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明星教授

哈佛的明星教授（精选4篇）

哈佛的明星教授 篇1

美国大学的教授形形色色，有讲课的教授、做研究的教授、写书的教授，还有荣誉教授，等等。

像著名的思想家、让学生痴迷的“名嘴”爱默生就是讲课的教授;劳伦斯和吉尔伯特就是做研究的教授，他们一个捣鼓出了原子弹，一个发现了DNA。

我做访问教授主要是写书。美国大学很重视著述，不论是哪类教授，如果没有新著述都做不下去。因为你就是讲课也不能按前人的旧章照本宣科，必须有新的创建和思考，通过著述进行思想的结晶，成为后人能踩蹬到的前进的垫脚石。

荣誉教授有的是有所成就，有的是做了捐赠。可是要做哈佛等名校的荣誉教授，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名有学问。里根很有名了，总统图书馆不光意味着一大笔钱，里面还保藏了研究里根时代遗产的珍贵史料，包括里根政府的所有机密文件。但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拒绝里根成为本校的荣誉教授，因为他有钱有名没学问。

有个请我做客的教授叫理查，是教人类学的———我定性他为“学者型教授”。他家在西雅图海湾旁的山上，落地窗外的后院连接着山林，屋前的树上挂着喂蜂鸟的食筒。理查还把食物丢在后院，喂每天按时来就餐的野狸猫，并且一一叫出他给每只狸猫起的名字。

后来院长秘书告诉我，理查和他太太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国际学生周末常去聚餐的教堂的主要赞助人。在每个感恩节他们都会请家不在本地的教授去家里做客。

吃饭前，我们站在他家能俯瞰海湾大桥的阳台上，欣赏落日余晖下宁静的海湾美景。我用老愤青时代和军旅经历养成的习惯性思维开玩笑地说：“要是在这里架一门炮，就能控制下面的大桥。”

理查太太呆呆地看着我倒抽冷气，用典型的教徒的慈悲口吻说：“先生，您哪来的这种邪恶的念头?”

我们一面吃饭一面闲聊。聊到中美人口对比时我惊讶地发现，理查和其他几个在座的教授面面相觑，都说不出美国人口有多少，倒是我这个外国人把数字说出来了。

这是一个大区别。我们国家的教授可以对专业学问钻研不深，对国事政治却不能怠慢。他们的教授只关注自己的学科，对国家大事不了解并不觉得丢脸。

在座的另一位是我定性的“官员型教授”。他不知道美国确切的人口数，但是一提起联邦政府的内部运作，就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本来是学者，后来去老布什政府做了几年官，卸任后应聘来讲政府关系。那也不像是咱国家这样的“安排”，也是合同关系。美国大学里有不少前政府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因为政府喜欢用学者，所以学院也喜欢有“实战”经验的官员型学者。

在座的还有两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是文学院的教授，因为大家谈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针对政府的激烈评论，我定性他为“刺头教授”。另一位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历史学教授，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脸型，典型的欧洲人的白皮肤，寡言而忧郁。理查告诉我，那位教授因为反对英国政府，同情爱尔兰共和军，从而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把他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的教授”。

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大学在我们看来很奇怪：它是英国的坚定盟友，但是又庇护受英国迫害的政客教授;派兵辛苦地打阿富汗，又请阿富汗的教授上课，天天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我开始认为这是他们为了坚持自由理念而不得不承受的纯自我牺牲，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做其实很实惠：首先，美国及其大学作为思想自由的最后庇护所，吸引了全世界大量的人才，连爱因斯坦都是因此逃来美国的;其次，这些刺头和不同政见者带来了尽管激烈，但毕竟是不同的思维，谁又敢说这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呢?

那一天我意识到，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兼顽固“邪恶”的无神论者，也是端给学生的“大拼盘”上的“一道菜”。

(选自《活在路上》，任宪宝著，黄山书社2011年)

哈佛的明星教授 篇2

凤凰卫视报道：美国时间5月3日下午，哈佛大学著名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家美女教授丽莎·蓝道尔（Lisa Rundall)向媒体宣称，自2001年来联合美国著名物理学家John Swegle、康涅狄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肯耐斯－瑞恩（Kenneth Ring）博士、荷兰Rijnstate医院心血管中心的沛姆－凡－拉曼尔医生（Pim Van Lommel）、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穆迪博士、英国著名外科医生山姆－帕尼尔研究灵魂是否存在的科学证据，经过9年的精心研究和无数次的试验。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证明灵魂确实存在，有望将在2012年向全人类庄严宣告灵魂存在的最权威的科学证据。届时人们不得不佩服人类祖先的智慧，在几千年前就认为有灵魂存在。

同时丽莎·蓝道尔也担心，一旦科学界公布灵魂存在的证据，世界上很多人将不惧怕死亡，自杀或极端事件也将上升。这是她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其实，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的经典中已阐述自杀后的灵魂很难得到重生，绝大部分只能去地狱，在那里将饱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所以民间才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俗语；另外，这些宗教的经典中也阐述了做极端的不善之事的后果，也会受到惨痛的恶报，但报应的时间可能不是“立竿见影”，但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时辰一到立刻受报，这样的人不仅死的很难堪，而且灵魂更会在地狱受到无量劫的磨砺，并且，这些人的子孙后代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厄运余报！）

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位女教授正在做一个核裂变的实验。突然，她发现一个微粒竟然离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会跑到哪儿去？女教授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设想：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一个人类所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

美女教授成为最具影响人物之一

2007年，丽莎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被公认为当今全球最权威的额外维度(第五维)物理学家。

哈佛美女教授挑战爱因斯坦，认为还有另一个神秘空间和世界存在，她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设想：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一个人类所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

丽莎·蓝道尔大胆的设想立刻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震惊。要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人类生存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轴，构成的是“四维时空”。

那么，这个神秘的第五维空间到底是什么?

实验中的微粒离奇消失了

“在我的一次实验中，一些微粒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认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另外的空间里去了。丽莎·蓝道尔说。

蓝道尔将这个“我们看不到的空间”称为“第五维空间”。

如果蓝道尔所说的第五维空间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到它?蓝道尔教授解释说：“这个额外存在的维度非常微小，如果某些事物足够的小，你就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

美女教授挑战爱因斯坦“四维时空”

丽莎·蓝道尔的大胆设想震惊了国际物理学界。有观点认为，这位哈佛美女教授是对爱因斯坦的“四维”提出了挑战。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淼解释说，“四维”是一个时空的概念。它是指人类存在的三维空间再加上一个时间。这是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中提及的概念。我们的宇宙是由普通三维空间的长、宽、高三条轴外又加上一条时间轴构成。

第五维空间引出另一个未知世界

在蓝道尔教授的理论中，如果第五维空间真的存在，那么很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神秘的三维世界。这就是说，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无限大的五维空间中，不

过，我们只能感知到其中的四维——空间和时间，另有一个维度我们无法看见。然而，就在这五个维度共同组成的空间中，还有另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三维世界存在。

那个“世界”的物质组成将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能感知的这个世界——其化学成分和存在的力与我们的世界全然不同。在第五维空间，唯一与我们分享的就是重力。只有重力生成的能量，可以穿梭子两个不同的“世界”。

不过，蓝道尔认为，人类当前还没有能力离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第五维空间”将被进行验证

如果发现了第五维空间，就可以解决物理界一直以来的一个谜团：与电磁力和其他力相比，重力为什么会如此脆弱?比如，一块小小的磁铁就可以将曲别针吸起来，要知道，磁铁的对手事实上是拥有地心引力的整个星球!

蓝道尔透露说，最快在明年，她就可以把“第五维空间”从假设变成全新的理论。这是因为，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建在瑞士和法国的边境地下100多米深处的大型粒子对撞机已投入使用，科学家可观察是不是有粒子消失，进入了人类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如果届时有粒子消失无踪，就可以证实后者进入了人类看不到的“第五维空间”。

粒子质量为何离奇增加

早在1919年，波兰人T.卡卢兹就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广到“五维时空”。之后，另一位科学家O·克雷恩将其发展而形成了新的克鲁扎，克莱因理论。

蓝道尔教授说，在克鲁扎·克莱因模型中，存在这样一些粒子，这些粒子的质量总是莫名其妙地增加了。这些增加的质量是哪来的呢?

“我们认为，这些质量一定跟额外维度空间中生成的动力有关。”蓝道尔说，“它们依靠额外空间中的几何学存在，而这个额外维度空间可能就是看不见的第五维空间。”

五维空间模型推理视频

才智跨栏：从哈佛女孩到哈佛教授 篇3

成长之路：

从诗歌才女到哈佛女孩

1985年，年仅13岁己出版两本诗集的田晓菲，经过北大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后被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现在回想起来，田晓菲不能忘却的仍是她的诗歌情结，而这也得益于家庭的影响。当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父母，看到年仅5岁的晓菲，在纸上写出：“我爱大地／爱爸爸／我爱蓝天／爱妈妈／我爱我的家”时，爸爸就对晓菲说：“晓菲真是个天才，竟然会写诗！”时隔多年，田晓菲仍不无感触地说：“是爸爸的这句话，给了我信心，并且感觉到了写诗的快乐。”

那时，每逢周末，爸爸就在家里开展诗歌比赛，和晓菲一起写诗，然后交给妈妈评判。当然晓菲“赢”得多，不过妈妈会在赞扬晓菲的同时会启发她：“还能不能有其他的描写呢？”这时田晓菲就会回到书房去认真思考，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心疼得妈妈直抱怨爸爸：“你看，你也不叫她出去玩会儿，这怎么行啊。”就这样，田晓菲成了那个时代小有名气的“神童”。

在田晓菲进入北大选择专业时，并没有选择中文系，她的爸爸认为，英语也属于语言，而且更利于田晓菲的发展。其实她的爸爸那时候就开始为女儿做留学的规划，只是他没有急于告诉女儿。现在每每有家长向田晓菲爸爸取经时，他都会强调应该按照孩子的特长去规划，但要注意不给孩子压力而是更多的鼓励！

田晓菲在北大的求学生涯，难得的就是从容地面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田晓菲在北大校园听说了另外一个神童的故事：15岁考人北大的查海生，也就是诗人海子。当时的海子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哲学教研室任教。田晓菲曾拿着诗歌去找过海子，海子说：“如果你能坚持，你将是位伟大的诗人。”

1989年，田晓菲听到了海子卧轨自杀的消息，海子在遗言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田晓菲到路口燃烧了两本自己13岁时出版的诗集，以这种方式来祭奠一位诗人的离去。之后，她很长时间没有写诗，她无法理解一位鼓励自己坚持的诗人，为何没有选择坚持？那时候，田晓菲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海子逝世两年后，20岁的田晓菲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

爱情之路：

与中国文化的美丽邂逅

在哈佛大学，田晓菲邂逅了一个狂热的中国迷：宇文所安。宇文所安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从小就喜欢诗歌。田晓菲在一次活动中即兴书写了一副书法：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行云流水的书写引起了众多人喝彩。不料人群中突然站出来一个人，拿起笔在纸上将“上”改为“入”，并操着不规范的汉语对田晓菲说：“我认为你们中国诗人在用字上面，还不是讲究得非常！”虽然他是老师，但是田晓菲仍然面带不悦地反问：“先生可知，中国诗人的‘推敲’典故？”宇文所安望着眼前这位不卑不亢的中国女博士生，感到很惊讶，忙表示歉意他说：“sorry,I don,t know．”

从此，宇文所安对深深爱着自己祖国传统文化，尤其对古代诗歌有深厚研究的田晓菲产生了好感。共同的爱好也让两个人交谈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从李白到杜甫，从白居易到欧阳修，他们几乎是无话不谈。

可每当听到宇文所安费力地用汉语说“你好”、“再见”等中文的滑稽模样时，田晓菲都觉得他特别可爱。

田晓菲很快，毕业了。宇文所安邀田晓菲到山上旅游，并在下山的时候表达了对她的爱意。但是因田晓菲只顾大步往下走，根本没有听清宇文所安说的话，所以直到他们回到车里，她也没有做出什么表示。下车后，宇文所安实在按捺不住，拦住了田晓菲，生气地质问她为什么不理睬他郑重的求婚。田晓菲一听乐了，原来他刚才下山时是向自己求婚啊。但是，婚姻并非儿戏，不可草率。更何况，当时还有另一个爱慕者也在猛烈追求着她，所以田晓菲在掂量着宇文所安是不是结婚的最佳人选，并和盘托出的还有另一个追求者的事实。哪知，宇文所安并不气馁。他拿出以前在家乡做数字分析的本事，开始为她分析起他和情敌的优劣，然后让田晓菲自己抉择。

田晓菲对这一招本来非常反感，但宇文所安改写的一首古诗深深打动了她：“……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千里蝉娟照，爱若磐石坚……”她发现宇文所安原来是这么一位冷静客观的诚实男人，骨子里又带着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观。于是，田晓菲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答应了宇文所安的求婚。

1999年元月1日，他们在美国的纽约州举行了浪漫的婚礼。婚后，在爱情的滋润下，田晓菲的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后来，田晓菲在面对留学生如何把握跨国婚姻的提问时，不无感触地回答：“在深深热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找一个和你志同道合的伴侣最为重要，当然相互理解和尊重是根本前提。”

事业之路：

中国花绽放东方的文化芳香

1998年6月，田晓菲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应聘到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一年后，凭着浓厚的文化功底，她顺利跳槽到了名气更大的康奈尔大学，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虽然跳槽后的待遇非常好，但是田晓菲很快发现，因为丈夫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而她在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两地相隔甚远，两人在交流上浪费了不少做学问的时间，而且这样长期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于是，她不得不考虑换一个离丈夫更近的地方工作。

恰巧，2000年5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邀请她到东亚系担任讲师。虽然比起助理教授，讲师等于自降身份，但是田晓菲还是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因为进哈佛对她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她可以同宇文所安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可是一件让田晓菲极有自豪感的事情。

看着妻子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宇文所安非常心疼，他除了学做中国菜来犒劳妻子外，还把书房隔成两间，好让妻子能安静工作。

就这样，在宇文所安的支持下，田晓菲靠着天才和勤奋，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她先后出版了《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译著）、《“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等著作。这些著作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读者的强烈热捧，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高校也盯上了她，想挖她过去任教。

2005年10月的一天，刚刚成为哈佛副教授3个月的田晓菲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来的特快专递。在信里，他们表示，只要田晓菲愿意来任教，他们可以提供终身副教授职称和丰厚的年薪。但是田晓菲毅然拒绝了邀请。因为没有相对的自由度来研究传播中国文学不是她所追求的，但她还是把信转交给了院领导。

田晓菲没想到哈佛会提前对自己进行教授评审。一天，哈佛院长找到田晓菲，微笑着对她说：“你真是太棒了，校长德里克·伯克在阅读了你的全部材料之后，通知评审小组，免掉了向校长汇报这一最后程序，他说根本没有必要再开会讨论了。这在哈佛历史上很少见，可以算是又一次破格吧。”2006年9月，年仅35岁的田晓菲正式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各大报纸纷纷进行追踪报道，她也成了东方智慧女神的象征。

今年3月，田晓菲再次凭借着一系列学术著作引发了强烈关注，其中《烽火与流星，梁代文学与文化》被众多世界著名高等学府指定为选修书目，《秋水堂论金瓶梅》英文版一版再版，她在学术界的威望也与日俱增。

恰巧今年是中国高考恢复30年，于是成就非凡的田晓菲又成了家长口中向孩子们夸赞的榜样。对此，田晓菲平静地说：“能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我非常高兴，但从我开始写第一个汉字的时候起，我并不知道将来自己会成为哈佛的终身教授。所以，重要的是踏实走好每一步，无论是学习、爱情、还是工作，那样你迟早会成为一个成功和有用的人。”

哈佛教授桑德尔：钱不该买什么 篇4

2012年10月24日 02: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尔一起公开讨论，“钱不该买什么”

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热门课程“公正课”

原标题：钱不该买什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

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桑德尔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

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

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

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

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