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增长的价值

绿色增长的价值（共12篇）

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1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写了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 最近他写了另外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强调了不仅仅是全球化, 还有人口、气候的变化, 现在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炎热,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让我们防止这种情况进一步的恶化。

最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在经济上更加紧密的联系一起。危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那就是发展比较健康的经济体, 就像中国所做的一样。但是现在这种经济危机已经有了预警, 但是人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经济给我们带来的警告, 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但是如此教训我们一直都是在忽视。现在要进行全球的经济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整个流程还是比较缓慢的, 除此, 还需要有其他的替代性能源, 这些替代性能源要在经济上可行。

现在韩国有一个绿色经济的战略, 并且要进行不同战略的探索。中国在绿色技术产业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我感到非常惊奇。去年, 巴菲特在比亚迪做了进一步的投资, 尽管在去年我们经历了全球的经济危机, 但比亚迪却开始把他的业务从电池转向了电车, 并且将在2010年走出国门。

尽管韩国在过去50年中经济发展很成功, 韩国政府还是决定要进一步改善环境的状况, 从而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现在来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韩国现在正面临着双重的任务, 一方面就是要保持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绿色发展的战略或者项目来保护环境。我们是全球的公民, 在此问题上, 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就要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韩国经济的增长是基于以投入为基础的扩张型模式, 韩国是世界上第十大能源消耗国。当然我们97%的能源都是进口的, 现在因为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危机, 韩国现正改变着济发展模式。要进一步实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了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我们需要有一种完全一体化的模式, 因此我们要改变人们的思想模式和生活方式, 要用创新经济达到这样的目的。

一、“3G”战略

韩国的绿色发展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要减少能源、资源的使用, 同时要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第二, 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就要利用一些新的或者是可再生的能源,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还要建立起低碳的、环保型的基础设施;第三, 让韩国企业有新的增长引擎。比如说我们在绿色技术方面进行研发的投入, 同时我们还要培育新的绿色经济, 以及要支持全球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新的以及可再生的能源。

同时, 韩国政府也研发出了3G战略:绿色创新、绿色结构调整、绿色价值链, 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绿色创新能够让我们研发出一些新的技术, 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 同时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环保型材料, 下一步就要解决这种碳的排放, 并且在交通设施上研发出更多的混合型引擎。同时, 还要研发出更多的可再生的以及可替代性的能源, 要确定全球IT以及IT产品国际方面的标准。世界上某个钢铁公司, 就做了一个非常环保的工业流程FIN EX, 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据说已经减少了7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也减少了技术和运行的成本。

绿色的结构调整, 从那些高耗能的产业转向低碳的行业, 同时它的目标还是要引进低碳的知识型经济, 要创造一个新的环境友好型的市场, 通过IT、生物科技、纳米科技的组合, 要把现在的产业变成绿色产业。这个公司是韩日合资公司, 他们最近达成了一项协议, 就是要把亚洲最大的一个太阳能电厂扩大, 这个电厂将会达到700多万, 而且他们每年的发电量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很多的家庭将会享用到清洁能源, 同时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 明年将会减少24000吨的二氧化硫排放。

韩国被选为主要的智能电网的国家, 这是在G20的会议上最近选的, 现在智能电网在韩国建立, 将会有6000家庭覆盖到电网里, 目前的技术是限制于保留20%的能耗消费。

绿色价值链, 就是把绿色的价值带到工业行业当中, 要建立起绿色的标准, 并且在绿色链当中充分的利用IT的技术。Homeplus, 这是一个韩国和英国的合资公司, 有太阳能的房顶, 其空调系统是通过晚上制作的冰制冷, 所以可以减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 他们使用二氧化碳作为一种冰来提供它的制冷。

生态里程项目, 目标就是要改变公民的生活方式, 要采取鼓励政策让他们自愿的加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韩国政府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目标是在2012年的时候比2005年要减少4%的排放量, 这些高的目标主要遭受了一些工业行业的反对, 但是我们政府还是非常积极、坚定地要实现这些目标, 今年晚些的时候政府将会正式实施其目标和计划。

二、大邱庆北经济自由区的绿色机遇

根据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大邱庆北自由经济区将会在绿色增长行业中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发展机遇。大邱庆北处于韩国的东南部, 同时也是韩国第三大城市, 离汉城非常近, 坐火车10分钟就可以到了。有很多居民都住在大邱庆北地区, 这里有非常多的跨国公司, 包括三星、PSG O等等这样的跨国公司, 还有一些国外的投资公司, 比如美孚公司、西门子公司等等, 这里是60年代以来就始进行现代化改造的, 改进了韩国的基础设施和面貌。

大邱庆北经济自由区是一个特区, 穿过了大邱庆北许多的城市, 它将会成为一个以知识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区, 在四个主要行业提升其能力, 包括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IT以及以里程为基础的服务。

绿色能源, 主要比如说从原材料到成品都使用的是绿色或者太阳能, 很多的领域将会采用燃料电池来它的碳足迹。汽车、家用电器的终端使用者是联系非常密切的, 韩国的中央政府非常支持这项政策, 很多公司也使用我们的链条进行他们的运作。有些公司已经将他们的业务范围扩大到了印度、智利等国。

第二是高效交通、绿色交通, 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全球的供应基地, 主要供应的是交通建设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利用与现有的全球公司一起合作的机遇, 比如说在造船或者汽车制造等等方面进行合作, 来实现这一目标。绿色交通有以下的优势, 有非常好的公司在这里, 有的有钢铁、化学方面的制造背景, 也有相关的测试中心。

绿色IT主要的目标就是LED显示屏还有其他的设备, 将会改进这个行业的能效。绿色IT走廊将会利用世界上最好的IT和移动工业群的能力来发展自己, 比如说像三星这样的电子公司就会在其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说来说去, 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界, 就是在我们实施绿色增长战略当中面临两难的战略, 第一个是个人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感觉非常无助, 虽然知道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危机, 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恐惧是比较模糊的。另外, 他们也感觉到, 一个人是不能够做出非常大的贡献的, 不能以单个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非常渺小。

而公司或者行业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与绿色能源有关的公司,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务发展机遇, 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鼓励政策,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却是一种阻力, 因为他们觉得成本的增加而导致竞争力削弱。

在全球的领域来看, 很多国家都在讨论各个国家承担的责任问题, 因为每个国家的政策都不一样, 要使它和谐稳定起来是需要有很多的谈判要进行的。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的漠视和无知以及市场的失灵导致的, 环境遭受到了破坏, 因此政治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要实施我们的目标, 所有利益相关方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韩国政府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况, 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有气候变化的威胁, 同时也面临经济危机的威胁, 但是我们还是要采取快速而有决定性的行动。

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2

1、不断加强航空领域仿真技术的发展，将推动公司在业务价值上出现新的增长。公司仿真技术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空管系统的仿真技术，即空管仿真模拟系统，包括：机场塔台视景模拟机、航管雷达模拟机、程序管制模拟机等。这是公司传统的核心业务之一，其中，机场塔台视景模拟机是公司08年首发上市时的募投项目。从近期公司公告信息看，该业务已出现重大进展，2011年12月28日，公司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就“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民航空管自动化模拟系统政府采购项目”正式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5,297.72万元，占公司2010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36.69%。

另一仿真技术是飞行模拟机视景系统，属于航空飞行领域。公司2011年通过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为34,999.83万元（含发行费用），此次募投项目共3个，但其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向了“飞行模拟机视景系统研发及生产建设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达25,650万元，占这次3个项目总投资额的比例高达71.49%，其投资总额甚至超过了首发上市时的重点募投项目“空管自动化系统项目”。

飞行模拟机视景系统和空管仿真模拟系统的区别主要是，空管仿真模拟系统主要是应用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对塔台管制人员进行管制技能仿真培训领域，而飞行模拟机视景系统，主要应用于航空公司或航空驾驶培训单位对飞行员仿真飞行培训领域。

显然，公司并不仅仅立足于空管指挥和监控市场，而且将致力于向航空飞行相关技术服务市场拓展。相比塔台管理仿真领域，航空飞行仿真领域具备更加广阔的市场需求基础；而且，其需求受政府招标计划的局限性要小很多，增长将更稳健和持续；甚至，由于航空飞行模拟系统具备更高的技术要求和技术壁垒，软件化程度更高，其毛利率将更高。所以，这势必将推动公司业务出现更快增长和更高回报。

2、公司空管指挥系统业务依然是极具成长潜力和投资价值的。由于空管指挥系统是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大型系统，其技术和市场壁垒非常地高；在飞行密集度不断提升、军民一体化管理模式和低空开放监管建设等趋势下，空管指挥和监控系统的市场需求将在“十二五”期间加快发展；由于军事战略安全性和“大飞机”项目自主化发展等要求，未来市场的国产化份额将占绝大多数，如公司在军事空管指挥领域已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废物资源化的绿色增长与绿色转型 篇3

物质流分析方法

任何企业经营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效益或自生能力。处废企业也不例外。处废企业的外部因素包括废物资源的可获得性、废物属性、废物或产品的去向、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价格决定因素；而内部因素包括经营策略、市场策略和技术持有量及研发策略。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一个处废企业是否开展某个废物资源化项目，也塑造了企业不同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形态。由于废物种类繁多，性质差别巨大，而且企业外部和内部条件也不相同，要通过案例来归纳分析处废企业的发展并非易事。从废物物质流的角度看，废物处理和资源化可被定义为将废物从一种分散的、无序的、对环境有害的存在形态转换为受限的、有序的、对环境无害的存在形态。基于这种定义，一个简单的处废企业的物质流模型可以以该企业业务活动范围为边界；废物流入形式包括分散或相对集中产生的废物，处理和综合利用过程可能需要附加原辅料流入；物质流流出的形式包括最终处置、替代原料或新产品（图1）。废物的属性和流入的形式（集中或分散）以及流出的形式（处置、原料或产品）对于废物处理企业的经营策略和风险控制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参考热力学定律，系统从无序向有序变化是一个熵减的过程，需要有能量输入才能完成。因此，对于同样的处理过程，产生源越是分散，或者废物越混杂，处理过程需要的投入越多；同理，对于源头和性质相同的废物，处理后要求的品质越均一、越稳定，或者去向越具体，处理过程需要的投入也会越多，管理的难度也会越大。这一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废物处理企业的实践从易到难的演化过程，揭示废物处理企业的绿色增长和转型方向。

废物处理和资源化类型及特点

根据废物产生的集中程度，废物来源可分为分散产生和集中产生两类。分散产生的废物以城市或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物等个人或家庭分散产生的废物，而集中产生的废物包括工业废物、市政污泥等由规模企业产生的废物。废物产生的空间集中程度影响着收集和运输成本，分类回收的难易程度，以及规模化生产的可行性，这也直接影响着处废企业的运营成本。无论何种处理形式，集中或相对集中产生的收集成本相对较低，监管成本也较低，容易通过政策、经济工具建立收运体系，形成可靠的规模化处理设施。

废物流经过处理企业处理后有三个可能的去向：最终处置或处理，替代原料，或新产品。最终处置一般指填埋（物理隔离方式），而处理又可分为焚烧和生物处理（降解）等方式。回顾废物处理的历史，处置是最早被采用的，也是最自然的废物处理方法。工业革命以后，欧美一些大城市人口数量急速增加，为了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废物的集中处置成为市政服务的一部分，但处置方法比较粗放，以简易填埋和露天焚烧为主。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们对疾病产生的原因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废物处理逐渐实现了工程化，强调记录，利用机械设备收集，卫生填埋，以及焚烧炉焚烧。在今天，安全处置已普遍是对于废物处理的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废物处置企业来说，为使处置过程满足日益严苛的环境标准，技术和设备创新和投入是其重要保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最终处置场地的有限性，以及“临逼”问题，处置和处理成本近年来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废物资源性的认识由来已久，废品的维修翻新自古以来就很普遍。但现代意义的循环利用是将废物拆解、粉碎、转化，得到属性均一的替代原料，如塑料颗粒或平片、分类回收的废纸、金属罐等。有些集中产生的均一性质副产品也可以直接被利用，比如粉煤灰。替代原料比被填埋或焚烧的垃圾性质均一，秩序程度更高，因此处理过程需要的人力、能源等投入也更高。随着人们对资源有限性的深入认识，这种循环利用是以在二战以后逐渐受到各工业国政府的重视，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来推进循环利用。与废物处置类似，技术和装备创新对于废物综合利用企业非常重要。为了更好地对废物进行循环利用，针对不同的废物，在粉碎、分选、清洗等环节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处理效率。同时，废物循环利用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撑，配以合理的法规和市场工具，才能顺利实现。一方面，政策和市场工具引导实现分类收集。无论是分散还是集中产生的废物，分类收集都会简化工厂内的分选程序，提高替代原料的产率，降低资源化利用的成本，使得循环利用的经济性提高。另一方面，政策禁令和资质要求提高废物处置的成本，从而使资源化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因此，从事资源化利用的废物处理公司不仅需要研发新技术，还要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和政策环境，需要解决好上游废物供给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波动，并敏感地分析政策和市场竞争对运营的影响。最近20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另一种废物资源化的形式，就是将一个工厂的副产品或者城市产生的废物作为另一个工厂的原料用于生产新产品，如利用电厂脱硫石膏生产石膏板，利用废玻璃生产无机保温材料。这种企业间的关系类似生态系统中的共生关系，因此这种废物资源化形式也被称为工业共生或城市共生。通过这种途径资源化的废物不但要性质均一，而且需要满足生产新产品的特定要求，需要稳定的供应量，要求比原料循环利更高的秩序，也需要更高的管理投入。通过稳定的废物供应，共生企业间建立起较为牢固的合作关系。生产企业同时利用废物和原生原料生产新品。这些利废企业与普通企业一样，生产是其主要目的，企业的运营和管理也与专门从事废物处置的企业不尽相同。而产废企业也应像控制其产品品质一样尽量控制其副产品或废物的品质。在这种关系中，利废企业面临着比废物循环利用企业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因为企业不仅要面临循环利用企业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还要平衡废物处理连续性需求与产品销售市场需求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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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废物产生源和利用途径有序性的不同，可以将废物处理和综合利用分为6个类型。从集中产生到分散产生，从处置到循环利用，再到工业共生，处废企业所需要的投入越来越高，管理程序也越来越复杂（图2）。从历史发展来看，把相对集中的废物进行最终处置（如大城市的垃圾填埋）是最早得以实现的，而极度分散产生的废物，或要将废物转化为性质稳定均一的产品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当废物所替代的价值很低的时候。例如，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在我国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为利用废物而改进生产设施和过程控制，或者创新一种利用废物生产的产品需要巨大的投入，近年来才刚刚起步。这一发展路径也正是处废企业物质流模型中系统输入能量需求由低到高的过程。

对处废企业绿色转型的启示

废物作为一种废物处理企业的生产原料是有限的。在综合废物管理方案的金字塔中，废物减量化将是首选方案。因此，仅对废物进行安全处置或处理，行业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处废企业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增长，一是利用市场竞争策略收集处理经其他途径处理废物，增加特定区域的市场份额，并获取相应的处理费；二是通过项目复制或收购，拓宽市场空间范围；三是通过向工业共生型废物综合利用转型，提高单位废物处理的附加值。

其中，第三种发展模式是企业内生转型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增长模式。首先，增长是通过提高附加值实现的，这样还可以带动原本因成本限制而无法处理的分散产生的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或者使得成本较高的分选、均一化预处理过程成为经济可行的方案，拓展了可资源化利用废物的种类和范围。其次，废物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的运行会为相关废物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促进这些政策实施，从而进一步稳定废物的收集和供给。第三，通过产品创新，突破由废物产量决定的发展瓶颈，由创新带动发展，具有更高的可持续性。同时，通过共生型生产利废，可以改善废物处理和综合利用行业的形象，改善“再生产品”的形象，从而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这个行业，促进行业的发展。

工业共生型发展模式也对处废企业提出了许多挑战。尽管一部分新产品开发的投入或新设施的建设可以申请政府项目支持，但仅靠财政支持不能保证企业运营的稳定。企业必须通过一系列内部措施来适应新市场。第一，废物的性质不可能如同原生原料一样稳定，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要增加额外的产品品质管理和成本控制程序，产品销售方面还需要增加销售人员，而这些都不是传统废物处理企业所擅长的。第二，传统废物处理企业大都将研发的重点放在处理技术和工艺的优化和改善方面，而工业共生型发展要求企业将一部分研发力量用于新产品市场需求调研和开发。第三，由于生产了新产品，可能将企业带入一个全新的行业或领域，因此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新行业，并在短时间内了解行业内其他原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和策略。同时，新行业内有实力的公司也可能逆向研发废物处理技术，增加了废物处理的市场竞争。第四，企业可能面临废物原料输入的刚性需求，输入品质和市场产品输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生产调节的难度和库存周转的成本。企业需要不同的经营策略组合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当废物来自较为分散的来源时，生产企业可能与一家废物收集和处理企业建立共生关系，从而减少废物供应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波动，减少库存周转成本。再如，废物处理企业在利用废物生产产品的同时可以保留原有的废物处理设施，以抵消废物输入和产品需求间的不匹配。

如果把废物处理看作是将废物从无序变为有序的过程，那么其发展应该经历外部能量需求由低到高的路径，即从相对集中产生的废物和混合处置技术着手，逐步向分散产生的废物，向精确分类、生产品质稳定的产品发展。历史上的废物处理发展过程也基本印证了这一推断。对于处废企业来说，通过开发、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来实现废物资源化，带动收集、处理成本高、原有价值低的废物的综合利用是一条绿色增长的路径，也是突破废物产量限制的发展路径。在各行业都在绿色转型的今天，处废企业也必须努力实现绿色转型，不能停留在既有的经营模式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废物资源化对社会经济绿色增长应有的贡献。

浅议农村经济的“绿色增长” 篇4

但是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运用中，我们都看到环境成本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子。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不仅要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和措施，也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更重要的是，要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切实推进农村经济的“绿色增长”。

一、当今农村环境突出问题

总体上来说，我国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很多不便，甚至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环境问题主要是：

1. 农业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掠夺式开发

这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地区为了吸引投资，盲目开垦，占地建设严重，使我国的耕地大幅减少。有些地区过度放牧，滥砍乱伐现象严重，使得我国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土地沙漠化加剧。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分之二增加到90年代的五分之四。例如，多年的不合理耕种和土壤的侵蚀的，东北黑土层已渐浅薄。调查显示，目前吉林省黑土层厚度在20厘米～30厘米的薄层黑土面积占黑土总面积25%，黑土层厚度小于20厘米的“破皮黄”黑土占1 2%左右，完全丧失黑土层的“露黄”黑土占3%。而在历史上，自然黑土腐殖质层厚度一般应该在3 0厘米～70厘米左右, 深的可达100厘米以上，腐殖层小于30厘米的比较少见。这些严重的资源损失给农村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

2. 城乡工业污染对农村环境的破坏

各地乡镇工业的兴起，如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村工农业生产的双重污染加剧。据了解，以生产青霉素的石药集团内蒙古中润制药有限公司为主的几家制药企业，从2005年初开始，日排放量约6000吨、超标百余倍的污水，通过引黄灌渠进入农田，导致数千亩庄稼减产、近百只牲畜死亡。据托克托县环保局去年六、七月间的抽样监测显示，污水的C O D(化学需氧量)指标平均在1万毫克/升以上，最高时达到3.6万毫克/升，高出国家排放标准100多倍。据调查，乡镇工业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 0%。这已经成为影响农村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3. 残留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污染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农药的生产、进口和使用国。我国年化肥使用量达到4124万吨，平均施用量高达400千克/公顷。而在喷洒的农药中3 0%是高毒性的，这些有毒物质大部分未经有效处理，以至于残留在土壤、水体中，严重破坏了耕地和水环境，同时可能对人体和牲畜的健康造成严重后果。而且，随着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t/km2，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五分之一左右。

除以上所列举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外，农村环境还有很多要关注的方面。比如农村集约型的畜禽业对水环境的影响等。对于这些突出问题，我们必须深刻思考，采取有效措施。

二、运用“绿色增长”理念，指导农村经济发展

“绿色增长”，是由“绿色GDP”引申而来，但它并不是一个有公式可以计算的指标，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理念，旨在提醒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绿色增长”的内涵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

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传统发展观经常把“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相混淆，它关注的是“量”的增长，突出的是资本的增殖，而忽略了人的作用。例如，保罗·A·萨缪尔森等在《经济学》著作中就把平均每人年国民收入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准。正是由于这些发展观的误导，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

目前农村的环境现状表明，我们不能继续怀有这种发展观念，这将会给当代人和后代人带来严重的生态和经济问题。我们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原理指导下，坚持可持续发展，即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从整体和宏观上来探索如何使资源配置的机制从传统发展模式转移到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模式。

2.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首先要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看作是对立统一的整体。(1)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是人的无机身体。”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人又是特殊的一部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变革起作用。(2)人的生活依赖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这说明，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自然界丰富的物产和资源，是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3) 人类改造自然界要遵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善待自然。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马克思指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

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只有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才能做到“绿色增长”，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绿色增长”，有利于农村地区节约发展成本，从而加速农村的发展。

三、加强环境管理的具体措施

在“绿色增长”理念下，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采取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有效的措施能正确处理自然状态规律与社会经济规律的对立统一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经济、行政干预、技术、宣传教育等手段，对环境规划、环境质量，以及环境技术进行管理。

1. 推广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合理利用资源

环境影响评价能有效减少资源的浪费，保护原有生态环境，尤其是对国家、政策、计划和发展战略进行环境影响系统预测评价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战略影响评价是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由政府部门组织进行，吸收大批的专家和公众参与，有利于政府在决策中充分考虑政策法规对环境的影响。这给县、乡(镇)政府在建设道路，开发土地等进行大规模改建工作时提供有效的可参考的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能有效控制新污染的产生，提出防治环境损害的技术措施和规定，但是其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这对于有些农村地区来说是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一难点，我们可以通过互助结对来解决。通过城市具有环评资格的部门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义务合作关系，为其提供技术与必要的培训。当然，这也离不开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技术和教育的投入。

2. 发挥经济方法作用，适应市场经济

目前，在我国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方法中，还是技术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我们也可以在农村适当加大经济方法的运用。由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运用经济与技术共同进行环境管理，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经济方法在环境管理中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可以通过运行排放污染者自己来决定采用最合适的方法来达到规定的标准。就是说，农村的污染排放企业，可以根据排污费的高低来决定是自己投资建设污染处理设备还是交由其他企业进行重污染的生产过程。通过这种权衡，能产生显著的成本节约。

(2)经济方法可以为污染的制造方提供持续的刺激作用，从而减少污染的排放。同时，也可有助于新污染控制技术、低污染的生产工艺以及新的低污染的产品开发等。

(3)经济方法可以为政府和污染者提供管理上、政策上和执行上的灵活性。对政府机构来说，修改和调整一项税收比修改一项法律或规章制度更容易和快捷;对于污染者来说，可以根据有关的收费情况来进行相应的预算，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选择。

由此可见，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方法在农村进行环保建设初期，能发挥较大的作用。经济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有利于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

3. 加强环境监管，保护现有生态环境

要改善农村的环境状况，必须发挥环境监督部门的职能。首先，应做好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有些农村地区农民知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不高，环保意识较差，污染环境的现象随处可见。这就要求宣传人员耐心教导，时时监督，教育和培养农民的环保意识，减少农业自身的污染和破坏。其次，要做好农村环境监测工作。掌握农村环境现状，及时发现严重污染现象，是环境监督部门不容忽视的职能。有些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交流渠道并不完善，这就需要监管人员更努力，尽责的做好监测工作。不然，一旦发生严重污染问题，又无人知晓，这将给农村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的后果。再次，加强执法力度，是环监部门保护环境的最有效的职能。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执法人员应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严肃处理，使环境保护的法律条款真正落到实处，使农民了解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一样重要。同时，提高监管人员自身素质也是做好农村环境监管工作的必要措施。

4. 培养农民环保意识，发挥主体作用

在农村环境监管工作中，发挥农民的参与意识也是重要的方式。农民参与环保宣传、管理，有利于环保工作的推广。组织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学习相关环保法规条例，学习基本的环境监测方法，让其参加环境督导工作，让农民亲身感受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也使环境监管工作更具有说服力。农民不能停留在污染环境的主体上，而要转变致富观念，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生活方式，成为农村经济合理发展的主体。

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政府关心的重大问题。但是，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同样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我们不能走先破坏后治理的道路，环境的不可逆性决定我们要坚持“绿色增长”的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环境问题。环保工作，我们应从源头抓起，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限制严重破坏生态的项目发展;在技术控制污染排放的基础上，加强经济管理，使其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正确发挥环境监管的作用。只有考虑了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才是合理的增长，才是“绿色”增长。

摘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提出, 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既要发展农村经济, 也要关注农村的环境问题。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 我国农村环境并不理想, 资源盲目开采利用现象严重, 污染排放问题突出等等。因此, 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增长”理念,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采取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 使农村经济有序发展。

关键词：农村经济,绿色GDP,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网.http://env.people.com.cn/2006年9月8日

[2]颜彦王秀真: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催生“绿色GDP”[EB/OL].国家环保总局, http://www.sepa.gov.cn/

[3]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22/

[4]新华网:农村竟成排污场“污染下乡”何时休http://www.fj.xinhuanet.com/news/2006年10月30日

[5]沙飞:环境保护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农业与技术, 2005, 25[6], 16-20

[6]苏杨: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N].经济参考报, 2006年1月15日

[7]马传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济南:山东出版社, 2003, p.2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p.95

[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p.15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p.168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p.53

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5

——浅谈实现寿险基层队伍价值增长的有效途径

阮建鹏

寿险营销十几年来，风雨兼程，走过了粗放管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寿险主体的急剧增多，竞争形势的日益加剧，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带来了销售队伍逐步萎缩，业务压力日渐增大，而市场竞争引发的误导、回佣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就是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一味追求业务规模，缺乏对管理基础的有效维护。这些情况也引起了公司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引起了基层管理人员的反思。袁力总裁在2011年四季度个险视频会上就对“个险渠道使用多、养护少，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作了深入阐述，以致使个险营销队伍数量不断减少，整体素质亟待加强。省公司王新生总经理更是一针见血的提出了核心问题：“围绕队伍转，越转越轻松，围绕业务转，越转越困难”。因此，要解决目前制约寿险公司业务发展的诸多问题，关键就在于营销队伍的有效扩张。即必须将发展方式从单纯注重业务规模转向队伍建设。俗话说“有树就有鸟栖，有人就有业绩”。队伍建设是根，打造一支高素质队伍是本。只要拥有了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的销售大军，业务自然就会水到渠成、节节攀升。基于此，对于如何做好基层营销队伍建设，笔者作了以下几点思考：

一、管理者是剑锋，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管理层是队伍建设工程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经营分为管理层和执行层，有决策、有执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管理层是其中的主导因素，尤其是一把手，则是决定性因素。一把手掌握了人、财、物等整个企业的所有资源，只要一把手有魄力、有决心，就一定能将队伍建设做大做强。王新生总经理在履新河南之初就果断提出了“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业务大发展，强化执行力”的经营理念。实践证明：只有深度解放思想，放大格局，转变作风，就能实现业务大发展。然而，所有制度、工具、方法是可以学习、复制的，但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观念、态度、作风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只有各级一把手树立正确的观念、纠正工作作风、端正工作态度、强化执行力度，才能保证队伍建设的有效性、长效性，从而达到“扩张队伍，提升品质，价值增长”的预期目标。

二、“三心”理念是风标，风标所向，纲举目张

无数的成功案例证明：任何事情都要抓住重点，突出主线，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事半功倍。袁力总裁在2012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三心”理念，王总对此主张“五个提升，八个坚持”，作为地市公司则应围绕“三基”开展工作：一是服务基层一线；二是夯实基础管理；三是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制度经营。在队伍建设过程中，“纲”就是基本法，新版基本法的最大优势就是充分凸显了主管利益最大化，其

中直辖组人员的多寡更是决定了主管利益能否最大化。因此要用好、用活、用透基本法，通过分析主管利益，激励业务人员的晋升意愿，激发增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抓直辖组建设提高主管收入，扩充团队人力。只要抓住了基本法的核心——主管利益；只要抓准了对象——预备主管，就能为实现人力的快速增长找到源泉。

三、操控细节是关键，做实做细，稳中求胜

抓住了队伍建设这个纲，启动了业务人员增员的强烈意愿，如何增来人、留住人，过程把控非常重要。我认为，一是要形成一个科学全面、环环相扣的运作系统：从意愿启动、招募甄选、教育训练、举绩留存，每个环节做好操控。二是要做到“快、准、细、狠”。即行动要快、环节把握要准、工作要细致、还要狠抓落实。只有将过程做实做细、严格执行、落实到位，就能保证增员的最好效果。

四、两营运作是保证，训练育成，留存是本

教育训练是队伍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以往采取集中突击增员时，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增来一大批人，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大进大出，增得快，流失得更快，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问题就出在后期的训练育成和留存上。新人要增来，还要有系统的训练培育体系来育成。因此“增员后新兵训练营”和“初级主管训练营”是育成的保证。一方面，要持续有效运作两营，养成新人良好的工作习惯，提高新人和初级主管 的举绩、转正、留存；另一方面，要在各单位严格出勤、访量、日志等基础管理，做好后期的职场训练和辅导，为新人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以新人的有效育成来提升增员者的利益，坚定增员者的信心，促进队伍建设的大发展。

五、新生力量是军魂，深挖潜力，超越预期

按照有效的增员方法、系统的培育训练，必定能够快速培养一支新的销售力量，为团队注入新鲜血液，增强发展的活力。新人通过前期的新兵营训练，不断举绩、转正，必定会带来业务的爆发式增长。业绩的提升又会给新人带来良好的收益，留存、稳定队伍。因此，队伍建设是业务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只要有了队伍，一定能够带来业务，只要抓好队伍，必然有源源不断的业务，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总之，打造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绩效优”的团队对寿险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要将队伍建设放在战略的高度，一切围绕队伍建设，加大其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以系统的运作模式、有效的工作措施、强大的执行追踪体系，大力开展队伍建设，真正实现寿险公司又好又快又轻松的发展。

六、几点建议

三是渠道发展环境有待优化。个险渠道建设具有典型的长期性和基础性特征，必须先予后取，给予多种资源支撑，才能实现厚积薄发。在同业中，有的公司长期以来坚持以个险为核心渠道，前中后台各部门主要为个险服务，实施“大营销”的经营模式，不断加大销售及队伍建设投入，在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上予以优先考虑。A而我们的后援系统对销售的 4

服务功能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个险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上与竞争对手存在一定差距，对个险销售队伍的资源投入还相对不足，还缺乏完善的个险渠道运营支持平台。

中国人寿有三座金山，其中一个就是老保单、孤儿保单，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开发孤儿保单上做过很多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应该更大。E今天我提出这样一个想法，供大家思考，能不能借此探索一条队伍建设的出路。

GE营销驱动的绿色增长战略 篇6

2005年10月，在Bellagio酒店，7位GE的销售经理聚集一堂，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在会议上他们谈论了各种各样的广泛的话题：从媒体到油价，从天然气到技术，还有对领导能力的定义等等。但是，实际上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通过内部增长实现GE销售额突飞猛进。而这些销售经理都来自于GE公司的各个业务单元。

与此同时，GE还在拉斯维加斯第一次召开了从来没有过的销售领导能力会议，在会议上有大约250位来自17个国家的销售方面的经理参加。而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人就是最近履新GE的销售与市场总监Damain Thomas。他说在以前的GE像这样的强调培训、领导和公司内部文化的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在杰克·韦尔奇的任期内，GE在运营、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那个时候，商业的收益永远不会放在第一位。”

但是，现在是Jeff Immelt 的时代，他希望GE能从一只800磅的大猩猩变成一只80磅的身手敏捷的蹬羚，而成为一个以革新和市场反应著称的公司。在他的四年任期之内，GE公司开始了另一首品牌的颂歌“在工作中发挥想象力”。也就是强调要通过营销推动公司的内部增长。但是，现在的GE还是以前那个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GE。Immelt为公司制定的目标还是每年8%的增长率，但是他希望通过内部增长而不是并购来实现这个增长。而目前GE的增长率是5%。

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7

一、绿色经济包容性增长概述

(一)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2007年, 亚洲银行针对亚洲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 不平等状况却在持续恶化这一现实, 在“益贫式增长”的基础上, 扩展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一种增长模式, 除了考虑增长的结果, 还考察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后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几个方面实现合理包容, 注重经济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进行转变, 从而实现有效增长的增长模式。

(二) 包容性增长的特征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目标模式。传统的经济增长以GDP为核心, 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 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劳动成本的工业化增长模式, 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违背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增长转变, 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把自主创新能力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主要内容。二是倡导增长过程的公平公正。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包含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 这是包容性增长的显著特征。三是强调增长结果的全新价值导向。包容性增长倡导新的价值导向。强调增长成果共享、民生为本、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国富”与“民富”的相结合的价值导向。同时, 包容性增长也强调人本主义的增长, 特别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提高教育水平, 医疗水平, 拓展人的发展空间, 维护人的发展权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

二、传统财务管理在经济包容性增长下理财环境的变化

(一) 生态环境

企业作为绿色经济的主体, 财务管理首要面临的就是生态环境的挑战。2010年,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显示, 我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人类发展指数快速增长, 人均收入提高了50多倍, 而人均生态足迹大约增长了4倍, 我国已经突破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的界限值。如何保证生态系统健康的同时, 使发展与生态足迹脱钩, 是我国在此阶段必须应对的问题。为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 企业必须建立与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绿色财务管理战略, 科学的向自然资源投资, 保护好生态环境, 注重在资本配置上向节能减排, 保护能源、提高效率方向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二) 创新环境

绿色经济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 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创新, 它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并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截至到2009年, 我国内资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的只有8656家, 占企业总数的30.5%, 设立技术创新研发机构的8441家, 占企业总数的28.8%。1991-2009年间, 我国大型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比重由58.9%下降到28.7%, 开展研发活动的比重由1995年的56.9%下降到30.4%。总体上看,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积累性低, 从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其主要原因是企业资金投入不足。随着国家政府导向的技术创新的悄然推进, 中国的研发投入将从2006年占GDP的1.5%增长到2020年的2.5%, 且要降低30%的国外技术的依赖。科研技术的投资极大的提高了我国绿色技术的发展, 使企业在技术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因此, 充分利用好国家政府导向的技术创新这一重要发展机遇期, 科学利用国家技术创新投入以及企业自身的资金安排来推动企业自身的绿色技术革新, 是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另一挑战。

(三) 社会环境

企业为降低成本所造成的生产环境恶化, 员工利益损害、自然环境破坏和影响人类健康的事件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 甚至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例如富士康员工跳楼、三聚氰胺事件等造成的后果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影响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尤其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 企业无疑成为广大社会公众的众矢之的, 万科的汶川地震捐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子。由于捐款数量与公众的心理预期产生较大的差距, 导致万科在资本市场股价从2008年5月15日到20日大跌12%, 成为万科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机。随后, 万科不得不宣布以1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 用来挽回公众对企业的信任。李海舰、冯丽 (2004) 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资本所包含的社区关系、诚信、义务工作、社会网络及公民精神等, 均属于有效益的价值, 是可以参与投资的经济资源, 而且这种资源是可以产生巨额回报的”。李勤 (2012) 认为, 企业对政府和职工贡献越大, 企业的每股收益越大;社会责任报告评分越高, 企业每股收益越大。因此, 企业如何承担更多的企业内外部的社会责任, 如何重新面对社会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认识和界定利益相关者的界限和影响, 实现环境、劳动者、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共赢是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艰巨挑战。

三、传统财务管理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的缺失表现

(一) 财务目标狭隘

利润最大化目标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 现实发展来看, 尽管利润最大化原则对推动市场自由和社会财富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张, 成本约束被虚化、弱化和狭隘化, 以至于资源耗竭、生态恶化, 从而在根本上削弱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尤其是技术的创新方面, 目前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技术创新的瓶颈, 如有形资产、技术资产不能有效地参与利润分配, 财务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包括技术资产的内容等。必须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财务管理目标, 才能有利于形成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的财务支持环境。

(二) 财务资源观狭窄

物质资源的获取、利用、分配等构成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受资源观的限制, 传统资源的配置所关注的效率只是短期效率, 忽略了从企业长远发展获得和维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角度来配置资源。从“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再到“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 但他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只考虑了财务资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而忽略了人力资本、品牌资本、社会责任等软资源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囿于物质资本保值、增值的资源配置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持续竞争优势的维持。

(三) 价值功能弱化

传统财务管理中的价值是从属物质资本逻辑下的价值, 在新环境下的价值地位为资本所掩盖。实际上, 价值创造作为财务管理的核心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创造企业与社会的共享价值。迈克尔·波特在《创造共享价值》一文中指出:创造共享价值可以重新建立战略定位, 满足新需求、供应新产品、找到新顾客, 通过创造企业与社会的共享价值建立持续竞争优势。而更关键的是, 波特教授指出:“由创造共享价值带来的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将远超过传统的成本降低和质量改进模式”。

四、包容性增长下绿色财务管理范式的创新

包容性增长理念提出了三个理论维度:增长条件的包容。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包容, 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包容;增长过程的包容。包括对创新的包容、劳动要素的包容和对文化的包容;增长结果的包容。即经济增长对利益和谐的包容, 对可持续发展的包容, 对伦理道德的包容。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环节, 也在打破旧的管理模式, 引入包容性增长的三维理念, 在改进中得以全面发展, 弥补了传统财务管理的缺失, 形成了财务管理三维理念, 即从资金运动的角度考虑企业增长条件、增长过程、增长结果三个维度的包容性增长, 这就是绿色财务管理。其目的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 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 (PARADIGM) 。范式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 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 因此, 在经济包容性增长环境下, 包容性增长三维理念构成了绿色财务管理范式的主要内容, 形成了以古典经济学为根基的财务管理范式由“企业经济单一维度的传统利润观”向“企业、社会、生态三维度包容的绿色利润观”的转变。

(一) 传统利润观

在企业经济单一维度的传统利润观下, 企业把社会看成是自身创造利润的对立面。企业必须损失自身利益才能对社会有益, 承担社会责任是一项被动付出的成本。这项成本占用了企业资源, 减少了企业的收益。此外, 新古典经济学中将水和空气等重要的自然资源看成是“不稀缺”的公共物品, 因此没有价格或者价格很低;将“劳动力”视为企业成本函数当中的自变量, 并作为可以同资本进行相互替代的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这也就使得在利润表中没有体现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信息披露, 同时也将需要更多包容的劳动力简单化为一项需要严格控制的成本项目。企业将其对社会造成的外部负面影响看成是社会成本且没有必要承担。而政府部门则通过征税等手段将这部分外部成本“内部化”。这就使得企业通常把外部的法规看成是与企业自身利益相对立的约束, 把解决社会问题看成是政府和社团等NGO的事情。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经常被认为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而进行的一项固定的成本开支。任何过多的消耗都是对股东投资的不负责使用。总之, 在传统利润视角下, 企业只要创造利润, 承担外部强加的社会成本就可以了。企业核心业务的发展, 持续的创造利润, 减少甚至逃避社会成本是被广泛接受的商业逻辑。

(二) 绿色利润观

在企业、社会与生态三维度的绿色利润观下, 企业与社会不在相互对立。企业的本质是“契约关系的集合”。企业的这些利益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股东、银行 (债权人) 、员工 (管理层) 、经销商 (顾客) 、供应商、政府与社会公众。企业的利润就是滋润各利益关联方。“利”剩余, 而“润”则表达了当今所说的社会责任。因此, “绿色利润”可以理解为既对企业维系长远发展有益, 又对社会长期繁荣有益的利润。绿色利润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绿色利润”仍以“利润”为核心, 创造绿色利润的前提是创造利润。因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 只有创造利润, 企业才能够承担持续创新、创造就业、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重任。二是“绿色利润”强调“绿色”作为企业利润价值创造的衡量标准, 强调企业、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利润和绿色利润的差别就在于, 企业在创造利润时, 是促进了社会的繁荣, 还是增加了社会的成本, 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否大于社会成本。如果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给生态、社会创造了持续破坏影响或者无法修复的影响, 其利润应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三是“绿色利润”的创造更具可持续性。随着顾客对环保意识的增强, 绿色公司其提供的产品会在质量、性能、服务、品牌价值等方面区别于竞争对手, 给顾客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品牌效应, 有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总之, 在绿色财务管理范式下, “企业”、“社会”、“生态”彼此支撑, 创造了共赢的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中, 企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商业价值, 而且解决了产品、服务与社会、环境问题, 实现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绿色财务管理必将成为后改革时代企业生存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杨波:《当代经典论文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思考》, 《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8期。

[2]刘浩等:《完善企业绿色财务管理的若干思考》,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3]崔艳芹:《绿色财务管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企业纵横》2010年第3期。

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8

一是发挥特色优势, 打响生态品牌。生态优势是东台最大的优势, 生态品牌是东台最大的品牌, 生态环境是东台最大的竞争力。东台滩涂面积大, 拥有85千米海岸线, 10.4万公顷连陆滩涂, 全省10年滩涂围垦开发18万公顷滩涂计划中, 东台就占6.7万公顷, 是名副其实的“江苏第一围”。东台森林覆盖率高, 拥有江苏平原林地规模最大的黄海森林公园。东台将充分发挥生态优势, 把生态建设贯穿于沿海开发的全过程。

二是坚持错位发展, 走出绿色之路。绿色产业是东台最大的潜力和亮点。我们将继续实施绿色增长战略, 加快发展“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绿色旅游”, 让东台沿海海碧天蓝。突出培育绿色制造。在已有食品机械、风电机械、头盔生产等基础上, 大力引进和做大育强制造业, 使东台沿海成为绿色制造业基地。加快推进绿色能源。充分发挥东台海域面积广、滩涂面积大、优质风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突出发展风电、光伏和海藻炼油等新能源产业, 致力打造“世界绿色能源之都”。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以建设“江苏农业现代化综合实验区”为抓手, 打造国家级绿色食品加工基地;以12万亩甜叶菊精深加工为重点, 打造“世界健康糖源之都”;以鳗鱼养殖加工为重点, 大力发展鱼虾贝、沙蚕、紫菜等绿色海产品加工出口。积极开发绿色旅游。依托东台沿海绿色自然风光美、生态湿地好的优势, 培育长三角地区绿色旅游休闲基地。

三是突出项目兴市, 拉长产业链条。围绕绿色产业定位, 重点拉长做粗5大特色产业链条。拉长风光电产业链, 按照“以风能资源培育风电产业, 以产业投资获得风场开发”的思路, 打造江苏沿海最重要的风电设备制造基地。拉长绿色食品产业链, 加快发展甜菊糖深加工产业, 加快形成从种猪到深加工于一体的肉制品产业链, 加快发展海产品深加工和出口, 形成绿色食品产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拉长新型材料产业链, 重点加快磊达钢帘线、中国玻璃等龙头项目建设, 尽快形成年产10万吨子午线轮胎专用钢帘线等主导产品规模, 做大做强新型材料业。拉长循环经济产业链, 加大久兴公司再生纸项目和秸秆造纸项目投入力度, 积极发展沼气和发电项目, 提高资源利用效益。拉长绿色旅游产业链, 充分发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品牌效应, 加快完善各项配套设施, 形成“东方湿地、生态家园、黄海明珠、全国百强”的城市名片。

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9

1、全球变暖引发人类生存与发展危机

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严重威胁。据数据表明, 近50年我国六大江河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淮河) 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 黄河下游花园口以下在1972-2000年间有22年出现断流, 全流域年径流量减少。相对较为湿润的南方地区, 虽然水资源较为丰富, 但由于近年来降水不均, 加上高温影响, 使得局部地区出现了缺水现象;而在非洲, 饱受气候变化之苦的“气候难民”, 他们是排碳量最少的人, 但却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品尝”着人类因过度发展经济而带来的恶果。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球生态失衡。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 降水重新分布, 使当前的世界气候格局发生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和破坏了生物链、食物链, 打乱了不同物种间成百上千万种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关系, 有些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 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冰川的融化, 也警示着我们不能再忽略全球变暖带来的冲击了。例如, 美国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博尔德冰川是3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现在冰雪所剩无几。

气候变暖也正悄然影响人们的生活。全球气温变化直接影响全球的水循环, 使某些地区出现旱灾或洪灾, 导致农作物减产, 危害民众的生活;全球气候变暖直接导致部分地区夏天出现超高温, 引起心脏病及各种呼吸系统疾病, 每年都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 其中又以新生儿和老人的危险性最大;高温条件方便了病毒、细菌的传播, 增加了很多潜在的危害;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臭氧浓度增加, 低空中的臭氧会破坏人的肺部组织, 引发哮喘或其他肺病。

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克古尔在其新书《7年拯救地球》中提出:人类只剩7年时间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 如果温室气体在这7年中无法得到控制, 那么地球将在2015年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 包括战争、瘟疫、干旱、洪水、饥荒、飓风在内的各种灾祸将席卷地球, 使人类遭遇“末日式劫难”。而拯救的方法是——减少碳排放, 增加固碳能力。

2、国际社会在行动

面对全球变暖的威胁, 国际社会很快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应对气候变化的危害, 挽救这个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

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 (地球首脑会议) 上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 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截至2004年5月, 公约已拥有189个缔约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 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它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

1997年《京都议定书》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 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 到2009年2月, 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 (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 。引起各国关注的是, 美国并没有签署条约。《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 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会议着重讨论“后京都”问题, 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未来的谈判应考虑为所有发达国家 (包括美国) 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应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但不设定具体目标;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变暖, 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技术开发和转让、资金支持等方面,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在2009年年底之前, 达成接替《京都议定书》的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新协议。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 又被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 于2009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本次会议被广泛视为是人类遏制全球变暖行动最后的一次机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 毫无疑问, 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2 0 0 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 (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的《能源白皮书》 (UK Government, 2003) , 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 (Low Carbon Economy) ”的概念,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进步。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提出的, 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 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12月,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带到发展低碳经济上, 人们希望以开展低碳经济试点, 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 低碳经济的广阔发展前景便成为各方共识。

二、诸多因素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1、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当今, 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仍把发展经济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加速阶段, 虽然可再生能源开发呈发展趋势, 但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能源消费需求, 决定了以廉价的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这也对低碳经济的广泛普及造成阻碍。

2、人口因素不容小觑。

人口因素是未来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的贡献者之一。虽然中国的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中国毕竟有13亿多的人口基数, 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难以估量。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中国的低碳经济也只能做到相对发展, 低碳经济之路任重而道远。

3、生活理念难以一时改变。

现阶段的人们适应了以高碳能源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要使他们在短时间内适应低碳生活方式, 是有很大阻力的。例如:在私家车的使用上, 低碳经济并不一概的反对私家车进入家庭, 但提倡的是有节制的使用私家车, 众多民众不愿意浪费私家车带来的便利条件, 使得城市中近乎所有的时间都会出现交通堵塞的现象。由于我国的能源储备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而私家车所消耗的油量也逐渐危及我国的能源安全。据统计, 1995年我国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为7.6%, 2000年为33.8%, 2005年为43.99%, 而2006年为48.2%。据预测, 如果国内石油消费仍按现有水

4、技术形成挑战。

低碳经济引发的是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对于减碳排放需要三个方面的技术, 第一是替代技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 即新能源技术。第二是节能技术:如整体联合气化发电技术 (IGCC) , 是一种新一代的先进洁净煤燃烧发电技术。第三是碳捕获和碳存储 (CCS) 技术, 如地质封存和深海封存。低碳经济所引发的技术革命涉及了众多领域, 技术层面面临巨大挑战。

5、制度尚待完善。

低碳经济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的原因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外, 也符合各国经济利益上的追求目标。在低碳经济的实践上, 英国作为低碳经济的先行国, 在2006年通过了全球第一个有关低碳经济的法案——《气候变化法草案》, 制定了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量30%, 到2050年减少碳排放量60%的目标。我国的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能够保障低碳经济发展的健全的法律法规, 从而帮助我们赢得在今后进行国际谈判的优势。

三、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的召开和低碳经济浪潮的兴起, 将会对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能源合作及国际新规则的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鉴此, 我国应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 制定并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采取积极的政策与措施,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 并在承担国际义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产业予以规划发展。

我国虽然在短期内还很难改变以煤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 但是由于新能源产业对应付将来的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应变气候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替代的。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 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 指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 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相比传统能源来说, 新能源有很大的优越性, 例如:新能源资源丰富, 可供大量使用, 并且它是一种清洁能源, 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目前已经在多个低碳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最为突出。2009年3月,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布绿色富豪榜, 在上榜的全球100位绿色巨人中, 中国内地占17席, 在这17人中, 11人从事太阳能产业。更为可喜的是, 在过去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基础上, 我国也开始出台了一系列更加具体、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发展新能源系列产业政策。

2、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和低碳政策体系。

研究适时征收环境税、碳税或其他财政、税收、金融、市场等措施, 逐步完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和奖惩机制。我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政策措施, 不仅可以减轻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也会在今后相关国际气候谈判中赢得主动。

3、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等方面的合作。

我国应积极响应美国倡导的环境和能源等方面合作, 积极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CDM合作和碳交易市场, 此外, 我国还要积极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 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提供资金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技术转让。

4、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等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已经不是简单的气候问题。首先它涉及如何实现全球协同减排和分配碳排放空间的问题;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争夺发展空间的问题。我国应从自身的国情和全球发展趋势出发, 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碳规则的制定, 获取国家最大利益。

5、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应以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和国际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为契机, 淘汰产能过剩的高耗能产业;积极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低碳型项目, 防止高耗能、高排放项目随意上马, 避免新的“锁定效应”。

四、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 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 而且意味着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 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也不甘落后, 在向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方面转变做出了种种努力。

一是改变浪费习惯, 享受“简约生活”。在如今很多倡导低碳经济的发达国家里, 很多民众已经自觉接受了“简约生活”方式, 相比起我们还习惯于的“奢侈消费”, “简约生活”不仅是一种低碳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环保健康的生活形式。例如:一些收入早已进入中产阶级的市民, 也会穿着旧衣服去早市上买便宜青菜, 骑着自行车出行, 使用最老款手机等。这样的生活方式既降低了消耗、保护了我们生存的家园, 又保障了我们自身的健康、节省了消费, 何乐而不为呢?

二是改变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便利”是现代商业营销和人们消费中流行的价值观, “便利经济”虽不一必定都是“高碳经济”, 但不少“便利消费”方式却在人们不经意中浪费着巨大的能源。比如, “一次性消费品”满天飞。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 是多年来人们盛行便利消费最典型的嗜好之一。2008年6月的“限塑令”迫使人们要改变这种污染环境又消耗资源的习惯, 使戒除这一嗜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据科技部《全民节能减排手册》计算, 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 可节省约1.2万吨标煤, 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

三是戒除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面子消费”、“奢侈消费”的嗜好。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并不一概反对小汽车进入家庭, 而是提倡有节制地使用私家车。日本私家车普及率达80%, 但出行并不完全依赖私家车。在东京地区私家车一般年行使3000至5000公里, 而上海私家车一般年行使1。8万公里。而国内人们无节制地使用私家车成了炫耀型消费生活的嗜好。由于人们将“现代化生活方式”含义片面理解为“更多地享受电气化、自动化提供的便利”, 导致了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高能耗的动力技术系统, 往往几百米的短程或几层楼的阶梯, 都要靠机动车和电梯代步。更过分的是, 许多公众为了面子, 在超出自身经济水平的情况下, 不切实际的购买新车, 这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而且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是倡导以低碳饮食为主导的科学膳食平衡。低碳饮食, 就是低碳水化合物, 主要注重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消耗量, 增加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量。目前我国国民的日常饮食, 是以大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的生产形式和“南米北面”的传统饮食结构。而低碳饮食可以控制人体血糖的剧烈变化, 从而提高人体的抗氧化能力, 抑制自由基的产生, 长期还会有保持体型、强健体魄、预防疾病、减缓衰老等益处。但鉴于目前国民的认识能力和接受程度有限, 不能立即转变。因此, 低碳饮食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

五是挖掘“低碳细节”, 为低碳生活带来保障。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事情, 看起来很小, 意义却非常重大。电器关机没拔插头全国每年待机浪费电量高达180亿度相当于3个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在同等条件下节能灯发光效率大约是普通白炽灯的3.5一4倍。

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10

2009年12月30日, 韩国国会第9931号法案通过了《绿色增长基本法》, 并于2010年4月14日起开始实施。目前在国际上, 虽然有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气候变化对应策略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 但绿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而韩国政府此次将低碳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并立法。作为世界第十位的能源消耗大国, 和一个97%的能源要依赖海外进口的国家, 但是韩国政府此举具有深远的意义, 也值得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1 立法背景

1.1 国内环境

韩国是世界第十大能源消耗国, 97%的能源依赖于海外进口, 因此国际油价得急涨急落严重地影响着韩国国内经济。自李明博总统执政后, 气温上升和化石燃料枯竭等能源环境问题已经逐渐上升为世界环境经济亟待解决课题, 李明博总统在2008年8月15日建国60周年纪念仪式上通过对国民的演说提出, 应采取由政府、企业、国民共同参与的国家对策来应对这一问题, 并将“低碳绿色发展计划”作为国家新的发展计划制定并强力推行之。

韩国的气候变化、能源及可持续发展等绿色发展相关法律, 过去并非是一个互相链接的完整体系, 而是各自单独施行。所以, 为有效推进绿色发展, 就需要能够有涵盖经济、产业、技术、国土、环境、国民意识及行为的措施;需要能够积极应对全球性能源、资源危机、气候变化问题且能够强有力和有效推进作为国家发展计划的低碳绿色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

1.2 国际环境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全世界已经或正在努力制定相关法律。对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一向持积极态度的欧盟则进一步加紧了防止全球温室效应的步伐。2007年3月欧盟领导人会议通过签署‘An Integrated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在2008年12月的欧洲议会上又通过了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20-20-20”气候能源统合法》的法案———即到2020年减少2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扩大20%的可再生能源, 将能源使用率提高20%。同时, 在2009年10月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上, 发表了欧盟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立场———到2050年为止温室气体减排80—95%的目标 (1) 。

特别是过去对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一直不温不热的美国,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后也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WaxmanMarkey Bill) , 于2009年6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 目前上议院审议中。根据该法案可知, 以2005年为基准, 美国以到2020年为止温室气体减排17%、到2050年为止减排83%作为目标。同时为达到上述目标从2012年开始实行“控制总量排碳权交易制度”。2009年11月上议院通过了‘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 (Kerry-Boxer Bill) , 提出了到2020年为止减排20%、到2050年为止减排83%的目标, 这也影响着韩国是否引入排碳权交易制的相关讨论。中国的胡锦涛主席也在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了题为《面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共同对应》的讲话, 并提出了到2020年为止, 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到15%以上, 并于2009年11月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同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 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积极应对的态度。

澳大利亚于2007年9月制定了《国家温室气体、能源报告义务法》, 建立了控制总量排碳权交易机制。

英国在全球首次制定了《气候变化法》, 该法明示了国家温室气体中长期减排目标 (2) , 还包括了碳预算系统的引进等内容, 并在同步进行修改能源法。

日本自从1997年制定了有关地球变暖对策的法律之后, 又进行了3次法律修订, 并从2008年12月起开始实施了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的示范项目。2008年发表的“福田蓝图”中明确了到2050年同比2005年二氧化碳减排60—80%, 重点发展太阳能、燃料电池、风能、高效天然气等的可再生能源。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 日本发表了“鸠山倡议” (3) 。又于2009年11月美日首脑会谈上发表“美日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其中声称截止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80%。

法国也在推进涵盖能源、气候、建筑物、核能、绿色消费、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Grenelle环境立法 (2008年10月21日下议院通过, 上议院议决中) 。

世界各国接连出台温室气体控制及气候变化应对政策、计划等举动, 不论其实际效果如何, 已经在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协商中对韩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1.3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结果

2009年12月,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原计划设立POST-2012体制的框架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严重对立, 未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也未能达成具有未来指向性的概括性政治性协议。

2 立法的推进过程

2.1 成立绿色发展委员会

在2008年建国60周年纪念仪式上李明博总统通过对全国民演说提出绿色发展将要作为国家发展计划, 并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废止了既有的气候变化协约对策委员会, 将国家能源委员会更名为能源委员会, 将知识经济部长官指定为委员长, 将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归属于环境部属下等措施。

李明博政府在2009年1月5日把《绿色发展委员会设立及运营相关规定》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 并为了支持委员会的工作, 设立了绿色发展规划团, 同时在2009年2月16日作为总统直属机关成立了“绿色发展委员会”。委员长的职责由国务总理和民间委员长共同来负责, 委员由当职委员18人和任期为一年的民间委员29人来构成。

当职委员由企划财政部长官、环境部长官、知识经济部长官、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外交通商部长官、农林水产食品部长官、知识经济部长官、国土海洋部长官、国务总理室长、广播通信委员会委员长、总统室国情企划首席秘书官、韩国开发研究院、产业研究院、能源经济研究院、韩国交通研究院、韩国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国土研究院的院长以及能源管理公共团体的理事长来构成。

2.2 绿色增长基本法的制定及推进

绿色发展委员会把2008年下半年推进的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案扩大、补充修订为低碳绿色成长基本法案, 并通过立法预告和国务会议, 于2009年2月27日提交到国会。该法律在产业界的激烈反对声中引进了排碳权交易制。

2.3 发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

2009年8月4日, 绿色发展委员会为了制定2020年的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表了3个版本的规划案 (4) , 并广泛听取了NGO, 产业界, 环境团体的意见之后在2009年11月17日把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最终规定为同比总排放预期量减排30%。

韩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提出不但作为对在2007年6月份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召开的G8峰会和2008年7月7日在日本洞爷湖召开的G8+G8峰会上对外所约定事项的履行,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事实上这将成为引进产业界一向反对的总量限制排碳权交易制的前提条件。

如此对国内外公布减排目标和相关法律的制定过程, 成为政府推进政策的强大动力。

2.4 国会通过

绿色增长基本法案在2009年2月27日提交到国会并在2009年4月22日组成第一次法案审查小委员会, 围绕着通过该法的合法性问题 (5) , 在国会中形成了执政和在野党的激烈对峙。因此绿色增长基本法的审议也随之不断被推迟。绿色发展委员会当初预计他们的努力能使法案在上半年获得通过, 但事实是比预计的审议程序慢了很多。

下半年随着在野党对世宗市修订案、四大河流项目 (6) 、劳动关系法等执政党所要推进的各种民生相关法案的处理持反对意见并以占据国会等方式与执政党对峙情况越发严重, 国会功能被逐渐麻痹。特别是围绕着有关李明博总统所重点推进的四大河流项目相关的2010年预算案在国会审议和通过, 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对峙情况更为严重化, 致使绿色增长基本法的年内通过变得不可实现。但随着执政党和在野党达成优先审理除去预算法案之外的法案的共识, 绿色增长基本法也在2009年12月30日以法律第9931号本会议予以通过, 并在2010年4月14日开始施行。作为后续的措施, 低碳绿色成长基本法施行令从2010年10月16日开始施行, 并制定为总统令第22449号。

3 法案的主要内容

本法案的法律体系 (7) :共七章64个条文

第一章总则包括法的目的和用语定义, 推进低碳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国家责任, 地方自治团体责任, 企业家责任, 国民责任, 和其他法律的关系等整理成了8个条款 (8) 。

第二章低碳绿色发展国家战略低碳绿色发展国家战略, 中央行政机关的推进计划的建立及施行, 地方自治团体的推进9计划的建立及施行, 推进情况的检验及评价, 政策相关意见的提出等整理成了5个条款 (9) 。

第三章绿色发展委员会等绿色发展委员会组织及运营, 委员会的功能, 会议, 分科委员会, 绿色发展企划团, 公务员等的派遣请求, 地方绿色发展委员会的组织及运营, 绿色发展负责人的指定等整理成了108个条款 (10) 。

第四章低碳绿色发展的推进为了体现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基本原则, 绿色经济、绿色产业的培养及支援, 资源循环的推进, 企业绿色经营的推进, 绿色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项目化等的推进, 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金融支援和搞活, 绿色产业投资公司的设立和支援, 税收制度的运营, 对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的支援、特例等, 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的标准化及认证等, 中小企业的支援等, 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园区建立等, 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创造, 规范的先11进化, 国际规范对应等整理成了16个条款 (11) 。

第五章低碳社会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 能源政策等的基本原则, 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 能源基本计划的建立, 应对气候变化及能源目标管理, 温室气体减排的早期行动的促进, 温室气体排放量及能源使用量等的报告, 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 总量限制排放权交易制等12的引进, 交通部门的温室气体管理, 气候变化影响评价及对策的推进等整理成了11个条款 (12) 。

第六章绿色生活及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绿色生活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基本计划的树立、施行, 绿色国土的管理,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水源管理, 建立低碳交通体系, 推广绿色建筑物, 绿色的农林水产的营销及碳吸收源的扩充, 生态旅游的推广等, 为了绿色成长的生产、消费、文化的扩散, 13绿色生活运动的促进, 绿色生活实践的教育, 宣传等整理成了11个条款 (13) 。

第七章补则资料提供等的要求, 增进国际合作, 国会报告, 写作国家报告书, 渎职罚款等整理成了145个条款 (14) 。

4 立法推进过程中的主要争议事项

4.1 政府部门

4.1.1 青瓦台

李明博总统于2009年6月在济州岛举行的韩—ASEAN特别首脑会议中, 表示各国要通过可持续发展达到共同繁荣, 2009年7月举行的G8扩大会议上, 在承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会议中, 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登记簿 (NAMA Registry) ,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中通过两次演讲, 对国内外阐明了韩国身为早期行动者设立全球化绿色发展研究所 (GGGI) 计划等一连串应对意志, 发挥了带头作用。

4.1.2 绿色发展委员会

总统属下设立了绿色发展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干事由青瓦台的国情企划首席来担任, 企划团长由国情企划首席室秘书官和由各政府部门派遣的高级公务员来共同负责。因此委员会为新政策的制定和相关政府部门政策的推行充当了后盾, 并且在建立绿色增长基本法, 绿色发展5年计划, 国家温室减排目标等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4.1.3 国会

自从国会收到绿色增长基本法草案, 国会气候变化对策特别委员会审议了裴恩熙, 李仁基议员提出的立法案以及政府提出的草案, 为此也听取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意见。虽有产业界强烈且持续地发出反对声音, 但最终在议员和政府的立法案间找到了协调点通过了基本法案。值得注意的是之后低碳绿色发展相关理念却在议员间成为了替产业界和环境界辩护的代理战。

4.1.4 政府主管部门

该法律的主要政策主管单位为知识经济部和环境部, 比起政策决定和实施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谁能成为主管单位。在制定绿色增长基本法、绿色发展5年计划、国家温室气体减少目标过程中更多的是采纳了环境部的立场, 且绿色发展委员会也表明了类似的态度, 为此使知识经济部站到了风口浪尖, 矛盾开始深化。

4.1.5 地方自治团体

随着绿色发展委员会的建立, 各地也纷纷自行组织了地方绿色发展委员会并且定期召开由绿色发展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的地方自治团体成员参与的绿色发展地方协议会。因自治团体一直与环境部进行污染物排放权交易, 因此为了应对运营将来的地域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自治团体开始关注法律制定相关动态。为了确保碳排放交易所设立在自己的领域, 各地方自治团体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

4.2 民间部门

4.2.1 产业界

因绿色增长基本法明确引进了排碳权交易制, 作为与限制总量的排碳权交易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产业界曾向知识经济部、绿色发展委员会提出了意见书 (2009.2.5) , 2009年3月12日以气候变化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为对象进行了研讨会, 阐述了反对立场、发表声明、把意见书递交给国会 (2009.4.9) 等持续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国会立案审议、决议过程中也表明了强烈反对态度。

但是以部分大型企业 (15) 为中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尽管气候变化对策必然成为产业界的挑战和管制, 但是也将会成为新的市场与机会, 因此企业也主动通过出资参加海外造林项目获得排除权, 并进一步改善自身工程的绿色化、积极促进环保技术开发等来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2.2 市民团体、进步新党

各个市民团体一向对于政府制定的绿色增长基本法以及制定温室气体减少目标等行为进行了批判。绿色联合等市民环境团体在2009年1月28日, 在制定绿色发展基本法听证会上通过记者招待会主张“绿色发展基本法不仅违反了立法预告程序, 自身定位为其他法律的上位法律的行为严重毁损了法治主义原则”, 并指责推进法案过于仓促。市民、社会团体主张“2009年1月15日立法预告, 28日听证会, 29日结束采纳意见, 2月强行实施立法的行为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与矛盾。”

4.2.3 媒体

The Hankyoreh新闻、韩国日报等进步倾向的媒体称“李明博政府虽把绿色和绿色环保挂在嘴边, 却缓和了对于解除绿色地带, 高尔夫场建设等各种开发项目的限制, 从四大河流大运河项目等相关项目上的政府态度表明, 政府实际行为与所述相反。但与此相反地以每”日经济新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为代表的保守倾向媒体称“绿色发展在全世界是没有明显领头人的新领域, 发展绿色经济并非是选择事项, 而是必须事项的。为了成为21世纪新经济的主流, 必须要赶在前方推进。”同时大力宣传绿色发展村、绿色教育示范学校、绿色城铁、自行车道路建设情况等, 站在政府立场强调正面影响。

5 法律制定之后的各界博弈

5.1 环境部与知识经济部间的竞争

环境部认为排碳权交易是管制业务, 欧盟等国家也由环境部负责, 因此在有关部门会议中主张自己为主管部门。知识经济部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的70%以上是由知识经济部下属企业排出为依据主张自己为主管部门, 因此在推进各种政策上冲突依然存在。

5.2 青瓦台与产业界的对立

李明博总统把绿色发展阐明为国家战略, 并且通过制定法律为支援体系打下了基础。在2013年初为了任期内达到可观的效果, 虽然通过环境部和绿色发展委员会积极推进排碳权交易等绿色发展所需的政府政策, 但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钢铁、造船、汽车、半导体等产业却通过媒体明确表明反对立场, 认为李明博政府强行推进的政策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 且通过知识经济部暗暗地支持阶段性推进。因此未来制定、推行绿色发展的各个相关政策有一定难度, 需要进行促使产业界理解的事前对话和调整。

6 结论

现阶段以先进国家为代表的很多国家纷纷制定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政策, 但缺乏直接影响到绿色发展的经济、产业、技术等领域的关联规定。目前韩国总体能源使用量中有97%依存于海外, 作为世界十大能源消费国, 制定并实行低碳绿色发展的“基本法”, 并且优先适用于其他法律 (能源基本法、气候变化对策法、可持续发展基本法等) , 即修订其他法律时要求符合该法的立法目的以及基本原则, 并且根据不同法令所制定的各种国家政策和行政计划也要与“绿色发展国家战略”相协调。本文认为为了保护独一无二的地球以确保人类共同繁荣, 韩国政府早期采取行动树立“低碳绿色发展”战略是明智且必须的选择, 应当受到肯定和尊重, 联合国等国际社会也高度评价韩国在此领域的领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林灿铃等, 著.国际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2]裴广川.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3]卞钟立.关于气候变化对应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博士论文, 2010.

[4]绿色发展委员会.低碳绿色发展推进方案.总统报告书, 2009.

[5]绿色发展委员会.绿色增长基本法制定推进计划.总统报告书.2009.

绿色增长效率及其空间溢出 篇11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向性距离函数；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溢出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82-09；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众所周知，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绿色”和“共享”纳入到发展理念中，体现了国家转变绿色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传统文献对经济效率的研究一般都剥离“环境因素”，仅仅从经济总量上考察，并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背后的环境牺牲，以此计算的经济效率不符合绿色发展的内涵。鉴于此，如何核算绿色环境生产效率，探索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绿色TFP”）综合考虑了传统产出和非期望的坏产出，是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函数后对生产效率的测度。目前，已有大量的文献对国内外绿色TFP展开了研究。学者们分别利用索罗余值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DEA方法等对绿色TFP的测度方式及其分解测算进行了大量研究。Pittman（1983）[1]首次将污染作为“坏的产出”纳入到生产函数中，由于DEA方法不需要设定生产函数形式并且能够同时处理多产出的情形，因此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Chung（1997）[2]、Fare等（2001）[3]拓展了距离函数，提出了方向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并使用了更能契合经济绿色发展内涵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析法。胡鞍钢、郑京海（2008）[4]使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并分区域对比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生产效率。匡远凤、彭代彦（2012）[5]对比分析了传统TFP和绿色TFP，发现中国绿色TFP增长大于传统TFP增长。另有很多学者（陈诗一，2009[6]；李斌等，2013[7]）在TFP测算基础上，实证分析了TFP的影响因素，探讨环境管制政策和绿色TFP的关系。岳书敬和刘富华（2009）[8]使用工业部门数据，对比分析了行业部门间的绿色TFP，认为市场化水平、FDI、R&D能够促进工业绿色生产效率，但是技术经费的引入和市场竞争等没有促进作用。王兵等（2008）[9]利用17个APEC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管制和TFP的关系，认为人均GDP、工业化水平、技术无效率水平、劳均资本、人均能源使用量以及开放度会对TFP产生影响。李斌等（2013）[7]认为环境规制的不合理设计是中国工业粗放发展的重要原因，不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有效提高绿色TFP。李谷成（2014）[10]研究了中国农业绿色TFP，从城市化进程、农产品价格体制、农业公共支出等制度因素分析了对农业绿色TFP的影响。

综上，现有关于绿色TFP的文献多集中在省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鲜有从地级市层面研究绿色TFP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首先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和松弛问题的非径向非角度SBM 效率测度模型并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来科学测度中国主要城市的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TFP，同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城市间绿色TFP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中国城市经济和环境的双赢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ML、EFFCH 和 TECH大于1表明生产率增长、效率改善以及技术进步，反之如果小于1则表明指数的无效率。本文运用MaxDEA软件，测度了66个城市（2005-2012）的生产率指数、效率变化指数及技术进步指数。

（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机制与模型

城市间绿色TFP溢出机制存在四种情况：（1）知识性溢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是密切联系的。知识传播和知识溢出分别是知识的复制和再造。如果一个行业出现知识创新时，那么新知识就会通过上下游行业间的渠道而传播。（2）技术溢出。每个城市都会进行一定的研发投入，但是新的技术本身容易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其他的地区或企业，进而影响周边具有贸易联系的地区或企业。（3）产业关联性溢出。任何企业都是与其他企业相互关联的，而且处于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处于产业链条中的企业之间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4）市场交易性溢出。市场交易可以促使地区之间的技术溢出。上游产业产品技术水平的变化一般会对下游产业产品生产技术产生影响；下游产业对上游供应企业在管理质量、技术水平、人力资源上有一定的保障。

基于此，本文认为，类似于传统TFP通过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的空间流动而引起地区间TFP的溢出，区域间绿色TFP也会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的传导路径而表现出空间溢出。根据Grossman和Helpman（1991a，b）[12][13]和Ertur等（2011）[14]构建衡量TFP增长的空间杜宾模型（SDM）：

W是空间权重（N×N）矩阵。当采取空间自回归模型时，OLS将不再适用，我们将利用最大似然法来估计模型。一般而言，线性回归的参数可以同时被理解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偏导数。

三、数据来源和处理

（一）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了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来度量我国主要城市的绿色TFP。计算中剔除了数据缺失的城市，对于个别城市的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最终数据包含了27个省市自治区的66个地级城市①①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邯郸、张家口、晋城、包头、吉林、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镇江、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金华、台州、合肥、安庆、福州、宁德、南昌、新余、济南、青岛、郑州、平顶山、武汉、宜昌、广州、南宁、海口、三亚、重庆、贵阳、遵义、昆明、西安、秦皇岛、太原、长治、运城、忻州、沈阳、大连、长春、临沂、菏泽、长沙、深圳、惠州、东莞、咸阳、榆林、嘉峪关、银川。，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计量过程中涉及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66个城市的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择

期望产出（“好”的产出）：期望产出由实际GDP来定义，根据各省市GDP平减指数对应各自城市GDP调整为2003年不变价格，我们假设同一省份内城市的GDP平减指数一样，并与该省GDP平减指数相同。

非期望产出（“坏”的产出）：对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取，王兵等（2008）[9]选择CO2作为非期望产出，李玲等（2012）[15]使用了废水、CO2、SO2和固体废物作为非期望产出。若仅选择工业“三废”则没有考虑到指标的同质性，而选择其他指标中的某一两个子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显然不全面，目前国内外研究还没有统一标准来确定如何科学全面地表达非期望产出指标。本文采用王兵（2015）[16]的方法，选择COD和SO2作为非期望产出。

投入：本文不仅考虑了资本和劳动投入，还把能源投入纳入了考察范围。关于劳动投入，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在岗职工人数和城镇就业人数（不包含乡村就业人员），如果利用这个数据计算TFP，结果会产生比较大的偏差。鉴于此，本文选择了《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期望获得更加全面的就业数据。一般将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数据，但是《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并没有给出地级市层面的能源消费数据，而大部分城市统计年鉴中只提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总量，因此将其作为能源投入的替代变量。

资本存量：本文根据《中国城市年鉴》，采用永续盘存法（PIM）估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将对应各个城市的资本存量调整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基期的资本存量使用Reinsdorf（2005）[17]推导得到公式K0=I0（1+g）/（g+ρ），g为不变价投资的平均增长率，ρ为资本平均折旧率，具体值为10.96%（单豪杰，2008）[18]。相关数据的一般统计描述见表 1。

人力资本（HR）：人力资本包含了劳动者的健康、知识、经验和专业技能等综合因素的总称。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使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其计算公式为：H1（t）=∫∞0·χ（t，）d ，其中，表示受教育年限，H1（t）表示第t期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χ（t，）表示第t期受教育年限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姚先国等，2008）[19]。

技术水平（R&D）：采用R&D投入作为替代变量。鉴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R&D研发数据只有省域层面，许多省市统计年鉴中也没有报告R&D研发支出的详细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各城市也只是报告科学事业费和教育事业费支出，并没有研发数据的报告。有学者将两者之和作为R&D投入的替代变量，但是由于数量级别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估计的误差。因此，笔者采用如下方法对城市中R&D研发数据进行估算：首先，计算城市科学事业费和教育事业费支出之和，并且算出其每年在各自省份中的比例。然后用各省真实R&D数据乘以这一比例，即得出城市每年估算的R&D数据。最后利用各省市GDP平减指数将对应各自城市的R&D投入调整为2003年不变价格，从而算出实际R&D投入。

空间权重矩阵（W）：我们受到Frankel 和Romer（1999）[20]的启示，并结合引力模型，认为两个贸易地区之间不仅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也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因此我们定义Gij=GDPiGDPjd2i，j，引力矩阵中GDP数据是2005—2012年城市的平均值。其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如下：

四、中国主要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分析

（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

利用MaxDEA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知，2005—2012年期间，66个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平均指数0.992，绿色技术进步指数1.022，绿色ML指数1.014，这表示2012年较2005年城市绿色技术效率下降0.8%，绿色技术进步上升2.2%，绿色TFP上升了1.4%。

图1是66个城市的绿色TFP（ML）、绿色效率变化（EC）和绿色技术进步（TP）的折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和整体的绿色TFP具有很大的同步性，而技术效率与整体绿色TFP的变化并不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这说明TFP的变动由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主导。我国主要城市整体绿色TFP（ML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整体绿色TFP变化大致分为三个时期：2005年—2007年，ML指数呈上升趋势，这一时期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可能是因为在此期间，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淘汰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设备（金相郁，2006[21]；高春亮，2007[22]）；2007年—2010年ML指数表现为下降趋势，并且在此时期，绿色技术进步率下降的幅度大于绿色技术效率的上升幅度；2010—2012年，绿色TFP又有复苏的迹象。

（二）主要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分析

表2列出了2005—2012年66个城市平均绿色TFP指数及分解，并按照绿色TFP进行排名。绿色TFP排名靠前的城市为：三亚、长治、嘉峪关、包头、沈阳、武汉、广州、吉林、长沙、北京、上海、深圳，而排名靠后的城市是：东莞、新余、邯郸、石家庄、哈尔滨、遵义、台州、宿迁、南通。绿色TFP的排名基本上反映了这样一个规律：大城市（如沈阳、武汉、广州、长沙、北京、上海、深圳）和旅游类城市（如三亚、嘉峪关）的排名比较靠前，而排名靠后的城市经济体量小而且多为资源型城市。这也正如绿色TFP所定义的一样，在综合考虑常规产出最大化和非期望产出最小化后，经济体量大并且转型较快的城市以及以旅游为主的绿色发展城市具有更高的绿色生产效率，而经济体量小又不能及时转型以及资源消耗型城市具有更低的绿色生产效率。对比环境污染变量加入前后结果的变化，我们发现绿色TFP的排名与传统TFP的排名也具有明显差异①①对于传统TFP的排名，鉴于篇幅，暂不列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核算结果。，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的排名更加靠前；而排名靠后的城市特点主要为通过模仿和改造生产改善生产技术，并承接东部地区资源消耗型、污染型的产业转移。

以上情况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绿色增长绩效和污染排放具有密切的关联。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是纯粹经济增长为导向的，而绿色发展的技术进步依旧滞后。

（三）城市绿色TFP改善分析

在我们的考察期间内，有多少城市绿色TFP得到改善，这对于评价城市绿色发展质量至关重要。表3统计了2005年到2012年城市绿色TFP改善情况。可以看出在此期间，绿色TFP改善的城市占比超过一半，并且整个66个城市的样本中，技术进步的比例大于效率改善的比例。而且单独看38个绿色TFP改善的城市，效率改善的占比有57.89%，而技术进步改善的比例达到了92.11%。这说明无论是从整体66个样本城市还是从绿色TFP提升的38个城市来看，技术进步改善的比例都是大于效率进步的比例，而且在绿色TFP提升的38个城市数据中，技术进步提升效应显著大于效率进步效应，表明绿色TFP的提升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而效率进步对绿色TFP的促进作用可能不显著。

（四）绿色TFP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通过对中国主要城市绿色TFP的分解和绿色TFP差异分析，我们认为：（1）大城市及旅游型城市绿色TFP比较高，资源型城市绿色TFP比较低；（2）对于绿色TFP的提升，技术进步起着主要作用。基于这两点，我们认为规模、区位、产业不同的城市绿色TFP存在差异，而技术进步是影响城市绿色TFP的主要渠道。因此，本部分内容从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探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通过似然比检验判断空间杜宾模型（SDM）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或空间滞后模型（SLM）。检验的结果显示：LR_spatial_error 值为54.12，拒绝了γ + ρβ 为零的原假设。LR_spatial_lag值为66.54，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γ为零的原假设。进一步空间相关性检验表明，TFP的Moran I值始终在0.1以上波动，说明相邻城市的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关系，这也印证了理论部分所推导模型的正确性。经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本文采用拟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运用STATA13.1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表4是回归结果，第二列GTFP表示绿色TFP第三列TTFP代表传统TFP，从表4中发现：（1）无论是绿色TFP还是传统TFP的空间滞后回归系数ρ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分别为1.126和1.180，这正说明了城市间TFP溢出效应的存在。（2）虽然研发和人力资本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但是从回归结果来看，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研发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号不确定（绿色TFP的符号为负，传统TFP的符号为正）且并不显著，这说明人力资源是促进TFP进步的主要因素，本地的R&D对于TFP的提升并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对绿色TFP 具有阻碍作用；陈刚（2010）[23]认为造成R&D效率低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产权、法律等制度的落后不利于市场主体主动提高研发的效率，同时制度原因也内生地决定了政府主导型的研发体制，使得研发结构不合理及研发投资效率低下。（3）从区域溢出视角来看，无论是研发还是人力资本，对城市间的TFP溢出都表现出了比较显著的正溢出效应，表明虽然研发对于地区生产率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却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地方政府更应该关注有助于绿色技术提升的研发资本投入与研发效率。

五、基本结论

本文认为：（1）前沿技术进步（TP）是绿色TFP的主要贡献因素，而环境技术效率（EC）的改善却比较滞后。未来通过改善城市环境技术效率来进一步实现城市绿色TFP是很有前景的，否则将导致技术成果闲置和区域发展更加失衡。（2）中国城市绿色TFP表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并存在空间溢出，其中人力资本对绿色TFP具有显著的本地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而研发对于绿色TFP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本地促进效应不明显。

论文仍存在一定不足：（1）鉴于统计数据获取的原因，本文选取的时间窗口序列比较短，可能会因为样本量小而造成结果分析的偏差；（2）我们选择了城市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对绿色TFP进行了核算，而未考虑其他类型污染物（如二氧化碳，废水，固体排放物等），这可能会影响绿色TFP核算的准确性；（3）选取的城市并没有涵盖中国所有的地级市，甚至连一半都没有，虽然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对于科学研究不是太妥当，根据本研究结论讨论政策建议时仍需采取一种审慎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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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的价值 篇12

追求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永恒的主题,而经济增长的落脚点在于改善民生,但是,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说经济停滞或倒退是民生恶化的罪魁祸首,但经济增长却不是民生改善的最大功臣。究其原因,民生是否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理念的选择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多数国家与国际组织都将减贫作为选择经济增长理念、制定经济增长战略、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在减贫过程中,经济增长理念随着贫困认知程度的深化不断发展。贫困的认知经历了最初的收入贫困与消费贫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能力贫困,再到9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包括脆弱性、社会排斥等更为宽泛的权利贫困[1]。而伴随着贫困认知的深化,经济增长理念的发展由20世纪中期以来的涓滴式增长到1990年世界银行提出的基础广泛的增长以及之后的益贫式增长,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再到世界银行2012年提出的绿色包容性增长。涓滴式增长理念基于收入贫困与消费贫困,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通过扩散效应自动在全社会各阶层间进行分配,从而消除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削减贫困,但是涓滴式增长不仅没有形成财富的扩散,反而造成财富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益贫式增长同样基于收入贫困的情况下,将关注重点由全社会各阶层转向贫困人群,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绝对收入或者使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高于非贫困人口以达到削减贫困的目的。然而,益贫式增长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世界多数国家间、国家内部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的现实,使得亚洲开发银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于缓解以至消除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内涵在国际组织或学者之间至今没有形成共识。绿色包容性增长是绿色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结合,其中绿色增长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而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内涵的一个方面。从这一角度考虑,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增长,但是结合绿色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来看,世界银行提出绿色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目的是:在提倡包容性增长的同时突出绿色增长的重要性。

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实施绿色包容性增长理念是有必要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在近10个百分点上高位运行。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削减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 5亿人减少到2012年末的9 899万人1,贫困发生率从30. 7% 下降到2. 8% ; 同时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 317上升到2012年的0. 474,远超出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0. 4,表明中国贫富收入差距严重恶化。贫富差距的恶化将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进而造成大量的失业,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危及社会的稳定。此外,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 1% , 二氧化硫 排放量减 少14. 29%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12. 45% ,以能源消费年均6. 6% 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 2%的增速,但是中国单位GDP能耗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依然较高,而空气质量更是堪忧。从资源稀缺性以及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资源的压力、环境的恶化造成中国能源安全面临威胁、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人口身体健康素质下降,从而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实施绿色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于削减贫困、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资源环境压力等具有重大的现实与政策意义。

2 相关文献综述

绿色包容性增长由世界银行率先提出来,以敦促各国政府克服政治经济制约,摒弃根深蒂固的行为定式和社会规范,开发创新型的融资工具来改变激励方式和促进创新,从而解决导致过度使用自然资产的市场、政策和制度失灵现象[2]。然而,绿色包容性增长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因此要明确绿色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测度方法,必然首先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测度方法。为此本文就前期文献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测度方法进行综述。

2. 1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自包容性增长被提出以来,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与学界学者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一方面,这些组织和学者关注包容性增长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 另一方面,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不同内涵所代表的政策含义没有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因此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至今难以形成共识。为了充分认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本文对包容性增长的主流观点加以阐述。

亚洲开发银行在《Strategy 2020》中将包容性增长作为它的首要发展议程,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集中于实现创造并扩展经济机会的可持续增长; 确保社会成员广泛获取这些机会的权力,使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并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强调社会保障来保护最脆弱与最贫困的群体[3]。Ifzal Ali等[4]认为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侧重于创造机会和平等获取机会。基于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将个人环境所导致的不平等与个人努力所导致的不平等区分开来: 当所有社会成员通过个人努力,不论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时,增长是包容性的;而由人们所处环境,包括宗教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以及种姓等的差异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反映了源于现行财产与公民权利制度缺陷的社会排斥,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解决。吉瑟斯·菲利普从发展中国家充分就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量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为达到包容性增长,政府必须作出努力并投入资源,以达到充分就业[5]。M. H. Suryanarayana[6]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因物质和人力资产禀赋被剥夺而处于收入分配的底层,并且没有能力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获益的群体能够获得分享增长的成果。世界银行[7]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作为包容性增长的重点,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对实现高水平的、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减贫是十分关键的; 同时,将生产性就业纳入包容性增长范畴,认为在短期中政府能使用收入分配方案来削弱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给穷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长期中生产性就业而不是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是被排斥群体收入增长的一种手段。Terry Makinley[8]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包容性增长作出解释。狭义的解释意味着经济增长是重点,而扩展人的能力有助于提高经济成果; 广义的解释强调包容性发展,将福利的非收入指标与重视人的能力作为人类发展的主要结果,而不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Ganesh Rauniyar等[9]通过将包容性增长与益贫式增长作对比来界定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认为益贫式增长侧重于贫困随经济增长的减少,而包容性增长侧重于分配不平等程度随经济增长的降低,例如当经济增长时,分配不平等程度降低,同时贫困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降低而减少,则经济增长既是包容性增长,也是益贫式增长; 如果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平等程度上升,但贫困减少( 增长效应支配不平等效应) ,则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是益贫式增长,但不是包容性增长。Stephan Klas-en[10]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增长的子集,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对于包容性增长存在两种可能的选择: 关注增长过程与关注增长过程的结果。选择关注增长过程,则认为包容性增长以某种方式与广泛基础或劳动密集型增长相联系,具有非歧视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特点; 选择关注增长过程的结果,则认为包容性增长接近于益贫式增长的概念,但就结果解释而言,包容性增长又不同于益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与相对益贫式增长概念相关联,关注增长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包括贫困、次贫困、中等收入群体甚至富裕阶层; 同时,包容性增长作为削减劣势的增长,受益群体主要为劣势群体,而益贫式增长主要关注低于贫困线的人口。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同样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杜志雄等[11]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在革除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民众的福利得以持续改善和增进,民众的实质自由得以保障和扩展。俞宪忠[12]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认为包容性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体现出更加关注民权民生的新型发展理念,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汝绪华[13]关注经济增长的模式,认为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其内涵包括三方面维度: 机会平等的增长、共享式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增长。魏捷等[14]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能够对增长前提条件、增长过程的要素、增长结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实现尽可能大的包容,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公平有效的增长模式。

2. 2 包容性增长的测度

明晰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制定政策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而政策实施的评价依赖于对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测度。本文对经济增长包容性程度测度的方法进行简单的归纳。

Ifzal Ali等[15]通过构建类似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机会函数来测度包容性增长,认为社会机会函数依赖于人均机会的可得性与机会如何在人们之间分配两个因素,当经济增长使得社会机会函数增加时,则增长是包容性的。M. H. Suryanarayana[6]在定义剥夺环境的前提下,通过分配的集中度来确定经济过程是包容的还是排斥的,然后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对单一社会和复合社会的包容性分别加以测度。Jacques Silber等[16]将Bonferroni指数、Bonferro-ni曲线扩展为Bonferroni集中指数、Bonferroni集中曲线、广义Bonferroni曲线、广义Bonferroni集中曲线,并建立扩展后的Bonferroni指数、Bonferroni曲线与机会指数、机会曲线的联系来测度包容性增长。魏捷等[14]在界定包容性增长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选择基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中国1978—2009年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考察和测度。于敏等[17]结合中国国情,通过设计一套评价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包容性增长指数测度了1990—2009年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既有的文献主要侧重于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研究,而将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增长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却极为缺乏; 同时,包容性增长测度的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社会机会函数法局限于单维度指标,而无法对多维度指标整体的包容性进行测度,而基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虽能够测度多维度指标整体的包容性,但其权重的确定存在争议。本文在包容性增长内涵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将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增长结合起来,对绿色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即经济增长、机会平等、成果共享、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为避免已有测度方法的局限,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法 ( FA) 来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动态变化。

3 指标体系与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3. 1 建立绿色包容性指标体系

根据绿色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本文从经济增长、机会平等、成果共享以及资源环境4个层面建立绿色包容性增长的三级分析指标 ( 如表1) 。

3. 2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通过降维以简化数据分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实质是用少数几个潜在的但不能观察的互不相关的随机变量来描述许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实际应用中,因子分析法将各个原始变量表示为公共因子与特殊因子和的线性关系,通过累计方差贡献率来表示公共因子反映原始变量信息的程度。

假设所研究的问题涉及p个相关指标,且应用特定方法确定公共因子的个数为m,则因子分析法的一般模型为:

其中,X1,X2,…,Xp为原始变量; F1,F2,…,Fm为公共因子; ε1,ε2,…,εp为特殊因子;aij( i = 1,2,…,p; j = 1,2,…,m) 为第i个变量Xi在第j个因子Fj上的因子载荷,即原始变量Xi与公共因子Fj的相关系数。因子分析模型也可表示为矩阵形式,即X = AF + ε,其中,X = ( X1,X2,…,Xp)T; F = ( F1,F2,…,Fm)T; ε = ( ε1,ε2,…,εp)T; A = ( aij) 为因子载荷矩阵。

4 实证分析

4.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世界银行数据库、《维持全球升温低于2℃的挑战》、国研网等。在实际研究与应用中,为方便指标之间的比较,通常对逆向指标先取倒数,将逆向指标转化为正向指标,然后为消除原始变量量纲差异对因子分析造成的影响,将原始变量的观测值按照公式 ( 1) 进行标准化处理:

将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记为Z=(Z1,Z2,…,ZP)T。

4. 2 因子分析过程

本文采用Eviews6. 0与SPSS18. 0对数据进行处理,以主成分分析法 ( PCA) 求解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提取3个公共因子 ( F1、F2、F3) ,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92. 543% ( 如表2) ,大于85% ,表明3个公共因子包含了原始变量高达92. 543% 的信息。

在提取公共因子之后,需要确定因子载荷矩阵。因子载荷矩阵是确定公共因子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确定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分析公共因子对各变量重要程度的关键。本文以主成分分析法求解因子载荷矩阵,结果如表3所示: 所有指标变量的共同度除了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弹性 ( X13) 在0. 7~ 0. 8之间,其余均大于0. 8,并且大部分在0. 9以上,反映了3个公共因子对原始变量方差较高的贡献度,同时也反映了提取3个公共因子的合适度。

因子分析的目的不仅要确定公共因子,同时要明确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以便进一步分析所研究的问题。由于初始的因子载荷矩阵的元素数据难以确定各公共因子实际意义,因此需要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 ( Varimax) 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因子旋转,以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 见表3) 。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各公共因子具有较为明确的实际意义。人均受教育年限 ( X5) 、学龄儿童入学率 ( X6)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 X7) 、出生时预期寿命 ( X8)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X9)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 ( X10) 、万元GDP能耗( X16) 、化石燃料能耗 ( X17)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 ( X18) 以及碳强度 ( X19) 等指标在公共因子F1上具有较大因子载荷,且这些指标分别体现了机会平等性与资源环境状况,可称为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 代表成果 共享的城 镇登记失 业率( X11) 、就业增长弹性 ( X12) 、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弹性 ( X13) 、基尼系数 ( X14) 、城乡可支 配收入( X15) 等指标在F2上显示最大载荷,可称为成果共享因子; 人均GDP增长率 ( X1) 、GDP增长率( X2) 、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 ( X3)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 X4) 在F3上因子载荷的绝对值最大,可将F3解释为经济增长因子。

为测度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动态变化情况,本文首先采用回归法 ( Regres-sion) 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然后以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作为各公共因子的权重,与相应的公共因子得分相乘,从而得到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因子综合得分。因子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F为因子综合得分,Fi为第i个公共因子,ai为第i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n为公共因子的个数。

利用公式 ( 2) ,本文得到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 ( 如表4) ,并且依据表4数据绘制出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得分、成果共享因子得分、经济增长因子得分以及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变动趋势曲线 ( 如图1) 。

由图1可知,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得分在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因子得分在2001—2003年间不断下降,意味着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在2001—2003年趋于恶化; 然而,2003年作为拐点,F1得分从最低点开始大幅度反弹,并在之后一路攀升,表明2004—2011年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整体状况持续改善。成果共享主要主要从就业与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分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在2001—2011年间整体上形势严峻且变动微弱,就业与社会保障成为决定成果共享因子F2得分变动的主要因素;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负面效应的衰减以及经济的复苏,在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效应不明显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度下降使得F2得分自2001年的最高点2. 484 35滑落到2003年的最低点 - 1. 320 16,随后2004—2007年整体上呈现小幅波动上升趋势; 然而,受到始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世界性经 济危机的 影响,F2得分在2008—2009年下降幅度较大,但政府为避免经济的硬着陆,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使得F2得分在2010—2011年迅速回升,不过与2001年相比,其成果共享程度依然处于低层次状态。经济危机对一国或地区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仅只限于成果共享方面,对经济增长同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因子F3得分以2007年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间,2001—2007年F3得分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滞后效应的影响,初期轻微下降,而后随着危机滞后效应的不断衰减乃至消失,2004年之后快速上升; 至2008年,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F3得分急剧下降,之后在政府大规模的救市措施作用下波动幅度趋于缓和,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取决于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成果共享因子F2以及经济增长因子F3的得分及其对应的权数。通过简单的计算,可得到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成果共享因子F2以及经济发展因子F3得分权重分别为0. 489 61、0. 270 21、0. 240 18,这意味着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得分对绿色包容性增长因子综合得分的边际贡献最大,为0. 489 61,而经济增长因子F3得分对绿色包容性增长因子综合得分的边际贡献最小,仅为0. 240 18,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将GDP总量与增速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错误的。在已知各公共因子得分的前提下,按照公式 ( 2) ,最终求得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总体趋 势是上升 的,但是过程 是曲折的。2001—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快速下滑,2004开始回升,在2008—2009年短暂的下降后2010—2011年继续上升,并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这一期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在这一期间内部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却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 如图1) ,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短期内不稳定。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2001—2011年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在整体上不断改善; 发展成果共享程度在低层次剧烈波动中缓慢回归,但远低于期初水平; 经济增长以2007年为界明显分割,前期稳步上升,后期迅速回落; 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整个期间内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期间内部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此外,经济增长因子得分的边际贡献分别低于成果共享因子和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将GDP总量与增速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存在导向上的错误。

绿色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整体,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改善依赖于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成果共享因子以及经济增长因子的全方位的提高。首先,作为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并优先解决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问题,创造更多的机会,增加机会的可得性,实现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以消除居民在收入、能力、权利上的贫困;其次,基于资源稀缺性以及环境恶化的现实,政府应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步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程度,积极开发新能源,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整体,基于资源稀缺性的现实,政府与企业应该加大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提高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程度,积极开发新能源,使经济的增长更具绿色包容性; 最后,政府需要打破原有的固定模式,将GDP总量与增速转变为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改善程度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摘要：绿色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自提出便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经济增长、机会平等、成果共享以及资源环境等四个方面建立绿色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FA)计算因子综合得分来测度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2001—2011年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在整体上不断改善;发展成果共享程度在低层次剧烈波动中缓慢回归,但远低于期初水平;经济增长以2007年为界明显分割,前期稳步上升,后期迅速回落;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整个期间内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期间内部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此外,发现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对绿色包容性增长边际贡献最大,从侧面论证了将GDP总量与增速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衡量指标存在导向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