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引导与监督（共6篇）
舆论引导与监督 篇1
摘要：从2007年微博这一新兴事物引进我国以来, 它就迅速地蔓延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现在, 它不单单能够满足老百姓日常的交流, 还在一些重特大热点事件中, 发挥着舆论监督作用。人们通过微博对这些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重点关注, 已经成为我国舆论监督的主要手段。因此, 微博舆论的监督能否健康向上的发展, 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安定。
关键词：微博,舆论监督,引导
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媒体, 在最近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 并且成为我国目前互联网中最主要的信息源以及舆论载体。而相应衍生出来的微博舆论监督功能, 也在最大限度的改变着我国以往传统的社会舆论监督模式。因此, 只有把微博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足研究透彻, 才能更好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微博舆论监督的概念
舆论监督, 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舆论对象提出的具有评价性、倾向性以及公开性的言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舆论对象造成心理以及道德上的压力或制约。而微博舆论监督, 简单来说, 就是利用微博这一网络媒介实现以上的功能。在最近几年, 微博已经成为国家推行舆论监督的主流趋势。其中, 微博舆论监督还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 舆论监督的主体更加平民化、多样化;第二, 参与监督的门槛较低, 操作也比较简单;第三, 交互性比较强, 传播的速度也比以往快。
2 引导微博舆论监督的原则
2.1 对微博舆论监督的引导要循序渐进
现如今, 一旦一些舆论事件在微博中被曝光, 往往会吸引数量庞大的网民来围观,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常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2 个方面:第一, 微博用户的数量太过庞大, 导致亿万网民一起关注舆论事件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二, 微博用户来自社会中的不同阶层, 相应的文化程度也不一致, 对事物的看法各不相同。针对这一现象, 应该加大对微博舆论监督的引导力度, 将有些激进的言论以及思想慢慢的进行引导, 不仅能让老百姓感觉受到了尊重, 还有助于问题的合理解决。
2.2 引导要直面问题以及矛盾
面对舆论问题的态度对解决突发事件应对是极为重要的, 它不单单影响着人们对于事件本身的看法以及观点, 还会对事件的后续发展起到先决作用, 更关系到老百姓对于舆论监督角色的印象, 因此, 有关的舆论监督对象应该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 对于自身的错误要不否认、不推卸责任, 只有这样, 才能尽可能的获得民众的认同, 进而对事件的快速解决起到促进作用。
2.3 引导的内容要真实可靠
在对舆论进行引导时, 一定要保证内容的真实性, 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切忌用虚假的信息来掩盖事实真相, 一旦那些被掩盖的事实揭露出来, 对广大民众而言, 将会受到加倍的冲击, 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因此, 尽最大努力的用事实说话, 才能获得老百姓的广泛认同。
2.4 引导要具有时效性
整个微博舆论监督的产生以及发展过程, 都是在时刻变化当中的。为了实现舆论监督的有效引导, 就必须要在事件的发展初期, 迅速地做出回应, 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以及认可, 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散。
3 微博舆论监督的引导措施
3.1 完善微博舆论监督的有关法律法规
我国是个法治国家, 为了使互联网信息服务能够更加规范以及安全, 我国也针对它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3.2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第一, 将舆论引导的载体从传统的论坛、博客等转移到微博中来, 来实现对它影响力的重点转移。第二, 建立一个在微博上具有一定话语权的舆论监督团体, 摒弃以往的网评员, 使他们的观点能影响民众的态度以及行动。第三, 舆论引导的内容要抛弃以往的长篇大论, 尽可能地采取短小精干的语言来实现舆论引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内容中, 尽量避免打官腔, 要充分表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
3.3 要进一步加强微博用户的自尊自律
现如今, 广大的微博舆论监督群体已经在我国的公共事务监督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一般会根据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来对舆论事件进行判断, 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一旦某一个网民发布了不恰当的言论, 会直接传播到任意角落, 同时, 也很难对其进行监督以及教育。所以, 要求舆论监督团体要严于律自, 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 还要对他人以及社会负责。
4 结束语
微博的诞生以及发展, 不仅只是网络媒体的进步, 更是对社会的一种变革。如今, 老百姓能够通过微博平台来改变一些舆论事件的发展以及走向。同时, 也导致了一些谣言的发生。因此, 对微博舆论监督进行正确的引导, 是需要国家以及人民共同努力来实现的。通过二者的相互配合, 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微博舆论监督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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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胜洪.当前中国微博监督的特点、问题及对策思考[J].社科纵横, 2012 (4) :88-90.
网络舆论监管现状与引导研究 篇2
目前国内外网络舆论管理尚缺独立的管理体系，大部分涉及网络舆论的规范存在于网络管理的立法之中，网络舆论管理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网络管理的手段，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互联网管理，特别是内容监管方面，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但无论哪个国家，共通的做法就是，注重立法、行政、技术的综合运用。
1我国网络舆论监管的现状
1.1我国网络舆论监管主体和主要内容
当下互联网的监管或是更大的监管中，网络参与者，即，运营机构和个人已从过去的被监管对象演变为对自我和他者的监管方。自我审查和举报揭发是其典型的监管方法。现在的互联网“国家防火墙”是由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既包括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包括政府权力可以直接干预的国有单位，如高校）、机构（主要指互联网线路接入、内容服务或网吧经营的商业运营机构，包括在中国开展互联网业务的跨国企业）、网民（身份复杂，包括以私人身份活动的政府公职人员，也包括强势资本拥有者、知识精英以及普罗大众）四者共同构建的。网络监管的主导者，即中央政府部署强制性权威的导向意见，确认监管体制的内部分工，指导各部门和机构进行审查（也有网民自律的要求），将大部分不被体制许可的信息和意见阻隔，完成初步预防和过滤。
1.2我国网络舆论监管的主要方式
回顾我国互联网监管史，我国政府在对互联网采取一段时间弱管制（1994-1999）和中度管制（2000-2003）之后，调整管理思路，运用各项传统管理技能，调动各种组织和社会资源，现已形成了多管齐下的监管体系。
经过数年政策学习和经验反思，互联网重要性和发展规划明确，我国互联网“分类主导”模式开始逐渐确立：在互联网不同应用领域前期用不同主导策略，继2004年标志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界定互联网部门分工并部署管理体制建立之后，大量互联网内容管理部门规章（包括《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和关于互联网应用的管理法规（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陆续出台。特别是互联网内容表达和信息传播须加以控制引导。2005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首次明确外资不能进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如有合作必须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至于具体管理方面，仅以国内各大商业网站论坛为例，一方面设立网络监督员和网评员（其成员全部来自政府部门和党政机关单位），利用“议程设置”和“意见领袖”原理，普及党和政府的方针，引导正确导向；另一方面从各大网站论坛舆论监测的上班制发展到轮班制“两班倒”甚至“三班倒”。由此可见，为防止不良信息扩散，政府对论坛等重点空间管理和约束力度之大。
2网络舆论监管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颁行数十部涉及网络的法规性文件，但还缺乏一部正式的专门性网络法律，这削弱了网络舆论进行法制管理的执行力度。虽然文化部、原广电总局、原新闻总署、国新办、以及教育部、原卫生部等部门对对互联网传播业务出台了一系列规章进行前置审批和日常监管，但是我国现行互联网法律法规中并无可以作为上位法的行政法规或法律。管理对象在不同部门制定的规章就会存在交叉、重合现象；各部门对同个客体管理权限内容界定不同，从而导致行政部门的管理混乱。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内容管理立法体系并不具体完整，“碎片化”现象导致“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部门内部贵发文件”之前没有实现很好衔接，下位法中的一些具体实施缺少上位法的必要依据，而一些立法理念又缺乏操作层面的实施细则作为必要的支撑。当下，法律、法规禁止的网络内容和网络行为有近二十条，但可操作的标准却相当模糊。
再者，互联网行政部门设置上管理职能分散，管理部门又多达20余家，存在重复交叉问题，降低了管理效率。2013年国家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合并，组建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但仍未对有关互联网内容管理的相关职能做出任何调整。赋予国信办“指导有关部门做好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网络出版等业务的职能；却把网络视听节目、网络出版物的管理视为广播电视、出版物等“传统媒体”管理在网络空间的具体延伸，具体的行政许可和处罚等手段还是由广电执行。这使得行业管理与内容管理相互交织，部门间利益冲突明显，在实践过程中协同性不高，出现“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状况。
3 网络舆论适度控制建议
首先，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网络舆论监管与引导最坚实的保证与基础，增加网络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法律会对网民的行为提出明确的规范和界限，可以促进网民对自己的自律。特别是针对恶意歪曲、造谣惑众、混淆视听的言论应该有硬性的规定。德国政府是第一个对网络危害性言论进行专门立法规制的国家，第一个因允许违法网络言论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行政归罪的国家，依据《基本法》与《信息和通讯服务法》对传播非法内容进行追究，设定“网络警察”监控网络内容等方式加强对网络内容的监控，严厉打击互联网犯罪，保障公众的网络言论自由权。目前我国的网络法规尚不成体系，关于网络舆论监测的法律规范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效力低；部门之间不同规章存在交叉和盲点，上下位法对应不紧密。网络舆论监测立法的完善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尽量消除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空白。为防止法律漏洞，建议可以采取整体修法的方式进行，对网络舆论监测的各方面即论坛、电子邮件、聊天室等进行系统法律规范，最终形成以“网络基本法”为核心，配套法律法规完备的系统法法律体系。
再者，加快建设统一高效的网络舆情监测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监管效能。2014年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工业大学合作建立我省内第一家社会舆情专业研究机构，在全省11个市获取样本，从浙江民众的价值认同、信心指数、信任状况、安全感受、生活感受等5各方面开展专项舆情研究。再者，需要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危机阶梯预案，并且实时进行网络舆情的日常监测。除了制定《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总预案》外，还可以借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危机分为四级，即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每一等级都由不同级别、不同范围的力量参与到危机应对中，根据危机的等级，调动与之对应的资源和力量进行危机化解。
最后，根据网络管理者参与者角色分配不同，进行不同方式的整治和教育。以内容管理为切入，针对互联网管理部门及其职能进行进一步整合，避免重复交叉分管，控制行政成本。并导入绩效考核制度，在日常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等环节，对涉及互联网管理的不同部门实行更加整体化的绩效奖惩和外部约束。对于网民则加强网络行为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网民素质，将网络道德转化为内在规范，与网民价值观念和普遍信念相联系，以促进网络良好文化氛围形成。并注重与网民的互动，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之时，联合传统媒体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度，保证信息及时公开，增强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此外，技术的创新也是需要鼓励和加强的。国际常用的手段主要是对网路内容进行分级和过滤，对执法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基于共同需要，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互相学习进步，也是未来互联网管理的趋势。我国在对网络舆论进行管理的同时也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协同合作，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
4小结
网络媒体已然成为新的媒体形态，改变着社会结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全民麦克风”的媒体融合时代，传统的舆论监管模式已被打破，自下而上的碎片化的舆论议程模式形成。各国在网络舆论监测与引导上虽然坚持的广度与深度不同，但都强调政府的主导（引导）角色。从长远来看，要加强与完善我国网络舆论的监测与引导，必然需要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国有单位、科研机构、网络运营商乃至网民的参与合作，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格局，才能实现“法律规范、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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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reat Firelwall，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Firewall
[4]陈崇林，《中国互联网管理体系现状及改进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4，总233期。[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
[6]谢金林，《控制、引导还是对话——政府网络舆论管理理念的新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第9期。
[7]常健《论我国网络舆论监测法律制度的完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第49卷第6期。
舆论引导与监督 篇3
从现实情况看,依靠干部的教育约束和道德自律是很难根除腐败的,只有把权力置于监督之下,权力的使用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网络舆论监督是传统监督方式的有益补充,是新时期权力监督的创新形式,是群众舆论监督的有效工具。网络让监督无人不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在反腐败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反腐败的利器,在反对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与它的便捷功能、震慑功能及其揭露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1. 网络舆论监督的便捷功能。
一是参与方便。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互联网使用人数的迅猛发展扩大了网民监督群体,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基础,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腐败事件的揭发举报中。二是成本低廉。人们对腐败问题的监督举报,完全可以打破传统的上访、信件举报、电话举报等方式,省去舟车劳顿、辗转多个部门的复杂程序,只需要拥有畅通的网络、电脑、手机等日常通讯设备,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论坛、微信、微博等方式参与到网络监督中来,不受年龄、身份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三是隐蔽性强。传统的举报方式,监督者难免会有畏惧位高权重、打击报复的思想负担,而网络监督具有匿名性的特点,不需要担心身份的暴露,互联网为监督者提供了更加安全、隐蔽的平台。另外,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都设立了自己的监督举报网站,通过技术手段生成举报编号和密码,建立网络加密服务器,防止举报内容的截获、泄露和篡改,增强了举报的安全性也调动了普通民众通过网络监督揭露腐败问题的积极性。
2. 网络舆论监督的威慑功能。
互联网的开放性使舆论监督发挥出它前所未有的威慑力,形成了全天候的监督环境。一是公众舆论引发的威慑力。在网络使用如此便捷的时代,一位普通民众的不满和心声都可以在网络中进行宣泄,他可以指名道姓,可以公布事态发展的经过和细节,事件不仅能够迅速蔓延开来,还会在短时间内使本不熟识的网民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被举报者将体会“人言可畏”带来的严重后果,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不敢对民众意见坐视不理。二是制约公共权力的震慑力。十八大以来,通过网络曝光落马的官员为数不少,那些被网民搜罗起来的贪腐分子的相关视频、图片、文字立体直观,远比反复言说的廉政宣传教育活动更有警醒、威慑作用。网络监督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剑,使很多官员患上了网络恐惧症。他们担心自己的不良形象和行为在不经意间被曝光,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人会面时都增强了对个人仪表、言行、作风的自我约束,因此对手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带来无形的威慑力。
3. 网络舆论监督的揭露功能。
网络监督为贪腐案件的揭露提供了线索,成为传统监督方式的有益补充。十八大后,仅一个月内就有十多名官员落马。源于网络,微笑“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撤职调查;源于网络,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在被爆出不雅视频,从被举报到其落马仅用时63小时。源于网络,《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公开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后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包养情人等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源于网络,山东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德增为情妇写的“离婚承诺书”在网上曝光后被立案调查。源于网络,女记者实名举报黑龙江双城市原人大代表孙德江作风问题、以权谋私等问题,经调查核实其在处置国有资产问题上有违规违纪问题被撤职。源于网络,广东省英德市原副市长、原公安局长郑北泉被爆出充当贩吸毒团伙保护伞,后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解决问题被调查,等等。
二、网络舆论监督对反腐败的负面影响
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如网络因其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自由性为腐败治理提供又一路径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1. 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提高了腐败甄别的成本。
人人手持“麦克风”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短时间内网络信息的大量涌现,这些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真假混杂提高了腐败甄别的成本。网络作为公众舆论的平台从来不缺少追随附和之人,那些虚假言论将被以讹传讹,无限扩大,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发挥、窥探隐私、发泄不满、博取利益、赚取眼球的工具。甚至出现网络推手进行幕后煽动、操控,致使更多的网民裹挟其中。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调查、甄别和取证,不仅给无辜受举报者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增加了反腐成本,造成了有限反腐资源的浪费,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危害。
2. 内容单一低俗的网络舆论带来了反腐的局限性。
通过近几年网络反腐案例不难看出,贪腐者的东窗事发多与生活作风联系在一起,在网上被曝光的内容大多指向单一、低俗,造成了反腐的局限性。当前,一些干部腐败堕落,类似“不雅视频”“情妇”“艳照”、有几套房、有几辆车、带什么手表、背什么包,抽什么烟,穿什么衣服成为其落马导火索的不在少数。而生活腐化堕落只是腐败问题其中之一,我们还要着眼全局,把对干部的监督放在“盲点”领域和更深层次的腐败问题上。如果举报人只有依靠吸引更多人的眼球,打出“花边牌”才能够获得举报的成功,不仅一定程度反映了网民的素质,长此也必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3. 公开可操作性的网络舆论增加了反腐查处的难度。
利用网络的公开透明特点和个人身份、能力的优势,干扰事态发展,增加反腐查处的难度。网络的开放透明为举报人揭发腐败案件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也同时让被举报人在短时间内了解和掌握了事情发展的经过和举证材料。被举报人会迅速对自己不利的相关物证进行转移或销毁处理、对相关的人证转移或串供、对自己或家人安排外逃、对举报人威胁报复甚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人证、物证的损失必然增加查处的难度,举报人不仅处于被动位置,案件查处也可能无果而终。利用网络资源,依靠“网络水军”,人为操控和调整网络舆论走向,增加反腐查处的难度。比如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胡艺珍渎职和受贿案,在接受调查取证后,其女儿吴芳宜在网络上为父亲“喊冤”,举证父亲的清白为人,对“不法”办案程序质疑得有理有据,在网络推手的帮助下成功地把舆论导向引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司法审判,增加了腐败案件查处的难度。
三、网络舆论监督引导机制的构建
1. 以政府为主体,建立主动作为机制。
传统监督模式程序运行烦琐、处理问题时间长、行政过程缺乏公开透明,这些消磨了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和耐心,早已不能满足监督的需要。网络的兴起让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转换观念、主动作为才能应对已经到来的网络舆论监督和挑战。一是排除抵触情绪,积极主动应对。在网络上所有的信息都是开放的,对人们关注的热点事件决不能采取“拖、捂、推”的方式对待,要敢于、善于接受网民的监督,利用网络听取民声、集中民智、化解民愤,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转化为政府与人民的沟通,为政府提升执政能力搭建更加广阔的舞台,赢得话语的主动权、行动的主动权。二是积极主动挖掘大案要案,加大查办力度。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利用网络资源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搜集和掌握的线索还是太局限,与建立清正廉洁的政府差距太远。我们要充分调动网民积极性,主动拓展线索资源,让人们通过网络参与到反腐败中来,查办对社会影响坏、损失大、危害重、教育深、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并做到抓大不放小,用实际行动证明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2. 以网络媒体为主体,建立合作协调联动机制。
腐败案件的查处涉及多个环节,众多部门,是一个复杂的处理过程,它需要网络舆论监督与体制监督的有效对接,多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一是网络舆论监督与体制监督双向互动。一方面,组织监督要积极回应网络舆论监督。面对网上繁杂的舆论信息,组织监督需要及时收集、甄别、研判,并在短时间内通过网络对网民进行回应,公布事件进展和调查阶段成果,使体制监督作为网络监督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监督对体制监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络监督作为体制监督的重要补充,要逐步规范化、法治化。提倡实名举报,优先办理实名举报,以降低反腐成本,节约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恶意伤害他人的虚假举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求责任,严格惩处,网络监督的严格筛选尽可能地为体制监督扫清障碍。二是促进网络媒体与政府、网络媒体之间、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协调合作。网络媒体运营商要积极与政府监督部门的沟通,确保网民举报的贪腐问题在网上得到及时回应,并引导舆论的正确导向。加强网络媒体之间的相互协调。网络媒体作为公众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遵守行业自律,避免为了争抢“头条”误传信息,追求事情本貌,客观真实报道,口径一致,做好党和政府的宣传员。加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合作。网络媒体公众参与广泛,信息发布传播速度快。传统媒体权威性、真实性、公信力优势明显。双方各有所长,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共同推动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
3. 以网民为主体,建立教育培养机制。
网络信息质量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网民素质的高低不同,要提升网络舆论监督水平,使网络治理腐败真正发挥积极作用,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拥有高素质的网民队伍。一是加强网民基本素质教育。网民要通过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在网络参与中充分认识舆论监督的严肃性,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用理性的思维判断问题,以正确的方式讨论问题,不跟风、不随意、不盲从,不虚构。有些网民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在网上传播谣言,他们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也无须承担任何后果,这是缺少法律常识的荒唐想法。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只有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自由才能得到保护,社会才能在有序的环境下运行。培育网民理性运用监督权利,不仅拓宽了维权者伸张权益的渠道,更为引导净化网络风气贡献了重要力量。二是注重对年轻一代的培养。所谓:“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年轻人既是未来网络监督的主力军,又是廉洁社会的建造者,对他们进行网络伦理和“贪污可耻”的价值观教育尤为重要。让教育走进课堂,既是对年轻人未来的成长负责,也是为建设清正廉洁的社会种下了健康的种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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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与预防腐败 篇4
关键词：新闻舆论；反腐败；监督
一、新闻舆论监督概述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定义及其特征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组成部门。它是人民群众借助于新闻媒体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以及社会行为进行的民主监督。它通过媒体特有的公开性，对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行业不正之风和其他事实进行报道，从而起到揭露鞭打丑恶和弘扬正气的目的。它是完善我国民主监督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也是党和政府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任务。新闻舆论监督作为监督的一种独特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
1、群众性强。舆论监督的广泛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参与实施监督行为主体的广泛性。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介行使他的知情权、发言权、议政权、参与权、监督权。二是指被监督对象即客体的广泛性。在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中，各专职监督部门都有其特定的监督对象。诸如：检察机关是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的司法监督，行政监察机关则是实施行政监督，纪律检查则是对党的组织、党员干部实施党内监督等。
2、及时性。马克思说过，报纸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每日干预运动，发达的每日新闻事业可以在数小时到数日内产生监督效果。当新闻媒介一旦获得线索，或接到人民群众的来稿、来信、来访、来电等，可以马上派出编辑、记者采访，向事件的双方当事人调查了解；当新闻媒介对事件“曝光”后，新闻舆论监督就会成为一种社会监督。
3、公开性。新闻舆论监督的透明度高，是由新闻传播媒介的公开性特点所决定的。新闻舆论监督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体公众，它的监督是通过公开报道、公开讨论表现出来。
4、震慑力大。腐败分子一旦陷入新闻舆论的包围，犹如登上千夫所指、全民共讨的审判台，在舆论面前将劣迹昭著，身败名裂；一旦腐败分子的丑闻恶行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就会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声势，从而产生强大的威摄力和心理压力。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朱镕基总理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评价——“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高度概括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特殊监督形式是反腐败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在端正党风、匡正时弊、严肃法纪等方面能够发挥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具体如下：
1、遏制作用.腐败分子以身试法，胆大妄为，是因为其预期的腐败行为收益大于成本，而且有较大的边际效益。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及时性，抓到蛛丝马迹就可以及时曝光，使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原形毕露，再和法纪部门挂钩，这就增加了腐败分子的违纪成本，这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2、警示作用。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的维持与增强不仅有赖于法律和道德教育，而且有赖于外部的约束力量。舆论通过新闻媒体可在广泛范围内迅速传播对某一具体腐败行为的谴责，也是对同类腐败行为的声讨。
3、激励作用。新闻舆论监督可以使人民增强对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信念，克服消极思想，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近年来，全国的新闻媒体都不断在提高舆论监督力度，创造出好的形式和经验，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东方时空.时空报道》、《今日说法》、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人民论坛》、光明日报的《每月聚焦》、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等，这些为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激励执法人员履行职责，努力完成反腐败任务。
二、在预防腐败过程中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对策
我个人认为，媒体只是党政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一座桥梁，是介于舆论监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个平台；媒体不具有强制力，它只是代表着这个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把这个社会的许多切片加以聚焦，让社会公众来评判它的价值和美丑；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媒体的力量是单薄的，必须动员各种可以聚合的资源以增强监督效力。
（一）借党政之力
新闻舆论监督应当和必须得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有力支持。实践证明，凡是舆论监督推进比较顺利的，必然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在起作用。有力的支持不仅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权威对舆论监督的鲜明态度，而且在于能把舆论监督列入议事日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抓严抓紧，落到实处。需要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直接过问，支持舆论监督单位的“尚方宝剑”要能一插到底，该处理的要严肃处理，违法违纪的要依法按纪惩处，这样，新闻舆论监督才能顺利推进。
（二）借法律之力
新闻单位要依法履行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强有力的保护。新闻舆论监督为什么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法制还不够完备。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大法、基本法和各类法规，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从法制上明确具体界定的诸如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以及法律责任，新闻舆论监督应当遵守的原则、方法和秩序，新闻单位及记者的包括依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对妨碍舆论监督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的惩处等等细则，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除了新闻单位必须严格依法实施舆论监督，依靠和正确地运用好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外，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制定和颁布《新闻法》、《舆论监督法》等法律）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的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三）借媒体之力
主要是新闻舆论单位的相互支持，舆论监督也要形成合力。实践证明，对一些重大的典型的舆论监督事例，对一些严重干扰破坏舆论监督的重大案例，新闻传媒单位相互联手，协同作战，对扩大舆论监督影响，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保障舆论监督的顺利推进很有好处。
（四）借品牌之力
舆论引导与监督 篇5
关键词：党报,新闻监督,舆论引导, 民生新闻,报道方法
党报如何开展新闻监督、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 这既是传统媒介环境中一个陈旧的话题, 又是新的媒介环境下亟待解决的崭新命题。之所以称其陈旧, 是因为在我国新闻史上, 党报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 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之所以称其崭新, 是因为相对于晚报、都市报, 特别是新兴的网络媒体, 党报由于其自身的性质和作用, 及其肩负的重要使命, 在开展舆论监督和回应社会关切时, 尚存在畏首畏尾、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的矛盾, 无论是监督的广度、力度、深度, 还是回应的速度、可信度都显得远远不够。上个世纪末, 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 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电视栏目和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纸质媒体享誉全国, 既获得良好的社会口碑, 又获得不俗的市场效益, 堪称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两大样板, 具有标本意义。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 在人们的印象中, 凡是涉及到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需要媒体进行及时回应, 甚至曝光和干预时, 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往往总是处于“缺位”、“失声”或“不够到位”的状态。这种做法一方面与党报应有的神圣职责和社会地位不吻合, 另一方面又与老百姓的期望值不一致, 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报的社会形象, 削弱了党报在读者心目中的权威性、关注度、满意度和美誉度。因此, 党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明确定位, 找准坐标, 真正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从2010年1月开始再次扩版, 目的在于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增强国内国际传播能力, 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三贴近”, 丰富报道内容, 创新报道方式,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更好履行党报职责, 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具体体现为整合采编队伍, 增加版面, 调整栏目, 从内容到形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笔者认为, 此次扩版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增加了民生类的版面和栏目, 尤其是2011年1月新开辟的“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栏目的横空出世, 拉近了党报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 真正实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传播效果。本文拟以《人民日报》2012年1—8月份“求证”栏目所刊发的38篇报道为研究样本, 探讨新形势下党报开展新闻监督和舆论引导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一、党报为什么要“求证”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开辟“求证”栏目, 笔者认为, 目的大致有三:
其一, 面对不实报道, 网上传闻, 党报要敢于发声, 达到以正视听的效果, 防止以讹传讹, 谣言惑众, 影响社
会稳定。众所周知,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矛盾纠结凸显, 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陡然增多, 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给人们在充分享受到海量信息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信息和负面影响。凭空捏造的信息四处散播, 似是而非的观点以讹传讹, 众生哗然, 百姓茫然, 不仅影响了公众认知, 有的甚至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面对如此复杂和价值多元的舆论场, 针对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 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求证, 帮助读者去伪存真、明辨是非, 发挥积极的“稳压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党报要牢记并体现主流媒体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担当, 积极地向广大受众“提供优质信息, 而不是粗鄙媚俗;传播事实真相, 而不是夸张炒作;彰显主流价值, 而不是割裂社会共识;倡导社会互信, 而不是放大对立误解;引导社会舆论, 而不是迎合偏激情绪。”
其二, 发挥党报作为主流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 主动设置议程, 积极引导大众如何理性地、辩证地看待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先生认为, “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在于向社会公众提供大量准确、及时的信息, 供人们了解外界变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介在舆论形成中只是个材料供应者和意见反映者, 实际上, 现代新闻媒介还可以是舆论的引导者。”主流媒体只有以敏锐的新闻触角, 对处于青萍之末的舆情保持敏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对可能引发误解的事件主动回应;以积极的建设性思维, 通过舆论监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才能消解网络传播中的“偏激共振”, 破除焦虑情绪下的“谣言法则”, 驱散心理逻辑上的“腐败猜想”, 化解媒体竞争时代的“眼球情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主流媒体要以更大的责任担当, 做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压器”, 疏导社会情绪的“整流器”, 化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其三, 重塑党报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彰显主流媒体的独特价值, 找回一度丢失的受众市场份额。党报虽然不能像晚报、都市报那样拿发行量说事、惟发行量是举、完全走向市场, 但党报又不能罔顾发行量。因为没有一定的发行量, 没有一定的覆盖率, 又何谈党报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正如毛泽东同志1948年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 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由此可见, 党报只有经常和群众见面、打交道, 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真正履行“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
二、党报究竟要“求证”什么
党报开辟“求证”栏目到底要“求证”什么?这实际上涉及到“求证”栏目所刊登新闻报道的内容。党报在国计民生方面, 向来侧重于报道国计大事, 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 而对于民生方面的新闻则相对报道得较少一些。《人民日报》此次扩版就加大了对民生新闻的关注和报道, 真正做到“国计”和“民生”两大新闻板块并重, 实现“双轮驱动”, 既走高端路线, 又走平民路线。
2011年1月27日, “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栏目在《人民日报》要闻四版精彩亮相, 贴近现实的选题, 深入扎实的采访, 有的放矢的论证分析, 以及灵活的版面编排和“布阵”, 使专栏报道集时效性、引导性和说服力、传播力于一身, 成为党报亲近读者、服务读者、提升公信力的有力抓手, 也为其他主流媒体挖掘自身优势, 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这里以《人民日报》2012年1—8月份“求证”栏目所刊发的38篇报道为例, 从宏观层面和模糊性上来看, 这些报道主要是针对当下社会上出现的、在网上、坊间流传的, 甚至是有关媒体上报道的一些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备受大众关注的热点、疑点问题。从微观层面和准确性上来看, 这些报道主要表现为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医疗卫生、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环境保护、交通安全、社会公平等各类民生问题。
具体内容详见后表:
这些求证内容的出处即选题的来源, 主要来自网络、传统媒体和坊间传言等传播渠道。在这38篇报道中, 线索来自网络 (含论坛帖子) 占16例, 有关专家占7例, 微博占5例, 国内媒体报道占4例, 坊间传言占3例, 国外媒体报道占1例, 某环保组织发布调查报告占1例, 读者反映占1例。其实, 微博也应当属于网络文章, 只是为了说明方便, 专门把微博单列出来。
从内容分类上来看, 上述问题虽然不是民生问题的全部内涵, 但这些问题却是老百姓当下比较关注、担忧和质疑的对象。从所占比例来看, “食品安全”作为民生的第一大问题高居榜首, 达36.8%。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以后, 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幸福的指数。其次是“社会公平”、“药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和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这38篇报道的来源来看, 新闻线索来自网络或论坛上的达到16例, 如果加上来自微博的5例, 则高达21例。这个数字起码表明两点, 一是“求证”栏目在选题时高度关注网络上的信息, 十分重视发自基层一线网友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非常注意倾听他们的呼声和质疑声, 说明“民意”已经被党报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二是揭示了网络上的一些不实传言、谣言, 往往是社会流言得以滋生的温床和主要源头。
从“求证”的过程来看, 党报记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科学的态度, 大胆命题, 小心求证, 主动沉下去, 深入一线调查采访, 通过与当事人接触、寻求专家学者帮助解答疑问等办法进行多方印证, 充分挖掘谣言背后的真相, 认真分析谣言产生的根源, 力求将求证的过程完整、客观地呈现出来, 做到“多一些求证, 少一些敷衍;多一些质疑, 少一些附和;多一些科学, 少一些经验主义。”从而让党报读者信服、满意, 彰显党报的责任心和权威性。
从“求证”的结果来看, 这些报道基本上最终是以否定网络和坊间的各种流言、谣言为旨归, 这样做的目的和效果是, 既起到新闻监督的作用, 又给党报的读者以正确的舆论引导, 提醒受众辩证地、理性地看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是是非非, 消除人们思想上的各种迷雾, 帮助人们擦亮眼睛, 明辨是非, 正本清源, 进而体现了党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与社会责任, 树立了党报的形象。
三、党报如何进行“求证”
党报如何对民生问题进行“求证”, 即是指党报在民生新闻报道方法上采取了哪些手段, 从而践行“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达到求解、验证的目的, 起到真正的新闻监督和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这里, 我们不妨以《人民日报》“求证”栏目已经刊发的38篇报道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中的一些报道方式与方法。
其一, 选题一定要既有意义与价值, 又要有现实根据。栏目的定位决定着新闻的选题, 既然“求证”栏目的定位是大众关注、关心、且有疑点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就应当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 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挖掘题材。新闻界目前正在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可以为新闻记者深入基层、深入民间创造机会和条件。传播学上有个理论叫“议程设置”, 我们提倡新闻媒体根据报道需要, 主动的设置新闻议程, 不能被动地坐等新闻上门, 选题不是记者、编辑坐在编辑部里拍脑袋拍出来的。那么, 反映老百姓心声的这些待“求证”的信息到底藏身何处呢?除了通过记者走基层访民意获取坊间信息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收集渠道——网络、微博。网络上网友的各种文章、论坛上的各类帖子, 尤其是个人微博上的大量信息, 往往是反映民意的一个重要窗口。“求证”栏目所关注和选择的内容正是其中不实的、虚假的信息。既是新近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 又是老百姓心中感到疑惑甚至误解的问题, 如果不及时予以澄清、正面回应的话, 则有可能以讹传讹, 严重的甚至会引起百姓恐慌, 破坏社会稳定。诸如《防雹弹不会导致干旱》就是针对近期盛传人工防雹弹引起云南干旱的网络舆情, 详细解析干旱与人工防雹是否有关、什么原因导致云南干旱等问题;《复制手机卡偷听通话是骗局》是根据近期读者的反映, 手机经常收到类似短信, 声称“只要告诉我对方的手机号, 我们就能复制出一张手机智能芯片, 可偷听对方所有通话, 接收对方短信, 定位对方位置”。读者对此说法感到担忧。《微波炉加热食品会致癌吗?》是来自网络上的一篇文章, 该网文称, “用微波炉加热食品会产生有毒甚至致癌的化合物。而且食物中的营养会严重流失”。《“自来水含有避孕药”说法有误》是出自最近的一条“自来水含有避孕药”的微博, 该微博称, “学者对饮水里雌激素干扰物研究发现, 23个水源都有, 长三角最高”。这个说法引发人们担忧。《农民工被大规模裁员了吗》是根据近日的媒体报道, 有报道称, 我国东南沿海不少外贸企业因订单量下降、开工不足而大量辞退外来务工人员, 导致农民工“返乡潮”等等。由此可见, 这些选题既有意义与价值, 又是有现实根据的。
其二, 采访时机的把握要恰当, 特别需要强调新闻价值。新闻价值要素中除了重要性还有时效性问题, “求证”的内容首先要满足重要性这一条件, 同时尽可能的满足时效性的要求。因为新闻事件的发生总是有时间的。一般来说, 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大多具有当下性和及时性, 新闻媒体把这些热门话题作为报道对象, 就等于抓住了采访的时机, 推出的报道自然备受网民和读者的关注, 这样的报道效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因此, “求证”内容与热门话题在步调上应当是保持一致的。比如, 2011年12月17日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一结束, 网上就盛传海南发生考题泄露事件, 于是“求证”栏目就在1月10日推出《英语四级考试, 到底有无泄题》的新闻调查;4月底春茶上市的时候, 某环保组织发布茶叶农药调查报告, 质疑国内9大品牌茶叶企业的产品含农药残留, 引发公众“还能不能喝茶”的争议, “求证”栏目立即推出了“关注茶叶农药残留”上下两篇报道, 题目分别是《我国茶叶是安全的》、《茶叶进出口国为何标准不一?》;5月份西瓜开始上市, 有微博称, “现在瓜农给西瓜里打药, 长得快好卖钱;西瓜都是南瓜秧上嫁接, 瓜农自己从来不吃”, 并称“打针西瓜”注射了甜蜜素和胭脂红。“求证”栏目适时推出《西瓜“打针增甜”是谣言》的报道。6月份, 大闸蟹、黄鳝等水产品陆续上市销售, 网络上有文称:“养殖户用避孕药快速催长大闸蟹;香港卖的大闸蟹都是激素养成的”。“样子肥大的黄鳝都是用避孕药等激素催肥的”。关于大闸蟹和黄鳝使用激素、抗生素的传闻由来已久, 事实到底如何?“求证”栏目从6月26日起推出“关注水产品质量安全”系列报道, 从生产、流通、市场等环节调查了解大闸蟹和黄鳝的质量安全状况, 以及我国水产品中抗生素等兽药的使用、监管和检测情况。7月份, 小龙虾走上百姓餐桌, 但有网文屡屡宣称, 小龙虾喜欢脏污环境、被用来清污、体内重金属超标, 不能食用。那么, 小龙虾的生长环境究竟是怎样的?“求证”栏目记者奔赴小龙虾主要养殖基地进行调查暗访, 分别于7月27日、30日推出报道《小龙虾被妖魔化了》和《小龙虾, 烧熟食用可放心》。8月上旬, 国内有新闻媒体报道称, 受传统产业出口不振、房地产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 以前在春节前后才出现的农民工“返乡潮”, 目前在多地出现;我国东南沿海不少外贸企业因订单量下降、开工不足而大量辞退外来务工人员, 导致农民工“返乡潮”。“求证”栏目记者分赴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四川和用工企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省份浙江、广东进行了调查采访, 相继推出《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了吗》、《农民工被大规模裁员了吗》等报道。8月下旬, 南方的早稻开始收镰, 一则微博称:“江西一年收获两季水稻, 但很多当地人只吃第二季大米, 第一季似乎没人吃。这是为什么?由于怕耽误第二季, 农民会使用各种方法包括化肥、农药对第一季揠秒 (苗) 助长。”这条微博引起较大关注, 不少网友将信将疑, “求证”栏目记者走访了江西、湖南等地, 推出《化肥农药催不熟早稻》的报道, 以正视听, 给广大网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三, 采访对象的选择既要有权威性、代表性, 又要有合理性和普适性。采访对象与新闻事件之间的关系, 一般分为当事人、权威人、目击者、旁观者、知情人等, 其中当事人亲身经历或参与事件的发生、发展, 掌握着大量的第一手客观、真实、可信的材料和信息, 因此是新闻采访的首选对象。权威人一般是指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他们从专业的角度, 结合相关知识和背景, 站出来说话很有份量, 说服力较强, 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大, “受众往往习惯于依据他们的分析和说法调整自己对一个事件的认知和行为”。目击者、旁观者是指置身新闻事件现场却是与此事件无任何利益关联的局外人、第三方, 他们提供的信息也较真实、准确, 但在专业性和观察的角度上则可能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等偏差, 因而不够全面。知情人是指熟悉、了解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人士, 他们与报道对象之间可能是同事、同学、亲朋、好友、家属、上下级等关系, 或者是事件的攸关方, 对外围情况比较知情, 在提供验证材料时大多也是采访的选择对象。在“求证”栏目所刊发的38篇报道中, 记者对采访对象的选择基本上是按照这一逻辑和规则来组织采访与报道的。比如, 有外国媒体报道称,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中国传统药材中发现“有毒物质”。报道引述研究人员的话说, 中国人在制作药物时对这些植物进行了复杂的混合, 其中一些中药含有麻黄和细辛, 而细辛是带有剧毒的植物, 过量使用会引发很强的副作用。“求证”栏目记者围绕如何看待中药毒性, 以及中药是否放心使用等问题, 先后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内科首席专家周平安、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专家钱忠直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周超凡教授, 以及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补充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本索森和悉尼韦斯特米德医院外科医生瓦莱丽·马尔卡等, 得出“中药不良反应远少于西药, 尽管如此, 为防止伤害身体, 中药也应规范服用”的结论, 比较令人信服。有网文称, “微波炉加热食品会致癌”。这一说法是否科学?“求证”栏目记者采访了我国微波功率应用及测量技术专家、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张兆镗、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红、美的微波电器事业部总经理朱凤涛, 以及美的微波电器事业部产品检验员等, 得出的结论是:“专家表示, 只要使用得法, 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有微博称, 现在的西瓜主要靠“打针增甜”。为了探究这一说法是否准确, “求证”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乐平西甜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乐平、大兴区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科科长邓金香、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主任许勇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蔬菜学系教授任华中, 以及乐平合作社瓜农贾书军、王汉臣等, 得出的结论是, “西瓜‘打针增甜’是谣言, 专家表示, 现代育种栽培技术使西瓜甜度有了保障, 打针不可行没必要。”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其四, 采访地点的选择还要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少数新闻记者丢掉了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文风, 喜欢或习惯于坐在四季如春的空调办公室内通过打电话采访、通过互联网摘抄现成资料进行采访, 不愿意冒着高温酷暑或严寒霜冻去基层一线采访, 尤其是不愿到边远乡村和交通不便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 怕吃苦怕受累。不是说电话采访和互联网采访一定不可取, 但它只是面对面采访、现场采访的一种辅助采访手段, 不能完全替代一线采访。“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虽然具有一定片面性和绝对化, 但大体上还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不少假新闻的出现都是出于记者未到采访现场仅凭道听途说进行合理加工改写而导致的。因此, 采访地点的选择在新闻采访的过程中, 尤其是对于“求证”栏目的采访至关重要, 不可轻视。新闻采访地点只有选择得越合理、越具有典型性, 报道出来的新闻才越具有说服力, 才能让读者信服, 才能做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比如, 一条标题为“自来水含有避孕药”的微博称, “学者对饮水里雌激素干扰物研究发现, 23个水源都有, 长三角最高。”针对自来水中是否含有避孕药、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可否通过相关技术去除等问题, “求证”栏目记者深入到位于长三角腹地的上海、浙江、江苏等地进行采访。记者先后来到浙江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环境卫生监督科、浙江工商大学环境学院、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杭州监测站、上海水务局供水管理处、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疾病预防控制所等地调查取证, 最后得出“自来水含有避孕药”说法有误, 水源水中含微量的环境雌激素, 不会对身体有害, 自来水中大部分可去除”的结论, 从而稳定了人心。有网文称, 小龙虾是在脏污环境中生长的, 不能食用。针对这一传言, “求证”栏目记者奔赴小龙虾主要养殖基地暗访, 发现结果并非如此, 小龙虾被妖魔化了。那么, 吃小龙虾安全吗?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有深入到小龙虾的主要产地和消费地湖北、江苏进行了调查, 先后选择了“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市、武汉市武昌区和汉口区、江苏淮安、江苏盱眙县城区、无锡市区的多家小龙虾餐馆、以及武汉白沙洲水产批发市场、武昌区水果湖菜市场水产区、武汉大学工学部集贸市场等地进行走访, 最后得出结论:“小龙虾, 烧熟食用可放心, 烹饪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几分钟, 即可杀死肺吸虫。”今年8月份, 有媒体报道称, 农民工开始大规模返乡、农民工被大规模裁员。为了确认此报道的真实性, “求证”栏目记者到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四川进行了调查。地点选择在河南郑州二马路附近的河南省郑州农村人力资源市场、郑州市较大的非正规劳务市场、河南省劳务输出大县民权县、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成都火车站、郑州市火车站等地, 得出的结论是, “输出地调查发现, 存在回流情况, 但规模远小于2008年”。随后, 又派记者到用工大省的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和人才资源市场进行调查采访, 调查结果显示, “未出现大规模裁员, 用工市场总体平稳”。
笔者认为, 党报开辟“求证”栏目, 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 一方面是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 积极发挥党报的舆论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党报的权威性、可信度, 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 消解社会上的各种杂音, 尤其是揭穿网络上的一些流言蜚语, 维护社会稳定。同时, 还是增强党报在内容上的关注度和可读性、打造新闻品牌栏目、推出有份量的新闻力作、锻炼新闻采编队伍、进一步提升办报水平的一种业务手段, 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党报的“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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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企业社会责任 篇6
继200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之后，《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将推出第二届“企业社会责任系列活动”。在活动启动论坛上，媒体界、法律界及企业界代表围绕“舆论监督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理性、深入的讨论
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和谐生态
孙立平：最近发生的富士康事件，最后结果有人觉得满意，有人觉得不满意，有人觉得憋了一口气，有人觉得松了一口气。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至少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一个社会当中的企业能很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一定是一种良好社会生态的结果，媒体本身体现了社会力量的平衡，是这个生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现阶段媒体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立的，媒体就是进行监督，实际上有时候更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的互动促进与广义上的合作。舆论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上的作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包括监督，也包括通过各种方式来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汤声闻：无论企业和个人都是社会存在，企业获得利润，个人获得工资，这是社会财富第一次分配；政府通过税收进行社会调剂是第二次分配；公益组织的慈善募捐是第三次分配。现在社会上存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三种组织，严格说来只有企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企业在第一次分配中负有经济责任，第二次分配是企业的法律责任，第三次分配作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就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者的综合。
国外提出过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表明了公司在社会责任上的递进关系，在道德责任的最顶端是慈善责任，是社会责任的最高体现。社会组织包括媒体和公益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层当中有不同的互动关系。第一层经济责任，媒体应给予舆论鼓励;第二层法律责任，媒体应给予舆论监督；第三层道德责任，舆论应该给予引导。我主张媒体对企业责任总体上应采取一个宽容和促进的态度，辅之以监督的手段，企业毕竟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理应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市场机制的校正
何力：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平等对待商业的力量、媒体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和公众的力量。从市场法则来讲，企业就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自从有了市场经济制度，人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试图对这个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这无数的调整和修订之一。
全球化带来了产业转移，新技术、新经济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升，这新一轮财富聚集过程中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或者原有不平衡更加剧了，企业基于市场价值体系获得的权利开始膨胀。
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企业的商业活动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既然企业的核心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那两者究竟可协调吗？企业大谈其核心理念其实是追求人类进步，究竟可信不可信？
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追求利润和社会责任不矛盾，善待雇员、服务社区、注重环保可以成为提升利润的新方法。还有一种认识，对这个原则实际上持怀疑态度，当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企业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这个挑战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当今全世界所有公司的环保意识似乎都在提升，这是企业自己反省觉悟后在承担社会责任呢，还是由于公众压力转化为监管措施的结果呢？悲观的人认为，把追求利润和追求社会责任两件事情并存或者统一起来是一种幻想，有悖市场经济的本质。
毫无疑问，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社会可能不存在，但在今天的条件下两者其实还是有协调和改善的可能。一个真正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最终改变的将不仅是企业家的道德良心，还有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税收安排、法律监管等一些制度安排，这个过程单靠企业不够，还需要政府、社会、媒体和公众的参与。
牛文文：前不久柳传志先生说，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和谐社会做贡献，有责任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不然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冲击。一个企业家也说现在不担心银行、法院和政府，就害怕媒体，这揭示出一个问题，一有公众维权事情出现，效应就很容易放大。
现在中国社会公众维权的力量其实很弱，大家似乎都感觉处于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弱势地位，一旦事情成了公众关注的对象几乎没法控制，企业形象基本上就完了。
媒体影响力很大程度系于公众，尤其是互联网的力量。公众对于企业伤害的承受力已经到了一个极点，媒体一定意义上是以社会转型期公众权利受损害和公众知情权的代表来出现，因而引起轰动。
为什么企业和公众对立到了这种程度？过去20年在中国一直是顾客至上的温饱型商业伦理，只求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价格生产最通用的产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实际上是把其他方面的成本空间挤压到极致造成低价来满足消费者。中国现阶段的大部分企业还处在这样的自保阶段，而没有看到它的长期危害，我们不能成为新兴的资源掠夺者和产品倾销者。现在建立中国式的新商业伦理，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和支持，当企业开始认识和承担社会责任时，社会也要间接承受由此带来的成本-价格上升问题。下一个二十年企业要尊重社会，慢慢促进商业和社会的和谐，无疑，这一任务相当艰巨。
多元化时代的意见均衡
李佩钰：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中国社会各个群体中受益最大的两个，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传媒。媒体作为一个企业获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得到了话语权。因为我们有这个权利，所以现在需要慎用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如果不珍惜，过多滥用，最后也就没有公信力了。现在常常听企业在抱怨什么媒体的暴力，这只是企业一时的牢骚和怨气，其实真正成熟的企业不必过分计较媒体的报道，因为毕竟是产品而不是报道在决定一个企业的形象和社会认可度。
梁冬：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同一个事件的信息并不充分，有了不同的解读。在这个过程里，需要媒体不滥用自身的权力，百度一半是媒体，另一半也是一个企业，事实上，无论媒体还是企业都没办法在比如一周内做出一个历史的定案。媒体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充分地把各方面的信息披露出来，海量信息给大家之后，不在乎一两个月的判断，时间放长后真相自然浮出水面。
长期来说，应该让公众以比较自由的姿态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我们相信公众有自己的标准，真正的判断是公众做出的。未来，也许这个权利将既不属于企业，也不属于媒介，也不属于公众，而是属于三者之间的一个均衡状态的产物，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企业、媒体以及公众，所有主体需要的是一种媒介理性，不在乎别人在三五个月里怎么看你。要看三五十年后大家怎么看你，若干年后回头看，作为一个个人，当时是否保持了足够的宽容和理性。
侯小强：从富士康的事件来讲，新浪作为一个新闻平台，我们越来越多的认为必须要提供更多的资讯，而且是不同方面的资讯，在这些资讯方面的比较当中大家才知道真相。所以，我们在富士康事件中采访了大量的人，通过专家不同的评价和不同媒体在新浪呈现的不同方向，大概真相应该是可以知道了。
在包括网民的评论当中，包括网友调查，有调查说90%的网民认为富士康没有道理。我在思考90%是不是代表大多数？这大多数是不是就是正确的？我们注意到有很多网友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在辱骂，这些网民可能是企业的管理者，也可能是媒体从业者。
今天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很重要的是公民的社会责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我们的公民责任真的非常不足，我们不能脱离自身的素质去讨论别人的责任。
师永刚：媒体的权力貌似很大，声音也很大，但是一进行尖锐的报道马上成为被告。我们也要保护自己，需要用法律手段跟企业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在自身监督的公信力方面有所准备。即便如此，在转型期时期，媒体还是要树立使命感，要长期追踪报道事实的真相，不要纠缠于细节方面，更应该从宏观上、从整体社会趋势上，包括企业伦理、包括目前公众应该知道的常识普及方面下大的工夫，这是媒体自己要坚定肩负起的使命。
媒体监督的权力边界
曹景行：媒体本身不应该等同于舆论监督，不能说有钱办一份报纸就自然掌握了舆论监督权。媒体的功能只是引发社会舆论的监督，媒体有话语权，发布的报道引起社会议论就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
提到媒体的功能不要脱离现实情况，同时媒体也不要脱离现实谈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现在大概处在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美国资本积累的时候已经超出了原始积累，但美国企业资本的强权是很厉害的。后来美国人辛克莱写了一本书叫《屠场》，造成了美国人都不敢吃肉了，后来政府才把屠宰业的秩序慢慢管理起来。开始时都是形势所逼，后来企业家觉得谈社会责任对自身发展有利了才会主动提出来，而现在中国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到这个时候。
杨立新：媒体监督的权力肯定不是公权力，公权力是政府、国家的权力，作为一个类似于企业的组织媒体不可能行使国家权力。媒体的权力又不是一个民事私权利，它是在代行社会上的权利，属于政治方面的权利，来源于新闻自由，可以视为私权利上的公权力。新闻自由当中有批评的自由，舆论监督权是媒体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
企业以及所有被媒体报道、批评的主体，他享有的民事权利是一个纯粹的私权利，报道涉及企业权利就可能形成两个权利的对抗。在现实社会中，媒体批评的权利是很弱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来规范。现在提出要起草《新闻侵权行为法》，对新闻侵权的认定及解决程序进行明确规定，我们现在应该更多考虑去鼓励正常的批评，正当行使批评自由的权利时不可能做到纯粹真实，只要保证基本真实，就要给予法律保护。
另一个方面，被批评的公民或法人主体，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权利的或者权利不充分，现在民法通则规定对人的私权利规定已经比较完善，随之出现名誉权的观念膨胀，一有批评就接受不了。
如何使舆论的批评和监督成为我们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现在立法上没有问题，是我们观念上需要改进。每个人都要接受批评，哪怕很严厉、苛刻、尖锐，只要没有诽谤、侮辱就应该接受。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法制的社会应该允许批评，也应该有人接受批评，这才是和谐的社会关系。富士康一案真正体现了社会的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都能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社会一定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道德标准中的利益考量
毛寿龙：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在此基础上去分析利益关系，看哪些是具体的特殊的利益，哪些是普遍的公共的利益。
企业追求盈利最大化没有问题，但不能损害第三方，超过这个边界就是不负责任了。企业员工权利受损害可以去起诉，还有外部监督，这里法律、基本的正义感都非常明确，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与错在现在的社会里反而有了问题呢？实际上是因为利益关系，在涉及具体利益问题时，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都不会坚持采取完全按规则办事的态度，有时候执法实际上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要分清是非对错的话，每个人在具体的场合是非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旦有具体利益的时候都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有的制度看起来是很正确的，但是由个人选择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个别的选择总是往坏的方向走，而集体选择就能往好的方向走，那么从个别选择转变成集体选择就很重要，这个时候需要媒体站在比较超脱的公共立场，表达个人在具体场合很难表达的意思，明确那些比较抽象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
郭军：今天我们在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劳工问题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主体，这是一个大趋势。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没有进入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博弈。很多地方主要考虑的是利益、利润，这个问题整个社会都有责任。虽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在少数，但整个社会还是很缺乏约束与促进制度。劳动关系领域中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更多的是执法的缺失。社会责任最起码的是遵守法律，法律规定的都是最低标准，而且给出了一个市场化的空间，解决法定最低标准的问题政府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先前，我们处于一个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招商引资是各地政府第一要务，投资者是上帝，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工作做起来非常困难，包括媒体监督，也包括政府的监督。所以我们看到，由于社会机制不健全，资本现在非常强势，政府在这方面的执政能力还有待加强，工会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应该说，媒体的监督毕竟是一个点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工会组织经常在这个企业里，就可以随时发现这些日常的问题。现在提出全面小康目标，整个社会开始更多关注劳动关系了，应该说这些目标要贯穿到社会的各个细胞里去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至少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态势。
评价企业责任需要标准适度
展江：在中国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标准不能太高，目前媒体要求企业主动履行很高意义上的道德责任，虽然可以加以鼓励，但是不一定能做到。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要站在公众、媒体、社会的角度进行问责，既要求企业主动改善，也要求有关部门对主管范围内的事情进行及时监督。转型期的中国，如果能够接受法律的约束，遵守政府的规章，尊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我觉得就可以了。
媒体要想进一步发挥作用还有待于行业的整体改革，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至少可以向新闻专业操作方面发展。媒体内部，经营和编辑业务一定要分开，商媒勾结是以丧失行业整体公信力为代价的；新闻和评论要分离，发表意见是代表个人的，而提供信息是代表公众的，不要让大家分别不出你是在发表意见还是在提供信息。国外的模式虽然不能在中国完全照搬，但他们在编辑运作和广告经营这些层次上的问题已经解决，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汤雪梅：现在，媒体与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高度关注，但在中国要真正有的放矢地推进这项事业，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国情特点。中国的经济还不是已经高度发达，很多企业面临生存竞争，这个时候谈社会责任一定是现阶段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责任。媒体对经营活动采用严格的非商业标准体系进行衡量，可能是现在企业与公众在社会责任标准方面理解发生偏差的一个原因。
社会责任跟行业相关，不同行业的社会责任标准有所不同，把所有行业放在一起来评价并不公平。金融企业、食品企业和制造型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到底有什么不同，做什么事情就说明他是有社会责任的？要把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就不能简单提出一些泛泛的国际标准。我们这次就会分成七类产品和六个服务行业总共13个行业，去寻找每个行业具体的社会责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