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展望（共9篇）
增长展望 篇1
摘要：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越日本, 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之列。中国经济的腾飞有目共睹, 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而中国受到得影响似乎不大, 中国经济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 这必然带来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疑和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展望
在全球经济遭遇金融危机的时间里, 中国经济相比于其他世界国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正是因为如此, 世界各国纷纷传来对中国经济发展出口贸易的非议和不满, 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真的妨碍到了威胁到了世界各国吗, 中国经济增长真的是不正当的吗?
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于中国出口的带动, 因此以欧盟美国为主的国家争先对中国出口进行限制, 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逐渐增加, 越来越多针对中国的贸易起诉案件。最多的言论是关于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 以及由于中国常年贸易顺差而引起的贸易摩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更是一个人口大国,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 劳动力资源丰富并且廉价, 因此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多数十劳动密集型的廉价商品如纺织服装。也正是由于这一点, 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到中国投资, 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中国出口大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 而加工贸易的大部分利益被品牌国家拿走, 中国只得到小部分的利益。世界上的大部分商品都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签,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商品市场上占据了巨大的份额, 但是这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更多的高技术工人就业机会。发达国家对于中国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出口以及对于中国廉价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依赖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原因。
外国指责中国常年的贸易顺差, 但是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劳动力资源及其丰富, 因此出口的大多是价格低廉的纺织服装等日用品, 或者是加工贸易。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对中国实行高科技限制, 不卖给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而人民币汇率只是中国外贸账户问题的次要因素, 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根源不在于次。美国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其大量的政府赤字和过低的居民储蓄率, 主要是由于存在过高的金融杠杆。而中国最根本的因素在于过高的企业及居民储蓄率。
中国出口的逐年增长使得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最重要来自出口。我们都知道对外贸易对于一国的GDP有主要的促进作用, 出口是经济的一个纯拉动作用, 出口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和增加国内的就业。在这个过程中, 对外贸易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贸易总额由1985年得2066.7亿元增长到2009年得150648.1亿元, 按美元加权平均汇率折算的外商直接投资由1985年的0.667亿元增长到2009年得1.318亿元。实证结果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实证分析, 得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也是吻合的, 对外贸易的日益开展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投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作用因素, 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促进产业结构的纵深发展, 因此促进贸易发展、优化贸易结构无疑是对贸易结构和外国经济健康增长的必要条件。我国进出口与外商在华投资的关系表明, 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积极优化外贸环境、改善外贸结构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有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及其之后量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中逐渐发挥出效力, 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发动机。
在面对世界各国的质疑中, 我想中国应该积极处理好于世界各国的关系, 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对待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案件, 也要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原则的基础上变化, 争取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依赖出口, 也依靠投资和内需的拉动。为了中国经济的更好发展, 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我认为中国应该处理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纠纷,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努力实现互利双赢。更多的关注于内需与外需并重的模式, 优化出口产品的商品结构, 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并且努力扩大对外投资, 合理利用全球资源。
增长展望 篇2
201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50万大关，达到约10%的增长率。根据威久东西方研究院的研究，中国出国留学行业的市场活力长期保持在世界首位，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和境外签证及入学条件的不断放宽是促使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加的两个主要因素。2015年，中国继续成为美国国际学生、学者的最大来源国；尽管欧洲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并未影响到中国学生前往欧洲各国，特别是到英国留学的热情。在欧洲，中国留学生数量仍居首位。相较于美元和世界其他主要货币，欧元的疲软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加了欧洲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进而带动欧洲教育产业收入的稳步增长。
但是进入2016年，是否还能维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呢？威久东西方研究院在综合研判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特别是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出国留学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出国留学行业的影响
尽管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为6.9%，但仍领跑全球，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堪称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动力源。中国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是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平衡、协调与可持续。同时我们注意到，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贸易额年均增长14.5%，规模跃居世界第2位，成为对外贸易新亮点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但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仍是对外交流的“短板”。因此，国家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着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提升服务出口能力。根据政府要求，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智库预测，到2020年前后，中国市场将进入一个“共享经济时代”，在包括“教育培训”等领域会出现10个左右的巨无霸“共享经济平台”。从各项经济数据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呈现稳中趋好的态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务院陆续出台的降准降息、减税降费、稳定市场等一系列定向调控举措的良好效果不断显现。
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性变化，对维护留学市场秩序、保护留学教育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根据以上对总体经济形势的预判，留学行业需要遵循“挖潜力、扩规模、优结构、增动力、强基础”的主线，夯实留学市场的运行基础，健全留学服务行业促进体系，推动留学服务行业加快发展。比如，要认真组织留学服务创新发展试点，鼓励在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监管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打造留学行业制度的创新高地；要推动留学行业的双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统计体系，加强人才培训，夯实留学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帮助留学申请者获得对留学市场需求的正确感知，使其对留学国别、院校层次和专业选择三方面关系的把握更加精准。
二、2016留学市场仍将稳健式增长
在全球投资贸易秩序加速重构，以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大背景下，“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功能、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都将发生深刻转变。有预测认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2016年的消费者支出增速将因薪资增速放缓而减慢。此外，工业领域的疲弱依然有可能更强烈地向消费领域蔓延，但同时也有迹象显示，中国消费领域出现的反弹势头仍在继续。威久东西方研究院关于教育市场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更多受访者认为，眼下仍然是投资子女接受国际教育的良好时机。
由国家认可的合法留学机构主导的留学市场平台，搭建起中国家庭与境外大学之间互认互通的桥梁，有利于中国学生了解相关的留学经验，关注、思考并实现留学梦想。笔者认为，通过这个平台，将会有更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从中汲取营养、提升知识境界。观察和预测2016年出国留学市场的总体趋势，其平稳、健康运行的根本性支撑因素依然较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外交、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现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将促使内地留学市场继续呈现出“稳健式增长”的发展状态。
第一，我国的外交活动空前活跃，亮点纷呈，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包括国际影响全面提升、外交布局全面深入、发展战略全面对接、理论创新全面深化。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方面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彰显，成为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推动者，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幅提升，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与风采。
第二，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的未来；关系到一家的幸福；关系到学生一生的前途。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教育体制有所改革和创新，但是在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仍无法满足部分家庭的需要，如不重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将束缚孩子潜在能力的发展，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出国人数每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而且出国留学的孩子平均年龄越来越小。过去，很多家长担心考不上大学而送孩子出国学习；现在，很多优秀学生也表现出强烈的留学意向。
第三，2015年，我国在全球“人力资源竞争力”中的排名从2000年的第31位上升为第14位。但是，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居民消费不断转型升级，但是教育领域“质量不高、规模不足、发展不平衡”“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对于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我国人均GDP已达7800美元，民众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迫切。用当前比较流行的词汇来表述，我国在教育消费“供给侧”层面所表现出来的“质差、量低、不均”的问题较为突出。在此背景之下，威久东西方研究院认为，作为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的路径之一，出国留学的意义越发凸显。
增长展望 篇3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 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 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 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 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 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 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 “商品经济越发展, 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 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 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 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 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 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 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 (Weber, 1929) 建立了模型, 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 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 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 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 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 (Liszt) 、道格拉斯·诺思 (D.C.North) 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 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 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 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 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 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 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 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 (Rostow) 、赫希曼 (Hirschman) 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 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 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 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 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 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 (1989) 应用CD生产函数, 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 (1999) 与张国强 (2004) 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 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 (2009) 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 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 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 (2004) 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 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 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但仍然远未完善, 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 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 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 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 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 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 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 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 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 (Dicken, 1990) , “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 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 运输费用被引入, 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 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 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 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 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 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 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 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 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 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 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 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 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 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 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 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 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 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 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 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 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 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 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 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 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 都是一种事后检验, 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 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 (newclassicaleconomics) 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 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 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 应用超边际分析 (inframarginalanalysis) 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 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 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 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 同时增加交易次数, 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 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 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 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 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 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 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 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 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 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 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 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 (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 , 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 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 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 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 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 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 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 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 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 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 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 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 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 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 从而实现促进分工, 扩大市场范围, 提高生产力, 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 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 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 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 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1) 新兴古典经济学20余年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传统运输经济理论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 显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现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下, 如何测度分工的水平、市场的容量、经济组织结构等这些 (上接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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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装产地的全球化
为了达到规模经济, 有效利用各国的资源优势, 与其他国际服装名牌不同, H&M的服装服饰采取全球生产和采购, 因此, 可以从H&M店内服饰吊牌上看服装生产国的全球化, 包括:保加利亚、葡萄牙、土耳其、马来西亚、韩国、越南、孟加拉、柬埔寨、罗马尼亚、印度、印尼、中国的北京、天津、江苏、浙江、上海、广东、湖北、山东等, H&M将60%的生产放在亚洲, 其余则放在东欧。一般而言, 常规款式的时装和童装是在亚洲生产, 量小且流行性强的服装, 通常在欧洲生产。ZARA的生产基地在西班牙, 只有最基本款式的服装在亚洲等低成本地区生产。
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 这就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
(2) 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 联系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是运输成本 (外生交易成本) 在总交易成本 (包括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 中的比重, 其中内生交易成本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等问题, 如何将这些问题与交通运输发展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摘要：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形成了若干理论、方法和结论。本文首先总结了现有的主要理论, 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方面的成果和不足, 进而提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好处和具体方法、结论, 最后探讨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若将交通运输视为交易性而非生产性, 则交通运输的宏观经济作用将更加突出。运输条件的改进, 交易效率的提高, 将与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和经济增长形成相互作用。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2][英]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3]荣超和.论运输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增长展望 篇4
在前面分析和各种设定基础上，通过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我们给出了各种情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A.基准情景
在基准情景的各项设定下，中国今后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为7.9%左右，2016～2020年约7.0%左右，到2021～203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预期在6.2%左右。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看，“十二五”以至2030年，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5%，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小，“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总量仍会继续增加（每年增长0.5%～0.6%），但2026～2030年间，由于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其对GDP增长的贡献开始为负。
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从“十二五”开始，劳动力数量增加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少，而全要素生产率所占的贡献逐渐增加，从“十二五”期间的25.6%左右增长到2030年的34%左右。
根据模型的模拟，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GDP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
从需求的角度看，随着国际贸易逐渐趋于平衡和投资率的下降，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会逐渐上升。到2015年，居民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提高到47.5%，2020年提高到48.3%,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49.8%。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居民消费倾向有所提高，二是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渐提高，三是居民非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
从三个产业结构看，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与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同的。结构变化如表2所示。
从模拟结果看，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会逐渐提高。到2015年，第三产业比重将提高到44.9%；到2030年，可达到51%左右的水平。但与世界各国的一般经验相比较，这一比重仍然较低，在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世界各国第三产业比重平均约为63%左右。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也相应出现很大的变化，劳动力持续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十二五”末期下降到33.8%，到2030年约降到20.6%左右。与此相对应，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到2015年，城市化率达到51.1%,，2020年提高到56.5%，到2030年，进一步达到64%左右。
随着经济较快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将相应提高。到“十二五”末，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35万元，比2007年增长近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7200多元，比2007年增长近60%。但是，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将继续扩大，2015年城市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从2010年的4.29上升到4.61,2020年进一步扩大到4.9左右。
在基准情景中，我国的能源消费仍将有显著增长。由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工业比重仍然相对较高，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因此，尽管能源利用效率有较大提高潜力，但能源消费总量仍将从2007年的26.56亿吨增加到2015年的41.25亿吨,2020年约在54亿吨，2030年约在84亿吨。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长，排放总量从2007年的66.24亿吨增长到2015年的96.20亿吨，到2020年和2030年将达到123亿吨和182.6亿吨。这也说明如果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将快速增长，大大超过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而是难以持续的。
B.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
与基准情景相比，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在增长速度、增长的源泉和产业结构等多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
在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下，我国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10-2030年间整体增长速度略高于基准情景。按2008年价格计算，到2015年GDP达到53.0万亿元（7.63万亿美元），2020年为75.0万亿元（10.79万亿美元），2030年达到人民币137.0万亿（19.71万亿美元）。同时，GDP增长由过去过多地依靠高投资的拉动转变为投资拉动与技术和效率改进并举，而且技术改进的贡献越来越高。模拟结果显示，到203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将近50%。
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下，服务业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到“十二五”末期，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6.8%；到2020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0.8%，比基准情景下高3.6个百分点。随着三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促进了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
从使用角度看，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进口、出口的结构也更加均衡。到2015年，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9.7%，2020年，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达到51.9%；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则从2007年的42.2%降低到2015年的33.3%和2020年的31.4%。可见，在这种情景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三驾马车”的比重也更加均衡。
与基准情景相比，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不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由于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幅下降，更有利于能源的节约和污染物的减排，有利于保护环境，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更加协调。
C.风险情景
与基准情景相比，在风险情景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降低，2011～2015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低0.9个百分点左右，而2016～202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每年低1.3个百分点，2020～2030年间平均每年低1.5～1.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率的下降。
在风险情景中，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与基准情景有所不同，到2015年，三次产业结构为9.7:46.8:43.5，而基准情景下为7.8:47.3:44.9，由此可见，风险情景下，农业比重比基准情景更高而服务业的比重比基准情景更低。
不仅三次产业结构与基准情景相比有所变化，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更加缓慢。到2015年，高耗能行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45.21%，高于基准情景0.92个百分点。到2020年，高耗能行业比重降低为45.12%,但却高于基准情景0.9个百分点。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由于能源利用效率较差，风险情景下的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较快。能源强度显著高于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十二五”末期，风险情景下的能源强度为0.92吨标准煤/万元GDP，比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下的0.82吨标准煤/万元GDP高了0.1吨标煤/万元GDP。
结论和建议
一、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仍然有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
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依然存在，“十二五”期间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可望达到7.9%，2016～2020年年均增长速度可望保持在7.0%左右，2030年前可望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速度。
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和经济发展协调性差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基准情景下，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能源消费总量也持续增加，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消费也给资源供应带来压力，经济安全的风险加大。
按照目前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较为缓慢，消费投资结构失调的矛盾没有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将有所扩大，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较差，将会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从长期来看，要抵御各种内外部不利影响和风险因素，根本途径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压力。
首先，要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利用税收等价格调节手段，促进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我国基本国情是人口多、人均资源储量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低，要特别注意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能源效率要多方面配合，包括压缩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宣传教育等，特别重要的是利用税收和价格手段，引导企业和居民自觉节能降耗，也促进各种相关技术创新的研究和市场化推广。
其次，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投资协调发展。
再次，要不断提高城市化质量，适当加快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化的质量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大，需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提高城市化质量，进一步降低劳动力转移壁垒促进就业增长，不仅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也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促进服务业加速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就业降低资源消耗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允许民营资本和社会资金进入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及城市供水等基础和垄断行业；在财政税收方面，要进一步减免各种不合理的收费，推进税制改革，降低服务业税负水平；要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例如金融、电信、交通运输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还要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促进服务业出口。
增长展望 篇5
逆势增长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持续影响下, 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增速明显受到抑制, IC应用较多的大宗电子整机产品出口增速放缓, 国内除了移动智能设备增长较为迅速之外, 其他产品市场销售多数为稳中有降。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下, 2012年中国IC市场销售额在2011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幅趋缓, 市场规模增至8558.6亿元, 增速进一步放缓至6.1%, 但市场增速仍大幅高于全球市场。
在产品结构方面, 存储器仍然是份额最大的产品, 2012年市场份额达20.2%, 与2011年相比, 市场份额继续下降近1.2个百分点。究其原因, 2012年DRAM产品经历之前的价格调整后, 台系制造厂纷纷退出该产品领域, 其他厂家也逐步调整产能, 虽然其产品价格逐步企稳回升, 但PC市场销量放缓的势头不改, CPU产品也随着PC市场销量增速的放缓其市场份额有所降低。此外, 面对较为红火的NAND flash市场, 各大厂商也纷纷调整其产能分布, 其产品竞争激烈, 市场波动中平均价格略有走低。此外, ASSPs随着各种专用高度集成芯片的出现, 特别是移动智能设备的快速增长, 市场能够保持超10%的增长, 市场份额有所提高。
应用结构方面, 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子仍然是中国IC市场最主要的应用市场, 三者合计共占整体市场87.2%的市场份额。从发展速度来看, 得益于移动智能设备对移动AP (应用处理器) 、触摸屏控制芯片、基带、射频等网络通信类IC需求量的增加, 网络通信领域成为2012年引领中国IC市场增长的首要细分市场。全球计算机产销量的下滑直接导致中国计算机领域IC市场的增速放缓, 2012年计算机类IC市场份额进一步下滑至42.7%, 其市场增速仅为1.2%。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13, 2月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13, 2月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13, 2月
趋势分析
增长展望 篇6
(一)模型设定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考察各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应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K,L)。其中,Y为总产出,K和L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A是技术水平,F(K,L)为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对函数取全微分并除以总产出得出生产函数表达式:
其中:d Y/Y为产出增长率,d K/K和d L/L分别为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d A/A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反映产出增长中不能为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在计算上,是除去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包括其他影响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因可用来衡量效益改善和技术进步的程度, 近似作为技术进步率。
资本要素报酬率和劳动要素报酬率用α、β代替,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则α+β=1,由此整理得到:
式(2)取自然对数得到:
将式(2)左右分别除以产出增长率,就得到综合要素贡献率,即科技进步贡献率,同时求出资本、劳动贡献率。
资本投入贡献率
劳动投入贡献率:
科技进步贡献率
(二)数据选取
1.产出量 Y 的确定。
无论从统计学意义上还是经济学意义上,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是反映全社会经济产出最理想的变量。为确保各年GDP具有可比性,就必须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对各年GDP进行调整计算得到相关数据。
2.劳动投入 L 的确定。
从理论上说,劳动投入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投入数量,还与劳动的利用效率、劳动者素质有关,但受数据资料限制,本文采用全社会从业人数,为提高数据的稳定性,取该指标平均值。具体做法是:基年和末年数据保持不变,其余年份根据当年及前后相邻两年数据的平均值。
3.资本存量 K 的确定。
资本存量(K)根据国际上的通常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从基期到报告期以来的固定资本形成存量。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Kt表示第t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名义投资;Pt表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δ表示重置率;Kt-1表示上一年年末实际资本存量。
(1)当年投资I的确定。投资用于衡量每年新增的资本,本文选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指标。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计算得到各年不变价固定资本形成。
由于1991年以前没有投资价格指数,不能直接计算不变价的投资额,因而需要对1979—1990年的指数进行推算。在总量上,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等于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总额之和,如果能得到按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最终消费,就能间接得到按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形成总额。一方面,本文按生产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计算出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根据平减指数把现价计算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不变价计算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由于最终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零售商品,利用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可以近似得到按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最终消费额。最终,现价的和不变价的资本形成总额即可推算出投资价格指数。
(2)重置率δ的确定。永续盘存法考虑资本品的效率在各期呈几何下降趋势,本文用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来替代重置率。从江西实际情况看,根据测算,改革开放初期,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大致在4.2%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高到5.5%左右,2000年根据投入产出表推算达到6.0%左右,呈现逐年提高的发展趋势。从长远看,随着技术进步加快,资本折旧率也会快速提高。从统计年鉴GDP收入法观察,1978—2013年固定资本产折旧额占GDP的比重在8%~10%,作为一种近似值,考虑到固定资本不同的使用寿命,经加权,本文设定折旧率平均值为8.5%。
(3)基年固定资本存量K0的估计。这一数据的取得采用国际常用计算方法:K0=I0/(g+δ),其中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δ是折旧率,I0是基期投资。本文计算1978—2013年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08%,基期不变价固定资本形成存量为34.52亿元。所以基期的资本存量为125.16亿元。在确定当年投资I、折旧率δ和基年固定资本形成存量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永续盘存法逐年推算各年的固定资本形成存量。
4.产出弹性系数的确定。
利用上述数据,运用Eviews6.0软件,对式(3)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检验,得到复相关系数R=0.912,统计量F=1028.5,R2=0.938,说明拟合优度较好,检验效果比较显著。回归方程弹性系数α=0.357,β=0.613,表明当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每增加1%,可分别带来0.357%和0.613%的经济增长。
(三)结果分析
根据一系列基础数据计算,得到1978—2013年,江西经济年均增长10.41%,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 素生产率 年均增长2.09% 、13.90% 和4.28%,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0.357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0.613的影响下,三个要素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2.3%、47.5%和40.2%。表明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立足承东启西产业梯度转移优势和在中部崛起的基本省情,要素投入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能力提升,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动力。
单位:%
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资本投入持续上升,1979—1990年平均增 速为12.08% ,1991—2000年为13.15%,2001—2010年达到19.67%,2011—2013年间为18.79%。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江西大力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投资规模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张,2008—2013年,资本投入年均增长22.18%,部分年份超过30%。根据生产函数测算,江西省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79—1990年的51.13%上升到2001—2010年的54.69%,2011—2013年达到63.43%,2008—2013年高达65.09%,表明投资拉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动力。
2.体制创新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强。
据测算,江西省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79—1990年的26.67%上升到2001年以来30%以上的水平。从发展趋势看,科技创新逐渐成为江西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尤其党的十六大以来,科技驱动经济增长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从科技投入来看,江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2002年的0.44%提高到2013的0.95%,上升0.5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上升至8.1%,上升6.1个百分点;科技进步贡献率由32.9%上升至39.9%,上升7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3.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有所下降。
据测算,1979—1990年贡献率为22.19%,是劳动贡献份额最大的历史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技术不断进步,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老龄化趋势逐步提高,依靠人力资本高投入带来的人口红利越来越少。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大力加强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不断下滑,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也随之减少。2000年以来,江西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仅为7%左右,相当于改革开放前20年平均水平的1/3。劳动力投入贡献份额减少,反映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要靠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以及技术进步,走集约创新之路。
二“、十三五”江西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分析
(一)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
世界经济总体处于复苏阶段,但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从目前看,全球经济调整效果初显,国际市场需求出现一定回升态势,但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依然曲折,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东地区动荡局势仍将持续,造成国际能源供给和价格波动。
我国经济具备稳定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一是改革创新将激发巨大动力和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发挥,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将进一步深化,改革红利将不断释放。二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呈现良好态势。区域方面,东部地区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方面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产业方面,第三产业增长加速,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初步确立。三是扩大内需潜力巨大。当前我国储蓄率依然较高,有利于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加之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收入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力。
但经济增长从10%左右的高速向目前7.5%左右的中高速转换后,短期内不可避免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如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尚在孕育中,由于经济下行以及房地产市场不断调整等综合因素造成地方政府财政金融风险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收入减缓等。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处理不好不仅会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甚至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经济中长期发展。
(二)砥砺奋进中遇到诸多瓶颈制约
1.经济波动较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西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大波动,最大波动幅度达11.6个百分点。从各阶段看,1979—1984年,全国经济加速增长,江西却表现出明显波动。1985—1991年,江西经济走势与全国基本一致,呈波动增长的W型曲线,但经济处于谷底的年份较多,回升势头也有一定滞后。1992—2001年,全国经济增长呈平稳下滑的L型曲线,而江西依然表现出较大的起伏波动。2002—2013年,江西省经济才走出一条平稳的增长曲线。
2.传统产业比重偏高。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的三次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由1978年的41.6∶38.0∶20.4(即一二三类型)发展到2013年的11.4∶53.5∶35.1(即二三一类型)。但从产业构成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明显偏大。2013年,江西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为53.5%,高于全国水平9.61个百分点,均居全国上游水平;而第三产业比重仅有35.1%,低于全国8.7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2位。主要原因是钢铁、水泥、冶金、纺织等传统高耗能产业比重偏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正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保险等行业仍然发育不足。
3.收入水平较低。
江西消费率偏低,改革开放初期保持在60%左右水平,近10年徘徊在50%上下。主要原因在于收入水平偏低,消费倾向不高,制约了消费能力。农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之差明显扩大,由1978年的7.13元发展到2013年的-115元,农民增收趋缓导致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虽然提高很快,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由1978年的-7.13元发展到2013年的-5082元,居全国第24位。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居民未来消费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4.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目前,江西劳动力资源3524.7万人,全社会就业2588.7万人,劳动参与率73.4%。受国际经济复杂多变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因素影响,江西经济增速很可能趋于放缓,稳定和扩大就业将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总量压力仍然存在。从劳动力供给看,2013年,江西省高校毕业生人数达25万人,再创新高,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速度进一步加快。但从劳动力需求看,尽管第三产业比重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江西企业规模小、创新型企业少,吸纳就业的能力和潜力不大。同时,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将使劳动力需求进一步下降;在化解过剩产能、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也会造成部分岗位流失,产生就业的“挤出效应”,加剧劳动力供求矛盾。另一方面,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农村回流劳动力大部分年纪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就业创业能力、职业转换能力总体偏弱,与离校未就业大学生、下岗失业人员交织叠加,构成“就业难”的主要群体。同时,企业“招工难”尤其是“稳工难”现象比较严重,并将成为一种常态。
三、江西“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预测
(一) 经济总量将实现从 1 万亿元向 3 万亿元重大跨越
2013年,江西经济总量1.4万亿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8万亿元左右,意味着江西省财富积累将步入一个新的较快发展阶段,预计2016年GDP总量将突破2万亿元大关,到2020年,江西省经济总量将突破3万亿元,预计达到3.2万亿元左右。
(二) 人均 GDP 将实现由 6000 美元向 10000美元突破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迈上人均GDP为6000美元的台阶,意味着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线,也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即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向高收入门槛迈进阶段,消费升级空间广阔。2013年,江西人均GDP为5130美元,预计2015年将突破6000美元,2020年将突破10000美元,达到11000美元左右。
(三)城乡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73元,预计2015年将接近30000元 ,2020年将达到50000元;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781元,预计2015年将突破10000元,达到11000元,2020年达到20000元。城乡居民收入均超过全面小康标准。2020年,预计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2013年的37.7%和42.5%下降到30%和35%以下。
(四)产业结构调整将取得积极进展
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1.4∶53.5∶35.1,其中工业化率达44.9%,城镇化率达到48.9%。江西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预计到2015年,三次产业比重为10∶53.5∶36.5,到2020年为7.5∶49.5∶43。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加速发展,农业占比将持续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到90%以上;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城镇化率达57%。
(五)生态环境继续保持全国一流水平
当前,江西森林覆盖率为63.1%,预计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以上,继续排在全国前列,森林蓄积量达到5亿立方米。江西省主要河流监测断面Ⅰ~Ⅲ类水质稳定在82%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将进一步下降。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分别提高到90%、85%以上。
(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实现阶段性目标
“十二大生态经济工程”鄱阳湖水质稳定在Ⅲ类,湿地得到有效保护,流域综合管理能力大幅提升,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区域生态产业和生态城镇体系不断完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提前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推动“十三五”江西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江西要紧密结合实际,深入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改革创新,加快改善民生,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可持续较快发展。
(一)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一是大力改造传统优势产业。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快对有色、钢铁、汽车、石化、建材、陶瓷、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动力汽车、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积极发展锂、铜合金、高性能稀土材料等产业。
二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经营形式,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布局;加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力度,建设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现代物流和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扶持发展信息服务、创意设计、科技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发展壮大健康产业、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新型业态。
(二)保持投资拉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一是全面落实中央政策。将新增中央投资优先安排符合投向并可以迅速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在建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并及时启动符合条件的新开工项目。
二是狠抓项目不动摇。围绕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林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文教卫体等社会事业、高新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增强投入。
三是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鼓励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广泛参与各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三)夯实消费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加职工工资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是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者信心。持之以恒地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将社会信息化和诚信榜进行有效对接,加强市场秩序监管力度,提高对假冒伪劣和商业欺诈行为的惩处力度。
三是完善消费供给结构,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大力提高消费者对电子信息、通信产品、教育培训、家政服务、创意文化、体育健身、休闲旅游、会展活动等消费领域的认可程度,引导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消费。
(四)强化开放带动,注入发展活力
一是突出重点产业招大引强,大力实施专业化集群式招商。着力引进一批世界和国内500强企业、跨国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投资项目,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
二是优化配套服务,加强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抓紧谋划建设一批功能突出、关联性强的服务业配套区,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辐射带动作用强的服务业集聚区,打造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集群发展和产业规模效应的充分释放。
三是打造优势的投资环境,构筑对外开放新优势。要下大力气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规范的服务;要全面清理和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有序竞争。
(五)打造区域板块,培育新的增长极
一是做强南昌。提升南昌的经济功能,在产业方面,加快建设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基地,努力将南昌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基地。在交通方面,加快建设南昌至铜鼓等高速公路,加快推进昌樟、昌九高速公路改造提升,加快周边国道、省道、县道、乡道的改扩建,扩建符合国际标准的白水湖国家集装箱货运中心,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把南昌建成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二是做大九江。充分发挥九江临江大运输、大吞吐的产业优势,重点发展重化工业、船舶制造、钢铁、新能源等产业。以昌九工业走廊和长江沿岸为主要范围,重点进行“T字型”的生产力布局,形成九江经济总量发展的主轴。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实现两地联动。加快推进昌九交通体系的对接融合,通过联动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
(六)坚持创新驱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加快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完善并落实鼓励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财税金融政策,扶持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单独设立技术研发中心。大力推进企业间、企业与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二是抓好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作用,打造具有较强原始创新能力的科研平台。依托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国家高新开发区、专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有效汇聚区域各种创新要素,推进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加快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实施“赣翻英才555工程”,加快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有技能的实用人才。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政策机制,为各类人才提供干事创业平台,对一些高端、特殊人才实施特殊政策措施。
(七)提升生态品牌,强化发展可持续性
一是努力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围绕“粮菜果林”重点建设十大优质绿色农产品基地,加快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培育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品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相互配套的产业基地。
二是切实抓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要严格饮用水源的保护,加强“五河”水系生态廊道的生态保护,着力实施长江、珠江防护林工程,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要加大源头污染防治力度,提高产业环保准入门槛。加强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加快重金属污染治理,积极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摘要：本文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西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高速增长贡献最大,包括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略低于资本,劳动力贡献相对较小。同时,结合“十三五”期间江西经济增长面临的有利因素和存在的不利方面,对主要经济指标进行预测分析,从优化产业结构、保持投资拉动、夯实消费基础、强化开放带动、打造区域板块、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生态品牌等7个方面提出了夯实增长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增长展望 篇7
然而,市场并非乏善可陈,譬如玉米收获机市场。在行业普遍走低的大形势下,玉米收获机市场逆势增长,一枝独秀,足以彰显其有增长空间就任性之特征。
2014:高歌猛进,增长任性
在整个行业增幅趋缓,多数子市场出现滑坡的大环境下,玉米收获机市场的增长显得更为耀眼。2014年,市场累计销售各种玉米收获机械8.29万台,同比增长20%。其中,销售自走式玉米收获机8.15万台,同比增长16.6%;背负机几近退出市场,仅销售1 400余台,同比下降近60%。
月度同比走势稳定,始终在增长通道中运行,7—10月成为出货高峰期。从月度环比看,虽有起伏,但增长月份占据主流,玉米收获机市场需求持续保持旺盛态势。
主流市场凸显优势,3行机占领至高点
从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市场需求结构分析,由于受区域市场的影响,整体市场以4行及以下机型为主,3行机占据半壁江山。
区域差异巨大,黄淮海依然占据主导
2014年我国玉米收获机区域需求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地区,占据市场半壁江山。从需求前8大市场分析,区域集中度依然很高,占比高达84.07%,较之2013年提高了9.13个百分点。
从各省份来看,山东、吉林、内蒙古、辽宁增势强劲;与之相反,河北、安徽、山西、黑龙江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滑坡,尤其是黑龙江市场连续3年出现下滑。
集中度低,竞争格局尚在形成中
玉米收获机市场的竞争格局并没有完全形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130余家玉米收获机生产企业,竞争激烈,市场集中度低。销量前5的品牌占比55.19%,与拖拉机、小麦和水稻收割机等市场相比,集中度十分低,这诠释了我国玉米收获机市场处于成长期的突出特点。
从主要品牌的表现看,福田雷沃重工销售1.38万余台,同比增长34.54%。科乐收金亿销售1.15万台,同比增长55.16%。
2015:高位运行,增幅趋缓
我国玉米收获机市场经历10余年的增长,尤其是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后,2015年是否会出现拐点、市场需求走势将如何,这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玉米收获机市场依然处于成长期,市场需求将高位运行,但增幅会趋缓。
发展进入第3阶段,处于黄金期
通过对我国玉米收获机市场20余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不难发现,我国玉米收获机市场将经历4个发展阶段,分别为缓慢发展期、快速成长期、升级转型期以及高级阶段,2015年处于第3阶段。
笔者预计,这一阶段将从2013年延续至2018年。玉米收获机市场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刚性需求有所减弱,在2012年构筑一个需求高平台后,市场进入增速放缓的发展阶段,开始转型升级。
然而,由于保有量较低,玉米收获机市场仍处于黄金发展期。2013年,稻麦收割机保有量达到113.4万台,而玉米收获机的市场保有量仅为28.7万台,存在较大差距。如果以现在的增速发展,玉米收获机市场尚有3年的黄金发展期,2015年正处于这个时期。
市场需求转型,籽粒机呼之欲出
2015年,玉米收获机市场面临转型升级,籽粒收获机市场呼之欲出。
由于玉米种子改良、成熟期缩短以及粮食周转中心、烘干专业户的产生,解决了含水量过大影响籽粒收获效果以及籽粒收获之后贮存、烘干的难题;加之,小型籽粒收获机成本低廉,可以为农机户跨区作业带来较大的收益,这都预示着籽粒收获机市场的即将来临。
在籽粒收获机的推广过程中将出现以下区域性差异。第一,小型籽粒收获机首先将在黄淮海区域市场渐次铺开,2015年最大的变数或将是小型籽粒收获机将作为过渡性产品迅速崛起。第二,大型籽粒收获机将成为黑龙江市场的首选。
3行机占据主流,大型化为趋势
从市场需求结构来看,3行自走式玉米收获机依然是黄淮海区域市场的主流产品,但是按照产品引导市场的一般规律,中3行或将成为市场主流,小3行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市场比例会降低。
东北三省、内蒙古、宁夏等区域大型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在玉米收获机大型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机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村组织将成为推进大型化需求的主导力量。尽管玉米收获机市场发展阶段决定了大型化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但作为发展趋势,它不会停下脚步。
热点轮动,区域市场需求或将调整
从区域机收率的不平衡来看,山东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安徽及东北三省距离玉米收获机械化尚有较长的距离,丘陵山区的玉米机收水平不足10%,由此决定了玉米收获机市场将在不同区域实现热点轮动。
总体上,区域市场增长或下滑以小幅度为主,整体市场会稳步推进。黄淮海区域依然会是主力市场,占据60%以上的份额。东北三省,尤其是黑龙江市场在沉寂两年后,2015年或将触底反弹。内蒙古、辽宁、吉林市场在经过2014年大幅增长后,2015年或将出现滑坡。丘陵地区依然是市场的空白区域,需求主要集中在小型化方面。
竞争加剧,洗牌加速
玉米收获机市场的蓝海过程是十分短暂的,从2012年市场暴发式增长到2014年市场需求调整、转型、进入红海,仅仅3年时间。2015年随着农机行业增速趋缓,玉米收获机市场作为需求容量大、进入门槛低的市场,会有更多企业进入,市场竞争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竞争加剧,洗牌加速。由于我国玉米收获机市场处于成长期,市场上升空间大,吸引众多国内外大型企业进入。市场调查显示,市场占有率位居前10的企业占据着全国6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其他近40%的市场份额为100余家中小型企业分食。2014年众多小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已经出局,2015年出局者将更多。
价格战箭在弦上。从产品上分析,我国玉米收获机产业在经过10年的磨砺之后,产品基本成熟,产品区别正被抹平;从产能上分析,在经历了2012年供不应求之后,众多企业纷纷扩充产能,造成产能过剩,2015年价格战或将成为许多企业的选择。
未来:剑指6大趋势
玉米收获机市场的黄金发展期远没有终结。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营销模式改变,无论是智能化生产还是企业战略定位,都扎根于对市场需求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上。综合玉米收获机市场发展历程,我国玉米收获机市场的未来或将呈现6大趋势。
刚性需求减弱,更新成为市场新动力
我国玉米收获机市场动力或将出现较大变化,由过去的刚性需求为主向更新需求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刚性需求减弱,绝对过剩与相对不足矛盾突出,更新需求或将成为传统市场的主要动力;第二,政策对市场影响较深,农机补贴依然是新兴市场增长的发动机;第三,农机收益决定市场走势,随着农机收益的减少,对市场将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容量大,市场需求锁定高位
玉米作为我国3大粮食作物之—,种植面积最大,但机收率最低,2013年仅达到49%,2014年或将达到53%左右,但与小麦和水稻机收率相差甚远,较低的机收率决定了未来市场较高的发展空间。
由于玉米收获人工作业强度大、成本高,用户对机械化作业依赖性高,随着玉米机产品的逐步成熟,收益保障率较高的自走式玉米机已经成为用户的投资热点。加之国家和地方对玉米收获机械持续性的重点支持,决定了玉米收获机市场将锁定在高位运行。
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增幅逐年递减
未来,玉米收获机市场增幅将走到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上,呈现逐年递减的特点。这是由于玉米收获机的传统热点市场黄淮海、东北地区已形成一个高平台,而山区丘陵区域产品断档。再加上,保有量的攀升导致经营收入下滑,大型化趋势也影响到市场需求的数量,因此在需求结构转型的基础上,未来玉米收获机市场增幅将逐年递减。
传统区域需求转移,区域布局走向扩散
我国玉米种植广泛,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北方玉米区、黄淮海平原玉米区以及西南丘陵玉米区共占全部种植面积的80%。但各区域玉米机收水平发展不平衡,未来市场需求空间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决定了玉米收获机市场将由东北、黄淮海区域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区域。
北方玉米区市场尚处于快速发展期,尤其是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市场,未来几年还将呈现出较快发展势头。黑龙江将成为大型玉米籽粒收获机推广的优势区域。黄淮平原玉米区近年发展迅猛,山东已实现玉米收获机械化,其他区域迅速跟进,市场需求进入一个较高的平台期,未来市场正急剧向籽粒机转移。
西南丘陵玉米区是玉米收获机市场的空白区域,玉米种植面积较大,但丘陵山区自然环境限制了市场的扩容。随着上述两大区域市场的逐渐饱和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大企业将关注点转移至该区域,这个市场或将成为下一个热点。其他区域约占20%,但市场依然是空白,或将与第3类区域一起成为下一个热点市场。
携产品以令市场,集中度提高
市场竞争加剧,洗牌加速,市场集中度提高,是玉米收获机市场的必然发展趋势。
未来玉米收获机市场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状态,竞争的焦点将围绕产品展开。稳定的产品质量,个性张扬的产品外观设计,智能化的产品结构,先进多功能的产品内涵等都将成为优秀企业的斩获市场份额的优势。
竞争的结果将是淘汰落后产能,直接带来玉米收获机产业的升级。强势企业的收割战略将进一步压缩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品牌知名度高的将会淘汰品牌知名度低的产品。
需求群体渐变,消费集群化趋势突出
目前,我国有经营规模6.7 hm2(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270多万户,各类家庭农场87.7万家,农民合作社超过95万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30万个,农机作业服务组织17万个,农机合作社达到4.2万个。农村组织加速了农业的规模化与集约化进程,改变了农机消费群体,颠覆了传统的农机购买模式,宣布了调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兴农机市场时代的到来。
增长展望 篇8
一、世界经济增长温和,仍处于扩张轨道
回顾跌宕起伏的201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不尽人意,发展环境险象环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金融市场激烈震荡、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国际货币基础组织(IMF)数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2015 年增速调低到3.1%,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期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略有加快到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到4%,是连续第五年回落(见图1)。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如果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70 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达到113 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经占全球产出的半壁江山(按PPP计算,2015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57.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达到68%。这或许能够让国际社会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增加些许信心,同时减缓过度恐慌的情绪。毕竟,全球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一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是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全球经济尚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调整与深刻变化中。事实上,当前世人对全球经济发展环境高度担忧的感受,与世界经济已持续5 年扩张的事实很不一致。因为,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形势与环境已经脱钩,国际市场行情跌宕起伏,但世界经济则持续发展,且增长势头并不算低。据IMF估计,按PPP计算2007~2016 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5%,2017~2020 年将年均增长3.9%。①这一年均增速已经达到并略高于过去30 年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值。原因主要是,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分化,使世界经济在危机阴霾笼罩下依然保持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展望蹒跚而至的2016年,全球经济环境依然严峻,但增长态势可持续。据OECD预测,2016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3%,略高于2015 年。世行最新预测,按PPP计算,未来3 年(2016~2018 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3.6%、3.8%和3.9%。从增速看,世界经济形势并不太悲观,且增速逐渐上升。那么,缘何国际社会还是如此担忧世界经济前景?关键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债务高企、低通胀率、高失业率等难题,尤其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难度大。然而,全球经济发展确实与环境越来越脱钩,即在险象环生下世界经济依然保持增长态势。
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但仍缺乏支撑动力与活力。IMF预测,2016 年发达国家经济将增长2.2%,2017~2020 年将回落到1.9%。其中,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1.6%和1%(2015 年为1.5%和0.6%),但两地复苏依然脆弱。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不变,据IMF预计2016 年将增长2.8%,高于2015年的2.6%和2014年2.4%。美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趋稳,创造就业效果明显,复苏周期明显领先于欧日,也好于世界经济。美联储主席耶伦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已经走上可持续的复苏轨道,没有任何迹象令她担心美国经济会很快再次陷入衰退。另外,英国经济复苏一直好于欧元区。鉴于英国不受欧元区主权债务之困,加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英国当局在应对危机时宏观调控余地大,且英央行货币政策得当,经济复苏与美国同步,又无二次衰退,迄今已持续6年余。据IMF估计,2015年英国经济增长2.5%,明显高于欧元区的1.5%,2016 年将增长2.2%,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见图2)。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资料来源: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整理,2015年10月。
二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回落,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一倍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是国际市场环境逆转与国内结构性弊病相互作用所致。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见图1),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两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滑、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等,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滑落,一些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危机。据IMF预测,2016 年这些国家经济将增长4.5%,2017~2020 年年均增长5.3%,略低于危机前的5.4%(1997~2006年)。不可否认,一些资源出口国如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经济已经衰退。IMF估计,2015 年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分别衰退3.8%和3%,2016 年仍将萎缩0.6%和1%,由此拖累独联体和拉美地区经济2015 年分别下降2.7%和0.3%(见图3)。但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居全球之首。该地区经济2015 年由2014 年的6.8% 放缓到6.5%,2016 年将增长6.4% ,2017~2020 年将年均增长6.5%。高盛公司乐观预期,经历令人失望的3 年后,尽管增速仍低于长期趋势,新兴市场即将迎来拐点,2016年可能是见底并重新找回上涨动力之年。
三是中美经济凸显“双引擎”作用,支撑世界经济温和扩张。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最大变化是,由恢复初期的新兴市场“单引擎”支撑,转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引领的新兴市场经济“双引擎”共同牵引。应该说,世界经济发展比“单引擎”时更趋稳妥,因为“双引擎”将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增加更多保险系数。然而,两个国家必须高度关注——美国和中国经济走势。一方面,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中国经济则明显好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最大,改革成果最明显,中国则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最到位,改革与创业的决心最大。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经济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的只有15 个国家,达到2 万亿美元的只有9 个国家,而达到10万亿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据IMF估计,按美元汇率计算,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1.384 万亿美元,美国经济达17.968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产出的15.5%(2014年为13.4%)和24.4%(2014 年为22.4%,应考虑美元升值因素),两国经济合计占世界的40.2%。期间,中美经济增量分别达到10 280亿美元和6 300亿美元,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贡献者。鉴于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虽然世界经济按美元汇率计算增长2.5%,但全球经济规模则由2014 年的77.27 万亿美元缩水到73.5 万亿美元。故此,我们已经无法计算中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然而,假如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1%,全球经济规模达到113.16 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增量为4.38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4%(增量为1.421万亿美元),美国的贡献率为14.1%(增量仍为6 200亿美元),两国合计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5%(见表1)。
当前世界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中美经济稳世界经济则稳,两国起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经济尚在新一轮扩张时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上升,中国经济增速虽放缓但规模效应凸显,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据世行最新报告预测,2016 年中美经济将分别增长6.7%和2.7%,仍居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之首。而IMF预期,2016年中美经济仍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达到30.9%和25.9%,合计超过55%。故此,只要美国经济不出大麻烦,即使欧元区或日本经济低迷,其负面影响仍可控。对于新兴市场,只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即使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新兴市场整体经济不会陷入衰退,更不会爆发全面金融危机。因为,中国需求与中国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新兴市场因资本外逃引发的流动性短缺,同时抵御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
二、国际发展环境复杂,全球性危机不致爆发
(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影响不可避免但冲击比预期弱
2016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应是美联储加息。未来,美联储上调利率与美元指数走强,其不确定性正打乱国际金融、资本、资源和贸易市场环境。期间,美元将保持上升趋势,国际金融市场不测风险随之而生,全球股汇市震荡,资本回流美国,融资成本上升,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全球财富重新分配,由资源生产国向资源消费国转移,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力量格局将加速变迁。西方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分化,欧日等将持续宽松,新兴市场外部环境变化莫测,内部政策驾驭难度加大,结构性弊病凸显,发展进入多风险时期。
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靴子”终于落地,或使全球经济环境变得相对明朗。估计,美联储货币政策将持续温和,小幅渐进加息应是大概率。另外,在过去两年中,全球经济一直受美联储结束量宽及加息预期之困扰,大宗商品价格已经跌落,股汇市一直在起伏跌宕中混乱调整,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元资产,一些资源大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美联储实际加息后带来的冲击。估计这波冲击不一定比2014年11月那一波严重。因为,当时被冲击国家无所适从,国际社会也未做好准备。现在则不一样,国际舆论早已拉响警报,危机国家正全力应对,国际市场有备而对,当事者操作相对谨慎。相信类似1998 年的亚洲危机不会重演,更不会爆发2008 年那样的危机,因为眼下危险只限于一些资源出口国。而如今的亚洲各国汇率更为灵活,也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已发生积极变化。IMF不得不承认,总体看迄今新兴经济体并未陷入危机状态。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架构和财政空间明显改善,通胀相对低,货币政策健全,整体宏观抵御能力加强。
(二)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普遍降低
危机以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的严峻事实。这是近几年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难题。据IMF统计,2003~2008年,全球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接近4.5%,2010~2013年降到3%~3.5%,未来只能维持这一增速,主要原因:一是金融危机后遗症尚未消除,重灾区——发达国家面临高负债率、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等,危机后续影响或长期存在。受美联储加息影响,新兴市场货币竞相贬值,股市震荡暴跌,资本恐慌撤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事实上已经陷入危机。二是人口老龄化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共同面临的问题,养老负担加重与适龄劳动力减少,包括东亚地区均面临人口老龄化,拖累经济持续发展;三是中短期内全球难取得突破性科技进展,使各国劳动生产率上升缺乏新动力。鉴于此,受上述不利因素影响,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至少降低1个百分点,未来年均增长在3.5%左右,这依然是不错的发展趋势。据IMF预期,未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将放缓,前者在2%左右,后者降至4.5%上下,这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除非全球爆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或主要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经济取得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显著进展,世界经济增长或许可以回复到危机前水平。
(三)全球分化发展成为新常态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整体发展处于“亚健康”与“弱增长”状态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都如此。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全球经济依然维持温和增长态势,主要原因是发展分化。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牵引。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则渐渐企稳,世界经济开始从“双速复苏”转向“参差不齐”,分化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新特征,不同区域或国家经济以不同速度发展,反而使世界经济可以维持缓慢复苏。
一方面,分化发展加剧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无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还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内部,都呈现分化发展趋势。鉴于各国经济分化发展,反而拉动世界经济在恶劣环境下以不同速度复苏。无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反复无常,日本经济蹒跚跌宕,还是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陷入衰退,全球经济依然持续发展。这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
发达国家经济分化发展已成趋势。后危机时期,在发达国家中,美、欧、日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分化,日欧经济复苏艰难,期间都出现二次衰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虽不如以前周期强劲,但持续低速增长势头一直持续,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佼佼者。这是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在新兴市场中,发展分化日益明显。从地区之间看,亚洲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独联体经济则因俄罗斯经济衰退而滞后,拉美则受巴西经济衰退拖累而收缩。迄今,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据世界银行最新估计,2016年和2017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6.3%和6.2%,略低2015年0.1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南亚经济增长明显加快。鉴于印度经济增长加速,南亚成为全球经济低迷中的一道亮光。据世行预测,2016~2017年该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7.3%和7.5%,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7.8%和7.9%。①
(四)国际市场风险不容小觑
首先,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是世界经济同样陷入“三期叠加”: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阵痛期”,增速由中高向中低的“换档期”,三期叠加使全球发展环境异常复杂,深陷“四高、四低、四分化、三失衡、三博弈”困境中,即:高失业、高债务、高龄化、高杠杆;低需求、低价格、低通胀、低增长;发展分化、政策分化、社会分化、格局分化;虚拟与实体失衡、供应与需求失衡、投资与投机失衡;规则博弈、模式博弈、制度博弈白热化。这是过去任何一次周期性调整均未发生的新常态。关键是,所有经济体都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发展模式,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危机后遗症远未根除,人口老龄化加剧,又未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劳动生产率增长减缓,持续发展缺乏新动力与新活力。
其次,迫在眉睫的风险是美联储将择机升息,包括中国等经济体将经受不确定上升的考验。美国利率上升对世界经济本是好事,但日、欧央行将持续量宽政策。这“一松一紧”将新兴市场逼到尴尬境地。近期,国际油价暴跌已触发卢布跳水、通胀飙升、资本外逃、市场恐慌,其他新兴市场也在劫难逃,危机一触即发。事实上,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无论美联储以何种方式提息,都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金融经济乱象,加之内部结构脆弱性,新兴市场受冲击在所难免。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只有全球同舟共济,才能克服由此引发的市场震荡,保持世界经济平稳持续发展。
三、全球化新浪潮姗姗而至,全球治理结构变化可期
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2015年是一个成果斐然的丰收之年,无论是多边经贸合作,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或金融治理合作等,均取得可喜可贺的进展。展望2016年,将是全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性变化的关键年,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制度性话语权的战略机遇机。
(一)全球多边经贸合作成绩斐然
一方面,2015 年是世贸组织成立20 周年,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会议表示将继续推动多哈议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达成了新的多边纪律。WTO总干事阿泽维多盛赞,这是WTO历史上在农业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因为它终结了市场最大的扭曲。同时,会议还达成近18 年来首个关税减让协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涉及1.3 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美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协议的达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开创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联合国全球发展峰会顺利召开,通过2015 年后发展议程,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承诺共同完善国际发展格局。
最后,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通过的《巴黎协定》开启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发展国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关键是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明确定义为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凡此种种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方面取得最大进展。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APEC方面,亚太自贸区即FTAAP进程成功启动并有序推进,中美联合完成了战略研究报告,并推动成立了由APEC所有成员参与的FTAAP联合战略研究工作组,力争在2016 年1 月15 日前形成初稿,年底前向领导人提交最终报告及可行性建议。在亚太,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即TPP,经历5年艰苦谈判后终于尘埃落定,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协议应运而生。在亚洲,中国与东盟10国达成了自贸区的升级版协议,中国还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分别签订了高水平的自贸区协定,近日已同时生效,2016 年年底,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RCEP将诞生。另外,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构想正在全面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进展顺利,在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中已取得一批初期收获,如中蒙俄高铁协议签署,中国投资的印尼高铁、泰国高铁已经或将开工,中巴、中哈工业园区项目顺利推进等。它正在改革亚洲地区经贸合作方式与架构。
(三)全球金融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是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得到诸多国家响应,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于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 日至18 日在京举行一系列开业仪式,包括理事会和董事会召开等活动,由此宣告亚投行正在开张营业;二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落户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三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正式吸纳中国为其成员国;四是IMF宣布将中国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即SDR的货币篮子;五是美国会在拖延五年后终于通过IMF份额改革方案,为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将使新兴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增加,同时解决了IMF资金不足问题,其永久性资金将翻倍,从2 385亿SDR上调到4 770亿SDR。
众所周知,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反映的是当时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与权力的分布状况。在此治理架构内,众多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战后7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群体性崛起。故此,全球经济治理体制需要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应当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只有让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享受平等权利和机会,才能真正构建起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机制。
四、中国经济增速虽放缓,仍是全球经济最大引擎
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面临“三期叠加”,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产业正由中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发展趋势依然向好。
(一)国际社会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2015年10月)报告中,对中国经济作用客观评价,认识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转型,即转向更安全和可持续经济增长轨道。IMF坚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已进入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新常态”。IMF总裁拉加德表示,中国经济并非“前景黯淡”,目前的情况只是复苏过程中的一点减速,会在明年重新获得增长动力。她认为,中国在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能保持现有增速,其表现已足够好了。经济转型过程出现波动不可避免,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在经济增长完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完成。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撰文称,近期市场唱衰中国的声音虽大行其道,但缺乏事实依据。他认为,中国工资年增长率在10%左右,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都在强劲增长。面对这样的经济画面,很难说中国将走向硬着陆。简言之,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应该持有信心。
(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结构调整成果可喜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特别需要由投资出口型转向服务消费拉动。期间,经济增长放慢并非坏事,它可降低发展风险,同时提高增长质量。近年,经济中服务业和消费所占比重显著上升,表明经济结构开始朝好的可持续方向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成果令人欣喜。一是服务业占GDP的“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二是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三是节能环保、绿色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如2015年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7%。
(三)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就业形势稳定改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全国就业形势明显改善。近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物价保持稳定,居民消费能力增强,由此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另外,虽经济增长放缓,但就业形势稳定扩大。如,2015 年前三季度,GDP增速降到6.9%,但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 000 万,提前1 季度完成全年计划。居民收入增加与就业市场稳定扩大,是老百姓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正如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只要有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应该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
(四)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以“双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国经济一路走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支撑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每当经济面临体制性障碍或结构性弊病,遭遇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往往通过深化改革与开放,扫清障碍并攻克时艰,结果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景象。这已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变法则。今天,中央政府正以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价格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如火如荼,或催生一轮“新工业革命”。这无疑将促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改造升级,同时通过创新供给、扩大新业态等,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五)经济规模效应更显,是世界经济最大引擎
2015 年以来,IMF曾数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1% ,但未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认为2015~2016年将分别增长6.8%和6.3%,仍居主要经济体之首。IMF认为,中国经济总量显著提高,要想取得过去那样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已变得非常困难。据IMF统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3%,GDP规模达10.356万亿美元,按美元汇率计算,GDP的增量达8656 亿美元,超过美国的6 508 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8%(其中有人民币升值因素);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的增量达1.5 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IMF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6.8%,但按美元汇率计算,GDP增量将超上年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受非美元货币的大幅贬值,全球产出将减少3.76 万亿美元,由2014 年的77.23 万亿美元降到73.5 万亿美元),而美国GDP的增量为6 200 亿美元;按PPP计算,中国经济的增量将达1.42 万亿美元,略低于2014 年,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升到32%(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遥遥领先于美国的14.1%(见表1),依然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引擎。据IMF预测,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6.3%,但按美元汇率和PPP计算的GDP增量分别达到8 692亿美元和14 756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达到30.9%和27.5%,超过美国的25.9%和13.6%,仍是全球最大的贡献者。
(六)经济下行压力风险上升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2016 年中国经济的“五大重点任务”,是一系统设计,重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非常关键。但中国经济确实面临诸多麻烦:一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肯定要“下台阶”,但发展质量必须“上台阶”。这一降一升之间牵涉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期间,需要稳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一哄而上”,也出现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倾向。去产能化过程势必影响相关产业和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失业后的社会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二是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上升。当前,中国经济中突出的问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高筑、企业债过多等。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一些旧常态下隐性型风险开始显性化,外部金融风险将随美联储量宽退出和利率提升可能内部化,系统性风险随之上升。新常态下,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需要高度关注的大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既需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又应切忌“安于现状”、“无所作为”,而应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适应新常态,科学引领新常态,深入研究新情况,主动采取新措施,真正实现稳中求进,力推新发展。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将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机遇大于挑战。
注释
1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Table A15.Summary of World Medium-Term Baseline Scenario,p197,OCT,2016.
增长展望 篇9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2010年大多回升向好走势明显。2010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8%, 欧元区增长率为1.7%, 日本增长率为3.9%, 分别比2009年提高了5.2、5.9、9.1个百分点。同时, 全球贸易与投资恢复也比较迅速,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2009年增长了1%。总体来看, 2010年全球经济成功地避免了二次探底的风险, 企稳回暖的态势基本确立, 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 各国刺激政策正陆续退出, 加之仍未彻底解决的引起危机的深层次问题与刺激政策造成的负面作用, “十二五”前期全球经济回暖的速度将会有所放缓。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美联储虽然两次启动量化宽松政策, 但仍难以解决失业和通缩难题, 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消费仍处于筑底阶段, 消费信贷增长乏力, 房地产、基建等投资低迷, 金融、地产以及汽车等主导产业尚未实质复苏, 金融部门去杠杆化远未完成, 美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很难有较好表现。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 欧洲国家正纷纷采取去杠杆化的措施, 大规模消减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等紧缩性政策, 使政府在面对经济困难时几乎无能为力。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 失业率高, 企业、政府与银行再融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欧元区经济复苏的道路将更加曲折。日本经济依然难以摆脱通缩的羁绊, 加之日元汇率节节攀升、政府债务负担日益加重, 而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在不断萎缩, 2010年四季度日本GDP负增长1.1%。2011年3月份发生的海啸福岛核电站事故, 不仅严重拖累了日本经济, 而且对外贸易大幅收缩, 未来两年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很大。新兴市场国家在2010年成为全球经济的强大动力源, 但是在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 新兴市场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通胀压力。2010年, 巴西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多月上扬, 12月份高达5.91%, 俄罗斯全年通胀率升至8.8%, 印度批发物价指数12月份升至8.43%, 我国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6%, 通货膨胀无疑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严重拖累。
总体看来, 2011年是世界经济迈入“后危机时代”的元年,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将进入处理危机遗留问题、重新积蓄经济增长能量的一个重要时期, 世界经济仍将在U型复苏底部运行, 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 稳中有缓将是主要特征。
二、国内经济基础:强中有忧
2010年, 受出口恢复、内需旺盛、企业回补库存等因素影响, 我国工业生产、投资、出口以及消费等均表现强劲,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明显改善。2009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92.3%、52.5%和–44.8%, 而2010年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37.3%、54.8%和7.9%。2011年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9.7%, 其中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0.3%、44.1%和-4.4%。虽然进出口出现了6年以来的首次季度逆差, 但直接原因在于进口大幅增加, 未来两年我国外贸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未来两年,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系统性与结构性风险不容忽视, 强化风险管理仍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基调之一。首先是通胀风险。2011年3月份CPI同比上涨5.4%, 创32个月以来的新高。本次通胀的成因已经不单纯局限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过剩, 而与生产要素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输入性通胀的综合作用密切相关, 全面通胀已经成为事实, 对其管理也需要多种政策工具。其次是房地产价格泡沫风险。自2008年以来, 全国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平均涨幅已经超过了100%, 国家虽然连续出台多项强硬措施来“挤泡沫”, 但着力点并没有重点解决房地产虚拟化的核心问题, 调控效果仍差强人意。在货币超发、城市化加快、住房需求膨胀、信贷宽松、投资与投机盛行的情况下, 房地产价格调头下行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 房地产行业过度市场化是楼市泡沫的总根源, 泡沫风险既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 又是强大的市场破坏力量, 应对不当, 将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三是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据银监会调查结果显示, 截止2010年11月末,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09万亿元, 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 债务率 (平台债务合计/本地GDP) 已高达150%以上, 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2011到2013年将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到期时间, 如果平台公司贷款到期时不能如约偿付, 银行遭受违约损失的规模会非常大, 如引起连锁反应, 银行信贷一旦紧缩, 整体经济风险将会迅速扩大。最后是落后产能过剩风险。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保增长政策, 大规模投资使产能过剩出现反弹,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2010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 大约增长0.1%, 虽然下半年情况明显好转, 并顺利完成了年内下降4%的目标, 但结构转型压力以及政府宏观调控压力仍然十分巨大。
三、国内经济走势:长中有胀
当前,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比较宽松的情况下,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问题已经不大, 预计未来两年我国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 2011年受政策收紧的影响, 季度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 第一季度GDP增速为9.7%, 第二季度增速将会进一步有所回调, 大约在9%或稍高水平, 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有所放松, 三、四季度GDP增长有望分别上升到10%、10.5%, 全年GDP增速可达10%;在此基础之上, 2012年GDP增速会较2011年稍稍上扬。
从投资来看, 2011年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收官之年, 政府投资力度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力度会有所减弱。但是, 2011年又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各地方政府在上项目、抓投资方面的热情正高, 国家二十多个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也将极大地提振投资, 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等都将有助于投资的增长;2010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也将大大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总体上判断, 未来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但受信贷政策的影响, 增速比2010年会有所回落。未来两年年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将达34.5万亿, 同比增长约23%, 与2010年持平, 但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增长大约在18%左右。
从消费来看, 2009年以来, 为应对危机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迅速, 尤其是汽车、房地产市场更是出现井喷行情。进入2011年, 扩大消费需求的部分刺激政策将到期, 例如汽车以旧换新和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等政策在2011年将不复实行, 对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虑到未来我国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向将更加依赖内生动力, 尤其是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把扩大城乡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后扩内需的战略基础进一步巩固。同时, 2011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望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居民薪酬水平和上调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改革三方面着手实现突破, 加之城镇化的提速、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的扩大、政府用于民生和社会事业支出的增加, 未来两年年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18.5万亿, 同比增长约19.5%,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可达15%。
从出口来看, 2010年我国进出口不仅出现了恢复性增长, 而且进出口结构有了明显改善, 对欧、美、日等国的进口有所增加, 而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明显增加, 初级产品进口比重有所提高,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持续增长, 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贸易顺差规模有所下降。未来两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速也将会略有上升, 但进口增速仍将大于出口增速, 贸易顺差将进一步收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轻纺产品将呈恢复性快速增长, 稀有金属等资源型产品、能源型产品、高载能产品等商品在国内“调结构”政策的影响下, 出口增速将明显下降。从国别来看, 对美、日、欧出口比重将继续小幅下降, 但对东盟、新兴经济体出口比重将继续上升。预计全年外贸出口增长25%以上, 进口增长30%以上, 进口、出口比2010年增速均略有下降。
三驾马车的平稳快速运行保证了我国经济在未来两年仍然能够健康快速发展, 但是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与通胀并行的阶段, 并且本轮通货膨胀是货币因素与实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农产品价格、劳动力价格、能源资源价格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走高, 使得化解通胀的政策重点难以把握, 既要控制货币, 又要管理需求, 还要改善供给。2011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如影随形, 一季度CPI已经达到5%,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预计今年二至四季度CPI将分别为5.3%、4.9%和4.8%, 全年CPI上涨4.9%左右, 高于2010年1.7个百分点, 全年PPI上涨7.9%左右, 高于2010年2.4个百分点;2012年物价将趋于平稳。
四、国内经济政策:松中有紧
应对世界经济放缓、妥善处理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突出矛盾与短期凸现的通胀压力、加大改善民生的力度, 有序推动国民经济由应对危机转向正常增长, 将是未来两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当前宏观调控最急迫、最艰巨的任务仍是管理通胀, 虽然本轮通货膨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治理通胀的核心离不开对流动性的控制。估计2011年全年存款准备金率需要调高400个基点左右, 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22%以上的历史高位, 而且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有可能在三季度之前完成。同时, 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再贷款、再贴现等数量工具运用的频率与力度也将加大, 全年新增贷款将控制在7万亿以内, 比2010年减少0.9万亿, 广义货币 (M2) 余额估计将达85万亿, 比2010年增长18%, 增幅同比回落2个百分点。考虑到国际热钱的冲击,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行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 加息政策需着力把握好节奏与幅度, 今年全年加息可能会达4次, 提高80个基点左右, 其中会有50—60个基点的加息将在上半年完成, 随着CPI的回落, 下半年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有所放松。
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对冲稳中趋紧的货币政策, 还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以防止总需求增速过度下降。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领域, 一是继续筹集和安排4万亿投资计划的后续配套资金, 二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工, 三是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进一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但未来两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将与以往有所不同, 主要体现在减税与重点领域支出的增加, 并且将触动更多更深层次的改革, 比如分配制度改革, 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 都将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紧密相连。财政政策回归稳健的时间虽然至少要到2012年, 但2011年下半年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也将有所收敛。预计今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会有所下降, 预算赤字总规模在9000亿左右, 比去年减少1500亿元, 全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下降到2%左右, 比去年减少0.5个百分点, 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有所减弱。
五、未来政策展望:任重道远
从应对危机的非常状态转向正常增长状态, 需要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这需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各种政策要着眼于长远经济发展, 努力克服政策的短期效应。
(一) 构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 是市场经济的引导力量, 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完善就业和再就业机制, 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努力改善民生,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使城乡居民能够更加合理地安排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关系。要努力培养新的消费热点, 引导新的消费模式, 合理发展消费信贷, 扩大消费规模。继续优化投资结构, 保持合理的公共投资规模和节奏, 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支持民间投资投向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经济社会发展关键环节。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 努力实现增投资、扩消费、惠民生的多得之举。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调整城乡区域结构, 挖掘城镇化蕴涵的巨大内需潜力。
(二)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恶化的趋势, 典型表现是落后产能反弹。后危机时代, 哪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快速有力, 哪一个国家就能占领新的世界产业高端, 率先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政府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 通过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 努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 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要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抓手和重要推动力。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引导和支撑, 切实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步伐, 发展循环经济, 推广低碳技术,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改革的领域虽然在缩小, 但难度却在加大。要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深化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 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 扩大民营资本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降低进入门槛, 全面落实新老“非公经济36条”, 真正实现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的国民待遇。进一步加大财税体制改革, 合理确定财政收入增长幅度, 合理确定中央收入与地方收入的比例关系, 继续扩大“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的力度,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 在保障地方财力的前提下, 遏制地方对土地出让金的盲目追逐, 规范土地一级市场。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 建立能够反应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定价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 大力发展农村金融, 规范发展股权交易市场, 完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健康充足的金融支持。
(四) 继续引导货币政策稳健回归
由于我国是间接融资主导型的融资体系, 银行资金来源高度依赖于存款, 在城乡居民存款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收缩流动性的难度较大。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经济较保持较快增长没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紧缩性货币政策操作难度。2011年下半年以后, 货币政策有可能完全回归稳健, 但这需要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数量控制等工具。最重要的是控制信贷规模, 优化信贷结构, 要按季度、月度安排好信贷投放的进度和节奏, 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领域的信贷力度。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进一步压缩跨境资金非法流动的空间, 阻止国际游资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摘要：本文从国际经济环境、国内经济基础、国内经济走势、国内经济政策四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形成了对“十二五”前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向的基本判断, 并对未来政策取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应对危机,正常增长,分析,展望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 (J/OL) http:www.stats.gov.cn/tjgb.
[2]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J/OL) http:www.stats.gov.cn/tj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