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

2024-10-15

哈佛大学校长(精选8篇)

哈佛大学校长 篇1

大学校长该讲什么话

作者: 王东杰 2010-08-26 08:23:50 来源:南方周末

要把平易、庄重、朴素、优雅这些表面上相反的素质凝于一体,必须依赖理性的说服力和情感的克制力,而这显然已不仅是一文风问题

早听说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在2010届毕业生典礼上的讲演深得学生和舆论的“拥戴”,最近读到全文,或因期望值过高,反而失望。

讲稿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大段的排比之外,就是密集出现的网络用词——而这似乎正是讲演受到热捧的原因。平心而论,这篇讲辞确有和常见的领导“讲话”不同之处,不做高高在上的姿态,不但是遣词造句,就连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尽可能向学生靠拢,宜乎听众感觉亲切有味。如果说舆论反映了人心好恶,则此事应对各级领导有所提示才对。当年毛泽东说“反对党八股”,看来今日仍不失针对性(其实这句话引用率颇高,但“党八股”何以这般顽固,倒也值得探讨)。不过,舆论对这个讲演的过度吹捧,也恰好反映出长盛不衰的各类“八股”文风对国人文化品鉴力败坏程度之深。我猜李校长对那种假、空、套话是感到不满的,故也着力追求一种平易的讲话风格。然而,大约因久为“八股”风习所熏,讲演者和听众似乎都已丧失足够的敏感——讲稿中那一段礼赞“盛世”的排比,其实正是典型的政治套话;而刻意罗列的大量网络术语,不但在实际上落入了另一窠臼(网络语言的生动、形象、活泼确实代表了语言的活力所在,惟不少人除了网络流行用语外,词汇量已极为贫乏,这也会导致网络语言陷入“套路化”危险),也显得非常幼稚和单薄,缺乏应有的厚重感。

这当然不是要否定这个讲演着力贴近学生的立意。无论何种演说,态度总应以平实为上,何况大学本该有些家庭氛围,师弟之间融融泄泄,要送走出门远行的子弟,更不该端起架子,装模作势。不过,毕业典礼,对学校来说,正是数年艰辛、树木成林时节,最堪告慰;年轻学生要告别校园和生命里最美丽的一段时光,在之后的旅途中这也是最值反复回味的记忆。这样一种“成人仪式”自当有一种特别的庄重感。师长的讲说或不妨多点幽默,但这幽默应是含蓄、温厚和有内在张力的,至少亦应力戒浮薄(这话也可能相当一部分人会不赞同,因今日一般流行所谓幽默恰是轻薄也)。

这种平易而庄重的态度也体现为一种朴素和优雅的文风。所谓朴素,乃是要刊落虚华,坦诚自在。老一辈把人生经验与教训传给子弟,原是为后人着想,唯恐不尽不实,本不必过于雕梁画栋。但这朴素又绝非简陋,更非鄙野,而应具有诗书涵养自然流出的一股优雅气质。遣词造句不必刻意求工,尤其未必使用特别的修辞技法和“优美词句”,自会散发一种温润的光彩。如果要有所比,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写过昆明西南联大期间“跑警报”时的梅贻琦,与此风格庶几相类。

时下中国已变成一个爱说话的社会,即使不在课堂,也处处听到演说声,而且绝不乏听众。其中不少不是流于滥情,就是过分激情。这很容易惑人视听,但它是通过人的耳目而不是心灵作用于人,影响所及,如醉如狂,实无益于社会的稳健成长。事实上,要把平易、庄重、朴素、优雅这些表面上相反的素质凝于一体,必须依赖理性的说服力和情感的克制力(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而这显然已不仅是一文风问题。前人说“文如其人”,虽然很容易找出例外,但即便经过特意训练,一个人的内在气质仍会于不自觉中流露,故“文”的危机,仍须从“人”身上找。

惟“人”、“文”之间又是一回环反复的关联。理想气质非凭空而来,又须回到“文”的层面。然而,如今即使号称“文化人”者,也未必有多少时间澄心静虑,浸润诗书。互联网时代“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个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out”了。要令同侪尤其是后生觉得可爱,就只有亦步亦趋,永远在时代潮头浪尖上,阅读范围自然是“时文”多而“古文”少。当然不能说“时文”非“文”,有不少人认为上网同样是“读书”。诚然诚然,但喜好喝酒者总要挑陈年老酿,书籍经过时间淘洗,营养也是不一样的。大学乃是社会为一群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创设的“特区”,使他们得以暂时超脱“俗务”,专力于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研习,至少应在“时文”之外,兼读一点“古文”,才不辜负这段美好光阴。负有导正之责的师长,也应在贴近学生之外,提供更深邃的思考和更高妙的品味,方算尽到了职责。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content/49408 校长的腔调——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雷磊 李顺 梁琪 于梦溪 彭彭 钱小敏

2010-09-30 08:26:21 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content/50676/1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

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校长一开腔,公众就笑了。

在刚刚过去的开学季里,大学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突然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原因很简单,校长们似乎变了腔调: 笑点的确不少:

“我相信很多新生入学后不久就会有抱怨,抱怨复旦的住宿条件差,前不久的暑假,天气很热,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抱怨的帖子,称要把校长绑架到学生宿舍去,看看能活几天。”“学校办公室的同志在为我准备演讲稿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材料,说是网络上有一则民间人士为厦大撰写的招生广告,广告称:‘她是985+211,不断电,不断网,不禁校园亲热;免费米饭,免费矿泉水,公费医疗;师生和谐;言论宽松;5A级校园,国际化办学,国防前线;面向太平洋,气候适宜,氛围浪漫,靓仔一片,美女如云。请认准代码10384,欢迎报考厦门大学!”“会读书,就要努力把‘成都理工’读成‘麻省理工’;就要努力把一所大学读成两所甚至更多;就要努力把德智体美读得无一偏废;就要努力把男生读成文质彬彬,女生读成知性端庄;就要努力把自己读成无论张口还是抬手,都让人分明看出你读过大学。”

三段开学典礼的致辞分别出自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

一贯严肃的大学校长院长们纷纷变身小沈阳,开学典礼大有演变成脱口秀之势。学生们喜欢弥漫开学典礼上的幽默感,公众也乐见越来越多“会说话”的校长。校长变身的背后,我们的大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变化算不算一种进步?

校长新风:从八股到八卦

“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北大的校长爱唱歌。前校长许智宏和现任校长周其凤,都喜欢在新年联欢会上唱唱流行歌曲。

有人说,校长们变得会说话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当领开创之功。今年7月,李培根在华中科大的毕业典礼上,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人们因此亲切地把李培根称为“根叔”。

要说上面几位校长模仿根叔,可能冤枉了他们。厦大的朱校长在2007年的开学典礼就说过希望每个同学在厦大四年能再长高3厘米,令媒体惊呼中国的校长变了;那一年北大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朱苏力也诗意大发,演讲题目就是通感修辞的好例证:“你听见阳光的碰撞”。校长们换个方式说话,确实不是从今年开始。不过,这不妨碍把根叔冠为大学校长一代致辞新风的代表人物:

其一,论堆砌潮流用语的功力,根叔确实登峰造极;

其二,论对排比修辞的参悟,同行中人难出其右。正如一位听过他今次开学演讲的学生所言,如果没有排比,“质疑”两个字不可能出现82次。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根叔致辞和其他感性平易的校长发言一样,都有过去的校长讲话无法比拟的效果,那就是,学生乐意听。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奇葩开。根叔式的发言风靡大学校园: 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毕业典礼致辞中引用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词:“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与华中科大的根叔相对应,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而在此之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因为在校园新年联欢会上演唱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而被冠名“许爷爷”;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也以诸多亲近学生的举动而被亲昵地称为“纪宝宝”。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校长们的“新潮”发言满意。以根叔火爆网络的2010毕业致辞为例,同样有华中科大的学生表示,除了对根叔擅长排比句式印象深刻,也没听明白校长的讲话对自己的治学之道与人生之路有何启示。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致辞中说:“你要坚信,人海陌生,质地温暖。只要你能够与人为邻、与人共舞,社会上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等你结识、等你合作”。这段颇为温暖的演讲却被网友们评价为“高中作文范文”——当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即为《与你为邻》。

在亲切与欢笑之后,校长们还表达了些什么?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即对这一代新风表示了忧虑。他说,这是从一种套话走向了另一种套话,实不可取。原来那套,八股生硬、官腔十足;现在这套,滥发情感、浮夸轻佻,做这样的致辞,“有失大学校长的身份”。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引领新风的校长们,还是不会说话。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请根叔发表看法,根叔再三推托,还特别叮嘱记者:正面的别说,负面的可以说。

要说负面的评价,算评论人士袁岳的评价最直接:“我要说,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content/50676/0 大学校长该讲什么话 大学校长,请说“冷话”

腔调演变:从革命鼓动到领导指示

“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

与其说校长变了,不如说外界希望校长们有所改变,哪怕只是换几个词、多用几个排比、多发一点温情。大学校长们别扭的腔调,大家早就听腻歪了。那么,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致辞腔调是如何演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斗志与热情之下,开学典礼听到的大都是战斗的号角。

1958年9月17日,郭沫若向总理周恩来汇报了他亲笔起草的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致辞内容,周恩来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

参加当年开学典礼的学生史济怀曾回忆,当天他看着郭沫若校长陪着聂荣臻元帅往礼堂里走,他是跟在后面一起走进去的,听完聂元帅和郭校长致辞,从那一刻起,他认识到,“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使命。”

聂荣臻说,中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郭沫若在致辞中谈了对中科大的定位:“是一所尖端科学加共产主义的大学,也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大学”;他还对学生提了一个特别的希望,“本校值得夸耀的是,在1600名同学中,党团员占84%,同学们的政治品质和思想水平是有一定的高度的,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我们希望全体同学都能成为党团员,随着年龄和思想的成长都成为党员,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百分之百的党校。”

在那一年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吴玉章也谈了红与专的问题:“只专不红固然不对,只红不专也是无用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

这些话现在听来有些政治说教的味道,在那个时代却都受到学生的激赏。一方面,这些大学校长都是老革命,本人具有相当高的威望,他们的发言甚至能走出校园,对整个社会甚至大政方针有直接的影响,比如,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就是他作为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二来老革命家的讲话都各具个性。后来的毕业生回忆,马寅初每次演讲时说到自己,都不说“我”,只说“兄弟”,这种个人风格强烈的发言让学生饶有兴趣,每次校长讲话,都搬着凳子争相去听。

学者丁东说,当时的大学校长讲话,必须紧扣国家的任务,但是他们有相当的办学自主权,保有教育家的气质,“他们很想办好教育,不是想着做官”。

但饱含激情的号角声逐渐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官样文章。1980年代后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始确立,之前试图给大学校长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暂停,大学校长们做起了官样文章,开学讲话也无限趋近于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成都理工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在大学的党委宣传部工作过十几年。他回忆说,校办甚至有个讲话稿库,每年开学时,工作人员会从讲话库里调出那篇用过很多次的文档,“年年第一句话都是‘金秋九月,丹桂飘香’”。

有一次,他想给校长写篇有个性一点的致辞,校长觉得不习惯,讲稿最后被扔进了垃圾桶。

陈俊明总结出过去三十多年大学校长们致辞的模板:开学典礼就是“欢迎加几点要求”,毕业典礼是“欢送加几点希望”,年年如此,校校相同。校长们的腔调总是居高临下,一上来就是要求学生要如何如何。

在过去的十年里,校长腔调的变化是加入了“竞争意识”:自从高等教育资源开始整合,打造巨无霸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十年中的致辞模板加上了一项:炫耀家底。比如,学校现有教授院士多少、实验室图书馆教学楼几何、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全国第几,等等等等。2008年,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还细数了当年参加奥运火炬接力的校友人数。

四川一所高校的校长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对新生们提出的希望更加直白:四年后,有更多的同学走进中国科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家“985”高校研究生行列,有更多的同学考入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党政部门成为公务员,有更多的同学进入各级各类事业单位。

对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的原则是:一般不讲就业话题,“这是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

今天,问遍周围在过去30年读过大学的人:你还记得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吗?很多人一开始是迟疑,然后摇头。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校长的开学讲话就像开学典礼上主席台那排面无表情的校领导一样,面目模糊。

有几句话倒是始终似曾相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同学们,你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光阴似箭时不我待”;“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不过,没人说得清这是在别人的开学典礼上听到的,还是在中学开学典礼上听到的。

奥威尔曾经预言,如果一个人惯于说套话,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我表达,他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预言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身上不幸应验。

校长之言:实关“何谓大学”

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按照学者丁东的判断,八股也好,八卦也罢,千人一面、肤浅庸俗的腔调背后,是校长们对于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偏离。“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79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的这句话,用词朴实,修辞简单,却成为关于大学理念的世纪之言。

史料上说,梅校长并不热衷于讲话,相反,他话很少,但一旦发言,必是侃侃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学者谢泳说,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说话不刻意挑场合,少事先备稿,言语所及,意味盎然。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这几位备受尊崇的校长,都在开学典礼上留下过隽永的言论。这些言论,又都跟“何谓大学”有关。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张伯苓把自己办学的目的明确规定为培养学子“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们的话往往抱定宏旨,切中为学之根本,因而有流芳后世的启示力。

综观老校长们的讲话,文辞每有新意,宗旨却抱定不变,谆谆之言总是不离两个主题:如何做好学问,如何为社会与国家服务。

在老校长们看来,校长为指导,为楷模,也为服务,讲话的方式自然言之有物又平易亲切。

这与欧美名校典礼上的致辞颇有相通之处,校长们可以讲笑话,但并不追逐潮流,相反,他们更关注亘古既有的传统价值。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上,校长Drew Faust开篇即言:“我应该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她说,哈佛让学生们一入校就以精英自居,就以毕业后的高薪和伟大责任为期待,实在是学校的过错;她只是希望接受过哈佛教育的人“自觉地生活,在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她也要求学生们“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

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大学校长致辞,都是纯然发自内心,口吻亦师亦友。香港学者蔡子强向本报记者推荐了一篇香港学界公认的好致辞——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院长沈祖尧在就职典礼上的发言。其中沈院长说道:教育关乎帮助青年人的成长,使其成为成熟的成年人,这是他从事这项事业的梦想,恳请同学们分享他的梦想,并使之成真。如果沈院长抱着官员的心态,恐怕说不出“恳请”和“感谢”同学们的话来。

正因大学是青年人成为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阶段,大学校长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有时难以估量。一位资深媒体人说,1994年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开学典礼上老校长江平的一席话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他记得,江平当时说,现在的领导人主要是学理工的,但是我相信,学习人文科学的人,迟早要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末了,还说,我们要有信念,做到只向真理低头。“这句话过后,全场掌声雷动,这么多年了,当时的场景还很清晰。”

作为一个社会中应该是人文素质最高的群体,大学校长的腔调还传达出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有学生在听完根叔的演讲后说,根叔说得很好笑,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一样搞笑。既然如此,有人提议,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例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明年开学致辞,不必绞尽脑汁想讲稿,直接把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读一遍,比什么都好:“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content/50676/1

哈佛大学校长 篇2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哈佛大学校长 篇3

给总统写信的女孩

1947年9月18日,福斯特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传统家庭。曾祖父是参议员,父亲、叔叔、两个哥哥以及很多男性亲戚都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福斯特的父亲拥有一家很大的马场,经济富足,所以福斯特自小便衣食无忧,过着物质富足的生活。

多年后,当福斯特在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认定,福斯特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开明的。事实却相反,在她的记忆中,她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总是这样告诫她:“这是个男人的世界,亲爱的,你越早知道这一点就越过得好。”在母亲的教育中,女性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属于家庭和孩子,而不是外面的世界。

虽然心里不服气,可是福斯特也看到事实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女性大多居于家庭,或者从事着少有的几种职业,男人却可尽情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除此,小福斯特也慢慢发现生活中存在着一套“身份规则:称呼白人要叫“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太太”,而称呼黑人则可以直呼其名;可以和白人握手但不能和黑人握手;白人在餐厅吃饭而黑人在厨房吃饭;白人女孩大多衣着光鲜,而黑人女孩往往衣衫褴褛……

这些现象都令小福斯特不解,她曾很多次问过父亲、母亲甚至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哥哥,得到的答复是“本来就是如此,人生而并不平等”……哥哥则干脆耸耸肩,笑她幼稚。福斯特却觉得这样的定论并没有道理,不能令她信服。在福斯特9岁那年,有一天吃完晚饭,福斯特无意中听到了家里的黑人勤杂工和司机的对话,他们对自己的身世、地位充满无奈和悲哀,小福斯特也第一次知道了有一个词叫“种族歧视”。她明白了,原来并不是像父母所说“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其实就是一种歧视和不公。

那一刻,小福斯特做出了一个天真而大胆的决定:给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写封信,要求废止种族歧视。

当天晚上,小福斯特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了行动。小福斯特这样写:“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我今年9岁,是个白人,对于种族隔离有很多想法,更觉得这样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如果我将脸涂成黑色,那么任何像公立学校之类的地方就不会接纳我。但实际上我的情感并未有任何变化,变的只是肤色。”

写完后,小福斯特找出信封,一笔一画地在信封上写上:白宫,艾森豪威尔总统收。

这件事,福斯特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她坚信总统一定会收到她的信件。果然,不久,福斯特便收到了总统的亲笔回信,回复会认真对待她提出的问题。

多年后,当福斯特已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有一天,她突发奇想,想去追踪一下当年写给总统的信是否还在,如果在,存于何处,对福斯特来说,那封如今看来语言稚嫩的信件,却是她“本能地反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习俗,并终身致力于思想变革的最初萌芽”。

后来,在堪萨斯州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里,福斯特找到了那封信,看到它正静静地躺在总统的文件夹里。那一刻,福斯特的眼泪忽然就落了下来。

充满叛逆又雄心勃勃

少女时期的福斯特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布尔茅尔女子学院历史专业。福斯特学习成绩非常好,但她更热衷于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关心这个国家、关心社会制度。1965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民权游行,那是一次由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历史性大游行。那天,18岁的福斯特在放学回家的途中,看到警察正在攻击游行的人群,那种暴力的驱逐令福斯特愤慨,她当即决定放弃期中考试,奔赴塞尔马参加游行。

多年后,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福斯特依然在关注美国的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她所著《创新之母》,讲述的正是美国内战南方蓄奴州妇女寻求解放的过程。福斯特承认,这本书带有强烈个人的色彩,是她“和母亲之间的持续对抗”。她要向母亲证明,女性可以拥有另外一种人生,而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这个世界应属于男人和女人共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所言: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是关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里最好的典范之一。

广泛的课余活动和“叛逆”的行为,并没有影响福斯特的学习,她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布尔茅尔学院毕业。福斯特一直向往普林斯顿大学,只是当时,普林斯顿并不招收女生,她只得进入女子大学布林莫尔学院学历史。后来,她曾骄傲地对女儿说,当时有个词叫“普莱依托”,就是限制年轻女孩行为的一些规矩,在取消“普莱依托”上,当年作为学生会领导人的福斯特功劳非常大。而福斯特也用行动证明了母亲的“男权思想”是错误的,男孩子能够做到的事,她都做到了。用福斯特哥哥的话说:“她很了解自己的道路,她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

哈佛校长,而不是哈佛女校长

从女子大学布林莫尔学院毕业后,福斯特选择了继续读书,1971年,她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75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并于1989年~2001年长达12年的时间里,供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女性研究项目主管,还同时于1992年~1996年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从这些简单的时间表中我们不难看出,福斯特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好,她在这个“男人的世界”中,毫无疑义地为自己争取了坚实的立足之地。2001年,福斯特成为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院院长,也是该研究院首任院长。

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的前身是1999年并入哈佛大学的女子学院。福斯特初上任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她调整了管理和组织结构、吸引新的捐助、削减开支、裁减冗员,裁掉了多达1/4的员工……因为这一系列的动作,福斯特被同事称为“电锯德鲁”。

福斯特的改革也给研究院带来了成效,使得研究院飞快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这使得福斯特名声大震,她的能力和魄力,让同期的很多男性也“望尘莫及”。福斯特注重效率,更讲究方式,她喜欢“与人合作”,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朱迪思·罗丁曾说:“她非常好地结合了卓越的学术水平和超凡的管理能力,而且对两者都非常用心。”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的谢尔顿·哈克雷也曾与福斯特密切合作过,他说福斯特做事有条理,有幽默感,同时又非常沉稳。人们信任她就是因为她坚毅可靠。

因为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成就,2007年2月11日,福斯特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成为了哈佛大学建校371年来第一任女校长。一时间,“哈佛第一任女校长”的字眼登上了全世界所有知名媒体的头条。多年来,哈佛大学都具有男性精英色彩,那同样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所以,福斯特任职的消息受到了众多哈佛女性教授的热烈欢迎,更让哈佛大学女生欢欣鼓舞,大三学生艾丽莎说:“是时候了。天才不再意味着‘单身,男性,无子女’。她的当选是对天才面貌已经改变的承认,这太棒了。”

而关于“第一任女校长”的说法,福斯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哈佛校长,不是哈佛女校长”。

只是更大的成功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福斯特上任不久,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哈佛引以为豪的校产一夜蒸发掉120亿美元。福斯特一方面千方百计缩减预算开支,一方面聘请校产基金总管,并力挽狂澜,将校产基金从2009年初的260亿升至2012年初的307亿美元,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1年度增长最迅速的校产基金。如今,福斯特统领着哈佛的11个学院和24000名人员,还要管理哈佛大学每年高达30亿美元的预算。另外,哈佛大学校友的捐赠已经达到300亿美元。这些,都足以让福斯特进入全球权力女性榜,在全球1000强企业中,仅有20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她们中仅有一位管理的公司资产超过哈佛校长福斯特。

福斯特深知,对于一所百年名校,仅仅着眼于眼前是远远不够的。“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更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一所大学教授的学问,应该是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延续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福斯特这样说。

哈佛大学校长名言录 篇4

(一)约翰-哈佛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10月28日,但它最初的校名不叫哈佛。

1637年冬,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移民到了新大陆。他时年29岁,刚结婚不久,尚没有孩子。他的名字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来自伦敦。他住在查理斯镇,与那所新成立的学院(当时尚没有正式的校名)的所在地剑桥镇中间隔着一条河,河的名字叫查理斯河。

约翰-哈佛当时的梦想是成为查理斯镇教堂的助理牧师。可惜他在1638年9月就因患肺病而逝世于查理斯镇。临死前,他立嘱将自己一半的财产(约值780英镑)和所有的图书(约400本)捐赠给河对面那所新成立的学院。这是该学院成立以来所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为表示感谢,马萨诸塞州议会一致决议,将这所尚无正式名称的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

哈佛所赠的780英镑捐款,在当时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用时下之术语来讲,校方用这笔钱开发了不少的“硬件”和“软件”。但哈佛所赠的400本书却毁于一场大火。只有一本书因一个学生前天晚上借书未还而免遭劫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哈佛院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还是以“借书不得带出图书馆”这条校规开除了那位学生。

哈佛本人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一个屠夫。他曾有过不少兄弟姐妹。可惜发生在1625年的一场瘟疫,夺去了他父亲和四个兄弟姐妹的性命。哈佛本人也是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想当年,当约翰-哈佛凄凉地死在查理斯镇的小木屋时,他一定会为自己不能在新大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感到十分的悲哀,并为自己不能和太太育有一两个后代而感到无限的惋惜。望着查理斯河对面的那所新学校,哈佛或许会想:那将是我对这片新大陆的惟一贡献了,希望它能有所作为。

而令哈佛感到无限宽慰的是,查理斯河对面的那所学校不仅以自己的姓名来命名,而且最终成为全新大陆乃至全世界最出色的大学之一。

九泉之下,约翰-哈佛可以安息了。

(二)最有成就的退学生

不少人都知道,美国电脑大王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退学生。但比尔-盖茨绝不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退学生。在他之前,还有不少的哈佛先辈们因退学而成名。

例如,在1894年,有一位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因迫不及待要投入石油开采行业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果然因石油开采而成为美国的巨富。他的名字叫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

在1926至1927年和1929至1932年间,有一位学生在哈佛大学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的书。最后他禁不住各种科研工作的诱惑,还是自动中止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他后来获得了500多项的专利,是继爱迪生之后美国最出名的发明家。他的名字叫波尼-莱特(Bonnie Raitt)。

在1966年,有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哈佛二年级学生,因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乡村乐队“国际潜水艇乐队”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成为当时一名著名歌手,他的名字叫格兰姆-帕森斯。

当然,在所有哈佛大学退学生中,比尔-盖茨的退学大概最具戏剧性。比尔-盖茨于1973年入哈佛读书。在此之前,盖茨被公认是数学天才,他也曾一度想成为一名数学家。但到了哈佛之后,盖茨很快发现,竟有人比他还有数学天分,这曾使他甚感沮丧。后来,他一门心

思钻研电脑,认定这是自己的生财之道。但当时,他并没有从哈佛退学的打算。盖茨最后下定决心从哈佛退学,得归功于他的老搭档艾伦。为了拉这位小兄弟回华盛顿州去创业,艾伦不惜放弃原来的工作,随盖茨来到哈佛,并就地找事做,以便劝说盖茨退学。

在艾伦三天两头的劝说下,盖茨终于动摇了读完哈佛大学的信念,在大三时退学。盖茨当初决定从哈佛退学,曾受到许多亲朋好友的劝阻,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位室友。有趣的是,数年后,当这位室友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攻读MBA课程时,盖茨又来劝他退学去共创天下。他禁不住昔日室友的轮番劝告,最后真从斯坦福退了学,去出任盖茨那间20来人小公司的总经理。

他,就是当今微软公司大名鼎鼎的行政总裁史蒂夫-鲍尔默,说来他也是一个退学生。

(三)校徽

哈佛大学的办校方针是求是崇真。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它是拉丁文,其英文为“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其中文翻译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句话原出自威廉姆斯-艾米思(Williams Ames)的一句名言。自哈佛建校以来,它就一直是哈佛学生所信奉的做学问和做人的准则。

哈佛大学的校徽是“Veritas”,它是拉丁文“真理”的意思。

哈佛校徽诞生于学院在164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那天的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载了其图案设计:它以三本书为背景(两上一下),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而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则印刻有“TAS”这组字母。三本书的背景则是一个盾牌图案。那次会议是由哈佛学院第二任院长邓斯特主持的。应该说,这个校徽设计是很有创意的。

可惜,有谁能料到,这个图案是在等足了200年之后才被启用的。

其原因是,邓斯特院长在主持了那次会议后,就随便将那次的会议记录丢置在一堆文件当中,一直无人问津。直至200年后,当时任哈佛院长的昆西(Josiah Quincy)在主持200年校庆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他把这份失而复得的校徽图案作为本次校庆的一个重要项目来推介给师生,大家在欢呼之余,无不感慨万分。

它似乎在昭示着人们:真理是不会被遗忘的,纵使它一时半会儿可能被人们所忽略。

(四)校长逸事

1640年,哈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伊顿牧师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太太没有将收购来的牛肉做饭给学生吃,还有就是贪污了学生饮用的啤酒。这在当时是一桩巨大的丑闻。

1848年间,在艾佛雷特(E.Everett)任哈佛学院院长时,校方决定招收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黑人入学。这引起一些白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到院长办公室提抗议,威胁说如果校方招收这位黑人学生,他们将会退学。对此,艾佛雷特院长静静地回答说:“如果这位黑人学生通过考试,他将会被录取。如果你们退学,则哈佛的收入将会被用作这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用。”那位黑人后来成为哈佛校史上第一位入学的黑人学生。

1853-1860年间,詹姆士-沃尔克出任哈佛学院院长。这期间他为大学课程增添了音乐课。而有意思的是,沃尔克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聋子,什么都听不见。

1870年,在查理斯-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时,他找到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想聘请他出任中世纪历史的教授。对此,亨利-亚当斯谦虚地说:“校长先生,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懂中世纪的历史。”而艾略特校长则不客气地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为我举荐出一位比你懂得更多的教授,那我就聘请他。”结果亚当斯接受了聘请。

1884年,一对名叫斯坦福的夫妇找到艾略特校长。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请教艾略特校长用多少钱可以建立一所大学(他们当时想在加州办一所大学,以悼念他们新近逝世的儿子)。艾略特校长在听完了他们的讲述后,一脸认真地说:“这起码需要500万美元(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吧)”。听了这话,斯坦福太太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沉默良久之后,斯坦福先生开口说:“亲爱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拿出这笔钱的。”

艾略特校长没有料到的是,这对夫妇用其姓名所建立的学校后来会与哈佛大学齐名。更难想象的是,那所学校一位名叫博克的毕业生后来竟会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并且主政哈佛20年,其任期之长仅次于艾略特本人。

(五)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20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哈佛与中国的缘分由此开始。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1909年毕业,他们当中有罗邦辉、秦汾、金岱、李嘉同、马岱君和刘瑞恒等人。1909年至1922年,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人有21位。1928年,哈佛--燕京学会在燕京大学成立,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

早年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胸怀大志,为开拓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做的努力。他们包括: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作曲家。1915年入哈佛攻数理哲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陈寅恪(1890-1969)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18-1921年在哈佛大学研究古文字学和佛经,后入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东方古文字学;林语堂(1895-1976)作家、语言学家。1919年入哈佛大学留学,后获文学硕士学位;杨杏佛(1893-1933)我国现代科学倡导者。先在康乃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后转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竺可桢(1890-1974)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191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质系攻读气象学;李济(1896-1979)人类学家。1920年入哈佛研究人类考古学,1923年以学术论文《中华民族的形成》获博士学位,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梁实秋(1902-1987)文学家、翻译家。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受教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璧德;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后,入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进一步研习。

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300年校庆,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大石碑,这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校园留下的一片集体足迹。

(六)校长名言录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这是哈佛大学第1任校长伊顿(Eaton)牧师的一句名言,它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祈祷,然后去学习。”这是哈佛大学第2任校长邓斯特(H-Dunster)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这是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J-Quincy)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祝福。

“让我们齐心协力,把哈佛学院建设成美洲大陆最出色的大学。”这句话是哈佛大学第20任校长希尔(T-Hill)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刚结束时提出的办学目标。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这是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C-W-Eliot)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这是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A-L-Lowell)说过的一句大白话。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这是哈佛大学

第23任校长科南特(J-B-Conant)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这是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N-M-Pusey)对开发学生创造力意义的理解。

“学生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是静静的,有时则带着狂风暴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骤的,有两件事物总是新鲜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所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纪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它就永远不会衰老。”这是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Derek Bok)在第340届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致辞。

参考网址: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伊顿,此话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期望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

——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

“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

——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的名言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

——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科南特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哈佛大学校长谈哈佛教学理念 篇5

“哈佛大学给予学生的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谈到哈佛的教学理念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校长十年、现任哈佛名誉校长的陆登庭先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局限在学习上,也同样适用于生活中。哈佛大学有来自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学习,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我们必须教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他们在出现分歧时加强沟通,相互了解,达到和睦共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佛是在做一项教育实验,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使他们更人文的去了解对方。”陆登庭说。讲到此处,陆登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哈佛大学中有来自说阿拉伯语国家的学生,有信仰印度教的学生,也有尤太学生,去年中东局势关系紧张的时候,出于不同的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哈佛中就出现了两支游行队伍,但是这些游行都是和平的,因为我们使游行的双方充分地交流思想,加强他们的沟通,知道别人是怎样想的,这是哈佛教给学生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谈到学习知识方面,陆登庭指出,大学应该教学生一些知识、理论,作为他们研究的基础,教会学生采用怎样的学习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在哈佛大学,昨天老师给了学生一本书,今天就会问他有什么想法,而不是采取那种简单的考试。”

他强调学生在哈佛会有很大的自由度,自由选课,从事不同的研究,使他们采用热情的方式来学习,学校提供给他的应该是研究的课题和方向,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包括网上的和教职工共同采集的),指导学生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保持足够的目标持续学习。当记者追问哈佛给学生学习如此大的自由度,如何解决学生专业划分问题时,陆登庭先生笑了笑,说:“看来你还不了解美国的大学。”“在美国,每个大学生在毕业前不在某一个固定的专业学习,实际上他们进行的是一种全面的学习。”陆登庭说。

哈佛大学校长毕业典礼的演讲稿 篇6

按照这所古老大学的奇怪的传统,我应该是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我就站在这个讲坛上,穿得像个清教徒牧师一样——这个打扮也许已经吓到了我那些高贵的先人们,让他们以为是巫婆现身(校长是女的,译者注)。这会让英克利斯(Increase)和考特恩(Cotton)父子俩(他们反对清教,译者注)忍不住想审判我的。但是,我还是要站在这儿,跟你们聊聊。

你们已经上了四年的大学了,我当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三任校长,我只认识大四一个班的学生。那么,经验是什么?也许你们应该搞清楚。也许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我可能就会以哈佛法学院惯有的风格,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自说自话。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乎都做到了——不管程度多少。但我最近才知道,从5月22日开始你们就没有晚饭吃了。虽然我们会把你们比作已经从哈佛断奶的孩子们,但我从没想到会这么彻底。

再让我们来说说那个自说自话吧。让我们把这个演讲看作是一个答疑式的毕业生服务,你们来提问题。浮士德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哈佛读四年?校长,四十年前你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肯定学到不少东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声地说出我当时生活的每个细节,和我获得布林莫尔学位的年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但请注意,我在班里还算岁数小的。)

其实,这个答疑环节你们早就从我这儿预定了。你们问的问题也大概就是这类的。我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回答,还在想:你们为什么为这么问。

听我的回答。冬天,助理就告诉我要有这么一个演讲。当我在Kirkland听中午饭的时候,在Leverett吃晚饭的时候,当我在我上班时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甚至当我在国外碰见我们刚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课程计划,不是提建议,也不是问老师的联系方式或者学生的空间问题。实际上,也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不停地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去?

这个问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回答,我要用的是威利萨顿(一个美国银行大盗,译者注)的回答。你们可能知道,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说因为那儿有钱。我想,你们在上经济学课的时候,都见过克劳迪亚·戈丁和拉里·凯兹两位教授,他们根据七十年代以来他们所教学生的职业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虽然金融行业在金钱方面有很高回报,但还是有学生选择了其它的工作。实际上,你们中有37个人选择做教师,有一个会跳探戈的人要去阿根廷的舞蹈诊疗所上班,另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学诗歌,有一个要在美国空军受训作一名飞行员,还有一个要去作一名治疗乳房癌症的医生。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学法学、学医学、读研究生。但是,根据戈丁和凯兹的记录,更多的人去了金融和咨询行业。Crimson对去年的毕业生作了调查,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去了这两个行业。虽然今年的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到了39%。

高薪、不可抗拒的招聘的冲击、到纽约和你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保证、承诺工作很有趣——这样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理由。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只会在其中做一到两年。其他人也都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份工作。但,还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其实,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来,我更喜欢思考你们为什么会问。戈丁和凯兹教授的研究是不是正确的;到金融行业是不是就是理性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会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却会让你们许多人无法理解、觉得不尽理性,甚至有的会觉得是被迫作出的必要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是带着指向性的——你们把它看成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见、可量度的现象,而不是一种抽象而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的尴尬境地。所谓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说滥了——它就像是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电影里可笑的标题,或者说是《辛普森一家》里的那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一样,已经没有任何严肃的涵义了。

让我们暂时扔掉哈佛人精明的处世能力、沉着和不可战胜的虚伪,试着来寻找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吧。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们不想只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想过得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这两个目标如何才能同时达到,你们不知道在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中有一份丰厚的起薪,并且前途很有保障,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们自己满足。

你们为什么要焦虑?说起来,我们学校这方面也有错。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们,到这里,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精英,你们是最棒的、最聪明的,我们都要依靠你们,因为你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些话,让你们个个都胸怀大志。你们会去做各种不平常的`事情:在课外活动中,你们处处体现着服务的热情;你们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因为你们关注地球的未来;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你们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政治改革的热衷。

但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迷惘了,不知道这些在做职业选择时都有什么用。如果在有偿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做个选择,你们会怎么办?这二者可以兼顾吗?

你们都在不停地问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价值、试图调和那些潜在竞争的东西、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等等。现在的你们,到了要作出选择的转换阶段。作出一个选择——或工作、或读研——都意味着失去了选择其他选项的机会。每次决定都会有舍有得——放弃一个可能的同时,你也赢得了其他可能。对于我来说,你们的问题差不多就等于是站在十字路口时的迷茫。

金融业、华尔街、招聘就是这个困境的标志,它带来了比职业选择更广更深的一系列问题。不管你是从医学院毕业当了全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从法学院毕业进了一家公司或者作了一名公设辩护律师,还是结束了两年的Teach for America项目,在想要不要继续教书,这些问题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困扰你们。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知道你们所受的教育,让你们不只是为自己的舒适和满足而活,而且还要为你们周围的人而活。现在,到了你们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了。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使你们焦虑——这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一拥而上地去选修成功哲学和幸福的科学,想从中找到秘诀。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幸福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答案:长大。调查数据说明,越老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比年轻的人感到更幸福。但可能你们都不愿意等。

当我听着你们说你们面前有如何的选择时,可以听出来,你们在为搞不明白成功和幸福的关系而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样的成功,不仅能带来金钱和名望,还能让人真正地幸福。你们担心工资最高的工作,不一定是最有意义、最令人满足的工作。但你们想过没,艺术家、演员、公务员或者高中老师都是怎么过的?你们有没有思考一下,在媒体圈里该怎么生存?你们是否曾试想过,在经过不知道多少年的研究生学习、写了不知道多少篇论文之后,你们能否找到一个英语教授的工作?

所以,答案就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但是不管是画画、生物还是金融,如果你都不试着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生活的路还很长,总有机会尝试别的选择,但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这个。

我把这个叫作职业选择中的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和同学们说这些。不要因为你觉得会没有停车位,就把车停在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先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再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你可能喜欢投资银行、喜欢金融、喜欢咨询,它们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也许你和我在Kirkland碰到的一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很有名的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就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吧。要是你醒着的时间里,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也不会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你们要问出这个问题——问我或者问你们自己。你们选择了一条路,也就选择了一份挑战。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到达那儿。这是好事。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的错。关注你的生活,思考怎样才能把它过好、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对:这些也许是博雅教育给你最宝贵的东西。通识教育让你自觉地生活,让你在你所作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它也让你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让你从最高水平上掌握你生活的展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博雅教育让你自由。它们赋予你行动、发现价值和作出选择的能力。不要静止不动,要随时准备接受改变。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透视大学校长的“遗憾” 篇7

在我国, 每年都有大学校长离任并发表离任演讲, 为什么唯独“根叔”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 的“遗憾”体演讲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热议?事实上, “根叔”一举成名源自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致辞, 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 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在2000余字的演讲稿中, 把4年来的国事、校事以及俯卧撑、躲猫猫、蚁族等网络热词融合在一起, 划时代地改变了校长演讲的刻板印象, 也给公众留下了温馨的记忆。也因此, “根叔”体毕业典礼致辞一时间被很多校长模仿。2014年3月31日, “根叔”在卸任校长职务的离任演讲中, 一口气讲出了19个“遗憾”。“根叔”一反官话套话的“遗憾”体离任演讲, 再次受到公众关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此, 社会舆论普遍给予了赞誉, 许多人认为, “根叔”的19个“遗憾”是自己的遗憾, 也是大学的遗憾, 更是高等教育甚至是社会的遗憾……而造成“遗憾”的因素有个人的, 也有教育体制的, 还有社会环境的……笔者倒认为, “根叔”作为校长的“遗憾”体离任演讲的背后, 有需要深入解读的五味杂陈。如果任由“遗憾”体离任演讲成为校长模仿的时尚, 那才是我国大学甚至社会的最大遗憾了。

一、壮志未酬留“遗憾”

“根叔”的“遗憾”是个人的遗憾还是职责的遗憾?“上任之初, 曾对几位资深学者和老领导说到, 我有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在任期内能使学校的风气变得更好一些。希望在我们的校园里充满学气, 有简单的文化, 遗憾的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 少了一些学气。”尽管“根叔”表达了个人心愿未了的“遗憾”, 没有涉及校长职务职责之类的官话, 但作为官员的“根叔”显然实现了任期目标, 应该没有什么遗憾可言。如果“根叔”因个人原因未尽职尽责, 那就是失职, 早被问责而无机会表达“遗憾”了。

“根叔”的“遗憾”也不是毫无个人原因的, 如在自由、良知被某些僵化意识所遮蔽时, 仍不闻不问, 即便对于希望有一点涂鸦自由的学生, 也没有公开发出任何声音。但是, 更多的还是一种传统惯性使然, 背后是各种各样一时难以改变的体制积弊在作祟。也就是说, “遗憾”的根源深藏于大学积弊之中———大学行政化、教育功利化、学术浮躁化、学位商品化, 以及体制的僵化、现实的困境……这些都不是仅凭校长尽职尽责所能改变的。“根叔”问得好:“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保守的那块领地——教育, 即将告别什么?中国的教育将抵达何方?”

“根叔”作为校长, 他试图壮大薄弱学科、让教师更有尊严、扫除校园官僚积弊、去行政化、革新课堂、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可这些或宏观或具体的愿望, 在面对无处不在的权力、盘根错节的利益、保守僵化的传统时, 不得不为协调利益关系而奔波, 不得不将所有的努力和精力耗尽在“无谓的微妙”之中。“根叔”的这些“遗憾”何尝不是大学人的愿望, 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大学的殷切期盼?面对我国大学改革中的重重困境, 不是迫切需要更多既勇于表达又敢于实践的睿智校长吗?

二、责任担当表“遗憾”

“根叔”坦诚地说:“我感到遗憾, 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 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从这些“遗憾”可以看出, 作为校长的“根叔”不犬儒、不媚权, 更不以官员的行政思维反省大学的问题, 却积极倡导大学要有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但遗憾的是, “我没有做出实际意义的努力。当自由、‘实事求是’的欲望和良知被某些僵化的意识所遮蔽时, 作为校长的我还是不闻不问”。这是直抵灵魂反省大学, 也是负责地告诫社会。

虽然“根叔”的“遗憾”是在反省大学, 但更多的是关乎教育思想, 狠狠地击中了我国教育的弊病。这是“根叔”的清醒之处、可贵之处。“根叔”希望学生“真正地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为了未来, 学子们需要何种思想前瞻?需要怎样的思想储备?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现实中的或者当下流行的价值观。在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这一点上, 我做得太少, 于此只能感到遗憾”。事实上, 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不是“根叔”一己之力所能及的。但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 有赖于“根叔”式的反省精神。

“根叔”以校长身份敢于揭示这些“遗憾”, 是对知识分子的担当与人文情怀的诠释。“有的人做学问, 行忽悠之能事, 或应景, 或奉命, 有奶便是娘;有的人风骨全无, 媚态几许;极少数人甚至违规违法。在他们那里既没有学者的斯文, 更无士人的高贵与尊严。所有这些趋利而忘义的现象虽发生在少数或个别人身上, 却并不鲜见于我们的校园。我看到了, 却无良策, 惭愧啊!”大学校长对于大学问题的认识之深, 远超社会公众对大学问题的认识。即便“根叔”凭借一己之力不能作出什么改变, 但能够坦诚地告诫社会, 也不失为改革积累共识之举。

三、仰望星空度“遗憾”

“根叔”在任校长时的2013年5月16日, 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心目中的大学》。该文认为, 大学教育者要真正怀着对生命的敬畏, 对学生的心灵开放, 让学生自由发展, 让学生“成为人”。欲使学生自由发展, 教师先得自由发展, 还要多几分斯文、几分学气。理想很丰满, 现实太骨感。“根叔”的“遗憾”更多的是, 他个人基于对大学理想而发出的现实感叹。如果说以主流形象示人的“根叔”, 代表了体制内大学校长所能达到的高度, 那么“遗憾”则能度量出大学改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根叔”在任校长时的2014年1月6日, 曾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人的现代化是教育永恒主题》。文章认为, 大学应该引导学生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当今部分学生中存在的沙粒化迹象是令人担忧的。这些学生仅仅只是关注自己的未来, 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麻木不仁, 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有学者则认为, 对于体制内拥有行政权、学术权的校长来说, 一边质疑大学存在的问题, 一边任由问题继续存在、发展, 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问题。

陶行知说过,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想要评论一个学校, 先要评论它的校长”。“根叔”说:“很多教育家和社会的有识之士都认为, 大学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 我很赞成!然而, 遗憾的是,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努力。”面对教育体制与现实困境怎么办呢?“根叔”给出的答案是:“其实, 要改变这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 只关乎实事求是。”有学者认为, 面对大学的现实困境, 那些只矫情地表达内心遗憾而缺乏行动者受到赞赏, 才是大学甚至社会的最大遗憾。

四、脚踏实地识“遗憾”

事实上, 一所大学乃至一个社会的文脉, 会在大学校长身上得以集中体现, 他们不单纯是管理者, 更具备精神纽带的作用。有学者认为, 近代以来的知名大学校长, 往往是被放在思想文化历史的意义层面来书写的, 正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些名字蕴含着深邃的历史记忆。在我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不乏优秀校长的个人努力。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 这种努力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难以常态延续, 因为当今充满热情投身教育改革者寥若晨星, 而讲为官之道致力于仕途升迁者却大有人在。

“根叔”在任校长时的2012年5月28日, 曾在《光明日报》在发表《予大学以更大担当》。文章认为, 近年, 国家希望大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大学理应多方位引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熊丙奇先生认为, 大学的问题不会因“根叔”个人的认识与演讲而减少, 大学进步的关键是大学校长的自觉自强。如果很多校长在任难有建树, 却在离任后表达遗憾的状况不改变, 大学必然平庸和堕落, 进而会使整个社会了无生机。校长其实是推进大学改革的重要力量, 只有在任上积极作为负重前行, 才能减少离任时的遗憾。

“根叔”任校长9年, 不仅在华中科大留下了深刻的个人烙印, 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影响。“根叔”的“遗憾”大多是我国大学以及教育的共性问题。一些“遗憾”可以由更多的“根叔”或“根叔”的超越者去弥补, 而一些“遗憾”只能留待教育体制层面的革新去消解。“根叔”说, “我得继续求索, 未来我将与大家一起, 为崛起的华中科大, 为独立、自由、责任的华中科大而祝福”!接过“根叔”的“遗憾”, 为减少“遗憾”而行动起来, 这是我国大学校长的担当, 也是社会的期盼。

五、继往开来话“遗憾”

“根叔”说:“纵然过去的几年留下诸多遗憾, 但未来国家及其教育的深化改革使我们充满希望, 新的领导班子也会带来新的活力与气象。我完全相信, 新班子会很快地消除因为我的能力问题给学校带来的遗憾。就让你们的遗憾随培根而离去, 让你们的希望随新校长而到来!当然, 我更希望, 党和政府能够逐步消除并非仅存在于华中科大中的那些遗憾!”“遗憾”是“根叔”离任留下的未竟之事业, 也寄托着“根叔”与公众对于新任校长的期待。

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 新增了一栋又一栋教学楼、实验大楼。然而, 我们也欣慰地看到, 1979年落成的5层行政楼始终未新建, 校长的办公室仍是水泥地面, 没铺地板、地砖, 门仍是当年的简易木门, 窗户也是当年的栅栏式窗户。在当今许多大学校长官派作风盛行的背景下, 虽华中科大校长官至副部级, 但从朱九思、黄树槐、杨叔子、周济、樊明武、李培根到丁烈云, 几代校长却一脉相承地坚守着“孺子牛”作风, 这种作风必将成为华中科大发展的精神财富。

提起大学校长……唉 篇8

曾纳闷,大学之建豪华大楼,其奢靡之风对大学精神的侵害,其高额财务风险的化解之难,连普通教职员工都看得十分清楚,怎么一些大学的主事者就不明了?现在总算知道,除了荒唐浮夸的政绩观使他们愚不可及外,建大楼、发包工程中的猫腻也是重要驱动因素。权势者的贪得无厌和监督的严重缺位,使他们乱来的冲动难以遏制:只要我在位时升官发财,哪管退休后洪水滔天!

曾纳闷,在人类社会愈来愈先进文明的21世纪,理应引领社会先进思潮的中国内地大学,何以不是愈来愈开放、民主、自由,反而愈来愈封闭、独断、保守?现在总算明白了部分原因:倘大学不衙门化、愚民化、长官意志化,其主事者贪腐起来容易么?

这种大学主事者的贪腐行为,前所未闻。即使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病入膏肓之时,也没听说过当时的大学主事者有贪腐行为。那时的大学,还不是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模式,没有官场中的那些乱七八糟,还能给社会保留一方净土,给知识界留点颜面。

值得深思的是,此次武漢科技大学两位掌门人的落马,并非被监察机关发现,而是内讧所致。书记对校长积怨颇深,于是写匿名信举报校长,但随着检察机关的介入,发现书记也难脱干系,终于双双获刑。书记吴国民很后悔:“我如果不说,也许学校的事出不来,现在是搬起石头砸到自己脚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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