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合作决策

2024-05-15

资源合作决策（通用9篇）

资源合作决策篇1

摘要：公共组织之间的合作对于改善公共治理的绩效,弥合公共部门之间因为分隔而带来的裂痕至关重要。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受到组织内部、潜在合作对象以及宏观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公共组织间的合作形成有赖于互动资源、政策资源以及结构资源的丰富程度。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目标是一个利益组合,这个利益组合是决策人、组织内部相关人、组织本身、关联组织以及公众以不同的形式进入公共组织决策过程的体现。

关键词：公共治理,资源依赖,公共组织,组织决策

割裂的和碎片化的公共治理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复杂的、集成化的公共治理需求,因此必须提供一种修补的机制。事实证明,由于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难以由单一的职能部门有效承担一切管理责任,而且大多数的公共事务管理也不可能完全实行市场化的解决思路,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治理架构必定是建立在有效的合作之上的,无论这种合作是相对正式的部门联席制度还是非正式的组织间合作,也无论这种合作是政府机构之间的府际合作还是政府机构与其他公共治理参与方的合作。

因此,对公共组织间的合作进行研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在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中,有哪些因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组织的合作决策又是经由怎样的过程作出的?我们将以资源依赖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并讨论如何促进公共组织间的合作决策。

1 相关理论研究

1.1 有关公共组织决策的研究

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公共性,公共组织的权力来源是公共的让渡,这既包括了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也包括了具有垄断经营地位的其他公共服务提供组织的市场权力。公共组织所具备的公权力,其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性都远高于私权力[1],公共组织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也远较私人组织为高。公共组织理应追求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实现平等的社会价值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却并非如此。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公共组织决策经常会违背公众民意(公众利益),公共组织决策也往往为利益集团所左右,而非代表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那么公共组织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对公共组织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肇始于西蒙1945年的《行政行为》一书,在此书中,西蒙将分工的重点从横向分工转向纵向分工,并从协调、专业化和责任三个方面论述了纵向分工的重要性。在此后的对公共组织决策进行的研究中,大体分为两种思路,一种在于以一种规范化的思路研究如何提高公共组织决策的效率,另一种思路是揭示公共组织决策过程的实际模型。国内学者李文钊在总结现有对公共组织决策模型的研究之上,提出了几种主要的组织决策模型,即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政治过程决策模型和垃圾桶决策模型[2]。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政治过程模型和垃圾桶都是一种有限理性模型,它们都是有限理性模型的特定应用。

理性决策模型的核心在于理性选择,即运用一套价值系统,对各种行为替代方案进行评估,选择所偏好的行为方式,它是组织决策的最理想状态。但是,理性模型建立所依赖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对此西蒙曾总结指出,信息不充分、想象力的介入以及行动方案的有限性三个缺陷促使了必须对理性模型进行修正,这也促使了有限理性模型的产生。

马奇在对有限理性模型的思想进行总结时指出了注意力分配与组织决策、利益冲突与组织决策、适应型规则与组织决策以及模糊性与组织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在有限理性模型中,时间和注意力对于组织的决策是一种稀缺资源[3]。马奇进一步指出,组织就是一种由多种利益集团、小团体和子文化等组成的联盟,组织决策的过程就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周雪光也指出,由于利益和权力的引入,组织决策过程中,信息使用可能是策略性的,组织的目标也可能是分散的[4]。

以上针对组织决策进行的模型分析大多建立在组织的局限之内,在后来的研究者中,逐渐引入了外生变量的影响,如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为代表的制度分析理论在研究公共组织决策中所强调的,自然环境、技术和物品属性,影响行动的各种规则,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共同知识,共同理解,共同信任和共同责任对于公共组织决策的影响,从而拓展了公共组织决策理论的研究范围。

1.2 有关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

虽然在现有的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中大多把目标集中在企业间的关系上,但是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却是从公共治理研究中开始的。1949年,Selznick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研究是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美国在当时所建成的最大的公共机构,它把电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南方的农村地区。发现自己依赖于南方的地方精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就把他们吸收到它的决策机构中,Selznick把这一过程称为共同抉择(co-optation)。共同抉择成为组织间的资源依赖发展的基础[5]。

Pfeffer等在资源依赖理论的重要著作《资源依赖视角的组织外部控制》中提出[6],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结果,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他组织;生存因此建立在一个组织控制它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按照他们的理论,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取决于三个决定性因素:资源对于组织生存的重要性;组织内部或外部一个群体获得或自行裁决资源使用的程度;替代性资源来源的存在程度。

Burt在Pfeffer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自主性”概念模式来解释共同抉择,他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将会受益,只要他们避免依赖他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相对稀疏的(非竞争性)位置并且受到那些占据相对拥挤的位置的行动者的依赖[7]。

1.3 现有理论研究对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启示

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合作与否毫无疑问也是其决策的一项内容,根据现有对公共组织的决策研究,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首先,公共组织的决策目标是复杂和动态的,既不存在唯一的目标,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目标。其次,公共组织的决策是一个利益冲突与调和的结果,公共组织决策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其决策既非简单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甚至也非组织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一个包含了众多利益的组合。再次,公共组织的决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除了受到组织内部的影响,也与组织外部的因素,如其他相关者、环境等因素相关。综合现有对公共组织决策和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是在一系列的资源因素影响下,为了自身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在各种可能的关系状态(合作是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中进行决策的过程。

2 影响公共组织决策的资源因素

在现有的关于组织间关系的资源依赖研究中,大多将组织间的资源界定为对方组织所具备的能够对本组织产生影响的资源。而本研究认为,从促进合作生成的角度出发,对公共组织合作决策产生影响的资源因素概念,要广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概念。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形成,除了依赖于对方组织所具备的资源特征,也依赖于环境资源与自身资源特征的特征。我们将对于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产生影响的资源归纳为三类:互动资源、政策资源以及结构资源。

2.1 互动资源

互动资源是组织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资源,它与传统的资源依赖理论中所指的组织资源含义类似,有关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已经得到充分的研究,本研究根据公共组织之间互动关系的特征认为,公共组织之间的互动资源是指行政权力、市场权力以及协作权力。

公共组织的行政权力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和授权而产生的,而能够构成互动资源的行政权力主要是指能够影响其他组织的资源支配权力。根据公共组织的特征,这种行政权力又包括了财务权、人事权和其他权等。财务权主要是指财政拨款、投资、预算审批等权力,人事权主要是指组织间的人事考核、晋升、调职等权力,而其他则泛指除了特定的财权与人权之外的种种权力,比如法定的监督权力等。

公共组织的市场权力是公共组织作为市场交易的参与方,以供应链为媒介所具有的权力,如对商品或服务的采购权力,提供某种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权力,以及以何种价格销售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权力。相对行政权力而言,市场权力体现了公共组织除了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也作为平等的参与者所享有的权力。

公共组织的协作权力是指其所具备的是否给予其他组织协作的裁量权。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其地位是不可替代和独特的[8],这种情形使得在有公共组织参与的各种关系中,即使在现阶段其并不具备影响其他组织的资源,然而因为其掌握了一种特有的资源,使得其他组织不得不考虑未来需要这种资源的可能性,因而使得其在现阶段即享有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公共组织的协作权,不仅仅是现期的权力,也是一种期望权。

公共组织之间的互动资源,是影响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主要因素,它体现出同一个公共组织在面对不同的潜在合作对象时所具有的不同合作决策。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对方组织如果具有更多的互动资源,则本组织则更有可能性做出合作的决策。

2.2 政策资源

在面对不同组织时具有不同的合作决策是易于理解的,那么在公共组织的决策中,是否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使得在对方组织具有同样的互动资源情形下,不同的组织做出不同的合作决策?本研究认为,对于公共组织的决策环境而言,政策资源与结构资源是另外两种重要的资源,它有助于揭示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

政策资源是指公共组织所处的宏观环境对组织合作决策的促进力量,与互动资源不同,政策资源不是组织自身所具有的权力,而是宏观环境对于合作形成的影响,政策资源包括法律法规因素、政治因素、组织域因素等。

法律法规因素是指公共组织运行环境中,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执行的弹性等因素,法律法规因素对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从一个角度说是组织的内部决策,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因为其公共组织的性质,而受到法律法规的强行规范。在公共组织之间的联合行动,以及公共组织与其他第三方组织、公众之间的合作,在很多情形下是明示在法律法规中的,它要求公共组织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合作。此时,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结果若是不合作,势必要多承担违背法律规定的风险。

政治因素对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影响尤其显著,它是指政治文化、政治气候和价值观等因素对于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因素对于公共组织决策的影响甚至可能高于法律法规的影响。在我国诸多的公共治理实践中,中央政府的关注、国家在某一个阶段的政治宣传等因素能够迅速改变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协作不力的局面,使得联合行动迅速展开。政治因素对于公共组织决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一种行为红线的划定上面,比如现阶段我国的政治文化是“和谐”,它即是给所有的公共组织划定一条不可违背的价值底线,这种影响对于公共组织及其领导人是巨大的。

组织域因素是影响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另一重要环境资源,它是指组织所在的小环境对于组织决策的约束作用,体现为亚文化的影响。组织域(organization field)是制度分析理论中所使用一个的概念,相近的概念还包括“制度的同观态”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它们用来描述在同一个组织域中的组织在形式和运作方式上的趋同性和一致性现象。在公共组织中具有明显的“系统”特征,这个系统有时根据行业而形成,例如政法系统,水利系统等,也有时根据地域形成。组织在进行合作决策时,必须考虑同一个组织域中的其它组织在类似问题上的决策特征,与同一个组织域的组织差异甚大的组织合作决策,往往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存在较大的风险。

总的来说,政策资源对于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影响要远高于对于私人组织的合作决策的影响,这些是由公共组织的运作特征和环境所决定的。

2.3 结构资源

公共组织的结构资源不表现为对其他的组织施加的影响,而是组织自身的特征对于合作决策的促进力量,对结构资源的关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有的公共组织易于做出合作决策,而有的公共组织则难于进行合作。公共组织的结构资源是指组织的决策体制特征、组织的文化开放程度、组织的资源自给程度、组织领导人的个人偏好等等因素。

公共组织内在的结构资源还意味着不同的公共组织,在面对相近的问题,相近的对方组织,以及相近的环境时,具备不同的合作态度。这正如个人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具有竞争、个体主义、合作与利他的分类[9],对于不同的公共组织,同样体现出这种组织的社会价值取向。

3 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

公共组织合作决策是在一系列资源因素影响下的利益最大化决策,这里的利益对不同的公共组织来说不尽相同,对于不同的公共组织来说,存在不同的利益组合。根据公共组织决策的理论,有众多的利益目标将进入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本研究认为,在影响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利益目标中,既有短期利益,也有长期利益,既有个人利益,也有集体利益,既有经济利益,也有非经济利益,利益组合的构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整体环境、社会文化状态、组织结构等等。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目标,即是使得总利益实现最大化。

3.1 公共组织的理性合作决策与有限理性合作决策

我们认为,对于每一个公共组织,都存在一个利益组合的篮子,在环境、人员构成以及组织职能不存在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公共组织的利益组合相对稳定。对于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分析,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其一是理性的合作决策,如表1所示。

组织是否合作,取决于X与Y的比较,在一个理性的合作决策过程中,合作与否的决策是可以度量和预测的。一个理性的合作决策,是指在合作决策下,对应于特定权重的组织总利益能够达到最大。

但实际上,决策人由于事件发生时间的远近、对风险的好恶程度、对结果的认知等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合作或者不合作所导致的总利益大小并不能做到理性分析,因此实际的合作决策是一个有限理性决策。在一个有限理性决策中,各种利益的权重并非依据理性的分析和评估得出,而是依据一种近似权重进行评估。在有限理性决策中,公共组织决策者对各种利益的优先满足程度的判断是根据近似权重进行的,近似权重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因时间而异。例如,对于较近发生的,或者即将发生的事件,决策人会一般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事件对利益带来的影响也倾向于被放大,这也是马奇在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研究中所指出的时间和注意力对于组织决策的重要性所在。

3.2 公共组织的利益组合

根据现有研究,我们认为在构成公共组织的利益组合中,主要包括了个人利益、习惯性利益、组织经济利益、一致性利益以及合法性利益五大类,这些利益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公共组织在进行合作决策时的目标。

个人利益是指公共组织的决策人或者少量的决策人群体在合作决策中所能够获得的个人经济、声誉、升迁等利益。个人利益对于公共组织决策来说虽然常常要求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实际上无处不在。我国的公共组织大多实行领导人个人负责制和决策的集中制度,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考虑会成为组织合作决策的重要因素。

习惯性利益是指组织的合作决策符合内部的习惯得到的认可所包含的利益。因为绝大部分的公共组织决策是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合作决策能否得到内部的认可,既间接影响了决策人在组织内部得到的认可和支持,也直接影响了组织的稳定。

组织经济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代表了组织利益在决策中的地位,在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中,公共组织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政府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也是不同的[10],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研究目的界定为如何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中,使得本组织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一样,同样构成了决策的利益目标之一。

一致性利益是指组织的合作决策符合同一个组织域的取向带来的认可度增加所包含的利益,一致性利益在公共组织的投票同盟、联合行动等形式中都能够得到体现。因为公共组织也往往不具备完全的资源,而必须依赖其它组织的共同行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同一个组织域的支持,共同进退,对于组织降低风险,提高效率是重要的。

合法性利益是指公共组织的决策符合法规的要求而使得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增加带来的利益,这种利益往往与风险的降低、社会声誉的提高等相关。合法性利益对于公共组织的影响至关重要,前文也述及,对于公共组织的决策,来自于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范较多,是公共组织的应为准则。对于合法性的追求,是公共组织作出合作决策,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Christine也对于合法性在组织间关系中的作用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他把合法性看作是决定组织间关系形成的六个原因之一[11,11]。

在理性合作决策的利益权重中,不同的组织特征决定了其权重的相对大小,比如保守型的组织,其合作决策的合法性和习惯性利益权重较高;激进的组织,其组织直接经济利益权重较高;搭便车类型的组织,一致性利益权重较高等。而在有限理性的合作决策中,这些利益的权重将发生变化,组织可能根据最近的记忆以及期望来决定合作与不合作,虽然这种决策可能从长远角度是不符合组织总利益最大化的。

不同的利益在公共组织决策中形成利益组合,实际上这种利益组合也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组织决策中的体现。图1描绘了在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中,进入决策过程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所具有的利益,这些利益以不同的权重进入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目标。

3.3 公共组织合作决策模型

根据前文对于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影响因素和决策目标的分析,我们提出如图2所示的公共组织合作决策模型。在此模型中,基于互动、政策和结构资源的共同影响,组织为了实现利益组合的最大化,将在四种可能的组织间关系中进行是否合作的决策[11,11]。

4 研究结论

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形成于内部,而影响到与其相关的公众利益,因此对于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需要关注研究。首先,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有赖于一系列资源的充分程度。具体来说,潜在合作对象所具有的互动资源,本组织所在环境的政策资源以及本组织自身具备的结构资源,都能够促使组织合作决策的形成。

其次,组织进行合作决策的目标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利益组合形式,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以不同的利益表现形式进入组织的合作决策过程。其中,决策人、内部相关人、组织本身、关联组织以及公众在公共组织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利益。公共组织的合作决策遵循有限理性决策的过程,时间和注意力等因素都能够扭曲和改变组织对于利益的理性判断。

再次,对公共组织而言,合作决策的结果往往是偏离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的,对于这种情形下的公共组织决策矫正,需要从调整资源配置的角度,使得在合作情形下组织的利益组合能够实现最大化,以实现公共组织合作决策的稳定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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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合作决策篇2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100期

四川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调研报告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

今年春夏以来，我们就四川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到成都、达州、广安、广元、乐山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巴山蜀水的广袤农村，一个个新型专合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千千万万个农民正逐步组织起来走向合作经济之路。这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共同富裕的光辉大道。本调研报告对四川农村专合组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简要回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并对下一阶段专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四川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回顾与现状

（一）农村改革前合作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建立后，我省合作经济和全国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上世纪50年代，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从个体农民经过互助组、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直至发展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存在了20多年，由于在所有制上过于求“高”求“纯”，规模上求“大”，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群众自主经营发展致富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我省农村改革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个体自主经营发展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但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的集体财产分光卖光，较大比例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据典型调查，60％以上的村、组没有集体收入，“空壳村”、“空壳组”普遍存在。农村实际上形成了以农民家庭独立自主经营为特征的小农经济格局，个人“分”的一层比较彻底，而集体“统”的一层基本不起作用。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进入买方市场以后，单家独户的农民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不相适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省农村各种专业协会应运而生，广大农民群众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开始了创建新型专合组织的探索。

（二）新时期农村专合组织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村新型专合组织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展起步期。大约为整个80年代。80年代初期，我省农村专合组织随着农村改革的起步而兴起，其初始形态是农民创办的各种专业协会，其中科协、农业部门起了很大的作用，供销社也在自身改革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协会的主要功能是为会员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到1985年，全省农民专业协会达0.93万个，占全国七分之一，协会会员25万多人；1987年，协会发展到1.9万多个，入会农民39万余人。这一阶段我省农村专合组织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第二阶段，稳步发展期。大约是从90年代初期至2002年。这一阶段农村专合组织在数量上有起有落，趋于稳定，到2002年全省各类农村专合组织约8500个；从质量上看，协会服务功能从技术、信息服务向购销、加工领域拓展，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专合组织。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期。大约是从2003年至今。党的十六大指出要“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002年底以来，省委高度重视农村专合组织的发展，把它提到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推进四川农村经济加快发展的高度。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对专合组织发展问题作出重要批示。2003年全省首次召开了农村专合组织发展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发展成绩，提出了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推动全省农村专合组织进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2004年，召开了全省农村专合组织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推动专合组织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到2005年底，全省已有农村专合组织1.33万个，比2002年增长57.5%,年均增长16.3％，成员农户278.5万户，带动农户879.5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4.7%。农村专合组织发展呈现多元化、多层化特点，出现了一批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专合组织。它们已渐渐突破地域、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界限，把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合理组合起来，有的还进行了资金合作。我省农村专合组织发展居于全国前列，2005年初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农村专合组织发展试点省。

（三）四川农村专合组织发展的新探索

1.把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与发展专合组织相结合。随着农村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农村工作由直接行政指挥向政治领导、间接管理和综合服务为主转变。我省一些地方切实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专合组织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村党支部领办、引办专合组织，专合组织设置党支部或党小组，农村专合组织紧紧依托和促进特色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党支部有了“大舞台”，农村专合组织有了“主心骨”，农村产业发展有了“好路子”。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称之为“支部+协会，农民得实惠”。

2.政府支农资金开始重点投向农村专合组织。过去政府支农资金一般通过项目投放使用，资金使用效率，特别是带动性往往不十分理想。南江县等一些地方通过抓专合组织发展，把有限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支农项目资金以及社会支农资金捆绑起来，按照一定比例与合作社社员入股资金配套，无息提供给合作社发展周转。这样，通过有限的政府支农资金作为载体，引导社会资金和农民资金投向合作社，又切实加强了对政府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管，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合作经济事业的积极性，由要我发展变为我要发展。

3.农村专合组织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现了发展的有效对接。我省一些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服务农民的原则，积极投入到农村专合组织发展中，为自身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五通桥区农村信用社对专合组织实行了联户担保贷款，较好地解决了专合组织发展中的资金难题。南江县南江黄羊光彩合作社将社员股金在农村信用社开设专户并接受监管，合作社起到了贷款中介、信誉认可和协助回收贷款的作用。信用社也对合作社贷款实行了利率从优、期限放长、手续从简等优惠政策。

4.农村专合组织向紧密型方向发展。我省农村专合组织大多数为利益联结不紧密的松散型协会,目前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松散型协会、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就有了发展紧密型合作社的愿望。不少市、县因势利导，开始从政策上积极引导专合组织向紧密型合作转变。这类紧密型合作社大多以产业为依托，以资金为纽带，以股份合作和购销合作为特征，较好地实现了农民的利益联结和分工协作基础上的产业化经营，虽然目前还很弱小，但却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

二、农村专合组织的作用、影响与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专合组织的作用和影响

一是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村专合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扩大了经济规模，促进了技术、信息、资金、品牌、市场等资源的共享，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和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苍溪县生猪专业社在与加工企业进行购销谈判时，凭借其规模和质量优势，最终使企业以每公斤高于散户0.4元的价格收购社员肥猪，较好的代表了社员利益。蒲江县果品协会、隆昌县禽苗协会、五通桥养鸡协会在收集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生产、协助会员销售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促进了农业生产专业化、产业化进程。农村专合组织以特色产业为依托，帮助农民紧紧围绕市场调整种养结构，积极发展质量好、效益高、市场前景广的农畜产品，促进了“一村一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与龙头企业、市场的联结，推动了农产品的专业化、标准化、基地化生产，加快了传统种植业向特色种、养、加工产业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三是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农村专合组织在农业技术的服务普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通过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合作，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社、农户，深入田间地头，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和交流，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素质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四是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村专合组织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商品率，促进了农民增收，尤其是成员农户效果明显。据有关部门调查，四川专合组织成员农户收入水平比一般农户高20%左右。

（二）我省农村专合组织发展实践中的问题

一是专合组织的经营机制不完善。相当部分的专合组织没有真正建立起民主管理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规章制度往往停留在纸面上，有的专合组织负责人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了专合组织，普通成员参与程度低，互助合作性质少，有的甚至演变为私人企业。

二是专合组织的结构不合理。我省农村专合组织中组织结构松散、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的专业协会过多，比较规范的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社较少，集体经济数量更少。专合组织总体结构层次较低、较散，导致整体质量不高，作用发挥有限。

三是专合组织经济实力弱。我省农村专合组织大多数经济规模不大，几乎没有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积累少，实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有的维持正常运转都困难，一旦发生市场风险，难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四是培育扶持的政策力度不够强。农村专合组织起步发展阶段亟须国家扶持，中央、省对农村专合组织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许多地方也制定了相应的扶持措施。但总体看来，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还有差距，特别是财政、信贷和税收方面力度不够。

五是法律地位不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至今尚未立法，我省专合组织有的在工商部门登记，有的在民政部门登记，有的建立若干年至今尚未登记。专合组织法律地位不明，既难以对外进行经营活动，一旦出现经济纠纷，又会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影响专合组织的规范化发展。

三、进一步推动农村专合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内容。而新农村建设中的产业发展又是根本，对集体经济十分弱的四川来说，鼓励农民走新型合作经济之路是省委的一项重要举措，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为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推动农村专合组织向质量型发展转变

鉴于我省农村专合组织仍处于数量型扩张的初级阶段，当前应进一步重视专合组织的发展质量，以质量带数量，以质量促发展，推动专合组织向质量型发展转变。建议我省加强对农村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加强对省内外合作经济发展典型经验的学习交流，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合作经济知识的培训，着力培养合作经济工作干部、合作社辅导员和合作社带头人，争取在近年对全省的合作社干部进行一次轮训。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在2007年召开一次全省性的提高农村专合组织发展质量的大会，把2007年定为合作经济发展质量年。

（二）进一步加强和落实对专合组织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省要进一步抓紧落实已经出台的农村专合组织政策，并根据新的实践研究新的政策措施。省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应建立合作经济专项基金或专项资金，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合作经济的导向作用，积极争取社会资金和广大农民对合作经济事业的投入；要改进政府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式，把重点向龙头企业倾斜逐步转移到向专合组织倾斜，探索把政府支农资金适当捆绑起来投向专合组织的途径。税务部门要重点研究、制定和落实对农村合作社的优惠扶持政策；工商、农业、畜牧、林业等有关部门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政策研究。各地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落实政策，完善政策，用活政策，为专合组织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专合组织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农村专合组织中的引导、协调和服务作用，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商品生产，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新思路和工作方式的重要转变。各级党组织都应重视和积极推动这个转变。特别是县一级党委，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转变的领导，积极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专合组织发展中发挥好领航作用。

（四）合理划分专业协会和合作社两大类专合组织

我省现有专业协会和合作社分类标准不清，相互交叉发展，不利于提高发展质量。为了提高专合组织的整体发展水平，我省专业协会和合作社应按照活动领域进行规范分类。可以考虑专业协会类定位为社团法人，主要在技术、信息等服务领域活动，发挥行业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的作用，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合作社类定位为合作社法人，进入生产经营领域，成为经营实体，使其既区别于企业法人，又区别于社团法人。对一些已经进入经营领域的专业协会，要逐步改造为合作社；对一些松散型合作社，也可以转为专业协会。

（五）重视和支持专合组织向紧密型方向发展

以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为主的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社，能够有效地把农民组织

起来发展规模经济，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比较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农民群众利益。我省要重视和积极支持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社的发展，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农户创办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社，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专业协会和松散型的合作社向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社转型。已经建立的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社，要依托特色产业发展，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逐步增加积累，切实为社员谋取最大利益。同时，要积极支持集体经济包括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支持双层经营体制中集体一层通过发展逐步增加积累，重视和充分发挥集体经济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典型示范作用。

（六）进一步完善合作社运行机制

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与其运行机制紧密联系。要按照合作社基本原则对现有合作社的运行机制进行重新塑造和完善，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合作社进行规范化建设试点。对新创建的合作社，从一开始就要抓紧合作社组织结构和利益机制的构建。对实行股份制的紧密型、半紧密型合作社，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一般处于强势，资本优于劳动必然损害合作社与社员的利益联结关系。总的看来，现阶段应实行劳动合作优先和资本适当约束的原则，在分配机制上要逐步形成合作社按社员产品惠顾额分配和按股份分配两种主要分配形式的有机结合，体现合作社的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密切合作社与社员的利益联结机制。

（七）合作社要办好自己的经营实体

我省农村专合组织实力弱，与其长期主要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活动，没有及时进入经营领域有关。合作社要真正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经济的靠山，必须兴办自己的经营实体，进入购销、加工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分享购销环节和加工环节带来的增值利润，逐步增加自身积累，增强抗市场风险能力和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合作社要办好经营实体，必须注重培训自己的管理人才，广泛吸引人才，提高管理水平，政府应在人才和培训方面重点给予支持。合作社建立起强大的产加销经营实体，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八）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在专合组织发展中的杠杆作用

农村专合组织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农村信用社对专合组织的信贷支持具有重要杠杆作用，随着合作社经济整体实力增强，资金信誉度不断提高，必然大量增加信用社的优质贷款客户群，增强信用社资金运作和支农能力。建议我省总结南江县“支部＋专合＋信合”经验和五通桥区信用社对专合组织实行联户担保贷款的经验，选择有条件的地方扩大试点，发挥好农村信用社支持专合组织发展的资金杠杆作用。农村信用社也要把支持专合组织发展作为服务“三农”和拓展发展空间的突破口，最终实现合作社与信用社的双赢。

（九）加快制定合作经济地方性法规的步伐

农村专合组织的国家立法正在酝酿。为了促进我省专合组织的发展，省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要紧紧跟踪国家立法情况和进度，一方面要抓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一旦国家法规公布，我省配套性地方法规即可出台。关于专合组织的注册，我省可制定暂行规定，原则上专业协会可在民政部门作为社团法人登记，合作社可由工商部门新设合作社法人进行登记。

（十）把专合组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农村专合组织发展直接推动了农村生产发展和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我省要把农村专合组织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抓农村专合组织发展促进和推动新农村建设。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专合组织发展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建议各地要注意将新农村建设试点与专合组织的发展相结合，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来支持和推动专合组织的发展壮大。

组长：赵昂

成员：唐文超何源

(提供单位:

资源合作决策篇3

关键词：读者决策采购；文献资源；建设模式；探讨

前言：现今，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等移动阅读设备的出现，给电子图书的阅读开拓了广泛的空间。人们现今越加重视精神文明享受，因此十分热衷于阅读。因此现今出现了以读者为主导的资源采购模式，在国外图书馆开始推行。目前对其的应用主要是运用电子书的采购，但是其发展趋势已经逐渐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目标。

一、读者决策采购

首先，对于读者决策采购来说，主要是一种以读者为主导的文献资源建设模式，并且有效打破了传统的文献采购流程，有效促使读者从文献资源的建设接受者转变为发起者，成为了文献资源建设的决策者[1]。对于传统的图书采选模式来说，馆员图书选择的具体实施者。而且读者决策采购则是按载体的类型进行分類，有纸质书以及电子书的采购，该模式能够有效体现出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服务的理念。现今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很多新兴的学科知识等文献，无法有效被传统的馆员以及学科馆员所掌握，这样将无法有效为读者进行服务。而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出现则是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满足了用户在特定用户对目标资源的需求，有效提升了馆藏资源建设的质量。对于电子图书，主要是由PDA实施的自动触发是采购，读者对采购的过程不够了解，可以利用限时免费阅读以及在线试读等方式，来充分实现采购费用的优化使用。

二、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读者决策采购的现状

对于我国来说，图书馆开展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起步较晚，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读者决策采购与读者荐购存在差异，读者在进行决策采购中主要是体现在时间差异上，要充分发挥电子书的便捷优势，以此来有效解决即时阅读的现象，充分满足读者的文献需求[2]。在读者荐购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反映出读者的需求，图书的实际采购时间则是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较长。其次就是读者决策采购与网络系统采选存在差异，现今在我国高校图书馆所实施的网络系统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在网上书店所推荐购买的，其次就是海外图书的采选系统。网上书店推荐购买，则是读者直接登陆网上书店进行书籍的购买。图书馆定期进行订单信息的汇总，集体进行书籍的采购。但是现今来看，在网上书店仅仅是有纸质图书的简介，没有关于电子图书的经营信息，无法有效实现读者决策采购。目前来看，在我国的高校图书馆外文图书主要是选用海外图书采选的系统，学生根据一些海外树木数据库，可以浏览一些海外的图书内容简介以及相关的信心，同时也可以在系统中进行图书的推荐以及意见的反馈。对于该操作模式将会有效简化图书采选工作的流程，能对外文的图书采选的网络化以及信息化进行实现。但是该模式中读者无法进行即时阅读，因此也无法实现读者决策采购。

三、读者决策采购模式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启示

首先要加强与国外书商的合作，推广PDA采购外文电子书的形式。现今来看，在我国很多高校图书馆都是团购的电子图书，这样将无法有效保证电子图书的利用率。国外提供PDA的服务商则是有Netlibrary、ebrary等，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借鉴国外图书馆的做法，并且引入国内代理商开展PDA电子图书的采购。同时可以开展外文电子图书的PDA采购，以此来促进国内的读者了解PDA采购模式。另外，对于一些经费较为充足的大型图书馆则是可以以传统的文献资源建设方式为主，将PDA作为辅助的采购方式。纸本图书的PDA则是可以有效应用流通的副本，保存本则是利用传统的方式进行解决，电子图书PDA仅仅是针对一些新书范围而定，其他性质的图书则是可以运用其他销售方式。对于文献资源的建设来说，属于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影响馆藏利用率的因素也较多，这样在除了图书的采购外，读者的素质高低以及阅读习惯的变化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传统的馆员以及学科馆员采购模式来说，其好处不言而喻。对于图书馆的专业人员来说，可以通过对读者的需求以及学科建设的分析以及调查，以馆藏为目标，为读者选择合适的图书文献，以此来保证馆藏建设的学术性以及系统性。PDA采购能够及时满足读者的文献需求，但是却无法实现馆藏文献知识体系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将传统的采购模式与PDA模式相互融合发展。再者就是加强合作，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图书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各地的书商不断发展，并且也不断完善，凭借自身的能力来进行资源的整合以及发展，将纸质书与电子书同步发行，以此来提升自身的效益。图书馆必须要与一些书商进行合作，以此来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一个服务我国特色的PDA模式[3]。同时也可以找一些网上零售图书公司，一些资质较强、创新意识较高等较为突出的服务平台，保证书商的正常利润，充分确定PDA的实施标准等。

最后就是要有效开设绿色通道，读者需要的图书要申请记性采购，可以先用后藏。目前来看，很多高校的图书馆都逐渐采用了先用后藏的读者采购模式，但是高校对于这种操作模式存在较大的限制，可能只有教师才有这种特权，或者是学生仅仅是采购学科专业内的图书，并且金额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这也导致学生对其的采购方式兴趣不高。国内的图书馆在实施了PDA模式之后，那么必须要将这种先用后藏的模式扩大，涉及到整个读者的范围，读者可以利用统一的账号以及密码来进行申请，书商则是将图书快递到图书馆，图书馆直接通知申请者进行预借，之后再进行归还。以此来满足读者对文献资料的需求。

结语：本文主要是对基于读者决策采购的文献资源的建设进行了有效探讨，并且分析了对我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杨浴琮. 论“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优势与不足[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03）：40-41.

[2] 刘京京. 对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与服务工作的思考[J].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2014，（02）：50-51.

资源合作决策篇4

国际能源合作决策风险的主要形式

1. 信任风险

国家之间的信任是维系国际能源合作的有力保障, 缺乏相互信任感会增加彼此之间对合作意图、合作能力等错误认识和敌对情绪, 增加在合作利益上的冲突, 从而影响国家决策。目前, 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对信任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有较为一致的认识, 主要是相互依赖程度、沟通能力和持续的交往。在国际能源合作中, 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信任风险, 主要体现在: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够, 缺乏利益“双赢”机制;二是因存在地缘政治、历史、文化的差异, 国与国之间缺乏沟通机制;三是许多国家之间的合作时间不长, 在合作过程中缺乏相互磨合, 导致信任不够。

2. 市场风险

国际能源合作中的市场风险, 是指因价格、汇率、利率等变动而导致的风险。对市场风险未曾预料也会造成决策失误。这些风险主要有:一是世界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受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的影响, 国际能源价格往往大起大落, 使合作方难以判断预期利益, 从而影响决策。二是外汇风险, 包括各国货币兑换成外币的风险、汇率波动的风险、利率增长的风险、外汇汇出时的管制风险等。外汇风险在国际能源合作的各种形式和各个阶段中都会发生, 决策者在决策时往往难以预料。三是投资回报风险。尽管对能源国际长期合作来说, 大都有关于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和利润的约定, 但往往是用能源中的原油、原气或其他最初产品替代, 而受能源国际价格和外汇波动的影响, 使得原油或其他替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时, 产生达不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这些风险也是决策过程中难以预料到的。

3.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根据博弈论, 信息不对称会促使行为主体作出背叛的错误决策, 一方的背叛是为了避免在下一次合作中因他方背叛而遭受损失。国际能源合作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客观上各国能源开发技术水平、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 致使各国对能源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产生的合作利益, 认识不统一。二是一些国家主观上可能有意隐瞒与能源合作有关的重要信息, 或散布一些虚假信息, 导致他国依据残缺信息或错误信息作出决策。国际能源合作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信息不利方作出对己方不利的错误决策, 严重影响合作的长期性。

1.构建能源合作国之间的信任机制

能源合作国之间的信任机制, 应通过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 加强人员联系, 增加相互依存度。在国家合作层面应加强政治互信, 开展包括能源合作在内的广泛的经济交往;在具体能源合作层面, 应在有关国家协议或国际惯例的基础上, 加强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前我国应注重以下两方面工作:

(1) 建立国际能源合作信息交流机制。一是政府应为中方企业提供信息、政策、法律法规服务, 主动与合作方政府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定期通报相关信息;二是依托驻能源合作国的机构或大企业, 建立境外信息采集加工点, 与国内信息资源相结合, 进行信息整合;三是推动各国政府、企业、学术代表定期沟通, 增加彼此的了解, 培养彼此的信任, 对一些关键问题经过协商达成共识。

(2) 开展能源技术国际合作。针对合作双方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能源污染治理等技术开发领域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 加强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 从根本上解决共同的能源安全问题, 增强长期合作的意愿, 增加彼此的信任感。例如, 我国可以与国外同行共同探讨如何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促进我国与合作国的潜在能源转变为现实的能源。

2. 完善国际能源合作协议, 防范市场风险

(1) 合作协议应有明确的风险分担条款。一是选择的合作方应有相应的资质和履约能力, 具备相应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二是根据合作项目风险性质和各方对风险的控制能力, 合理分担项目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三是对协议标的、价格、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履约方式、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变更方式、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 都应明确规定, 并对所发生的风险由哪一方承担予以确定, 以使合作各方对自身履行协议的风险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在风险发生前提出预警、采取对策, 在风险发生后冷静处理。

(2) 采用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能源合作协议管理模式。一是以能源合作为主线, 制定一整套能源合作协议管理的工作制度和规定, 对协议管理的组织、程序、谈判、审查、签订、履行、检查、清理等每一个工作环节均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在能源国际合作协议签署前, 对协议文件是否齐全、内容是否全面、条款是否完整、定义是否清晰和准确、内容是否公平合理、风险是否合理分担等, 进行全面审查;分析、评价每一条款执行的法律后果, 其中隐含哪些风险, 为谈判和签订协议提供决策依据。三是通过审查, 修订协议内容含糊、概念不清或未能完全理解的条款, 合同之间矛盾或不一致的条款, 隐含较大风险的条款, 过于苛刻、单方面约束性的条款等。决策之前有针对性地分析事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风险。

3. 拓展双边和多边能源国际合作渠道

当前, 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应以双边为起点、以区域为重点, 拓展能源国际合作范围。

(1) 构建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双边机制是当前促成国家之间能源合作的最重要机制, 同时也是国际能源合作领域发生“囚徒困境”现象的重要原因。我国通常采取的双边合作方式是“进行质押”, 即避开市场, 直赴油田, 通过双边谈判收购外国石油公司的股份, 签订长期供油合同, 获得石油开采权, 保障稳定的石油供应。这种机制与中东、非洲、中亚等国的合作非常成功。在俄罗斯的能源参拍合作活动因受到俄国家杜马的阻挠, 一度陷入困境, 后经双方共同努力, 终于在2009年4月达成了《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通过多年的双边能源合作实践, 我国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建立互信互补的双边合作机制。一是认真研究合作国的能源发展和对外合作政策, 了解与之进行能源合作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例如, 研究俄罗斯的长期出口战略和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石油天然气国际合作开发策略, 有助于我国在与之建立合作机制时做到心里有数。二是建立双边政府官员之间的定期会晤和协商机构, 增强合作国之间的互信。中俄能源合作最终“柳暗花明”, 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双边会晤机制, 如建立了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及其协调机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 下设能源合作分委员会和核能合作分委员会, 定期会晤达到了信息交流、增进信任的目的。

(2) 构建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构建多边能源合作机制, 可在协调性对话中充分发挥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功能, 化解能源贸易的恶性竞争。一是应加强与全球性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我国与许多国际能源组织密切合作的程度严重不够, 这与我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严重不相称。对此, 应加强与独立石油输出国集团、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石油大会等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二是加强与区域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我国作为能源宪章、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经合组织、海合会、东盟的观察员或重要成员, 应积极参与这些组织内部建立的关于能源合作的对话机制或能源工作组, 与成员国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我国在上合组织的地位举足轻重, 应充分利用本国的影响力, 撮合组织内的能源组织, 并以组织内部的合作机制带动成员国之间双边合作稳定开展。■

资源合作决策篇5

关键词：动态联盟,多粒度语言,优化,正态分布,ET-COWGA

0 引言

虚拟企业是一种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是21世纪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模式。面对某一市场机遇时,最先抓住机遇并掌握一定核心能力的企业首先要对自身核心资源进行分析,判断实现市场机遇所需的核心资源与自身资源是否匹配。如果两者匹配,则核心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来抓住市场机遇,反之,核心企业则根据具体情况通过组建虚拟企业或者并购外部资源来抓住市场机遇。如果选择组建虚拟企业,则该核心企业称为盟主。对盟主而言,在确定新产品开发目标后,首先进行项目分解,将总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可由单独企业承担的子项目,为每个子项目设计招标书,然后通过公共信息网络进行招标。在同一时间内有众多的企业投标,如何从这些投标企业中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是组建虚拟企业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文献[1]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文献[2]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文献[3]提出了基于改进型灰色评价的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方法。这些文献中的判断矩阵或效用值及其评价指标的权重都是用一个精确数表示的。

然而在实际决策中,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往往很难确定一个精确数,即使给定一个精确数,也是比较主观的,不一定能反映实际情况。文献[4,5]提出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首先给出语言判断矩阵,然后给出语言偏好信息的隶属函数,例如“高”、“很高”等语言的隶属函数分别用三角模糊数[0.7,0.9,1.0]和[0.9,1.0,1.0]表示,而事实上隶属函数在实践中并不是总能获得,因而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文献[6]提出的基于证据推理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虽不需要将语言评价转为精确数或模糊数,但需要事先给每个语言评价的确定置信度,这显然也比较主观。由Herrera等[7]提出的二元语义可直接对语言评价信息进行计算,但目前还没见到基于二元语义信息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文献[8]提出了一种基于二元语义信息处理的群体决策方法,该文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①由于对属性的认识程度不同,故不同的决策者可能依据不同粒度语言评价集给出语言评价值;②属性的权重一般很难精确得到,尤其当决策问题比较复杂时。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由于涉及因素多,且有很多抽象因素无法用数值精确描述,故用诸如“好”、“较好”来描述,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本文提出一种在部分权重的情况下基于多粒度语言评价值的动态联盟中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

1 不同粒度语言评价值的一致化

关于二元语义的基本概念可参考文献[9,10]。

定义1 设β∈[0,T]为语言评价集S经某种集结方式得到的一个实数值,则β可由函数Δ表示为二元语义:

Δ:[0,T]→S×[-0.5,0.5)

Δ(β)=(sk,ak) k=round(β)

式中,sk为语言评价集S中第k+1个语言评价值;ak为sk的符号平移,ak=β-k;round(*)为四舍五入取整算子。

定义2 设(sk,ak)是一个二元语义,则存在一个逆函数Δ-1,使其转换成相应的数值β∈[0,T]:

Δ-1:S×[-0.5,0.5) →[0,T]

Δ-1(sk,ak)=k+ak=β

决策者对不同属性的认识程度不同,不同决策者对同一属性的认识程度也不同。对某一属性越熟悉,语言变量不确定性粒度增大,语言变量的表示趋向精确。事先假设一组不同粒度语言评估标度S(T)[0,1,…,T-1]={s(T)0,s(T)1,…,s(T)T-1}。T一般为奇数(3、5、7等),表示语言评价集的粒度,即语言评价集中短语的个数。若T=3,则S(3)[0,1,2]={s(3)0,s(3)1,s(3)2}={很差,一般,很好};若T=5,则S(5)[0,1,2,3,4]={s(5)0,s(5)1,s(5)2,s(5)3,s(5)4}={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若T=7,则S(7)[0,1,2,3,4,5,6]={s(7)0,s(7)1,s(7)2,s(7)3,s(7)4,s(7)5,s(7)6}={很差,差,较差,一般,较好,好,很好}。语言评估标度要满足以下2个条件:(1)有序性。当i<j时,有s(T)i<s(T)j,即表示s(T)i劣于s(T)j。(2)存在逆运算“neg”。neg(s(T)i)=s(T)j,j=T-1-i。

基于多粒度语言评价信息的群决策问题首先将不同语言评价集一致化为标准语言评价集。文献[11]基于模糊理论中的扩展原理,采用最大最小隶属度原则,将不同粒度语言评价信息转化为定义在基本语言评价集上的模糊数。文献[12]通过插值方法将不同粒度语言评价信息一致化为基本语言评价信息。文献[11,12]使用三角模糊数来表达语言评价集中短语所对应的语义,计算过程比较繁琐,而且只能从粒度低的评语集向粒度高的评语集转化。

定义3 设S(T)[0,1,…,T-1]和S(G)[0,1,…,G-1]为两种不同粒度的语言标度,定义S(T)[0,1,…,T-1]为标准语言评价集,则S(G)[0,1,…,G-1]中的语言评估值(s(G)k,ak)转换到S(T)[0,1,…,T-1]中的语言评估值为

$(s_{k^{'}}^{(Τ)}, a_{k^{'}}) = Δ (β^{'}) = Δ (\frac{Τ - 1}{G - 1} Δ^{- 1} (s_{k}^{(G)}, a_{k})) (1)$

从式(1)可以看出,一种语言中的任一标度在另一种粒度语言中都有唯一的标度与之对应,因此具有函数的双射和满射的特征,所以这种转换不会丢失任何信息。特别地,若k=0,ak=0,则(s(T)k′,ak′)=(s(T)0,0);若k=(G-1)/2,ak=0,则(s(T)k′,ak′)=(s(T)(T-1)/2,0);若k=G-1,ak=0,则(s(T)k′,ak′)=(s(T)T-1,0)。上述三式说明,一种粒度语言中的最小标度、中等标度、最大标度转换成另一种粒度语言时,仍旧是最小标度、中等标度、最大标度。

2 二元语义集结算子

假设有限备选方案集X={x1,x2,…,xm},属性集U={u1,u2,…,un},属性权重向量 $\tilde{ω} = (\tilde{ω}_{1}, \tilde{ω}_{2}, \dots, \tilde{ω}_{n})$ (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为区间数),决策群体集D={d1,d2,…,dp}。 $\tilde{ω}_{j} = [ω_{j L}, ω_{j U}] (j \geq 2), ω_{j L}$ 、ωjU分别为区间数的下界和上界。A(t)=(a(t)ij)m×n(i≥2,t≥2)为决策者dt的语言评价矩阵,a(t)ij为决策者dt对方案xi关于属性uj的语言评价值。R(t)=(r(t)ij)m×n为决策者dt的语言评价矩阵转化为标准语言评价集后的语言评价矩阵,r(t)ij为不同粒度语言评价值转化为标准语言评价集后的语言评价值。R=(rij)m×n为群体综合评价矩阵。

定义4[13] 设{(s1,a1),(s2,a2),…,(sn,an)}为一组二元语义信息,且设数据自身的权重向量ω=(ω1,ω2,…,ωn),ωj∈[0,1]且 $\sum_{j = 1}^{n} ω_{j} = 1$ ,则扩展的二元语义加权几何平均(ET-WGA)算子φ定义为

$\begin{array}{l} (s_{k}, a_{k}) = φ ((s_{1}, a_{1}), (s_{2}, a_{2}), \dots, \\ (s_{n}, a_{n})) = Δ {\prod_{j = 1}^{n} [Δ^{- 1} (s_{j}, a_{j})]^{ω_{j}}} (2) \end{array}$

定义5[13] 设{(s1,a1),(s2,a2),…,(sn,an)}为一组二元语义信息,位置权重向量v=(v1,v2,…,vn)是与扩展的二元语义有序加权几何平均(ET-OWGA)算子g相关联的加权向量(位置权重向量),vj∈(0,1)且 $\sum_{j = 1}^{n} v_{j} = 1$ ,则g定义为

$\begin{array}{l} (s_{k}, a_{k}) = g ((s_{1}, a_{1}), (s_{2}, a_{2}), \dots, \\ (s_{n}, a_{n})) = Δ {\prod_{j = 1}^{n} [Δ^{- 1} (s_{π (j)}, a_{π (j)}]^{v_{j}}} (3) \end{array}$

其中,π(j)(j=1,2,…,n)是1,2,…,n中的一个置换。对任意j=2,3,…,n有(sπ(j-1),aπ(j-1))≥(sπ(j),aπ(j))。

ET-OWGA算子只考虑了数据位置的重要程度,即只根据某个数据在整个数据列当中的相对大小赋予不同的权重,而没有考虑数据自身的重要程度,即在多属性决策中没有考虑不同的属性具有不同的权重。参考文献[14],本文提出扩展的组合加权几何平均算子(ET-COWGA)。

定义6 设{(s1,a1),(s2,a2),…,(sn,an)}为一组二元语义信息,由于每个数据自身的重要程度不同,且设数据自身的权重向量为ω,位置权重向量v是与扩展的二元语义有序组合加权几何平均(ET-COWGA)算子φ相关联的加权向量,则φ定义为

$(s_{k}, a_{k}) = φ ((s_{1}, a_{1}), (s_{2}, a_{2}), \dots, (s_{n}, a_{n})) = Δ (\prod_{j = 1}^{n} b_{π (j)}^{v_{j}}) (4)$

对任意j=2,3,…,n有bπ(j-1)≥bπ(j),其中,bj=(Δ-1(sj,aj))nωj,n为平衡因子。显然当ω=(1/n,1/n,…,1/n)时, $(s_{k}, a_{k}) = Δ {\prod_{j = 1}^{n} [Δ^{- 1} (s_{π (j)}, a_{π (j)})]^{v_{j}}}$ ,则ET-COWGA算子退化为ET-OWGA算子;当v=(1/n,1/n,…,1/n)时, $(s_{k}, a_{k}) = Δ {\prod_{j = 1}^{n} [Δ^{- 1} (s_{j}, a_{j})]^{ω_{j}}}$ ,则ET-COWGA算子退化为加权几何平均(ET-WGA)算子。可见,ET-COWGA算子不仅考虑了数据自身的重要程度,也考虑了数据位置的重要程度。

应用OWG算子的关键是确定位置权向量v,确定位置权向量的方法主要有模糊量化方法、最大熵规划模型、最小方差规划模型、极大极小离差规划模型[15],但这些方法要么是物理含义不够清楚,要么是计算过程比较复杂。在数据列当中,出现在平均值附近的数据比较合理,应该赋予较大的位置权重,远离平均值的数据则说明该数据不尽合理,应该赋予较小的权重,以弱化不合理数据对数据集结结果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基于正态分布的方法来确定OWG算子中的位置权向量:

$t_{j} = \frac{1}{\sqrt{2 π} σ_{n}} e^{- (j - u_{n})^{2} / (2 σ_{n}^{2})} j = 1, 2, \dots, n (5)$

$u_{n} = \frac{1 + n}{2} σ_{n} = \sqrt{\frac{1}{n} \sum_{j = 1}^{n} (j - u_{n})^{2}}$

由于vj∈[0,1]且 $\sum_{j = 1}^{n} v_{j} = 1$ ,所以将tj归一化得到vj

$v_{j} = e^{- (j - u_{n})^{2} / (2 σ_{n}^{2})} / \sum_{j = 1}^{n} e^{- (j - u_{n})^{2} / (2 σ_{n}^{2})} j = 1, 2, \dots, n (6)$

3 基于两阶段优化确定属性权重向量

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专家往往很难准确给出某属性的权重,而只是给出一个权重范围,即属性权重可能部分确知,而属性权重的不确定会引起决策方案排序的不确定。为此,本文首先从局部考虑,求解使得方案xi的综合评价值最大时,其所对应的理想属性权重ω(i)j。ω(i)j为相对于第i个方案综合属性值最大时,求得的第j个属性值局部权重值。从而建立下列线性规划模型:

$\begin{array}{l} m a x z^{(i)} = \sum_{j = 1}^{n} ω_{j}^{(i)} Δ^{- 1} (r_{i j}) \\ s . t . \sum_{j = 1}^{n} ω_{j}^{(i)} = 1, ω_{j L}^{(i)} \leq ω_{j}^{(i)} \leq ω_{j U}^{(i)} \end{array}} (7)$

采用单纯形法或直接利用MATLAB软件的linprog函数求解此模型,将得到对应方案xi的最优权重向量ω(i)=(ω(i)1,ω(i)2,…,ω(i)n)及其局部最优综合评价值z(i)。其次,从全局考虑,各决策方案之间应是公平竞争的,必须采用统一权重,才能进行综合评判,进而选取最佳方案。为此,需寻找最佳的综合权重。显然,希望各方案的综合属性值与其局部最优综合属性值的离差和最小,为此可建立下列二次规划模型:

$\begin{array}{l} \min ε = \sum_{i = 1}^{m} \sum_{j = 1}^{n} (ω_{j}^{(i)} Δ^{- 1} (r_{i j}) - ω_{j} Δ^{- 1} (r_{i j}))^{2} \\ s . t . \sum_{j = 1}^{n} ω_{j} = 1, ω_{j L} \leq ω_{j} \leq ω_{j U} \end{array}} (8)$

利用MATLAB软件中的fmincon函数求解此模型,将得到最终精确权重向量ω。

4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决策

虚拟企业合作伙伴选择的框架主要分为4个阶段(图1)[16,17]:第一个阶段为市场机遇实现模式的选择,即通过分析确定是采用并购模式还是组建虚拟企业或者放弃市场机遇。第二阶段为评价指标的确定,评价指标的确定主要是在参考虚拟企业指标库的基础上,根据任务分解确定评价指标[18]。第三阶段为筛选,确定必须要满足要求的硬指标,若任何一项硬指标不满足要求,则淘汰该方案。第四阶段为合作伙伴综合评价,即在满足硬指标要求的有限个合作伙伴中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一个产品的制造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产品设计、零部件制造、总装、销售等4个业务过程,如果盟主主要具有产品设计能力,则盟主要为其他3个业务过程寻找最理想的合作伙伴。现假设盟主为产品的销售寻找普通型的紧密型合作伙伴。评价指标确定为企业绩效u1、企业先进程度u2、企业产品质量u3、企业环境u4,相应的权重分别为 $\tilde{ω}_{1} = [0.3 ‚ 0.5], \tilde{ω}_{2} = [0.2, 0.3], \tilde{ω}_{3} = [0.1, 0.2], \tilde{ω}_{4} = [0.15 ‚ 0.35]$ ,现假设请了3个专家d1、d2、d3进行评判,经过筛选后有3家合作伙伴x1、x2、x3,要经过综合评价才能确定谁是最佳合作伙伴。假设3个专家给出的语言评价值a(t)ij如表1所示。一般地讲,若专家对某种评价指标或者对某一候选企业比较熟悉,则给出的较大粒度的语言评价值,反之则给出较小粒度的语言评价值,图1描述了其详细的决策过程。

4.1 语言评价值一致化

假设以7粒度语言评价集为标准语言评价集,按照定义3(式(1))将3粒度语言和5粒度语言都统一转换为7粒度语言评价集中的语言评价:

R(1)=(r(1)ij)3×4=

$[\begin{matrix} (s_{1}^{(7)}, 0.4) & (s_{5}^{(7)}, - 0.333) & (s_{2}^{(7)}, 0) & (s_{5}^{(7)}, - 0.333) \\ (s_{1}^{(7)}, 0.4) & (s_{2}^{(7)}, 0.333) & (s_{4}^{(7)}, 0) & (s_{2}^{(7)}, 0.333) \\ (s_{4}^{(7)}, 0.2) & (s_{5}^{(7)}, - 0.333) & (s_{3}^{(7)}, 0) & (s_{2}^{(7)}, 0.333) \end{matrix}]$

R(2)=(r(2)ij)3×4=

$[\begin{matrix} (s_{2}^{(7)}, 0) & (s_{6}^{(7)}, - 0.4) & (s_{3}^{(7)}, - 0.2) & (s_{3}^{(7)}, - 0.2) \\ (s_{1}^{(7)}, 0) & (s_{3}^{(7)}, - 0.2) & (s_{1}^{(7)}, 0.4) & (s_{6}^{(7)}, - 0.4) \\ (s_{4}^{(7)}, 0) & (s_{4}^{(7)}, 0.2) & (s_{3}^{(7)}, - 0.2) & (s_{4}^{(7)}, 0.2) \end{matrix}]$

R(3)=(r(3)ij)3×4=

$[\begin{matrix} (s_{1}^{(7)}, 0) & (s_{4}^{(7)}, 0.2) & (s_{5}^{(7)}, - 0.333) & (s_{2}^{(7)}, 0) \\ (s_{2}^{(7)}, 0) & (s_{4}^{(7)}, 0.2) & (s_{5}^{(7)}, - 0.333) & (s_{4}^{(7)}, 0) \\ (s_{4}^{(7)}, 0) & (s_{3}^{(7)}, - 0.2) & (s_{2}^{(7)}, 0.333) & (s_{3}^{(7)}, 0) \end{matrix}]$

4.2 集结专家语言评价值

专家权重采用7粒度语言评价集,且设专家1、2、3重要性的语言评价值的二元语义分别为h1=(s(7)5,0),h2=(s(7)4,0),h3=(s(7)6,0),则专家1的权重 $λ_{1} = \frac{Δ^{- 1} (h_{1})}{Δ^{- 1} (h_{1}) + Δ^{- 1} (h_{2}) + Δ^{- 1} (h_{3})} = 0.333$ ,同理可计算出专家2、专家3的权重分别为λ2=0.267,λ2=0.4。根据式(6)可计算出位置权重向量v=(0.2945,0.4110,0.2945)。利用定义6中式(4)计算出的群体综合评价矩阵为

R=(rij)3×4=

$[\begin{matrix} (s_{1}^{(7)}, 0.3521) & (s_{5}^{(7)}, - 0.3070) & (s_{3}^{(7)}, - 0.0337) & (s_{3}^{(7)}, - 0.1765) \\ (s_{1}^{(7)}, 0.4668) & (s_{3}^{(7)}, - 0.0022) & (s_{3}^{(7)}, 0.2969) & (s_{4}^{(7)}, - 0.3075) \\ (s_{4}^{(7)}, - 0.2003) & (s_{4}^{(7)}, - 0.3323) & (s_{3}^{(7)}, - 0.3251) & (s_{3}^{(7)}, 0.0342) \end{matrix}]$

4.3 求出精确权重向量

4.3.1 求出局部优化权重向量

例如以合作伙伴x1的综合属性值为最优,根据式(7)建立如下最优化模型

max z(1)=1.3521ω(1)1+4.6930ω(1)2+

2.9663ω(1)3+2.8235ω(1)4

s.t. ω(1)1+ω(1)2+ω(1)3+ω(1)4=1,

0.3≤ω(1)1≤0.5,0.2≤ω(1)2≤0.3,

0.1≤ω(1)3≤0.2,0.15≤ω(1)4≤0.35

采用单纯形法或直接利用MATLAB 软件中的linprog函数求解此模型,将得到对应方案x1的最优权重向量ω(1)=(ω(1)1,ω(1)2,ω(1)3,ω(1)4)=(0.3,0.3,0.2,0.2),同理也可得到对应于x2、x3的最优权重向量ω(2)=(0.3,0.2,0.15,0.35),ω(3)=(0.5,0.25,0.1,0.15)。

4.3.2 求出精确权重向量根据式(8)建立如下最优化模型

minε=[1.3521(0.3-ω1)]2+[4.6930(0.3-ω2)]2+

[2.9663(0.2-ω3)]2+[2.8235(0.2-ω4)]2+

[1.4668(0.3-ω1)]2+[2.9978(0.2-ω2)]2+

[3.2969(0.15-ω3)]2+[3.6925(0.35-ω4)]2+

[3.7997(0.5-ω1)])2+[3.6677(0.25-ω2)]2+

[2.6749(0.1-ω3)]2+[3.0342(0.15-ω4)]2

s.t. ω1+ω2+ω3+ω4=1,

0.3≤ω1≤0.5,0.2≤ω2≤0.3,

0.1≤ω3≤0.2,0.15≤ω4≤0.35

利用MATLAB 软件中的fmincon函数求解此模型,可得到精确权重向量ω=(0.4101,0.2453,0.1210,0.2235)。

4.4 求合作伙伴综合评价值

利用定义4(式(2))计算出x1的综合评价值值。

z1=(sk,ak)=φ((s(7)1,0.3521),(s(7)5,-0.3070),

(s(7)3,-0.0337),(s(7)3,-0.1765))=(s(7)2,0.3786)

同理可计算出合作伙伴x2、x3的综合属性值z2=(s(7)2,0.3696),z3=(s(7)3,0.4327)。由计算结果可知,x3优于x2和x1,而x1又优于x2,所以x3是企业盟主欲选择的最佳合作伙伴。

5 结论

(1)在专家语言评价值集成的过程中采用ET-COWGA算子,既考虑了数据自身的重要性,又考虑了数据位置的重要性,减小了过高或过低评价的不合理影响,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2)采用基于正态分布的办法求位置权重向量,该方法相对于目前常用的方法具有物理含义明确、易于理解、计算简单等优点。

(3)直接利用语言评价,无需给出偏好信息的隶属函数,方便了专家评价。根据评价矩阵采用二阶段优化的办法求出精确的属性权重。模糊性与精确性结合,进一步提高了评判结果的准确性。

(4)为了提高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可构造层次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例如可将企业绩效细分为企业发展前景、企业信誉水平、产品市场占有率及新产品开发成功率等,这时就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模糊多属性决策问题,求解方法与本文类似,只是在每一层次重复利用本文的方法。

资源合作决策篇6

1 双重资源管理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资源管理评价的根本条件和理论基础,其选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客观性。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和指标设置的程序,在充分吸收国内外指标体系研究成果、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层次分析方法,初步确定了资源管理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两个体系,四层指标”,如图1所示。两大体系即“经济-社会-环境”和“政府-市场-公众”,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每一系统既可独立地反映资源开发区域的协调发展水平(协调系数)和经济主体的满意度水平(满意度系数),同时又统一为资源管理决策服务。每个体系下面均分为四个层次指标:最高层为目标层(O),准则层(C)有3个指标,判断层(P)有15个指标,要素层(D)有19个指标(限于篇幅,未标出)。每个层次是上一层次的分解和具体表现。

2 可持续的双重资源管理决策模型的建立

在“两个体系”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双重资源管理决策模型,其中,“经济-社会-环境”模型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人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发展,主张资源当代及代际间效率公平;“政府-市场-公众”模型实现规制市场经济理念,强调政府、市场、公众三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资源管理决策,兼顾三者利益大致均衡且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二者共同为资源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2.1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模型的建立

“经济-社会-环境”模型主张的是资源可持续发展,为资源管理项目的实施把好第一道关。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角度、多层次尝试利用数学工具等构建可持续发展定量模型[2],当然,鉴于可持续发展自身的复杂性、难以描述与计算性,均有一定难度。本文只是从资源管理角度对资源可持续开发进行评价,希望说明复杂巨系统下各子系统的协调能力,并对协调发展度作进一步了解。

我们选择协调系数来表示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程度,要达到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就需要f1,f2,f3的离差系数越小越好。根据统计学中离差系数的公式,我们得到三个子系统的协调系数V的计算公式:

V=[3(f1f2+f1f3+f2f3)(f1+f2+f3)-2]K

fi(x)=ϕiωii=1,2,3

其中,f为各子系统的综合效益函数;

ωi为各子系统的权重值;

ϕi为各子系统指标的隶属度值;

K为调节系数,K≥2。

为了更好地反映出区域的整体发展实力状况,即本区域是处于高水平协调发展、还是低水平协调发展,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

undefined

其中,f=f1ω1+f2ω2+f3ω3(ω1,ω2,ω3为待定权数)。对ϕi采用模糊数学概念计算,ωi采用因子分析(C、P层指标)和主成分分析(D层指标)相结合方法计算[3]。

2.2 “政府-市场-公众”满意度决策模型的建立

2.2.1 满意度概念的提出及计算

在传统的资源开发管理中,政府拥有大部分的决策权[4],这种单主体决策很可能导致对市场估计不够,难以体现公众意愿的现象。在此,对作为二级指标的政府、市场、公众三利益主体,我们假设市场同政府、公众一样都具有理性思维,可以通过各自的满意度影响资源开发项目的实施。我们选用统计学中平均增长速度概念来表达满意度Si涵义,得到:

undefined

;undefined

其中,A'in为各指标的最终值;A'i1为各指标的最初值。

2.2.2 权重的计算

指标体系的所有层都采用同一方法确定权重有时并不合理。本文中,准则层(C)、判断层(P)和要素层(D)本质上是不同类型指标,详见图1所示。C层指标是三个利益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互相影响;P、D层为客观指标,是三个利益主体的评价对象。所以根据各层指标的不同特点,我们采用了委托过程[5]和构建判断矩阵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为C层和P层、D层确定权重,对分层次方法进行了合理化改进。

由数学原理可以证明,由该方法确定的三者权重都会小于0.5,其经济学意义即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不能在决策中占据垄断地位,最后的权重分配必定是三者互相权衡的结果。这正符合我们的资源管理决策模型的要求,也说明了委托过程方法为该准则层赋权的合理性。

利用构造判断矩阵,确定权重的方法已比较成熟,在此不再赘述,从而得到相对于上一层的组合权重Wij。

那么,第k层上的元素对目标层的总排序权重向量为:

Wk=p(k)·W(k-1)

最后,根据各个指标的满意度值和组合权重,可计算总满意度,对之进行分析得出针对性建议,达到我们的研究目的。资源管理评价总满意度S为:

undefined

2.3 “两个体系”的双重资源管理决策模型综合分析

在两个“三位一体”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大子系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模型和“政府-市场-公众”满意度决策模型既相互独立,即每个系统通过前述各自模型板块可独立地反映资源开发区域的协调发展水平和三个利益主体的满意度水平,同时又相互联系,即共同为可持续的资源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建立在“经济-社会-环境”基础上的协调系数是表示某一系统隶属于“协调”这个模糊集程度的指标[6],是一个[0,1]闭区间上的实数。协调系数越大,说明系统的协调程度越高;反之,协调系数越小,说明系统的协调程度越低。当协调系数为1时,说明系统完全协调;当协调系数为0时,说明系统完全不协调。同样,对于建立在“政府-市场-公众”基础上的满意度系数来说,因为满意度值在计算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归一化处理,组合权重不难理解必在[0,1]之间,所以,作为二者乘积的满意度系数也是一个[0,1]闭区间上的实数。

对一个资源开发工程来说是否付诸实施,就必须符合现阶段资源管理的两个基本条件,即同时满足

其中,a、b的取值针对具体资源开发项目由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及相关专家共同确定。这样,就达到了既满足资源可持续发展,又使三利益主体都达到了较高的满意度的双重资源管理决策的要求。参考图2不难理解,C=A∩B就是资源开发的理想范围。

3 实证研究

下面我们采用A公司在四川某地的X资源开发项目作为实例进行研究,以证明该双重资源管理决策模型的现实意义。根据四川统计年鉴、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最新调查资料及项目内部资料,收集到了模型建立所需要的初始数据(限于篇幅,未列出)。

3.1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模型的实现

在当代社会资源开发首先要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原则,一切违背资源合理开发的项目都应予以否认。通过初始数据的计算得到指标的隶属度值和权重,按照综合效益公式及协调系数的计算公式,由四级指标依次递推到二级指标,可计算出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系数及协调度,如图3所示。

下面对该图进行分析:

⑴ 从整体趋势来看,代表甘孜州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系数虽然有着较大的波动,但从最低的初级协调(0.544 1)到最高的优质协调(0.943),基本上处于协调状态,而且其值越来越趋近于1,即协调程度越来越好。

⑵ 协调趋势在第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发生转折,协调值稍有下降,说明资源开发项目之初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但随后有所好转。

⑶ 协调度相对来说发展比较平缓,整体水平较低,几乎都在0.5以下,说明甘孜州实际发展水平落后。

⑷ 总的来说,协调系数与当地的实际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协调性好,协调度低的情况是存在的,尤其对西部不发达地区,为了提高当地的综合发展水平,就要增加当地资金投入。通过进行合理的资源开发,可以吸引外资,提高人均GDP并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引导当地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3.2 “政府-市场-公众”满意度决策模型的实现

由满意度计算公式和权重计算公式,得到表1的初始数据及统计结果,现进行资源开发的满意度分析。

3.2.1 各指标满意度分析

对表1中各指标加权满意度S排序后即可对各个指标进行针对性分析,从而获得该地区的薄弱性指标并就此制定改善措施。比如:Max1为市场繁荣(123*),其远远地大于其它指标,表明该工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相关投资,带来了较好的外部正边际效益,市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Max2为居民生活质量(21),表明在该资源开发过程中当地居民也是较大的受益者,当地居民的吃、穿、住、行等生活基本条件得到较大改善;Max3为工业三废处理率(31),负值表明当地在资源开发的初级阶段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已初见端倪,只是值稍小,说明还没造成太大的环境后果;市场需求供给率(15)不是太高,表明供不应求局面不是朝夕之间能改变,但有所缓解;对科教水平、社会稳定的满意度值不高,且存在负值,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域偏远,教育水平与科技投入都处于落后水平。

3.2.2 三利益主体满意度构成对比分析。

将表1中各指标满意度求和,得到三利益主体的总满意度S(0.211 9),可见结果较高,而且政府、市场、公众满意度较为均衡。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资源开发工程需要政府、市场、公众共同参与决策,政府-市场-公众决策模型具有现实合理性。

从各利益主体的满意度来说,对该X资源开发工程,市场的满意度最高(48.6%)。从前面指标分析已知,主要原因在于通过该资源开发工程的实施,吸引了多方投资,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市场X元素供不应求的现象,达到了该资源开发工程的主要目的。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24.1%和27.3%)相仿,相对较低,但后者稍高。对政府来说,虽然该资源开发项目可以提高当地的人均GDP和国家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基本上完成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但“三废”处理率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出现了负面效应,发展前景不容盲目乐观,要寻找措施实行“在开发中治理”。公众的满意度主要来源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偏低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生存环境的压力会成为他们未来生活的隐忧,所以,应面向公众加强宣传,在政策制定上也应适当向公众倾斜,完善公众参与决策机制。

3.3 双重资源管理决策综合分析

通过求解上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模型和“政府-市场-公众”满意度决策模型后,我们对此区域资源开发项目给当地带来的资源可持续发展水平及各利益主体的满意度水平都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此时,为了更加全面地考虑资源开发问题,我们将两个彼此独立的模型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研究,使之共同完成资源管理决策的任务。

由图3可知,第5年后的协调系数基本满足V≥0.8,也就是说该区域的资源开发并没有影响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情况;总满意度S≥0.2(委托权重赋权情况下S相对较低)在几组取值中相对较高,且三利益主体满意度相对均衡,较为合理。所以经过综合分析,可知该资源开发项目的协调系数和满意度系数都处于图2的C区域,达到了现阶段资源管理的要求。

4 结论

总之,此“经济-社会-环境”和“政府-市场-公众”双重资源管理决策模型在确保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建立起了一个由政府主导,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社会各界公众广泛参与的新的管理决策体系,它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机制给予了资源管理全方面保证。随着资源管理市场的完善,这更是趋势所在。

摘要：正确的区域资源管理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永续发展的战略课题。面对区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各利益主体对资源开发项目的不同态度,以可持续发展和规制市场经济理念为指导,创新性地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和“政府-市场-公众”双重资源管理指标体系及决策模式,既保证区域内资源可持续开发的要求,又达到三者满意度相对较高,并采用多种数学方法及MATLAB软件编程实现。通过实例表明,此定量决策模型为现阶段区域资源管理领域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词：资源管理,资源决策,双重决策模型,经济-社会-环境,政府-市场-公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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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合作决策篇7

对再制造竞争,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研究。Majumder等[4]125-141最早研究了再制造竞争策略。Chen等[5]通过评估影响策略选择的各种因素,研究了OEM选择竞争策略和合作策略的边界条件。李帮义[6]在再制造系统导入外部竞争,比较和研究了竞争策略的绩效。Atasu等[7]将再制造作为OEM的市场战略进行了研究。Ferguson等[8]研究了OEM进入再制造的边界决策条件和外部竞争者TPM带来的潜在利益损失,得出OEM可以通过废旧产品返厂战略,阻止TPM回收废旧产品进行再制造。熊中楷[9]对比研究了OEM在自身不再制造、自身再制造和品牌许可第三方TPM再制造三种策略中的选择情况。文献[10,11,12]对比研究了专利、技术拥有企业对其他企业进行固定费用和按产量收取许可费用下的许可策略。袁文华[13]通过建立博弈分析模型,详细分析了品牌许可方与被许可方在品牌许可过程中各自的行为,提出了促进双方合作发展的建议。R.Subramanian[14]以e Bay的交易数据为研究基础,得出了新产品与再制造产品的价格差异。研究表明影响再制造品价格的因素有零售商的声誉、再制造品质量、再制造品的品牌属性等因素,也就是说再制造产品的品牌会影响价格,再制造品相对于原产品因为缺乏品牌而以相对较低的价格销售。另外,再制造产量受回收废旧产品的数量限制。伍颖等[15]研究了回收资源限制下OEM和TPM再制造的竞争决策情况,得出了12种不同的合作生产策略。

上述文献或是研究制造与再制造的竞争以及回收资源限制下的生产竞争,或是研究品牌许可对生产竞争或再制造定价的影响,没有考虑OEM对于TPM进行品牌许可会影响消费者对于再制造品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也没有考虑再制造所受的回收资源限制对再制造品牌许可决策的影响。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考虑回收资源限制下,通过OEM对TPM进行品牌许可会提高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WTP来研究OEM品牌许可的策略的选择,建立OEM在品牌许可和不许可下的模型,利用博弈论求解得出两种策略下OEM和TPM最优解并进一步讨论OEM和TPM的品牌许可决策情况。

1 问题描述和假设

原制造商OEM生产新产品,再制造商TPM在回收资源限制下生产再制造品。对再制造品,OEM可以选择不进行品牌许可,新产品和再制造品的产量分别为qn1和qr1,OEM和TPM的利润分别为πM1,πT1;OEM对再制造品品牌许可下,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WTP变大,OEM收取单位品牌许可费用,新产品和再制造品的产量分别为qn2和qr2,OEM和TPM的利润分别为πM2,πT2;品牌许可前后的供应链模型如图1所示。

假设1:TPM对于EOL产品的回收比率为τ,再制造产品是由回收第一阶段EOL产品而来的,因此第二期再制造品的产量满足qr≤τq1,其中τ是一已知参数,且满足0<τ≤1。

假设2:新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n,再制造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含TPM废旧产品的回收成本),考虑再制造的资源节约,cn>cr>0。

假设3:消费者对于新产品的WTP为1,无品牌许可下对再制造品的WTP为β,品牌许可下提高为α,0<β<α<1。

假设4:消费者价值偏好服从(0,1)的均匀分布,根据Ferrer[16]的研究,新产品和再制造品满足的产量价格关系为pn=1-qn-ηqr和pr=η(1-qn-qr),所以无品牌许可时满足pn1=1-qn1-βqr1,pr1=β(1-qn1-qr1);品牌许可下再制造品WTP提高为α,满足pn2=1-qn2-αqr2,pr2=α(1-qn2-qr2)。

2 建模与求解

为了便于后文的计算和分析,首先考虑TPM还未进入再制造市场的第一期,OEM生产新产品的最优决策。此时,OEM的利润函数为:MaxπM=(p1-cn)q1),其中p1=1-q1。通过求解,可以得到OEM的最优解为

2.1 无品牌许可模型

在此模型下,OEM与TPM独立进行决策,对于TPM生产再制造品,OEM不进行品牌许可,同时第二期的再制造品的产量受第一期新产品产量的影响,OEM与TPM构成纳什均衡博弈。

OEM的利润函数为:

TPM的利润函数为:

对于TPM的利润函数构造Lagrange函数得:

函数L的二次型负定,即海赛矩阵为负定矩阵,所以存在最大值点,使得模型有最优解,其Karush-Kuhn-Tucker条件如下:

λ>0表示供应约束是“紧约束”,即qr1≤τq1,第一期的新产品产量限制了TPM的再制造产品产量;λ=0表示供应约束是“松约束”,那么回收资源限制条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只讨论λ>0时的情况。结合OEM的函数,可以求得最优解:

由TPM再制造品产量qr1>0可得结论1。

结论1:TPM进行再制造的边界条件为

其中β-cr反映了TPM再制造产品的竞争力,只要β-cn相对于较有竞争力,则TPM就会进入再制造,进入再制造的边界条件为。

2.2 品牌许可模型

在此情况下,OEM对TPM生产的再制造品进行品牌许可,收取品牌许可费用,TPM生产的再制造品的消费者WTP升高。OEM与TPM之间构成了两阶段的斯坦伯格博弈关系。首先由OEM决策新产品的产量qn2和单位产品的许可费用f,然后TPM决定再制造品的产量qr2。同样,TPM再制造产品受到第一期新产品产量的影响。

使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博弈的纳什均衡,首先分析TPM的利润目标函数:

同理,对于TPM的利润函数构造Lagrange函数得:

函数L的二次型负定,即海赛矩阵为负定矩阵,所以存在最大值点,使得模型有最优解,其Karush-Kuhn-Tucker条件如下:

λ>0表示供应约束是“紧约束”,即qr2=τq2,第一期的新产品产量限制了TPM的再制造产量;λ=0表示供应约束是“松约束”,那么回收资源限制条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只讨论λ>0时的情况。

由TPM的利润Lagrange函数L关于求偏导qr2,并把qr2带入OEM的函数:

然后对qn2、f求偏导得最优解:

由TPM再制造品产量qr2>0可得结论2。

结论2:在品牌许可条件下第三方TPM进行再制造的边界条件为

可知在品牌许可条件下再制造产品的附加值为α-cr,新产品的附加值为1-cn,说明只有在再制造品比较有竞争力,即OEM的品牌价值较大时,TPM才会选择进入再制造市场。

结论3:OEM对TPM收取的品牌许可费用与回收率正相关,与WTP正相关。

证明:

由于在回收资源存在限制时,再制造品的生产量会受到上一期新产品销量的影响,回收率越高、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WTP越高,对TPM越有利,再制造产品生产量越高,那么再制造品对于新产品市场份额的侵占程度会越大,OEM势必增加品牌许可费用来弥补新产品所受的损失。

3 均衡结果分析

通过建立两种策略模型,分析OEM和TPM的决策,均衡结果汇总如表1所示。

因涉及参数的取值范围,结论4和结论5的证明略,第4部分用数值进行仿真验证。

首先讨论OEM在回收资源限制和WTP变动下的品牌许可决策情况。因为0<α<β<1,令α=β+ε,ε表示许可策略下WTP的提高值,那么0<ε<1-β。比较OEM在不进行品牌许可和品牌许可下的利润可得结论4。

结论4:对于OEM无论β、ε、τ如何取值,不进行品牌许可和进行品牌许可情况下的利润满足总。因此,对于OEM总是会选择进行品牌许可策略。

结论4表明无论β、ε、τ如何取值OEM总是选择品牌许可。对于OEM而言无论消费者WTP的取值大小,进行品牌许可条件下的利润始终高于不进行品牌许可的利润。如果OEM不进行品牌许可,TPM进入再制造市场,会侵占OEM新产品的市场份额,从而使OEM的利润下降。在品牌许可条件下,OEM可以从TPM获取品牌许可费用,许可费用不仅弥补了再制造带来的损失,还可以比没有再制造情况下获取更高的收益。因此,在TPM进入市场时,OEM总是会选择品牌许可,通过收取许可费用来分享再制造带来的收益。

下面研究β、ε、τ值的大小对TPM决策的影响。因为ε∈(0,1-β),所以的取值受到1-β值大小的影响,即ε的取值受不许可情况下WTP值的限制,所以TPM是否接受品牌许可的决策不仅受到接受品牌许可所能提高的消费者意愿值ε大小影响,还受到无品牌许可时WTP值β的影响;τ的大小则会影响能使TPM接受品牌许可的WTP提高值的临界值。

结论5:当回收率τ一定时,存在临界β*。当β>β*时,总是大于,此时TPM不接受品牌许可策略。当β<β*时,存在ε*,当ε>ε*时,TPM接受品牌许可策略;当ε≤ε*时时,TPM不接受品牌许可策略。当回收率τ变化时,随着回收率τ的增大,TPM接受品牌许可的临界条件ε*增大。

由结论5可知,当TPM生产的再制造产品的WTP高于临界值ε*时,TPM不会接受品牌许可策略。当TPM生产的再制造产品的WTP低于临界ε*时,若接受品牌许可所提高的WTP值高于临界值时,TPM接受品牌许可,虽然需要支付一定的许可费用给OEM,但是TPM获得的利润增大,会选择接受品牌许可策略;若WTP提高值低于临界值ε*,TPM接受品牌许可并不能带来消费者WTP的很大提升,而且还需支付许可费用给OEM,其利润低于不接受品牌许可,所以TPM拒绝品牌许可。回收率越大,再制造品的市场份额越大,TPM自身比较有优势,只有品牌许可给再制造品提高的WTP值更高,TPM才会接受品牌许可,与OEM共同分享再制造的效益。

4 数值仿真

为了验证结论4和结论5,说明参数变动对于OEM及TPM品牌许可决策的影响,采用数值仿真进行分析。仿真过程中参数取值的选取,参考文献[4]135-136。

4.1 OEM的品牌许可决策

研究OEM的决策情况,取cn=0.5,cr=0.2,β=0.5,考虑需要满足再制造发生的限制条件

,取ε∈2(0,0.8),τ∈(0,0.8)。

用Matlab进行仿真(见图2),上、下侧曲面分别表示进行品牌许可和无品牌许可时OEM的利润,可以看出无论消费者WTP差值与回收率如何取值,进行品牌许可时的利润均高于不许可时的利润,所以,对于OEM不论消费者WTP和回收率高低总会选择品牌许可策略。由此验证了结论4。

4.2 TPM的品牌许可决策

首先考虑回收率为定值时,WTP变动对TPM决策的影响。此时参数的取值为cn=0.5,cr=0.2,τβ-c=0.5。考虑需要满足再制造发生的限制条件

,选取ε2∈(0.3,0.8),τ∈(0.2,0.7),且β+ε<1来研究β和ε变动对于不许可和许可情况下TPM策略选择的影响,用Matlab进行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TPM不接受品牌许可时的利润(图中深灰色)随β的增大而增大,且不受ε大小的影响;品牌许可时的利润(图中浅灰色)随着WTP差值ε以及β的增大而增大。当ε取值达到最大值时,β+ε→1,此时趋于最大值0.006 88。令可以得到β={0.79,-4.79},β取0.79。所以当β>β*=0.79时,总是大于,此时TPM不接受品牌许可策略;当β<β*=0.79时,存在临界值ε*,当ε>ε*时,TPM接受品牌许可的利润高于不接受时的利润;当ε小于ε*时,不接受品牌许可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图3中两平面交线所对应的ε即为ε*。由此验证了结论5。

考虑回收率对TPM决策的影响,同样考虑需要β-c满足再制造发生的限制条件,此时参数取值β=0.5,ε∈(01-cn0.5),τ∈(0,0.6),研究OEM进行品牌许可和不许可时的TPM的利润。用Matlab进行仿真,结果如图所示。

由图4可以看出随着的增大,进行品牌许可(图中浅灰色)和不许可时(图中深灰色)TPM的利润均增加。图中两平面的交线对应品牌许可接受与否的临界条件,可以看出,随着回收率的增加,消费者WTP差值需要更大TPM才会选择接受品牌许可,即回收率增加时需要更高的消费者WTP差值TPM才会接受品牌许可,否则选择不接受。由此验证了结论5。

5 结语

本文基于品牌许可会提升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WTP的条件,在再制造受回收资源限制下,建立OEM和TPM在无品牌许可和品牌许可策略下的模型。运用博弈论方法对模型求解得出两种策略下OEM和TPM的最优决策情况。比较许可与不许可下OEM和TPM的利润变化,得出两方对于品牌许可的决策,并用数值仿真进行验证了结论。主要结论如下:(1)OEM的利润不受回收率以及WTP变化的影响,在进行品牌许可下始终大于不品牌许可下,所以OEM总是会选择对TPM进行品牌许可,获取品牌许可费用弥补再制造侵占新产品市场份额带来的损失。(2)无品牌许可时再制造品的WTP值和品牌许可对再制造品带来的WTP增加值以及回收率都会影响TPM接受品牌与否的决策,若无品牌许可时WTP足够高,TPM不接受品牌许可,否则,若品牌许可使WTP值增加的足够多,TPM接受品牌许可,且回收率越高,需要WTP增加值更高,TPM才会接受品牌许可。

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考虑供应链的制造商和消费者,没有考虑供应链的其他成员的参与对决策的影响,这将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摘要：再制造商在回收资源限制下生产再制造品,原制造商可采取两种策略,一是不进行品牌许可,二是进行品牌许可。原制造商品牌许可能提高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支付意愿,但需对再制造商收品牌许可费。考虑回收资源限制和消费者支付意愿存在差异,建立原制造商不进行和进行品牌许可两种策略模型,利用博弈论求解两种策略下双方的最优决策。通过均衡结果分析和数值仿真研究原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在不同回收率和消费者支付意愿下的品牌许可决策。

资源合作决策篇8

多目标决策是现代决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多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进行科学、合理优选决策的理论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1,2],如水资源优化配置、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水资源承载能力、水库调度、水生态调控、水污染防治等领域的研究。王好芳等[3]根据大系统理论和多目标决策理论建立了基于量与质的面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多目标协调配置模型,用以解决目前水资源短缺和用水竞争性的问题。李媛媛等[4] 结合湖北省武汉市多水源、多输水工程、多用户的实际状况,针对目前大多数配置模型只考虑水源、用户之间的配置,忽略供水工程的配置调度作用,提出基于水源-供水工程-用户的大系统多目标配置模型。王蕊等[5]采用大系统分解协调理论,构建了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并应用于桂林市,效果较好。罗利民等[6]将博弈分析思想引入水资源多目标配置模型的求解中,从而将多目标决策问题转化为博弈决策问题。席锐超等[7]采用LINGO优化求解器中的目标规划方法对天津市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求解,得到同时满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优供水原则及配置方案。吴丽等[8]针对城市用水系统的多水源、多用水户的特点, 建立了城市水资源多目标分配模型,首先计算各目标的模糊隶属度,将模型转化为模糊多目标决策模型,通过逐步缩小决策空间,最终得到模型的满意解。

此次研究以西北内陆干旱区石羊河流域为对象,考虑到部门利益的冲突性和不可替代性,建立多水源、多部门、多目标的水资源配置决策模型并进行求解,采用近似理想点法对非劣方案进行排序,最终推荐满意方案。

1 问题概化

石羊河流域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是我国西北内陆河流域灌溉农业发展早、人口密度大、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性强的地区。

根据水源组成情况,区域供水水源简化为: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外调水源。规划年可供水量由《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可知(如下表1所示)。

万m3

区域用水户划分为生活、工业、农业、生态环境等4类,根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综合农田灌溉、生活、工业、基本生态需水预测成果,得到2020年流域总需水量成果如下表2。

万m3

最终石羊河流域水资源配置概化为一个多水源多用户供水系统,见图1。

2 模型的建立

考虑到4类用水的冲突性和不可替代性,构建多目标配置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begin{array}{l} 目标函数 ∶ m a x F (x) = \max [f_{1} (x), f_{2} (x), f_{3} (x), f_{4} (x)] \\ 约束条件 ∶ x \geq 0, G (x) \leq 0 \end{array} (1)$

式中:x为决策向量,非负值;G(x)为约束条件值;f1(x)为工业用水效益目标;f2(x)为生活用水效益目标;f3(x)为生态用水效益目标;f4(x)为农业用水效益目标。

2.1 目标函数

一般而言,由于各类用户用水效益表现形式差异,很难用统一的物理量表达。为了能够在共同基础上进行比较,本文都折算成经济效益。计算式如下:

$f_{j} (x) = B_{j} \cdot Ο_{j} = B_{j} \cdot \sum_{k} x_{j k} (2)$

式中:Bj为第j部门单位水量效益系数,万元/m3;Qj为第j部门分配水量,m3;xjk为第k水源对第j部门的供水量;j为用水部门编号,j=1,2,3,4,分别表示工业、生活、生态环境、农业;k为水源编号,k=1,2,3,分别表示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外调水源。

具体讲,采用产值分摊方法[9]计算单位工业用水效益B1,以工业用水效益系数为基准计算生活用水效益系数、生态环境用水效益系数、农业用水效益系数。

$B_{1} = β \cdot (Q_{1} / Μ) / Q_{1} = β / Μ (3)$

式中:β为工业供水效益分摊系数,参照水利经济研究会研究成果取值为11%;Q1为工业分配水量,m3;M为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m3/万元。《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预测石羊河流域工业万元产值用水定额为:2020年0.002 2～0.003 4万元/m3。

对于其他3个用水部门,Bj计算式如下:

$\begin{array}{l} B_{j} = γ_{j} \cdot B_{1}, j = 2, 3, 4 (4) \\ γ_{j} = {\begin{cases} α_{j} (0 ＜ Q_{j} \leq Q_{j m i n}) \\ [α_{j} Q_{j m i n} + β_{j} (Q_{j} - Q_{j m i n})] / Q_{j} \\ (Q_{j m i n} ＜ Q_{j} \leq Q_{j m a x}) \\ [α_{j} Q_{j m i n} + β_{j} (Q_{j m a x} - Q_{j m i n}) - λ_{j} (Q_{j} - Q_{j m a x})] / Q_{j} \\ (Q_{j} ＞ Q_{j m a x}) \end{cases} (5) \end{array}$

式中:γj,αj,βj为折算系数,且αj>1,βj<1,通常采用层次分析法或德尔菲法确定,本文取α1=[1.8,1.7,1.1],βj=[0.5,0.4,0.2];Qjmax,Qjmin分别为j部门用水的上、下限,m3。经计算,γ2=1.54,γ3=1.44,γ4=0.875。

2.2 约束条件

模型以不同水源对工业、生活、生态环境和农业四大用水部门的配水量为决策变量。约束条件包括:

(1)水源可供水量约束

$\sum_{j = 1}^{4} x_{j k} \leq W_{k}, k = 1, 2, 3 (6)$

式中:Wk为k水源的可供水量,万m3;其他符号意义同上。

(2)用水部门上下限约束:

$Q_{j m i n} \leq \sum_{k = 1}^{3} x_{j k} \leq Q_{j m a x}, j = 1, 2, 3, 4 (7)$

即为

$ρ_{j} \cdot Q_{j} \leq \sum_{k = 1}^{3} x_{j k} \leq Q_{j}, j = 1, 2, 3, 4 (8)$

式中:ρj为比例系数,本文取0.75,0.75,0.8,0.8。

(3)水量平衡约束:

$\sum_{k = 1}^{3} x_{j k} + Q_{缺 j} = Q_{j} ‚ j = 1, 2, 3, 4 (9)$

式中:Q缺j为j部门的缺水量。

(4)非负约束:

$x_{j k} \geq 0, (j = 1, 2, 3, 4; k = 1, 2, 3) (10)$

3 多目标模型的求解与决策分析

3.1 多目标模型的求解

本文采用权重法,选用36组权重系数结合MATLAB优化工具箱用于求解最小化线性规划的函数为linprog(其一般形式为:[x,fval,exitflag]=linprog(f,A,b,Aeq,beq,lb,ub),共获得对应36组权重的36个最优解。

由于线性规划问题最优解是否改变取决于系数的灵敏程度,有可能出现权重值改变但最优解相同情况及同一权重值下存在多个最优解的情况,因此需要对上述36个最优解进行是否是非劣解[10]的检验。具体方法是:

设x′,x″分别是上述36个解中任意两个解,F′=(f′1,f′2,f′3,f′4)和F″=(f″1,f″2,f″3,f″4)分别是对应的解空间的点,如果∀i(i=1,2,3,4),存在f′i>f″i且f′j≥f″j(j≠i,j=1,2,3,4),则称解x′劣于解x′。即x″是劣解,将其剔除。对上述36个解进行两两比较后,最终得到非劣解集。

本例,从36个最优解中筛选出11个非劣解。

3.2 理想点法决策

将非劣解集进行离散,得到有限个非劣解 $\bar{x}$ j,其集合以X表示,即 $x = (\bar{x}_{1}, \bar{x}_{2}, \dots, \bar{x}_{j}, \dots, \bar{x}_{n})^{Τ}$ 。离散后的非劣解集X所对应的非劣目标函数集用矩阵表示:

$\begin{array}{l} A_{1} \dots A_{j} \dots A_{J} \\ \bar{F} = (\begin{matrix} f_{1} (\bar{x}_{1}) & \dots & f_{1} (\bar{x}_{j}) & \dots & f_{1} (\bar{x}_{J}) \\ ⋮ & ⋮ & ⋮ \\ f_{i} (\bar{x}_{1}) & \dots & f_{i} (\bar{x}_{j}) & \dots & f_{i} (\bar{x}_{J}) \\ ⋮ & ⋮ & ⋮ \\ f_{p} (\bar{x}_{1}) & \dots & f_{p} (\bar{x}_{j}) & \dots & f_{p} (\bar{x}_{J}) \end{matrix}) \end{array}$

式中:p是目标个数,p=4;J是非劣方案的个数,本例J=11。

通常决策者均希望自己所选择的决策方案,其各项目标值均达到或接近最优值 $f_{i}^{*} (f_{i}^{*} = \max_{x \in R} f_{i} (x), i = 1, 2, \dots, p)$ ,即理想值。理想点法就是在目标空间R上寻求一个决策点 $\bar{x}$ ,使得 $∥ F (\bar{x}) - F^{*} ∥$ 最小。根据这一原理建立评价函数Uj:

$U_{j} = {\sum_{i = 1}^{p} [f_{i} (x_{j}) - f_{i}^{*}]^{2}}^{1 / 2} j = 1, 2, \dots, J (11)$

最终决策是使Uj最小所对应的方案 $\bar{x}$ j是满意方案。minUj表明所选择的最优决策方案与理想方案最接近。这样,当已求得多目标问题的非劣解后,只要算出每一个非劣解所对应的决策方案的近似度,就可按照近似度由小到大排出所有备选决策方案的优先顺序。于是决策者可根据决策方案的优先顺序和自己的偏好,全面权衡后,便可选出最终决策方案。在决策空间找出最优决策方案所对应的非劣解,即为所求的均衡解。

本例,对应决策方案为:

$\begin{array}{l} ⌶ 业农业生活生态 \\ X = [\begin{matrix} 19 825 & 7 550 & 7 420 & 83 562 \\ 10 000 & 3 430 & 3 368 & 48 729 \\ 2 069 & 1 872 & 1 896 & 4 263 \end{matrix}] \begin{array}{l} 地表水 \\ 地下水 \\ 外调水 \end{array} \end{array}$

对以上最优决策方案进行供需平衡分析,得到石羊河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表(表3)。从水资源配置结果看出,流域总体上按照以供定需原则分配水量,工业和生活需水量得到满足,农业和生态环境都有部分缺水。农业缺水1 822×104m3,缺水率1.3%,生态环境缺水601×104m3,缺水率为4.5%。外流域调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水现象,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

4 结语

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及不同决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水资源的分配有着不同的要求,理想点排序法用于水资源多目标配置可得到较合理的结果。

本文虽然试图尽量满足各部门协调发展的要求,但由于受信息量等因素的制约,研究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与实际发展需求具有一定差距。本文所得水量分配结果仅为数学上的最优结果,但是此结果是否符合自然界的水文循环规律、是否能够充分发挥流域水资源的各种功能、对流域水资源造成何种影响还不可知,因此,针对此点还需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针对石羊河流域建立了多水源、多用户、多目标的水资源配置模型。以工业用水效益为基准,将生活、生态环境和农业用水效益折算为可公度效益,然后用权重系数法将多目标问题转化为单目标问题。从36组最优解中筛选出11组非劣解,最后采用近似理想点排序法得到均衡解,即得到有限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条件下各用水部门(工业、生活、生态、农业)间最优的配水方案。通过该应用实例验证了近似理想点排序法在水资源的多目标决策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多目标配置决策模型,近似理想点排序法,非劣解,均衡解

参考文献

[1]冯尚友.多目标决策理论方法与应用[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30-90.

[2]Vira,V.Chankong,Yacov Y.Haimes.Multiobjective DecisionMaking:Theory and Methodology.New York:North-Holland,1983:25-47.

[3]王好芳,董增川.基于量与质的多目标水资源配置模型[J].人民黄河,2004,26(6):14-15.

[4]李媛媛,梅亚东,翟丽妮,等.武汉市水资源合理配置[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7,(9):19-22.

[5]王蕊,王丽萍,姜生斌,等.水资源系统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的研究及应用[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7,34(4):32-37.

[6]罗利民,谢能刚,仲跃,等.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多目标博弈决策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5(1):72-76.

[7]席锐超,李继清,梅艳艳.天津市水资源多目标优化配置模型[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1,(4):23-25.

[8]吴丽,田俊峰.基于模糊多目标决策的城市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10,8(5):80-84.

[9]张民安.渭南市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02,3:59-65.

资源合作决策篇9

在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 “参与”对各项发展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从而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认同。在近几年来参与成员中, 特别鼓励女性参与, 尤其是所有国际组织或各种基金会扶持的项目都很强调女性的参与 (包括重要的活动环节和人数比例) 和女性在参与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影响力非常大的GEF、TNC、WWF、CCA等许多非政府组织在所开展的项目活动中都安排了女性必须参与和决策的许多环节, 2003年开展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保护区地管理子项目参与式农村评估 (PRA调查) , 维西分局调查了巴迪倮马、叶枝后箐、康普米腰、攀天阁南山、塔城史垮底、格花箐、柯公、响古、响古箐9个村庄, 为项目活动筛选村庄提供信息资料。格花箐被确定为共管示范村, 倮马、南山为减轻野生动物危害示范村, 史垮底、柯公、响古、响古箐为能源示范村, 并开展了相关的项目活动, 这一活动中参加的总人数为1 492人, 其中女性488人, 只占了33%。

为进一步掌握项目实施后该地区的资源保护、社区经济发展情况、保护意识和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情况, 分析比较项目实施前后的各方面的变化情况等, 对以上进行过PRA调查的村庄于2007年7月30日至8月23日进行PRA跟踪调查, 这次的调查活动中参加总人数为1 505人, 其中达到了798人, 占了53%, 可见在社区管理这些活动中女性的参与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越来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特别一提的是在2010年在德钦县霞若乡种米瓜村民小组和维西县塔城镇托落顶小组 (这两个村民小组地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边缘, 是响古箐种群的重要栖息环境) , 开展GEF小额赠款项目资助的社区保护地项目中和塔城镇科功村民小组的社区共管项目中, 社区的日常巡护监测这一环节是有社区女性组织完成的, 达到了有效的巡护监测目的, 为社区管理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 在2010年的白马雪山巡护监测数据汇总和总体报告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2 女性参与综合森林生态保护管理

由于森林的退化, 森林生态环境恶化, 对人类的持续发展, 已带来严重的威胁, 特别是对生活在脆弱环境的山区居民的贫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贫困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形成恶化循环的态势。保护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面临这样的形势, 林业部门的工作重点已聚焦在生态环境的保持和山区的脱贫致富上, 特别是处在保护区周边的社区, 不能等同于扶贫项目, 应注重建立符合当地社区基本情况的经济体系, 加强社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如发展养殖业, 增加经济收入;发展土特产品生产与深加工;改进耕作方法, 改良作物品种, 提高土地生产力;加强社区实用技术的培训与示范推广工作,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人群更离不开占主导地位的社区女性。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林业部于 1985年颁发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以下称《办法》) , 自然保护区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96年, 全国共有700 个保护区, 其中70%为林业部门管辖。云南省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省, 有保护区共97个 (Machinnon, 1996) 。1994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以下称《条例》) 。1998 年, 云南省开始林的禁伐, 云南省政府颁发关于停止金沙江流域和西双版纳境内天然林采伐的公告。保护区建设和天然林的禁伐必然对当地社区生活和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此条件下社区女性也积极参与到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活动中来。

随着保护和发展成为林业管理的主题, 1995年, 国家体改委和林业部制定了《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 为林业部门的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目的是通过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体系, 实现森林真正的分类经营管理, 以达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森林资源保护的目的。

林业生产是一个周期长, 环节复杂的系统工程, 特别需要林业政策的倾斜和保护。保护林农的合法利益首次写到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并明确“依法减轻林农的负担, 禁止向林农违法收费、罚款, 禁止向林农进行摊派和强制集资”。国家保护承包造林的集体、个人和女性的合法权益, 对集体、个人和女性造林, 育林给予经济扶持或者长期贷款。

在《办法》中, 明确“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 应当遵守自然保护区的有关规定, 固定生产生活范围, 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 从事种植、养殖业, 也可以承包自然保护组织的劳务或保护管理任务, 以增加经济收入”。在《条例》中规定, “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 应当妥善处理与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关系”。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和当地政府合作, 组成自然保护区联合保护委员会, 制定保护公约, 共同作好保护管理工作, 为试验示范保护区的社会共管女性参与提供了契机。但如何和当地社区、当地女性合作, 无论是针对集体林地或是国有的保护区, 责、权、利的合理分配及其机制建立, 是现实面临的主要问题。

3 引进参与式方法因子

如何发动林农参与造林一直是困扰林业管理部门的首要问题。如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于1989年启动, 其主要目标是荒山造林和恢复长江上游的森林生态。政府采用的工程造林措施, 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和行政命令, 划定造林地块, 以乡为单位, 以传统的方式动员农村女性、男人、学生投工投劳, 按行政村、自然村逐级分配投工数量。由于新造林和原有林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工程中矛盾突出, 出现林农、林牧争地, 林农对造林的利益分配没有安全感, 且在规划和造林过程中, 没有充分咨询广大林农的意愿, 而是过多地强调政府行为, 造成女性在造林过程中的“抵触”情绪, 和造林后管护的困难。工程造林的普遍结果是, 造林成本大, 且不能保证造林的成活率, 缺乏持续性。

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开放政策为林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国际发展组织, 如福特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自然基金会等, 以及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从财政援助转变为技术援助策略, 将参与方式方法综合到环境保护与扶贫项目中, 通过援助与发展项目, 在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非律宾及非洲国家推行。国际发展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云南, 传播社会林业概念和方法, 使云南省林业厅得以引入参与方式方法, 探索林地资源合理利用。通过将森林的恢复和发送社区生活水平和条件结合在起, 在当地社区和政府之间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使森林得到持续的恢复和保护。其中社区女性起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做一些宣传工作, 模范工作等。

1990年, 通过对社会林业的考察和研讨, 云南省林业厅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云南林地资源合理利用试验示范项目》, 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的理论和方法, 促进合理利用林地资源, 鼓励女性积极参与长防林建设, 提高女性的生活水平。项目从1990年到目前, 经历了社会林业的理论与方法的学习阶段, 选点和快速农村评估阶段, 在社区一级开展农业和林业实用技术推广, 提高参与意识的活动的阶段, 自身发展的方法的制度化阶段。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林业管理部门加强了与当地的社会科学和林业技术研究机构, PRA 网络, 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和合作;社区一级的参与意识, 显著提高。通过示范后, 参与式的社会林业方法已开始在长防林建设中逐渐推广。

4 女性参与森林管理的实例

(1) 能力提高方面。

在《白马雪山保护区 GEF项目补充生态调查培训》中就有5个女性参与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女性跟男人是站在同一位置, 她们除了参加室内培训外, 还参加长达一个多月的野外考察活动。对保护区周边社区做森林保护宣传工作, 跟周边社区一起制定村规民约, 协调村民工作;在2003～2008年GEF项目的种植中药材、科学养蓄、良种培育、有效管理自然资源等的培训和考察都有女性参加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许多NGO资助的项目如滇金丝猴的食性调查, 巡护监测, 社区保护地等有社区女性参 (维西县塔城镇的科功村民女性小组在资源管理这一活动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

(2) 环境教育方面。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每年女性节和植树节、世界环境日都组织打扫社区公路、学校, 植树等活动, 还邀请社区的女教师参加一年一度的夏令营等。

(3) 替代生计方面。

女性是社区生产生活的主要决策者, 也是实践者, 她们的一切生产生活离不开自然资源, 如何在保护好自然资源的同时, 提高社区生活水平是如今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变靠山吃山的生活方式只依赖男同胞是不可戏行的, 比如居住在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内或附近的女性同胞, 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制作一些特色旅游产品, 给她们带来了比较可观的经济收入, 不但可以减少她们常年过度的体力劳动, 而且可以减轻农村女性感染疾病等的许多困扰。

5 女性参与森林管理与决策的前景

森林是农村社区生产和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当地社区女性和管理人员中女性的积极参与, 是森林恢复和保护的关键。森林的退化将直接影响社区女性的生产和生活, 也直接影响管理工作。参与式的社会林业方式的初步实验, 对当地社区与林业部门创造了一个对话的机会。同时也加强了女性与政府的机构合作。因此女性参与森林的经营管理决策, 其实质是当地社区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和非政府机构针对森林的管理, 如何建立合作与对话的机制问题。该项目的示范, 为林业政策的完善和提高项目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要全面推广参与式社会林业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 机关人员减少, 而管理能力仍然很低, 面临的问题包括:林地使用权的法制化管理, 林业技术服务滞后, 如何提高初级林产品的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林业的规模化经营, 林业管理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在项目的管理层次上, 由于长期对政府的依赖关系, 女性的自我发展能力低下, 项目管理缺乏透明度, 如何使女性参与森林管理的权利和责任进一步制度化, 项目如何采取综合效益和公平性的干预手段等等。

女性参与森林管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 它是综合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系统工程, 迫切需要更多的试验和示范, 在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探索一条持续管理森林的途径。林业部门机构能力的建设, 农村社区的集体行动, 利益相关女性的合作, 是社会学习的过程, 是社会自我组织的一部分。过程试验和示范, 不断的学习和总结经验, 林业部门可以提高适应国际和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 以便在动态环境中不断解决持续森林管理面临的问题。

摘要：从女性参与的政策的环境、综合森林生态保护管理、森林管理的实例, 森林管理与决策的前景和省级林业厅行政管理部门引进参与式方法因子等6个方面论述了女性参与森林资源的管理与决策。

关键词：女性参与,森林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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