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增长曲线（精选7篇）
能力增长曲线 篇1
传统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中, 形成的心理契约是以工作安全性为主的, 组织认为只要对知识型员工给予奖励, 为知识型员工提供晋升的机会, 就可以换来知识型员工对组织的忠诚。随着组织经营风险的提升, 组织与知识型员工之间那种传统的、稳定的、相互忠诚的关系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这表现在组织一方是大量的裁员, 在知识型员工一方是大量的跳槽, 在新的情况下, 知识型员工更加关注的是受雇佣能力的提升, 因此新的心理契约以增强知识型员工的受雇佣能力为基础。知识型员工自我意识的觉醒, 表现为其主动的增强自身的受雇佣能力, 在组织的职业生涯管理中承担重要角色。因此, 组织在职业生涯管理中越来越关注如何在激励资本约束下, 使得知识型员工的受雇佣能力得到最优化发展, 从而实现双赢。
1 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特点
知识型员工拥有组织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本——知识资源和知识创新能力。知识型员工不再是传统经济时代“资本雇佣劳动”定律下的受雇者, 而是以知识资本的投入成为组织的投资者和战略性合作伙伴。掌握组织核心技术、重要隐性知识、关键客户关系的知识型员工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 直接关系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知识型员工作为社会中高素质、高层次的人才, 有最高的价值追求。随着知识型员工的受雇佣能力的增长, 他们更追求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更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更愿意从事新的、有难度的工作, 以应对环境的变化, 更愿意寻找能促进自我成长的空间。知识型员工希望而且能够通过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在组织的职业生涯管理中处于主动地位。
2 构建原理
组织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是指组织对知识型员工给予的物质报酬方面的因素, 如工资、福利、股权等。精神激励是指组织满足知识型员工的社会的和心理方面的非物质的需求的有关因素, 如成就、尊重、成长等。从组织的职业生涯管理角度来看, 组织提供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不仅关注现行的激励效果, 更注重从知识型员工长远发展的角度去进行员工的激励。以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为变量设一个垂直平面坐标轴, 坐标平面上每个点都对应着一种激励组合, 如图1所示。
图1中曲线为一组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表示组织资本投入相同的激励组合的点的轨迹。无差异曲线具有以下特征: (1) 其切线斜率为负, 即若要提高一种激励的水平, 就必须降低另一种激励的水平以保持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变; (2) 知识型员工更加偏好处于较高位置的无差异曲线的激励组合; (3) 任两条无差异曲线不相交; (4) 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但知识型员工所能享受的激励组合受到其自身能力的约束, 因为组织不可能为一个普通知识型员工提供总经理级别的待遇, 因此引入能力约束线CD。由于知识型员工的特质差异, 达到不同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满意程度所需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组合是不同的。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 员工更加注重自身的满意感, 更注重职业生涯管理中自身雇佣能力的增长。资本投入更高的激励组合能够为员工带来更大的心理满足感, 因此位于A或A′的员工自主向B点靠拢, 在员工自身能力一定的情况下, 获得最大的激励效用。根据无差异曲线的性质和知识型员工追求激励最大化效用的假定, 能力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的切点 (图中1中B点) , 即双赢平衡点, 所对应的激励组合是知识型员工在能力不变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理想的激励组合。
3 知识型员工的最优能力增长曲线构建
随着员工受雇佣能力的不断提高, 如图2所示, 知识型员工的能力约束线由Ⅰ移到Ⅱ, 原来的双赢平衡被破坏, 组织只有提供成本更高的激励组合 (如晋升或者加薪) , 才能使得组织双方的雇佣关系达到稳定, 雇佣均衡点亦由B移到B′。
依此类推, 知识型员工能力的不断提高, 就会对应一系列双赢平衡点, 将这些平衡点连接起来, 即得到该知识型员工的最优能力增长曲线 (如图3所示) 。
4 能力增长曲线图形说明
如图3所示, 知识型员工的最优受雇佣能力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成长期、成熟期、鼎盛期和稳定期, 对应于时间轴上T1段、T2段、T3段和T4段的曲线段。
T1段:成长期。能力曲线的初始位置不为原点, 说明知识型员工进入组织时自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基础, 即拥有组织需要的被雇佣能力。此时知识型员工刚刚进入工作领域, 是知识型员工被雇佣能力初步发展的阶段。此阶段中组织与知识型员工处在相互了解阶段, 组织在此阶段提供的激励组合中应该更偏重于物质激励, 因此能力曲线斜率较小, 增长较缓慢。
T2段:成熟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了解, 组织对员工开始制定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 知识型员工经过一定的实践锻炼, 熟练地掌握了专业技能, 经验和能力有所提高, 主观上则希望能够承担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从而被组织认可, 得到组织的尊重。此阶段的组织应更注重精神激励, 在职业生涯管理中更注重员工的个人发展, 因此表现为能力曲线斜率较大, 增长迅速。
T3段:鼎盛期。经过长期的培养和实践锻炼, 知识型员工的被雇佣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此时的知识型员工更注重自身的满足感, 表现为一些特质需求, 对于大规模和较高难度的攻关任务表现出更高的兴趣, 员工的能力发展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该阶段在组织的职业生涯管理中要注意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特质性, 提升核心员工的忠诚度, 此时的知识型员工在职业生涯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
T4段:稳定期。随着生理和其他非人为因素的作用下, 知识型员工的能力已接近禀赋极值。他们的能力发展速度非常缓慢甚至停滞, 最终会走向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退缩直至生命终结。此阶段组织应注意, 应避免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 造成原双赢平衡点处的激励组合对员工的激励效应下降, 要保持知识型员工的能力曲线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因此在组织激励资本一定的条件下, 知识型员工的最优能力曲线呈现以上如图3所示图形, 而非其它曲线形状。
5 结论
无边界职业生涯管理是解决组织结构变革中所产生的知识型员工激励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企业的核心员工, 知识型员工的激励问题成为组织关注的焦点。如何在激励资本一定的条件下, 取得最大的激励效用, 是组织研究的重点。本文根据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特性, 构建了双赢的知识型员工的最优能力增长曲线, 使得组织在激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获得最大的激励效果 (员工贡献) 的同时, 最大限度的考虑了知识型员工能力增长,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为组织的无边界职业生涯管理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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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增长曲线 篇2
关键词：增长曲线模型,Minimax估计,二次损失
考虑由生物学家Pottohoff和S.N.Roy提出的增长曲线模型
其中Y, ε均为n×p阶随机矩阵, X1, X2分别为n×k阶, p×q阶的已知设计矩阵, B为阶k×p未知参数矩阵, σ2>0未知, V和∑分别为p×p阶和n×n阶已知正定矩阵, V⨂∑表示V和∑的Kronecker乘积。文中对刘郁文给出的二次损失函数做了修改, 分别在齐次线性估计类L0={MYN∶M, N分别为m1×n阶, p×m2阶常数阵, MX1=K}和非齐次线性估计类L1={MYN+C∶MYN∈L0, C为m1×m2阶常数阵}中考虑可估函数KBL (即μ (k) ⊆μ (X1) , μ (L) ⊆μ (X′2) ) 的Minimax可容许估计, 其中K, L分别为m1×k, q×m2阶常数矩阵, 取二次损失函数为
其中ξ=tr (K′UK) /tr{UK (X′1∑-1X1) -K}, T=X′2V-1X2, U是已知m1阶方阵, K′UK≥0 (≠0) , 其谱分解为K′UK记MYN和MYN+C的风险函数为R0 (MYN, KBL, σ2) 和R1 (MYN+C, KBL, σ2) , 并且MYN和是M1YN1是KBL的两个估计。
1 在中的Minimax可容许估计
引理1 在模型 (1) 下, 若MYN∈L0, 则
(2) R0 (MPX1YP′X21N, KBL, σ2) ≤R0 (MYN, KBL, σ2) 对一切 (B, σ2) 成立, 且等号成立的充要条件是UM=UMPX1, N′=NPX2, 其中PX1=X1 (X′1∑-1X1) X′1∑-1, PX2=X2 (X′2V-1X2) X′2V-1
引理2 在模型式 (1) 和损失式 (2) 下, 若KBL可估, 则MYN在L0中是KBL的可容许估计的充要条件为: (i) UM=UMPX1; (ii) N′=N′PX2; (iii) X′2N=L或X′2N≠L, 但对任意h∈ (0, 1) , 有N′VN-L′T-L+h (X′2N-L) ′T- (X′2N-L) ≥0不成立, 其中T=X′2V-1X2。
引理3 设MYN∈L0是KBL的一个容许估计, q为MYN的关于L0 (d, KBL) 的一个风险上界的充要条件为
(1) q≥tr (UM∑M′) l′N′VNl (5)
(2) q≥tr[UK (X′1∑-1X1) -K′]l′ (X′2N-L) ′T- (X′2N-L) l (6)
定理1 取损失函数L0 (d, KBL) , 则
证明
先证
即引理2 (iii) 也满足, 从而
下证
所以, 由定义知
再证惟一性, 若存在M*YN*∈L0为另一个在L0中的Minimax估计。由定义知, 存在q*为M*YN*的一个风险上界, 使
(1) q*≤tr (UM*∑M*′) l′N*′VN*l
(2) q*≥tr[UK (X′1∑-1X1) -K′]l′ (X′2N*-L) ′T- (X′2N*-L) l
则
由tr[UK (X′1∑-1X1) -K′]≠0, 则可得上式中
l′N*′ (V-X2T-X′2) =0 (9)
从式 (9) 和式 (10) 中可解得
另一方面, 如果M*≠K (X′1∑-1X1) -X′1∑-1, 则
(X′2V-1X2) -L;B;
对一切B∈Rt×q, σ2>0, 且当B=0时等号不成立, 这与M*YN*为KBL的容许估计相矛盾。所以M*=K (X′1∑-1X1) -X′1∑-1, 即在L0中的容许Minimax估计是惟一的定理证毕。
2 在L1中的Minimax可容许估计
引理4 在模型 (1) 下, 若MYN+C∈L1, 则
(2) R1 (MPX1YP′X21N+C, KBI, σ2) ≤R1 (MYN+C, KBL, σ2) 对一切 (B, σ2) 成立, 且等号成立的充要条件与引理1中的条件相同。
引理5 在模型 (1) 和损失 (3) 下, 若KBL可估, 则MYN+C在L1中是KBL的可容许估计的充要条件是引理2中的 (i) , (ii) , (iii) :X′2N=L且UC=0。
引理6 设MYN+C∈L1是KBL的一个容许估计, q为MYN+C的关于L1 (d, KBL) 的一个风险上界的充要条件为引理3中的 (1) , (2) 。
定理2 取损失函数L1 (d, KBL) , 则
3 应用背景
线性模型参数估计理论一直在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在测量数据处理中。目前任何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来处理测量数据都是不严密的, 因此在实际测量数据中都要根据现有实际情况对现有参数估计模型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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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孝前, 尤进红.增长曲线模型系数矩阵的线性容许Minimax估计[J].应用数学, 1998, 11 (4) :74-79.
[3]Lehmann E L.Theory of Point Estimation[M].Pacific Grove:Calif Wadsworth ann Brooks, 1991.
能力增长曲线 篇3
对于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有许多观点。有人很乐观, 认为美欧危机已经过去, 不会有“双底式衰退”, 中国能够继续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将进入“中速增长期”, 即增长率会从前30年平均的10%左右下降到8%左右。从2011年开始, 中国经济增速会连续三年下行, 经济增速将降至7%甚至更低, 但中国经济会在2013年以后开始强劲反弹, 并且在其后还会以9%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15年。至少从“十二五”这5年看, 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既不是9%以上的高速曲线, 也不是8%左右的中速曲线, 而应该是一条“V”型曲线。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供给能力, 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新的产能释放期, 这就在供给方面具备了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的问题出在需求方面, 新全球化的中断使外需大幅萎缩, 而内需又被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抑制。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矛盾性质的认识, 目前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形成统一认识, 即从体制上看是分配差距拉大所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 从发展上看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城市人口严重不足, 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过于巨大。因此“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了要从外需转向内需, 内需要从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 并且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加快城市化的要求。
能力增长曲线 篇4
改革开放后, 广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全区GDP由1978年的7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060亿元 (以1978年价格计算) ,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2%。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广西经济近年来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其中, 2002年后, 广西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左右, 高于同期全国水平。然而,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广西的环境污染却日渐严重, 各种污染排放量不继增加。例如, 自1991年以来, 广西工业废水排放量从92853万吨上升到2007年的183981万吨, 年均增长率5.8%;工业废气排放量从1991年1435亿标立方米上升到2007年的12724亿标立方米, 这两项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 全国自1998年后, 排放量就以年均5.24%的速度减少, 至2007年全国总排放已减少到698.7万吨;但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经1998年排放量减少后再度出现上涨, 经过几次波动, 至2004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才出现快速下降, 2005~2006年从110.4万吨减到22.7万吨。总体来说, 广西的环境状况正面临着严竣考验, 并对这个当前中国新兴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制约。因此, 研究分析广西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采取措施使广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当前, 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多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分析。EKC是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ureger在1991年提出的, 他们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的关系, 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在Grossman和Kureger之后, 众多国外文献对环境—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 但结果差异较大, 拟合出的EKC形状也各不相同。同时, 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彭水军等 (2006) 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 中国EKC“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许士春等 (2007) 也运用EKC方法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关系, 而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N”型的关系。蔡昉等 (2008) 则通过拟合EKC, 估计排放水平从升到降的拐点, 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林伯强等 (2009) 利用传统的EKC模拟与在CO2排放预测的基础上预测两种方法, 对我国CO2的EKC做了对比研究和预测, 发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刘笑萍等 (2009) 的EKC检验则表明中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EKC效应。在区域研究方面, 沈锋 (2008) 、巩芳等 (2008) 则分别研究了上海、内蒙古EKC的特征。
而目前基于EKC模型来研究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还不多见, 主要是:肖彦等 (2006) 选取广西的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等指标拟合广西的EKC, 结论是除二氧化硫外, 其余污染排放基本符合EKC, 且处于上升阶段, 拐点尚未到来。卢远等 (2007) 根据广西1990~2005年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 采用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工业烟尘、S02和COD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 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 建立了广西EKC的计量模型, 结果表明:广西人均GDP与工业废气、废水、化学需氧量、烟尘、S02排放量以及固体废物产生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主要环境指标的模型曲线呈现“倒U型”或“弱U型+倒U型”的EKC特征, 且至今尚未到达峰值的转折点。但以上两篇文献存在着环境污染指标选取不全面, 或在估计EKC前缺乏对环境与经济增长指标的相关性检验等不足。
本文选取1991~2007年广西人均GDP与相关的环境污染指标, 在对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用于估计EKC的指标, 进而探寻广西EKC的特征, 并对促进广西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 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分析
1. 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用以1991年为基期, 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广西实际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而根据有关统计年鉴, 反映环境污染状况的有6项污染排放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 这6项指标是否都能作为环境指标, 需要通过相关性检验。运用spss13.0软件, 对广西1991~2007年实际人均GDP与各项环境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1: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关,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相关。
由表1可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除工业粉尘排放量外, 其他5项环境指标均与广西人均GDP显著相关。因此, 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作为反映环境指标的变量, 广西实际人均GDP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指标的变量。同时为消除变量的多重共线性, 各变量均取对数。
2. 模型估计
常用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EKC模型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模型, 该模型有二次函数型和三次函数型, 由于三次函数型是在二次函数型基础上的拓展, 包含二次函数型的各种情况, 因此本文选取对数形式的三次函数型模型:
这里, Et表示各环境指标, yt表示实际人均GDP。若β1>0, β2<0且β3=0, 则ln E与ln y为“倒U”型曲线;若β1<0, β2>0且β3=0, 则ln E与ln y为“正U”型曲线;若β1<0, β2=0且3β=0, 则ln E随ln y呈线性下降;若β1<0, β2>0且β3<0, ln E与ln y呈现“U+倒U”型曲线;若β1>0, β2<0且β3>0, 则ln E与ln y呈现“倒U+U”型曲线。
根据模型 (1) , 运用Eviews5.0估计广西的EKC, 结果如下:
注:各参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不显著项已删去。
由表2可看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均满足三次函数关系, 而其他3项指标与人均GDP呈现二次函数关系, 具体拟合曲线见图1~5:
3. 模型结果分析
(1) 广西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 表现出随人均GDP增加先增后减的趋势, 与传统的EKC曲线相吻合。
广西工业废气在实际人均GDP达到6706元 (即2007年价格水平下的15190元) 左右时排放量最大, 随后随人均GDP增加而递减;而工业烟尘排放量在实际人均GDP达到3392元左右最大, 之后才随人均GDP增加而减少。从广西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来看, 2007年为5257元, 工业烟尘排放量已越过最高点, 随人均GDP增加将逐渐减少, 而工业废气排放量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边, 短期内还会随人均GDP的提高而增加。工业废气排放的增加与广西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有较大关系。近年来广西的工业结构趋向于重型化, 如2000-2007年, 全区重化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3%, 比轻工业的增速12.9%快5.4个百分点。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工业结构趋向重型化, 2000年全区重化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2.1%, 2007年已达到60.3%。从结构上看, 广西重化工业主要以农副产品加工 (制糖、酒精、淀粉、食品等) 、采矿与冶金、电力生产、化工、造纸、建材等为主, 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业废气的增加。以2007年分析, 广西工业废气总排放量为12724亿标立方米,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废气排放量为3940亿标立方米, 电力、热力生产废气排放量为2250亿标立方米,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气排放量为2216亿标立方米, 农副食品加工业废气排放量为1084亿标立方米, 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废气排放量683亿标立方米,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排放量为523亿标立方米, 6个行业的排放占总排放量的84%。
(2)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U”型曲线。
实际人均GDP为1763元时工业废水排放量最低, 当前广西人均GDP已远远超出这一水平, 因此废水排放量会随人均GDP的提高而增长。我们从水资源和工业结构来分析。首先, 广西淡水资源丰富, 2007年广西人均水资源量为2922.4立方米/人, 而全国人均为1916.3立方米/人, 丰富的水资源及便捷的输送方式让众多工业企业热衷于对淡水的运用, 导致广西废水排放量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7年的排放创下历史新高, 183981万吨的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7%。其次, 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废水排放量的大幅增加。2007年广西农副食品加工业废水排放量高达81626.11万吨, 造纸业排放量为26201.6万吨,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排放量为21554.73万吨, 这三项指标占总排放的78%。此外, 广西是产糖大省, 食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1%, 但区内糖厂普遍设备陈旧, 生产工艺落后, 制糖耗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制糖业废水排放没有统一标准, 政府监督力度不到位, 对小规模制糖企业造成的污染没有针对性的处罚条例, 这些都加剧了废水的排放。
(3)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倒U”型曲线。
从图3和图5可以看出, 两者均跨过了右边的“倒U”型曲线顶点, 将随人均GDP增加而递减。这两项排放与工业烟尘排放相似都处于下降的趋势, 这与广西近年来加大了排污控制力度有关。在“十一五”期间, 广西重点降低二氧化硫、COD的排放, 至2010年分别计划比2005年降低9.9%、12.1%。目前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9年上半年, 二氧化硫、COD排放量分别同比下降了10.94%、2.04%。
(三)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 广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 环境污染也正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各项环境指标与人均GDP均满足二次或三次曲线特征, 其中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排放还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同时这种趋势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支持广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技术进步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较低。可见, 广西环境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为促进广西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建议:
1. 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近年来广西产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已经比较突出了, 然而我们还注意到, 进入“十一五”时期, 尤其是从2008年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来, 广西的重化工业又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 如北部湾经济区以钢铁、石化、重型机械、林浆造纸工业为主, 右江河谷工业区以铝工业为主等。这种发展工业的思路依然是靠上大工程、大项目来加速提升工业的产值比重, 追求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走的是传统工业化道路。但是, 这些重化工业投资大、资源依赖性强、能源消耗高、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处理不当甚至会影响广西产业发展的安全。
为此, 积极转变广西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将是改善广西环境状况的根本途径。广西应改变单纯依靠增加投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方式, 走科技含量高、低资源消耗、少污染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方面, 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 显著降低能耗, 减少污染排放水平。另一方面, 积极发展科教事业, 培养和积累人力资源,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努力引进和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环保产业, 稳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在广西工业中的比重。还应积极发展金融、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使其逐步成为广西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从而从根本上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走上和谐的科学发展与新型工业化之路。
2. 加强排污监督, 科学制定环境标准, 强化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
广西应实施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标准, 促使企业开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从源头减少污染。同时积极推行环境管理体系、清洁生产审计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通过这些促使相关排放的拐点提前到来, 使环境曲线变得缓和, 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3.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
一是改革目前的环保投融资体系, 增加环保投入。按照“污染者付费, 利用者补偿, 开发者保护, 破坏者恢复”的原则, 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二是走出“环保靠政府, 经济靠市场”的误区, 开展排污权交易。三是要建立能源收益的调节机制, 通过政府权利对资源暴利企业进行调节, 发展清洁能源, 发展生态事业。四是建立产业的下游对产业的上游进行反哺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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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昉, 都阳, 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 2008 (6) :4-11.
能力增长曲线 篇5
1995年,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 (Grossman) 和克鲁格 (Krueger) [1]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经济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曲线 (KC) 的影响, 在对全球60多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多年污染物质排放量的变动情况分析研究后, 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概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描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计量模型。它假定, 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 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恶化;当该国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 环境质量的恶化或污染水平的加剧速度开始保持平稳;进而随着国民收入的继续增加而逐渐好转, 即环境污染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变动趋势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 环境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两难”和“双赢”区间, “两难”和“双赢”区间有一个转折点 (拐点) ,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 这个转折点大约在人均5000~15000美元之间。据研究资料显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得到了很好的验证[2], 我国部分地区如:北京[3]、上海[4]、江苏[5]等的环境污染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总体上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但也有些学者认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的形状不一定就是倒“U”型, 在一定阶段, EKC可能是倒“U”型, 也可能是正“U”型或三次曲线。
吉林省是国家重工业基地之一, 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2004年工业总产值占全省GDP的73.39%[6]。形成了以汽车、铁路客车、石油化工、食品、医药、电子产业为优势, 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结构框架。近15年间, 全省经济发展较迅速, GDP由1990年的425.28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4275.12亿元, 人均GDP也由1990年的1746元增加到15700元, 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了《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确定的“到2005年, 人均GDP达到10100元, 年均增长8.2%”的目标要求。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但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环境质量问题, 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因此, 本研究选取吉林省1990~2006年环境经济数据, 探究工业“三废”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并分析其内在原因, 以期为制定环境政策和掌握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依据。
2 EKC模型的建立
2.1 指标选取
选取两类指标:环境指标与经济指标。其中, 环境指标包括人均工业废水、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及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等环境统计数据;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吉林省人均GDP;环境与经济指标时间序列数据选取吉林省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1990~2006年, 数据来自吉林省环境状况公报、吉林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见表1)
2.2 计量模型的选择
一般地, 倒U型的EKC模型的基本函数有三种:二次函数型 (Selden& Song, 1994) [7], 三次函数型 (Grossman & Krueger, 1994) [1], 以及将二次函数、三次函数与对数形式相结合的模型 (Shafic & Ban-dyopadlyay, 1992) [8], 根据吉林省1990~2006年数据, 本文选择以下模型:
Y=α0+α1x+α2x2+α3x3+ε
式中:Y是人均“三废”排放量;X是人均GDP;α0、α1、α2、α3是模型参数;ε是随机误差项。其中模型参数α1、α2、α3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其取值的不同可反映环境质量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有:
(1) 当α1≠0, α2=0, α3=0时, 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线形关系;
(2) 当α1>0, α2<0, α3=0时, 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符合倒“U”型EKC;
(3) 当α1<0, α2>0, α3=0时, 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
(4) 当α1、α2、α3都不为0时, 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呈三次曲线关系。
2.3 计量模型的构建
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的支持下, 对人均“三废”排放量和人均GDP进行Y=α0+α1x+α2x2+α3x3+ε曲线回归模拟, 计量模型模拟结果见 (表2) 。可以看出, 吉林省人均GDP与人均“三废”排放量曲线拟合较好,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比较充分的解释意义。
2.4 吉林省“三废”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统计模拟结果 (见表2) 和曲线模拟结果 (见图1-3) 表明, 吉林省在研究时段 (1990~2006年) 内人均“三废”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倒“U”型) 关系, 而是呈现出正“U”环境库兹涅茨类型和“N”型特征。其中,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随人均GDP增加呈现出逐渐递减趋势, 其拟合曲线近似于“U”型的左半部 (见图1) 。在人均GDP达到8000元以上时, 下降幅度趋向平缓, 在2003年左右达到最低点, 此后,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较小幅度的反弹。从模拟曲线上看, 吉林省工业废水污染水平正逐渐趋缓, 并走向改善, 但这并不表明吉林省工业废水污染状况已达到标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后的工业化后期水平,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减少与该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以及工业废水治理投资的加强有关系, 因此仍需警惕工业废水污染的反弹和波动 (如2005和2006年) 。
人均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三次的“N”型曲线关系, 工业废气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先呈现上升趋势, 而后下降, 之后又上升, 但总体变化呈现上升趋势。依据其变化特征可以分为3个时期:1990~1992年人均废气排放量随着经济发展持续增加, 1993~1999年, 人均废气排放量呈现微弱下降趋势, 曲线形状较为平缓;1999年以后, 大气污染随人均GDP的增加而有所恶化。分析原因主要是1999年后加工业企业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数量迅速增加的机动车尾气也是导致空气污染加剧的原因之一。
人均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U”型曲线的右半段状态, 随着人均GDP的增长, 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在经历平缓发展期后, 有了一个加速增加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后, 增加速度明显加快。
3 结 论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
(1) 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关系曲线并不呈现发达国家所描述的“倒U”型, 笔者认为由于不同研究选取的时间尺度、地域范围、环境经济指标等的不同, 标准环境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
(2) 吉林省目前的环境质量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且部分污染物恶化速度有增加的趋势, 虽然这符合工业化发展中期的特点, 但是,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 应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进一步加大环境治理投资, 完善“三废”管理政策;
(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还取决于一系列人为活动的影响。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不会自动发生[9], 它有赖于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政策的实施和技术进步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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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增长曲线 篇6
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转型的重要阶段,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连续25年经济总量蝉联全国第一,在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形成了高污染、高能耗行业以及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给当地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目前,广东省政府把环境发展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制定了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 ( 2006 - 2020) ,纲要指出要以建设和谐广东、绿色广东,发展循环经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生态保护,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随着广东产业升级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大力控制和治理,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气物的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广东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绿色广东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实际过程中是否存在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关系,从而在不防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改善环境质量。所以,研究广东工业“三废”排放情况与广东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态势,并分析其内在原因对广东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1 文献综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uznets于1957年在研究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时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2]。受他的启示,199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格鲁斯曼和克鲁格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程度很小,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有增长的趋势;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污染程度反而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其曲线形状像倒“U”型的曲线[3]。潘那约托借用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关系的研究所得到的倒“U”型曲线关系, 将该曲线 称为Environmental KuznetsCurve ( EKC) 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后,国外一些学者对它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1994年Selden等利用30个国家1973至1984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二氧化氮与人均GDP之间都呈现倒“U”关系[5]。1995年Holtz - Eakin等人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国外实证分析说明,在西欧、美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是普遍存在的[6]。
20世纪末我国的学者才开始着手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东部省份的经济增长同环境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EKC的倒“U”型关系。陈春华和路正南利用1998- 2007年江苏省的工业“三废”和人均GDP统计数据,建立经济模型分析得出工业“三废”三个指标中只有工业废水同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特征[7]。杨丽霞根据1981- 2006年的浙江省的环境与经济数据模拟发现浙江省工业“三废”排放量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呈现倒“U”特征,而是呈现出“N”型和同步增长的特征[8],环境污染也没有呈现出递减的迹象。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展重要省份的广东省,2013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同全球排名第15名的韩国GDP相当,在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广东面临着资源环境“门槛”限制,资源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广东较其它地区更具备夯实的经济基础和高速工业发展速度,可以从产业转型,制定环境保护政策等方面为其它地区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所以,在广东1980—2012年经济和环境数据的基础上,通过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广东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EKC曲线模型,为广东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环境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 广东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特征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共同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广东省GDP总量为62164亿元,是我国GDP唯一突破6万亿元人民币的省份,全国排名第一,同比增长8. 93% 。在广东省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广东省工业废物的排放量伴随着经济增长也在不断增加,例如2012年广东省废水排放总量高达83. 85亿吨,较上年增长5. 50% 。利用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指标进行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 广东省的工业“三废”变化趋势与人均GDP变化趋势大体相一致。广东人均GDP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1980年481元/ 人增加到2012年54095元 / 人, 年均增长 率为23% 。从1980年到2012年的32年来广东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生产总值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其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0—1996年,广东工业“三废”排放量同人均GDP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其中工业固体废料产生量16年来的年增长率为1. 4% ,工业废水排放量16年来的年增长率为1. 7% ,工业废气 排放量为9. 85% 。第二阶 段为1996 - 2004年,广东工业“三废”排放量同人均GDP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尤其是工业固体废料产生量增长速度较快,由1996年的1352万吨增长2004年2609. 22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9. 3% 。第三阶段为2004 - 2009年,广东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工业固体废料产生量从2004年2609. 22万吨增长 到2009年的4740. 9万吨,年增长率高达13% ; 工业废气排放量年增长率也出现了快速提高,年增长率高达12. 6% 。第四阶段为2009—2012年,广东工业“三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2009年开始广东工业“三废”中工业废水排放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2008年的21. 33亿吨下降达到2012年的18. 61亿吨,而工业固废产生量处于上升趋势,直到2012年才略有下降,从2011年6507. 86万吨下降 到2012年的5965. 49万吨; 广东工业废气排放量也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直到2012年才有所下降,2012年比2011年减少了8. 33% 。下面利用1980 - 2012年广东工业“三废”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构建广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深入探讨并分析广东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3 建立数据模型和实证分析
3. 1 指标、数据的选取
在广东企业生产、人民生活中会产生各种污染物,这种污染物会破坏环境,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广东环境污染物逐渐增加,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紧迫。环境质量应包含大气、水体、固体废弃物和土壤等在内的环境质量,既包括生态破坏也包括环境污染。但在现有的统计资料中广东省的环境污染物一般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增加,可以用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烟 ( 粉) 尘、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等相应指标作为工业污染物排放指标。构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模型的关键是环境指标的选取,这些指标不仅要体现环境质量还要具备可搜集性和流量性的特点[9]。虽然GDP总量等变量都可以看作经济增长的函数,但人均GDP能更真实反映经济增长水平,更具有说服力。所以,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广东省1980年以来人均GDP; 环境质量指标选取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 经济和环境相关指标的1980 - 2012年时间序列能够反映广东省跨越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特征,以上数据来自1981—2013年广东环境统计资料汇编和广东统计年鉴。
3. 2 模型的构建
在实证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自变量,环境质量指标为因变量构建函数,把经济增长指标做横轴,环境质量指标做纵轴进行曲线拟合,EKC拟合模型是二次函数模型Y = a + b X + c X2,还有三次函数模型Y = a + b X + c X2+ d X3[10]。借助SPSS软件,利用广东工业“三废”指标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采用一次型、二次型、三次型及指数等多种方式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发现三次回归曲线能更好反映广东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所以,最终选用三次回归曲线模型模拟广东省经济增长同环境质量的关系,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3. 3 模型拟合结果分析
由广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广东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广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这两个环境指标的曲线拟合系数大于0. 9,效果较好。其中,工业废气排放量的R2值为0. 97,说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97% 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解释;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拟合系数为0. 948,说明工业固体废气物产生量的94. 8% 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解释。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指标曲线拟合效果不理想,拟合优度R2仅为0. 586,但从二者的二次方、三次方模拟的结果来看,三次方模拟的拟合优度结果为0. 586优于二次方模拟的结果0. 583和线性模拟的结果0. 55,所以还是三次方程模拟的结果更好,三次方模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更强。拟合系数R2数值为0. 586,说明只有58. 6% 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可以由人均GDP来解释,其他因素如政府环境政策、环境法规等很大程度影响了工业废水的排放。从广东工业“三废”排放量以及产生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轨迹分析可以看出,并非传统的倒“U”型,并且三条曲线的形状各不相同。
如图2和图3所示,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拟合曲线呈现为倒“U”的右侧和正“N”的左侧相结合的曲线。U型曲线转折点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816元/人时,而“N”型曲线转折点为人均GDP37638元/人,广东工业废水排放量在这点之后呈下降趋势。广东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同人均GDP拟合图像呈U + 倒U型,尽管模型从统计学意义上解释了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之间的关系,U型曲线计算的转折点为人均GDP9139元/人,已达到达到转折点; 而倒“U”型曲线仍处于左半部分的上升期,还没有达到转折点。总的来说,在1980—2012年间,广东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拟合图像显示曲线呈现出上升态势,尤其是2006年以来上升势头更是明显。这说明广东目前仍处在工业大发展时期,广东工业中多数为传统工业企业,如电子电器、精密制造、纺织化纤、石油化工、机械加工等产业领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环境压力日益紧迫。伴随着广东工业化进程向中后期发展,广东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仍将持续增长,2009 - 2012年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出现加速上升趋势。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经济高速增长同环境持续恶化并存,因而呼吁广东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使广东省EKC的拐点尽早出现。
如图4显示广东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EKC曲线呈N型特征,在人均GDP达到9139元时出现转折,在这年广东工业废气排放量出现暂短下降之后又出现了上升趋势。1996 - 2012年一直处于增长期,2010年之后,广东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出现快速上升趋势,更接近于U型EKC的右半部分,2012年后仍保持较快速度增长的趋势。这与广东省能源结构中仍以煤炭型能源为主,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以及非石化能源使用率较低,同时与火电行业的锅炉污染和工业企业源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也有很大的关系。可见,调整工业能源使用结构,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有效控制工业废气排放量是减少当前广东省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目前,广东仍旧处于环境污染的高峰期,随着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广东正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工业“三废”排放量随经济发展仍将持续增长,这种“经济高增长和环境高污染”将持续。广东已跻身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创造经济腾飞奇迹的同时,也付出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水体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带来的隐形经济损失,正降低全球对广东经济今后可持续发展的信心。环境质量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改善,而应坚持环境质量提升与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紧密结合,重新定位广东发展模式和目标,通过制定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减少环境污染,防止广东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从而实现广东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掀起绿色广东建设新篇章。为了实现广东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提升同步增长,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 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广东应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例,优化第二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2014年,广东将发展航空、会展业、金融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为重点发展产业,加快以全国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基础、全力构建高端现代服务体系的发展思路,为广东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环境质量提升提供了现实支撑和良好保障[11]。
4. 2 加大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
广东政府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广东的环境保护政策,加大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废排放量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的力度,不断强化对工业“三废”的治理,才可能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建设生态型宜居城市; 实现广东节能减排,构建广东高端现代服务体系; 提高资源利用率,实施绿色产业计划,推行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制定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把广东建设成宜居宜业宜旅游的生态城市。
4. 3 不断加强环保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环境保护
广东先后制和修订《广东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三部地方环保法规,颁布实施《广东省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管理试行办法》,出台《广东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4部环保政府规章,公布实施《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18项地方性环境标准。广东不断加强执法力度,夯实环境质量防治的基础性工作,推进环境保护联防联控,提升环保监管效能,完善防控协调机制,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探索建立区域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倡导广东科学政绩观。
4. 4 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形成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能力增长曲线 篇7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是否导致了环境质量的恶化,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上世纪60年代,Simon Kuznets提出了一条关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形”曲线,后来Grossman和Krueger将该曲线引入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也呈现“倒U形”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假说[1]。EKC假说一经提出,它的研究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数据类型与计量方法的不同,EKC假说是否成立至今尚无定论[2]。
国外学者在研究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过程中,基本上都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普遍适用性。Selden and Song(1994)分析了1973~1984年30个国家的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排放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3],Grossman and Krueger(1995)研究时则选取了1977~1988年66个国家和地区的烟尘、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排放量指标[4],其结果大多都证明了“倒U形”曲线的存在。但是,大多数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过程中,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而是提出了其他类型的曲线。沈满洪、许云华(2000)分析浙江省工业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了“N形”曲线[5],梁四宝(2008)研究山西省时提出了“N形”和“直线形”曲线[6],而朱平辉、袁加军等(2010)综合研究我国30个省市时则提出了“倒N形”曲线[7]。
国内外对于EKC假说的不同研究结论值得进一步思考。常宁等(2010)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着一个适用条件,即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2]。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沈满洪等(2000)对1981~1998年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研究结果未验证EKC假说的成立[5],但这并不能对其加以否定。经过新世纪10年的快速发展,浙江省2009年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相比1998年翻了近两番,按照联合国衡量国家财富水平的标准,已达到了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基本上满足了EKC假说的适用条件。因此,利用浙江省的现有数据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其结果更具合理与科学。同时,目前浙江省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在全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探索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寻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首先用浙江省1986~2009年人均GDP与工业污染排放量的数据,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检验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然后根据经济增长作用于环境质量的3种因素,对影响浙江省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找出不同阶段下的主导因素;最后对浙江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1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1.1 指标选取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和国内外学者共识,依然选取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考虑到工业污染一直是环境污染的最主要因素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各自人均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共有8个指标)。数据时间范围从1986~2009年,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2 模型构建
根据国内外研究结果的差异和已有研究模型的比较,笔者首先构建了线性模型、二次曲线模型、三次曲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8组模型中三次曲线模型的拟合效果均最好,其修正拟合优度均要大于线性模型和二次曲线模型,但是三次曲线模型中一次项系数全部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笔者试图将三次曲线模型的一次项删去后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其拟合效果在8组模型中也均好于线性模型和二次曲线模型,同时方程F检验值和各项系数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为环境污染指标,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y1、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y2、工业废气排放量y3、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y4、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y5、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y6、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7、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8;x为经济增长指标,即人均GDP;b0、b1、b2为系数,ε为误差项。
1.3 结果分析
浙江省人均GDP与污染排放量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各模型的修正拟合优度均大于0.8,同时方程F检验值与各项系数均在95%的置信度下显著,拟合效果十分理想,说明本文选取的回归模型是准确恰当的。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将回归曲线用图形和方程加以表示(见图1)。
注:系数后带*的表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工业废水排放量(y1)及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y2)的回归曲线如图(a)、(b)所示,大致形状均呈现“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都在人均GDP 39000元左右,浙江省于2008年达到这一点(2008年浙江省人均GDP为42166元),目前浙江省已越过曲线的顶点,正处于顶点往下走的区域,预计未来将处于下降阶段。
工业废气排放量(y3)及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y4)的回归曲线如图(c)、(d)所示,大致形状均为“倒U形”的左半部分。曲线的转折点都在人均GDP 43000元左右,浙江省于2009年达到这一点(2009年浙江省人均GDP为44641元),目前浙江省刚刚越过曲线的顶点,正处于顶点缓慢往下走的区域,预计未来将处于下降阶段。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y5)及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y6)的回归曲线如图(e)、(f)所示,大致形状均呈现“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都在人均GDP 33000元左右,浙江省于2007年达到这一点(2007年浙江省人均GDP为37358元),目前浙江省已越过曲线的顶点,正处于下降的区域,预计未来将处于快速下降阶段。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7)及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8)的回归曲线如图(g)、(h)所示,大致形状均为“倒U形”的左半部分。曲线的转折点都在人均GDP 50000元左右,虽然浙江省在2009年未达到这一点,但其在2010年到达该点(浙江省统计局已公布全省2010年人均GDP为52059元),目前浙江省正处于曲线顶点的附近区域,预计未来将会逐步缓慢下降。
综合图1中的所有曲线图形,可以得出以下3点结论:
(1)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形”曲线的关系。本文所选取的8个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的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均十分理想,曲线类型均为“倒U形”,只不过浙江省有几个环境污染指标目前才度过了“倒U形”曲线的左半部分,从长期来看,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2)浙江省环境污染状况正处于“倒U形”曲线顶点的附近区域,大部分环境污染指标在缓慢下降,但少部分环境污染指标还有缓慢波动上升趋势。该阶段是十分危险的,需要依靠政府切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来度过这一阶段,从而顺利进入快速下降阶段。如若不然,缓慢下降的环境指标有可能会倒转上升,缓慢波动上升的环境指标有可能会继续上升。因此,政府切实有效的政策对于目前以及未来浙江省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3)经济增长对于环境污染的总量和人均量的影响是无差异的。文中4个环境污染总量指标与其对应的4个环境污染人均量指标,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当中的主要原因是,相比经济增长率与环境污染变化率,人口增长率相对是很小的。
2 浙江省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前面分析确定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下面探寻存在这一关系背后的原因,试图找出经济增长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2.1 理论分析
学者们在解释形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机制时,主要是从经济增长作用于环境质量的3种因素来分析:规模、结构、技术。(1)规模因素: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增加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产出的提高意味着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增长,从而使得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因此规模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呈正相关。(2)结构因素: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使经济结构产生变化,当经济发展从初期的农业为主升级到高速发展且伴随着重污染的工业为主,最后又逐渐地转向信息集中的第三产业,这一过程将会导致环境质量的先下降后上升,因此结构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形”关系。(3)技术因素: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会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种形式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从而提高了环境质量,因此技术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呈负相关。这3种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以用图来说明(图2)。规模因素使得环境污染水平单调递增,结构因素使得环境污染水平先上升后下降,技术因素使得环境污染水平单调递减。“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理解为,是由图2的3条曲线叠加而成的,曲线的左半部分是规模和结构因素起主导作用,曲线的右边部分是技术和结构因素起主导作用。
下面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实证检验浙江省影响其环境污染的这3种因素,并试图分析不同阶段下的主导因素。
2.2 实证检验
2.2.1 指标选取
考虑到前文环境污染指标中以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为主,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个指标来衡量规模因素;选取工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2个指标来衡量结构因素;选取亿元生产总值能耗、外商直接投资2个指标来衡量技术因素。亿元生产总值能耗越低,说明企业节能减排技术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来说存在技术外溢效应,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能够提高当地的环境质量,但是FDI也有可能对环境存在负面效应,发达国家的污染性企业若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会降低当地的环境质量,通过下文分析可以判断其总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原始数据同样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范围仍然为1986~2009年。
2.2.2 模型构建
以影响因素指标为自变量,环境污染指标为因变量,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yi为环境污染指标,具体指标同上;x1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x2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x3为工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x4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5为外商直接投资,x6为亿元生产总值能耗;b0、b1、b2、b3、b4、b5、b6为系数,ε为误差项。由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涉及多个自变量,自变量的单位不同,数据大小差异往往也很大,因此不利于在同一标准上进行比较。为了消除量纲不同和数量级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回归分析之前对样本数据作了标准化处理。
2.2.3 结果分析
考虑到自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了逐步回归法,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衡量规模因素的2个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x2)正向显著影响了4项环境污染指标,说明经济总量的增大的确增加了环境污染,然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x1)却反向影响了5项环境污染指标,这可能是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更有实力、更注重控制环境污染问题,或者随着规模以上企业数的增加和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可能会把清洁生产技术作为一种竞争手段,从而降低了环境污染;衡量技术因素的2个指标中,亿元生产总值能耗(x6)正向显著影响了4项环境污染指标,说明节能减排技术的提高,导致能耗降低,从而减少了环境污染,然而外商直接投资(x5)正向显著影响了6项环境污染指标,说明FDI的环境负面效应远大于其技术外溢效应;衡量结构因素的2个指标中,工业生产总值比重(x3)仅仅微弱地反向影响了1项环境污染指标,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x4)却正向影响了3项环境污染指标,与预期结果不符,原因可能在于产业内部结构较差,第三产业中知识信息密集型行业比重较低,导致结构因素的作用不显著。从上述结果可知,浙江省在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上升阶段,规模因素起主导作用,在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下降阶段,技术因素起主导作用,而结构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
注:表中显示的参数估计值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未显示的表示未通过检验。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浙江省1986~2009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说明,浙江省在样本期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这既检验了达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前提条件存在的合理性,又证明了EKC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但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形”曲线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需要积极的人为努力,尤其需要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规模、技术和结构因素对浙江省环境污染的作用并不一致,这就需要政府制定多种相应的环保政策,以促进环境质量的提高。
根据上述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了促进浙江省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1 加大环保措施力度,注重经济效益提升
虽然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目前浙江省大多数环境指标正处于曲线顶点的附近区域,若没有政府部门切实有效的环保措施的保障,环境污染排放量就有继续增长的可能。经济增长的规模因素中,经济总量的增大会显著地提高环境污染程度,而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的增加,却可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目标和各种政策措施时,一方面要由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向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转变,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规模以上企业的培育和发展,从这样两个方面来控制规模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3.2 优化产业结构,挖掘节能减排潜力
研究结果表明,结构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应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在积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同时要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行清洁生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总之,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转变,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环境质量。
3.3 优化投资环境,强化绿色招商引资
研究发现,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负面效应远远超过了技术外溢效应。因此,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的软硬环境,尤其是要营造一个绿色环保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要在招商引资时,注重选优引优,对于清洁环保、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要大力引进,而对于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外资企业则要拒之门外。
3.4 加大科技投入,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环境质量
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能够显著降低生产总值能耗,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因此,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有效降低能耗和污染水平。从长远来看,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始终是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根本之策。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符合中国的情况,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首先运用曲线拟合法分析了1986～2009年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多元回归法探讨了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在样本期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验证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研究发现,浙江省在污染量上升阶段规模因素起主导作用,在污染量下降阶段技术因素起主导作用,而结构因素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目标和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时,要由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向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转变,以降低规模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科技投资,以加强结构和技术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浙江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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