，并且这些观念往往并没有逻辑上的连续性，他们只是将“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
化”[3](p47)；其二，群体所能接受的观念并不需要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有简单易懂的观念才能为其所接受，一旦某种观念为群体所接受，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坚不可摧；其三，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他的思维方式不是逻辑的，也不是遵照事实的，而是足以打动人心的形象，“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3](p49)
舆论表现为群体的意见，在勒庞看来，群体意见的形成还受到一系列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的影响。间接因素通常是群体意见得以产生的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是具有普遍性的间接因素。这里，我们集中讨论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因为直接因素的揭示更为深刻的消解了群体舆论的主体性。一方面，群体本身“拙劣”的推理能力使其成为易受控制的群体，群体的意见受到能够唤起他们形象思维的词语与套话的支配。如前所述，群体需诉诸形象化的思维来接受观念。同样，群体意见的形成也不需要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词语和套话来唤起群体的形象思维，这些词语和套话意义并不明确，它的模糊性和象征意义反而影响最大。群体的形象思维产生的后果是使其一直处于“幻觉”的影响之下，真理与谬误在群体的幻觉中具有同样的诱惑力，关键是能否将观念/意见诉诸于形象化的词语、日常的生活经验，而不是说理、论证和事实，显然，理性在此处并具有优势。另一方面，群体的领袖通过有效的说服方法能够轻易的改变群体意见，甚至信念和信仰。群体领袖通过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使得群体意见沦为某个领袖的个人意志。领袖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不断在群体中重复已下的断言，那么，观念、意见会在群体之中像“病菌一样”具有强大的传染力。[3](p103)事实上，断言和重复是领袖影响群体的手段和方法，而传染则揭示了意见在群体中的运作机制。
三，结语
正如舞台上的戏剧在历经人生的冒险之后总要有句号，每本著作在完成论述之后亦需收束，尽管结束的篇章是颇为不易的。因为所有的论述完成之后，每个概念/观念是否真正找到各自的位置仍然令人迷惑。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消解了普通人的明智判断能力，他对个人认知世界的先入之见的揭示本身即是对人的理性的怀疑，然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诉诸理性”中，他所解构的事实又成了他满怀希望的政治信念的依据，“我们可以在某种直觉中树立对理性的信念。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为理性开辟一席之地”。[1](p294)这种类似于宣言式的断语与全书的深刻分析反差极大，难怪后来的评价者称其“非常戏剧性和自相矛盾的”。[4](p284)勒庞的《乌合之众》亦复如此，他对群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揭示，是与他对群众力量崛起的失望和惊恐相伴而生的；然而对群体无意识的揭示最终却导致他陷入历史轮回循环的宿命论。
其实，舆论的主体——公众，首先是作为“人”而存在的，人因其社会性的需要而结成群体、形成意见。任何对于舆论主体的研究均不能脱离具体的、现实的人与人的需要，抽象的谈论舆论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要么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要么走向历史的虚无主义。
作者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与中国新闻史。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等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译.李普曼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