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论文

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论文（精选10篇）

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论文 篇1

时效, 指法律事件发生一段时期后, 即某种法律事实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而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制度。现有的法学理论依据时效制度的作用和发生条件的不同将时效分成取得实效与消灭时效两个基本的形式。取得时效又称为占有时效, 它是指占有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以后, 将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而消灭时效又称为诉讼时效, 它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以后, 将导致请求权或胜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这种赋予时效取得与消灭的双重效果的制度构建得到了许多国家立法的认可。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19条规定:“时效, 为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经过一定的时间, 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免除义务的方法。”而在我国现有的立法中并没有建立相应的取得时效制度, 这使得我国法律体系中时效的作用仅仅限于消灭一种。这种时效作用上的残缺引发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 目前大多数学者赞同在我国的时效体系中确立取得时效制度。但是取得时效的价值或者目的究竟如何?取得时效制度是基于何种理论保护何种权利?

1 诉讼时效中的矛盾

我国现行的法律由于只规定了消灭时效, 即诉讼时效, 在逻辑上可能会存在这样的矛盾。即当某人的某物被他人非法占有之后, 权利人并没有在诉讼时效所规定的时效内起诉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中止或终止诉讼时效, 而导致诉讼时效经过。那么权利人针对此物相应的诉讼请求就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也就是说权利人的权利将得不到公权力的保障。但是根据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消失的仅仅是胜诉的权利, 相对应的实体权利依然存在, 如果侵权人主动归回侵占物, 权利人并不构成不当得利。这种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实体权利的存在导致了虽然物属于权利人, 但是客观上此物被侵权人所占有。而权利人又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解决此种局面, 这有可能导致物本身与权利人永久性的分离, 造成某人有可能长期合法占有他人之物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是否是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基础, 或者说取得时效制度能否解决诉讼时效制度中的这种矛盾?

许多学者正式基于上述情况的存在, 认为建立取得时效可以消除这种矛盾, 排除这种权利不确定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 从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来看。在综合各国关于取得时效的规定后, 通说认为取得时效应当满足自主、公然、和平地占有他人之物, 持续一定时期的条件, 条件中的一定时期往往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法国对不动产的规定有普通时效30年, 短期时效为10年或20年;德国法不区分善意和恶意规定不动产为30年, 动产要求善意, 时效为10年;而瑞士规定善意的土地占有者经过10年或30年可以土地的所有权, 动产为5年。如果取得时效的设立是为了排除诉讼时效中产生的上述问题, 那么选择取得时效制度无疑是失败的。在取得期间这动辄十年二十年的期间之中, 物的所有权依然属于原有的权利人, 而物客观上处在侵权人的控制之下, 上述由诉讼时效所造成的合法占有他人所有物的矛盾依然可以长期存在, 并没有得到解决。其次, 从国外取得时效的立法经验来看。在瑞士的立法中, 取得时效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综上, 各国在处理诉讼时效所产生的问题时基本都是在消灭时效内部寻找解决方案。或者扩大请求权存续期间, 使其也实体权利一致, 如瑞士。或者缩短实体权利存续期间, 使其和请求权一致, 如德国。又或者使用拟制的方式, 当某一条件达到时, 所有权人自失去占有时放弃所有权的假设成立, 反之则不成立, 例如法国。在现有立法中认可取得时效制度的国家都没有采用取得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进行交叉, 而是在诉讼时效制度的框架内部进行制度上的调整, 以解决诉讼时效所带来的矛盾。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情况是一样的。首先, 取得时效在通说上需要一个较长的期间, 在现有的诉讼时效框架内, 取得时效期间内的物权所有权与占有依然是矛盾的状态。其次, 取得时效在诉讼时效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取得时效以符合条件的占有事实开始为起点, 诉讼时效以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未起点, 两种标准的不一致使得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在时间上无法衔接, 客观上也很难将两种时效进行交叉以解决问题。所以, 笔者认为, 诉讼时效会产生长期合法占有他人所有之物的矛盾现象并不能依靠取得时效解决, 也不是取得时效应该建立的理论基础。

2 物尽其用理论的判断

促进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 保证物发挥其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即物尽其用的观点也是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建立取得时效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取得时效的作用之一。例如:“使长期继续占有他人之物之人, 无论善意与否, 均能取得其所有权, 亦具有促进物尽其用之社会功能。”这种理论的逻辑是, 当物脱离了所有权人的占有后, 权利人客观上即丧失对该物的控制。丧失控制权之后, 权利人也就无法利用该物。而此时, 物处在实际占有人的控制之下, 可以被占有人所利用。如果不确定取得时效制度, 那么占有人在这里对物则无权利用, 不利于物发挥其在人们生活中所本应当发挥的作用。

笔者认为这种物尽其用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物尽其用的价值本身来看。既然物尽其用是要求最大程度上发挥物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那么这种作用就应当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只有当实际占有人满足条件占有超过如此之长的期限之后才能取得权利显然不是物尽其用所追求的效果。其次, 从逻辑上来看。物尽其用观点的逻辑基础可以概括为:当某物无法被权利人使用时, 为了保证物发挥其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应当赋予客观上可以利用该物的主体对于该物合法的权利, 鼓励客观上的占有人发挥该物的作用。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杀富济贫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 每个主体所占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必然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这种差异就必然会产生由于占有的生产、生活资料超过其生产、生活中的需求, 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我们可以依物尽其用的理论将多出的这一部分资料转移给需要使用的主体吗?假如某人拥有多套房屋, 自己只能住其中一套, 我们可不可以将多出来不住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给没有房屋居住的主体?或者某人有多块手表, 自己使用一块, 将剩下的租给了其他人, 我们能不能因为租用的人客观上控制了手表并需要使用, 而权利人丧失控制且不需要使用, 就将手表的所有权归于租用人?这显然是不行的, 即使加上长期的时效也是不合理的。例如:某人将自己的钱存入银行, 十年未取, 为了发挥这部分财产的作用, 将这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归为银行?以上这些显然都是不合理的。

综上, 笔者认为不论将物尽其用的理论作为取得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或是作用, 都是不妥当的。

3 秩序价值的判断

笔者赞同将秩序价值作为取得时效的基础。首先, 应当明确的是, 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两种时效的不同基础。消灭时效作为促使权利人积极地行使自己权利的制度, 要求权利人在一定时限内不行使权利, 权利将得不到保护。而取得时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满足某种条件后, 原权利人的权力消失, 但是其是从确定新的权利人的角度进行规定的。原权利的消失与新权利的产生是两个无论从构成还是条件上都不相容的两个平行的过程。原权利人权利的消失于新权利人的产生不论是从逻辑上, 还是从时间上来看, 都不存在联系。其次, 从各国对取得时效所规定的条件来看:公然、和平、持续的占有, 恰恰说明新权利人取得权利并不是基于原权利人权利的消失、也不是基于物尽其用, 而是这一种保持一定期限的状态。而这种公然、和平、持续的占有的状态所产生的恰恰是一种相对稳固的秩序。这种秩序意味着占有人对物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种合理的稳定预期, 打破这种秩序的成本将是巨大的。综上, 笔者认为秩序的价值是取得时效的价值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探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2, (2) .

[2]温世扬, 廖焕国.取得时效立法研究[J].法学研究, 2002, (2) .

[3]陈华彬.物权法研究[J].法制出版社, 2009.

[4]尹田.法国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J].法学评论, 1998, (2) .

[5]王泽鉴.民法物权 (第一册) [M].中国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1996.

论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 篇2

关键词：诉讼时效；诉讼保护；公平正义；改善

我国民法的诉讼时效制度，又称消灭时效，是指因不行使权力的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期间，即依法发生权力消灭或者权力不受诉讼保护的法律制度。如法社会学家庞德所说：“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因其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促进经济正常平稳地流传，所以，自罗马法最初设立开始，被世界各国及地区广为流传，均有将诉讼时效制度视为民法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特点

1.诉讼时效是法律事实

由于时间的经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各国立法上，同一种民事时效的法律后果也不完全一致，但时效均是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依据，因此时效属于法律事实。

2.诉讼时效属于法定期间

《诉讼时效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诉讼时效是期间与事实的结合。

诉讼时效期间只有与一定的事实结合才有意义。将一定的法律行为的生效等事实状态相结合，这样时间的经过才会发生法律效果。

3.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

法律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不同类型的权利规定了不同法定期间，如适用于形成权的除斥期间，适用于知识产权的期间等，而适用于请求权的就是诉讼时效。请求权须义务人给付才能实现，如请求权人长时间不行使权力，会使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

以往的民法学著述中，不乏对诉讼时效制度（或消灭时效制度）功能的论述。

第一，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力。若权利人能行使权力而长期不行使，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将导致当事人间社会关系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长期不一致，不利于当事人建立新的、确定化的社会关系，不利于财产的有效利用和正常流转。

第二，避免义务人的举证困难。强调义务人主动活应权利人请求进行义务履行后，应获得义务履行的凭证。一旦权利人再次主张其权利或要求义务人承担义务不履行的民事责任，义务人得出示凭证进行抗辩。但要求义务人长期妥善保管凭证，以防万一，对义务人过于苛刻。认可诉讼时效制度，可以发挥证据替代的功能：一旦诉讼期间届满，即使义务人已进行义务履行的凭证消灭，也可通过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进行抗辩。

第三，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时效期间届满的案件往往因年深日久，证据难以查找，而权利人虽确有权利，亦往往难以举证，以致案件的真假是非难以判断，故实行时效制度，又有利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第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权利人长期不行使权力，会导致呈现一种权利不存在的状态，并使不特定的第三人对这种事实状态基于合理的信赖，产生相应的预期，形成当事人相间的稳定关系。

三、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不足之处

第一，对私人经济生活干预过度，侵害了意思自治，造成了法律和道德关系的紧张。现实生活中，有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无力偿还，债权人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债权必实现不了。再有，长期交易的主体间，常压几批款项，债权人为了继续交易，往往暂时不索要；亲友间的互助借贷，有的是因债务人经济困难，有的是碍于亲友之情，权利人也往往不好意思要求还债。结果，这些债务常因诉讼时效期间已过而处于法律保护之外。

第二，客观上损害了权利人，保护了义务人。我国诉讼时效期间特别短，强调尽快稳定经济秩序，对权利保护力度不够，严重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而就义务人而言，不论其不履行义务出于善意、恶意或其他原因，只要二年期间一过，就可获得时效利益，不履行应有义务。

第三，弱化了经济信用和谨慎行为意识，破坏了社会秩序。诉讼时效期间较短，强调稳定经济秩序，使义务人轻易合法地逃避义务，以致实践中许多债务人设法使债务越过极短的时效期间，达到逃债赖债的目的。其进一步影响是，人们之间不愿意进行借贷，商业融资困难，市场主体一般只愿和有交易合作关系的主体进行往来，极大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四、关于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建议以及完善

科学合理的诉讼时效制度是既能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鞭策权利人积极行使财产给付请求权，尽快实现财产流转的目的，消灭当事人间原有法律关系的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1）给民事请求权设立一般长诉讼时效期间，体现生存利益和人格利益的特殊民事请求权适用最长诉讼时效。一般民事请求权产生于一般熟人之间的财产流转过程，或者基于非合意的侵权之债。这些民事债权并不是交易关系的反映，当事人产生这些民事请求权的基础大都基于亲友之间的互助。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既有契约的成分，更多的是在此基础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空间，应当使用更长的诉讼时效期间，以10年为期更妥当些。

（2）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惩罚那些躺在权力上睡眠的人，即使对不行使权力的制裁。所以，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法律必须赋予债权人对时效期间的进行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卓泽渊.《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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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价值分析 篇3

取得时效, 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财产, 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 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制度。本文主要针对的是所有权问题, 对于其他物权是否应当适用取得时效制度在所不论。

关于所有权取得时效的要件通说认为有:1.占有人对被占有物须是自主占有、和平占有、公然占有。2.占有的标的物须为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3.须经过法律规定的一定时间。而对于占有人是否需要善意存在争议。德国、瑞士、法国民法均将占有人的善意视为构成取得时效的要件, 而日本与我国台湾则认为即便是恶意占有人经过法定期间也可以依取得时效而占有标的物。

二、我国设立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一) 反对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理由

1. 为不劳而获提供法律依据

有观点认为, 通过长期占有某物而取得所有权的制度设立会鼓励人们不劳而获, 有背中华民族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和我国社会主义体制。

本文对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 所有权的取得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对于大多数物的价值来说这种动机是不能成立的。花费二、三十年的时间成本可能远远超过了物的价值, 况且这期间随时可能由于原权利行使权利而丧失获得该物所有权的可能性。而对于价值较大的动产或不动产来说被权利人“置之不理”的可能性也极小。即便是权利人真的长期不行使权利, 对于社会来说物的价值越大损失也就越大, 因而由其他人来实现该物的价值更有必要。

2. 容易与“诉讼时效制度”规定不一致

有的学者担心我国一旦规定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可能会有与诉讼时效所规定的期限一致的情况。

我国民法中虽未明确指出物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但综合各部门法条和实践经验来看所有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即便是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就我国目前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理论的立法态度来看, 诉讼时效的届满仅仅意味着权利人的胜诉权的消灭, 并不等同于实体权利的丧失。而取得时效制度才是真正终结原权利人的权利而给予新权利人权利的制度, 两者并不矛盾。

3. 善意取得制度有相同的效果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 即对交易安全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不需要取得时效制度。本文认为不然, 善意取得制度与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时两个不同的制度, 无法相互代替。第一, 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而对于实际占有人的利益是没有起到保护作用的。也就是说只有占有人与他人发生法律关系物的所有权归属才能稳定下来;而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可以直接保护占有人的利益, 经过法定期间占有人可以自己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第二, 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占有人的有权占有, 即范围对于所有权时效取得制度来说狭窄很多。比如对于遗失物、盗赃物就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时就需要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弥补空缺。第三,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需要第三人支付合理的对价;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还可以适用于赠与、继承等法律关系。

4. 冲击了“所有权神圣”原则

传统的物权理论认为物权作为一项私权神圣不可侵犯, 承认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就如同承认了事实状态大于权利的说法。

本文认为, 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即为法律在所有权保护和社会公益之间权衡之后所作出的保护后者的决定。在现代社会中权利的行使越来越多受到社会公益的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在诸如征收征用、相邻关系、共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很多制度之中, 这也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所有权上的具体体现。因而并不能仅仅因为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对于所有权产生了限制而给予否定性评价。对于一项制度的评价应该充分衡量各方面的利弊后而得出结论。此外, 如果原权利人对于其物有独占的意思应当予以表达, 如果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原权利人都没有对于他人占有自己的物提出异议可以认为是一种所有权让与的默认。

(二) 确立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1. 维护社会稳定

无权利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自主、和平、公然占有动产或不动产, 其他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对占有物享有所有权, 因而与其就该标的建立各种法律关系, 尤其对于动产来说完全符合物权法中的公示公信原则, 相反权利人长期对标的物不闻不问, 一般公众也很难判断其与该标的之间的关系。法律因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依据公示公信的效力确立取得时效制度。

2. 物尽其用

取得时效制度对于物尽其用方面的作用是这项制度最主要的存在基础。一方面权利人不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无权利人一直积极的利用该标的物以获得权益。综合两方面来说, 无权利人对于发挥该物的价值起到了更积极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所有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力, 就算所有权人在权力上睡觉也不能克减。但本文认为正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更应当注重实质的公平, 如果一个物对于它的所有人来说有和没有都一样那么久应该将其给予更加需要它的人最大化的发挥物的价值, 此外由于权利人本身并没有对该物产生实质影响也未从该物上获得任何权益, 也就是说消灭其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不会实质上损害权利人的利益。换句话说, 所有权取得制度是一项单方面增加权益的的制度。确立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可以使得无权利人经过长时间积极的作为而被法律所认可实则也是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合理流转。

3. 克服举证责任困难

由于取得时效制度所规定的期限一般较长, 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要想对于某物的权属作出判断无论是举证还是司法调查方面都会面临很大困难。对于事实状态的认可不仅可以克服举证责任困难的局面节约司法资源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由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还可以减少由于举证困难而导致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的情况。

三、对所有权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有碍我国确立所有权取得制度的理论随着时间推移显然已经不具备说服力了, 我国《物权法》中应与诉讼时效并列明确规定所有权的取得时效, 至于获得所有权的期限对于普通动产来说20年为宜, 对于不动产应当分为已登记和未登记两种情况, 有的学者认为已登记的不动产不应使用取得时效制度, 本文认为不然, 即便是已登记的不动产仍然可能出现基于各种原因登记错误或虽未登记错误但登记实则不符合当事人本意的情况。不动产的真正占有、使用、收益、支配对该不动产的影响更大。因而只须对于登记过的不动产的所有权取得时效定以更长期间即可, 比如40年。此外, 本文认为我国在确立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时因将“善意”所谓该制度的构成要件, 避免产生恶意传统损害他人利益之情况的出现。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立法时应该倾向于社会主义价值观, 符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认为只有善意占有人才能适用取得时效制度更符合我国的传统思想, 更易被人们所接受, 不致产生矫枉过正的情况。

摘要：自罗马法以来, 时效制度就一直存在。时效制度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继续达到一定期间而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制度, 包括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两个方面。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消灭时效, 即诉讼时效一直以来都持肯定态度, 但是对于取得时效则基于各方面因素迟迟未予认可。近年来欲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应当规定取得时效制度, 本文将主要就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时效制度,所有权,价值分析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2]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刑事诉讼调解价值初探 篇4

调解的本质是一个常识性理念，既经由当事人邀请经验丰富、独立和值得信赖的第三人干预来帮助当事人通过协作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它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却是特殊而有限的。

刑事诉讼调解主要依附于两种特殊程序存在：一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自于《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6条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调解”；二为《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第170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也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自诉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二、刑事诉讼调解之价值

（一）在契约精神与处分原则基础上树立复和正义

复和正义与报应正义相对。道义报应要求对犯罪人发动刑罚，要以道德上的罪过为基础，使刑罚与道德保持一致。所谓复和正义“意思是使受害人、犯罪人及社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一个以受害者为重心的刑法公义制度”。

1.刑事诉讼调解所体现出的复和正义之特征

（1）重新包含了制度正义的程序正义。从正义产生之初至今分别产生了“权威正义、伦理正义、制度正义、程序正义”。“程序的正义”是当今法学界，特别是诉讼法学界普遍推崇和接受的对于正义的一种理解。

（2）实现了刑事诉讼的价值平衡。传统的报应正义建立在实现实体法目的，既为实现刑法目的恢复社会秩序之上。而复和正义则引入了另外一种价值，既限制国家公权力介入并保障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的新价值。

2.契约精神的引入。契约主要运用于民事私法领域，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通過意思自治基于双方的合意达成的协议。

（1）如果在刑事诉讼法领域引入契约，首先要求就是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而在检察机关公诉的场合中，控辩双方当事人实际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在自诉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通过法官的居中调解达成合意。

（2）要求当事人拥有合意的可能。合意的前提必须是意思自治。在公诉领域之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分子，受害人居于附和的地位，无法有独立的意思表示，也不可能谈的上意思自治。

3.在刑事诉讼法领域中的处分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和学理上的一般解释，所谓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力和诉讼权力。其实质是当事人对自己享有的权利的自由支配和处置。

（二）建立在公权力相对克制基础上的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1.两种刑事诉讼结构形成基础－从个人与社会的博弈的角度出发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分别运行不同的刑事诉讼结构。大陆法系国家按照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构建刑事诉讼结构，理念是国家负有通过诉讼查清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国家法律的职能和权力；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按照当事人主义构架刑事诉讼结构，基本理念是国家负有通过诉讼消解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国家居于冲突双方当事人之间并履行裁判义务。

2.建立在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刑事诉讼调解

尊重个人权力需要建立在公权力克制的基础之上。而调解就反应出这样一种克制。

（1）公权力的相对克制

刑事诉讼调解本身就建立在非公权力主导之情况下，其前提之自诉案件本身就排斥了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介入，如果在简易程序之场合，法院的很多程序也将被相应的简化和省略。对于公权力克制之理由，笔者理解如下：1）由自诉案件本身的性质决定。自诉案件本身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某些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此时不易界定为对社会秩序的根本破坏。国家公权力在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之下，集中主要精力解决严重的破坏社会秩序犯罪，将轻微的刑事案件留给人民内部通过协商解决实乃明智的选择。2）国家机关的能力限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从类型上看，多为家庭和伦理纠纷，而轻微的刑事案件多为细微矛盾所致。这样的案件，国家公权力并非依靠缜密的侦查和严谨的推理就能判断是非。公权力在此基础之上再通过暴力解决问题所产生之结果往往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更加之激化。

（2）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无罪推定原则，公平审判的原则，沉默权(我国尚未明示)，律师协助权等都是个人权利在刑事诉讼之中的表现。但是这些只是为平衡公权力所赋予个人必要抵抗公权力入侵的工具。以上相关的规定只是一种必须权利的体现，并没有体现出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尊重有这样两层含义：1）主观意义上的“尊崇”；2）客观意义上的“敬重”。刑事诉讼调解却反映出这样一种尊重，如果说之前的公权力克制之中因为案件的性质和国家机关自身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选择对个人权利之尊重是出于敬重的话，那么“尊崇”应该是一种来自与对当事人处置调解案件的推崇。

当事人处置调解案件之中所表现出的优势有：1）控制自我感情的满足和宣泄；2）是对过去的一种谅解；3）形成对纠纷的一种重新认识。只有在“尊重”的基础上赋予个人以相当的权利，才能使个人在法律给与的自由处分限度之内以自我为中心与对方沟通、谅解并达成最后的协议，调解最后方可得到成功。反而言之，这样前提下成功达成的调解协议才能真正体现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并由此缔造出一般刑事判决所不能达到的社会秩序与个人权力保障之间的平衡。

（三）实现程序效益价值

1.效益概述

效益一般意义上指明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比例。相对于当事人而言，效益是其通过调解，避免其后漫长的判决结果及其后的执行程序的必然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在其实现了前面提及的外在复和正义价值与内在个人权利尊重价值之后的必然结果。

2.在程序简化基础上确立的效率

过程的简化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手段。传统的公诉案件之中，通过侦查、控诉、审判三个具体阶段的组合，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从开始至结束最长可以超过两年。这样长的时间无疑是一个厄长而又无限消耗精力的时间。而自诉案件恰当的避免了厄长的弊端，赋予了当事人充分的选择自由。

（1）自诉案件本身就避免可漫长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的过程。

（2）简易程序的引入更加简便了诉讼程序。

（3）建立在已经部分简化基础上的调解使得程序更趋于简化。

三、结束语

只有在高度专门化、技术化的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一般案件之真相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还原并由法院给出最接近公正的判决。然而法官毕竟不可能对于任何案件明察秋毫，而刑事法律也不可能让任何案件都得到圆满之解决。此时，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引入对于冰冷而机械的刑事诉讼一般程序而言，可以起到修正与平衡的作用。

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论文 篇5

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 学界有不同的表述, 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 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 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在环境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时, 针对有关主体或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制度。

(一) 理论基础

1、环境权理论

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 它涵盖了个人、单位、国家所享有的环境权利, 可以分为国家层面、个人和单位的层面。从国家层面来看, 环境权就是环境资源管理权, 从个人的层面来看, 环境权主要包括对环境状况的知情权、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 环境权理论被提出并逐渐发展起来, 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率先对环境权做出了规定, 1970年3月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 发表的《东京宣言》也提出了环境权, 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律都把环境权作为一项实体性权利加以规定, 这种权利如果被侵犯, 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 在确定实体权利的同时, 应当给予程序方面的救济, 使权利主体能够通过司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诉权理论

在环境公益保护方面, 诉权应当充分发挥作用。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 权利与救济相伴随, 没有救济, 就没有权利, 与此相反, 无权利也无救济。在公益保护方面环境权不应当是一种理论上的权利, 该项权利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应赋予权利人诉讼的资格, 即诉权, 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社会主体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 请求审判机关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利益的权利”,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是诉讼程序得以进行的必备因素, 二者缺一不可, 环境公益保护的重要措施是赋予原告一定的起诉资格, 保护诉权的实现。我国在《宪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中都作出了规定, 赋予个人和单位保护环境的义务及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检举控告权。

有关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规定在根本大法、基本法、单行法律中都有所体现, 但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实体法方面, 程序法中规定的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 一项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 那么该项权利也不能正常地行使, 因此保障环境公益诉讼中当事人的诉权是十分必要的。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体现

(一) 保护社会公益的需要

近些年,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环境问题也不断地出现:水质, 土壤, 大气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环境危机不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 而且制约经济的发展、侵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 环境的治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 它不仅需要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更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立,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

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同于其他的诉讼, 这种类型的诉讼是针对多数人的公共环境利益提出的。虽然, 在现实生活中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的同时也会使个体利益或者局部利益得到保障, 但这项制度设立的初衷及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并不是对个案和个别群体进行救济, 环境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防止环境被污染以及被污染的环境得到有效的恢复, 所以, 该项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

(二) 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标准, 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构筑公平正义的社会, 需要全社会长期的努力, 应提高全体公民的的素质, 使人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与行为。对于法制建设而言, 不仅包括实体方面的公平正义, 还包括程序中的公平正义。在工业高度化的当今社会, 环境污染已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现实生活中, 公民因环境侵权导致财产和人身方面损害的案件频发, 如果被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救济与保障, 环境侵权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规制和处罚, 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就无从谈起。

(三) 弥补执法资源的需要

长期以来, 在环境监督管理方面政府一直是主导力量,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 社会各界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因为环境污染的案件多, 政府监管部门人力、物力是有限的, 仅依靠有限的力量去治理环境污染, 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当前, 行政权力的干扰、行政监督的缺位, 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等诸多原因使行政机关难以全面担当维护环境公益的任务。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原告只能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不能对抽象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标的完成做出的决策极有可能忽视了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多元化的建立可以有效弥补行政权力在保护环境中的不足。

《宪法》赋予了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公益诉讼权利也应包括在内, 缺乏司法救济的权利必然成为虚设,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形式来保护公共利益,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地参与到对国家环境的监督和管理过程中, 该项制度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2]陈岳琴.Storm King: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经典案例[J].世界环境, 2006, (6)

[3]何国萍.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解读与制度创新[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8, (3)

[4]高媛.环境诉讼的公益性及诉讼法保障探析[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3)

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论文 篇6

时效是指一定事实状态持续存在一定时间后, 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民法上按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的不同, 对时效有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之分。取得时效, 又称时效取得, 是指非财产所有人以所有的意思 (即以所有人的名义) 善意地、公开地、和平地持续占有他人财产达到法定期限。即依法对该项财产取得所有权的法律制度。据此我们知道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 需占有人善意、和平、公开地占有他人之物。二, 需持续占有达到一定的期限即依法所规定取得时效期限。取得时效最早见诸于古罗马法。据亨利·梅因爵士考证, 早在古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出现以前, 为稳定经济秩序, 古罗马就有了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凡曾被不断地持有一定时期的商品即成为占有人的财产, 占有的期间是极短促的一年或二年一般视商品的性质而定。我国之所以拒绝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包括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前苏联立法上的影响, 认为无偿占有取得他人物的所有权是不道德的, 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倡的‘物归原主’的道德观念相违背, 不符合社会主义伦理, 另一方面取得时效的立法思想与中国所主张与倡导的传统美德相驳, 而且极有可能使那些行为不轨的人哄抢私占公共财产的行为;再者, 大部分学者认为, 随着我国土地法的独立, 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普及, 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广泛适用以及消灭时效的规定已经使得取得时效已经失去了其适用的余地。因此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观念也曾一度占据了上风。

二、我国的土地制度及当前纠纷现状

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相关规定, 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 全部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全民所有制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形式, 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属于全民的土地, 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采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该组织的全体农民占有属于该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并对该集体所有的土地行使经营权、管理权。同时在我国还实行土地登记制度, 即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将土地的权届、用途、面积、以及政府对该宗地的利用设置管制条件等等由相关职权部门进行登记, 同时向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颁发土地证书的一种制度。例如我国《土地法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 核发证书, 确认所有权。”

土地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是发展经济和农业最重要的资源。农田生态系统具有消解城乡生活、净化废弃物、维持碳氮硫磷等物质循环的功效。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左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50%。同时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1/10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就曾坦言:未来20年中国农业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高达7亿占全国总人口50%之多如果中国的农业出现了问题社会稳定也就失去了基础性的保障。而这其中以丘陵山地地貌为主、人口密度大更是导致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根据2010年贵州某县某村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就其村共有601户3098人, 外出人口就高达1003人。其中, 在外务工人员803人,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该村至少有10户以上人口全家常年在外, 然而就这样一条拉动地方经济迅速增长的道路却也遭成我国农村发展的畸形化。大量人员的外出务工、大量的土地的无人耕作。与此同时在家的部分年轻人却因自己耕地少最终也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由此恶性循环土地的荒废在我国当前农村正在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另外, 造成我省土地无人耕种大量荒漠化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出嫁女的土地,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九条规定, 在我国, 无论男女都平等拥有继承权, 但由于地域等方面原因的限制, 导致女子的出嫁后自动放弃了其在父母那里所分得可以继承的土地使用权。而其出嫁后在公婆那里又无土地耕种。加之西部农村地区思想比较落后, “嫁出得姑娘, 泼出的米汤”这一思想根深蒂固。

2) 外出工作者的土地, 在农村地区总有为数不少的人, 通过自己的奋斗或是经商等等方式而入住城市。导致家里的土地无人耕种。就拿我所在的村寨为例;我们全寨共有80余户人家, 已经在外找到比固定的工作并在外购房的达16户之多。

3) 20世纪70年代以来, 在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 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 2001年已成为了国家的法律。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重男轻女思想已经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逐渐淡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独生女户、多女户的情况在农村越来越多普遍。在对女儿的出嫁后, 家中便只剩下了双老。或者有的老人干脆选择与女儿一起居住。

三、取得时效制度对于土地纠纷解决的主要功能

1) 有利于土地法等相关法规的完备;

2) 确定土地的归属定纷止争稳定社会持续;

3) 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及纠纷解决的高效性;

4) 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 取得时效制度的建立将可以及时、高效、彻底地解决诉讼时效期满后的土地纠纷问题。在此, 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进行修改, 改变原有单一的消灭时效制度, 并在《民法通则》、《物权法》及相关法律中引入取得时效制度。对不动产、动产的时效期限加以相应的规定。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这样符合农村 (特别是当前西部农村地区) 土地纠纷解决的需求, 维护社会的整体稳定。

参考文献

[1]陈定良.取得时效制度研究[M].

[2][英]梅因.古代法[M].商务印书馆, 1997.

[3]王泽鉴.民法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4]徐浩冉.关于取得时效的几点思考[M].

试述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理论 篇7

刑事诉讼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所固有的, 不依赖刑事诉讼主体及其需要而独立存在的, 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对国家、社会和所有的公民的合理需要和要求的满足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特性。刑事诉讼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内在价值指刑事诉讼本身的公正、民主、人道、合理和效益方面;外在价值指刑事诉讼具有满足刑事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积极意义。内在价值是外在价值的基础和前提, 外在价值是内在价值的表现形式。

刑事诉讼价值的概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 刑事诉讼价值是刑事诉讼本身所固有的。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参与方, 仅仅是刑事诉讼价值得以表现的条件, 而不是刑事诉讼价值的唯一体现。假如说没有人的参与, 只是说明无法体现它的价值, 而不能说它的价值不存在;第二, 刑事诉讼价值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所具有的公正性、民主性、人道性、合理性和效益性的优秀品质, 是通过满足刑事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这种积极意义体现出来的;第三, 刑事诉讼价值的内涵在于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是刑事诉讼价值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刑事诉讼价值观

刑事诉讼价值理论的研究对于促进刑事诉讼观念的更新和刑事诉讼结构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刑事诉讼价值观:

(一) 绝对工具主义价值观

绝对工具主义价值观认为, 刑诉法除了对现实刑事实体法的目标和目的其作用外, 不存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一项刑事审判程序只有在其对查明的真相和准确使用刑事实体法有用时, 才会保证正义、安全、秩序等实体价值目标得到实现, 才会有真正的价值。即它可以使有罪者得到定罪与判决, 使无罪者免受刑罚处罚。

(二) 相对工具主义价值观

相对工具主义价值观认为, 刑事诉讼法除了对实现刑法的目标和目的起作用外, 它还有一些自身独立的目的与目标。但是自身独立的目的和目标不受前者的影响, 而且会对前者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这里主要包括:第一, 无罪者的不受定罪的权利;第二, 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这里主要体现的是基于道德权利并考虑到正义的要求而提出来的, 体现了相对工具主义的价值目标。

(三) 程序本位主义价值观

程序本位主义价值观认为, 程序法具有独立于实体法的效用。此观点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独立价值标准, 即不依赖于刑法而存在, 也不是为服务刑法目的而存在的。此观点认为, 刑事诉讼并不是只作为实施刑法的一种工具, 它也不会为实现刑法的目的而丧失自己的原则。当它与刑法的目的一致的时候, 可能体现不出这一点;当它与刑法的目的不一致时, 才会体现出此种特色。

(四) 经济效益主义价值观

经济效益主义价值观是用精进的方法来分析法律程序而形成的程序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的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为目的的。即最大程度地形成效率, 也就成了衡量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

三、刑事诉讼价值的冲突与取向

(一) 刑事诉讼价值冲突的表现:

1. 刑事诉讼内在的价值冲突:

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冲突表现在诉讼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冲突。第一, 强调诉讼程序的公正有可能导致诉讼资源耗费的增加, 从而降低诉讼的经济效益;第二, 过分强调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必然影响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

2. 刑事诉讼外在价值的冲突, 主要表现在满足惩罚犯罪的需要和保障人权需要之间的矛盾。

第一, 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需要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 严惩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分子, 从而必然与其人权需求和保障发生冲突;第二, 满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需要, 必须对司法活动进行各种限制, 从而难以满足对犯罪分子的惩罚。

刑事诉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冲突:这里主要包括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两个方面。第一, 实现结果公正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程序公正为代价;第二, 强调程序公正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公正的实现。

(二) 刑事诉讼价值冲突的原因

刑事诉讼价值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同一主体的不同角色, 使其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这就必然导致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存, 从而产生自身的价值冲突与其他主体的价值冲突。司法机关的服务意识的错误定位也是一个方面。刑事诉讼价值冲突的立法也是一个原因, 由于现行的刑诉法对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保障存在的不平衡, 被告人与公诉人地位不平等, 造成了司法理念贯彻上的不彻底性和解决理念冲突的无据性。

四、刑事诉讼价值的立法表现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目前采用的工具主义价值观, 即刑事诉讼法只是用来实现刑事实体法目标和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刑事诉讼法只有对刑事诉讼实体法目标和目的的实现起作用时, 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摘要：刑事诉讼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公力救济方式, 作为依法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程序, 作为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 本文就刑事诉讼法的价值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工具主义价值论,理论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人大出版社, 2005.

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论文 篇8

一、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概述

长久以来, 诉讼法与实体法间关系是国内外法学理论界热讨的议题, 二者具有独特价值的同时其间又存在着较为和谐统一的关联, 相互依存, 互相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 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直接影响是立法分工的日益细化, 立法体系从诸法合体向诸法并立演变是法律环境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的变革也证实了这一趋势的存在。而且, 只有通过这个变革过程, 不同法律部门自身的独立性才得以凸显, 为社会的稳定和谐贡献其独有的价值。就目前我国法律环境状况来看, 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仍在不断磨合之中, 并且二者之间的渗透性作用越发明显, 致使各项法律的界限日益模糊, 以便于构建出崭新的法律体系。

(一) 诉讼法内容概要

诉讼法是一种程序法, 从其职能上来看, 诉讼法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我国的诉讼法是规范公民诉讼活动的法律, 包括有《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主体内容[1]。简单来说, 诉讼法是矛盾各方需要对薄公堂时所需遵循的行为规范。相对于实体法而言, 诉讼法并没有具体的主体内容, 它仅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独立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 对实体法的实施过程起到了一定的强制性作用。可见, 诉讼法在一段使其内的发展要与实体法相互对应。

(二) 实体法内容概要

从对法律体系框架的研究内容中可以看到, 实体法的内容较多, 且每项法律之间的关联性较弱, 可以说是互相独立的内容, 但从整体来看, 实体法的内容又互相渗透。从狭义概念上讲, 实体法指的是规定具体权利与义务内容的法律, 它也可以被称为是法律保护的具体情况, 诸如民法、婚姻法、公司法等主体内容都是我国实体法的组成部分。从广义上来看, 实体法是相对于程序法而言的, 实体法更为具体, 且能够处理某一个实际问题, 解决实质性的争议或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团结, 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做有力的辩驳。总的来说, 实体法的主要功能是界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并确保各自的利益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三) 简要阐述诉讼法与实体法间关系

纵观全球的法律体系, 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将法律体系分为两部分内容, 即主法与助法。其中, 该法系认定实体法是当前社会体制中的主法, 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而诉讼法作为一种近似工具的法律成为助法, 起到了一种督促与强制规范的作用。当然, 构建这种法律格局有一项极为关键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国家的实体法律较为完整, 不存在任何领域的法律疏漏, 这样才能使得诉讼法得以发挥作用, 激发出诉讼法的强制性职能, 对具体的结果实施合理判决即可。由此看来, 法律体系中的实体法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从实践过程中发现, 实体法并不能够起到主导诉讼法的作用, 而且, 诉讼法的执行力度要强于实体法。可见, 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人们以往构想中的主法与助法的关系, 而是一种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关系, 并且, 在社会的发展变革进程中, 二者之间所做出的每一项细微调整都使得法律环境更加完善[2]。

1.有关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的辩驳

通过对比我国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研究现状的内容, 可以清楚的得出以下基本论断, 即我国民事实体立法越来越贴近民生, 每一项独体的法律条款内容都呈现出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的特点, 实体法立足于我国每个阶段下的客观状况, 而且, 越来越多的民间事、民商事惯例被纳入实体立法中。相对而言, 我国诉讼法研究的内容则更侧重于引入西方司法程序的理念。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程序设置, 将法律主体内容中的精髓与我国现阶段法律主体进行互相融合, 才能使先进经验发挥其能效, 扩充到我国实际法律体系之中。总之, 吸收国外传统的法律文化, 并且使其融入中国现实的实体法内容之中, 可以促进我国法律环境的健康发展。

2.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区别辨析

从法律所规范的主体内容来看, 实体法是规定具体法律责任的法律, 且实体法的执行依赖于诉讼法的强制性。而诉讼法作为一种程序法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现阶段, 该法在我国社会体制环境下已经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保障我国公民的生存环境的健康发展。举一个例子来看, 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例如:《刑法》是一项实体法, 无论诉讼程序的进展如何, 只要人们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某些具体法律规范,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再比如, 《民事诉讼法》本身就是一项诉讼法, 其中规定了在使用《刑法》等实体法过程中所要遵照执行的具体法律程序。

二、我国讼程序在以往运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发展瓶颈

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为例, 对诉讼程序的有效运行做以阐述。从以往实践来看, 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对于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论题并未形成明确的结论。从二者间关系的发展形态来看, 我们既要摒弃程序工具论, 发现诉讼法的价值, 又要防止片面强调程序价值而人为割裂两者的天然联系, 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环境极为不利。总之, 它们的关系并非谁是主、谁是辅助, 也并非谁是目的、谁是手段, 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一) 诉讼法与实体法的立场出现分歧

从长远来看, 诉讼法与实体法都是以体现民众的基本意志为立足点, 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共同目标, 二者的发展方向是极为统一的。另外, 诉讼为集中表现方式, 它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是穿插关系, 二者互相衔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3]。从法律结构的角度来看, 它们独立而非分立, 依赖却不依附, 共同支撑我国法律体系的整体架构, 维系社会群体环境和谐稳定。

(二) 诉讼程序遭遇到发展桎梏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来看, 即便我国法律界人士借鉴诸多国外法律理论来完善国内的诉讼程序, 使得诉讼法的发展较为快速, 但诉讼主体内容一直得不到有效落实。究其原因在于, 实体法的内容不够完整, 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条款内容, 以及法律漏洞。以下仍以《民事诉讼法》的主体内容对诉讼程序发展的阻碍进行具体阐述, 并能够正视这些发展中的瓶颈, 进而将诉讼法在我国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扭转过来, 使诉讼法与主体法平衡发展。

1.一般管辖原则的出现阻碍了诉讼程序执

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般管辖原则, 在发生消费者权益问题的争议时, 作为原告的消费者必须到被告所在地进行诉讼, 才能称其为走正当的司法程序。可见, 一般管辖原则的出现是消费者通过诉讼维权、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道门槛。

2.诉讼程序对原告的资格有明确的界定

在实践过程中, 诉讼程序的执行关卡接二连三。民事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限制,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有关国家机关不能成为适格原告, 大大削弱了消费者维权群体的力量。

3.诉讼的门槛过高

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难以满足对众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在现实诉讼程序的运行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法人同时被多原告实施诉讼的情况, 这与诉讼难、程序繁、门槛高不无关联。另外, 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费用也过高, 致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三、从诉讼法与实体法间关系窥见诉讼法的实际价值

一般情况下, 如若诉讼法当中的诉讼程序遭到违背, 那么即便是实体法的判定结果是正确的, 也依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所以, 只有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区别认识清楚, 将二者间的关系重新理清, 才能在具体的环境下, 给出正确的法律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国目前实体法的某些疏漏, 将实体法的内容做出有效补充, 以免给非法分子以可趁之机,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我国法律体系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问题。总之, 诉讼法在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进程中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价值。

(一) 保护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是诉讼法执行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体现。从概念上来看,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在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共同作用下, 诉讼法发挥着其应有功能———将静态的法律形式转化为动态的法律形式, 并且, 将纸面上的公民权利转变为现实中的公民权利。

(二) 理顺医患关系

在当今社会, 医患之间出现纠纷已经屡见不鲜, 这是新型社会医疗体制下所必然出来的结果。一方面, 老百姓享受看病的权利, 一方面, 符合资质的医生又具有对患者进行处置的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 医患关系并不十分融洽。随着诉讼法在我国社会整个法律体系的不断融合, 就可以通过诉讼法来理顺医患关系, 填补了以往这部分法律的空白, 维系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和谐。

(三) 增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

在我国, 对于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量正在逐渐增强, 并且借助社会媒体舆论来稳固其重要地位。由此可见, 通过诉讼这条纽带, 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与刑事实体法还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各项联系将更为紧密———实体法进行第一次权利义务分配, 而诉讼法则规定在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时如何解决纠纷、如何处理问题。实体法为诉讼提供了裁判基准, 诉讼法则为实体法提供了强制性的行为规则, 使其按照既定程序来执行。

四、结语

从国内外的诸多法律主体内容变革发展中可以看到, 有关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间关系的辩驳一直存在。在实践中发现, 二者在诉讼中能够彼此渗透、彼此影响, 并且, 二者能够构建出一种较为和谐的关系, 共同维护法律主体的权威性。近年来,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来看, 诉讼法的格局越发大气, 并且为社会的稳定贡献其内涵价值, 即通过保护消费者权益、理顺医患关系与平衡社会各项医疗体制及增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等内容来凸显其独特价值, 并以此来维护我国法制环境健康发展, 促进我国现代社会整体信用体系的建立, 用法律来治理社会环境、保障民生。

摘要：随着我国法律环境的日益完善, 社会更加稳定和谐。在以往的法律研究内容不难发现, 我国有关职能部门对于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关系的讨论较为深刻, 二者似乎存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直至目前,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 二者间的诸多内容都是互相作用与影响的。另外, 在未来人们会更加依赖诉讼法, 相对于实体法而言, 诉讼法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 人们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 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 诉讼法的生存空间将更为广阔, 并且促进社会整体信用体系的构建。本文就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做以论述, 并将诉讼法的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独特价值呈现出来。

关键词：诉讼法,实体法,关系,价值

参考文献

[1]彭江.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的再思考——以“价值分析”为视角[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2 (02) :105-106.

[2]童伟华, 武良军.由疏离、割裂走向融合、依赖——着力构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合理关系[J].理论探索, 2014, 1 (02) :152-153.

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论文 篇9

摘 要 诉讼时效抗辩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实体诉讼权利,但法律禁止义务人做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后进行反悔,该规定的合理性依据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 诉讼时效 自愿履行 时效抗辩 意思自治

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化理由在于保护不应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是为了满足工商业文明社会中社会信用的剧增和信用保障的需求,是为了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牺牲个体利益的制度安排。而诉讼时效抗辩权,是法律赋予义务人对抗权利人诉讼主张的一项特有权利,但当义务人做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后,不得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此规定看似同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初衷相背离,但实质上这是立法者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笔者通过对个别学者解读该规定中存在的错误进行剖析,以阐述该规定的理论依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三条法律条文涉及到两个法律术语:自愿履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有的学者认为,自愿履行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不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事实而自愿履行债务后,其不得以不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为由请求撤销该履行行为;而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与自愿履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以义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要件①。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学者对于“自愿”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自愿理所当然是指义务人明知或应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愿意放弃行使时效抗辩权,其与放弃抗辩其实是同一个含义的两种语言表示。因为,如果义务人并不知道自己享有时效抗辩权,那么其主观上仅仅具有履行先前义务的意思表示,而不具有自愿放弃时效抗辩权来履行先前义务的意思表示。换而言之,义务人并不做出有关于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自愿”或“不自愿”的说法。

所谓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把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内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关于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我国法学家认为包含三要素:目的意思、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目的意思是指明法律行为具体内容的意思要素;效果意思是指当事人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表示行为是指意思表示人将效果意思表现于外部的行为。例如,某案的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做出了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的意思表示,则其有做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这一法律行为的目的意思,同时也具有做出诉讼时效抗辩后必须履行义务且不得反悔的效果意思。

实践中,如果义务人知道自己享有时效抗辩权但并未进行主张,而是自愿履行了义务,此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问题在于,假如义务人在履行义务时并不知道其原本可以主张时效抗辩从而根本不用履行义务,而在其履行后才得知自己享有该权利,但根据法律规定其无任何的救济措施,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呢?

这一规定看似违背了权利所应有的实质,因为无救济无权利,法律在赋予权利人权利的同时应当保障其权利在受到侵害时能得到有效救济,法律为何如此设计呢?为何立法者先是违背了原本理应保护的正义和公平理念、赋予了当事人诉讼时效抗辩权,而在当事人该项权利的行使受到侵犯时却不对其进行救济?反而认为这种不保护的状态才正符合原先诉讼时效制度所违背的公平正义理念?这是否前后矛盾?

诚然,任何权利都是相对的,权利的行使不能侵犯到其他权利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而诉讼时效抗辩权本身就是对权利人的限制,是一项根本性违背公平正义的权利,是由于法律规定才使其正当化存在的,因此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当然受到原权利的限制;其次,诉讼时效制度的构建是为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有利于法院及时正确处理民事纠纷,有利于维持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其正当化理由在于保护不应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赋予其在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时获得抗辩的权利。换而言之,此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已经不值得法律的保护了,法律宁可牺牲其私人利益从而保护已经趋于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那么,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果义务人自愿履行了义务的话,那这完全是私人领域内意思自治的结果;然而,如果义务人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履行了义务继而才得知其享有抗辩权,此时原本不应当再履行义务的义务人却履行了义务,原本已经趋于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此时也恰恰被破坏了,这不正是诉讼时效制度原本设置时所要规制的情况吗?为何法律却又赋予其正当性呢?

其实,法律如此设计的合理性就在于虽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债的受领保持力仍然存在,所以此时义务人向权利人自愿履行的,权利人仍有权受领义务人的给付,该受领有合法依据,并非不当得利;义务人依法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并不会造成不公平的后果,且有利于鼓励义务人诚实履约承诺。因此如果此时法院对义务人自愿履行后的反悔行为进行权利救济,则无异于帮助义务人逃债,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中自愿履行与放弃抗辩的规定,看似有悖于“权利”的实质,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立法者在平衡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两者的权重时所做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魏盛礼.债权信用保障功能定位下物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探究.河北法学.2006(10):103-104.

[2]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41-248.

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理解与追求 篇10

关键词：效率,公平,资源配置,成本消耗

效率与公平是刑事诉讼两个重要的价值目标。把社会比作蛋糕, 效率强调如何以最少的材料制作出最大的蛋糕, 而公平则主要规制蛋糕的分配问题。效率, 本为人类社会在经济活动领域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 六、七十年代被引入法学领域, 融入到现代立法精神, 成为法律分配权利义务的重要标准, 法律的制定、实施与适用均受到效率评价。

一、效率的法律释义

效率的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 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 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①我们在刑事诉讼中讲的效率是指司法资源在刑事诉讼中的合理配置, 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司法收益与效果或以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司法收益与效果。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 犯罪率不断攀升、犯罪不断升级, 刑事司法活动的高耗能特点与司法资源稀缺的矛盾日益加剧。怎样使得稀缺的司法资源被用于特定的司法领域时能带来最大的司法效果、社会效果, 应当是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目标, 也是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重点。

刑事诉讼中的效率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过程与结果, 即刑事诉讼活动须以效率为准则, 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工作都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其二是物质与精神因素, 一方面程序的运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 另一方面效果的实现须符合诉讼主体的欲望和需求即合目的性。②

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现实生活中, 公平与效率价值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我们只能协调、缓和这一矛盾, 而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它。

(一) 效率以公平为基础

苏格拉底关于法治的定义: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服从, 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笔者认为, 苏格拉底这句话隐含着良法的制定是服从法律的前提与基础。良法的制定意味着法律、制度的设计要尽可能地体现正义、公平、公正, 良法得到服从则暗含着对效率、经济价值的强调。效率是指在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 这里给定的投入相当于制定一部良法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而实际产出则是良法获得普遍服从所产生的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积极作用;若良法得不到普遍服从, 不仅浪费了制定法律所耗费的大量资源, 还会对社会、个人乃至法律权威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而效率的, 把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是法律制度的理想状态。当二者发生现实冲突, 需要平衡取舍时, 公平应该居于首要、基础性位置, 在公平的同时当然也要兼顾效率。

(二) 公平包含效率的追求

法彦云,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公平, 包含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价值, 而程序公正则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价值。这说明公平不仅要求结果的公正、不偏不倚, 还要求过程的及时、有效、不拖延, 后者显然已经包含了对效率价值的追求。

试想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 纵使法律最终还其清白, 所谓正义最终来临, 但迟到的正义已远非正义。即使追责和赔偿成为司法界洗雪耻辱的最后路径, 但整个政法系统的声誉、法律的权威、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佘、赵两人失去的自由与机会等, 这些岂是迟到的正义所能弥补的。

三、刑事诉讼法效率评价的价值体系

由于刑事诉讼效率价值既涉及到物质性因素, 又涉及到精神性因素。同时, 从诉讼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角度, 刑事诉讼活动的投入是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阶段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及由于案件裁判错误带来的错误成本, 这些主要是以物质的形式表现的。而刑事诉讼活动的产出主要是收获当事人正当权益的维护、法律权威的树立、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国家的安全稳定秩序等, 这些都是精神伦理层面的, 很难用货币等物质形式衡量, 也难以用具体的计量公式测算。在司法实践中, 我们经常看到公民个人打官司, 很多不是为了金钱, 而是仅仅为了讨个说法、讨个公道或者仅仅为了出一口气, 说明对于当事人来说, 司法的公正比钱财更有价值, 更有收益。因此其评价体系也应该是双方面的, 即经济价值体系与精神价值体系, 也有学者成为物质价值体系与伦理价值体系。

具体讲, 在分析诉讼成本的投入及其配置时, 应当考虑诉讼投入的经济性, 采取以经济价值测评为主, 以伦理价值测评为辅的原则;而在分析诉讼收益的产出及其效果时, 则应当考虑诉讼收益的非经济性, 采取以非经济价值测评为主, 以经济价值测评为辅的原则。

四、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

根据效率是产出与投入之比的定义, 可以仅从公式角度得出, 要使最后的效率数值最大化, 要么扩大产出, 要么减小投入。结合刑事诉讼活动, 扩大产出主要体现在通过改进成本或资源的投入方式来实现效率的极大化, 减小投入主要表现在通过合理科学配置资源, 减少在刑事诉讼活动各阶段的资源损耗, 同时提高办案准确率, 减少错案冤案的发生, 以减少错误成本的发生。

(一) 科学配置资源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配置无形司法资源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 司法机关权责界限模糊, 容易推诿、扯皮, 耗费司法资源; (2) 行政干预司法, 司法不能真正独立; (3) 司法机关内部矛盾重重, 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不合理, 导致重复劳动等; (4) 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紧张, 权责利划分不合理, 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且影响其诉讼的积极性。

鉴于此,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化司法资源分配方式, 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首先, 调整有形司法资源分布。错案必然劳民伤财, 减少审判案件错误率既可以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直接成本中, 同时也减少了道德伦理成本。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性门槛, 增强在职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 充实一线办案人员队伍。同时, 加大对一审案件的办案投入, 提高一审质量, 这就可以减少二审、再审的发生。

其次, 平衡有形资源投入, 公平分担成本。我国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大权往往受地方政府控制, 造成司法机关由于财权旁落而受制于人, 影响司法独立。根据“谁受益, 谁投入”经济学原理, 中央和地方作为司法产出的受益者理应分担司法成本。笔者建议可以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的比例分摊司法成本, 由中央对各地均等投入一定的专项司法经费作为保底, 数量应能保证司法机关最基本的运转, 由地方根据自身经济实力、社会治安状况投入其余部分。同时, 个人作为诉讼活动的直接受益人, 应当承担一定的诉讼成本。

(二) 减少成本消耗

我们应该看到, 由于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有限, 但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无限, 民众对惩罚犯罪的需求无限, 错误成本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优化错误成本的配置减少成本消耗,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错误成本的产出源头看, 一种是对无辜的人定罪判刑, 另一种是对有罪的人没有定罪判刑。二者相比较而言, 孰重孰?波斯纳认为, 虽然对无辜定罪判刑和对有罪者开释都会导致诉讼资源的空耗费, 但是基于证明责任的考虑, 判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要有合理怀疑之外的证明, 因而给某人定罪判刑的耗费要远远大于开释某人的耗费, 故而对无辜者定罪判刑的错误成本要高于对有罪者开释的错误成本。③对无辜者定罪判刑不仅没有惩罚犯罪, 而且侵犯了无辜者的人权;而开释有罪者只破坏了一个目的, 据此分析, 对无辜者定罪判刑的错误成要重于对有罪者开释的错误成本。④

其次, 既然人们很难确保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发生错误, 但是错误在哪一个阶段发生, 错误成本在何阶段支付也会直接影响着诉讼收益。一般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一定会发生错误, 那么显然错误发生在前面要比发生在后面更经济, 因为所浪费的时间不多、精力不多。越往后, 损失越大。同理, 对于诉讼活动也是。

最后, 我们发现伦理成本往往伴随错案产生, 当冤案错案发生, 势必影响当事人权益、影响法律权威、影响法律威严。如果刑事诉讼中不发生追诉错误或裁判错误, 那么伦理成本也不会产生;如果刑事诉讼中产生的错误较多, 那么其伦理成本也相应地支付得较高。因此, 在经济成本等量缩减的选择中, 应当侧重缩减错误成本。错误成本降低, 会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一方面减少错误带来的直接成本的损耗, 即物质上的损耗, 同时相应地会减少精神层面成本的损耗。

五、结语

我国长期重实体、轻程序, 重公平、轻效率的观念根深蒂固, 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刑事诉讼活动的效率, 仅仅依靠客观上立法的完善, 制度的建构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哦照顾到司法从业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转变观念, 提高素质, 才能将有限的司法资源作用发挥到极致, 以实现刑事诉讼活动效率的最大化。

注释

1公丕祥.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71.

2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基于效益价值的法经济学分析 (上) [J].政法大学学报, 1997 (5) .

3[美]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