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与传媒

虚拟现实与传媒（通用6篇）

虚拟现实与传媒 篇1

编者按:“在这个星球上让我们兴奋激动的是,人们分享思想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并且在持续进展。十年前流行文本,现在主要是可视化图片,接着主要是视频。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增长,但不是结束的时候。沉浸式3D内容明显是视频后的下一个方向。”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相信沉浸式虚拟现实内容的普及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前,中国的虚拟现实(VR)无论是在技术还是艺术层面、硬件还是软件上,亦或VR的院校教育,都在快速发展。并且,除了游戏产业外,其他各行各业也已逐渐意识到VR可能给他们带来酷炫的改变,这其中,已有一批极具实力的先行者展开探索。

传媒业对时代气息的把握使之总能走在先行者的行列,国外有较多媒体,尤其是富媒体集团已经开始与VR科技公司合作,打造极富创意的传媒产品。当然,新产品的盈利模式也会是共同关心的话题。

精彩案例,本期《中国传媒科技》将为您一一解读。

虚拟现实与传媒 篇2

我国现有的电子报刊有多少？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在网上开办电子版以来至年6月，国内有273家报纸上网，占全国报纸总数的13.2％（据19统计，我国正式出版的报纸总数为2053种）。

世界上的任何新闻媒体，不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反映舆论，引导舆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过媒体来引导舆论。我国的新闻事业长期以来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传播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容。为了保证这一方针得以有效地实施，我们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和制度。而互联网具有信息极其丰富、形态多种多样、传播迅速及时、范围涉及全球，特别是具有自 由和交互等功能，分散了舆论的社会整合性。特别是年“网络门户”（Internet portal site）的提出，即未来的网络世界将由少数的网络商所控制，其控制的方式就是使自己的网站能够成为因特网的用户习惯进入的第一个站点。商业网站除了尽量设置一些类似于免费信箱之类的服务性功能极强的网页外，纷纷开始发布新闻，甚至开设了专门的时事新闻频道、网民论坛等，而这些网站的新闻源几乎全是对国内外新闻媒体网站上的新闻信息进行下载、删改和转发。由于其新闻的发布没有像传统媒体一样，经过编辑和对其真伪进行鉴别，使我们传统的以舆论引导社会的作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个带有读者论坛的网站，不负责任的消息到处都是：小到谩骂一个人，大到对国家大事的胡诌乱猜。 在某种意义上已混淆视听，严重危害到国家的利益。

浅析传媒社会责任的理想与现实 篇3

当今中国, 大众的媒体接触度越来越高, 对媒体的依赖性亦越来越强。因此当人们感到媒介为他们构建的拟态环境与他们触摸到的社会现实不符时, 就可能产生认知和态度的混乱, 产生不和谐因素, 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同时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推进, 媒体的话语实践也在发生着实质与内涵的变化。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中, 媒体人如何担当起社会责任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本文通过探讨发端于西方的传媒社会责任理论, 指出在中国语境下媒体人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路径与操作, 旨在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建构做出理性的思考。

传媒社会责任理论

媒介社会责任研究发端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 美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令人堪忧,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其对美国的新闻自由与前景做出了分析, 并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从“社会责任”概念提出的初衷来看, 是要对新闻自由进行修正和发展, 其目的是要在新闻行业内部主动建立起责任机制, 而令政府难以有干涉新闻自由的理由。可以说, 社会责任论本质上是要求在新闻自由与政府的行政干预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通过媒介的自律来达到自由与责任。同时, 社会责任理论也提出了媒体启蒙和教育大众的角色, 认为新闻界的目标是要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正如施拉姆曾指出的, 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问题, 乃是媒体、政府与大众三种力量间的微妙平衡关系。基于三者之间的链接关系, 社会责任论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责任模型, 即通过新闻界内部的自律、政府的权力干预和公众的积极监督三管齐下来实现传媒的社会责任。

传媒现状

那么在现实中, 这种理想模型是否能建构起来呢?

首先, 在实践层面, 新闻界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律?阿特休尔曾批判说, 新闻媒介的内容直接关系到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来源者的利益, 从而不可能对社会公众及公共利益负责。《最后的权利》一书中亦指出, 公司媒体为了迎合普通大众的最低级口味而报道平庸、肤浅、不鼓舞人心的新闻和娱乐的做法, 和多年前媒体刊登带有偏见和不平衡的政治新闻和观点一样具有破坏性。新闻媒介的角色在现实中处于矛盾状态, 它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共信息传播者, 还是应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者一直困扰着有责任感的新闻从业者。

其次, 政府的干预可能成为督促责任的动力, 也可能成为妨碍新闻自由的阻力。也就是说, 政府可能以督促责任为借口, 对新闻自由进行干涉、调控或者操纵, 借此以形成有偏见的大众判断。媒介无法逾越政治权力, 故而在现实中会不断受到钳制。尽管新闻从业者一些想法和管理思想的最初愿望是好的, 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往往会令其成为政府或党派的传声筒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 难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公众“负责”。

再者, 由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打造的中国新闻的双重话语空间让媒体的责任承担面临着困境。目前我国媒体责任因此而产生的缺失主要有如下表现:1) 由于市场利益的考虑和消费主义的影响, 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上会有一定的选择倾向。社会精英往往成为报道的对象, 而一般的普通公民, 尤其是工人和农民, 较少进入其视野, 人文关怀未得到体现;2) 由于政府的干预和威权主义的影响, 媒体对公权力批评与质疑的话语因为政府的官方审查会被屏蔽, 彰显社会责任的媒体监督功能缺失;3) 各种社会主张都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 但是,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 新闻机构本身以及社会民众的话语权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譬如说, “李刚事件”和“上海大火事件”到最后都成了“失踪新闻”。尽管现状如此, 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媒体在呈现和构建新的统治性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鉴于以上因素, 新闻从业者要怎样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是需要在具体场景和语境下不断变化的。

实现路径

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 新闻媒介的任务就是在混沌中找到契合处, 以寻求行之有效的实现路径。

首先, 应该明确传媒组织多向度利益的均衡发展是媒体实现其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多向度利益与责任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英国广播电视 (BBC) 的发展就是可以借鉴的典范。媒体作为社会组织, 追求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 伴随着经济效益的增长, 其政治、社会效益的能力也能得到提升;同时, 传媒社会责任的落实会提高其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增强其实现经济、政治利益的能力。利益与责任不可分而谋之。

其次, 应该将自由与责任的协同发展作为提升媒体社会责任的现实前提。独立自由是传媒组织的生存之基与价值所在, 承担责任是传媒组织的内在之道与外在要求。传媒生命力的释放是依仗传媒自由与传媒责任能够获得协同发展, 其社会责任也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实现。比方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一直受到社会认同的原因就是其自由与责任的协同发展。

最重要的是, 应以不断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自律精神作为媒体人有社会责任担当的指针。好的社会规范是需要有良好的个性美德与职业操守的支撑, 传媒组织的社会责任亦是如此。如今, 新闻从业者面对的诱惑与压力甚多, 一不留神, 都可能失去方向, 陷入自身的矛盾与困惑中。因此良好的职业自律精神是实现其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 否则, 一切社会责任的承担往往只会流于形式。

现实操作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在此时期, 传媒履行社会责任的内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变化中去力求责任的担当。喻国明教授对此提出了主流媒体社会责任和角色扮演的三大转型, 值得媒体在现实中借鉴。媒体人应:1) 从立足于信息的发布权到立足于信息的解释权;2) 从意见的表达者到意见的平衡者;3) 从“社会守望”者到“社会对话”的组织者。

在今天, 普通公民通过新媒体技术发布的“公民新闻”在时效性与新鲜度上都不输于专业新闻媒体。但是, “公民新闻”报道者的一个通常的缺陷就是只注重吸引眼球的事实, 而对于某些重要的、但不具备新奇特征的事实则并未留意, 这便造成了新闻“还原”真相时的某种关键性缺失。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媒体的专业技能就能帮助其实现媒体的价值与责任, 如深度解释性新闻报道就能让人们知道真相。

过去, 传媒以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 但其意见的表达并不一定就是普通公民的个人诉求。当今社会的多元化使得任何一个规模化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主张都不能被忽略, 媒体的失言与失语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如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事件“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在发展初期由于媒体失语出现的公共危机使社会舆论一度失衡。媒体的公共性成为媒体社会责任的关键性因素。媒体最重要的任务和角色就是致力于各种社会利益、社会主张在一种相对的平衡当中获得自身的空间, 只有这样, 媒体的公共性才不会抹灭, 而社会这条大船才不至于倾覆。

公众力量的薄弱也是导致媒体失责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 充分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力量和智慧, 在自主中实现社会的自我关照和自我治理是培养公众力量的良好契机。媒体要成为聚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平台, 其实质就是实现一种传播权利的让渡, 实现社会群体间资源的合理对话, 而不是媒介精英的自说自话。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和转型中的媒体结构形成的互构的关系在新的媒介生态形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结语

传媒社会责任理论起源于西方, 但是对我国当下的媒介生态仍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尽管此理论的理想模型的实现需要相当的时间发展,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方向与现实的空间。媒体责任的实现除了本身的自律之外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前对于我国的现状来讲, 至少需要三个现实条件保障:政府对媒体的独立自由给予一定保障;公民成为媒体履行自己公共服务的职能的动力, 并使媒体取得一定利益;公民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有机制的保障。现实复杂而残酷, 但理想并非幻想。面对现实, 接近理想, 是媒体人实现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 黄煜, 裘志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 黄煜, 裘志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尼罗等.《最后的权利》.周翔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尼罗等.《最后的权利》.周翔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

喻国明.传媒责任:时代的发展与内涵的转变,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 6.喻国明.传媒责任:时代的发展与内涵的转变,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 6.

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虚拟现实与传媒 篇4

1 问题的提出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界处,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历史上曾经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场所。作为该县民族主体的哈萨克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长久过着游牧生活。近十年来,历届县政府都将牧民定居作为大事来抓。大致而言,该县牧民定居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发轫时期。1998年之前,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部分农牧民搬至博罗转井(原县城,现已废弃)定居。这些已经定居的农牧民在县城整体搬迁后,迁至新县城红柳湾镇居住。第二个时期从1998-2001年,为牧民定居的关键时期。1995年1月国务院批准将县城迁至红柳湾镇。县城整体搬迁工作于1996年初正式启动,1998年8月搬迁完毕。以县城搬迁为契机,当地政府大力推进牧民定居工作。2001年,82%的农牧民在新县城定居。距离新县城最远的和平乡牧民,搬迁距离达到200公里以上。牧民定居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从2003-2009年,为牧民定居的巩固时期。当地政府利用国家生态移民政策,将散居在山区、草原上的牧民集中到新县城定居。2009年,全县95%以上的农牧民定居新县城。至此,阿克塞县牧民定居目标基本达成。阿克塞县也因此成为甘肃省城镇化率最高的县市。

牧民定居目标的实现,与传媒重构策略的成功运用具有紧密关联。牧民定居的推行过程,是一个信息影响力从广泛认知到普遍认同到积极行动的累积深化过程。当地政府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认知层面,让牧民广泛知晓这件大事,并对牧民定居形成全面认知;其次,是认同层面,使牧民在心理、情感和态度上支持和拥护这一举措,形成广泛共识;最后,是行动层面,让牧民积极行动,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三个层面前后相接,环环紧扣,层层推进:认知是前提,认同是关键,行动是归宿。在每一个层面,传播媒介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任何媒介都有偏倚性:或偏倚于点对面的撒播,或偏倚于点对点的劝服;或偏倚于机械式的传送,或偏倚于富有人情味的传通。仅依靠单一媒介无法顺利达成目标。因此,就需要对可用和可控的所有媒介形态进行重新架构,有效整合,即传媒重构。只有这样,才能使牧民定居的影响力逐渐扩散,深入人心,最终积极行动,实现这一重大目标。

那么,传媒重构的现实策略怎样?基本模式如何?这一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传媒重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此,笔者进行了详细阐述。

2 传媒重构的现实策略

阿克塞县牧民定居的成功实现,得力于在认知、认同、行动三个层面都制定和施行了科学合理的传媒重构策略。

2.1 撒播的途径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发挥着重要的告知功能。经由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一项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目标会迅速地被公众知晓。但是,这种乐观的结论并不适用于解释包括阿克塞县在内的广大西北民族地区。原因很简单,在广袤的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拥有量和使用率极其有限。1996年,阿克塞县拥有1座电视台和1座广播电台,但是二者的覆盖率仅为56%和55%。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主要功能是节目转播,没有面向本县民众的自办节目。因此,在牧民定居工程的发动时期,电视和广播实际上难以承载“广而告之”的撒播任务。在此现实情况下,当地政府对可用的所有媒介形态进行了整合,制定了“传统媒体+组织传播”的传媒重构策略。

一是会议。会议是一种传播面积大、点面结合的传媒形式,是组织传播的常用形式。1996年,当地政府多次召开由牧民代表、乡村负责人组成的专题会议,对牧民定居工程的意义、具体措施、安居工程建设、时间安排等问题进行通报,要求乡、村负责人以及村民代表层层传达,并及时反馈牧民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宣传单。县政府将牧民定居的主要内容制成宣传单,安排专人,利用汽车、马、骆驼等各种交通工具,将宣传单发放到每一个山区、每一片草原,传统的传媒形式焕发出生机。三是墙报和标语。在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乡政府驻地,工作人员采用墙报和标语,广泛宣传牧民定居工程。在调查中,发现在距离县政府150公里的团结乡政府一面废弃的墙壁上,还留有依稀可见的“到县城定居,过幸福生活”的标语字样。通过以上策略,去新县城定居的消息很快在牧民中不胫而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话题,达到了广泛告知的预期效果。

2.2 共识的达成

认知并不等同于认同。虽然广泛告知的效果已经达到,但是牧民是不是在态度上支持,成为至为重要的议题。据一位当时的负责人回忆,在1996年的一次摸底调查中,有近四成的牧民对定居县城持消极态度,其中32%%的人宁愿过那种“逐水草而居,靠上天养畜”的传统游牧生活,对定居生活不感兴趣;40%的人对牧民定居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15%的人对住房分配方案持质疑态度;还有13%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如何改变消极舆论,形成积极的社会共识,成为当地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认同层面的传媒重构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自家人”的耐心劝服。“自家人”是当地民众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称谓,表达出公职人员与牧民之间关系的平等融洽。政府人员首先对持消极态度的牧民进行了分类,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劝服。劝服成了一个“去心病”的过程,引起牧民的共鸣。二是发挥民间舆论领袖的影响力。民间舆论领袖主要有两类: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二是宗教领袖。他们是哈萨克族历史的传承者,也是牧民定居工程的倡导者,对牧民具有广泛影响力。这些舆论领袖的态度,对牧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民间舆论领袖成为营造积极的社会共识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三是家长或者族长的影响力。在政府公职人员的“公关”过程中,家长或者族长是他们劝服的重点对象。欲说服一个群体,必先说服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库尔特·卢因的这一理论被阿克塞哈萨克人朴素却准确地执行着。

2.3 示范的力量

牧民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预设承诺的兑现。也就是说,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对搬迁时间、住房面积、水电暖设施等做出了明确承诺,只有承诺如期兑现,牧民自会积极行动。反之,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2001年,随着594套高标准农牧民住宅在新县城陆续拔地而起,随着82%的农牧民搬迁至新县城定居,牧民定居工程的关键期顺利度过。承诺的兑现,成为最有力的劝服。但是,要100%地实现牧民定居目标,县政府还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截止2001年,依然有近10%的牧民对定居县城持消极态度。如何改变这10%“保守者”的态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除了不断重复第二层面的劝服策略之外,还需要寻求新的媒介渠道。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点值得提及,就是示范的力量。

所谓示范,就是通过定居牧民的现身说法,诸如邀请“保守者”来新居参观、讲述定居生活的种种便利、彼此交往的情感劝服等,使“保守者”产生非搬不可的心理效应。现身说法过程中,人选非常重要。人选不当,极易产生逆反效果。需要说明的是,现身说法的示范作用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正向效果,但是这种效果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现实压力。随着大部分牧民纷纷搬离山区和草原,一种无边的孤寂感和失落感随之而来,这会对留存者产生极大的心理冲击。另一方面,牧民的大规模搬离也在客观上使留存者的生活环境更加恶劣。因此,即使他们难以割舍传统的游牧生活,但是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正视定居县城这一问题了。

3 传媒重构的基本模式

基于以上描述与分析,我们对社会目标施行过程中的传媒重构普遍模式进行了总结。图示如下:

3.1“共同需要”是社会目标施行的基础

社会目标要符合多数社会成员的愿望和利益,与其心理期待一致,这是社会目标成败的关键。任何不符合社会成员共同需要的社会目标,在施行中会遭到抵制与消极对抗。如果动用公共权力强制推行,则会引发舆论震荡,激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在这一过程中,“前馈”和反馈非常重要。“前馈”是指在社会目标设计之初,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摸清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目标的态度意向。反馈指的是在社会目标告知公众之后,通过各种途径对舆情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做出准确判断。“前馈”和反馈是确定继续推行或者重新设定社会目标的基本依据。

阿克塞县牧民定居工程之所以能够顺利施行,是因为它是广大牧民“心向往之”的民心工程,符合牧民的“共同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在目标推行之初和推行的过程中,当地政府进行了扎实的“前馈”工作。虽然这项工程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行的,实际上是全县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3.2 媒介现实以及媒介偏倚性是传媒重构的基本依据

首先,对本地区的媒介格局和媒介现实做出准确判断,对可以用以推进社会目标的所有媒介类型进行分类和重构。这是传媒重构的基本依据。一般而言,在媒介发达地区,媒介形态较为丰富,传统媒介、大众媒介和新兴媒介都可以在社会目标推行中发挥作用,传媒重构的选择空间较大。相比之下,在媒介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使用的媒介类型相对有限,传媒重构的选择余地较小。因此,客观面对本地区媒介现实,才能对传媒进行科学合理的架构和整合。

其次,对媒介的偏倚性形成恰当认识。媒介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媒介的偏倚性。通常而言,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认知层面,它们在广泛而迅速地信息传播方面具有显著效果。除此之外,一些传统媒介,诸如宣传单、墙报、标语、会议等,也能够使信息快速撒播。然而,许多学者认为,大众媒介在态度改变层面的效果不大明显。相比之下,传统媒介在态度改变层面则具有明显影响力。传统媒介是以人体自身为媒介的传播形式,它所追求的是信息的传通而非单向传达。在面对面的双向交流中,议题渐次深入,分歧渐渐弥合,态度和观点渐趋一致。尤其是那些具有人际感召力的舆论领袖,在公众态度的改变方面发挥着至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恰当认识媒介的偏倚性,使各种媒介优势互补,是传媒重构的现实途径。

最后,在对媒介格局和现实以及媒介偏倚性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之后,需要根据不同层面的信息传播目标,对传媒进行重新架构、有效整合,制定恰当的传媒重构策略。

3.3 传媒重构中的信息模式

在不同层次的传媒重构中,由于传播诉求不同,信息模式也不同。信息一般分为事实信息、意见信息、情感信息三种类型。事实信息具有强烈的客观性,意见信息和情感信息均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意见信息偏于理性诉求,情感信息偏于感性诉求。对信息类型进行选择或者组合,就形成了信息模式。信息模式可以采用单一信息模式,也可以采用组合信息模式:或两两组合,或三者并用。

在告知层面,传播的主要目的是将社会目标广泛地、无差别地撒播出去,所以往往采用单一的事实信息模式。如果信息的撒播通过传统媒介来承担,可以采用“事实信息+意见信息”的组合信息模式。在认同层面,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营造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信息模式可以采用单一的意见信息模式或者情感信息模式,也可以采用“意见信息+事实信息”的组合信息模式,还可以三者并用。采用何种模式,要根据劝服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面对理性的劝服对象,意见信息模式较佳;面对感性的劝服对象,情感信息模式较佳。在行动层面,以单一的事实信息模式为主,尤其是在分阶段施行的社会目标中,要客观、全面、准确地传播承诺兑现的阶段性成果,用事实说话,促使尚未采取行动的社会成员积极行动起来。对于自始至终都持抵制态度的“顽固者”,则需要采取组合信息模式。

3.4 传媒重构中的人群分类

在传媒重构策略的制定过程中,对人群进行恰当分类是一个必要环节。人群分类的依据是对社会目标所持态度的不同。据此,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对社会目标持有鲜明的支持态度,甚至抱有渴盼的激情;第二类持有明显抵制甚至敌视态度;第三类介于二者之间,既不明显支持,也不明显反对,态度较为暖昧和隐晦。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还需要进行二次分类,分类的依据是态度形成的具体原因。

之所以要对人群进行细致分类,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检视社会目标是否符合民意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制定传媒重构策略的重要参考。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根据人群态度的分布情况,可以大致确定社会目标是继续推行还是需要重新设定。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通过初次分类和二次分类,可以全面掌握意见分布的整体情况和具体原因,为传媒重构策略和信息模式选用提供参考。

值得说明的是,针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的劝服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要经历多次反复的劝服过程。每一次劝服,都需要适当调整传媒重构策略和信息模式。

4 结论

传媒重构是一个“隐而不显”的重要议题,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任何社会目标的施行,都涉及传媒重构问题,而且事实上它也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然而,从理论层面对传媒重构的现实策略、基本过程、基本模式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这限制了传媒重构的科学而广泛的运用。笔者虽然重点讨论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传媒重构策略,但是其基本过程和基本模式适用于任何机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由于本研究依托于传媒落后的西北民族地区,对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在传媒重构中的作用与机制阐述较少,这是一个缺憾。这一缺憾,只有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弥补。

参考文献

[1]新华社:《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95%农牧民定居城市》[N].新华网,2009年8月12日。

[2]数据来源:阿克塞县统计局编:《阿克塞历史统计年鉴》。

[3]参阅[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4版)[M].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

[4]数据来源:《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概况》[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现实困境 篇5

一、社会责任理论概要

社会责任理论,根据彼得森于《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对其的描述,简而言之,即由于传媒在社会中处于少数信息源的地位而拥有的特权,必须有这样的大前提对其进行限制,即自由与责任相伴而生。拥有特权地位的传媒,在当今社会具有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因而有义务对社会承担责任。

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当今新闻自由面临的潜在威胁在于:政府可以解决复杂的现代社会以及权力集中带来的所有问题。但若依靠政府来解决传媒内部的问题,则会走向极权主义。当传媒大到足以威胁民主社会之时,若不通过拆分其来达到消除威胁之目的,则只有通过传媒自律或政府管控,而若传媒受制于政府,则我们失去了自由的最大卫士”。新的社会责任理论不放弃个人主义预设下的传媒性质,但是强调传媒更多进行自律,政府仅在危急关头或确实需要之时才可以适度地介入。全新的责任感主要体现在自1923年美国报刊委员会对于报刊的规约始,至广播、电影、电视等新媒体规约。这表明在当时的“黄色新闻潮”以及传媒垄断的形势下,传媒界确实存在问题,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已经开始反思,并探求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规范、指导传媒的行为。

二、社会责任理论的困境

社会责任理论自诞生来,一直伴随着激烈的讨论。但是,社会责任理论并未被实际付诸实践,即使在其诞生的母体——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其至今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构想,而并未被传媒业界作为实际指导思想。

导致社会责任理论困境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责任界定不清。遵守职业道德,不为名利所动,客观、真实、准确地报道事件,是传媒业界普遍认同的准则。但是对其进行深究,会发现在其定义以及划分上存在许多模糊不清之处,社会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不同的各国对其定义也有分歧。

其二,在实践层面,社会责任理论难以付诸实行。当今,无论社会性质、国家体制如何,全球化与商业化是普遍的现象,各国传媒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商业竞争。其中,西方传媒尤甚。虽然新闻自由委员会强调“以自律换自由”,期待传媒业界实现如法律以及医疗界内的“专业主义”责任精神以及标准,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传媒传播的是思想上的产品,因而难以建立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规范从业者。与此同时,新媒体的不断涌现挤占着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原先依靠广告收入自立的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广告收入大为减少,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方式来维持盈利以及运营。与激烈的竞争相比,“行业自律精神”显得十分苍白和无力。

其三,在当今环境下,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责任主体更加难以确定。社会责任理论诞生于传媒垄断集中的时代。由于经济发展,人们亟须获得大量信息以供生活决策,从而对媒体产生了依赖。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不被告知权以及误告知权的知情权以及知情的义务。但是当今社会业已进入了Web3.0时代,网络使得传播方式发生了惊人的巨变。传统理论以及社会责任理论诞生之时,传播方式尚是单向、机械的传播,由信息源发出信息经过一定渠道产生一定衰减之后到达受众,受众仅仅可以被动接受而不具有对于大众传媒的反馈渠道。但是在Web3.0时代,传播方式改为网络式传播,每个人都作为传播网络中的节点,同时扮演传播者以及受传者的角色。一个事件发生后,网络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大众传媒。在大众传媒报道之前,可以不夸张地说,消息已经传遍了传播网中的各个节点。

三、结语

虚拟现实与传媒 篇6

随着虚拟现实(VR)市场的火热,虚拟现实游戏、视频、图像等产品背后的创作者越发令人好奇:是有着怎样学科背景的人才能进行虚拟现实创作?中国的虚拟现实教育发展到了哪一步?

本期,《中国传媒科技》专访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中国虚拟现实艺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江苏省级虚拟现实艺术实践教育中心主任盛副教授,共同探讨虚拟现实专业教育的现状、未来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在传媒的应用。

《中国传媒科技》:近两年,国内有几所传媒院校陆续开设了VR相关课程,请分享下您开办VR专业的经历,以及与其他高校不同之处。

盛瑨:南京艺术学院是全国第一所把虚拟现实艺术作为一个专业方向开展教学的院校,该专业方向设在传媒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之下,开设于四年前,今年第一届30名学生毕业。这些毕业生就业情况都比较好,主要去向是学校任教和水晶石科技等类似的数字科技公司。南京类似水晶石这样的数字科技公司中,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

虚拟现实艺术专业方向的前身叫建筑动画方向,2005年我们开设了建筑动画专业方向,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首创,设置在动画系的专业方向中。在10年前,国内只有水晶石旗下的水晶石技术培训学院开设建筑动画相关课程,主要是为本公司培养人才,这不足以填补市场上对建筑动画人才的需求。

我原来的专业是学环艺设计,80年代做环艺的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大家都是手绘,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些手绘作品用计算机生成,既节省时间,也能增强视觉效果。90年代初,刚接触计算机的时候,我记得做效果图很慢,效果也差。到了2005年开设建筑动画专业方向的时候, 做效果图已经很快,但是渲染成动画还是很慢,这个专业方向对设备要求很高。随着3D技术的升级和新技术不断出现,比如交互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我们在使用新技术上也做了不少艺术创新。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不少国家在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出梦幻多彩的视觉效果,触使我们把建筑动画方向往虚拟现实方向发展。

毕竟建筑动画方向相对比较狭窄,将其改为虚拟现实艺术之后,纳入数字媒体艺术系当中,发展面更为广阔。南艺的数字媒体艺术系跟全国其他高校同类专业不太一样,下设互动媒体艺术、游戏艺术和虚拟现实艺术三个专业方向,我们认为这种安排是更加专业性和合理性。

而在国家教育部目前的学科划分中, 动画被分到戏剧与影视学里,而数字媒体艺术在设计学之下,按照这种来分的话, 动画和数字媒体是跨学科的。不过,教育部把这两个学科暂时放到一起,成立了 “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随着数字媒体专业的发展这个问题应该会有所调整。

目前,虚拟现实艺术现在还没有上升到二级学科的概念,包括游戏艺术也没有被国家纳入到学科教育当中。

2012年,由三十多所高校联合成立了 “中国VR艺术研究中心”,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担任主任,我为副秘书长。“VR艺术研究中心”整合各方智慧,建立以科技文化为内核的艺术价值标准和参照体系,组建围绕VR艺术发展为核心的权威交流和中西对话平台。随着这几年的发展,能明显感觉到虚拟现实的应用和社会需求越来越强烈, 涉及面越来越广。

《中国传媒科技》:请具体介绍下虚拟现实艺术专业的课程设计、师资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情况。

盛瑨:虚拟现实主要分为“虚拟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艺术”两部分,最早涉及虚拟现实的院校中,做得比较好的应该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我们南京艺术学院。北航作为工科类院校,讲究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在航天科技上的合理性,而南艺则聚焦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去实现艺术的创造,追求艺术性和视觉效果。所以,南艺定位在虚拟现实艺术专业方向。

在虚拟现实艺术专业方向设立之初, 我们即从无到有的建立起了完整的课程体系,每年进入虚拟现实艺术方向的学生在30个人左右,是整个数字媒体系三个专业方向70人中最多的一个。我们的课程是在摸索中不断改进。大二分专业以后,就进入独立的虚拟现实艺术专业课程群,主要讲解空间基础,包括空间艺术基础和场景设计表现;大三则开始进一步学习虚拟呈现、虚拟漫游等技术,在掌握顺应媒介发展潮流新技术的同时,还要掌握数字特效的表现技能。大三第二学期,学生们开始着手进行创作。在创作中,我们也分为实验创作和商业项目创作两个大类。商业项目创作跟实用性有关,因为要考虑到学生就业;实验创作就是走艺术创作这条路, 也就是个人观念的艺术表现。今年的学生毕业设计中就有很多不错的作品。

虚拟现实都是运用计算机制作出来, 一种是创造性的三维虚拟建模;另一种是把现实中某一事物进行复原,比如我们正在进行的江苏省文化厅项目“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用虚拟现实的方法再现和复原南京两千多年的城市变迁,并将此项目融入到课程中去。

授课老师基本都是学环境艺术设计和动画出身的,这个专业要求学生对建筑环境、建筑空间非常熟悉,而且也兼具三D技术。虚拟现实艺术(VR)专业创办的四年中,我们的师资和课程都在不断调整,力求更加合理化,今年的课程已经是我们整改的第四版。

2015毕业作品《行》; 作者:吴环荣、杨佳、周静;指导老师:盛 、 周剑、徐倩。作品创意来源于《易经》中的“乾”这句话。自古以来马就在中华文化中地位,马的形象与意象总是与饱满的情感、张扬、高昂的精神相连。《行》这个作品主要,将一些纹样包裹投影在1:1等大马,并让其根据马的身体结构做一些。在马的模型制作方面上,我们(以钢材抽象概括马的,并在其身上做一些肌理效果)。

2015毕业作品《GOLEM——太空生物展》;作:曹雨,陈晋超,陈正洋,张智根;指导老:盛 、周剑、徐倩。作品创意来源于人们对。构建了虚,通过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和三,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了我们幻想中。通过这次《GOLEM——太空生物》以“标本”加复原展示动画的形式,使这些 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美国和加拿大,虚拟现实技术发展更前沿,主要被用到电影特效上。他们有一个先机条件,就是软件是他们自己开发设计,这是目前我们还做不到的,我们只能用现有的软件技术来做应用。比如他们为了拍摄《阿凡达》,设计了十几款专门的特效软件,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VR技术方面,希望工科院校能越做越好。而如何通过现有的技术,与学生一起将视觉审美做到极致则是我们的追求。

《中国传媒科技》:艺术应该是有思想的。媒体创意及新媒体思维方面的培养,有哪些做法?

盛瑨:近几年,我们一直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我们专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我们的学生在大二时必修“当代艺术思潮”的课程,在大二上学期必修 “数字媒体创意”。在课程中,我们会带领学生参加一些媒体创意的活动,让他们深入当代艺术的各种展览当中。比如我们会去上海或北京的一些当代艺术馆与艺术大师“对话”,在参观完后会让学生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及艺术家,分析其作品、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将自己置换为喜欢的艺术家,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创造一个艺术作品,并与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当代艺术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如何进行某种概念思维的表现,一些艺术家都是围绕自己的某种观念进行创作,他们的思维方式会对学生有所启发。对于学生来说, 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地创意思维训练。不单是本科生,研究生也有这种训练。

另外,学生到了大三还有一个“1+X” 课题训练。其中,“1”指的就是自己, “X”是合作伙伴。不同专业学生形成工作小组,由不同专业课的老师带队,以一种跨界方式,去创作不同观念的作品。每个小组利用45天时间创作,然后展览。这种训练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换位思考的意识,学会跨界合作,也为他们到大四时的毕业设计做一个铺垫。

我们也经常会和国内外大师级的教授、学者做“大师工作坊”,比如今年上半年请瑞士著名导演多米尼克在传媒学院做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活动。不同专业的学生们组成各个工作小组,按照多米尼克导演布置的主题进行策划、讨论、反复修改,最终去执行拍摄一部纪录型的作品。

《中国传媒科技》:您认为当前国内VR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节奏是同步的吗?

盛瑨:VR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会越来越成熟,今后应该会是一个智能交互社会。但是技术呈现的内容相对发展缓慢,目前缺少VR内容,也没有形成一个行业,就像有一台电视机,但没有播放的节目。

现在社会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公司兼顾做内容,而大部分从业者因为没有接受过足够的专业训练,有一些局限性,艺术性也不够,真正能做好VR内容的人才是非常缺少的,这跟社会教育没有跟上有关系。

南艺在VR方面的发展比较成熟,各学科专业分类健全,跨学科支撑力度大。许多兄弟院校过来交流后,也认为我们的教学模式设置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将这种VR教育模式推广到全国。

在此我也建议教育部要对数字媒体艺术有一个新的认识,重新审定、更新现有的教育体制。如果不从教育体制上对数字媒体艺术、虚拟现实技术有个清晰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到招生工作。另外,各个学校在设定数字媒体科系的时候,要对科系下面的专业方向有一个新的认识,要跟着社会的发展需求走,在课程设置上也需考虑扬长避短。

《中国传媒科技》:贵校在VR教育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盛瑨: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验项目资金短缺,学校里面空间太小,实验室太少。理想的教学是配备若干个大型的实验空间,让学生在实验室中成长。目前南艺仅有一个国家级的数字媒体艺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一个省级的虚拟现实艺术教育实践中心。另外, 我们非常希望能将“虚拟演播室”的概念应用在教学上,将整个教学场景建模,现场定位录制,合成实时播放。

带学生到南京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考察

14级数字媒体艺术及虚拟现实艺术研究生与大师

作品《周期》通过虚拟影像和纪实影像反映女性,作品中云朵的虚拟影像预示着天气,也代表着人的情绪或者生理周期的变。以此暗喻女性娇弱的形象以及在生活社会中。 用丰富动人的采访内容,使观众。使用类似的问题来采访,具有普遍意义。使观众真实正面的体, 作品通过两部短片带领观者思考女性的地位,女,更关注女性角色对社会人类。同时唤醒女性自我发掘,自我提。

《中国传媒科技》:在您看来需要VR人才的行业有哪些?人才缺口有多大?

盛瑨:VR技术以后会渗透到各行各业,现在人才缺口是很大的。比如在农业领域,多年来我们对农业科技投入很大, 但对于农业作物的生长变化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利用虚拟现实,就可以将这一过程立体化呈现,可以直观地“检验”大投入是否有实际作用。VR可以把万事万物视觉化呈现。另外还可以用于煤矿地下资源谱系图,军事上的电子信息战,国防概念的宣传和普及等等。《易经》上讲“相由心生”,我们中国的文字实际上是最早通过图像来表达,然后演化成象形文字,之后越来越逻辑化,变成现在的文字。现在我们要把文字还原成图像,实际上虚拟现实做的就是这个事。从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可以看出人才的需求量。

《M+大师工作坊系列》第一期——多米尼克影像,工作坊主要焦点放在用影像刺激学,同时探索这种实验的自;目的是寻找发展个人化的影像语言,并通过影像实验进行视。

《中国传媒科技》:VR与媒体的结合以及传媒应用场景会有哪些?

盛瑨:VR与媒体结合在传媒渠道上应用太多了。最常见的,比如电视媒体上体育频道、军事频道和春晚中,都会用到的 “虚拟演播室”,这也是目前最典型的应用。

现在几乎所有平面媒体上都可以作为解读符号,通过各种设备扫描读出背后的图形图像内容。那么,这个图形图像就可以采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实现,呈现的就是立体全景。而将来,不仅仅是二维码,可能整个页面都是解读符号,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甚至颜色,都成为解读符号, 那时,静态媒体就变成了动态媒体,VR技术就可以直接嵌入其中。翻阅报纸,就能直接实现观看视频、动态图像、打游戏等功能。等到技术革新之后,媒体更需要内容,而VR技术就是用来做这些特殊内容的关键,这个前景太广阔了。

《中国传媒科技》:媒体运用VR技术做新闻报道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及风险?

盛瑨:用各种媒介式终端做新闻报道都会有风险,而VR技术只是呈现内容的一个手段,一种方式。VR技术本身不存在风险,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终端上应用和应用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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