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

2024-10-03

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共8篇）

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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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纠纷诉讼费用的收取与法院经费问题

债务纠纷案件在法院起诉的诉讼费是多少呢？是怎么规定的呢？法院的经费问题是如何的呢？针对这些问题，赢了网小编整理了有关债务纠纷诉讼费用的收取的知识，请阅读下面的文章进行了解。

1.诉讼费的收取将大幅下降。

目前，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主要为民、商事案件的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以及其他诉讼费。新《办法》对民、商事案件受理费收取标准进行了下调，并规定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的不收取诉讼费，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减半收取费用，同时取消了执行实际支出费用，此举将使法院收取的各项诉讼费用大幅减少。以2005 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收费案件为例，按新、老收费项目和标准对全国法院诉讼收费情况进行了统计对比，统计显示：2017年，全国法院年受理民事案件4829473 件，年收取民事案件受理费92.7151 亿元、收取其他诉讼费11.5912 亿元;2005 年，全国法院年受理执行案件2033678 件，年收取执行申请费8.3633 亿元、收取执行实际支出费用9.7529 亿元;2005 年，全国法院年受理有金额争议的行政案件69838 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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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案件受理费4.2776亿元。上述诉讼收费共计126.7001 亿元。按新《办法》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2005 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各类收费案件数和标的进行计算：收取民事案件受理费为42.9548 亿元;收取执行费为7.1148 亿元;收取行政案件受理费为2.1627 亿元。上述共计52.2323 亿元。新、老标准所收诉讼费同比减少74.4678 亿元，下降58.58%。此下降幅度不含实施司法救助减、免的诉讼费用。

2.保障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经费

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全国绝大部分法院，尤其是中、基层法院的经费保障对诉讼费有很大的依赖性。在不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诉讼费甚至是法院经费的主要来源。近年来，诉讼费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后，从账面上看财政拨款年年增加，实质上很多地方的拨款数是与诉讼费收入挂钩的。如某中院2006 由财政拨入的经费只占总收入的35%左右，而其他的65%均为诉讼费收入。新《办法》大幅调减诉讼收费后，预收的诉讼费用甚至难以保障审判工作最基本的、直接的和日常性的支出。一旦财政不能足额保障法院各项经费，必然会出现人民法院工作难以正常运行的状况，司法能力必将大大削弱，人民法院保障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职能作用将难以有效发挥。同时，在案件数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法院运行的绝对成本必然增加，必将出现收案越多，法院越难以为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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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诉讼制度和司法便民措施

能否健康运行值得关注。法院诉讼费减少后，客观上将加剧目前众多法院在经费保障上的困境。大多数法院领导需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投放到经费协调上，从而更加受制于地方，导致法院地方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同时，如果当地财政不能足额保障法院经费，法院要么对案件拖延不办，久拖不决、久拖不执;要么由当事人自己拿出钱来办案，从而导致“三同”等现象的再度滋生蔓延，这将与司法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此外，经费的不足也会对诉讼调解、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巡回审判、强制执行、司法救助等司法政策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调解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由于其减半收费的规定，为了减少诉讼费的流失，有的法院甚至公开倡导尽量减少调解结案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4.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将

受到影响。由于法院裁判具有终局性、强制力、执行力等特点，是当事人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诉讼收费的门槛降低后，诉讼费对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调节作用将越来越小。如标的额20 万元以下的离婚纠纷案件只收50-300 元诉讼费，将会导致过去通过民政部门解决的大量离婚纠纷进入更加低廉的诉讼渠道。又如商事案件诉讼费用降低后，原先因收费较低而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案件，也可能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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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方式进行解决。这将严重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的发挥。

5.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将更为突

出。一方面,随着收费门槛的降低,人民群众将更多地采取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将会激增,从而导致法官的工作负荷和工作压力加大, 另一方面,法院经费的大幅减少将导致干警的收入待遇降低或停滞不前,引起法院人才大量流失。届时，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6.滥用诉权的现象将会加重。

《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的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因此，客观上会促使一些当事人无论是否有诉权，或是否服从一审法院的裁判，都提出诉讼或上诉，从而导致人民法院特别是中级法院的案件受理数量明显加大，浪费司法资源。

7.增加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由于诉讼费调节功能的削弱，当事人会更多地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当事人应诉必然会增加相应的律师代理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各种费用，从而带来新的诉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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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削弱诉讼费对违法或不诚信当事人的惩戒功能。

我国实行诉讼费“谁败诉、谁承担”的原则，相关诉讼费调减后，对败诉当事人违法或不诚信的行为，在费用承担上难以体现应有的惩戒，客观上反而会滋长当事人的违法或不诚信行为。如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被诉至法院的，只需交纳诉讼费10 元;经法院简易程序审理的，只需交纳5 元;再经法院调解结案的，只需交纳2.5 元，难以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产生应有的警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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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篇2

要想打好债务纠纷官司，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原告(债权人)必须提供下列证据：

一是能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的证据材料。如合同、借条、收据、欠条等;二是自己已履行义务而被告逾期不履行义务的证据。如钱款在何日何地通过什么方式交给了被告，而被告到期仍不归还，最好能提供与债权、债务人无关系的证明人;三是如有担保人或介绍人，必须要提供担保人或介绍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若是单位担保，须提供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情况;四是提供有关被告不履行义务的原因的证据。

被告主要提供足以证明债务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发生变更、取消的证据材料。若提供的是带有伪造、欺骗性质的材料，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篇3

关键词：债务承认；认定

我国的司法实践认可债务人在时效期间届满后与债权人达成的还款协议的效力。但对债务人承认债务的条件进行了限制，即导致时效抗辩权消灭的债务承认，除承认债权关系的存在之外，必须含有同意履行的意思。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在债权人发出的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行为的效果，曾出现过争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的有关批复将之“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从而对该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保护；但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在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案件请示的答复函中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这一司法解释虽然针对的是保证义务，但却否认了义务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的签章行为本身即无条件构成债务承认的做法。

1债务承认的形式

导致时效抗辩权消灭的债务承认，为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本质上为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但也可以契约方式为之。债务承认可采用明示方式，如签订延期或者分期付款的合同、发出同意履行债务的函件、在债务核对清单上签章确认等；也可采用默示（推定行为）的方式，如支付本金的利息或者违约金履行部分债务、为债务提供担保、主张债务抵销等。对部分债务或者债权之从权利的承认，推定为对全部债务的承认。但依照社会生活习惯不应认定为债务承认的情形，应不构成债务承认，如公司门卫签收催款邮件的行为、债务人在催款通知上签章以示签收的行为等。

2债务承认与同意履行债务意思的推定

时效期间届满后，如债务人承认债务，即导致其时效抗辩权的消灭。债务人如在知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为债务承认，则当然构成对其时效利益的放弃。但在债务人不知时效完成的情况下，其对债务的承认能否推定为放弃时效利益，此为理论上争议的焦点。

从严格意义上讲，既然时效利益放弃为单方法律行为，则其须以债务人知晓时效期间届满为条件。而如前所述，如真实面对实际生活则不能不承认，债务人于时效期间届满后履行其债务或者承认其债务，多数都是在并不知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发生的。诚如前述日本现行判例所作推定，在多数情况下，假如债务人知道时效完成，即不会为债务承认。故将此种情况下的债务承认认定为时效利益的放弃，似无事实根据。但基于以下理由，笔者对此持有相反看法。

其一，民法上有关当事人接受或者放弃法律利益的推定，无论是基于对法律秩序的维护，或者是基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都不是以当事人真实存在的意思为根据，甚至并不都是以当事人“最有可能存在的真实意思”为依据。如我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未表示放弃继承的，推定为接受继承，而规定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2个月内不表示接受的，推定为放弃受遗赠。前述之不同对待，与其说是基于社会生活的习惯，不如说是基于立法者对继承人与受遗赠人的保护强度不同所致。因此，能否推定承认债务的债务人有放弃时效利益的意思，完全可以依立法目的而加以确定。

其二，实际生活中，在不知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承认债务的债务人，其所“不知”的，通常并不是什么“时效期间届满”的事实，而是根本不知道或者不了解诉讼时效制度本身。因此，尽管承认债务的债务人在主观上并无放弃时效利益的意图，但在诉讼中，债务人对其“不知”亦即“不愿”很难证明：首先，对于时效期间届满的事实，债务人不得以不知晓民法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而证明其“不知”；其次，债务人很难证明其不知晓债务的存在或者债务履行期等基本事实。由此可见，所谓“债务人在不知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承认债务”有可能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很难成为能够被法官所认定的法律上的事实。相反，根据承认其债务的债务人“应当知道”诉讼时效的规则以及“应当知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事实，推定其具有放弃时效利益的意思，在法律上完全能够成立。总而言之，如无相反意思，承认债务即应推定为同意履行债务。债务人承认其债务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债务人主动向债权人承认其债务，此种情形下，即使其承认的表示中没有明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鉴于其主动承认债务之行为的目的，当然应推定其有此意思；二是债务人经债权人主张债权或者为债务履行催告而承认其债务，只要其债务承认中不包含相反意思，则应推定其同意履行债务。

3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

对于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债务所提供的担保的效力问题，有学者指出：“如债务人知其债务已催时效，而仍提供担保者，则可认为有时效抗辩权之抛弃。债务人如不知之，亦可认为纵该请求权时效已完成，仍有为无因的债务承认之意向。”为已催时效之债权设立保证人者，保证人仍得主张主债务之已催时效。但保证人知其情事而仍为保证者，不得主张之。”按照上述观点，提供担保的债务人无论是否知晓时效完成，均不影响其债务承认的成立，这是正确的。但其认为第三人为债务提供保证时，如保证人知晓主债务时效完成，不得援用主债务的时效抗辩，如保证人不知晓时效完成，则可以主债务时效完成为由拒绝履行保证义务，此种看法则明显有误：在债务人委托第三人提供保证的情形，其委托保证行为即构成对债务的承认，从而使其时效抗辩权归于消灭，故无论保证人是否知晓时效完成，其均不得享有主债务的时效援用权。但在第三人非基于债务人的委托而主动提供担保的情形，则当然不构成债务人的债务承认，债务人仍可行使时效抗辩权。

综上所述，将债务承认视为时效利益放弃的一种方式，对于债务承认本身的效力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或者改变，故此举无损当事人的利益，且理论上简洁圆通，操作上也更为便捷。

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篇4

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2〕3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各保监局，各保险行业协会：

为贯彻中央关于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充分发挥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组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积极作用，依法、公正、高效化解保险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在全国部分地区联合开展建立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工作（试点地区名单附后）。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1.建立、完善保险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促进依法、公正、高效、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为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纠纷解决渠道，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2.依法公正原则。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应当依法、公正进行，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不得强制调解；相关调解工作不得损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高效便民原则。开展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应注重工作效率，不得以拖促调，不得久调不决；应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调解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尽可能方便当事人，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

4.积极稳妥原则。建立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进行，试点地区法院和保险监管机构应积极探索，稳妥推进，认真总结和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

三、工作要求

5.试点地区法院和保险监管机构应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不断提高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6.试点地区法院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法〔2012〕116号）的精神，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要健全名册管理制度，向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要充分利用法院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平台，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提供专门处理保险纠纷的调解室，供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开展工作。

7.保险监管机构应加强对保险行业调解组织的工作指导，监督其规范运行。应指导当地保险行业协会建立行业调解组织并明确调解组织经费来源，协助保险行业调解组织建立、完善调解员遴选制度，为调解提供稳定资金和人员保障。

8.保险行业协会负责保险行业调解组织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完善工作制度和程序，制定调解员工作规则和职业道德准则，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和调解水平，推动调解工作依法公正的进行。

9.试点地区法院要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的相关规定，采用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委托调解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高效、低成本地解决纠纷。

10.保险监管机构应引导保险公司积极通过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处理矛盾纠纷，敦促其积极履行调解、和解协议。

1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法〔2012〕116号）及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保险纠纷当事人经调解组织、调解员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签字盖章后，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12.试点地区法院和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应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的宣传力度，加强公众对该纠纷解决机制的了解和认识。

13.试点地区法院和保险监管机构应加强合作交流，建立沟通联系和信息共享机制，确定联系部门和联系人，及时就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商，提高调解质量和效率。

14.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具体负责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各试点地区法院所在辖区的高级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应指导、督促、检查其辖区内的试点工作，并注意总结试点经验，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试点地区法院和保险监管机构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5.非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行业协会可以积极探索保险纠纷的多元解决方式，借鉴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为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

附件：建立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地区名单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年12月18日

建立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地区名单北京市

山西省太原市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

吉林省长春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庆市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

安徽省合肥市

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江西省

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

河南省许昌市

湖南省长沙市

广东省深圳市、佛山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海南省海口市重庆市

四川省成都市

云南省昆明市

陕西省西安市

甘肃省兰州市

青海省西宁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债务纠纷起诉状篇5

被告：程**，男，汉族，19**年8月18日出生，住xx市铁西区凌空一街**号5-7-1，电话***.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整;

2.判决被告在xx市铁西区凌空一街**号5-7-1的房产价值范围内对20万元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3.判决原告在20万元债权范围内对被告所有的位于xx市铁西区凌空一街14号5-7-1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xxxx年12月31日，原、被告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20万元的借款(当场交付)，借款期限为xxxx年12月31日-xxxx年1月15日。同时被告将xx市铁西区凌空一街**号5-7-1的房屋抵押给原告，并向原告出具借款合同一份。借款期满后，虽经原告催讨，但被告没有任何还款意愿，被告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为此，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

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篇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

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

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

关于债务纠纷诉讼时效篇7

关于这件事，王某以前从未跟我说起过，而且根据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没有什么理由外出借贷，这2万元显然是王某伪造的债务。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律师建议：

恶意拖欠个人债务纠纷如何处理篇8

欠钱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那些恶意拖欠个人债务的人，只有通过法律途径才能讨要回借款，通过法律程序讨回欠款，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到法院起诉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债权人需要注意的是起诉法院以及诉讼时效问题。如果法院选择不当，可能出现管辖纠纷而不受理。要是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话，就会丧失胜诉权。那么，恶意拖欠个人债务纠纷如何处理？小编在下文为您详细介绍。

一、对于恶意拖欠个人债务纠纷的处理

1、恶意拖欠个人债务的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已权益时起两年内向法院起诉。

2、恶意拖欠个人债务起诉的法院：您应向被告(欠款人)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起诉。

3、恶意拖欠个人债务证据的搜集：就您手上目前的证据来看证明力还不够。单凭汇款单不能独立证明他欠款的事实，短信中也没具体讲明数额，因此证据方面有待更全面的搜集。

4、如果原告胜诉，法院会依法执行，如果他没有现金还款，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他与父母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您与他之间存在借款之债，这是两种法律关系。您不用管他父母的情况。

二、个人债务的具体分类

1、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如夫妻一方为购置房屋等财产负担的债务，该房屋没有用于婚后共同生活的，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

2、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没有扶养义务人所负担的债务。

3、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所负债务，且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的。

4、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一方个人财产，附随这份遗嘱或赠与合同而来的债务也应由接受遗嘱或赠与的一方单独承担，他方无清偿责任。

5、夫妻双方依法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夫妻双方将本属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约定由一方负担的，可以视为夫妻个人债务。这种约定原则上不对债权人产生对抗效力，除非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或者事后追认该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