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共11篇）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 篇1

家活动, 尤其是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从而也达到使人民群众了解法律, 遵守法律, 正确运用法律的普法教育目的。

当然, 有学者认为, 法治的关键要素就是法院适用法律而不是某一时刻的所谓民意, 担心新闻舆论监督单位会由于各种原因干扰司法独立性。他们认为司法审判工作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 隔绝各种公共权利、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法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 使法官真正依据法律和事实审判。而媒体的介入、媒体的报道评论都有可能给法官、给大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影响公正的判决。因为媒体以自己的特定利益为基点发表的社会见解, 包括对司法审判活动的见解, 会形成舆论导向, 影响大众对事实的判断。特别是当时媒体评论的内容与法庭审判的结果不相符时, 就可能给大众造成司法机构不可信的错觉, 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笔者认为, 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传媒监督必不可少。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 司法权力也不例外。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证明, 运用得当的传媒监督对彰显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遏制司法腐败、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前我们提出加强传媒监督, 促进司法公正,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在此领域的正确作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 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公正的主要对象是程序的公正性, 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活动一样都是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的。我国的法律体现的是审判公开的原则, 宪法也赋予了公民相关的权利, 那么就应当让新闻媒体真正发挥监督平台作用;第二, 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个别司法人员违法乱纪、收受或变相接受当事人好处等现象, 从而导致了程序上的不合法, 允许并促进新闻监督能够有效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 公开鞭挞这些现象;第三, 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往往能起到代表社会道德良心的作用, 当司法程序不公正现象发生时, 也能为受害的当事人这一弱者起到舆论救济的作用;第四, 允许媒体对司法公正进行独立合法的监督, 更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 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行政、经济等司法外力量对判决公正的影响, 避免过去个别地方法律审判以上级领导说了算的现监督, 新闻舆论的监督也能够起到“双保险”的作用, 既能向公众说明情况, 也能为司法审理提供更多的线索, 并更有效地促进公民学法、守法、用法, 为建设和谐的法治社会提供基础。

传媒监督和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两大力量, 损害任何一方都是社会的巨大损失。而这两大力量的配合恰恰体现在相互制约上, 在制约中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作用, 在制约中将各自潜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媒体和司法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 同时新闻媒体不能侵犯司法独立, 禁止“媒体审判”。而司法机关也要采取宽容、积极、灵活的姿态配合新闻媒体的正常监督。

媒体在监督司法、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应做的努力是: (1) 明确定位, 禁止“媒体审判”。媒体报道新闻时, 只是客观的反映者, 不应该是裁判者。新闻从业人员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分清楚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位置和应当行使的职责, 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责任, 从而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记者不是法官、不是包青天、不是观音, 记者就是记者, 避免客串角色, 越位行事。 (2) 遵循真实、客观、公正原则。对新闻媒体来说, 其生命力最终来自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客观性是监督的基础, 公正性是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 真实性也是法律的要求。在报道司法活动过程中, 新闻从业人员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能捕风捉影, 要坚持“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基本职业准则, 全面了解案件的过程和问题的实质, 认真交代新闻事实的来源、出处, 不作故意捏造事实的歪曲报道。在进行监督时, 就事论事, 不要轻易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评论, 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客观、公正地向公众报道事实的真相, 传达真实的司法过程, 不能随意夸大、渲染案件情节。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坚持用客观事实说话, 不要带感情倾向性和片面性报道案件。 (3) 维护司法权威, 遵循法律法规。遵循“与程序共进”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 严格按照程序办案是司法活动的要求, 新闻监督不能超越程序予以报道, 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对司法机关施加舆论压力, 损害司法权威, 影响公正审判。 (4) 加强新闻行业自律。1997年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应该成为每位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应人贿赂, 将舆论监督变成实现个人牟利的工具和手段。 (5) 提升自身素质使司法报道专门化、专业化。尤其是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 应当较为专业化, 既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 又具备一定法律知识。

司法机关在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方面应做的努力是: (1) 遵循公开、开放原则。司法机关要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提高司法公信。不断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 严格依法办案。 (2) 坚持新闻自由原则, 采取宽容的态度配合新闻报道。司法机关坚持公开审判制度, 不能给新闻监督设置过多的障碍, 除了法律规定不允许公开的案件、事项、环节外都应当接受新闻的监督。同时, 要尽可能地为媒体提供帮助。 (3) 保障新闻机构的独立人格。新闻媒体、大众传播的监督权如同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一样不容非法剥夺, 司法机关要保障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和从业人员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 (4) 建立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司法机关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 定期适时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 及时和新闻记者沟通, 以便使记者和公众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和诉讼的进展, 既可以避免新闻报道失实, 也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 (5) 建立与新闻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固定的沟通联络机制, 对于新闻媒体报道中反映的司法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反映审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司法机关应当及时调查、核实。查证属实的, 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另外在适当时候, 我们也可以制定有关传媒监督方面的法律, 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纳入法制轨道。认识到传媒监督的重要性, 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态度, 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就能相互了解、理解、谅解, 互相支持合作, 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卢勇杰:《论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新西部 (下半月) 》, 2009 (4) 。

[2].刘康复:《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文史博览 (理论) 》, 2009 (3) 。

[3].田茵、钱学锋:《浅析司法和传媒的和谐》, 《法制与社会》, 2009 (14) 。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 篇2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产生他的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监督法，对权力监督缺乏专门的规定，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及程序尚不规范，再加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导致部分观念认为，权力监督妨碍了司法公正，并对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提出质疑。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以及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谈一点肤浅的看法，以示共鸣。

一、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公正与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而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必须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较为严惩的不安全之中，况且我国的法律建设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司法不公的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客观存在。要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司法，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从我国的权力构建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汉的监督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的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

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权力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

通过权力机关对司法监督的目的来看，就是促进司法公正，这也是与司法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通过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及其产生的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监督活动，为司法权立权威性，保证司法能够正常运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权力监督使司法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纠正冤假错案，实现社会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最终会增强司法的权威性。至于打着监督的旗号，干着干扰司法的非法监督，我想是与权力监督的本意相悖的，应另当别论，司法人员应理直气壮的予以抵制。

虽然权力监督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监督只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为司法公正最根本的依托还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个监督者，只要它拥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同样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同时，由于权力机关受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权力监督是不彻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存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资源，而不是仅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来消除司法腐败的问题。

总之，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环境不理想，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人大机关如果正当行使监督权力，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独立，相反，可利用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公正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

前面，我们已探讨过，权力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当前，由于监督的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权力监督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甚至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权力机关要正当行使监督权，必须坚持两个前提，首先应把握住维护独立性、被动性、权力性的司法特征，以此拓展监督的渠道;其次是应考虑我国法治制度建设不完善和司法环境不良这个事实。所以对法官公正司法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因为中国司法在力求做到公正的同时，却面临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惑。权力机关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缺陷，给公正司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那么，如何在现有法治制度和环境下，通过权力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呢?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权力监督应注重事后性原则

事后性就是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某一时期，某一项工作或某一类案件或某一起重大典型、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专题报告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司法机关已完成的工作或已审结的案件。显而易见，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由于权力机关有至高的监督权，法官不得不考虑，势必影响了独立办案的原则，而且变相行使司法权和准司法权，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关于国家基本权力合理分工的原则。同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是否错误，在裁判结果未出来之前，是无法考证的。因此，不必要也不能够实施监督，只有当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裁判之后，他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社会效果来判断裁判的正确与否，从而决定是否督促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提起再审。当然，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有权责令法院依法定程序予以处理。实际上，这是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其实也是一种事后监督，只有当司法人员已行使完了某种违法违纪行为。人大机关才容易监督，对法官有可能或者是想利用职权做某种非法交易，只要事实尚未发生，人大机关也是无法监督的。

(二)权力监督应注重整体性原则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权力机关实行会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中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来行使，单个人大代表在没有获得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尚不能代表人大行使权力监督，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督，也要获得授权。李鹏委员长曾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会会议上指出：“人大是集体行使职权，防止人大代表个人干涉审判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针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视察、调查或旁听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及检查法院工作，也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向法院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相反，这些监督措施对于保障法院公正裁判都是必要的。这些监督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单个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所赋予的监督权力的行为。而不能等同于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权力监督是权力机关作为工作集体对法院进行的监督，凡是未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对司法机关发表的意见都只能代表个人的意见，不能视为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行为，凡是权力机关集体形成的决议，司法机关应予服从，并给予相应的答复。

(三)权力监督应注重司法程序监督的原则

由于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作法根深蒂固。随着现代法治进程的加快，虽然程序公正的价值日益凸现，但是司法实践中，对程序公正的理念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权力机关也同样如此，对程序公正的监督也不是十分到位，笔者认为，权力机关有必要转变过去注重对结果的监督为对程序的监督。理由有三点：一是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虽然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当前，司法不公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如人际关系的干扰、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等，使法官中立和独立受到影响;争夺管辖权，给地方保护主义以可乘之机;案件应公开而未公开审判，缩小了社会监督空间;合议庭流于形式，合议庭成员间失去制约;应回避未回避，使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程序上的不公正给实体不公正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案件的程序如实体就如同产品的 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一般生产产品的过程都会存在问题，而案件的实体有错误，多数情况下程序也不公正。二是公正的程序可以弥补实体判决的缺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滞后的法律法规，使不同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实体公正的标准十分难以把握。但是经过正当化的程序产生的裁判结果更具公正性，也更具权威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正义的程序得到实施的情况下，程序过程本身能够使结果正当化，并且有吸收当事人不满的功能”;三是公正的程序是绝对的，公正裁判是相对的。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因此，法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照一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观念，则法官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作为利于主张权利人的裁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但是，程序的公正却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提供多少证据，无论案件的繁简，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都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在审理案件中是严格按照程序来进行的，从法律意义来说我们就应该推断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作为权力机关，无法从法律专业知识的角度来对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行使监督权。相对来说，对司法程序的监督更直接，更有效、更容易，所以说，在司法公正中，实体不公正是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

(四)权力监督应注重对人的监督的原则

为了使权力机关从繁杂的事务监督中解脱出来，让权力监督更加有效，更能够治本，笔者认为，权力机关应将重心从对具体事务的监督转化为对人的监督。首先，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宪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权力机关根据群众的来信来访或者人大代表的议案中发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确有违法犯罪行为，以至于造成冤假错案的，可以责成有关机关进行调查，或者由权力机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权力机关也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听取当事人及有关方面人员陈述和意见的方式查明违法行为的真相，经查证属实，可通过法定程序罢免其审判职务。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机关应该认真履行其职责;其次，从权力监督的目的来看，我们知道权力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冤假错案，以维护司法的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是司法工作者，如果过分强调对个案进行监督，即使监督成功，也只是个案得到了纠正，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至于说人大对法院审理的(下转第80页)(上接第75页)案件进行监督可以防止“说情风”一说，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因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真空之中。而审判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群体，通过确定审判人员有无过失或违法违纪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处理，如罢免等，以儆效尤，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而最终确保司

法公正。这种做法远比人大陷入繁多的案件监督事务之中的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正如一学者说：“我国人大对司法人员的选举任命，已经是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最起码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员是形式上的，这种任免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民主形式。”

(五)权力监督应注重间接性监督的原则

所谓间接性，是指权力机关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权时，主要是尽可能的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的目的，而不能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也不能对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进行更改。即使发现审判人员有违法犯罪行为，也只能对该审判人员依据一定法定程序予以罢免。也不能对该案件的裁判结论径直进行纠正，只能建议司法机关启动司法程序进行复查和自行纠正。1998年，全国人大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纠正错案应由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去办，人大在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时，不直接处理案件”。所以衡量监督权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应是权力机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而不是实际行使司法和准司法权。同时，也不能以监督为名通过人大决议，对抗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从而损害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理性互动 篇3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9-01

一、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含义

（一）舆论监督的含义。目前关于舆论监督的含义，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论述，从新闻界角度分析，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来了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众人物以及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从法学界角度分析，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主要指以新闻记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对司法运行過程中进行间接监督。这种监督方式与公民的直接监督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由此可见，法学界视角下的舆论监督指与法律有关的公共事务。还有学者结合新闻界和法学界认为舆论监督指公民通过大众传媒对社会各种热点话题以及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揭露、报道、评论、抨击和提出建议。[1]

（二）司法公正的含义。司法公正是指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被司法机关在裁判活动中准确地加以贯彻和体现，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特定职权处理各类案件时以公道正直的态度对待案件参与各方，严格遵循和依照法定程序，公平公正地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正义效果，是司法机关对纷争解决所体现的公平正义原则的符合性，它包括司法活动的结果和过程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是司法活动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价值。

（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社会价值。作为民主与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大基石——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二者一个代表了“民主”的基本要求，一个则代表了“法治”的基本要求，二者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二者都是同等地位的宪法性的权力或权利。但是二者实现这个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司法的天然职能在于解决民众间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纠纷，它依照民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保护权利；而传媒的力量则在于一旦它认为有谁侵犯了民众的权利，便通过报道与批评迫使侵犯方自动停止侵犯或引发正常的机制将侵犯行为纳入体制性解决轨道。”传媒的“感性”和司法的“理性”使得其间的冲突不可避免。[2]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理性互动之制度构建

（一）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理性审视。

舆论与司法，前者代表了民主的基本要求，后者代表了法治的基本要求，尽管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但网络舆论的“感性”与司法的“理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因此，要理性审视网络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尽量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意义，克服网络舆论的缺陷性，促进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的理性互动。

1.网络舆论是人民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司法活动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这就决定了司法活动不能受外界干扰，否则裁判过程以及结果就会失去正当性。但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不接受舆论监督。当前，我国司法领域与其他领域同样存在腐败问题，不可否认司法工作中还存在司法不公、滥用司法职权的行为，舆论可以及时地揭露司法过程中的不公行为，促进司法公正。

2.中国司法国情下司法行为不能排除网络舆论的影响。在我国当前司法国情下，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司法机关尚无法排除网络舆论对案件处理的影响：

一方面，从司法制度设计方面来说，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网络舆论能够影响人大代表对司法工作的评价，这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关注网络舆论并尽量顺应网络舆论。

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司法属性方面来说，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司法的基本属性，司法的人民性要求司法机关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网络舆论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评价。

3.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的互动。网络舆论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体现民意，但是，网络舆论产生的基础事实、网民的心态和素质、网络舆论的管理等方面的缺陷，也可能使民意失真、网络舆论监督发生异化，从而使网络舆论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力量。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理性互动之制度构建。目前，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已经引起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为更有效地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更好防止网络舆论监督的异化，有必要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理性互动制度。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收集研判机制。[3]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其信息量巨大，及时从海量信息中掌握涉法网络舆论，有助防止网络舆论监督的异化，从而对司法形成压力。因此，司法机关要主动建立舆论收集研判机制。

2.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理性回应机制。网络舆论是对司法监督的重要途径，司法机关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建立健全完善的网络舆论理性回应机制。（1）坚持公开原则，及时将案件的真实情况向网民公开。（2）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客观事实回应网络舆论的异化。（3）要坚持及时回应原则，尽量在最快时间内，在还没有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之前作出回应，以快速回应防止网络舆论的异化。

3.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理性引导机制。1、建立网络舆论引导阵地，设立权威的官方网络渠道，引导当事人通过官方网络渠道反映问题。2、要坚持以引导为主，一旦网络就个案形成有影响的舆论，就应当通过官方网络渠道、主流媒体、网站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引导网民理性地看待问题。3、加强网上法律宣传，利用官方网络渠道、主流媒体、网站等载体，积极宣传有关法律及相关案例，提高网民法律意识，引导网民依法、理性发表网络言论。[4]

4.建立健全网络舆论依法“吸纳”机制。司法“吸纳”网络舆论，首先要坚持依法裁判原则，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底线，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底线去顺从“网络民意”。其次，建立网络舆论法律评价制度。司法机关通过参考网络舆论的法律评价意见将网络舆论“吸纳”到司法裁判中。

参考文献：

[1]毛祥成.浅谈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2010

[2]尹振国.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问题研究.2011

[3]刘智丹.浅析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2010

[4]谭学.浅析互联网信息时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2011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篇4

要搞清舆论监督, 首先我们要知道舆论为何义?古今中外, “舆论”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明确的, 只是在表述方面有所差异。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强烈的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1]那么什么是舆论监督呢?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从范围上给舆论监督做一个大致的划分。因为在我国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与本来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有较大的差别, 它实际上是“新闻监督”, 因为大众传播媒介通常被称为“舆论界”。但这里我们要从另外的两个角度来划分舆论监督即广义上的舆论监督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从广义上看, 舆论监督就是指公众监督。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 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 以及社会公众人物 (包括记者) 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2]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即是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 (简称新闻监督) , 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抨击或批评。[3]现今社会上的舆论监督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媒体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无用武之地。

实际上狭义的新闻监督和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首先, 公众监督是媒体监督的力量源泉和坚实的后盾。正因为有广大的公众作为后盾, 媒体的监督报道才能有如此之大的威慑力以至引起拥有国家公权力的机关高度的重视, 才能使各种违法犯罪、贪污腐败的行径无处藏身。其次, 新闻监督能最有力的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汇集也是公众情绪的反映, 公众是其主体。其潜在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但社会舆论常常是分散的、自发的, 很难跨越时空, 深入人心, 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强烈效果。它必须借助新闻媒介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意志,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机构利用媒介工具对社会公众舆论加以引导从而形成新闻舆论。新闻舆论一旦形成, 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舆论。

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比有六方面的独特优势:a.其覆盖面特别大, 只要一经报道全社会就都知道了;b.与群众直接见面, 能更大程度的引起共鸣;c.有预警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患于未然;d.新闻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一种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监督, 因此其搞暗箱操作是非常困难的。e.新闻监督可以与其他监督形式并行, 使它们的监督作用大大加强;f.新闻监督是各种监督的监督。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4]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5]从党的宗旨和政策来看舆论监督也是允许并且可行的。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意义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国宪法之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判断该国民主政治程度的必要标准。按照洛克的观点:“人类结合成国家, 把自己置于政治之下, 其伟大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全他们应有的财产和权利。”[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源于公民的个人权利, 而国家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公权力有着本质的扩张性, 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制那么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必然的。法律的作用特别是公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定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公民权利的种类、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的行使方式。可即使是拥有最完善的法律制度的规范, 公权力侵犯社会权利的事件也是常常发生的, 这时就需要我们用立法和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来进行救济, 这就是司法权。我们所谓的司法通常是指在社会某种纠纷产生之后, 个人或者社会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进行公正裁断的时候, 而能发挥裁断作用的特殊社会机制。[7]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的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涉法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的解决纠纷, 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断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在我国司法机关主要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则更多的执行着司法所要求的最终裁决解决纠纷的行为。因此也成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既然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公平的解决纠纷, 做出公正的裁断也就成为了司法的本质要求, 也就是司法公正, 它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 将国家规定的实体法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和合情合理原则来处理司法活动中的人和事的时候, 所体现出的一种公平价值和一种公正的司法实际效果和社会效果。[8]司法公正不仅促进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切实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 还使司法赢得公信力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反之则会导致国家秩序的紊乱、经济发展的混乱及公民的合法权利遭到侵害。

司法公正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a.理性化的公正。这是程序公正的最高形式。即在司法过程中, 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所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应用于纠纷的解决。b.形式的公正。这种模式并不考虑所适用的法律的正义价值如何, 而严格地依照现行的法律解决社会冲突。c.主观上的公正。即冲突主体对于冲突事实的真实感受和自认为正当的权益要求与诉讼裁判结果一致。d.过程的公正, 这是最为直观的公正, 其意味着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 保证冲突主体有足够和充分地表达自己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行为的时空间。

司法公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始终坚持司法公正, 反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固有体制的缺陷和长期的法制不完善, 我国在司法过程中依然是漏洞百出:首先, 我国司法独立尚不完全, 特别是经济和人事上的不独立使得过多的外界干涉扰乱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行使其权力。其次, 我国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素质仍是尚待提高, 司法腐败现象越演越烈。再次, 程序公正的价值在我国仍然没有树立起来, 我国司法系统大多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造成刑讯逼供、诉讼程序走过场等情况时有发生。最后, 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上述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揭露和惩罚, 以致让很多责任人逍遥法外。由于体制上的固有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因此加强监督机制特别是舆论监督是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加强和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

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有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传播, 以此置司法于阳光之下, 使其接受大众的监督, 这也是公开原则的要求, 它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公正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对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法制教育和宣传。“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 反应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

2. 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以监督及提出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9]实际上, 由于法律观念的淡薄及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等原因, 社会公众的监督可谓微乎其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本不接受只有纸上权利的社会公众的监督, 群众对司法工作人员“笑脸相迎、热情款待”, 人家还未必给你办事, 这又怎敢冒然地批评、检举和控告呢?即使偶有控告、检举, 也往往以事实不清为理由, 置之不理。社会公众监督是促进司法清廉、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不能切实落实公民的宪法监督权利, 司法的权威和法院的正义形象、地位便难以在人民群众心中定位。

三、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 这是不可质疑的真理。同样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韧剑, 如果适当的运用它就能弥补我们现有司法体制的不足, 促进司法公正。从“刘涌案”[10]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应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报道才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因而依法判处刘涌死刑。辽宁高院二审判决不公的原因我们不得所知, 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去质问。但通过对“刘涌案”整个立案、侦察、审查起诉和一审判决过程的全面而真实的报道, 把一个罪大恶疾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毫不夸张的报道犯罪事实、情节和手段等给了受众最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很显然, 高院对“刘涌案”的审理不乏回应舆论之意, 但综观整个审理过程, 媒体没有大势的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尽力的平息公众的怒气让其相信法律、保持克制。公众也没有刻意的在网络或是其他传媒工具上发表过多的言论。大家都在平静的等待着最终的判决结果。“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准确无误”。最终高院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公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法院也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司法的公正得到了维护。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正面力量。

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因为其威慑力, 但前提是其适度的运用, 如若不然便会诱发一场“媒体审判”从而误导公众甚至是妨害司法公正之实现。“王斌余案”就是最好的例证。王斌余系外出打工的民工, 因讨要拖欠工资不成愤而起杀机, 造成四死一伤的重大后果。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王斌余死刑。后者提出了上诉。就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知晓了此事。但在对事件进行报道之时, 记者们普遍存在着对王的同情和对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吴新国的反感。于是大量的报道充斥着王斌余被拖欠工资后的悲惨生活以及其在讨薪过程中的不幸遭遇, 其中不乏失实的报道。一时间群情激愤, 大家纷纷表示了对王的同情与支持, 和对现行刑法制度的不满。甚至有些公众运用网络宣传:“刑法是富人的保护伞, 是专门用来整治穷人的工具。”等不适当的言论。此时公众的一致意见是王不能被判死刑, 甚至根本不犯罪。他是无辜的是被逼的。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正是这些言论给二审的法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几乎形成错判, 但最后主审法官还是顶住压力维持了原判。本案中王斌余的犯罪动机险恶, 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按照法律的规定理应判处死刑。讨薪并不能成为其杀人的借口。定其杀人罪并判处死刑在刑法意义上讲是非常适当的。首先, 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讨回拖欠的工资但其并未尝试。其次, 在讨要过程中对方并没有重大挑衅行为。再次, 即使是王因为被拖欠工资而生活困苦但其杀人行为也不能因此而改变, 定其杀人罪是适当的。其他原因只能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存在。新闻媒体在本案的报道中不仅严重失实, 违反了新闻真实性这一重要原则。而且还在法院终审判决以前发表了自己对本案的看法。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形成了“媒体审判”。给法院及其审判工作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妨害了司法公正的实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所谓监督的范围, 而是向着干涉的方向发展, 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在以后的报道监督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四、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 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且两者都有维护正义与公平的使命, 他们是不应该处于根本对立态势的。但在具体操作中, 也确实出现过新闻媒体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 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 当然也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与工作性质的差异:

a.新闻媒体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新近发生的动态的东西、超常的现象;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 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解决纠纷。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想报道、愿报道的一些关于司法方面的事件由于法律的规定而未能报道的情况。只能以自己对本案的观点做外行的分析。

b.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 而司法审判的时效相对要宽松得多, 这就造成了有些新闻媒体为抢第一手资料而擅自的对案件的发展做自我推断, 因而错误的引导受众的情况。

c.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 而司法讲究用词严谨, 前后一致。正因为这样有的新闻媒体在报道法律方面问题时由于不懂专业术语因而用自己理解的词语代替造成法制报道失实的严重问题。

d.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 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 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这样的差异往往出现由于新闻记者主观的影响而对案情采用不同角度的报道以致跟案件不符的情况。

e.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 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和终局裁量权。司法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依照法律解决纠纷的一种行为。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都是由法律严格规制的。其不能越权执法。但舆论监督没有一个适当的度, 而且其监督更多是从道德层面来看问题, 由于不懂或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 舆论监督的主体经常会过分的干涉司法审判工作, 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

出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 关键是要寻找二者之间平衡点, 以更好的发挥舆论监督的优势,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由于中国国民素质的限制, 想要过分的依靠公众的监督近期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如何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平衡问题:

1.在新闻媒体方面为做到监督适度, 正确的引导舆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1) 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提高法制报道的水平。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他担负着报道新近事实, 提供各种信息以及向社会各界传达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等使命。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确定。新闻媒体又多了一种使命这就是对法治进程进行监督。由于我国媒体普遍缺乏法律监督意识, 从以往的报道来看 (特别是一些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报纸) 很少是真正涉及到法律方面的。即使有也是在社会新闻版穿插。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法制快速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是提高媒体法制报道的水平, 增加专门的法制报道版面, 增大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投入。

(2) 法制报道从业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从当前形势来看很多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都没有经过具体而细致的法律培训, 他们对法律事件的认知和报道更多的是从道德方面去观察。但道德和法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们尽量的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和观察事件的发展及最终的结果。但没有经过具体法律培训的人员不会了解立法者制定这条和道德相互冲突的法律的原意为何。他们更多的只会从道德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以致得出不利于判决的结论, 然后用他们的理解去引导大众从而妨害司法活动的进行及其公正的实现。例如在前不久的“见义勇为遭索赔案”中采访本案的记者由于缺乏相关的刑事法律的知识。在报道中过分强调死者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抢劫嫌疑犯, 一味的强调被告是见义勇为, 其行为是正当防卫的一种 (显然其没有请教过相关方面的专家) 。正是这样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纷纷谴责原告亲属“不要脸”、“垃圾就该死等”, 还利用互联网发表了支持被告的宣言书。此举也引起了成都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授予了被告人“荣誉市民”的称号。结果由于压力过大法院裁定驳回了起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舆论引导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因为其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 不能正确的对待此次法律事件, 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给司法公正的实现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大力度提高人员的素质, 培养其法制观念也是当前提高媒体监督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

(3)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时要注意报道的策略问题。司法活动和新闻报道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矛盾。为了不影响司法活动的公正进行, 新闻媒体在报道方式和策略上应该和平常的报道有所不同。

由于司法活动相对于新闻的及时性来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新闻媒体所需要的最终结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应该是分阶段连续报道, 而不能适用一次性报道的方式。

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应当尽量接近真实性, 不能对案件内容做过多的渲染和修改, 更不能对案件材料做断章取义的报道。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的时候切记不能在法院做出判决以前, 私自对案件进行分析、对结果进行推断, 造成我们所谓的“媒体审判”等情况的出现。

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要把报道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司法活动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社会的常治久安。新闻舆论对司法行使司法权进行监督是必要而且应该的。通过媒体的报道把我们的司法活动展现在公众面前, 既有利克服“暗箱操作”, 防止“司法腐败”也利于培养公众的法制意识, 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新闻舆论的监督要有个度, 并不是什么内容都能去监督的。例如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法律明文规定是不能公开审判的。这时我们的媒体就应该主动尊重法律的规定, 而不是去煽动群众的“热情”, 干涉审判活动的进行。另外在对一些案件进行报道是要分清主次, 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不能因一己之私或是想扩大影响就盲目的报道甚至是虚假的报道。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不仅违反了新闻的党性原则也是公众所不允许的。

2.在司法机关方面主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改变态度, 正确对待传媒监督。消除对传媒的成见, 将依法应当公开的案件做到真正的公开审理, 把审判活动置于媒体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确保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和人民的知情权, 并利用其澄清事实, 宣传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 求得媒体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借此机会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 树立法律的权威。

(2) 加强自身建设。司法腐败及司法改革滞后是我国传媒介入司法的社会背景和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 对法院工作的某些不理解甚至反感是由于司法部门工作的长期缺陷所造成的。此外媒体的越权报道和虚假报道也是造成现在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倍受质疑的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惟有从司法机关自身做起,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 “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严厉打击司法腐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司法活动, 加快司法改革步伐, 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 减少司法公正对外界因素的依赖。

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必须重视。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缺陷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舆论监督, 将司法机关的整个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展示在公众面前。对内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内部工作, 防止“司法腐败”, 对外则给那些妄图通过金钱和权利干涉影响司法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以威慑, 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从而使司法独立真正的得以实现。只要掌握好尺度, 把握住策略, 运用好方法, 就能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注释

1[1]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2[2]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3[3]孙旭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舟共济》1999年第7期

4[4]文正邦:《宪法学教程》, 法律出版社

5[5]中国宪法第35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6[6]罗素:《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7[7]卓泽渊:《法学导轮》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8[8]程荣斌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9]中国宪法第41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篇5

李 煜

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是党的一贯主张和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立命之本，是维护法律尊严、树立法制权威的基础，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促进司法公正，是新形势下人大及其常委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充分认识司法监督的必要性，提高人大监督实效

（一）加强司法监督工作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消除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只有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公正司法，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保证依法治国稳步推进。强化人大对司法的工作的监督，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必须以维护、实现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为己任，必须成为执法为民的表率。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全社会法制观念的迅速提高，人们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一些不严格执法的违法行为深恶痛绝。人民群众渴望权力机关加大对司法监督的力度，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人大及其常委会肩负着法律赋予的重任，人民的希望，就是要求人大必须切实加强司法监督。

（二）加强司法监督工作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接受它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因此，司法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切实履行好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才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的要求。人大监督的不作为，其实质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司法监督工作是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大监督权的有效载体和形式。加强司法监督工作要从内容和手段上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增强监督的实际效果。

（三）加强司法监督工作是防止权力滥用的一种保障。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制约的权力，就容易产生腐败。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都迫切需要人大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通过监督促进司法机关及有关执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严明的司法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有力保障，也是法治社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救济措施，依法治国要求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法治社会的象征，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

人大司法监督权就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保证司法机关正确的贯彻和执行法律、法规，公正司法，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或滥用权力而依法实施监督、制约的手段。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正确运用司法监督权，切实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司法监督工作是对违法失职的司法行为或受侵害的公民进行补救的有效措施。司法机关的工作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独立性。宪法和法律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时效性。各类案件在处理程序上都有严格的法定时限。法律这样规定有助于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司法部门在执法活动中难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而出现执法不公、越权办案、违反程序办事的现象，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司法监督一方面可以促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可督促司法机关对造成损害的公民予以及时补救。

（五）加强司法监督工作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人大代表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机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司法机关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才能牢牢把握和行使好人民所赋予的司法权，才能做到公正执法，才能真正把对法律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把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与保护当事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现状

（一）人大司法监督的方式滞后。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有开展执法检查、述职评议、审议司法工作报告等多种形式，但是诸多形式与效果没有取得实质上的一致，司法监督工作中存在“五多五少”，即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程序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一次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工作监督多，法律监督少；常规性监督多，新问题监督少等。一些监督工作带有行政痕迹，缺乏严格程序意识，对发现的问题，缺乏应有的解决手段等等，导致司法监督的效果不理想。

（二）人大对司法监督缺乏专业性支持，监督力量薄弱。司法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极强的工作，人大要对其进行监督，尤其是还要涉法信访案件，分析原因，寻找司法体制和司法政策上的薄弱点，这就要求监督者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政治资历，这样才能监督得准、监督得下、监督得成。但实践中，有的地方人大法律专业人员相对较欠缺，即便有，司法实践经验也不够丰富或政治资历不够，缺乏监督心理优势，思想顾虑较多，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

（三）部分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局限于解决具体个案。有些地方的人大将司法监督等同于个案监督，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调查案件的情节、证据，监督的终结点也仅限于案件是否改判，如何改判。这种做法有时的确使得一些错案得到了纠正，但隐藏在错案后面深层次的根因却没有人去分析总结，甚至有时制度上的薄弱环节反而因为个案监督带来的暂时震慑性而被掩盖，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解决，司法公正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四）某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以司法独立原则抵制人大监督。人大司法监督目的是借助涉法信访案件发现司法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司法机制的完善和法官、检察官素质的提高。该目的决定了人大在进行司法监督时，仍是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前提，而不是超越现有司法体制，成为法院之上的“法院”。由于其不太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地位、性质、作用及职权，因而对人大的司法监督产生一些错误认识，认为人大的司法监督是对司法权独立的干涉；认为接受监督是“一把手”的事，与一般办案人员无关，对人大的监督有抵触情绪，从而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加强人大司法监督的几点思考

（一）人大监督要从个案监督上升到司法监督。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工作，纠正个案，确实能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问题是，如果制度不好，法官、检察官素质不高，就会有永远纠正不完的错案，人大的工作也陷入了繁杂具体的案件中。因此，准确而言，人大的司法监督不是对个案进行监督，而是对司法运行整体状态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就是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和对司法制度的监督。一是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即监督法官、检察官的品行和法律素养是否良好，是否有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等与法官、检察官职务相违背的行为。中国现有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工作人员尤其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司法腐败的根因更多的不是在于没有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而是在于有的司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和法律良知，司法公正受到许多法律以外人为因素的干扰。人大进行司法监督，就是要把监督事和监督人统一起来，人大对司法公正的认可最终要体现在对法官、检察官个人价值的认可上。二是对制度的监督，即监督司法制度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等。当发现司法制度运行受阻，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时，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排除和改进，维护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行。例如，目前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因审理期限的起算时间规定不明确，经常造成超期审判现象。又如存在的名为合议、实为独任审判的现象等。对此类现象，人大应该督促司法机关分析原因，寻求对策，督促其予以改进。

（二）必须规范人大司法监督的工作程序。要认真贯彻实施《监督法》，进一步规范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程序。当前，要规范人大司法监督程序，关键就是要明确人大信访工作、人大个案监督和人大司法监督的界限。信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监督，只是群众和受理申诉部门之间的沟通平台，是人大进行司法监督的信息来源，信访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调查权，因此在案件处理上，应不涉及对案件的评判，其处理的限度应以转相关单位阅处，只能按一般信访件进行处理。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作为司法机关的专业对口联系部门，有其专业优势，由其承担调查的职责是合适的，可以针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由司法机关根据该建议进行自我评判，决定案件是否需要再审或改正。针对案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对司法程序是否顺畅运行、司法权力是否在法律框架中得到正确有效的运行，司法人员是否公正廉明等问题提出意见，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司法管理制度。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大司法监督的最高层级，要专注于对司法人员和司法制度的评判，人大任何一个监督意见、建议、决定的产生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按程序进行，这样既可解决人大在司法监督中存在的随意性问题，同时也避免了司法机关对人大监督程序合法性、正当性的质疑。

（三）进一步完善人大专门监督机构与“两院”联系的相关制度。一是要确保人大对“两院”审判、检察活动的充分知情权，在充分掌握“两院”活动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行使监督权，对合法行为予以支持，对违法行为予以监督纠正，从而实现监督与支持的有机统一。要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司法文件审查备案、人大列席有关会议等一系列制度。二是要督促“两院”建立健全相应的责任追究制、目标责任制，实现奖惩有制、奖罚分明，并督促落实。三是人大对“两院”的活动信息要进行归纳、分析，对带倾向性的问题要出具监督意见书，及时督促整改。

（四）提高监督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司法实践经验。督人者必先自明，尤其对专业性、程序性、实践性都极强的司法工作进行监督，监督者必须熟知法律，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才能从纷繁复杂的案件中，发现司法运行的问题，实现人大司法监督的目的，这就对监督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一是要自强素质，人大内务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同时要不断的加强政治理论和新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二是要加强人大工作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岗位交流，经过司法实践和工作熏陶，提高司法监督人员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通过换位思考，也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人大意识，有助于人大司法监督的开展；三是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加强人大司法监督的专业性，要通过聘请知名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组成专家咨询小组，通过审查批准一批具有相应专业特长的公民担任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五）人大监督要与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检察院法律监督、党政纪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对权力的监督是一个深奥的课题，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单凭人大一己之力，无法满足对权力监督的需要，人大监督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无法对司法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行为都及时监督到位，关键是要形成一种监督的氛围，让司法权在运行过程中有所忌惮，不超越法律的框架。要形成这种监督氛围，人大监督必须和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检察院法律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的纪律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互相结合，特别要注重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和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来达到人大司法监督的目的，只有将这些监督方式综合加以运用，从各自的特点出发，进行优势互补，形成整体监督合力，才能布下监督法网，让权力得以合法运用，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进程。

浅析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篇6

关键词：舆论监督 司法公正 冲突 法治化

一、舆论监督及其现状分析

（一）舆论监督的含义及特征

所谓舆论监督是指一定社会群体（公众）依据根植于其内心的信仰和道德标准，自发借助于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性，以公开的方式就某一社会现象所作出的普遍一致性评价。

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加强对国家的司法权力及其运行进行监督的重要措施和途径，一般有以下特点：

1、主体的广泛性。监督主体为相当多数的社会成员，本质上是公众的监督，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2、客体的特定性。舆论监督的对象是特定性的，仅限于公共事件范围，通常针对某一特定公共事件。

3、表现形式的公开性，即它表现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的公开的、一致的看法或意见[1]。

（二）舆论监督司法的现状

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的第九条规定，当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一）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五）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规定》的公布，并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欢迎和更多信赖，反倒引来许多疑虑。媒体和公众对该规定争议的焦点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尽管法律的原则是清楚的，法律的规定在字面上也是明确的，但如何在法律上界定新闻自由，如何妥当地处理实际案件，仍有很多值得思考、辩论、阐述和论证的地方[2]。

当前国内媒体等舆论监督活动突出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1、单一个案通过媒体报道往往轰动一时。现代信息传播的自由性和便捷性，使公众对有关舆情信息所涉及社会问题的讨论的意愿更加强烈，表达渠道更加通畅，传播速度也更快。比如，2009年，以“躲猫猫”事件为肇始，网络频频爆出在一些监狱、看守所发生的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

2、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利益化。媒体大都以市场为导向，普遍意义上来讲，报道一些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热点社会问题，往往意味着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众多媒体不惜以一切手段吸引公众“眼球”、增加卖点，导致偏激舆论的产生。而偏激的舆论又会产生舆论审判司法的现象，影响司法独立，危害社会稳定，损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权威和民众的法律信仰。

3、主流媒体监督力度不够。虽然我国允许私人媒体设立经营，私人媒体在舆论监督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真正具有强大的思想感召力、全面引导公众舆论的主流媒体仍被严格控制在国有层面。主流媒体的监督范围仅限于中下层司法机关，对于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报道，则是必须经过领导审查，严格把关的。此可见，我国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力是远远不够的，而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的“媒体审判”“严重干涉司法独立”。

4、媒体与司法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从司法实践看，当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面对强权高官，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能实现自己诉求的情况下，当事人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影响大、效率高的媒体来表达诉求，以争取社会舆论同情的方式试图左右法院的判决。然而，如果公众普遍对媒体抱有殷实的厚望和极大的期待，而对司法持怀疑态度，那么势必会影响司法的权威地位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3]。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消极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舆论监督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制约及运用不当，出现了干扰司法甚至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道德评判有失公正影响司法审判。舆论监督对具体案件往往以道德的标准来进行评判，而司法审判则要求司法人员以法律的标准来进行审判，二者评判标准不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共识。新闻媒体经常运用道德标准来评判某一热点案件，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正确的处理之前，盲目地进行有主观倾向性的失真报道。当媒介体过度介入尚处于审理程序中的案件时，司法人员难以避免会受到新闻舆论的影响，从而最终会影响司法公正的施行。

2、媒体素质参差不齐侵害司法权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很多媒体往往对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案件迅速介入、密切关注和连续报道，甚至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不恰当地进行一些带有个人倾向性评价的报道，过度渲染和激发公众的情绪。不仅影响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且无益于全社会达成法治共识[4]。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影响

1、舆论监督有利于促使司法过程的公开和透明。[5]媒体通过对司法机关查办的具体案件进行连续追踪报道，为普通大众评论司法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更多民众间接参与到了司法审判过程中，从而形成了有效的监督作用，大大降低了司法专断的可能性，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构建和谐社会。

2、舆论监督有利于监督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职务行为。舆论监督具有传播快、来源广、影响面宽、公开性强等特点，是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可比拟的[6]。在它的有效监督下，将促使司法人员更加严格地加强自我约束，谨言慎行，廉洁执法，文明办案。

3、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审判的公正高效[6]。媒体的适时介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各种不良因素的干扰，保证弱势群体得到法律保护。在媒体和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司法人员能认真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规定，依法做出公正裁判。比如近几年的广州许霆案、北京李丽云案、湖北邓玉娇案、云南躲猫猫案及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因网民、网络媒体、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广泛介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促使这些案件的审理和处理过程相对透明，有效地促进了审判的公正和高效。

4、舆论监督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首家披露了孙志刚死亡的情况。当天上午就被新浪网等网站转载,随后,其他传统媒体跟进了此案的報道。一时间孙志刚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开始从孙志刚案反思整个国家的收容制度。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国各地的收容所纷纷摘牌,旧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渐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

5、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法制教育的完善。舆论监督所反映的大多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和现象，在曝光和披露过程中公众学习到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增强了法治社会中人的主体观念、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对普及法律知识和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规制和均衡

随着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我们也需要对之加以正确引导，加强对舆论监督的规范和引导，以期更好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一）立法机关应该进一步完善新闻立法。

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和完善舆论监督的预防、惩罚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明确限定新闻媒体的采访范围，以有效地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合理规避冲突：

①根据《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的规定，法官为保持其中立公正的形象，可以允许其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②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影响社会稳定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公开的案件，都不应列入舆论监督范围；

③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评论仍处于诉讼中的案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新闻媒体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但是对案情发表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違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应当发表任何评论，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否则，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对不良后果的救济。

2、严格限制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如：

①臆想性报道。媒体应当根据事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案件的调查状况和自己客观的调查据实报道，不得混淆是非，混乱视听；

②有损司法人员人格的言论。媒体可以监督法官超越职务或者职务以外的行为，但不得随意评论司法人员的其他合法行为。

3、建立特殊监督渠道。

①法院应建立一条专门接受舆论监督的特殊监管渠道，使媒体可通过情况反映、建议书等形式，向法院了解司法活动的内容和反映存在的问题。最终由法院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调查、处理结果告知媒体和公众；

②建立法院新闻发布制度。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法院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通过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7]；

③法院应依法公开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以供新闻媒体采访人员自由查阅；

④法院还应当提供法官违纪违法情况，以便新闻媒体正确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4、涉及司法问题的报道须专业化。鉴于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媒体失实报道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素养，因而可令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媒体聘请一些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的人才正确报道审判活动。

5、实施不当监督处罚措施。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但是如果报道失实，媒体应根据其情节和轻重程度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二）司法机关应该进一步公开审判程序。法院判决的权威来自判决本身的合法性、公正性，而不是来自专横和独断。司法机关追求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和确保司法公正，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这与舆论对司法监督的目的是完全一致，毫不冲突的。人民法院应该继续主动提供审判工作、法院改革和队伍建设的资源，支持新闻界对司法机关的舆论监督。相信一个公开公平的审判程序会对民众的认知产生正面的引导作用，会消除群众的误解，消除人们对司法不公的担忧。

（三）媒体应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应注意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和隐私保护，不得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不得分渲染炒作，加强职业伦理建设和行业自律[8]。

（四）民众应该提高媒介素质。普通民众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理性地看待社会事件，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不迷信媒体，不人云亦云，不对舆情推波助澜。

参考文献：

[1]吴钰瑢.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初探[J].人民论坛，2010,（26）.

[2]万润龙. 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J].文汇报，2009.12.

[3]侯键.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J].中国法学,2003,(01).

[4]柯葛壮.舆论监督与司法权威[J].政治与法律,2004,(05).

[5]王雄，新闻舆论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2.

[6]甘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J].法律适用,2005(01).

[7]孙奇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谈新闻媒体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正确监督[J/OL].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 篇7

沈阳嘉阳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涌, 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 由死缓改为死刑。山西籍的打工青年许霆因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错, 提取了不属于自己的17万余元一案, 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类似上述的案例不胜枚举。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新闻媒体对于案件审理的最终结果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的甚至直接左右了案件的审判。但是,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所依据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 这种道德标准和司法审判活动所应当依据的法律准绳并不总是完全契合的。

二、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一) 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新闻监督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当今社会, 新闻媒体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当人或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 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 (马克思语) , 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 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质。要实现司法公正, 一方面固然需要推进司法改革,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而舆论监督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监督。可见, 舆论监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需要, 两者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的价值具有一致性。

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都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

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都追求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二) 司法公正对新闻监督的排斥

在我国, 看重“媒体审判”导致司法公正减损的积习甚深。具体来说, 我国媒体监督司法存在以下问题: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新闻监督极易导致负面影响。新闻监督存在政治化和道德化危险。新闻监督往往多是批评报道。媒体有时为达到舆论批评的目的, 报道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或在事实、适用法律上有争议的案件, 并在报道中带有倾向性评论, 容易造成公众的误解, 或多或少降低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

三、国外平衡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有益启示

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对新闻媒体的行为进行规范。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制定专门的新闻法, 如法国、意大利、瑞士、希腊、丹麦等国都有新闻法;另一种是虽未制定专门的新闻法, 但有散见于宪法和各种法律中的条文可资援引, 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

如在美国, 对于法官、检察官、警官如何处理与公众和媒体的关系作了专门规定。美国联邦司法部也有专门关于“媒体关系”的政策宣言, 内容包括制定的目的、必须平衡的利益、保密的需要、新闻自由和审判公开的需要、一般责任、新闻发言人的指定和责任、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中可以公开的信息和不予透露的信息、协助新闻媒体等, 非常广泛和具体, 使全国的司法机关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 有章可循, 职责明确。总的原则是要求检察官在透露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时, 要实现公众知情权、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和政府能够有效执法和司法这三者间的平衡。这些同样是我国在正确处理大众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时值得借鉴的做法。

四、关于平衡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思考与建议

(一) 允许新闻监督, 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 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并对公共权力行使者进行监督的职能。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进入新闻媒体视野。媒体介入司法活动也是司法部门了解社情民意的有效渠道。有些案件, 通过媒体监督, 可以在社会上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引起更大社会效应, 从而改善法院的司法环境。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更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的监督, 不应将司法审判人为地神秘化, 形成黑箱和灰色区域。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根据公开审判的原则, 法院的审判过程和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除了法律规定的以外) , 也就意味着对新闻传媒公开, 即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因此, 允许新闻监督, 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必然, 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必然。

(二) 加强新闻道德自律。

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其真实性, 即报道的客观性。司法部门应当与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 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明确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媒体曝光并查明属实的, 及时纠改、答复媒体;曝光失实的, 主动交涉, 澄清事实, 指出错误, 要求补救, 挽回影响;对故意歪曲事实, 恶意损害司法权威的, 应不遮不掩, 义正词严。新闻媒体自身也应积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通过道德自律实现正当监督, 从根本上保障自身利益的长足发展。

(三) 健全新闻监督制度。

浅谈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篇8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 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 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这三大公民权利而派生的一种监督行为, 在实践中通过媒介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也是落实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的体现。

舆论监督作为制约司法的手段之一具有其独特的特征,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众所周知, 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 其受众具有很高程度的广泛性和公开性, 新闻媒体能够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所接触到。其次, 舆论监督具有其独特的引导性, 它能够直接反应民意, 并且监督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评价。再次, 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虽然舆论监督能够反应民众所想与所求, 但是在现阶段, 舆论监督受利益与道德等因素的驱使, 而对社会各方面, 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舆论监督具有如上的几个特点, 导致了它对于司法公正的两方面影响, 首先是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 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 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冲突, 因此司法机关责任重大, 能否做到公正司法,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的舆论监督形式, 其对于司法公正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舆论监督使司法权的运作趋于透明、公开, 促使其沿着法制的轨道正常运行, 使司法公正真正得以实现。同时, 舆论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社会中,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 要防止这种行为, 就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实践证明, 仅仅靠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职能机构相互制约和监督还不足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因而有人将新闻舆论的影响推向监督层面, 并比之为“第四权力”。新闻自由的一项有效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 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并对公众权力实施者进行监督。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所当然应能纳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内, 并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舆论监督不仅在程序上可以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 而且可以在实体上防止裁判不公, 成为防止司法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当代社会, 舆论监督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 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公民旁听, 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 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 其司法运作过程与结果, 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 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公允和翔实报道, 将法庭与社会连结起来, 进而使司法活动置于大众监督之下, 避免了“暗箱操作”, 以公开促公平, 以公平保公正。舆论监督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在司法程序中, 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 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身份出现的, 他常常被与社会隔离开来, 要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心声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新闻媒体以社会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司法活动, 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的保证。由此可见, 就从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 媒体监督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 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舆论监督虽然对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新闻舆论监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舆论监督得当, 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 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必须有权威性,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权威可言, 那么司法公正将不可能实现。新闻媒体往往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 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 而不适当进行正面的报道, 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大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最终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第二, 新闻舆论监督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 新闻媒体经常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 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三, 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我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 具有不平衡性, 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第四, 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新闻媒体通常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 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 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 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 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 而将法律问题隐蔽化, 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从而造成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 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应立足国情, 找到二者作用的平衡点。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 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传媒同时要追求经济利益, 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也要受到监督, 任何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 一旦没有监督, 就可能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首先, 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起码的权威性, 那么司法公正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新闻媒体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 避免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其次, 要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程序的时间是否恰当, 直接关系到审判机关的公正审判, 因此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保障。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 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 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 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 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 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再次, 新闻媒体不能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新闻舆论监督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媒介审判是指媒体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判决之时, 以自己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对案件进行评判, 作出有倾向性的报道。媒介审判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而且可能会引导公众对案件进行错误的认识, 进而影响司法的判决, 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在案件的审判结束之前所作的倾向性报道不仅是越权的, 而且是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的。因此, 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媒体的行为, 避免其滥用监督权, 进行“媒介审判”。

在对舆论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 我们应该适时改革司法, 避免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 减少司法工作人员对外界的依赖。我国处于法制建设的初期阶段, 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还不够高, 他们在审判的时候, 由于专业素质不高, 以致于其底气不足, 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 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 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因此,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 自觉抵制外界对审判工作的不良影响, 真正做到依法审判, 维护司法公正。与此同时, 我们要同步构建起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现代社会既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 又要保证司法公正, 要兼顾二者, 那就要加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交流, 这就需要构建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司法机关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 司法机关应该通报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进展以及可报道的程度、范围等等, 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又可以防止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 以便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当今社会实现公正的两大重要手段, 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弱化、避免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二者博弈中寻求和谐共处、基本平衡与良性互动, 才能更好地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维护司法公正, 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

摘要：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公正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能否运用新闻媒体等监督工具对司法公正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是国内司法界与新闻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对民意有重要引导作用的新闻媒体应当与司法公正达到平衡, 而不应受太多的道德等其他因素影响。新闻等舆论应该客观地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以尊重司法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影响,平衡

参考文献

[1]、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J].中外法学, 2000 (1) .

[2]、康为民周泽.“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3) .

[3]、传媒与司法[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4]、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A].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C].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9

网络条件下舆论形成的特点

当前网络条件下舆论监督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未呈现加剧的趋势。这是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让普通百姓“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 进而也让普通百姓获得了更多“参政议政”权。在网络世界中, 没有谁是权威,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 这使得传统媒体条件下信息的把关者不复存在, 民意表达更加直接、畅通和高效。通常情况下, 一个事件在网络上被曝光之后, 网民的热烈讨论引发主流媒体的关注, 由于主流媒体的介入从而又促成了在网络上形成更大的民意, 这种网络条件下的舆论形成得非常迅速且带有极强的情绪感染。网络条件下普通公民参与舆论监督的比例提高了, 网络的多媒体融合、多信道特征使监督批评获得了充分的信息;网络把问题“聚焦”、“放大”, 有利于凸显问题;加之网民的数量优势使批评意见很容易从分散到聚合, 并上升为民意, 因而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效果比传统媒体更强, 也因此引发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更为剧烈的矛盾冲突。

网络条件下形成的舆论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即网民为了某种相同或类似的目的, 自发地、无组织地利用网络大规模地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的信息, 制造舆论、发泄不满或发表评论, 以达到轰动效应或实现某一诉求。与此同时, 对于网络舆论的参与者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和监督, 而一般大众对某一事物的评判也往往凭借他人提供的信息或材料, 这时候, 激愤的情绪往往淹没了理性的思考, 道德的判断往往代替了法律的分析, 惩罚的愿望往往压倒正当程序的要求。

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发生了改变。传统媒体条件下, 议程设置是自上而下,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却出现了明显的由下向上的特点。网民自发组织起来在网络上将其中一些事件设置成“议程”, 从而引发社会公众和主流媒体的关注。

可以说网络条件下, 任何消极的、不负责任的、难以体现政府公信的东西都逃避不了公众舆论的监督与过滤。但是, 舆论监督毕竟只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权力, 在现代社会中, 舆论体现着民主的力量, 而司法在法治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舆论监督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还需要司法的强制力来加以维护。正是由于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形成有了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特点, 舆论监督与司法的互动才出现了新局面。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

舆论监督说到底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传统媒介条件下, 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 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 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 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 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因此司法追求的公正与传媒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合法性根据, 很难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网络媒体条件下, 舆论监督的范围和力度都有所扩大。信息传播出现自下而上的现象, 传统意义上的消息封锁不再可行。有学者指出, 作为社会主流信息的提供者, 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信源开放度不高;二是信道畅通度不高;三是信息的保真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舆论监督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网络舆论的力量使得司法过程公开透明度大大增强, 司法权力机关在处理任何一个案件时都更加小心谨慎秉公处理, 以免引发舆论风波, 对司法的公正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正常的程序来说, 舆论最终只能通过影响权力机关的决策才能实现对司法的影响。就目前的情况看, 在有些事件的网络舆论中, 尽管某些网络言论的观点是客观的、真实的, 对事件的发展、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更多的是情绪化的、偏激的, 这使得传统媒体条件下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仍然存在并有扩大的倾向。网络条件下的舆论传播, 参与传播的个体都是以一种虚拟的身份出现的, 这就使得随意使用定性词汇, 以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 从而给审理案件的相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造成极大的压力, 形成更为强大的“媒体审判”。

此外, 对网络的舆论信息进行把关的人通常是“网络论坛中的版主、BBS社区中的站长、聊天室中的网管, 实际上是网络环境中有别于普通网民的特权人” (2) , 而传统媒体条件下的把关是一个系列的过程, 在网络条件下这种把关很可能演变成为个人的行为, 那么由谁来监督这些把关人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 互联网本来就是为公众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话语平台, 舆论监督依靠的就是民意, 民意表达受阻, 对司法的监督自然也就会有问题。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如何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两种基本权利, 二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 本来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二者之间之所以产生冲突, 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从舆论监督方面来看, 重要的是进行合理的引导, 这种引导应是软性的、科学的和适当的。在网络媒体条件下, 可以在门户网站引导舆论向理性的方向发展, 及时展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 同时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从司法机关方面来看, 网络舆论所反映的民情民意已是司法工作中不可回避的内容。虽然舆论形成与作用过程有了新的变化, 但只要司法工作真正将公平、公正、公开落到了实处, 让公众看个清楚, 公众没有疑问自然没有猜测, 没有猜测就能避免许多问题。所以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矛盾的解决, 归根到底还在司法这里。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并不彻底,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地方各级人大、党委、政府管理着法院的人、财、物, 往往习惯于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施加影响, 一些案件得不到公正处理, 与其说是因为舆论监督不够, 不如说是因为司法机关独立性不够。正如美国大法官Frankfufter所说:“表达自由在价值上并不具有压倒公平审判的重要性。法院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堡垒, 为了在审判中不陷入原始情感的冲动和压力的沼泽中, 它应该获得各种保障以便审判过程不偏离合理的轨道。”要解决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 归根结底, 最根本的办法要放在改进、完善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 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因此, 在我国法治建设并不完备的当下, 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似乎更为重要。

如今,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虽然已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 但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 还需要行政和司法机关营造“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的良好氛围, 从根本上说, 唯有从制度上真正落实司法独立, 舆论与司法的彼此信任和尊重才会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 如何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 舆论监督则担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

结语

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 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 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 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 协助实现这种公正。正如李尚公先生所言:“真正独立的司法根本不担心传媒的干扰, 正像它不担心社会势力的干扰一样;真正自由的传媒也不会损害司法独立, 因为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的——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 只有‘唯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鉴于我们的司法和传媒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双方应该互相支持:司法要维护传媒自由, 传媒也应该帮助司法摆脱一些羁绊。” (3) 诚然,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显示出了传统媒介条件下不具有的优势, 相信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 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将更趋于理性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王颖、王军:《浅析互联网信息时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以“杭州飙车肇事案”为例》,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 id=6215

[2].陈力丹:《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http://www.xici.net/b181916/d8449486.htm

[3].郑曙光:《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价值取向》, http://www.xzlawyer.cn/news/show.asp id=2007

[4].侯键:《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 id=37004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 篇10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冲突,平衡对策

1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舆论监督得当, 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 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有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媒体人员往往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 这就导致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甚至有些新闻媒体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 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 而不适当地进行一些带有个人倾向性评价的报道, 影响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最终影响了司法公正。2006年4月3日上午, 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桑园子村阳洼沟垃圾场内发现一个装有尸体两前臂的包装袋。《兰州晨报》两名记者在未经细致调查、未向公安机关核实的情况下, 捕风捉影, 主观臆断, 采写报道了《残绝人寰——垃圾场惊现儿童残肢》。报道称:当日上午10时许, 兰州市城关区阳洼沟垃圾场工作人员从一个白色塑料袋发现了两条胳膊及部分碎肉、骨头等, 塑料袋内还有生姜、朝天椒等调料。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办案人员从现场分析, 认为是一起杀人碎尸案, 小孩被杀后肢解煮熟, 被害人年龄在5-8岁之间。该报道发表后, 搜狐、网易、新浪等30余家境内媒体、网站迅速转载, 特别是“法轮功”某网站也转载了这一新闻并置于头版头条。同时, 此篇报道还引发了网民的大量评论, 其中多数是针对公安机关的负面评价, 部分网民联系“甘肃骷髅事件”和“时任意大利总理指责我国用婴儿尸体作肥料”等负面报道, 发表过激言论, 败坏中国政府形象的事件。

1.2 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冲突

由于新闻舆论监督往往对具体案件进行道德评价, 以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 而司法审判则是要求司法人员以法律的标准来进行审判, 即进行法律评价。在现实生活中, 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 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 以舆论的压力来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对于某一案件, 新闻媒体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做出处理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1.3 司法与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定位不同

媒体的任务是在第一时间内尽可能准确地将正在发生的, 或者刚刚发生或是将要发生或是刚刚被发现的事情告诉给公众;而司法的本质特征则是滞后的、被动的, 是在对既存的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 对过去所发生事实的一种法律上的认定, 有着严格的程序性、极高的确定性与权威性, 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变更。有的媒体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 经常在法院尚未做出判决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 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1.4 司法人员与媒体记者素质高低不同

毋庸讳言, 当前无论司法人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在政治素质、职业操守、法律知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再加上人的天性有一种渴望占上风的本能, 媒体与司法作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体系, 总是本能地希望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强势, 这就导致这两个体系的从业人员也总本能地希望自己认为正确的意志能为对方所接受, 从而引起媒体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 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1.5 司法人员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不强

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 某些司法人员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在很多司法人员心目中至今还仅是将媒体监督定性在正面报道司法工作或案件的层面上, 媒体在他们看来应该是司法的宣传堡垒, 是树立司法正面形象的阵地;而忽略了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者”和“公证员”身份。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导致有的司法人员对新闻记者的采访要求一概拒绝, 有的对媒体采访横加阻拦, 使得媒体报道与监督面过窄, 深度报道与监督得不到实现。

2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策略

在现代法制国家,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 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 媒体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给司法公正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从而妨碍或破坏了司法公正。在此, 笔者提出一些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策略:

2.1 实施新闻立法, 规范新闻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 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 监督完善新闻立法, 规范舆论监督行为, 要尽快制定《新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构建媒介与法院有关的合理法律框架。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 要特别注意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要坚持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 从客观的角度, 以还原事实真相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仅对事实上的客观性的事件本身经过进行描述, 对其是非曲直不进行任何评判。当前,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⑴规范媒体调查、报道案件的程序规则。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 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 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 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 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 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对此, 我国可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 通过立法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推迟媒体报道时间的权力, 来适当限制媒体的报道时间, 对理论性的报道应尽量在生效判决做出之后面世, 对调查性报道则力求采用第一手资料, 争取做到报道与评论分开, 防止媒体过早地介入司法程序, 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因此媒介介入案件应牢固树立“立结案”意识, 按照相关规定, 对有关新闻事实进行报道。

⑵提高记者的素质, 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从司法实践来看, 新闻舆论监督干扰司法,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专门负责法制新闻的记者都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有时记者为了追逐新闻不顾司法活动的规律, 或者单纯以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 这些都可能引导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 最终影响司法公正。因此, 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 是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重要的措施之一。另外, 媒体应加强自律, 本着职业道德与良心对司法进行监督, 对司法过程中违法违纪行为的批评要准确。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应明确自己的目的, 注意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和隐私保护, 不过分渲染炒作, 不侵犯其他监督对象的合法权利。

⑶建立特殊的监督渠道。舆论监督的方式应多种多样, 不能仅局限于批评报道。司法机关应建立一条专门接受舆论监督的“绿色通道”, 记者可通过情况反映、内部反映、建议书等形式, 向司法机关反映存在的问题, 由司法机关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调查、处理结果告知记者。记者可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公之于众。如记者对司法机关调查和处理结果存在异议, 可在文责自负的情况下将自己调查的客观事实公之于众。

⑷建立不当监督处罚机制。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 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 但如果报道失误、失实, 媒体应承担有关责任。鉴于我国新闻监督责任不明的情况, 建议在新闻监督立法时, 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 对新闻媒体滥用自由权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 确立“藐视法庭罪”和“诽谤罪”两项法律制度。

2.2 改革司法, 加强司法机关与媒体的协调配合

⑴司法机关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舆论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干扰, 固然有记者滥用监督权的原因, 但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司法审判活动中, 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 在司法的过程中易受外界的影响, 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 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 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另一方面, 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的监督, 不应将司法活动人为的神秘化, 形成黑箱和灰色区域。因此,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 自觉抵制外界对司法工作的不良影响,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⑵司法机关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及时将群众关心的案件情况公之于众。司法机关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 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 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 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又可以防止公众的猜疑和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 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据笔者所知, 目前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已探索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是由于制度不够健全, 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 还没有切实发挥出该制度的优势。

⑶司法机关要“主动出击”, 发起“宣传功势”利导媒体监督。当前, 很多学者提出司法机关应该主动出击, 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方式, 在司法机关设立专门的部门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 及时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 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现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 从司法机关刊登的宣传文章来看, 效果是比较好的, 对“走出去”的战略在各地各级司法机关已达成共识。笔者认为, 这是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主动出击”的最好例证, 不仅可以满足新闻媒体报道的需求, 而且可以达到普法和宣传司法工作的效果, 加强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信任。

⑷推广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与法制报道记者之间“挂职锻炼, 进行资源共享。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最大限度促进司法公正。通过“挂职锻炼”让司法工作者对新闻媒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了解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及特点, 加强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联系。促进司法成果的宣传, 达到普法和宣传司法工作的效果的统一, 加强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信任。通过“挂职锻炼”还应落实在日常的工作中去, 落实在日常的制度中去, 形成良好的日常机制, 通过机制的形成来促进工作的完成。

综上所述, 从我国实行司法改革的过程来看,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经历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 在演进中寻求平衡, 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一方面新闻媒体增强对司法活动的关注和报道体现了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 并进而体现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可以起到促进司法改革、减少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大量的新闻报道、偏颇的公众舆论以及社会舆论的过于关注可能引起党政部门对司法机关对社会热点案件的处理加以干涉, 从而妨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动摇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因此, 在这种新形势下, 既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又要避免大众传媒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要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 又要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司法的权威, 这是法学界和新闻界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王新生.《市民社会论》[M].广西人民出版.

[2]王雄.《新闻舆论研究》[M].新华出版社.

[3]陈力丹.《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J/0L].中华传媒网.

[4]胡智锋, 尹力, 等, 著.《电视法制节目特质、创作与开发》[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5]孙奇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谈新闻媒体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正确监督》[J/OL].

[6]甘朝端, 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一期.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论文 篇11

一、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关系现状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的意见形态表达对社会的看法, 传媒舆论监督则是以新闻报道为传播方式, 通过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社会事态中的偏差行为进行披露、建议乃至批评的倾向性传播活动, 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 从而达到监督的目的。司法是指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职权、打击犯罪、化解纠纷, 进行各项司法活动的总称。从广义上来说, 司法包括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活动以及法院的审判活动。而狭义的司法则仅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司法审判因其以事实为基础,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成为民众实现公平正义需求的最后一道关卡。

近些年, 不少凸显传媒与司法关系的事件出现在公众视野, 《南方周末》于2011年评选出的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中, “药家鑫父状告张显名誉侵权案”、“李昌奎故意杀人案”、“肇事司机涉嫌过失致‘小悦悦’死亡案”三起诉讼从事件发生直至司法审判结束, 始终是吸引传媒舆论监督的焦点。在案件的诉讼过程中, 由于传媒的介入, 增强了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为社会公众知晓、评说司法工作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然而, 传媒在追求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对“度”的把握不足, 无法正确引导舆论, 往往矫枉过正, 致使“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当的评论和报道冲击司法独立的同时, 传媒对个别司法人员的行为进行否定的评价, 极大地影响了司法的权威, 从而破坏了公众对司法机关整体形象的认知。由此可见, 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之间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也不难发现, 媒体从总体上来看处于二者冲突的主动一方, 其强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审判活动。

二、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之间博弈“囧”态的表现

“博弈”是指在多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互相作用时, 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 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囧”, 属于生僻汉字, 同“冏”。它原为光明之意, 而后通过网络在中国迅速为人们所认识并流行, 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尴尬”之意。笔者喻“博弈囧态”于现今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之间关系的尴尬状态。

1. 以“民意”为名的传媒舆论监督严重影响司法独立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的法庭辩护中, 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 是社会的捍卫者, 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 是无处不在的耳目, 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深刻阐明了媒介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集中体现和公众的代言人, 被赋予了监督社会的权利和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责。舆论反映、表达民意, 传媒通过舆论监督引导舆论、调控舆论, 但舆论与民意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传媒舆论监督也不能“裹挟民意”影响司法独立, 司法也应当努力学会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与舆论中看到真正的民意。

2011年6月7日,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因着“军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流言, 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真相尚未清楚明了之前, 受害方代理人张显首先现身网络, 言辞中暗示药家鑫案中当事人的家庭背景导致此案也许有黑幕, 这个“莫须有”的黑幕激起民众愤怒, 媒体、网络一片喊打喊杀之声。面对药家鑫案的始末, 有观点认为, “媒体审判了药家鑫案, 舆论杀死了药家鑫”, 这一观点必然过于偏激, 即使没有传媒的介入, 没有舆论的干扰, 相信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 药家鑫依然难免死刑判决。但不得不承认, 传媒舆论监督过度地介入与报道, 使自身成为民众宣泄愤怒情绪的途径, 对当事人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报道, 不但干扰了司法独立, 传媒舆论监督也失去了真实客观, 应当引起传媒与司法两界, 社会各界以及广大民众的反省与深思。传媒舆论监督作为公众的力量, 既不能被民意挟持, 也不能借民意之名影响司法的独立与权威。

2.“法律正义”遭遇“道德正义”进退维谷

在2009年5月至2011年9月, 云南省李昌奎故意杀人案从一审死刑, 二审死缓, 而后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最高法院决定由云南高院重审。案件一波三折, 从死缓到终审死刑的判决结果更引发了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在该案中, 法律理性与道德常识出现了矛盾甚至对立, 云南省高院试图以李昌奎案树立死刑判决“少杀慎杀”原则的典型案例, 它与传统的“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观念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和冲突, 以至“标杆”没有树成, 却导致云南省高院置身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事实上, 李昌奎案、药家鑫案在舆论形成的“道德法庭”就已经有了判决结果。

司法审判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性化、专业化和程序化的判断推理过程, 这一过程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尽可能的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 排除感情因素以及外界的干扰和介入。这不仅需要减少公众舆论对司法机关的质疑, 也依赖于司法机关对自身中立位置和公平正义的坚持。然而, 当司法的“法律正义”遭遇传媒的“道德正义”, 司法依然是进退维谷, 难以抉择。这不得不归因于, 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之间的博弈“囧”态, 原本在本质上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有着高度一致价值追求的二者, 却在公众情感、道德信仰与法律规则之间无法找到平衡点, 必然无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从而使得传媒舆论监督走入“媒体审判”的畸形化怪圈儿, 同时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3. 传媒对热点事件的过度“围观式”舆论监督

随着近些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普及, 信息传播更加顺畅, 微博的产生迎合了公众对信息的瞬时传播需求, 并在虚拟世界中构建起全新的人际互动关系, 手机媒体的发展更是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约束, 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为传媒舆论监督提供了越来越快速、便捷的信息传播手段和渠道, 展现了新媒体、新技术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能和影响力, 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信息真实性降低, 传播主观意识过强等问题, 使舆论监督面临着新的挑战。

上述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以及“小悦悦”案件, 均首先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进入公众视野, 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网络的即时传播, 尤其是在微博、手机媒体的推动下, 使一个热点事件一旦发生, 由点到面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平面媒体以报道官方发布调查结果作为事件尾声的固有模式, 更通过网民的“围观”引发对事件的热烈讨论, 推动着事件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使得似乎已经有了最终节点的事件, 再次形成舆论新的热点。以药家鑫案为例, 在其被执行死刑两个月后, 其父药庆卫状告受害方代理人张显名誉侵权。传媒对这一标志性热点案件的过度“围观式”舆论监督使得张显从最初为弱势群体发声正义之士沦为造谣者。最初的正义到最后的背道而驰也与传媒的过度“围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构建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关系

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两者间的冲突得到解决, 绝不能认为是某一方面得到胜利, 或者某一方面被击败, 而应看到整个社会都为之受益。司法审判和舆论监督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 即保障司法公正和权威, 因此, 构建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使传媒与司法在合理的张力, 发挥最有效、最公正的作用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 传媒舆论监督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认识到舆论监督这把“双刃剑”的两面性, 建立健全传媒舆论监督机制, 不断加强传媒的自律, 对司法时刻秉持着宽容的态度。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 认识到司法公正的相对性, 传媒与司法各自的角色、立场的差异性, 真实、客观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其次,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积极转变观念, 既要欢迎传媒舆论监督的正面报道和善意批评, 同样对传媒不负责任的报道和评论需要加以适度的回应。司法自身也需要不断强化专业知识与职业道德, 完善职业监督体制以确保司法的公平正义。社会各界, 尤其是传媒与司法两界理应达成这样的共识:传媒舆论监督不是司法工作进步、完善司法体制的障碍, 司法权威的建立也不依赖舆论的是非对错, 只有司法机关在司法工作进程中自觉、公开接受传媒舆论的监督, 传媒舆论监督正当行使其话语权, 二者在相互促进、砥砺的作用下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才能改变当前二者的博弈态势, 真正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切实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和完善。

摘要：近几年来, 在司法机关开展司法工作的进程中发生了诸多与传媒舆论监督出现“博弈”态势的标志性法律事件, 如西安的药家鑫案、云南的李昌奎案等均见诸报刊、网络, 引致社会各界对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二者关系的争议日趋“白热化”。这些案件从起初的沸沸扬扬到最后的尘埃落定, 都不难看到传媒舆论监督与司法博弈的“囧”态。

关键词：传媒舆论,“囧”态

参考文献

[1]、康为民, 《传媒与司法》,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年8月

[2]、王君超, 《第三只眼看传媒——媒介批评热点文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3]、田大宪, 《新闻舆论监督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