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能力（通用11篇）
增长能力 篇1
我是2006年参加工作的, 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一来就接四年级语文教学。刚接班时, 有的学生语文基础较差, 自学能力欠缺。怎样讲课呢?我想, 一方面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另一方面抓“二基”, 同时还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入手, 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 让学生自己在阅读中提高阅读能力。
一、重视学生的朗读训练, 培养语感
农村的孩子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 朗读能力比城区的差一些。我接班时学生读课文像和尚念经, 拉长了声调, 带着浓厚的地方音“唱”书。有许多同学把书“唱”得滚瓜烂熟, 还讲不出书中说些什么。针对这种情况, 我采用以下办法来训练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1) 读准字音, 读好句子, 纠正“唱书”。读准字音是朗读的基础。我发现同学们之所以唱书, 除了习惯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句子中的一些字读不准字音, 甚至有些字不会读, 为了混过去, 只有唱。于是我就要求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清楚, 读不准的字, 让学生自己查字典, 注上音, 反复读。读好句子是朗读的关键。读课文时要严格要求同学不拖音、不拉调, 注意停顿。刚开始不要急于求成, 每篇课文先找几句关键性的句子作为重点指导, 让学生指出这些句子中的重点词, 重点词一定要重读。经过一学期的训练, “唱书”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读课文时学生也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 并能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学生也对学习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加强范读, 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每当不自觉地“唱”书的时候, 我就请他们停下来, 听老师是怎样读的, 让同学们来比较:唱书好听还是老师有感情地朗读好听, 同学们都说老师读的好听。我说:“好, 你们就慢慢地学老师读。”从此, 我教新课总要范读, 同学们也喜欢听。当我读课文时, 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 静得连孩子们的呼吸声都能听到。这说明同学们对朗读有了一定的兴趣, 向往着自己也能读得跟老师一样, 有了这样的愿望, 我就让同学们在课堂上进行朗读比赛。选课文中的一段, 由老师先范读, 然后让同学们比赛读。以后水平逐渐提高, 就可放手让学生独立朗读, 读得好的给予表扬, 读得不好的给予指正 (不要轻易批评, 以免挫伤积极性) , 鼓励重读。我还采用分角色朗读的办法来提高学生的朗读兴趣。分角色的朗读和表演, 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朗读兴趣, 有的同学在家里经常把学过的课文读给家长听。
(3) 培养语感。当学生的朗读能力逐渐提高以后, 我就不再范读全文了, 只是范读其中一段, 留较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读, 学生实在朗读不好的那些句、段我才范读。这样做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大有好处。如第七册《月光曲》中盲姑娘和她哥哥的对话, 盲姑娘和贝多芬的对话是课文的重点句和关键句, 感情很深, 开始同学读不好, 我就启发他们弄懂这些句子的意思。我问:“从盲姑娘的这些话里, 可以看出她有一个什么愿望?”同学们回答:“从盲姑娘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 她渴望听到贝多芬亲自演奏这首曲子。”我说:对呀!我们读的时候就应该把“渴望”的感情表现出来。
二、掌握默读技巧, 提高阅读质量
默读课文有助于理解课文的内容, 一般来说默读能力强就标志着阅读能力强, 因此默读课文也是经常语文教学中最经常的训练项目。开始同学们都不会默读, 他们默读起来嘴巴乱动, 不由自主地会读出声来, 手还要指着, 不然就会找不着地方。我就一步一步地把默读的方法教给学生。
我是这样做的:首先, 告诉学生, 默读是用眼睛看, 在心里读, 嘴巴不能动。其次, 要求学生边看边想, 看完后要能讲出文章的大意。第三, 教学生边看边拿笔在书上做标记, 加批注, 找疑点, 勾画重点词句。第四, 给学生列出阅读提纲, 根据提纲展开思考, 在课文中找问题的答案, 加以综合记在脑子里, 不懂的地方可以多看几遍。这样分布训练, 螺旋上升, 最后达到看一、两遍以后即能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 并以此展开思路, 理解全文。当同学们学会了默读, 初步掌握默读技巧的时候, 我就向同学们提出多看课外书的要求。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又能提高学生的习作能力。
三、精心设计教学, 提高课堂效率
由于在农村, 大多数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 这些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放学回家要帮助家里干农活或做饭, 好多学生的家庭作业都完成不了。于是, 我就采取了课堂预习和在课堂上完成作业的办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预习一般分两步走。
第一步, 通读课文, 读时要求同学自学生字新词, 用笔在书上做记号、加批注。我给学生规定了几种符号, 如:在重点词下画三角符号 (▲) , 重点句子下画双杠 (=) ;不懂的地方画单杠加问号 (—?) ;精美的句、段下面画波浪线。遇到生字新词, 或者学过又忘了的字词一定不要放过, 要借助字典弄懂字义、词义, 抄在笔记本上, 记在脑子里, 养成用心学习的好习惯。对多义字要联系上、下文判断出它的意思, 每一生字都要搞清楚它的音、形、义。教师要做必要的检查, 检查中要特别注意一字多义的字, 如:花钱和鲜花, 同样是“花”, 组的词不同, 意义就不同。
第二步, 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 难读的句、段可以反复读, 读顺为止。在熟悉课文的基础上, 让同学们自己分段概括段意。
有些课文比较浅显, 学生初读后就能划分段落, 概括段意, 口头表述课文主要内容。对一些不易分段的课文, 初读后先让学生试着分段, 分不出就不勉强学生, 等教师帮助学生弄清文章的内容后再进行分段。通过反复训练, 学生自己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分不出段的时刻, 就多读几遍课文, 给自己提几个问题, 想一想自然就会了。这说明学生会动脑筋了, 正应了一句老话:“镜子越擦越明, 脑子越用越灵”。
为了提高课堂效率, 教师在讲读过程中向学生提出的问题一定要认真筛选, 一定要有分量。一篇课文可提的问题很多, 究竟提哪些问题才能切中要害呢?这就需要教师在备课时仔细揣摩、精心设计问题。高年级的讲读课文中, 教师提的问题要有分量, 这样做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严密性和条理性, 使学生知道在回答问题时, 要有中心、有条理地一句一句或一段一段地讲。
总而言之, 教师不仅要教学, 还要育人;不仅要传授知识, 还要教给读书方法。俗话说得好:“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要提高课堂效率, 就得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 培养学生阅读的能力。这样, 就可以增长学生才识, 促进学生成才。
增长能力 篇2
论文关键词:新课程 课程资源 教学能力
论文摘要:教师的专业化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但教师的专业化素养不是培训出来的，它扎根于教育生活的土壤，以教师的自动力为源泉，以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为契机。新课程赋予语文教师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权力，让广大教师有了用武之地。开发课堂资源，提升教师课堂设计和管理能力;开发校本资源，发展教师的学科专业水平;开掘社会资源，增强教师实施生活教育的能力，促进社会教育力量的整合，推动教育系统工程的构建。
对于语文教师而言，新课程的革命意义是给了教师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权利，权利和能力往往相辅相成，教师们在语文教育天地里大显身手、各显神通，语文课堂出现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形形色色的校本课程新鲜出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实践课程不断创生。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水涨船高，涌现出一批学识渊博、思想开放、富有教学智慧和创造力的学科中尖力量。
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是语文教师教学能力的增长点。但是语文课程资源包罗万象，如何选择优质的教学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学语文、用语文的活动?在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教师的哪些能力得到有机的锻炼和培养?这些问题是我们开发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应充分关注的，笔者从以下三方面阐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开发课堂资源，提升教学设计和课堂管理能力。
课堂是师生精耕细作的园地，这片园地中蕴藏了无穷的财富。这些财富有的呈静态分布，沉淀于组成课堂的各个元素中;有的则在各种元素的不断碰撞中活动生成，积聚升华。对于静态资源，我们要了解和设计:对于动态资源，我们要创造各种激活生成的机会。使课堂成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富矿。
I.1课堂静态资源的设计。与传统的语文课堂相比，新课程的课堂静态资源更加丰富。因为传统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吸收有限的文本资源，而新课程提倡开放式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形成学习能力。从“学会”到“会学”，教学资源的设计也需发生重大变化，以“学会”为目的的教材资源是学习的终极点;而以“会学”为目的的教材资源是学习的起点，教学者需要拓展资源，使课堂内外勾联，互相补充，构建“以外养内”的聚焦式学习方式或“以内促外”的辐射式学习方式。那么如何拓展课堂资源?这对教过程，“此”是什么?是文本，是文本教学主题。教师必须在研读文本，确定合宜的教学主题后，设计拓展的途径。拓展的路径在哪里?对于一个学富五车的教师而言，途径就在大脑中，回忆联想，相关的内容纷至沓来;但普通教师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阅读量，何况如今网络发达，网上搜索信息便捷，关键是教师要有于信息海洋中选择优质资源的智慧眼光。如何遴选优质教学资源?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条标准:其一是服务教学主题，其二是有效达成知识、能力和情感价值观“三维一体”的效果。确定拓展内容后，如何安排合适的教学环节进行拓展?用多少时间进行这些看似“节外生枝”的拓展教学?此问题考验教师对教学流程的把握能力。一堂课尤如一篇师生共同谱写的文章，其中的拓展环节就是轻轻宕开的笔墨，收放自如、浑然天成的妙笔能使文章显得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生拉硬扯的拓，尤如手长六指，是畸形的怪胎，必须切除。开发和利用预设的文本资源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有赖教师的学识和课堂智慧去创造。
1.2课堂动态资源的生成。课堂中预设的文本资源是一种显性的资源，有“画工”的教育者都能开拓和利用;但有一种隐性的课堂资源，则期待有“化工”的艺术家巧妙点化和创造。隐性的课程资源潜藏于师生的智慧中，流动于各种课堂元素的相互对接中。宽松和谐的课堂环境是孕育隐性资源的土壤，课堂管理者需努力创造开放自由的课堂生态环境，让每一个生命在润泽的教室中进发出创造活力。传统的语文教学，教师是绝对的权威，课堂管理严肃严密，课堂环节步步为营，形成所谓的“完美”的怪圈，学生少有自由呼吸的机会。这样的课堂学生是接受知识的容器，不是创造知识的活人;课堂是约束生命的空间，不是激扬生命的舞台。管理者惟有形成生本意识，倡导开放的人性化的课堂管理，才能源源不断地生成动态的课堂资源。生态化的课堂管理结构是“曲线形”结构，有张力，有思考的空间，可以随着师生的互动灵活改变教学流程的行进方向。生态化的课堂管理重视营造师生、生生之间的对话场，师生对话实现教学相长，生生对话促进优势互补。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几年的语文课堂出现了如此鲜活的情景:学生的一个问题或一句话触发教师的即兴智慧，于是为师者适意谱写一段精彩的对白;学生的一番有争议有缺憾的言论，促使其他同学积极争辩，课堂资源因此得以丰富和完善。
2.创生校本资源，增强学科专业能力和教育智慧。
新课程明确规定三种课程资源形式:国家课程资源，地方课程资源和校本课程资源。国家课程资源多为宏观指导，缺少具体的研发，目前能看到的实物仅限于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教科书。地方课程资源是原生态的，地方教育部门除了编写乡土教材外，基本权利下放到学校教师手中。所以，校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课程资源管理的重头戏，一线教师的权利增大，任务加重。但这种“赶鸭子上架”的做法迫使教师学习课程理论知识，尽快提高理论素养和实践反思能力，由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专家型教师)转化。 课程标准实施己有若干年，校本课程呈现万千气象，尤其是名校，将它作为学校品牌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有多少学校对己开发的校本课程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目前似乎找不到切实的文字资料。笔者所在的学校主要开发了三种校本课程资源:国学校本课程，综合性活动课程和口语交际课程。国学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基于本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为社会输送以外语为特长的复合型人才。学生将来从事对外交流工作，而扎实的国学功底是对外交流的资本。现有教科书中涉及的国学经典比较单薄，大多零敲碎打，于是自编国学系列教材成为我们的校本课程研究行动之一。初一初二学习古典诗词，初三学习明清小说和古典散文名篇。校本教材与教科书一起进入课堂，有一定的教学时间保证。教师在编写教材和实施课程的过程中，需要阅读大量的古文典籍，才能整理提炼出适合学生的学习资料，其工程是浩大的，但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传统文化底蕴得以增厚，教师的学科情感得以加深。口语交际课程是基于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发展的需要而设计的。口语交际课程的开设意味着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走向自觉，因为以应试为目的，将学校的生存和现实利益放在首位的学校是不可能开设口语交际课程的。我们的口语交际课程内容主要有三部分:朗诵、演讲和辩论。课程资源的创生也主要有三条途径:相关的知识和影像资料，活动过程设计和实践知识积淀，评价和反馈资源。这些课程既有全程的活动设计，又贯穿于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教师在指导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困难，毕竟口语交际能力与人的.个性天赋有关，与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有朗诵、演讲和辩论的能力，但这并不影响学生锻炼口语交际的机会，凡是学生发展需要的能力，学校教师有培养的责任，责任推动教师再学习，与学生共成长。综合活动课程重在考察学生的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探究精神。现行的语文教科书每一单元均有“写作、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因课程之间的交错杂揉而难理头绪。从目前部分学校实施的综合性活动课程来看，各有创意和特色。有的将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节日)作为综合性活动的课程资源，有的将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为课程资源，有的以家庭、邻里、社区、不同的社会群体作为课程资源，有的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课程资源。笔者所在的学校每一年级每学期都有一至二次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如感受自然系列，以关注地方文化、风土人情为主的民间采风，以改善生存环境为主的研究性活动。一张图文并茂的小报，一段精彩的视听录像，一篇研究性小论文就是活动的成果。活动中教师是策划者，策划的内容主要是活动方案的设计和活动成果的展示。这是新课程为教师开辟的发展空间，它促使教师走出校园这座象牙塔，关注社会，关注生活，为学生创造鲜活有趣的活动课程内容。
校本课程资源中还有很重要的人力资源期待我们去发掘。学生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他们每天都在创造生活，创造奇迹。・学校教师若能留住学生精心谱写的成长篇章，用文字，用影像资料，或用实物保存记录，这将是学校一笔巨大的教育财富。家长的教育资源也同样不可忽视，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育儿经验。学校若能开发家长资源，通过文字、专题访谈、报告等形式积累家庭教育资源，对促进家校的通力合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教师和管理者有一定的教育理想、视野和智慧。不然，最宝贵的资源也会白白流失，校园的文化积淀自然苍白贫痔。
3.开掘社会资源，提高教师实施生活教育的能力。
校园是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与社会有一定的距离;课本是间接经验，若没有直接经验的补充对接，很难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和智慧的源泉。著名教育家杜威说:“学校科目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是生活教育的忠实践行者，他说:“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教育若离开社会生活，培养的人才便是不识时务的书生。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端是切断了学生向生活学习的机会，从本本走向本本，从狭窄的教室走向狭窄的教室，知识成为机械的教条和升学的利器，学生难以享受学习的乐趣，难以体会知识的力量。新课程倡导生活教育，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各地区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开发和利用社会生活资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教师突破单纯的校园生活，放远眼光，积极参与社会，了解社会，明晓哪些资源可以为我所用，并与各资源管理部门沟通联系，合力开发。假期是学生走向社会的最佳时期，社会的各种文化设施如何为孩子创造学习条件?曾经在本省的一家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报告:浙江茶叶博物馆准备在暑假吸收部分学生讲解员，有意者可以前去报名。当时很为“茶博”馆员的公共教育意识感动。若其他单位也有这样的用心:新闻媒体为孩子门多提供寓教于乐的假期档节目，网络管理者能主动推荐一些适合学生的优质网站，大学能开设适合各级学生的实验课程……所有的社会资源汇成一个资源库，供学生选择和使用，那么我们的社会教育力量会越来越强大。这些有意义的工作由谁来做?社会和学生之间由谁牵线搭桥?学校教师和相关的社会教育机构成员是最佳人选。当然，这对教师来说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教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接触的主要对象是孩子，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缺少认识。教师生活的单纯明净逐渐让他们游离社会，缺少相应的社会知识和历练机会，这对培养学生和推动教师自身发展极为不利。所以，开发社会资源，让教师获得融入社会的机会，增强他们参与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是一项造福广大教师和学子的社会系统工程。
开发课程资源是颇有弹性的教育工作。教师可以选择不作为，简单地教着简单的语文;教师也可以大有作为，为语文找回本真和精彩。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从业者都希望提升专业能力，而开发语文课程资源无疑是全面提升教学能力的最佳契机。让我们抓住机会，谱写语文教学的华章，迎接教育生命的春天。
增长能力 篇3
1. 绿色增长能力评价指标选取
绿色增长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质是利用具体的指标对绿色增长所包含的领域、绿色增长的内涵进行具体化、层次化的统计描述和综合评价。根据绿色增长所涉及的领域以及绿色增长的内涵，绿色增长的测度应该反映一个区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系统的发展和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评价各国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该框架由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四大系统组成。由于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集，本文从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社会制度系统的框架出发，结合绿色增长的内涵来选取指标对中国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评价。论文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典型、高频率的绿色增长指标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统计数据的现状，在考虑指标的可测度、可比性、可得性和通用性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地区实际发展状况，选取了以下20个指标变量作为中国绿色增长能力的评价指标。它们分别为：CO2生产率（万元/吨），能源生产率（万元/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率（元/吨），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土地产出率（万元/公顷），水资源生产率（元/m?），环境能源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人均淡水量（m?/人），森林覆盖率（%），耕地面积变化率（%），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可吸入固体颗粒物密度（毫克/立方米），空气质量达标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GDP（元），环境和能源相关R&D经费比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等。由于目前中国缺少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化石燃料燃烧所导致的CO2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95.3%，本文通过能源消费量来估算出CO2排放量。对于土地产出率、森林覆盖率、能源和环境相关R&D经费比重等非连续性数据，本文均采用最近一年的数据，部分数据如CO2生产率，能源生产率等通过计算获得。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pss18.0，首先对所选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西藏信息因缺失较多而未计算）201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对各地区绿色增长能力指标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构造因子得分模型得到各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综合得分和排名。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对各地区绿色增长能力进行分类和评价。
2.2 绿色增长能力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简化数据的技术。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同时，利用构造的因子得分模型还可以实现对样本观测值的综合排名。
本文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逆向指标“可吸入固体颗粒物密度”进行正向化处理，并运用spss18.0软件对原始样本数据进行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对所选取的20个指标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KMO值为0.741，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497.446，其显著性水平为0.01，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Virmax正交旋转法，提取5个共同因素，累计贡献率为76.064%。结合各个共同因子所代表的指标变量的含义，将提取的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效率因子（F1）、土地生产因子（F2）、生态安全因子（F3）、环境质量因子（F4）和绿色产业发展因子（F5），如表1所示。
2.3 绿色增长能力综合评价
以五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地区绿色增长能力水平综合得分F，其计算公式为：
F=（F1*20.311+F2*17.465+F3*14.968+F4*13.593+F5*9.727）/76.064
通过计算各样本观测值的综合得分，得到中国地区绿色增长水平得分及排序，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上海的绿色增长能力最强，在30个省市中排名第一，天津和广东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和第三位。新疆、青海和甘肃的绿色增长能力较弱，在整个地区中排在末尾。
各个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综合排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绿色增长能力综合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个省市（除重庆外）均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在因子F1和因子F3上得分较高，表明这些地区拥有较高的经济生产效率和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同时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力较强，产业结构升级快，第三产业比重高，相对较早地遭遇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导致其经济发展中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力度相对较大，经验较为丰富，呈现相对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
2.4 绿色增长能力聚类分析
为揭示包含在因子中能反映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个性和共性特征信息，本文以5个主成分得分为变量，采用组内联结法，以平方欧式距离作为度量区间标准，对30个省区的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聚类分析，30个省区的绿色增长能力被聚类成5类。
nlc202309030701
第一类，广东。该类地区的特点是经济生产效率高，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绿色产业发展较好。但是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大量聚集，导致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环境舒适度一般，土地资源稀缺且利用效率不高。
第二类，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苏，内蒙古，山东，宁夏，重庆，山西，陕西，河北。这类地区拥有相对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在生态安全因子上拥有较高的得分。其中，上海强大的经济实力带动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绿色产业初步发展，但其所占的经济份额还比较小。天津，北京，浙江，江苏为第二类中的一小类，这些地区的特点是经济生产效率较高，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环境保护，但长期的粗放式增长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土地资源利用和绿色产业发展水平一般。内蒙古，山东，宁夏，重庆，山西，陕西，河北组成另外一类，这些地区自身资源优势为绿色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技术水平限制了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不合理，地区环境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类，海南，吉林，辽宁，黑龙江，青海。这类地区在生态安全因子上得分最低，但是在绿色产业发展因子上得分较高。这类地区产业单一化或者资源依赖性产业所占比重较高，自身产业特点以及并不雄厚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有限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环境和生态保护力度较弱，绿色产业发展缓慢。
第四类，广西，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河南，湖北，四川。这一类在经济效率、土地生产、绿色产业发展因子上的得分都较低。这一类地区的特点是环境资源禀赋较好，环境舒适安全。尤其是广西，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在环境质量因子上得分很高。但是较低的经济生产效率决定了这些地区在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能源上利用效率不高，绿色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第五类，新疆，甘肃。这类地区在各个因子上的得分都处于全国落后水平。这两个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受资源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的多重制约，其实现绿色增长的压力巨大，需要在各方面都不断提高。
3.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中国30个地区的绿色增长能力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绿色增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中国地区的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评价，获得如下研究结论：
（1）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效率、土地生产、生态安全、环境质量和绿色产业发展是影响中国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主要因子。对中国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评价发现，中国各个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综合排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一致性，东部地区绿色增长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上海、天津和广东的绿色增长能力较强，新疆、青海和甘肃的绿色增长能力较弱。
（2）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绿色增长能力水平可划分成五大类，每一类省市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提升各自的绿色增长能力。其中第一类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自身在研发创新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潜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第二类中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区应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绿色产业份额，第二类其他地区应从教育和财政方面加大绿色技术的投入和研发，提升资源生产效率。第三类地区应加快绿色创新，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地区向绿色型地区转型。第四类地区可大力发展可持续新能源产业。继续加大对第五类地区的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促进发展成果共享，在经济发展同时保护环境。
总之，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正视地区间客观差别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发展绿色产业，促进“绿色”与“增长”的有机统一，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武春友，男，辽宁辽中人，大连理工大学生态规划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生态规划与发展。卢小丽，女，辽宁丹东人，大连理工大学生态规划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郑宏娜，女，辽宁辽阳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
员工个体安全能力增长规划研究 篇4
当前,传统的个体安全意识和工业安全的宏观管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适应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从而带来了工矿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是对影响个体安全的安全规划工作缺乏战略管理。其原因不仅在于对个体安全的研究层次不够宏观、对个体安全的研究内容不够系统,也在于人们习惯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灾害管理观念和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局限于企业安全生产中单一要素的风险规划,对转型期个体安全的风险规划缺乏战略思考,尚未建立起适合我国转型期特点的个体安全风险规划的战略管理体系。这进一步造成了个体安全能力增长的随意性、盲目性、短缺性、不确定性,加深了个体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之间不相协调的状况和难以为继的局面。
国内学术界尽管将系统科学和风险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和技术较多地运用于社会公共问题、经济市场研究、金融管理、企业危机管理等微观管理领域[1,2],但在工矿企业个体安全等安全领域相关的研究与应用还较为少见。针对个体安全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管理,文献[3,4,5]基本都是从导致事故的不良行为习惯入手对个体安全行为进行了分析。企业层面的安全能力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陈宝智[6]强调安全管理是企业管理功能的一部分。马继业[7]等从企业能力资源学派理论出发,探讨了企业安全资源与企业安全能力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企业安全能力进化的取向。刘铁忠[8]等提出了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这个概念框架,对其进行了研究,把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界定为对安全系统进行协调控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组知识与技能的集合,划分了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层次。通过现有文献可以看出,现有的个体安全的研究,偏重于个体安全管理工作的具体需要,存在理论研究受制于工作需要的问题,同时,缺乏从宏观角度对个体安全能力规划的研究。
从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看,个体安全若能与时俱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能够因时制宜,都需要将个体安全能力纳入系统化、宏观化和战略化的科学轨道。因此,研究转型期的个体安全能力增长机制及对其进行规划,是当前我国安全生产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科学工作。
1 个体安全能力及其增长机制
1.1 个体安全能力
能力,是指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并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9]。个体安全能力,是员工根据现有的资源和环境,能辨识与控制系统存在的危险,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能力。个人的安全价值观、安全知识与技能、外界人文和物理环境物理影响个体安全能力的培养和发挥[2]。个体人生活在由人、机、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中,个人凭借自己的个体安全能力作用于系统,影响系统的安全性,同时系统中的因素影响着个体的安全能力。
1.2 个体安全能力的构建
个体安全能力系统是个体能力系统的一个内容,由安全能力系统、安全系统目标和安全系统外部环境三部分[10]。员工个体安全能力提升的过程是基于图1这样一个循环系统,安全资源(技术、信息、知识、经济效益)的输入,个体系统(个体知识、行为、经验)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安全综合效益得到体现,个体的安全目标得到调整和提高。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和安全经验三者的耦合作用提升了个体的安全能力。由于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安全经验三者是相互联系和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影响。
在个体安全能力的模型中,员工的安全意识是其安全能力提升的基础,员工的个体安全行为保证了安全能力提升,员工的个体安全经验支持了安全能力提升的。在这三者中,员工的安全意识程度决定个体的安全行为,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在长期的作业实践中就是员工安全经验的增强。企业组织小环境、社会经济大环境是个体安全系统面临的环境,二者不可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环境对个体安全能力的发展具有动力机制;同时个体也通过自身的行为方式对影响环境。个体安全能力系统的提升,会产生所希望的安全效用,即安全就是最大的经济效益,事故减少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企业形象,在保证员工安全健康的同时取得好的经济效用。
1.3 个体安全能力增长机制
在组织行为学的激励理论的基础上,对于提高个体安全能力这一目的,从其根本来说,就是要人产生需求安全的动机,安全动机产生安全行为,安全行为达到个体安全这一目标。
个体人在日常作业中个体安全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对个体安全的需要。而这需要促使人们正视生产活动中的安全现实,即安全意识。安全意识是人们在从事生产活动中对安全现实的认识,其核心是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对安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进一步应用于实践,达到安全行为的提升。由于安全行为的提升,对已了解的安全知识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融合,在作业实践中具有自保、互保和联保的能力,能及时发现系统存在事故隐患并采取效的途径和技术进行控制,丰富自己的安全经验,从而使得个体的安全能力得到增长。个体安全能力的增长过程如图2所示。
在个体安全能力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个体安全经验的积累,进而在实践中运用转化为安全行为。人身处社会经济大环境中,除作为个人外,还在企业小环境、社会经济大环境中都扮演了角色。
企业小环境和社会经济大环境对个体安全能力增长的影响,如图3所示。个人安全能力增长机制,即员工对本岗位生产技能、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作业标准化等的学习,各种安全活动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实践中模范的示范等一系列的过程,逐步丰富个体的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控制自己的安全行为,积攒安全经验,使得个体安全能力得到增强。
企业小环境对个体安全能力有一定的影响。企业通过颁布企业安全目标,制定相关安全制度,实行安全激励约束制度,同时在企业塑造自我约束、自主管理和团队管理的安全文化氛围,规范安全行为、培育安全价值观,持续提高安全业绩、建立长效增长个体安全能力的目标。
社会经济大环境对个体安全能力也产生了影响。社会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个体人的行为,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文化手段深深影响着企业内部个体员工的价值观,从而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观,来激发个体安全意识的增强,带动在个体能有效控制在作业中的安全行为,通过实践来增加安全经验,从而达到安全能力的提高。
个体在外部环境和相关制度约束下,在现有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安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企业内部的安全价值观、安全文化和安全行为规范的指导和作用,经过传播、交流融合,完成了个体、企业和社会三个层次的学习,个体员工在生产实践中再融会贯通,实现了个体安全能力的全面提升。
2 个体安全能力的安全规划构建
2.1 个体安全能力安全规划构建
个体安全能力安全规划是针对个体安全能力的监控、安全能力的预测、安全能力回顾总结等内容,同时该三部分相互联系影响。对个体安全能力的现状进行监测,在对现状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个体安全能力进行一定时间范围内的预测,设定目标,在执行一段时间后,需要对个体安全能力进行回顾总结,查找个体安全能力实际状况和设定目标之间的差距,从而查漏补缺,使个体安全能力形成负反馈,促使个体安全能力的现状与设定的目标逐渐减少差距,整体运行后使个体安全能力得到提高。具体见图4所示。
在安全规划中,针对个体安全能力的监控部分,主要是涉及到安全规划的实施阶段,在该阶段,主要是对规划的采纳、规划组织、规划执行。
针对个体安全能力的预测,主要是涉及到安全规划编制阶段,在该阶段,主要是对规划目标确定,规划方案的设计,规划方案可行性分析,规划方案优化选择,同时这四个步骤相互影响,使得安全规划的编制趋于最优。
针对个体安全能力的回顾总结,主要是涉及安全规划调整阶段,在该阶段,主要是对规划终结,规划升级,规划的修订等内容进行寻找差距。
通过以上三个对个体安全能力的安全规划的不同阶段的设定,从而使个体安全能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里面,最终起到提升个体安全能力的目的。
2.2 企业层面的安全规划的构建
个体安全能力放入到企业层面,规划主要包括的三大主要步骤,即规划基础、规划主体、规划的事实与检讨,来设计个体安全能力增长的安全规划。具体如图5所示。
安全规划基础主要包括了企业针对个体安全能力设定安全目标,企业高层领导对员工个体安全的价值观的表现,企业内外环境与企业设定的个体安全能力目标的辨识和员工个体安全能力在企业内的优缺点。这三者是相互影响的,安全规划目标的设定会影响高层领导的价值观,价值观会影响对个体安全能力优缺点的判断。
安全规划主体主要包括对个体安全能力的策略规划,中期规划,短期规划,对个体安全能力规划的研究,以及对个体安全能力规划的可行性的测定。策略、中期、短期规划与个体安全能力目标、高层领导价值观、个体安全能力优缺点辨识相互影响。
安全规划实施与检讨主要包括实施规划的组织、规划的评估与检讨。实施规划的组织和规划的评估与检讨也与安全规划目标的设定、高层领导的价值观、个体安全能力优缺点的判断有着相互影响。
企业通过安全规划的基础、主体、实施与检讨三步骤,使得个体安全能力在企业层面的安全规划建立、实施、修改补充中得到有序的提高。
2.3 社会经济层面的安全规划的构建
“社会-经济-安全”这一复合巨系统是安全规划的研究对象,在规划个体安全能力实施计划时,必须考察社会经济层面这个大环境对研究安全规划的影响。基于社会经济层面的安全规划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安全”这个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维护人机环系统的良性循环发展,以实现个体安全能力的最佳增长。图6为安全规划构建系统。
个体安全行为能力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安全规划,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依据,采用安全系统论原理和方法,是企业生产和安全生产有机的协调,即根据企业生产目标制定切合个体安全行为能力的安全需要的约束机制,同时根据企业安全生产现状、突出问题、国家和行业要求确定提升个体安全思路、目标、政策等。
3 结论
(1)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经济与社会的体制和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从一个无序方式到有序方式的循环演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探索和研究转型期的个体安全能力系统,是个体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也是转型期的安全生产工作日益提高的社会重要性所决定的。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存的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安全的关注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的以生产领域为主的技术安全观已经扩展为生活与生存安全观,追求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首要的共同目标。
(2)企业作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一方面保障员工生命安全,以增长员工个体安全能力为己任,一方面又以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从企业层面制定员工个体安全能力增长的短期、中期的安全规划是对当前社会经济形势的深刻认识的体现,更是对员工安全能力引领方向的正确把握。
(3)员工个体安全能力的增长问题,这与既往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现行的个体安全工作实践相比,更需要强调个体安全能力增长规划研究的系统性和前瞻性的结合,以及宏观诉求和战略诉求的结合。因此根据我国转型期个体安全能力增长为目标来探讨个体安全的安全规划,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管、企业安全管理研究积累理论与经验,具有更为实际意义。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基于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更加需要从系统化、宏观化、战略化的科学角度对员工个体安全能力进行规划。使用系统论的思想,采用微观宏观的分层阐述方法,从员工个体安全能力及其增长机制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一套围绕个体安全能力增长的规划思路。形成了个体安全能力从微观层次到宏观层次的联系纽带,为进一步基于反馈学习机制的个体安全能力及其涌现规律的研究提供了灵活的接口,为后续基于个体安全能力理论进行安全管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个体安全能力,安全规划,反馈,系统化,战略
参考文献
[1]孙静.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个体安全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1):44-49SUN Jing.Analysis on the individual safety in socialchanges of China[J].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Security University,2011,27(1):44-49
[2]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J].创新,2009,3(11):5-11YANG Min.Individual security study:retrospect andprospect—the confusion of modernity and the renewal ofsociological theory[J].Innovation,2009,3(11):5-11
[3]贾明涛.行为安全管理在施工中的应用分析[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2,8(7):169-173JIA Ming-tao.Application analysis of behavior-basedsafety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J].Journal of Safety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2,8(7):169-173
[4]袁林.个体安全行为分析及思考[J].电力安全技术,2006,8(8):39-40YUAN Lin.Individual safety behavior analysis and think-ing[J].Electric Safety Technology,2006,8(8):39-40
[5]刘国强,陈国明.关于复杂人机系统个人安全能力的探讨[J].安全,2011,32(2):12-15LIU Guo-qiang,CHEN Guo-ming.The personal safetycapability in modern complex men-machine systems[J].Safety,2011,32(2):12-15
[6]陈宝智.安全管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7]马继业,等.企业安全能力及其进化取向的灰色关联度分析(GRA)判定[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15(8):32-35MA Ji-ye,et al.Study on enterprise safety capability andGRA appraising method[J].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2005,15(8):32-35
[8]刘铁忠,等.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概念、内涵与层次[J].生产力研究,2007(14):116-118LIU Tie-zhong,et al.Concept,conno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firm's safety management capability[J].Productiv-ity Research,2007,(14):116-118
[9]Mosleh.Model-based human reliability analysis:protectsand requirements[J].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d SystemSafety,2004,8(3):241-253
增长能力 篇5
1．国际环境总体乐观
从“十一五”期间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还可以争取到加快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国际经济一体化特征、知识经济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我国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将对“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动力支持。
2．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化是拉动我国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3年的40.5％，中国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有力地拉动了投资增长。
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为我国投资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做过测算，按照2002年的价格水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投资9万元，2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由2亿人增加到如今的近5亿人，所需投入的资金高达27万亿元。
3．消费结构升级大大拓展了投资的领域和空间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和刺激消费措施的出台，住房、汽车、通讯、旅游、教育等成为人们消费新热点，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汽车以及电子通讯等相关产业投资的迅猛增长。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引导房地产、汽车、消费类电子等行业的投资增长，同时也掀起了新一轮机电、化工、冶金、建材、交通运输、电力等相关产业的投资热潮，大大拓展了投资的领域和空间。预计“十一五”时期，消费结构升级对投资增长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4．投资体制改革深化将为投资增长创造更加和谐的制度环境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国投资领域的行政审批、投资方式以及投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基本方向依据“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投资活动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政府宏观调控有力的新型投资体制。可以预见，投资体制改革方面将不仅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而且对提高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5．融资方式转变与投资增长
“十一五”期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水平的提高以及贷款担保和保险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股权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这对拓宽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扩大投资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6．提高投资效率与投资增长
“十一五”期间，对投资而言，尽管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以往靠铺摊子、上项目的高增长有所影响，但却能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减少资源浪费、缓解环境污染，从而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提高投资效率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是“十一五”期间投资经济发展的主题。
7．利用外资与投资增长
“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支持这一判断的理由在于：(1)投资领域的扩大将是带动利用外资增长的重要原因。入世以后，我国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尤其是汽车、银行、保险、交通运输、旅游、商业零售等领域将全面向外资开放，这将吸引外资加快进入我国。(2)中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劳动力资源丰富且质量较高、市场容量大且增长前景好、政治社会稳定三大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入世承诺的兑现，对外资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将不断取消，但这并不会过多地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的信心和步伐，“十一五”期间利用外资将继续快速增长，从而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将比“十五”期间更大。
二、“十一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约束条件分析
1．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检验其效益的是市场，是消费市场或出口。不考虑出口，则是否会出现投资过剩，一方面取决于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品种与价格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增长和预期支出情况。“十一五”期间，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投资自主性不断增强，市场在配置投资资源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由市场来决定企业的盈利水平和赢利预期，进而决定企业的投资规模，从这一点来说，“十一五”期间投资效率会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预期并不乐观，同时由于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住房等制度改革使其预期支出居高不下，加之消费增长本身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在长期趋势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必然影响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投资率下降和投资效率上升。
2．能源供给约束与投资增长
中国是近年来世界上能源消耗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能源供应总量相对不足，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越来越突出。
3．国债规模减少，对投资带动作用减弱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投资资金中企业自筹资金增长39.7％，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占比也由上年的46％上升到47.5％，GDP增长达到9.1％，为近年来最高增速。经济增长加快，自主性增强，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的条件已经成熟。政策的实施也正朝着这个方向调整。相比“九五”、“十五”期间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十一五”期间来自国债资金发行及其投资对整个投资的拉动作用将会相应减小。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投资率不断上升的过程。但是，高投资率与低投资效率并存是当前我国投资经济中的两大特征。投资率提高在工业化进程中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我国的投资率过高却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到位、体制性无效投资周期性膨胀的结果。“十一五”时期，在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的基础上，适当降低投资率，不会影响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路子，让政府从更多的投资领域退出，把本来由企业管的事情交给企业，还市场以本来面貌，是提高投资效率的必由之路。
三、“十一五”期间投资增长趋势测算
综合影响投资增长的多种因素，通过不同的方法测算“十一五”时期投资增长规模和投资结构，我们分别测算了假设没有重大政策体制变化下的自发趋势方案和提高投资效率、转变增长方式的调控方案：
1．通过多部门经济模型测算结果
(1)自发趋势方案：运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在没有重大政策、体制变化的前提下，经济自发惯性运行的预测结果是，2006—2010年投资完成额42.06万亿元，比“十五”期间增加约16万亿元，年均增长8.34％，增速比“十五”期间下降6.2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长8.01％，消费年均增长7.64％，消费增长慢于投资增长。
(2)调控方案：
①中方案：在投资体制市场化改革消除无效投资冲动，企业投资成本真正按市场化成本核算，银行风险机制强化，需要消化前5年高投资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的背景下，有效启动消费需求，2006—2010年投资完成额40.67万亿元，比“十五”期间增加约15万亿元，年均增长7％，增速比“十五”期间下降8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长8％，消费年均增长9％，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
②高方案：体制性无效投资冲动虽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在地方政府干预下，企业投资成本仍然不能按市场化成本核算，银行风险机制仍不健全，在需要消化前5年高投资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的背景下投资仍然维持较高增长，消费增长仍然平稳，2006—2010年投资完成额43.74万亿元，比“十五”期间增加约17.7万亿元，年均增长9.5％，增速比“十五”期间下降5.5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长9％，消费年均增长8.77％，消费增长慢于投资增长。
③低方案：在投资体制市场化改革消除无效投资冲动，企业投资成本真正按市场化成本核算，银行风险机制强化，需要消化前5年高投资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的背景下，投资低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仍然平稳，2006—2010年投资完成额39.49万亿元，比“十五”期间增加约13.5万亿元，年均增长6％，增速比“十五”期间下降9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长7％，消费年均增长7.99％，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
2．GDP倒推法
确定“十一五”期间GDP增长目标；根据1990年以来的历史数据，以及我们对未来国民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确定“十一五”期间投资的效果系数；根据GDP、投资和投资效果系数计算投资额。按照20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战略安排，由于前3年GDP增长7.3％、8％和9.1％，则从2004—2010年间GDP年均增长7％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按照这一目标，2005年即“十五”时期末GDP为133602亿元，2010年则为187389亿元，基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根据1990年以来投资各年经济增长变化趋势，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结合历史上投资效果系数的变动特征，我们认为“十一五”期间投资效果系数从“十五”以来的0.16回升到0.23，基本回升到“九五”时期的水平。
根据以上确定的GDP增长速度和投资效果系数，测算“十一五”期间全社会投资额将为25.6万亿元。按照GDP年均增长7％计算，则2006—2010年间GDP累计将达到82.2万亿元。如果投资效果系数为0.23，5年投资平均增速为8.6％左右。按照这一预测结果，“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速比“十五”期间下降约1个百分点，投资下降6个百分点，虽然投资增幅下降，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减弱，这可能是投资效率提高的结果。
四、实现投资潜在增长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
1．提高投资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导向制度。在投资主体注重理性思维、讲求投资效益的条件下，信息对其投资行为的导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府在减少对投资项目的直接审批之后，要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定期披露产业投资信息，做好产业投资预警工作。对于国家鼓励或限制的投资项目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进行准入和退出管理。为了做好投资需求和市场信息的发布工作，国家和各级政府还应建立项目开工和投产登记制度，这是关系到各种产品供给和需求在短期、中期、长期变化的重要信息，在国家只对国家出资的项目和特大型项目进行审批之后，掌握建设项目信息的情况主要依靠项目开工和投产的登记。应该由国家统计部门来承担这项工作并把统计口径扩大到全社会。
2．坚定不移地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彻底废除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
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经多年酝酿修改，已经出台。要将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根除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过度干预上，极大地扩大企业在投资方面的决策权，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要对政府的投资管理做出规定，促进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新方案中，政府将对投资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对于需要利用国家财政性投资等政府投资的项目，不论项目投资规模大小，仍然维持现有的审批制管理办法；对不需要国家财政性资金支持，但项目建设涉及国家安全、重要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的重大项目，实行核准制管理办法；对不需要国家投资、能够自行平衡建设资金和落实建设条件的一般竞争性产业项目，实行备案登记制管理办法。
3．规范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改变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的状况
资本市场不发达使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信用和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系统。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正在经历制度性变革，经营效率低，难以承受信用高集中所带来的风险。资本市场不发达和商业银行融资效率不高，导致资金流动性较差，储蓄转为投资受到阻碍。要落实中央关于发展资本市场的九条意见，以扩大直接融资、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目标，建设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争取“十一五”期末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全部非金融企业融资总额的比重从目前的5％提高到15％左右。
4．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消除因利率管制导致投资乃至经济波动的局面
作为投资资金价格，利率的高低对投资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截止目前，我国投资资金中的利率主要是由央行管制的(如银行存贷款利率)，利率生成机制不能从根本上反映资金供求变化状况，当资金供过于求时，利率不能随之下降，当资金供不应求时，利率并不能随之上升，市场主体对资金利率的变化反应迟钝或者根本没有反应。这样在经济高涨时期，由于“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导致资金需求过度、投资过度和经济“过热”，引发由投资扩张引起的通货膨胀；而当经济不景气时，由于“管制利率”高于“均衡利率”，导致资金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从而使“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大。利率管制成为加剧投资乃至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为了消除“利率管制”对投资以及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利率真正由资金市场决定、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自动平抑投资和经济波动的重要的市场参数。
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能力分析 篇6
可持续增长率是保持目前财务比率 (包括资产负债率) 的增长率, 按现有财务结构增加借款, 即按留存收益增长的多少安排借款, 目的是维持当前的财务杠杆和风险水平。长期来看, 企业正常的实际增长率应等于可持续增长率, 但并不是说企业的实际增长率不可以高于或低于可持续增长率, 只是说可持续增长率代表了企业适宜的发展速度。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股票市场得到了长足进步, 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三种:长期亏损型、短期盈利性和持续发展型。对于长期亏损型企业, 从头至尾都没有一个可以支撑企业的核心项目, 这种企业只能依靠大量借款和发行股票来苦苦挣扎, 并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而慢慢从市场中消失。在我国企业实践中, 短期盈利性企业则比比皆是, 如春都集团、郑州亚细亚集团等, 但这些昔日享誉全国的大企业都已风光不再, 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盲目追逐短期的超速盈利, 而进行大量的融资, 致使企业的资本结构极为不合理, 以至于导致最终的失败。在三种企业类型中, 持续发展型企业是上市公司中的强者, 成为了各个行业的领头羊, 主要是由于这类企业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平稳的发展, 为股东创造稳定的财富, 这样的代表主要有双汇食品等企业。
1 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存在的问题
1.1 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不匹配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 很多上市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迅速地成长起来, 每年的收益率也跟着快速的增长。虽然企业的实际增长率每年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 由于相关配套条件不成熟, 过于注重短期利益, 导致了很多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偏低, 以至于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不匹配。我国很大一部分上市公司都存在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不匹配的问题, 如果继续忽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将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伤害。
1.2 资本结构不合理
我国上市公司较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因国企与银行的特殊关系, 国有企业的负债比率偏高, 而且主要以国家银行借款为主。所以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都出现负债率偏高而且短期负债率更高的现象。首先, 资产负债率水平偏高。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负债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是衡量一个企业对债权人权益的保障程度。一般情况下, 资产负债率越低对企业越好。但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普遍偏高, 极少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50%。在现实中, 我国有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因为负债率过高, 最终导致资不抵债, 破产清算。据统计, 2011年已经有129家上市公司净资产不完整, 其中, 更有35家上市公司已不存在一分钱的净资产, 所剩的只有巨额外债。由此可见,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不够合理, 有待改善。其次, 负债结构不合理。负债由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构成。一般而言, 短期负债占总负债一半的水平较为合理。从现实情况看, 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偏高, 反映出公司使用过度的短期负债来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当上市公司面临的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 如利率上调、通货膨胀、短期负债比例过高, 都会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资金周转。因此, 增加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会给公司经营带来潜在威胁。
1.3 资产运营效率不高
首先表现为赊销问题严重, 净现金流入不足。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有很多企业为了增加销售收入, 盲目地进行赊销, 产生了很多应收账款等资产类项目。看似加大了销售收入, 其实则不然。因为很多企业的应收账款由于回收不及时最后都变成了坏账, 不得不转入坏帐准备当中, 最终也就冲抵了部分销售收入。很明显, 这是一个短期的盈利行为,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 会产生很多的坏账, 不仅增加了应收账款的成本, 还使很大一部分应收账款白白地流失, 最终导致企业现金周转不足的风险。其次, 总资产周转率偏低。资产周转率对于一个公司尤其重要, 是企业一定时期营业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利用效率。而我国上市公司中总资产周转率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统计, 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资产周转率不到1, 而国外的企业则大都超过了1.5, 我国上市公司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过低的资产周转率增加了过多的运营资金, 而运营资金大部分是由短期负债转化过来的, 最后导致企业的财务费用大大的增加, 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4 股利分配政策不稳定
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体现, 稳定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支付的稳定性是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的两个重要指标。但是,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把投资者的利益置于应有的位置上, 大多数公司没有明晰的股利分配政策目标, 因而在股利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缺乏长远打算, 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2 对我国上市公司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发现:由于受到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经营状况的影响, 上市公司依靠发行新股、配股来提高可持续增长率有一定的困难, 只有依靠提高自身管理水平, 优化资本结构, 提高资产运营能力等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增长率的提高。并且从郑州煤电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 销售净利率的逐年下滑, 是造成公司可持续增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增长率, 并使实际增长率趋于可持续增长率的水平, 笔者从企业财务政策和经营政策的角度, 提出几点对策和建议。
2.1 调整财务经营政策, 实现可持续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平衡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要想平衡可持续增长与实际增长有以下两种情况:当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小于实际增长率时, 企业可以通过提高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财务杠杆 (权益乘数) , 减少股利支付率和兼并等方法来提高可持续增长率, 在条件允许下尽可能地使可持续增长率慢慢向实际增长率靠拢;当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大于实际增长率时, 意味着企业有多余的现金, 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多种选择, 可以把部分钱通过提高股利支付率或股票回购还给股东, 以达到缩小股本、改善业绩的目的。也可以购买增长, 使企业向多元化方向增长, 寻找新的增长点进行投资, 使实际增长率加快增长, 向可持续增长率靠拢。
2.2 优化资本结构
首先, 控制资产负债率水平, 合理运用财务杠杆。企业增加负债, 利用财务杠杆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本身是有利的。但是, 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会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财务负担。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降低资产负债率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益, 增加自身积累。所以, 企业要认真贯彻科技创新的方针, 着力发展高科技核心技术, 争取国家技改投入, 大力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 切实提高产品质量, 努力开拓产品的销售市场, 这是提高企业效益, 增加企业资本积累, 降低资产负债率的最有效措施。同时, 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产品成本, 不断增加企业的积累也是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重要途径。如邯钢实行“成本否决”机制, 走出一条主要靠内涵挖潜, 内部积累, 实现国有资产迅速增值的良性发展道路,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1990年的70%降低到1998年的44.58%。其次, 做好资金预算, 减少短期负债。负债包含了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 短期负债比例过高会给企业造成短期还款的压力。据有关报告显示, 我国上市企业平均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60%以上, 形势非常严峻。短期负债主要是为企业提供短期的资金运营, 要想减少短期负债, 又不想因为过多的长期负债产生过多的财务费用, 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好企业每一期间的资金预算和项目预算, 根据预算准确地进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在必要时进行专门借款, 降低企业的还本付息压力。
2.3 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提高企业资产的运营效率
全部资产周转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流动资产周转率, 因为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往往高于其他类资产的周转速度, 加速流动资产周转, 就会使总资产周转速度加快, 反之, 则会使总资产周转速度减慢;二是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因为流动资产周转速度快于其他类资产周转速度, 所以, 企业流动资产所占比例越大, 总资产周转速度越快, 反之则越慢。因此, 寻求提高资产周转率的措施主要以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提高存货周转率为重点。第一, 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率的方法。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往往是通过企业的客户信用管理制度和货款回收制度来进行的, 所以要加速应收账款的回收, 建立和不断完善企业的客户信用评级体系, 同时制定行之有效的货款回收制度尤其重要。需要指出的是,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 对货款回收相关人员的合理激励是加速应收账款周转的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第二, 提高存货周转率的方法。加速存货周转的最佳途径则是采取零库存的策略, 对于没有这种条件的企业, 也可以通过将一些生产活动交给外单位实施 (如将一些零部件由自制改为外购) , 将原来用于从事这些活动的资产释放出来, 从而提高资产周转率。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是特许经营, 通过这种方式授权者将所有的资本密集型活动交给被授权者, 结果自己投入非常少的资本, 却能获得较快的增长率。美国“耐克”运动鞋的生产许可就是这样的范例。
2.4 处理好分配和发展的关系, 制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
当快速增长引起资金短缺, 从而使企业外部举债变得越来越困难时, 提高留存收益率, 即削减股利支付率无疑能提高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削减股利支付率与财务杠杆相反, 股利支付率的降低有一个零的下限。为了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减少股利分配, 可以暂时缓解企业过快增长导致的自有资金缺口问题, 显然这并不是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常态, 要想使公司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最终还是要通过提高盈利能力来处理分配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 国家应继续给予上市公司更多的优惠政策, 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 吸引资金向上市转移, 使上市企业有充足的资金实现可持续增长。同时, 企业应该把投资者放在第一位, 从长远的角度去看问题, 制定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
摘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存在的诸如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不匹配、资本结构不合理、资产运营效率不高等问题, 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率,资本结构
参考文献
[1]刘斌, 黄永红.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的主因素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 2009 (5) .
[2]李树.企业持续发展探析[J].商业研究, 2010 (11) .
[3]胡汝银.中国上市公司成败实证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4]陆正飞.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基于关系能力观的企业新增长理论 篇7
关系能力是研究企业新增长的新领域。互联网全球共享机制前所未有的繁荣使企业与外部的关系网络化成为现实(Zaheer and Bell,2005)[1]。企业相互之间建立关系网以市场交易存在为前提(ZHAO·M,STANKTP,2003)[2]。企业关系网实质是对企业价值发生影响的知识和资源通过企业的联系被获取利用(ROC HFORD·L,RUDELIUS·W,1997)[3]。企业关系能力决定了企业构建网络相互嵌入的广度、深度与绩效。学者从企业社会关系、知识资本、资源获取等视角对企业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张方华(2010)将社会网络、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构建模型,认为网络的关系型嵌入和结构型嵌入能够有效提高知识的获取,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推动[4];吴家喜(2009)认为企业在发展横向外部关系更侧重资源获取,对知识获取能力不足,新产品质量改善效果不明显[5]。将关系能力、知识和资源获取构建模型分析企业新增长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正是基于此展开研究。
二、理论模型
市场未来性影响企业推动与伙伴的战略合作,这种能力分为战略型关系能力与嵌入型关系能力。战略型关系能力和嵌入型关系能力越大,知识交流的频率和广度就越大,资源共享机制越容易得到强化,企业越容易获得资源和知识,提高绩效(Dyer,Hatch,2006)[6]。战略型关系能力包括市场关系能力和等级关系能力。市场关系能力的测量包括企业依赖战略合作关系的大小、战略合作重要程度的大小、战略合作提供重要信息的大小和战略合作维护资源安全的大小这四个变量;等级关系能力包括与政府和官员合作强度大小、与政府和官员合作重要大小、与政府和官员合作提供信息大小和与政府和官员合作维护资源大小这四个变量。企业行为嵌入在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嵌入型关系能力包括结构型嵌入关系能力与关系型嵌入关系能力。结构型嵌入的测量包括企业的关系网络的密度强度、企业的关系网络规模大小和企业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的优劣这三个变量。关系型嵌入的测量包括企业与外部联系的频率高低、企业与外部联系的持久度大小和企业与外部组织间的信任度强弱这三个变量。
知识获取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知识是企业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的合成。知识获取测量参考的研究,包括企业获取技术研发知识能力大小、企业获取创新的知识能力的强弱和企业市场能力的强弱这三个变量。资源获取与知识获取同等重要,包括资金资源获取能力大小和政策资源获取能力大小两个变量。
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主要包括盈利、销售增长、能力和技术的升级、生产率这四个变量,企业的规模、关系的内涵和企业的存续期可以作为控制变量,本文采用企业规模下的企业成立年数、企业资本额和企业员工数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以下理论模型。
三、研究假设
关系能力能够影响企业绩效。企业战略合作是关系能力形成的重要前提,市场关系能力和等级关系能力是企业战略关系能力的两个核心因素,企业的等级地位和市场地位决定交换知识和资源的大小。具有活力与竞争优势的市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交互作用;等级关系能力的建立根本在于企业制度和规模不同可以形成关系网络创造共同财富,企业间的等级关系能力促使企业之间建立战略的合作。等级关系能力决定企业之间会在多大程度或什么样的等级地位上与其他企业共享和交换知识与资源,使得企业通过其他企业的知识和资源传递机制提高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通过影响企业绩效并最终形成竞争优势,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可以通过提升战略型关系能力来提高获取知识能力。
H2:企业可以通过提升战略型关系能力来提高获取资源能力。
嵌入型(embeddedness)理念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人类经济嵌入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中。嵌入型关系能力决定经济性和绩效,合作伙伴的创新程度、重复接触的作用等嵌入型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企业之间的非直接与直接关系会通过信息的传导机制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企业相互之间可以对不同性质的知识的重新组合或创新来提高绩效,企业相互间的知识学习和资源利用过程借助关系网络结构及交互共同创造无形财富,企业间的关系性质和结构决定了企业间知识学习的创新与协同提高绩效能力,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可以通过提升关系网络结构型嵌入来提高获取知识能力。
H4:企业可以通过提升关系网络关系型嵌入来提高获取资源能力。
企业利用关系网络中的知识和资源已成为企业提高绩效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因素。创新能力不仅需要内部知识和资源积累,更需要从外部企业获取新资源和知识,知识和资源决定企业绩效。知识和资源的获取为基础的创新能力对企业内部创新和绩效的推动越来越重要,企业绩效越来越依赖外部知识和资源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企业获取知识能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6:企业获取资源能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基本数据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为调查对象。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小型企业多是民营企业,面对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市场,对产品、服务质量的追求更加敏感,只有不断地适应市场才能在行业中取得生存和发展;第二,中小型企业内部资源和研发能力有限,在企业关系网络中处于边缘,更加需要与外部企业建立各种关系来获取知识或资源,提高绩效。本文采用随机走访企业的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对于有意受访的企业实施上门派发问卷,并及时回收。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40份,回收率为80%,其中选项填写不全或所有选项一样的问卷视为无效,共得到有效问卷208份,问卷有效率达到86.7%。
量表设计借鉴李克特(Likert)type-7度量方法,让被调查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题目按照1~7的分级标准进行评分:7代表非常强烈的意愿或重要性;6代表强烈意愿或重要性;5代表比较强烈的意愿或比较强烈的重要性;4代表一般意愿或认为一般重要;3代表意愿较不强烈或较为不重要;2代表意愿不强烈或认为不重要;1代表没有意愿或认为完全不重要。表1显示调查的208家企业的成立年数极大值为5,极小值为1,均值为2.572 1,标准差为0.738 58,说明企业成立平均年数处于2~5年与6~10年,成长型企业集中。企业资本额极大值为8,极小值为1,均值为2.9952,标准差为1.909 80,说明企业资本额处于200万~500万元与500万~1000万元;企业员工数极大值为8,极小值为1,均值为5.918 3,标准差为1.955 56,说明企业员工人数在51~100人与101~150人比较集中,中小企业比较多。标准差都不是很大,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比较理想。测量变量显示均值普遍在4~5,属于7级量表中间位置,分布比较均匀。
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达到0.898,内在可靠性比较理想。对变量共同度的分析可知测量变量的共性方差普遍在0.7以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载荷矩阵表明:(1)等级关系能力因子1在等级关系能力前两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01,0.737),为等级关系能力需求因子;等级关系能力因子2在等级关系能力后两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32,0.686),为等级关系能力质量因子。(2)市场关系能力因子1在市场关系能力前三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07,0.893,0.837),为市场关系能力需求因子;市场关系能力因子2在市场关系能力最后一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82),为市场关系能力质量因子。.(3)关系型嵌入关系能力因子1在关系型嵌入关系能力前两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29,0.922),为关系型嵌入关系能力需求质量因子;关系型嵌入关系能力因子2在关系型嵌入关系能力最后的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86),为关系型嵌入关系能力频率因子。(4)结构嵌入关系能力因子1在结构型嵌入关系能力前两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29,0.922),为结构型嵌入关系能力需求质量因子;结构嵌入关系能力因子2在结构型嵌入关系能力最后一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86),为结构型嵌入关系能力频率因子。(5)经营绩效因子1在经营绩效的前三个指标载荷较大(Component=0.937,0.896,0.692),为生产盈利因子。
通过因子总体变异解释力分析,等级关系能力的等级关系需求因子和等级关系质量因子总体变异解释力达到80.816%;市场关系能力的市场关系需求因子和市场关系质量因子总体解释力达到85.141%;关系型嵌入的关系型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和关系型嵌入频率因子总体解释力达到92.053%;结构型嵌入的结构型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和结构型嵌入频率因子总体解释力达到87.594%;经营绩效的生产盈利因子总体解释力达到54.156%。
五、实证研究
利用Hyman(1995)分层回归原理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1)战略型关系能力对资源和知识获取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2显示战略型关系能力与企业知识获取和资源获取正相关。模型1说明市场关系需求因子、等级关系需求因子和等级关系质量因子对资源获取影响显著(P值小于0.05为显著,越小影响越显著),回归系数B分别为0.420 9、0.152 7和0.229 6,说明这三个因子对资源获得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20 9、0.152 7和0.229 6,假设H1获得支持。模型2说明市场关系需求因子和市场关系质量因子对知识获取影响显著,回归系数B分别为0.490、0.145,说明这两个因子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90、0.145,假设H2获取支持。(2)嵌入型关系能力对资源和知识获取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显示嵌入型关系能力与企业知识获取和资源获取正相关。模型3结构嵌入需求质量因子、结构嵌入频率因子和关系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对资源获取影响显著。回归系数B分别为0.342、0.149和0.270,这三个因子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342、0.149和0.270,假设H3获得支持。模型4说明结构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和关系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对知识获取影响显著,回归系数B分别为0.251和0.486,这两个因子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251和0.486,假设H4获得支持。(3)资源和知识获取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模型5显示知识和资源获取两因子对生产盈利因子影响显著,回归系数B分别为0.232、0.215,说明这两个因子对经营绩效的生产盈利因子影响弹性分别为0.232、0.215。企业知识和资源获取能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H5和H6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贡献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战略型关系能力对知识获取的影响:战略型关系能力中只有两个因子对知识获取产生明显影响,但是这两个因子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力差别也比较大,由于市场关系需求因子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力达到了0.490。这两个因子对知识获取的影响总和达到了0.635。(2)战略型关系能力对资源获取的影响:战略型关系能力中有三个因子对资源获取产生明显的影响,影响力各不相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市场关系需求因子,它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力达到了0.420 9。这三个因子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力总和达到了0.803 2。(3)嵌入型关系能力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关系型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和结构型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对知识获取产生不同影响,分别为0.486和0.251。它们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力总和为0.737。(4)嵌入型关系能力对资源获取的影响:三个因子都对资源获取产生影响。由于影响力不同,重要性从大到小的排列分别为结构型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关系型嵌入需求质量因子和结构型嵌入频率因子。它们总共的影响力为0.761。(5)知识获取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因子对生产盈利因子的影响:这两个因子的影响力比较接近,总影响力达到0.447。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本文从关系能力的角度对企业新增长问题研究,理清学术界对关系和关系能力的混淆,利于基于关系能力观的企业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深入。构建理论模型和其他研究者不同:现在的研究只是选取战略型或嵌入型关系能力中的一个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是直接影响而非间接影响。本研究认为关系能力获取并不直接对绩效产生影响,往往具有时间滞后性。假设得到验证,完善“企业关系能力—资源和知识获取—经营绩效”的模型路径,丰富企业竞争优势来源问题,利于企业新增长理论研究的深入。传统企业增长理论认为企业注重内部关系能力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开放和信息流动的不断加强,竞争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外部关系能力显得更加重要,企业管理模式需要创新。实证结果显示随机因素对模型的影响较大,但哪些外在随机因素对资源和知识获取影响和哪些随机因素对经营绩效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影响的路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构建“企业关系能力—知识和资源获取—经营绩效”理论模型对208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关系能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正向关系,战略型和嵌入型关系能力从正向影响资源和知识获取,资源和知识获取也正向影响企业的绩效。实证检验很好地支持了假设,为后续基于关系能力的企业新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关系能力,资源获取,知识获取,绩效
参考文献
[1]Zaheer,A.and bell,G.G.Benefiting from Network Position:Firm Capabilities.Structural Holes and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9).
[2]ZHAO.M,STANKTP.Iteractions between operational andrelational capabilities in fast food servicedelivery[J].TransportationResearchPartE:LogisticsandTransportationRev-iew,2003,39(2):161-173.
[3]ROC HFORD.L,RUDELIUS.W.New product developmentproces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1997,(10):67-84.
[4]张方华.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与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0,(4):110-119.
[5]吴家喜.企业关系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11):34-37.
增长能力 篇8
每个人的安全区域是如何形成的?
安全区域是我们每个人的舒适区, 在这个区域我们得心应手, 每天处于熟悉的环境中, 和熟悉的人交往, 对这个区域的人和事感觉到很舒适。每个人的这个安全区域都有所不同, 但基本都是害怕失败和改变而形成的。我的一个学生, 独生子女, 性格内向孤僻, 不喜欢与人交流, 与陌生人交流就更加恐怖。该同学从小就习惯于熟悉的环境, 从不主动开拓陌生的环境, 大学本科毕业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去找份工作, 留恋校园环境的他左右权衡还是准备了一年选择了考研留在学校, 结果三年过去了, 又开始面临就业找工作的问题, 但结果仍然不理想, 因为害怕进入社会, 害怕激烈的竞争, 害怕陌生的环境, 害怕与人交流等等, 这些都使他彷徨。结果, 你知道他的选择吗?先等一等, 看看要不要读个博士?我知道这些, 顿时石化了!我十分清楚, 这样是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的, 因为我知道学校是他熟悉的, 有他可以信任的老师, 有他习惯的生活方式, 有他可以找到的学习动力和价值, 有他可以失败或者遇到困难可以不用付出太大代价的机会……
为了遭受更少的创伤, 更少的失败, 更少的不舒服, 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领域、自己认为可靠安全的空间。因为任何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和不测, 都是我们担心的。
一个铁的心理法则是, 如果一个人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 他还可以把握, 可以控制, 可以应对。但是, 如果他不知道, 对可能要发生什么没有一个预先的心理防护, 他就只能被焦虑和害怕淹没。其实, 我们很多人选择考公务员、选择国企、选择事业单位等这些体制内的单位, 大部分都是图稳定, 因为这些单位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可以生存下来的, 不会存在太大的生存风险, 因此多数人都趋之若鹜。
总而言之, 这样的安全区域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家人对自己的保护太多, 总是让你不要尝试新鲜事物和风险, 在这个过程中恰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因此慢慢地就开始陷入不敢冒险不敢主动改变的模式。二是个人方面的成长经历和性格, 如果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要的事情并且遇到了很大的挫折, 那么他就会选择逃避和常规熟悉的领域, 至少这样会少一些失败和挫折。这样慢慢地, 一个人就会形成自己的安全区域, 而且有可能这个区域越来越大, 甚至到了最后就龟缩在里面, 享受自己认为的安全。
安全区域对个人发展的阻碍
前面说了, 由于安全和舒适的要求, 个人就会不去尝试挑战、新鲜的事物、革新较大的困难等等, 同时害怕不确定性的未来和事情。我们现在的大学生这么多去考公务员, 从国考开始, 国考不行就省考, 再到市考、选调生、乡镇公务员考试, 总之就是想做公务员。然后问问为什么要考公务员, 基本都会说为了稳定, 为了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其实一旦这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和动机, 可以说他们就是典型地生活在安全区域里。我们都知道, 不敢冒险本身就是最大的冒险, 不敢突破自己就很难有很大的改变和成长。比如, 很多男孩子不敢和女孩子交流对话, 因为他们害怕, 害怕没有什么话说, 害怕得不到对方的认可, 所以他们很难迈出第一步, 久而久之就更加难改变了。
有时候我们对于梦想和目标也是一样, 害怕设立的梦想和目标难以实现, 因此也会选择停留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彷徨未来。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害怕梦想。可惜的是, 当我们长大, 这个小鬼也开始越来越大。每一个伟大的故事都来自于伟大的梦想, 飞上天空的莱特、搭建互联网的第一代精英们、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
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 有大半的东西是30年前的人觉得毫无可能。当你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你发短信、坐飞机、上网的时候, 千万别忘记提醒自己, 这些成果都是对梦想可能会失败的恐惧的胜利。每个人都会害怕失败, 不谈恋爱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害怕被拒绝害怕失败, 还打着我要好好学习的幌子。我们也许会因为一个东西不够完美就迟迟不动手。很多人觉得考研考试很难, 网上都这么说, 因此就去裸考试试, 结果没过, 心理很踏实因为裸考, 反正半裸的不裸的人也没考上, 其实这些人害怕认真准备也会失败, 甚至有的人直接放弃。
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做一件事情到最后能够成功, 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心理预期, 在风险和变数的环境下就更加不坚定。往往就会随大流, 看看别人能否做好或成功, 如果别人试了可以, 我们往往就会再行动, 因为这样可能性更大。这就是发展的问题啦, 如果走别人的路, 不说是死路一条至少也是半死不活。就好像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没有太多的创新, 很多都是复制别人的技术, 因此走的很艰难。
若要发展, 只有敢于面对风险和挑战, 若要更大的发展, 就要挑战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变数, 至少不是活在安全领域里。
如何慢慢突破个人的安全区域?
每个人的安全区域都会存在, 而且安全区域旁有个延展区, 延展区旁边有个恐慌区。现代心理学认为, 安全区、延展区和恐慌区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三个阶段。安全区是我们熟悉的, 得心应手。延展区里面是我们很少接触甚至没有涉足的领域, 充满新鲜的事物。恐慌区, 在这个区域人会感到忧虑和恐惧, 比如从事一些很有挑战的事情, 如极限运动, 对于某些人公众演讲也算。
如果要突破个人的安全区域, 则需要从安全区域跳到延展区, 甚至再到恐慌区。这种改变就是要求一个人改变习惯, 逃离安全区、进入延展区和恐慌区, 形成新的安全区。并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螺旋上升。比如我在刚入大学时很怕对着公众讲话, 记得大学的第一次班会自我介绍的时候差点将个人信息都介绍错了, 因为太紧张和恐慌。因为不选择公众讲话就是我当时的安全区, 但慢慢地接触很多人, 参加很多校园工作, 有时候自己不得不当着公众讲话, 这个时候开始需要进入延展区和恐慌区, 然后一直持续的紧张、痛苦、难受……随着尝试的多了, 自己也会学习一些技巧, 也会精心的准备, 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些小进步, 也会得到一定的肯定, 慢慢也就更加自信了!此后, 当然我的安全区域扩大了, 即以后在公众面前讲话也会是一种享受了, 比如我现在很喜欢讲课, 和学生分享。因此, 自己能体会到要突破自己的安全区才能获得更多的改变和成长。突破安全区就必须做一些小小的冒险和尝试, 不断地积累自信和势力, 最后安全区域就越来越大。
增长能力 篇9
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 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的大背景下, 全省工业经济增速回落, 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完成全年工业经济增长目标任务艰巨。9月份以来, 全国工业经济稳步向好, 山西省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主要工业产品价格趋稳回升, 企业生产积极性提高。随着支撑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积极因素有效积聚, 山西省工业经济呈现出缓中趋稳、温和回升态势, 预计四季度山西省工业经济形势将好于前三季度, 明年山西省工业经济有望保持趋稳回升势头。
会议指出, 当前山西省工业经济虽然出现筑底企稳迹象, 但在工业经济运行中还存在较多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完成全年工业增长目标任务仍然艰巨。山西省工业经济运行系统要紧盯目标任务不松劲, 紧抓实体经济不懈怠, 扎实细致推进各项工作, 再接再励, 攻坚克难, 着力提升“五个能力”, 即:监测监控能力、预测预警能力、研究分析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应急安全的快速反应能力, 进一步巩固和筑牢工业经济发展基础, 千方百计促进山西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增长能力 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创新能力指数；回归分析
早在19世纪六十年代，就有美国学者指出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重要，更有学者指出R&D是解释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我们进行的主要实证研究就是经济增长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
一、河南省TFP的测定
我们假设区域创新能力，包括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制度与经济增长质量是显著正相关的，我们将借鉴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提出研究的计量模型，并测算和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各部分对河南省TFP的贡献。
（一）模型的选取。国内外学者对于各种宏观层次上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的直接提出基本计量模型，我们认为计量分析模型可以较好的反应TFP和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方程式。按照Grossman和Helpman的思路对其模型进行修正，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Cre表示创新能力，将Cre替换为B（basic）、
I（input）、O（output）和S（system）即得到关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制度的计量模型。
（二）TFP的测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方法很多，目前主要分为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增长核算法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主要是Solow余值法。因此，本文根据下式（6-3）采用传统的Solow余值法来测算河南省的TFP数值。
关于各变量的表示如下：
用不变价格的GDP表示产出Y。
K是物质资本存量，采用一个简单且有效的方法即永续盘存法，对河南省物质资本存量进行测度。计算方法如下：
Kt，Kt-1分别表示t时期的物质资本存量和t-1时期的物质资本存量；It表示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净额；δ表示t时期的固定资本的折旧率，取10%。
L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这里采用历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力投入量的指标。考虑目前大多数关于我国TFP研究中β的取值，在计算河南省的TFP时，也取β为0.4进行计算。
根据已经获得的所有基础数据，利用公式3来计算河南省1995-2014年的TFP数值。从计算结果可知，自1995年以来，河南省TFP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且差异正在逐渐增大，表明河南省整体经济增长质量在不断提高，这与河南省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二、河南省创新能力指数的生成
（一）计算各指标得分值。我们选取了关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制度的16个指标构成了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了将这些指标合成一个综合指标，本文采用相对比较法将各强度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标得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Vmaxt表示某个指标值X在1995-2014年的时间跨度内的最大值，Vmint表示某个指标值X在1995-2014年的时间跨度内的最小值，经过这样的改进，该指标可以表示时间上的相对水平。
对于河南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正指标可以采用上式来计算强度指标的得分值，而预算外与预算内支出之比这一指标是逆指标，在计算其得分值时需对（公式5）式进行改进，
（二）权重的确定。在计算完各强度指标的得分值之后，需要确定各个指标得分的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指标得分权重。首先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若干主成分，然后用各主成分对应的系数按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加权得到综合的系数，最后按照综合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的就是各个指标得分值的权重，进一步得到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数。下表列出近几年创新能力综合指数。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相关性检验。通过Eviews做经济增长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制度的相关性检验，得到如下结果：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发展趋势一致，基本呈线性关系，具体看经济增长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各方面相关关系，经济增长质量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基本呈线性关系。但经济增长质量与创新产出没有呈现出线性关系，没有呈现递增或者递减的趋势，这与我们之前分析的河南省创新产出的实际情况是基本一致的。河南省创新产出之所以与经济增长质量不成线性趋势，主要原因就在于河南省创新活动的产学研不能很好的结合，创新产出的转化率较低，创新活动的成果市场性较弱，未能很好的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河南省经济的发展。
（二）TFP与Cre、B、I、S的平稳性检验。建立时间序列回归模型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但直接对取对数后的自变量并非平稳，若直接进行线性回归，容易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线性回归之前，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考虑到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与创新产出不成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将创新产出这一变量从计量模型中剔除。我们采用ADF检验方法对河南省TFP与区域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制度这三个方面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通过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得出水平条件下，ADF临界值的绝对值均大于0.1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各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河南省TFP与区域创新能力、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制度均是平稳序列。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了验证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基础、投入、制度与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制度与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示经济增长质量与创新的三个方面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之中，而区域创新能力与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模型计量与参数估计。通过eviews6.0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模型可绝系数R2和F统计值较高，表明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良好，回归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除了创新投入，t统计量在不同显著水平上均通过检验，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显著。综合来说，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良好。
四、实证分析结论
（1） 河南省创新能力虽然近十几年都是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并不显著，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制度对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TFP）的实证分析结果来说明情况。
创新基础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的作用，创新基础系数为2.9053，表明河南省创新基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2.9053%。创新投入和创新制度对经济质量增长起到负作用，这主要是随着创新投入的加大和相关制度在颁布执行之初，创新技术和设备等各个方面都在逐渐完善，可以对创新活动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能够切实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无论从执行力度上还是政策与实际情况的适应程度都在减弱，使得创新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作用开始弱化直至若负相关。
（2）通过模型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以看出创新基础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并且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互成因果关系；创新投入和创新制度虽与经济增长互成因果关系，但是创新投入和创新制度对经济增长呈负增长的关系。
（3）而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中的创新投入则未通过检验，
表明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不显著，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显示两者不互为因果关系。
究其原因，主要有一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从全国各地区创新能力来看，河南省在创新投入方面明显处于较弱的地位，无论是财力投入还是人力投入都和全国水平有一定差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河南省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创新投入可能存在投入过剩的情况。第二，河南省创新投入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创新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并不能相应的促进创新产出在量和质上同步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逐渐减弱，甚至不显著。
参考文献：
[1] 王树恩，陈劼.技术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J].对策研究，2007，（01）.
[2] 胡树林.技术自主创新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思考[J].经济师，2002，（04）.
增长能力 篇11
根据经典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递增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中资本要素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动员社会剩余,投入生产循环的能力。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动员社会剩余,投入生产循环的职能主要是由金融机构完成,因此金融的深化成为了研究区域经济增长能力的重要指标。但是在现有分税制利益格局下,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僚担负着地方GDP或者财政增长的责任,如果将政府动员生产剩余投入地方生产循环的职能割裂出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的框架,则很难解释在具有相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却具备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能力也需要相应的区域金融机构予以配合,双方关系在不同的区域和发展水平下将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动员社会剩余的能力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找出适应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以及政府和市场的最佳分界线。
1 导论
1.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
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关系。熊彼得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银行的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戈德史密斯通过对35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如果对近数十年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2]。同样麦金农和肖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应当首先从金融领域入手,减少人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剩余的合理配置,从而消除“金融抑制”[3]。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是跟随经济增长出现的现象,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具备反作用力。罗宾逊就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性的贡献,金融是被动适应经济增长。卢卡斯也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金融市场最多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微小的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相互因果的互动性,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结果。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对经济数据进行建模分析的基础山得出的直观判断。如gupta和levine作出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的实证研究方面也大致分为上述三种观点。如宾国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冉茂盛也证明金融发展对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GDP的增长并不促进金融发展[5]。单俏颖和谭儒勇的研究却表明金融资产增长与经济增长负相关[6];同样庞晓波、赵玉龙的研究也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弱相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7]。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文献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如林清泉证明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存在阈值,在阈值的两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截然相反的关系[8]。罗文波也认为金融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阈值效应,呈现出二次曲线的特征[9]。
1.2 政府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
在现有的实证分析中对政府能力的衡量基本都是从政府具有的经济能力而引申的变量。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有很大差别。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经济能力增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林毅夫和刘志强利用分省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10]。庄子银和邹薇也认为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1]。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政府经济能力的增强制约了经济增长或不存在相关性。付文林和沈坤荣认为政府预算内支出的GDP占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12]。张晏和龚六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13]。但是更多的研究则支持政府的经济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政府存在着最优规模。高彦彦,苏炜和郑江淮通过对18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证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14]。杨华和陈迅也证明地方政府的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门限值两边存在正负的非线性关系[15]。肖芸和龚六堂的研究也表明政府财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相关的Laffer曲线特征,经济发展初期正相关,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二者负相关[16]。
但是,现有的文献均没有考虑政府能力的增强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彼此之间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是在不同的条件和阶段下采取不同的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划分政府与市场界限的依据。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模型的设定
根据现有的文献,可以假设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两方面的效应,首先适度的金融发展和深化可以促进经济剩余投入到生产循环中,加快经济的增长;但是以金融为主导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又可能形成虹吸效应,虚拟经济形成自我循环,不仅会吸取实体经济中的资金,并且还会引起经济的过度波动。而政府能力的增强也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难以预测的效应,适当的政府能力增强能够促进公共产品的完善,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和效率的提升;但是政府能力的过度膨胀,又会引起政府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引起过度的寻租行为,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另外在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承担完全责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对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通过措施的完善,尽可能的排除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所控制的金融资源的寻租行为,但是地方依然可以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区域发展基金融资平台对金融剩余的投向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所以为了检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环境下政府能力和金融发展之家的关系,以及双发对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如下形式:
其中,gnνit表示i省t年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zfnlit表示i省t年的金融发展指数测度指标,zfnlit表示i省t年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测度指标,(jrfzit×zfnlit)表示区域政府能力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相互影响的交互项指标,ctrlitj是控制变量,a,β1,β2,β3,β4,rj均为待估参数,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的定义和与测定
现有的研究中,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额或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额来测度经济增长状况,但是单纯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额难以反映区域内生产效率的增长情况,因此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额来测度生产效率的更为合适,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用1978年作为基年的CPI数值进行调整,模型中用本年的GDP对数减去上年的GDP对数进行测量。区域金融发展指数的测度指标主要参考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测度方法,用各地区本年度的存贷款总量与本地区当年的GDP的比值加以衡量,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指数测定用各个地区当年的财政支出水平与当年的GDP的比值加以衡量。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参考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方程,在人力资本总量和资本投入增加总量上进行测度。因为各个地区的人口具有流动性,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所以用各个地区的教育投入来指代人力资本的增加额更为合适。另外在控制变量中还要加上区域劳动力人口的变动情况。在外部资本流入上,因为缺少各个地区利用国内外部资金的数据,因此只能用各个地区历年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加以计量。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考察区域金融因素和政府因素在不同区域发展阶段和不同类型经济体中所起作用,因此选择河南省18个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考虑到区域经济的组团式发展,以2004-2010年数据作为时间节点。因为不同时间段的样本数据采集中存在着单位的不一致,所以本文统一了不同年度数据的单位值。外资投入以美元计价,为了能在分析中与人民币的计价方式一致,用各个年度美元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对外资投入量值进行换算。并且按照价格指数对历年的数据进行了换算,以保证比较的真实性。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对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拟合。固定效应估计是假设解释变量中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不随个体和时间变化,而无法观测到的地区效应构成的残差与解释变量相关,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随机效应估计是假设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不随个体和时间变化,无法观测到的地区效应构成的残差随机分布,与解释变量严格不相关,因此将模型看成有随机截距项的回归方程,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解决误差项中的序列相关问题。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则依赖hausman检验统计,如果统计结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为了减少变量的内生性导致的估计误差,需要选取若干工具变量来减少随机扰动项和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所以采用的估计方法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为了预防模型中可能存在异方差,需要用面板数据的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注:(1)回归结果省略了常数项,*,**,***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估计值下括号内的数值均为系数的t检验值;(2)P值为接受备择假设(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的概率,若该值大于0,则接受备择假设;(3)JRFZ的工具变量为滞后一期的JRFZ,ZFNL的工具变量为滞后一期的ZFNL,其它工具变量均为其自身。
估计结果显示,添加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与未添加工具变量之前估计结果差别不大,表明原估计结果较为稳健。通过对估计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根据方程1的估计结果表明,区域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推动作用为负值,长期作用可能为正值。这说明目前区域金融对经济的推动力作用不显著,也可以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不仅没有推动地方经济的增长,并且还引起了资金的外流,这与地方推动区域金融深化的目标背道而驰。金融发展和地方能力的交叉项指标为正值,但是估计的回归系数很小,这表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非常微弱。在控制变量中,虽然所有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都显著,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劳动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为重要,这也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还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生产特征。在截距项中可以看出,中原城市群城市中,除了济源和开封,其余的截距项都为正值,表明此经济区的大部分城市区域金融的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而且效果较为显著。豫北经济区城市中,截距项也为正值,但是回归系数较小,说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强。豫西和豫西南经济区中,三门峡的截距项为正值,但是南阳为负值,说明此经济区的内部差异较大,区域内部城市的经济联系不强。但是黄淮经济区的所有城市截距项均为负值,而且效果较为显著,说明此区域金融的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而且造成了区域资金的流出,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
(2)根据方程2的估计结果表明,总体上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增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明显,回归的结果结果既不显著,回归系数的量值也很小,这说明区域经济增长总体上还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强势政府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但是政府能力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为负值,而且检验结果显著,这表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还是施加了一定的控制,而且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控制变量回归参数与方程1的结果相差不大,进一步表明区域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质和有限开放的特征。截距项中,中原城市群城市中,除了济源和开封,其余城市的截距项都为正值,而且系数较大,表明政府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力较强,而且政府掌控区域经济资源的能力也较强。豫北经济区所有城市的截距项都为正值,但是数值较小,表明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较弱。豫西和豫西南经济区中两个城市的截距项差异较大,表明此经济区个体差异较大,内部联系不强。黄淮经济区中所有城市的截距项都为负值,说明此区域政府过于强势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3)根据方程3的回归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都不能显著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不仅如此,还有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的潜力,这说明区域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区域金融发展和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共同影响,结合方程1和方程2的回归结果,可以表明政府对区域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区域金融的发展对政府能力也有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面的。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4-2010年河南省的面板数据就区域金融发展,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就河南省的情况而言,区域金融金融发展、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为负面。其中短期内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为负面,而政府能力的增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区域金融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样区域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增强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果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当采用不同的措施。
(1)在地方经济发展滞后的阶段,盲目的推动地方金融水平的发展,不仅不能提高地方的经济增长,而且可能会引起区域资金的外流,因此经济发展落后应当根据本地实际决定自己的金融发展政策,重点是提高本地区投融资水平,畅通本地区的投融资渠道,优化投融资环境,而不是追求本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指标,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推动本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应当继续深化,因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依靠区域金融产品数量的增长。
(2)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也要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相应的调整。在经济发展滞后阶段,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将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此时的经济发展更对的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应当逐渐提升自身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3)应当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对区域性金融机构及地方政府控制的融资平台严格控制,杜绝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政策的干预,同时也要控制区域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胁迫和绑架。在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金融机构和政府起着不同作用,提供不同的产品,才能更好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4)区域经济的增长要更多的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扩大外部资金的引入
并由此形成技术的溢出,提升区域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继续加大区域的教育投入,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要注意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投入方式。
摘要：为验证区域金融发展和政府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并以此作为划分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不同分界线的依据,根据收集到的河南省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不同方法下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条件下,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政府能力的增强对区域经济增长所起作用不同,区域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相互影响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