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价值

哈佛的价值（通用8篇）

哈佛的价值 篇1

1. 缘起——从合作研究到联合教学

中国的农村充满诱惑力,它广袤、丰富以及应该去填充的一些空白,让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去思考和行动。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发展与建设的一次“重大行动”。

而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则无疑是我国的规划体系对前述国策的积极响应。立法首次明确把村庄纳入规划,标志着中国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规划制度,进入城乡统筹的规划管理新时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于农村的关注和研究,成为规划师的明确而且迫切的课题,这也同样要求规划教育的及时调整。“城市规划专业”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否有着和“城市规划法”与“城乡规划法”之间的某种相似的区别?虽然专业名称的调整并不比有序的农村规划建设行为的及时展开更加迫切,但至少,对规划师的专业培训,则是必须尽快进入“城乡统筹”。

植根于珠三角这片总是有着快速行动能力土地上的华南理工大学,在2006年初便开始了在新政策和新背景下的农村规划研究和建设实践,并尝试用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模式,将农村规划纳入规划专业的教学体系。

2 0 0 8年6月,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raduateSchool of Design,Harvard University)提出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课题联合开展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哈佛对中国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农村建设的及时关注,反映了这所名校的敏锐的全球视野。珠三角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让哈佛把研究对象放在了南中国这片极具代表性的土地上。

“华南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联合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不同类型的村庄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对典型村庄的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生活空间及城乡关系等进行系统研究。

经双方商定,本次合作研究是一次分阶段的长期性研究,时间大约3～5年,研究范围从广州番禺入手,逐步扩大到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而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决定在这次合作研究中开展多种形势的联合教学,以期探讨不同教学手法和规划思维在中国新农村规划这一新领域的有效合作。

2008年6月～2009年6月,双方开展了第一阶段的合作研究和联合教学。而以下,则主要记述这次非常有意义的联合教学的相关情况和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2. 课题选择——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岭南村庄

本次联合教学入选的两条村——龙美和下坭,是在2008年广州市番禺区新农村规划中,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受委托的一个包组中的六条村中,经过中美双方多次踏勘和比较研究后,选定的研究对象。可以说,这两条村作为此次农村规划联合教学的研究对象,有一定代表性、特殊性、互异性和可比性。

龙美村是一个非典型的工业村。其普遍性在于与珠三角的许多工业村一样,历史上形成了其特有而稳固的产业——游戏机(曾经也包括赌博机)的生产、加工、销售业。这个所谓的动漫产业,支撑起了整个村域的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相应的空间需求(居住和商业),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原有村民通过大规模高强度新建改建住宅获得大量收益。同时经济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环境与空间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其特殊性又在于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制造业聚集区。在经历了最初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后,游戏机的销售业逐步在村中产业体系中占据了最主要地位,并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甚至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发。许多乡镇县城时时期待的“退二进三”早已在这里先行上演(图2)。

下坭村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业村。尽管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却面临着许多与内陆农村同样的状况: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农业发展条件和空间的逐步萎缩、土地资源不时面临着外来的侵占风险、生活条件与现代化程度落后,而同时其依然纯正的田园风情、淳朴的乡里民风、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又足以让来到这里的人相信城市决不是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当然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下坭更为迫切的需求,而其同时也面对着自上而下动力的缺乏。在已经见识了珠三角其他大量农村城市化的种种现实矛盾后,在下坭看来,没有哪一种发展模式一定能说是绝对光明的康庄大道。然而对村庄发展可能性理解的不同,可能换来乡村慢调生活的保留,也可能导致各种发展机遇的错失(图3)。

3. 联合教学——思维与方法的碰撞

3.1 联合教学安排

本次联合研究哈佛大学主持老师为Professor.Margaret Crawford及Lecturer.Marco Cenzatti,他们获得了一个亚洲研究基金的相关支持,并把这一课题安排为其设计研究院研究生的一门选修课的研究课题,因此,其学生由规划及景观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其学生的研究设计成果作为该选修课的课程作业。

而华南理工大学则希望参与本次联合研究的学生由研究生和本科生共同组成。

按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规划教学体系的设置,规划专业本科阶段在第四年开始规划设计课的培训,四年级为修建性详细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课程,五年级上学期为总体规划课程,下学期为毕业设计。我们不希望本科生参加对正常教学有影响的联合设计工作坊。因此,我们安排参加这次联合教学的本科生为毕业设计的一个小组,联合教学的设计工作坊作为该小组毕业设计的一个教学环节。而参与该联合教学的研究生则将课题与与其研究方向相结合,并在本次联合教学结束后递交相关的课程论文。

以农村规划作为联合教学的内容,对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是第一次,同时以此作为规划专业毕业设计的题目,也存在本科毕业设计教学标准与联合研究之间的协调问题。

农村规划作为在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尚待完善的领域,本科生以此作为毕业设计,必然要对成果完成的方法、深度进行探讨,而哈佛方面则对中国农村存在较多领域的陌生,他们的学生可以做何种形式和深度的研究,其实也很难把握。这样的联合教学,相对于华工建筑学院已经开展多次的以具体的建筑和城市地段为设计对象的联合设计教学来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共同教学方法的探讨。

2008年6月～2009年3月是本次联合教学的第一阶段。哈佛的主持老师两次来到广州,确定了具体的研究对象,并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相关规划做了较多的了解和研究,并在华工举办了他们的主要规划思想的讲座。而华工方面则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并以教学讲座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农村规划的政策、法规和规划方法的补充教学。同时双方建立了联合研究工作组的交流网页,定期进行相关资料和研究心得的交流。

2009年3月～2009年6月是本次联合教学的第二阶段,哈佛的课程设计在本学期开始,而华工的毕业设计也将在这个学期完成。在此期间,将安排双方师生的互访,2009年3月,哈佛团队来到华工,为期一周,和华工团队一起制定工作框架、完成现状调研和初步方案;2009年3月～5月,双方团队完成各自的规划成果;2009年5月,华工团队到哈佛,交流双方的规划成果,并举行作业评展。2006年6月根据双方交流沟通的结果,完善各自成果。由于H1N1流感的影响,华工团队的哈佛之行未能成行,哈佛再次来到华工进行交流,并向下坭和农美村汇报规划成果。未能完成双向互访,这是这次联合教学的遗憾,但双方学生最后向两个村的联合成果汇报,则在成果内容和汇报方式上完成了非常有意义的现场交流。

3.2 联合教学现场

(来源:GSD,Harvard团队成果)

(来源:GSD,Harvard团队成果)

2009年3月,哈佛的师生来到广州,与华工的师生开展为期一周的联合设计工作坊,这是本次联合教学的重要环节。

这一过程包括相关理论知识和政策法规讲座、驻村现状调研和初步成果设计。

尽管有一定的前期准备,但哈佛的学生对研究对象及相关背景是相对陌生的,中国学生尽管对研究对象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对农村规划并没有过具体的教学培训。理论和研究设计方法的教学是同时进行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哈佛的学生对中国相关农村政策的理解是相对困难的,这一点或许是规划专业的国际联合教学与建筑学专业的根本区别之一,这也直接导致了两校学生在之后的研究和设计成果的关注点不一致。当然,这样的不一致,也正是联合教学的意义所在吧。中国农村有着极端丰富和复杂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生存方式也千差万别,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要在短时期内完成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提出有建设性的规划方案都是不容易的。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复杂与困难,让学生可以在更多层面学习、交流和碰撞,而双方的老师,也可以对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进行有效探讨。

驻村的现场调研是按专题分组进行的,每个小组都是有哈佛的学生和华工的学生共同组成,双方的主持老师也同时驻村。每个组的学生都根据各自的专题准备了细致的调研提纲,并在每晚开会,汇报各组的调研情况。这一过程对哈佛的学生是新奇而困难的,他们尽管有中国学生做翻译,但语言的障碍让他们直接获得的信息还是相对有限的,但他们以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为切入点的观察方法,对中国学生是有一定启发的。中国学生因为相对熟悉而容易忽略细节,而“自上而下”的思考习惯,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一些“自下而上”的改变。

现状调研以后,双方师生讨论了基本的工作框架。尽管有一致的研究目的,但双方的教学题目的差异,还是导致了研究框架的差别。这在最后的成果里都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2009年5月,哈佛团队再次来到广州。双方交流了各自的学生作业,并结合双方成果制作了两个村的汇报成果。向两个村的成果汇报是由双方学生共同完成的,而听取汇报的人包括了村领导和普通村民。哈佛的学生们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关注点和村民的关注点有较大的差距,而中国学生则发现自己不能有效的解决已经看到的问题。

4. 成果——不同方式的探讨

华工的成果主要包括专题报告和两条村的规划方案。专题报告主要在三个方向展开,分别是城乡关系、经济发展和生活文化,分别就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内外关系、农村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可能性以及农村的日常生活模式节奏展开调查研究,并通过一定的背景理论学习和田野调查分析,使得学生们对当前珠三角地区不同农村的发展现状,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在此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学生们分别为两个村编制了一套与广州各区县本轮村庄规划不同模式的规划方案,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展开:

宏观层面侧重于村庄周边与外部环境的区域性规划研究,例如在广州南拓的进程中,大量的基础和公用设施的建设以及人口的集聚,所导致的龙美村周边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临村的竞争,其相应可以采取的策略;而相对偏远且未处在城市化大规模推进地区的下坭村,则如何通过与周边的村庄联合发展乡村旅游以谋求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平衡。

中观层面侧重于村庄用地与空间的控制性规划研究,例如龙美村在面临发展机遇与土地资源稀缺、权属分散等矛盾中,如何合理利用现有政策,并通过制度和规划管理方法创新,以在现有条件下争取土地的有效管理和高效利用;而下坭村则考虑如何通过用地的整理、功能的调整以及服务设施的完善,实现其乡村旅游与农业协调发展的宏观目的。

微观层面侧重于村庄环境与景观的修建性规划研究,例如龙美村在中观用地空间安排的支持下,重新组织村域的空间形态秩序,适当舒解其过分拥挤和高强度开发的旧村,打造富有吸引力的商业街和村域公共活动空间;而下坭村则以塑造岭南风情旅游村庄为目标,提出现有农村的整体环境、民宅立面及景观形象等方面的具体整改措施。

学生们希望通过这三个层面形成层层相依、前后相继、清晰完整的规划思路体系。以区别于本轮农村规划方案主要侧重于单纯的物质形态空间规划设计,以及被动地应对国土规划等制度与环境限制。这两套方案在规划研究的深度、逻辑、方法层面都有了一定的推进,但由于追求规划逻辑体系的完整,暴露了学生在知识结构和规划方法上的一些欠缺,使规划的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一些错误或深度不够(图4、5)。

(来源:华工建筑学院团队成果)

(来源:华工建筑学院团队成果)

哈佛的成果总体来说是两位指导教授的everyday urbanism的规划思想在中国的应用与探索。与中方追求完备与全方位的规划目标不同,美方更注重村庄日常生活、村民自发性和自下而上的生活改善机制,当然这也与其对中国农村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认知角度和深度有关,与村庄这种聚居形式在中美两国产生的根源和实际的组织发展形式的不同而带来的理解差异有关。

对于龙美,美方的学生首先还是考虑通过绿化、入口节点、休闲空间与公共空间等方面的改善来提高整体空间环境的品质和产业发展条件,同时关注如何以现有产业为基础,提高本村村民和外来人口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对于下坭,美方的学生们同样也关注下坭的农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以及通过营销下坭的生活方式来创造下坭发展的条件。同时,对与下坭日常生活悉悉相关的整体空间结构、各种空间节点都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改进的设想。但由于学生们对中国农村相关背景了解的不够,以及现状调研深度的限制,使他们的设计有较多的主观性,而缺少较好的实操性(图6、7)。

5. 思考——可延续的合作

应该说,双方的成果是互有启发的。中方的成果虽然是对现有实践层面的农村规划的一些反思和改善,但仍然是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中较为主流的一种思路与方法。这种对于新兴学术领域的探索方式,是城市规划在中国的教育与实践向美方的直接展示。而哈佛两位老师的everyday urbanism作为美国城市规划领域中的一种思想,也让中方领略了美国城市规划学术流派的多样性,提示我们在自上而下城市规划主导的局面中如何更关注普通民众的实际需求,如何以各种方式实现城市规划的人文关怀。

当然,联合教学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设计成果的互相提示,最重要的还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的深入沟通与互动。而对于华南理工大学来说,如果我们不想把华工建筑学院变成留学基地的话,我们自己必须成为国际性的教学和研究基地,这成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所以,这一次以新兴的农村规划为切入点的国际联合规划教学,是一个起点,但它更应该是一种可延续的合作。

(来源:GSD,Harvard团队成果)

(来源:GSD,Harvard团队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2005,北京.

[2]陈前虎,《城乡规划法》实施后的城市规划教学体系优化探索.2009,规划师.

哈佛的价值 篇2

“核心课程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其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其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外国文化、历史学、文学和艺术、道德伦理、定量推理、科学和社会分析组成了哈佛的七大“核心课程”。以“道德伦理”课程为例,所给的课程包括《民主与平等》《正义》《自我,自由与存在》等14门课程;而“科学”课程则包括《宇宙中的物质》《爱因斯坦革命》《环境的风险与灾难》等11门课程。

刘瑜对“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印象至深,在这份名单里,她感兴趣的就有37门之多。“对于一个求知欲旺盛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让你举着筷子,却不知该从何下手”。作者也因此发出心声:不知道我们的清华和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迈出人生中重要一步的18岁的青年,开出上述37门课中的几门?

我是一名高中教师,对于当前国内大学的课程设置知之甚少,但对于高中的课程改革还是略知一二的,尤其是我所任教的复旦附中。众所周知,复旦附中被誉为沪上最像大学的一所高中,“学在复旦附中”成为初中优秀毕业生的向往。我相信,不大的校区之所以有如此魅力,追求的一定不是“大楼之大”。复旦附中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学校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视拓展型、研究型课程的个性化、特色化和多样化。建校至今,不断通过适当的途径引导学生感受复旦附中的文化积淀,学习复旦附中特色课程,进而提升着学生们的综合素养。

2010年以来,为进一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复旦附中的校本课程建设最终确定了八个板块的核心课程,这个涵盖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的课程框架,突出“以兴趣促进学生,以理趣启发学生,以情趣打动学生,以知识丰富学生,以能力提升学生”的课程思想。其意图是让学生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的“地图”印在脑海里,以后走到再偏僻的道路上,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课程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完善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无论是哈佛大学的七大“核心课程”,还是复旦附中的八个板块,其差异也许仅在于层阶不同而已。对于基础教育而言,一所高中的学校精神的本质,一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如何深奥,而恰恰是如何恢复学生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意犹未尽地、孜孜不倦地追问关于精彩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和社会之奥妙。我们基础教育需要造就的,应该是康德式的天真、达尔文式的天真、爱因斯坦式的天真、雨果式的天真等。

哈佛的价值 篇3

演讲时间：5月26日

——中国大陆第一位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何江的励志演讲稿

The Spider’s Bite

蜘蛛咬伤轶事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 I ran to my mom for help—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 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and ignited the cotton. 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 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 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urn - 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om put out the fire.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You see, the part of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 time pre-industrial. 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 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 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ve access to modern medical resources. 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 about my spider bite.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grasped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 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a spider’s venom is simply a form of protein. It’s cool how that folk remedy actually incorporates basic 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 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 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 at the time?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 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my hand is fine. 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 to be troubled b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have learned to edit the human genome and unlock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 progresses. We can manipulate neuronal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a light. Each year brings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exciting, 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s.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ve amassed, we haven’t been so successful in deploying it to where it’s needed mos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wel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 $2 a day. 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 children annually. 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 All over the world, we constantly see these problems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 impeding the flow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Lifesaving knowledge we take for granted in the modern world is often unavailable in these underdeveloped regions.And in far to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 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 in simple, yet profound ways. The bird flu pandemic in the s looked to my 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 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 half-measures to offer. What’s more, farmers didn’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on cold and flu; they didn’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was much more lethal than the common cold. Most people we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could transmit across different species.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So when I realized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ing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 I could help make this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 moment as a budding scientist. 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 inflection point in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 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 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 probably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s and big adventures that await us. As 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 My experience here 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 to those who need it. 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ould probably bring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 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ke!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or not?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More than ever before,our society emphasizes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 should be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where it’s needed. Changing 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has to find the next big thing. It can be as simple as becoming better communicators, and finding more creative ways to 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the farmers in their local community. Our society also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rk to bring this into reality.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ho is bitten by a spider will not have to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k a doctor instead.

哈佛大学那些怪异的教授们 篇4

像著名的思想家、让学生痴迷的“名嘴”爱默生就是讲课的教授;劳伦斯和吉尔伯特就是做研究的教授，他们一个捣鼓出了原子弹，一个发现了DNA。

我做访问教授主要是写书。美国大学很重视著述，不论是哪类教授，如果没有新著述都做不下去。因为你就是讲课也不能按前人的旧章照本宣科，必须有新的创建和思考，通过著述进行思想的结晶，成为后人能踩蹬到的前进的垫脚石。

荣誉教授有的是有所成就，有的是做了捐赠。可是要做哈佛等名校的荣誉教授，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名有学问。里根很有名了，总统图书馆不光意味着一大笔钱，里面还保藏了研究里根时代遗产的珍贵史料，包括里根政府的所有机密文件。但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拒绝里根成为本校的荣誉教授，因为他有钱有名没学问。

有个请我做客的教授叫理查，是教人类学的———我定性他为“学者型教授”。他家在西雅图海湾旁的山上，落地窗外的后院连接着山林，屋前的树上挂着喂蜂鸟的食筒。理查还把食物丢在后院，喂每天按时来就餐的野狸猫，并且一一叫出他给每只狸猫起的名字。

后来院长秘书告诉我，理查和他太太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国际学生周末常去聚餐的教堂的主要赞助人。在每个感恩节他们都会请家不在本地的教授去家里做客。

吃饭前，我们站在他家能俯瞰海湾大桥的阳台上，欣赏落日余晖下宁静的海湾美景。我用老愤青时代和军旅经历养成的习惯性思维开玩笑地说：“要是在这里架一门炮，就能控制下面的大桥。”

理查太太呆呆地看着我倒抽冷气，用典型的教徒的慈悲口吻说：“先生，您哪来的这种邪恶的念头?”

我们一面吃饭一面闲聊。聊到中美人口对比时我惊讶地发现，理查和其他几个在座的教授面面相觑，都说不出美国人口有多少，倒是我这个外国人把数字说出来了。

这是一个大区别。我们国家的教授可以对专业学问钻研不深，对国事政治却不能怠慢。他们的教授只关注自己的学科，对国家大事不了解并不觉得丢脸。

在座的另一位是我定性的“官员型教授”。他不知道美国确切的人口数，但是一提起联邦政府的内部运作，就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本来是学者，后来去老布什政府做了几年官，卸任后应聘来讲政府关系。那也不像是咱国家这样的“安排”，也是合同关系。美国大学里有不少前政府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因为政府喜欢用学者，所以学院也喜欢有“实战”经验的官员型学者。

在座的还有两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是文学院的教授，因为大家谈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针对政府的激烈评论，我定性他为“刺头教授”。另一位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历史学教授，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脸型，典型的欧洲人的白皮肤，寡言而忧郁。理查告诉我，那位教授因为反对英国政府，同情爱尔兰共和军，从而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把他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的教授”。

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大学在我们看来很奇怪：它是英国的坚定盟友，但是又庇护受英国迫害的政客教授;派兵辛苦地打阿富汗，又请阿富汗的教授上课，天天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我开始认为这是他们为了坚持自由理念而不得不承受的纯自我牺牲，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做其实很实惠：首先，美国及其大学作为思想自由的最后庇护所，吸引了全世界大量的人才，连爱因斯坦都是因此逃来美国的;其次，这些刺头和不同政见者带来了尽管激烈，但毕竟是不同的思维，谁又敢说这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呢?

那一天我意识到，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兼顽固“邪恶”的无神论者，也是端给学生的“大拼盘”上的“一道菜”。

张杨:“哈佛男孩”的国际化人生 篇5

从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生到清华大学硕士,从“新东方优秀教师”到哈佛大学硕士,从一个中国普通小镇上的高中生,到今天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中国人”,张杨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年轻的战场”上,每个人都可以很精彩!

2010年9月15日,“哈佛男孩”张杨来到重庆巴蜀中学,开始了他的全国校园巡讲。张杨和1 000多名学生面对面,讲述他的青春梦想、他的挣扎彷徨、他的成功与成长。

清华几乎摧毁了他的“精英梦”

高中毕业时,张杨给自己定了个“不太切合实际”的高考目标:清华大学。成绩不算特别突出的他,做出这个选择主要源自母亲从小灌输的精英教育。一直被“考试波浪起伏”(病征为相邻的两次考试成绩会走极端)困扰的他,在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考中,以“坚决不要考好”的信念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全校第四名。

结果,高考时“悲剧”真的应验了,他的数学考出了一个非常差的成绩,清华就这样和他失之交臂,他最终进入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

看着很多同学都考入一些很“牛”的学校,这种反差反倒让张杨有了很强的危机感,大学4年一刻也没闲着,学英语、参加比赛、到别的系蹭课,不知不觉就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这时的张杨有3个选择:考研究生,申请法国留学,成为湖北省外事办的一名公务员。4年前的高考之痛,让张杨选择了考研,目标清华。

一路过关斩将,张杨最终笑傲群雄,从此,别人介绍他的时候总会刻意强调,这是“清华的研究生张杨”,然而,刚刚开始膨胀的虚荣心,转眼就输给了现实。常常透支的餐卡和羞涩的口袋,时时都在提醒着他,再牛的“名校精英”也得如常人般吃饭穿衣。暑假赚的1 000元已经所剩无几,每个月350元的补助总是接不上趟,那时,张杨能做的,就是把每天的开支压缩在15元以内。

与窘迫的生活相比,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学业。本科时,最让张杨自豪的就是可与英语专业学生媲美的英文水平,在清华新生的英语分级考试中,只有考到90分以上才能免修英文,他带着舍我其谁的架势走进考场,结果却是,“免修”的学生一大片,唯独他榜上无名。

初入清华,用张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精英感’被拮据的生活慢慢打碎,而被打得更碎的,是积累了4年的自信。”重归现实的他,开始找到那些免修的同学讨教经验,每天晚上坚持听CNN英语新闻,周五到人民大学英语角练口语。别人的研究生生活都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张杨却比上本科时还要忙还要累。

第一学年结束,他的英语口试和笔试都拿到了满分,尤其是口语,把考官彻底震住了。

面对拮据的生活,22岁的张杨思考着得自己去挣钱。他在新东方找到了工作,做英语培训老师,一个班教下来,能净收入8 000元,让他立即“脱贫”。在新东方,张杨工作了三年,除了赚够以后的留学费、生活费、旅游费外,剩下的钱还能在北京买上一套价值不菲的房子。

在差一点击倒自己的地方,张杨把自己炼成了一个真正的精英!

为哈佛放弃百万股票期权

在新东方,张杨曾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教师”,也被学生评出过最低分。丰厚的收入,让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很奢侈。他曾在一次外出讲课的间隙,逛街时把“杰克·琼斯”专卖店里的衣服,每个样式都豪爽地买下一件,颇有一掷千金的豪迈。

当他不再为钱担心发愁的时候,这样的生活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吗?如何让这些钱花得更有意义?

留学,去世界一流大学!

在清华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张杨再次做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他首选的留学目标是剑桥大学。膨胀的自信加上老师的鼓励,让张杨觉得考取剑桥不过是囊中取物。然而,三次报考雅思,三次失利,张杨的剑桥梦破灭了。

而大三时就开始学习的法语,成为张杨的一线希望,他重新开始学法语,骑着简陋的自行车,到北大法语系的教室做旁听生。一年之后,他选择了法国名校“巴黎高等政治学院”,递交精心准备的材料、面试时对答如流、与主考官愉快地交谈……张杨找不出自己不被录取的理由,结果,录取名单公布了,张杨没找到自己的名字。

更受打击的是,不甘心的他又继续申请了几所更差的法国学校,连这些之前根本没看上的学校,也拒绝了他。对张杨而言,这是最铭心刻骨的一次打击,此时距他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他几乎到了崩溃边缘。

为了帮助张杨走出低谷,导师建议他申请“清华路透实习奖学金”,或许能遇到一些新的机遇。在路透社,长期和来自英美名校的人一起工作,因为一次翻译的机会,张杨有幸结识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并以他出色的表现得到长期担任美国大使馆翻译的机会。和这些深居简出、略带神秘的美国使馆高级官员在一起,一个新的想法在张杨心中萌生出来:何不申请美国学校?

那一年的6月,张杨疯狂地准备托福和GRE、寄发申请材料,该做的都做了,疲惫到极点的张杨静待命运的安排。最终,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等7所美国著名大学向张杨寄出了录取通知书。

2006年3月14日,他最神往的哈佛大学,也张开了欢迎他的手臂。9月上旬,张杨办理好了新东方的辞职手续,踏上了去美国的飞机。9月中旬,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中间短短10天的间隔,意味着,张杨主动放弃了他在新东方工作4年应该得到的价值百万的股票期权。

“God closed a door and will open another window foryou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在另一个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面对很多人的疑问,这是张杨的回答。

做一个“国际化的中国人”

与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张杨可是带着自己工作积攒下的大把美元登陆哈佛的。美国大学生一个月的零花钱不过500美元,而张杨带了一万,这些钱足够他在留学的第一年,双倍地享受生活。

然而,张杨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一边上学,一边到学校的图书馆勤工俭学、教美国孩子学中文、做留学咨询、当广告公关、做会议企划,再加上每学期7 000美元的奖学金,他的哈佛生活实在是很“富有”。

即将从哈佛毕业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每个选择都很诱人:可以重回新东方;可以到美国的咨询公司,年薪逾80 000美金;或者用自己的积蓄创业,开一家留学咨询公司……

张杨却再次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他走进了美国一所百年私立中学Worcester Academy,成为该校第一位来自亚洲的雇员。

面对许多人的不解,张杨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希望在亲历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之后,再亲历美国的基础教育。现在,张杨是一家著名教育集团的美国中心总监,Harvard China Review中国区经理,他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学生融入世界。工作之余,他也没有忘记享受生活的乐趣,计划每年和妻子一起游历10个国家,体验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哈佛的价值 篇6

FIELD课程的背景

1.美国商学院的改革

近年来, 全球商业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企业的分层体制减弱, 具有更简洁的管理结构;企业变得更加全球化、技术型和创业型;服务和知识产业已经超过了传统制造业。这些变革对商学院提出了挑战, 商学院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培养成功引领21世纪的企业所必需的技能。[1]对此, 美国许多商学院给予了积极应对。如弗吉尼亚大学的达顿学院 (Darden School) 在其MBA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中设置了模块课程 (modular courses) ;密歇根大学的罗斯学院 (Ross School) 在其教育计划中加入了体验学习;沃顿商学院提供终身免费的高级经理教育 (execution education) 课程;斯坦福、哈斯、哥伦比亚和耶鲁商学院等也在实施MBA教育改革。[2]

2.哈佛商学院的反思

2008年, 哈佛商学院举行了100周年庆典。时任哈佛商学院院长杰·莱特 (Jay Light) 委任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加文 (David Garvin) 和斯利坎特·达塔尔 (Srikant Datar) 调查MBA教育。借助庆典, 加文和达塔尔组织了两场有关“MBA教育的未来”的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空前召集了商学院的院长、企业招聘人员、高管;第二次会议会聚了100多位哈佛商学院教师。

会议提到一种担忧:哈佛商学院的一些案例已经退化为“问题模式, 勉强地讲授技术能力”, 而不是将这些技能置于一种“更广泛的公司和行业背景”中。因此, 会议建议哈佛商学院进行课程改革, 加强学生的领导力发展 (leadership development) 、全球化和体验学习 (experiential learning) 。[3]这些观点最终都包含在《反思MBA:处于十字路口的商业教育 (Rethinking the MBA:Business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 》一书中。

根据会议建议, 前院长杰·莱特成立了教师委员会, 委派教师委员会负责评估各种提议, 包括哈佛商学院50个教师的提议。

3.诺利亚院长的推进

2010年7月1日, 尼汀·诺利亚 (Nitin Nohria) 担任哈佛商学院第十任院长, 继续支持有关课程改革的工作。2011年1月19日, 哈佛商学院教师对是否开设FIELD课程进行投票, 最终绝大多数人投票赞同。此后, 哈佛商学院副院长杨米·穆恩 (Youngme Moon) 与由弗朗西斯·弗雷 (Frances Frei) 教授领导的10个成员的教师团队合作, 为FIELD课程设计和开发所有的教学资料, 使FIELD课程于2011年9月顺利开始实施。

FIELD课程的内容与实施

FIELD课程属于必修课, 持续一年时间, 位居MBA一年级学生所修的11门必修课之首, 主要分为3个模块:

1.FIELD1:领导力智能

领导力智能 (Leadership Intelligence) 模块中, 学生被分成每6人一组的团队。学生团队在被称为“蜂巢”的教室中, 召开互动性的研讨会。通过团队反馈和反思, 学生锻炼自己交流、倾听和情绪感知能力, 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强势、弱势和需要改进的方面, 更加了解自己的领导方式。

为了给约900个学生同时进行小组练习提供场地并使教师随意地在团队中走动, FIELD需要一种新型的教室。哈佛商学院创建了一个由20个人组成的团队, 经过计划、商讨, 斥资2000万美元, 整修了原来的贝顿纪念堂 (Batten Hall) 。第一层是新的哈佛创新实验室 (Harvard Innovation Lab) , 向当地企业、非营利机构、创业者以及大学里的公司开放, 为他们提供资源和探讨问题的场所, 同时也便于有创业专长的校友与商学院和学生联系;第二层和第三层有10个独特的教室隔间, 称作“蜂巢”, 椭圆形的蜂巢中, 有可移动的桌子和椅子, 所有团队在不同的区域中工作, 教师在教室的中间帮助和支持所进行的工作, 900多个学生可以分为多个小组或重新集合在一起。

2.FIELD2:全球智能

全球智能 (Global Intelligence) 模块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 特别是使学生认识不同于自己国家的市场的特征以及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如何进行管理, 从而更好地理解全球商业背景。

此模块主要由两个阶段构成。在秋学期, 学生将:在常规的MBA课程和FIELD练习中, 学生全面理解产品开发过程;了解沉浸目的地的大致商业环境;以6人为单位的团队形式工作, 了解将要与之合作的组织, 开发初步的产品或服务理念。在1月的全球沉浸 (global immersion) 期间, 即1月8日—14日, 每个学生到国外1周, 被分派给一个“全球合作伙伴”, 解决一个商业问题。学生将在自己的团队中工作, 设计完成针对自己的全球合作伙伴的产品或服务;验证产品或服务的意义;交流 (征求顾客、企业等的意见) , 改善, 如最终正式提交的提议。由于家庭、身体或其他原因不能旅行的学生将留在波士顿, 为当地的公司解决类似的问题。

FIELD的实施得到了11个国家的140多个公司和机构的支持。2012年的1月, 这些组织接收了152个MBA学生团队。希望与哈佛商学院成为全球伙伴的机构需要为哈佛商学院界定一种适合学生开发的产品或服务种类, 或顾客段;指派一位公司代表作为项目主管, 使其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引导一个学生团队;提供营销、产品、金融及其他领域的专家与学生联系的机会。在秋学期 (2012年9-12月) , 项目主管将提供信息包, 让学生了解全球合作伙伴及其市场。项目主管应该随时应对学生问题、信息需求和电话。另外, 与项目相关领域的功能性专家将与学生在秋学期联络。学生将在2013年1月初到目的地。项目主管和专家将在沉浸周与学生见面。项目主管也将帮助学生发现潜在的顾客, 对新产品或服务理念进行采访。

3.FIELD3:综合智能

综合智能 (Integrative Intelligence) 模块要求学生必须自己设计和开办一个小企业, 在这个真实的企业中, 学生分析综合必修课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和工具, 从而将整个第一学年的经历结合在一起。

综合智能模块提供给学生将从所有功课中学到的知识、技能和工具结合起来, 发展一个小企业并将之投放市场。一种金融市场的模拟将允许学生充当投资者, 评估由其他团队所发展的商业。在模块结束时, FIELD 3使学生经历一种快速的、重复性的企业发展周期。另外, 团队中的学生将与全球合作伙伴就提议的机密和权利转让达成一致。综合智能模块对学生来说也是繁重的:他们必须在繁忙的暑期工作招聘期间将注意力放在国际项目上。

FIELD课程的意义

1.缩小知与行的差距

学生在案例讨论中可以理解核心理念和框架、商业和机构背景以及决策者的观点;但是, 未来的领导者也需要更多的技能和反思, 因而需要改进案例法。FIELD课程超越在讨论背景中的学习管理原理, 将学生置于直接体验中, 通过整合学习、实践和反思, 发展学生的动手学习、团队合作和自我意识能力, 使学生像领导一样行动[4], 将自己的理念转化为实践。

院长诺利亚说, 明天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同时, 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和价值观。FIELD课程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益方式。同时, “案例法将一直是我们所做事情的一个核心部分……两种方法——案例和实地 (field) ———是完全互补的。”

2.在体验中培养谦卑

假设新兴市场中的产品开发是一回事, 真正落实它是另一回事, 这是进行全球沉浸体验时所面临的挑战。应对挑战的过程中, 学生能够认识到不同市场中商业流程和功能、客户、制度环境的变化。副院长穆恩认为, 国际经历意在展示 (show) 给学生, 而不是仅仅告诉 (tell) 学生, 在不熟悉的地方和文化中做生意有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院长诺利亚认为, 到另一个国家的短期访问不会使学生成为专家, 但学生将学到语境意识 (contextual awareness) , 甚至是语境谦卑 (contextual humility) 。

3.在全球中实践领导

院长诺利亚说,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 如果不能培养在全球背景中成功的领导者, 哈佛商学院将会被抛弃。

2012年全球沉浸的地点包括:非洲有加纳的阿克拉, 南非的开普敦;东亚有中国的重庆和上海, 越南的胡志明市;欧洲有波兰的华沙,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拉美有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巴西的圣保罗, 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北美有美国的波士顿;南亚有印度的金奈和孟买。某种角度上说, 世界变成了哈佛商学院MBA学生的课堂, 学生在全球中实践如何进行领导。

结语

案例法是今天哈佛商学院的一个重要传统, 但在创立之时, 案例法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创新。FIELD课程的设置, 是应时而需, 是对案例法的补充。正如尼汀·诺利亚、穆恩和弗雷所认为的:没有动手实践, 外科医生不会具备做手术的能力;但是没有前期解剖学的学习, 这种实践体验谈不上有意义。[5]两者都是当代管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以后FIELD课程也会成为新的传统。因此, 院长诺利亚将FIELD课程视为传统与创新 (innovation) 间的一个桥梁。他说, “当我们进行课程改革时, 不要认为我们在放弃传统, ”“我们比以前更加致力于将案例法作为商学院的核心, 但是如同保持传统一样, 我们也致力于创新。除非你创新, 否则你不会产生传统。”“我们必须有勇气尝试新的事物, 因为那是我们能够尊重哈佛商学院的传统和为后代创造基础的唯一方式。”

参考文献

[1]Roger Thompson.Reimagining the MBA:HBS Charts a New Course for Educating 21st-Century Leaders[EB/OL].http://www.alumni.hbs.edu/bulletin/2011/december/mba.html, 2012-04-07.

[2]John A.Byrne.Harvard Faculty Votes ‘Bold’ Changes To MBA Program[EB/OL].http://poetsandquants.com/2011/01/24/harvard-faculty-votes-to-change-mba-program/, 2012-03-25.

[3]Business Curriculum Changes[J/OL].http://harvardmagazine.com/2011/01/business-curriculum-changes, 2011-01-25.

[4]John A.Byrne.Harvard Faculty Votes ‘Bold’ Changes To MBA Program[EB/OL].

哈佛的价值 篇7

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是收集企业财报上的有关数据, 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比较和评价, 为管理者或投资者做出决策提供依据。但是, 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 投资者应该如何有效、合理、系统地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哈佛分析框架分析法解决了传统财务报表分析情况下不系统、较零散的问题。

哈佛分析框架是由哈佛大学佩普 (K.G.Palepu) 、希利 (P.M.Healy) 和伯纳德 (V.L.Bernard) 三位学者提出的全新的财务分析框架,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得到普遍的关注。哈佛分析框架分析法是从战略视角来分析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 不仅关注企业的财务指标, 还关注非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影响, 即企业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和机会, 企业内部的不足和优势;从整体上来看, 哈佛分析框架以逻辑分析为主线, 以点带面, 形成框架, 最终把握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内容上来看, 主要从战略分析、财务分析、前景分析三个方面对公司进行财务报表分析, 运用了战略分析和财务分析的主要方法, 最终形成财务报表的分析框架。具体来讲, 哈佛分析框架中的战略分析旨在通过战略分析法对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进行定性分析, 为财务分析和前景分析奠定基础;财务分析是通过财务分析法对公司的盈利质量、资产质量和现金流量进行评价, 然后以现在为基点结合过去经营业绩并判断其能否持续发展;前景分析是对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所以, 哈佛分析框架分析法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财务报表分析的弊端。以下就以携程国际有限公司为例, 运用哈佛分析框架对携程进行全新的财务分析。

二、携程公司背景

携程公司创立于1999年, 是一家领先的在线票务服务公司, 向其会员提供集酒店预订、机票预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特惠商户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 被誉为互联网和传统旅游无缝结合的典范, 是我国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携程于2003年12月9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开启了我国的互联网公司境外上市的第二波高峰, 所以, 携程在国内的在线旅游市场起步较早, 占据先机, 这与携程独特竞争优势密切相关。本文将根据携程2011-2013年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携程公司的财务分析, 来了解我国在线旅游市场的发展空间, 对中小投资者在A股市场寻找相关投资对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战略分析

战略分析是企业的顶层设计, 准确判断未来方向, 找到自身立足点, 同时战略分析也是哈佛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通过战略分析可以辨别公司所处行业的增长空间以及评价公司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所以, 战略分析主要包括行业分析和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一) 行业分析

在线旅游是基于互联网技术, 消费者在线上进行信息查询、产品的预定及服务评价, 并可以通过网络分享旅游经验, 以线下的方式进行旅游。携程的主营业务包括酒店预订、票务服务、打包游、商务旅行和其他五部分, 这些业务均可通过在线的形式完成, 由此可见, 携程完全属于在线旅游行业。以下我们主要分析影响在线旅游行业盈利能力的各种因素。

1. 现有企业间的竞争。

(1) 行业增长率。2013年, 我国旅游市场总交易额约为2.9万亿元, 同比增长12.8%, 国家旅游局预测到2020年旅游总收入将达5万亿元, 年均增长10%。根据艾瑞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我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2 204.6亿元, 同比增长29.0%。预计2017年市场规模4 650.1亿元, 复合增长率20.5%, 所以我国在线旅游行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同时, 我国2013年在线旅游渗透率不到10%, 与国外水平差距较大,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线旅游行业潜在需求巨大, 市场增长空间广阔, 意味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该市场, 竞争强度将会加大。 (2) 行业集中度。2013年, 携程的市场份额占比高达49%, 仍呈现出一家独大局面, 其次为艺龙, 占比9.7%。但是,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上游供应商中的酒店和航空公司以直销的方式加入竞争, 它们通过加强官网的优惠力度来争夺市场份额, 行业的集中度略显下降。 (3) 产品的独特性和转换成本。在线旅游产业中提供产品的企业是处于产业链的中游, 大部分公司是一种B2C商业模式, 提供的商品不是实物形态, 所以不负责物流环节。这些公司是基于互联网技术, 作为酒店和机票等旅游服务供应商和用户的中介商, 属于典型的轻资产、知识技术型公司, 进入门槛不高, 企业的转换成本较低。

2. 新进入者威胁。

(1) 规模经济。目前在线旅游行业处于成长期, 而且不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行业壁垒不高, 不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性, 由于该行业能够给企业带来较高收益, 会不断的有新公司加入, 导致行业的竞争会逐渐激烈。 (2) 原有品牌优势。较早进入该行业的企业有携程、艺龙, 并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在信誉、知名度、顾客服务、顾客忠诚度等方面具有优势。但随着在线旅游市场的发展, 行业的各类细分及创新模式公司大量出现, 再加上移动互联技术的出现加剧行业模式的变迁, 对原有品牌企业的市场地位产生冲击。 (3) 分销渠道。在线旅游行业初创期主要依赖酒店和机票预定的佣金模式, 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合作较为紧密,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上游供应商中通过互联网也加入竞争, 再加上垂直旅游网站逐步兴起和旅游点评社区网站的出现, 使得早期的在线旅游公司重新审视自己的营销网络、业务模式以及同供应的关系, 加强供应链的管理。

3. 替代品威胁。

我国在线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基于国内旅游行业的高速增长, 同时, 2013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 767美元, 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对休闲度假的需求在不断增加, 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网络普及率的提升, 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网络普及率的差距, 在线旅游行业的渗透率将会逐步提高。由此看来, 未来我国旅游行业主体模式将会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居民在线旅游的预定习惯将会逐步培养起来, 在线旅游市场的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互联网的趋势下, 在线旅游是引领旅游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是对传统旅游行业的重塑, 所以, 就目前形势还不存在替代品的威胁。

4. 买方议价能力。

在线旅游公司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 而没有真正拥有产品的供给能力, 需要依靠完善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支持。近几年, 众多企业的加入使得在线旅游行业竞争激烈, 各大公司以降价促销、活动优惠的形式来争夺市场份额,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买方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5. 卖方议价能力。

在线旅游市场上游供应商主要有航空公司、酒店和景区, 这些供应商具有资源优势, 集中度较高, 话语权强, 而且随着在线技术的发展、游客消费习惯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运用互联网, 以直销的方式加入竞争。所以, 目前在线旅游行业中卖方议价能力在逐渐提高。

(二) 竞争优势分析

1. 市场份额。

在线旅游模式主要包括OTA (online travel agency) 、垂直搜索、资讯点评三大类, 携程属于OTA模式, OTA市场是在线旅游行业盈利能力最强的模式。根据艾瑞统计数据, 2013年OTA市场营收117.6亿元, 同比增长26.2%。预计2014-2017年OTA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4%。而且, 携程在OTA市场的占有率高达49%, 其次艺龙市场份额为9%, 龙头地位仍然比较稳固。

2. 业务优势。

携程主营业务中机票覆盖100多个境外旅游目的地数千条不同种类、行程的旅游线路, 酒店覆盖172个国家超过28万个国内外酒店。公司具有高效的呼叫中心, 牢牢抓住一群对价格不敏感、互联网感知一般、热爱24小时随意呼的中高端人士。

3. 盈利优势。

在OTA市场, 携程是目前我国唯一盈利的公司, 从2013年营业收入来看, 携程是市场份额第二艺龙的5倍多, 市场地位及盈利优势凸显。虽然面对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冲击, 携程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但依靠充沛的现金流, 龙头老大的地位难以撼动。

4. 战略整合。

在瞬息万变、不断涌现颠覆性创新的信息社会中, 携程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 若固步自封, 停止创新的脚步, 随时会被创新型的小公司所颠覆, 从近几年来看, 行业内涌现了各类创新模式的公司, 对携程市场份额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 携程采取了积极的策略, 利用其核心的市场地位和充裕的现金储备, 加强对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张, 产生最大的协同效应。从2013年携程投资扩张情况可以看出, 携程在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 化竞争为合作, 不断巩固自己的竞争地位, 形成一站式运营能力。

四、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是哈佛分析框架的重点, 根据公司财务报表的数据进行分析, 评价公司过去到现今的经营状况, 为预测公司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依据。本文将艺龙作为对比公司, 从盈利质量、资产质量和现金流量三个方面与携程进行财务分析。

(一) 盈利质量

据调查数据, 携程在2011、2012、201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7.26亿元、44.09亿元、57.17亿元, 而同期艺龙营业收入分别为6.25亿元、7.97亿元、10.79亿元。可见, 携程的总营业收入远远高于艺龙, 并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表明携程创造现金流量和市场竞争力的稳定性优于艺龙, 且2013年携程的增长速度显著提高, 大于艺龙增长率, 其成长性胜于艺龙。

携程在2011、2012、2013年三年净利润波动较大, 2012年公司净利润出现大幅度下降, 主要因同行业公司发起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 为应对同业竞争, 携程不得不采取同样方式来夺回市场份额, 进而导致了行业的价格战, 这一年携程的销售费用大幅度上升。然而, 艺龙这一年的净利润下降幅度远远超过携程, 而且目前处于亏损状况, 可以看出携程的盈利能力仍具有较大优势。

携程的毛利率呈下降趋势, 受行业内竞争激烈影响, 而且上游供应商通过直接方式加入竞争以及近年垂直搜索、资讯点评模式的公司分流OTA市场份额, 艺龙随着市场份额的提升, 交易规模的增加, 毛利率呈上升趋势, 逐步逼近携程。

(二) 资产质量

携程和艺龙的资产结构中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均不高, 但携程固定资产量比艺龙要大, 主要是由企业规模、营业规模所决定。从资产结构来看两者属于典型的知识、技术型公司, 选择退出竞争的门槛较低且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小。

2012年携程和艺龙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都出现下降, 主要是应对行业价格战消耗了大量现金, 2013年携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出现大幅度增加, 主要由于这年公司发行了5年期8亿美元可转债, 可以看出携程的经营现金流充沛, 财务弹性大, 潜在的风险小, 这些大额的现金可以用于并购同行业的公司, 巩固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从量上来看, 艺龙与携程的差距较大。

(三) 现金流量

2011-2013年携程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量净额远高于艺龙, 说明携程公司以核心竞争力的主营业务能够独立地创造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现金流量, 即“造血功能”较强。下表列出了携程与艺龙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 表明携程公司的财务状况比较健康, 经营活动效率较高。

单位:亿元

自由现金流是衡量企业还本付息和支付股利能力的最重要指标, 可以评价企业创造现金流量的真正能力。从上表可以看出, 携程的自由现金流非常充裕, 不存在付息问题, 而且2013年携程的自由现金流扣除利息费用和负债总额后还有剩余。然而, 艺龙的自由现金流逐年下降, 虽然不存在利息费用支付, 但每年的负债总额会使得艺龙在现金流方面捉襟见肘。

综上所述, 2011-2013年携程的盈利质量、资产质量和现金流量在同行业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有着稳固的市场份额, 获得大量营业收入, 积累了充裕的现金流量, 面对未来经营环境的变迁, 可以有效的应对。

五、前景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增长, 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对国内国外旅游需求加大, 使得近几年我国旅游行业的高速增长, 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 未来我国在线旅游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然而, 面对在线旅游行业广阔的发展空间, 高额的市场利润,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竞争, 以及我国互联网三大巨头 (BAT) 也看到了在线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 近年来就已经布局这一市场。腾讯2011年通过8 440万美元购买艺龙16%的股份, 成为第二大股东;百度2011年6月3.06亿美元投资去哪儿,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阿里巴巴2010年5月推出淘宝旅行平台, 2013年1月整合旗下旅游业务成立航旅事业部, 5月宣布战略投资旅行记录及分享应用“在路上”, 7月一淘网进军旅游垂直搜索领域以及宣布入股中文旅游资讯和在线增值服务提供商穷游网, 2014年3月战略投资佰程旅行网。

面对同行业的激烈竞争, 特别是面对财大气粗的互联网公司的战略布局, 携程以其丰富的原始积累和核心的资源优势进行了战略整合。首先, 携程依靠高效的呼叫中心、PC端、移动端三个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依托互联网优势, 持续的扩大市场份额和巩固市场地位;其次, 加强了产业链整合, 即加大对上游酒店供应商、景区门票业务、租车业务、旅行社、度假公寓预定等投资, 从而扩展产品线, 形成一站式运营能力;最后, 进行战略联盟, 携程加大了对同行业公司的投资, 来抵御外部的竞争和挑战, 形成强强联合。

总而言之, 在财务方面, 携程在整个行业中具有较好的盈利质量、资产质量和现金流量, 在行业发展空间方面, 携程国际有限公司是以“战略为势、产业链为本、互联网为器、创新为魂”为发展路径, 所以, 携程仍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摘要：财务是公司的基石, 是结合过去站在现在看未来, 财务报表分析对研究公司的过去、判断公司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需要从各种复杂的信息中把握分析逻辑, 形成分析框架, 才能够读懂公司背后的故事。本文利用哈佛分析框架, 以携程国际有限公司近3年年报为案例, 来解读携程, 最后得出结论。

关键词：哈佛分析框架,携程,战略分析,财务分析

参考文献

[1] .黄世忠.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 .宋军主编.财务报表分析行业案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哈佛的价值 篇8

关键词：哈佛大学,大学文化建设,启示

大学的快速发展不一定等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涸泽而渔、盲目求全求大、追逐短期经济利益等行为只会严重挫伤高等教育腾飞的翅膀。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我们的大学该如何做, 才能更好地践行大学文化使命, 真正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

哈佛大学是世界著名高校之一。考察哈佛大学当代文化建设的相关经验, 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现状中问题症候所在, 寻求解决办法, 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梳理哈佛大学发展的历史, 可将其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经验总结如下。

1 求真务实的大学理念

在3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哈佛大学并非一帆风顺, 但从建校基础和历史积累看, 她能够适应美国社会进步和变革的需要, 扎根本土, 博采众长,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从社区性的宗教教育机构发展为世界一流的高度学府, 高居世界高等教育皇冠的巅峰, 其先进的教育理念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

首先是哈佛大学提倡精英教育。哈佛大学根据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需求, 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于19世纪后期提出精英教育理念, 建成了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第二是坚持真理与学术至上。哈佛大学的校徽上用拉丁文写着“Verities”即“真理”, 把追求真理作为校训。第三, 坚持古典自由教育。哈佛把自由教育作为培养精英人才的必由之路, 不断更新自由教育理念, 改革自由教育模式, 这对防止哈佛的落后和倒退, 形成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以人为本的建筑文化

大学的建筑是大学的历史、实力和办学理念的见证。从大学的建筑中, 可以看出她的历史、文化、精神、气质、魅力和力量。走访一所大学, 其建筑是留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对学校的评价, 也往往是基于这第一印象。

古色古香的老建筑是哈佛大学一道亮丽的风景。1720年的马萨诸塞楼, 1763年的霍利斯楼, 1805年的斯坦顿楼等等, 与青春学子相互映衬, 好像二百余年的美国历史向你迎面扑来, 向世人讲述哈佛成为经典的秘密所在:物质发展可以日新月异, 而塑造精神与文化的家园, 却依靠阅历、坚持和耐心。

哈佛大学老校区大大小小有30多个校门, 没有镏金, 没有招牌。与校门的简朴形成对比的是哈佛大学气势浩大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建筑群落。哈佛大学图书馆就有八十多座, 总藏书量超过1500万册, 是世界第四大“百万图书馆”, 大部分建筑恢宏磅礴、庄严典雅, 让人叹为观止。

哈佛大学建筑风格中的简约与繁复、低调与奢华, 看似随意的选择, 却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其文化建设始终从学生出发, 以学生为价值中心的严肃取向。

3 自由、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哈佛大学, 学生拥有非常自由的学习权力。既有选择某一门课程的权利, 也可以转专业, 或离校, 或注册一些无学分的课程, 也可以选择多种交叉学科课程。这种不受知识领域的禁锢, 不以短期就业利益为目的的课程修习方式, 充分地尊重了学生的发展意愿, 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健康发展。

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当年, 著名的通识教育计划实施后, 哈佛大学没有停下探索自由教育形式的脚步。1979年, 哈佛大学建立一套共同的“核心课程”体系。九十年代中期, 哈佛大学修正了培养“全人”的目标, 更改为倡导为新世纪培养“新人”。2007年提出了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在不断改革中, 哈佛大学的很多课程日益超出固有的学科界限, 获得新的突破性发展。这个过程中, 不断自我批评 (下转第15页) (上接第10页) 和自我审视逐渐成为哈佛大学的优良传统, 也是哈佛大学积极地应对各种变化和挑战的法宝。

4 独立、严谨的学术文化研究

独立思想是哈佛大学的首要原则。哈佛大学允许并鼓励教师和学生从自己的个性中寻求趣味性, 大学主要是使学生成为发现、解释、创新或形成新思想的人, 教学也从传统的填鸭式转变为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我教育。

严格的学术规范是独立思想得以科学论证的重要保证, 抄袭、剽窃和改头换面的移植, 是哈佛教学、研究和学习的大忌。教师要取得授课资格必须先发表规定数量高质量的论文。对于学生做学术研究, 则要求学生收集资料必须扎实, 并在严谨的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 发现的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坚决杜绝杜撰和抄袭他人成果的现象出现。

5 开放、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

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提升了哈佛大学校园文化的品位。哈佛大学有众多运动代表队, 各种社团、乐队, 各种学生组织, 各种对外界开放的论坛。这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增强了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 有效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热情, 培养了学生动脑动手的习惯和能力, 养成相互之间的协作精神。

大学文化似清泉、如空气、像阳光, 是大学赖以生存的灵魂和土壤, 以特有的环境氛围, 影响着场域中的每一分子。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大学文化, 犹如不同的泡菜坛子里, 味道迥异的卤水味道, 决定了泡出来的白菜和萝卜风味所属。哈佛大学独具特色的大学理念、环境氛围、人才培养模式、学术研究品格、校园文化活动等, 熏陶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精英人才。

大学文化所具有的传承、创新、引领等重要功能, 决定了她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大学要做好文化建设, 就要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哈佛大学的发展经验, 回归大学文化使命, 构建现代大学理念, 加强系统的校园环境体系建设, 加强“科学、民主”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自由多样”、“育人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科研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等的建设, 持之以恒, 循序渐进, 大学文化建设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大学综合实力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http://www.harvard.edu/ (哈佛大学网) .

[2]陈利民.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5.

[3]周璇.哈佛大学的特色发展战略[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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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春华.学术原则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解读[J].高校教育管理, 200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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